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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中的玫瑰

_4 闾丘露薇(当代)
钪卮蟮牟煞萌挝瘛=峁刻斓男挛疟ǖ荚谖颐翘嵝牡醯ê腿ε浜现拢沼谀芄桓显赿eadline之前传回来和播出,但是轮到她做现场电话联机,也就是只能够靠她自己的时候,出了好几次的错。  采访回来,她被调到了别的部门,原因是,她的上司认为,她不适合担任记者工作。  举这样的例子,是想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先抱怨为什么总是这样的不公平,总是有怀才不遇的感觉,而是应该先提升自己的能力,让别人信任自己,才有资格来谈公平问题。 我看到很多的人,在为自己用越位的动作来做事情的时候,总是有这样的理由,那就是如果我不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而这个社会,也容忍这样的行为和理由。于是慢慢地,这样的行为和理由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最终会人人平等,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可以公平。而这个公平是靠人来创造的。而如果我们本身就不相信和尊重公平两个字的话,那就不要去抱怨,因为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关于名利
在名利场,最容易的,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不知道什么对于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诱惑太多,当你得到了一些之后,会有更好的让你看得到,却摸不着,于是逼着自己不停地向前走着。  出名好不好,当名人有什么感受?  这是这一年来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  对于我自己来说,出名当然有好处。每个人都有爱慕虚荣的一面,程度大小而已。早在几年前,我已经有在不同的场合被别人认出来的经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看来这个人是凤凰的忠实观众,至少是关心时事的。因为毕竟我是记者,能够记得记者的名字和脸孔的人不多。  本来觉得自己已经算是出名的了,这些观众对于自己的认可,已经让自己非常的满足。后来去了伊拉克,回来之后,从媒体对于自己的兴趣程度,才发现,原来这次才是真正的出名了。  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吗?认出自己的人多了一些,被人指指点点的机会多了一些,赞扬的声音多了一些,希望认识自己的人多了一些,要约访问似乎更加容易了一些。其它,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出名有什么好处?出名当然有很多好处。因为出了名,我就可以出书了,如果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相信也没有什么出版社找我,除非我的文字让别人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具有文学天份的人。因为所有的作家,都是靠他们的作品,而不是他们的名气起步的。  出了名,面对的诱惑就多了。这个时候,自己需要清楚地知道,什么对于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到现在为止,我想自己还算清醒,我知道这份工作,这个职业对于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于是进行选择就变得简单和容易得多。  作为名人,做一些事情会容易一些。比如在采访现场,对于我的提问,如果被访者认出我的话,接受采访的机会会高一些。打电话去约访问,报上家门之后,如果对方知道我的名字,就会特别的热情。我想每个名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别人也不需要觉得不公平,因为名人之所以出名,绝大部分是付出了比常人要多很多的努力的。  很多明星喜欢带墨镜、鸭舌帽,怕的是别人认出自己。我觉得有点好笑,因为这无疑是在提醒别人,我是一个名人。  有些朋友批评我,闾丘,你也算是一个名人,怎么一点也不注意自己的形象,经常穿得这样的随随便便。还好,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出不出名,生活总是要继续,出了名,只是出了名,闾丘还是闾丘。  在公共场合,也有过给人认出来,要求签名合影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觉得不自然,对于那些要求签名的观众,我会从心底里面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喜爱。所以我从来不拒绝,如果时间场合允许。  必须承认,出了名会给自己带来压力。倒不是要特别注意在公众场合的行为,因为我觉得,只要不做违背自己做人原则的事情,有什么怕别人知道呢?我说的压力,是来自自己和周围的人的期望。当我出去采访的时候,我会要求做得更好,我的上司也期望我能够做得更好,压力无形当中真的会大。  出席记者招待会,在那么多的同行面前,如果是以前,自己可以想也不想就问要问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必须承认,有的问题会比较naive,现在,总是要深思熟虑一番,担心被我的同行笑话。  采访的时候,越是知道难采访的人,越是想要做到,必须承认,渴望做到的东西更多了。  任何问题都必须从两方面来看,好的地方是,对自己的工作要求越来越高,不好的地方是有些事反而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所以我需要不停地提醒自己,平衡自己,告诉自己,工作的时候,我只是一个记者,从来没有改变过,不要让太多别的因素参杂在我的工作里面。不然的话,如果把自己当成一个名人,在马路上站一天,拿着话筒在人群里面采访,一定会不屑这样去做的,会认为有失自己的名人身分。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的那些认识和不认识的同行们,在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一直把我看成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即使私下的时候,会说一些赞美的话,但是当我们一起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看我,我看他们,我们完全一样。  看过一个电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场面。一个曾经因为一首歌而红了一段时间的歌手,经常在不同的场合被人认出来,面对别人那种看到了明星的那种眼光,他总是在心里面窃喜,但是又要装出一种毫不在乎的样子。结果有一天,他和朋友出去吃饭,隔壁桌子的一对老夫妻礼貌地和他打招呼,他马上用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和对方说,是的,我就是那个歌星。那对老夫妻被说得莫名其妙:"对不起,你的凳子压住了我们的衣服了,我们是想请你让一让。"歌星被自己的朋友们笑得灰头土脸。  相信身为名人,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这样微妙的感觉,被别人捧得久了,别人多看自己一眼,都会觉得自己有被别人认出来了。有点沾沾自喜的同时,又要摆出毫不在乎的样子。但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想当然,而且,别人有没有认出自己,难道那样重要吗?  谈到名,当然也要讲到利。利到底是什么?  利应该是指利益。利益包括的东西很多,可以是实实在在的金钱,也可以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可以清清楚楚感受到的权力。
金钱对于人生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我相信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只是,这些钱应该从哪里来。  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他们很忙,他们做不止一份的工作,他们很坦率地说,我希望赚多一些钱,因为我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希望能够有一天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喜欢这样的朋友,尊重这样的朋友,因为他们靠的是自己的付出。  我也认识很多这样的人,很多时候我会疑惑,如果只是依靠他们的工资,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样大的房子,可以有这么漂亮的车子,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可以在国外的名校读书?  我不敢问他们,慢慢地我明白了原因。也明白了,为什么对于他们来说,名利场是那样的重要。做人为什么那样的放不开。其实他们也有付出,精神上的,道德上的,对于我来说,这些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可能我们真的是道不同,志不合吧。  我倒是没有看轻他们,只是有的时候会为他们担心。因为在我看来,他们的付出风险太大。如果有一天他们失去了这些,他们能够接受现实吗?  或许我是杞人忧天了。因为很多人已经把这样的事情和做法看成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这样做的人反而是不正常的了。  我没有话说,每个人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力,但是一定要记住,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付出的。  说到权力。权力有很多种。和我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我在工作上的自由度。适当的权力,可以让工作的自由度增加,可以让自己的很多想法得到实践,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同时也觉得有必要担当中层管理的工作。  只是有了权力之后,有的人就会产生欲望。如果不能够控制的话,这种欲望就会不断膨胀,直到遮住自己的视线,丧失了方向。  在名利场,最容易的,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不知道什么对于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诱惑太多,当你得到了一些之后,会有更好的让你看得到,却摸不着,于是逼着自己不停地向前走着。  在名利场上,也很难分辨别人对自己到底是真心诚意,还是因为自己也算是一个名人。我希望那些不知道我是谁的人。当他们对我好的时候,我会清楚地知道,那是因为他们喜欢我的为人,而不是因为我的名声。

关于年轻
看到一个电视节目,一些八十年代出生的中学生正在和一个年纪应该和我差不多大的节目主持人进行辩论。一个中学生说,自己压力很大,周围寄予的期望太多,身边又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因为父母自己也出现问题,而朋友大部分非常自私。  看了很多关于八十年代的文章,于是有了这样一个印象。八十年代的孩子,聪明,独立,大胆,自私,孤独,没有社会责任感。  看着那些中学生,尽管已经可以和成年人针锋相对,但是脸上还充满了稚气。就是那种,会让很多大人觉得,还是孩子,就不要和他们计较的那种神情。这样的日子,我这一代人,也曾经有过。  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曾经觉得自己什么都明白,但是为什么大人们还是像对待孩子那样地对待自己。那个时候,家庭、学校,对于每个人都充满了希望,在我的中学,因为每年的大学升学率都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九到一百,于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如果考不上大学,不单单是个人的前途问题,还关系到学校的声誉。  中学时候的自己,也曾经叛逆过。晚上,我们会爬出学校的宿舍,一群人在火车站,居民区流连,没有什么目的。冒着被处罚的危险,那是因为我们觉得,那天我们就想自由自在过一个晚上,不想回到宿舍。我还记得,我们在城市里面逛呀逛呀,最后走累了,终于想出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那就是到大光明电影院,看通宵电影,其实大家很快都睡着了。  我们也有早恋,爱得死去活来,现在想起来,会怀念那份纯真的感情,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就是单纯的恋爱。  现在的中学生经历的困惑,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现在的中学生面对的压力,我们也曾经面对过。现在的中学生的叛逆,我们也一样有过。  社会在变化,我们身处的大环境虽然因为时代而有所不同,但是走过的路,却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两边的风景。  其实我真的非常羡慕现在的孩子,羡慕我的女儿。因为现在,物质生活的丰富,信息的发达,如果和我们那个时代来比较的话,他们获取信息、了解这个世界可以更加的快捷。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我的父辈,因为他们经历的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动荡的年代,虽然艰难,却更加能够磨练人。于是出现了很多能够深刻理解生活的人们。  而我这个时代,正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于是我看着我的很多同龄人,他们和我一样,生活的轨迹跟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我相信,现在的这代人,这个社会给予他们的,又是一个我们这些人没有经历过的机遇。  不同的时代,创造不同的环境和机会,但是每一代人所面对的压力,走过的心路历程却没有太大的不同。如果想明白这一点,就不会抱怨为什么自己要生活在这个年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这样的年代里面好好生活。  人都有过年轻的时候,人总是会慢慢变老。  现在,走在大学的校园里面,我已经会觉得,那些大学生怎么长得和中学生差不多。其实不是他们变得年轻了,而是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了。  公司的新同事,已经有八十年代的人了。有的时候开玩笑,就会说,我们之间有代沟了。而这句话,曾经是我们抱怨我们的父辈不理解自己的时候惯用的。  回想和父母一辈的交往,发现可以聊的东西一直不多,正是因为这样,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和自己的孩子多一些沟通。其实和孩子的沟通一点都不难,因为只要去了解他们喜欢的东西,正在做的事情,两个人就会有共同的说不完的话题了。  其实人和人之间也是这样,不同年龄的人,同样的也能够成为知己。年龄从来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对于生活的看法接近的程度的大小。还有就是能不能够尝试去理解对方。生活阅历的深厚,保持宽容的心,都会让人的交往变得容易起来,更能够去接受新的,不太了解的东西。  我喜欢到大学去,并不是因为自己可以作为一个过来人和同学们分享经验,而是因为,我可以从学生的问题里面,去尝试了解他们现在关心的是什么,喜欢的是什么,困惑的又是什么。只有了解对方,才能够平等进行交流。  聆听非常的重要。做一个好的聆听者其实很难。如果是逼着自己的那种,那会觉得非常的煎熬,总觉得时间为什么过得这么慢。聆听别人,需要耐心,需要真心,需要虚心。  有一天,自己照镜子,忽然发现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白头发,那一刻,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的时候,心里面忽然变的空空的,还有一点点的恐惧。还好,那样的感觉只是持续了不到一分钟。  人总是要死的,人总是会不年轻的。虽然知道这是不变的真理,但接受起来老是有点不太情愿。  小的时候,我坚定地相信,自己是会长生不老的,现在,死亡的问题,我觉得是不需要去考虑的,要想的,是如何把握死亡前的时间。  很多人觉得,青春是最宝贵的,我倒觉得,每一个时段都是宝贵的,因为年龄的不同,对于生活的体验不同。  这个社会,喜欢给不同的年龄,安排不同的事情,如果做了一些不是约定俗成的事情,就会招到别人的指责,好象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
年轻不单纯是年龄的问题,还有心态的问题。生理的年龄需要靠保养、锻炼等等外在的手段来改变,心理的年龄靠的只有自己。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发现两岸三地的城市里面,香港人最难被别人看出来准确的岁数。和朋友讨论了老半天,总结出来的原因是,香港人能够保持一个愉快的心境。他们上班的时候勤奋地上班,休息的时候尽情地娱乐,于是生活对于他们来说,相对的简单。虽然香港的生活节奏快和压力大全球闻名,但是因为那种安于在现实里踏踏实实生活的心态,让他们看上去,要比实际的年龄年轻。  中国有句话,相由心生。不显老的人,除了一些是因为上天的惠顾,大部分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心情开朗,很少抱怨别人,抱怨自己。  大部分女人特别害怕年华老去。还好我的担心只持续了那么一瞬间。这个世界年轻美貌聪明的女性太多了,看也看不过来,所以我反而不担心了。加上最近看到很多四十出头的杰出女性,依然能够表现出迷人风采,让我觉得,生活更加有希望了。

关于健康
年轻的时候,健康从来不是自己考虑的问题,也没有想过是不是需要减肥,即使是运动,也是因为自己喜欢。  总是不定时吃饭,经常暴饮暴食,喝酒没有节制,因为从来不需要考虑后果。  父亲总是对我说,不要这样,当你以后老的时候,你就会后悔的。这些,都是耳边风而已。  现在,还没有老,但是已经开始体会到,任何事情,总是会有后果的。  前一段时间,到欧洲出差,一走一个月,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五小时,还有很多次的通宵。于是在回来的飞机上,倒头大睡。十多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里,一口水也没有喝。回到家,又是十多个小时,睡得昏天黑地,不吃不喝。等到逼着自己起床,走出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虚弱到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  就这样,大病了一场。几个月过去了,疲劳感都没有彻底的消失。  忽然明白,人的意志再怎样的坚强,也不能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而如果没有了健康,又能够做什么呢?  记者是一份对体力要求很高的工作,超负荷的工作量,不定时的生活,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如果没有足够的体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话,就不能够胜任。  我的身边就有太多的例子,一些同事就因为需要经常出差,而没有办法在这一行继续工作下去,还有的同事,特别是那些摄影师,因为长期要提着一部几十磅重的摄影机,很多人的颈椎和腰部或多或少有一些劳损,即使是记者,因为需要帮忙提三脚架和其它的设备,经常也会造成腰部或者手臂的伤痛。有的同事,就很遗憾地离开了电视这个行业。  记者这份职业同样要求旺盛的精力。很多时候,虽然已经连续工作超过了十个小时,或者是一个通宵,但是还是要求记者要保持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特别是在采访突发事件新闻的时候,没有固定的采访模式,需要的是等待和发现,然后去追踪,自己不能够有一丝的松懈,因为往往在自己的一刻松懈当中,新闻线索就被遗漏了。  和很多人比较,我是一个精力非常旺盛的人。我想一方面是自己喜欢这份工作,有了动力,另外一方面,也是天赋的本钱。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天赋的本钱正在慢慢流失。  以前,熬通宵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很快就能够恢复,但是现在,一个通宵下来,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够恢复。以前,别人只要告诉我一次事件地点内容,我就会记得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常常是别人打电话过来问我,这件事情会怎样处理,我才会想起来,还有这样一件事情。为了防止出错,我现在习惯把事情记在本子上面,而过去,我曾经引以为豪的是,我不需要笔,因为所有的事情一清二楚在我的脑子里面。  离开大学之后,我就已经不做任何的体育运动,只是偶尔在夏天的时候游游泳。还好我的职业,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而是在外面不停地跑来跑去,还要拿很多的东西,或多或少也算是运动。  只是有的时候,虽然辛苦,但是结果却是我意想不到的。  有一次去俄罗斯和那些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采访,两个星期下来,我和摄影师胖了一圈。我们两个都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几乎是二十个小时,想来想去,觉得肯定是因为我们几乎每天吃方便面,喝可口可乐,因为一些国家的水被核辐射污染了。  看来,光靠工作并不能够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最近,我终于下定决心去锻炼身体了。  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我的父亲觉得,这次我的决心肯定和以前的一样,最多持续一个月而已。我自己也这样认为,因为对于那些我觉得不是非要去做的事情,我从来都是虎头蛇尾的。  我打网球,练瑜珈,当然只能够是在不出差的时候,所以也颇断断续续。但是就是这样断断续续,也坚持了几个月的时间了。超过了一个月,连我自己都有点惊讶。  反省了一下,原因非常的简单,在我的脑子里面,健康和锻炼终于划上了等号。而健康是我认为一个人必不可缺的东西。于是我算是持之以恒地去做了。  出发点好了,整个过程也就变得愉快起来。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早上起床跑步是我觉得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在跑道上面,我总是能够少跑就少跑几圈,但是现在,尽管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会觉得,自己能够忍受,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出色的科学家,不久前听说他大病了一场,进了医院,原因很简单,积劳成疾,加上工作压力使得他的精神难以承受,现在,他只能够待在家里面。看到他,觉得可惜,但是又能够说什么呢?只有在心里面希望他,快一点恢复。  人的身体就好象一部机器,总是不断折旧,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需要检修,有的时候,人就是有点懒惰,如果是一点点的小毛病,没有阻碍到机器的运转,就当做看不到。只是当这些小毛病累积起来,终于让这部机器停下来的时候,运气好,还能大修,运气不好,就报废了。  这个过程,
是不能够来第二次的。  就好象,人的生命也不能够take two,再来一次。  身体的健康,总是能够得到的,只要自己肯花心思。花时间,流汗水,不怕辛苦。但是心理的健康,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要有健康的心理, 依靠的只有自己。心理医生可以给予理论上的、技巧上的一些帮助,但是真正去体会,去解决面对的困扰,只有靠自己。

关于敬业
"你们真敬业。"这是自己从做记者到现在,听的最多的别人表扬香港记者的话。  别人一开始,应该是由衷而发。我们自己看自己,也觉得配得上这句话。  我第一次到内地采访是在1997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那个时候我当记者不久,也是我第一次出差,其实还有点胡里胡涂地。  结果每天的采访内容,除了官方安排的,自己的直觉告诉自己,应该还有很多非官方的场合,作为我们这样的媒体,是应该去报导的。  我还记得其中一项活动是克林顿到崇文门的教堂,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和摄影师马上赶了过去。还好,还没有开始封路,于是我们开始寻找进入教堂的办法。到了教堂门口,发现其它的香港电视台的同行早都已经到了。由于没有香港记者进入教堂拍摄的名额,于是大家都站在门口不肯走开,直到最后,我们终于等到了一个名额,代表所有的香港媒体进入教堂拍摄,然后大家共享这些画面。  这是我第一次在外地和香港的同行打交道,这一次的经验让我知道,身为香港媒体,是不可以放弃任何一个机会的。也许用了很多的时间,费了很大的力气,到最后什么也没有,但是如果轻易放弃了一个机会的话,那么很可能一个重要的新闻就这样错过了。  香港记者的敬业是有目共睹的。每年北京的两会,最早出现在大会堂东门的一定是香港记者。在代表进入大会堂之前,记者们追寻着每一个值得采访的目标人物。  跟随国家领导人外访,只要是领导人进进出出的场合,不管早上有多早,晚上有多晚, 总是会看到香港记者的身影。  很多人虽然嘴里面称赞记者们的敬业,但心里面总是有点想不通,不知道这些年轻的记者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地认真。我曾经听到这样的解释,有人觉得,香港记者这样做,是因为如果做到了独家的话,老板会有奖励。  听到这样的话,心里面有点不开心,因为觉得对方贬低了我们。虽然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保住这份饭碗,是为了钱,但是除了这些,我们还有一份责任心,一种职业的道德感。  做电视记者,其实要偷懒是非常容易的,天高皇帝远,坐在办公桌前的上司,是不可能知道前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样的新闻报导,因为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花费的时间完全不同。对自己要求高的记者,会不放弃任何的机会,在报导播出之前做最大的努力,可能成功,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和那些没有额外做这些的记者的报导一样,但是问题是,能不能够过自己这一关。  还好,到现在,我没有因为自己放弃了努力而出现错漏。更多的是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却什么也做不到,但是我没有后悔,因为我觉得对得起自己的工作,对得起自己。  这样的责任感,职业道德感,在香港的每个行业都有,因为大家认为这是最起码的对待工作的态度。  但是在内地,这种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忽然成为大家关注的东西,并且经常获得表扬。其实我们值得表扬吗?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了的事情,当大家开始表扬那些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社会是不是有点问题了呢?  很多人想不通,我和我的摄影师为什么决定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去了巴格达。很多人用了很多美丽高尚的词句来赞美我们。于是每次我都需要和大家解释,我只是做了记者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充其量只是敬业,提升不到其它的高度。  就好象,身为医护人员,本身的工作就是要救死扶伤,当非典出现的时候,留守岗位是应该做的事情,离开了,是他们的失职。  当这个社会在不停地赞扬他们的时候,我和很多的医生朋友有同样的感受,是不是因为,太多的人没有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所以,当有人做好了之后,就变得非常的特别了呢?  缺乏职业精神,缺乏敬业精神,这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了一个准确的价值标准,我会觉得这样的社会有点不正常。如果有一天,大家对于有人能够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已经不觉得惊讶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开始正常了。  听了别人说了好几年赞扬自己敬业的话,最近开始反省自己。其实敬业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只要能够坚守岗位,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但是光有敬业就可以了吗?  2003年北京两会,再也不是香港记者在大会堂门口等待的情景,出现了很多内地的同行,他们很多人比我们还要早到。当代表们抵达门口准备入场,只要有一部摄像机冲向某一名代表,就会发现,其它的媒体马上蜂拥而上。整个广场会出现一堆堆的人球,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象蜜蜂,从一个角落,扑向另外一个角落。  混战一场之后,会有很多的同行问我,其实刚才那个被访者是谁。有的人听了名字之后就会明白为什么要采访对方,有的人听了名字之后,还要不停地追问,那么他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不耐烦了,我会很不客气地看着对方,你是记者吗?当你来到这个广场的时候,你没有做过功课吗?  我会觉得,这些记者他们缺乏的,正是专业精神。  每个行业需要懂得的东西不同,但是本质却是一样,那就是做得好,必须具备专业技能。
要专业,是需要花很多的功夫的。对于记者来说,是在每一次的采访前,有没有做好功课。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的重大采访,那是1997年世银年会。那个时候,我刚刚加入凤凰不到三个月,凤凰当时只有两名记者,但是跑财经的只有我一个,于是采访的任务全部落在我的身上,每天要有八分钟的有关年会的新闻。  我想那个时候我是敬业的,每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跑上跑下,看到谁都敢追着问问题,还胆大地去约很多专访,当中还有不少成功了。只是后来反省自己,觉得当时的自己虽然有着刚刚出道的那种冲劲,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专业的合格的记者。因为我没有很好地做准备。我甚至连IMF和世银之间的区别也说不准确。  我浪费了不少采访的机会,我还记得,只有我一个人堵到了IMF的总裁,但是我却没有把问题问到点子上,让已经停下来听我的问题的他,没有说一句话就走了。  我算是一个善于反省自己的人,虽然公司对于我整体的工作表现非常的满意,我自己也认为,对于一个新人,在没有资源支持和时间准备的情况下,能够撑下来已经算是不错了,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在于,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包括对所要采访的题目的背景的了解,对于被访者的背景的了解,提问的技巧,以及应该提什么样的问题才能够获得最重要的信息等等。  从这一次开始,每次采访之前,再没有时间,我都会逼着自己做准备,请教别人,从网上浏览有关的信息,当然自己不能够一夜之间成为专家,但是至少懂得最基本的概念,以及有关这件事情,或者这个人近期的新闻关注热点在哪里,这样在自己判断新闻点以及如何发问方面,心里面就可以有底。  在很多的公司有很多这样的员工,他们非常的敬业,每天最早一个来,最迟一个走,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员工,除非他们能够用比别人快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工作,并且很少出错。  很多人感叹工作压力太大,却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还不够专业。敬业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专业,需要不断地学习,自我增值,自我反省。  我特别佩服那种举重若轻的人。他们工作的时候非常地专注,会有很多的成果,但是他们依然有时间生活,做自己的事情。和这些人一起工作,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要求非常严格,不能够容忍任何因为人为因素而导致的错误,但是在工作当中,他们有张有弛,看上去最驾轻就熟的、坦然自若的只有这种人。  这也是我自己努力的目标,但是我清楚,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需要足够的自信,而这种自信来源于深厚的积累。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的,需要一个过程,看看我自己,我觉得自己也在改变,慢慢地,一步一步向前走,算是有进步。  内地很多时候,过于注重外在而忽略最实质的东西。  在内地的很多大城市,会发现生活上总是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小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麻烦。  因为常驻北京,于是在家里面申请了宽频服务,我一向认为,中国内地的宽频服务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不管是宽频的速度还是使用的方便程度。就在我到处向人夸耀如何享受这种超值的服务的时候,却发生了让我忍不住要对着电话发脾气的事情。  我的宽频服务是一个季度缴费,但是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来找我收新的一个季度的用户费。这让我有点忐忑不安,第一是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切断我的服务,让我没有办法工作,另外也觉得,白用别人的服务是不道德的事情。  于是打电话去服务中心,小姐的态度很好,但是问什么都不知道,解释了老半天,才弄明白我没有交费,于是说好了第二天来收。  结果第二天收费小姐上门收了钱,,但是我的宽频服务却停掉了。这让我非常的恼火,打电话询问,对方说,因为你没有交钱,我说我的手上有收据,对方查了老半天,发现收费小姐当天是放假。  我说,你打个电话不就可以证明我有没有缴费了吗?对方不停地说对不起,并且保证,24小时之后一定会恢复服务。  抱着希望等到第二天,打开计算机,结果还是显示用户暂停。打电话,依然是声音甜美,态度和善的小姐接电话,又要我从头说一次自己的遭遇,小姐说,好的,马上查。结果一等,又是一天。  这样的事情在香港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了提升服务质量,所有顾客和员工之间的电话都要被录音,以便在发生顾客投诉的时候有迹可循。打通电话之后,即使问题不会马上解决,但是至少能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决,这样每个人可以为自己忙碌的生活做一个预算,不至于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这样的遭遇在内地生活遇到的实在太多,如果说内地的服务,真的有了很大的改变。那幺每次到俄罗斯,看到那些航空公司冷若冰霜的空服人员,我们就会开玩笑说,真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  现在在内地,人们信奉顾客就是上帝,但是依然停留在对上帝微笑的阶段,却忘了上帝最需要的是什么。  在提倡敬业的同时,不要忘记专业是多么的重要,这才是真正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

后记
接到编辑郑理的电邮,告诉我有关这本书的事情已经差不多是在俄罗斯,郑理说,我们大家每天都在电视上看你,希望你多加小心。  因为飞机晚点,坐在莫斯科机场二楼的咖啡店里面,喝着咖啡,打发着等待的时间。时间过得真快,去年的五月份,我在莫斯科,那个时候,刚刚从伊拉克回来,采访完北京的”非典”,正在赶写我的第二本书。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连我自己都有点惊讶,我的第三本书也已经写完了。  有这本书,关键是郑理,他是我复旦的师兄。第一次见他,是在去年上海的签售会上,一个高大斯文的男孩子,签完书之后递给我一张卡片,然后用飞快的速度对我说,我也是复旦的,我是王若梅的同学,希望你能够为我们写一本书,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在人群里面消失了。拿着那张卡片,我没有太当真,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写点什么。  后来他通过王若梅找过我,希望我写写自己的经历,我一直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经历并不值得写成一本书,因为我还年轻。再后来,变得很忙很忙,忙得连自己也不知道过去的一年都做过一些什么,去过什么地方,我们也就再也没有什么联系。  直到今年的五月份,我问若梅,可不可以给我郑理的电话,若梅问我,你想写东西了吗?我说,是的,因为过去这一年,我走过中国十多个城市,去了几十所大学,特别是和那些年轻的学生们对话交流,让我开始考虑很多问题,也让我有了很多感受,我想把这些写下来。  若梅没有反对,于是我就打电话给郑理,刚开始还有点战战兢兢,因为不知道他对像我这样的作者还感不感兴趣。还好,电话的那头,他的响应算是热情,让我放下心,开始动笔。  我写一篇就发email给郑理一篇,一开始他就给了我算是不错的评价,这才让我真的放手写起来,因为我总是担心,我的这些个人的感想,个人的经历,别人到底有没有兴趣。我也给了若梅还有海燕看了几篇,她们鼓励我继续写下去,若梅非常直率地批评我的文字缺乏美感,但是也赞赏我的直率。  直到有一天,我说,我写完了。  然后,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一段时间,我是这样的,我不关心这本书能够发行多少,我只要看到它变成一本书。但是我很怀疑自己,因为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这些感受和经历其实并不是那样的经得起推敲。  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郏宗培先生来到北京,我们匆匆见了一面,时间很短,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并不是谈这本书,而是海阔天空,然后我就赶飞机去了。又是一段时间之后,我跑了几个国家回到北京,收到郑理的email, 这本书才算定下来了。  说了这些,其实我是想说,有很多的事情是急不来的,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心情,适当的环境,于是就做成了。  写这篇后记断断续续的,从莫斯科回到香港,再到北京,没有办法让自己静下心来,直到现在,坐在北京机场的咖啡厅里面。  正好是国庆节的前一个晚上,刚刚从大会堂采访完国庆招待会,一个人拖着行李,匆匆赶到机场。为的是能够在十月一号赶回香港,因为我答应了女儿,国庆节三天假期,会好好陪她。  只是飞机晚点,到香港会是十月一号的凌晨二点多,不过delay总是好过cancel。  因为这已经是最晚的航班,咖啡厅只是开了一个角落营业。灯光暗暗地,可以让我放松地躲在角落里面。望着落地玻璃窗外夜色中的停机坪,忽然发现,自己生活当中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是在不同国家和城市的机场里面度过的,自己就好象那些飞机,从这一站到那一站,稍稍补充一下,然后又上路了。如果没有大碍,只是定期检修一下,直到有一天便彻底不再飞了。  别人问我,过去一年,做了什么,真的很难回答。因为做的事情太多,但是又不像伊拉克、阿富汗那样让人印象深刻,我只能够说,我每天都在工作,唯一的变化是,我来到了北京。  人生就是这样,做好了计画,还是要面对变化。好象飞机航班,可能会延误,也可能会因为天气等等的原因取消。不过我倒是已经习惯,如果出现变化,我会对自己说,好吧,想想可以做些什么: 好好利用等待的时间,或者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行程,因为这个时候,你无力改变现实,只有自己做出调整, 人生就是在不断进行调整。  这本书,是给那些喜欢凤凰,从而熟悉闾丘的人,是给那些喜欢闾丘,也希望了解闾丘的人,更是给那些希望从别人的成长路程当中得到启发的年轻人,因为看别人怎样走,可以让自己少走一些弯路,走得更快一些。  每天和我的那些同事和同行们一起工作,让我欣慰的是,他们从来都是把我当成他们的同事和同行,从来不觉得我有什么特别。在他们看来,我的名气是和他们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是他们从来不关心的事情。  我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敬业的记者,不得不承认,也是一个幸运的记者,正因为这样,才有了这本书。  2004年9月30日于北京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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