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不同数目孩子的家庭来说，许多问题的结论都依赖于观察的角度，如果从父母的角度观察，而且如果把父母选择孩子的方法看作是通过比较花费他们收入的不同方式来进行选择，那么，就没有理由区分不同规模的家庭，收入相同而孩子数目不同的家庭应该视作处于同种经济水平，区别只是在于某些父母更愿意把收入用于得到孩子，而另一些父母则愿意得到轿车、汽船或高保真度音响设备。
从孩子的角度看，并将孩子视为是最终目的的人而不是简单地作为对父母的消费性劳务的来源，而且从不能也不愿选择孩子数目的父母的角度来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两个收入相同但孩子数目不同的家庭里，在小家庭里的孩子将会有比大家庭中的孩子更多的可利用的收入来源以满足其个人消费。
这决非一个小问题。实际上，从历史上看，相对经济利益的丧失 那个 主要根源或许就是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上一个世纪或本世纪的每一次社会调查都生动地记录了这一点。两个工人的工资收入一样，如果一个孩子多，一个孩子少，则生活水平就会大不一样。实际上，我猜想，在本世纪西方世界减少相对贫困方面比任何其他事情发挥作用都大的一件事就是关于节育的知识和技术的广泛传播以及由此引起的多子女家庭数量的锐减。
至于和两人以上家庭相对而言的“无家庭关系的个人”（在官方人口统计报告中用来指未与任何亲属生活在一起的人委婉说法），同样的收入，从任何观点来看，都不能看作与同样的生活水平相对应（我以为，应该除去由一个成年人加上精心选择一些孩子的家庭）。
在试图把不同规模和构成家庭的收入分配联系起来这方面，关于如何照顾到家庭规模影响的不同方法已经有过大量的文献论述。一种一目了然的方法是算出人均收入，但这一做法看来总是不那么令人满意，这部分地是因为收入的定义的缺陷，部分地是因为事先设定了不同人的“需要”上的差别。两个人可能不能比一个人生活得更省钱，但据说，他们肯定比两个独身的人生活得更省钱——即，两个生活在一起的人为了达到在某种意义上同样的生活水平（即，同样的效用水平）所需用的收入要少于两个人单独达到这一生活水平所需用的收入的两倍。
儿童不能和成年人同等对待，婴儿也不能和少年同等看待，这一点看来是更加清楚的。因此，许多试图研究家庭的规模和构成影响的方法都包括建立可比的尺度，具体说，例如，如果一个从18岁到45岁的男性被确定为一个单位，那么一个同样年龄的女性则可视为一个单位的8/10，一个从零岁到两岁的儿童则是一个单位的3/10，等等。在这方面，两个最有名的尺度分别称作 阿美因 和 法美因 尺度——意为“成年男性的生活费”和“成年男性饮食费”，第一个尺度代表一般消费，第二个代表食物。
对于这种可比性的研究部分地与分析家庭收支数据的可靠方法的发展相关，部分地与对客观地定义 最低生活水平 或 贫困水平 的长期探索有关。幸运的或不幸的是，无法做到这一点。被视作贫困的生活水平总是由社会根据一般生活水平来判断的。在关于16或17世纪法国的早期著作中，“最低适当生活水平”被定义为每天一公斤面包。在美国我们认为相当于贫困的生活水平对当今世界上多数人民来说还会被认为是丰裕的。关于贫穷的真正客观定义的不可能性并未阻止我们得到一个美国政府关于贫困的官方定义，即“一个3倍于被估计为营养适当的、自由选定的食谱的估算成本的数量”。这些数量的“贫困”线每年都进行修正，以适应价格的变化，而且它们因家庭规模而异，因而使一种暗含的可比尺度具体化了。
收入单位的问题因此有两方面：使用什么样的单位以及如何将不同规模和构成的单位结合起来。
2． 收入的定义 ：不论用什么样的单位，收入的概念应该用哪一种呢？我们已经考虑了因税收和政府补贴而引起的若干主要问题，在更加广泛的概念层次上，又产生了另外两个问题，即：使用收入概念和使用消费概念的差别，以及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的差别。
对于与生产资源的运用有关的问题，通常理解的收入概念显然是更为合适的。然而对于与福利或生活水平有关的问题而言，消费看来显然是更合适的概念。在这一领域，尚有大量的问题未被探讨过，特别是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消费项目的不同的价格运动。从较长时期来看，社会中最富有的人的收入相对于最贫穷的人的收入不论会发生什么情况，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即两者的相对消费水平的差距是大大地缩小了。
请考虑一下最富有的人的历史。经济、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只从两个重要的方面给他们带来好处：医药及保健条件的改善，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在其他方面，人们所吹嘘的、现代社会所实现的改善对他们来说作用很小。24小时的冷热水供应：古罗马的贵族有奴隶为他们运水供沐浴用。电影、电视、收音机；古罗马贵族可以命令他们那个时代最好的艺术家为他们做私人演出，如此等等。
至于离现代更近一些的时期，我有一次参观了托马斯·杰斐逊在蒙蒂塞洛的住所，在此基础上我估计了一下今天的一个人要像杰斐逊一样支配那么多人的时间来满足他需要的话，他将必须能够在消费上支出多少。这一数字达到一年几百万美元之巨，今天很少有人能够或实际支出这么多。然而，杰斐逊在他那个时代（当时的人口非常之少）并非一个特别富有的人。
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相对应所引出的问题是，财产收入是所计量的、赚取收入时的各项成本包括折旧和资本收益在内的净值，而劳动收入是所计量的许多成本项目（例如，食物、住宅、服装，这些既是成本也是花费已赚得的收入的一种方式）的总值，以及人力资本收益或折旧的总值。这后一个问题常被提到，但又通常把它放在一边。我尚未见过在关于收入分配的著作中对这一问题有什么令人满意的论述。
在经验的层次上， 收入 定义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非货币收入，诸如，来自家庭园艺的收入，来自居民户中妻子或丈夫的服务，得自孩子的消费服务，或来自自有住宅或其他自有耐用消费品的估算收入。人们愿意以非货币形式获取收入的机动显然是受了这类收入可能从某些税收中被排除的影响，因此，对它的忽视——这是典型的作法——很可能把一种极大的偏差引入所测量的收入分配状况中。
3. 时间单位 ：原则上，我们可以将收入分配理解为一个时点上的情况，以区别于每一任意时间单位中的收入流量。时间单位问题因此又归结为收入的定义问题：我们要将收入定义为瞬时的流通速率吗？定义为可以无止境持续下去的流通速率吗？在实际意义上还是在名义上无业境地持续？
在实际生活中，这方面的数据是作为一个特定时期内的收入所得或消费支出而出现的：一天、一周（一月或一年的数据，显然，所得的结果会依所用的时间单位而大相径庭。为了避免季节变动的影响，大多数收入分配的估算是针对一年期的收入所得而做的。这显然排除了许多可能在较短期情况下会影响数据的人为因素，但也显然还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首先，在图13．2中所描绘的一个人一生的收入模式意味着，恰有同样的生命预期值的人之间在某一特定年份的收入却将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年龄。这方面的考虑要求把人们按照一生收入而非一年的收入来分类，这一点引出了一大堆概念和经验的问题——如果我们问：这样一个概念对一个家庭而非一个个人的含义是什么，某些问题就会变得明显了。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替代办法是着眼于财富的分配，既包括人力的、也包括非人力的财富。人力的财富将被估计为预期未来收入的现值，这一现值在原则上（尽管在实践中几乎不这样做）就每个家庭成员计算出来并予以加总。在实际生活中，这类财富分配如已经完成的那样是只针对非人力财富的。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移动性对于收入分配解释的影响。考虑两个国家，它们在人口年龄、性别和家庭等等分布上是完全一样的，并且年收入规模分配也完全一致。假定在一个国家里，每个人都年复一年地停留在其所在的年龄——性别组中的相对位置上不动。而在另一个国家，存在很多移动、很多的向上和向下的运动，以致一个人在一年里位于其所在组别的上部，而下一年则可能位于该组的下都了。简言之，影响收入的过渡性因素相对于持久性因素而言是重要的。如果收入根据两年期而非一年期来计量，在第一个国家中的分配就会比第二个国家中更分散，因为移动性会导致第二个国家收入的平均化，这一点在第一个国家中是没有出现的。而且，测量的时期越长，这一差别就越大。
我相信，这类别在各国之间是很广泛的，这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很不可靠。例如，我怀疑，是否相对比较而言，英国更像前一段所说的第一个国家，而美国更像第二个，因此，与美国相比，年收入分配情况倾向于低估英国收入的差异性。
关于收入类型的若干事实
即使上一节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令人满意地——或至少是令人可以接受地一一解决了，要从功能分配过渡到个人分配也仍然是不容易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和家庭收入最终发展到由几种类型的功能成份构成：工资加利息、红利、租金或企业家收益；政府转移支付，如社会保险支付、失业救济、食品券；如此等等。再进一步说，上述这些一般收入类型中，每种又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具体项目。“工资”或“工资和薪金”包括低收入的家庭服务人员和高收入的大公司主要负责人所得到的工资款项。又比如，利息既包括只是在一个储蓄和贷款协会中有一点点积蓄作为其非人力财富的低收入家庭年得到的几美元，也包括持有一大笔免税债券的富翁所得到的更大的数额。
通常的印象是，工资和薪水是“穷人”的收入而财产收入加企业家所得是“富人”的收入，这种印象很有道理，但未免过分简化了。从所得税的数据来看，工资和薪金在申报的高所得层次占总收入的比重在肯定高于中等所得层次——但是，十分有意思的是，在低收入层次上也存在这种情况。然而，在收入规模层次的顶端和低都，在财产收入方面则存在着差别。在低部收入水平上，财产收入主要表现为利息和租金的形式，当然，也包括来自私人养老金和社会保险金的收入——由于在商业银行或互助储蓄银行，及储蓄和贷款协会中的储蓄存款以及政府储蓄债券的价值而得到利息；由于拥有供学生居住的房产如带两个以上居住单元的楼房，或拥有其他种类的住房而得到积金，小本生意更需要有人员照看，因而这对那些财产相对较少而时间充裕的人来说就很有吸引力。在收入层次的顶端，财产收入主要是公司红利和资本收益。
来自独立经营企业的收入在各个收入层次上都存在。其占总收入的比率作为总收入的一个函数表现为双峰形态的图形，先随收入而上升，然后下降，继而再上升，最后再次下降。在低部收入层次，这种收入来自几百万相对较小的企业——农场、夫妻杂货店、服务站、修理店等等。这类企业业主的平均收入很可能比主要是工资收入者的人的平均收入低。在第二种类型中，不仅包括大农场主和大型企业的所有者，而且更大量的是独立职业者，如医生、牙医、律师、会计等等。
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以及这些来源在各种收入和财产规模层次上分布的复杂形态正是使人们难以推断一项影响功能分配的变化对于个人分配的效应的屏障，下一节中的两个例子将说明这一点。
两个实例
租金管制 ：从现在来看，一个古老的事例就是租金管制的效应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实行了全面的物价管制，包括对单元住宅租金的管制。从那以后，又取消了租金管制，但仍允许个别城市继续实行租金管制。纽约是唯一一个仍然实行这项管制的大城市。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又有许多地方政府重新实行了租金管制；而且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实行的物价全面冻结以及其后实行的物价管制也将全国性的租金管制包括进去了，直到1974年物价管制结束为止。
一种经常提出的、支持租金管制的论点认为，房东是富人，租户是穷人，因而租金管制是将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的收入再分配方式。就我们的论题来说，且不论如果这一目标实现，此结果是能否证明租金管制的正确性这个规范性问题。这一目标实际上实现了吗？
前一节中的若干事实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一些疑问。租金更多地是低收入家庭而非中等或高收入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显然，平均而言，房东比租户穷。但是，这也是一个过于简单的结论，支付的租金是毛收入，申报所得的租金是净收入，更重要的是，租金收益是源于商业以及住宅财产的，而租金管制主要影响的是住宅财产。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住宅财产是为公司所有的。支付的租金转化为利息和红利付款，而且在申报的数据中被包括在这些科目而非租金项目下。下面这点并非不可能，即高收入家庭以这种方式间接地得到比低收入家庭更多的租金。
即使从这些推理来看，有一点也是清楚的：关于租金管制的再分配效应，尚不能得出什么令人非常信服的简单概括。迪·盖尔·约翰逊几年前详细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得出结论：“我不想争辩说，这里所提供的事实表明了房东比租户穷，但是这些数据肯定并未说明相反的情况——房东的收入比租户高很多。”
石油价格 ：一个较近的例子是1973年初欧佩克卡特尔将石油价格提高3倍的影响。公众对于美国石油政策的讨论充满了关于更高的石油价格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观点——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较高的油价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特别严重。当然，这些观点可当作是老调重弹，只是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任何有害的变化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总是比对高收入者的影响更为严重。但是，让我们更严肃地考虑一下这一命题，把它看作表达了一种经验上的判断，即：较高价格的效应是，减少了收入最低的家庭中10％或20％或其他百分比的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或消费中的份额，对美国从整体上来看，更高的进口石油价格约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5％；这是强加到这个国家头上的“实际代价”，即从美国消费者转移到外国石油资源所有者那里的数额。前面所讨论的那种观点因此就是，作为石油价格提高的一个结果，“低收入”家庭实际收入的减少要大于1．5％。
对作为石油的一种产品、即用于私人轿车的汽油来说，情况显然正相反。从对汽车服务的需求弹性肯定高于单位弹性的意义上说，汽车是一种奢侈品。总消费支出中用于汽油的部分会随总支出规模的加大而急剧增加。由于汽油提价而引起的对汽油的额外支出减少了对其他东西的支出，而这又降低了它们的相对价格。平均而言，这些“其他东西”的收入弹性比汽油的收入弹性低，因而对低收入者更重要的东西的价格相对地下降了，从而抵消了汽油涨价对他们的某些不利影响，就石油的这一产品而言，较高的油价显然对低收入家庭有一种相对的有利影响。
对所有其他的石油产品来说，情况就远非那么清楚了。对用于供热的石油产品的支出，其收入弹性就较小并且可能是无弹性的，它们就会在反方向上起作用。用于商业运输工具的汽油价格的提高会影响使用运输服务的产品的相对价格。那些间接地使用较多汽油的产品的价格相对于使用较少汽油的产品价格而言将会上升。在如此受到不同影响的产品的收入弹性方面有什么系统的偏差吗？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完成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要想弄清较高的油价对电力成本的最终影响也是如此。
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考虑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通过消费项目的成本所发生的影响。问题的另一面，是对生产资源的价值的影响，汽车工业和其他受到特别有害影响的产业中所使用的资源现在面临着相对需求的降低，煤炭工业和其他提供进口石油直接或间接的替代品的产业中所用的资源则面临着相对需求的上升，这一点会在什么方向上使收入再分配？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完成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这类例子。你会发现，探讨一下其他的事例，如社会保险、累进所得税以及环境控制等措施的再分配效应，是有教益的。
《价格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第十五章 收人分配分布
传统的分配理论与生产要素价格的制定密切相关（即与资源的收入分配密切相关），这些资源按其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分类，关于社会个人收入分配的论述甚少，也没有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相应的理论体系。现代经济理论中的主要缺陷就是没有令人满意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和联系个人收入分配与生产要素收入分配之间的理论桥梁。
起初人们把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看作是个人对市场进行选择的反应；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结合在一起，其价值由最终产品来实现；而下一步则是消费者根据不同技术条件做出的选择，它决定了最终产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就个人的收入分配而论，虽然经过充分的分析，人们还是把它看作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个人通过市场所作的选择，除非这些选择影响到单位生产要素的价格，人们一般将个人和家庭得到的收入总量的差别看作某种情况的反映：或是个人所不能控制的外部环境的反映，例如不可避免的机遇、个人天资或遗产的差别，或是统一行为的反映，如税收或津贴的变化。
看来很难从这样两个紧密相关的个人选择中指明其中的明显差别。个人通过市场选择能极大地修正那些对个人收入分配有影响的因素，既包括个人控制之外的环境因素，也包括被设计以影响收入分配的统一行为。而这些统一行为自身即使不是个人通过市场做出的选择，最初也是来自个人选择的某种表现。
个人选择能以两种很不相同的方式影响收入分配。第一种方式是，货币收入的种种差别可以补偿非金钱的优势或者说可以补偿与取得各种收入有关的不利因素，虽然人们对这一方式的重要性通常有所估价，因而在这里不作进一步探讨，但这一方式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如果令人满意的职业对人们有吸引力且有同样的竞争条件，那么与此相比，不能令人满意的职业必然会获得更高的报酬。如果居民们不打算离开居住地，那么对于同一阶层的人们来说在没有吸引力地区投资的收入高于有吸引力的地区的收入是易于接受的，如此等等。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要求通过货币收入的差别实现实际收入的一致。
个人能够影响收入分配的第二种方法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个人满意的可能的收入分配过程中，从不同角度观察，持有不同见解的人可有多种选择。因此，这些人中每个人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其对冒险的偏好。假设两个社会的成员都能做同一项选择，一个由对冒险反感的人组成，另一个则是“喜欢”冒险的人。这种对冒险偏好的差别将使人们在有相同选择机会中做出不同选择。这一切将在对资源的不同分配中反映出来（尽管这种反映不是绝对的），这些资源用于创造对个人具有吸引力的冒险活动。例如，保险业将成为前一种社会的主要产业，彩票则是第二种社会的主要产业；在第一种社会，收入和遗产税均采取较高累进制，在第二种社会则是较低累进制或递减税率制。在这两种社会中，收入分配是不同的，在第一种社会中，收入的不平等比第二种社会趋于减少。由此，人们可以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将某一社会收入不平等视为多种被创造的商品，至少是部分地——或许是大部分——将某一社会收入的不平等视为由社会成员兴趣和偏好决定的审慎选择的反应，而不是“上帝的心意”。
下面的论述高度抽象地说明和探讨个人在多种可选方案之间进行抉择的这种反应，这些可选方案涉及由风险和收入规模决定的个人的分配。从这种探索或讨论的角度出发，我采用预期效用选择理论，即假定，人们仿佛了解与每个选择相联系的可能的收入分配，他们在有风险的方案中选择，并寻求实现某种数量期望价值（所谓“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是收入的函数。因此我认为将效用看作收入的增函数是理所当然的。
孤立的个人
作为最简单的情况，鲁宾逊·克鲁兹与世人隔绝，为避免计量收入的困难，假定他只生产一种产品或价值相等的物品，并假定有一组适用于所有产品的相对“价格”或“价值”，它们可用来表示单一产品的总产出。
鲁宾逊每时每刻都有许多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即以不同方式利用自己的时间和岛上的资源。他可以对可耕作的土地深耕细作，也可以粗放经营，可以使用不同的资本货物辅助这一过程，可以打猎、捕鱼或两者同时进行，此外还有无限种不同方式。假定他采用某种方式并付诸实施，其结果是随时间产生某种收入流量，我们以I（t）来表示，其中I为每单位时间的收入，t指时间。在他采用某方案的时刻，t为to，当t＞to时，I（t）当然是不会精确地为人所知，鲁宾逊所采取方案的实际结果并不仅由他的所作所为决定，而是要考虑这样一些随机因素的影响，如天气，捕鱼时附近地区鱼的数量，播种种子的数量，他的健康状况等等，我们可以通过假定来考虑这种不确定性，即假定一组未来可能的收入流量，其中每个都与已知的不确定的Po［I（t）」发生关连，且对任何行为过程均有反应。这种不确定的收入流量分配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预期”。
鲁宾逊能在任何时刻to选择的预期显然决定于他本人过去已采取的行动过程。但人们又可依次视其为在更早阶段作出相似选择的结果。所以，如果有必要，可以认为他在我们开始分析他以后生活的任一点上做出单一抉择，比如说他那一天登上岛屿，是为脱险而稍事休整。这样的概括程度不能满足所有的要求。对其中的一些，考虑个人的动机而不考虑完整的战略打算要好些，这是按照纽曼和摩根斯顿的命名。然而，在我研究的现阶段，消除不确定的复杂因素要好些。采取这种角度观察，使我们得以省去写在下方的to，因为只有一组相关期望，同时每个期望在同一时期含着其未来收入流量，即最初起点到无限的未来。
作为一种更简化的方法——尽管会有更多的疑问——我们能以单一的数学替代每个I（t），即假定或者所有的I（t）都是某一参数族中的所有成分，譬如具有相同斜率的所有直线，或者以某种给定利率将未来收入打折扣至其初始点，再加上折扣收入以得到每个收入流量现在的价值，同时假定在这一利率上，个人对具有相同现值的任何两种收入流量间的选择漠不关心。两个假定都允许每个I（t）被单一的数字替代，比如W（表示Wealth），这样，不必知道个人效用函数就能计算个人收入流量。
这些简化的假定意味着累积的不确定分配完全可以说明任何期望，比如P（W），给出一个变量，问题中的行为过程的结果将是比W少的财富价值。假定A’是那组所有的行为过程，任何一组特殊的行为过程，即Pa（W），其期望对a做出反应。
仅以效用是财富（在下面的公式中以财富代替了收入）增函数的假定就足以排除一些期望。如果对于所有的W
Pa（W）≤Pa’（W）
且对一些W
（1） Pa（W）＜pa’（W），
那么不考虑财富的效用函数的精确形态，a显然要比a’好。假设被减的一组A由这样一些行动过程组成，对这些行动过程的任何期望都不能满足（1）式。于是在A组中的选择就不只取决于效用函数的一阶导数。
假定U（W）是鲁宾逊·克鲁兹的效用函数。那么在期望效用假设的基础上，鲁宾逊将选择期望a以使
（2）
的值趋于最大，除了这种期望效用假设的再说明：在目前概括水平上，就这一特殊情况几乎没有更多的解释。
假设许多完全相同的鲁宾逊·克鲁兹面临同样的一组行动，他们与期望有关且相互间完全独立。原则上，所有这些人都将做出同样的选择，比如说期望a’。进一步分析，如果任一鲁宾逊的行为结果（他所实现了的W）在统计中独立于任何其他鲁宾逊的行为结果（其他人实现了的W），那么，Pa’（W）将成为已实现的积累财富在他们中的分配。他们之间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审慎选择的产物，他们共有的效用函数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等的量。如果效用函数是一条直线，每个鲁宾逊将选择具有最高期望的收入；如果效用函数处处向下弯曲（即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他愿意牺牲一些未来收入以减少收入的变化；如果效用函数处处向上弯曲（即收入边际效用递增），他将宁愿放弃一些未来收入以使收入有向上的变化，等等。已给定的一组期望的规模充分大且有相应变化，那么鲁宾逊之间收入的不平等在第二种情况最少，而在第三种情况下最多。
然而任何一位鲁宾逊已实现的W不必在统计上与其他鲁宾逊实现的W相独立。例如，虽然每个人忽视其他人的存在，但他们生活的岛屿可能在同一地理区，并有同样的气候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假定他们每人只做一种选择，那么Pa（W）将不是已实现积累财富在他们之间的分配。在极度完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所有的人将实现同量财富，因此尽管效用函数处处向上弯曲，收入也会完全相等。在中间状态下，虽然相互依赖的性质和程度影响已实现的收入分配的形态，但这不是在不等水平上有关效用函数形态的一般结果。
社会中的个人：再分配没有成本
假定许多相同的鲁宾逊相互建立了联系。由于在鲁宾逊之间确立了将获得的产品再分配的预先联合协议，有可能产生新的期望，因此每位鲁宾逊对将要采取的行动过程所作的决策考虑，目前是基本不变的。我们社会中个人间的许多共同协定包含这种再分配，所以个人没有必要通过“政府”采取统一行动。直接从事保险或经营彩票的私营企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这种现象是非常广泛存在的：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所有企业都在作某种安排，以改变财富再分配的可能性。例如，虽然某一鲁宾逊可以将自己封为保证其他人“工资”并获取剩余产品的企业主，但任何个人也可以另外进行他已经干的其他事情，这样那位企业家就没有任何通常应有的管理和监督能力。结果是要去改变原来的与个人有关并有可能实现的那组期望。为了将这种“创造”新期望的功能视为企业主现代社会中“基本的”功能，人们可以凭借不确定性产生的收入再分配而不是技术的变化或改善，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通讯传播知识，通讯改变与任何行动过程相一致的不确定财富分配，通讯还通过交换产品，使人们得以开展新的行为过程，从而给劳动力分配和生产功能专业化以余地。然而，由于这些情况主要影响实际收入水平而不是收入分配。因此，我们假定。仅只通讯的建立或商品交换并不改变对每个鲁宾逊的一组不确定收入分配。
我们不能轻易忽视另一个复杂情况：成本的管理和执行与再分配的安排有关。这些成本中最重要的是对有关刺激安排的效果。提供资源以防火灾，对于自己承担全部风险损失的人，比加入保险以避免火灾造成房屋损失的人要有刺激。在我们的专用名词中，行为过程a及与它相联系的不确定分配Pa（W）只有当某一位被涉及的鲁宾逊自己直接获得最终W，才是能够实现的。如果一组中的每位鲁宾逊都同意按照行为过程a进行活动，合伙经营最终产品并一起分享这些产品，就是说大家处于同等地位，那么实际实现的财富将与每个人独立采用a的情况下的财富有相当的差别——也就是说，事实上个人不必按a行动。当然，这是为什么只是对于独立于个人生产活动之外的公害，避免损失的保险才是可行的基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将给予个人的报酬与其生产贡献相分离的一切尝试遇到巨大困难并完全失败的基本原因。
我们将把这一复杂问题放到下一节去探讨，在这一节，我们将假定再分配协议没有任何成本：即在两种情况下一组生产过程A及与它相联系的期望Pa（W）都能实现，一种情况是个人独立行动，另一种情况是个人参加再分配协议，协议中W代表个人在再分配前实现的财富，即个人对任何再分配所能贡献的财富总量。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任何一位鲁宾逊的已实现的W在统计上独立于其他鲁宾逊的W，同时对Pa（W）的规范恰到好处，鲁宾逊人数达到所需的足够数量，那么，只有Pa（W）的期望价值决定所采用的行为过程，且只有个人的偏好，决定在相同个人间财富收入的不平等。对于已给定的独立性和大量的人，他们在共同生产过程将要实现的每个人的财富——平均财富或未来财富——的不确定性很小（在这种限制下没有不确定性）。因此，采用每个人所获财富为最大值的生产过程是合算的，因为这将使待分配总量达到最大，并以最适当的方式在鲁宾逊之间分配。更正式地说，假定a’是在前一节所述情况下选择的行为过程，这一生产过程产生未来财富Wa’，行为过程a”产生更高的期望财富Wa”。假定一个将要实现的协议，协议中每个鲁宾逊选择a”，协议将最终产品贡献给公共储备系统，然后抽出由随机过程决定的一笔基本收入，这一随机过程使他得到比W少的不确定的Pa（W）。很清楚，对所有鲁宾逊来说，只有这种基本收入的期望才像a’没有再分配协议一样具有吸引力，Wa”－Wa’数倍于鲁宾逊的数量，这一差额现在留在公共储备里以提供附加收入，因此，具有适当再分配协议的a”比a’更可取。根据同一理由，显然总存在着一种再分配协议，这一协议创造具有更高预期财富的期望，它比任何其他期望更可取，而不论其他具有较低未来财富的期望是否有再分配协议。根据考虑中的特殊情况推断，自然为人们提供的机会决定的只是已实现财富分配的平均价值；财富的不平等则完全是人为因素产生的。
假定一财富效用函数处处向下凹，那么最合适的财富分配显然是采取平均主义。鲁宾逊们将集中其财富，每人从中按同种比例分享：在另一个极端，假定财富效用函数处处向上凸，最适当的收入分配显然是尽可能的不平等。鲁宾逊们将集中其财富，每个以同等机会获取一张彩票，只有一人能得到与总财富相等的奖赏。
一种更令人感兴趣，对分析实际更相关的效用函数是这样的，它有萨维奇和我提出的形状，使得一些简单的，被广泛接受的实际概括趋于合理，这些概括是指包括风险在内的环境中的行为。我们提出一种函数，它起初向下凹，而后向上凸，如图表15．1的U（W）曲线。
假定W是最大的期望财富（当每个人按a”行为时实现的财富）。考虑一种由两种W价值构成的期望，例如WL和WU假定WU≥W≥WL，与可能性pL和pU相联系，假定pLWL＋puWu＝W，联结U（WL）和U（Wu）的弦上，W的纵坐标给出与这种期望相一致的期望效用。几何图形清楚地表明，如果在图15．1效用函数图两点之上有一条切线；并且W位于切线两点横坐标之间，关于这点可以设W1和W2，且W2＞W1，如果WL和Wu与W1和W2分别相等，那么这个预期效用是最大效用。与之相关的可能性PL和Pu分别表示为（W2－W）／（W2－W1）和（W－W1）／（W2－W1）。我们称这一期望为ad（d表示“两点切线”）。
可以将任何具有期望值W的更复杂的期望表达为一种可能的结合。这种结合由单值或双值预期构成，每个都有同样的期望值W。因此，可以将更复杂期望的预期效用表达为一种预期效用的期望值，因为这种复杂期望的预期效用可以分解为单值或双值预期效用期望值。因此，这种复杂期望的预期效用不可能超过具有最高期望值的组合单值或双值期望。结论是，ad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每个成员的最适当期望，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有图15．1的效用函数，在我们假定前提下，这也是已实现财富的分配。
关于这一结果的更显著特征是它一般总是正确的，附带一个小条件是如我们完全放弃为这一点所做的假定，这一点对所有的个人来说，某组生产A过程和与之相联系的期望P2（W）是完全相同的。在我们已给的其他假定下，财富的事后分配在总体上就只取决于效用函数的状态和每个人为社会提供的最大的预期财富，而决不会取决于相对不同鲁宾逊能够得到的预期的差别。为证明这一命题，假定有两组人，每组的成员都有同样的期望，第一组的最大预期财富W（i）与第二组的最大预期财富W（2）不同。根据前面的分析，各组成员将分别集聚其财富，每个成员将收到一张彩票，获得一次机会，相对W1是（W2－w[i]）／（W2－W1），相对W2是（W[i]－W1）／（W2－W1）。假定第一组含有总人数的～部分N[1]，第二组含有总人数中的一部分n[2]。，所以，n[1]W[1]＋n[2]W[2]＝W，在总体上这是为社会提供的最大的预期财富，最终结果是这样一个分数，它等于：
（3） n[1]（W2－W［1］）/（W2－W1）＋n[2]（W2－W［2］）/（W2－W1）=（W2－W）/（W2－W1）
这一部分将实现财富W1，其他的实现财富W2。但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具有最高预期财富W的期望，那么这是人们将要实现的精确的结果。在更一般的情况下，最终结果是，每个个人采取最高预期财富的行为过程，并将结果贡献给公共积累，作为回报，他可收到获得财富W1的保证，和赢得与W2－W1等值的一份奖金的机会。对每个个人来说，这机会的规模与（W[i]－W）／（W2－W1）相等，这里的W[i]是他贡献的预期财富。这样虽然以财富W2结束的机会随个人期望优劣变化，但是仿佛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期望，已实现财富的最终分配将完全一样。
放弃已实现财富（再分配以前）在统计上独立的假定对两种结果都没有大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复杂。考虑一种极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对某个人的成果的了解暗含对所有人全部的成果了解。首先，假定对所有人可能的W值和某组A中的值——a在W1和W2之间，忽略所采取的生产过程，那么事后将有单一的实际已实现的价值，前面的分析表明个人将集中他们的W’s且彩票进行总量的再分配。因此，这一实现财富的分配将由两组个人组成，一组成员中的每人收到W1，而另一组中的每人收到W2。只是所有始终属于每一组的人的部分才依靠那种实际成果。在前面，伴随着适当的关于再分配的协议，预期效用随预期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这样，所有人采用能获得最高预期财富的行为过程再次成为最好的选择。这里也再次说明，个人所能得的期望方面的差异并不影响最终结果，而只影响每个人获得彩票的数量。如果对于一组A的所有可能的W值不在W1和W2之间，那么具有最高预期财富的那个a就不再是最适当的。但这还是非常正确的：事先的协议将是这样的，以至如果实际上实现的W（在再分配之前）在W1和W2之间，这个W将被再分配，以便产出W1和W2值。因此，在所有的情况下，最终已实现财富的分配在W1和W2之间是不存在的。
所有人偏好（即效用函数）相同的假定在不影响我们的一般结论的情况下也可以放弃——只要再分配是无成本的——这一结论是：财富的不平等主要取决于社会中成员的偏好，从总体看其次才是依赖社会成员能得到的期望。然而，放弃这一假定的确会改变更具体的结论，即已实现财富分配一般是双值的结论。假定每一个个人分别有相同的一般状态的效用函数，如同图15．1中所承，但假定W1和W2（效用函数的双重切线切点的横坐标）随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这只是与现讨论的不相关的两个参数）而变化，并以W1[i]W2[i]为每个人标出函数的值，对每个独立的个人来说，最适合的再分配协议基本与前面分析相同：财富W1[i]的机会为（W2[i]－W[i]）／（Wa[i]－W1[i]），财富W2[i]的机会为（W[i]－W1）／（W2－W1），这里W[i]是对个人所能采取的任一生产过程所能获得的最大的预期财富，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这一协议被采用：每个个人采取能提供最大预期财富的行为过程，将其最终产品贡献给公共积累，作为回报收到一张为他提供上述机会的彩票以获得财富W1[i]或W2[i]。由于每张彩票的竞争机会是“公平的”，因此所有的彩票也是这样；只要Pa[i]（W）正常地运转，且W2[i]有限，大多数定律就还适用。因此，随着个人数量大到足够程度，在总体上看，彩票的不可靠性微不足道。在这种情况下，已实现财富的分配取决于W1[i]和W2[i]，也取决于最大预期财富。偏好差别产生的效果将给财富分配带来附加的离散因素，这里的财富分配本来是以相同偏好为前提实现的。这种离散的总量取决于偏好的偏离程度，如同我们在下节将看到的，再分配成本有与偏好很相似的影响作用。
社会中的个人：再分配包含成本
充分意义的再分配协议的成本（特别是通过对“刺激”的作用），排除了一些协议，否则这些协议将是人们渴望得到的，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自然”（即原始）的一组期望Pa（w）提供的种种机会影响着财富分配的形状，而不只是财富的平均价值。这种效果将产生某种混合体，这种混合体处于两种结论之间，即第一节对独立个人分析结果和第二节对处于再分配无成本社会中个人的分析结果之间。
或许联系这两种情况（如同我们将要看见的，其中之一能进行财富或收入的分配，如同实际观察到的，这些财富或收入至少可以赡养一个家庭的最简单的形式）是假定每个个人可能的行为可以划分为两组独立且非竞争情况，设其中之一为As，其结果不易受再分配的影响，设另一个为Ar，其结果可以进行无成本的再分配。然后，个人从一组中选择一个生产过程。在再分配之前，个人的已实现财富由两部分构成，Ws和Wr，在Ws和Wr再分配之后，他的最终财富是Ws＋Wr’，现在，每个个人关心的是Ws＋W’r可能的分配形式而不是分别考虑其中之一。
如果效用函数具有图15．1中的U（W）的形状，最适当的再分配协议是什么？同时为了简化分析对所有的个人来说相同的是什么？现在，要想获得最适当的分配形式——即获得具有最高预期价值和适当的可能性的既有W1又有W2的双值期望是不再可能了。因为，无论采用何种再分配协议，虽然，Wr可以取决预期的Pas（Ws），但如果我们假定W’r不取决于已实现的Ws，将无法实现平均或避免与Ws相联系的风险。显然来自Ar的最佳选择还是具有最高预期财富的行为过程，因为人们要求的任何Wr的再分配是有可能得到的，在使总分配量尽可能大的过程中不会失去任何东西。除此之外，既调整对As组的选择，又调整再分配协议是最佳选择，以便尽可能接近最适当的分配方案。
为了更确切的表述关于最适当的分配协议问题，进行比前面我们做的更精确的分类几乎是必须的，这就是对一组Pas（Ws）特性的分类，或许还有对效用函数U（W）特性的分类：能够证实几乎任一种再分配协议的Pas（Ws）的存在是可能的。我还没有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详尽的分析，但我推断，对于一个多层次的函数Pas（Ws）和多层次的效用函数U（W），最适当的再分配协议与第二节讨论的是相同的，且即使个人与个人间的期望存在差异也是这样。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将试图接受这一推断，并假定Pas（Ws）和效用函数U（W）具有它所要求的使它更有根据的性质。
每个个人可以将这种再分配协议说成是对总量的贡献，即对每一组彩票中某份额的购买，作为回报他得到获取一份确定数额的特定机会，也就是某种奖励的机会。每个个人付出的总量取决于他的已实现的Wr和他从As中选择的期望，而不取决于已实现的Ws，因为这将与Ws不易对再分配产生影响的假定相矛盾。如果所有的个人有同样的期望组，所有的人将选择同样的期望，只是由于已实现的Wr的不同，个人付出的量才出现差别。然而，如果个人有不同组的期望，个人付出的总量既取决于从As组中选择的特殊期望，也取决于已实现的Wr，因为，如果他不赢得一笔奖金，其支付的目的就是将每个个人置于W1的附近。因此，与期望得到相对小Ws的人相比，那些有得到相对高Ws值期望的人将保持比W2较小的量（或除这一量外付的多一些）。这些在付出方面的差别将由获得奖金机会的差异来补偿（即彩票的数票），前者比后者有更多的机会。奖金的数量对所有人是相同的，与W2-W1相等，因为其目的在于将获奖者置于W2附近。
随这种再分配协议而来的已实现财富的最终分配，是两种财富分配的不确定量。采取As组的行为过程带来某种已实现财富Ws的分配，它的确切形式取决于特殊的最适当的选择；取决于由不同个人实现的Ws相互间的依赖程度和个人可能实现期望的差别。现在，为彩票的付出修正了这种分配，其效果是将分配的重心转向W，就对个人可获得的期望的不同范围来说，这是减少其变动性，因为不同个人造成的支付上的差别被设计用于补偿可得到预期的这种差别。假定现在彩票已抽出，赢输已定。这一结果使财富分配分为两种类型的分配，一种相对获利者，一种相对亏损者，一般情况下，这两种分配不必一样，因为通常有较好期望的个人有更多机会取胜，同时还因为不考虑平均值或分配参数确定的补偿彩票费用的价值，这些通常由较好期望产生的财富分配与来自其他期望的财富分配存在着系统差别，由奖金支付的W2－W1对于赢者的分配现在转发给每个赢者，最终分配是对损失者和赢得者总量的分配。
为说明这一点，假定D（W）是对彩票支付后但在奖金分配前的已实现积累财富的分配；即：D（W）是这一阶段拥有财富比W少的个人的分配部分。假定在这一阶段的分配独立于同意支付以参与抽彩之外，这样，这种分配对赢者和输者就一样了。假定g是赢得奖金的那部分人，W’＝W2－W1是奖金，那么最终财富分配将是
（4） F（W）＝（1－g）D（W）＋gD（W－W’）。
或许下列情况值得明确提示：即这种分配是总量的两种分配，而不是两种随机变量的总量的分配。
如同在上节中提到的，放弃相同偏好的假设基本不会改变这些结果。如果在偏好上有些一般的相似点，个人W1和W2的值将形成大量独特的分配，这种W1和W2中的分散现象主要与Ws值的分散现象叠加，它对最终分配与后者最初较大的离散现象有同样的广泛影响。
两种组合的分配在等式（4）或其推导变形中的相对重要性，依赖于抽彩中的赢得者部分，而它又转而依赖于它实现平均财富W 规模，W是与W1和W2有关。下面这一点似乎是有根据的：效用曲线的形状和位置依社会平均财富和财富的分配决定，就此而言，我们已经将效用曲线看作简单给定，看作独立于个人所能得到的期望或已实现的财富分配，但是，从比我们目的所需的更广的视角来看显然应将效用曲线和期望看作交互作用的过程。为了适应这些已观察到的事实——由这些事实图15．1中的效用曲线的特殊形状将被推断——我们社会平均财富更接近于W1，而不是接近于W2。这就暗示我们，赢得者部分g趋于零。如果g趋于零，由区别或区分积累财富派生出的不确定和频繁分配，这过程由等式（4）表示——将很不对称，因为以W1为中心的分配组合的第一部分的比重远比以W2为中心的第二部分要多。另外，这一分配可以是单峰值的，其数值与W1接近。而在W之下；第二数组，是第二种分配上升部分与W2接近的数字，可能随W1之后，由于比重很大的第一种分配下降而无法弄清。那么，第二种组合分配的作用将是，使这种联合的分配数组稍微转向第一种分配数组的右边，并熨平和伸展这种分配的其余部分，这种联合的分配图形显得相对瘦尖，在较高财富价值的方面有一条不同一般的长尾，现在，“极大的非对称性，较大的变化性和巨大的尖峰即是收入分配的标志，这种收入分配来自独立的业务专门的实例”，同时来自其他资源，也是已观察到的财富分配特征，这就是当g较小时，人们希望由等式（4）推导来的分配展示的一些特征，所以我们的理论分析引出的分配函数至少遇到最初的考验，即能够重新创造更突出的已观察到的财富或收入分配的特征。
当然，等式（4）与已观察到的财富和收入不是明显不一致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与它的是一致的，并不意味着它赖以建立的原型与说明现已存在的财富或收入分配中心要素相隔绝。然而，连同理论结构的似乎有理这一点一起考虑，或许这种情况的确为经验主义研究提出了根据，这一研究是用来观察实际上等式（4）是否为现在进行的财富或收入分配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描述。
结论
前面进行的分析具有相当的试探性，只是个开端；它包括需要检查的推导，它只是考虑了高度简化的形态，造成了对财富分配的分析极度简化，如将财富分配看作单一选择和在偶然事件冲击下选择的结果，等等。我认为下述证明已经充分：任何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现在存在的财富不平等，大多数可以认为是人为造成的，是人们为满足其个人的偏好和喜好造成的。这一证明使人们想到，在天赋、遗产与已实现财富或收入分配差别间的直接联系，比起一般的假定要少得多和简单得多；许多普通的经济和社会的安排——从经济企业的组织形式到集体征收收入和遗产税——至少在一定范围内能被看作为取得财富分配成功的建议，这种财富分配在与社会成员的偏好和喜好一致的情况下进行。最后，它对关于收入分配和创造的那些协议的标准判断有影响，产生于参加抽彩慎审决定的不平等，显然会引发很不同的标准的收益，这是与从外界强加给个人的不平等比较而言的。
《价格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第十六章 利润
像利润一词那样具有如此多含义的经济学术语非常少见。利润一词的各种用法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其与不确定性的联系，无论这种联系多么模糊不清。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利润概念使用中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指由生产服务供求决定的生产要素的收益，二是指由诸多随机因素决定的预期和实际收益之间的差额。虽然第一种用法已经是而且很可能还将继续是最常见的，但我们还是赞成第二种用法，不同意第一种用法。
在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古典经济学著作中，利润概念是指三种要素收益中的任意一种：作为人力资本收益的“工资”；作为非人力、不可再生产资本（如“原始的不会消灭”的土地收益的“租金”以及作为非人力可再生产资本收益的存量利润”。时过境迁，现在这种用法已很少见。非劳动力，可再生资本的收益逐渐以利息和准租金来表示，而利润一词则被用来指管理的收益，特别指承担风险的收益。
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利润概念与“利润最大化”关系密切，而利润最大化则假设是从属于市场体系的原则，更确切地说，是从属于一种自由企业货币交换经济的原则。与不确定性的关系对于人们认为有充分自主权的、承担风险企业经营管理的企业家具有的特殊重要性。
一种很不同的用法来自垄断利润这一术语，垄断利润是指一种特别的租金，或者说是由价格决定的收益，它与地租不同，是来自于相应的生产要素因制度原因（如专利、许可证，以及诸如此类的制度因素）而产生的缺乏供给弹性，这一用法与不确定性的联系或许是最少的。而它被看作利润只是因为其也是企业家或剩余收入获得者的收益，在这种意义上，它与任何由于限制其他竞争者进入该行业并形成垄断而获得的好处是完全一样的。
在现代流行用法中，利润被当作一种簿记概念，用来指收益和契约成本之间的差额，例如，公司利润。其功能的发挥视不同的企业金融结构而定。我们以两个在其他方面完全一样的公司为例，一个公司通过发行固定利息债券获得其所需的大部分资本，另一个则通过发行普通股票筹集其全部资本。假定两个企业所有其他收入和支出都一样，则一项相同的金额在第一家公司簿记上表现为两部分，即“付出利息”和“利润”而对第二家公司则全部表现为“利润”。再假定，第一家公司使用的土地靠租赁，而第二公司自己拥有所需土地，则在第一家公司簿记中列为租金的金额，在第二家将列为利润。
就上述所举例子而言，凡是利润概念被用来指一种要素收入时，这种用法都是不确切、重复和易引起误解的。说它不确切是因为这样表述令人很难清楚地区分作为利润的要素收益和作为工资、资本收益、利息收益、股息收益等等不同的要素收益，说它重复是因为许多概念已能表述所有要素收益。说它容易引起误解是因为利润概念有经济实体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含义，而与其他要素收益有明显差异。我们认为经济实体是在寻求效用最大化，更确切地说是预期效用的最大化。经济实体试图使其占有要素的收益最大化是一种中间步骤。工人寻求其劳动收益的最大化，正如土地拥有者则力图使之拥有的资源得到最大的预期收益。因此，更确切地说，一种自由企业货币交换经济的基本原则是收益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
显然，人们将继续在企业核算、国民经济核算及一般讨论中不太严格地使用利润一词，用来指一种要素收益。但是，由于上面已经提到的原因，以上述方式在专业经济学中使用利润概念是不恰当的，特别是当我们需要一个术语来表述一个概念，而利润又恰有符合表述目的的那种含义时。
另一种办法是采取弗兰克·H．奈特在其经典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的用法，以表述预期收益和已实现收益间的差额，这种差额与风险有内在的联系，但是将它作为承担风险的结果，而不是对承担风险的报酬。
可以用抽奖为例极其简单地对此用法加以说明。召集1000人，这些人都出1美元参加一次完全靠碰运气的抽签活动，其规则是：有1人将赢得1000美元，其他人将一无所获。事前，每人都有1美元的预期收益，抽签后，其中一人获得1000美元。用我们现在的“利润”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他获得了999美元“利润”，其他999人则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这意味着活动结束时，这些人获得的利润是－1美元。激励人们参加这种抽奖活动的刺激来自人们对这样一种结果的预期，但在利润概念的这种用法中，将参加这一活动解释为谋求利润最大化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任何人能事先知道他将获得那种利润，因此它不可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
我们可以引入举办这一抽奖活动所需费用的情况，使这一问题复杂些。假定这一情况是：举办抽将活动的竞争使其“费用”达100美元，从而使奖金不是1000美元，而是均衡的900美元，或者抽奖活动主办人服务的“均衡”价格是10美分，每个购票的人为参加抽奖付10美分，100美元费用全部用于能实现抽奖活动的消费性服务，即作为举办抽奖活动企业的要素收益。事前，每个购票者的期望收益包括90美分可能获得的奖金的实际价值，再加上对参加者的10美分的消费性服务。事后，获奖者得到900．10美元收益，其中有899．10美元利润，每失败者有10美分的收益，而其利润则为－90美分。
这一例子完全可以推广到整个市场。企业在合同的基础上使用一些生产要素并保证给其拥有者以一定的收益。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企业家”或称“剩余收入获得者”只获得不确定的收益。他根据对组织一种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概率分布的预测来决定生产什么及如何生产和生产多少产品。在这一过程中，他选择那些确能为他拥有的资源带来最高预期收益的生产项目而不是任何其他项目（更确切地说，他希望这种收益给他带来最高期望效用）。事后，他实现了某种实际收益，如果实际收益超过其期望收益，他就是实现了利润，否则，他就是亏本了。
更一般地说，多数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也都处在这种情形中。例如，工人每小时的工资有保证，但他每年工作小时的数量却没有保证，他或许根据计件工资的条件受雇，或许按照利润分享合同被雇。在上述每种情况中，工人都面临着一种依概率分布而变化的收益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确定的收益。在他的实际和预期收益之间将存在着差额，他可能有利润，也可能亏本。
在上述这种最简单的抽奖活动中，我们能否说利润和亏损之和是零？根据定义，在实现预期收益和亏损之前情况确实如此，但在事后情形就不一定是这样了。按平均数计算，实际收益可降至预期收益之下；事前虽然都很乐观，但现在却出现了净亏损。与此相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实际上，弗兰克·奈特推测这种典型的情况是，参加结果不确定的活动的人们总是持乐观态度，但通常却遭到失败。
预期的利润分配能在事前影响人们未来的行为。关于这一点，我在第四章分析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行为和第十五章分析收入的规模分配过程中已有论述。它影响人们未来的行为，不是由于经济实体寻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因为他们寻求预期效用最大化，同时，不认为依概率而变化的收入分配的实际值是决定预期效用的唯一相关的参数。
通过改变参加者对未来益损的概率分布的预测，事后益损分布状态可以影响人们未来的行为。这就是在第十二章中所引述的关于“合理预期”的文献中所强调的那种行为特征。
弗兰克·奈特在其开创性著作中勾画出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明显的区别：风险是指那些属于已知或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事情，不确定性则是指那些不可能确切知道概率数值的事件。迄今我还未曾涉及这一区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种区分是有根据的。我赞同L．J．萨维奇对于个人的不确定性的观点，他认为这些划分没有任何根据。我们可以把人们看成是他们对于一切可想象得到的事件都赋予一定的概率值（参见第四章）。有时人们持肯定态度，那么我们称这种概率是“客观的”，有时人们的认识正相反，我们则称这种概率是“主观的”。但这种分类本身也是会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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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第十七章 资本理论与利率
在抽象水平上，将经济体系看作这样一个体系是有益的，在这一体系中，生产资源（资本）存量生产出生产服务流量，而生产服务流量又被转变为最终消费服务流量，这种连续不断的流量问题也就是：生产服务在各种用途中的配置，生产服务在向消费服务转换中的结合，以及这些消费服务在该经济的最终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即第一章介绍的弗兰克·奈特的经济问题所包含的5个子问题中的第1、2、3和第5个问题，这些也就是前面各章中所讨论的问题，它们可被看作主要是与不同服务流量的相对价格问题有关。
除流量问题外，还有奈特所说的第4个问题：“维持生计与发展的措施”，或生产资源存量、生产服务资源的管理问题，这就是本章所要研讨的资本理论的论题。
当然，在实践中，流量问题与存量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为使这两个问题完全分离，我们必须将消费者购买面包及其它食品视为存量问题，而不是流量问题。这时，消费者是在维持一种生产服务资源存量，即食物的存货，同时将这些服务存量与他使用的消费资本（如电冰箱、炉子等）所提供的生产服务结合在一起，以生产出营养这种最终服务。从物理学观点看，能量守恒定律保证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消费掉，它们只是被转换了。一切消费都只是服务的消费，食品存货与电冰箱、炉子的区别仅仅在于食品在生产营养服务的过程中以快得多的速度折旧。
对于许多具体问题来说，将分析引到这一点并不会有所收获。把折旧快的商品看作与服务本身相类似常常是有用的。但是，重要的是承认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
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资本包括一切生产服务资源。资本主要分为三类：（1）物质的、非人力的资本，如建筑物、机器、存货、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2）人，包括他们的知识和技能；（3）货币存量。人力资本与其他资本的区别主要在于，资本市场上现存的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不完善性，造成人力资本而不是非人力资本对经济压力和刺激有不同的反应。货币存量与其他两类资本的区别在于货币提供的生产服务并不充分依赖于已有的实物单位的数量，而主要是取决于存量的存在这一点。假定两个社会在其他方面完全一样，而只是一个社会拥有比另一个社会多一倍的纸币，每张纸币表示1美元，这种状况所产生的唯一效果是；拥有较多纸币的第一个社会的名义价格两倍于第二个社会。两个社会货币存量所表示的服务总流量是相同的。
存量与流量之间混淆不清最普通的例子是这种常见的说法：资本相对劳动变得更便宜（或更昂贵）了，因此资本就会为劳动所代替（或相反）。这种说法暗示工资率可以和利率相比较。然而，工资率与单位时间内每台机器的租金是可比的，两者都是每单位时间每个物质单位的美元数，但工资率与利率是不可比的，利率是单位时间内每1美元的美元数。换言之，一种由工资为机器租金所除而提出的比率完全是以实物单位表示的，这一比值反映出通过在市场上采购而可以用人时替代机器时的比率。这种比值上下波动的意义是明显的，而且这一比值不受所有价格成比例变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工资率与利率之比就很不同了，这一比值不完全是实物单位，而是个经济概念。这一比值可以说是表示人时与每美元时之间的替代率。因此，它受所有价格成比例变化的影响。
通常用来比喻资本替代劳动的一个例子是，用一名操作机械镐的人代替一名使用铁锹的人挖掘一条沟。这里实际涉及的是用于生产机械镐的劳动替代使用铁锹的劳动的问题，或者是用于生产机械镐的人力（或其他）资本替代生产铁锹以及使用它的人力（或其他）资本的问题。熟练劳动服务（生产机械镐的人和设计它的工程师）替代不熟练劳动，因为相对不熟练劳动，熟练劳动已经变得更便宜。除此之外，社会或许已经变得更加富有，它或许已在总体上获得了更多的资本。这并不是资本替代劳动，而是获得了更多的资本，一般说来，既获得了更多的人力资本，也获得了更多的非人力资本。以人操作机械镐的形式而不是以人使用铁锹的形式来使用某些现有的资本存量，同时配合以对其他方面的其他资本进行重新安排，是对现有资本存量管理的一部分，即奈特的“维持生计的措施”，利用现有的生产服务来增加资本存量（人力的和非人力的）而不是用来满足当前的消费，属于储蓄和投资过程的一部分，即奈特的“发展的措施”。
资本理论中的关键价格通常是利息率。然而，利率的倒数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更易理解的、基本的概念。它从服务流量方面给出一种服务资源的价格。我们假定一块可以无限期地每年产出1美元的土地并且令“这个”相关利率为5％，那么，这块地的价格就是20美元，或用在英国比美国更为常见的说法，需要购买这块地20年的使用时间，这就显示出这一价格的主要性质：即购买能提供永久服务来源的资源本身的若干年服务流量的数量。还请注意，有许多等价的契约形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每年1美元租借这块土地，与通过借入利率为5％的20美元来买下这块土地将是等价的，或与以5％的利率借入一年期的20美元，下一年继续按此方式借入的购买这块土地等价，然而，在其他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这一切就不等价了，这就造成了各种不同的契约安排并存和多种针对不同短期交易报价并存的情形。
利率影响许许多多的决策行为，比如下列情况：
1．消费的时间模式。因为不同时间模式的收入流可以互换的条件取决于利率。
2．财产拥有形式。货币理论近期的研究工作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个具体问题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其他形式拥有财富。这个问题仅仅是边际原则的延伸，即拥有不同资源的比例应能使一切领域的边际收益相等。
3．生产的性质与结构。
4．社会产出的组合，即总产出中用于投资品的部分与用于消费品部分的组合比例。利率降低将使服务资源价格提高从而刺激服务资源的生产。
5．非人力财富与总社会财富之比以及为对付意外事件而做的储备的规模。在这里，由于我们将自己限定在相对价格理论范围内，因此，我们在这一水平上从利率可能产生的短期效益方面进行抽象。
时间交易和与之相关的种种令人迷惑的变化，提出了如何区别各种条件之间的本质与非本质的差别这样一个基本的计算问题。我们将首先讨论这一问题，然后再以房产为例，针对一个特定的问题分析一下两个互相伴生的存量、流量问题（从流量方面对存量进行定价和用流量来增加存量）。最后，将这种存量、流量分析推广到整个资本。
利率的计算
按照一般说法，资本市场一词是指这样的市场：买卖具有不同规模和发生于不同时间的收入流的票据债权的市场。虽然对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我们使用较广义的资本概念以便与生产服务资源相对应，但要说明涉及比较不同收入流的问题，用相对狭义的资本概念就足够了。
例如，考虑下列合同：（1）约定从某时起一年后付105美元；（2）约定从某时起一年后付210美元；（3）约定从某时起一年后付525美元。为简便起见，上述情况中均忽略拖欠的可能性。
假定合同（1）的市场价格是100美元。我们可将此价格说成是以1美元购得了从支付日起一年后的1．05美元。如果合同（2）的价格是200美元，合同（3）价格是500美元，我们说三个合同均以相同的价格售出，即将从现在起一年后的1．05美元在现在以1美元的价格售出，或者说以每年为5％的单利出售一年期的贷款合同。
请注意，算术或经济学完全不要求合同（2）的价格2倍于合同（1），或合同（3）的价格5倍于合同（1）。正如可能存在着数量折扣使得一打衬衣价格少于1件衬衣价格的12倍一样，或许会有数量折扣（或相反）使得合同（3）的价格少于（或多于）合同（1）价格的5倍（顺便说一句。在说明贷款合同的情形时，需要将相反的情形包括进来，说明了短期合同的两重性。是贷方用现在的资金从借方那里购买未来的资金，从而他可以期望明年对这5倍的数额只支付少于5倍的数额呢？还是借方用未来的资金从贷方那里购买现期的资金，从而他可以期望今年对5倍的数额只支付少于5倍的数额呢？第一种情况导致交易规模越大利率越高，而第二种情况则导致交易规模越大利率越低。）把所有的交易都化简为今天的一美元等于从现在起一年以后的数美元的目的是为了能将非本质的差别与本质的差别区分开来。
如果在诸如（1）、（2）和（3）的合同间存在本质区别则套利的可能性就随之产生了，以较低利率条件借入，而以较高利率的条件贷出。这是诸如商业银行，互助储蓄银行、储蓄与放款协会这类机构所提供的一种金融中介服务。这种套利（或称金融媒介）将把本质差别限制在与成本有关的差额之内，这种成本决定中介服务供给另外，由于在每个市场中都有中间人，这种营利意味着可能有必要区分那种似乎是同一合同中出现的购入价和销售价。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忽略这种复杂情况，只讨论一种价格。
现在来考察一个略有不同的合同，（4）约定从某时起两年后付110．25美元。这显然是一种较复杂的情况。如果其价格是100美元，它就是一个对今天的1美元在从今天起两年以后付给1．1025美元的合同，这个合同可以简化成两个与合同（1）完全相同的合同，例如，可将这一合同说成是第二年以1．05美元偿付今年的1美元的合同，再加上一个约定在二年以后以1．05美元偿付第二年的1美元的合同（1．05×1．05＝1．1025）。然而，这种分解并不是唯一的。合同（4）与下面的合同也是等价的。第二年以1．03美元偿付今年的1美元的合同，再加上与之相连的第三年以1．07038835美元偿付第二年的1美元（1．03×1．07038835＝1．1025）的合同，类似地也等价于任何其他最终产生同样乘积的一对相连的合同。显然，将合同（4）的条件简化为与合同（1）、（2）和（3）的水平，仅用算术是不够的。
市场将分别决定一个合同（4）的价格和一个合同（1）的价格，由这两个价格，我们能为两个像合同（1）一样但却是不同年数的基本合同确定一个独立的价格。例如，如果“按年复利计算两年期的年利率”为0．05（即，合同4现期卖价为100美元）。且本期“一年期的单利率”为0．05（即，合同（1）目前也卖100美元），那么，对于从今天开始的一年期贷款，当天隐含的市场监利率也是0．05。然而，如果本期“一年期的单利率”为 0．03（即：合同1卖1.05/1.03＝。101．9417876美元），那么，对从今天开始的一年期贷款，当天暗含的市场单利率是0．07038835美元。
请注意，在进行这种分解中，我们不得不回避量的折扣或升水问题。还请注意，如果我们忽略违约（并由此忽略由此产生的担保抵押问题）问题，个人分别签订相互联系的合同是完全可行的。一个人通过同时购入合同（4）并卖出合同（1）——也就是说，借出一笔两年期贷款，借入一年期贷款；他就是在贷出一笔从现在开始的一年期贷款，其结果是，任何短期付款的合同都可以分解为具有不同时间起点的、像合同（1）那样的一系列基本的一年期合同，从原则上讲，对所有这样的合同来说，都存在暗含的市场价格。当然，关于一年期并没有任何自然成分。基本合同可以是对一季度、一个月或一天的。这里的限制就是要连续复计，这样就可以把合同（1）看作是由许多瞬间合同连续起来的一个无穷序列，这些合同的利率为1．05的自然对数即0．04879…。
在有同样起讫期的合同，如合同（1）、（2）或（3）之间或基本在同一年的一年期合同之间，进行套利是可能的。但在一般情况下，从讨论已相互抵消因而没有风险的金融的购销合同的意义上说，在具有不同时间单位的两个基本合同间无法进行套利。例如，假定合同（1）的价格为101．94美元（只保留两位小数），合同4的价格为100美无，这样，当年的一年期单利率即为0．3，第二年的这一利率为0．7。看上去似乎当年借入而次年借出是合适的。例如，人们可以通过卖出两个像（1）那样的合同，购入一个像（4）那样的合同而做到这一点，这就含有今年的纯借入和明年的纯借出问题：但如果全面考察收付的计算过程，你将发现没有确定的收益，结果取决于下年一年期利率的实际情况，适当的金融套利可能实现的唯一情况是：如果未来利率是负数，在这种情况下，借出短期并借入长期贷款可获利。在最坏的情况下，以现金的形式保存贷款的收入（产生一种零收益），以便到期时偿还长期贷款。
将所有短期合同归纳为互相衔接的基本合同是一种方法，而且很可能是最一般的一种方法，用它可以将不同的合同归纳为某种共同的基础，根据这一基础可以区分价格或利率方面本质和非本质的差别。然而，对于论述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来说，有一种可选择的较特殊但却更令人满意的方法。
这种可选择的方法就是将一切短期支付模式转换为连续不断的提高收入流。弗兰克·奈特曾采用过这种方法，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曾采用这种方法来定义他的投资边际效率概念。报纸的金融版在报道固定收入债券的“到期收益”时，也采用这一方法。
考虑一个一般化的合同：合同（3）同意在从现在起的第一年未支付R1（代表收入），在第二年末支付R2……，在第n年未支付Rn。
假定这一合同在市场上以W（代表财富）的数量售出。这样，我们可以写出下式：
（1）
即，该合同的市场价值为该支付流的贴现值。如果W和R1、R2、……Rn是已知的。那么，满足这一等式的r值就是“内部收益率”。这一公式适用于不连续的数据。在更一般的情况下，假定R（t）是同意在时刻t支付的值，那么在时间为0时这一资本价值可以表达为：
（2）
在这里ρ是连续复计的利率。如果我们用年复计利率，那么与合同（5）相等的持久收入流为rW，如果我们使用连续复计利率，则与合同（5）相等的持久收入流为ρW。
如果我们对贴现过程作详尽的说明，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地了解与贴现过程有关的情况。这种将一个有限收入流转化为一个持久收入流的过程的基本要点是：将每一笔收到的款项分为两部分，即收入和折旧费（折旧额可为正数或负数）。以等式（1）的不连续的情况为例，第一年末的收入可以更作是：
第一年的收入：rW
折旧费：R1－rW。
假定下一年起始时资本价值为W1，那么，W1为
（3）
如果我们以等式（1）中的W值代替W且合并同类项，就有下式：
（4）
从而建立这样的命题：即在保持资本价值不变的同时，rW是能够用于消费的收入。为在未来年份继续这一过程，我们必须假定该项折旧费以比率r获得收入，比率r为共同的贴现率。
这种将所有短期合同转换为一种可比较形式的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消除了所有确定时间的问题，一个合同由两个数量来描绘：总资本价值和持久收入，或更简单一些，以一个数量来描绘，即每单位资本值的产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产出不会因合同的其他特性，如规模、支付期限等而有差别，但至少消除了合同的非本质差别。
这一方法的另一优点是，它带来了将一种时间形态的收入流转换为另一种时间形态收入流的可能性。如果一种特殊的收入流具有某种形态，且市场利率不随时间而变，我们就始终可以通过适当的借贷折旧的积累或使用，将这一时间形态转换为任何其他时间形态，因此，所有描述收入流所有者各种机会文字过程就形成了与该收入流相等的持久收入流。
对于后面理论表述来说，这些优点的代价是它所带来的许多严重缺陷。首先，我们先前的讨论清楚地表明，这种归纳短期合同的方式排除了对未来不同的时间同时存在不同利率的情况，而这一情况是实际资本市场极其重要的特征，对此，特别是在近十几年中，人们已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经济实践研究。
第二个缺点是，这种归纳方式使人们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观念，即一项产生较高内部收益率的合同（或投资项目）比产生较低内部收益率的合同更可取。如果两个项目收入的时间模式一样，这种观念是对的，而如果收入时间模式不一样，且存在某种市场利率，在这一利率上，可以为该项目筹措资金，那么这一观念就不正确了。例如，考虑下两个项目：
初始成本 第一年年末收入 第二年年末收入
（f） 100 110
（g） 100 118.81
项目（f）有10％的内部收益率，项目（g）为9％，两者按年计复利。项目（f）比（g）更可取吗？这要看情况而定，如果已知第一年年末将有另一个与f完全一样的项目可以上马。那么，两个这样互相衔接的项目第二年后将产出121美元，这显然比118．81美元可取。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将这两个项目转换为具有相同收入时间模式的项目，但是，假定我们所讨论的这个代理人一般能以5％利率在市场借款或贷款，而且他也可以拥有这两个项目。在这种情况下，项目f的现值为104．76[110/1.05]美元，项目g为107．76美元，显然，项目g比f更可取。当然，到目前为止，根据我们的假定，这个代理人将很有理由同时承担这两种项目，并且还承担其他任何具有5％以上内部收益率的项目。然而，对所描述的这两种项目而言，这或许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项目互相可以选择，例如，建筑一所住宅可采用的不同方法。
这当然不是对与投资项目选择有关的原理的充分讨论，但是由此却得出一个重要论点，即：一般来说，不能将那些将要承担把现有资源转化为未来收入流的经济人的目标，描述为使内部收益率最大化。将这些代理人的目标描述为使现值（根据适当外部收益率计算得出）最大化更为合适，对一个处于活跃的资本市场的企业来说，那种外部收益率决定于市场，至于相反的极端情形，一个鲁宾逊决定如何使用其资源，他所要最大化的现值应该解释为效用的现值，他考虑的项目的外部收益率决定于其效用函数，这一函数表示了这样一种比率，在这一比率上，他愿以未来收入代替现在收入。
关于利率计算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在这种计算中，没有任何条件要求利率为正值。例如，考虑一个卖价为100美元而承诺一年后支付90美元的合同，其内部收益率为－10。在经济中有一些因素妨碍了负利率的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过去每年在征收个人财产税的那一天都常常发生，征税税基包括公司在伊利诺斯州的活期存款，而不包含其他一些金融资产，公司在征税的那一天就宁愿以负利率借出短期贷款而逃避征税。）就名义利率来说，从经济上是要考虑使手持现金的成本接近于零。就实际收益而言，这里经济上所考虑的因素是保持经济上的永久资产的存在，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作更充分的论述。
流量与存量的关系：从流量方面来表示存量的价格
为了将从流量方面表示存量定价的问题和用流量增加存量或从存量中减去流量的问题区分开来，我们以分析一种固定存量开始，这一存量为持久的，因此没有维持费用，也不会增加价值。接近于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个具体例子是人们收藏的名家绘画。这种作品不会增加（除非伪造），但确实需要维护费用，以防其被盗、损坏，及适时进行清理。然而，为了使两种存量－流量问题用同样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假定住宅单元为例，这些住宅的质量相同且数量确定，譬如由法律禁止建造任何新住宅，至于维修费用，可以简单假定住宅单元存量保存完整，并假定在描绘住宅单元的需求曲线过程中，每单位住宅的租金是纯租金，这种纯租金超过或高于保持住宅单元完整的资源成本。
根据这些假定，图17．1给出了一条对住宅单元所提供服务的需求曲线，如果在单位时间内（如一年）能得到A（比如说为100）住宅单元年，每住宅单元年的需求价格为RA（比如1000美元），那么，总租金应付A·RA，即每年100，000美元。如果数年内能得到B个（比如150个）住宅单元年，其需求价格为RB（比如为800）美元，那么，其每年应付的总租金将是B·RB（120，000美元）。
现在的问题是：住宅单元自身而不是其所提供的服务的需求曲线是什么形状？如果有一种外生的市场利率，其形成不管怎样独立于住宅市场，那么答案就简单了，住宅单元的卖价将为其产生的持久收入流的资本化价值（请回顾我们已将租金定义为不包括维持修成本的净值），或者如果r是该外生市场利率，那么其卖价为R／r。图17．2中所画的需求曲线与图17．1中的需求曲线极为相似，只是坐标不同，在横轴上，是住宅单元数量而不是每年的住宅单元年数量，在纵轴上是租金与利率倒数的乘积，即如设利率为0．05，那么，图17．2上的纵坐标将20倍于图17．1纵坐标。
但是，假定存在一个外生利率，这只是回避了我们所感兴趣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假定，住宅单元是唯一可以占用和买卖的资源，就是说，假定住宅单元代表全部非人力资本。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利率将与每住宅单元的租金同时决定。根据我们明确给定的假设，即住宅单元不增不减和暗含给定的假设，即生产服务其它来源存量也是不变的，使利率为内生的，不会改变图17．1。因为这些假定排除了将现期收入（即生产性固定资产存量的服务）用于现期消费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因此，对住宅单元的需求只是一个在各种选择的用途之间分配固定总消费服务流的问题。一旦我们允许用本期生产服务增加资本存量，或用尽现有资本以增加消费服务流量，那么要将对住宅服务的需求看作独立于利率的过程是不可能的。
图17．3表示出与利率决定有关的需求曲线。横轴给出每年来自住宅单元的美元数量。这一数量与图17．1中的长方形面积相对应——在我们的例子中，相当于与A点相对应的100，000美元，纵轴表示每年1美元的价格。每年对美元的需求对来自住宅服务的效用无任何作用，它倒是更加依赖于人们赋予作为应急储备的非人力财富存量的效用。
考察社会中个人对持久收入流各种价格的态度。如果一年期美元价格“低”，那么很少没有人愿出售持久收入流（即一种“资源”）而许多人则愿意购入持久收入流。许多人为了取得持久收入流量而宁愿放弃当前的消费。在我们的假定下，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无法做到这一点；人们愿意这样做只是意味着在这一价格水平上，人们将试图购入比所能得到ARA美元持久收入流更多的东西，于是便会将持久收入流的价格哄抬起来。另一方面，如果一年期美元的价格“高”，这将会诱导所有者出卖其持久收入流，社会将寻求将持久收入流转为当前的消费。但是在我们的假定下，社会不能这样做，社会愿意这样做意味着价格将被压低。有某种中间价格，比如OPA，在这一价格水平上，市场将处于均衡状态，这里均衡的含义在于：在这一价格水平上，社会作为整体不会试图减少或增加收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想出售的数量与另一些人打算购入的数量相等。因此，相对于不同假设的像OP。那样的收入流供给量的价格的轨迹（DD），就成为我们假定的社会中的一条对收入流的需求曲线。OPA与ARA的乘积是我们假设的社会中的财富总量，或者说是所有住宅单元的总价值。
如果资本概念无所不包（即包含人力也包含非人力资本），就没有理由期望持久收入流的需求曲线具有负斜率而不是正斜率。或许最合理的假定是这条曲线具有无限弹性。因为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既然所有财富都已资本化，则收入（Y）就等于rW，这里r表示利率，W是财富。1／r——为购买一种持久收入流而必须支付的收入的时间单元的数量，因此就成为财富对收入的比率。这种财富对收入的比率具有时间维度，而不受任何其他绝对的单位的影响。这种比率的期望值怎么会取决于分子或分母的绝对水平呢？其实，除了相对于另一财富或收入，还有什么样的比较标准可以用来说明一定水平的财富“大”还是“小”呢？除了相对于另一收入或财富，又有什么比较标准可以说明一定的收入水平是“高”还是“低”呢？但如果社会期望保持财富对收入的固定比率而不考虑收入的绝对水平，这就意味着一条对持久收入流的水平需求曲线。
如果资本概念不是无所不包的，而是指非人力财富，并且如果我们假定人们仍期望保持财富与收入间的不变的比率（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种非人力财富与总收入之间的比率），那么就有，，这里，WNH是非人力财定的价值，YH为来自人力财富的收入。由ARA给定的固定存量定义为rWNH。我们称这种固定存量为Yp。以Yp/r替代前式中的WNH，则有下式：
或
这就定义了对持久收入流（即来自人力资本的给定收入）的负斜率需求曲线，更一般地讲，无论财富相对收入的期望比率是否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就有理由期望在在一条负斜率的需求曲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来自人力资本的收入一定时，非人力资本的增长提高了非人力财富对人力财富的比率，以及非人力财富对收入的比率，这样可以期望降低个人所赋予非人力财富的重要性（相对于个人赋予人力财富或收入的重要性而言）。
现在，图17．2中住宅单元的需求曲线的推导过程就易于理解了。对于任何给定的住宅单元数量，例如A，找出由图17．1中需求曲线给出的租金，将二者相乘即得到每年总的美元量，将此量带入图17．3中的需求曲线，从而得到每年每1美元的价格。将该数与每住宅单元的租金相乘，便得到前面给定的住宅单元数量下的每住宅单元的价格。图17．2中对住宅单元存量的需求曲线显然是两组完全不同的考虑的混合体；一方面，是赋予住宅服务与其他消费服务比较而言的相对效用，另一方面，是赋予现期收入对未来收入及赋予非人力财富储存的相对效用。
图17．3中归纳的对持久收入流的需求是事物的一方面，而另一面则是资本供给。财富拥有者提供资本并需要持久收入流。现在让我们暂停使用不能建造新的住宅单元的假定，那么建造住宅的企业家需要资本，而提供持久收入流，将资本供给曲线表达为图17．4中那样的图形是很自然的，在该图中，利率看作是价格，而财富存量则看作是供给量。请注意图17．3与图17．4的关系。如果图17．3的需求曲线具有单位弹性，这就意味着不论利率情况怎样，总财富为常量，这一性质转移到图17．4中将表现为一条垂直的供给曲线，为使图17．4中的供给曲线有正斜率——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图17．3中的需求曲线必须有弹性。如果图17．3中的需求曲线缺乏弹性，那么图17．4中的供给曲线的斜率将为负值，在极端的情况下表现为弹性为－1的等轴双曲线。图17．3中的垂直供给曲线在图17．4中则转换为对资本的具有单位弹性的等轴双曲需求曲线。
观察决定利率的两种方法使不变资本存量概念产生了难以回避的含混之处。假定住宅单元数量及对住宅提供服务，需求是固定的，那么，每年由它们产出的美元数量也是固定的，即图17．3中的供给曲线是垂直的。现在，假定图17．3的需求曲线由于应急储备需求的增加将向上移动，这时，一美元一年的价格将上升，同时产生不变服务流量的不变实物资本存量的财富价值也将上升。从一种意义上看，资本存量仍保持不变，从另一种意义上看，它却增加了。由于未能使这两种含义保持清晰的区别，出现了很多混乱。图17．3中描述形式的一个优点恰恰在于将这一点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
为简化起见，我们假定图17．4中的资本供给曲线有正斜率——这似乎是有根据的——由此图17．3中随持久收入流需求曲线具有绝对值大于单位弹性的弹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很简洁地描绘出这样一种关系，即图17．2中对住宅单元的混合需求曲线与该曲线所依赖的图17．1和17．3中的两条需求曲线的关系。假定对住宅服务的需求具有单位弹性，那么，不论住宅单元的数量是多少，总租金将是相同的，这就意味着图17．3中的供给曲线（及图17．4中的需求曲线）将也是如此，这又意味着利率也将如此。那么对住宅单元的需求也将具有单位弹性。增加实物资本存量不会改变赋予来自该存量的服务流量的价值，因此，也就不会改变该存量的财富价值。如果对住宅服务的需求有弹性，那么，较大的住宅实物存量将产生较高的总租金及较低的单位美元收入的价格，住宅存量的价值将由于有较大的租金流量而趋于增加。但将因较低的一美元租金的价格而趋于减少，我们假定图17．3中的需求曲线有弹性是假设了第一种效应将平衡第二种效应而有余，所以图17．2中对住宅单元的需求曲线也将是有弹性的，但其弹性比对住宅服务的需求曲线的弹性要小。同样，如果对住宅服务的需求是无弹性的，则对住宅单元的需求也将是无弹性的，但比住宅服务无弹性的程度要小，因为较大的住宅存量将通过降低总租金提高美元租金的价格。
存量与流量的关系：用流量改变存量
现在我们可以转向第二个存量、流量问题，即用流量改变存量的问题，为探索这一问题，我们放弃住宅单元存量固定的假定，相反，我们假定可以建造新的住宅单元，而旧的住宅房损坏了。但我们将继续假定所有的住宅单元不论其使用年限如何是同质的。因此，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一套住宅单元的那项租金，假定建筑业的生产水平将恰能保持住宅单元存量不变。较高的建筑生产水平意味着住宅单元存量的增加——用国民收入会计的话来说，是正的净资本形成；而较低的建筑生产水平则意味着住宅单元存量的减少——是负的净资本形成。
图17．5在右边的一幅图再现了图17．2中的住宅单元存量需求曲线。如我们将看见的左边的那幅绘出了对新住宅单元供给情况的一种简单却非常特殊的说明。新增的住宅单元的供给曲线S’S’伸展到了横轴上方的负值区间，因为总存量既可以上升，也可以下降。这条供给曲线画成了始终上升的情形，因为下降率越大建筑业就越小，上升率越大建筑业就越大。为简便起见，我们假定成本始终是上升的。
这条供给曲线的一个特征是它被描绘为独立于图中的住宅存量（我们将再次讨论这一特征），然而此住宅存量在供给曲线与竖轴的相交点上决定了图中建筑业的规模。对这种特殊假定的合理化在于住宅业的长期成本是不变的，所以右图的存量供给曲线（SS）是水平的。然而，使建筑业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上以增加住宅存量提高了成本，因为这一情况被认为是暂时的，在那种基础上，进入这一产业的资源将必须得到补偿。同样，使这一产业保持足够低的水平以减少住宅存量将降低成本，因为这也被看作暂时情况，而某些资源愿意接受暂时的低收入，因为从长期看有较好的前景。甚至连这一论据也表明，当不同住宅存量的供给曲线可能在同一点上与竖轴相交，它们也可能有不同的斜率。
右图中的存量需求曲线DD也体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假定，即这需求曲线并不依赖于住宅单元存量增加的比率而定，我们至少已经注意到为什么这是一个令人半信半疑的假定的一个原因，却如果现期资源用于增加住宅存量，总现期消费将减少，这将影响图17．1中的对住宅服务的需求曲线。
我们将在后面再来讨论这些复杂情况。现在，让我们接着把图17．5中描述的特殊情况讨论完。如果我们的分析从初始的A住宅单元存量开始，住宅单元的短期供给在A点是无弹性的，且现有住宅的价格将必须是PA，以使供给与需求相等。如果新的住宅能以比PA低的价格建造，那么显然建造新的住宅比购买现有住宅更可取。因此，新建住宅的数量将上升到图17．5中C标出的一点，在这一点上，新住宅单元的供给价格等于现有住宅单元的价格，新住宅单元将以OC的速率产出。
注意存量需求曲线DD和短期供给曲线 S’S’是相对某一瞬时的，这就是为何一个固定存量和住宅量单元存量增加的任何速率都协调一致的原因，正如尽管你的车开得很快，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你仍可以同车一起位于某一特定点上。然而，你并不会停留在这一点上。相似地是，在存量为A，价格为PA的时点上，住宅单元存量以OC速率增加，因此点E。严格地说是一种瞬间均衡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均衡点将沿DD向下滑向稳定的均衡点E，在这一点上，存量为OB，价格为PB。这是稳定的均衡点，因为PB是新住宅的长期供给价格，在这一价格上，净产出为零。
如果初始住宅存量超过OB，那初始价格将低于PB，净产出将为负值，均衡点将沿DD向上滑动，直至达到D点时停止。
均衡点由一点向另一点滑动所需的时间，当然是取决于住宅单元供给曲线 S’S’的形状和确切的数量规定。穿过与纵轴相交交点的这条曲线越陡，则接近均衡点的速度就越迟缓，否则相反。
我们已经了解到：固定的具有正斜率的新住宅单元的供给曲线（S’S’）的存在，如何意味着具有无限弹性的存量供给曲线（SS）的存在。与之相对应的是，固定的具有负斜率的存量需求曲线（DD）意味着一条具有无穷弹性的对新住宅单元的流量需求曲线（D’D’ ，），但是，这是一条随时间而变化的曲线。随着均衡点沿DD向下由Eo向E滑动，流量需求曲线下落，并一直保持无限弹性，直至它与位于OPB横线相重合为止上，在这个位置上下滑停止。
尽管对于一种其本期产量相对于我们论及的存量很小的产品来说，一条具有无限弹性的流量需求曲线从经验上看可能是一种合理的近似表述，但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这条曲线似乎是很难令人相信的。其所以很难令人相信，因为人们对现有住宅愿意支付的价格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将与新住宅单元流量的速率相联系。第一，如同我们已了解的，资源投入生产新的住宅单元将减少目前的总消费，这就有可能使图17．1中对住宅服务的需求曲线向左移动，由此会降低现期的租金值。第二；因为住宅存量的预期增长将使住宅价格下跌；最终趋于OPB，这是更大的住宅存量对租金值和持久收入流量所产生的效应。任何现在以OPA购入住宅的人，知道了住宅存量正在增长后，将不得不预料到在将来承担资本亏损。显然，这一前景将加强第一种效应。在讨论图17．2时我们可以忽略这些效应，因为这里的需求曲线是针对一组可选择的静态社会的。但在住宅存量总在变化的社会里，租金流量的现值必须考虑到变化中的未来租金和利率。
我们可以把这些复杂的情况考虑进来，像在图17．6中那样，将曲线DD看作仅仅对可选择的诸住宅存量，每条线都与一个零流量（dH/dt＝O）对应，这意味着在流量方面，OPA点是dH/dt＝O时的需求价格。对于给定的初始存量OA，新住宅单元流量愈大，则该流量和存量的需求价格愈低。如果图17．6中的D’D’是对新住宅单元的流量需求，那瞬时均衡价格应是PC’，C’是流量速率，在右边的存量图上，我们可以通过描绘一条独立的相对于流量速率为C’时的存量需求曲线来表示这一效应。对每一个住宅单元存量来说，dH/dt＝C’时的需求价格比dH/dt＝O时要低。当然，对于O和C’之间的流量速率，在图17．6中所画的两条曲线之间，有着无穷多条其他曲线，相似的情况是，更低的曲线将与更高的流量速率相对应。而在DD（dH/dt＝O）上方的曲线则与负的流量速率相对应。
现在E’。是均衡点，但它显然只是个瞬时均衡点。住宅单元的净产出是正值。所以住宅存量不断增长，短期存量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如图所示，图17．6左方的流量需求曲线向下移动，其与纵轴的交点与dH/dt＝O时存量需求曲线上的需求价格相关连。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住宅单元存量为OB时，在这一点上，流量需求和供给曲线在纵横上相交。净产出为零，且在住宅价格等于PB时在E点上达到充分均衡。
只要我们继续坚持下列假定，即长期存量供给曲线为水平的，而短期流量供给曲线具有正向斜率并独立于该存量，那么，每当产出增长时，住宅单元的价格肯定比长期价格要高，而只要产出下降则它必然比价格要低。就是说，图17．6右方图中的瞬时均衡点的轨迹（如图所示）必定是向下方倾斜的。然而，正如我们已将存量和流量的需求曲线推广了一样，也需要像图17．7中慎重样把存量和流量的供给曲线加以推广。如果长期存量供给曲线如图17．7右图所示具有正斜率。那么，流量供给曲线就不会再独立于住宅存量了。与纵轴在PB相交的流量供给曲线S’S’仅当存量为OB时才成立。如果存量为OA，则流量供给曲线必定与图17．7左图的纵轴在P’A 处相交，P’A为较小的住宅单元存量OA的存量供给价格。
请注意，图17.7中的长期存量供给曲线的正斜率，在左图中是通过流量供给曲线与纵轴的交点反映出来，而不是以左图中的流量供给曲线的斜率来反映的。此长期存量供给曲线正斜率反映了与保持不同规模的建筑工业稳定相联系的上升的成本。这些不断上升的成本反映出需要改变这一产业的要素比例并需要吸引不太适合该产业的资源，这种成本上升通常就是长期供给曲线具有正斜率的原因。左图中的流量供给曲线的正斜率反映出一组虽然相关但却不同的效应：即，与使建筑业暂时扩张或收缩到高于或低于其一般规模的相联系的成本。
由右图的存量需求和供给曲线，我们知道价格必须位于需求价格PA和供给价格P’A之间，这两种价格与净产出为零相对应。如果它为PA，一所住宅单元的价格将超过建设它的成本，建造商将有增加住宅单元存量的积极性，所以这不是均衡点。如果价格为P’A，价格则与建筑住宅单元所耗成本一致，因此建造商不愿增加该存量，但住宅单元的拥有者和潜在的拥有者则想在这一价格条件下获得更大的存量，由此将会抬高这一价格，因此这也不是均衡点。当存量增长率提高时，需求价格下跌而供给价格上升。如同图17．7左图相对于存量OA的流量需求曲线（D’D’）和量供给曲线（S”S”）所示。恰在这里，瞬时均衡价格将取决于这些流量曲线的弹性。我已将它们在图17．7中画出，所用的方法可以产生一种低于长期均衡价格的均衡价格Pc”，这样是为了说明右图所示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存量由初始的OA过渡到最终的OB这一过程中瞬时均衡价格将上升而不是下降的可能性。但这当然不是必然的。假定流量需求曲线较平缓，流量供给曲线更陡直，则瞬时均衡价格事实上像我们先前所举例子那样可能高于最终均衡价格。
正如在图17．6中，我们曾被引导对不同的流量速率画出不同的存量需求曲线，在图17．7中我们也被引导对不同的流量速率画出不同的存量供给曲线。价格为Pc”时的瞬时均衡点位于流量速率为C”时的存量供给曲线和与其对应的存量需求曲线的交点（这一存量需求曲线的位置较图17．6中所画的相对dH/dt＝OC’曲线要低，因为这里的dH/dt值要大些）。当这一存量增加时，存量需求曲线上升，存量供给曲线下降；于是流量需求曲线下降而流量供给曲线上升，直至两条存量曲线最终于E点相交，而两条流量曲线在左图中纵轴上相对于净产出的零，价格为PB的点上相交。
存量、流量分析的推广
把住宅单元的例子推广到资本一般以及利率的决定问题上是容易做到的。在图17．3中，我们从对持久收入流量的存量需求开始，而不是像在图17．2中那样从对住宅单元的存量需求曲线开始。而是引入建设住宅单元的供给曲线，代替引入住宅单元的供给曲线，我们引入由建设住宅单元而提供的持久收入美元的成本问题，这种成本不仅来自建设住宅单元且来自任何生产或消费服务资源的增加。这一转换把资本存量增加对它所产生的对服务价格的效应从需求方转移到了供给方，这是由于租金降低例如当住宅存量增加时显示了提供一美元收入要付出较高成本，因为为了提供相同的持久收入流量，需要建造更多的住宅单元实物量。如同我们前面讲到的，图17．3中收入流量需求曲线不取决于图17．1中的住宅单元服务需求曲线。但这仅仅是实物内容的改变，由此可知，归纳了一般资本情况的图17．8是图17．7的直接对应物，只是标识有所改变，以及为了说明不同的可能性，使右图中的瞬时均衡点的轨迹向下倾斜了。
在图17．8中，S表示储蓄，I表示投资，对持久收入流的长期存量需求曲线与储蓄为零（S＝0）相对应，长期存量供给曲线则与投资为零（I＝0）相对应。我们已将储蓄和投资表示为收入的不同部分，目的在于使它不受数量单位的影响。如果以Q1表示社会拥有的资本存量，那么它即是不可能在I＝0的供给曲线上，也不可能在S＝0的需求曲线上。如果它在前者上，那么资源的所有者将试图购入比所能得到的更多一些的收入来源，从而引起其价格上升，如果它在后者上，生产企业将寻求出售比需求更多的收入来源，从而使其价格下跌，在PA与PB之间某点——比如这里所提定的Pc——是这样一种价格，在这一价格上，新增的收入来源需求量与新增收入来源供给量相等。这种需求价格更低了，这是由于当用于购买持久收入来源的那一部分收入增长时，相对于现期消费的新增持久收入来源的期望减少了；这里的供给价格较高，是由于当用于生产收入来源而不是用于现期消费的生产服务部分增长时，生产新增收入来源的成本也相应增长了。在这一图形的特殊情况下，当生产服务的0．1用于生产新增收入来源，而收入的0.1用于购买新收入来源时，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相等；即S＝I＝0．1。在这一点上，收入来源的存量将会增长。这样，Pc点是暂时的位置，这意味着该点将沿通过Pc和P的线向P点的方向运动。
假定我们使用广义的资本概念，那么，正如我们先前所了解的，我们可以期望对持久收入流的存量需求曲线具有无限弹性，我们也可以希望持久收入的存量供给曲线具有无限弹性。用奈特的术语，我们不应期望减少投资收益，决定这一曲线高度的将是任何恰巧是生产一种能够无限期地一年获得一美元的资本来源的成本的那种东西（根据对资本边际生产率这一含糊不清的概念的一种解释，这是这一数量的倒数）。因此，与图17．8相对应的图形可能看上去像图17．9。所有的曲线可能都是水平的，因此经一水平曲线都与某一储蓄水平的需求线或某一投资水平的供给曲线相对应，如果相对S＝0的需求曲线位于I＝0的供给曲线之上（如图17．9所示），此图就描述出一种无限期的进步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就不存在任何一种与静态均衡相一致的资本存量水平。如该图所示，一种“变动的均衡”出现了，在这一均衡状态中，一年一美元的价格为Pc，投资和储蓄以收入的0．1的比无限期地进行下去，资本存量将不断增长。
现在，我们将把前面的分析转入财富范畴，我们将不再讨论在持久收入流价格条件下的持久收入流的需求和供给，而讨论资本价值的需求与供给，同时把利率作为独立变量来对待。前一表达方式的主要优点（这也是目前这种表达方式的主要缺陷）在于它表承出一种不变的资本存量。作为两种测度资本存量的方法，其中一种受利率的影响，另一则不受其影响。如果以持久收入流的资本化价值来测度资本存量，这种测度与利率呈反方向变化。一组既定的收入来源产生出一项既定的收入流，而一项不变的持久收入流产生不变的资本存量，将由矩形双曲线来表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根据资本存量产出的持久收入流来测度资本存量，则这种测度就不受利率的影响，因此，这种对资本存量的测度是一条垂线。
为了用第二种方法来说明对资本价值的需求和供给，我们必须记住，对资本的需求是生产企业的需求，这种需求在前面被看作持久收入流量的供给，资本的供给则是资本总量的储蓄者方面的供给，这种供给在前面被看作对收入流的需求。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这两条曲线都是指存量，并不测度单位时间内流量速率，图17．10中两条曲线的交点将给出长期稳定的均衡资本存量和利率。和前面一样，这两条曲线具有它们应有的形状，因为这里使用的资本概念不是包罗万象的。考察一下与前面的供给曲线对应的、用这种术语表示需求曲线。根据奈特的论点，我们了解到，由于资本概念被制度的原因或其他原因所限制，故减少投资收益。包括内容更多而不减少收益的资本概念。暗含着一种对资本的具有无限弹性的需求。需求曲线的高度或利率将由“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类似地，如果我们假定，人们期望保持某种不变的财富对收益的比率，如果所有的收入都来自财富（即没有必要区分人力或非人力财富）那么，供给曲线将具有无限弹性，供给曲线的高度由1／K给定，这里K＝W/Y。
在社会发展的任一时期，都存在着一种可能不是均衡的资本存量。图17．11中樯有Q1的曲线是一条矩形双曲线，它代表着一项产出持久收入流Q1的资本存量的价值。如果在任何条件下没有东西刺激生产企业改变这种资本存量——即没有任何东西刺激生产企业为更大的资本存量付出利息——曲线Q1将代表这种对资本的需求。在给定的技术状态下，利率越低对生产企业增加资本存量的刺激就越大。因此，利率愈低相对于曲线Q1，曲线D就应该高。如果利率是B，生产企业将没有积极性去尝试增加它们为之付出利息的资本存量。然而，储蓄者将愿意寻求借出更多一些。同样，如果利率为A，储蓄者没有更多借出资金的积极性，而生产企业则愿意借入更多。储蓄者将迫使利率低于B的水平，投资者将促使利率高于A的水平。
因此，利率既不会是A，也不会是B，利率的位置取决于人们的储蓄和投资倾向，即取决于如同图17．12中的储蓄和投资曲线。这两条曲线决定了社会从相对于Q1的资本存量移动到均衡存量的速度。和以前一样，图17．11中的资本需求曲线由r和资本总量结合点的轨迹构成，对这条轨迹来说，投资为零。同样，资本供给曲线由r与资本总量的结合点的轨迹构成，对此轨迹来说，储蓄为零。这两种变动函数使我们能够给出均衡资本存量的长期值的定义。另一方面把r与作为国民收入百分比的储蓄和投资的流动速率联系起来。图17．12中所描绘的储蓄和投资函数，是针对既定的资本存量来描绘的。这些曲线使我们能探索通向长期均衡的动态途径。
图17．13可以全面归纳上述论点，它是图17．8的对应物。S＝0和I＝0的两条曲线代表了对资本价值的供给和需求。这些曲线的交点向我们说明了长期均衡的情况。其他曲线必须与方向有关，它们给出为保持储蓄和投资不同的流量速率所必须出现的资本价值和利率不同的组合。我们已经假定社会有既定的资本存量，其价值由短形双曲线Q1表示，所以利率必定位于A’和A之间；从社会拥有这一概定的资本存量对所得到的这些储蓄和投资函数，我们确定：利率将位于具有0．1的投资率和储蓄率的C点，C点的这一利率与0．1的投资率和储蓄率是暂时的，因为当社会资本存量增长时，将出现新的投资率、储蓄率和新的利率，并最终导向标有P的稳定均衡点。
这一分析可以用一个齐次方程组的形式进行概括，令W＝所考虑的这种总实物财富，
r＝利率，
YW＝单位时间内来自W的收入（所以YW＝rW），
I＝单位时间的“投资”，
S＝单位时间的“储蓄”。
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将存在一种表达利率与每一财富和投资值的对应关系，即（5） r＝f（W，I）。
我们可将此式看作一条对“资本”的需求曲线，即它表示出当现期生产服务的I部分被用于增加资本存量时，生产企业将为之支付利息率r的最大财富量，我们也可将它视为一种持久收入流的供给曲线，这条曲线表示出当生产企业用现期生产服务的I部分创造收入流时的最低价格1/r，在这一价格水平上企业将愿意保持持久收入流在rW的数量水平上。
对于资源的所有者来说，将存在另一种表现“资本”的供给或对收入流需求的关系，即：（6）r＝g（W，S）。
在短期情况下，我们假定Yw固定不变，比如说Yw位于Ywo，那么，等式（5）（6）及下列等式将给出短期均衡：
（7） S＝I
（8） rW＝Yw
（9） Yw＝Ywo
这里有5个未知数——r、W、S、I、Yw，并由5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
在长期情况下，相应的方程组是等式（5）、（6）和下列等式；
（10）S=0
（11）I＝0
（12）Yw＝rW。
这是具有同样5个未知数的5个等式的方程组。
负均衡利率
只要我们将自己限制在实物交换经济的范围内，那么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内容中没有任何一个方面对S＝0、I＝0曲线形状有多少限制。特别是，如同图17．14所示，这些曲线有可能在负利率上相交。这就是说，社会将会在某种负利率水平上处于既定的资本存量的某种长期均衡状态。
为了使类似这种情况的结果出现必须满足什么条件呢？首先考虑曲线S，它表示那些品种有限的财富存量。这些财富存量适合并可以买卖且其最终的拥有者愿意在各种利率条件下拥它。假定利率为零——这就是说，没有任何能获得收益的拥有财富方式。因此，任何财富的拥有者都不会将拥有财富作为获取现期（金钱）收入的来源。但个人和家庭还是想拥有财富以备急需。显然，即使财富增加成本而不是带来收益，这种情况仍将是真实的。例如，假定人们拥有财富的唯一方式是储备食物，这样为了使之不至变质和浪费就必须支出一定的成本。显然人们仍然希望以食物形式拥有部分财富以使自己免受食物供给波动的影响。表现负利率的图17．14中的存量供给曲线所表示的财富价值就与这种拥有财富的情况相对应。当然，人们实际拥有的存量不会年年不变，所以，该图中描述的这一总量应被作为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平均值来看待。
实际上，资本给财富拥有者带来的负收益不只会产生于上面列举的物质的情况，而且可能产生于资本税，这种税收可将税前的正收益转变为税后的负收益。
现在我们来考察需求曲线。首先，这似乎与前面的分析矛盾，固为这些分析将不变的持久收入流意义上的固定资本存量描述为一条具有单位弹性的财富需求曲线。这个不变收入流将是拥有该项资本的生产企业对于该资本财富价值所愿意作为利息支付的最大总量，这条需求曲线怎样能具有比上述曲线更小的弹性？显然，如果存在任何能产出一项经济上的持久收入流的资本源，则这是不可能的。假定有一英亩土地，可能获得一项一年产出一美元租金的经济上的持久收入流，而当利息越来越低时，其资本价值将接近无限。换言之，如果存在一种以任何有限的成本创造任何规模经济上的持久收入流的方法，比如通过充填沼泽，那么在足够低的利率条件下借入那项资金以生产该项持久收入流将是有利的。
请注意，这里强调了经济上的持久。如同讨论资本供给时一样，由于一些具体原因可能不存在任何经济上的持久收入来源。能够生产、占有和转移的唯一资本来源可能就是不断贬值的食品存货。或许存在物质上的或技术上的持久收入流可供选择，像土地，但税制或其他制度上的安排，如有期限的所有权，可以使它们不具有经济上的持久性。
因此，长期均衡利率为负值的基本条件是，在财富的种类中不存在图17．14适用的那种资本项目，这些资本项目能够产出某种经济上的持久收入流。这种负利率与财富所有者支付给照看人以保持财富完整的费用相一致。为使这种情况维持下去，财富的所有者必须拥有其他收入来源，以此获得他们付出的总量（负利率乘财富的价值）。必然存在一些产出持久收入流的资本形式（人力资本，不可转移的非人力资本）。否则，社会就不可能是稳定的。它只会每况愈下，因此，负均衡利率对于一种包罗万象的资本概念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使长期稳定的利率为负值所需要的条件是非常特别的。然而还是值得将它们说清楚。因为负均衡利率与凯恩斯的命题关系密切，这个命题就是：在充分就业情况下，可能本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对这一命题进行一种深刻的阐释的方法由下列子命题构成：
1．在一种非货币的、物物交换经济中，均衡利率可能是负值，
2．在货币经济中，市场利率不可能为负值；
3．因此，在货币经济中，要实现充分均衡或许是不可能的。
前面的分析表明，1是正确的，虽然只是在很特殊的条件下才如此。在讨论利率计算时，我们已经了解了2正确的含义。但是，除非货币经济中的均衡利率与非货币经济中的一样，否则，3就不是从1和2提出的推断。但这不是实际情况。凯恩斯在“市场”利息和均衡利率之间进行对比是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在他分析的那种货币经济中，这两种利率都不可能为负值，为了了解何以如此，必须明确地将货币引入我们的分析。
货币的引入
一旦将货币引入经济，就有必要对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加以区别。名义利率是指在保持资本的美元量不受影响后每美元的美元数。实际利率则是指在保持资本的实际量不受影响后每美元的价格，对于连续计算复利来说，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减去价格变化率：
（13） ρ＝r－1/P·dP/dt
这里，ρ代表实际利率，r代表名义利率，1/P·dP/dt是价格的瞬间变化率。对于货币分析来说，区别已实现的实际利率和期望的实际利率是至关重要的，前者将1/ρ.dρ/dt看作价格变化的实际比率，后者则将它看作价格变化的预期比率。但对于我们分析稳定均衡状态的目的来说，可以忽略这种区别，而将已出现的和预期的实际利率两者视为相等。
为简化起见，我们首先考虑各种不同的稳定状态，在其中每种状态中，价格水平是稳定的，因此1/P·dP/dt＝0。这是凯恩斯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暗含地考虑的情况。然后，我们将引入改变价格的可能性，我们将始终把货币看作通货的相似物，或它的等价物，即看作一种获得零名义利息的财产。
一旦我们引入货币，名义利率就决不可能是负值了，因为单纯持有现金的成本实际上为零。因此如果利率接近零，人们将以货币形式拥有其所有的财富。根据前一节的讨论，现在货币变成为一种能产出零持久收入流的财富形式，因而优越于任何产出负持久收入流的财富形式。
图17．15将这一特征与我们的长期稳定均衡图式结合起来。图17．15中的曲线S是前面定义的资本供给曲线（相对于S＝0）。曲线S’表示出每一个与资源的所有者希望以货币以外的其他形式拥有的财富水平相对应的量。所以由曲线S’与S间的水平距离测量出资源所有者愿意以货币形式拥有的财富量，因此，曲线S’给出了在每一利率水平上可能“租给”生产企业的财富供给量，而其与前面定义的需求曲线（相对于1＝0）的交点给出了长期均衡点（图17．15中的c点）。
然而，生产企业将用它们为之支付利息的财富的一部分来从资金上支持现金的持有。图17．15通过曲线D与D’之间的水平距离揭示了这些“商业平衡”现象。那么，在均衡条件下，bd是“实际的”货市均衡量，其中Cd直接由资源的所有者持有，bc则是作为“运营”资本由生产企业掌握。因此，均衡价格水平是使现存名义货币量的实际价值与bd相等所必须的任何水平，这一论断是简明陈述货币数量学说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能了解到，为什么一旦将货币引入这一系统，均衡利率就不能为负值了。在图17．16中，根据目17．14重新画出的曲线S和D在负利率点上相交。这一交点给出了物物交换经济的均衡点。但只要引入货币，均衡点就由曲线S’和D的交点给出，只要可以认为持有货币的成本为零，曲线S’必然与曲线D在正利率水平上相交。这是陈述所谓庇古效应实质的一种方式，该效应说明了凯恩斯第3命题是无前提的推理。
如果价格水平是不变动的，我们就不再能像图17．15和17．16那样使用r，既用它来指称名义利率又用它来指称实际利率。假定价格以不变比率上升，因此名义利率超过实际利率。这将影响图17．16中的所有曲线。既然以前来自持有一美元现金的名义和实际收入为零，那么现在这一收入就为负值。因此，对于给定的实际利率（比如给图17．15中Oa），能获得该种实际利率的财产就比现金更有吸引力。这一情况对最终财富拥有者和商业企业都是适用的。所以图17．15中bc和cd的距离将会双双像图17．17中所示那样缩短，图17．17再现了图17．15中的曲线并增加了一些适用于价格上升的新情况并用星号表示的曲线。无论商业企业还是财富的最终所有者都将被诱导以实际财富替代现金余额；所以曲线D’和S’都将向右方移动。然而，现在财富的积累对商业企业来说不那么具有生产力了，对最终财富所有者来说所产出的效用也更少了。所以曲线D和S将向左方移动。这时新的实际均衡利率由标有星号的曲线D和S’的交点来确定，它比先前的实际利率要低。然而，实际利率的下降必定比价格的变化率要小，因为它是由同时存在的更高的名义利率所引起的。作为一个理论命题，关于在较高名义利率和较低实际利率之间划分价格上升的各个部分，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作为一个经验命题，其主要影响似乎是在名义利率上，实际利率实质上是没有变化的。其含义在于：需求和供给曲线D’和S’都具有高度弹性，或者说实际货币量与全部资本的总财富价值相比要小。
图17．17包含了有时被称为“蒙代尔效应”的命题的实质内容。
如果价格以不变比率下降，其效应将会逆转：这时，实际利率将比价格不变时为高，而名义利率则降低。
说几句题外话将有助我们把这一分析与对凯恩斯的命题的更一般的讨论联系起来，凯恩斯的命题认为，当资源充分利用时，或许不存在均衡的可能性。凯恩斯争辩说，为使这样的均衡出现，当所有资源都被利用时，商业企业所想要增加于资本存量上的救量，即净资本形成或净投资，必须与最终财富所有者想要增加于其资本存量上的数量，即净储蓄相等。但假定资本的产出很低，以至商业企业所愿进行的投资不如社会在充分就业时所愿意储蓄的那样多。凯恩斯暗示地指出：在物物交换经济中，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利率得到解决，但在货币经济中，名义利率不可能是负值，这一矛盾将通过减少资源的利用来解决，这将把人们愿意储蓄的数量减少到企业愿意投资的数量。
但凯恩斯认识到，这种情况不是稳定的均衡：未被利用的资源竞相争取得到利用，从而使它们的名义价格跌落。但凯恩斯认为，这一过程没有终点，较低的名义成本意味着较低的名义价格，意味着投资和储蓄的较低的名义价值，但并不引入任何力量以消除商业企业所愿意增加的生产资本的数量与社会愿意增加的财富的数量之间最初的差异。因此，他引入价格和工资刚性作为一种外在机制来制止价格和工资的无限下跌。
庇古则争辩说，公众的愿望最终并不要储蓄，而是要获得所愿得到的财富存量，而且，存在一条在我们图中与S＝0对应的资本存量供给曲线。对于给定的名义货币量（这是凯恩斯所做的假定），这种货币量的财富价值可以是依赖于价格水平的任何一种量。相对于“高”的价格水平，其财富价值将是低的，相对于“低”价格水平，其财富价值将是“高”的，从图17．16来看，总存在着某种价格水平，使该货币余额的财富价值等于OW。在这一价格水平上，人们将得到所希望的财富存量，而所希望的储蓄量在充分就业时将为零。因此，即使所希望的投资为零，也没有矛盾。在货币经济中。这种均衡利率至少为零。
这种论点对某种固定的名义货币量和各种可考虑的价格水平来说是完全正确的。总是存在着某种足够低的价格水平以使社会享有充分的财富，或存在某种足够高的价格水平以使货币余额的实际价值减少到社会（最终财富所有者与商业企业）希望以货币形式拥有的总财富的任何一部分。
对于固定的名义货币量的情况来说，针对凯恩斯的这些命题有一种更有影响的答案使得即便当资本的物质生产力存在着极限，而公众对于增加（非人力）财富具有一种无止境的欲望时，这些命题也是不成立的。这一答案是由区别定义为生产资源价值的收入和定义为个人分别认为他们的收入所得的那些东西的总和的收入这种方法推导而来的。后者不仅包括对生产服务的报酬，而且包括资本的盈利和亏损。假定凯恩斯的难题能够出现，价格和工资开始下降，下降的价格将增加实际财富的价值。现金的持有者将获得的资本收益，他们得到的收入将超过生产资源的价值。消费将与生产资源的价值相等，所以企业家进行的净投资为零，而财富的持有者可以在任何所希望的利率条件下进行储蓄。在固定的名义货币量条件下，总存在着一种足够大的价格下降率，它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使生产企业投资和财富所有者储蓄的愿望和谐一致，而不论二者是多么难以调整。
这一答案没在我们的图式中得到体现，因为该答案所依赖的假定与认为在零利率水平上存在着具有有限的期望财富水平的财富供给曲线的观念相矛盾。
图17．17表明，庇古的论点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包含某种变动的名义货币量和某种与之相联系的变动的价格水平。它针对正值的价格上涨率所描绘的稳定图形与等于该价格上涨率的一种货币增长率相对应。相对于这种价格和货币增长率，在每一时点上都存在着一种价格水平和实际利率，它们将同时使名义需求量所能得到的名义货币量和生产企业愿意对其支付利息的财富量都与最终财富持有者所希望的以占有利息的形式持有的财富量相等。
最后，这种更有影响的论点——即强调价格变动率而不是价格水平的论点——还可以扩到包括变化的货币量。如果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财富的持有者顽固坚持储蓄比生产企业所希望投资更多的数额，那么价格必将下降得比货币量减少的速度足够快，从而使财富持有者能够以增加现金余额的实际价值的方式实现其目的。
庇古的和这种更有影响的对凯恩斯命题的答案，在理论层次上，从保证我们的理论分析没有基本缺陷来看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但我立即要补充说：在我看来，从经验上看，这两个答案都与实际经济所经历的那种经济波动中那种很重要的效应不一致。
对包罗万象的资本概念的最后说明
稳定均衡的概念在习惯于数世纪经济增长的地方是很不现实的。因此，有必要强调。我们这种分析的稳定特征是由我们多半只考虑生产服务的一种来源，以及暗含地假定生产服务其他来源（主要是人力资本）的数量是固定的这两种方法推演出来的。只是相对于这样一个固定的量，均衡才是稳定的。
如果其他资源数量增加，那么我们针对不完全的资本概念，而画的所有曲线都将不断向右移动。这样，稳定均衡就变为一种如同许多所谓增长模型中的变动均衡。
还可以做更基本的假定，如果我们将其它资源的数量变化看作是通过比市场买卖更间接的方法而做出的对种种经济考虑的反应，我们就可以像在图17．9中简捷地完成的那样，转移到包罗万象的资本概念上去。如果用利率和财富的词语而不是用年购买量和收入流的词语来说明图17．9中的S＝0和I＝0的曲线，那将有助于说明这种包罗万象的资本概念的复杂含义。图17．18所描述的一种扩张中的经济就是这样做的。
请注意，资本供给曲线包括纵轴r1以下部分，需求曲线包括r2 以上部分。在任何高于r1的（实际）利率水平上，社会愿意以各种形式积累的财富量没有极限，尽管在每一时点上他的积累的速度都有一个限度，在任何低于r2的（实际）利率水平上，值得为之付出该项利息的生产服务来源的数量没有限度，尽管对值得以多快的速度生产新增加来源而言存在一个限度，根据这一概念，r1应被称作内部贴现率或内部时间偏好率，r2则应被称作资本边际生产率。没有任何东西要求这种内部贴现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以一切财富水平来说都是一个常数，就如同图17．18中所描绘的特殊情况那样，但是，如前所述，对于较大量的资本来说，内部贴现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是更高或更低，我们没有做任何推断，只要资本边际生产率比内部贴现率高，这个经济就将持续增长。
如果r2比r1低，该经济将衰退，这种经济状况的相应图象也可以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