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有影响力的评论员倒是能引起人们对训练质量的关注，但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通过社会学方法得出的统计数据。二战期间，美国陆军上校S.L.A.马歇尔曾走访了太平洋中部战区和欧洲战区的400个步兵连，结果发现在一次完整的交火中，用步枪、卡宾枪、手榴弹、火箭筒、勃朗宁自动步枪或机枪向敌军或其阵地开火的士兵不超过15%。在他取样的这些战斗中，至少有八成的人是可以开枪的，而且几乎所有士兵（在某个时刻）都曾处在敌军射程内。而且，这些也不是“无关紧要”的战斗，每一场都关乎生死。况且只要“大致向敌人所在方位”开枪或者扔手雷就可以算作一次开火。即便把伤者、死者都算上，而且假定他们中主动开火的比例和生者一样高，“积极战斗人员”的比例也不会超过25%。战场上，最主动的要数那些使用重型武器的士兵，如勃朗宁自动步枪、喷火器、反坦克火箭筒等。地形、环境、经验、敌人种类及其火力是否精准等似乎都不能影响开火与不开火者间的比率，而且对训练有素、久经沙场的部队和其他部队间有何差别也无从区分。
马歇尔以发生在麦金岛上的一场战役（1943年11月攻占吉尔伯特群岛战斗的一部分）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这场战役中，第165步兵团某营遭日军攻击。面对持刀的日本士兵，美军枪炮有半数被掀翻，阵前散兵坑中的美军有半数都牺牲了。幸好美军火力稍胜一筹，剩下的人才得以保存性命。战斗结束后，马歇尔采访了幸存者。即便把死者算上，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绝地还击的也只有36人，而这些“勇士”中大部分又是使大家伙的。换言之，他们三五协作，用的武器也大多一样：要是机枪没子弹了就用步枪，再不济就换手榴弹。最让马歇尔不解的是，有的士兵已经发现了敌人，可就是不开枪；还有的人被围攻了，可就是不还击、自卫。更重要的，这帮被动挨打的都不是“愣头青”。战场经验惟一教给这帮军士的就是要“想尽办法增加火力”（这样就可以轮番上阵而用不着坚守阵地）——但战事一旦拉长，这样做无异于自杀。由此，马歇尔得出结论，最多有四分之一的人
会真刀实枪地干，其余的人除非本方占绝对优势或顶头上司时刻“监视”、要他增大火力，是不会开枪的。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4
尽管马歇尔实际采访的人没有他声称的多，而且受访士兵都否认曾被问到过开枪与否的问题，他的“数据”还是惊动了军方。军方既接受了马歇尔的结论，就不得不检讨训练中存在的问题。毕竟，这拨士兵按理不应是“懦夫”（他们呆在战场上不动是要被杀的，再说“消极作战人员”并不一定比他们积极的战友先开溜），他们只是不愿进攻罢了。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50，54—59及65。对马歇尔所用数据的评论，见唐纳德·格雷夫斯，“‘赤裸裸的事实一问即知’：二十世纪军事史家和战争叙事”，收戴维·查特兹、马尔克·米尔纳、J.威尔逊（编），《军事史和军人职业》（康涅狄格，1992），页49及罗杰·斯皮勒，“S.L.A.马歇尔统计出的开枪率”，《皇家整编军事学院院刊》，133期（1988年冬月）。马歇尔统计的失实直到1988年斯皮勒的文章发表才被揭露出来，但他的数据以后还是有人引用。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统计数据和社会科学貌似权威，再有就是马歇尔惊人的结论，但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希望杀人没那么容易。
技术和人事
是什么导致他们不思进取呢？这个问题一个世纪来争论不休，但最重要的量纲无非有两个：一是技术，二是人事。有很多人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新式武器的使用消弭了早先保证士兵打仗的因素。一战前，曾有评论员坚持战争是艺术而不是科学，例见陆军W.罗斯中校的评论，“纪律和士气”，《澳大利亚军报》，5卷（1914年4月），页274。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1914年前英美澳三国的机动车数量都不多，只有少数几架飞机，没有坦克，没有远程轰炸机，也没有榴霰弹。但这种情况不久就有了改变。现在的部队已不能以紧密队形向敌军进发：远程武器已经把两军分开，战场成了地球上最寂寥的地方，而且实战中也不怎么防守了。其结果杰克·邓莱普有讨论，“心理学家和冷战”，《美国心理学家杂志》，10期（1955），页108—109及陆军J.莱格特上尉，“战争中人的因素”，《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83期（1964年8月），页24。没过多久，战场在物理学家和工程人员的设计下已渐趋工业化，这时“人事”的重要性是提升而不是降低了。评论见海军杰克·邓莱普中校，“人的调整以适应机器”，《陆军战斗部队军报》，5卷3期（1954），页2；陆军A.格林中校，“军界变革”，《澳大利亚陆军军报》，61期（1954年6月），页6—7；韦尔纳·兰代克，“社会学研究和国防体制”，《社会学和社会研究》，26卷2期（1941年11—12月），页103—104；陆军J.兰特里少校，“人力因素之于战争的影响”，《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07期（1958年4月），页6；陆军S.莱格少将，“当兵的、搞科研的或社会名流”，《澳大利亚陆军军报》，65期（1954年10月），页6；陆军J.莱格特上尉，“战争中人的因素”，《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83期（1964年8月），页24；马修·李奇微上将，“人——最重要的武器”，《澳大利亚陆军军报》，79期（1955年12月），页17；厄文·施米格尔，“社会学在陆军中的地位”，《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26卷6期（1942年7—8月），页503。
远程武器的使用被马歇尔指为士兵消极懈怠的主要原因。初战后的士兵，反复向他倾诉自己“没看见任何人”，而且发觉自己在“和幻影作战”时不免“心慌意乱”。训练中他们见识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会有破绽”——他们没料到会遇上一群“似乎不存在”的敌人，太诡异了。他们甚至害怕因在看不见的（很可能就是不存在的）敌人身上浪费弹药而挨骂。他们越是感到孤立无援，就越迷惘，而其英勇作战的可能性也就越小。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44—48。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5
积极性不高的另一个原因在人。一战打到一半，军官早已不是曾在英国桑赫斯特、美国西点或澳大利亚邓特鲁恩长期受训的“社会化武士”了，不能指望他们“即时做出正确决断”。陆军L.基格尔中将，《陆军师进攻训练》（伦敦，1916），页2。一般认为，英国的公学制度是造就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军官的佳壤。但截至1945年，英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学员只有三分之一是从公学毕业。这一数据是在1945年7—8月间招收的1218名合格军士的基础上统计得出的：陆军J.斯帕罗中校（辑），《士气》（伦敦，1949），页22。至于其他军种，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他们大多对战场上的勇武态度暧昧。而且正规军与新加盟的民兵不太合得来，因为后者年龄要长些，受教育程度也高，而且与其原先战友相比，更多是来自中产阶层。随着所有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一战时，只有9%的美国白人士兵读过中学或大学，到二战时这一数字已涨到41%：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58。此外，第一章讲过，这些“新”兵头脑中的战争景象与实际相去甚远，也是个问题。士兵对于怎么杀敌，心中各有一套——而其想法与官方训练手册上推荐的应急做法又不一样。比如他们可能会把左轮手枪当棍子，来揍德国兵，而不会选择去抠扳机。G.布雷特，“回忆录”，页4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有的士兵一心就想着炸敌人，而没有先把人射伤，由于这一疏忽，自己也有了性命之忧。N.迈基，“武器和靶子”，《陆军季刊》，33卷（1937年1月），页313。为了避免弄得到处是血让人看了恶心，他们还多愿把敌人勒死，而不是开枪。K.加里，“法国致母书”，1916年1月，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要他们“恨”敌人，他们还真恨不起来。见第5章。关键在于，他们是此前是平民，当兵也就这么一阵。英国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1945年讲得好：“早先的兵那叫精干，现在的兵欠练。”陆军战地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好兵》（伦敦，1948），页43，最初发表于《泰晤士报周日刊》，1945年8月19日。传统的负面刺激（像惩罚、恐吓）也不管用了，这些人来当兵本来就老大不愿意，把他开除他当是好事，而且比起上阵几乎必死无疑，倒宁愿在大牢里呆着。日益机警的国内民众倒也赞同这种想法，而且有的战争是打着民主、自由的名义，这时为提高战斗力可以采取的激励措施就更受限制了。
当然，军方尽可以不顾新一代士兵的那许多敏感，强迫那些怠工的士兵按要求行事。很多时候，军方也确是这么做的。在第五章，我们将看到一些特别野蛮的“仇恨训练”法。新兵的基本训练就足够恐怖，哪怕在强征兵看来也是。其中最严的要数美国海军陆战队了，这方面的例子，见克里斯琴·艾皮，《工人阶级的战争：美国士兵在越南》（教堂山，1993），页98；乔治·巴克，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45；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8—10；R.艾森哈特，“小姑娘，这你不该容忍：现代战斗训练隐藏的心理事项探讨”，《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3—23；J.汉森、A.欧文、迈克尔·麦登，《相似处：士兵见闻及现代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2），页44—45。但即使在其他部队，动粗也大是家常便饭。所有这些训练的基本过程都一样：就是先把新兵弄垮，然后再把他们塑造成合格的士兵。其基本原则包括非个人化、统一着装、限制隐私、强制交往、紧缩日程、剥夺睡眠、重新编队、心理迷向、任意裁断和严刑峻法。描写最详细的，见彼德·布恩，“新兵基本训练中的心理社会学现象”，《精神病学》，30卷2期（1967年5月），页187—196；唐纳德·邓肯，《新兵团》（伦敦，1967），页97—98；阿瑟·菲迪希、莫里斯·施泰因，“部队生活中的认同涣散”，收施泰因、菲迪希、戴维·怀特（编），《认同和焦虑：大众社会中的个体存活》（伊利诺伊，1960），页493—506。有些训练方法要求士兵拷问犯人，其残暴程度是差不多的：施暴层级可能略有不同，但性质是完全一样的。性质一样（层级不同）的描述，见米克·海瑞特斯法特罗斯，“逼供：屈打成招一例”，《应用社会心理学报》，18卷13期（1988），页1107—1120及厄文·斯陶布，“拷问及其施行者的心理学和文化研究”，收彼德·苏德菲尔德（编），《心理学与严刑逼供》（纽约，1990），页49—76。第六章的中心人物美国陆军中尉威廉·卡利曾参与了美军在美莱［越南一村庄，1968年5月美军曾在这里屠杀平民500人，事发后曾以对游击队的大捷掩盖，一年后真相终于暴露，引起美国公众愤怒，加速了美军从越南的撤出——译注］的大屠杀，他是这样描述（佐治亚州）本宁要塞的军官学校是怎么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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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觉得，有件事我们在那儿学了20年，其实不对。那就是杀人，是一身短袖圆领运动衫、宽松运动短裤打扮的陆军中士教给我们的。我们围坐在一起，他就踢我们的肾：真的，差几公分就要人命了。那太可怕了：一人一脚，谁都无法幸免，我就想，这下完了。死定了。他是真踢，一点不含糊，要不就使招空手道，把人砰的一声掀翻在地：紧接着就教我们下一步怎么做。一脚踩下去，就在两眼正中：当然，下手都有分寸，看着就要把鼻子踩到脑袋里似的。再就是踹心口：胸腔那一块，要把碎骨压到肺里去。最后一脚踩心脏，直到把它碾碎。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27。
类似的技术不止越战时美军在用。早在1919年，列兵史蒂芬·格雷厄姆在英国陆军受训时就抱怨过，那简直是场噩梦，“无休止的羞辱，脏话连天”，目的就是要把人贬为物，“直至每个人都百分之百的听话”。他还说：
被人揍；威胁你；给你取外号；叫你在班里人面前自己练自己，让你出丑，做累人的动作，班里其他人都可以不做了，就你一人得做下去；被人往耳朵里吐唾沫；让人架着从阅兵场这头走到那头；被军官污蔑，刚要为开口讨公道又被喝令闭嘴——所有这些都在消磨你的尊严，让你觉得自己渺小，甚至不过是当炮灰的料。
他还记得训练要求用手拍枪，直到拍出血来，作为训练人心狠手辣的一种手段。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25及58。教官的一般态度可从澳军一次关于刺刀训练的讲座中看出来。在这份“盟军地面部队太平洋西南海域训练方略五”（1943）的材料中，教官们不得不强调
新法完全建立在杀人的基础上——用刺刀杀人，就需要既下得了狠心又有本事的人，要能完全把持住自己和手中的武器，一刀致命……新的训练体系将彻底终结那种只知道“预备——还原——预备”之类的教官。新法仍然要求动作迅捷，要常抓不懈，但贯穿始终的“主题”是杀人！“羞答答的”轻击，或者闭眼乱戳一气，这些对日本人都不管用；现在最缺那种既有攻击力，又能把持住自己，头脑还清醒的杀手，心里记着这帮黄种蛮人在马来亚和新几内亚杀人无数，于是眼里充血，心头制怒，满脑子“澳大利亚向前冲”的想法，然后“一刀见红”……西南太平洋的杀人时间到了！“盟军地面部队太平洋西南海域：训练方略——第五号”，1943年，页2，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任人笑自己不是男人，是孬种，那滋味在任何远离家乡、身处逆境、年轻好胜、尚不成熟的小伙子，肯定都不会好受。在许多负面劝诫中，最管用的也许就是那些琐碎的条条框框了，其目的正是让士兵变得心狠手辣。在一篇题为“昏厥战士一例”（刊在1958年《加拿大陆军军报》）的文章中，便有个典型事例，要士兵不得救援任何在检阅中倒下的战友。“现代军队，铁的纪律绝没过时，”文章开始讲道，
但不应弄错它的意思。它不是野蛮暴虐或麻木不仁的同义词。纪律，究其目的是人道的。我们必须训练士兵去杀敌，在面对受过同样训练的敌人时不能畏缩，这都是显然的道理。战场上倒下的士兵总要等战役稍停，才能指望战友的救助。陆军H.伍德中校，“昏厥战士一例”，《加拿大陆军军报》，12卷4期（1958年10月），页31。伍德在渥太华陆军总部陆军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类似的事情一战时在“吃苦训练”中也曾发生过，见A.特纳，“总攻时刻”，页5—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新入伍的士兵，想不成为“杀人机器”也不能，而迟早会从俗。比如1969—1970年度被征入伍的迈克尔·罗森菲尔德，他回忆说：
他们会发给你步枪，枪上插着刺刀。然后会问，“刺刀的真髓是什么？”而你必须扯着嗓子喊，“杀人！”而我每次都只开口不做声。这话我说不出口。但为了让我们喊得更高点，军士会说，“听不见！”我们就得吼，“杀人！”我还是只动嘴不出声。一次，当官的说，“你们要是不喊高点，就不会给你们柠檬吃！”而我那一次也叫了，刺刀的目的是为了杀人——这在我是头一遭——是为了得到柠檬，因为我那时已累得不行，快脱水了。迈克尔·罗森菲尔德，其访谈收杰拉尔德·吉尔格里奥，《作决定的日子：拒服兵役者越战从军口述实录》（新泽西，1989），页82。另见丹尼斯·吉钦的叙述，《征战宝瓶宫：一美国步兵越战期间柬埔寨边境战记》（北卡罗来纳，1994），页15—16。
类似的训练方法在军官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毕竟这些士兵是要上战场的，不是去周日学校聚餐。马克·格增，“士兵”，收里斯·威廉斯（编），《梳理越战：从战争到和平》（西雅图，1987），页145及阿拉曼的蒙哥马利，《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小析》（出版地点不详，1946年4月30日），页15。一个人“要是不能忍受别人冲他吼几句或从背后踹一脚”（越战中，菲利普·卡普托试图让自己理解）“就永远不能承受战争的残酷”。训练营中的非人待遇尤能打击人的自尊，使他急于表现，以证明自己“够得上海军陆战队的苛刻要求”。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10。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7
训练营里虽不乏暴力，可军方也发现不得不接纳越来越多的民兵。现代战争使用的技术无所不及，使战争与每个人是如此的近。自一战开始，参战人数便不是以万而是以百万计，于是军方得向所有人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这可不容易，难点主要有二：第一，要找到一种治疗手段和普通人听得懂的语言，好向不能理解战争的百姓解释。这在第八章还要详细讲，这里就简单说一下：就是要给精神病学专家、临床心理学家和社会福利工作者以较高的地位，因为“医治”面对杀戮承受了很大压力的士兵要靠他们。这些社会科学工作者给军事用语带来了可喜的变化：“胆小怯懦”（轻者受罚，重者可处死刑）到他们嘴里就成了“炮弹休克”，再说就是“心理焦虑”（虽然还不光彩，但治疗一下也就行了）。到二战结束前和越战时，称呼又改了，成了“战斗疲劳”（也即需要休息，而且能赚取更多的同情）。这种对军方一直坚称的怯弱的不断正名，如果没有“全面战”之下的政治经济压力是不可能实现的；另一方面，不借用病理心理学概念来描述人在战场上的状态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和第一个相关）拦路虎是如何把好战的话改软：更准确说就是改成老百姓的语言。非人和过度残酷的战备训练，有各方面的人盯着，包括那些心急如焚的家长。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既能完成兵役又能早日回家过上平静的百姓生活，做个好公民而不是职业杀手？有些事发生在正规军身上没事，可要是牵扯到大量的志愿兵和强征兵就得好好解释一番了。心理学家约翰·多勒德和他的同事提出的挫败敌对公式——即累积的挫败感会引发敌对行为——就被用来为那些有施虐倾向的训练科目开脱。其理论，见约翰·多勒德、伦纳德·杜布、尼尔·米勒、O.莫勒、罗伯特·西厄兹，《挫败与敌对》（康涅狄格，1939）及尼尔·米勒，“挫败敌对假说”，《心理学评论》，48期（1941），页337—342。另见伦纳德·伯科维支，“再谈挫败敌对假说”，收伯科维支（编），《敌对探源》（纽约，1969）；伦纳德·伯科维支，“敌对行为的环境因素分析”，收乔·格罗贝尔、罗伯特·欣德（编），《敌对和战争：生物及社会基础》（剑桥，1989），页91—100；马克·梅，《战争与和平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纽黑文，1943）；尼尔·米勒、理查德·巴格尔斯基，“敌对行为的次要研究之二：内团体的挫折感对外团体态度的影响”，《心理学刊》，25期（1948）；P.特奎特，“自然和人类社会中的敌对行为（二）”，《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22卷3期（1949），页157及160。移情、移置等行话替代了直白的军事语言，与此同时教官的行为方式却没有任何变化。心理学术语还被用来遮掩有关黑人士兵的人事任用（借用进化心理学和群体动力学把黑人排除在战斗群体之外，在人手极度紧张时又通过精神分析学把他们融合进来）。后一种情况的例子，见精神病学家阿尔文·普桑特博士的精神分析学主张，引自戴维·洛伦兹，“黑人兄弟为何再度从军”，《黑木》，1968年8月23日，页88。军官们有意识地、也是毫无顾忌地把心理学语言拿来，在需要的时候为自己以部队的方式对待民兵的行为辩护。例见陆军C.金顿中校，“1848—1849年度金奖文章”，《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0期（1949年12月—1950年1月），页6—22。
士气和模拟训练
针对因应用于战争的技术不断进步和越来越多的“平民”进入部队而导致的消极应战问题，有许多对策。从技术角度提出的对策就有重点研发攻击武器而不是防御设备（理由是，武器既是“自我的延伸”，那进攻性武器自然会鼓励人变得勇武）A.卡丁纳，“战争恐惧症中的法医问题一览”，《美国精神病学杂志》，99期（1942—1943），页659。另见陆军C.戴利中校，“部队士气的心理学分析”，《陆军季刊》，32卷（1936年4月），页71及F.巴特勒特教授，“高射炮兵的心理问题”，1942年，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66。，如1967年试行的“急杀”和“直觉”的开火方式以及1971年引入的“模拟训练”。具体描述见《时代》杂志，1967年7月14日，页16；保罗·布莱德、罗伯特·萨尔增，“模拟训练对步兵积极性和满足感的影响”，《部队和社会》，6卷2期（1980年冬季），页202—214；陆军D.科林斯上尉，“急杀”，《步兵杂志：皇家澳大利亚步兵团》（1969年1月），无页码；托马斯·斯科特，“地面部队的战术训练”，《部队和社会》，6卷2期（1980年冬季），页215—231；美国陆军，《急杀原则：训练章程23711》（佐治亚，1967年5月）。一战时已有“急杀”：见锡德尼·洛克伍德，“一战忆旧1914—1918”，页10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以人为本的策略包括发扬团队精神和建立奖偿机制如发放证章军衔标志等。“本土军队训练：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富兰克林上将）对全英训练部队司令员的讲话”，1944年12月7日，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840；陆军A.詹姆斯中校，“心理调节和战时士气”，《加拿大陆军军报》，2卷5—8期（1948年8—9月及10—11月），页28—31及24—25；陆军威廉·莱恩上校，“士气和领导才能”，《加拿大陆军军报》，6卷1期（1952年4月），页46—47；陆军马利哲·斯坦尼希什少将，“指挥提案”，《加拿大陆军军报》，14卷2期（1960年春月），页81。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8
向新兵灌输爱国、政治信念也很重要。认为士兵不过是“一捆条件反射的神经束、一个胃、一个生殖器加一双脚”的传统观念，认同者已日见其少。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82。对其有鞭辟入里的述评，见S.麦肯齐，“士气和事业：改变一战英国远征军看法的运动”，《加拿大史学杂志》，25期（1990），页215—232。要是不想被人当作“暴徒、或有着犯罪情结的精神病患者”，每名士兵都要明白为什么要打仗。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82。纽约精神病学家伦纳德·R.西尔曼认为应向美军士兵传递
明确、固定、衷心认同的理念，要他们保家卫国。美国政府应向他们灌输对战争意义的官方、热情的具体阐释，既要强调其个人福祉，又要激起对敌人的仇恨，还要点燃对美国信念的虔诚信仰。伦纳德·西尔曼，“士气”，《战时医务工作》，3卷5期（1943年5月），页498—502。类似的言语见陆军马丁·施泰因上尉，“神经官能症和集体诱因”，《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3期（1947年3月），页320—321。
但多数论者都对能否通过讲道理说服士兵表示过怀疑。连知名军事评论家查尔斯·莫斯考斯（他坚信信念十分重要），也不得不承认“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和“爱国主义的豪言壮语”，“潜在的想法”很少能拿上台面。查尔斯·莫斯考斯，《服役美军》（纽约，1970），页147。另见罗杰·利托，“兄弟情深和战场表现”，收莫里斯·詹诺维支（编），《军队新貌：组织变动》（纽约，1964），页204—205。按言辞更为激烈的分析家S.L.A.马歇尔上校的说法，不愿杀伤是“一种情感而非心智的障碍”。因此，“靠理智的辩难，如‘不杀人就被人杀’，是无法成功的。”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78。另见H.加纳少校，“战争中的精神病受害者”，《战时医务工作》，8卷5期（1945），页345；塞缪尔·亨廷顿，《士兵和国家》（纽约，1967），页389；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长期作战士兵中的神经官能症”，《门宁格诊所公报》，11卷1期（1947年1月），页18—21；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437；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50。
提倡团队精神、进行意识形态灌输，效果都有限。士兵上阵后僵硬呆板的最重要原因是恐惧，而这个可恶的“毒素”靠这两种办法都无法除去。恐惧常被视为病毒：例见陆军W.加伯少校，“凡枪手都要英勇才行”，《加拿大陆军军报》，6卷6期（1953年1月），页22—23及艾伯特·格拉斯，“战区预防精神病学”，《美国三军医疗杂志》，4卷1期（1953），页684—685。教官的主要努力方向是要把恐惧变成愤怒。海军陆战队的一名教员就曾说：“恐惧只能把你毁掉”，所以一定要“愤怒起来，好去杀人！”乔治·巴克，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45。恐惧的传统消解之道是训练士兵不由自主地动作，这样到了战场上他们就会“本能地”做出反应。但在实战中这种方法的短处就立现了：真打起来，那几个惯常动作几乎都没什么用，因为每场战斗都有自己的目标，可用的资源和战场环境也不一样。此外，士兵常需要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行动，所以得教授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自主判断：习惯性动作和本能地待命这时帮不了什么忙——相反，操练最熟稔、平日最听话的士兵到了战场上反倒经常是最先躲进树 丛里去的人。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40及60。
消除恐惧的办法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模拟训练，其最积极的倡导者是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一战期间）和S.L.A.马歇尔上校（二战以后）。富勒可算是20世纪最有预见力的军事理论家。布赖恩·里德，《军事思想家J.F.C.富勒》（伦敦，1987），页1。他认为，“进攻欲”的培养只有靠长期、缓慢甚至不易觉察的灌输才能奏效。人的心理至关重要（他的理由很合情理，毕竟“怕死的是人，不是武器”）。论证时，富勒援引了他独创的本能学说和群体学说。根据他的理论，人的个性取决于一时的想法和心情，而这又取决于其精神或自我。一个人接触的所有事物都会在他心里激起向善或向恶的情感。这种个人的情感体验经过多次重复就能形成习惯；个体习惯在一个民族中反复出现就会转化为其本能。尽管部队无法改变人的本能，但可以“向士兵施加各种战争印记，这样他习得的感情倾向、他的本能反应就会变得好战”。另外，军队本身可看作某种人群，也要受规束普通人群法则的羁约。群体一如个体，也要受过去势力的支配。富勒认为，把军队“当成一个整体”：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9
就会发现，我们所称之为理智的东西实在是受我们的心智支配的；而且在心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那些无意识的行为底层，其中尤以遗传天性最为重要。在某种情境下，人有意识的个性会挥发，而每一个人的情绪在这时都会朝一个方向聚集：这样，集体心智就形成了。这个人群在心理上也就成为一体，此后就可以像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那样行动了。
换言之，“部队人群”可由施训者支配，因为“同质的环境可以创造一体的性格和精神”。
向个体和群体施加“战争印记”固然重要，但富勒也承认，现有的训练机制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忽视了战争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枪弹。没有枪弹，通过训导士兵是可以知道该如何行事——可到了实战还是手足无措。为了鼓励士兵开枪，他建议使用不同颜色的小旗。红旗表示敌军火力稍强；蓝色是双方火力相当；白旗则相反。通过一系列演习，士兵应当知道依不同战局风险的大小决定如何应对。应该教他们借助掩护前进、选择射击角度以及沉着应对压力。与队列训练强调服从命令、严格执行、整齐划一不同，战斗训练更重视战术队列和因地制宜。陆军J.富勒上尉，《训练备战》（纽约，1947），页7—9，11，16，29，103—106及111—117。
二战结束后，马歇尔发展了富勒的理论。他也认为要想士兵勇猛，拟真训练十分重要；而且也同意富勒的观点，即士兵的主动是教出来的。习惯动作和死板的操练只能适得其反。无论官还是兵，都得理解人的心理，尤其是人有交往的需要。马歇尔鼓励士兵们互相接触（据他观察，“互相拍拍背……胆小的老鼠也会成狮子”）。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哪怕仅仅是能看到别人的身影——对培养进攻欲非常重要。活动也是一样，哪怕只是挖个散兵坑，或者给战友提供紧急救护。马歇尔是这么说的：“行动使人镇静，可以让头脑保持清醒。要是能管住自己的肌肉，待会儿就会去用它。”
马歇尔也指出不应抱太大希望。最怠战的四分之三士兵怎么都不会积极起来。但他也提出，哪怕不开枪的士兵对战斗也是重要的：只要他们在场就有助于保持士气。积极的士兵全身心拼杀，不会注意到同伴在（或不在）干什么。实际上，正是只看不打的人在场才使得其他的人不打不行。他们虽然没帮什么忙，却给战争造了势。对开枪者可以以升职作为奖励，一直不开枪的人可以调去打炮，几个人协作或许可以让他们变得积极些。有时也可以让他们使用单兵武器，比如喷火器、勃朗宁自动步枪等，这些武器都是“独行侠”，也有分量，或许会让怠战的士兵消除总是默默无闻的心理状态。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36，40—42，64—66，71—72及75—76。
但在马歇尔写下这些文字时，军方已经走在了无论是他还是富勒的前面，引入了模拟训练，即后来的“战念灌输”。形式起先有多种（在第五章我会详述其中的一种，“爱恨法”），但到二战时已固定下来，成为渗透科目，它要求受训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受训者完全暴露在近旁的炮火之下，还要完成模拟的战斗演习。有些通道会有活动靶弹出，要求士兵迅速将其打掉。“闪电科”、“渗透科”、“村战科”和“近战科”要求战士在不同的地形和战局条件下及时开火，哪怕周围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头顶还有呼啸而过的超越火力。攻击科可以从体能和心理两方面考查、训练士兵。壕沟里烟雾密布，使受训者无从分辨壕沟有多深；里面放上假人，只有踩到上面才能知道；受训者穿过两道屏壁，却发现左右各有一个假人夹击，这是为了检验他用刺刀的反应速度。具体情况见丹尼斯·吉钦，《征战宝瓶宫：一美国步兵越战期间柬埔寨边境战记》（北卡罗来纳，1994），页20；“训练中的现实”，《泰晤士报》，1942年4月27日，页2；C.特瓦因，《刺刀训练：借助假人、草棍进行的系列模拟演习》（奥尔德肖特，1942），页38—44；贝尔·瓦利，“步兵师的组建和训练”及威廉·基西，“补充兵员的训练”，均收罗伯特·帕默尔、贝尔·瓦利、威廉·基西（编），《二战中的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地面作战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华盛顿特区，1948），页387—389及448—451；“战争内阁日程：来自澳大利亚武装部队（中东）将级指挥官的报告”，1942年，页3，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其他军种也进行了拟真训练。空军的例子见美国陆军司令部空中部队训练师，《美国陆军空中部队专业人员战时训练评估》（华盛顿特区，1946），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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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训练并非人人都赞成。克里斯琴·艾皮，《工人阶级的战争：美国士兵在越南》（教堂山，1993），页114—115及贝尔·瓦利，“步兵师的组建和训练”，收罗伯特·帕默尔、贝尔·瓦利、威廉·基西（编），《二战中的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地面作战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华盛顿特区，1948），页448—449及451。澳大利亚陆军满怀信心地采用了模拟训练，但也注意到若“实施不好”，也会“导致和‘炮弹休克’类似的神经紧张”。其在二战期间发表的一份报告就告诫其军官，训练的目的不是“让人受到惊吓”，且“不应成为教员耀武扬威的机会”。“战时条件下的训练”，二战篇，页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54，937/1/8。另见鲁思·威尔逊，《黑人入伍：美军黑人研究》（纽约，1945），页28。但如果训练“较为平和，且接近实战”，一般认为可给士兵以更逼真的战斗想象，且能刺激他们多掌握些战斗技巧，更适应嘈杂的环境，有更多打移动靶的经验，能更好地体会心理学上转移注意力的技巧，慢慢学会只关注眼下的事情和逐渐可以有信心，即使压力很大也能应付。引自“战时条件下的训练”，二战篇，页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54，937/1/8。另见战争部陆军A.威尔逊少校致本土部队陆军布里顿中校的信，1942年5月5日及“训练中的心理成分”，1942年6月4日，均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二战时在澳军服役的兰斯·肯特曾在开农格勒［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地名——译注］的丛林战校受训，他认为模拟训练很有成效：
至于没有真实对手，这就得由教官们解决了。在刺刀训练和需要学员进攻的训练科目中，教员中的神枪手会在他们两边百来米的地方守着。谁落后就打谁拖后的那只脚。子弹会落在他脚边，落在他身后一米的地方。哪怕谁觉得自己已经筋疲力尽，只要听到“砰砰”的枪声，或者子弹打在身后不远的地上“铛”的一声，或是跳飞的子弹嗡嗡的声音，都会有如神助，爬起来往前一阵跑，太让人称奇了。
他还介绍说，还有种“让士兵腿脚快点”的高招是“取半截硝酸爆胶，用牙把雷管和导火索咬在一起，点着了，朝落后的士兵身后扔过去！”只要距离得当，爆炸不会伤到人——但于训练却极有效。兰斯·肯特，“自传”，页167—168，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认可这种方法的士兵不止肯特一个。不仅是在训练中，战场上也一样：1943年，有人问700名曾在北非作战的士兵，什么样的训练可以消减战场上的惊愕，有三分之一的人提到真枪实弹的训练，（一年后）在意大利作战的344名步兵中有超过八成的人都认为艰苦但接近实战的训练是他们备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228—229及231。另见陆军K.林德曼中校，“恐惧的心理学”，《加拿大陆军军报》，14卷5期（1960年1月），页95。
刺 刀 训 练
模拟训练固然先进，且紧跟时代，但传统上鼓励士兵拼杀的方法也依然在用。比如刺刀在本书检视的三次大战中一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大家都知道，现代科技和速射步枪的应用已经大大限制了刺刀的用途，可它还是占据了军事训练的中心地位，这不能不让人称奇。毕竟在布尔战争前就有人宣称，现代武器的使用已经预示着肉搏战“在未来战争中不会继续扮演醒目的角色”。R.艾伦森温、C.菲利普斯沃利，《大刀和单棍》（伦敦，1890），页87。另见W.格林纳，《神射：打猎和打仗》（伦敦，1900），页19。战斗经验也表明，随着机枪、大炮和电缆的应用，部队已无须冲锋陷阵，经常是仗还没打到拼刺刀的份上敌军就已经投降了，所以端着刺刀冲锋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一名参加过二战的士兵是这样来解释为什么不用刺刀的：“要是我和德国兵的距离真是近到要用刺刀的地步，那我们中早有一个先投降了！”弗雷德·西德伯格，《漫长归乡路：二战驻意加军自传》（多伦多，1985），页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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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西·雷蒙德·霍尔在一战中可能只是个小兵，但他对“帽檐镶着金边的傻瓜”下达的刀挑敌人的命令的指责却一点没错：“战场一马平川，敌人距我们有一英里远，怎么用刺刀？没等你靠近呢，他就先用机枪把你放倒了。”珀西·霍尔，“琐忆”，1985年，页2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陆军J.富勒少将，《讲演集》（伦敦，1931），页14—15；陆军上校约翰·麦克唐纳爵士，“堑壕战中刀的作用”，《皇家整编军事学院院刊》，62卷（1917），页65—66；A.特纳，“总攻时刻”，页5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斯宾塞·威尔金森，《战场初尝教训》（伦敦，1914），页64；R.威尔金森兰森，《英军刺刀史1700—1945》（伦敦，1967），页65—66。
但指挥官却坚持认为“刺刀是每一场战斗的决定因素”。“堑壕战备忘录”，1916年10月31日，页11，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58/344。侦察可以靠骑兵和飞机，扰敌要用到大炮，掩护可以用刘易斯式机枪，守卫阵地需要枪弹，可要摧营拔寨非得刺刀不可。许多军事专家认为，哪怕有毒气、坦克、飞机甚至核弹头，要想取胜仍得靠熟练使用刺刀、步枪的步兵。《刺刀（白刃战）》（奥尔德肖特，1940），页1—2；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与武器打交道》（纽约，1924），页94—95；“刘易斯式机枪手”，《刘易斯式机枪的使用指南》（伦敦，1918），页32；“堑壕战备忘录”，1916年10月31日，页11，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58/344；“XYZ”，《上将就活命战术致子书》（伦敦，1918），页17。即使原子战争也有贴身的白刃战，这一论点多有提及：见陆军J.艾申赫斯特少校，“倒钩，子弹和刺刀”，《加拿大陆军军报》，4卷5期（1950年10月），页42；P.道森，“二战军备发展事略”，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A.哈丁，《美军刺刀史1776—1964》（费城，1964），页Ⅶ；陆军上将洛萨·伦丢里克博士，“原子武器带来的战术变化”，《加拿大陆军军报》，11卷1期（1957年1月），页87；陆军E.旺蒂少将，“进攻”，《加拿大陆军评论》，12卷4月（1958年10月），页98。
所以，训练营仍得继续检查用刺刀的本领。英国陆军1916年训练手册就告诉教官，训练到了最后阶段，哪怕士兵已经筋疲力尽，仍得把他们拉到训练场，看他们拼刺刀准不准。帮助他们训练的麻袋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以模拟战场上可能遇到的困难。这不假，1916年手册就要求
模拟对手的麻袋里应立着放上稻草，再散放些（长着草根或石南的）表层土、枯叶、刨花等，既要保证它耐戳，又不能弄钝刺刀。要想效果逼真，像挂着人骨那样硬生生地往回收，还得往里立着塞一层硬木片。
要看刺得准不准，就只有把圆盘粘在麻袋上。只有刺得用力，收得干净，才能把盘子“带”下来。进攻先得从战壕练起，两米来深的沟，宽也一律相同；要求战士冲锋，到敌人面前再高叫；假人到处都是，划艇上垂下来的，三角桌上放着的，战壕里摆着的，胸墙上靠着的。战争部参谋处，《1916年刺刀训练》（伦敦，1916），页6—7及20—21。人体要害部位都在沙袋上画着。陆军G.桑顿中校、H.沃尔特兹少校，《武器训练辅助手段：即兴想法》（奥尔德肖特，1941），页17。连海军都有刺刀训练。哈尔·劳伦斯曾在一名加拿大海军军官手下训过，那人经常冲他们喊：
你们得自己想去和敌人拼命才行。船长把船靠近敌舰并排停着总错不了。冲到敌舰上去。让他们尝尝英国刺刀的厉害。朝他们开枪。拿棍子揍他们。让他们服帖！
这是训海盗，不是现代海战。哈尔·劳伦斯，《一场血战：加拿大海军忆旧1939—1945》（多伦多，1979），页19。
部队为什么要反复强调拼刺刀呢？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军队是个墨守成规的地方。从一战到越战，训练方式几乎没有变化。埃里克·伯哲鲁德，《电闪雷鸣：一战斗师越南体验》（新南威尔士，1993），页95及威廉·内格尔，“你记得什么时候？”，页3，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有评论员说，哪怕仅仅是因为苏联和德国的步枪手还配备有刺刀，也要保留刺刀训练。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Ⅶ。还有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刺刀仍是战场上的重要武器，因为它没声，所以要悄悄行动时还是无可替代。陆军C.多金斯上校，《步兵夜间行动》（奥尔德肖特，1916），页14，25—27；安德鲁·埃利奥特，《射杀：救命书》（伦敦，1941），页52；“为骑射手准备的刺刀”，《陆军评论》，第1卷（1913年7月），页87。打丛林战或是打游击，刺刀就更重要了。陆军O.伯迪上尉，“灌木、丛林战与现代武器”，《陆军季刊》，8卷（1924年7月），页315及P.道森，《二战军备发展事略》，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夜里用刺刀很保险，因为近身作战使它不太可能误伤自己人。“为骑射手准备的刺刀”，《陆军评论》，1卷（1913年7月），页87。是和步枪相比较而言。要是子弹用完了，或是枪卡住了，它就是最后保命的东西了。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Ⅶ；“步兵武器发展进度报告”，1952年11月19日，页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5178；斯宾塞·威尔金森，《战场初尝教训》（伦敦，1914），页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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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之所以要保留刺刀，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军队，愿意进攻的战士总是受到最高的奖赏，这就决定了刺刀的地位一定高过子弹。炸弹、手雷也好，子弹也罢，都使人倾向于退缩，只有刺刀会强迫士兵前冲，跳出战壕去和敌人拼命。放枪只能把敌人“逼回去”，而不能把他们“逼出来”，1919年的一本训练手册这样提醒各排长。它的理由是，“自信能拿刀杀人的才会上阵杀敌”。战争部，《步兵排训练》（伦敦，1919），页4。类似的说法，见陆军O.伯迪上尉，“灌木、丛林战与现代武器”，《陆军季刊》，8卷（1924年7月），页319及陆军J.维利斯斯图尔特上尉，“刺刀”，《陆军评论》，1卷2期（1911年10月），页311。1915年，英国战争部也公开表态，只有对自己“刺刀本领”有把握的士兵才可能“接近敌人”。战争部，《前线纪事：第三部分》（伦敦，1915），页10。另见关于白刃战的讲座，收阿尔弗雷德·唐斯，“布伦特伍德南军讲习所上课笔记，1916年10月16日始”，未编页，伯明翰城市档案馆。刺刀可以让人变得更“嗜血”。阿尔弗雷德·唐斯，“教导篇：白刃战”，1916年10月16日，伯明翰城市档案馆；“为骑射手准备的刺刀”，《陆军评论》，1卷（1913年7月），页85—86；战争部，《1917年攻势步兵排训练指示》（战争部，1917），页11—12；战争部，《青年军官注意事项》（伦敦，1917），页22。就连敏锐的评论家如富勒，虽然知道历次战争中刺刀几乎没起什么作用，也接受了有必要进行刺刀训练的观点，理由是它可以鼓励士兵多杀伤。J.富勒，“战争科学的基础”，《陆军季刊》，1卷（1920年10月—1921年1月），页94—95。
这样的观点不仅仅是一战时的昙花一现。在此后战事中也有类似的意见提出来。例见陆军M.阿默少校，《地方军成员及军士总体战训练方略》（伦敦，1942），页37及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1—2。挥舞“冷钢”，才能让敌军心寒。“为骑射手准备的刺刀”，《陆军评论》，1卷（1913年7月），页85—86；“地方军指示号581943；杂记：战区纪事”，1943年，发给排长，页7，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872B；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2；战争部，《1952年地方军训练》（伦敦，1952），页37。安德鲁·G.埃利奥特在给英国地方军编的一本小册子里更是一针见血：
碰上单个的德国兵，只要能拿刺刀或钝器搞定的，就不要用子弹。试想如果次日清晨敌人发现哨兵或侦察兵被肢解了躺在那儿，该是多大的打击。安德鲁·埃利奥特，《射杀：救命书》（伦敦，1941），页52。
1944年时，（英国本土军队总司令）富兰克林上将曾给全英训练部队的司令员作指示说刺刀进攻练习非常重要，它可以教会士兵“勇猛”和“短兵相接的勇气”。此外，他还把逃避训练的人贬为“只会学女生尖叫”。“本土军队训练：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富兰克林上将）对全英训练部队司令员的讲话”，1944年12月7日，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840。《喋血刀锋：肉搏战全攻略》（1942）一书建议不要把“小伙子”当作“姑娘”看待。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Ⅶ。某越战老兵在回忆肉搏战训练时也说：“他们在向我们兜售能驱散恐惧的护身符呢。”威廉·梅里特，《河水回流的时候》（雅典，1989），页18。
军训心理学
部队新近有一批人在全力打造“能驱散恐惧的护身符”。前文已经提到，自然科学创设的（为人文科学所拒斥的）空寂、非人的战场，却从政治和逻辑上为一门“人类科学”提供了施展空间：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不管自然科学工作者怎么否认（通过使用行话或将战士相互隔离），前线的战士都很清楚，战争就是杀人。对他们来说，有着巨大杀伤力的武器不是没有人情味的工具，而是朝夕相处的伙伴。所以尽管自然科学家对士兵的情感体验视而不见，社会科学工作者却不敢怠慢，以他们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研究中心。他们希望向各级指挥官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如果一名军官没有受过心理学的训练，无法消解军队机械化和千人一面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就是懂得再多枪炮射程和弹道方面的知识也没有用。“陆军训练营学员心理课程”，《心理学报》，15期（1918），页130。
行为学家劝说士兵杀人的作用少有史家提及，就是提到也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比如放在“士气”的小标题下）。比如詹姆斯·德雷斯克尔、贝克特·奥姆斯特德，“心理学在部队：近时运用及未来趋势”，《美国心理学家》，44卷1期（1989年1月），页43—54就没有提及。但也有例外，如彼得·沃森的《心理战：心理学在战场的使用与误用》（伦敦，1978）。这不足为奇：因为其在他们职业发展史上不值得大书特书，而且作为一项技能也不是特别为市场看好。这些知识由军队转向民间的情况，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及C.卢提克，“心理学在战时和战后”，《诊察心理学刊》，8卷1期（1944年1—2月），页1。多数现代评论家想让我们相信，智力测验、人力调配以及人机效率的研究似乎占据了心理学家战时所有精力。摘要见詹姆斯·伯克，“莫里斯·詹诺维支及部队与社会关系社会学研究的开端”，《部队和社会》，19卷2期（1993年冬季），页167—185；约翰·卡森，“甲等军，高级军，在找智能军”，《ISIS》，84卷2期（1993年6月），页278—309；莫里斯·詹诺维支，“社会科学研究对美军的影响”，《部队和社会》，8卷4期（1982年夏季），页50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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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科学家虽已将注意力从理论和应用研究转到如何鼓励“有效战斗行为”上来，其先辈则远没有这么忸怩。正如心理学家E.F.M.德宾和J.博尔比在其合著的《进取心和战争》中所说：“正如物理学家的职责是研究各种力的作用规则，如电流和引力，社会心理学家的责任是要描述和分析自古以来凡人都有的杀伤欲背后到底有什么心理因素在起作用”。E.德宾、J.博尔比，《进取心和战争》（伦敦，1939），页Ⅴ。审慎的心理学家或有和平主义倾向的人，当然可以找到远离刀光剑影的消灾所，在那里尽显自己的才华；可仍有不少战争贩子全身心地拥抱了所谓的军国事业。历史也证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心理学家和其职业代言人向原先迟疑的官长进言，主动请缨要求撩拨民众参战热情的。D.罗兹，“心理学和武装部队”，《澳大利亚心理学报》，10卷1期（1958年6月），页43。
开始时，军方对平民介入持明显的矛盾和怀疑态度。见劳伦斯·拉迪恩，《驾驭军队：美国陆军的社会控制》（康涅狄格，1977），页142。他们担心平民会对“兵力部署加以可怕的影响”。A.沃克，《澳人在二战——五辑：医疗；卷一：临床问题》（堪培拉，1952），页672及705及陆军J.威舍特少校，“随军心理学家纪事——1943年1月至1944年1月，特别有关于前方的记载”，1944年1月23日，页1，收陆军少将欧内斯特·考维尔爵士，“书信文集”，（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心理学家的出现，告诉新兵该怎样勇猛作战，容易被老百姓误解，而且会造成军队内部的沮丧心理，其结果也同样让人害怕。例见詹姆斯·格瑞格爵士致爱德华·布里齐斯爵士信，1942年10月28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972。在军官训练中插入太多的心理学内容会使培养出来的指挥官“懂学问，能打仗，可总也成不了将军”。陆军R.丘比斯少校，“一座军事艺术学院”，《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62期（1962年11月），页40。正规军的将领对心理学的预言功能也深表怀疑。
直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人的因素”才得到了广泛认同；而此前，这方面的论述只有在文学中才能找到。比如一战前夕，陆军中校W.L.罗斯在《澳大利亚军报》上发表了一篇12页的文章，探讨战斗力的概念——不是借助相关学科，而是通过分析拉迪亚德·吉卜林、罗伯特·勃朗宁、乔治·艾略特、萧伯纳、约翰·罗斯金、乔治·梅瑞迪斯、托马斯·卡莱尔、威廉·德·摩根、亨利·纽博尔特、马修·阿诺德、“一位日本作家”和先知以西结等人的作品。陆军W.罗斯中校，“纪律和士气”，《澳大利亚军报》，5卷（1914年4月），页273—284。很可惜，这些作家说，人不是机器。而战斗是不可测的：懦夫可能有“狮子”般的勇敢，恶霸却会在战壕里发抖。陆军布莱尔·斯帕克斯上尉、陆军奥利弗·尼斯准将，“战机驾驶员的精神病检查”，《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6期（1956年6月），页811—812。其论点是：预报技术虽不完善，精神病学家仍不可或缺。一般的战士对上述研究成果不太感兴趣。他们中许多人倒愿意用生物学的神经冲动来解释：广为人知的进化论、本能学说，加上士兵在战场上会为某种能催发生命活力的兽欲所控制、因而无法自持的理论，要比过于文气的社会控制学说平淡无奇、了无生气的解释有吸引力得多。
尽管有各种抵触，到二战时，社会心理学早已把历史和文学踢了出去，占据了军事报章的相关讨论。认为可惜者有之，如陆军I.坎贝尔准将，“该不该研究军事史？”，《澳大利亚陆军训练备忘录》，49期（1947年6—7月），页49—51。他是澳大利亚陆军总部军事训练负责人。心理学进入军事领域并非一蹴而就，它始于20世纪最初十年，并曾受到富勒的很大影响，而他（我们在前面提到）对群体和本能心理学有着广泛的研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里，富勒取得了一些成果，把对将官进行心理学培训写进了英国陆军条例的修正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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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伦敦，1948），页103：“训练和演习规章”1932年有修订。在这些年里，训练手册逐渐开始加进心理学方面的内容，陆军C.戴利中校，“部队士气的心理学分析”，《陆军季刊》，32卷（1936年4月），页60。但直到二战前，心理学仍未能在军队中谋得稳定的一席。这时，一些重量级人物像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在英国）和威廉·C.威斯特摩兰［1914—，美国陆军上将，曾任西点军校校长，越战中任美军司令，后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译注］（在美国）公开呼吁，要求增加对官兵的心理学培训和帮助。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伦敦，1948），页103—104，1933年训话及W.威斯特摩兰在美国军医协会第69次年会上的讲话，载“心理健康——指令的一方面”，《部队医务工作》（1963年3月），页211—213。另见诺曼·迈厄，《军事心理学》（纽约，1943），页ⅪⅩ及J.希梅尔德，《军事指挥建议：军官、准尉、军士操演要略》（悉尼，1941），页27。二战时，大量的心理学专家参与了战时的工作，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取代自然科学家成为美国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研究信息中心等重量级研究机构的座上宾。唐纳德·马奎斯，“发动心理学家为战争服务”，《心理学刊》，41期（1944），页470。及至1919年，心理学家詹姆斯·安吉尔已取代天文学家G.海耳成为美国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其重要部门）研究信息中心主任罗伯特·耶吉茨也是位心理学家。欧美各国的军事心理学课程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媒体也推波助澜，大力介绍相关科研成果。许多心理学家承认，战争可以让他们“把科研和实际联系起来”，这对他们职业地位和前景非常重要。弗朗茨·萨默尔森曾这样理论，“一战智力测验及心理学的发展”，《行为科学史刊》，133期（1977），页276。正如刘易斯·M.特曼［1877—1956，美国心理学家，因有关智力测验和早慧儿童教育的研究而闻名，长期在斯坦福大学任教，首创“智商”一词——译注］在向美国心理学协会作的主席演讲中所说，战争已经把心理学从一门“琐碎的学问”变成了“人类工程学的一个分支”。刘易斯·特曼，“作为心理学方法的智力测验”，《心理学评论》，31期（1924）。
心理学的影响
军事心理学不仅可以让士兵变得更勇猛，还能提高士兵的“战斗力”。1918年起，心理学家设计出提高士兵打炮水平的方法。霍勒斯·英格利什，“心理学如何帮助部队训练——一个实例”，《应用心理学杂志》，26卷（1942），页3—7。通过分析动作，海军的心理学家研究出了一种流程，可以节省两个炮手而不用增加装弹时间和工作压力。N.威尔逊，“心理学在国防部的应用”，收C.梅斯、P.弗农（编），《英国心理学现状》（伦敦，1953），页28。二战后又开始借助电影，不仅作为一种训练手段，也让新兵逐渐习惯战场的喧器和血污，不至于过分敏感。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82；海军利昂·索尔中校、霍华德·罗姆中校、埃德温·洛伊泽，“战斗疲劳症患者的减感”，《美国心理学杂志》，102期（1945—1946年），页476—478；彼得·沃森，《心理战：心理学在战场的使用与误用》（伦敦，1978），页38。为改进训练方法，心理学家会在训练中引入学习的一般规则，他们的这一作用也很重要。C.瓦伦廷，《军队中人的因素：心理学在训练、选拔、军心和纪律中的一些应用》（奥尔德肖特，1943），页27—38。很多教官买来了心理学教科书，不少人还旁听了大学的心理学讲座。沃尔特·宾厄姆，“美军中的心理学服务”，《诊察心理学刊》，5卷5期（1941年9—10月），页221。有些原则尽管对部队不太适用，但截至1942年，把单项训练分散在几天进行而不是一次赶完、对士兵积极参与的强调、避免反复使用同一训练材料、准确记录并辅之以正面肯定、指定系统的训练计划等原则已经成了主流的训练方式。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79—80；C.瓦伦廷，《陆军训示基要，尤其提到初等武器训练》（奥尔德肖特，1942），页13；迪尔·沃尔夫勒，“军事训练及学习理论的用处”，《诊察心理学刊》，10卷（1946），页73—75。1942年，英国陆军教育学院开办了一个新的训导机构，提供教学法方面的课程。陆军J.吉布中校，《陆军的训练》（伦敦，未注明年代），页23。此外，如何选择合适的人员也是军事心理学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尤其是1941年过后。这方面的情况见陆军医护中心主任起草的备忘录，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974及陆军B.翁格森上校，《选人》（伦敦，1953），页1。人事选用在一战时还不太重要，因为当时还没有专业人员来管理如此复杂的系统，（在1916年开始强制征兵以前）志愿兵可以自己选择要加盟的部队，（因为当时人认为）他们应该清楚自己的长处和弱项。作为筛选这一程序，一般认为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时，因心理和情绪原因而遭淘汰的人数虽将近一战时的7倍，但因为同样原因被开除的人还是比一战时多了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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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诸多理论，军方以简单、实用为原则进行了一番挑选：从来没有前后一致、“始终不变”，眼下时兴的过不了几年可能就销声匿迹，几十年后说不定又会重新受人青睐，很难说。但总体存在一个趋势，就是从搬用本能学说（要求训练调动人的原初情绪、强化习惯动作）到（二战结束前）视个性为最重要的变元（所以，训练科目要有益于培养个性，尤其是各级领导）到重视周围环境的作用（大多数人都可以当好兵，但要通过社会生活向他们灌输正确的行为意识）。
机能心理学的奠基人威廉·麦克杜果在其著作《社会心理学导论》（1908）中推广了本能学说，其影响直至今天军事教员仍很难摆脱。这方面的论述，见汉密尔顿·克雷文斯，《进化的胜利：美国科学家和1900—1941年间遗传环境之争》（宾夕法尼亚，1978），页76—78。另见哈里·坎贝尔，“生物角度看战争：第一部分”，《柳叶刀》，1917年9月15日，页433—435（及第二、三部分，1917年9月22日，页469—471及1917年9月29日，页505—508）；沃尔特·坎农，《痛、饥、惧、怒：感情因素对身体影响新究》，第2版，1915年首版（纽约，1929），页379；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卷2（伦敦，1910）；威廉·麦克杜果，《社会心理学入门》（伦敦，1908）；克莱德·穆尔，“心理学角度看战争”，《教育研究季刊》，23卷（1916），页367—386；J.穆尔，《野蛮的残存》（伦敦，1916），页137—146；劳埃德·摩根，《习惯与本能》（伦敦，1896）；威廉·怀特，《一位心理学家的战争遐思》（纽约，1919），页65。斯托弗德·A.布鲁克教士在1905年完成了《论战争》一书。这本书后来重印多次，包括在一战进行过程中。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好斗是人的天性：
它承袭兽性而来；我虽然说不出一二三，但它似乎与一种愉悦、热切和兴奋的强烈感觉相关。它是遗传的，人无法摆脱它。它无处不在；在文明人和野蛮人中一样深切。斯托弗德·布鲁克教士，《论战争》，1915年首版（伦敦，1916），页1。
用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其大作《战争的道德等价物》（1910）中的话来说：“祖先早已把好斗注入了我们的骨髓，几千年的和平也无法驱逐它。”威廉·詹姆斯，“战争的道德等价物”，1910年首收《战争的道德等价物诸文及哲学问题谈片段》，约翰·罗斯编（纽约，1971），页5。好战既是人的天性，那战斗训练的目的就是把文明的遮羞布从个人的心灵剥开。“心中的恶狼”在刺刀操练和非人程式中趁势找到了发泄途径。
但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人类自保的本能固然会促使他去“拼杀”，可也同样会让他“开溜”。为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心理学家在本能学说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法国人古斯塔夫·勒邦和英国人威尔弗雷德·特罗特大力提倡的群体学说。古斯塔夫·勒邦，《大众心理学》（1985）及威尔弗雷德·特罗特，《群居本能在和平及战争时期》（伦敦，1916）。或见查尔斯·伯德，“离家上阵：士兵心理研究”，《美国心理学杂志》，28卷3期（1917年7月），页331—332及341—342；马丁·康维爵士，《人群在和平及战争时期》（伦敦，1915），页305—306；勒罗伊·埃尔廷吉，《战争的心理学》（伦敦，1918）；G.霍尔，《军心：一举一动的至高标准》（纽约，1920），页116—117；W.麦克斯韦尔，《从心理学角度回顾一次大战》（伦敦，1923），页46及57—58；乔治·默里教授，《群居本能：善恶之间》（伦敦，1940），页13—14。人爱扎堆，是群居动物。在一个人群中——毫无疑问，军队就是个驯服的人群——“群体心理”总是占上风，这就给个人一种感觉，似乎他有无边的权力，甚至可获得永生。群体内休戚相关，就回到了原始的行为方式，包括依赖领导者，并把他视作父亲的化身。群体心理学也重视习惯动作：集体操练要求整齐划一，每个人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就保证了士兵在不过脑子的情况下完成所有规定动作，而始终都觉得“有群体的力量在支撑着他”。G.霍尔，《军心：一举一动的至高标准》（纽约，1920），页36—37。另见陆军C.拜提少校，“步兵训练”，《联邦军刊》，4期（1913年10月），页679—684。一名参加过一战的加拿大士兵写到“我们像机器人一样用刺刀捅假人。以后见到真人我们也会这么捅进去，就像机器人一样”。无疑，他是在赞扬这种训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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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过后，试图解释敌对情绪的本能学说开始受到学院派心理学家和一些人类学家的嘲笑，刚开始是L.L.伯纳德、埃尔斯沃思·法瑞司、R.E.马尼基勒尔、W.J.佩里，后来有弗朗茨·亚历山大、奈特·邓兰和马克·A.梅，二战期间T.H.佩尔也加入了这一阵营。L.伯纳德，“哪些是本能？”，《变态和社会心理学刊》，14期（1920），页397—311；L.伯纳德，《本能：社会心理学研究》（纽约，1924）；L.伯纳德，“社会科学中本能的滥用”，《心理学评论》，28期（1921），页96—118；埃尔斯沃思·法瑞司，“本能是论据还是假说？”，《美国社会学杂志》，27期（1921—22年），页184—196；R.马尼基勒尔，“战争走向：从心理学切入”，《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6卷3期（1937）；W.佩里，《战争和文明》（曼彻斯特，1918）；弗朗茨·亚历山大，“攻击欲——个体与集体”，《医学的进步：纽约医学院1943年公众讲座》（纽约，1943），页83—99；奈特·邓兰，“战争的缘起及防止”，《变态和社会心理学刊》，35卷4期（1940年10月）；马克·梅，《战争与和平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康涅狄格，1943）；T.佩尔，《人类有本能吗？》（曼彻斯特，1943）及1941年11月、1942年2、6、11月及1943年2月的《英国教育心理学杂志》。但形形色色的本能学说从未销声匿迹，在军事心理学领域就更是这样。其号召力仍然很强，但主要是为魔鬼训练开脱，而作为激励士兵上阵杀敌的手段已经不管用了。澳大利亚皇家陆军医疗队P.P.曼齐上尉在196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此有精当的总结。他指出，部队首长的决心可能会因感到自己的命令“不近人情、违悖道德”而有所减弱，因为“他得把与世无争的众生扭曲成暴力的机器”。曼齐再三安慰他的读者说：不是这样的！杀戮是每个人的自然遗传。军事教员实际上“只有一半的事要做——哪怕循规蹈矩的银行职员，说到底也不是向往和平的个人主义者，而天生是战士”。陆军P.曼齐上尉，“哲学、心理学和陆军”，《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88期（1965年1月），页38—39。与本能学说类似，群体理论的生命力也很强。在一战前很长时间，因为相信群体可以煽动个人所不齿的行动，部队才放心把重点放在领导团队或能凭自己的个人魅力而“支配”舆论的“长者”身上。陆军G.奥尔上尉，“战争中的道德因素”，《联邦军刊》，1期（1911年5月），页197及陆军C.怀特少校，“战争研究”，《联邦军刊》，1期（1911年7月），页284。领导人凭借个人魅力“影响”士兵激励其继续战斗在小说中的描写，见威拉·凯瑟，《我们中间的一个》（纽约，1922），页452。领导者的性格很重要：他要有进攻欲、大无畏的勇气，身心坚定，而且要敢于承担责任。
渐渐地，群体理论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群体动力学：换言之，注意力转移到了更广大群体的凝聚力和寻求安慰上。马歇尔提出的“初级群体概念”和“群体认同感”逐步取得了战斗动机讨论的话语主导权。这方面最好的论述，见乔·博尔凯恩德，“军事社会学评论：越南的教训”，《战略研究杂志》，1卷3期（1978年12月），页241—242及安东尼·凯利特，“战斗动员”，收乔治·伯伦基（编），《当代战斗精神病学研究》（纽约，1987），页211。“连胆小者也会在强大的集体中获得安全感，渐渐变得跟他的集体一样富于攻击性，”远东战区的一名专家如是说。阿瑟·海辛，“神经精神病学在空降师”，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397，引用了一份1951年的报告。另见罗杰·利托，“兄弟情深和战场表现”，收莫里斯·詹诺维支（编），《军队新貌：组织变动》（纽约，1964），页218—219；厄尔·齐尔伯，“适应部队生活：士兵的集体认同感”，《美国三军医疗杂志》，9卷（1954年9月），页1344；（对利托的严词反驳）见读者来信，陆军乔治·福赛思上校、哈罗德·邓伍迪中校，“军中休戚”，《陆军战斗部队月刊》，5卷9期（1955年4月），页5—6。成功的训练机制所折射的心理动因应当是爱而不是恨。陆军赫伯特·施皮格尔上尉，“从精神病角度观察突尼斯战役”，《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4卷（1944），页312及其“精神病学在北非某步兵营”，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22。见第五章“爱恨情仇”。皇家澳大利亚步兵团的J.O.兰特里少校这样说：“人是群居动物。战场压力那么大，最好的定心丸莫过于身边战友的陪伴。”陆军J.兰特里少校，“战争中人力因素的战术影响”，《澳大利亚军报》，107期（1958年4月），页16。他在为“标准作战规定”的执行辩护，该规定要求低级军官应沿部署线匍匐进行指挥。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可以把个体的自恋移置到集体身上，这样对自我毁灭的恐惧就会消失，对攻击欲的阻力也就响应减弱。它可以强化战斗理念，并提升其水准：“连最没有欲求的士兵也会不由自主地认同盛行的集体观念，真正打起仗来根本就没有个人的位子”，首席军事心理学家艾伯特·J.格拉斯作如是观。此外，“群体对怠战心理也有一定的反作用。”消极的成员会向强大的集体看齐，进而也变得富于攻击性。陆军艾伯特·格拉斯上校，“战区的预防精神病学”，《美国三军医疗杂志》，4卷1期（1953），页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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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心理学经约翰·布罗德斯·沃森的鼓吹，很受军事心理学家的欢迎。该学派在上世纪20年代风行一时，认为初生的婴儿是“白板”一块，由周围环境在上面书写文化信息。约翰·沃森，《行为：比较心理学入门》（纽约，1914）及《行为主义心理学》（纽约，1925）。另见M.蒙塔古，“引言”，收其（编），《人类与敌对》（纽约，1968），页Ⅺ—ⅩⅢ；J.斯科特，“生物学和人类敌对情绪”，《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0卷4期（1970年7月），页570；J.斯科特，“生物学及暴力控制”，《群体紧张国际学刊》，3卷3—4期（1973），页7；J.斯科特，“人类战争的生物基础：一个跨学科问题”，收穆扎弗·谢里夫、卡罗琳·谢里夫（编），《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芝加哥，1969），页131。与早先包含正、负强化的机械操练一样，训练是沃森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基于自上而下条件作用的假定，也与军方权力的纵向分布相一致。1971年以后，B.F.斯金纳的强化与学习理论为军方接受，它要求指认“任务”的组成，并强调训练的核心不应是惩罚，而是奖励。详细描述见劳伦斯·拉迪恩，《驾驭军队：美国陆军的社会控制》（康涅狄格，1977），页130—132。
精神分析学的概念应用于训练，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但（尤其在美国的）军事心理学家中不少人都是支持的。如陆军少校朱尔斯·V.科尔曼在上世纪40年代就指出，精神分析原理和挫败敌对学说很重要，它可以让浸渍在“尔等不可杀伤”铁律中的士兵“奋起杀敌”。爱国情怀和理想主义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要想训练有效果，就得调动“浮游八垠的进攻欲”，并控制焦虑和罪感。这两条是有关联的，因为焦虑和罪感可以抑制进攻欲，而抑制进攻欲又有助于控制内心的紧张情绪。要保持高涨的士气，就要有精干的领导，将纪律和技术定为训练的目标，向每一名士兵灌输一股傲气，培养其进取心，还要养精蓄锐。杀敌就变得像古代的丧礼，可以通过“暴力易位的神秘欢仪”来欢庆父亲的去世（这里是连长）。科尔曼认为，这种杀戮能满足
人最根深蒂固、最本能的、不为意识所捕捉的奋进的愿望，它来自姗姗学步时的祈望和幻想……敌人成了祭祀品，其归天给群体以极大的满足。在群体支持下，罪感被排除了。战斗成了一种仪式，对训练的腻烦积久成仇，随时都会爆发的紧张经由战斗得到了释放。没有这些挫折感，这个群体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
“长期军事训练累积的耻辱会滋生仇恨”，而在战斗中，发泄对象就从教官转到了敌人身上。换言之，杀敌成了一种报复的艺术，敌人死得越惨，自己内心的罪感就越轻。陆军朱尔斯·科尔曼少校，“军事精神病学中的群体因素”，《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6卷（1946），页222及224—225。
把精神分析引入军队曾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运动，科尔曼便曾参与其中。另见哈里·特劳斯曼、I.魏兰德，“精神动力原则在军队心理疗法中的用途”，《美国三军医疗杂志》，8卷9期（1957年9月），页1359—1360。尽管有一些进展，但即使在美军，精神分析也从未受宠。作为临床学科，它占用时间太多，对医护人员要求又高，考虑到军队里什么都是转瞬即逝，就不合适了。例见哈里·特劳斯曼、I.魏兰德，“精神动力原则在军队心理疗法中的用途”，《美国三军医疗杂志》，8卷9期（1957年9月），页1359—1360。约翰·T.麦克迪承认，要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不习惯杀人的士兵身上，就得“从其他地方挤时间”。约翰·麦克迪，《士气的构造》（剑桥，1943），页45。精神分析更大的用处在于应付精神崩溃，而不是训练，恰恰是因为尽管激情就在表层下涌动，但主要的问题不在表面，而在其后的升华。尽管可为军方省下大笔的抚恤金（有的军事心理学家游说说，既然精神分析可以证明情绪的波动多源自幼年和童年早期，军方就不必作赔），其作用仍很微小。
社会科学的解决方案当然不可能被全盘接受。毕竟，有很多士兵是反感的：他们会装病，或篡改试卷，或胡乱作答——尤其是当其内容损及其英雄形象时。部分做法的描述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其他例子见“备忘录：1940年7月—1941年7月”，收伊弗林·沃，《伊弗林·沃日记》（伦敦，1976），页518；澳大利亚心理学会战争日记，“塔斯马尼亚会谈，事关部队服役人员的精神状况”，1945年6月26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52 33/1/1；R.约克、C.约孔，《军队智力测验》（纽约，1920），页10。但社会科学的影响仍很大，在英、美、澳的心理协会，许多不搞军事心理学的人也接受了其很多说法和做法。以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专家身份受雇于部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日渐增多，除了驾轻就熟地开展智力测验、人力调配及人机效率的研究，也努力更正军队原始、含混的战斗语汇，代之以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科学”训练方法。在军队中，“消极作战人员”仍然存在，但在心理学家的帮助下，可以把他们调配到更合适的岗位上去。这样，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融入了整个军国体系，全心致力于增强（而非减弱）士兵的进攻欲望。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
单枪匹马独自迎敌——着实让人惊叹，
一人面对半打敌人，或更多；
危险全不放在眼里，因为他有勇气
和才智，以及赢得奥利厄里，女王十字勋章所需的一切。
莉莉·多伊尔，“奥利厄里，维多利亚十字勋章”，1916莉莉·多伊尔，“奥利厄里，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收多伊尔，《戎装在身》（伦敦，1916），页23—24。
“我宁愿拿总统职位换取国会荣誉勋章。”
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
1981年2月24日，当美国政府的最高勋章挂到罗伊·贝纳维德兹脖子上的时候，他自豪地忆起了杜鲁门的这句话。他外号“刻薄的墨西哥人”，这位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曾身经百战。他生于1935年，双亲分别是墨西哥人和雅基族印第安人，但他七岁时就死了父母，由得州坎波一个爱国的穷亲戚拉扯大。还是个小伙子时，贝纳维德兹就爱惹事，看二战时的新闻短片和找当地的学龄男童打架，他满是兴趣。他说自己是个“粗鲁、刻薄的小伙”，一身怨气最终导向了部队。开始时在德州国民警卫队，后来到了美国陆军，一路追随偶像、二战中受勋最多的奥迪·墨菲的脚步。因为在朝鲜战功显赫，贝纳维德兹得到了家族的赞许，有了足够的经验和资本到空军接受训练。1965年他被派到越南，成为人称“猛虎”的越南第25步兵团的军事顾问。在那儿，他遇到了平生最大的挑战。和许多美国来的战友不同，要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在他不是困难。他自己讲：
我的个头、肤色和长相兼具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特点，与东方人接近，这些都是有利条件。我一生都在与种族偏见作斗争，没想到现在它们倒帮了我忙。
但他也发现，还是有一些障碍难以逾越。越南共和国军［1955年美国在南越扶持的军队——译注］的一些暴行，比如拷问孕妇和村民，他就不能接受。在目睹了一次拷问后他承认，虽然自己“杀人无数”，“可还是不能忘记那些村民眼中的神色”。但作为军事观察员，他认为“自己无能为力……这是他们（指越南共和军）的国家，他们的战争”。一次巡逻（他的部下“看过太多遍的‘独行侠’［西部广播剧，讲的是印第安人通托和白人牛仔独行侠之间的深厚情意，并帮后者铲除邪恶的奇险经历，后来改编成电视剧，从1949年热播到1957年——译注］，以为要找的是剧中人‘通托’”）他“带队”（也就是走在别人前面几米，检查有无埋伏、陷阱），不幸踩上了地雷，等到了医院才恢复知觉：他的第一次越南之旅就这样结束了。
虽受了重伤，但贝纳维德兹不愿就此罢休。他和医生斗（他们说他再也不能站起来），和军方斗（他们想解雇他），和病痛斗（这是最难的），慢慢地能自己走了。接着又获准加入了美国特种部队。就像他争辩的那样，自己是个“战士，做不了文书”。经过一段高强度的训练，他又回到了越南，参与绝密行动，并试图从北越军队获取情报。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西格玛计划”。
最终使他一举成名的事件发生在1968年5月2日，当时他自告奋勇去救助执行机密任务时被困柬埔寨、后被北越部队包围的战友。在救援过程中，贝纳维德兹身中五弹，弹片分散在身体的六个部位。就在他想去救最后一个同伴时，不幸被北越士兵用枪托击中脑袋。他倒下了去，就在那名北越兵迟疑要不要用刺刀捅他的时候，他用特种部队的小刀返手将那人刺死。虽然身上有伤，他救起了幸存的美国兵，并把战友的尸体抬了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很镇静，想到要销毁秘密文件和电子设备，然后才登上前来营救的直升飞机。因为伤势太重，急救人员都以为他已死，把他裹进了运尸袋。一位负责人低身给他拉拉链时，贝纳维德兹做了力所能及的惟一一件事：他使尽全身力气，冲着医生的脸吐了一口唾沫。
作出如此牺牲，且如此英勇，贝纳维德兹被授予了两枚紫心勋章和优异服役十字勋章，后者是美军士兵的次高荣誉。1976年，贝纳维德兹退役，领取全额伤残补贴。五年后，当着他全家43口的面，里根总统把象征美军最高荣誉的奖章——美国荣誉勋章——挂到了他的胸前。
他的事情没有到底结束。三年后，美国社会保障总署要求他接受医生和精神病学家的检查，以判断他是否夸大了伤情，这让他大为吃惊。后来伤残查证属实，他却公开抗议，说自己为此蒙羞，引发了全美的愤慨。各地老兵请他出头。他回忆说：
大多数信是写给我本人的，开头就叫罗伊。他们多把我称作英雄，虽没有直说，却都暗示我是惟一能帮他们的人。很多人都诉说了他们的绝望：对美国荣誉勋章得主政府都能作出这等事，更何况普通退伍士兵呢？
虽不太愿意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敬爱的三军统帅，最后他还是站到了战友一边，开始为退伍军人的权利奔走。一边写自传，一边为位于得州休斯顿的一家“生命保障”组织工作。“我周游全国，到各地与人交谈，”他说，“我要告诉大家，自由总要付出代价。很多时候这个代价要用血肉来换取。”与和平示威者不同，他总是自豪地把奖牌戴在胸前，以纪念为国征战的“无名英雄”们。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2
再多的奖章也够不上美国的英雄。多数只能把伟业放在心间。每个军人都是“无名英雄”，在每一场地缘政治博弈、军事冲突中，我们的士兵不论男女，无论怎么被摆布，都会尽其本分、名誉和责任，为个人和民族的自由而战，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对住在市中心贫民窟的年轻人，他有这样的忠告：“要是不愿一个人，到我们这儿来吧，特种部队欢迎你的加入。”陆军罗伊·贝纳维德兹军士长及约翰·克雷格，《荣誉奖章：一位越战老兵的故事》（华盛顿特区，1995），页6，9，19，21，31，74，78—79，85，100，139—149及159—172。
罗伊·贝纳维德兹的自传暗合了传奇的一般模式：主人公刚生下来就被父母遗弃，由好心人拉扯大，定要不顾生命危险做一件大事，以报答养育了他的社群。在英雄壮举后被人放进裹尸袋，贝纳维德兹就连光荣的英雄之死也（象征性地）体验了。有关英雄迷思的探讨，见罗伯特·西格尔（编），《找寻英雄》（普林斯顿，1990）。军队急需的就是像贝纳维德兹这样的勇士。部队虽有优良的“施暴”传统，而且自诩无论是谁都可以教训成合格的战士，但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培养起来终究要便利些，且更适合冲锋陷阵。在整个20世纪，关于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成为合格的战士，一直有不同的争论。种族特性向来是重要的标尺，可在其他方面由把战斗力视作人天生的、好像本能一样，而且（最重要的）因人而异，逐渐倾向于认为它是可以通过群体动力学来培养的。
理想的士兵
现代战事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怎样的人容易成为勇士的固有看法。过去的一些标尺现在看来不免好笑，比如红头发的士兵做杀手最凶猛，哈罗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纳波利斯，1917），页104。又如1962年一份调查所显示，胡子刮得干净和修剪整齐的人适合做军官，而上唇满是胡渣的人则不够格。G.佩伯迪，“髭”，《精神病学报》，107卷446期（1961年1月），页40—47。要不就是些老掉牙的观点：什么年纪越轻、身体越壮，攻击欲就越强等等。W.伯奇特，《温盖特的鬼军》（孟买，1944），页36及杰克·马汉、乔治·克伦，“海军陆战队战斗力的经度预测”，《社会心理学刊》，83期（1971），页45—54。卫生干事会设计测试项目，看谁“事故率”最高，这样的人据说最适于当突击队员，类似如少年犯、蹲过监狱的、“伦敦东区土生土长的”等也是合适人选。佛兰德斯·邓巴博士，“工业部队及武装部队中事故和失误的医学研究”，《战争医学》，4卷2期（1943年8月），页161—175及希拉里·桑德斯，《绿色贝雷帽：突击队的传奇故事1940—1945》（伦敦，1949），页39。婚姻会削弱男人的战斗力，因为“在关键时刻”，有家小的男人“会想到自己牺牲后家里孤儿寡母的情形——虽是不由自主的想法，却是自然流露，但这会使他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W.伯奇特，《温盖特的鬼军》（孟买，1944），页36。另见海军陆战队约翰·麦克恩里瑞上校，《一名海军陆战队俯冲轰炸机驾驶员在瓜达卡纳岛》（亚拉巴马，1987），页89。这一论点与塞缪尔·斯托弗的研究相抵触，后者证明已婚男士打起仗来比单身汉更英勇：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5。最镇定的杀手据说应是运动健将（像一位知名的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一战时就因用投球的那只手臂放倒了47个土耳其人而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戴维·法伦上尉，《决战（加里波利至索姆河）》（伦敦，1918），页81—82。最富攻击性的士兵莫过于生在辈出运动健将和勇猛士兵的家族的人。有两位研究人员在1945年曾这样说：“因为认同”父亲的作为，儿子会“努力重现父亲当年的神勇，也许会青胜于蓝”。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1—42。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3
个别行业的雇员颇受青睐。比如矿工，就被认为擅长“肉搏”。R.汤普森，《人在枪林》（伦敦，1946），页126。另见查尔斯查尔斯·麦凯罗上尉，“日记书信集”，1915年11月11日写的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相反，尽管有诗人齐格弗里德·萨松的阵前嘉勇，美术家、音乐家之类是绝不可能成为英雄的。新闻简报摘自《早间顾问报》，1936年7月4日，收伦敦档案局PIN15/2503。主修英语、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较多质疑命令，不太可能使用核武器。彼得·卡斯坦以此来论述军队需要这样的人：卡斯坦，“‘职业’和‘公民’军官：军校和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军官候选人的比较”，收查尔斯·莫斯考斯（编），《舆论与军方》（贝弗利山，1971），页55。还有一些观点前后不一致。比如有人认为，农村来的兵打仗更勇猛，因为他们能吃苦，而且熟悉林中生活，如辨路、打猎等。应把他们分散到各个连队，并分派难度大的巡逻任务，这是澳大利亚武装部队的麦锡森中校1943年发表的观点。（澳大利亚武装部队）马瑟森中校，“丛林战笔记”，1943年2月28日，页1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亨利·德齐斯，其访谈收埃里克·伯哲鲁德，《触火：南太平洋的地面战》（纽约，1996），页219。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城里人才是当兵的料，因为他们“不太会因现代战争的嘈杂而心绪不宁”。陆军雷考克上校，“中东的突击队训练”，1942年，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有时也有这样的论调，说最好的士兵是那种刻板、顽强型的，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65—66及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85。而力气、机敏、胆量、凶狠等特性是可以通过选择性交配和“对症下药”来提升的。诺里斯·霍尔，“科学与战争”，收霍尔、小泽卡赖亚·查菲、曼利·哈得孙（编），《下一场战争》（剑桥，1925），页26。厉害的士兵自有其培养的途径，是当时非常普遍的看法。熟稔战史的将官都赞同卡莱尔的著名论断，英雄在世，冥冥中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应有敏锐的洞察力、精准的方向感和一往直前、追求真理的勇气。英国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1945年时曾这样说，“坚强半是遗传，半靠训练，我看……还是遗传更重要些”。陆军战地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泰晤士报周日刊》，1945年8月19日，后收其《好兵》（伦敦，1948），页43。下面这封信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这些想法，信是前线打仗的哥哥写给同处战壕的弟弟的：
我注意到来信里说别人想你一定做梦都想着与敌人搏斗云云。我也注意到了同样情形。这年头有种的没几个，所以卑鄙、危险的活儿总是推给他们。你要是总借口想找死，别人乐得做好人。这世道！有些人的胆子跟虱子一般大，有的跟兔子的有一拼，有的根本就是狗胆，只有极少数人才长着人胆。弗斯布鲁克及格罗夫纳·克拉克，“书信集”，弗斯布鲁克·克拉克信件，1917年6月12日，利德尔收藏。
或者就看弗兰克·马卡姆的母亲1917年时是如何训示她在前线胆小如鼠的儿子的：“至于说你是懦夫，孩子，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凭什么偏你没那点血性呢，听我说，孩子，别以为我在责怪你，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锡德尼·马卡姆爵士，“书信文件集”，母亲来信，1917年3月1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但部队需要的是更精确的指向标。毕竟，靠父母、兄弟、女友是不可能客观评价其所爱的人的“胆量”的；另外由于兵力方面的限制，把城乡士兵分开来对待也不现实。只招募少年犯肯定不够数（是否红发姑且不论），结了婚的也得招。军官们希望有对“战斗力的科学量度”，要快，要准，还要便宜。一战时，战斗力的高下似乎写在士兵身上。用卫生干事罗伯特·威廉·麦凯纳的话说就是：
毫无疑问，在一个人的体质和他的胆量之间是有确定的对应关系的。只要不是懦夫，一个强壮的人总该比瘦弱的人更为勇敢；灵魂和身体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64—65。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4
所以在1914—1918年间，征兵时要进行体检，以淘汰过于瘦小、不适于打仗的人，也是为了甄别两种人，一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表现最佳，另一种则更适合在后方工作。当时的新兵被分为四等。分属哪个级别，主要看体形：身高、胸围、体重是主要判断依据。把新兵按健康状况分为四类，既是因为认识到阳刚气和战斗力之间存在正相关，也是基于身体健康的医学标准。相关讨论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页172—173。有评论人员认为，军方没有采取足够努力来寻求对“战斗力的科学计量”。查尔斯·伯德和G.斯坦利·霍尔（两人都执教于麻省克拉克大学）是颇有影响的心理学家，他俩不约而同地建议军方采用法国盛行的形态学，把人分为四种身体类型（肠胃的、呼吸的、肌肉的、大脑的），每种都对战斗力大小有重要影响。“肌肉型”的人——一般是四方脸，长得有横有竖，四肢发达，身材匀称——应派往最危险的前线。“肠胃型”——平顶金字塔的头，消化器官较常人大，躯干粗壮，四肢短小，胸腔也小——适于防守，要是有人敢打补给品的主意，他们是会出手的。骑兵和飞行员应当从“呼吸型”里挑选：他们胸肌发达，脸也大，最宽是在鼻子那条水平线。“大脑型”的人虽然矮小，却有很大的韧劲；尽管情绪容易失控，却是很好的将才。查尔斯·伯德，“离家上阵：士兵心理研究”，《美国心理学杂志》，28卷3期（1917年7月），页323—324；A.谢卢、利昂·麦克奥利弗，《医疗形态学：四种身体形态研究》（巴黎，1912）；G.霍尔，“顺应战争而发展的心理学的实际应用”，《教学研究季刊》，26卷（1919），页83—84。这样的四分法与早先黏液质、多血质、胆汁质、神经质的划分不无相似之处。
这种大而化之的分类虽然一战后就销声匿迹，但该理论并没有完全被唾弃。直到上世纪20年代，勇武还是靠体格来衡量的。所以才会有新西兰医疗队的A.D.卡贝里中校在1927年澳洲医务工作者大会上提出下面的标准，作为是否应吸收某人入伍的依据：
第二性征也应在考察之列：生殖器的发育情况，体毛的分布，尤其是上阴毛的轮廓怎样，头皮、眉毛怎样，骨盆的大小，还有脂肪在全身的分布等等。盆腔过小，体毛、脂肪分布近于女性的或第二性征发育不完全的男性，一般不会成为好士兵。陆军A.卡贝里中校，“招募新兵的医学考虑”，《澳洲医务工作者大会会刊（英国医学会）之第二次会议记录：达尼丁，1927年2月3日—10日》，1927年11月12日，页369。
到二战时又增添了个性考察和简单的健康检查作为补充。研究人员又设计出了通过“观察体格来判断阳刚气”作为挑选士兵的办法。按这种办法，“正常人”（也就是没有内分泌失调的男性）可以按是否具备“男性气质”分为高、中、低、差四级。“阳刚气十足”的人应很精瘦，臀部比肩窄，胸腹部要平，股间要有空隙，“腿肚内收明显”，阴毛应向肚脐聚拢。这些人应立刻派上前线。男性气质低的一般外形绵圆，肌肉不多，臀比肩宽，胸部浑圆，“腹部像女性一样隆起”，两股距离近，“腿肚外凸”，阴毛向两侧偏聚。与“真汉子”不同，他们的手臂总是屈着（过度放松）。这样的人打仗不会很厉害。1943年，英国皇家军官训练队测试了该理论。在那些“阳刚气十足”的人中，41%被列为优秀军官候选人；男性气质一般的人中这一比例是11%；在低、差的人中，竟没有人可选。克拉克·希思、W.伍兹、L.布鲁哈、C.泽尔策、A.博克，“选人：战斗人员挑选速法”，《内科年报》，19期（1943），页415—426。另见克拉克·希思，《什么是人：正常青年男子研究》（马萨诸塞，1946）。这样，战斗力高低便与体格挂上了钩。
但实际情况却表明，从人的身体看他是否骁勇实在不可靠。二战开始后，新一代的军事研究人员突然造访各训练营，不是捣鼓数字，就是找人谈话，再就是附会关联。其中影响最大的是S.L.A.马歇尔和塞缪尔·A.斯托弗。尽管后来发现马歇尔的数据极不可靠，但他的战斗力应以集体而非个人论、因此训练必须贯穿群体动力学原理的观点，彻底变革了英、美、澳三国的训练体制。斯托弗和他的同事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超过12000人样本的基础上，他们认为不仅“初级群体”要重视，愉悦感也不能忽视。好战士在战前总会有强烈的杀人欲。这有数字为证：日后表现突出的士兵中有48%说杀日本人是种享受，表现中规中矩的士兵有此观点的占44%，而不擅打仗的人持此观点的只占38%。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4—35。因此，二战时重点放在了人的性格上，与之相关的“群体性格”地位甚至更高。只有那些对有战斗力的群体高度依赖，受其保护，并视集体利益为自身利益的人才可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战士。陆军马丁·施泰因上尉，“神经官能症和集体诱因”，《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3期（1947年3月），页318。到1942年，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已不是个人品质加上/或者几个人的功劳，而成了团队所表现出的素质；战争影片记录了这一变化。珍妮·贝辛格，《二战电影：一个题材的解剖》（纽约，1986），页36—37。当然，传统的战争英雄还是有他的地位，但他现在成了群体的产物，不再被视作“天生”的战神，血液里（或胆里？）流淌着所有的理想因子。
精神病、同性恋：英雄的料？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5
寻求“战斗力的科学度量”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有些精神病学家直言不讳，精神病人甚至同性恋倒可能是当兵的好材料。这让心系军人名声的士官很尴尬，因为这一结论的逻辑推衍就是，征兵时就不该把这些人排除在外，对正在服役的也不该开除——至少在正缺人手的紧急关头是不对的。
军人，包括值得、也广受尊敬的J.F.C.富勒上尉，有如下言论不足为奇。富勒就说
劳动力市场的失意者，甚至有犯罪污点的人，倒常常有股与生俱来的“蛮”劲，战场上的表现要好过他们温良的战友。陆军J.富勒上尉，《本土防卫步兵训练津指：从招录到训练》（伦敦，1913），页2—3。
这让很多军官不知该如何处理，H.W.威尔斯医生就遇到过这样的事。一战时他是第四军的一名神经病专家，曾收到一个短笺，询问该如何处理一名酗酒的士兵。短笺说这名士兵
突然跑到通讯战壕里，嘴里不停地咕哝着“该死的东西”。到了前线，他突然翻过胸墙。我们都以为他会用机关枪，可没过多久就听他不知道在怪谁鸡奸。然后露出头来，揪着一个德国军官的后领，一面还踢他。接着就掉下堑壕来，嘟哝了一句“在弹坑里找到这家伙的，正鸡奸呢”，就晕了过去。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也不知道是该推选他拿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呢，还是该把他送上军事法庭。所以才把他带到您这儿来。H.威尔斯博士，“医学史脚注……一般方面：炮弹休克”，第1条，页6，利德尔收藏。
心理学家约翰·T.麦克迪在一战结束时曾说，好士兵“应该多少天生是个屠夫，谁比他傻听谁的”。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129。从二战到越战，由骁勇士兵组成的精锐部队无一不把“牛仔”式的人物、出狱的少年犯和蹲过大牢的人作为征召目标。有人说过，“平时最能惹事的”打仗最在行。陆军伍泽尔·恩特中尉，其访谈收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19；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140；艾尔·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战老兵口述实录》（纽约，1981），页201—202；希拉里·桑德斯，《绿色贝雷帽：突击队的传奇故事1940—1945》（伦敦，1949），页39；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329。
对“坏小孩”冷嘲热讽是一回事，用科学论证战场英雄多出自变态、强迫性神经病患者、过失或预谋杀人犯、监狱假释出来的人，就是另一码事了。陆军E.福特少校，“战斗机轰炸机飞行员扶养中的原则及问题”，《战争医学》，8卷1期（1945年7月），页30；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18；陆军艾伯特·格拉斯上校、陆军卡尔文·德雷厄中校，“意大利战役（1944年3月1日—1945年5月2日），精神病学在师级部队”，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396—397；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12；阿瑟·海辛，“神经精神病学在空降师”，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396—397；威廉·波特，“军事精神病学与选拔征兵制”，《战争医学》，1卷3期（1941年5月），页370；爱德华·斯特雷克、肯尼思·艾普尔，《精神病学与现代战争》（纽约，1945），页13。有精神疾患的战士很重要，公众应给予他们的服役以更高的奖偿，达拉斯·普拉特少校和亚伯拉罕·诺伊施塔特在1947年说。陆军达拉斯·普拉特少校、亚伯拉罕·诺伊施塔特，“患精神病士兵的战斗记录”，《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9期（1947年9月），页809—811。精神病学家也曾试图软化他们的说辞，指出部队可以“好好利用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让他“爬出战壕，往前冲，收拾敌人”，然后再“传令嘉奖”，以示褒扬。威廉·波特，“军事精神病学与选拔征兵制”，《战争医学》，1卷3期（1941年5月），页370。另见艾伯特·格拉斯、弗朗西斯·赖安、阿迪·鲁宾、C.勒马纳、安东尼·塔克，“精神病预测和军队战斗力：第二部分”，《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11期（1956年11月），页1581—1582。把他们留在后方纵然危险（他们可能攻击别的士兵），关于其不利方面，例见陆军E.福特少校，“战斗机轰炸机飞行员扶养中的原则及问题”，《战争医学》，8卷1期（1945年7月），页30；陆军阿瑟·海克少校、陆军马文·普莱塞特中尉、陆军菲利普·格雷纳中尉，“服役训练期间的精神病问题”，《美国精神病学杂志》，99期（1942—1943年），页38—39；威廉·波特，“军事精神病学与选拔征兵制”，《战争医学》，1卷3期（1941年5月），页370。但只要让他们在前线，就算控制住了一帮铁面杀手。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6
重度精神病与骁勇善战间为何存在正相关，论者莫衷一是。最常见的解释是：害怕自己会在压力下“崩溃”的人，一定会试着消减这种威胁，一有机会即当“孤注一掷”，于是英雄壮举就产生了。S.温伯格，“战争恐惧症”，《美国社会学杂志》，51卷5期（1946年3月），页472。有的论者没有这么温和。他们认为，最好的战士一定是充满敌意，心神不定，反复无常，把儿时英雄主义幻想付诸实践的人——换言之，幸亏战场上的杀戮行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否则他们迟早会进监狱。费利克斯·多伊奇，“平民的战争恐惧症及其治疗”，《精神分析季刊》，13期（1944），页302—303；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24；布莱尔·斯帕克斯、奥利弗·尼斯，“战机驾驶员的精神病检查”，《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6期（1956年6月），页815。局促不安已经算好的，要不就是既愤世又自恋，总是想望周围事物如己所愿，外界环境稍有担待就以古怪的行为相向。陆军阿瑟·海克少校、陆军马文·普莱塞特中尉、陆军菲利普·格雷纳中尉，“服役训练期间的精神病问题”，《美国精神病学杂志》，99期（1942—1943年），页38—39。
有的解释更为负面：有些精神病学家竟声称，他们见过的最好的士兵都是同性恋。军队的规矩是，凡同性恋者无论战绩如何一律开除。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平常人无意亦可能成为同性恋，就不能不让人忧虑了。有士兵利用禁止同性恋的法令得以脱离军队，这已成共识：越战中的例子，见陆军富兰克林·琼斯少校，“某师随军精神病医越南经历”，《军队医学》，132卷12期（1967年12月），页1003。关于曾考虑或确实有过此举以逃脱军队的士兵，见约翰·艾博特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167。1915年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门徒、精神分析学在英国的传播者欧内斯特·琼斯提请公众注意，在参军决定的背后，性欲的“暗中推动作用”未可忽视。这些本能的冲动包括“痴迷惨状而不能自拔”和“因同性恋倾向而向往男性聚集的地方”。欧内斯特·琼斯，“战争与个人心理学”，《社会学评论》，8卷（1915），页177。另见普赖恩斯·霍普金斯，《社会运动的心理特点：从精神分析角度看社会》（伦敦，1938），页119。至二战，对同性恋情及战斗力高下的勾勒已成显学。1936年3月，R.E.马尼基勒尔在牛津大学人类学会宣读了论文，指出“潜想的同性性欲”后果有二：抑之于内则会在关键时刻为了战友而牺牲自己，发之于外则会让人变成杀手。前者认同源自父母的无意识景象中好的部分；后者则向其坏处取齐。战时，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R.马尼基勒尔，“战争走向：从心理学切入”，《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6卷3期（1937），页235。查尔斯·贝尔格曾在《英国医护心理学杂志》（1942）上撰文，猜想战争是否是“这种无意识心理图景的戏剧化——不过以同性恋的形态表现出来……是与男性而非女性的感情对撞（或高潮）”。查尔斯·贝尔格，“战争恐惧症的临床分析记录”，《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9卷2期（1942），页185。持同样见解的还有弗雷德里克·艾伦，“同性恋与个体差别问题”，《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0卷（1940），页129—135。用1942年12月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超级同性恋的话来说就是：“要是不能爱，就只有恨。要是不许表露爱意，就给他们暴力看。”泰德·艾伦比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179—181。
但并非所有同性恋者都会成为战争英雄。对哪种同性恋者最可能成就壮举的最详尽刻画来自《英国医护心理学杂志》1942年刊载的一篇文章。该文作者查尔斯·安德森（精神病学家，供职于沃恩克利夫神经病学中心）区分了主动同性恋者和被动同性恋者。前者符合军方向外发泄敌对心理的要求，适应部队生活应该不成问题。他们甚至不用掩饰自己的攻击欲：只要把攻击对象从战友转到敌人即可。对大多数主动同性恋者来说，这不难做到，“他们常怀恨在心，想毁灭其‘对象’，因为在他眼里敌即是友，友即是敌”。主动同性恋者只有在罪感冲破自持时（更多是无事可做，这时只有转向周围的人寻求满足）才会精神崩溃。与之相比，被动同性恋者因为攻击欲的外化与其性情不符，处境要艰难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被动同性恋者“得完成某种心理转变，由发泄的对象变成主体”。战斗中，他们容易身不由己地成为攻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一般情况下，他们无法承受紧张的积累，只有在焦虑性神经症中寻求释放，要不就“在动物般的恐慌中”向敌人投降。查尔斯·安德森，“关于某些对战争有意识及无意识的同性恋反应”，《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20卷2期（1945），页162及172。被动同性恋者和有同性恋倾向而不自觉的士兵最难适应部队生活。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19及伊丽莎白·罗森伯格，“临床经验对战争恐惧症精神病理分析的贡献”，《精神分析国际学刊》，24卷（1943），页32—41。但正如安德森在1945年提出的，“治愈”同性恋患者（哪怕他们主动求医）几乎就无可能，因为他们早已“泰然”接受了同性恋的事实，视之为自己“性格气质的一部分”，所希望的不过是免于集体敌意的保护罢了。查尔斯·安德森，“关于某些对战争有意识及无意识的同性恋反应”，《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20卷2期（1945），页163及173—174。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7
种 族 因 素
断言精神病人和同性恋者在战场上定会英勇无比，其影响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辨识优秀战士最常用的指标要算“科学人种优劣论”。认为不同民族或地理大区各有其性格特点的想法由来已久。大卫·休谟在其《论国民性格》（1741—1742年）中写道：“有识之士……皆承认，不同民族各有其风俗，有些性格乃一国独有，其邻邦亦无”。大卫·休谟，“论国民性格”（1741—1742年），收《道德、政治和文学随笔集》（牛津，1963），页202。时人认为，自然环境必对一国国民“融会各种族”而形成的秉性有影响。“人口稀疏及其日常经营”必会影响其性情。“（一国）习性的总和”即是其国民性。欧内斯特·巴克，《国民性格及其成因》（伦敦，1927），页140。
这些主张用于战争，当然会受到军事顾问的欢迎。出生在爱尔兰利么瑞克的记者迈克尔·麦克多1917年时总结道：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士兵，每一国士兵各有其特点。军队作为一个整体，必然是其国家的代表，也只能是其国家的代表，所以从他们战场上的表现……定然可以看出其民族是否尚武。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57。
若把战争比作游戏，则必定“按玩家各异的国民性”来进行。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24。辨认不同种族的特质方便了军事战略家选派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负责宣传的人也可以利用“盟军士兵不同组合在敌人心中造成的幻想恐慌”（如“凶猛的波兰人、捷克人、廓尔喀人和苏格兰高地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心理战部分原则”，1944年5月，页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41/3。在本书探讨的三次大战中，就有一些种群据说特别骁勇善战。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士卒就以残忍闻名。例见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64。斐济岛民据说因为“久居蛮荒之地，野性十足”而适合在太平洋作战。H.普赖迪，《椰树广场的战争：守卫南太平洋岛国基地》（惠灵顿，1945），页46及128—130。苏格兰人勇武超群、凡战必胜的印象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还存留在人们心中。谢尔弗德·比德韦尔，《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战具与战术》（伦敦，1973），页146。另见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60，致威廉·丹克斯教士书，1915年11月31日。高地居民之所以善战，据说是继承了“凯尔特人的烈性子”。有一位作家在1915年时写道：“手举双刃阔刀从高地上掩杀下来，血洗克洛登［苏格兰东北部高沼地，英国历史上詹姆斯二世党人1746年二次反叛的最后战场——译注］的或许就是苏格兰人的祖先。刀剑向来是其最爱。”埃斯考特·林恩，《戎装保皇：一战纪事》（伦敦，1915），页151。难怪德国人一看到苏格兰褶裥短裙就总“玩完”。亚历山大·卡托，《与苏格兰军队在法国》（阿伯丁，1918），页21及42—43。某些印第安人被认为更嗜血些，也更容易受到赞誉。辛西娅·恩洛，《异族士兵：分裂社群的国家安全》（哈蒙茨沃思，1980）对此有详细讨论。当时的见解，见空军约翰·布罗迪少尉，“日记”，收布瑞亚坦·格林豪斯（编），《执拗者说：加拿大两飞行员一战日记》（渥太华，1987），页13；帕特里克·米，《在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当炮手的二十二年》（伦敦，1935），页198—199；哈罗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纳波利斯，1917），页11及111—115；威廉·普雷塞，“一天才一先令”，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前线地区一次精神病学会议的报告”，1944年8月8日—10日，页13—1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550；维维安·斯蒂芬森汉密尔顿中校，“书信文件集”，利德尔·哈特中心藏；埃德加·华莱士，《都是英雄：一战事迹集》（伦敦，1914），页198—206；A.威廉斯，“驻缅印度士兵的精神病学调查”，《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23卷3期（1950），页131—132；道格拉斯·温尼弗里斯，《神职人员在前线》（伦敦，1915），页130—131。1914年时，圣奈赫尔·辛格曾这样描述廓尔科人：
他们以夜袭出名。像豹一样潜静，敌人不察，直到大祸临头才知道晚了，再加上自制的阔头弯刀和西式兵器，更加无敌。其人视力极好——黑暗中跟猫一样——听觉又极灵敏，更加大了他们手到擒来的砝码。圣奈赫尔·辛格，《印度斗士：其精神、历史和对英国的贡献》（伦敦，1914），页61—62。另见页71—75及辛格，《印度军队》（伦敦，1914），页30。
与之情况类似的是本章开头提到的美国印第安人，他们也被认为“生来”就是打仗的料，所以巡逻时常被要求在前面“带队”。陆军罗伊·贝纳维德兹军士长及约翰·克雷格，《荣誉奖章：一位越战老兵的故事》（华盛顿特区，1995），页85；汤姆·霍姆，“美国印第安老兵与越战”，收沃尔特·开普斯（编），《越战读本》（纽约，1991），页193；托马斯·霍姆，“被忘却的战士：美国印第安士兵在越南”，《越战一代》，1卷2期（1989年春季），页63；哈罗德·伊克斯，“印度人给希特勒取外号”，《柯里尔杂志》，1卷2期（1989年春季），页58。
但这里我将重点谈种族与杀人效率间的关系，主要是两大种群：爱尔兰人和美国黑人士兵。在军界他们都声名远扬：爱尔兰人“全民尚武”，而美国黑人则总被视作蹩脚士兵。如此分类，背后有什么“科学依据”？又将产生怎样的效果？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8
爱尔兰人天生好斗，曾是许多人的共识。见詹姆斯·费舍尔，《爱尔兰兵团在佛兰德和达达尼尔海峡的不朽事迹》，1辑（都柏林，1916）；丹尼斯·格温，《雷蒙德的最后岁月》（伦敦，1919），页201；约瑟夫·基廷，“泰恩河畔的爱尔兰部队”，收费利克斯·拉维里（编），《伟大的爱尔兰将士和政治人物》（伦敦，1920），页128—129；G.肯尼迪教士，《一位随军牧师的峻语》（伦敦，1918），页35—36；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3及158；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26—27及114；N.马洛，“爱尔兰的精神”，《英伦评论》，6卷1期（1915年7月），页4及9；兰德尔·帕里什，《一个爱尔兰士兵的故事》（伦敦，1914），卷首插图及页343。他们生来非兵即僧，是句俗话。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11。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是其士兵特别勇猛的共识：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比英国兵更勇猛，所以军事指挥官才特别愿意把他们选入“导弹部队”。陆军史蒂芬·格温上尉，“爱尔兰兵团”，收费利克斯·拉维里（编），《伟大的爱尔兰将士和政治人物》（伦敦，1920），页149及哈罗德·斯彭德，“爱尔兰人与战争”，《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567。其胆量、“闯劲”和积极主动无人能及。阿尔弗雷德·奥拉希利教授，《耶稣会威廉·多伊尔神父：宗教研究》（伦敦，1925），页439；丹尼斯·格温，《约翰·雷蒙德的一生》（伦敦，1932），页404；亨利·汉纳，《苏乌拉湾的战友：皇家第七都柏林燧发枪团》（伦敦，1932），页7；约瑟夫·基廷，“泰恩河畔的爱尔兰部队”，收费利克斯·拉维里（编），《伟大的爱尔兰将士和政治人物》（伦敦，1920），页145；S.克尔，《爱尔兰兵团的作为》（伦敦，1916），页135；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24；J.麦肯齐，《欲望之箭：国民性格及前景论文集》（伦敦，1920），页182及196—197；哈罗德·斯彭德，“爱尔兰人与战争”，《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566—567。正如诗人艾丽斯·库克所说：爱尔兰士兵“战壕里最优秀，拼杀时不落后”。艾丽斯·库克，《爱尔兰英雄在红色战争中》（都柏林，1915），页16。另见页19—20。这种近乎本能的好战欲也被用来解释在爱尔兰超军事组织遍地生根的原因。自由党作家哈罗德·斯彭德曾于1916年在《当代评论》上撰文说：
当前游离在英国陆军和民族义勇军之外的爱尔兰青年不会乐于置身一场世界性混乱以外。在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超级唐尼布鲁克集市［始于1204年，每年在都柏林郊区举办，以喧闹混乱闻名，1855年被取缔——译注］时，别指望爱尔兰人会坐在炉边悠闲地烤火。战时的爱国心虽然摇摆不定，但对战争的喜好却没有丝毫泯灭。一度超然的人们……开始转向可能的暴力形式。哈罗德·斯彭德，“爱尔兰人与战争”，《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570。
换言之，爱尔兰人满腔的进攻欲亟待释放——要是不能老老实实地服役，就只有投身其他形式的武装冲突。征兵率偏低虽会引来对爱尔兰人缺乏活力的指摘，但其“灵魂”处仍深藏着尚武精神。如有人竟敢否认，会被喝“滚开”，甚至成为谩骂的对象。“爱尔兰征兵情况令人满意吗？”，《联军杂志》，新辑，51卷（1915年4—9月），页567及571。
爱尔兰人天生善战的神话在上世纪初不可思议地成为人们的信条，整个20世纪没有人对它产生过怀疑。二战时，在突击队中他们极为抢手，就是因为嗜杀成性（分列二、三的据说是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戈登·霍曼，《突击进攻》（伦敦，1942），页53。该观点甚至得到历史学家的赞同。在其无所不包的《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战具与战术》（1973）中，谢尔弗德·比德韦尔欣然评论说，有的种群，如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廓尔科人，可谓“尚武之族”。谢尔弗德·比德韦尔，《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战具与战术》（伦敦，1973），页146。在《好战的爱尔兰人》中，肖恩·麦坎把他们描画为“性情急噪……在任何历史阶段，不论对错，从不甘于寂寞，有机会总要施展一下”。肖恩·麦坎，《好战的爱尔兰人》（伦敦，1972），页9。另见陆军上将约翰·哈基特爵士序，陆军A.布雷丁准将，《爱尔兰士兵史》（贝尔法斯特，1987），页Ⅹ。连彼得·卡斯坦也在其学术著作中认可了“爱尔兰人好斗”的说法：没办法，他们就是天生爱干架。彼得·卡斯坦，“英军中的爱尔兰士兵，1792—1922：被收买还是被控制？”，《社会史学刊》，17期（1983），页40及59。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9
跟所有真正的英雄一样，爱尔兰士兵也特别善使刺刀。列兵罗伯特·麦格雷格1915年致父书，引自艾米·格兰特，《善恶对决：一战书信集》（波士顿，1930），页91—92及S.克尔，《爱尔兰兵团的作为》（伦敦，1916），页47—48及103。用都柏林第八军团威廉·多伊尔神父的话来说：“我们本可以生擒更多的人，都怪这鲁莽的爱尔兰人，这个危险的家伙只要摸着刀就要在每人身上戳好几个窟窿才完事。”阿尔弗雷德·奥拉希利教授，《耶稣会威廉·多伊尔神父：宗教研究》（伦敦，1925），页473。爱尔兰的宣传机器也拿这点大做文章。S.巴涅尔·克尔在《爱尔兰兵团的作为》（1916）中称，“爱尔兰士兵尤好近身作战。这种打法早已融入其血液，是与生俱来的。躺在战壕里等着‘中枪子’是他们最无法忍受的，这倒和法国人相似；爱尔兰人要的就是‘起来干他们’”。S.克尔，《爱尔兰兵团的作为》（伦敦，1916），页47—48。
如果说爱尔兰人是天生的斗士，勇武世人皆称道的话，那美国黑人就正好相反，被认为是厌战、怯懦的典型。从历史来看，这并不符实。事实是，黑人士兵在美军服役的历史很是久远，且有着骄人业绩，直到一战爆发前都是这样。其勇武一以贯之，从独立战争、美英战争到南北战争、美西战争。摘要见霍勒斯·邦德，“一战前美军中的黑人”，《黑人教育杂志》，7卷（1943），页268—287。但一战中，他们却被安排在勤务而非战斗部队，使得四分之三的黑人士兵整个战争期间不得不在非战斗部队服役。查尔斯·威廉斯，《黑人士兵趣闻》（波士顿，1923），页27。二战时，军方故意以黑人在美国人口中比例为限来招募黑人士兵，也就是说，每十名美兵中只有一个是黑人。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494。而这为数不多的黑人士兵又有四分之三是军需兵、工兵或运输兵。黑人士兵在整个陆军中占10%，但在勤务部队中就有20%，在“一般性”士兵中占了15%，在战斗部队只有5%。尤利西兹·李，《招募黑人士兵》（华盛顿特区，1966），页453—454。一战中，有首军谣这样唱道：
黑人兄弟只能用铲子和锄头打仗——
老天爷，您睁眼可怜可怜我们吧。约翰·奈尔斯，《唱歌的士兵》（纽约，1927），页48。奈尔斯认为黑人士兵唱歌不错，可打仗不行（页Ⅸ）。
虽然军方赞赏黑人对勤务部队的贡献，但不让他们上阵冲锋，还是被认为是对其勇武的直接否认。
这一政策背后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美国空军最初就有这样的论断，说黑人（和日本人一样）不会驾驶飞机；等被事实驳倒了，又说他们打仗不勇猛，即使敌军防空火力“微弱、不准”也怕得要死。尤利西兹·李，《招募黑人士兵》（华盛顿特区，1966），页453—454。约翰·理查兹在一战时指挥一支黑人部队。他认为黑人士兵“身体素质好”，适于阅兵表演，忍耐力强，而且忠诚，“能无畏于枪林弹雨，勇往直前”，理查兹写道。但因为他们怕黑，进取心弱，易陷于恐慌，所以总的来说在战争中用处很有限。黑人不像英美人那么好斗，且易受他人影响，常开小差。理查兹继续写道：
你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可做起事来总是稀里糊涂。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骨子里缺乏白人那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弹如雨下时，正是这种精神显现、我们受到激励之时，“德国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胜利终将属于我”。
在黑人士兵、军官中这种信念很少见。理查兹写道：“他们还都是孩子。永远无法长大，即使在炮火下也一样。”1926年，俄克拉何马大学某社会学教授也附和其观点，认为黑人士兵与生俱来的孩子气和对长官的完全信赖，使得“卓越的领导”成为保证其战斗力的最重要因素。他坚持认为，最好的黑人部队都是“德才兼备”的白人军官带出来的。约翰·理查兹，“与黑人士兵共处”，《大西洋月刊》，1919年8月，引自杰罗姆·道得，《黑人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纽约，1926），页233—236及239—240。巴勒德上将关于一战期间黑人士兵表现的报告也作如是观。他在日记中称，这些黑人士兵简直就是
窝囊废。且不说上阵杀敌，他们就连自己也照看不了。指望他们冲锋陷阵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我随军已三周，却无法让他们哪怕向敌人发起一次进攻。他们不是当兵的料。巴勒德上将的报告，引自杰罗姆·道得，《黑人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纽约，1926），页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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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会产生误解甚至“敌我不分”。1941到1945年间在美国南部白人女大学生中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她们甚至认为黑人不如德国佬，到1944年时便连日本人都不如了。黑人迷信、慵懒、无知、笃信宗教、不能倚赖、不尽人事、肮脏、邋遢、不修边幅。尽管愈发融入军队，但对黑人的种族成见却没有改观。多萝西·希戈，“成见：珍珠港事件前后”，《心理学刊》，23期（1947），页55—63。另见林恩·拉尔亚，“医学预科心理学专业学生关于人性的奇怪想法”，《英国教育心理学杂志》，15卷2期（1945年6月），页72及141。
也有论者认为，黑人士兵表现欠佳是白人官兵看低他们造成的。自尊心不强，缺乏信心和受教育程度低导致他们作战欲望不高。美国陆军首席历史学家曾指出，缺乏攻击性是黑人刻意保持低调的结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外界的攻击。他的结论是，指望把二等、三等甚至四等公民培育成第一流的士兵是不现实的。小沃尔特·赖特博士，引自尤利西兹·李，《招募黑人士兵》（华盛顿特区，1966），页704—705。更常见的解释是把这种成见归咎于种族主义的思想意识。比如是否适合战斗的标准之一是心理承受能力。尽管黑人士兵不易染上神经官能症，这已是共识，但其（至少临床心理学家威廉·A.亨特二战时在某大型海军基地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被确诊患歇斯底里症的几率却是白人的四倍。亨特认为，将其确诊为歇斯底里症没有根据，其行为或可更准确地描述为“极易受外界影响，缺乏鉴别能力，情绪易波动”。将其诊断为“情绪不稳定”要比“典型的歇斯底里症或转换性神经症”准确得多。换言之，黑人士兵仍处在“文化原始状态”，其情感冲突的表达仍很原始、直接：他们尚不具备神经官能症患者“迂回、复杂的心理机制”。威廉·亨特，“黑人患神经官能症的相对比率”，《咨询心理学刊》，6卷（1947），页134—135。
和许多论者一样，亨特的判读有着很深的所谓“重演论”的印记。该理论认为，在白种孩童身上仍可找到其野蛮、原始状态的痕迹。但随他们长大能逐渐摆脱；而“野蛮种族”则终生受困于这一阶段。上文提到的、一战时指挥黑人部队的约翰·理查兹，也受到了这些所谓“科学”理论的影响。他曾提醒自己的读者注意：
种族发展是非常缓慢的过程！几年前，这些黑人还是棉花地里的奴隶。再往前推几年，他们还是非洲丛林里的孩子。直到现在他们还没长大……作为白人，我们要记住这些黑人兄弟的可爱之处。我们的权力、威望、发展，他们一样都没有。我们从祖上继承了独立的生气，在经年战乱和不懈摸索中得到了发展。让我们向这些本应与我们同行的孩子们伸出双手，敞开心扉；让我们记住，在远古的丛林里，白人、黑人本是一家。约翰·理查兹，“与黑人士兵共处”，《大西洋月刊》，1919年8月，引自杰罗姆·道得，《黑人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纽约，1926），页240。
类似的话题约翰·J.奈尔斯在讲述某黑人步兵事迹时也触及过：人称“天狼星”的这名黑人步兵因作战勇猛而远近闻名，尤其武器在手（一杆法国产的半自动步枪）时。某次渗透进攻中，“天狼星”不见了战友，弹药也用尽了。下面的故事奈尔斯是这样讲述的：
单个士兵，扛一杆法国产步枪，连弹夹都没有，看上去只有滑稽，能有什么作为？突然，面前跳出个灰不溜秋的家伙——一身暗灰军装，带点儿绿，帽子像盆一样扣在头上。我们这个黑人士兵手里还捧着那杆破枪。枪不到二十磅重，但凭着他的一身蛮劲，还是个挺怕人的物件。地上满是毛瑟枪和没爆炸的手榴弹，但这时他血管里流淌的好像都是远祖野蛮的鲜血。他不是数学家，也不是语言学家，更不是一知半解的智者。他好像又回到了尼罗河上游的河谷，成了那里的一名部落成员。他已无暇顾及现代战法，却有着明确的目标——求生。那没有了枪夹的法国步枪在空中兜了半个圈，向那盆一样的帽子砸了下去，砸在了穿绿灰军装士兵的头上。约翰·奈尔斯，《唱歌的士兵》（纽约，1927），页109—110。
“天狼星”无疑是英雄，但同时也是原始人，没有足够的理智，不知道利用地上没有爆炸的手雷和被人丢弃的毛瑟枪。这样的故事还有其他讲法，听起来更有种族主义的意味。后来成了著名道德反战者的T.科德·开齐普尔在1914年11月的一封信中有如下描述：
老黑真没治。他们老是割断受伤德兵的喉咙——他们的挎包里也不是没有查出过德国兵的头颅！他们的任何行动——哪怕是点管烟——都要想半天，这在我看来已近乎猴子，而不太像人。而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喜欢上了他们。走过他们时点下头，他们回报你的将是世上最灿烂的笑容：皓齿、厚唇、黑眼，共同组成了这无比迷人的存在。T.开齐普尔来信，落款1914年11月15日，收开齐普尔，《两线作战》（伦敦，1918），页28。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1
以种族特点判定尚武精神，对爱尔兰人和美国黑人都不适用。爱尔兰人富于攻击性、美国黑人消极被动的说法对两者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人皆称其勇猛，使爱尔兰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爱尔兰军事史》（1996）一书中，戴维·菲兹帕特里克写到，好战是“有关爱尔兰人不多的成见之一，在这个好战的时代竟获得了广泛认同”。戴维·菲兹帕特里克，“军国主义在爱尔兰，1900—1922”，收托马斯·巴特利特、基思·杰弗里（编），《爱尔兰军事史》（剑桥，1996），页379。他只说对了一般：在战时，攻击性强固然受人推崇，但勇武也有不同类型，爱尔兰人的勇武最终竟使他们极度不适于自治。战争并不总能为个人的骁勇提供释放的途径，这时常会导致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杀戮：爱尔兰人在战场上的成功倒可视作其生理、政治不甚发达的指剂。战时对勇武的推崇与平时不受重视间巨大的反差，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错误理解了进化论“人类之所以打仗，是其天性使然”的论点。打斗是我们继承自“兽性”的遗产。虽然我们无法摆脱身上的动物本性（当然，好斗是进化所不可或缺的），但最好斗的种族一定处在进化链的较低端。威廉·麦克杜果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本能是人类行为基础的学者。他大量参考了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卷2（伦敦，1910），页383—441及劳埃德·摩根，《习惯与本能》（伦敦，1896）。尽管在战斗中可以赢得无限荣光，爱尔兰人等所谓的“勇武民族”在文明的阶梯上只能分配在一个较低的档次。
如果爱尔兰人拥有与英格兰人不同的勇武精神这一说法可以成立，那将对战斗理论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一点通过研读关于最受爱尔兰士兵欢迎的论者迈克尔·麦克多的著作可以看出来。1916年出生在利么里克的他，是在天主教平信徒社团受的教育，其后做了《自由民日报》和《泰晤士报》的记者。除在一战时写有两本书外，他还是威廉·奥布莱恩和丹尼尔·奥康内尔的传记作者。到1924年，麦克多已是下议院记者团主席。他关于一战的两本书在塑造战时爱尔兰人形象方面的影响无人能及。
在写作《前线的爱尔兰人》（1916）和《爱尔兰人在索姆河》（1917）的背后，麦克多是有着自己的政治意图的。他希望通过证明爱尔兰人在战场上的威猛来鼓吹爱尔兰自治。这在《前线的爱尔兰人》一书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在书中他用很大篇幅摘引了一封苏格兰士兵的信，信中满是对爱尔兰士兵（特别是来自芒斯特省和都柏林的士兵）英勇行为的赞扬。
我不是爱尔兰人，也没有任何爱尔兰亲戚，这你都知道——特别是我对给予爱尔兰“地方自治”还有相当的保留意见；但在［加利波利］目睹了一切——爱尔兰人的英雄气概真是无人可比——后，平心静气地老实说，他们都是些优秀的人，给他们所代表或所曾代表的国家怎样高的地位也不为过。我的上帝啊，那场面真壮观！……没错，一个养育了这些人，不，这些超人的种族，就像这些爱尔兰人一样，为帝国作出了如此功勋，是最有理由要求甚至取得其国家的自由和自治权利的。该信最初刊登在苏格兰一家不知名的报纸，1916年1月转载于《书简》并收进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71。
但不是每个人都对历史作如是观。尽管无人可以指摘麦克多按自己的需要裁剪素材，但他并不认为某种尚武的特征就一定比其他都要好。举例来说，他毫不含糊地批评了认为爱尔兰人比英格兰、苏格兰或威尔士士兵更勇敢的说法：“他们都很勇敢，没有高下之分，但其勇武的外在表现却很不一样，这也不该有任何异议——换句话说，有区别也是在量上，而不是质上。”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58。事实却是，不利于为爱尔兰争取自治的正是麦克多等人用以甄别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勇武特质的那些言语。1916年，哈罗德·斯彭德给出如下解说：
爱尔兰士兵身上有一种让人惊恐的特质，一种热情，一股冲劲。人们总称他们为“导弹部队”；这一称呼颇能说明一些问题。那些对爱尔兰人管理日常事物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的人倒是最乐于承认其在战场上的猛烈和英勇。哈罗德·斯彭德，“爱尔兰人与战争”，《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567。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2
对照其他民族的情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许多用来描述爱尔兰士兵的词汇实际上也适用于其他民族。辛西娅·H.恩洛称之为“廓尔喀综合症”。辛西娅·恩洛，《异族士兵：分裂社群的国家安全》（哈蒙茨沃思，1980），页26。非洲黑人和印第安士兵据说“生性莽撞”，“攻强守弱”，非得强有力的领导才能保证其战斗力。例见R.巴塞特教士，“西非部队的牧师”，《皇家陆军牧师局杂志》，7卷49期（1950年7月），页24；埃德蒙·坎德勒，《勇武年代》（伦敦，1916），页57；E.肯尼迪教士，《不朽的第七师随军记》，第2版（伦敦，1916），页132—133；陆军H.麦克基格上尉，“自传”，1919年4月，页11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J.梅瑞韦瑟中校、弗雷德里克·史密斯爵士，《印军在法国》（伦敦，1917），页8及471；鲁思·威尔逊，《吉姆·克劳参军记：美军黑人士兵研究》（纽约，1945），页44—45。如前所述，一战的许多著述都渗透着对重演论的简单诠释。正如胚胎的发育“重演”了物种的进化史，民族的发展——从幼年到童年、青年直至壮年——也类似这一生物的过程。详见皮埃尔·博维，《战斗本能》，J.格雷克译（伦敦，1923），页149。爱尔兰人和印第安人、非洲黑人、美国黑人一样，仍停留在儿童阶段。因此，麦克多在《爱尔兰人在索姆河》（1917）中这样写道：
指挥爱尔兰营的英国军官常常无法理解其手下——其率性而为、知人乐天、形象思维、热情洋溢。他们像孩子般任性，心情说变就变，这会儿还好好的，过会儿就翻脸不认人，有时完全莫名其妙：这对一心维持军纪，严肃、刻板的指挥官而言，自然是件头疼的事。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111。另见R.巴塞特教士，“西非部队的牧师”，《皇家陆军牧师局杂志》，7卷49期（1950年7月），页24及戴维·基林格雷，“‘帝国权杖’：英国非洲殖民部队体罚之争，1888—1946”，《非洲历史杂志》，35期（1994），页202有关西非士兵情况的介绍。印度军队的情况，见埃德蒙·坎德勒，《勇武年代》（伦敦，1916），页273—274及陆军J.米亚韦瑟中校、弗雷德里克·史密斯爵士，《印军在法国》（伦敦，1917），页110—111。
这话从一个本该往爱尔兰人脸上贴金的宣传家嘴里说出来，的确有点出人意料，但许多带过爱尔兰兵的军官一定会赞同这话。皇家爱尔兰燧发枪团的W.卡登·罗准将私下里说，爱尔兰兵就像“调皮的小孩”，受了长官责备会“生闷气”。陆军W.罗准将，“自传”，页8—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陆军H.儒尔当中校，《漫记》（牛津，1934），页305。自1916年始任康诺特第六特别行动营营长的罗兰·菲尔丁，在1917年6月14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爱尔兰永远是爱尔兰。这片土地上生息着有着魁梧身材、却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其政治诉求到底是什么。”菲尔丁还认为，爱尔兰人就像孩子般“易被逗乐”，也同样“容易沮丧”。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页121，信的落款是1916年9月25日及1917年6月14日。从政治角度说，他们需要一个历史久远、处事稳重的父亲般的国度给予他们强有力的领导。
如果说尚武的民族为其骁勇的名声付出了巨大代价，那些不以武力闻名的民族处境还要悲惨。正如二战时有位黑人士兵埋怨的那样，打仗时“大家都是好兄弟，别人也搭理你。敌人突袭，你要是没有藏身地，白人士兵或许会让你到他的散兵坑避一避。”但这只是在打仗的时候，只要危险一过去，
来辆吉普，可绝不会捎你一程，而往前几步几个白人士兵就能搭他们的车。营地的白人厕所黑人不让用，你得自己挖坑。碰上这种事，你会怎么想？无名黑人士兵日记，引自陆军赫伯特·里普利中校、陆军斯图尔特·沃尔夫少校，“海外黑人部队的精神疾患”，《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3期（1946—1947年），页510。另见戴维·帕克斯，《美国大兵日记》（纽约，1968），页34—35及40—41，1966年3月10日及6月12日条。
一战时，一些黑人军团“烦透了”这种白人、黑人间的不平等，因为这已经使“虽为战斗部队的他们，几乎无法做为”。杰罗姆·道得，《黑人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纽约，1926），页231—232。二战期间，竟然有人试图把红十字组织供给伤兵的血也分成“黑”和“白”两份。安森·斯托克斯，“美国战时的种族关系”，《黑人教育杂志》，14卷（1945），页549。在这种情况下，黑人士气低沉、表现不佳也就不足为奇了。伊莱·金斯伯格，《崩溃和康复》（纽约，1950），页103；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33；罗伯特·斯穆茨，“黑人社群和黑人潜力的开发”，《黑人教育杂志》，26卷4期（1957年秋季），页461—462；拉瑟福德·斯蒂芬森，“黑人士兵情感问题的种族方面”，《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3期（1946—1947），页493—498。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3
种族成见使晋升变得比登天还难：黑人指挥打仗肯定是“不称职的”，他们不懂战术，又没有指挥经验。杰罗姆·道得，《黑人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纽约，1926），页235；戴维·帕克斯，《美国大兵日记》（纽约，1968），页52，1966年12月15日条；查尔斯·威廉斯，《黑人士兵趣闻》（波士顿，1923），页28及61—62。除第92师和第93师外，一战时几乎所有部队都是白人指挥黑人。即便在第92师，截至1918年11月，白人军官的比例也一般地从战争开始时的18%上升到42%。仅有的那些黑人军官也大多是从第369、370和372师调来的，要不就是刚刚从军官培训学校毕业的学员。这使在那些被抽调了黑人军官的部队的白人军官有了更多的升职可能，却严重削减了原先在第92师黑人军官的升职机会。查尔斯·威廉斯，《黑人士兵趣闻》（波士顿，1923），页28及61—62。类似的情况在二战时也有发生。美国参战时，美军中约7%的白人是军官，而只有不到半个百分点的黑人当上了军官。白人军官的比例逐渐升至约11%，而黑人军官的比例一直在低于1%的地方徘徊。白人和黑人士兵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不应该成为原因：具备军官候选人资格的下限是“高级研究生证书考试”要拿甲等或乙等，达到这一要求的白人士兵有四分之一成为了军官，而黑人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500—501。1943年时，近六成的黑人士兵所在连队的尉官是白人。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502。只有白人军官可以进入最高指挥部，两次大战中皆然。只有一位黑人将军（本杰明·O.戴维）从基层做起，直到1940年总统选举前才刚刚荣升准将。时人普遍认为，戴维要是白人早就得到提升了，绝不会到1940年10月才因政治原因升任将军。见鲁思·威尔逊，《吉姆·克劳参军记：美军黑人士兵研究》（纽约，1945），页98—99。黑人认为自己在“为白人打仗”的想法广为流布、一些黑人军官无法掩饰对白人同事的鄙视、黑人列兵经常佯充病号等现象的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453。另见约翰·巴特勒，“军队作为社会融合的工具：美国黑人经历研究”，收亨利·蒂茨、杰罗德·埃尔金、莫里斯·罗曼尼（编），《种族、融合和军队》（旧金山，1991），页27—50。
在本书考察的几场战争中，随着战事展开，种族歧视渐为人所知，黑人士兵也逐渐不太乐意上阵冲锋了。在1945年6月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塞缪尔·A.斯托弗向美军士兵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请问你对被派往海外战区与日本人作战有何想法？”有64%的美国黑人士兵都回答“根本就不该派我去”，而做出该回答的白人士兵只有41%。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521。他采访了1607名黑人士兵和6749名白人士兵。斯托弗早先进行的一次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943年3月，一支典型的黑人部队和与之相当的白人部队被问到了同样的问题：“如果完全由你决定，你会选择哪套军装？”结果选择海外战斗服的黑人士兵只有16%，而作出同样选择的白人士兵超过了三分之一。当被问及所在部队如被派往海外，则他们最愿意从事哪种工作时，选择作战的黑人士兵只有28%，而作出同样选择的白人士兵则有45%。愿意上阵的黑人士兵一般较年轻，是自愿入伍，受过较好的教育，且有一定军阶。据斯托弗说，无论白人、黑人都不是特别向往上阵打仗，但有更多的白人士兵推崇勇敢和成功，在未能完成任务时害怕别人说自己胆小。而黑人士兵呢，不必害怕自己的同胞。如果在战斗中表现欠佳也不会受到太多侮辱，纵使有人责以胆小，也是针对其整个种族的缺陷而不是冲着他个人来的。许多白人认为黑人士兵不管怎样都低人一等，这不利于后者为了一个更大的同志群体而卖命。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522—526。他向3000名黑人士兵和1000名与之相当的白人士兵发放了调查表。事实上，黑人群众倒更可能批评其黑人同胞不该穿上军装“为白人卖命”，这样做的黑人真是“傻透了”。哈里·卡彭特，费城一名黑人卡车驾驶员对一名黑人士兵所说的话，引自罗伊·奥特利，《“即将到来的新世界”：身处黑人的美国》（波士顿，1943），页307。他就因为这句话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好战的黑人士兵倒是那些最愿意上阵冲锋的人。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只有在战争中证明他们自己和整个种族，才能切实提升黑人的社会地位。二战时有一名黑人士兵这样认为：
我愿意作战是因为我们同样是美国公民，而这场战争却没有黑人的踪影。既然我们是公民，就应获得与白人同样的权利，因为我们并不比他们差……这将提升黑人在战后的社会地位。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4
也有士兵担心，战时黑人士兵主要承担的不是战斗任务，战后会不会有不良影响，如有人奚落：“你没见他的白人兄弟（？）在前线捐躯，而他却在后方勤务部队安然无恙？”两段引文均出自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533。另见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70。有部分军官在刻意煽动战时拼命、战后享福的观念。黑人上尉约翰·朗记得（第三集团军司令）乔治·S.巴顿上将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各位，你们是美军有史以来第一批黑人坦克手。亏得你们都还不错，不然我不会要你们。我手下都是军中精英。我不管你是什么肤色，只要能搞定那帮德国畜生就行。别忘了，你们的种族正指着你们凯旋呢。别让他们失望了，妈的，也别让我失望！乔治·巴顿上将的讲话，约翰·朗上尉回忆，引自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52。
查尔斯·A.盖茨上尉也记得这段讲话，而且补叙到黑人士兵听了这话“特激动”，因为终于有人要他们放手去杀白人了。查尔斯·盖茨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266。
但对许多黑人来说，从军的经历也是他们理想幻灭的过程。小查尔斯·A.希尔上尉隶属第332战斗机大队。加入该大队时，他是真心相信美国民主是保护所有公民的。这是他与德国人打仗的动力。但在军队的经历使他不禁问自己：“我一直相信自己的政府，现在看来是不是太天真了，以致被愚弄了还闷在鼓里？”小查尔斯·希尔上尉，其访谈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240—241。一名来自美国南方的黑人士兵在新几内亚作战后诉说道，自己看不出
为国效命有什么意义，战争结束后黑人的命运跟以前相比不会有什么改变。自己在为美国打仗的事实应表明自己和其他人没有区别，也是美国公民，可美军又确实在搞种族隔离，战争过后自己还不是得回到以前的生活，依然受歧视和偏见？姓名首字母缩写为T.I.V的军人，引自伊莱·金斯伯格，《崩溃和康复》（纽约，1950），页233。
黑人士兵的“敌人”经常是白人官兵，而不是德国人或日本人。这话常有人说。例见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抗议的也不是没有，比如1918年感恩节的盛大阅兵，一个月前因为作战英勇（死伤1100余人）而获得十字军勋章的一支3000多人的黑人军团就拒绝唱“为了你啊，祖国”。罗伊·奥特利，《“即将到来的新世界”：身处黑人的美国》（波士顿，1943），页317。
反英雄
很多人参军是因为在军中可能成为英雄，复员后可以受到优待，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页317，1918年12月17日。尽管如此，在前线的人却并不向往英雄的披风。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4—45。典型的想法（至少对真正身处战场的人来说是这样，那些只是凭空想象的人就不好说了）是：“我志愿入法作战，不是为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E.高德森，《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下级军官的事故、经历、印象和看法》（哈福德，出版年份不明），页31。另见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5。事实也是这样，二战后应获军功章的人中只有三分之一领取了奖章：只有女兵和领航员，也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实际作战的人，才对收集这些纪念品稍有兴趣。没有领取奖章的男兵中，大多是嫌太麻烦（41%），要不就认为奖章纯属浪费或根本不值钱（分别占20%和17%）。领取奖章的人大多也仅以“是应得的”或“留个纪念”作为理由。只有16%的人承认自己是“真正想要”。莱斯利·威尔金斯，《社会调查：战斗勋章的需求预测》（伦敦，1949），页3，14及17—19。接受采访的人中，没有领取奖章的有560人，领了的有1149人。
对军功章缺乏兴趣，部分是用平民价值观来衡量战争的结果：许多士兵都认为所谓英雄就是杀人最多的人——而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事。事实也是，到一战的时候，军功章越来越少地授给救死扶伤的战士，而更多的是给了杀人无数的士兵。加拿大战争档案局1918年关于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报告甚至毫不隐讳地讲“英勇行为不应只得到精神奖励，同样要给予物质奖励；壮举的背后是军人，不是人道的职责”。加拿大战争档案局，《从1915年4月23日到1918年3月30日共有三十名加拿大人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伦敦，1918），页6。
当然也广有传言说“杀伤最多的人并不总是最好的士兵”，“步兵负责人关于当前战争步兵额外支出的备忘录”，1945年，页2，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0924。也有人表示担忧，质疑是否应该鼓励“浸透了冷酷、残忍的政治、宗教观念的杀人狂”，这是第14军司令1945年的原话。“步兵照会”，14军司令作，1945年，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0924。能为士兵带来奖章的行为一般都是应受指责的。野蛮和英雄间的微妙关系受到了士兵的关注，在他们眼里，所谓“英雄”是野蛮、不可靠的。例见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4及罗杰·利托，“兄弟情深和战场表现”，收莫里斯·詹诺维支（编），《军队新貌：组织变动》（纽约，1964），页205。有位越战中自封的“英雄”也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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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不是个东西。竟也把他妈的人头放在柱子上。也留他妈的纸条给那帮混账。也挖他妈的破坟。我什么都管不了了。你知道的，我其实想——。他们想要英雄，我就给他们。他们要统计尸体，就给他们数字。无名越战老兵，引自乔纳森·谢，《越战泥潭：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83。另见D.丹尼斯，《日复一日：越南日记》（圣卢西亚，1992），页16及吉米·罗伯森，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60。
布赖恩·沙利文对自己被提名获得银星奖章举棋不定，这在他1969年3月2日写给妻子的信中可以看出来，不过他的语气要微妙得多：
要说不高兴那是假的。我不仅高兴，也骄傲，但只是在内心深处。我的良心却不愿意，战争根本就不该开始。布赖恩·沙利文，引自伯纳德·埃德尔曼（编），《亲爱的美利坚：越战家书集》（纽约，1985），页132，与妻书，1969年3月2日。
越战老兵兼诗人切特·佩德森在“荒地”中倾注了大量感情，在诗中他起誓
……他们
不能再凭
一块光荣榜
或把奖章
别在我胸前
就把我打发
那些军功
最好也不过
被人们憎恨。切特·佩德森，“荒地”，收J.托普汉（编），《越战文选》，修订增补本（费城，1990），页100。
以杀人效率为颁发军功章的依据，有人认为既不公平，也不适宜。因为这样的话，只有让手下无谓牺牲的军官才会受到奖赏。有一位士兵回忆二战中某次进攻毫无意义，却使数名海军陆战队员送了命：
哼，没准又是哪个该死的军官想奖章想疯了才这么命令的，而我们的伙计得为此赔上性命。当官的领了军功章，回国成了大英雄。英雄，见鬼；让手下人送命算不得英雄。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96。另见布鲁斯·阿奈洛，收印度支那课程组（编），《前线：越南士兵文集》（马萨诸塞，1975），页7，1968年2月15日日记条。
军功章不过是“爱慕虚荣的军人自尊的打气筒、升职的快车道”，丹尼斯·基钦嘲讽道，虽是美国嘉奖勋章的得主，他却不以此为傲。丹尼斯·吉钦，《征战宝瓶宫：一美国步兵越战期间柬埔寨边境战记》（北卡罗来纳，1994），页46及无名士兵的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27。“英雄”是“一个贬义词”，用来“指任何不顾后果、损害部队利益的士兵。对热切盼望与敌人交火的士兵，应尽量避免与其一同巡逻，”某军队社会学家在1970年时评论道。查尔斯·莫斯考斯，《服役美军》（纽约，1970），页154—155。一名朝鲜战争老兵说得好：
所谓英雄，就是总使他人处于不必要的险境，把自己放在首位（如果他心里还有别人的话），战友永远排在第二位。“要么不打、要打一起打”的劝诫总是被他抛诸脑后。罗杰·利托，“兄弟情深和战场表现”，收莫里斯·詹诺维支（编），《军队新貌：组织变动》（纽约，1964），页205。
突击队员在军中地位虽高（主要是他们自我宣传做的比较好），但多数士兵总是小心以待。据1941年一份关于挑选特种部队队员（突击队员）的报告透露，相当一部分志愿士兵抵达营地时并不知情，等弄清原委后立刻要求返回所在部队。1941年初招募的250人中，有82人要求立即返回原部。该项目负责人E.赫伯特上校致指挥官等的信，1941年4月23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1849。
公平的问题也不容回避。奖章的颁发很不平均，奖励的常是混战中的无心之举，而非有意的英勇行为。三次战争的例子分别见威廉·曼彻斯特，《告别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波士顿，1980），页141；W.希普韦，“一战回忆”，页23—2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理查德·福特三世，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42—43。不是因为勇敢，而是由于不知所措和恐慌而不期成为英雄，这样的笑话是军队幽默的主要内容：见美国战争部陆军勤务部队特别勤务师，《士兵表演、集结待命区域及运输娱乐指南，包括灯火管制、独幕剧、谜语、模仿诗文和游戏》（华盛顿特区，1944），页8。只要“在那儿”就能拿到奖章，而不必有任何特别举动。斯科特·希金斯，引自艾尔·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战老兵口述实录》（纽约，1981），页95。黑人士兵受嘉奖的比例尤其低。一位随军医生在给《乌贼》杂志的信中写到：“我认识的一个黑人兄弟，冲越共党人打了两大梭子60型机关枪，使许多战友死里逃生，而所得只是被拍了肩膀以示鼓励。在场的一个白人却得到了银星奖章，并被提升为中士。”无名军医信，刊《乌贼》并引自威廉·金，“‘我们的越南小子’：黑人媒体作为美国黑人在东南亚经验的源泉”，《越南一代》，1卷2期（1989年春季），页104。类似的轻蔑举动，虽没有这么严重，也曾在澳大利亚部队发生过，因为对他们的嘉奖是由英国负责的。直到1966年开始颁发越南服役军功章，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澳大利亚人》的一位编辑在1966年1月17日写道：
向完全自主作战的澳大利亚军队颁发英国一般勤务勋章的决定难以服人。这表明当局希望回复到大英帝国的时代，表明他们对英联邦架构的不尊重，表明以布林普上校［20世纪英国漫画家戴维·洛爵士笔下人物，为一退役军官，矮胖、自负，对新思想深恶痛绝，后成为老顽固、反动分子的代名词——译注］为代表的想法仍然得势，仍有人认为澳大利亚军队仍就是英国军队殖民时代的附属。《澳大利亚人》，1966年1月17日。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6
英雄举动一般并不出自勇敢、刚毅、自主之人，而经常是处于绝境者的背水一战。一战中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获得者、年方19的中尉格雷厄姆曾这么说：
我当时别无他想。要不怎么办，“逃”？我从没想过。那可得有点勇气才行。“坚守岗位？”我倒是坚守了（我的枪），这才保住了小命。除此以外，我手头没其他东西了。说实话，要是没枪，我准保临阵脱逃。陆军格雷厄姆中尉，引自埃德蒙·坎德勒，《勇武年代》（伦敦，1916），页265。另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弗朗西斯·格伦费尔致其双胞胎兄弟的信，引自约翰·巴肯，《弗朗西斯和里弗斯代尔·格伦费尔》（伦敦，1920），页200—201。
据信，胆小者的“一时大意”与传奇英雄的“心血来潮”并无太大不同。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页375，1919年2月18日。推荐信本身就贬低了“实际”战斗体验，因为这些信必须用（借用罗兰·菲尔丁上校的话）“廉价惊险小说般浮华的词句写成”，再就是“满腔热情‘给百合花上色’般的文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服远离前线的当权者授予奖章。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页161及316，1917年2月27日及1918年9月17日。另见盖伊·查普曼，《无度挥霍：自传断片》，1933年首版（纽约，1966），页266及罗伯特·莱卡赫曼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67。参加过越战的罗伯特·E.霍尔科姆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奖章因何而得。罗伯特·霍尔科姆，引自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22。与本章开始的罗伊·贝纳维德兹一同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谢尔曼·普拉特曾说过：
每一人得军功章，可能就有五六个人本该得，却没人给他们写推荐信。指挥官要先听取事迹汇报，之后才能写信推荐。但有很多英雄壮举发生时都没人在场。指挥官也可能因要指挥作战而根本无暇写信举荐。要不就是等他们有时间了，目击者已经不在了。谢尔曼·普拉特，其访谈见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145。
越战时，军功章更不值钱。超过四分之一的男兵（和6%的女兵）都被授予了战斗勋章。理查德·库尔卡等，《精神创伤及越战一代：全美越战老兵调适研究成果报告》（纽约，1990），页26。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7
正如前面提到的，连军方也头疼英雄。他们不听“卧倒”的命令，总是“特别兴奋”，起身就往前冲，就像乔治·威尔逊描述自己在一战时是如何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那样。乔治·威尔逊，引自亨利·拉尼尔，《勇敢书：愈加勇武的真实故事》（伦敦，1918），页264—265。备受赞誉的“尚武之邦”如爱尔兰人常因此被人诟病：其人喜怒无常，冲动鲁莽，防御时根本派不上用场。诺曼·科普伦，《心理学和士兵》（伦敦，1942），页59—60；泰伦斯·丹曼，《爱尔兰无名士兵：（爱尔兰）第16师在一次大战中，1914—1918》（都柏林，1992），页75；艾米·格兰特，《善恶对决：一战书信集》（波士顿，1930），页91—92；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52；陆军F.希区考克上尉，《“戒备”：战壕纪事1915—1918》（伦敦，1937），页8；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60；汤姆·凯托，《战法》（伦敦，1917），页169；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30及99；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21，59及63；陆军爱德华·迈纳克少校，《个人日记》（伦敦，1996），页196；托马斯·马林，“‘爱尔兰佬’迈纳克：被人遗忘的王牌驾驶员”，《爱尔兰军刀》，10卷39期（1971年冬季），页77；库思伯格·斯珀灵，“英国人性格的秘密”，《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638；史蒂芬·斯泰普顿，“战壕之间”，《当代评论》，111卷（1917年1—6月），页639；A.韦弗尔爵士，《艾伦比》（伦敦，1940），页203。现代战争不讲求个性，英雄主义幻想在心理上反而有害。古斯塔夫·白考斯基博士1943年在给纽约精神分析学院作讲座时说，参军时立誓要有与众不同表现的那些士兵，在个人英勇并不吃香的现代战争中常会感到“无足轻重，于是很难受，然后会以为自己是胆小鬼，这种无用感之强烈甚至会与他此前英雄主义幻想的程度相当。”古斯塔夫·白考斯基，“从平民到军队生活转变中的性格变化”，《神经和精神疾病学刊》，100卷3期（1944年9月），页292。英雄主义看来根本无法在20世纪战争的恐怖中生存下来。
英雄主义是个模糊的概念，英雄与反英雄间的距离其实很近。战场上没有“自己会看的眼睛”或“自己能跳动的心”在现实之外并没有一个更伟大的虚构存在（如托马斯·卡莱尔在他的《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中试图让我们相信的）。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伦敦，1832）。相反，有的是破坏和恐惧——对像罗伊·贝纳维德兹这样的人来说，战争只有紧张，一切都是混沌。就连备受称赞的“尚武之邦”，也因与那些不好打仗、远非英勇的民族有相同的缺陷而声名不再。20世纪上半叶那些鼓噪士兵体质和“阳刚之气评估”的理论家们，不过是试图挽留此前已逝的个人英雄主义。即在军队内部，新兴精神病学的强大话语权正在抚慰哪怕最能打的战士。以《男孩自我》文风、廉价惊险小说语汇写就的嘉奖令更是嘲讽了个体英雄的存在。更何况，英雄主义的举动还时常是丑陋的。正如一个匿名的加拿大士兵抱怨的：
（军方）干吗把奖章发给嗜血的家伙？为什么杀人不眨眼的人才是英雄？是，我承认打仗肯定得死人，打仗不就是为了杀人吗，可这不应该是战争的全部吧。无名加拿大士兵，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27。
对试图适应现代战争的残忍和无名的士兵来说，这“此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还要费一番猜度。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1
那些细枝末节的对错
本不是政治人物或哲学家
可以评判的。我不恨德国人，也不会
为英国人狂热，去讨好小报。
除了有个胖胖的爱国者我不喜欢
对德国独夫我似恨实爱。
爱德华·托马斯，“那些细枝末节的对错”，1915爱德华·托马斯，“那些细枝末节的对错”，写于1915年，收托马斯，《诗集》（伦敦，1920），页165。
1915年5月13日是耶稣升天节，陆军上尉朱利安·亨利·弗朗西斯·格伦费尔这天被炸弹碎片击中了脑袋。“我想我活不长了！”他欢快地宣布：13天后，他的预言成了事实，死时才27岁。
格伦费尔1888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先后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就读。他7岁就会射击，有空就骑马、钓鱼、打猎。戎马生涯一直是他的梦想，刚满20就在皇家第一重骑兵队谋了一个差使。一战前，他曾驻在印度和南非，在那儿他喜欢上了拳击、追踪野物和猎杀野猪（“我从来没想过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它对我太重要了”，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战争的传言让他着实激动了一把。
你一定会赞同我说的，这是重振帝国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现在，雷蒙德［1856—1918，全名约翰·爱德华·雷蒙德，爱尔兰民族主义党领袖，毕生致力于爱尔兰自治运动——译注］、印度人、威尔·克鲁克斯、布尔人和斐济南部岛民都特别愿意帮我们打德国人。这有助于强化和平时期对帝国国旗、大英母国、重武装旅和惨淡的红标线等难以捕捉的帝国观念一度衰落的信仰，你不觉得吗？
他于9月20日回国，两周后就随第四军团第三骑兵师渡海去了法国。
格伦费尔从战争中找到了乐趣，也证明了自己作为骑兵一点都不差。在伊普雷战役［一战中三次战役的总称，分别发生在1914年10—11月、1915年4—5月和1917年7—11月，比利时西部与法国交界的小镇伊普雷附近。作为盟军突出部上的战略要地，该镇挡住了德军去往英吉利海峡的通路，因此遭受了长时间的猛烈攻击，几被夷为平地——译注］中，他成功狙击了不少德国士兵。他告诉家人，要想私下狙击敌人得获得指挥官的批准。一次，他悄悄匍匐至“德军战壕”，透过胸墙发现一名德国士兵。“正有说有笑，”格伦费尔记述道，“他的牙金光闪闪，好像就贴着我的准星，我缓缓地扣动了扳机。他咕哝了一声，倒下了。”以后几天，他又如法炮制了好几次这样的狙击，并因此（再加上预先通知所在部队，躲过了一次偷袭）获得了优异服务勋章。在他的猎获物记录簿上，除了鹌鹑以外还有死于他手的德兵人数。
1914年10月15日他写道：“这实在太好玩了；你做梦都想不到能这么有趣。我倒希望能一直这样下去；但经历过这事，也只有叉野猪凑合着能调剂一下，其他事都显无聊透顶。”四天后，第一次伊普雷战役打响了，在10月24日给母亲的信中，他好像彻底沉醉于其中：“从小到大我从没这么精神过，也不曾这么高兴过；我太爱打仗了。”他对敌人的态度倒是模棱两可。“一想到死去的战友”，他对德国战俘就有无比的仇恨，禁不住要对被捕的德国军官怒目以对。但一次，有个德国战俘“从我面前走过，他盯住我的脸，继而向我敬了个礼……满脸的自豪、坚定、精明和信心，在他愤怒的时刻显露无遗”，格伦费尔承认那一刻他“由衷地”感到“羞耻”。他的许多死去的对手不过是“倒霉的德国佬”。1914年11月3日，他记到战争是
最有趣的。我这辈子也没感觉这么好过，这么高兴，这么快意于周围的事物。战争与我迟钝的反应、麻木的神经和狂野的个性是那么地契合。因战斗而来的激动使万物都有了生气，每一片景象、每一句言语和每一个举动都是。
相比起来，下面的话更在点子上，“当你一心想干掉某个人的时候，你会突然非常舍不得他”。这话说完不到六个月，这个兼具贵族气质和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死在了自己同类的手上。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117—120；维奥拉·梅内尔，《朱利安·格伦费尔》（伦敦，1918），页12，18—19，22，24—25；尼古拉斯·莫塞莱，《朱利安·格伦费尔的一生和死期1888—1915》（伦敦，1976），页237—238，243，247及260。
很多人都认为，对战友的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激励一个人去杀害另一个人，前提是只要他认为这种战友关系正在受到威胁。相比较而言，仇恨对提高“战斗力”似乎没有多大助益。优秀的战士杀人时靠的是激情还是冷血？两者都太极端了，似乎不足为训：试图在像格伦费尔这样的人心中激起怨恨的努力最后几近徒劳，而“冷血杀手”又注定罪感缠身。爱和恨都有改变一切的力量，很难收束。去爱你的战友，这样的劝诫效果过于分散，偶尔甚至会连带爱上自己的敌人。仇恨也同样易逝，且实战和在后方不一样，仇恨常会被同情所置换。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2
战 友 情 谊
无论怎么叫——“同志关系”也好，“搭档制度”也罢，甚至“同性爱恋”——关爱和友谊能激发杀敌欲，这已有很多人作评。尽管常常言过其实，我的观点详见《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第3章。但在本书研究的历次大战中，士兵都说是对战友的爱给了他们杀敌的勇气。战友情谊对“坚持杀敌”至关重要，许多“前线故事”都是围绕它展开的：以至战友间的关爱已成军事、文化史中的滥调。在本书讨论的三次战争跨越的几十年中，“战友间的相互关照是战斗欲望的动因”这一观点一直为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所深信。1944年有次调查，问568名曾转战西西里岛和北非的美国步兵，他们能坚持战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提到领导力和军纪、别无他想、报仇心切、理想主义和自保意识（“不杀人就被人杀”）的人很少，反而（仅次于“早干早完”）战友间的休戚相关、对家人和故乡的思念成了他们的主要动力。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09。对568名曾转战西西里和北非步兵的调查，1944年4月进行。赫伯特·X.斯皮格尔上尉是名精神病学家，在北非的四次战斗中是随军卫生干事，他反复申说攻击举动是始于“一种正面的力量——爱多过恨”。赫伯特·斯皮格尔，“突尼斯战役中的精神病学观察”，《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4卷（1944），页310。另见斯皮格尔，“北非某步兵营的精神病状况”，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15。“士兵实际是为彼此而战，”罗伊·R.格林克和约翰·P.斯皮格尔通过对战机驾驶员的心理研究得出上述结论，且（“既然相当一部分的个人利益已转变为对集体的关切”）伤亡人数即使骤升，只要有这一点，士气仍可能高涨。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5。另见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42及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加尔文·德雷尔中校，“对战斗引起的忧虑的动态研究”，《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24。
战士们的言行也表明战友间确实存在着深厚的情谊。理查德·富特，“曾经是炮手”，页1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杰克·马德，“书信集”，1917年10月22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恋栈者”（沃尔多·史密斯教士的假名），《军队布道》（多伦多，1944），页13；乔纳森·谢，《越战泥潭：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40。正是这种“情谊”让战争变得“可以忍受”，一战炮手理查德·C.富特写道。杰克·W.马德在1917年也告诉妻子，“亲爱的，在这儿我们都是好哥儿们，你没有的东西别人会有……你想象不到这里的人有多么博爱。”美国大兵艾伦·亨特在杀死了平生第一个越南人后回忆到：“这是我第一次杀人，战友们都来鼓励我。我不再是‘愣头青’了，大家接受了我，因为我证明了自己。我备受鼓舞，这种感觉好极了。”艾伦·亨特，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18。类似的话乔治·赖安也说过，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的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39。越战老兵威廉·F.克兰代尔也表达过对战友复杂的爱——这种爱可以抵消任何暴行。他知道有“正派、勇敢的战友”强奸、杀掠了大群平民，但这些战友同样“值得我为之上刀山、下火海”。他承认自己“花了20年的光阴才排遣了罪感，而这都是因为爱之深”。威廉·克兰代尔，“我们可以从冬季士兵调查吸取什么教训？”，《越南一代杂志：没人下车》，5卷1—4期（1994年3月），网上。
对战友的爱多半是用露骨的同性恋语言来表达的。“杰克”一战中在巴勒斯坦服役，1917年11月23日给D.威廉斯小姐去信说：
见鬼我得停笔了因为我老婆已经上床了（如果这也算床的话，有条毯子铺在地上已经不错了）而且想让我帮她暖暖身子当然不过是她一个巴勒斯坦人，另一个也是苏塞克斯来的小伙子，我俩都是男的所以也不能怎么着……我真得闭嘴了因为我的伙伴不停地在说些温情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天是越来越冷了，这儿夜里出奇得冷，因为这有人相互取暖挺好的。“杰克”的书信，1917年11月23日，收D.威廉斯小姐，《书信集》，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有时，这种爱意可能非常露骨，甚至不排除肌肤之亲，杰克·斯特拉汉就写过一首诗，讲与他同在越南服役的一个机枪手：
有如此良伴，吾人可常摩挲。
他人或笑你我，不过出于妒忌，
你我爱或抚摩，还能以笑还之，
当我们快意时；或说笑或开怀，
在南亚雨季，谑你我不同而搞同。
他健美的身躯，满是自豪阳光；
举止潇洒温和轻柔；他的优雅，
令我绝倒，看他毫不拖泥带水
机警地瞄准，子弹平滑急速地
从那致命的枪管里呼啸而出。杰克·斯特拉汉，“机枪手”，收杰克·斯特拉汉、彼得·霍伦贝克、R.巴思（编），《越南文选：均衡视角》（费城，1985），页30。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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