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在不断增长，到1934年，这种势头已可以扼制任何一个反对派了。虽说他未能全面控制党组织，但却越来越牢固地将专政机关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1934年5 月，被疾病折磨的缅任斯基去世了，接替他的是亚戈达，实际上他已行使了一段时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职责。7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易名为“国家安全总局”，归由亚戈达领导的重新设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 政治警察局、 正规警察局、刑事侦察局、边防军和内务部队，从此时起（而所有刑侦系统从1934年10月起）都归属同一机构管辖。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了政治警察局的同义词，尽管形式上后者不过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这部庞大、强劲的机器都直属斯大林。斯大林通过自己的秘书处（由A ·波斯克列贝舍夫领导）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有着直线联系。据跑到西方的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波斯克列贝舍夫和格奥尔吉·马林科夫领导了一个“小委员会”，专门对政治局得到的情报进行评估。从斯大林的书记处出来的，还有他的宠臣尼古拉·叶若夫， 他于1936年接替了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的职位， 并领导了“大清洗”。
斯大林的潜在对手基洛夫的遇害，使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更为加强。1934年12月1 日，当基洛夫走出列宁格勒党组织中央大楼自己的办公室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杀害基洛夫的凶手，自认为是曾暗杀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民粹主义者的继承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明显是精神错乱。必须指出的是，尼古拉耶夫行刺前曾两度被基洛夫的卫兵拦住，尽管发现他的包里有装了子弹的手枪，但两次都根据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命把他放走了。半个世纪之后，凡是和戈尔季耶夫斯基谈论过刺杀基洛夫一事的克格勃的人员，无一不怀疑是斯大林亲自下令干掉基洛夫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并没有让亚戈达参预此事（因为当时亚戈达尚未取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而是通过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菲利普·梅德韦季及其副手N ·扎波罗热茨行动的。后来赫鲁晓夫认为，亚戈达曾接受过斯大林的口头命令，也是此阴谋的参预者，这种臆断显然有误。基洛夫遇害后，斯大林来到列宁格勒，扮演了其一生中最动人的角色，表现出其卓越的表演才能。梅德韦季在火车站迎接了斯大林，但他得到的不是问候之辞，而是挨了斯大林出人意料的一拳。斯大林满怀哀痛，从火车站直接前去向基洛夫遗体告别。而后，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因该职而被解除了职务，但两人仍在远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工作，直到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枪决。赫鲁晓夫后来认为，这样是为了“对刺杀基洛夫一事杀人灭口”
基洛夫遇害的当天晚上，从上面就下达了指示，要求立刻惩办所有有搞恐怖活动嫌疑的人，包括判处死刑。据赫鲁晓夫称，该指示的下达“未经政治局”批准，是斯大林个人的倡议。这样，内务人民委员部获得了对苏联公民的生杀予夺之权。二十年间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确定谁是“恐怖分子”，谁不是。第一批被指控与基洛夫之死有牵连的是所谓的从波兰、芬兰、拉脱维亚边境潜入俄罗斯的白匪阴谋分子。有104 名“阴谋分子”为此遭殃，他们被抓获并被枪决。基洛夫遇害三周后又披露了一桩实际并不存在的阴谋。1934年12月22日宣布，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建立的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斯大林亲自罗列了被定名为“莫斯科中心”和“列宁格勒中心”两个“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名单。后来又宣布说，尼古拉耶夫从拉脱维亚领事馆那里领取过5000卢布（此人后来被驱逐出境），而这个人曾帮助季诺维也夫分子与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进行联系。12月30日又宣布一条消息，所有阴谋分子在未有辩护情况下经过简短审判都被枪决了。1935年 1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为前反对派领导人，在政治诉讼案中，以主要被告者身份出现在审判会上。含糊的控词指出，他们对基洛夫之死应负有类似教唆性质的政治责任，对此，二人并未表示异议。法庭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尽管这一审判是如此荒唐，但苏联人对此却是十分严肃的，因为他们早已对此类揭露各种阴谋和地下组织的事情习以为常了。 审判过后， 斯大林将亚戈达叫到身边对他说：“您干得很不好，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他认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该折磨到他们对一切都招认了为止。亚戈达异常震惊，以至于在把这次谈话讲给自己的副手格奥尔吉·普罗科菲耶夫听时，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1935年，斯大林又对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对派展开了新一轮的、更密集的进攻。从1933年开始并持续到1934年末的党内清洗、 主要是为了根除腐败和懒散。 到了1935年，清洗便呈扩大趋势，并开始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斯大林宣称：“对基洛夫同志恶毒的暗杀，”让“党内许多可疑分子现了原形。”只有精良的镇压机器才能将他们清除，因为据一名党内活动家称，“骗局、政治诡计和两面三刀是党的敌人的基本战术。”地方的所有党组织中都展开了自我批评和坦白交待的运动。用叶甫根尼·金兹堡的话来讲，“挤满人的大礼堂成了忏悔室。”每一次这样的集会都有自己的一套内容。人们忏悔说，他们对持续革命理解不正确，还说1932年对反对派行动纲领一事投票时投了弃权票。他们承认“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对‘二五’计划的意义认识不够。他们表示后悔与‘罪孽的家伙’们保持了联系，并对‘梅耶霍德剧院’（1920－1938年由梅耶霍德领导的一个莫斯科剧院，经常上演宣传鼓动的、政论性强烈的戏剧——译者注）盲目迷恋。
尽管列夫·托洛茨基当时处在斯大林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对这个主要的对手越发感到不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后继者们在对“政治犯”的逼供时总是用同一个问题发问：“您是否也认为托洛茨基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先锋队的领袖呢？”大部分被开除出党的人都被称为是托洛茨基分于或季诺维也夫分子、对于被驱逐中的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个鼓舞人心的事情。1936年1 月他写道：“在最近几个月被开除出党的一、二十万托洛茨基分子中，也就有不超过几十名，最多也不超过几百名是1923——1928年那时的老一辈反对派，而大多数人都是后来者……可以肯定地说，尽管遭受了十三年前所未闻的野蛮和残酷的迫害、诽谤和折磨，尽管有比迫害本身更危险的失败主义和背叛变节的存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今天在苏联仍有着最强劲、最庞大、最团结的队伍。”
应该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都生活在他们臆想出来的世界中，并总是以虚幻之景相互慰藉。斯大林对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的托洛茨基分子危险性的坚信，也传染了托洛茨基本人，于是托洛茨基便不能不为这些不存在的继承者而欢欣，而这又使得斯大林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具有比其所预料的更大的威胁。
但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分子在苏联消踪．匿迹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再简单不过了：要知道，除极个别例外，他们确实没有在国内。但是斯大林以及大多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认为，他们的消失恰恰证明了这一事实：托洛茨基分子已转人地下，他们常常扮演成最忠诚的党员。1936年夏，中央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通过了一项秘密决议，赋予内务人民委员部肃清所有“人民之敌”的特权。七月，以政治局的名义，但多半是根据斯大林的个人命令，向所有党组织下达了秘密通令：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流正联合所有我国劳动人民最凶恶、最不共戴大的仇敌——间谍、奸细、破坏分子、白匪、富农之类的人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此时区分托洛茨基分子还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已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是一丘之貉。我们所有的党组织、所有的党员都应明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需要共产党员们保持警惕。在目前的情况下善于辨认党的敌人、不被他们乔装打扮所迷惑，是每个布尔什维克所不可缺少的素质。”
在此后的几周里，报纸上连篇累续登载一些文章提醒大家，“由于一些党员无原则的自由主义和警惕性不高”，使得党的队伍内仍然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败类”在活动。
8 月19日，开始了对主要的“败类”的审判。这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帮凶”的“供词”比1935年1 月的供词又进了一步，他们承认说：他们是刺杀基洛夫行动的“直接组织者”，他们把刺杀基洛夫视为刺杀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内的其他党的领导人， 进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阶段。 他们从1932年起就一直依照（根本没有的）转达的托洛茨基的指示在行动。一个被告甚至讲了他和托洛茨基的儿子在哥本哈根的宾馆里的会面情况（而据后来所知，这次会面的实际时间与供认的时间相差了近二十年）。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所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的成员都被判处死刑。
他们的当众忏悔，是斯大林建立又一个阴谋理论的重要一步，即通过这一事件来证明国内外敌人企图合流的勾当。公审不仅将“左翼反对派”残余分子和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联系起来，还将他们同白匪和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法庭定论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已经陷入“白匪”的泥沼并和他们同流合污，“他们构成了已被苏联根除的剥削阶级残渣余孽”。他们还同盖世太保合作，托洛茨基曾与其商定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苏维埃政权。在法庭最后的表白中，季诺维也夫用极简单的话概括了自己的拥护者们与纳粹主义和国际法西斯主义势力之间的关系：“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而季诺维也夫主义又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种。”
令斯大林满意的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还提到了“右翼反对派”的残余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托姆斯基深知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便以自杀了之。11月中旬，斯大林在索契例行休假之时得到了一个不愉快的消息：经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调查，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宣告无罪。于是，斯大林对亚戈达由来已久的怀疑开始公开化了。亚戈达当时正沉醉于国家安全委员这个新头衔（它和元帅军衔相平）以及克里姆林宫的新住宅。他实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被荣耀的光芒刺昏了头脑。他实施了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卫换岗程序，这一音乐伴奏下的换岗仪式很容易使人想起沙皇时代。11月25日，晴天一声霹雳：斯大林及其宠臣安德烈·日丹诺夫联合致电政治局，要求让尼古拉·叶若夫接替亚戈达：“亚戈达看来无力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成这方面迟误了四年。这显然是指亚戈达对1932年留金“反革命”行动纲领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的威胁所持的态度不够强硬。
可能斯大林此时已决定开始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大清洗。但他决定先麻痹一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让他们感到很安全。因此斯大林只是撤掉了亚戈达和其副手F·普罗科菲耶夫，而且，这两个人既未被枪决，甚至也未被逮捕。亚戈达被任命为人民邮电委员，而普罗科菲耶夫成了他的副手。
接替亚戈达的叶若夫相貌不佳，孩子气十足，他是第一个成为克格勃头目的俄罗斯族人。在这之前，叶若夫是中央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主席，代表斯大林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进行监控。他在党内建立了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平行的安全机构。一切迹象表明，正是该机构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策划了暗杀基洛夫的活动。叶若夫参加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审判的准备工作。他甚至在卢比扬卡有自己的办公室，并作为党内负责安全事务的代表亲临审讯。他对如何设法让那些进行强烈反抗的人招供十分感兴趣。他总是间侦察员，“依你们看，什么是摧垮囚犯的最后一击。”叶若夫颇为自豪的是，有一次，他扬言要把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孩子们也给惩办了，使得这位以坚强闻名的人痛苦“忏悔”起来。一个目睹了这一情景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察员讲道：“我这一辈子没见过像叶若夫这样恶毒的人。他干起这种事来心满意足。”亚戈达不喜欢叶若夫在卢比扬卡的出现，但1936年给他的无尽荣耀、个人恶性膨胀的虚荣心、以及在政治局谋到位置的现实前景延缓了他的怀疑。
在叶若夫时期，发现妨碍清除臆想中的斯大林的敌人的障碍，都被剔除。此后两年进人了被西方称为“大清洗”的时期，而“叶若夫恐怖”也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名垂”苏联历史。在1937年1 月举行的公审大会上，皮亚塔科夫、拉杰克以及其他15名臆想的叛徒被带上来。调查结果表明，除了1936年8 月公审中所揭露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之外、托洛茨基还建立了一个名为“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后备中心”，以备前一个中心遭到破坏时启用。第二个“中心”。即所谓的“后备中心”被冠以一连串的罪名：它勾结“人民的敌人托洛茨基” 以期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它与德国、日本的“某些代理人”抗涂一气，进行破坏、颠覆、间谍以及恐怖活动，妄图削弱苏联的经济、军事实力，帮助外国人侵者进攻，并打败苏联。当局还认为，这一次在“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案子中纳粹政权及其情报机构所起的作用，尽管是背后的，但比在上一个案子中的作用要更重要了。同时，在这次审理中首次出现了作为一个主要阴谋者的日本政府的身影。有证词说，托洛茨基曾答应将乌克兰给德国、将滨海边疆区和阿穆尔边疆区给日本，作为对他们帮助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酬谢。“托洛茨基反苏中心”长期向德国和日本的情报机关提供“极端重要”的秘密情报，并在他们的指示下在和平时期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还准备在战事开始后，使用微生物武器的剧毒杆菌“污染军列、餐厅和部队集中地，进行更大的破坏活动”。
1937年3 月18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俱乐部里召开的会议上，叶若夫宣布又粉碎了一起更大规模的反革命阴谋。而在惊恐万分的听众集中到礼堂之前，亚戈达的一帮工作人员——主要是各部门领导——已被逮捕了。他们名义上是被派到地方上检查工作，但从莫斯科出发后的第一站就被抓获并被投进监狱。叶若夫说，阴谋分子已打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心脏了。亚戈达本人就是一个大叛徒，还是在“暗探局”工作时，亚戈达便为德国秘密情报部门所收买，并潜入了肃反委员会。他在被解除职务前就已将间谍们安插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个要职上了。叶若夫通告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被逮捕。
与会者向叶若夫使劲鼓掌，虽然他们中大多数都很清楚。他说的都是假话。稍晚些时候跑到西方的国外处高级军官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讲道：“他们鼓掌纯粹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有的人清楚，如果及时仟悔，他们也许可以逃脱射向脑壳的子弹。也许，出卖了自己的朋友，他们能再次获得生存的权力。”
相互倾轧的典型是阿尔图佐夫。他对阿布拉姆·斯卢茨基1934年接任其国外处处长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此时他终于看到了报复的机会，于是便第一个发了言。阿尔图佐夫先悔过说，集体的“盲目”干扰了他们对亚戈达叛徒行径的揭露，纵容了他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党对立起来。他举了一件事为例：1932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支持亚戈达弄掉了斯大林的宠臣阿库洛夫。“我应该如实地说，当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整个党组织都赞成暗中同阿库洛夫做对。”然后阿尔图佐夫开始发起进攻：“请问诸位，当时是谁领导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党组织的？”他意味深长地顿了一下，喊道：“是斯卢斯基！”
斯卢斯基未料到事情会如此转变。他开始结结巴巴地想辩白，但马上就开始转守为攻：“我倒要问问你，阿尔图佐夫，你那时住哪儿？谁住你对面？布拉诺夫吧？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中是不是有他？谁住你上面，阿尔图佐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吧？他也被逮捕了。又是谁就住在你下面呢，阿尔图佐夫？是亚戈达！而现在我想问问诸位同志，根据如今的情况，有谁能和亚戈达住一栋楼，但却未受到他的绝对的信任呢？”
阿尔图佐夫很快就被逮捕并被枪决了。在此后的一年间，大多数亚戈达时期曾任处长的人都被逮捕并枪决了。斯卢茨基暂时未被触及。道理很简单：要想让那些已上了“清洗”黑名单的国外处的军官们顺利回到莫斯科，就必须给其以假象。让军官们误以为清洗不会轮到他们头上。1938年2 月，已成为无用之人的斯卢茨基被请到了叶若夫的副手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的办公室里。在那里他受用了茶和点心。吃完东西，斯卢茨基当场就死了，好像是心脏病发作。参加了斯卢茨基葬礼的些有经验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们后来讲道，他们发现他脸上有一些特殊的斑点——氢氰酸中毒的痕迹。在由他“一起工作的战友”写的官方悼词中，斯卢茨基被称为是“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无畏的斗士……他的名字为工作在我们宽广无垠的祖国的各个地方的肃反工作人员所熟知……这个名字曾使敌人闻风丧胆。”但斯卢茨基的前任，特里利瑟尔和阿尔图佐夫的肖像，如今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中，而斯卢茨基却没有获得如此殊荣。
叶若夫“粉碎”的下一个大“阴谋”是和红军有牵连的。6 月11日，他宣布，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卓越的苏联军事统帅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其他七名将军被控有背叛行为而遭逮捕。显然，次日他们就全部被枪决了。伏罗希洛夫元帅报告说，叛徒们“承认他们犯了罪，进行了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据后来宣布说，他们与托洛茨基和纳粹德国勾结一气。尽管这些指责实在荒诞，对反革命阴谋的恐怖也不过是一种偏执狂，但斯大林和叶若夫显然是确实担心有人搞军事政变。叶若夫的副手弗里诺夫斯基曾对克里维茨基讲道：“我们刚刚揭露了一起军队里的大阴谋，这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阴谋。他们制定了暗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本人的计划！不过我们抓获了他们，现在一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国外处副处长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在和另一个后来叛逃的人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谈话时曾说：“这是一起真正的阴谋，这从上层领导当中开始蔓延的惶恐就可以知道。当时所有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都突然被宣布作废，而我们的各分队都已处于战备状态。”正如弗里诺夫斯基所言：“整个苏联政府都处于千钧一发之势，不可能像正常时期那样行动，也就是说先审判再枪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先枪决，而后再审判。”
据后来所知，是盖世太保决定利用斯大林这种病态恐惧症。他们伪造了一些文件，里面说图哈切夫斯基打算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发动军事政变。这些文件被秘密带到捷克斯洛伐克。但事实上盖世太保并不用搞这次行动，因为还在捷克总统贝奈斯给斯大林讲了所谓的军人阴谋之前斯大林就已决定要清除这些人。盖世太保就是在自己最大胆的设想中也未曾料到，斯大林和叶若夫会自己开始逐个清除红军的高层指挥人员。
显然，“叶着夫恐怖”的牺牲品的准确数字已永远无法弄清。1956年，在回答政治局的秘密质询时克格勃曾通报说：从1935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一千九百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枪决或在劳改营中死去。看来真正的受害人数还更多。命运的最可怕的嘲讽是，最危险的“人民敌人”竟是三个担负保卫苏维埃国家任务的重要角色——党、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1934年党代会上当选中央委员的139人 当中就有110人被枪决或被判处监禁， 而1966名代表中只有59 人参加了1939年举行的下一次大会的工作。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80名成员中有75人被枪决。红军中的军官有一半以上——大约有三万五千人——被枪决或是被关进监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最高层领导两度被清洗。在亚戈达时期。18名担任国家安全局一、二级机构的人民委员都被枪决（斯卢茨基除外，从各方面情况来判断他是被毒死的） 。1939年叶若夫被撤换后，1937——1938年任职的122名高级军官中只有21 人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叶若夫恐怖”彻底推毁了早期肃反委员会领导人那种理想主义信念，即一切残酷都是建立新社会和同反革命斗争的需要。遭镇压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是周睹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更换的见证人之一。她讲道：“1937年被清除的老一代肃反工作人员的特点是趣味雅致，但弱于文学研究。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当着我的面（对奥西普）说，经受一下惊恐的感觉对诗人是有益的（‘您自己这么对我说过’），因为它可以成为诗人灵感的源泉。于是诗人‘就开始了对惊恐的全面的体验’。”
曼德尔施塔姆死在劳改营中，而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被枪决了。他的后继者们都是一些修养不高、没有理想主义观点的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也和党内一样，恐怖的氛围帮助了那些最不道德的、随时准备诽谤他人而保全自己的人存活下来。驻在劳改营周围的行刑队的战士们，大多数成了酒鬼。每天早上，当他们从武器间取来自己的枪时，总有人给他们一杯伏特加，喝完后，他们将那些受害者装上卡车拉到由一些刑事犯挖好的坑前，命令他们排成队，然后就开枪射击：“在这些行将毙命的人中，有些人默不作声，有些人就开始哭着，说他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屈死的，等等。但妇女们只是哭着，互相紧紧依偎在一起。”
有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士把犯人排成行，后脑勺对后脑勺，然后进行比赛：看谁一枪能打死更多的犯人。“娱乐”完毕，他们回到营地，把枪交回武器间，又取来酒尽其量地喝，之后倒下便睡。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受害者中有俄罗斯的，也有外国的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和其他外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代表中，大多数人都被定为“敌人的奸细”或“外国间谍”而被枪决。最易受害的是那些非法的共产党的成员及其家人，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们本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因各种原因都在国外的监狱里呆过，因此很容易就被指控说他们被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工机关收买了。在所有的外国共产党人中又数波兰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间谍”嫌疑大，尤其是波兰共产党人更为苏联当局所“怀疑”。首先，他们的领导人中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在列宁死后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毫无疑问，他们都逃脱不了被枪决的厄运。马努伊尔斯基在1939年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言说：“为了破坏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托洛茨基的间谍们千方百计在一些共产党中建立自己的‘代理派别’和‘小团体’，并挑起宗派斗争，而受敌对分子沾染最深的是波兰共产党，其上层领导的位置，基本上都被波兰法西斯间谍所占据”。
对于由西马·马尔科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斯大林也放心不下。因为他们在1925年对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曾持反对意见。不可思议的是，斯大林所信任的唯—一名著名的南共党员，在战后成了苏联阵营里第一个异端分子，他就是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铁托后来回忆道：“1938年我在莫斯科前……我们讨论了是否应该解散南共。当时在苏联的所有南共领导人都已被捕，就剩下我一人，我当时在那儿真是孤立无援。”
最后一个大规模“粉碎国际反革命阴谋”的行动，是1938年2 月进行的对21名“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成员的公审。主要的被告是布哈林、李可夫和亚戈达，对他们的指控不外乎是其他托洛茨基分子也有的那些罪名：进行间谍活动、搞破坏、实施恐怖行动、积极为外国人侵和肢解苏联当马前卒、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等。不同的是，以前托洛茨基分子只是被指控同德国和日本的秘密机构合谋，现在则指责他们还和英国和波兰的秘密机构合作。按照指控的说法，托洛茨基似乎在1921年时当了德国的间谍，而从1926年起又成了英国间谍。对亚戈达的指控更离奇，说他在一段时间内“被德国、日本和波兰的间谍像苍蝇一样团团围住。”
在最后一次审判中“查明”，托洛茨基及其所领导的反革命团伙，曾答应将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人，把滨海边疆区及阿穆尔边疆区划给日本。1938年2 月又“查明”，他们还把白俄罗斯许给波兰，将乌兹别克斯坦许给英国。托洛茨基分子们的恐怖主义计划也越发显得危险诡诈、规模庞大。比如，亚戈达不仅参与了暗杀基洛夫的行动，他还是首先利用医学手段进行“救死扶伤”的人之一：正是他一手策划毒死了自己的前任缅任斯基、伟大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B·B·古比雪夫；正是他企图向叶若夫本人下毒，但未达到目的，因为他的阴谋被及时揭穿。
在对“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审理中所体现出的阴谋理论的新特点，是将注意力转向了西方政府及其情报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上来。他们认为，托洛茨基分子已不是外国特工机关的一些普通帮凶，而成了他们的“走狗”，成了自己主子的“奴才”。国家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宣称：“‘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不是一个普通政治团体，而是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和奸细组成的反革命集团。这一点已被完全彻底地证实了，而这也正是本案独一无二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按照斯大林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阴谋理论，从十年前的沙赫特案件开始，外国情报机构在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颠覆活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阴谋理论的最终方案中，外国情报机构“后来居上”，成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就开始进行反革命险恶活动的主角：“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整个历史，是同国际资产阶级欲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积极企图紧密联系的。在苏联策划的所有阴谋，不论大小，没有哪一个没有外国资本家和军事集团的直接的、积极的参预。”
菲茨罗伊·马克林是“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旁听人之一。他当时是英国驻莫斯科使馆中的一名年轻外交官。后来他回忆道，在审理中，有一次灯光忽然照在了礼堂尽头的一个单人包厢上，马克林极为吃惊地看到斯大林坐在包厢里。尽管斯大林并不热衷所有的细节，甚至他连大多数被告的名字也不知道。然而正是他主宰了这一切，他是恐怖政策的设计师。戈尔季耶夫斯基从自己的父亲以及其他老克格勃那儿得知，基洛夫死后，斯大林每天晚上都要分别同亚戈达和叶若夫会面。同叶若夫的谈话常常是晚上十点开始，深夜两点才结束。斯大林不仅对惩办党内、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军队内的有地位的活动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个人兴趣，而且也很关注被揭露出的普通“人民之敌”的数量。他经常派他最信任的助手，像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等人，到全国各地巡视，以保证“揭露”计划的完成或超额完成。甚至在“大清洗”最高潮的时候，斯大林也仍不满足于向他报告的被镇压的人数。伊万诺沃州警察局长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后来回忆说，1937年卡冈诺维奇就到他这儿视察过。每天他都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逮捕的人数，尽管当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用施赖德尔的话讲，已采取了“残酷的拷问”方式以获取那些臆想的“人民之敌”的招供，但每次给斯大林打完电话后，卡冈诺维奇都要求再加快获取供词的过程。有一次卡冈诺维奇当着施赖德尔的面打电话给斯大林，向他报告了截止此时逮捕的人数。和以前一样，斯大林很不满意。施赖德尔听到卡冈诺维奇一个劲地重复道：“一定完成，斯大林同志。我刚刚已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交待过，让他们不要太姑息，要尽量扩大对‘人民之敌’的打击数量。”
凡是同外国有联系的人，一旦成为“人民之敌”，就必须要承认自己是间谍。许多年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的档案里看到了这些人的案卷。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是他年轻时就留在记忆中的一个名叫施图尔姆的德国共产党员的案子。1937年，他饿着肚子从乌克兰前往沃洛格达。在吉比雪夫城，当他想要点面包的时候，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逮捕了。在几次不堪忍受的审讯之后，他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并很快被枪决了。
恐怖的不可遏制的势头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臆想出的“人民之敌”又不得不供出同样也是臆想出的“同伙”，而众人的疑点又自然地落到他们的亲朋好友身上。结果是1937—1938年间被逮捕的人数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恐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急于让它无所不在的人，当然，还是斯大林。为了在公审中收到最大效果，经常需要伪造这样或那样的罪证，对此，斯大林从未感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叶若夫，都深信自己的阴谋理论，而所有的诉讼也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实际上，这些有关“帝国主义特工机关和其托洛茨基分子爪牙的联合进攻”的荒谬理论，同列宁的思想逻辑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在审判“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时候，斯大林就曾在一封公开信中引用列宁的话，试图证明其阴谋理论的正确性：“我们不单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多国体系中，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并肩存在最终是不可思议的。但只要这一局面还未结束，苏维埃共和国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恶战便不可避免……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时刻都处在遭受侵略的危险关头。”
就斯大林看来，如果认为苏联的外敌不会一有机会就向苏维埃国家发起进攻，那就“荒谬而愚蠢”了：“能有如此想法的不是盲目说大话的人，就是隐藏的人民的敌人。”这样一来，那些不同意斯大林阴谋理论的人立刻就被划归为“人民之敌”。依据列宁的原则，帝国主义分子是不会放弃消灭世界上唯—一个工农国家的企图的。而一旦他们准备实施这个计划，其情报机构进行积极的破坏活动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但如果要把两位领导人相比较。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列宁从未达到斯大林的那种惨无人道、那种对“间谍恐怖”思想的偏执程度。列宁曾说，“认为那些负责领导几个商业企业的外国人会构成威胁，或以为我们不能好好地盯着他们，那就太可笑了。”当然，斯大林那种充满了荒唐的公审创举在列宁活着的时候也是不会有的。
有两个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在斯大林时期要比在列宁时期更易接受阴谋理论。首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只存在于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一国之内。这使得它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输出革命的最初愿望逐渐地让位于在国内捍卫革命的迫切任务。“寻求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斯大林在1937年2 月的公开信中说道，“应同巩固国防力量、巩固红军和红海军、动员全国力量打退国内敌人的军事进攻，与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进行斗争工作结合起来。”
那个年代的间谍恐怖症也可以用赫鲁晓夫所说的斯大林本人的“多疑症”来解释，在他眼里， 敌人无处不在，两面派和间谍无时不有。共青团书记亚力山大（“萨沙”卜科萨列夫的遗孀后来回忆了她丈夫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斯大林不仅同他碰了杯，甚至还拥抱并吻了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萨沙面色苍白、神情不安地对我说：“咱们回家吧。”我们离开后，我问他为什么心绪这么不好，他答道：斯大林吻我的时候在我耳边说：你要是叛徒，我就杀了你。”
几个月以后，科萨列夫就被枪决了。苏联最伟大的精神病学家弗拉基米尔·别赫捷列夫虽在1929年就曾断言说，斯大林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这一伟大学者后来也为这一诊断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但在1989年举行的苏联著名精神病专家会议上，大家推翻了这一原始诊断。因为与真正的妄想症患者不同的是，斯大林始终保持了不说是惊人的，至少也是冷静的判断能力。除此之外，他还有着惊人的直觉力和时间概念。当然，也不排除在斯大林“多疑症”病态中具有一些妄想症的倾向。
叶若夫也和斯大林一样，生活在阴谋世界中。无论是在私人交谈中还是在官方发言中，他总是说，外国情报机构“结成了一张卑鄙的阴谋大网，在这张网里，形形色色的敌人在一面大旗下活动着。”在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军官的讲话中他说，在“同法西斯间谍的斗争中”，不可能避免一些“无辜的牺牲者”；“宁可让十个无辜者受害，也不可让一个间谍漏网”。叶若夫总是担心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叛徒会对他进行暗杀活动。因此，即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想到他在卢比扬卡的戒备森严的办公室去，也要乘电梯到五楼，穿过几条长长的过道，再沿楼梯下到一楼，再过几条过道，然后登电梯到三楼，这才来到叶若大秘书的办公室，而且在这么长的路上他们还要不时地出示自己的证件。很可能，叶若夫真的相信对“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审讯中被告所说的话，亚戈达曾企图毒死他。斯大林也担心别人会对自己下毒。他有一个女服务员，其唯一职责就是用存放在一个上锁的柜子里的密封袋里的茶叶为斯大林烧茶，而这个柜子只有当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面才可打开。有一次警卫发现柜里的茶叶袋是启封的，于是这个女服务员便被逮捕，并立刻押送卢比扬卡。
大多数的苏联人当时都相信，苏联遭受着众多间谍的大规模阴谋，以及受控于外国秘密机构的破坏分子的威胁。在各个工厂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部宣传着官方的这一理论，他们向工人们讲述，若是他们集体里混人帝国主义间谍该是多么危险。几乎所有的电影中，也包括喜剧中，都至少有一个人物是间谍。很多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抓获的臆想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尤其是在叶若失恐怖初期抓获的）都相信，他们成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的牺牲品（“如果斯大林本人能明白这一点该多好！”）但是、他们同时又绝对相信其他的“人民之敌”的罪行。劳改营的老住户们已对此习以为常了，于是他们让那些再次进来的人“别再放老唱片了（即别再说自己是无辜的。冤枉的）。”甚至那些已看出公审的证词是荒谬的人也常常认为，那些被告“客观上有罪”。党内工作人员总是从字面上理解别人的每一句话。叶夫根尼哑·吉兹堡回忆说，1937年，当她的一位女友看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前来抓她丈夫的时候，便失声惊喊起来：
“这么说他骗了我，这么说他这么长时间真的是反党的？”
军官们冷笑了一下，说：“你最好收拾一下他的东西。”。
但她没有为党的敌人做这件工作，而当他去吻别自己熟睡的孩子的时候，她挡住了他的路：
“我的孩子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但令人惊讶的倒不是这种质朴的迷信，而是那种还在三十年代初（饥荒时期）就表现出来的、来自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材外国观察家们的惊人的轻信。美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讲道，法庭出示了“证据……它们毫无疑问地证明对叛国罪的宣判是正确的。”获过多项奖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米兰迪认为，“将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同意斯大林的说法。”当时英国最有名的俄国历史专家伯纳德·佩里也称公审的速记材料“印象深刻”：“那种说斯大林最初是想消灭潜在的‘第五纵队’的说法……无疑是毫无根据的。”维伯自己则认为，被告“表现得很正常很明智，而英国人难得有这种理智之举。他们只知道一味地抵触，而又无法克服官僚陈规，要知道，人为的法律陈规只有在对被告的犯罪事实存有疑问时才有利于被告。”
对于许多经受了恐怖或是接替那些被镇压的人的职务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来说，活下来便是最主要的一目的。工作使他们的知觉迟钝起来，心肠残酷起来、他们觉得还是不要去想他们所做的可怕的事为好。
米哈伊尔·戈罗霍夫是个工程师，他在1938年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他讲道，“大多数新来的人都是党员（而实际上还都是些毛孩子），人家对他们说，‘社会主义’的敌人企图打破我们的苏维埃体系，杀死我们的领导人，这些破坏分子都应被消灭殆尽。”刚上训练班时，他和其他一些新手要参加拷问，他们平静地注视着如何折磨某个农民，并深信这是搞清阴谋真象的完全必要的手段。后来逃到西方去的维克托·克拉夫琴科讲道，内务人民委员部里一个与他从小就要好的朋友有一次说，恐怖“是清除间谍和叛徒的绝对必要的手段……”“试想一下，若是无缘无故，他们也就不会上我们这儿来了，”他说道。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老工作人员不像他们这么幼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遭到了清洗。但就是他们，在接到粉碎“间谍和破坏分子”命令的时候，也常常无法弄清，哪里是真理，哪里是谎言。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跑到西方后又被人干掉了的伊格纳季·波列茨基（他就是伊格纳季·赖斯）的遗孀讲道，1934年到1938年任国外处处长的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是一个“惹人喜爱的，随和的人”，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那些（哪怕只是几个人）面临恐怖的无辜者。但她又写道：“斯卢茨基是个很矛盾的人，1936年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勇敢地为一些人辩护，想使他们免遭逮捕。他一讲道那些人是怎样审讯这些以后坐在了被告席上的人的时候，总是泣不成声，他为这些人的家人而哭泣，但转而又会称他们是‘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
斯大林对间谍和破坏分子的猎捕，将斯卢茨基以及那些有着和他同样思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知道，大部分“叶若夫恐怖”的受害者都是无辜的，但作为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他们又必须赞成说，苏维埃俄国总是遭受着国际资本主义组织的阴谋的威胁，而他们的特工机关又一定在对它进行破坏活动。而事实上，德国人和日本人企图利用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极端恐慌思想而促使他们相信还有更多的臆想的阴谋的存在——也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三十年代给俄罗斯造成了最重大的损失。斯卢茨基和国外处的老一辈近卫军战士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尽管他们很清楚周围已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力上都是屠弱的。在陷人自己意识形态的陷饼之后，他们只有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才能摆脱这个阴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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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六章
更新时间:2006-7-27 10:04:00 本章字数: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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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外的“人民之敌”
（1929－1940）
1980年，为庆祝“国外处”成立六十周年而编撰的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秘史表明，30年代之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注意的国外主要对象是白匪流亡者的活动，以及总部设在巴黎的“俄国军人联合会”。鉴于1925年法国对俄苏的外交承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巴黎机构的主要任务成了监督该联合会的活动并制定、 实施针对性的“积极行动”。
“俄国军人联合会”逐渐成为越发易受攻击的目标。据该组织头目库捷波夫将军的估算，尽管两百万流亡国外的白军中的百分之九十还属于是“强烈的爱国者”，但有百分之十的人已有绝望之情。当时在法国的白军流亡者有30万人，他们因思念祖国、害怕客死异地、为国内亲属的命运担忧而郁郁不振。根据库捷波夫自己的统计，他们中有3万人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设想目标。尽管有苏维埃侦察机关在二十年代中期进行的“托拉斯”行动的教训，但库捷波夫对苏联间谍渗透的政策危险性仍非常无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甚至已打人流亡白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里，其中有指望在苏联海军中官运腾达的克雷洛夫元帅，有1926年11月假装自杀以掩盖逃往苏联阴谋的蒙克维茨将军。除此之夕，还有库捷波夫国内战争时期的参谋长施泰冯。
国家保卫总局打人流亡白军***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搜集情报，也为了制造动乱。“托拉斯”行动张扬出去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损害库捷波夫的威信。沙皇的表兄弟尼古拉大公对自己的好友们就曾讲过，他对库捷波夫已感到“极大失望”。国内战争时期，白军的一个统帅弗兰格尔将军曾劝库捷波夫，不要再试图在苏联领土上搞任何反布尔什维克的秘密阴谋了。但要说服库捷波夫是不可能的。尽管“托拉斯”行动使他遭受了种种鄙视，但由于幼稚，他很轻易地就继续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渗人行动的战利品角色。他1929年曾对白军将军邓尼金说：“一场伟大的运动正在俄国大地蔓延。以前从未有这样多‘那边来的人’到我这儿来请求与他们的地下组织合作。”
应库捷波夫的请求，他的前参谋长施泰冯至少秘密去了两次俄罗斯。他在那里会见了假地下人员，而且每次回来都充满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赋予他的“乐观情绪”，并立刻把这种情绪也传染给了库捷波夫。
库捷波夫是一个悲剧人物，尽管在其崇拜者眼中他是一个“铁将军”，但是更符合他的评价却是他给最后一个沙皇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下的评语：“一个狮子心肠、绵羊头脑的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让他待在巴黎，蒙骗他，破坏他的威信，也就能达到目的——动摇白色流亡分子。然而，无论是肃反委员会，还是以后替代它的各种组织，都不能清醒地、客观地评估反革命势力的真正力量，都有过高评估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所有形式的“反革命活动”都被无限扩大了。他们甚至认为“俄国军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库捷波夫已构成了相当严重的威胁而应加以铲除。但是因为库捷波夫未能像萨温科夫和赖利那样被骗回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对他进行了劫持。这个决定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命令作出的。
从莫斯科派去劫持库捷波夫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谢尔盖·普济茨基，参加过“托拉斯”行动和“辛迪加”行动。劫持行动是1930年1 月26日星期六上午将近十一点时，在巴黎第七区的大街上进行的。看起来圈套是他的前参谋长施泰冯将军设的，因为是他通知库捷波夫，说有两个苏联来的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代表必须马上见他（其实这两人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巴黎机构的负责人尼古拉·库兹明，另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要员安德烈·菲赫纳），并说他们在出租车里等着他。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进行这一行动的，还有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巴黎警察。这样，即使有哪个行人看到库捷波夫被塞进汽车里（真的有一个行人目睹了这一切），也会当成是警察局在抓人（事实上情况真是如此）。
1 月26日中午，施泰冯以“请求见面”为由，来到库捷波夫家。库捷波夫的妻子回答说，她丈夫去参加死者悼念仪式还没有回来。施泰冯来此的目的实际上是要稳住这个女人，尽量延迟她因丈夫逾时未归去向警察局报告的时间，施泰冯在几个小时的“等候”中，先是对库捷波夫的“未归”作了几种“宽慰性”的解释，而后又建议她到白军***里打听一下。而与此同时，劫持库捷波夫的汽车在好几辆车的护送下，正在直奔拉芒什海峡。后来，法国刑讯局提审的证人说，他们看到库捷波夫被带上了苏联的轮船。
然而劫持并未成功，将军脆弱的心脏未能经受住为劫持而使用的麻醉物。在离新罗斯克一百英里的时候，他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终也没能审讯成库捷波夫，这样，也就没能揭破白匪反苏阴谋的其他秘密。
劫持库捷波夫后不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又招募了另一个流亡巴黎的将军。此人便是国内战争时期白军某师指挥员尼古拉·斯科布林。在此之前，斯科布林的妻子、人称“库尔斯克夜莺”的女歌唱家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姬，因思乡心切，已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保持了好几年的联系。二十年代中期，她曾想获准回到苏联，但是捷尔任斯基没有同意。在库捷波夫被劫持后的几周里，斯科布林将军和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妮几乎每天都来探望库捷波夫的妻子：一来向她表示慰问，二来向她打听调查失踪情况的进展，并及时将情报转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斯科布林和他的夫人总是对我说，我丈夫仍活着，”库捷波夫的妻子后来回忆说，“当我对这种信心表示惊讶之时，普列维茨卡姬便说，她做了个梦，梦见是这样的。”
普列维茨卡妮很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经常高唱：“啊，俄罗斯母亲，你白雪皑皑”和其他伤感的歌曲，很能打动流亡者的心弦，也使得她和斯科布林很轻松地就打人了整个欧洲的白军***。
很多年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及接替它的组织一直“恼怒地”否认他们同劫持库捷波夫一事有关系。但是，1965年克格勃发布的一则死讯讣告偶然承认了这一事实：“国家安全委员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普济茨基曾参加过国内战争，是一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捷尔任斯基的学生。他不仅参加了捉拿萨温科夫和摧毁‘托拉斯’组织的行动，而且还出色地完成了逮捕库捷波夫以及其他流亡白匪分子的行动。C·B·普济茨基两次荣获红旗勋章，并多次受到肃反委员会的奖励。”
库捷波夫之后，继任俄国军人联合会头目的是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他的幼稚一点也不次于其前任首领。他最初的步骤之一，就是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大部分资金委托给一个叫伊万·克吕格尔的诡计多端的骗子手。等1932年3 月克吕格尔原形毕露时，钱也无影无踪了。在头年夏天，还是在与克吕格尔翻脸之前，邓尼金曾忧心忡忡地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俄国军人联合会已经僵死了。除了其内部无休止的阴谋活动外，它再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了。简直是一塌糊涂。”
在这些内部的阴谋中，最大的一起是由沙季洛夫将军发动的（他并没有得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协助）。他组织了一系列旨在削弱米勒权力的阴谋，并提出同其他两名白军将军决斗。尽管两次决斗都取消了，法国当局还是威胁说要注销他的居住证。最终沙季洛夫获准留下了，但条件是他再不参与政治。他脱离了俄国军人联合会，并和其他一些沙皇时期曾声名显赫的人一样，陷入了对他们来说是窘迫的境地，当起了出租汽车司机。
由于米勒的领导无能以及沙季洛夫的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毋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费力便自我瓦解了。不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是为加快这一过程而插了一手。斯科布林将军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俄国军人联合会内的最重要的间谋。1933年，米勒派他领导“在芬兰的秘密行动”，一年后，在芬兰情报机构的帮助下，斯科布林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两名间谍送过苏芬边境去“执行任务”。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早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到来。庆幸的是，刚一越过边境；这俩人发现事情不妙，急忙以手枪自卫，然后又跑回芬兰领土上来。打这儿以后，芬兰人就拒绝帮助越境，这显然是暗示，他们有情报表明，斯科布林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气恼的米勒推翻了这一判定，称斯科布林是“阴谋与恶毒诽谤者的长期受害者”，并任命他为“国外反间谍机构负责人”。
1934年，财政上的困难迫使米勒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总部机关迁到了便宜些的租房里。一个俄罗斯侨民、商人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向米勒提供了一套一楼的住宅，索价也比较适中。米勒当然未料到这个特列季亚科夫实际上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化名为伊万诺夫。在米勒迁人之前。他就在住宅的房间里装上了窃听器。此后的几年中，特列季亚科夫每天都要用好几个小时来记录米勒同其下属的谈话内容。 特列季亚科夫对事业的忠诚， 在下面这两封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于1934年底发出的电报中得到了充分肯定：
巴黎——中心：
“我们认为有必要表彰伊万诺夫的勤勉以及对事业的忠诚。尽管11月23日晚生了重病，但他不顾病体，抄了一整天的情报，这一点你们从呈报的记录中便可以看到。”
中心——巴黎：
“请为伊万诺夫提供医疗费，望其努力工作、忠于事业。数目你们自定，但不应超过月薪。”
在第一总局的秘史中讲道，到1933年，米勒以及俄国军人联合会已不再是其国外活动的主要目标了，而取代他们的是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国外度过了十一年半的时间。 1929年初到1933年夏他在土耳其； 1933年夏到1935年夏在法国；1935年夏到1936年底在挪威；1937年1 月到1940年被害前一直住在墨西哥。在所有这些时间里，托洛茨基的身边也和以前的米勒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潜到托洛茨基身边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早期间谍中，最成功的要数立陶宛的犹太富商子弟索博列维丘斯兄弟。他们就是以后更为人们所知晓的杰克·索博列和理查德·索博林。从1929年春开始的三年时间里两兄弟一直是托洛茨基最贴身、最信赖的人。他们俩能够接触托洛茨基同自己在苏联的支持者通信用的密码、秘写墨水和假地址。托洛茨基将自己的大部分信件交给了他们，而这些信件和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一样，全部都落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索博列维丘斯兄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法国和德国度过的。他们同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会面，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报。二战期间他们又作为苏联间谍出现在美国。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一次遇上了棘手之事。那是在1929年夏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得到消息（大约是一个监视托洛茨基间谍提供的），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托洛茨基的同情者拜访了他。这个同情者就是因1918年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大名鼎鼎的雅科夫·布柳姆金（他后来被恢复了名誉，并且还升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机构”负责人的职位）。当时布柳姆金同意将托洛茨基的书信交给拉杰克，而且，据克格勃认为，还“商量了和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地下组织建立非法联系的办法。”特里利瑟尔并没有马上下令逮捕布柳姆金，而是（大约和亚戈达商量了之后）命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漂亮的女间谍丽莎·戈尔斯卡娜“抛开资产阶级的偏见，”去引诱布柳姆金，弄清他同托洛茨基合作的程度，并保证将他诱回莫斯科。
这次行动的当地领导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合法”驻外机构负责人瑙姆（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艾廷根（他的化名瑙姆在当时是众所皆知）。后来他又作为暗杀托洛茨基的组织者而名扬克格勃。几周后，布柳姆金在莫斯科戈尔斯卡妮的公司被捕，尽瞥为时太晚，但他还是明白了，自己是被当成奸细利用了。“丽莎”，他说，“你出卖了我？”布柳姆金成了第一个因同情反对派而被枪决的布尔什维克。据奥尔洛夫讲，他毫无惧色地走向刑场，在行刑的枪声响起之前，高声喊道：“托洛茨基万岁！”此后不久，戈尔斯卡妞便嫁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柏林（后来是驻华盛顿）机构的负责人瓦西里·米洽伊洛维奇·扎鲁宾。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流放期间，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人数迅速减少了。因为坚信托格茨基自己1924年所说的那句话“反党不可能是正确的”，大部分“左翼反对派”的成员都在斯大林的路线面前投降了。1929年末。托洛茨基收到了一个通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无疑也会搞到）。通报指出，那些被流放的和被关押的托格茨基支持者的人数已不超过一千人。尽管如此，托洛茨基还是不无自豪地写信给一些拥护者：“即使流放中剩下的不是三百五十个，而是三十五个忠于自己的旗帜的人；即使只有三个人——旗帜也终不倒下。”西方共产党中，同情者的支持主要体现为利用往返苏联之机充当托洛茨基与日益减少的支持者之间的信使。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几年间，其信件总是细水常流。它们多来自劳改营，大部分都是写在粗糙的包装纸上的，有时是写在烟盒纸上的，并且用最巧妙的方法加以伪装。有一次，他的写字台上出现了一个火柴盒，上面用极微小的字体写着整整一篇政治论文。1932年底，这股细流也干涸断水了。
托洛茨基在西方从未有过众多支持者，即使有也是分散的。托洛茨基分子向来的特点就是总想分门别派。而三十年代，他们的这一嗜好也正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们所积极利用。有一次，索博列维丘斯兄弟就故意使奥地利的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库尔特·兰道同托洛茨基本人发生冲撞，结果兰道干脆被开除出托洛茨基运动。还有一个得到托洛茨基信任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名叫安里·拉克鲁阿， 他在1933年3 月突然发表了一个涣散斗志的声明：“（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根本就得不到任何支持，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反对派，也不理解他们，而与此同时，工人们却都在支持苏联，都在支持西班牙共产党所搞的那种共产主义。”
如果斯大林能够客观地评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断为他提供的有关托洛茨基运动“外部寡助，内部纷乱”的消息的话，他应该会感到心满意足了。然而，他就不善于进行客观的评价。托洛茨基的名字像个幽灵似的白天跟着他，晚上也不让他安宁。扎克·多依彻曾如是评价斯大林：
“斯大林狂热般地醉心于这种仇视，并把它视为国际主义运动和整个苏联的头等大事。所以说。使所有政治的、战术的、精神的和其他需要都服从于这种仇视的暴虐是很值得一写的，因为，在整个历史上未必能再找出这样一例，即这样强大的权力和宣传潜力都是瞄准一个人的。”
如果斯大林迫害的是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话，这种怪现象就简直无以解释了。但是迫害的实际对象变成了由斯大林的“多疑症”臆想出的神话人物，而且这个人物越来越不像那个被斯大林流放了的托洛茨基原型。随着那个神话中的托洛茨基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这是斯大林的看法），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势力和影响一直在下降。例如，他甚至在欧洲都找不到一个安全的总部来组织联合共产党的反对派。1932年11月，他离开土耳其去寻找新的避难所，但一个月后又不得不回到了原地，因为所有他求助的政府都只能给他提供过境签证。后来，在1933年夏，他被获准前往法国，但他不能住在巴黎，并受到一连串限制，最终于1935年夏被驱逐出境。托洛茨基又从法国到了挪威，但在那里他也仍不能进行政治活动，于是他被迫迁到了墨西哥。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托洛茨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并不是托洛茨基本人，而是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谢多夫1931年从土耳其迁到了柏林，两年后，当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时，他又迁到了巴黎。正是谢多夫一直在出版《反对派通报》，并同世界各地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保持着联系，直到1938年他去世为止。在谢多夫身边也和在他父亲身边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人的间谍。从1934年起，他最信任的一个人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马克·兹博罗夫斯基，此人真名叫埃季延。他是谢多夫的助手，协助出版《通报》工作，并负责同在俄罗斯的为数不多的反对派进行联系。谢多夫对兹博罗夫斯基非常信任，他甚至将自己邮箱的钥匙也交给了他，允许他取信件，并将托洛茨基最秘密的文件和资料也存放在他家里。
在缅任斯基和亚戈达时期，内务人民委负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国外采取的针对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行动。仅仅是监视，委派间谍，瓦解组织等。而从叶若夫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便开始执行清除托洛茨基运动领导人的政策。1936年12月，叶若夫组建了“特别行动处”，该处在叶若夫的亲自领导下活动，并拥有奉斯大林之命在国外搞政治谋杀的“别动队”。以后的两年中，这个处的主要活动场所是西班牙。
苏联政府并没有立刻对1936年7 月西班牙开始的内战作出反应，它错误地认为，共和国政府会很快平息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力量的起义。但是，8 月27日，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彬罗森堡以苏联大使身份来到西班牙时，却带来了一大批随行人员，其中有前军事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扬·别尔津将军（他来西班牙是为了领导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工作）。扬·别尔津是个身材高大、头发花白，沉默寡言的人，有时，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别人总把他当成英国人。除了他以外，以军事顾问身份到来的还有戈列失和库利克将军，后者就是未来的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红军的将军们在参加国内战争时经常使用各种化名、例如：拉扎尔·施捷恩将军，实际上就是埃米利奥·克列别尔将军，他持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加拿大护照和相应的“传奇经历”，1936年底，作为“马德里的救命恩人”而闻名遐迩；马泰·扎尔卡将军实际上就是卢卡奇，前匈牙利小说家、后来加人红军并成为大概是“国际纵队”中有名的指挥员；亚诺什·加利奇将军，他就是同样来自匈牙利的、大概是“国际纵队”中最没名气的指挥员加尔；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将军的化名为帕布洛，他可以算上是共和国坦克部队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员之一；最后，还有卡罗尔·斯韦尔切夫斯基将军，他化名为瓦尔特，这位将军来自波兰，当过红军军长、二战后在波兰的共产主义政府中任过国防部副部长。
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共和国内拥有虽不起眼但实力却不弱的势力。它在当地的领导人， 是后来叛逃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他是1936年9月来到西班牙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斯大林主义战胜频频进攻它的马克思主义异端。7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告知西班牙共产党：“无论如何，必须要彻底击溃托洛茨基分子，要使他们在群众看来是法西斯分子的秘密机构，正是他们在挑起内乱、为希特勒和佛朗哥将军效力，正是他们企图分裂人民阵线，对苏进行诽谤，为积极扶持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而进行秘密活动”。
但对于三万五千名志愿人员（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前来西班牙，是为了加人国际纵队保卫共和国的，上述宗教性的幻想与他们的想法甚远。他们认为，而且大部分“欧洲左翼”人士也都这样错误地认为，佛朗哥的起义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制造的阴谋，所以，他们支援西班牙的战争是反对国际法西斯的一次十字军远征。的确，对许多人来说，在他们身上都洋溢着这种“最伟大”的情感。比如诗人Y·X·奥登就曾写道：
你有何明见？建立公正的城堡。我将照办。
我要是同意，或许，就意味着签定了一份自我的协议，
浪漫的死亡？很好，我接受，只因
我就是你的选择，你的决定。是的，
我就是西班牙。
斯大林也在自己十月致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中， 利用了这一情感：“将西班牙从法西斯反动分子的枷锁中解救出来，这不仅是西班牙内部关心的问题，也是所有进步人士的共同事业。”然而，斯大林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而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渗透。
在巴黎国际纵队志愿人员征募中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便衣们仔细地盘问着那些非党志愿人士，并建议他们一到西班牙就留下护照。此后，这些护照便通过外交邮局被发到莫斯科。两千本美国护照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带来了最大的收获，他们感到格外满意，因为后来的一些“地下人员”用的就是这些护照。
国际纵队在阿尔巴塞特的基地是受共产国际委员会政治部的控制。该部领导人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法国来的安德烈·马蒂。他许多年间一直在为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工作，并很乐意在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方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马蒂这样对铲除反斯大林的异端如此疯狂的共产党人了。和马蒂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共产国际的官员。他们中间有些人，比如马蒂的副手，意大利人路吉·朗格（他就是加洛）和祖泽别·德·维多利奥（他就是尼科莱蒂），对他的宗教式的幻想十分厌恶。其他人则是马蒂一类的斯大林学说的教条主义者，其中包括后来东德的领导人瓦尔特·乌布里希，他那时在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支小分队，负责追捕国际纵队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托洛茨基分子”。
但国际纵队志愿人员给予拥护共和制的人们的援助，是不能和民族主义分子从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所得到的帮助相提并论的。希特勒尽管也明白，佛朗哥从内心深处讲与其说是个法西斯分子，倒不如说是个墨守成规的传统主义者，但他仍将西班牙视为试验自己“闪电战”技术的试验场，而这一技术在二战初期曾以所向披靡之势被成功运用。1936年，希特勒给予的迅速援助使得起义者们避免了很快溃败的命运，并将佛朗哥扶上了最终通向胜利的道路。
共和制的拥护者们还苦于另一状况：他们与民族主义分子不同。往往被分裂成一个个小组。虽然俄国人不是造成分裂的原因，但是他们将共和主义者们之间的分歧激化到这样一种濒临国内战争的态势。到1937年春，斯大林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势头已开始压过反对佛朗哥的战争势头。斯大林担心，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会不顾托洛茨基本人对它曾有过的尖锐批评，而在西班牙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所。1935年，安德烈斯·尼思成为该党缔造者之一。尼思曾是托洛茨基在莫斯科时的私人秘书，后在加泰罗尼亚政府中任司法部长，直到1936年12月被共产党人排挤走为止。
1937年5 月，西班牙共产党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下，开始清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 当时领导国外处的斯卢茨基告知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外机构负责人：“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加泰罗尼亚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法西斯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上面”。6 月，尼恩被逮捕并遭到严刑拷打。当他拒绝承认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之后，他们将他活活打死了。事后，共产党人企图掩盖他的死亡真象，制造了一个尼思落到纳粹绑架小组手中的假象，虽然并没有得逞，但说明他们企图掩盖这一事实真象。很快，托洛茨基以前的另一个秘书，曾在他流放挪威之时与其一起工作过的埃尔温·沃尔夫也在巴塞罗那被劫持，并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给除掉了。在那些．同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而不明不白地死去的人当中，应该提到托洛茨基过去的支持者库尔特·兰道；早期孟什维克的领导人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的儿子马克·赖恩；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讲师的霍斯·罗布尔斯；记者、英国矿工领袖的儿子斯梅利。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的普通成员依据共产主义法庭的判决而被非法枪决了。其他的领导人也在1937年6月被逮捕。他们的辩护人贝尼托·帕邦因为实在害怕遭暗杀，便逃到了菲律宾。
1937年5 月当上共和国首相的胡安·内格林，也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制造的一些残杀事件，但是他显出了惊人的幼稚。战争结束后，民族主义分子在让公众了解秘密监狱的情况时揭露，该监狱的建造者——共和国安全机构完全受控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此，内格林不以为然，并声称这是法西斯分子搞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当然，十年后，他承认被人骗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西班牙帮手们清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的支持者的时候，很受斯大林宠爱的法国人安德烈·马蒂，组织了针对托洛茨基叛徒们的公开的“猎捕妖婆”行动。对马蒂来说，和他工作过的一个法国共产党员写道，“在国际纵队内部的敌人要比战壕那一边的敌人还要多”。任何一个违反军纪的行为，在马蒂看来，都是旨在“分裂和瓦解国际纵队”的托洛茨基大阴谋的一部分。马蒂在西班牙曾有“阿尔巴塞特的刽子手”的名声，为此，法共领导人不得不将他召回巴黎，让他作出解释。马蒂也直言不讳地说，他确实下令处死了国际纵队的500 名成员。他称，这些人都犯下了各种罪行”，并为“佛朗哥充当间谍”。欧内斯特·海明威尽管对“国际纵队”有着确实的好感，但也认为，马蒂是个“古怪的人，如同被窝里的臭虫。他有枪毙人的瘾好……他清洗的人比索利沃森还要多。”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动队”不仅在西班牙活动得非常积极，在他们的行动中。甚至也包括了对北美洲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叛徒的追踪。1937年6月5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美国女间谍朱丽叶·斯图尔特·波因茨，因对上司心怀不满而离开了自己在曼哈顿“妇女协会”大楼的房间。此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据后来资料讲。她被俄罗斯的一个旧情人沙奇诺·爱泼斯坦（此人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骗进了陷讲。波因茨被杀死以后，她的尸体被砌进了格林威治村一座房子的砖墙里。
然而，大部分“暗杀行动”是在大西洋的彼岸进行的。1937年春，内务人民委员部得到消息，显然，是从马克·兹博罗夫斯基（也就是埃季延）那里得来的，说西欧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同荷兰的一个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亨里克·斯奈弗利特进行了秘密接触。于是就派了一只“别动队”去巴黎，任务是找到并除掉此人。领头的是国外处的副处长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此人身材矮小、壮实，长着一头浅色头发和一对蛤螟眼。7 月17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机构负责人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被传去同施皮格尔格拉斯在万塞油的“巴黎博览会”上见面。会面时，施皮格尔格拉斯通报了叛徒的情况：此人为苏联的“地下人员”，波兰人出身，在巴黎用的名字是伊格纳季·波列茨基（他就是路德维希，也就是赖斯）。在施皮格尔格拉斯同克里维茨基见面前不久，波列茨基把一个封口的包交给了苏联贸易使团里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里面是要发往俄罗斯的报告。他没想到报告在到达莫斯科的“中心”之前会有人能知道它的内容。施皮格尔格拉斯打开信封给克里维茨基看了里面的内容。报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目的是想以此来加重斯大林和叶若夫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托洛茨基分子的地下组织在活动的恐怖症。信封里还有一封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波列茨基宣布自己不再回来，历数了斯大林的罪行，并号召“同斯大林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信的末尾写道：
“我决心为列宁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愿继续斗争，因为只有我们的胜利——即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将人类从资本主义中解救出来，才能将苏联从斯大林主义中解救出来。为了新的战斗，为了（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前进！”
一个半月后，即11月4 日，波列茨基布满弹孔的尸体在瑞士洛桑附近的公路上被人发现了。施皮格尔格拉斯是通过波列茨基家人的朋友、一个为躲避纳粹迫害的德国女共产党人格特鲁德·希里德巴赫，将其引进陷附中的。希里德巴赫写信给波列茨基，说她有急事想听听他的建议。、她和波列茨基夫妇在洛桑的一家咖啡馆里见了面。但希里德巴赫没有勇气彻底按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去做——将一盒下了毒的巧克力糖交给波列茨基的妻子（这个盒子后来被瑞士警方找到了）。但是她还是将波列茨基骗到了一条僻静的路上，在那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手罗斯兰·弗朗苏阿·罗西（他就是阿比）用自动枪对他连发数枪。在这最后一刻，波列茨基明白他上了别人的圈套。当警方找到波列茨基的尸体时，他的手中还挨着希里德巴赫的一缕白发。事后，为了将警方引人歧途，内务人民委员部写了封匿名信，说死者曾干过国际武器走私的行当。但这阴谋并未得逞。尽管罗西和希里德巴赫都逃之夭夭，但瑞士警方还是从罗西的情人那里知道了他们参预了谋杀的事实。在罗西丢下的箱子中，警方找到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住宅的详细平面图。
内务人民委员部“别动队”的下一个受害目标是流亡白军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头目米勒将军。1936年12月，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亲抵巴黎为劫持米勒的行动做准备。他请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给他推荐两名能扮成德国军官的间谍。直到八个月后米勒被劫持，克里维茨基才明白了这一请求的意图。1937年9 月22日，米勒和七年前的库捷波夫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在巴黎的一个大街上给劫持了。不过和库捷波夫不同的是，他给自己的秘书长库索斯基留了个条子，如果他回不来就拆看这个条子。纸条中写道，米勒同斯科布林将军在12：30有个会面，他们要与邻国的两个武官——两个“德国人”以及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见面。这样，斯科布林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身份便被暴露无遗。当日晚，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副会长克德罗将军同库索斯基将军派人去抓斯科布林夫妇。当斯科布林夫妇来到俄国军人联合会的时候，他们向他询问米勒的去向。斯科布林当然不知道米勒留了条子这件事，就矢口否认当天见到过米勒。于是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便拿出了纸条。斯科布林继续否认和米勒见过面。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要斯科布林和他们上警察分局走一趟。在楼梯上，斯科布林将两人一把推开，冲了下去，转眼不见了。门厅里黑洞洞的，两人没法追上他。而等他们来到外面，斯科布林连影子都没了。他从巴黎跑到了西班牙，但在那里他又惨遭暗杀，显然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人灭口之作。12月份，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虹在法庭上承认参预了劫持行动，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40年她死在监狱中。
在普列维茨卡妮一案的审判中，原告称，根据侦探局的调查结果可以判定，米勒是被劫到了苏联大使馆里，在麻醉以后，给装进一个大箱子里，然后用“福特”公司的一辆卡车把他送到早已等在勒阿弗尔港的苏联货船上。有几个证人还看见那些人往船上搬箱子的情景。与库捷波夫不同的是，米勒不仅经受住了麻醉物的作用，他还经受住了前往莫斯科的这般颠簸旅程。一到莫斯科他就受到了刑讯拷问，然后被秘密枪决了。然而，就是审判和除掉米勒，也仍不能使“中心”高忱无忧地认为，白匪军再也不能构成任何威胁了。在米勒被劫持后的一段时间里，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对俄国军人联合会总部的监听工作一直未有突破，在他窃听的谈话的记录中，再也找不到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阴谋的迹象。于是，“中心”便认为。特列季亚科夫（化名是伊万诺夫）显然是和阴谋分子串通一气了。“中心”给在巴黎的机构去了一封电报：“我们认为，伊万诺夫在欺骗我们，交给我们的并不是谈话的真实内容，而是纯粹的伪造品”。而事实上恰恰是“中心”在自欺欺人，因为他们以不断臆造新阴谋为嗜好。
劫持米勒的行动给予俄国军人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一些白军分子还错误地指责他的秘书长库索斯基也参预了这个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后来将总部迁到了布鲁塞尔，由新任头目阿尔汉格尔斯基领导。但此时的俄国军人联合会已比米勒时期更像一个气数已尽的组织了。尽管如此，比利时则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策划和实施下一次政治谋杀的地点。1938年初，九年前逃到西方的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在被长期跟踪之后被别动队除掉了。与此同时，别动队还开始了对另外两个继阿加别科夫之后逃到西方的人的追捕行动。这两个人一个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一个是共产国际后备组织的创建人维利·明岑贝格。1937年，两人没有遵从命令回到莫斯科，因为他们明白，回去也是死路一条。1938年7 月，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班牙共和国的机构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也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他也是没有服从“中心”让他返回莫斯科的命令。
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外打击的主要“人民之敌”还是一些有影响的托洛茨基分子。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三个主要目标：托洛茨基之子列夫·谢多夫；鲁道夫·克勒门特——他被任命为1938年成立的第四国际的书记；最后，就是流亡在墨西哥的大异教徒列夫·托洛茨基本人了。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分子渗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担忧，因1937年10月波列茨基的朋友克里约茨基逃往西方进一步加深了。同年11月，克里维茨基在巴黎被波列茨基遗孀的律师介绍给谢多夫：
“我见到谢多夫时就坦率地告诉他说，我来并不是想加入托洛获基分子的组织，只是想听听你们的建议，同时也是出于同志之情。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此后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我很赞赏谢多夫的人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斯大林的间谍们追捕我的日子里给我的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他很年轻，但同时又有才干——富有魅力，知识渊博，精力充沛。在莫斯科指控他叛国的审判会上宣称，谢多夫从希特勒和日本帝国天皇那儿得到了大笔钱款。而我则看到，谢多夫过的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生活，他整天在为反对派的事业操劳，并没有像样些的吃的和穿的。”
斯大林是不会不从谢多夫同克里维茨基“几乎每天的”见面中看到最险恶的用心的。克里维茨基显然不知道，谢多夫最贴身的助手马克·兹波罗夫斯基（即埃季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正是他“勤勉地”将会面情况报告给“中心”。也正是这些会面在决定清除谢多夫的活动中起了一定作用。
托洛茨基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有着剥夺自己所有孩子的自尊心的才能，他并不像克里维茨基那样欣赏他儿子对事业的忠诚和其工作能力。谢多夫一度贫病交加，但他仍坚持继续出《通报》，并关注分裂托洛茨基运动的内部纷争问题。而托洛茨基却在1938年1 月从墨西哥生气地写信指责：“我对《通报》的进展情况很不满意，所以我得重新考虑将它迁往纽约的问题。”
谢多夫为了拼命满足托洛茨基不理智的要求，不顾疾病的多次发作。将自己的阑尾炎手术一再推迟。1938年2月8日，他的老病再次剧烈发作，这次再也无法拖下去了。埃季延便帮着说服谢多夫，让他相信，不在法国的医院，而在一个俄罗斯侨民开的私人小诊所中做手术，就能避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视。尽管谢多夫没有起疑心，但毫无疑问，那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活动。埃季延在叫急救车之前，就急忙将此事首先告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他后来承认了这件事），谢多夫当晚就做了手术，此后几天他有所好转。似乎是出于安全考虑，埃季延没有将这家诊所的地址告诉在法国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他早已告知内务人民委员部了）。来看望谢多夫的只有他的妻子然娜和埃季延。2 月13曰，病情突然神秘地恶化了。人们找到谢多夫时，他正在走廊里说着胡话。医生对谢多夫的状况十分震惊，甚至问谢多夫的妻子，他会不会是想自杀。听了他的话，然娜失声哭了起来，她说可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对她丈夫下了毒。尽管输了好几次血，谢多夫的情况还是在急剧恶化；2 月16日他在痛苦中死去。那时他只有三十二岁。
常规检查确定他的死因是术后并发症，心力衰竭和抵抗力差。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同谢多夫之死有关——这也确实不奇怪——但很显然，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做的手脚促成了他的死亡。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当时已有一个用药品和毒物进行试验的医务小组。它的名字叫“暗室”，是由曾经学过药剂学的亚戈达组建的。毫无疑问，谢多夫也和他父亲一样，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个别动队的目标。很难想像，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把谢多夫诱骗到那个很可能已潜伏有间谍的诊所里之后，会不下手毒害他。
谢多夫的死，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进一步控制托派组织的机会。埃季延接手了《通报》的出版工作，并与那些从斯大林统治的俄罗斯逃出来的、试图与托洛茨基进行联系的人保持着联系，事实上，埃季延成了联结欧洲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的重要环节。他玩弄阴谋，使托洛茨基和斯亲利特发生争吵，使然娜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更加恶化，并悄悄地为托洛茨基分子各派之间已有的分歧火上浇油。埃季延毫不怀疑地认为，托洛茨基对他是完全信任的，他甚至还直接向托洛茨基询问对他本人的看法。要知道，当时斯奈弗利特（且不只是他一人）怀疑埃季延一直在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托洛茨基的回答非常明确，建议请那些中伤他的人向“独立委员会”提交指责的证据。显然，托洛茨基本人对埃季延的信任从未动摇过。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下一个目标，是负责为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成立做准备工作的德国人鲁道夫·克勒门特。7 月13日，克勒门特在巴黎自己的住宅中神秘地失踪了。大约两周后，托洛茨基收到从纽约来的似乎是克勒门特写的信，信里指责他和希特勒相勾结，并罗列了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在法国的许多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也收到了信的复件。托洛茨基并未对这封信太在意（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他认为，这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搞的伪件，或是克勒门特在枪口的逼迫下写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计划大概是想让克勒门特在进行这样无端的“揭露”之后就消声匿迹。然而他们未曾料到，在大家收到信后，不久，有人在塞纳河畔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体。两个法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根据死者手上特有的疤痕认出这是克勒门特。
第四国际实际上成了一个死胎。成立“大会”是1938年9月3日在巴黎附近一个法国托洛茨基分子艾尔弗雷德·罗斯默家中开幕的。只有二十一个代表参加了大会。他们分别代表了十一个国家中的很小的托洛茨基分子小组。“俄国支部”的代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埃季延。因为真正的成员在此之前几乎全部被杀害。参加会议的还有拉蒙·梅尔卡特（也就是扎克·莫尔纳尔，也叫弗兰克·杰克逊），此人是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翻译西尔维姬·阿格洛芙的情人。后来梅尔卡特国刺杀了托洛茨基而扬名。
托洛茨基传的作者伊萨克·多依彻很公正地讲过，重建的“国际”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虚设物，它对日益减少的、分裂的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影响甚微。托洛茨基本人也因流落墨西哥而陷入完全的隔绝状态。意识到“我们今天的力量与明天的任务很不相称”，他充满信心地鼓励大家并预言，“在即将到来的十年中，第四国际的纲领会赢得千百万人的拥护，而这千百万革命者能够翻天覆地”。大概，唯—一个认真对待托洛茨基的预言的国务活动家就是斯大林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往其驻外机构、以及共产国际发给各成员党派的信中。就常对他们清除托洛茨基主义的积极性不高表示不满。戈尔季耶夫斯基还记得一封发往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的怒气冲冲的电报，这也是保存在档案中的一系列电报中的很有代表性的一封。“贵国对反对托格茨基匪徒的行动所持的消极态度令人无法忍受”。在斯大林之流阴谋家的头脑中。托洛茨基成了比阿道夫·希特勒还要危险的敌人。至于希特勒，斯大林至少在三十年代中期还看到有缔结条约的可能，和托洛茨基则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1938年3 月进行的战前最后一次公审之后， 苏联的大镇压开始有所收敛。7月，外高加索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拉夫连季·贝利亚，被任命为叶着夫的第一副手。到12月 8日叶若夫被撤换前，实权已经掌握在贝利亚手中。在整个大清洗时期，斯大林都极力逃避公开承担责任。撤掉叶若夫，斯大林可以将叶着夫作为这种被称为“叶若夫恐怖”的、且可公开的无度行为的替罪羊。叶若夫的继承人贝利亚作为一个“本领超人、见风使舵的现代宫庭近臣、具有东方人狡诈、阿换和虚伪”的化身，令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吃惊不已。除此之外，贝利亚还是一个极端无耻的好色之徒。根据他的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经常在大街上抓些漂亮女士（而且大多是些中学生）为他送去。他们对这些姑娘百般凌辱，而他们的丈夫或父母要是胆敢上告，一般都得进劳改营。
贝利亚时期的清洗、开始时带有选择性，但是对托洛茨基的追捕却仍在全力进行着。生活在墨西哥的现实中的托洛茨基，已越来越不像那个神话中的、不断折磨恐怖症患者斯大林的托洛茨基。1940年5 月，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有两万名共产党员举行了游行，他们高举着“托洛茨基滚出去！”的口号。而此时，据托洛茨基身边的人估算，在墨西哥积极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至多不超过三十人，而且他们还被分裂成几个敌对的派别。不过，尽管互相敌视，他们还是轮流保卫着托洛茨基在考约阿康的住宅（考约阿康：墨西哥城郊区地名，此时已成为市区）。克格勃至今还将刺杀托洛茨基看成是曾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特别行动”。在1979年落成的第一总局的“纪念馆”中，可以看到谋杀者培姆（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艾廷根的肖像和对他的赞辞。艾廷根参预“暗杀活动”是从1929年铲除布柳姆金开始的。艾廷根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里为数不多的经受清洗而幸免于难的犹太人之一。他的一个同事记得他长得很健壮，秃顶，额头扁平，有着一对锐利的小眼睛、他曾化名科托夫将军参加过西班牙的国内战争，为国际纵队在民族主义分子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出谋划策。在西班牙，他结识了巴塞罗纳的女共产党人卡里达德·梅尔卡特·德里·里奥，并将她本人连同她的儿子拉蒙·梅尔卡特，即后来杀害托洛茨基的直接凶手，一起招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1937年，罗西杀害波列茨基以后，瑞士警方在他的箱子里发现的托洛茨基别墅的平面图说明，托洛茨基刚到墨西哥，便受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密监视。1948年，后来逃到西方的弗拉基米尔。波得罗夫有机会看到了刺杀托洛茨基的一份卷宗。这是一个有四、五英寸厚的卷本，里面有在别墅内拍的照片（照的有卫兵，围墙，托洛茨基夫妇、和朋友一道喝茶时的托洛茨基，他的狗等等）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显然，不同时期在托洛茨基周围活动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的数量也不相同，而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都不知道还有其他人。彼得罗夫看了档案之后，记得第一个间谍是托洛茨基的一个女秘书。她还是在托洛茨基流落挪威时就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了。但是托洛茨基身边最有影响的间谍还是拉蒙·梅尔卡特。
梅尔卡特是受过精心训练的。被捕后，尽管对其进行了几个月紧张的审讯，但他对自己的情况总是守口如瓶（他的身份到1953年才弄清），对他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效力一事只字不提。他看得出是一个绝顶聪明、受过体能训练、很善于演戏的人。他能流利地说好几种语言，是个很冷静的人物。西尔维亚·阿格洛芙承认，直到他杀害托洛茨基之前，她从未怀疑过梅尔卡特对她的爱。长期的心理测试表明，梅尔卡特反应能力极快，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善于在黑暗中判定方向，能很快领会并记住各种复杂的指示。除此之外，他能在3 分40秒内，摸黑分解并组装毛瑟枪。
1939年9 月，梅尔卡特在纽约搭上了一个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未来的情妇西尔维亚·阿格洛芙。他是持着从国际纵队的志愿人员那里弄来的名为弗兰克·杰克逊的加拿大护照来到美国的。在纽约他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驻外机构负责人盖克·奥瓦基米扬接上了头，并通过他得到了大部分刺杀托洛茨基的指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梅尔卡特在1939年10月来到墨西哥城，打的旗号是从事进出口工作。在那里，他和自己的母亲以及她的情人端姆·艾廷根恢复了关系。1940年1 月，西尔维亚·阿格洛芙经不住梅尔卡特的多次劝说，就搬到墨西哥城他的住处与其同居。阿格洛芙和自己的领袖列夫·托洛茨基很快就联系上了（毫无疑问，这也正是艾廷根所指望的），并在两个月内履行了他的女秘书的职责。梅尔卡特每天上午都送她到托洛茨基的别墅，下班后又接她回去。阿格洛芙在墨西哥的时候，梅尔卡特从没有试过潜进别墅去，但他已经和卫兵们混熟了，还获得了托洛茨基的法国学生艾尔弗雷德和玛格丽特·罗斯默的信任。1940年3 月，阿格洛芙回纽约后不久，罗斯默便第一次将梅尔卡特请进了别墅。
在此阶段，梅尔卡特主要充当的不是凶手，而是潜入间谍。这时的别墅严然成了一座堡垒，有铁栅栏和电网围着，装有自动报警系统一架着机枪，还有十名警察组成的小分队，以及一些托洛茨基分子充当非正式哨兵在保卫着别墅。梅尔卡特的主要任务，是取得策划武装袭击而必须的有关别墅及其居住者和卫兵的材料。袭击的领导者是墨西哥著名的共产党人、艺术家达维德·阿利法罗·西凯罗斯，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国际纵队。5 月23日晨四点左右，二十多个身着警服和军服的人在西凯罗斯的率领下用机枪将别墅的卧室狂扫一番，打得卫兵们惊奇不已、措手不及。而后，西凯罗斯做了一派胡言的声明，说袭击的目的不是想刺杀托洛茨基，而是对其逗留墨西哥进行积极有效的抗议。保释之后，西凯罗斯在智利的一个共产党人、诗人帕布洛·涅鲁兹的帮助下逃离了墨西哥。
袭击发生五天后，梅尔卡特第一次见到了托洛茨基。和平常一样，出于友好，他送给托洛茨基的孙子一只玩具滑翔机，并教他怎么放飞。在以后的三个月里，他十次来到别墅、每次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有时也带一些小礼物来。他只见过托洛茨基两、三次。很可能，他还去了纽约两次，去和奥瓦基米扬见面讨论完成刺杀准备工作的事宜。8 月20日，梅尔卡特带着自己的一篇文章来到别墅，因为托洛茨基答应过给文章做评述。他随身还带着把匕首，缝在外套衬里里面；一个衣袋里装着把手枪，另一个衣袋里放着登山运动员用的冰镐。他后来用的凶器便是冰镐。梅尔卡特为什么还要带匕首来那就不得而知了。可能，他把它藏在外衣里是以备其他凶器一旦被发现时用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前用过类似方法。1938年一1939年冬，贝利亚将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名叫博科夫的军官叫去，问他，有没有足够的力气将一个人一下打死。“能，委员同志，”博科夫回答说。贝利亚解释说，驻中东的一个苏联大使，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所知，想请求政治避难。博科夫和一名助手被派去出差，任务是“除掉大使这个祸害”。来到该国后，博科夫从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该地机构负责人那里拿到一根细金属条。他把金属条藏在衣服里，然后和助手一起去拜见大使。博科夫找准机会转到大使身后，然后给了他致命一击。他和助手一起将大使的尸体用毯子卷起来，以便不留下血迹，然后将他塞进汽车里拉到城外给掩埋了。与此同时，大使的妻子被告知，她的丈夫被“紧急召回”莫斯科，走前他嘱咐说，让她和孩子坐火车紧随其后。 不难想像， 他的家人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就被从火车上弄下来，送进了关押“人民之敌”的集中营。
梅尔卡特也想一下击中托洛茨基的后脑勺，把他打死，然后在尸体被发现前逃之夭夭。当托洛茨基坐在办公室的桌子前看文章的时候，梅尔卡特从衣袋里掏出冰镐，两眼一闭，用尽全身力气朝托洛茨基的头上砸下去。但是托洛茨基并未当场死亡。他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惊然的、刺耳的尖叫声”（“这一声尖叫我将终生不能忘却”，梅尔卡特后来讲道。）并转过身来，咬住凶手的一只手，在力气耗尽之前还抓住了冰镐。他是在第二天，即1940年8 月21日，在医院中去世的。
在克格勃的档案中，对杀害过程描述得十分详尽。。里面讲到的和后来彼得罗夫回忆的一样，对其造成致命伤的不是冰镐的锐头，而是钝头。梅尔卡特被判处二十年监禁，而他的母亲和艾廷根，从事先计划好的路线逃到了苏联。在莫斯科，贝利亚接见了梅尔卡特夫人，她还被介绍给了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并被授予列宁勋章。但几年后，她开始受到良心的折磨，在共产国际总部里她曾对西班牙共产党代表说：
“他们（内务人民委员部）再用不着我了，国外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再用我就很危险了。但他们也知道，我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女人了……”
“卡里达德·梅尔卡特已不是普通的卡里达德·梅尔卡特了，而是一个万恶的凶手。我不仅走遍了欧洲，寻找那些脱离乐土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无情地杀死他们。我做的甚至超过了这些！……我还为了‘理想’把自己的儿子变成了一个凶手。尽管我看到了他被绑着，浑身血迹斑斑地从托洛茨基的房子里走出来的情形，但却无法与他接近，我和列昂尼德（艾廷根）还不得不各自朝不同的方向跑掉。”
拉蒙·梅尔卡特在整个监禁期间始终对斯大林主义坚信不移。在历史巨人的眼中，如他所说，他将成为一个为工人阶级做出巨大贡献的世界革命的战士，是他使工人阶级摆脱了走上背叛道路的领导人。梅尔卡特如果说明身份，讲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关系，那他有可能在做出某种承诺之后就会被释放掉。但是他一直守口如瓶，不得不服满了二十年的刑期。1960年，梅尔卡特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先从墨西哥到了古巴，然后又途经捷克斯洛伐克来到了俄国。可是当他提出加人苏共的申请时，却遭到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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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七章
更新时间:2006-7-27 10:04:00 本章字数:4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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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无线电监听、间谍的渗透以及剑桥“五杰”
（1930－1939）
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悬挂着众多的苏联侦察英雄的肖像，但其中仅有一人从未当过人民内务委员部的军官（这是仅有的例外），他就是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将军。在国内战争时期，别尔津就指挥过“契卡”的队伍，但最闻名的时候，还是他当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时期（即1924－1935年，那时军事情报机构被称作总参四局，后来叫情报总局）。别尔津1890年出生于拉脱维亚，少年时期加入地下党组织，后来有几年他是在铁窗下和西伯利亚的苦役中度过的。1919年，他在短命的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中工作过一段时期。在别尔津仕途之初，他的许多最亲密的战友在军事情报生涯中的经历与别尔津十分相似，因此他们被称为“拉脱维亚派”——这就如同捷尔任斯基的几名主要助手在一段时期以“波兰派”著称一样。1935年，别尔津以集团军指挥官身份被派往远东，1936年8 月被召回莫斯科，被任命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中苏联军事代表团的负责人。一年后，正值大清洗时期，他被召回俄罗斯，后来也未逃脱镇压的劫运。
别尔津将自己在第一总局荣誉厅中的席位归功于他对情报工作的贡献，而这些情报的取得主要是靠无线电截听和间谍渗透手段的运用。三十年代初，他参加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合分队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任务处下辖的第四局的组建工作。联合分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军事、民用情报的侦听。领导这个分队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格列布·博基和他的副手、第四总局的n ·哈里克维奇上校。这个分队当时是整个政治保卫总局最隐密的部分。1935年之前，它一直位于库兹涅兹桥上外交部人民委员部大楼里，而不是在卢比扬卡。叶芙多基姬·卡尔采娃（后改为彼得罗娃）1933年加入该分队，据她讲，分队严令禁止其工作人员将自己的工作地点告诉任何人甚至亲生父母。和大多数分队年轻女工作人员一样，卡尔采娃常常在领导面前感到不寒而栗：博基走起路来稍有些驼背，他行为怪癖，无论晴天还是阴天整天带着雨衣。卡尔采娃常常由于他那双冰冷的、锐利的、淡蓝色的眼睛吓得发抖，因为那种目光总使人们觉得自己的样子与他是敌对的。尽管光阴流逝，他也五十多了，但博基还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风流韵事，每逢休息日，他总要在自己的别墅里搞狂欢活动。当卡尔采娃向一个男性同事问及这些狂欢的情形时，他回答说：“你要是对谁泄露了这个秘密，博基就会让你终生不得安宁，你必将玩火自焚。”卡尔采娃被邀请到领导别墅做客时，总是惶恐不安，上夜班时，为了避免骚扰，她总穿不惹眼的裙子，害怕招来一些不请自来的麻烦。
尽管领导腐化、淫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仍旧是世界上最大、装备最先进的截听和破译机构。间谍活动为这个机构带来的利益比其西方任何一个类似的机构都要多。在大部分机构里，从事间谍侦察的人都时常会得到一些破译的情报，但在30年代，只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仿效了革命前“暗探局”制订的规矩，使获取此类文件成为他们独有的特权和优势。在联合分队建立的初始几年，对苏联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是来自日本的情报。在联合分队日本组工作的叶芙多基娅·彼得罗娃发现，来自日本的破译材料是“在间谍的帮助下搞到的”。在30年代的不同时期，这些间谍中就有驻柏林和布拉格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别尔津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情报总局的第二大贡献是，他对那些用于间谍渗透的技术装备的管理与使用。这些技术装备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二十年代为对付流亡白军以及在三十年代为渗透外国政府和军事机关而专门研制的。按照1980年为纪念国外处成立60周年而编写的秘史，这项战略是在别尔津同国外处头目阿尔图佐夫、国际联络部主任科明捷恩·皮亚特尼茨基的谈话中产生的。极有可能，这项首创的想法是别尔津提出的。三十年代初，间谍主要用于对付国外的白军组织，后来是托洛茨基分子。别尔津最感兴趣的是使用间谍来搜集情报。他的首创想法很快就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效仿。三十年代时期，在第四局和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并无明确的职责划分。第四局的间谍经常是既搜集政治情报，也搜集军事情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是如此，但搜集的情报相对少一些。于是两个组织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逐渐代替了国际联络部情报搜集网。
在克格勃的间谍中，里哈德·佐尔格可以算是出类拔革的，1964年，也就是他死后二十年，佐尔格成了苏联英雄。在他的忌日，人们写了一系列经官方批准的着力渲染的传记来纪念他，而且对一个外国间谍尤为不平常的是，为此还专门发行了一套邮票。1929年，佐尔格来到第四局工作。当时他给共产国际的间谍谢杜·马兴克的印象是：“一个有着迷人的外佩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的学者”，总之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高加索。父亲是个德国人。在油田当钻探工，正如后来佐尔格所说的那样，他父亲是个具有“民族主义和亲帝国主义”思想的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佐尔格在柏林一所中学上过学，一战时受过伤，对无谓的战争带来的破坏感到十分失望，后来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革命派之中。布尔什维克使他不仅从理论和思想上支持这场运动，而且还直接参加到运动中去。战后，佐尔格获取了汉堡大学社会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了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1924年末，他来到莫斯科，1925年开始在国际联络部工作，并获得苏联国籍。从1927年到1929年，国际联络部把他派往德国，后来又去了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1929年11月，他被别尔津将军招进第四局工作。不过，他同时还与皮亚特尼茨基和国际联络部保持着联系。
佐尔格接受的第一项任命，是领导一个在德国记者身份掩护下的上海间谍网。在上海，他吸收了一个名叫尾崎秀实的日本记者入网，后来这个记者成了他最重要的间谍。尾崎秀实是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者，出身富裕家庭，与日本政界人士联系密切。1933年1 月，佐尔格返回了莫斯科，别尔津对他在上海的工作成绩大加赞扬。后来，他被派往日本工作，可以说，这项任命对佐尔格来说是最重要的一项任命。 在去日本途中， 他在德国呆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他巩固了自己的“记者”声誉，并开始以纳粹党的交际老手闻名。在佐尔格的告别晚宴上、连戈培尔博士也出席了。1933年10月一到东京，佐尔格很快便赢得了德国大使馆的信任。即使在他被捕八年之后，他还不无骄傲地自夸：
“我在日本的组织的基础就在于我成功地与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搭上了关系，并且赢得了其工作人员的绝对信任……我能顺利地潜入大使馆的核心腹地从事情报活动，甚至在莫斯科，这也被认为是令人震撼的空前绝后之举。”
但佐尔格没有想到，在这之前，其间谍网为苏联提供的有关德、日的重要情况同样被莫斯科认为是“令人震憾”的，而且论其价值，绝不亚于他在日本的收获。
佐尔格是在东京度过了八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克里姆林宫认为这正是日本对苏联构成最大威胁的时候。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使得日本民主雪上加霜，本来就不牢固的根基开始彻底动摇。萧条造成的社会气候使军队得以完全摆脱了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并以人民的支持为“后盾”开始了实现其野心勃勃的领土称霸计划。1931年10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制造了炸毁铁路事件，他们把责任推给了中国军队， 并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占领东北三省的军事行动， 这次事件后来被粉饰为“满洲里事件”。后来，尽管日本政府同意国际联盟要求撤军的要求，但在笼罩全日本的民族主义狂热面前，政治却无力支配军队。1932年初，日本在长春成立了由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名义统治的伪满洲国。从那时起，日本开始控制与苏联接壤的大部分陆上边界。
直到三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一直认为，德国比起日本是危险较小的战争策源地。若干年来，莫斯科始终较为自信地、镇静地观察着纳粹势力的增长，因为与其说她看到了在东方未来战争的预兆，不如说看到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所以直到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首相时，共产国际还一直号召德国共产党员进攻社会主义左翼敌人，而不是纳粹这样的右翼敌人。虽然1933年外交委员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在苏联对外政策概述中也注意到纳粹制度的“极端反苏思想”，但同时他还是强调，主要威胁仍来自日本。后来几年，苏联的对德、对日政策，同西方政策一样，一直建立在妥协基础上，她的主要任务就是既避开与日本作战，又不同德国交火。
1933年10月，佐尔格一到东京就接到了“密切注意日本是否企图进犯苏联”的命令。被捕八年以后他写道：
“许多年来，这是交给我和我的小组的最重要任务，可以说，这就是我在日本肩负使命的唯一目的……由于一直密切关注满洲里事件后日本军人的重要作用及其思想观点，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怀疑日本计划进犯苏联；这股怀疑势力如此强大，以至我的反面意见在莫斯科并非总能得到理解……”
如果说，莫斯科对日本会进攻苏联的担心有些夸大的话，但这种担心仍是有根据的。日本军队内部几年来主要分成两大派别：主张与俄罗斯交战的“皇道派”和力主进犯中国的“统制派” 。 直到1936年，粉碎了“皇道派”搞的未遂政变后，“统制派”才彻底占了上风。当时，西方曾要求日本不要插手中国事务，但一切为时已晚矣。正如日本军事外相所说：日本国内事态已发展到就好像“企图说服一个男人不要再骚扰一个已和他怀孕的女人” 一样。1937年7月，当日本公开宣战时，它实际上已经间接控制了中国东北很大面积的领土。
1935年，当马辛克在六年之后再一次见到佐尔格时，她惊奇地发现，经过在中国和日本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他同以前一样拥有“异常迷人的外貌”，仍是一名踏实的共产党员，“但已几乎看不到一个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学者的魅力了”。一个日本记者评价佐尔格是“典型的好惹事生非又傲慢自大的纳粹分子……性格暴躁又嗜酒如命”。正是这种形象，使佐尔格获得了德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信任。在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上校武官文金·奥特（1934年3月升任此职）及其夫人与佐尔格关系密切，而且佐尔格还与武官夫人暗中保持着情人关系。这样，佐尔格便获得了接触大量有关日本武装力量和军事计划情报的机会，因为这些情报都是通过武官夫人之手发往柏林的。同时，佐尔格还能接触到从国外发往大使馆的有关德国远东政策的文件。1938年4 月。奥特被提升为大使，佐尔格开始每天与他共进早餐，进餐同时，向他提供日本国内的最新情报，并校订整理其发往柏林的部分情报。与此同时，佐尔格间谍网上最主要的一环尾崎秀实开始发挥较大作用，因为尾崎秀实作为重要国务活动家、王子近卫智囊团的成员，愈来愈经常参加到了日本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去。1935年末，尾崎秀实拍照了一些文件，文件内容涉及日本第二年国家计划，并指出日本短期内不会进攻苏联。佐尔格正确地预言了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人侵，并按惯例向上呈递了一份把握十足的报告：日本无意入侵西伯利亚。
在所有苏联官方佐尔格的赞辞中，至少有一条是不实之辞，而且迄今为止西方尚未发现它的微妙之处。苏联一直在有意地用佐尔格搞到的情报去掩盖苏联无线电截听的工作成绩，去掩盖至今。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时代也未提及的情报搜集方式。可以说，比起佐尔格本人搞到的情报，截听到的情报构成了更重要的有关日本的情报来源。所以，1931年4 月，也就是“满洲里事件”发生前半年（佐尔格到达东京前两年多），“皇道派”的支持者、日本驻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曾向日本总参谋部发过一封电报，后被苏方截获并破译。这封电报比其他任何担心日本进犯苏联的消息都会令人深信不疑。电文中说：
“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
这样一来，莫斯科担心“满洲里事件”会成为笠原幸雄所号召的进攻苏联的序幕就显得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引起更大恐慌的是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与在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将军进行的谈话中所说的话，这些话引自另一封被截获破译的日本电报：
“暂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苏联交战这一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有必要推行旨在与苏联在任何时候开战的对苏强硬政策。但目的应当不是抵制共产主义，而是占领东西伯利亚”。
1931——1932年春天，莫斯科又一次经历了与日本开战前的恐怖的冲击。共产国际秘书处严厉批评了一些国外同志，指责他们不善于捕捉“日本进攻满洲里同备战反苏战争之间的联系”。1932年2 月，共产国际秘书处要求各成员党立即组织怠工并拒绝向日本运送武器：
“要求立即发动群众，破坏经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和资本主义国家港口的武器和军用物资的运输”。
莫斯科的惊恐发展到了多少有点不理智的地步。1932年3 月，它发表了一则引人注目的声明：“我们现在已掌握了由日本军界最高层的官方代表人士制定的文件，其内容是进攻苏联并占领其领土”。更引人注目的是，《消息报》还登载了译自截获的日本电报的部分内容，也就是笠原幸雄建议进行“速战速决战争”和广田弘毅号召“占领东西伯利亚”的那部分电文。
莫斯科打算把这一来自日本威胁的证据公开发表，因为它至少可以说明苏联已搞到了（日本的）情报。而日本根据这些情报也意识到，自己的外交电码和密码已被苏截听机构破译。1931年被解职的电码破译员美国人格伯特·亚德利曾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回忆录，其中谈到美国的“暗箱”（破译机构）已掌握了日本外交信件的密码系统。之后立即爆发政治丑闻。日本外交部长立即公开指责美国这是在搞“夫妻叛变”，因为它早在十年前的华盛顿会议上就曾截获了日本的情报。
1932年春，笠原幸雄被任命为日本总参谋部第二局俄罗斯分部主任。其继任者、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川边寅四郎，向东京报告：事态发展表明，日俄战争已“不可避免”。笠原幸雄对此立刻作了回答：军事准备已进行完毕，“与俄罗斯交战从巩固满洲里方面来看对日本十分必要”。在后来的几年里，苏联的密码破译者同佐尔格的间谍网一样，都把主要任务放在了观察日本进攻的危险上，换言之，都投入到了观察这一终究未成事实的危险之中。
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侦察的主要功绩在于成功地窃听了在柏林举行的德日旷日持久的谈判，双方的主谈人员为德国外长乔基姆·里宾特洛甫和日本武官（后为日本大使）大岛广将军。谈判结果，最终签订了德日共同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议，并于1936年11月25日公布于世。虽然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以前曾向佐尔格提供过不少秘密情报，但这次连他们自己也只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谈判进程的间谍情报。而莫斯科主要是依靠无线电侦察获取了大量的战役情报。1936年春，驻柏林的苏联间谍（他们都归内务人民委员部荷兰间谍站头子瓦尔特·克里维茨基统一领导）获准接触日本大使馆的密码本以及德日谈判密码。“从那时起，——克里维茨基夸耀道，——大岛广将军同东京之间的来往信函常常经我们之手而过”。这样一来，日本与其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的电报，由于被联合截听分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局大量破译，它们无疑就成了有关谈判进程的补充情报来源。
德日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议，从字面上看并不具有更大的威胁性，不过是相互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以及在防范方面的共同合作而已。但在协议的秘密备忘录中却写道，当签约方的任何一方“遭到进攻威胁或成了进攻的牺牲品”时，双方应立即就进一步行动问题进行共同磋商，任何一方不得做出“有利于缓和苏联形势”之举。当然，克里姆林宫很容易从这些含糊的措词中发现德日凶险的用意。因此，在反对共产国际协议发表三天之后，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声明：
“至于德日发表的协议……这不过是另一个协议的掩护，它们实际上是被同时讨论与草签的，后者没有公开发表，他们也不打算发表。我可以负责地宣布，日本武官同德国超级外交家之间进行的15个月的谈判，正是为了搞出这么一个对‘共产主义’只字未提的秘密文件”。
在李维诺夫的讲话中，虽未提及秘密备忘录的情报来源，但却非常奇异地指出了电码破译的事实： “许多人认为， 虽然德日协议以特殊电码写成，而且，其中‘反对共产主义’一词也会用其他词来代替，但人们一定能用各种方法把它破译出来。没错，这种观点非常正确，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来年秋天，克里维茨基回到了苏联，鉴于他对苏联无线电侦察的贡献，他被授予列宁勋章。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认为，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情报侦察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还应归功于对不列颠外交电码和密码的破译工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英国外交部的首次渗透完全出自一次偶然事件，这在情报行当中被称为“天外来物”。1929年，大不列颠外交部通讯司译电员欧内斯特·霍拉韦·奥尔德姆借随同英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巴黎之机，来到了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他自称斯考特，请求与武官见面。接见他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自我介绍为“少校弗拉基米尔”）。奥尔德姆说他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带来了不列颠的外交密码，并说愿以两千美元出售。沃伊诺维奇把密码拿到隔壁房间拍了下来。也许是怀疑奸细行为，沃伊诺维奇回来，显得十分气愤，把密码摔到了奥尔德姆的身上，斥责他的欺骗行为，并把他赶出了使馆。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四局联合分队的密码破译员很快就对奥尔德姆带来的密码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密码可靠无误。于是，“中心”批评沃伊诺维奇未及时付给“斯考特”酬金，并失去与之建立联系的机会；同时命令他一定要找到“斯考特”，如数付给酬金，并重新建立关系。但令沃伊诺维奇感到难堪的是，跟踪奥尔德姆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居然记错了地址，使得寻找工作搁浅。在这以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荷兰的地下人员汉斯·加连尼（在自己人中以“汉斯”闻名）费了很大力气于1930年在伦敦找到了奥尔德姆。一天晚上，加连尼在奥尔德姆下班回家的路上拦住了他。加连尼叫出了他的名字，并用简短的、事先准备的话语说道：“我很遗憾，我们没能在巴黎见面。我知道弗拉基米尔所犯的严重错误，他已被解职并受到惩罚。我是来给您送还本应属于您的东西。”加连尼边说边把一个信封塞进了奥尔德姆的手中，然后横穿过马路，消失在下班职员的人流中。过往行人看到奥尔德姆抓住胸口，腿弯了下去，就上前帮助。奥尔德姆不好意思地嘟嚷了几句感激的话，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就回家了。到家后，他急忙打开了信封，发现里面有两千美元和下次与加连尼见面的指示。有情报表明，奥尔德姆去赴这次约会的初衷是想中断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联系。但加连尼说服了他，后者不仅收回了钱，并且又提供了英国外交部新的密码情报。安全制度以及有关通讯司同事的一些情况。虽然加连尼竭力赞扬奥尔德姆，并邀请他偕夫人去高级饭店用餐，但双重生活的紧张使他不堪重负。1933年10月的一天，人们在他寓所厨房的地板上，发现了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奥尔德姆，立即把他送往医院。但为时已晚，他死在了前往医院的途中。调查表明，由于奥尔德姆常处于“非正常心理状态”，最终他以煤气窒息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利用奥尔德姆提供的有关通讯司工作人员的情报后，又开始招募新人。为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两名间谍人员被派往日内瓦，因为在那里，奥尔德姆的几名同事为国际联盟不列颠代表团做译电员工作。一名曾在英国居住过，当过俄罗斯海员的间谍人员，表现得十分不机智，以至代表团工作人员很快就怀疑他在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而另一名间谍人员，亨利·克里斯季思（哈恩卜皮克，是一个颇有成绩，善于交际的荷兰艺术家，他在不同时期分别效力于汉斯·加连厄、倒霉的伊格纳季·波列茨基（1937年被干掉）以及特奥多尔·马雷（下文中将会提到他）。在他们的帮助下，皮克凭借自身的勉力，成了驻日内瓦不列颠职员和记者***中惹人喜爱的人物。他经常请一些译电员去他在海牙的家中作客，十分排场地招待他们，并大方地借钱给他们。
皮克选择了大尉约翰·格伯·金作为最合适的招募人选。此人1934年作为“临时人员”进入通讯司工作（这份工作不具有领取退休金的权力），他与妻子分手后，同他的情人、一名美国姑娘同居，微薄的薪水时常令其捉襟见肘。皮克以极大的耐心和手段与金慢慢结识，有一次他同妻子还邀请金和他的情人去西班牙度假。在那里他们住的是最豪华的饭店，而且出手阔绰，皮克后来评价这次旅行是一次“真正的享受”，而他对金及其情人的评价则是“一对不可思议的、枯燥乏味的人”。皮克并没有尝试在日内瓦招募他，他耐心等待着最佳时机。直到1935年，金回到英国外交部通讯司工作时，皮克才开始下手。他在伦敦与金见了面。甚至在这里，皮克还隐瞒了自己同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他对金说，一个荷兰的银行家对国际关系方面的秘密情报非常感兴趣。如果金为他提供这方面情报，那么他付给金双倍报酬。金同意了。
为了不虚不列颠之行，皮克向一个曾与他在以前的聚会上认识的名叫康拉德·帕兰的英国商店装修专家建议，成立一个艺术装饰公司，他允诺亲自筹措资金。帕兰同意了，他们租了一栋房子。皮克住的那层楼专门设了带锁的房间，以便皮克在那里拍照由金搞到的文件。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其中有些文件十分重要，并把它们送到了斯大林本人的手中。在这类文件中，有驻柏林的英国大使馆发出的、有关希特勒同其他纳粹头子会见结果的文件。
1935年10月，又有一名苏联间谍（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显得更为重要）打人英国外交部，他叫唐纳德·麦克林。麦克林是第一位不列颠间谍小组成员（后来又招进了四名），他们都是在剑桥大学上学期间或是刚一毕业时被招募的，而后他们又都成功地打人了当局在“白厅”的机构。克格勃始终认为这五名来自剑桥的间谍是那时招募来的最实干的优秀外国间谍，二战期间，他们以“剑桥五杰”著称（电影《七杰》上映后，第一总局就把他们称为“五杰”）。在“五杰”中最先暴露的是唐纳德·麦克林和盖伊·伯吉斯。他们在1951年跑到了莫斯科。金·菲尔比在1963年逃往苏联后被英国报刊称为“第三人”，“第四人”是1979年暴露的安东尼·布兰特，在八十年代，记者们寻遍蛛丝马迹想找“第五人”但始终未果。这神秘的第五人的名字直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筹写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三部的秘史时才被发现，并首次予以披露。
与奥尔德姆和金为金钱而出卖英国外交部不同的是，“五杰”叛逆的动因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把为克格勃工作视为对德国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反应、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体现。下面是安东尼，布兰特在1979年被揭露之后解释自己被招募的原因：
“三十年代中期，我和我的同龄人觉得，是共产党和俄国建立起一个唯一坚固的反法西斯保垒，而西方民主却对德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败坏自己名誉的态度。盖伊·伯吉斯使我相信，如果和他一起为俄国人工作，我就能在反法西斯运动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十年代中期，大部分剑桥高年级学生持冷淡、保守态度。虽然保守分子在牛津和剑桥拥有最大的政治俱乐部， 但他们思想僵化， 回避任何积极的社会活动。1934年初《剑桥评论》的一个简报作者开始发现一种新的倾向苗头：
“近些年在老牌大学中的政治活动领域，主要为社会主义分子，更大程度为共产党员所占领……俄国人的尝试，在大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它被认为是勇敢和建设性的尝试。而总是无法忍受老一辈谨慎、迟缓和阻碍的年轻一代，带有同情心地（经常不取决于政治眼光）倾向于这次为了找到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尝试。”
富于理想主义的高年级学生，对“俄国式尝试”的好感呈增长趋势，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不仅取决于俄国革命的成功，还与不列颠领土上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金·菲尔比认为，在个人政治成长中，对许多同情苏联的青年代表也是如此，成为真正转折点的“那一刻” ，是与1931年工党的颓败和毁灭一起到来。1931年8月，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表示同意担任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的国民政府首脑，由于这一“伟大的叛变”，使得工党在两个月后举行的大选中惨遭失败。至于菲尔比，他觉得：
“反对派在危机时刻居然能够动员组织起来自己的后备力量，而（工）党对此又表现得软弱无力，这一事实难以令人接受。更重要的是。选民们显而易见是富有经验的，但他们却听任那些无耻宣传的影响。这一事实本身不能不使人们对民主先决条件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正当工党党员在“大萧条”时期失却方向的时候，俄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改革正进行得热火朝天。吸引“五杰”的并非斯大林时期俄国严峻的现实，而是社会主义黄金时代的神奇景象：工农国家、英勇地建设新社会、摆脱了不列颠等级制度的虚伪做作，这一神奇的景象是如此地诱人，以至于谁也无法抵制它的诱惑，谁也无法打破这种神话。麦利科尔·马杰里治是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工作的一名优秀英国记者。他目睹了大批英国人在斯大林时代前来俄国参观的情形，他如是描述了那些狂热的“朝圣者”们：
“他们对所见所闻表示出来的狂热，以及他们表达激动心情的方式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之一。他们中有人道主义选举的狂热捍卫者，他们望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大楼，眼含感激的泪花；他们中有分配选举代表制的狂热支持者，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点头称是；他们中有狂热的‘圣徒’，虔诚地翻看着无神论书籍；他们中有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满怀激动之情看着坦克轰隆隆从红场驶过，看着硝烟弥漫的天空；他们中也有站在稠密的居民楼房前的城建专家，他们低声耳语：‘要是我们英国也像这样就好了！’这些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旅游者难以置信的轻信，甚至惊呆了那些接待外宾的苏联官方人员……”
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威廉·怀特，也对斯大林时期来俄国的一些美国人所表现出的天真、幼稚做了类似的描述：
“他们对所见的一切都抱有极大热情，但却不总是符合逻辑；在他们来之前就一直在感受这种热情，访问又使这种热情加倍。有一位来自纽约州的小学生，到一家印刷报纸的工厂参观。在那里她看到了十分神奇的印刷机器。‘真的，这太棒了，——她说。——这种神奇的发明只有在像你们这样的国家才能实现。你们这里劳动自由，没有剥削，大家都为同一目标而工作。我要写一本书，记下我的见闻。’但当她看到机器后部牌子上写着‘纽约州制造’时，顿时感到有些难为情了。”
但对“五杰”来说，他们投身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还不能用“对苏联好感”一言以蔽之。另外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是，他们都把在共产国际队伍中，与法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斗看作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理想来追求。招募来自剑桥的间谍、向法西斯发动十字军远征，这些都是由伟大的共产国际宣传者，二十年代“无辜者俱乐部”（由共产党领导的“知识分子组织”）创始人维利·明岑贝格组织的。在1933年初，德国发生“国会纵火案”，纳粹分子把责任推到共产党员身上，并以此开展了反共产主义的“猎捕妖婆”行动。此时，明岑贝格不得不将其总部从柏林转移到了巴黎。 ‘1933年6月，他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最有影响的“无辜者俱乐部”——“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作家阿图·凯斯特勒记述道，同其它“无辜者俱乐部”一样，这里也要“做出一切努力，使得表面上无一名共产党员同委员会有联系”。法国小组由著名的匈牙利侨民卡罗伊伯爵领导，国际主席由幼稚的英国上院议员，工党党员马利担任。而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刚一同意参加该委员会就很快发现自己已被人称作“主席”了。这些人物的加人，使委员会看起来像个非党派的慈善组织，但实际上，正如凯斯特勒后来写道的那样，领导委员会的巴黎秘书处是“一个在明岑贝格领导下、在共产国际监督下、彻底的共产党的机构……”
明岑贝格于1933年8 月在巴黎发表了无疑是整个共产国际史上宣传成就最大的一份文件……有关希特勒恐怖活动和国会纵火案的“褐皮书”。它立即被译成从日语到犹太语的二十种语言，照凯斯特勒所说，“褐皮书”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圣经”。他还说（当然略带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可能比其他任何一篇抨击性文章都会产生更深远的政治影响”。后来当它变成一本书出版时，在其显眼位置印有如下字样：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主席：爱因斯坦）编写，上院议员马利作序。“我的名字，——爱因斯坦写道，——出现在英国。法国的出版物中，好像这一切都是我亲手所写。这不是事实。这些书里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但鉴于这本书用于高尚的事业，伟大的物理学家就决定不提什么要求了。序言的技艺性也很强，落款写道：“议员马利于伦敦贵族院”。这样就使这本冒名出版的书看起来很具有权威性，并且非常可靠。“我们没有使用那些最轰动一时的文件，——高贵的议员马利努力使读者相信。这本书里所讲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检验，是众多类似事件中最典型的事例”。议员马利是如此的幼稚。以至自己都相信是他亲笔写的序言。
和大多数成功的伪造事件一样，“褐皮书”中许多内容都以“事实”为根据。但正如凯斯特勒后来所说的那样，事实中都掺以谎言和“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炮制的极为“放肆的虚张声势”。按凯斯特勒所述，大部分材料是由明岑贝格的主要助手奥托·卡茨（即安德烈·西蒙）撰写的。卡茨是犹太人，他同明岑贝格一样，是个不标准的信奉世界主义的中欧人，具有巨大的魅力。三十年代，卡茨与出版界、记者界、电影戏剧界都有广泛的联系。在好莱坞——巴贝塔·格罗斯写道，一一那些移民的德国演员、导演、作家非常喜欢他。卡茨与妇女的交往也十分得体，这对委员会和团体的组织工作大有帮助。凯斯特勒也认为卡茨在女性中十分有“吸引力，尤其是对那些具有高尚的、积极的政治意图的中年妇女来说，此感更甚”。
“奥托的一项任务、是受命对明岑贝格实施监视并搜集情报。明岑贝格对此十分清楚却不予理睬。他需要奥托，但他几乎不掩饰对奥托的怀疑态度……尽管并不富裕，但十分奇怪的是，奥托是个十分可爱的人。他以冒险主义者的豁达、容易冲动和乐于助人而异于常人——暂时这还不与明岑贝格的利益冲突”。
帮卡茨写“褐皮书”的。还有亚历山大·阿布什（战前任德国共产党报纸的编辑，战后任东德政府的部长）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的记者。想要弄清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并非一件易事。一位来自英国的记者在巴黎驻留期间发现，对他的每次问询，大家都以兜***的方式回答。
“我很想知道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情况，于是就问：‘这个委员会中有哪些人组成？’回答：‘我们。’我接着问：‘你们是谁？’回答：‘一群乐于救助无辜者的人。’‘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回答重复：‘这是我们的委员会’。”
“褐皮书”严厉回击了纳粹分子有关国会纵火案是共产党阴谋结果的论点。虽然“褐皮书”所用论据很有说服力，但它们同样也有虚假的成分。比如，此书用了一些假材料，试图证明纵火者荷兰人马里纳斯实际上是纳粹主义的主要宣传者约瑟夫·戈培尔所筹划的更大阴谋的参与者；在作案时，以他为首的冲锋队是从地下通道潜人国会的，而这条通道连接国会和国会主席纳粹头子格尔曼·格林的官邱，他们在放火之后又从原路逃回。不仅如此，“褐皮书”还揭露马里纳斯与纳粹同性恋者有染。这样虚构的论据再加上桃色丑闻的渲染，便使得整个阴谋“锦上添花”。
“褐皮书”所做的假说曾一度在反法西斯者中广为流传。直到1962年，西德记者弗里茨·托比阿斯才打破了纳粹分子和共产党双方的谎言。他的证据是：由观察到的现象可知，马里纳斯焚烧国会并无任何人帮助，纯粹是徒劳地挑起人民内乱。托比阿斯的坦诚并没有引起东德人的欣然附和，因为东德当时正在继续炮制新的证据证明“揭皮书”’观点的正确无疑。
明岑贝格把“褐皮书”作为自己的一个得意杰作，1933年夏他来到莫斯科，并受到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高度赞扬。这不仅仅是因“揭皮书”的功绩，还因明岑贝格创建了主要由同情共产党的法律专家组成的“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这些专家能够毫无偏见地公开指出国会纵火案的真相，并认定纳粹是罪魁祸首。一回到巴黎明岑贝格就与卡茨一起制定了一个“国会纵火案法庭调查”计划，这项调查活动打算在伦敦实施，应在莱比锡开庭审理国会纵火案前结束。
“法庭调查”主要由被称为杰出的英国“同路人”N·H·普里特负责。他是工党在议会的著名议员和王室高级律师（后来因为他支持苏联人侵芬兰被开除出工党）。普里特是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个委员会里还有美国民权运动参加者阿图·加特费尔德·海斯，瑞典第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总理乔治布兰廷的儿子，教师莫洛·贾费里、皮埃尔·魏梅林，法国的加斯顿·贝热里，丹麦的瓦利德马尔·赫维德，以及荷兰的贝齐·巴克一霍特。
奥托·卡茨动身前往伦敦去组织调查。在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虽然卡茨作为“臭名昭著的共产党人”已被列入英国安全部的黑名单里，但由于阿图·亨德森先生（前外交部长）和工党其他党员的干涉，卡茨还是被允许进入了英国。当然他们是出于同情的心态来关注调查的。而并不清楚卡茨与苏联情报部门的关系。尽管卡茨作为“委员会无形的组织者”在伦敦受到一定的监视，但他仍旧成功地把调查工作搞得既红火又隆重。 9月13日，议员马利和悉尼·伯恩斯坦在“华盛顿”饭店的豪华大厅设宴招待了这些国际法律专家。第二天调查听证会在社会权利法庭开庭。调查以工党成员，王室律师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先生的发言开始（克里普斯后来在二战时被任命为驻俄罗斯大使，战后又担任了财政部长）。克里普斯先生强调：“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与德国所指控的政党（即共产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卡茨对自己非常满意。他后来炫耀说，这次调查成了“受和平良知委托的非正式法庭”。卡茨把威严同戏剧性成功地结合了起来。许多证人都是经过整容后．出庭的，同时为了防止不透露姓名的证人出庭做证时有人离开会场，法庭所有的大门都被锁上。主席普里特甚至戏剧性地声称：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国民政府试图阻挠听证会的举行。但随着预先精心导演的会议的进行。紧张程度也降了下来。一些像格伯·乔治弗尔斯这样的关注听证会的著名活动家已感到疲倦。虽然法律专家们并未对提供给他们的证据表示怀疑，但他们也并未像明岑贝格和卡茨所希望的那样作出果断有力的结论。这次听证会没能以对纳粹制度的公开审判宣告结束，而是以一个十分谨慎的结论告终。“根据一些严肃的证据我们怀疑，国会纵火案是由纳粹头子策划的。”
明岑贝格和卡茨可能对听证会的结果感到多少有点失望，但这种失望很快就被在莱比锡举行的“公开审理”所驱散，因为这次“公开审理”对法西斯分子来说变成了一场宣传上的灾难。尽管德国法官帮了不少忙，但纳粹的几个主要证人还是露了马脚。另外，共产党员、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西欧局驻柏林前任领导，后来任保加利亚总理）作为主要被告，他在审判中为自己做了精彩的辩护。戈林被纳粹分子诉讼的失败气得近乎发疯，他失去自制地对着季米特洛夫喊：“你等着、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马里纳斯由于从一开始就坚持说他是唯一的纵火犯，所以他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而所有被指控的共产党员被宣告无罪释放。因为在法庭上对纳粹阴谋做了公开的围剿，使“揭皮书”所阐述的共产党的理论又增加了份量。紧接着，明岑贝格、卡茨和同事们又出版了第二版“褐皮书”，书中对纳粹分子在莱比锡法庭溃败一事大加渲染，同时，他们把第一版中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又进行了修改，从而再次引起了读者们的浮想。
同“无辜者俱乐部”一样，明岑贝格就国会纵火案掀起的这场运动，是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初衷相吻合、目的是一致的，并且这场运动也成了获得舆论胜利的法宝。对于明岑贝格来讲，主要任务是赢得社会舆论，但他同时还打算把英国的知识分子也吸引过来，使他们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同法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争。招募年轻的英国“无辜”知识分子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与“法庭调查”工作同时进行的。剑桥大学是明岑贝格的注意目标之一。伯爵小姐卡伦作为明岑贝格的特使，曾被派往剑桥大学搜集听证调查材料和为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的辩护搜集材料。她回想起了剑桥那些共产党员们表现出来的幼稚热情：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剑桥之行，在轰隆作响的汽车里，一名年轻的高年级党员沿途不无悲伤地告诉我说，只要无产阶级专政宣布成立，像牛津和剑桥这样古老而美丽的楼台就要从地球上消失，虽然这会令人十分遗憾。他说这些建筑几世纪以来一直是资产阶级特权的象征。当我对拆楼的必传要性表示怀疑时，他倒怀疑起我的革命精神的真诚性了。我们来到一个学院，那里穿着白色法兰绒海军衫的高年级学生正在精心修剪过的绿色草坪上打网球。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这些出身富贵、讲一口纯正英语的名牌大学的娇子们谈论起苏联时，他们就像在描绘一块理想的乐土，这令我惊诧不已。”
莫里斯·多布陪同卡伦公爵小姐周游了大学、多布曾在彭布罗克郡学院当过经济学教师，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1920年，当英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他作为学术界的第一位代表加入了共产党。并经常在剑桥发表演说，称颂苏联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连国王乔治五世在1925年也对此感到纳闷，为什么允许这样一个以共产主义观点著称的人去鼓动青年。虽然多布也引起了英国安全部门的注意，但这不是因为怀疑他与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而是由于他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并且在一些名不符实的组织中（比如像明岑贝格的“反帝斗争联盟”）从事积极活动。
1931年，多布与年轻的彭布罗克郡学院现代语教师罗伊·帕斯卡尔。在大学的“红房子”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不过，多布有十分积极的一面，也有十分幼稚的一面、在支持共产党、共产国际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行动中，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充当了为苏联情报机构提罗间谍的角色。为了组织无产阶级对纳粹主义的反攻，明岑贝格仿效德国以前搞的秘密“五人组”的样子也在剑桥的“无辜者”和其他年轻英国知识分子中间建立了“五人组”：共同为苏联间谍机构效力。人们后来曾把“五人组”一词与“五杰”和其他克格勃所指的二战和二战后最优秀的剑桥间谍混为一谈。所谓“五人组”，它们是指沙俄时期的地下组织。第一个“五人组”是1869年由革命的大学生谢尔盖·涅恰耶夫创建，陀斯妥耶夫斯基还以他为原形，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彼得·韦尔霍温斯基这个人物。尽管陀斯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主人公当成一个心理变态者，可“民意党”的阴谋家及其追随者还是把恰耶夫看作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
在希特勒上台前， 魏玛共和国最后风雨飘摇的几年中， 德国共产党又重新使“五人组”这种形式活跃起来。1932年夏，德共开始把半公开的党支部都变为秘密“五人组”，其中成员有10－30人不等（“五人组”此时只是一种形式名称，并非所有“五人组”都由五人组成）。只有领导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其他成员的地址，只有领导才有权与下一级党组织联系。
如凯斯特勒所说，德国共产党在来自希特勒的危险面前，表现得如同“被阉割的巨人”。纳粹分子上台前，共产党员不是向德国纳粹党开火，而是向自己的左翼敌人——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难。纳粹分子上台之后，许多共产党员转向支持希特勒。在“第三帝国”时期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主要的倒不是那些地下党党员，而是由希特勒劳动大军中低薪建筑工人组成的松散的反对派党员。共产国际隐瞒了德国共产党这一可能的失败，声称德共已转人地下，“五人组”正在为“推翻希特勒政府、建立新的革命的德国而斗争……”。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明岑贝格的助手谢苗·尼古拉耶雄奇·罗斯托夫斯基，是“五人组”的主要宣传分子。他曾以厄恩斯特·杰里的化名在伦敦居住（后来他曾几次易名），并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1933年8 月和10月；他以“纳粹德国的革命运动”为核心标题，撰写了三篇文章投往激进的英国左派周刊《新政治家》。作者在文章中首次公开承认“五人组”的存在，并坚持说他们不仅在活动，而且干得相当出色。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了秘密革命运动，而且能够建立如此庞大的组织机构，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威慑力，这的确是史无前例……‘五人组’实际上已打入德国的所有工业领域，他们活动在所有工厂和大部分大型企业中。”
“情况表明，在‘五人组’里还加入进来许多以前的社会党人、共和党人、自由党人和天主教徒。他们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捐弃前嫌，只奉行一条共同的政策——反法西斯政策。”
除出版地下刊物、宣传书籍、组织游行和收集“希特勒恐怖活动”的材料外，“五人组”还成功地渗透到纳粹的工人运动中。“五人组”的成员们准备从内部来瘫痪、摧毁其系统。“五人组”以此方式表明了渗透与刺探法西斯情报的必要性。杰里坚持认为，纳粹分子的秘密网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且活动范围广阔，甚至形成了一个隐蔽的“法西斯共产国际”。尽管这是不可信的夸张，但杰里关于“五人组”和反法西斯侵略的无产阶级十字军远征的传奇叙述却深深触动了《新政治家》刊物，和它的许多读者。他们甚至改变了先前对这种信念的不信任看法。出版社编辑坚持说，杰里所述“事实”“确凿无疑”。
1934年3 月，杰里在《希特勒征服全欧洲》一书中，更详细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此书在后来几个月中又再版两次。按《泰晤士报》的形容，“民主人士读了此书感到如芒在背”。因为在这本书和后来的几版书中，杰里竭力暗示读者，在他们面前是简单和明显的选择：柏林或是莫斯科。例如，他写道，“在当今时代，世界分立为两大对抗力量，并处于根本转折的边缘，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和社会的不偏不倚。”依照他的观点，寻找中间道路就意味着走上一条人人皆知的、自由主义的、逃避现实之路。在与同情者的私人谈话中，杰里将这思想说得更加鲜明。“你们英国人，”——他说，“——简直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崇拜者。”显然，自由民主的精粹在这里就被表述为仅仅是对妥协的尝试。杰里的话中之意非常清楚，那就是一一英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打算把自己的反法西斯追求局限于言辞上，就应该与被压迫的德国工人“团结”起来（团结一词也是明岑贝格在与那些尚未形成好感的知识分子们的谈话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词），投身于他们的反法西斯秘密战斗中。对剑桥的年轻共产党员伯吉斯来说，上述思想观点就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真理，据他的一个熟人讲，伯吉斯本人也着手组织了自己的“五人组”。
1934年4 月，伯吉斯的一位密友布雷恩·霍华德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篇对《希特勒征服欧洲》一书的评论。他与伯吉斯一样都被认为是来自伊顿（英国城市，在泰晤士河畔，伊顿学院在此——译注）的马克思主义同性恋者。霍华德把杰里的书捧上了天，说什么“这也许就是用英文出版的关于第三帝国最好的一本书……每一个渴望弄清希特勒主义真相的人都应尽快阅读……这本书首次披露了纳粹运动的进程”。霍华德还赞同对“著名的革命五人组”的分析，并以政治鼓动者的口吻号召英国反法西斯者立即联合起来。
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到安德罗波夫时期在克格勃第五局担任工作人员，杰里的间谍生涯持续了半个世纪。
1933年，在他的帮助下招募了伯吉斯。而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之后。他又得到了监视伯吉斯的命令。这段时间是伯吉斯1963年死前流放莫斯科终日酗酒的最后年月。杰里从不在公开场合详谈自己的间谍生涯，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但在1988年，他终于向西方的一名作家承认，他曾在三十年代从剑桥为克格勃招募过许多才华横溢的间谍，并一直与伯吉斯和多布保持着联系。
伯吉斯与杰里结识时，后者还不到三十岁。这是个身材匀称，个子不高的年轻人，蓄着厚密的胡子，已经开始谢顶。与明岑贝格和卡茨一样，他性格外向，魅力十足，从不以民族为界限来局限自己的交际范围。他与那些靠死读书逐级爬上内务人民委员部重要部门要职的斯大林主义者绝不相同。当杰里在伦敦当“新闻委员会”编辑时，在他手下干了十年的埃迪特·科贝特发现他是个“十分有魅力的人”，因为与他共事总是很愉快。“我觉得，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笑的次数比一生中其他任何时期都要多。”相比之下，杰里更喜欢像毕加索和马蒂斯（法国画家、版画家，装饰艺术大师，“野兽派”主要代表人物之———译注）这样的艺术家。而不是公众极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代表。他总穿着十分讲究的英国衣服，兴致勃勃地看西部片。他也很善于对人表示不敬，这在苏联是想都不敢想的。有一次杰里看完一摞子单调的斯大林讲话后，对埃迪特·科贝特说：“要是有人讲点什么新东西就好了，比方说，“斯大林见你的鬼吧！”但杰里是个共产主义者，同时还是个热爱俄罗斯的爱国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以苏联的成就和“五年计划”所带来的经济变化为自豪，在漫长的记者和苏联间谍生涯中，杰里一直强调“千万不要对革命情绪和青年力量估计不足”：“在近两百年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只惧怕工人阶级。现在它意识到，还有一支需要担心的力量，这就是时至今日它还想让沉默不语、言听计从的青年。”1982年，杰里撰写文章批评“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者”，因为他们在玩弄“大学生们逆来顺受”的感情。可就在这之前的半个世纪，他自己也玩弄了学生们的感情而且干得还相当出色。1988年他承认，他在剑桥的招募活动居然未使他锒裆入狱，实在让人惊奇。
虽然“五杰”中有四人，还有其他一些不太著名的间谍都是在剑桥当大学生时候被间谍机构招募的，但在这一批人物中，第一位也是最有名的金·菲尔比投向克格勃走得却是另一条道路。他于1912年的第一天在印度出生，他父亲森特一约翰·菲尔比当时是英国拉甲政府中的官员，后来成了著名的阿拉伯学专家。与后来他儿子所喜爱的一样，森特－约翰·菲尔比整日周旋于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之间。一方面，他为伦敦《泰晤士报》撰稿，两次当选为议会候补议员、经常光顾伦敦的俱乐部和健身场所。另一方面，他不知羞耻地装扮成阿拉伯人，变成一个伊斯兰教徒，并娶了一个沙特阿拉伯女奴作为第二个妻子。与后来的金·菲尔比一样，他把英国情报出卖给他更有好感的大国——当然，他做这些还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为了表达他对沙特儿子（与第二个妻子所生之子）的喜爱，他把有关中东的文件都交给了他。金·菲尔比在威斯敏斯特上学——也是他父亲学习过的地方，——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29年10月，他又追随父亲的足迹考入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学习。“五杰”中除他之外，1930年考入这个分院的还有安东尼·布兰特和盖伊·伯吉斯。
考入学院后的第一步，是加人剑桥大学社会主义协会，但前两年他的活动仅限于开会。这两年他学的是历史，但并不经心。“三分”（实在一般）的成绩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分数是他三年历史课中第一学年的得分。1931年10月，他把经济选作第二门主课，这项决定恰巧与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民族政府在大选中的胜利不谋而合。胜利是如此巨大，以至整个工党作为反对党在议会中只占有微不足道的五十二个席位。“正是工党在1931年的失败——菲尔比承认，一一第一次真正地触动我去思考对工党的抉择问题。”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在剑桥社会主义协会的工作，协会那时已由共产党员领导。在1932年一1933年、也就是在剑桥的最后一年，他甚至成了该组织的出纳员。但只是在最后一学期前。确切地说是1933年夏天之前，菲尔比才彻底抛弃，按他所讲的，“最后的怀疑”。可以说，影响他作出一生中最重要转变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在1933年3月，恰逢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不久，他去柏林度最后一个复活节假期。在德国，他亲眼看到希特勒大肆追捕共产党，亲眼看到一个纳粹警察国家的建立。所以，当菲尔比回到剑桥时，他心中已充满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作用的决心。
在剑桥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经济学教师莫里斯·多布，他们每次讨论菲尔比写的经济问题的论文。都要花上个把小时。但这些讨论常常越扯越远、并且转成了政治问题。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多布常常强调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受多布思想影响的还有另外一个名叫柯南的学生，他后来曾写道：“我们生活在第三国际时代，它至少在精神上是真正的世界组织，我们生活在共同事业高于民族或地区利益的时代。”
1933年6月，菲尔比以经济学“甲B”的优异成绩毕业。他“坚信，我的生活应当献给共产主义。”后来他说，在剑桥的最后一天还找了多布征询意见——他想知道，怎样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他把我介绍给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而且这还是个合法，公开的小组。”虽然菲尔比从未披露过小组的名称；但可以确定，这就是明岑贝格领导的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极有可能，多布在把菲尔比引荐给明岑贝格时，想都未曾想到，就这样他就确定了菲尔比成为苏联间谍的道路；想都未曾想到从参加共产国际反对法西斯主义秘密战争开始，菲尔比就愈陷愈深。
菲尔比在巴黎与明岑贝格的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从那里“被派往在维也纳的地下共产主义小组工作”。他的秘密接头地点就是伊斯雷尔和吉塞拉·科尔曼的家。他们是波兰的犹太人，一战开始后不久来到维也纳。伊斯雷尔是个谦逊的国家职员，和妻子一样将大半生光阴献给了帮助贫困犹太人的事业。菲尔比经常拜访他们家，当时，在名义上他来维也纳的目的是学习德语，并以自由记者身份工作。那时候科尔曼的女儿科奇·弗里德曼已是共产国际的间谍，这是一个个子不高，热爱生活的已婚女子。一次冬天，他们到雪地去散步，回来时就已成为一对情人了：“我知道这看起来不大可能，——菲尔比向自己的女友，相见恨晚的情人坦白——但这样很温馨，只要习惯就好了。”1934年2 月，科奇成了菲尔比的第一位妻子。在这之前，他已被吸收进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
正如菲尔比本人在一次采访中所说，当这些事件过去了五十年后，只是在他死前几个月，他在维也纳的工作“才引起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注意”。对菲尔比作出“最具潜力的苏联间谍”评价的是克格勃英雄特奥多尔·马雷，他的肖像与其他二十几位克格勃英雄的肖像一起装点着第一局“荣誉室”的墙壁。在其肖像下的官方赞辞中，他最显著的功绩就是招募和领导菲尔比及“五杰”。
当时，担任国外处处长的斯卢茨基将马雷的成功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和天生的分寸感。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人，所以，中欧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都叫他“大马雷”。投诚者亚历山大·阿尔洛夫习惯于不顾情面地评论自己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同事，他不无好感地回忆：马雷“有一张刚毅的面庞和一双坦诚的、近乎天真的淡蓝色眼睛”。他有着迷人的外表和对共产国际理想的狂热执著，这使许多间谍面对他产生了一种心虚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只会使他们更依赖于他；马雷与那些“大恐怖”时期控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截然不同，他是个匈牙利人，一战前他任天主教神甫之职；战时他成了奥地利——匈牙利的随军牧师，在喀尔巴吁山被俄国人俘获。后来他在与一位间谍的谈话中回忆说：
“我看到了惨不忍睹的景象。我看到肢体冻伤的年轻人在战壕里死去。我被从一个俘虏营转到另一个俘虏营，和其他俘虏一样忍饥挨饿。虱子咬得我坐卧不安，许多人死于伤寒。革命爆发之后我不再信奉上帝，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者行列，彻底告别了过去。我不再是匈牙利人，不再是神甫，不再是基督徒，甚至也不再是谁的儿子。我只是个“失踪”的战士。我成了共产党员，直至今天。”
马雷脱离俘虏营之后，他那强烈的、保卫革命不受反革命侵犯的愿望很快就为他打开了通往契卡之门。他那种没有“人剥削人”的“新耶路撒冷”信仰，也不再是一种纯宗教式的观点，而成了伴随他终生的一种坚定信念。但内战和集体化的灾难却深深触动了这种信仰。他回忆内战那段日子；
“我们的红色突击队与白匪军一样清洗乡村。所有留在当地的居民——老人、妇女、儿童都因帮助敌人而遭到机关枪的扫射，我不能听到妇女的叫喊，简直受不了。”
农村“大清洗”时，用马雷的话说，他只好隐匿起来，闭目塞听。他使自己相信，反革命一旦被摧毁，内战的惨剧也会马上过去。但这些惨剧又在集体化过程中再次重演。“我清楚我们在对农民做些什么，——马雷承认，一一许多人或被驱逐出境，或被打死。但这次我没有避开。我相信，我会有机会赎罪的。马雷曾有机会参与了一个案子的审理。一个人为了救治快要饿死的孩子，偷了半袋子土豆，结果被判死刑。马雷说服了自己的上级建议改判这人徒刑。除此之外，他还见了这个人的妻子一面，并告诉她。她丈夫的命保住了。“这件事，”——他说，一一将成为我赎罪的理由。”
“后来派我外出执行任务两周。回来后，当我整理自己的‘公文档案’材料时，发现我的公文卷夫不见了。跑到领导那儿，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开始一起找卷夹。后来找到了，但卷夹上赫然写着：“已被枪决”。
第二天，马雷就跑到国外处请求到国外任职。他的第一项任务，－－显然这是在1932年末一一是到德国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做“地下”工作。纳粹分子上台后几个月，他又来到维也纳。他与上边曾提到的那位英国“地下”人员厄恩斯特·杰里的看法不相一致。杰里总强调德国工人“五人组”秘密战的成就，而马雷则坚持应在德国境外与纳粹主义做斗争。“唯一与纳粹斗争的方法——是在国外斗争。我们在内部没能成功，因此要由外及内行动”。在与国际法西斯进行的秘密战中，马雷凭借自己早期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以共产国际最终必胜的信念感染着其他间谍。
当菲尔比以一名信使身份活动于奥地利地下共产党员之间时，他才第一次体会到了共产国际在维也纳的“地下”人员工作的感觉。1934年2 月。奥地利左派与右派的斗争，按菲尔比的话说，“已达到白热化地步”。右翼政府多利福斯的力量和海姆维的更为激进的斗士们（其组织创始人斯塔里姆贝格公爵曾于1923年参加过希特勒的未遂政变）分别捣毁了工会委员会、左翼报刊、社会主义者组织、援助贫困组织等机构。维也纳的两个街区在隆隆炮声中化为废墟。九名社会党领袖在最高法院外被绞死。菲尔比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勇敢与机智（他主要从事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输送国外的活动），正因如此，马雷看出了他做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潜力。《每日电讯报》记者埃里克·格杰曾描述过菲尔比拜访马雷在维也纳住宅的情景，他引用后者的话说：
“我打开衣柜，想选件衣服，当菲尔比看到那儿有好几套衣服时喊到，‘上帝呀，你有七套衣服，都给我吧。我有六个朋友都为了逃避绞刑躲在城市下水管道里’。我们把衣眼塞进了皮箱。假如菲尔比可信的话，这些衣服都已用来帮助他的朋友们偷越国境，逃往捷克斯洛伐克”
菲尔比后来告诉自己的孩子们，当他在维也纳时，“他被授命渗入英国情报机构，时间没有严格限制”。是马雷交给菲尔比的这项任务，也是马雷在1934年把菲尔比派回了伦敦。紧随其后，另一名效力于马雷的维也纳“地下”人员阿尔诺特·杰依奇、作为督察人员也被派往伦敦。今天，杰依奇的画像紧挨着马雷的画像一起被挂在第一总局荣誉室里。画像下的文字注释表明，对他在招募和管理剑桥间谍方面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几乎与马雷同样高的评价。
阿尔诺特·杰依奇，当时三十来岁，是奥地利的犹太人。有着一副令人愉快的外貌和诸多的才能，许多地方很像马雷和明岑贝格。他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而他在维也纳传统的犹太人街区长大。1923年6 月、他独岁中学毕业。秋天他考人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尽管是哲学系，可许多学生和杰依奇一样都在钻研自然科学。比起在美国或是在英国的任何一所大学，这里毫不逊色，所以，杰依奇的专业水平提高得很快。头四年他主要学习物理、化学。同时也听哲学和心理学的课程。第五年，他主要用来撰写博士论文。1928年7 月19日，即杰依奇过完二十四岁生日两个月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虽然有关他的学位论文众说纷纭，论文头次口头答辩时，三位主考官中的一位甚至还投了一个“不通过”票，但杰依奇还是如愿闯过了第一关。第二次口试的内容，包括更为广泛的学科，并决定杰依奇的最终成绩；考试时，又有两位主考官无法达成一致。什利克教授给他打了“优秀”，而赖尼杰教授只给了个“及格”。最后委员会主席决定，杰依奇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
莫里茨·什利克是“维也纳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小组”的创始人，同时还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1936年，他死于他的一个学生之手，该生由于什利克教授未使其伦理学论文通过而下了毒手。在此事之前的十年间，什利克对在1926年第二学期选修伦理学课程的杰依奇显然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什利克把道德价值与喜悦的感情等同起来，把人的自我实现与心醉神迷等同起来。但在现代社会为了达到心醉神迷的状态，他认为，首先要经历苦难；喜悦与忧愁混同在一起，产生出“任何其他印象都无法到达人内心深处的风暴”。什利克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一定能够不经历痛苦而达到快乐。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杰依奇在档案和履历表中，无论按宗教观点还是按出身，都一成不变地将自己种族填写为犹太族。很难清楚地考察杰依奇从正统的犹太教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信仰的演变过程。但应当指出，无论什利克的快乐代替忧愁的世界模式对他多么具有吸引力，另一幅美景还是逐渐占据了他的思想空间，并最终战胜了前者——这就是共产国际的理论，按此理论所创立的世界秩序中，人们都免受剥削和被掠夺之苦。“二十年代末，杰依奇加人了维也纳心理学家犹太人威廉·赖赫开创的“性俱乐部”运动，这项运动开设了专门门诊，为工人解答有关性的问题。杰依奇领导了一家明斯特出版社，专门出版赖赫的著述和“性俱乐部”的其他书籍。在此阶段、赖赫做出了不一般的尝试，使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交叉。他认为，政治压力和性压力同时袭来，最终导致法西斯主义。一段时间，他认为苏联能够同时消灭这两种压力，并感到莫大欣慰。1930年、赖赫离开维也纳前往柏林，在那里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是三年之后希特勒上台，他被迫逃出德国，在奥地利逗留一段时间后，在斯堪的那维亚定居，并开始了他的研究人类性行为计划－－这项计划如此异乎寻常，它使赖赫赢得了一个理想性高潮的“预言家”之美誉。杰依奇在维也纳参加“性俱乐部”并出版领赫书的内活动，引起了奥地科警方“打击出售淫书部”的注意。后来该部于1934年春开始调查他的活动，“事实上，此时他已准备去伦敦了。
在第一总局“荣誉室”杰依奇画像下的注释中，并未提到他与赖赫的来往。里面只写有：“结束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他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工作”。杰依奇1929年与约瑟芬（婚前叫鲁贝尔）结婚。1933年，他偕夫人来到莫斯科，系统接受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务训练，其妻也成了一名无线电报务员。那时他化名为斯特凡·朗，但1934年，他还是用真名并使用奥地利护照去了英国一一企图在学术界凭借自己的学术头衔建立联系。在伦敦期间，他以大学讲师和研究者身份演讲。起初他并无固定住处，1935年其妻来后，他们找到了一套住宅安顿下来。1936年5 月。约瑟芬·杰依奇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尼涅特·伊丽莎白。
金·菲尔比要比杰依奇晚一个月，即1934年5 月回到英国，开始他与妻子都住在母亲家里。在递交了到政府部门任职的求职申请之后，他立即开始尝试向白厅的渗透工作。但不顺利的是，他并未得到母校经济研究室主任丹尼斯·罗伯特逊和其世交唐纳德·罗伯特逊（二人非亲属）的推荐。丹尼斯在与唐纳德就菲尔比的共产主义热情商量之后，给菲尔比写信说，他们对其热情和聪明才智非常尊重，但不得不考虑到，“他的政治信仰可能会影响他正常履行国家赋予的义务”。于是菲尔比撤回了申请，改走以曲线运动方式打入英国上层权势集团的道路。他到一家自由杂志社上班；，断绝了与剑桥的共产党员朋友的一切来往，极力让别人看出他的政治信仰改变的迹象。当时，阿尔诺特·杰依奇十分同情他，支持他，并劝告他要学会忍耐：
“他说，他对我信心十足；问题只是在于，怎样使我人尽其才，我不能毫无价值地死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或是当一名《每日工人》报的战地记者。更严峻的战斗等待着我，但我必须要忍耐。后来两年他并未给过我任何实际任务，只是偶而考验一下我的信心。 我赴他之约总是空手而去， 而作为回报，总能收到一份平静的“支持”。
杰依奇奉命来到伦敦，是为了建立与伯吉斯和菲尔比之间的联络。伯吉斯也是受“五人组”秘密战的鼓舞，与菲尔比和杰里一样经人介绍被征募到情报机构中来的。假如一位满口教条、缺乏想象力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员处于杰依奇的位置，他一定会说疯狂的伯吉斯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个人才而是块绊脚石。但杰依奇同意伯吉斯的鄙视资产阶级性道德的态度。杰依奇也认为，政治镇压总伴随着性压抑，并且他的这一看法与其参加“性俱乐部”运动完全是一致的。因此他的见解不能不引起“五杰”全体成员，尤其是伯吉斯的极大关注。
无论后来人们对伯吉斯如何赞不绝口，他的童年却既是享有特权的，又是极普通的。他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娶了一位十分富有的女人。在伊顿学院学习一年之后，伯吉斯被送到达特默思的皇家海军学院。由于视力差，作为海军军官的他无法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于是，十六岁那年，他又回到了伊顿。在最后一学年中他不仅在历史竞赛中获胜；同时还考取了剑桥大学历史专业，并获取奖学金。然而，虽然他善于与人交际，却由于公开的同性恋而未被获准进人享有特权的伊顿协会。1930年10月，伯吉斯来到剑桥大学以后，他完全抛弃了小心谨慎的束缚。当时同性恋关系、既使是在成人双方协议下都是严格禁止的，而伯吉斯却在公开场合下自夸与年轻工人同性恋者有“肮脏”的联系。
在剑桥大学，伯吉斯小有名气。他那情感鲜明的话语，英俊的外貌，与生俱来的交际手腕和自信，使他成为同代大学生中的位校者。他无论是在享有特权的“皮特俱乐部”，还是在声誉委实不高的“大学生讽刺协会”中，都被称为自己人。伯吉斯的才智过人，这不仅表现在他具有一定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出众地表现在他那概括总结和生动举例的天赋上。除此之外，虽然他整日忙于社会工作，还不时饮酒，但他没费多大力气就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六月份（1932）历史课第一部分的考试。五个月后，他被选人一个名叫“传道者”的知识分子秘密俱乐部，其成员有教师和大学生，他们都以能在俱乐部中召集剑桥最有才能的大学生而自豪。
如龙维·里斯是“万灵教团” （天主教的一个社团） 年轻的荣誉成员，当他1932年夏第一次在牛津大学见到伯吉斯时，后者“在同时代的大学生中，已成为一名颇具声誉的出类拔革之士”。
“毫无疑问，他无愧于这种声誉。一当时他已荣获学院颁发的奖学金，大家都认为等待他的是学者的锦绣前程。那天晚上，他谈了许多有关彩色写生艺术的问题，我感觉他的思想既十分怪异又热情洋溢。他有着十分广博的知识面。当他讲话时，其样子简直令人倾倒，得体的举手投足之中伴随着孩子般的活跃，他可真是个地道的英国美男子。如果要说到有无荒唐之处，那就是他的言辞使人毫不怀疑他是个同性恋共产党员……我感觉，他说的一切都有些玄深古怪，都透露出他的一些性格本质。”
正如里斯在与之第一次会面时发现的，1932年前，伯吉斯就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最迟是1933年，在莫里斯·多布的鼓动下他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不列颠帝国迟早要灭亡”，这是他为论文答辩准备的几个最喜爱的题目之一。在这个题目中，他对上述结论的强烈预感大大超过了他的老师们。在剑桥印度民族主义者协会中，伯吉斯通常议论的是，帝国内部的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为英国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怕吉斯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容忍英国资本主义的继续，在于这个日趋衰落的帝国的生活暂时还能满足了他那种对享乐的需求感。
伯吉斯对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深信不疑的，因为他认为，先前的哲学家们只打算完善世界，“而问题在于要改造世界”。大学最后一年，伯吉斯开始显露出他的积极性。学校食堂员工一直反对学生放假时他们大部分人无事可做的劳工制度，于是他就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并以成功告终。一边满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颓废享乐，一边又将一生献给消灭这种制度的事业，这就是伯吉斯年轻时的性格特点：“既要吃卒，又要将军”。
由于党务缠身，同时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伯吉斯这次没能像第一次那样轻松通过历史课第二部分考试。1933年夏天，他在毕业考试时病倒，由于有患病证明而被授予普通学位，获得这种学位的人通常都是有能力取得高等学位，但因各种原因无法通过考试的人。尽管如此，人们一如既往地认为，伯吉斯在学术上前途无量，他也着手撰写题为“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博士论文。满心希望获得一个在剑桥从事科研工作的奖学金持有者称号。
甚至在大学期间，伯吉斯就具有宠幸于人的本领。他不仅会讨老师、还会讨同学们的喜爱。加龙维·里斯虽然不是同性恋者，并且在与他第一次见面时拒绝了伯吉斯诱惑的企图，然而还是马上就成了他的密友。从这时起，伯吉斯在他们的关系中开始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伯吉斯的活动越来越积极，他企图打动更多一些同性老师的心。公认的牛津古典主义者莫里斯·鲍尔、沃德海姆学院系主任，曾与伯吉斯有过暧昧关系，而且疯狂地爱上了伯吉斯。里斯发现伯吉斯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希望控制别人……虽然，有时他也把自己扮演成费加罗的角色，但为他人效劳只是形式、最终操纵别人才是其真正的目的。鲍尔认为，凡受伯吉斯控制的人也都有心情复杂的一面，他们经常感到绝望，经常因自己的非法性生活而有一种负罪感。的确，伯吉斯对他们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性作为基础的：
”在对待那些情人的态度上，伯吉斯粗鲁甚至残暴，但同时在他的性行为中也有些高尚的东西……他与自己的大多数朋友都睡过觉，而这些人往往并不是都令人讨厌。同他们做爱，伯吉斯使他们从各自所经历的失望和内心痛苦的压抑中解脱出来……当这种关系不再继续时，伯吉斯都有本事让他们继续依赖他。他继续协助他们解决许多头痛问题，其中包括不满意性生活的问题，这一点也证明了他所占的统治地位。每当听完困扰他们的情感问题，伯吉斯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还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新伙伴。对这些人来说，伯吉斯既是个听取忏悔的神甫，又是个撮合私通的“媒人”。
安东尼，布兰特是受伯吉斯影响时间最长的人之一，伯吉斯的那些令加龙维·里斯难忘的水彩画艺术观点就是从布兰特那里听来的。安东尼·布兰特是剑桥“五杰”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布兰特的父亲是圣工会教堂的神甫，他与上层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他去世的时候，安东尼正在剑桥大学读三年级。乔治五世的夫人科罗廖娃·玛丽亚在给神甫遗孀希尔达的信中写道：“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为什么在世间多多行善的人要离我们而去，而同时却允许那些毫无用处的恶人继续生存？”安东尼由于很少见到自己无罪的父亲，所以对母亲极其依赖、关于他的母亲，其兄威尔费里德曾经说，她是一个“十分善良、具有清教徒简朴品行的妇女，甚至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也从不撤谎”。当布兰特满四岁时，其父被任命为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神甫。他的家庭也在法国安定地生活了十年。这段时间使布兰特“对法国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并成为他看待生活中许多事物的决定因素。从小布兰特就受到崇拜艺术作品氛围的熏陶”、在马尔博罗苦读十四年的学校里，据他的密友和同龄人、诗人路易斯·马克尼斯讲述，他曾以虽然年幼却对艺术造诣颇深，并鄙视保守势力而名声大振。布兰特曾对下一辈的小校友讲过如下的话：
“为了显示自己的超常果敢，我们竭尽了全力。我们曾高傲地挥舞着丝绸手帕进人礼堂，任何人也不能阻止我们，因为没有一条规矩不允许这样做。每星期六我们都去运动场，那里每天傍晚都有一些别的孩子在玩球。我们总会把他们搞得勃然大怒，因为就在他们的地盘上，我们把皮球涂得花花绿绿格外刺眼，然后传来传去。”
在马尔博罗，布兰特就对资产阶级那一套政治观点鄙视不已。据马克尼斯说，“他对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说，他……认为政治话题根本不值得一谈。”
布兰特最感兴趣的艺术史， 作为一门课程， 在六十年代初才在剑桥开设。而1926年，他考入剑桥时，没有一所大学教授艺术史。至于库尔托尔德学院（布兰特后来曾任该院院长）则成立于1931年。布兰特考取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并得到了数学奖学金——这对一个主要天赋都在美学和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成功。然而数学毕竟不能使他如醉如痴。1927年6 月，即第一学年末，当他以“良好”的成绩通过数学课程第一部分考试后，即决定转向钻研外语，因为这已同他喜爱的欧洲大陆艺术和文化相距不远了。1928年，布兰特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外语课程的第一部分考试，而且法语（自幼他就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都得了高分。1930年，布兰特又以“优秀”功成绩通过了外语课程的第二部分考试，并拿到了毕业证。1928年5 月他被选入“传道者”协会，毫无争议，正是协会的同事、著名数学家阿利斯特·沃斯顿（后来成为海军部的技术军官，同时也是克格勃的间谍）第一次使布兰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兴趣，并促使他走上了深入钻研之道。布兰特的共产主义观点开始逐渐地在积极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来，许多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很同意年轻历史教师斯蒂文·兰西门对大学生布兰特所做的评价：“看上去他总是过于自满。但同他打交道却使人感到愉快。”
在诱使布兰特为苏联情报机构效力的过程中，伯吉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即1930年10月，伯吉斯在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上大学，而布兰特也在那里搞学术种研工作，正是布兰特在两年后介绍伯吉斯进了“传道者”协会。这段时期，布兰特因对“写生和普桑（法国画家，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一一译注）理论史”研究卓有成效，而被选进特里尼蒂学院的科学委员会。人们经常看到新任的科学委员会委员和新来的“传道者”形影不离。
二人亲密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性关系在起作用。布兰特在生理上更狂热地追逐年幼的伙伴中。而伯吉斯在择偶方面却比较审慎，也许就是他使布兰特摆脱了心理上的某种束缚， 把他带进了无产者同性恋的***， 使他享受到了与那些人的“肮脏”关系所带来的快感。一但还应该说，那时真正吸引鲍尔和布兰特的主要是伯吉斯的才智、优雅的谈吐和宽阔的眼界。加龙维·里斯与伯吉斯第一次见面时，他简直被镇住了。伯吉斯既能够把自己对艺术的执著同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学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又能把这种学说与他到剑桥帮助组织的公共汽车司机罢工有机地结为一体。1972年，也就是布兰特的公开叛变被揭露的前七年，他曾经公开反对那些企图贬低伯吉斯在剑桥的日子里所表现出的出众才能。
“我认为需要提请注意饰是，他不仅是一个我所打过交道的、在智力上最发达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勉力十足的活生生的人。”
与约翰·科恩福特或詹姆斯·克拉格曼（剑桥大学生中两位最著名的党务活动积极分子）相比，他的兴趣范围要宽广得多。虽然他倔强而又固执，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一切都感兴趣，并且关于任何话题他都能谈出自己有趣而独到的见解。
为使布兰特确信，他的职责就是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体现在为共产国际做出的实际工作中，体现在最终为克格勃效力，体现在与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斗争中，伯吉斯竭尽全力地对布兰特施加影响。他之所以这样做可以用他最喜爱的克洛德·科克伯恩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你的行为以某种方式与你的言语相一致的时刻到了。这就是所谓的‘真情时刻’。”
这个时刻的真正到来是在1933年。那时，伯吉斯受杰里的“与反法西斯‘五人组’团结起来”的理想所鼓舞，也着手建立了剑桥“五人组”。布兰特在其1933年（这是他仕途的转折时刻）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1933年秋，剑桥突然之间就传遍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时间我是不会记错的，那时我由于免修秋天的课程，正好在休假。待一月份（1934年）回来时，我发现几乎我所有的年轻朋友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了共产党。剑桥一夜之间似乎换了一副模样。”
布兰特那时还不能公开谈论剑桥的“巨变”是如何影响他的。伯吉斯那时宣称，“真情时刻”业已到来，布兰特应将自己全部力量献给反法西斯的共产国标秘密斗争。1933年秋天的学期末，伯吉斯在罗马与正在休假的布兰特见了面，当时布兰特借宿在罗马一所英国学校图书馆馆员埃利斯·沃特毫斯那里。沃特毫斯房东并不清楚布兰特与伯吉斯所从事事业的性质。可是他说，在伯吉斯到来之前，“他们的谈话从未涉及政治。但这却是伯吉斯唯一想谈的东西。他在政治上是个行家里手。布兰特也竭力不落后于他”。很可能，就是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首都罗马，伯吉斯把布兰特吸收进了旨在协助共产国际进行反法西斯秘密斗争的“五人组”。
除布兰特之外，伯吉斯“五人组”活动初期的最大收获，就是把特里尼蒂学院的学生唐纳德·麦克林（十八年之后他被迫逃往莫斯科）争取到手。麦克林的父亲、唐纳德·麦克林爵士是出生于英国的苏格兰人，是长老会的律师和自由党派的政治家。1932年猝死前，他曾担任拉姆齐·麦克唐纳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主席之职。对唐纳德爵士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崇高的道德准则，基于此种原则，他把儿子送到了格列舍马学校，校长埃克斯对每一个新生都要灌输“真诚、坦率、诚实、纯洁、艰苦以及爱劳动”的思想。为了保持纯洁、防止孩子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早期性试验，每个男孩子的裤袋都被缝上。格列合马学校最有名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诗人的奥登，1934年写道：“我反法西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学校中曾经推行这种法西斯制度。”
麦克林对这些制度的反应倒没那么强烈。没有有力的证据说明他恨（或是不太喜欢）自己的父亲或那所他学习过的学校。他赞成学校搞橄揽球赛，因为在竞赛中获胜就可获得进入剑桥特里尼蒂学院的权力，当然这不如在大学里获得学位那么声名显赫。中学毕业时，他是一个以思想纯洁而获得好名声的学生。但与菲尔比和伯吉斯不同的是，他早在中学就初次认真地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他的校友，后来成为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成员和党史学家的诺尔曼一约翰·克拉格曼说，他在格列合马学校入党是为了气恼那些领导。在中学时代，麦克林就过着双重生活，他向父亲隐瞒了他已不再信仰上帝的真情，并且，他的政治观点也越来越左。如果1931年他没有入党的话（也就是他成为特里尼蒂学院学生前），那么可能就是在大学一年级时他入了党。 介绍他与伯吉斯相识的，是外语专家、他的朋友克鲁格斯。而“猛兽”伯吉斯毫无例外地又成了两性同体的麦克林的第一个情人。把麦克林从性问题中解脱出来之后，伯吉斯又企图在其他方面占有他。后来伯吉斯曾讥笑麦克林说，“他那硕大的，虚胖的，白白的，象鲸鱼一样的身体”能够给他带来某种快感。而事实上，麦克林高大魁梧、强壮有力，并与伯吉斯一样十分英俊，令同性、异性都十分迷恋。
伯吉斯同时还为麦克林在政治问题上指点迷津。很可能就是在、1933年秋那个学期中，即伯吉斯去罗马会见布兰特前不久，他成功地将麦克林吸引进了自己那个即将投入反对国际法西斯秘密战中的秘密小组。1933年，麦克林对剑桥大学一家主要的学生刊物进行了采访（这家刊物曾在一篇文章中好奇地暗示过麦克林在性和政治中的双重生活方式）。采访一开始，麦克林就首先声明，他过的不是双重生活，而是三重生活，然后他就不无幽默地依次描述起这三个角色来。他刚开始扮演一个爱美的同性恋者：“我刚穿上绒布短裤，你又打来电话……下次约会你一定要来我这儿，到时会有奇花的海洋。所有人的穿着打扮似在神话中一样……”；然后他又扮演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子汉：“刚要吃煎牛排，就听见你在大叫。大家欢聚一堂，还有非常美丽的服务小姐暗送秋波”；最后扮演的是一名深深迷恋于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我现在很忙，我想弄清米德尔顿是否是个唯物论者或者仅仅是个辩证者……关键在此。每个人都应工作。所以我在这里。”
和德国的“五人组”一样。伯吉斯的“五人组”并没有固定成员，而且在人数上也没有明确的限制。可能阿利斯特·沃斯顿和詹姆斯·克拉格曼就是首届成员中的人物。但克格勃并未将此二人与伯吉斯、菲尔比、布兰特、麦克林和那个1935年被招募的“第五人”等量齐观。
1934年春，伯吉斯更换了研究课题，他将“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换为“印度士兵的起义”。但伯吉斯在这件工作上已缺乏足够的创作冲动，原因是这种冲动越来越被反法西斯的秘密战吞噬了。5 月份，即菲尔比返回伦敦来到剑桥后不久，伯吉斯就搞到了有关菲尔比在维也纳与共产国际地下工作者联络中冒险经历的第一手情报。当时，伯吉斯对菲尔比大加赞赏，用加龙维·里斯的话说，他的评价之高甚至使人难以置信这些评价所依据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有可能也是在5 月、在一家咖啡馆里，伯吉斯与杰依奇见了面，同菲尔比一样，他只知道对方叫“奥托”。伯吉斯写信给菲尔比，汇报了自己在招募工作中的成绩。菲尔比马上回信并向他表示祝贺。1934年夏，经杰依奇同意之后，伯吉斯为了护送牛津大学共产党员德里克·布莱克（后来死于二战）去了趟德国和莫斯科。德国之行正巧碰上了富有戏剧性的事件的发生。他们还未来得及同年轻的德共党员商量逃往莫斯科的对策，就听到了枪炮声。这是在1934年6 月30日的“长刀之夜”，这一夜，希特勒与纳粹党中的对手正在算总帐。
据伯吉斯的一名亲信随员说，伯吉斯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与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主任皮亚特尼茨基，前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见过面。此行使他更加坚信他是在为组织反法西斯秘密战的共产国际工作。但他刚一回国，杰依奇就使他相信，为了进行秘密战，他应和菲尔比一样从事地下工作，要中断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络。伯吉斯二话没说就照办了。但就他的朋友们看，他却表现得有些怪诞、有些出格：他把斯大林归人法西斯独裁者的行列，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未来的预兆”。他甚至在“传道者”的秘密会上也隐瞒自己的政治信念：
“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总有现成的引文、可笑的趣闻、不合时宜的比较或带污辱性的随机应答。如果协会讨论什么政治问题，他就喜欢用其内容令人费解的隐喻发言。假若直接让他说出自己的观点，他就瞪大那双神采飞扬的蓝眼睛、用他那使人无法反击的满含笑意的目光看一眼提问的人，然后开始讲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杰依奇不仅为伯吉斯规定了几条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还要伯吉斯放弃其初期计划中仿照德国“五人组”的样子，建立共产国际支部的打算。与剑桥每位新招募的学生进行单线联系工作方式的，首先是杰依奇，然后是马雷。但伯吉斯很瞧不起这种死板的工作方式。他把间谍工作看作是与朋友们一起干的社会工作。正如菲尔比后来所承认的，正是伯吉斯坚持要在我们所有人中保持联系，也正是由于这种执拗，几乎导致了菲尔比在1951年的覆败。
按杰依奇的提示，麦克林与伯吉斯同时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1934年6 月，麦克林以优异成绩通过毕业考试，那时，他的愿望是要么去苏联教英语，要么留在剑桥着手哲学博士论文工作。他把博士论文题定为“吉恩·凯尔文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资产阶级的兴起”。但他这年夏天并没有着手这项工作，而是对母亲说，他想试试能否到外交部任职。麦克林夫人很高兴，但却想知道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是否会妨碍他的打算。”你可能以为我像风信标一样打转转、绕***，——他回答——实际上，我不久前就不再干那些事了”。第二年几乎整整一年，他都泡在离不列颠博物馆不远的课外老师那里，准备1935年8 月的入外交部考试。成绩自然又是十分优异。后来麦克林讲述了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被问及在剑桥所表现出“共产主义思想”时的情景：
“突然给我提这么个问题；是说谎呢还是放肆地兜***？我决定兜***。‘是的、——我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并且我还不彻底放弃这种思想’。我想我的诚实会令他们十分满意，因为他们对我直点头，然后是彼此笑了笑。最后考试委员会主席说：“谢谢，就到这里，麦克林先生。”
1935年10月，麦克林第一次踏入了外交部的大门，成了皇室外交机构的新成员。从那时起，他也就成为“五杰”中打人政权核心的第一位人物。
伯吉斯为获取国家机密，耗费了大量时间。1934年末，他的研究工作停止下来，他决定离开特里尼蒂学院。离开剑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他大学同学的母亲当财政顾问。这位朋友就是“传道者”协会的战友、后来成为议员的维克多·罗特希尔德。伯吉斯与杰依奇经常在咖啡馆会面，两人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在预计的较长一段时期内打人政权内部，并尽可能渗入秘密情报机构这一问题。带着这一目的，伯吉斯曾经试图在保守党情报局里谋到一个位子（这个机构当时是由前英国安全局调查处处长、后来任首相张伯伦贴身顾问的约瑟夫·博尔领导），但这一企图事实上未能如愿。
但是，到1935年末，伯吉斯慢慢成了保守党年轻议员、同性恋者、大尉杰克·麦克纳马拉的私人助理。里斯认为此人“持极右观点，完全可称得上是法西斯分子”。伯吉斯在谈自己的雇主时既热情又鄙视；他又在扮演费加罗的角色——名为奴才，实为主子……“费加罗”和他的雇主为搜集情报去过几次纳粹德国。据伯吉斯说，几次德国之行，很大程度上是和希特勒分子中的同性恋同情者搞了一些恶劣勾当。伯吉斯同“大陆同性恋同盟”的关系处得很融洽。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是爱德华·法伊弗， 他是爱德华·达拉季耶（1936年1月一1940年5月任法国国防部长，1938年4月一1940年3月任首相）的办公厅主任。伯吉斯向朋友们讲述那段十分恶劣的往事时说：“他，法伊弗，还有两个法国部长内阁成员……在巴黎一家男妓院过夜时，他们把一个剥得精光的小男孩绑到桌子上，边用皮鞭抽打，边围着桌子又唱又跳，手舞足蹈”。
与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林不同的是，布兰特没必要把自已伪装成一个政治上持极右观点的人。因为他过去从来就不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积极的共产党员，在他的历史中，也没什么需要隐瞒的东西。他在三十年代对文艺批评工作所持的充满马克思主义的中世纪的思想观点，无论对于时局动荡的世界，还是对于斯大林理论家的论战来说都太遥远了。但是一位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还是不公正地指责他，说他试图把艺术史非政治化，还说他对艺术史的态度是以“形式主义和非道德角度为出发点的”。布兰特在三十年代所持观点的主旨，就是艺术无法与社会分割：
“艺术作品由艺术家创造；艺术家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们的观点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受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影响。因此，对艺术作品的评价不能仅从历史角度来看待，也许只有从人类、从社会的立场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1935年，布兰特去了一趟苏联，在此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立即就表现在一篇文艺批评的文章中，而且这种倾向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他认为，“脑力劳动者再也毋需惧怕承认世俗的诱惑，周为共产主义同立体派一样更加有趣”。他继续号召成立艺术家协会，把博物馆从游乐宫变成古典艺术品展览室。也许，正是俄国之行后，他开始了与阿尔诺特·杰依奇的经常性会面。杰依奇说服这位艺术界激进的批评家， 要他装出对党内事务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 迈克·斯特赖特、一位1936年6月 加入“传道者”协会、剑桥特里尼蒂学院年轻的英国经济学者，在听完他在协会会议上的发言之后得出结论。那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后来，在1937年初。当布兰特想把他招募为苏联间谍时，他才明白，是他错了。
由布兰特招募的最重要的间谍、人称“第五人”的是约翰·克恩克罗斯，他也是特里尼蒂学烷的学生。作为整个克格勃史上国外最精干的间谍小组“五杰”的成员之一，他同菲尔比、伯吉斯、布兰特、麦克林一道弛名于总部。但是，如果没有罗杰尔·霍利斯的阴谋假说，如果没有其他在八十年代迷惑了许多出版物的假证据，克思克罗斯早就会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出示确凿证据之前，作为“第五人”昭然于世。他是五人中最后一个公开暴露的，比起其他四人他打进了更多的政权核心、情报机构。他剑桥毕业不到十年，就先后在英国外交部、国库、政府部长私人办公室、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秘密侦察机构任职。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克格勃第一总局英国处处长德米特里·斯韦坦科，用一种“带有极大的虔诚、赞叹和尊敬”的口吻来评价克思克罗斯：“除菲尔比外，克恩克罗斯的功绩与‘五杰’中的任何一个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起“五杰”的其他四人，克恩克罗斯在学业上的成就更是引人注目。他1913年出生于格拉斯哥市的一个贫寒之家，但却是书香门第。其兄阿列克（与克格勃无联系）后来成了杰出的经济学家，他曾是政府经济部门的领导，管理过在牛津的彼得学院，后来当上了格拉斯哥市立大学校长。与阿列克一样，克恩克罗斯也考入格拉斯哥的汉密尔顿学院，并获取了奖学金。1930年满十七岁时，他正处于政治传统与“大镇压”下社会不公的影响之下。在格拉斯哥市立大学，他两年内修完了法语、德语、政治经济学和英语。然后又去欧洲进修语言知识。1933年——1934年，他是在巴黎度过的。他用一年时间在那里获得了哲学副博士学位。之后他被招人剑桥的特里尼蒂学院。可能从那时起他就与明岑贝格领导的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建立起了来往。
当1934年10月克恩克罗斯来特里尼蒂学院继续深造法语、德语时，他就已是公开的共产党员了。由于他在巴黎已获得学位，这样他就可免修外语研究生课程的第一部分，然后他仅用两年时间又获得了人文科学学士学位。在剑桥克恩克罗斯的法国文学辅导老师是安东尼·布兰特，他每周都给克恩克罗斯上单人课程（剑桥所说的“答疑”）。布兰特那种令人鼓舞的举止从阶级斗争的严峻现实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都深深打动着这个热情的苏格兰共产党员。后来、布兰特介绍他与伯吉斯相识，并使他们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四十年过后，克恩克罗斯在隐瞒了他为克格勃工作的大部分谈话后，在一次采访中说，他认为伯吉斯是一个“十分有趣，富有魅力，不留情面的人”。1935年伯吉斯来剑桥时把克恩克罗斯招募为共产国际间谍，使其效力于国际反法西斯秘密之战，并把他同时介绍给了阿诺将·杰依奇。1936年克恩克罗斯中断了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系，并申请到英国外交部工作。1936年夏，他以外语最高分的成绩从剑桥毕业，校方曾建议他上研究生。但他还是以高出第二名近百分的优异成绩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考试。这年秋天，克恩克罗斯成为继约翰·金、唐纳德·麦克林之后的第三位在英国外交部供职的间谍。
起初“剑桥五人组”的工作有重复现象，大尉金从外交部把情报传给皮克、而杰依奇同时又在沃尔维奇火药库组织间谍小组。这一切促使国外处于1936年初派马雷到伦敦，以便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活动统一控制起来。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合法”间谍头子阿伦·瓦茨拉沃维奇·舒斯特尔却未参与具体活动，他只是为他们提供与莫斯科中心的联络渠道，同时给他们以有力的“非法”援助。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对马雷在物色间谍、鼓舞他们斗志，并赢得他们忠诚方面的才能十分敬仰。虽然有时他也担心马雷会为自己的过去而进行自我折磨。有一次，马雷在和一个间谍在饭馆喝得酪配大醉之后，就开始回忆起他不愿看到的骇人景象。赫达·马辛写道：“只要这个理智的、高贵的人一喝酒，就马上陷人可怕的抑郁症中，并开始自我侮过。当这一切可怕的东西过后，他又恢复了正人君子的模样。但后背的冷汗却冒个不停。”马雷曾经狂热地爱恋过伊格纳季·赖斯手下的间谍格尔达·法兰克福特。但正如赫达·马辛所说：“莫斯科知道他贪杯如命就强迫他娶了个他不爱的俄罗斯姑娘，充当保姆和监视者。”
马雷和妻子用伪造的名为波尔和莉吉娜·哈尔特的奥地利护照，于1936年初来到伦敦。他向大尉金自我介绍为“彼得尔森先生”，是一家（根本不存在的）荷兰银行的职员。开始时，金是在回家路上把从外交部搞到的文件复印件带给皮克。然后， 从皮克的工作单位由电气工程师、 英国共产党员梅伊和为共产国际当邮递员（外号“朋友”）的布莱恩把复印件带走。布莱恩强烈反对国家的学校教育体制，他为苏维埃工农国家的浪漫代表所鼓舞，他相信他在完成共产国际的任务。一天，当他看到在金打开的包里有外交部的文件时，他简直惊呆了。从金那儿搞到的最重要的材料是由马雷用马安的名字从使馆向莫斯科以电传形式发出的。其他文件通过布莱思或其他邮差之手传递，最终，一切文件都由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德国摄影师沃尔夫·列维特在工作室中重新拍摄复制。
刚开始时，麦克林在外交部是搞国联和西方局（主要与荷兰、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瑞士和国联问题打交道）工作的。但他能接触的外交部文件比处在有利位置上的金要少的多。尽管如此，他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都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情报却很重要，正如他后来所写：“我们之所以众志成城，一切都是为了让法国和苏联政府把西班牙政府从佛朗哥和纳粹分子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但马雷把麦克林看作一个“长期”间谍。当麦克林在外交部开始其仕途生涯时，他命令麦克林把主要精力放在混个一官半职上，而不是搜集情报。而麦克林在这方面也的确成就非凡。1938年3月 ，他以使馆三秘身份被派往英国驻法大使馆工作，这应是他的第一项国外任职。干部机关在推荐信上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已故的唐纳德·麦克林先生之子麦克林，作为自由党议员大概很为大家所熟知，在外交部的两年时间内，他工作成就卓著，是西方局的骄傲。他性格开朗，聪颖过人，而且还英俊潇洒，我们认为他在巴黎无论在与人交往还是在工作中都会成就非凡。”
在当时，有关麦克林的仕途还有另一种传闻，说当局有意让他任部长助理之职。
在麦克林到外交部一年后，即1936年秋，约翰·克恩克罗斯也来到这里，但他却不善于在短时间内表现自己。后来两年中，他曾先后在美国、国联西方、中央局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一段时间他曾与麦克林一同在西方局工作，据他说，他有机会接触“大量有关西班牙内战进程的情报”。但他却不像麦克林那样魁力十足并善于与人交往。虽然他也努力与白厅人搞好关系，但还是没有交上几个朋友。涅维尔·张伯伦（1869－l940年任英国首相，1937——1940年任保守党领袖一一译注）的私人助理、后来邱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认为，他“很聪明，但有时举止怪异，令人讨厌。”后来他回忆：“克恩克罗斯总请别人吃饭……但他自己吃得很慢，我简直没见过有比他吃得更慢的。”克恩克罗斯总是把在白厅吃饭时谈话的详细内容记录下来，然后报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外交部干了一年之后，马雷建议他设法调往财政部，因为那里还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1938年10月他调往财政部，外交部的人在为他松了一口气之后又为他惋惜，因为他们知道正是他的呆板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外交家。
当伯吉斯看到由他招募的克恩克罗斯比他本人还迅速地打入白厅时，当然很不愉快。1936年末，伯吉斯当上了“BBC ”的制片人。此时，他开始寻找过去和现在与情报工作有联系的人，并请他们在电台讲话。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卫·福特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政治侦察局副局长（后来的局长）。可以设想，如果他哪怕有一秒钟意识到他1937年夏发表的关于阿尔巴尼亚形势演说的制片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时，他会有何反应。一年之后他仍未走出迷津，而且还因为着迷于伯吉斯对国际局势的酷爱，帮他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找了份工作。
伯吉斯就这样又工作了几年。这期间还常回剑桥与“传道者”协会的朋友们见面，也常与布兰特一起商量为苏联谍报机构进一步物色合适人选的事情。1937年初，布兰特打算招募迈克·斯特赖特人伙，这之后迈克认为，伯吉斯就是“隐藏在布兰特身后的那个人”。外号叫“狮子”的伦纳德·杰里·朗是布兰特招募的主要间谍。他上剑桥时已是个共产党员了。1935年10月他获得优异成绩，并完成了现代语论文。“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朗回忆说，“对社会不公现象感受极为深刻”。布兰特一直注意着他在法语学习上的进步，而且还在1937年5 月把他选入“传道者”协会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几乎就在这时，布兰特把他招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与招募斯特赖特一样，布兰特在招募他之后，并没有马上给他下达指令，而是马上转入下一个招募对象。据朗回忆，“布兰特从未打算恐吓我。因为我们都对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坚信不移”。二战期间，朗作为苏联的“第二梯队间谍”一直听从布兰特本人指挥。
虽然金·菲尔比比“五杰”其他人出名要晚，但他最终成为他们中间最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间谍、从维也纳回来之后，他就整日忙于枯燥无味的“反思的反思”，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他在与法西斯的秘密战斗中起得作用多么微小，他在获得杰依奇支持后成就也多么不起眼。他的第一桩功绩（虽然微不足道）算是在外交部秘密备忘录中所记载的亲法西斯英德协会对他的“好评”。说他与戈培尔和德国宣传教育部“来往甚密”。菲尔比曾临时性地在英德协会中忘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差点在一家德国出资开办的贸易杂志社中搞到一份固定工作。虽然此项工作无甚成效，但他与德国驻伦敦大使冯·里宾特洛甫见过几面，并且不止一次到过戈培尔在柏林的宣传部。
1936年7 月，菲尔比在柏林得知西班牙内战开始的消息。也就在那时，他才作为一个情报员以记者身份接到了第一项任务。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道：“我的直接任务就是搜集法西斯军事行动的第一手情报。”与往常一样，仅从他的回忆录还不能使我们全面了解真实情况，而戈尔季耶夫斯基所提供的材料才使我们能够猜出菲尔比在西班牙的工作秘密。1940年初，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叛逃的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英国受到了简·阿彻的审问。这个女人是菲尔比所见过的英国安全机构中第二个能干的工作人员。 菲尔比在回忆录中写道， 阿彻从克里维茨基那里逼出了有关“苏联情报机关派一名年轻英国记者到内战正酣的西班牙”的诱人情报。“这个年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而“诱人的情报”就是有关刺杀佛朗哥将军的计划。1937年初，叶若夫给梅伊下令把他的英国间谍以记者身份派到西班牙，以便这些人打人佛朗哥将军身边，帮助组织刺杀。菲尔比说服一家伦敦报社给他开了一张采访军事事件的编外记者采访权证明。1937年2 月，他来到了西班牙，一到目的地，他就不停地向《泰晤士报》发送有关佛朗哥军队地区战况的文章。
在还未来得及认真工作之际，菲尔比作为苏联间谍的仕途有一天差点儿就给断送了。他认为，之所以逃过劫难全靠他的牙齿。到西班牙居住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他被震耳的敲门声惊醒，闯进来一些国民近卫军战士。他在近卫军战士监视下穿衣服时，突然想起裤子的后袋里还有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密码，它们被写在一块烟盒纸上。去总部的路上，他没能把纸条处理掉，到那之后，他被两个人带进了一间没有灯罩的强光灯照射的房间。审讯他的是个“个子不高的近卫军少校秃头，满面愁容”，他命令菲尔比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最后的几秒钟是决定菲尔比命运的几秒钟。“我先掏出一张纸条，把它揉成团后扔到了桌子上，纸团一下就弹到了桌子那一头。正如我所料，三人同时扑向它，伏身在桌子上以便抓住纸团，我面前只剩下三个屁股。我迅速从口袋中掏出纸片，揉皱之后就咽了下去。就这样，它不复存在了。”
此事过去之后，菲尔比开始吉星高照。五月份，他成为《泰晤士报》正式工作人员，成为该报在西班牙派驻的两名记者中的一名。这期间，当有机会回到伦敦时，他就把自己在《泰晤士报》的工作以及完成梅伊交给的任务的情况作一汇报。为了在西班牙加固自己的“防线”，菲尔比还找了个情妇，名叫弗朗西丝·利德塞一霍格，外号称刘兔子”。在与英国男爵丈夫离婚前，她是个执著的钢琴演奏家。菲尔比甚至在床上也伪装得十分巧妙。弗朗西丝小姐回忆说，他“即便和她很亲密时也从不提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类的词语。”
岁末时，菲尔比成了当地的英雄，与他一起乘车的三名记者都被炸弹炸得奄奄一息，而菲尔比只擦破点皮。他很谦逊地向《泰晤士报》读者报道：“你们的记者被送到了急救站，在那儿很快地给头上的轻伤消了毒。而与此同时，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西班牙军官还在抢救车上的其他乘客，虽然此时炮弹声仍不绝于耳。”3月2日，佛朗哥将军亲手将象征着军人高尚品质的红色十字勋章挂在了菲尔比胸前。英国议会唯—一名共产党议员维利·加拉赫尔在议会对此举还表示了抗议。菲尔比后来回忆：“我在西班牙所受的伤无论对我的记者工作还是谍报工作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此之前，佛朗哥的军官们总是严厉批评英国记者，他们认为英国人都是共产党员，因为的确有太多的英国人战斗在国际纵队里。在我因伤受到佛朗哥亲手授勋之后，我以‘受佛朗哥奖赏的英国人’而远近闻名。于是我面前的许多大门都敞开了。”
据英国一位外交家说，“菲尔比几乎知道所有有关德国和意大利在佛朗哥军队里的参战情况。”
菲尔比把从佛朗哥军营中搞到的情报转给法西交界处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1937年夏，马雷派菲尔比去西班牙帮助刺杀佛朗哥的计划被取消了，这还是在菲尔比赢得佛朗哥信任之前。
1937年7 月，马雷被召回莫斯科，政治清洗的狂热把怀疑的阴影投到了许多国外处军官的身上。由于马雷过去笃信宗教，并且不愿执行恐怖活动，所以他更加招致怀疑。叶若夫对他工作的高度评价和前一年斯大林对他的感谢，给了他一点儿能顶住并去掉加在他头上罪名的希望。但某种奇怪的感觉强烈地促使他回家。他对伊丽莎白·波列茨卡姬——伊格纳季·赖斯的妻子说：“他们要么在这儿，要么在国内把我干掉。这样最好还是死在国内。”拒绝回国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回忆起马雷曾对他说过：“作为一个曾作过神甫的人，我难道能相信什么呢？但我决定走，至少这样谁也不能说‘也许这个神甫真当过间谍吗？’”在克格勃第一总局荣誉室马雷的画像下赫然写着：“1937年末被枪决”。
马雷被处决以后，金·菲尔比几乎一年没与总部保持联系。马雷被召回时，菲尔比协助刺杀佛朗哥将军计划的最后细节还未由莫斯科总部敲定，因此计划暂时延期执行。刺杀计划至少部分地受到了解一些细节（其中包括“一个年轻英国记者参与该行动”）的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叛逃的打击。而且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工作重点上也有新变化。在内战的后几年中，消灭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分子成了比刺杀佛朗哥更重要的任务。
如果马雷那时不被召回莫斯科，他也会在伦敦就地遭到逮捕。虽然英国安全机构既不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外交部的渗透，也不清楚剑桥“五人组”被招募的情况，但它的一个名叫奥莉加·格赖的间谍却获得了在沃尔维奇军火库的苏间谍小组组织者佩尔西·格列京克的信任。这个佩尔西是共产国际的老牌间谍，先后在杰依奇和马雷的领导下工作过。1937年2 月，格列京克让格赖在肯辛顿租了一秘密住宅。两个月之后马雷来到这里，格列京克介绍他是“彼得斯先生”。他对奥莉加·格赖说，这人是“曾在俄国骑兵队里打过仗的奥地利人”。8 月16日，当马雷被召回后几周，格列京克与杰依奇来到这里，并把杰依奇介绍为“斯蒂文斯先生”。格赖答应帮助“斯蒂文斯先生”把格列京克带去的文件拍照。她外语不精，判断不出“斯蒂文斯”的国籍，而且，清楚他究竟是什么人。杰依奇与妻子当着格赖的面只用法语交谈。
10月末，格赖注意到了杰依奇妻子拍照文件的登记号。于是，英国安全机构得以查明，这是新型14英寸海炮的图纸。11月初格列京克通知，由于女儿生病，“斯蒂文斯”夫妇返回莫斯科，“斯蒂文斯太太”打算留在莫斯科，而她丈夫在圣诞节前也未必能回伦敦。格赖被要求掌握由“斯蒂文斯太太”带来的拍摄文件的相机的使用方法，以便她代替斯蒂文斯太太来做这项工作。
与马雷被召回莫斯科的原因不同，杰依奇一家被召回与其说是由于大逮捕浪潮，不如说是担心他们“防线”的可靠性。1937年夏，共产国际间谍、内务人民委员部邮差埃迪特·季尤多尔一哈尔特遗失了记有杰依奇详细间谍活动的笔记本，几乎就在同时杰依奇为保证其在伦敦固定活动点而建立私人有限公司的请求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拒绝。不仅如此，他还被禁止在英国居住，并被带到警察局讯问他何时打算离开英国。
1938年1 月，格列京克和沃尔维奇军火库的间谍小组成员被刑侦部特务机构逮捕。这样，杰依奇回英国的希望更加渺茫了。如果英国安全机构和上文提到的特务机构再机敏一点的话，他们就能同时把马雷和杰依奇都抓起来。但他们总期望着在逮捕格列京克之前能再等到“更多、更大的鱼咬食”。英国安全机构中谁也不知道1938年初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打算把所有在伦敦的间谍头子和地下人员召回。与马雷和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在伦敦的间谍头目不同的是，杰依奇夫妇并没有一回到莫斯科就遭到枪决的厄运。杰依奇还在总部干了几年字迹及伪造品鉴定工作。在克格勃第一总局荣誉室里杰依奇画像下这样写着。“1942年，在实施侦察行动时，伞降到自己的祖国奥地利，当即被法西斯抓获并处以绞刑。”
1937年末，当杰依奇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有间谍从伦敦消失之后，“五杰”和其他在英国的苏联间谍一时陷于无人管理和支持的局面。虽然一些“被抛弃”的间谍还能时不时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联系上，但在1938年，对英情报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苏联向白厅渗透的第一阶段基本上以马雷和杰依奇被召回总部而告终。对这一阶段的意义，许多人估计不足。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于招募了两名密码破译员——奥尔德姆和金，两名年轻的外交家——外交部的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无疑非常重要，而且他们还给予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总局汇编处的密码破译员们以极大的帮助。当时出现了一个神话，好像密码就是由那些高明的数学家破译的，而今天协助他们的是大型的情报计算机系统。事实上，大量的超级密码和译码系统，主要是通过那些由侦察途径得到的情报而加以解密。在三十年代，苏联密码破译员比他们西方的同事更广泛地依赖侦察的帮助。在外交部工作的四名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他们既能使用与密码传递方案相媲美的普通语音来传递英国外交电报、也可同时通过密码系统为自己人提供情报。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这方面没有那么多第一手材料，但完全可以做出结论：与破译日本密码电报的功绩相比，苏联密码破译员对英国密码电报的破译同样功不可没。
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及第四局所遭受的劫难一样，大清洗的浪潮也没有放过苏联截听机构。1937年末，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截听工作的总局汇编处处长格列布·博基和他的副手、上校哈里克维奇被处决。博基被捕后，在他的住宅内发现了一个藏有许多金银钱币的密室。他的继任者也没能干多长时间，一个月之后就被捕了。但基层密码破译员们并没有像国外处同行一样遭到普遍的清洗。在领导中也有个别未受到冲击的，如领导日本部的托尔斯泰——大概在处里工作最有成效——在他的位子上安然无恙地干过了大清洗和二战时期。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后来从清洗潮中恢复过来，并重新开始积极活动之后，它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间谍也立即富有成效地工作起来。二战期间，苏联间谍不仅在白厅，而且还在英国情报机构内站稳了脚跟。
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对美国的兴趣要比英国少得多，但从另一个角度说，间谍向那里渗透却也容易得多。和在英国相同，苏联对美的间谍活动，在战前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起无线电截听机构。二战前和二战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几乎充满了苏联间谍。可以说，没有一个大国能够摆脱像苏联这样的意识形态敌人的间谍的密集渗透。1933年11月，美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那时美国还没有民用情报机构，而军事情报机构又不能炫耀自己的人员编制情况。
美驻莫斯科第一位大使威廉·布里特1936年在给国会的报告中写道：“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苏联派间谍。与共产党员打交道没有比绝对的诚实更有效或更不用诉诸武力的办法了。”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诚实的确到了真正毫无戒备的程度。一位布里特在莫斯科的同事后来回忆，1933年一1934年这个冬天，大使馆里没有密码，没有保险箱，没有外交信使，甚至没有起码的安全措施：“我们用普通电报与政府联系，我们的信件就那么众目睽暌下摆在桌上。”当大家都决定建立一个安全系统时，才发现实在不适用。按布里特的请求，调来了海军陆战队士兵保卫大使馆。在其他大使馆中还可能暂时没有这种先例。但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快就用各种借口向这里派了几个模样俊俏的女孩子。有一天，一位打扮入时的姑娘走到海军陆战队负责人的面前，声称她是俄语教师，要到中士奥汀的房间上课。
使馆在斯帕斯大楼的官邸也同使馆一样轻而易举即可打入。博林（美国使馆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后任大使）回忆说：“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动不动电话铃就响起来，等你拿起话筒，又没人应声——明明能听到有呼味呼味喘粗气的声音，却又令人费解地默不作声。”守门人谢尔盖狡黠地说，拨电话的是原外交部人民委员契切林，他退休之后就疯了，孤身一人住在附近。虽然表面上谢尔盖像个正人君子并且十分殷勤，实际上他是个奸细，他总在他那间经常上锁的卧室中偷听使馆情况。1952年，傅林再次回到苏联当大使时，他向谢尔盖要房子钥匙。当然谢尔盖极不情愿地交出了钥匙，而且是在一周以后，这期间所有设备早就被拆走了。谢尔盖也很快被解雇了。
三十年代，大部分美国外交家根本就不知道苏联谍报机构是如何将间谍安插进来的，至于无线电侦察更是一无所知。接替布里斯任职两年（1936－1938年）的约瑟夫·戴维斯对此更是一窍不通。博林认为，“他去苏联时像个白痴似地对其国家结构和意识形态毫无了解……他甚至不清楚大清洗和镇压是怎么一回事。几乎相信了‘斯大林阴谋’（即清洗对象都是反苏维埃分子）的那套理论”。上校（后升为准将）菲利普·菲莫维尔1934年一1939年任美大使馆武官。博林认为，虽然他能讲一口流畅的俄语，但与众不同的是，他比戴维斯还不了解苏联的事情。上校完全是“靠着俄国人加官进爵的”。少校阿文·德·伊通是1939年一1941年驻莫斯科使馆武官，他认为菲莫维尔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1939年，伊通动身去莫斯科，当时在华盛顿的菲莫维尔交给他两份秘密的法军条令，并请他带给他的朋友——位红军战士。除此之外，菲莫维尔极力向伊通保荐他的俄国司机，他说“这个司机会成为您在莫斯科最可爱的人”。正因如此，伊通一到莫斯科马上就解雇了这个司机。两周后，他居然碰上了这个司机——当时他正穿着佩有大尉军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军服。
刚到莫斯科时，伊通任武官助理，当时他就十分惊诧于安全系统的混乱管理。使馆密码早已在报上公开发表。使馆工作人员到处在和来自“慷慨”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姑娘们游逛调情。当然他也不会忘记使馆内的同性恋关系。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来自莫斯科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到处追逐着使馆的工作人员。博林说；“使馆里常有两三个女芭蕾舞演员，吃完中饭吃晚饭，聊天喝酒，闲扯到天亮……时间纠缠不清。”
似乎诱惑大使的企图未获成功。一位女芭蕾舞演员经常呆在使馆，曾向布里特大使表达过“如火如茶”的爱情，并称他为“我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但好像未能得手。
伊通对使馆安全系统的责难，好像只对他的同事起了点作用。当伊通报告说，前任大使罗林·斯泰恩加特（1938－1942年任大使）的法国女管家曾在“黑市”上捣卖军粮，大使不但不信他，反把他数落了一顿。当1940年初美国国会使用新密码前，伊通冒险决定通过华盛顿军事情报机构，请一位联邦调查局间谍来检查使馆并防止新密码泄露。一天深夜，以外交信使身份派来的间谍在密码室看到保险箱敞开着，密码本与其他文件之类的东西随意混放在桌上。还有一次，值班的密码员干脆就擅自离岗一小时去干自己的事儿了，当然他走后密码室的门仍旧敞开着。当时受雇于美使馆的苏联雇员人数基本与美使馆自己的工作人员数量相当，可想而知，他们会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搞到密码和秘密文件。
联邦调查局间谍报告：“在使馆里，无法看到体面、正经的妇女，使馆这些男性工作人员都把苏联那些妓女招来服务……，有情报表明，这些妇女都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情报员。”除此之外，密码室工作人员常沉缅于反常的性行为之中。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一小批单身汉”很快就被召回华盛顿，使馆安全系统也有所改善、但要命的是，联邦调查局的间谍不是个技术专家，他想都没想应找一找窃听装置。最终，在1944年，还是由“最高君主委员会”（这是流亡白匪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电气技师解决了问题，他只大概看了看就找到了120 个隐蔽微型窃听器。后来，据一位使馆工作人员讲：“这些微型窃听器出现在所有桌、椅的腿上，还有墙皮里——简直无所不在、无孔不人”。
三十年代初，莫斯科总部几乎对在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丝毫不感兴趣。但到三十年代中期，美国共产党的几个有影响的地下活动小组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保持着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起地下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纽带作用的，是一名坚信共产主义教条的记者，他名叫维塔克尔·切姆伯斯，1932年受令中止了与共产党的有形联系。
1934年，切姆伯斯主要为华盛顿各地下党支部做联络工作，这些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是加罗德·维尔，他曾在农业部任职。但在1935年的一次车祸中维尔丧了生。据切姆伯斯提供的材料，几年后，在其他地下组织领导人中有农业部的约翰·阿布特（后来供职于劳动教育参议院委员会和司法部），农业部的纳塔·维特（后供职于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农业部的里·普列斯曼（后供职于劳动就业委员会），农业部的艾德热尔·希斯（后供职于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军工活动调查小组、司法部和国家议会），希斯的兄弟、国家议会工作人员唐纳德·希斯（后供职于劳动部），来自民族复兴社的杰利，柯里恩（后供职于农业部），来自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的查尔斯·克拉梅尔（他就是克里维茨基，后供职于物价局和参议院下设军事调动委员会），还有来自物价局的维克多·彼尔洛（后供职于军事生产委员会与财政部）。
1935年，维尔党支部最得力的成员希斯，在切姆伯斯的帮助下，建立了“平行机构”。除此之外，1935年一1936年，切姆伯斯的间谍网也加人了新成员：在财政部占居高位的加里·德克斯特·怀特，招募怀特的国家机关统计员乔治·西德维尔曼（后在五角大楼供职）以及牛津大学毕业生、1936年由农业部调至国会贸易协议部的朱里安·沃特利。和“五杰”的初始思想一样，华盛顿的苏联间谍们也持此种看法：
“当共产国际成为世界唯—一支反纳粹德国和人侵者力量的局势明朗之时，我要把自己的努力作为与纳粹法西斯斗争的微薄贡献献给华盛顿的苏联地下工作。”
1936年秋，新成立的第四处间谍头子鲍利斯·贝科夫来到华盛顿，他向戈德伯格了解了切姆伯斯的活动情况。后来切姆伯斯如此描绘贝科夫：中年，一米七0 个头，少见的浅棕色红头发，穿着昂贵的毛皮大衣，戴着帽子。右手总放在西装衣襟后面（“像拿破伦一样”），表现得“派头十足”，但总有点儿像“艾虎”。贝科夫为了使地下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富有成效地工作”，建议要给他们“物质刺激”。切姆伯斯则一开口，贝科夫就给了他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观的一千美金，让他给四位具有重要价值的间谍——希斯、怀特、西德维尔曼和沃特利一人买一个布哈拉地毯，同时对每个人说，这地毯——“是苏联人民送给美国同志的”。
当时在英国，苏联间谍机构只打进一个外交部。而在华盛顿，苏联间谍网与日俱增，几乎对罗斯福行政部门所有领域都有所染指。当然，在莫斯科看来，打入华盛顿内部远没有打人英国白厅重要，因为欧洲超级大国和日本远比美国要让莫斯科更感兴趣。就连贝科夫本人也不是特别关心美国政治机器的部件运行情况。和戈德伯格一样，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德国和日本的材料，尤其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对我们开战的准备”。
贝科夫曾因沃特利搞不到德、日政策的重要文件而严厉斥责过他。而对希斯，贝科夫则比较满意。1936年，希斯当上了助理国务卿佛朗西斯·塞勒的助手。这样，他就可以经常接触外交人员和武官们的报告。1937年初，他每十天给切姆伯斯拿几摞文件，有时一周一次，贝科夫认为，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中日战争时期对日本政策的评价。1937年3月2日，希斯搞到了一封援引未署名的日本高级军官话语的电报，上面说道：“他们能够成功地发起对苏之战，并毫不费力的把中国人扼制在战线侧翼”。在国会中，希斯同后来英国安全局的麦克林一样善于伪装自己的行动，甚至连沃特利也从未怀疑过希斯在为俄国人工作：“我认为他是个有着强烈保守观点的新政策的拥护者”。后来塞勒得出结论，希斯弄来的文件使俄国人破译美国密码成为可能。当时，他还没有想到，苏联间谍打入美驻莫斯科使馆后，这些密码早已尽人皆知了。对美国情报的不重视，不仅表现在干部工作中，还表现在一系列行动管理方法上。戈德伯格和贝科夫与杰依奇和梅伊来往很少。1933年切姆伯斯在莫斯科接受培训时，竟公然违反制度给美国朋友寄明信片。在一张明信片中，他对新生儿给予“苏联式的祝福”。回到美国后，他又开始玩弄奇怪的间谍游戏。比如他用轻挑的腔调说话，这使沃特利和朋友们觉得他不是个美国人。但戈德伯格和贝科夫对破坏纪律现象总是视而不见。一些朋友们知道，切姆伯斯正“从事着非常神秘的工作”。一天，他甚至直接了当地说，他“正为苏联对日战争干反间谍工作”。切姆伯斯对自己的头头、间谍艾德热尔·希斯就像个世交，他甚至和妻子住在希斯家。和其他间谍的联系也很紧密，他们一起去作客、看展览、玩乒乓球。
但造成失败的最大危险还是切姆伯斯本人。1937年7 月，他被召囱莫斯科。由于对斯大林主义感到绝望并担心其终结， 切姆伯斯实际上是推迟了九个月才走。1938年4月，他中断了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有联系。年底前他隐藏了起来，然后就接连不断地向所有接触他的人抱怨自己命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切姆伯斯的抱怨有可能会彻底毁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网。但好在华盛顿比起伦敦来似乎对安全更不屑一顾。也正因如此，后来几年，切姆伯斯才痛苦地明白，无论是联邦调查局，总统行政部门或其他部门，对他的存在根本就是视而不见。由此可以看出，二战后，这个变成内务人民委员部“主要敌人”的国家，在当时对苏联所设想的防线是非常薄弱的，甚至可以说是虚无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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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八章
更新时间:2006-7-27 10:04:00 本章字数:29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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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1）
希特勒把使东欧大部分领土变为其种族主义帝国视为最终目的。在这个帝国中，低等的斯拉夫人将被高等的德意志人当作奴隶来使唤。除此之外，从斯拉夫人中还应将那些犹太“毒液”清洗出去。希特勒一直坚信，获取这样帝国的决定性阶段就是对苏之战。1933年他上台后，一部分人真的相信了他在《我的奋斗》华丽篇章里所勾画的东欧帝国的幻境，相信了他那几乎用了十年才写成的毫无联系的政治宣言。30年代中期，希特勒将自己在东欧问题上狂妄的傲慢隐匿起来，并迫使德国人民相信，第三帝国将随着“平等权利”的复兴，成为欧洲和平的保障。
1922年，国际社会的两个失去原有性质的大国——革命的俄国和战败的德国突然开始接触起来，并签订了拉格洛和约，建立了外交关系，彼此在不提出财产要求的前提下携手合作，这大大震惊了欧洲其他国家。后来的十年中，虽然由苏维埃和共产国际策动的德国1923年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苏联同魏玛德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比起其他大国来还是要紧密得多。但1933年末，纳粹分子的篡权结束了拉帕洛和约的时代。虽然斯大林直到1941年德国法西斯人侵前才意识到纳粹的危险，但希特勒无论是对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可化解的仇恨，都早已把纳粹德国实际变成了苏联在欧洲的最大威胁。同样，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也使苏联大有难以顾全、疲于防御之势。出现的这种严峻形势，迫使苏联不得不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苏联的官方对外政策在此之前一直是建立在寻找与西方大国联合，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侵略威胁的集体安全体系之上的——这种政策可以以苏联1934年加人国联、随后又抵制国联以及1935年首次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签约的事实作为例证。1930-1939 年，任外交人民委员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忠心拥护者。十月革命前，他在英国担任了十年境外布尔什维克小组的领导，革命后他偕自己的英国妻子回到俄国。比起同一时代的其他政治家李维诺夫更加希望与西方国务活动家和西方激进分子建立友好的关系，因为这些激进分子都为自己的政府面对来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威胁、即将发起的侵略而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态度而绝望。
但与李维诺夫的思想有所不同，早在1934年，斯大林就开始秘密寻求防御德国威胁的道路。可这条道路不是组织反对它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是想与希特勒单独好和。1934年7 月初， 即德国冲锋队参谋长艾伦斯特·雷姆和180 余人在希特勒的“长刀之夜”行动中被枪决后不久，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据说斯大林对大家喊了起来：“你们听到来自德国的消息了吗？希特勒是怎么摆脱雷姆的？好样的，希特勒！他告诉我们该如何对付政敌！”没过几个月，斯大林就把基洛夫、自己最主要的潜在敌人杀了，因此可以说，他的这项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希特勒的先例。斯大林对“西方力量对比”的评价（此种理论不顾对力量均衡的传统评估，更注重政治意志和军事实力）也反映出他对希特勒的那种与日俱增的尊敬与好感。斯大林并不相信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结盟的可能性。正如马列信仰的公理所表明的那样，斯大林深信所有资本家的自然愿望就是组织反对苏维埃国家的阴谋。俄国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内部矛盾使资本主义世界四分五裂，而正是这些矛盾给了俄国革命一个最后机会。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的刻骨仇恨导致苏联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可能性大大低于与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盟的可能性。但斯大林还是满心希望，希特勒作为一个现实政治的老手，能意识到纳粹与苏联在东欧划分势力范围会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1937年1 月，驻柏林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大卫·坎德拉基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没有提到李维诺夫）授意之下，开始为苏德政治条约的签订作准备工作，谈判是在秘密中进行。但那时希特勒对这种可能性未表现出任何兴趣。尽管如此，坎德拉基在返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时，据克利维茨基说，他对与德签约的前景作出了乐观的评价。事实上，他的乐观是因为不愿承认自己未能成功地完成使命。叶若夫对克利维茨基说：“德国十分强大，可以说，现在它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希特勒造成的这种局面谁又能够怀疑呢？哪个智力正常的人能不这样认为呢？苏联只有一条路可走”。他甚至提到，斯大林曾对他说过：“我们应和纳粹德国这样强大国家签订和约。”
虽然希特勒上台之前苏对外间谍机构在德国活动十分活跃，但来自纳粹德国的情报比来自其他国家的情报在可靠程度上要小得多。德共是西方最大的共产党组织，它把几千名工人记者组织成了一个网络。这些工人记者的公开目标是——像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向共产主义报刊报导工人的劳动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们还有一项更秘密的任务——搞工业和军事情报。1930年，德共政治局委员、负责地下党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的汉斯·基彭伯格被选为德国议会议员。在纳粹分子上台前的三年中，他利用议会议员和国会军事委员会成员资格所赋予的特殊保护权，继续其间谍工作。实际上，当时的柏林成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在西方活动的主要基地、进步组织以及明岑贝格的情报帝国中心。在柏林还工作着一个意义重大、高度职业化的护照伪造机构，这个机构专为全欧洲和欧洲之外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四局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间谍制做护照并编造“假履历”。汉斯·富纳斯是这个机构的护照技术专家，他曾以某个“伊瓦尔·米勒”的名字为例，来说明每个细节都要花费许多精力与功夫：
“口袋里装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护照，可这个米勒也不能从天而降。他还应有一些证明他身份的必备文件。比如，出生证明，工作地点证明，社会保险证件和其他证件。所有这些证明个人身份的文件要制作成‘套’，为了使这套文件内容充实，还要让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通晓警察工作手段的专家参与伪证件的制作。”
“整套”文件做完后，还要有一些辅助的安全措施。比如，当伊瓦尔·米勒第一次穿越国境时，他的护照看上去不应当是全新的。内有许多签证和边境验章的护照能说明护照持有者不止一次地安全通过检查，这样就可以减小被警察怀疑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护照制造机构还需在护照“成品”上添几个伪造签证并盖上几个边境验章；同时还需仔细制订出“旅行者”经历的路线，一切都应富有逻辑地与间谍的“假履历”相符。
据雷纳斯说，从1927年至1932年，柏林护照伪装机构每年要制造450 套左右文件。1932年11月，警察局搜查了一个护照伪装机构所在地，在那里发现了600 份空白护照表格（有伪造的，也有真的），35本“半成品”护照，800张护照照片，700张警察局的专门表格，2000个印章和许多其他用于制造“假履历”的正式文件。
在魏玛共和国灭亡前的最后几年中，使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间谍网头疼的是苏联间谍活动的死板、德共内部行动的不协调以及德国工人记者们的过分热情。这些情况往往会给间谍工作带来危害，仅从1931年6 月到1932年12月，德国法庭就审理了300多桩涉及苏联间谍机构的间谍案。
苏联情报机构在德国最大的失败，是1931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格奥尔格·泽梅尔曼的叛逃。八年时间里，他一直在苏联驻汉堡贸易委员会掩盖下活动，叛变之后，他答应为一家维也纳报纸撰写一系列有关苏联间谍在德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活动的文章，并以此方式揭露基彭伯格和其他苏联间谍的长期活动。但他还未来得及实施计划，就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塞尔维亚族共产党员安德烈·彼克洛维奇干掉了。1932年，在法庭上彼克洛维奇供认自己杀人有罪。但声称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消灭叛变行为，为了许多死去的“无产阶级斗士”。由于共产党报刊掀起了保护彼克洛维奇的行动，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彼克洛维奇被无罪释放。
大部分德共和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家，之所以能够在1933年纳粹分子上台之后隐蔽在国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护照机构提供的伪造文件。但纳粹警察国家的建立，对德共活动的明令禁止，人民对希特勒专制与日俱增的狂热，加之一大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叛逃，这一切都使苏联谍报网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个叫格留菲尔德（外号布鲁诺）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被派往德国，前去执行收拾残局、重组余部的秘密任务。但莫斯科总部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很快又换了一个富有经验的间谍，犹太族医生格列戈尔·拉比诺维奇。他给一个被招募者留下如此印象：“在他那双深陷的栗色眼睛中闪现着忧伤和聪颖，他那身做工精致、略显保守的衣服加深了可靠和威武的印象”。拉比诺维奇把第四局的间谍网缩减为原有编制的四分之三，并决定彻底脱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网。工人记者的队伍也再次活动起来。1934年，护照机构迁至萨尔，一年后萨尔与德国重新统一，护照伪造机构迁到莫斯科，后又迁至巴黎。国外处处长阿布拉姆·斯卢茨基1935年在莫斯科附近召开的德共国际大会上说，苏联在德国的大规模情报网已被彻底摧毁，而拉比诺维奇目前所支撑的第四局间谍网的活动与其说是在进行情报搜集活动，倒不如说是希特勒政权的地下反对派的一种低效的活动。1936年，拉比诺维奇被调往美国，以便帮助领导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渗透活动。
由希特勒发起的消灭驻德苏联间谍机构行动。差不多是由斯大林亲手结束的。许多为苏联情报部门效力的德国人在“大清洗”时期都被逐出莫斯科，其结果与德共一样，都难逃脱灭顶之灾。汉斯·基彭伯格就是第一批牺牲品之一，1936年，他在苏联被迫承认了莫须有的“为德意志帝国搞间谍活动的罪名”。
苏联在德国间谍网的覆灭导致了更大的损失，因为德国是唯—一个未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侦察机构与第四局联合小组实施技术侦察的国家。1938年，贝利亚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这个联合小组就解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侦察机构迁到了位于捷尔任斯基大街的原“谢列克特”饭店，在这里，他们开始集中进行外交信函截听工作。绝大部分军事情报都由苏联情报总局（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获取。但直到1941年6 月德国人侵苏联前，没有一个德军高级密码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或是苏联情报总局的密码分析家破译。除极个别外。这些密码在战争结束仍未被破译。
苏联情报部门竭力在德国，尤其是荷兰、法国和瑞士进行间谍活动，以期补偿在国内的微小成效。30年代末，第四局的几名间谍开始建立间谍网，这个间谍网后来在二战期间成了苏联情报部门从纳粹德国获取情报的主要来源。这里，必须首先提到两个人。第一个是出身波兰的犹太人列奥波德·特列彼尔，他为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于1936年被别尔津招募进第四局充当间谍。1938年，特列彼尔冒名亚当·米克列尔以投资一万美元的加拿大商人身份来到比利时，与一个先前在共产国际联络部工作的伙伴、名叫列昂·格罗斯福格尔的犹太人一起组成了“优质外国雨衣”公司。这个公司成了特列彼尔间谍活动的掩护，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他成了“生意兴隆的企业家的典范”。但实际上他以此为掩护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由痛恨纳粹反犹太主义和志愿无偿为反对希特勒而工作的犹太人组成的间谍网。虽然特列彼尔与佐尔格一样是整个间谍网的领导，但他本身也是一名优秀的间谍。即使这样，在战前，他和他的间谍们并未搜集到很多重要情报。特列彼尔也有自己的道理，他后来曾解释说：“严格地说，我们在战前几乎未从事情报活动。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可靠的商业掩护、并组织必要的基地，以便枪声一响，我们就能整装待发投人战斗。”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与特列彼尔同时代的最优秀人物是匈牙利人尚多尔·拉多，他和特列彼尔一样是个犹太人，也是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被第四局招募开始情报生涯的。其工作途径也与特列彼尔大致相同，他在1936年在日内瓦以企业主身份成立了一个制图公司。二战期间他领导了对德间谍网工作。但战前他的情报业绩并未超出特列彼尔，同样是无足轻重。
战前的重要情报，基本上都是从打入德驻东京和华沙机构的间谍那里获取的。在东京的苏联间谍佐尔格本身就是个优秀的例证。佐尔格做过统计，当他前德国朋友、上校武官文金·奥托1938年4 月当上德国大使时，在佐尔格发往莫斯科的情报中，有60％的情报是从德国大使馆搞到的。有一次佐尔格甚至受奥托委托，以使馆信使身份前往马尼拉、坎顿和香港——一个苏联情报人员居然能在德国外交掩护下工作，这实在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据苏官方的说法，佐尔格直到最后也不知道，第四局领导别尔津于1938年惨遭枪决。因此，1938年他写信给上级领导的信就成了一种辛辣的讽刺：
“亲爱的同志们！别为我们担心。虽然我们极度疲劳并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但我们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坚定果敢，时刻准备着完成伟大使命赋予我前的任务。向您和您的朋友们致敬。请您代为转交给我妻子的信和问候。并请密切注意她的安全……”
然而，佐尔格在二战开始前后这段时期的主要侦察方向，是日本而不是德国。1938年夏，他以手下尾崎秀实的情报为依据劝说莫斯科，日苏在满洲里附近哈桑湖上发生的第一次严峻冲突，责任完全在当地驻扎日军指挥官本人，而东京政府一直在竭力避免战争。佐尔格还在1939年5 月日本破坏内蒙古边境时，也发出过类似的安抚人心的消息。莫斯科不相信佐尔格的情报，并一度认为在苏联远东地区大规模侵略已迫在眉捷。1939年夏，第四局曾在一段时间内不再信任自己最出色的间谍。当1939年10月1 日德国人侵波兰，二战开始时，莫斯科向佐尔格发出严厉的指责：
“日本准备与苏联开战，并且已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军事和政治上），而你们却搞不到任何一点儿有价值的情报。这只能给人一个印象，你们不再积极工作了。”
战争开始前两年，苏联情报机构还将另一名间谍渗入德国使馆。1937年，为第四局效力的德国犹太记者鲁道夫·根施塔特招募德国大使馆大使参赞鲁道夫·冯·谢里哈的工作获得成功、冯·谢里哈当时四十来岁，他出身于西里西亚贵族之家，出任外交职务前是一战时骑兵队的一名军官。但到30年代中期，他的薪俸与妻子的收人已无法满足他的嗜好——赌博和玩女人。与佐尔格不同的是，与其说冯·谢里哈是由于意识形态而成为间谍，倒不如说他是个金钱的俘虏。1938年2 月，第四局往冯·谢里哈在银行的帐户上汇了6500美金——这是在两战期间付给间谍们酬金中最大的一笔。”
由于冯·谢里哈具有罕见的洞察能力，他能从内部看出德对波兰政策的发展－－这正是引起苏联不安的事件，从而受到第四局的高度评价。在希特勒上台的头五年中，这个纳粹魁首极力消除波兰对其在东欧领土上扩张的有理申的担心， 并于1934年1 月与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借此安抚波兰人，以便在用现代武器装备部队之前暂时不用担忧波兰闹事，当时的上策就是保证支持波兰反对苏联。1938年10月，希特勒要求波兰实行“在反共产国际方案基础上的对俄同步政策”。“慕尼黑阴谋”之后，希特勒企图控制但泽（现在的格但斯克）港口，并进一步使波兰沦为其附庸国的野心愈来愈明显。1939年 3月，波德关系日趋紧张。英、法放弃绥靖政策向波兰保证，一旦德国人侵，将提供“全部可能的援助”。
在希特勒准备发动战争的重要关头，苏联的对德情报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来自佐尔格与冯·谢里哈的真情报与来自其他情报源的假情报被混杂在一起，难以辩认；二是，1938年3 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半年之后，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人侵。所有这一切重大事件正好与苏联当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的“清洗”高潮赶在了一起。可想而知，“下降”是必然无疑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名度过“大清洗”时期的地下人员谢苗·罗斯托夫斯基（他就是厄恩斯·杰里）和其他一些间谍纷纷指出，“德国吞并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威胁不能忽视。因为这个前提如果实现，最使人担心的事就会发生：德国在芬兰建造登陆基地，从哪里给予在波罗的海的德国海军以支持，并开始穿越卡雷利阿地峡向列宁格勒发起地面行动。关于这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列宁格勒党组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不止一次提到。1980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的秘史强调，30年代中期驻赫尔辛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机构干得相当成功。大约有五六个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在为该机构效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和伦敦的间谍机构在“清洗”时期历经劫难，遭受迫害最大。1937年末，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所有在外工作人员实际上都被召回了莫斯科，后来他们或被枪决或被投入集中营。这样就使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完全瘫痪。与芬兰被招募的间谍的联系也随之中断了。唯一两名经过在莫斯科审讯、幸免于难回到赫尔辛基的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雷布金（他就是雅尔采夫，在大使馆以二秘身份作掩护从事间谍活动）和他的妻子、赫尔辛基“外国旅行者”处处长卓姬·尼古拉耶芙娜·雷布金娜（即雅尔采娃）。雷布金被提升为间谍头目之后，与妻子一起奉命于1938年的春天重新组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芬兰的活动。
后来任芬兰外长的魏纳·坦涅虽然知道雷布金的真实活动，却发现他“是个十分活跃的、令人愉快的人。和他能够很轻松地谈论一些微妙的问题，与其同事不同，他似乎是个较为随便的谈话对象”。而卓班雷布金娜，高高的个子，淡黄色的头发，在组织中也小有名气。坦涅认为，这是位“十分美丽的妇人，虽徐娘半老，但却风韵犹存”。战后，在重建国外处的过程中，她领导德国、奥地利的情报工作。雷布金在与芬兰人的交往中表现活泼开朗、令人信任，而实际上，他的这种交往方式完全是个骗局。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都知道他是个斯大林主义的无限忠诚者，他很清楚犹太人的出身，要求自己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正统，并要遵守“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身”的原则。
1938年，雷布金接到指示，命令他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开展秘密外交活动。3 月12日，希特勒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奥地利，并立即把它归入第三帝国的版图。这一切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担心，害怕希特勒下一步将夺取芬兰的登陆基地。但这种担心很快就被庆祝赫尔辛基解放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打消了，赫尔辛基的解放并不是依靠德国，而是苏维埃制度帮助的结果。由1918年指挥过德军的留基格尔·冯·德·戈尔茨伯爵率领的代表团引人注意地参加了庆典。两天后，雷布金拜见了芬兰外长鲁道夫·霍尔斯基。在前不久逗留莫斯科期间，雷布金说，“获得了着手讨论苏芬关系的广泛权力”，而这些讨论甚至连苏联大使也禁止透露。雷布金对霍尔斯基说，克里姆林宫“绝对相信”，德国计划在芬兰驻军完全是为下一步入侵苏联做准备。与此同时，莫斯科也到处散布法西斯在芬兰策划的阴谋。雷布金向霍尔斯基讲明了利害关系：如果德军入侵芬兰，红军一方肯定要还击，而这导致的战争将在芬兰领土上进行。如果芬兰准备反击德国人侵，则苏联会向它提供武器和军事援助，并有义务在战争结束后撤出其军队。
但几个月过去了，雷布金为谈判所做的准备工作还是毫无进展。六月、七月中他两次拜见了首相A·K·卡扬德。雷布金再次强调，只有他拥有进行谈判的全权。他十分鄙视地说，苏联大使虽然“确实与许多人进行过会谈，但他讲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和霍尔斯基一样，卡扬德对芬兰为与苏联结成军事联盟而丧失中立立场的前景并不乐观。1938年12月，谈判改在莫斯科举行。使芬兰代表团惊奇的是，迎接他们的不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而是内贸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正如他们被告知的那样，李维诺夫对此次会见并不知晓（虽然后来他也被吸收参加谈判）。芬兰人继续抵抗着来自苏方坚持缔结军事协定的压力，同时，也不同意将芬兰湾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租借给苏联。从雷布金向霍尔斯基提出秘密建议起，时间几乎过了一年，谈判才于1939年3 月告以结束，但那时苏联外交已完全陷入了一个大变动的海洋。
1938年10月的慕尼黑会议给“集体安全体系”政策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苏联未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来自英法的压力迫使捷克人将苏台德区拱手送给了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有效保护，因此，半年后希特勒占领布拉格时，也没能抵抗多久。斯大林、贝利亚和几乎整个政治局都认为慕尼黑协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西方大国迫使希特勒放过英、 法， 将炮口转向东方，集中兵力进犯苏联。这个“阴谋者”的理论后来成了苏联正统历史科学的一条公理。直到80年代末苏联历史学家仍坚持认为，“西方大国不仅放纵了法西斯的侵略，还以最明显的方式将法西斯德国转向对抗苏联”。而实际上，虽然许多西方国务活动家对两个独裁者的冲突幸灾乐祸，但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旨在挑起德国进攻苏联的阴谋。
斯大林情愿相信英一法阴谋，这不仅因为他个人就是一个“阴谋理论家”，还因为他手中掌握有大量的情报。当时的情报工作实际上处于低谷，大部分合法的或非法的间谍人员都被消灭。还有一些属于奥尔洛夫或克里维茨基这种少数情况——临阵叛逃，即使有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没逃跑成，也在奴颜婢膝的原则“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身”指导下纷纷自寻出路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局越来越迫切、 强烈地要求国外处提供一些能使苏联领导阶层深信不疑的、 证实“秘密阴谋”理论的情报。而那些不能拿出英一法试图挑起苏一德战争证据的人，就会被怀疑与帝国主义分子有牵连。接替国外处以前那批遭到“清洗”的、善于全面独立思考的“老”间谍位置的是新一代工作人员，尽管他们对如何在另一个环境中表现自我尚无足够经验，但他们却在竭力表现自己在发现和清除反革命阴谋的能力，以期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死后，1938年2 月他的副手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成了国外处代职领导。施皮格尔格拉斯本人曾在西班牙领导过秘密战，在瑞士策划过处决一个叫伊格纳季·赖斯的叛逃者。后来，另一个叛逃者、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回忆说，施皮格尔格拉斯是一个残忍的，但同时又是一个“举止得体，礼貌，实干，头脑机敏，动作灵活”的人。和斯卢茨基一样，施皮格尔格拉斯也是个犹太人。几个月后，他也被干掉了。当贝利亚1938年7 月以叶若夫继任者身份来到莫斯科时，他还带来了自己的格鲁吉亚“执朝郎”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后来，这个“执朝郎”成了国外处的新领导。杰卡诺佐夫的外貌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身高刚过一米五O ，长着一个不大的鸟鼻子，几缕黑发横贴在那十分显眼的秃头上。20年代初，他在高加索草营人命的经历为他赢得了一个“巴库刽子手”的名声。后来这个名声又因他在“大清洗”时期担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一系列暴行而愈发振耳。杰卡诺佐夫在国际事务中毫无经验，是国外处第一位从未出过国的领导。但他比任何一位有经验的前任都要显赫、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所起到的作用都要重要。两年时间里，他升至副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当上了驻柏林大使。
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杰卡诺佐夫向贝利亚和斯大林提供了一系列情报，它们大多是有关1939年1 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在罗马进行谈判的一些传闻，莫斯科认为，它们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并予以较高评价，李维诺夫曾对波兰大使说：“他得到了一个可靠消息，好像张伯伦在谈判进程中试图触及‘乌克兰问题’，这似乎使人觉得，英国不再把德国在此方向上的企图看成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莫斯科对英国企图挑起德国进攻苏联的这些补充证据深信不疑，以至于李维诺夫的一位副手三个月后在与意大利大使谈话中继续痛斥张伯伦的险恶阴谋。
正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情报机构的情报最不受信任时，此机构在苏联制订对外政策时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种渠道都被用来准备1938年与芬兰和1939年与德国的秘密谈判。与此同时，在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把主要精力用来对那些被称为反革命或亲西方的外交人员进行清洗， 这次清洗一直持续到1939年。一位经历了这段时期的外交人员后来回忆说。“经常是你和一位同事约好再见面时谈论一些问题，第二天就发现他不再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了一一他已被捕入狱”。最引起贝利亚和斯大林怀疑的，是那些既熟知西方又富有经验的外交家。逮捕活动甚至触及到了人民委员部领导阶层。原副外交人民委员H·H·克列斯京斯也成了“人民之敌”。他在1938年2月所谓的反“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运动中被判枪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另一位副手鲍利斯·斯皮里多诺维奇·斯托莫尼亚科夫工作时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同事们经常看到他脖子上围个湿毛巾以缓解折磨他的头痛。每当工作日结束时，他长时间地洗冷水浴。但和克列斯京斯一样，他也难逃脱被枪决的命运。
在慕尼黑会议和集体安全政策破产以后，李维诺夫本人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时间也屈指可数了。莫洛托夫后来指出“我们国家中就有一些鼠目寸光的人，他们只有反法西斯狂热感情，却忘掉了我们（西方的）盟国的挑拨活动”。首先他怀疑的就是李维诺夫，他认为李维诺夫整日沉施于集体安全的空想之中，反而对英法那些企图秘密挑起希特勒进攻苏联的“统治集团”帮了大忙。1938年4 月，李维诺夫在建议和英法谈判签订“反对侵略欧洲”互助条约后，最后一次努力试图把集体安全体系变为现实。但就在那天，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在这一变动后不久，前红色工会国际领导杰卡诺佐夫和洛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副外交人民委员。虽然李维诺夫与自己的几个前任副手不同，他经过了大清洗，但为了彻底铲除“李维诺夫残留分子”，由莫洛托夫倡议，在委员部内部成立了“精英”小组，贝利亚和杰卡诺佐夫成了小组的一、二把手。当他们出现时，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穿着便服，而杰卡诺佐夫则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制服。委员部的成员们要一个个经过这“三人联盟”的挑选。他们自然是要竭力证明他们与人民的敌人毫无瓜葛，虽然有时也有露马脚的时候。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莫洛托夫脚踩两只船，就签约事宜进行着平行谈判——公开场合与英法谈判，然后拘谨一阵之后秘密与德国谈判。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英国，人们对英一法一苏之间的谈判反应冷淡。张伯伦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对苏联的真实目的十分怀疑，即使它真诚地乐意帮助我们，它的军事潜力也不足以令人信服。”大概斯大林把与英法的谈判看作向德国施加压力、迫使签订和约的手段，或者是一个双保险，即使与德签约无法实现，与英法的这种谈判也是最明智的决定、最成功的选择。只有法国对迅速签订和约的必要性表示理解，因为它担心，英一法一苏谈判一旦破裂，斯大林就会与希特勒缔约。
为使德国签约，内务人民委员部精心策划了“积极行动”。4 月14日，苏联大使向德外交部提出议案几天后，驻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很容易就截收到一些英国外交电报，并将其主要内容发给柏林。电文基本上都是有关英苏谈判进程的。奇怪的是。在截获的电报中，也有一些解释不清的漏洞和失真。比如，电文中说，英法代表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更有利于苏联的条件，使得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而这远远超出了事实，德国的情报机构是最不可靠的消息来源：德国专家无法破译英国外交电码，而且可能在英国外交部根本就没有能够接近这些电报的间谍。唐纳德·卡麦隆·沃特教授认为，“消息一定是来源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情报机构”，只有这种推测才是唯一令人信服的猜测，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39年4 月德国大使馆突然地、而且是有选择地搞到了英国外交信件；为什么在德一苏签约前一周，情报接收又突然中断。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也同样获取了一些类似以加速双边谈判为目的的情报。
内务人民委员部拍往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伪造电报来自一个或同时来自两个源点。第一个源点是英国外交部联络部密码破译员、大尉约翰·金，1937年他被召回前一直受特奥多尔·梅伊领导，虽不能肯定，但极有可能是在1938——1939年冬，当内务人民委员部重新开始在伦敦行使领导权后，金又被重新使用。第二个源点可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电子侦察部门，金·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在其中是中坚力量方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奉送”给伦敦德国大使馆的情报，被公正地称为“最令人信服的虚假情报的光辉典范”。但这一切最终并没有派上真正的用场。当希特勒备战入侵波兰时，与斯大林签约的益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纳粹魁首根本就不需要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协助”。在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如愿签订。秘密备忘录预先规定，“当国家领土和政体需要重新考虑”时，苏联拥有对东部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和比萨拉比亚（在罗马尼亚）的监督权。这个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外交部和其他世界大部分国家措手不及。
两位独裁者对条约签订都欣喜若狂。签约后，斯大林举杯祝辞，“我清楚，”斯大林说、“德国人民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他当之无愧。”然后莫洛托夫为里宾特洛甫敬酒，里宾特洛甫也为苏联政府高举酒杯。仪式结束时，斯大林对里宾特洛南说：“苏联政府对待条约十分严肃，我发誓保证，苏联绝不出卖自己的伙伴。”当希特勒被告知签约之事时，他正在进午餐，他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喊道：“我们赢了！”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一周，即10月1日，德军以150万兵力跨过波兰边境。10月17日，当波兰人英勇地、但已无望地抵抗法西斯军队时，苏联将军队开进波兰国土东部，希望从这块大蛋糕上分得自己的一块。当苏德两军部队相遇时，这对新盟友互相表示友好，互相敬酒祝辞，有些地方还举行了联合阅兵。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还被仁慈地给予了九个月的有限独立机会。但代价也是昂贵的，所有国家都不得不同意苏联在其领土上布置军事基地。当爱沙尼亚同意苏联这一要求后，斯大林安慰他们的代表团说，“我敢说，爱沙尼亚代表团作出的退让是明智的……因为在波兰发生的悲剧，可能会在你们身上重演。”
在被红军占领的领土上，内务人民委员部迅速组织了公民投票，投票中好像居民都赞成与苏联联合。
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当时波兰东南部领土以“西乌克兰”名义归人乌克兰版图。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起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一令人瞩目的戏剧性成就（很明显，并没有任何故意讽刺的意思）：
“我们选出了代表团去参加利沃夫的代表大会……大会在巨大的、令人鼓舞的政治热情中进行了几天。我没有听到一句怀疑建立苏维埃政权必要性的话语，发言者们逐一带着喜悦、激动心情发言，说他们心中的梦想就是加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对我来说，看到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开始理解马列学说当然感到无比欣慰……虽然逮捕还在继续，但我们认为这是为了巩固苏维埃国家和开辟在马列主义原则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盖世太保在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上追捕“种族敌人”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则着手追捕“阶级敌人”。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定出十四类被驱逐出境的对象。十分有趣的是， 托洛茨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异端者被列人第一类， 名单内还包括“曾出过国”或“与外国代表有联系”的人。这一范围包括的面太广了，其中甚至还有世界语专家和集邮家。大部分被驱逐者由社会上层代表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构成：政治家、公务员、军官和警官、律师、地主、商人、店主、神父和“积极的教民”。和纳粹德国安全机构、盖世太保一样，内务人民委员部之所以这样做，如后来弗拉季斯拉夫·安德烈斯所说，是为了“使社会失去领路人”，也就是为了消灭那些潜在的、可能组织对抗苏维埃制度的领袖。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实上与德国安全机构、盖世太保合作过，他们用苏联集中营中的德国共产党员，交换在德国居住的侨民和乌克兰人。马尔加列特·布贝尔一诺伊曼是德国的一名共产党员，她就是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城布格河的桥上被苏方交给德国安全机构的。互致敬礼后，德国安全机构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们像老朋友一样亲热：
“当我们走过桥的一半时，我回首望去，看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还成群结队地站在那里，目光追随着我们。他们身后就是苏维埃俄罗斯的土地。一种苦涩感涌上心头，我想起了共产主义的咒语：劳动者的国家，自由者的林荫大道，受摧残者的王国……”总共约有150 万波兰“阶级敌人”用运牲畜的卡车被运往苏联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荒无人烟的地方。1941年6 月，德国入人侵苏联，等宣布大赦这些波兰人时，已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在人世了。其中约有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在距波兰国境不远处就早已被枪决。少校索利斯基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如何在1940年4 月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保护下”，落到离斯摩棱斯克不远的卡延森林：
“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大的林间空地，一切都像独具特色的野餐。他们掠去了我们的订婚戒指和指向早晨六点半的手表，还收走了皮带和刀子。他们会把我们怎么样？”
三年后德军一分队发现了索利斯基的尸体，制服口袋里的这本日记和卡延森林中埋葬四千名波兰军官的坑穴。大部分被枪决的人都被反绑着双手，每人后脑勺都有一个子弹洞。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惨无人道的牺牲品中，有一些甚至是熬过莫斯科大清洗时期的波兰共产党员。1940年，弗拉季斯拉夫·哥穆尔卡（后来的波兰领导人）从苏联跑到了德国。
德一苏瓜分波兰之后，苏联就开始慢慢走上了老路，重新向芬兰施加压力。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赫尔辛基的间谍头目，雷布金只向斯大林汇报那些他想听的情报，也就是战时芬兰人会和波兰人一样迅速投降，芬兰工人阶级会支持新的共产主义制度。1939年10月，芬兰代表团被召到克里姆林宫。此时，他们对德苏秘密协定还闻所未闻，更不知道芬兰将陷入苏联控制之下这一不幸的前景。斯大林亲自告诉他们，苏联要他们让出岛上、岸上军事基地，以及列宁格勒以北的一块领土，用以交换的是一块他们根本不需要的苏联卡累利阿。“看来，我们这些普通公民是无法取得进展了一一一两周谈判后，莫洛托夫对芬兰代表说——现在该由战士们来说话”。这年夏天，苏联制定出了两个侵芬计划。指挥列宁格勒军区的梅列茨科夫将军认为，占领芬兰只需三周时间。总参谋长、元帅沙波什尼科夫认为，战役需持续几个月。斯大林倾向于梅列茨科夫的计划。赫鲁晓夫后来回忆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共产国际总书记奥托·库西年以及斯大林的一个对外政策助理见面时的情景：
“我走进房间时，斯大林在说：‘让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只要我们稍一提高嗓音，芬兰人就只能唯命是从。如果他们抵抗，我们只发一枪，芬兰人马上就会举手投降’。”
11月30日，当苏联军人跨过芬兰国境线开始“冬季攻势”时，他们被告知，受压迫的芬兰劳动人民正张开怀抱等待着他们的到来。红军的轰炸机不断在赫尔辛基上空抛洒传单，号召工人们与红军联合，赶走那些资本主义的剥削者。在被红军解放的第一座芬兰城泰里约基，成立了由库西年领导的傀儡“芬兰民主政府”，他声称“政府拥有人民的绝对支持”。12月2 日，这个政府很快就与苏联签订了协议，让出了前不久苏联想从卡扬德政府那儿得到的全部土地，并宣布“芬兰人民的英勇斗争与苏联红军的努力，应当能消除前芬兰财阀政府为了帝国主义大国利益在苏芬边界上建立的军事传染源”。
在第一总局的秘史中，导致对“冬季攻势”的虚假乐观是由雷布金的一些亲苏间谍（他们的***很小，只能反映芬兰社会舆论的很小部分）搞到的情报造成的。由好拍马屁的雷布金亲自转送的这些情报诱使斯大林对自己先前的设想更增添了信心。战争开始时，莫斯科对“芬兰政府丢下赫尔辛基去向不明”的情报深信不已。但战争根本就没有按照预订的计划发展。勉强凑够二十万的芬兰士兵和军官，竟然战胜了拥有重装甲坦克和有空中保障的百万苏军。身穿白色伪装衣的芬兰滑雪者从树林中闪现出来，将长长的苏军队伍分割消灭。正如赫鲁晓夫所证实的那样，斯大林对着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大发雷霆，指责他的失败。伏罗希洛夫也高声争辩：“您应当指责自己！是您消灭了军中的老近卫军，是您枪毙了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广在激烈的争吵中，怒气冲冲的元帅甚至打翻了一个盛着烤乳猪的大盘子。
为了“坚定”红军战士的决心，部署在第一线后面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按命令可向那些试图退缩的队伍开火。由于红军在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上的明显优势，芬兰的抵抗最终还是被摧垮了。按照1940年3 月签订的和约，芬兰不得不将列宁格勒以北的卡累利阿地峡和有十分之一人口居住的领土割让给苏联。但是库西年的傀儡政府也很快消失在历史的垃圾堆中。
与德国相比，苏军在“冬季攻势”中的失利与1940年4 月德军占领挪威的神速形成了强烈反差，而与五、六月份德军闪电般六周拿下法、荷的成功之举之间就更有着天壤之别。莫洛托夫把德国大使舒伦堡召到克里姆林宫，向他转达“苏联政府对德国军队的伟大胜利的最热烈的祝贺”。苏联对希特勒的胜利作出了虽不算“巨大”却也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德军的坦克装着苏联的燃料冲向阿布维尔海边，把鹿特丹夷为平地的德国炸弹充塞着苏联生产的火棉，而在敦刻尔克撤退中击中英国士兵的子弹的外壳，是由苏联铜镍合金浇铸而成的”。
正当希特勒的军队迈着胜利的步使行进在荷兰时，《消息报》评述：“最近的战况再一次证明，弱小国家为保存自身而企图中立——纯粹是幻想。这样，小国能存活下来并保持独立的可能性就越来越渺茫”。局势愈加明朗，波罗的海国家存在时间已屈指可数。6 月15日深夜，杰卡诺佐夫把几个负责人召到他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其中包括自己的助手、副外交人民委员、以莱比锡听证会检查长而闻名的安德烈·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对来者说，他们被“精选”出来是为了完成在波罗的海国家的“任务”。“按照政治局的决定和斯大林同志的建议，现在该解决我国西北边境的安全问题了。”杰卡诺佐夫接着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可能（甚至可以确信无疑）参与了“巴黎一伦敦交易所”的阴谋。莫洛托夫在与舒伦堡谈话中虽未直接提到交易所，但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在那天晚上的会议上，杰卡诺佐夫说他将亲自领导在立陶宛的战役进程，而维辛斯基和日丹诺夫将分别前往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如果这些国家的工人要求将资产阶级制度改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同志说，他不会反对这项决定”。我们可以从杰卡诺佐夫的立陶宛计划中对这三个小组的行动任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份计划的制定日期是1940年7月7日，它后来落到了德国人的手里。计划预计要消除一切仇视国家的政党人士的影响，他们包括民族主义者、民主意志主义者、人民党党员、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年轻的里托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社会一民主主义者、民族近卫军等。行动应在1940年7 月11日夜、12日晨在整个立陶宛境内同时进行。
1940年7 月中旬，在上述三个国家，实际上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组织的选举表明，当地居民的积极性不高， 但共产党却获得了令他们满意的票数：在立陶宛获99．2％选票，在拉脱维亚获97．8％选票，在爱沙尼亚获92．8％选票。7 月21日重新选出的政权机关纷纷请求与苏联结盟，而苏联最高苏维埃直到8月3旧才允诺了这一请求。
凭借着其成千上万的情报人员， 内务人民委员部继续进行着接连不断地逮捕“人民之敌”行动。仅在德国军队人侵苏联前一周的6 月14日深夜到15日凌晨一夜间，六万爱沙尼亚人、三万四千拉脱维亚人、三万八千立陶宛人被投进卡车运到了几千公里外的苏联集中营。而在德国法西斯开始人侵前，百分之四的爱沙尼亚人和百分之二的拉脱维尼亚人和立陶宛人被驱逐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
1940年11月12日，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和贝利亚的副手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到达柏林就苏德利益问题进行谈判。虽然杰卡诺佐夫在国际事务中的经验仅限于征服了立陶宛，但他还是三人中最有经验的“旅行者”，因为对莫洛托夫和梅尔库洛夫来说这是第一次出境。11月20日，当谈判还在进行时，斯大林就宣布任命杰卡诺佐夫为驻德大使。12月18日，希特勒签署了臭名昭著的21号“巴巴罗萨”秘密计划。计划命令在1941年 5月15日前完成“闪电般摧毁苏维埃俄国”的准备工作。第二天，希特勒第一次接见杰卡诺佐夫。希特勒当时心情很好，而孱弱的杰卡诺佐夫却由两名为了强调苏联大使体力不佳而特意挑选的彪形大汉相伴左右。当苏联最需要来自德国的上佳情报时，作为第一个被任命为大使的前国外处领导人杰卡诺佐夫，从理论上讲应支是处于最佳位置、最能有所作为之人，但杰卡诺佐夫不是特里利谢尔或者阿尔图佐夫，甚至不是斯卢茨基。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愚忠，对“阴谋”的多疑和对国际形势的一知半解，顺理成章使他成为苏联情报机构毁灭性失败的同谋。
在杰卡诺佐夫任大使的七个月时间里，和斯大林一样，他最关心的就是臆想出的英国阴谋，而不是真正的德国阴谋，苏德关系从未引起他任何担心。苏联的石油一如既往地流向西方，灌满了德国军车油箱，而德国的武器和装备却打通了相反方向——通往东方的道路。1941年 1月，苏联用价值7500万美元的黄金从德国买走了波兰的苏瓦乌基地区。1941年初，希特勒以个人名义致函斯大林，说由于德国中、西部地区“遭到英国空军的狂轰乱炸，并且很容易被英国人从空中侦察”，他不得不将大部分军队向东重新布置（实际上，希特勒“忘了”指出。这一切都是“巴巴罗萨计划”的一部分）。
苏德之间一度关系紧张的焦点在巴尔干，德军进人巴尔干引起了苏方的几次正式抗议。4月6日签订了极其含糊的南一苏协定。虽然这项协定并未要求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军事援助，但苏联新闻界对此协定还在大加赞赏。可没想到，第二天德国就开始了总攻，仅仅过了几天，南斯拉夫就拱手求和了。虽然苏联对此提出抗议，但斯大林决定不造出声势来。1941年 4月，苏联对德原料供给达到自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来的最高记录：208000 吨小麦，50000吨燃料，8300吨棉花，8340吨金属。苏联还通过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帮助运送德国从东方购买的4000吨橡胶。4 月中旬，在欢送日本代表团的仪式上，斯大林对参加仪式的舒伦堡和其他德国代表简直殷勤之至，他拍着不知所措的武官助理的后背，对他说：“我们会成为至交的！”“五一”莫斯科阅兵时，斯大林让杰卡诺佐夫和自己一起站在红场列宁墓观礼台的荣誉位置上。
由于极度担心“挑衅行为”会招致希特勒的仇视，并威胁到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甚至对在德国的情报机构的活动也进行了限制（这种限制在其他国家从未有过）。斯大林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驻柏林间谍头目制订的首要任务是揭开希特勒成功的秘密：“是什么使纳粹总是一帆风顺？它又是怎样征服了大半个欧洲的？”1941年春被派往柏林的情报总局军官伊斯梅尔·艾哈迈多夫得到上级指示，“斯大林对希特勒的力量来源特别感兴趣”，他应当“把有关此问题的、不加修饰的客观情报提供给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柏林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监督情报总局的活动。有一次，内务人民委员部头头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当着许多间谍的面将情报总局工作人员大骂了一顿，之后很长时间，每当想起此事，科布洛夫心中都有一种满足感。挨过这次臭骂的艾哈迈托夫认为，可能科布洛夫“只想看看，我会不会犯什么日后他借以整我的错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机关有一个房间（德国人侵苏联后，大使馆迁出时发现的）专供审讯、拷打和消灭“人民之敌”。杰卡诺佐夫统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在使馆中他与“土皇帝”别无二致。艾哈迈托夫回忆，在使馆工作人员会议上，“他经常历数完要完成的任务和要继续做的事情后，就开始把所有的人不留情面地批一顿……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表明谁在使馆里是老大。”
驻柏林使馆的间谍活动也进行得十分艰难。原来，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就没有几个能干的间谍，而情报总局间谍头子亚历山大·埃德伯格（真名可能是谢尔盖·库德里亚夫采夫。后来他常出现在像加拿大和柬埔寨这样相距甚远的国家里）也仅限于招募一些精心挑选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
当然，其中有两名间谍还是值得一提的，他们是阿尔维德·哈尔纳克和哈罗·舒尔采一博伊金。哈尔纳克1901年出生于著名历史学家的家庭，也是一个著名哲学家的侄子，20年代中期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32年访苏期间，哈尔纳克与库西年、皮亚特尼茨基建立了联系，并同意为共产国际地下组织工作。1933年，他开始在德国经济部门工作，并逐渐获得了要职。然而在1940年他未被埃德伯格招募以前，他与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并不频繁；后来他在共产国际地下组织的同事，莱因霍德·申布伦谈到他时说：
“他是个自负、冷酷、固执、精力旺盛而能干的人，然而他不是个令人愉快或者是直爽的人。他总是十分严肃，缺乏幽默感，我作作为他的同事在他在场时总感到有些不自在，总觉得他身上有某种清教徒式的东西，狭隘而又教条，但他却是一个非常有远大抱负的人。”
舒尔采一博伊金，另一个埃德伯格所器重的间谍，却是完全另外一种人。二战期间，一个被称为“红色乐队”的情报小组的领导利奥波德·特雷伯发现他是个“热情、诚挚的人，与阿尔维德·哈尔纳克的冷漠与沉静大相径庭”。舒尔采·博伊金出身贵族家庭，1933年二十四岁时成为共产党员。纳粹分子上台后，盖世太保曾三期拘留过他，但他的家庭用自身的影响将他解救出来，并在格林史领导的航空部为他谋了个侦察官的位置。在德国反间谍报告中指出，他从1936年开始进行（已被证实）破坏活动，他通过中介人，把反对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军事行动计划交给了驻柏林的苏联大使馆。
除对哈尔纳克和舒尔采一博伊金的工作进行监督、领导外，埃德伯格还与外交家鲁道夫·冯·谢里哈保持联系。鲁道夫是1939年8 月从驻华沙使馆调至德外交部情报处的，由于每天都参加处领导会议，冯·谢里哈能及时地把德国外交政策的动态提供给莫斯科。伊莉莎·什乔贝是鲁道夫·根施塔特（德国记者，为第四局效力，是他在1937年从华沙招募了冯·谢里哈）的情妇，她在外交部新闻中心供职。这一工作性质使人们对她与驻柏林的塔斯社代表保持接触不产生怀疑。塔斯社的记者就是通过她把冯·谢里哈搞到的情报拿到手，并送给苏联大使馆的埃德伯格。促使冯·谢里哈干这一行当的原因完全是物质利益。1941年 2月，什乔贝比冯·谢里哈过得更艰难，因为她染上花柳病，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法国、荷兰战败后，特雷伯的间谍们开始注意搜寻有关德国军队动向的高质量情报。特雷伯将总部迁至纳粹占领的巴黎并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间谍活动。特雷伯分别以“西梅科斯科”和“西梅克斯”为商号，在布鲁塞尔和巴黎成立公司。“西梅克斯”公司的办事处设在爱丽舍大街， 它与一家正在德国军队修筑工事的“托特”公司建立了广泛合作。正是通过“托特”公司一名反纳粹工程师柳德维格·考恩茨的帮助，特雷伯于1941年春才得到并将有关“巴巴罗萨计划”的第一个情报发往情报总局总部。莫斯科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德国备战进攻苏联的预警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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