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干？”埃格顿问。
“我们将发表一份初步报告，说明不是前缘缝翼的问题。我们的初步报告将宣布事故是由反向推力装置上的一个假冒伪劣的整流罩引起的。”
“飞机上有劣质整流罩吗？”
“是的，但事故并不是由它造成的。”
“好的，”埃格顿说，“一个劣质部件，这个说法好。只要不是诺顿的问题就行。”
“对。”马德说。
“那姑娘也会这样说吗？”
“是的。”马德说。
“她最好这样讲，”埃格顿说，“因为和这些卑鄙小人谈话是很难捉摸的。”
“瑞尔登，”马德说，“是马蒂·瑞尔登。”
“管他是谁。她知道怎么讲吗？”
“是的。”
“你向她通过气了？”
“是的，我等会儿还要和她把这个再过一遍。”
“行，”埃格顿说，“我还要她见一见那个搞传媒培训的女人。”
“我不知道，哈尔，你真认为——”
“是的，我是这样认为，”埃格顿说，“你也要这样认为。辛格顿必须为采访做好全面的准备。”
“好的。”马德说。
“好好记住，”埃格顿说，“你要是他妈的把事搞砸了，你也就完蛋了。”
他把电话挂断了。
诺顿公司办公大楼外下午1时04分
办公大楼外面，詹妮弗·马龙上了汽车，心里头比她愿意承认的要更为苦恼。她现在感觉到公司不大可能让她见到总裁。她现在担心他们会让辛格顿当他们的发言人。
那样的话就会改变这个报道节目在观众感情上产生的效果。观众们要看的是公司里那些粗壮傲慢的经理们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一个聪明、诚恳、有魅力的女人就不会使观众产生这种愿望。他们能聪明到懂得利用这一点吗？
当然，马蒂会向她发动攻击的。
那也不会有多好的。
只在想象中把他们两人放到一块儿就够让詹妮弗泄气的了。辛格顿敏锐，有着吸引人的坦诚的品格。马蒂会攻击母性和真正的传统价值观念。你没办法阻止马蒂。他会想办法掐住对方的脖子。
但除了这个，詹妮弗开始担心整个段子太轻飘飘的了。巴克在她采访的时候很具说服力；事后她也觉得有了把握而洋洋自得。可是如果适航性指令的事是真的话，那么公司就处在一个很难攻击的地位。而且她对巴克的历史也担忧起来。如果联邦航空局手里掌握他的把柄，他的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再在电视里把他推出来，他们就显得愚不可及了。
那个记者，只是让人失望。他在摄像机前的表演很不好，他掌握的材料也很单薄。到头来，不会有什么人对厂子里的吸毒问题产生任何兴趣的。在美国，每一家公司都有吸毒问题。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闻。而且这丝毫不能证明飞机的质量差——这才是她需要的东西。她需要的是生动的、有说服力的视觉材料来证明这种飞机是个死亡陷阱。
她手里就没有这种材料。
到目前为止，她所有的一切只是那盘有线新闻网的录像带，这已经是旧闻了。而迈阿密的转子爆炸从视觉上讲并不具备那么强大的吸引力。只不过是从机翼中冒出来一些烟雾而已。
最糟糕的是，如果公司真的发布初步调查结果报告，和巴克说的不一样的话——
她的手机响起来。
“跟我讲讲。”迪克·申柯说。
“嗨，迪克。”她说。
“好吧，我们进展到哪一步啦？”申柯说，“我现在正看着记事板。马蒂两小时以后就结束和比尔·盖茨的访谈啦。”
她心里有个声音想说，算了吧，忘了这个段子吧。这个报道段子成了杂碎啦，成不了型啦。我真是蠢透了，以为可以在两天内搞定。
“詹妮弗，我派他去还是不派他去？”
但她不能说不。她不能承认她搞错了。如果她现在退却，迪克就会杀了她。她是怎么样提出计划书的？她是如何镇定自若走出他的办公室的？这一切现在都捆住了她的手脚。只有一种可能的回答。
“是的，迪克，我要他来。”
“这不是个部件故事？”
“不，迪克。”
“因为我不想要《60分钟》上的那种零碎段子，詹妮弗。最好别是这种部件故事。”
“它不是的，迪克。”
“我听不出自信心嘛。”他说。
“我有信心，迪克。我只是太累了。”
“行。马蒂4点钟离开西雅图。他大约8点钟到旅馆。他到时就要把拍摄计划搞好，给我往家里发一份传真。他明天和你们在一起呆一天。”
“好，迪克。”
“一定办好，宝贝儿。”他说着把电话挂断。
她咔哒一声把电话关上，叹了一口气。
她把汽车发动起来，然后开始倒车。
凯西看见马龙从停车场把车子倒出来。她开的是一辆黑色凌志车，和吉姆开的那辆一样。马龙没看见她，这没什么不同。凯西脑子里正乱着呢。
她还在试着想弄明白马德到底想干什么。他朝记者大发脾气，告诉她不是前缘缝翼事故，还告诉她将会有一份事故分析小组的初步调查报告。他怎么可以这样说？马德会虚张声势地蛮干，但这一次他是捅了娄子啦。她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他的这种行为只会给公司还有他本人带来损害。
而她知道约翰·马德是从来不损害他自己利益的。
质保部下午2时10分
诺玛听着凯西说了几分钟，一直没有打断她。末了，她说：“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马德是打算让我当公司的发言人。”
“这是意料中的事，”诺玛说，“大人物们当然要躲在幕后。埃格顿不会出来做这事。马德也不会。你是事故分析小组的新闻联络员。你又是诺顿飞机公司的副总裁。屏幕上到时候就会在底部打出这些字幕来。”
凯西沉默了。
诺玛看着她。“你的问题是什么？”她又一次问道。
“马德告诉那个记者TPA545航班不是前缘缝翼故障，”她说，“还讲我们将在明天发表一份初步报告。”
“嗯。”
“马德为什么要这样做？”凯西说，“他为什么要让我上这个当？”
“为了保全他自己吧，”诺玛说，“也许是为了避免一个他了解而你却不了解的问题吧。”
“什么问题？”
诺玛摇摇头。“我的猜测是关于飞机的什么事。马德是N—22型飞机的项目经理。他比公司里的任何人都更了解这种飞机。也许有什么他不愿让人知道的东西吧。”
“于是他就宣布一项根本不存在的发现？”
“这是我的猜测。”
“而我就成了帮他们说谎的人？”
“好像是这么回事吧。”诺玛说。
凯西沉默片刻。“我应该怎么办？”
“想办法找出症结来。”诺玛说，透过烟雾乜斜眼看着她。
“没有时间了……”
诺玛耸耸肩膀。“找出那架班机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因为你在为这件事负责任，宝贝儿。马德就是这样算计你的。”
她在过厅里看见里奇曼。
“好哇，喂——”
“等会儿再讲。”她说。
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她拿起一张女儿的照片端详着。照片上，爱丽森刚从邻居家的游泳池里爬上来。她和另一个同龄的小姑娘站在一起，两人都穿着游泳衣，浑身还在滴水。线条平平的孩童身体，露着牙笑眯眯的两张脸，无忧无虑，天真无邪。
凯西把照片放到一边，转过身打开写字台上的一个大盒子。她把一个带氯丁橡胶背带的手提式激光视盘移开，线缆连接着一副奇特的有色眼镜。它型号超大，看上去像是安全视镜，只是不是全包的。在镜片朝里的一边涂了一层好笑的护色，光照之下发着微光。她明白这就是那个维修用的快速反应显示器。汤姆·科曼的一张卡片从盒子里头掉出来。上头写着：“视频快速反应显示器首次试验。请欣赏！”
欣赏吧。
她把视镜推到一旁，看着写字台上的其他文件。驾驶舱通讯对话录音文字记录稿终于送到了。她看见一本《太平洋航行线》机上杂志，有一页夹了个条子。
她把杂志打开到有“本月优秀雇员张约翰”照片的那一页。照片和那张传真看上去不太一样。张约翰40多岁，身体很棒。他妻子站在他身旁，面带笑容，比他胖一些。两个孩子都长大了，正趴在他们脚旁。姑娘快20岁，小伙子20刚出头。儿子长得很像父亲，但更现代派些。他的头发剪得极短，耳朵上有个小金饰件。
她看照片下的文字说明：“他和妻子宋、两个孩子艾莉卡和汤玛在兰潭岛海滩休息。”
这一家在前面的沙滩上铺了一条蓝色的浴巾；旁边有个柳条编的野餐篮子，蓝色的格子布露了一点出来。场面有些单调。
为什么会有人把这个传真给她呢？
她看看杂志的日期。一月份的，三个月之前的。
但有人有这本杂志，又把这张照片通过传真发给了凯西。是谁呢？航空公司的雇员？乘客？谁呢？
而且为什么呢？
到底是想告诉她什么呢？
凯西看着杂志上的照片，心里想起调查中没有解决的各种线索。还有许许多多的检查要做，她最好还是赶紧开始吧。
诺玛说得不错。
凯西不知道马德想干什么。但是，也许这并不要紧。因为她的工作仍旧和以前完全一样：找出545号航班发生的事的真相。
她走出办公室。
“里奇曼在哪儿？”
诺玛笑笑。“我让他去传媒关系部看本森，去找一些标准的新闻介绍材料，也许我们会用得着的。”
“本森会嫌烦的。”凯西说。
“啊哈，”诺玛说，“也许甚至会让里奇曼先生难过的。”她笑着看了看手表。“不过我得说你还有差不多一个钟头去干你想干的事。那就赶紧去干吧。”
诺顿音响处理实验室下午3时05分
“噢，辛格顿，”齐格勒说着挥挥手让她坐下。她是乒乒乓乓敲了五分钟的隔音门才被准许进了音响实验室的。“我想我们发现了你要找的东西。”齐格勒说。
在她面前的监视器上，她看到一个坐在妈妈腿上，正张嘴笑的婴儿的定格画面。
“你要的是事故即将发生之前的这一段，”齐格勒说，“现在我们是在事故前18秒钟的地方。我们先从完全音响开始，然后把过滤器插进来。准备好了吗？”
“好了。”她说。
齐格勒放录像带。在高音量上，婴儿淌着口水咿咿呀呀的声音像是一条正翻着泡沫汩汩作响的小溪。机舱内的嗡嗡声成了不间断的呼啸。“味道好吗？”男人的声音正对婴儿在说，非常响。
“插进去，”齐格勒说，“高音分流器。”
声响变得低沉了。
“舱内环绕分流器。”
淌口水的声音在沉静的背景声中突然变响，舱内呼啸声消失了。
“高音增量五等分流器。”
淌口水的声音消失了。她现在听见的大多是背景声——餐具刀叉相碰声，服装纤维的摩擦声。
男人在说：“是——早——餐——或你——阿拉？”他的声音时断时续，支离破碎。
“高音增量五等分流器对人说话声有破坏，”齐格勒说，“但你并不在乎，对吧？”
“是的。”凯西说。
那男人又说：“不——等——或——姐——上——是——？”
男人说完后，屏幕上再一次变得几乎悄没声息，只是远远地有些响动。
“现在，”齐格勒说，“它开始了。”
屏幕上出现一个记数显示。计时器开始往前数，红色的数字快速地闪动着，按十分之一秒和百分之一秒记着数。
妻子的脑袋扭过去。“那——么？”
“见鬼。”凯西说。
她这时能听清了。一种低沉的轰鸣声，一种明显的振动低音。
“它被分流器处理得细了一些，”齐格勒说，“低沉的轰鸣声。仅在两到五赫兹范围之内。差不多是一种振摆。”
没问题，凯西心想。使用声音过滤器之后，她可以听得见。就在那儿。
男人的声音插进来，是开怀大笑：“别——紧——艾米莉。”
婴儿又咯咯笑起来，声音尖利得要把人的耳朵炸裂了。
丈夫说：“差——家——心肝。”
低沉的轰鸣声停止了。
“停！”凯西说。
红色的数字定住。屏幕上的数字显得很大——11：59：32。
差不多12秒钟，她心想。12秒是前缘缝翼完全展开所需要的时间。
545航班上的前缘缝翼的确打开了。
这时候起，录像开始显示飞机急速下降，婴儿从母亲的腿上滑下去，母亲一把抓住它，她惊恐万状的表情。背景上恐惧的乘客。由于用了过滤器，他们的叫喊全都变成了一种含混不清的噪声，几乎像静电干扰的声音。
齐格勒把录像带停下。
“这是你要的数据资料，辛格顿。我敢说，没有任何错误。”
“前缘缝翼打开了。”
“听起来肯定是这样的。这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解释。”
“为什么？”飞机当时正在巡航飞行。为什么会打开？它是非指令性的，还是飞行员人为的？凯西再一次迫切期望得到飞行数据记录仪的情况。如果他们有了记录仪上的数据，这些问题要不了几分钟就会解决。可是记录仪的事进展太慢了。
“你看过带子余下的部分吗？”
“嗯，下一个让人感兴趣的地方是驾驶室的警报器，”齐格勒说，“摄像机夹在门下面之后，我就能听见声音，就可以把飞机上警报器表示的意思按顺序排好。不过那样我还需要一天时间。”
“录像带留给你继续做，”她说，“我需要你能给我的一切。”
这时她的寻呼机响起来。她从腰带上把它取下，看见：
＊＊＊约翰·马德办公楼速来
约翰·马德叫她去见他。在他的办公室。就是现在。
4
诺顿公司办公大楼下午5时
约翰·马德情绪平静——这很危险。
“只是一次简短的采访，”他说，“10分钟，至多15分钟。你没有时间去详谈细节，但作为事故分析小组的负责人，你的地位完全适合解释公司对安全承担的责任。我们是怎样小心谨慎地分析事故。我们对产品售后服务承担的责任。然后你可以解释我们的初步报告，表明事件是由一个外国维修站安装的冒牌推力罩引起的，所以它就不会是前缘缝翼事件。这样我们就主动了，不给巴克一点机会。也不给《新闻线》一点机会。”
“约翰，”她说，“我刚从音响实验室来。毫无疑问，就是前缘缝翼打开了。”
“得了吧，音响实验充其量只能是次要的，”马德说，“齐格勒是神经病。我们只有依靠飞行数据记录仪才能准确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事故分析小组做出了初步调查结论，排除了前缘缝翼。”
好像听见自己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她说：“约翰，这种搞法让我很不舒服。”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未来，凯西。”
“我懂，约翰，可是——”
“和中国做成这笔大买卖将会拯救整个公司。流动资金，设计改型，新型飞机，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谈的，凯西。成千上万人的就业。”
“我明白，约翰，可是——”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凯西。你认为我们的N—22型飞机有任何毛病吗？”
“绝对没有。”
“你认为它是死亡陷阱吗？”
“不。”
“公司怎么样？是个好公司吗？”
“当然。”
他凝视凯西，摇摇头。最后他说：“我要你和一个人谈谈。”
爱德华·福勒是诺顿公司法律事务部的负责人。他今年40岁，瘦弱又笨拙。此刻他紧张不安地坐在马德办公室的椅子里。
“爱德华，”马德说，“我们遇到个难题。《新闻线》这个周末要在黄金时间播出一档有关N—22型飞机的报道，这个报道对公司将极为不利。”
“有多不利？”
“他们把N—22称为死亡陷阱。”
“噢，天哪，”福勒说，“这太不幸了。”
“是的，的确是的，”马德说，“我把你请来是因为我想知道我们对此能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福勒皱着眉头说。
“是的，”马德说，“我们觉得《新闻线》是在卑鄙地追求轰动效应。我们认为他们的节目是无知的，对我们的产品充满偏见。我们确信他们是在处心积虑、不计后果地诋毁我们公司。”
“我知道了。”
“所以，”马德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能阻止他们播出这个节目吗？”
“不能。”
“我们能搞到法院的禁制令来阻止他们吗？”
“不行，那是预先禁令。况且从公关角度讲，这是很不明智的。”
“你的意思是说这样很不好？”
“企图封住新闻界的嘴吗？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那将会暗示你们有什么东西要隐瞒。”
“换句话说，”马德说，“他们可以播出节目，而我们却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们。”
“是的。”
“那好吧。但是我认为《新闻线》的情报是不准确的，存有偏见的。我们能要求他们给我们相等的时间陈述我方的证据吗？”
“不能，”福勒说，“公平准则，包括提供相等时间，在里根总统时期就已经废止。电视新闻节目现在完全没有义务对某个内容表述各方面的不同看法。”
“于是他们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不管判断有多么不可靠？”
“是这样的。”
“这好像不合适吧。”
“但这是法律。”福勒耸耸肩膀说。
“好吧，”马德说，“现在，这档节目将在对我们公司极为敏感的时刻播出。负面的宣传将会使我们丢掉和中国的那笔交易。”
“是的，会的吧。”
“假定因为他们的节目造成我们商业上的损失。如果我们能证明《新闻线》表现了错误的形象——我们也已告诉了他们这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控告他们造成的损害吗？”
“从实践上来讲，不行。我们得证明，他们对已知事实。‘有意忽视’而编播节目。从历史上看，这一点是极难证实的。”
“那么《新闻线》对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了？”
“是的。”
“他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如果他们毁了我们的生意，那就是我们活该如此吗？”
“是这么回事。”
“难道对他们说些什么就没有任何一点限制吗？”
“好吧，”福勒在椅子里动了动，“如果他们虚假地描述了公司，他们可能得承担责任。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有了一桩545号航班乘客委托律师代理的官司。《新闻线》就能说他们只是在报道事实而已：是一名律师在对我们进行以下的指控。”
“我明白了，”马德说，“但是法庭上进行的指控其宣传面十分有限。而《新闻线》将向4000万观众传播这些疯狂的声音。而且与此同时，他们将通过在电视上反复播放来自动使这些意见发生作用。对我们造成的损害来自于他们节目的曝光，而不是原有的声音。”
“我同意你的解释，是这么回事，”福勒说，“但法律不这样看问题。《新闻线》有权利报道一桩诉讼官司。”
《新闻线》难道可以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对法律的意见进行不受约束的评价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吗？比方说，如果那律师说我们雇人对儿童进行性骚扰，《新闻线》照样可以对此进行报道而不承担任何责任？
“对。”
“让我们假定诉诸法律并且赢得胜利。很显然《新闻线》对我们的产品进行了错误的描述，它的基础是这律师的证言，并且已经被法院所否决。在这种情况下《新闻线》会被迫撤回他们向4000万观众所作的陈述吗？”
“不会，他们没有这项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