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骨都要散了！”“人部要凋谢了！”
这是每一个跟随朱镕基访欧的香港媒体，见面互相打招呼的第一句话。
但是，回到香港，我已经忘了那种一天传2次卫星，做4条新闻，上一次现场连线，晚上11、12点收工，睁开眼就是工作，坐上车就能睡着，这一站行李还没时间全打开，又要收拾起来，到下一站去的辛苦情景。
倒是8天里，早早晚晚追着朱总理跑的点点滴滴，成了难忘的采访印象。
故事要从“两会”结束开始谈起。3月19日朱镕基在中外记者会的“点名”事件，意外地把我推向了另一个镁光灯聚焦的所在。结束北京20天的采访回到香港，立刻接到公司另一项任务，一周后随朱镕基外访欧洲。由于我仍在媒体的焦点下，所以公司的指示是“做新闻可以高调，对同业则要低调。”
3月31日，伦敦时间清晨5点多，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抵达了伦敦。为了采访之便，我们住在朱镕基下榻的海德酒店，一个有106年历史的五星级酒店。除了刚到的第一顿早餐欣赏了一下海德公园的美景外，忙碌的采访工作使我们根本没机会享受它五星级的品质。因为时间太早，一直到中午一点钟，一行人得出发往机场接机了，仍无法check一in，只能将行李暂放在同事房内，自此，开始那“没眠没夜”的欧洲之行。下午3点半钟，中国国际民航专机抵达伦敦希斯路机场，朱镕基一行步下飞机途经媒体区时，我抓紧机会，大声提问：“朱总理好！第一次以总理身份到英国来，有什么特别想完成的事？”
朱镕基率性依然
朱镕基先是举起右手向问好的声音打招呼，接着看到我在人群中提问，伸手指着我笑着说：“吴小莉，你现在，在香港有名了。”
我说“谢谢总理”，继续提问，他却笑着离开，随后中国驻英大使馆人员发了一份朱镕基到达英国的书面讲话。
这是自记者会后，我们第一次再度“见面”（电视上见到的除外），朱总理又以他率直的个性，当众表达了他在点名事件后，看到香港媒体反应的看法。虽然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让我放下心来。不只因为他的俏皮，更因为他的坦然，让我知道，“点名事件”后，在媒体上掀起的轩然大波对他并没有影响，他率性依然。
媒体同业开始寄望我，尽量让朱镕基多开金口，一位电台同行就说：“不知道他这次会不会多说些内容，全靠你啦！”
下午5点多，又有一次可以近距离采访的机会，朱总理刚从温莎堡会见英女皇返回酒店，大厅内挤满了当地侨民，当然包括媒体，朱镕基在和侨民握手，接受献花后，眼看就要离开，这时我只好以人情攻势：“总理，我们等了好久，可不可以说几句话？”
朱总理同情地看着我们，走了过来，于是一连串的问题——“和英女皇见了多久？说了些什么？”“这次访英，有什么期望？……他回答的话虽不多，但是我们很满意，因为他肯开口，是个好的开始。
4月1日上午沾朱总理的光，走了一趟格林威治天文台，应媒体要求，他还站在分隔东西半球的子午线上拍照，我又趁机提问了：“第一次来吗？”
“First time。”（刚听完英文解说员说话，他还来不及转换语言频道）“为什么选择来这儿？”“他们（英国和中国外交部人员）安排我来我就来了！”（诚实得可爱，引来一片笑声）“第一次到时间的起点来，有什么特殊感受？”“当然有，我小学念书就知道这里是Zero Degree（零的开始）。”
一位香港朋友，看完电视新闻跟我说：“看来朱总理对你真的不错，是有问必答，”第二天英国《独立报》在刊载朱镕基参观格林威治天文台一张大笑的照片后，转载了香港《南华早报》对我的一张访问照，它的标题是这样写的：“TV StarWoos theOld Menof china”，意思是“能讨朱镕基欢心的电视明星”。内文写到我让两位很重要的人很开心，一位是朱镕基，另一位是传媒大亨莫多克。（因为他是凤凰卫视的股东之一）。我的同事开始学朱总理的口气笑我：“吴小莉，你现在，在伦敦很有名喔！外国的一些摄影记者在我们守候来熔基时，向我的摄像师说：“你站哪？我要站在你旁边，有好处！”
都是人单力薄地到欧洲，香港同业这回非常团结，除了在分散的各点上互相支援画面外，大家开始开玩笑：“小莉，朱总理待会儿出来时，你记得要叫注他！”“好，我负责请他留步，大家一起问问题。”融洽而互助的相处，化解了不少我在媒体焦点下的尴尬。
朱镕基为媒体所爱戴，不只因为他对中国事务的熟悉和使命感，更因为他对媒体人的人性化对待。中国内地的媒体朋友说，朱镕基不想大肆报道欧洲之行，所以将随专机采访的内地媒体由六、七十人减为十几人，但是走出了中南海，却摆脱不了我们这些香港媒体的纠缠。看着我们早早晚晚跟着他，甚至用上苦肉计地等候，他会很不忍心他说“辛苦了”，他也开始习惯大家不停地追问，有机会时，总是想法子回答。
他回答问题绝不敷衍，总是仔细聆听，然后就你的问题，作适度回答，所以常常看到他有时侧着头，或是支起耳朵仔细听问题。即使是在法国，发生撤传单的抗议事件，媒体同业追问“有什么感想？时，他老实地说：“听不清楚问题？等到听明白了，即使已被保镖护送到门外，他也回过头来，大声回答“我没看见。”一次为了赶下一场会见，没法回答完问题，他还显得十分抱歉。“和亚洲领袖会谈后对金融危机有什么新做法？”“大家立场一致！”“什么样的立场”“帮助，尽一切可能地帮助！”“什么具体方案？”“方案有的是！”但是他两手一摊，满脸歉意地说：“现在来不及说了！”接着被随从人员簇拥着离开。
不过别遗憾，他总是会在别的公开场合发言时补偿你。媒体对他所有提问，他可以很快融会贯通，溶入他的演讲或即席发言里。一次是在对英国商界的晚餐演说，我们相信，即使他事前准备了讲稿，在现场也被他临机应变地改得差不多了。他在演说过程中，补充了下午他没法回答完的具体援助方案。一次是亚欧会议结束当晚，他会见英国侨界，原本预计10多分钟的发言，他即席演说了23分钟，除了对侨界应有的鼓舞外，其中又间接回答了许多媒体的疑问。
他的presentab1e还不仅于此，如果你给他一语双关的好题目，他绝对可以给你意料之外的好答案。媒体问：“你刚才横跨东西半球的子午线，你觉得东西方现在关系如何？”“关系很好呀！我刚才就横跨了东西方，而且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什么都看在眼里的总理
朱镕基无疑是受人瞩目的，也由于他的形象，媒体对他有更高的期望。访欧行程结束近一周，报刊上仍不断有访欧的各式评论。任何与他有关的人、事、物，仍然是媒体的焦点，回到了深宫大内，他也没有断了和外界联系，从新总理记者会上他对媒体的如数家珍，和一到伦敦就指着我说我在香港出了名，都可以看出，他获得媒体消息的及时性、和对舆论的关注。
4月13日，他更罕有的在接见南非外宾时，谈到了那八杆子打不着、毫不相干的访欧期间，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人员和香港媒体同业的事件，甚至解释了他的确没说大话，因为他听到有人问对传单内容有什么感想，他说的没看到，是真的没看到传单内容。
这个举动，再次显现他率直的个性，觉得受误解，就要说个清楚，好不容易在公开场合有媒体在，所以不论和主题有没有关系，都不吐不快。
而我更看到的是，他对香港舆论的重视，这种有闻有问，或许也是中南海领导人和香港媒体界展开另一种对话交流的开始，值得鼓励。
访欧行程的8天，说实话，这才是我直接接触朱总理的开始（当然19日的记者会，和以往电视上的认识不算）有人问我，朱镕基是什么样的人，记得在参观法国罗丹博物馆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到朱总理身旁，开始和他聊天，随行人员把我们团团保护住，反而使我有机会和他单独对话，我问他：“刚刚看过世界第二大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内地有没有想过建这样的图书馆？”他坚定他说：“会的，一定有机会！”“怎么看罗丹的艺术？”他说：“巴黎是艺术之都，一定要来看一看！前几天工作得太紧张了！”接着他转过头看了看我说：“不过你们更紧张！”
聊着聊着，我们走到了罗丹著名的沉思者雕像前，我把跟在后面的朱夫人劳安迎到前排，大家开始听解说员说沉思者的故事。我也陷入沉思，这就是朱镕基，一个什么都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的人！
（摘自九八年《明报月刊》第五期）
九江抗洪最前沿
有时觉得自己对新闻的敏感像个魔咒，九八年4月随朱镕基访欧回港后，和同业谈到，想去印尼看看，因为那时印尼经济太差，像个火药库，我直觉有事。5月印尼发生暴乱。
6月，中国内地大水，血液里流动的想上前线的新闻细胞再度涌现，几次和同事讨论“有没有上现场的必要？熟悉内地水情的同事说：“每年这个时候内地多少都有大水，防洪是年年都有的事！”
七、八月百年来罕见的长江洪涝发生了。
8月10日接获公司命令，要上九江抗洪前线一个因为长江大堤一度决口，引来全球关注的地方。我的心中没有意外，却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前线是晒？是雨？缺水缺粮？还是一片水乡泽国？我无法确实知道，带足了能想像到的药品，我们上路了。11日，一行人飞抵江西省首府南昌，一出机场，迎面扑来的是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就像置身在蒸宠里，所有人只能缓慢蒸发，无处可躲。
江西电视台朋友礼遇香港来的两位女士，请我们上车暂避，我和同事倒不在意，因为知道，这只是个开仁已安排探访省政府里的抗洪指挥部，这个探访，收获颇大，除了对江西的灾情有了整体了解也确认了九江的行程。
由南昌到九江，还需车程一个多小时，第二天天刚亮，一行人就赶早到达九江，赶办采访证，在九江找到临时落脚地，采访队就往长江大堤37号闸口前进，因为长江大堤决堤处淹水，只能由水路沿已停航船舶的长江前进。
闸口前早已站满人，包括媒体同业、想上大堤慰问的民众及医疗队等。“11点才有补给船开航！”前方传来消息，也就是一伙人得在闸口等上两个小时。心里有些着急，因为这次拍摄任务重时间紧。凑巧，一队武警，从前方撤退，搭船回来，有人认出我，开始询问：“能不能合照？我爽快回应：“可以！”继而反问：“我可不可以搭照？我爽快回应：“可以！”继而反问：“我可不可以搭你们的船上大堤？答案也很豪爽：“没问题，你们有几个人？”
这是我唯一庆幸自己还有些知名度的时候，因为更方便我的工作，当然也造福了其他同行，一伙人全上了船。
一上大堤，我被千多名解放军排列成的人龙，由运沙包船，直达缺口处的景象给震祝鱼贯而机械的动作，茫然而疲惫的神态，现场没有硝烟却尘烟弥漫，时光似乎倒流到几千年前，民兵正在修筑万里长城。而这次的长城，抵御的是洪水。
“四天没休息！”“两天没合眼了！”士兵们边回答，边跟着大队的长龙走，背上的沙包没离肩，往大堤决口处走的步伐也没停顿。
顾不上热心民众送来的菊花茶，士兵们只是一个劲地移动着，间中听到齐声的呐喊声，一来是配合士兵们丢沙包的韵律，二来是自我提振精神。
南京军区派驻在大堤上的副司令员说得好：“士兵们食物补给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休息。”
摄氏40度的高温，无处可逃的暴晒，我在大堤上仅近5个小时，已经全身通黑，满脸煤灰，变了一个人。
士官说得轻松：“他们在部队中也得操练，如今只是换个场地操练，现在做的事，还更实际些！”
副司令员用军用冲锋舟，把我们送回市区，约好第二天一早，再送我们到长江中已被淹没的江新洲岛，探望住在大堤上的灾民。
采访队回到九江市，一路无语，没人提议吃饭，即使早过了吃饭时间，一伙人冲回饭店，洗身冲凉，休息半晌，才回过神来。
傍晚，趁天色尚明，到九江市区惟一的灾区，因长江大堤决堤而淹没的开发区。
来到和开发区接连的市区西北边，这里因为地势较高，成了新的“岸边”。
正要前往子堤巡查的解放军士兵好心地招我们上船，载我们一程，行驶在9．5平方公里的淹水区里，不时看到仍在二楼居住的居民，这家厂房的招牌还斜露出一角，那家银行也给淹没了。
一些民船载着晚饭，食物补给品往淹水区送，说要送给亲人。一位父亲，用临时编的竹筏，带着七八岁的男孩，牵着自行车，扛一包米，硬要用竹竿撑过河，众人劝他别冒险，他却坚持要回家，小男孩对筏底已经过两米高的深水也并不在意，扯着父亲衣角，坚定地过河，家里淹水好几天了，原本是城市的居民，似乎也已适应了另一种水上行舟的生活。
而我则有梦里不知身何处的迷惑。夕阳斜照下，一片辽阔的泽国，远处儿只小鸟飞来，宛如这里本来就是水乡，谁想得到几天前，这里原还有200多家厂商、7万多人居住着。
嗒嗒的马达声推动着冲锋舟前进，突然，船上唯一的动力——一具单引擎掉入水中，船长说，“引擎掉了！”
七八个人，以为他开玩笑，继续谈笑风生，却发现没了动力的扁舟，正慢慢随流漂向树丛边，最后搁浅。这时，冲锋舟已到了淹水区核心，附近不见民船，船上官兵急了，连忙用手机向军营呼救，由于有官兵在，一伙人倒也放心，好整以暇地等待救兵。直到一个钟头过去，救兵还找不到我们确实位置，而天色是越来越昏黄，淹水区是停电区，大家开始心慌，官兵用最原始方法，拿起扩音器，向远方呼救……终于，又听到动人的马达声，“有船！”众人齐呼！ *
8月13日采访队成员穿上救生衣坐上仅能坐四个人的冲锋舟，往已被淹没的江新洲岛。九江市水利局人员再三嘱咐：“若是上不了岸，别勉强，安全第一，来采访新闻，别出了事，成了新闻。”
话声未落，船已启航，船太小黄澄澄的长江水拍打着船沿，直扑脸庞，十几分钟后，江新洲被冲毁的大堤出现在眼前，决口处竟有艘民船，原来有人在这儿作生意，为村民摆渡，往来大堤和市区。
我们的冲锋舟驶入决口处，直入岛中央，想找些仍住在岛中的居民。举目所见，淹没的民房，倒落的浮木电线，冲锋舟几次纠缠在不知是否还通电的电线围中。一直勇往直前的我们，第一次有些害怕，因为所在地是长江中央，不比市区。我下意识地查看了一下手机是否仍然管用。冲锋舟终于脱困，我们决定沿大堤寻找居民。
江新洲在8月5日决堤后，部分居民仍住在水尚未淹没的家中，或是住上了大堤。
单在堤上行走，很难察觉异样，有摩托车的人，在长长的大堤上行驶，为居民提供“机车的士”服务，大难中抢救下来的小猪躲在临时搭建的凉棚下，牛只则啃食堤边仅存的杂草。
堤上酷热，有一家8口人，刚从市区避难中心回到大堤开始搭建木棚——一个临时的家，男主人蹲在堤边，对着长江发呆，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说不知道，问他：“现在怕大水吗？“做梦都怕！”他说：“太可怕了，真的是洪水无情！”说着说着，一个大男人忍不住流泪，时间仿佛凝住在那突然决堤的夜晚，堤上锣声响，“决堤了！”一家8口老老小小，只顾逃命地往堤上跑，什么也顾不上带，命是捡回来了，但是家没了，原本因种棉而颇富裕的江新洲居民，要面对没有收成的下半年，和一无所有的家园。
五四年大水以来，江新洲没决过堤，九三年、九六年几次大水，情况危急时大堤都保住了。所以九江市政府通告，居民疏散财物，上大堤时，居民们大多抱着侥幸心理，因为没见过长江真正发威。
一个小女孩倒是早早把自己上学用的课本，暑期作业搬上了大堤，“怕做不完暑期作业，快开学了”她说，我去看望她时，她正坐在江边温习功课，暑期作业还没做完，她一心惦记着：“要上学了！”
采访队在大堤上呆了几个小时，热心的居民在木棚里搜搜翻翻，找出了条长板凳硬要我们坐，又拿出家里仅剩的半瓶矿泉！”但这叫我们怎么忍心，婉拒了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的洁净水，倒是长板凳让我们免于：“就堤而坐”的命运。不知如何安慰他们，我只说“辛苦了”，居民一把抹了一下早已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毫不犹豫地回应：“你们比较辛苦！”
记得我在中国文化部民政部抗洪赈灾义演晚会上，曾由衷他说过一段话“那些灾民，对现今一天可能只吃两餐饭的现况并没有太多抱怨，但是对于如何重建家园，面对明天，却有很深的迷惘，”我在江新洲的大堤上，为“小莉看时事——九江抗洪最前沿”特别报道节目中，说了这样一段结束语：“不是依水而生的人，可能永远无法明白，水边人家，对水深深的依恋，他们靠水而繁荣，却也年年得抗洪，只是，他们没想到，年年都过得了洪涝灾害的家园，今年竟然会一无所有，对他们来说，抗洪、守卫家园，不只是天与地，生与死，更是有和无的一场战斗。”
采访完毕，临走前，采访队把所有的干粮留给了灾民，看着小男孩跑到我们船边，接过了八宝粥，矿泉水、米果等，兴高采烈地往“家”中跑，我突然想起他父亲说的一段话：“希望孩子长大后到城里，学点手艺，不要再靠水为生了！不晓得他知不知道父亲的心愿，更不知道，他何时才舍得打开那罐八宝粥。
冲锋舟渐行渐远，我回头望向浩浩长江中仅存的陆地，原本不该住人的大堤，在我眼前逐渐消失。
回到香港，我用了两天的时间，休生养息，因为在大堤上晒伤而肿起的双耳，也慢慢消肿。我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只是不知道，大堤上的灾民，他们的家何时才能恢复正常？
9月开学了，小女孩的暑期作业做完了没有？
从亚太经合会到江泽民访日
——随行采访手记
1998年10月份，我已经知道11月份整月的行程。基本上，是一个星期，要呆在热带的马来西亚，一个星期，要去时序已入冬季的日本。但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行程更忙，整个11月，他基本上是吉隆坡、莫斯科、东京、仙台、札幌，游走在亚洲几个重要国家之间，进行外访。
正如他自己所言，时差虽然不大，但温差颇大。除了俄罗斯之外，我也跟随他的步伐，进行采访。11月13日，凤凰卫视APEC报道组连同先遣人员，共6人陆续抵达吉隆坡。从深秋的香港，抵达吉隆坡，一行人的感觉是轻松不少，因为可以渐次脱下较厚的衣裳，换上夏装，这是我第二次到吉隆坡，却是第一次使用吉隆坡新机场，这个新机场比香港机场早启用几个星期，刚开始，也是一片混乱，当地司机笑着说，正当马来西亚人，想要到香港考察一下机场运作时，香港新机场启用了，而混乱的程度有过之无不及。现在，混乱的情况不再，除了我们的行李最终还是分好几个不同的运输带送出，弄得我们一头雾水外，倒是马来西亚新机场特殊的造型，机场内连接的穿梭火车，让我有在香港机场内似曾相识的感觉。
一到吉隆坡，报导组已进入工作状态。首先，是换证件，领取大会资料，熟悉新闻中心，认识路透社帮我们剪辑传送卫星的几位外国朋友，还有和香港新闻处连上线，以便和香港同业互通有无。因为这次参加亚太经合会，除了中国代表团，还有中国香港的代表团。
一阵忙乱，回到饭店已近晚上九点，凑巧在香港飞吉隆坡5个小时的航程中，我结识了一位马来西亚当地经商的华侨。热心的他，晚上立刻帮我约了几位华文报纸的同业相聚。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颇为发达，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等华文报纸，在当地具一定影响力。当晚，和当地的媒体同行聚会，除了更多地认识当地华人的生活外，我也深刻体会到，出外靠朋友的道理。在往后几日的采访中，有当地媒体的支援，我最早证实了美国总统克林顿，不参加这次APEC领袖峰会的消息。我也在即将卫星连线，但是手中资料翻查不到时，找到了他们，而他们成为我最好的资料库。当地华人朋友的热心，让我感动，因为，我们也不过是见过一次面的朋友，巧的，或许是同行的机缘，巧的，或许是他乡遇华人的缘分吧！
11月14日领袖峰会前的部长级会议召开。这次APEC会议经济议题，有金融风暴问题，美日间对提前贸易自由化的项目争持不下，政治上，有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与前副总理安瓦尔的争拗，中国与菲律宾因南沙群岛美济噍问题等，成为一场重要的外交舞台。11月15日，各领袖陆续抵达，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专机，是晚上10点多落地，但是遇上大雨，到了11点多一行人才抵达饭店。许多媒体已在饭店内守候，江主席微笑而过，但是一言不发。倒是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开始和熟识的媒体朋友打招呼。这个结果，事实上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国外交部早就言明，江主席此行，不接受采访，但媒体朋友总不会轻易打退堂鼓。第二天，行程紧凑的领袖双边会开始进行，和什么人见面，会谈时间多长？
都可以显现这个成员在这个组织和国际间的地位，而中国第一个双边会的对象，是美国。副总统戈尔更是一下专机，就直奔双边会常由于采访人员数量管制，香港电视台，采轮流进场拍摄，画面共享的方式，凤凰卫视，轮派为第一常我和摄像，在会场外，等候江主席入场，上午11点多，江泽民步出电梯，我只轻声问候：“主席早，睡得好吗？”江主席听到人群中声音，转头微笑说：“很好！谢谢！”即步入会常没多久，戈尔率美国代表团成员进场，媒体被允许入场拍摄，彼此寒暄的前5分钟画面，戈尔在把美国代表团成员贸易代表白酋芙等人介绍给江泽民，双方准备落座时，江主席突然对着我站的方向看来，笑着说，有香港媒体在，然后指着我说“是你吧！是你吧！”我回应：“是的，主席！”中国代表团成员喊出吴小莉的名字，江主席接着说：“吴小莉，吴小莉，现在成了有名人物了！我轻声回答，“谢谢主席”。
江主席随后才转头，开始和戈尔展开中美领袖双边会。这场双边会历时两个多小时，比原订时间延长一个多小时。因为时间所限，我必须赶到车程须一个小时的新闻中心，先处理完中美双边会这则新闻，再赶回吉隆坡市中心，江泽民下榻的来来香格里拉酒店，因为按照安排在一连6场双边会里，最后一场和泰国总理川立派的会面，又轮到风凰卫视入场，6点40分，我和摄影队即时赶到会场，在等待川立派时，江泽民走到了门边，做礼节性的迎接，这给了我一个亲近他的机会，我轻松地问：“会谈得如何？”他笑着说：“很好，Everything is great！”我接着问“一天的会谈下来，您的精神很好呀！他兴致高昂地说：“我精神抖擞，应该这样说，以我的年龄来说，我这样的精神状态是很好的了，棒，你听得懂吗，就是好耶（广东话）的意思！”说着，说着，泰国总理到了，双方握手寒暄，他又进入正式的外交活动中。等到所有媒体退到门外守候，今天最后一场会谈结束时，我几经思考，觉得江主席今天的兴致很好，或许有机会，问问他关于这次中国参加APEC，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事实上，因为事前已知道，江主席是不轻易开口的，我就多次和媒体同业商量，有没有什么方法，能采访到江主席，一位中国内地的同行，给了我很好的启示，我们决定用最实际的方法，去问实际的问题。
人民币过去一年市值的稳定，是避免金融风暴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力量，未来，人民币的走向，关乎市井小民的荷包肥瘦，也关乎各国的经贸发展。我们决定问人民币市值的问题，但是我从香港飞吉隆坡，身上只有港市、美金和马市，热心的内地同行说，他从北京来，饭店里留有人民币，最后遍寻之下，他发觉身上百元人民币纸钞都太旧，只有一张10元人民币是崭新的钞票。这就成了，现在香港媒体盛传的10元人民币的故事。11月16日，江泽民在完成当天最后一场双边会，见完泰国总理川立派后，步出会场，守候在门外的我，当然不忘大声提问，看今天一连串的会谈如何？江主席只是很讶异地看着还主门外等候的我们，歉然他说：“很不好意思，你们还在等呀！”就准备离去，此时我赶紧扬起手中一早准备好的10元人民币，高声地问到：“江主席，我们都很关心，我手中的10元人民币，明年，是否还值10元？”江主席听到后，立刻回头，转身走向我，坚定他说：“当然，人民币不贬值！”“到明年为止，都是吗？我追问。江主席心中有话要说，又满脸笑容地走回来，对着我们说：“我说人民币不贬值，是很科学的，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这要讲sCientific（科学性）”说罢，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在笑声中步入电梯离去。
之后，我们加订了一段卫星时间，把这段访问送回香港，这段采访在当晚的凤凰卫视节目中出现，第二天，香港苹果日报和明报在报导亚大经合会的政经版中，刊登了一则花絮，题为“吴小莉访江泽民出新招”内文说到：“素以乖巧机灵见称的吴小莉，昨日以一张面值10元的人民币，居然使已明言不接受访问的江主席开腔，发表明年人民币不贬值的言论。”这张10元人民币，至今仍保留在。是江主席对我们这群晚辈，早早晚晚在门外守候的辛劳，给予了最大的体谅。中国内地的随团记者，事后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江主席还夸奖你呢！”原来，在吉隆坡，一场只有内地记者能参加，江泽民对当地侨界讲话的闭门会面中，江泽民还举了我以人民币问他会不会贬值的故事，告诉马来西亚华侨，中国内地的情势很好，人民币不会贬值。另一位随中国代表团专机采访的随团记者，更告诉我，江主席看到我们在门外等待不断说，“媒体记者太辛苦！而这分体谅，我在随访日本时，有更深的体会。
11月24日我在结束APEC采访后，趁江泽民一行访问俄罗斯期间，回到香港，完成了“小莉看时事”——亚太经合会领袖峰会回望特辑后，飞往日本东京，在那里等待首位中国元首，踏足日本的历史之旅。
日本纬度偏北，比香港气温低了摄氏十度，时序，一下子进入冬季。中国外长唐家漩，先到达东京，和日本磋商中日联合宣言的最后内容。大家都关心磋商的进度，25日，凭藉着我在朱总理访欧时期，和亚太经合会与唐外长的几次交往，我直接打电话给唐外长，说明想进行访问的来意。或许是见面次数多了，朋友相熟，或许是几次提问的水准，令他放心，他爽快他说：“那你就来吧！不过我下午有客人，你4点半到我房里来，我和秘书说一声！我连忙讨价还价。唐外长想了想说：“那你3点一刻来吧！”后来，我才知道，外长把安排见客人的时间调整到接受我访问之后。我依约找到了外长，他笑着说：“既然来了，就做专访吧！我信任你的专业！”就在和唐外长的彼此信任中，我完成了此行第一个独家访问。
傍晚5点40，中航专机抵达羽田机场，江泽民在向媒体们说第一句日语“晚安”后就展开他6天的访日行程。
日本外务省的保安不但严密，对媒体控制更严，许多场合，是日本媒体优先，在中日媒体人数对等条件下，香港媒体也常被排除在外，在仅有一名摄像，准予轮流进场拍摄的情况下，我们常要等到中国外交部的吹风会（记者会）上，才能一窥会谈端倪。
26日，非常重要的中日峰会更是如此，由于双方对许多问题的不同意见，峰会时间不断延长。之前，消息传出，日本可能仍采用九五年当时首相村山富士的口头道歉模式，我请日文翻译联系村山，非常及时地在26日播出了他的专访。不出所料，小渊政府在中日峰会后仍采用村山富士的框架，处理中日历史问题，使得这个紧接在中日联合宣言后的专访显得更有新闻性。但说起这段被我戏称为运气好，碰来的新闻，却有段巧妙渊源。
日文翻译告诉我，在日本约专访，不在几天前，甚至几周前进行，通常成功的机率不大。但凑巧，10月份，村山富士和桥本龙大郎连袂赴京，拜会江泽民，村山在游览钓鱼台宾馆时，我刚好在馆内拍摄小莉看时事“董特首赴京述职记”的外景串场，他看到我在写有钓鱼台几个字的大石头前工作，就叫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参事，要求和我合影，我也觉得他醒目的白眉须十分眼熟，也请凤凰同仁帮我留影。之后，翻译官才将我们彼此介绍给对方。就当这张合影还在我相机里，尚未问世前，村山回到了日本，凡是碰到中国媒体访问他，他就会拿出我俩在钓鱼台的合照，问：“你认识这个女孩吗，可以告诉她，我在找她，我想把相片送给她吗？”于是，在我还未到东京前，一位CTN的同业，传来这样的信息：“村山在找你，希望你到东京和他联系！”
就这样，我礼貌性地请翻译给现在身为日本众议院议员的村山打了电话。
村山的秘书马上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并在当天，村山已经排得满满的行事历当中，挤出了10分钟的时间，接受我的来访。这天刚好是中日高峰会举行的日子，所以到了他众议员办公室，发觉那儿门庭若市，我们之前，他正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访问，而我们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驻东京记者也在门外等候。NHK的记者听说，是村山指名要见我，十分好奇，透过翻译，想对我做访问，但当时已傍晚5点，之后，我还要赶往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的记者招待会，只好婉谢。
说是10分钟的访问，村山和我却在先赠送合影照片叙旧，又彼此赠书的气氛下，进行了近30分钟的交谈，对中国颇为友好的他，模仿我著作上汉字名字的写法，用中文在他的赠书中落款送我，我则是之前，已经请翻译在我书中，用日文写上，“从北京到东京，缘分使我们成为异国的忘年之交”。
这次采访的顺遂，令我感触良深，许多机缘，竟是平时与人交往的善意所累积的缘分，这是我当初在钓鱼台接受合影时，绝对没想到的事。
日本采访行，我们和中国代表团是近在咫尺，远在天边。晚上我和代表团高层通电话时，他惊讶地问，“你来啦？怎么没见到你！”“日本外务省不让我们靠近！”我立刻哭诉。所幸，峰会第二天，11月27日江泽民一行在东京有比较轻松的参观活动，在他参观日本东京湾跨海高速公路和海萤人工岛时，我才有较近身采访的机会。
东京湾跨海公路和海萤岛是日本现代化基础建设工程，去年底才完工通车，耗资9亿港市，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基建，江泽民又是学工程出身，代表团选择到这里参观，别具意义，江主席更是兴致昂然，问得十分仔细。
这段参观，分三个点。一个是资料模型馆，一个是海萤岛制高点，可俯瞰东京湾全景，第三点，是个巨型隧道钻洞机的钻头实体。我们随中国外交部安排媒体的车队，提早两个小时到达，勘察了一下地形，媒体同业一致认为第三点最具特色，位置最好，但由于香港媒体每个点上只安排一组摄像，大家共享画面，我们称为做pool，凤凰的摄影，被安排在第一点上，我则在第三点上等他，在拍摄完第一个参观点上所需的画面后，我的摄像以百米赛跑的速度，直奔回我身边。
没多久，江主席参观完海萤岛制高点，缓步走下阶梯，慢慢走到此行的最后一个参观点上，由于江泽民一行行经路线离媒体区还有一段距离，身旁朋友赶忙说：“小莉，叫，你要叫，主席才听得到！”我扬声向江主席问好：“主席好，海萤岛，看得怎么样？”“东京的基础建设，高新科技对中国有什么帮助吗？江主席被人群中，响亮的声音吸引，往我的方向望来，最后笑着，缓步靠近我们，他的第一句话，也是问候：“很有幸，已经好几次见到你啦！主席显然还记得我在APEC会议期间，对他的早晚守候，“我还要多看看，因为我很重视成本回收的时间问题，以工程技术的观点，我的问题会比较多”他继续说。“日本之行，收获大吗”我继续问着，大家关心的中日关系问题。“挺好，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他爽快回答。“满意吗？”媒体们追问。他则笑着继续他的参观行程。
参观完毕，海萤岛送给江主席两个创造出来的海萤小宠物，两只公仔娃娃，临上车前，我问他，“这两个小娃娃叫什么名字，喜欢吗？”他开心地回头说：“很好，很好！”
这是访日行程中，我对江主席的第一次近身采访。第二次，则是在28日江泽民的中外记者会上。为了这场在东京举行，由日本记者协会一手主导的记者会，我连续3晚，在日本时间凌晨近3点才入睡，因为忙完每晚东京现场主播台卫星连线，和风凰同仁讨论安排完第二天的工作再和同行及中国代表团人员联系，互通消息，已到12点多，常是晚上回到房里才吃晚餐，我们入住的新大谷饭店的送餐服务，大概被我吃遍，然后是一边吃Room Service，一边和香港总部联系，通报情况，商量记者会可提问题的内容，再消化当天传来的新闻剪报资料，准备第二天的工作。
根据日本媒体朋友传来的消息，这场记者会主持人是日本记者协会理事长加藤博文。按照日本惯例，记者会通常有6个提问，前面4个，由中日双方各两个媒体提问，之后，就由现场媒体，举手抢问。我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在记者会开始前两个小时，到了会场排队，我们是最早到达的媒体，时间逼近，会场外开始形成长龙，但是安检人员，还是用日文表示，日本媒体先进场，接着是摄影记者，最后才到香港等非当地传媒。由于提早排队，我仍算是比较早入场的媒体，我迅速在大会预留的前排座位后，为其他同行占了一排座位。之后，赶忙搭救正和日本安检人员“有理说不清”的摄影记者和日文翻译。把摄像机安顿好，我才安心入座，先思考好我在记者会开始前要做的外景串场词，赶快趁媒体们进场落座的空当，完成串场作业。之后的重头戏，就是等江泽民一行到来。由于上午江泽民在早稻田大学演讲时，有日本右翼学生闹场，江泽民的演讲，虽未受影响，但看得出他的情绪一度激动。到了下午记者会，70多岁老人，以他的政治智慧排除了所有情绪，一如常态的回答所有提问，即使是敏感的中日历史问题，江泽民展现了国家元首的风范，不带情绪，但十分坚定地重申“不忘历史，才能展望未来”。
记者会中，我的座位正对着江泽民，我和国务院副总理钱其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外长唐家璇，彼此点头打招呼后，记者会正式开始。
同行所谓的日本惯例，似乎有些可信度。在大家频频举手后，只见点名官往左右两个方向轮流点名，恰巧是一日一中轮替，到了中央电视台同行问第4个问题，关于中国送给日本一对朱鹊的意义后，终于到了开放抢问时刻，我迅速举手，或许是正中央的前排座位，和频频举手的勤奋，素未谋面的日本记者协会理事长，还是自由心证地指向我，请我发问，在之前一连串中日历史问题后，我把主题带向中日关系中另一个关键，台湾问题上。之后，两位台湾电视台驻东京特派员，接连询问两个台湾问题，记者会才告结束，我成了惟一提问的香港媒体，接受提问的数目刚好是7个，与传言相差不远。
记者会后，我火速赶上前往火车站的媒体专车，准备和中国代表团搭乘同班新干线专列往仙台。由于时间紧凑，担心凤凰摄像同仁，如果参加记者会，收完机器再排队离场，会赶不及专车，我运用了以前的老关系，情商以前的老东家，华视的同事帮忙，彼此互利，我带他们入记者会现场（他们原本没报名，不在记者会名单中），我过去华视的摄像搭档晓华，就充当凤凰的摄像，在会场内为我拍串场，并录下全场记者会实况，帮我们卫星传送回香港凤凰总部，当然，记者会内容和画面，华视的同仁也可因而得到，完成他们的采访任务。所以在拍串场时，我笑着对晓华说，我有些时空错乱，似乎回到了从前，晓华更语重心长他说：“还是跟你合作好，一次OK！”这次东京行，在当地管制严格，媒体支援较差的情况下，反而使我们这群来自北京、香港、台北不同地方的媒体朋友，互相合作建立起一种患难的友情，而我和内地传媒朋友的熟捻，又成为联系两岸三地传媒界的一个渠道。
因为赶子弹列车，我和风凰其他去传卫星的同仁兵分两路，在火车站会合，但阴错阳差地我留在饭店的行李没有赶上火车，留在了东京，CTN台湾中天频道的胡志强，担心我到零下三四度的札幌，却只有在东京摄氏12度的装备，硬是在饭店找行李，找到半夜12点半，然后一早5点多，托第二天要直飞札幌的香港同行，把我的行李带到北海道。我打电话说谢谢，他只说：“朋友嘛！”朋友，是我在这次东京奇遇记中，最大的收获。而我已和所有留在东京的朋友相约，下次不是工作，而是把臂畅游东京。
仙台是充满文化气息的小镇。下了子弹列车，我们直奔日本当地协力电视台写稿，录声音、剪辑、传卫星。第二天一早，为赶上江泽民在北海道的乡村之旅，我们只好放弃他在仙台探访鲁迅纪念碑的文化活动，搭机直奔北海道首府札幌。听闻北海道已经下雪，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拿回我在东京行李里的“重装备”。一行人已在仙台机场，采购御寒品，买了毛手套、毛围巾，我稍感心安。果然近两个小时航程，我们到达札幌时，中国代表团的专机，还有半个小时就抵达。
我们已进不了机场禁区，香港同行决定直接开车到下午江主席参观的第一站，北海道池田农家等候，我和摄像两人，就提着脚架、扶梯、摄像机和风凰其他同仁分道，他们往酒店check in行李，我们直奔农家，经过一个多小时车程，我们来到被冰雪覆盖的农家。北海道的雪白净洁晰，但走到户外，就能感受冰雪的威力，由于外来车辆不能暂停，一伙人全下了车在路旁等待，趁等候的空当，做外景串常路边积雪深，却探不出牢不牢靠，常是一个箭步踏下去，才知道，半只脚已深入其中，所幸，我穿了双高底靴，总算没受到雪的直接侵袭，倒是半露在外的双耳，老让我想念起，我那仍在行李箱里的耳罩。一路忙着打探消息，凤凰同仁好心留给我的羽绒背心都顾不上穿，一个多小时过去，代表团的媒体专车到了，我们才被带进农庄里。几经讨论安排，香港媒体仍采合作方式，3名摄像各在一个参观点上，3名文字记者，则集中到花卉暖房里等候，所谓暖房是维持室温摄氏13度，和香港比较虽是低温，但比当时户外零下的气温，我们已直呼运气好了。又一个多小时过去，江主席终于拜访完农家主人，看了花卉分装，来到了温室花棚里，江主席一边听主人介绍温室的花卉养殖，随行的曾庆红主任，看着我们直打哆咳，笑着问我：“冷吧？冷，耳朵都快掉下来了！”我说。唐家璇接口聊天：“不会呀！这不算冷！”“比起俄罗斯，当然不算冷！”我笑着回答。曾主任接口了：“对了，香港不下雪的！”江主席认真听主人讲解，又提了几个问题后，准备离去时，我趁机问：“这次看农业怎么样？花卉好吗？”江主席笑了起来说：“花当然好，每个人都喜欢花，妇女们可能更喜欢花！”随团的人都笑了。“中日农业方面的交流如何？”我接着问。这已经是他日本行的第5天，在俄罗斯、日本的紧密行程中，我看得出，他比前几天，更加劳累，他原本只笑着准备离去，不打算再开口了，但在我一句：“主席，我们等了你3个小时了，说几句话吧！”他从门边，调过头来，再度笑着说，“我要跟你们讲，这种现代化的农业，不同程度地在中国农村、许多城市都有的。
我认为日本的经验还是很先进的，有些东西跟自动控制等先进技术分不开，我来，也有向他们学习的意思。”他笑着离开，我跟他道了声“主席，再见！”
离开池田农家，已近傍晚5点，日本冬天天黑得早，暮色中的雪地别有一番风味。新闻播出后，凤凰高层领导，来电慰问说：“你说等了3个小时，我们都感受到了！”我笑着说：“所以江主席都忍不住再和我们说说话！”老板说：“那当然！”
在赶赴当地电视台发新闻的路上，我耳边再度响起一位内地媒体驻日本特派员，在花棚里和我一起等候时，告诉我的一段话：“江主席说你很辛苦！”“什么时候说的？”我问，“今天早上7点多，他出门的时候说的！他回答。我不禁笑了，因为，这段，马来西亚到日本，随访的点滴，不再只是工作，更像是长辈和晚辈的寻常交往，虽然许多故事，我要到事后才会知道。
在札幌电视台发完新闻后，日本当地记者透过翻译，向我们问：“为什么同一条探访农家的新闻，你们的看起来有趣多了？”虽然他听不懂我在新闻中说的中文，他接着问：“江主席对着日本媒体时，表情比较严肃，为什么对你们有说有笑？”我忍不住大笑了起来，突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成就感，因为，我们不只让观众了解江泽民在札幌的情况，或许，在他举目望去都是异国媒体时，看到我们这群熟悉的朋友，也有一种他乡遇故友的亲切感吧！对我不断问问题的宽容，或许也是他在连串严肃议题下，难得轻松的时刻，而我更乐于见到，在世人瞩目的日本之旅中，我有机会让他多展露几次轻松快乐的笑容。
在北海道采访的最后一夜，札幌下雪了，结束了所有的工作，我突然有午夜踏雪的雅兴，做完所有采访的收尾，写下几张感谢协助的谢函，晚上11点多，我到中国代表团下榻处，拜访几位内地媒体好友，因为终于有机会轻松相聚。中新社的田副总编辑知道我没吃晚饭，一会是煮泡面，一会送上仙台大苹果，几个大男生最后决定，陪我踏雪北海道，吃一顿道地的札幌拉面，以补偿我的晚餐。
在同伴们酒酣耳热的招呼声中，我轻呼了一口气，满足的不只是我的肠胃，更是我满溢的心灵，因为这次日本之行，结交了那么一群老少好友。
小莉看时事之Titanic
1998年4月小莉看时事，制作了“泰坦尼克”现象的特别节目，这是我挺喜欢，也是少有采用的软性题材，它说出了迷漫在九八年初一股复古和浪漫的情怀，所以我把那集的内容和读者分享。
吴：我们看到的是勇夺今年奥斯卡11项金像奖的《铁达尼号》的一些经典画面，以及夺得最佳电影主题曲奖的《my heart wil1 go on》。《铁达尼号》又翻译成《泰坦尼克》，去年底上映以来，不断创造全球电影界神话和风靡了一个全球的大众文化时尚。男女主角的画面和传统的画片，更成为现代男女模仿的对象，《铁达尼号》究竟有多受欢迎？自从去年12月上映以来的4个月中，依然处在热卖之中，在全港的50家大型电影院当中，有26家依然在争相放映，4月初票房已有1亿2千万港市，美国本土上映10周的票房已有4亿零250万美元，仅次于电影史上的冠军《Star war》一《星际大战》的4亿6100万美元；今年4月份才刚在中国内地上映，而且在全球愈演愈甚，欲罢不能的局面来看，它对《星际大战》这个冠军票房纪录的宝座具有很大的威胁。
有人估计，在香港少说有200万人看过《铁达尼号》，以香港630万人计算，就是每3个人中就有1个人看过；更重要的是，在香港不景气的电影环境当中，它把过去6一7年来不进电影院的观众带进了电影院；究竟《铁达尼号》的魅力何在，让我们问一问香港观众，稍后，我们将在棚里继续探讨一下《铁达尼号》这股席卷全球的风潮。
观众一：最吸引我的是男女主角；最感动我的画面是老太太将项链抛入海中。
观众二：印象最深的是快要沉船时，大家都在甲板上，母亲紧抱着孩子，以及男女主角在冰冷的海洋中。
《铁达尼号》除在香港引发了一股热潮，它在大陆也出现了反应热烈的空前盛况。4月份，它来势汹汹地靠拢了内地口岸，由于北京媒体的大肆炒作，被吊足胃口的北京市民争先恐后地涌进北京18家首映播放的影院，希望感受一下这股国际热潮，虽然票价定在80元人民币，创下北京市最高票价纪录，依然阻挡不住人们的观赏热情，首映后3天的订票更是一售而空。
吴：今年3月份两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参加香港和广东的人大代表团小组讨论的时候，都饶有趣味地提到了《铁达尼号》，他说：最近我看了一部叫《泰坦尼克号》的电影，过去叫《冰海沉船》，这是好莱坞投巨资重新拍摄的影片，这部片子把危难中的金钱与爱情，贫与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感人。他认为这是很好的思想教育，建议部长们都去看一看。中国高层的赞赏使这部西方影片在中国取得了放映配额，本月初《泰坦尼克号》在北京靠岸了，并且获得首部在中国相关单位批准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在200间戏院内同步放映的地位，打破了西方电影在中国放映的常规。但是，并非《泰但尼克》一开航就顺利的，导演卡麦隆以破纪录的2亿美元，即16亿6千万港市严重超支完成了这部电影，当时大家都不看好，他还放弃了自己的导演费800万美元才得以完成。有人说，《铁达尼号》的沉没是因为人类过分地迷信科技，相信巨大和豪华。但是，《铁达尼号》的全球热卖也是拜了科技所赐，而导演卡麦隆也是功不可没的，他曾先后12次深入大西洋海底，拍摄《铁达尼号》的残骸，并将片断用于影片当中，他还在墨西哥制造了一个有真船大小，九层楼高的大模型和一个1700万加仑的大水缸，再加上电脑动画的科技，使他的巨片气势和电影的特效，成为第一个口碑，其次，它赏心悦目的豪华场面，惊心动魄的灾难场面，更有震撼人心的浪漫爱情，以及动人的电影主题曲。
名利双收的《铁达尼号》不仅在70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抢尽风头，光芒四射，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且缔造了全球电影票房的神话；在香港，它为香港分公司带来了五、六千万元以上的纯利，成为该公司在香港成立以来，赚得最大利润的影片；相信导演詹姆斯·卡麦隆也没有料到。据透露，投资这部影片的制片人，已准备了一张1亿美元的支票，准备付给詹氏做片酬；而当时由于超支过重，詹氏曾忍辱负重，主动提出放弃800万美元导演费，如今，《铁达尼号》在全球一炮走红，而詹氏又成为奥斯卡奖最佳导演的得主，总算是吐气扬眉了。《泰坦尼克号》以有史以来最高的制作费为号召，而导演为使形象逼真，挖空心思，复制了一艘几可乱真的游轮在墨西哥作为拍摄场景，相信谁都会好奇这艘耗资750万美元的豪华巨轮是怎么样沉没的。因此，使人震惊的巨变和电影技效便成为了主要口碑；……吴：不只是男女主角因Titanic而声名大噪，凡是与影片扯上关系的周边产品都热卖，举凡是电影海报，明信片、男女主角的画片、中英文的书籍，甚至是衣服、被单都有，今年2月份的情人节，《泰坦尼克号》的周边产品更成为送给情人的好礼物，CD啦，VCD啦，还被卖到了断货；一个因成本制作费太高而被认为必定赔钱的电影，结果却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成为全球商品化的商品，更有学者认为这是美国在与各国知识谈判权结束之后所取得的全球影视配销管道，再加上好莱坞电影工业制造的奇观，使得全球的电影市场逐一失手，而《泰坦尼克号》只是好莱坞电影国际化潮流的第一波而已。
这部世界卖座的《铁达尼号》不仅在西方掀起巨浪，而且它也在全球华人社会大出风头，除了宣传攻势的凌厉，片中一些赏心悦目的奢华镜头，以及触目惊心的浪漫爱情，都称得上是致胜因素。《铁达尼号》的爱情故事能在一定程度上讽刺上流社会，贴近普通大众，使观众能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对身处逆境的观众来说，片中生命系于一线的抉择使观众明白，不因命运的起伏而一撅不振；相反，应该培养积极的人生观；剧情中男主角劝女主角的那段话就是勉励每一个人都应当乐观、坚实地面对人生，这就是影片放映以来观众各取所需、满足自己心灵亏欠的部分；而另一方面，导演卡麦隆选择这一历史作为背景，凝造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浪漫爱情，这种史诗式的爱情正好给时下追求速食文化的青年男女带来了一个思考的机会，青年男女开始反省速食的空虚和不踏实，通过这部影片，大家对爱情有了一个重新思考的空间。
吴：有人说，看《铁达尼号》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会它的语言，因为它已成为和同济聊天的话语，“YouJump；I Jump”，（你跳，我跳！）观众的感情已与影片融为一体，每个人似乎都能在影片中找到认同；处于金融风暴中的香港，有人说就象是经济风暴中的铁达尼，过去的繁荣是风雨过后的雨过天晴还是沉入冰冷的海洋呢，而在影片中，一个来自低层社会中的男孩却展现了他的勇气和对生命的热爱，而《铁达尼号》的危机感更是不分阶级的，当灾难来时是不分舱等的，让观众大有富贵如浮云的感受。
这个历时三个小时，历史上最昂贵的电影会跟着二十世纪末的时代一样，永远落在人们的记忆中。就象当年看《乱世佳人》被视为经典一样。也许下个世纪人们会问，上个世纪你看《泰但尼克号》的时候是在哪里、和什么人在一起？而我更想问的是：当年老的ROSE一声轻叹把海洋之心抛入北大西洋之后，你是否也和她一样，抛下了心中的牵挂？真正地甜甜入梦了呢？
《铁达尼》自1997年12月18日，在日本、香港等地首航以来，最为人谈论纷纷的除了这艘号称海上霸王的铁达尼号失控撞向冰山惨剧以外，迪卡普里奥和奇文斯利一发不可收拾的爱情于是成为生死与共的承诺都成为观众谈论的焦点。同样也使两位男女主要演员奠定了在好莱坞的地位。
这部影片在走红男主角的同时，更形成了男主角的理念：男主角牺牲自己来鼓舞爱人的生存意志，成为新人类想做却又做不到的伟大情怀，里奥勇敢，具有冒险精神又感情丰富的形象深入年轻人的脑海，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情圣。
吴：《铁达尼号》自从去年12月中在亚洲放映以来，不仅带动了一个电影的风潮，更带动了一个电影的神话，最近为什么它会成功，我们邀请了一位专业影评人，香港的徐永耀先生来为我们谈一谈。
吴：Titanic为什么会成功？
徐：《铁达尼》不仅是一部电影，还是一个现象，它带给大家一个感受就是，它完成了大家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一个梦。尤其是其中的爱情故事，是现实中难以完成的，需要死亡考验的，可生死相随的爱情。
吴：大家看电影时不胜唏嘘，其中的一些画面也为大家津津乐道，是剧情，还是拍摄手法的成功？
徐：成功的地方不在剧情，它的剧本很薄弱，如果这是一个悲剧，它又没让人感到伤感，你说它是一个很好的爱情故事吗？但除个别地方使人流泪以外，这段爱情故事也没什么特别，但是它电影手法考究，如道具、服装，场面的调度，都可称得上是一部好的商业片；但这部片子并不是特别好。
吴：像你说的，它的剧情等并不特别好。但为什么成功呢？除了将历史和现实中的爱情揉为一体之外，它宣传上投资1亿美元，是否也是成功的原因，徐：也可以说如此。由于制作成本过高。制作公司考虑，它在美国本土无论如何是收不回成本的。于是就把它放到亚洲首映。他们认为，亚洲的女孩子会对男主角着迷；是亚洲作了一个声势之后，才放到美国本土放映的。
这是策略上的成功。
吴：今天我们花半小时来谈《铁达尼号》，不仅是因为它是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世纪末的一股怀旧的风潮；铁达尼号的沉没是二十世纪初的一场悲剧，影片却以真实的史实加上虚构的爱情故事将铁达尼号启航短短五天的爱情、友情和灾难呈现在世纪末的这一代人面前，使得人们透过电影的手法、高科技的效果，看到了导演想要呈现给我们那一代人的故事，这也可以算做是电影和高科技的结合给人类的另一项贡献吧！记得导演詹姆斯·卡麦隆在得奖后说过一段话，如果这么一艘巨大的邮船都会沉没，那么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我们要更加珍惜生命。谢谢你今天和小莉一起看时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足音--第九章、我的人生哲学
第九章、我的人生哲学
永远的笑脸
这本书香港版问世时，适逢1998年7月是香港国际书展，恰巧7月号的《新香港月刊》杂志以我作封面，《新香港月刊》的编辑部以我一张大笑的脸做封面照片，并在香港各大地铁站刊登广告。一位同事乐呼呼来告诉我，你的脸笑遍了香港。我担心我那毫不掩饰爱笑的个性，会显得很不淑女，同事却笑着说：“不会，很传神，现在香港不景气，你的笑脸很有感染力，让人看了也想大笑！”
笑脸恐怕是我翻开儿时相簿里永远的记忆。到了初中、高中，虽然多了些年少青涩，但仍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朋友问我，“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快乐！”我毫不犹疑地回答。记得4年前在香港电台要做一个关于谈生活的环节，两位主持人必须先在片头词上说一两句对生活的感受，我想都不用想就录下这段话：“我希望我的生活是不断快乐的累积！”这是我的梦想，至今仍然在努力实践它。快乐是需要智慧的。高中时一位英文老师曾对全班说了一段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她说：“世界上什么人最快乐？只有重度智能不足者最快乐，因为他们单纯地不明白什么叫不快乐，
但是在座的各位都没有这种单纯快乐的能力，所以惟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聪明一点，懂得寻找人生的快乐。”
快乐是不假外求的，我有一位朋友十分聪明，而更让我欣赏的是他对人生的坚毅和积极乐观，他说他喜欢这样一段话：“When Yor are over thirty years o1d，You，llnever get older but wiser．”（当你年过30岁，你永远不会再老了，只会变得更聪明。）我仅把这段话送给所有害怕过生日，会老一岁的朋友。
《电脑号快车》的意大利制作人GP对我说，“你的个性像小孩，容易开心，容易沮丧。你是知道今天功课100分，明天可以放假出去玩时会雀跃不已的人，但是永远像个孩子似的把自己不设防地投入现代社会中，却又容易受伤难过！”
原本对朋友说我是childlike（孩子样）而非childish（孩子气）感到高兴，因为至少还保留纯真，但是听了他的后文，我又觉得甚有道理。或许随着年岁增长，我该开始学会在心中仍保有孩子的好奇和活力，却在把自己投向公众社会时，懂得自我保护。
朋友说：“你这张脸不笑时，眉、眼、嘴都像在笑，笑起来就更是月眉弯弯，嘴儿翘！”若问我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有！当然有！”我会说。
那怎么办呢？我会试着找出不快乐的原因，找朋友聊天，在倾诉过程中理出头绪，或是写下来把它条理化，再问问自己可不可能改变现况？如果可以，列出改善的方法，通常我在完成这样的自我疗法，合上笔记本时，我就可以重新快乐起来了，因为我知道一切都可以改进，但最重要的是需从自己的心情改进起！
一次，我到台湾文化大学所办的社会讲座向社会人士做演讲，题目是《人生舞台红不让——谈生涯规划》（就是人生之路的计划］）。会后，一位从事保险业经理工作的听讲者，寄了一封谢函和一本书给我，谢函中这样写着：“所谓演讲，是既能演又会讲，从听完你演讲后每个人满足的表情，可以看出你的演讲十分成功。”而那本赠书，书名为《活在当下》“ReaI Moments”，我心中感谢这位朋友在书里写的：“宝剑赠英雄，书香伴美人。”我更感谢因为一场演讲的心灵沟通，我有机会多认识一位朋友，多读到一本好书。 我非常喜欢ReaI Moments这本书中的一段话：“昨日已成历史，明日还未可知。”此刻是上天的赐与，所以我们称它做“现在（The Present）。”
（按：英文Present既为现在之意，也可做礼物Gift解释。）活在当下是我奉行并努力实践的人生观。我珍惜现在拥有的每一个Present，因为它真的是上天的赐与。我的父母给了我热爱生命和欢乐的能力，我会宝贝它到老，老到我鸡皮鹤发，齿牙动摇，或许你仍会看到80岁的我开怀大笑的模样，即使那时我已老掉了牙！但至少我知道我成功地活过每一个时刻。
我的工作哲学
前些日子为了写书，我向公司请年休假，在家里闭门造车，每天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我嘲笑自己是提早退休，学习过家庭主妇的生活。日子刚开始过得挺惬意，但后来我逐渐地因为和外界的隔离有些发愁，最后更是闷得发慌。
这终于敲醒了我一直嚷嚷工作辛苦要早些退休，回家享清福，或者嫁人后在家里相夫教子做少奶奶的美梦。
我找到自己不得不工作的理由——怕闷。销假回公司上班后我又开始生龙活虎，和同事谈笑和观众说新闻故事。我想提早退休的计划就只好无限期延后，因为我喜欢工作。
在中外记者会的点名事件后，许多我认识或者我还不认识的朋友，开始流传：“小莉现在身价倍涨了，让凤凰卫视在香港和大陆大为出名，有没有向公司要求升官加薪？”我诚实地说：“没有！”一来因为我觉得这是凤凰卫视全体同仁的努力；二来，因为这是我一贯的工作哲学，我只会问：“这份工作，我做得开不开心？有没有成就感？有没有发挥的空间？”
所以至今我如果出差到没去过的地方，做一个很棒的专题，或是知道自己做的节目好看，和合作的小组工作愉快，我都会感到开心，这些都是我工作的动力和快乐的泉源。反之，才会是我感到沮丧和我会静极思动的源头。
我虽不是男儿身，但或许父亲恨女不成儿的愿望在我身上有些发酵。我不但长相像父亲比较英气，连个性也偏男子气，所以工作时我也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
现在回想我在华视的第一份工作，我之所以会每天拼了命地跑新闻，一来是因为自己的新闻病；二来是因为自己的受重视。从新闻部经理、副理、采访组长、企划组长，他们对我工作的肯定，喜欢我的冲劲，就更使我不能let them down让他们失望。一直到物换星移，许多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走马换将，再加上想再进步的心才使我静极思动。
现在，我的工作信念未变，在凤凰卫视亦然，因为我仍能感受到那分“知己”，而我更惜福的是凤凰给了我一个可以实现理想的舞台。
在卫视派我回台湾任驻台节目部制作经理的这段岁月里，也让我的工作哲学有了新的体会。因为一直以来的我都认为万事皆下品，唯有工作高。
或许是我的幸运，我一直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所以一埋头苦干起来就六亲不认。母亲抱怨我好不容易再回到家中居住却是早出晚归，母女俩见面时间短，谈话聊天还不如我在香港打国际电话回家报平安时的专心。一次偷闲上美容院整理头发，美发师不经意他说：“吴小姐，您有一根白头发！”
这可把我吓了一跳，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根白发，是年龄到了，还是压力使然？我的震惊不在于担心自己的老化，而是害怕一夜急白了发，这根白发使我猛然惊醒：“工作是现在，健康是一辈子。”
我告诉自己得放慢脚步、放宽心情，因为许多事急不来。从此我的工作仍然勤奋，但是已学会减压，因为我的新工作主张是工作不能影响我的健康和美丽。而我的减压方式就是旅游，到我没去过的地方走走看看，一来休闲；二来认识新文化，这也是一种充电。因为环游世界是我人生的另一个梦，未来有机会我还会去圆这一个梦。
单身贵族
单身对我来说是现况，却绝不是恒态。
从小到大，男孩和我的相处只能用“好极了”来形容。因为我不拘小节的个性，所以有一票“死党”哥儿们，但又因为我外形长得十足女性化，所以即使个性男性化，却也十分有异性缘。
小时候和母亲惟一的争执就是因为男孩。小字五、六年级，同学们开始知道男女有别，异性会相吸，隔壁班男生放出风声：“某某某喜欢某某某。”于是一群男同学在我眷村家中后院呼啸而过。一会儿大呼我的名字；一会儿小叫他们计划帮忙表达心意的那位男主角的呼号。母亲生气地问：“他是谁？”一副恼我偷偷去谈恋爱，我无辜他说：“我连对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吴家有女初长成，家中开始出现无名电话，母亲又着急了：“这是谁打来的电话？”我甚觉无聊：“你接的电话，我又没接到，你怎么不自己问？”
母亲开始偷看我的日记、拆我的信件，我对此大力反对，认为这侵犯我的个人隐私，为此我们母女俩的关系降至冰点。一来因为我反对侵犯隐私权，我认为即使是父母也不应该剥夺儿女这个权利；二来我对那些乳臭未干的男孩子一点兴趣也没有。也因如此，使我当时对男孩反感至极。
一直到十六、八岁，和所有少女一样我开始迷恋台湾琼瑶小说的爱情故事，心中会设想千百个白马王子的模样。虽然高中女校开放日会有许多男校生想到我班上的摊位认识一下我。而每次走在路上经过一群男生面前，我会感到所有目光的移动，但是当时心中只会骄做地想，我会等到我的白马王子。
真正的恋爱季节是大学时期。挣脱联考的束缚，母亲也放宽了管制，那时向往的是作家鹿桥所写《未央歌》里，在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学一群大学生在大时代里的爱情、友情和爱国情。我喜欢故事主角“小童”为自己穿鞋不穿袜的行为辩解：“这是与大地亲近。”
没有大时代轰轰烈烈的背景情节，却仍有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闲逛的雅兴。
年龄渐长，离做梦的岁月愈远，对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却愈发清晰。我的身边一直不乏追求者，朋友看着我的苦恼问我：“你知道自己喜欢和需要的伴是什么样的了吗？”以前我会摇摇头。“所以，你就只能穷于应付那些追求你的人！”朋友继续说。
现在我对另一半的勾勒更加明确，我已不再寻找白马王子，而是一位Mr．Right真命天子。因为我自认已走到人生的成熟和丰盛期，我完全知道自己能对我的伴侣贡献什么，而我的Mr．Right又该是个什么样的真命天子。或许台湾《中国时报》对我的一篇专访已经透露了我的爱情观。“吴小莉静待理想伴侣出现，希望他是爱人也是朋友”
“一个女人在一生当中如果只有狂风浪蝶，而没有真命天子的话，是最大的悲哀。然而一个女人在一生当中，如果只有真命天子，而无狂风浪蝶，也不无遗憾。”在香港的那段日子，无意间读到一篇文章，深深地处动着吴小莉的心。
从台湾到香港，放眼天下，从香港回台湾？实践理想，人生的路途上飞愈高，内心更加渴望有个温柔的肩膀可以依靠，彼此倾吐心事，互相扶持，尤其当一个人愈往高处走，更加重视生命中有位真命天子的出现。
单身像堵无形的墙，墙里墙外心情分外不同。如今的吴小莉分外珍惜现在单身时光，尤其当经济独立，工作、思想独立，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目标之后，更能怡然自得享受单身的日子。然而单身虽自在，但自己绝对不是不婚族，特别是从小到大感受到家庭的温馨，父母之间的恩爱和一辈子的相知相守，也因此使她更期待生命中Mr. Right的出现。
在感情的路上虽然抱着随缘的心情，在身旁也不乏对她好的人，但也有朋友笑她傻，总是被动让人选择，为何不积极采取主动选择所爱的人，或许个性使然吧！吴小莉从未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但吴小莉心中倒是很清楚勾勒出未来理想伴侣的特质：那就是聪明、能谈心事、工作上能给你不同的观点，和他在一起就很开心，是爱人也是朋友的关系，纵使外面的世界有风有雨，回到家之后总是能拍拍对方肩膀说：“你很棒”，彼此鼓励，为对方加油打气，夫妻感情紧密，家庭气氛融洽，这就是她的婚姻主张。
在过往有几位知名主播踏入豪门，麻雀变凤凰，但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戏剧人生虽然令人羡慕，但吴小莉慧黠地说：“怀抱金枕头，或许物质上不虞匮乏，但真挚的爱，才是女人终其一生最爱。”的确！每个人都是一个半圆，如果能找到另一个半圆，人生再美满不过了。
（摘自《单身心情告白》）
婚姻大事是父母现在对我最大的牵挂，父亲几次告诫我“不要做女强人！”
我总是笑着说：“怎么可能，爸妈感情这么好，我怎么样也不能低于你们的标准。”
对单身我怡然自得，但我对家庭绝对有梦，因为我相信那是我人生第二个丰盛的阶段。现在的我只是在储备能量，做好为人妻、为人母的准备，等我准备好了，我一定让你知道！
台北、香港、大陆，我的两岸三地情
1997年秋天，我从香港坐上中国民航飞北京的班机，刚落座，空中服务员便轻声对我说：“吴小姐，头等舱有空位，请您往前坐。”我看看周围乘客不多：“没关系，今天人不多，这里挺宽敞。”我说。“还是请您往前坐，方便我们照顾您。”他坚持。我不再说话，跟着他的引领往前走。再度整顿好座位，我拿起厚厚一叠剪报资料和书籍开始啃读起来。空服人员陆续送来茶水，我说谢谢，她赶忙接腔：“您要去采访十五大吧！您的工作对我们太重要了，为您服务是我们的荣幸！”
我的注意力离开了我手中的十五大资料，向她抱以最灿烂的微笑，心中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时间仿佛回到几年前，我在台湾有机会搭乘中华航空公司班机时，我也常在空中服员的好意和坚持下，自动升等。时至今日，这样的场景在飞往中国内地的班机上重演，这是在凤凰卫视开播才一年多，《时事直通车》才开播5个月后发生的事，而且不是惟一的一次。
我知道，我在重复做一些事，只是服务的观众群不同，但是对求知若渴的观众来说，不论是台湾或是大陆，反应是一样的。这又让我联想起以前在台湾搭的士，司机不肯收钱的场景。我深刻明白自己从事的工作对公众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而我也终于感受到，我不再是台北、香港双城记这么简单的两个点，而是台北、香港、大陆，我的两岸三地情了。
有一次我参加香港同事的婚礼，同仁们起哄问：“小莉，什么时候轮到你摆酒呀？”北京同事接着问：“看来小莉你要摆酒，非得京港台三个地方都摆。我笑着回答：“好呀！”事后想，这可能还是非做不可的事实；刚到香港，每次碰到港台的朋友，一定有人问：“小莉，香港好还是台湾好？”我老是笑着说：“如果您有一点钱的话，在香港过日子是挺好的！”
“瞧，出门有地铁，出站就是购物广场，和朋友逛街逛累了，随处都可找到不错的下午茶场所。心情不佳，搭个渡轮过海，欣赏维多利亚港繁华的景象，只要你懂得享受，不是只埋首于忙碌繁嚣的人群和高楼大厦里，你可在香港找到很多情趣，同时香港资讯快，绝对是工作和自我发展成长的好地方，香港现在已是我第二个家。”我说。
但台湾又不同，没有那么紧张的步伐，尤其我现在回台湾多半是休假，就更能放下心情，会会朋友，照顾家人。在熟悉的地方，许多成长的记忆都会涌现，我现在爱极了众人都在上班，我一个人走在台北街头的静谧，台北是我重新充电再上路的地方。
随着凤凰的成长，现在进出大陆的机会比回台北看父母的机会多得多，我对中国内地的感情也由原本单纯的出差，变为心中多了份牵挂。
“小莉，你不是说8日来北京吗，怎么不见你踪影，让星妈甚为想念！”北京同事打电话来关怀。
“小莉，你上次到上海主持晚会，我已经把有关你的剪报寄给你了！上海电视台编导传话给我。
“小莉，电视上你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是不是太累了，要小心身体！观众在电脑互联网上传递关怀。
“小莉，恭喜你呀！两会的报道做得很成功！”深圳的朋友给我留话。
有次北京的哥儿们送我上机场准备回香港，看着秋冬苍凉的北方大地，我突然有感而发，临行前拥抱了一下我的兄弟说：“中国内地对我来说，原来只是儿时教课书上的神州大地，我乐于一一去踏足探奇。但是现在，因为有了你们——这些好朋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使这里不再只是辽阔的世界，却已成为我另一段情绪的依归。”
朋友说：“小莉，你现在是第一位纵横在两岸三地的电视新闻主播，你要好好珍惜！”
我不时收到一些中国内地观众来信说，知道我在两岸三地都吃得开，希望我代为转达一些讯息。我在广州外贸外语大学演讲，学生热情询问：“两岸三地文化、电视制作有什么不同，怎么促进两岸沟通？”
我总是笑着说：“虽然我1993年到香港时，并不知道自己肩负如此神圣的使命，但是事实上，我已经不断在做的就是沟通两岸三地的文化、思想和讯息。尤其是做为一个电视人，这点更为重要。因为我深深明白，所有的误解可能源于沟通少，而误解又可能造成错误的决定。”而我很乐意，继续扮演这种沟通桥梁的角色。
记得凤凰卫视开播后北京分公司成立，刚开始北上和北京同事合作是在1996年10月到上海访问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和当时的副书记陈至立，并制作7集的《今日看上海》——我眼中上海的变化。
北京同事是先从电视上认识我，或许因为在台湾时所受的教育和工作训练不同，再加上近年在香港的熏陶，这种揉和着港台的荧幕气质，对他们来说可能比较少见。他们表现出喜欢这个电视上的小朋友，但是既熟悉又陌生，像试探什么似的，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和我说话，想不到话匣子一开，不但沟通无障碍，彼此有说有笑，而且讲到得意处他们会笑着说：“还是小莉厉害呀！”因为我以一敌众，把他们全收服打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