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人苏维埃”里用的是他老家的名字——扬诺夫斯基，写作时则用“托洛茨基”的笔名。他不得不同时在3家报馆工作。他同帕尔乌斯还合办一个小报《俄罗斯报》，并很快把它变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有战斗力的机关报。
几天之内，它就由3万份猛增到10万份，1个月后订户甚至增加到50万，但报纸的技术条件跟不上发行量的增长，最后是政府查封了这家报纸才解决了这个矛盾。11月13日托洛茨基还同孟什维克合办了一份大型政治机关报《开端报》，报纸的发行量急剧增加。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因为列宁 不在而显得有气无力。相反，《开端报》却取得巨大成就。托洛茨基认为，半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出版物，只有它才更像马克思 1848年创办的《新莱茵报》。
除了在《俄罗斯报》和《开端报》工作外，托洛茨基还常常替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撰写社论，此外还经常写号召书、宣言和决议等等。第一个苏维埃存在的50天中托洛茨基简直忙得不可开交：苏维埃的工作，执委会的职务，连续不断的群众大会，还有3家报纸的编辑出版！怎么在这个急流中闯过来的，连托洛茨基自己也说不清。在那些日子里，革命者干劲十足，不仅在漩涡中游泳，还自己制造漩涡。
1905年革命大逮捕
苏维埃唤起了广大群众，工人们完全站到了苏维埃这一边。农村继续发生骚乱，甚至从远东撤回的军队里也产生了动乱。只是近卫军和哥萨克军团仍很顽固。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切因素均已具备，但还未成熟。
10月18日，即立宪宣言发表的第二天，数万情绪激昂的群众聚集在彼得堡大学前广场上兴高采烈地欢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托洛茨基站在阳台上向群众讲话，说明已取得的初步胜利是不牢靠的，敌人不会甘心，前面还会遇到陷阱。说着托洛茨基把沙皇宣言撕个粉碎，向空中一撒，让纸片随风飘扬。但是这种政治警告只是轻轻地触动了一下群众的思想，看来人们还要经历几次大的事件方能得到教训。
在彼得堡苏维埃的经历中，托洛茨基记起与此有关的两件事。一件是10月29日，城里突然谣传说黑色百人团要搞血腥屠杀。工人代表们直接从工厂来到苏维埃开会，一个个跑上讲台，拿出工人们自制的准备用来对付黑色百人团的武器样品给大家看。人们挥舞着芬兰刀、铁指套、短剑和钢丝鞭，兴高采烈，不停地打趣说笑。工人们似乎相信，只要有了回击敌人的准备就足以解决问题。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眼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直到 12月，事态的发展才使工人们懂得了这一点。
12月3日晚，军队包围了彼得堡苏维埃，所有进出口通道均被封锁。执委会正在楼厅开会，托洛茨基大声地向聚集在楼下的数百名代表喊道：“不要抵抗，也不要交出武器！”武器就是手枪。不一会，会议大厅被近卫军步兵、骑兵和炮兵团团围住。于是工人们开始拆毁自己的武器，他们用毛瑟枪砸勃郎宁，又用勃郎宁砸毛瑟枪。干这件事就没有10月29日的那种欢声笑语了。在金属撞击的叮当声中可以听到无产者们的咬牙切齿的诅咒声。他们终于彻底认识到要推翻和打倒敌人，需要做出更大和更艰巨的努力。
卢那察尔斯基在他的小册子《人物剪影》中对托洛茨基在第一次革命中的作用作了如下的评价：
他 （托洛茨基）被捕前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影响就很大，以后由于他在法庭上的给 人印象深刻和英勇不屈的行为使他的威望更加提高。我应当说，托洛茨基在 1905—1906年间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中无疑是最有思想修养的，尽管他当时很年轻；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那种流亡国外者所具有的狭隘性，正如我已经说的，当时连列宁也没有能摆脱它。他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意识到政权斗争的意义。他是革命所造就的，并且从中获得了巨大声誉。
真正说来，无论列宁和马尔托夫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则由于表现出立宪民主党人的倾向而名声锐减。托洛茨基从那时起就站到了前列。
在俄国历史上，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在托洛茨基个人历史上也是如此。他之所以能坚决和充满信心地投入1917年革命，因为他觉得它只是1905年12月3日因对彼得堡苏维埃大逮捕而中断的革命的延续和发展。
第十一章 拘押、审判、流放、逃跑
1 监狱成了图书馆
托洛茨基的第二次监狱生活开始了。这一次比第一次好得多，条件比8年以前大大改善。起先在十字架监狱待了一段时间，以后移到彼得·保罗要塞。最后又被送到预审拘留所。在流放西伯利亚之前又押到了转运监狱。转来转去，先后关了15个月。每个监狱都各有特点，都需要对它加以适应。如果要详细叙述它们的情况，未免太枯燥无味，因为除掉略有区别外，又似乎是大同小异。在监狱里，托洛茨基又开始了系统的学习和写作。他研究了地租理论和俄国社会关系史，并且写了一篇 《总结与瞻望》的文章作为当时他 的不断革命理论的最完善的阐述。
转到预审拘留所以后，开始允许犯人会见律师。第一届杜马召开后给政治生活带来了活力，报纸又敢于大胆说话，马克思主义刊物又重新活跃起来，论战性文章也可以发表了。托洛茨基在狱中写了大量文章，由律师放在公文包里带出去发表。小册子《政治舞台上的彼得·司徒卢威》就是这时完成的。
当时他全力投入写作，以至连监狱放风他都觉得是令人懊恼的和多余的。这本反对自由主义的小册子实质上是为彼得堡苏维埃、莫斯科12月起义和当时的革命方针进行辩解，并对机会主义者的抨击。几个星期内小册子发行了几万册。
同托洛茨基一起坐牢的斯维尔奇科夫后来在《革命的曙光》一书中这样描写了他的监狱生活：
托洛茨基的牢房很快成了个小小图书馆。他弄到了各种值得注意的书籍。他不停地读，从清晨到深夜不断地写。他对我们说：“我对这里感到非常满意。我可以安心地工作，而且清楚地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不会遭到逮捕……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这实在是一种最不寻常的感觉，你们说对不对？……”
托洛茨基常常读些欧洲古典文学作品作为消遣。他躺在牢房的小床上，沉醉在书中，浑身感到一种既像一个美食家品尝甘醇的美酒，又像人们在吸着香味浓郁的雪茄时的说不出的舒适感。这是他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
托洛茨基的妻子一星期来看望他两次。当俩口子互相交换信件和文稿时，值班看守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个年纪大的看守尤其宽容。他应他的请求，把自己出版的书和题了词的照片送给了他。“我的几个女儿也都是大学生。”他高兴地轻轻对托洛茨基说，同时神秘地眨了眨眼睛。苏维埃政权时期托洛茨基又见到了他，在饥荒年代，托洛茨基还尽力地帮助过他。
2 大审判
对工人代表苏维埃案件的审判于9月19日开始。在长达一个月的审判中，法庭先后传唤了四百多个证人，其中有二百多人出庭做证，他们当中有工人、厂主、宪兵、工程师、仆役、市民、记者、邮政官员、警察局长、中学生、杜马议员、看门人、参议员、流氓、工人代表、教授和士兵等等。他们在法庭上排成长长一串，在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及被告（尤其是被告）火力交叉的盘问下，一桩一件、一五一十地追诉着工人苏维埃的活动。被告也进行了辩解。托洛茨基在法庭上讲了俄国社会现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因为他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他要求参议员洛普欣出庭做证，遭到法庭拒绝，于是大家群起抗议，使得审判无法进行，不得不把“犯人”带回监狱。
随即辩护律师、证人和旁听者也跟着退场，法庭上只剩下法官和检察官。他们在“犯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了宣判。
托洛茨基的父亲和母亲也旁听了审判。他们的思想感情是错综复杂的。
现在总不能把儿子的行为说成是胡闹——像在尼古拉耶夫的施维戈夫斯基花园里所干的那样。他们的儿子已经是几家报纸的编辑、苏维埃的主席，又是个颇有名气的作家，这些都使老人们感到骄傲。当20位律师一涌而上，纷纷与他们的儿子握手的时候，母亲甚至激动得哭了。她以为儿子不但会被宣布无罪，甚至还会获得殊荣呢。儿子告诉她做好他被判处苦役的思想准备，她惊恐而又迷惑不解的望着律师们，想弄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父亲脸色苍白，沉默不语，既感到欣慰，又感到痛苦。
“犯人”被到处迁居流放，褫夺一切公民权。这还是较轻的处罚，本来“犯人”认为会判处苦役。但迁居流放与上次托洛茨基经历的行政流放完全 不同，它是无限期的，任何形式的逃跑都将加判3年苦役。
3 再次流放，再次逃跑
1907年1月3日托洛茨基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没有任何事先通知，今天把我们带到这里。命令我们在接待室里换上囚服。我们像小学生一样，好奇地穿戴起来。大家穿着灰袄子，披着粗呢外衣，戴着灰帽子，互相打量着，觉得很有趣。允许我们保留自己的内衣和靴子……
留下那双靴子对托洛茨基十分重要，因为他在靴子底珍藏了一张证明，后跟里嵌有几块金币。他们被押送的目的地是深入北极圈内的奥勃多尔斯克村。这地方离铁路1500俄里，离最近的邮电局800俄里。邮递员两星期来一回，春秋两季道路泥泞时一个半月到两个月都不来一次。当局在途中采取了特殊的警戒措施。随来的彼得堡押送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事实也是如此。
一位在犯人车厢值班的中士，拔出军刀，激动地朗诵起刚发表的革命诗篇。
监狱代表对他们也很客气，因为革命和反革命胜负未定，鹿死谁手尚难预卜。
押送队的一个军官拿出上级的一份公文给他们看，上面说法律允许他在押送途中不给他们戴手铐。
他们乘火车到秋明，然后改乘雪橇。他们14个流放犯由52名士兵押送，分乘40辆雪橇，从秋明出发，经托博尔斯克，沿鄂毕河北上。经过33天的长途跋涉，他们一行于2月12日抵达别列佐沃，这是彼得大帝放逐他的宠臣缅希科夫的地方。允许他们在这里休息两天，前面大约还有500俄里的路程才能到达奥勃多尔斯克。可以自由走动了，当局不再担心犯人逃跑。这里只有一条路通往鄂毕河，沿途又有电话线路，任何逃犯都会被抓住。
同他们一起被流放的有一位老革命家——费特医生。他教托洛茨基装坐骨神经痛，以便能在别列佐沃多待几天。托洛茨基顺利地实现了计划的头几步，因为坐骨神经痛是无法检查的。人们把托洛茨基送进了医院，在这里他可以完全自由地活动。病情“好转”以后，他一连几个钟头在外面转悠，住院医生还叮嘱他多活动活动。上面已经说过，在这个季节，谁也不担心犯人从别列佐沃逃跑。应当拿定主意了。于是托洛茨基决定向西，直向乌拉尔方向逃去。
其实，费特的主意是来自一个绰号叫做“山羊脚”的当地农民。这个矮小、清瘦和机智的人是组织逃跑的行家，而且他干这个完全不是为了私利。
后来他的事败露后，遭到了严厉的惩罚。十月革命以后“山羊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托洛茨基就是他10年前帮助逃跑的那个人，直到1923年他才到莫斯科来找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热情地接待了他，给他一套红军礼服，请他去看戏，还送给他一台留声机和其他一些礼物。不久以后，老人在他的北方老家去世了。
从别列佐沃出来就要乘鹿拉雪橇。关键在于要找一个敢于在这个季节冒险上路的向导。“山羊脚”找到一个兹梁人，此人与大多数兹梁人一样灵活和老练。
出逃的时间定在星期天夜里。这天晚上地方当局的要人全在看一个业余剧团的演出。托洛茨基到作为剧场的一座营房里去露一下面，还特地会见了县警察局长，跟他说，自己感觉好多了，过两天就可以到奥勃多尔斯克去。
这是很诡谲的，也是非常必需的。
当教堂钟楼敲响12下的时候，托洛茨基悄悄钻进了“山羊脚”家的院子。
雪橇已经准备好了。托洛茨基笔直地躺在雪橇的底座上，下面垫着他的另一件毛皮大衣。“山羊脚”往托洛茨基身上盖了一堆结了冰的干草，用绳子捆好，就出发了。干草上的冰融化了，冰冷的水顺着托洛茨基的脸颊往下淌。
走了几俄里，雪橇停下了。“山羊脚”解开绳子，搬开干草，让托洛茨基爬出来，接着他吹了声口哨。有几个人的声音回答了他，从声音听起来，这些人准是一群醉汉。原来那个兹梁人喝醉了，还带了几个酒友。这可不是好兆头，但是没有选择余地了。托洛茨基带着他的小行李包坐上了他们的轻便鹿拉雪橇。他们沿着索西瓦河前进。这几匹鹿是托洛茨基的向导从几百只鹿中精挑细拣买来的。一开始托洛茨基的车夫常常打盹，鹿群就时不时停下脚步。
这对他们俩都是危险的。后来他竟完全睡着了，无论托洛茨基怎样推他都不醒。托洛茨基不得不把他的帽子拧了下来。他的头发立即结了一层霜，于是他完全清醒了。他们继续往前赶路。四周是一片原始雪野，洁白无瑕的雪地上生长着枞树，间或显现出野兽的足迹，这真是一次奇妙的旅行。鹿儿欢快地跑着，舌头伸在外面，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他们行走了一个多星期，走了700公里，来到乌拉尔地区。道路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大车。托洛茨基装扮成托尔男爵北极考察队的工程师。在离乌拉尔不远，托洛茨基遇见一个以前在考察队工作过的办事员，他问了托洛茨基一些问题，幸运的是他醉醺醺的，不太认真，托洛茨基靠着一瓶罗姆酒摆脱了困境。一到乌拉尔托洛茨基就改乘马车。现在托洛茨基的身份是一名官员，正在同税务稽查员在本管区执行公务。最后托洛茨基来到窄轨铁路边。乘上这条铁路专用线仍然是不保险的，支线上的每一个陌生人都会受到注意，任何一个车站都可能接到托波尔斯克的电报而对他加以逮捕，他是心惊胆颤地登上火车的。可是，当一昼夜以后他顺利地登上通向彼尔姆的舒适的火车时，他觉得自己是成功了。
在最近的一个小站，他给妻子拍了一份电报，让她到一个列车交汇站去接他。她没有想到会收到这封电报，至少没想到它会来得这么快。这是毫不奇怪的。他们往别列佐沃去走了一个多月，彼得堡的报纸还在连篇累牍地报道他们北上的消息。大家都以为他还在去奥勃多尔斯克的路上。何况他只用了11个昼夜就完成了返回的路程。
关于这件事，谢多娃在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
接到这份电报时我欣喜若狂。那时我住在彼得堡附近的一个名叫特里奥基的芬兰村子里，带着一个幼小的儿子，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同一天我还收到列·德在途中写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除了讲述了途中的情形外，还说如果我动身去奥勃多尔斯克请我给他带些书和一些北方生活必需物品……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彼得堡，打算向站务员询问到列车交汇站我要买到哪儿的票。可是我又不敢打听，所以虽然没弄清站名，我还是上了路。车子在晚上开出。车厢里坐的尽是有钱人，我们从彼得堡食品商店购买了各种各样的食品，准备回自己庄园欢度谢肉节。我厌恶地听着他们的关于鱼子酱、咸鱼和葡萄酒等等的谈话，心里激动地想象着眼前的会面，同时又担心不要出现什么意外……我好容易捱到第二天早晨，对面开来的列车应当在这时来到萨米诺车站（这个站名是我在途中打听到的）。终于我们的车和那列逆行的车都停下了。我飞快地跑到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我跳上对面的列车，怀着恐惧的心情一节一节车厢找过去，没有，没有，可是突然，我在一个包房里看见了列·达的皮大衣。这就是说，他在这里，在这里！但眼下他在哪儿？我又跳下列车，走上站台，这时我看见列·达正从车站里跑出来，原来他也在到处找我。
我们俩一起坐进包房，继续往前行。列·达在车站上和车厢里从容不迫和谈笑自如，使我很惊讶。我希望他要不露声色，要隐蔽自己，因为抓住了可要判处苦役呀。可他仍然那么很显眼，他说这是最好的掩护。
由于在彼得堡有许多人认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决定和妻子一起到芬兰去，因为在那里，革命所争得的自由权实施得比彼得堡早得多。
无论是列宁还是马尔托夫都早已离开彼得堡到了芬兰。两派在1906年4月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实现的联合又产生深深的裂痕。革命仍然处于低潮。
孟什维克为1905年的疯狂行为忏悔，布尔什维克则毫无后悔之意，积极准备新的革命。托洛茨基拜访了列宁，又拜访了马尔托夫，他们住的村子相距不远。马尔托夫的房间里像过去一样一塌糊涂，变得越发不可收拾了。屋角里堆着一人高的报纸，谈话中，马尔托夫时不时将手伸进报纸堆里，抽出需要的文章。桌上放着积满烟灰的手稿。那副总是擦不干净的夹鼻眼镜耷拉在他的尖鼻梁上。像过去一样，马尔托夫仍然有着许多杰出和高明的思想，但他缺少一个主导的思想，而且也不知道应当怎么行动。而列宁的房间则看上去非常整齐。列宁不抽烟。需要的报纸全做了记号，就放在手边。最主要的是在他那张朴实无华而又不同寻常的脸上显露出一种对未来坚定的信心。革命是最终地退潮了，还是高潮来到前的停滞，当时还未见分晓。但是不管怎么样，同怀疑主义者作斗争，从理论上总结1905年的经验，为新的革命高潮或者说为第二次革命培养干部等等这都是十分需要的。谈话中，列宁称赞了托洛茨基在狱中的工作，但也批评了托洛茨基还不能正确地做出组织选择，即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他说得是对的。告别时他给了托洛茨基几个赫尔辛基朋友的地址，这些地址后来对托洛茨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列宁介绍的那些朋友帮助托洛茨基在赫尔辛基郊区的奥格尔堡安置了个小家，后来这地方在他们之后列宁也住过一段时间。托洛茨基和妻子带着才几个月的儿子（他是在托洛茨基监押期间出生的）在奥格尔堡住了几个星期。在这孤寂的 日子里，托洛茨基把自己的长途旅行写成了一本名叫《往返旅程》的书，所得的稿费正好作为他取道斯德哥尔摩出国之用。妻子和孩子暂时留在俄国。
托洛茨基乘一艘斯堪的纳维亚轮船开始了新的流亡生活，没想到这一次流亡国外竟达10年之久。
第十二章 第二次流亡国外
1 维也纳八月会议
1907年10月托洛茨基到了维也纳，不久他的妻子也带着孩子来到这里。他们在城郊希特尔道夫住下，静待新的革新高潮的到来。托洛茨基的工作集中在总结1905年革命经验和为第二次革命在理论上铺平道路。
来到国外不久，托洛茨基就在俄国侨民和大学生中做了两次巡回演说，题目分别是： 《俄国革命的命运》（谈当前的政治形势）和《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 （论述社会革命的前景）。
1908年10月，托洛茨基开始在维也纳出版一份面对广大工人群众的报纸 《真理报》，通过加里西亚国境线或是通过黑海偷运到国内。报纸每月两 期，一共出了3年半，出版这份报纸花去他大量精力，同俄国秘密联络也用去他不少时间。此外，他还同黑海水兵的地下工会保持着密切联系，给他们的报纸以帮助。
当时与托洛茨基同办《真理报》的合作者是后来成为苏维埃著名外交家的越飞。越飞①才华横溢，性格温和，对事业无限忠诚。他为《真理报》贡献了自己全部精力和钱财。托洛茨基的另一位合作者是大学生斯科别列夫，他后来成为克伦斯基政权的劳工部长，1917年他们相见时彼此成了敌人。曾做过《真理报》秘书的维克多·科普，现在任苏维埃驻瑞典大使。
① 越飞 （1883—1927）：十月革命参加者，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列斯特和谈苏联代表团首席代表，驻德国全权代表，1922—1924 年驻中国全权代表，1924—1925 年驻奥地利全权代表，1927 年因身患重病自杀身亡。
1912年，当新的政治高潮已经确定无疑地呈现时，托洛茨基试图召开一次俄国社会民主党两派代表的联席会议。在布尔什维克党中此时和解的要求也很强烈，因此托洛茨基曾希望这种情况能促使列宁参加代表会议。但是列宁坚决反对这种统一。后来的全部事态发展表明列宁是正确的。代表会议于1912年8月在维也纳召开，布尔什维克没有代表参加，托洛茨基发觉自己在形式上成了孟什维克和几个脱离布尔什维克的互不联系的小组的“联盟”的成员了。这个联盟并没有政治基础。托洛茨基在所有的根本问题上都跟孟什维克有分歧。大会的第二天斗争就展开了。社会革命和民主改良，这两种深刻对立的倾向，每日每时都在引起激烈的冲突。
《基辅思想报》建议托洛茨基以军事记者身份去巴尔干。此时8月会议已经证明失败，对他来说，这个建议显得十分及时。他感到自己必须脱离俄国流亡者的影响，哪怕短时间的脱离一下也好。托洛茨基在巴尔干度过的几个月正是战争进行的那几个月，这段时间的经历使他学习到了许多东西。
他已经提到，他们一家来到维也纳后便立即在城郊找了一间小房子住下。他的妻子写道：
我很喜欢希特尔道夫。这房子比我们想像的好得多。这里的别墅通常在春天出租，而我们是在秋天和冬天租用它，所以房租要便宜一半。从窗口可以看见山峦和蒙上一层暗红色的秋天的景物。出了扉门，绕过街道，就可以走到开阔的田野。4月，在我们因为房租要加倍而准备离开的时候，花园内外紫罗兰盛开，香气从敞开的窗口飘进，弥漫整个房间。谢廖沙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们不得不搬到更平民化的西维森去居住。
孩子们既会说俄语，又会说德语。他们在幼儿园和学校里说德语，在家里玩儿的时候也在说德语，可是一旦跟我或他们的爸爸谈话的时候便立刻改口说俄语。要是我们跟他们说德语，他们反而会感到不好意思。后几年他们又学会了维也纳方言，而且说得相当地道。
廖维克上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宗教课的问题。当时奥地利法律规定，孩子年满 14岁必须根据父亲的信仰接受宗教教育。我们的证件里没填任何宗教，我最后只好给他选了个路德教，我觉得它加在孩子们身心上的负担可能相对轻些。宗教课是放学以后留在学校里上的，讲课的是一位女教师。廖维克很喜欢这门课，这从他的小脸上可以看出来，只不过他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来罢了。有一天晚上我听见他躺在床上，嘴里似乎在叨咕着什么。
我问他，他回答说：“您知道，我在作祷告，这祷文很美，像诗一样。”
从托洛茨基第一次流亡国外起，他的父亲就经常出国来看他。起先他们来巴黎，后来是带着跟他们一起住在乡下的他的大女儿来维也纳。1910年他们又来到柏林。在此之前，他们总算最终把托洛茨基的命运付之天意了。托洛茨基的母亲生了一种严重的疾病——放线菌病。在她生命的最后10年里，她一直遭受着疾病的折磨，但仍然操持着家务。她在柏林动了手术，切除了一个肾脏，当时她已年届花甲。手术以后最初几个月恢复得出奇的快，一度在医务界传为佳谈。但是不久她的病又复发，不几个月就夺去了她的生命。
她死在她度过勤劳一生并把孩子一个个抚养成人的扬诺夫卡。
托洛茨基第二次流亡国外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俄国各民主报刊撰稿，其中在 《基辅思想报》上的撰文数量最多。托洛茨基从《基辅思想报》 所得到的稿酬能完全应付他们的简朴生活。但是在托洛茨基为《真理报》工作的那段时间，总没有时间去写更多的有报酬的文章，这对家庭生活就产生了危机。他妻子时不时跑当铺，而他也不得不把一些生活宽裕时买来的书卖给旧书商，有时还甚至把他们的有限财物拿去抵押房租。他们有两个孩子，没有保姆，这就双倍地加重了他妻子的负担，但她还常常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帮助托洛茨基从事革命工作。
1914年9月托洛茨基在一封寄往国内的信中写道：
动员和宣战看来已经彻底扫除了国内的民族和社会矛盾。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历史的延期，一种特殊的政治延期。支票上的延期是延长了，但迟早是要支付的。
这些话是在准备接受书刊检查情况下写的，实际上托洛茨基当然不仅仅是指的奥匈帝国，还有俄国，而且首先是俄国。
8月2日德国对俄国宣战。在这之前，大批俄国人已经开始陆续离开维也纳。8月3日上午，托洛茨基前往维恩柴勒去同那儿的几位社会党议员商量俄国侨民怎么办问题。老阿德勒建议托洛茨基立即同他一起直接去主管当局，也就是去见政治警察首脑盖耶。在他们乘汽车前往警察局途中，托洛茨基提请阿德勒注意战争引起的那种节日般的欢乐情绪。老头子立即回答道：
“兴高采烈的都是可以不上前线的人。除此而外，此时上街的全是神经失常的人，都是一些疯子，这是他们的好时光……战争为各种本能和一切形式的疯狂开辟了广阔的场所。”
阿德勒原先是一位精神病医生，所以他常常以精神病学的观点来看待政治事件——“尤其是奥地利的政治事件。”他总是以讽刺的口吻加上一句。
但是这时他绝不会想到，正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阿德勒①正在准备进行一次政治谋杀。
①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于1916 年10 月21 日击毙奥匈帝国首相司徒尔格伯爵，被判死刑，后改监禁。1918 年革命后被释放出狱。
盖耶谨慎地暗示明天清晨可能对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进行大逮捕。
“因此，您主张我走？”
“而且越快越好！”
“那好，明天我就全家去瑞士。”
“嗯……我倒希望您今天就动身。”
这次谈话是下午三点多钟，晚上6点10分托洛茨基已经带着家眷坐在开往苏黎世的火车上了。七年来的关系、书籍、资料和尚未完成的手稿都弃之不顾了。
托洛茨基的战时避难所瑞士使他想起了他在芬兰住过的“劳哈”旅馆，1905年秋他就在那里迎得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当然，此刻瑞士军队也已动员起来，甚至在巴塞尔也听见了炮声。可是托洛茨基所居住的希尔凡丁旅馆却像一个世外桃源。他心里盘算，也许离开这瑞士的“劳哈”旅馆重新回到那理工学院大礼堂去会见彼得堡工人的日子已不远了。可是这个时刻足足过了33个月才到来。
2 战争开始·出版 《战争与“国际”》
在这期间，托洛茨基除了积极参加瑞士社会党的活动，与表现出巨大的国际主义热情的基层工人接触外，还写了一本关于战争和第二国际的书。这本名为《战争与“国际”》的小册子像托洛茨基的其他著作一样，先在瑞士，接着在德国、法国，后来在美国，最后在苏维埃共和国遭到了不同的命运。
负责这本书的德文译文编辑工作的是苏黎世教授拉加茨，这使托洛茨基有机会认识并熟悉这位有独特见解的人。拉加茨笃信基督教，而且就所受的教育和职业来说，就是一位神学专家。然而，拉加茨又是一个瑞士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分子，赞成用最极端的方法进行反战斗争，拥护无产阶级革命。
他和他夫人对于一系列政治问题的态度与奥地利、德国和瑞士的缺乏头脑的社会党官僚大相径庭，这种认真而严肃的精神使托洛茨基十分敬佩。据托洛茨基所知，后来拉加茨因自己的观点而牺牲了大学教研室的位置，这在他所处的环境是不多见的。
正是在拉加茨的帮助下，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才得以流畅的德语问世。后来这本书历经曲折从瑞士进入奥地利和德国，在这当中瑞士左派人士普拉登等人出了很大的力。这本书首先是针对作为第二国际领导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托洛茨基记得，在沙文主义乐队中担任第一小提琴手的记者海尔曼把这本书称为疯人呓语，但又承认在呓语中也还不乏逻辑。这对托洛茨基已是很高的赞语了。
后来在法国，托洛茨基偶然读到一条从瑞士来的电讯，声称一个德国法庭为他的小册子已缺席判他徒刑。由此托洛茨基得出结论，他的书正中敌人要害！协约国的诽谤者和密探曾力图证实他是德国参谋部的代理人，这回霍亨索伦王朝的法官所做出的判决正好替他帮了大忙，给他们的这种努力当头一棒。
十月革命后，纽约的一位机智的出版商把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印成精装本在美国发行。据出版商本人说，威尔逊总统曾从白宫打电话来要求把该书的清样送给他一份。总统当时正在草拟 14条纲领。据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说，总统怎么也不能容忍一个布尔什维克能先于他想到这些主张。两个月内，该书在美国发行了16000册。
在苏维埃共和国，托洛茨基的这本在苏黎世写的小册子再版多次，成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重要参考书。直到1924年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出笼以后它才从共产国际“市场”上消失。现在这本书像革命前一样成了禁书。
3 巴黎《我们的言论报》
1914年11月19日，托洛茨基作为《基辅思想报》的军事记者来到法国。
他之所以乐意接受他们的聘请，是因为这使他有可能更加接近战争。巴黎显得很忧伤，一到晚上，大街小巷一片黑暗。飞机成群地飞临城市上空。德军在马恩受阻后，战争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
正当德军日益向巴黎逼进，法国资产阶级准备弃城而逃的时候，两个俄国流亡者办起了一份小小的俄文时报《我们的言论报》，它的任务是向被遗弃在巴黎的俄国人阐释正在发生的事，使国际团结的精神不至泯灭。第一期报纸出版之前，报纸的资金总共只有30法郎。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也不相信仅凭这一点钱就能出版一份报纸。实际正是这样，尽管编辑和撰稿人都不取分文报酬，报纸仍然经常出现危机。在不断经受负债和报刊检查的打击下，报纸一次次被查封，又一次次换一个名字重新出版。这张报纸一共生存了两年，直到1917年2月革命爆发。
托洛茨基的家属直到1915年才迁来巴黎。他们在塞夫勒待了几个月，住在他们的一个年轻朋友、意大利画家雷纳·帕雷斯暂借给他们的一间房子里。
孩子们也在塞夫勒学校上了学。这里的春天极美，四周一片葱绿，显得妩媚妖娆。但是穿着黑丧服的女人日渐增多，许多小学生成了无父的孤儿。
托洛茨基特地到饶勒斯①被害的克罗桑咖啡馆去了一趟，想看一看有没有他的遗迹。托洛茨基在政治观点上与饶勒斯相距甚远，但他不能不感受到这个正直而坚强的人的吸引力。饶勒斯的精神世界是由民族传统、形而上学的道德原则、对备受压迫者的爱和富有诗意的想象力等所构成的，具有鲜明的贵族特征，正如倍倍尔具有鲜明的平民特征一样。他们两人的价值都远远超过他们所留下的遗产。托洛茨基听过饶勒斯在巴黎人民会议、国际代表大会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每次都像是第一次听到似的那么令人注目。饶勒斯从不墨守成规，总是能重新显现自己，并挖掘自身的潜在的精神源泉。在他的像瀑布一样奔腾的力量之中，可以发现其中饱含有委婉和谦和，这反映在他的脸上，使人感觉到他的高尚精神和文化修养。饶勒斯和倍倍尔两个极端，同时也是第二国际的两个顶峰。托洛茨基热爱他们俩。倍倍尔是体力衰竭而死，而饶勒斯则殁于壮年。但他们都死逢其时。他们两人的死都标志着第二国际历史使命的结束。
① 饶勒斯 （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后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右翼领袖。改良主义者。1904 年创办《人道报》，积极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被法国沙文主义分子杀害。
巴黎的俄国流亡者中最突出的人物无疑仍然是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他是托洛茨基一生中遇到的最有才华的人之一。这个人的不幸在于，命运使他成为一个革命时代的政治家，可是没有赋予他作为政治家最必需的意志力。马尔托夫的精神世界缺少某种平衡，每当重大事件来临时，它就悲剧性地暴露了出来。托洛茨基在1905年、1914年和1917年3个历史重要关口对他进行了观察。马尔托夫对事件的最初反应总是革命的，但是他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思想诉诸文字，就陷于各种疑虑之中。他的丰富、灵活和诸方面的思想缺少意志力的支持。1914年10月14日，马尔托夫在写给阿克雪里罗德的信中说：“也许我们同列宁比同普列汉诺夫更容易取得谅解，看来列宁正担当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战士的角色。”但这种情绪在马尔托夫身上没有维持多久。托洛茨基到巴黎时发现他萎靡不振。他们在《我们的言论报》中的合作，一开始就伴以不调和的曲调，直至马尔托夫离开编辑部，甚至停止担任报纸的特约撰稿人为止。
托洛茨基家早就从塞夫勒迁到巴黎市内，住在欧德烈小街。巴黎变得越来越荒凉，马路上的街钟一个接一个地停了，贝尔福特的狮子，不知什么缘故，嘴里冒出一把龌龊的稻草。
4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大会
1915年夏天，意大利议员摩加里来到巴黎，他是罗马国会社会党党团书记。他此行的目的是鼓动法国和英国的社会党人参加一个国际代表会议。在一条林阴大道的咖啡馆凉台上，托洛茨基与几位因某种原因自诩为“左派”的社会党议员开了一个会，摩加里也参加了。在高谈和平主义和重复必须恢复国际联系这些老掉牙的问题上，大家谈得很融洽，也很顺利，可是当摩加里为难地低声说进入瑞士需要弄到假护照时，议员先生们的脸立时拉长了。
有一位 （托洛茨基记不清是谁了）匆匆地把侍者叫来付了全部咖啡账。会议 就此结束。托洛茨基同马尔托夫一起回家，一路上谈着这件事，又好气，又好笑。托洛茨基和两位稳健的和平主义者M和B决定前往瑞士去参加会议。
不需要假护照，因为政府还没有彻底摆脱战前的老习惯，发给了他们合法护照。
大会的组织工作由伯尔尼社会党领袖格里姆一手包办，他把会议安排在离伯尔尼10公里的高山顶上的一个名叫齐美尔瓦尔德的小村子里。全体代表挤在4辆马车里向山上进发，路上人都好奇地望着这个不寻常的车队。代表们自己也觉得好笑，因为自第一国际奠基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四辆马车竟然就可以装下全部的国际主义者。然而谈笑中并没有怀疑主义的色彩。历史的线索常常中断，人们不得不重新把它结上，他们前往齐美尔瓦尔德所做的正是接线的工作。
代表会议期间 （9月5日至8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派和占大多数的和平主义者终于勉强地在托洛茨基起草的共同宣言基础上统一起来。最后宣言虽然远远没有说出应当说的话，但终究是一大进步。托洛茨基在形式上虽然不属于列宁为代表的极左派，但几乎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的观点都同他们很接近。在齐美尔瓦尔德，这个瑞士的小山村里，列宁把未来国际运动的发条一下一下地拧紧，为革命的“国际”奠定了基础。
法国代表们在报告中特别提到《我们的言论报》对他们的影响，并说正是这份报纸确定了各国国际运动的思想联系。拉科夫斯基指出，《我们的言论报》在促进拟订巴尔干各社会民主党国际立场中起了重要作用。意大利党从巴拉班诺娃的翻译的许多文章中认识了 《我们的言论报》。德国新闻界， 包括官方报刊在内，也常常引述《我们的言论报》。
严格禁止向外报道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消息，以免会议情况过早传到新闻界，给代表们返国通过国境时带来麻烦。可是几天以后，名不见经传的齐美尔瓦尔德的名字还是传遍了全世界。这使旅馆老板大吃一惊。这个勇敢的瑞士人告诉格里姆，他的产业的身价也将因此而大大提高，因此他打算赞助一笔款子作为第三国际的基金。不过，他不久就改变主意了。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大大推动了各国反战运动的发展。在德国，斯巴达克同盟①广泛开展了活动。法国组织了“恢复国际联系委员会”。巴黎移民区的俄国工人更紧密地团结在《我们的言论报》周围，帮助它克服了一个个财政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开始与托洛茨基合作得很好的马尔托夫，此时离开了《我们的言论报》。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托洛茨基与列宁的那些实质上并不重要的分歧几个月以后就彻底消除了。
① 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领导人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梅林等。
正在此时，一股乌云在他们的头上聚集，到了 1916年已有黑云压顶之势。反动的《自由报》以广告形式连续发表文章，指控他们是亲德派。托洛茨基更经常地收到匿名恐吓信。这些恐吓和指控显然是来自俄国大使馆。他们的印刷厂周围总是有些可疑的人物荡来荡去。主管俄国流亡者事务的一个政府委员会主席杜尔克海姆传出话说，政府里已经有人在谈论查封《我们的言论报》和驱逐该报编辑的事。不过后来这个行动被拖延了一时期：政府找不到茬儿，因为托洛茨基没有违反法律，甚至连无法律根据的新闻检查托洛茨基也不曾冒犯。但是他们终究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借口终于找到了，确切地说，是制造出来了。
第十四章 在新大陆
1 来到纽约
托洛茨基来到了纽约。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自动化的神奇而又平凡的城市，它的街道是立体化美学原则的成就，而它的道德哲学则是金元哲学。纽约给托洛茨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最充分地表现了现代精神。
关于托洛茨基在美国的生活，传说极多。托洛茨基不过只在挪威路过一下，善于创造发明的当地新闻界就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一个洗鳕鱼的工人，而今托洛茨基在纽约度过了两个月，故而新闻界又迫使托洛茨基干了许多职业，而且一行比一行离奇。如果把报纸为托洛茨基描述的各种奇遇写成一本书，也许会成为比托洛茨基此刻所写的这本更为引人入胜的传记。
可是托洛茨基不得不使他的美国读者失望。他在美国的职业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职业。他写文章，办报纸，在工人集会上讲演。他还用很多时间在纽约的一个图书馆勤奋地研究美国的经济状况。美国战备期间的出口增长数字使他很吃惊，也是对他的极好的启示。事实上，正是它们不仅决定了美国的参战，而且决定了美国在战后的和平中的决定性作用。托洛茨基当时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作过许多报告。从这时起“美国和欧洲”问题就一直是托洛茨基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就是现在，托洛茨基仍在认真地研究这一问题，并希望能就此写一本书。
到纽约的第二天，托洛茨基就在俄文报纸《新世界》上发表文章说：“我是怀着革命必将胜利的坚强信心离开腥风血雨的欧洲的。我跨上这个古老的新大陆，并没有抱任何 ‘民主’的幻想。” 10天以后，托洛茨基在“国际”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说道：“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是欧洲的经济正从根本上崩溃，而美国正在大发其财。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个欧洲人，我羡慕地望着纽约，并且不安地问自己：欧洲能支持得住吗？它不会变成一个基地？世界经济和文化中心会不会移到这里，移到美国来？”
托洛茨基一家在一个工人住宅区租了一套房子，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置了一些家具。每月租金18美元的这套房子配备有欧洲人闻所未闻的舒适的设备：除了电灯，还有煤气灶、浴缸、电话、物品升降机和垃圾滑道等。这一切立刻使孩子们对纽约产生了很大的好感。他们一度简直对电话着了迷，因为这个神奇的玩意儿，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都没有过。这幢房子的看门人是个黑人。托洛茨基妻子把3个月的房租预付给了他，但并未拿到收据，因为房东前一天刚把收据拿去查账了。两天以后他们搬来公寓，却听说那个黑人带了好几户人家的房租跑了。除了房租以外，他们还托他保管他们的一些东西呢，他们急得不知怎么好。这是个不好的开端。后来发现东西没有丢。
当他们打开装器皿的木箱子时，发现他们的房租钱被用纸端端正正的包着放在里面，这真使他们太感意外了。原来那看门人只拿走了开了收据的房客的钱，他掠夺的对象是房东，不愿意房客遭受损失。说实在的，这真是个绝妙的人。托洛茨基和妻子深深为他的关心所感动，一直感激地回忆着他。这件小奇遇托洛茨基觉得具有很大的代表意义，它仿佛在托洛茨基面前掀开了美国“黑人”问题的一角。
德国人宣布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这造成了美国东部的许多车站、码头上各种军需物资堆积如山，铁路也被堵塞了。消费品的价格顿时飞涨。托洛茨基曾看见这个最富有的城市的几千名妇女和母亲走上街头，愤怒地掀翻货摊，捣毁消费品商店。战后全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托洛茨基问别人，也问自己。
2月3日，终于宣布了人们等待已久的与德国断交。沙文主义的乐曲日益响亮。和平主义者的高音和社会主义者的假声并没有破坏整个乐曲的协调。不过，这一切托洛茨基在欧洲都见过，美国的护国主义运动对托洛茨基来说只是旧影重现。托洛茨基在俄文报纸上指出了它的发展过程，思考着人类在吸取教训方面的愚钝。
美国社会党在思想方面甚至大大落后于欧洲的社会爱国主义。但是，当时还持“中立”立场的美国报界对“发疯”的欧洲的高傲态度仍然在美国社会党的舆论中反映了出来，像希尔奎特①这样的人并不反对扮演社会党的美国大叔的角色，关键时到欧洲去调停第二国际各党彼此的嫉恨。现在，托洛茨基一想起美国社会党的那些领袖们就觉得好笑。他们都是移民，年轻时在欧洲发挥过某种作用，而现在，在争取成功的混乱斗争中，早把从欧洲带来的那些理论前提丢失殆尽。
① 莫里斯·希尔奎特 （1869—1933）：美国社会党领导人，律师，初期倾向马克思主义，后期成为机会主义者。
托洛茨基来纽约不几天就参加了俄文日报《新世界》编辑部的工作。这份报纸成了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宣传中心。在社会党属下的各个民族联合会中都有一些懂得俄语的工作人员，俄罗斯联合会中也有许多人都会说英语。在这种情况下， 《新世界》思想就逐步传播到美国工人群众中去。社会党里的 达官显贵们为此大为恐慌。于是他们在各小组密谋策划反对欧洲移民的活动，说他们昨天才来到美国的土地上，还不了解美国人的心理，就企图把自己的荒诞的方法强加于美国工人。斗争相当激烈地开展起来。在俄罗斯联合会里，那些“久经考验”和“功勋卓著”的市侩们很快就靠边站；在德国联合会中， 《人民日报》总编辑、老施留特尔，希尔奎特的战友，渐渐失去影 响，让位给赞同托洛茨基伙伴们观点的年轻编辑劳勒；拉脱维亚人完全同托洛茨基伙伴们站在一起；芬兰联合会倾向于托洛茨基伙伴们。此外，托洛茨基伙伴们还越来越成功地打入势力很大的犹太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占有一幢14层大楼，出版一份发行量为20万份的《前进报》，不过这是一份充满多愁善感的小市民报纸。整个社会党，包括托洛茨基这些革命派在内，与美国工人的联系少，影响也不大，而党的英文报纸《呼声报》又以空泛的和平中立态度作为宗旨，于是托洛茨基伙伴们决定办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周刊。筹备工作全力以赴地开展起来，但是，正在这时——俄国革命爆发了。
新闻电讯突然神秘地中断了两三天，这使大家迷惑不解，接着，传来了彼得堡发生动乱的消息，虽然是些模糊不清和十分混乱的消息。纽约的各族工人都为之兴奋不已。人们期待着，但又不敢希望着什么。美国的报界不知所措。新闻记者、采访人员、报刊新闻栏编辑和常驻记者等等从四面八方涌向《新世界》编辑部探听消息。托洛茨基伙伴们的报纸一度成为纽约新闻界的中心。从社会党各报纸编辑部和组织打来的电话一直未中断过。
“电讯说，彼得堡组织了古契科夫①——米留科夫内阁，这意味着什么？”
① 古契科夫 （1862—1936）：十月党人领袖，1917 年任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
“意味着明天将有一个米留科夫——克伦斯基内阁。”
“这样！那么以后呢？”
“以后——以后由我们组阁。”
“啊！”
这样的对话重复了不下数十次。几乎所有同托洛茨基谈话的人都把托洛茨基的话当作开玩笑。在一次有“最值得尊敬”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小型会议，托洛茨基宣读了一篇报告，论证在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这个报告产生的效果，就如同一次石头砸进了挤满自负和迟钝的青蛙的水塘里。
在纽约各区先后召开了空前规模和热烈的群众大会。冬宫上空飘扬着红旗的消息到处都引起一阵兴奋的欢呼。不单是俄国移民，连他们的大多不懂俄语的孩子也来参加大会，分享革命带来的欢乐。
托洛茨基在家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可是家里的生活仍然十分丰富多彩。
妻子负责安排好这个小巢。孩子们也有了自己的新朋友。M医生的司机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医生太太常带托洛茨基的妻子和孩子们乘车去兜风，对他们很亲切。可是她是一个凡人，而司机却是个魔术师，是个超人。他一挥手，汽车就听从他的摆布。跟他坐在一起是最大的幸福。当他们来到糖果点心店时，孩子们会扯着母亲的衣角，抱怨地问：
“为什么司机不进来？”
孩子们的适应能力是不可估量的。他们在维也纳大部分时间住在工人住宅区内，所以孩子们除了俄语和德语外，也能说一口地道的维也纳的方言。
在苏黎世的学校里他们又不得不改学苏黎世方言，因为苏黎世方言在那里是低年级教学语言，而德语是作为外国语来学的。到了巴黎，孩子们又一下子转向法语。仅仅几个月他们就完全掌握了它。看到他们能流利地用法语会话，托洛茨基常常很羡慕。他们在西班牙和那艘西班牙轮船上，总共度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也足以使他们掌握了许多最必需的词汇和成语。最后，他们到了纽约，他们在纽约的小学里上了两个月的课，又大致上掌握了英语。二月革命后，他们在彼得格勒的学校上了学。但是学校里生活不正常，因而外国语从他们记忆中消失得比他们掌握得还快。可是他们说的俄语带有一股外国腔。托洛茨基常常惊奇地发现，他们拼凑的俄语句子就像直接从法语翻译过来一样，然而他们已不会用法语来组织这个句子了。他们在国外的漂泊经历如同写在一张羊皮纸上① ，就这样擦擦写写地铭刻在孩子们幼小的脑海中。
① 古代和中世纪常在洗去和刮去原有文字的羊皮纸上反复书写。
当托洛茨基从报社打电话回家告诉妻子彼得堡发生革命的消息时，托洛茨基的小儿子正患着白喉，躺在床上。他当时才9岁，但是他已经坚信，革命就是大赦，就是可以回到俄国，就是许多别的好事。他一下子爬了起来，在床上又是蹦又是跳，欢庆革命的到来。看来他似乎是复原了。他们急于想乘第一班船回去。为护照和签证奔走于各个领事馆之间。动身之前，医生准许刚刚康复的孩子出去散散步。妻子同意他出去玩半个钟头，接着就忙于整理行装——她干这样的事已经不知多少次了！可是孩子没有回来。当时托洛茨基在编辑部上班。托洛茨基妻子心急如焚地等候了3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个电话。先是一个陌生男人在说话，接着就是谢廖沙的声音：“我在这儿！”
“这儿”就是指纽约另一端的一个警察局。原来孩子想利用这第一次散步的 机会弄清楚一个久久苦恼着他的问题：纽约到底有没有第一街， （他们当时 好像是住在第一六四街）？他迷了路，就向路人打听，人家把他带到了警察局。幸好他记得他们家的电话号码。妻子和大儿子在一个小时内赶到警察局，那儿的人像等待盼望已久的客人一样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谢廖沙满脸通红，正在同一个警察下跳棋。警察们一起看着他，弄得他非常难为情，为了掩饰这种窘态，他和他的新朋友一起拼命地咀嚼暗黑色的美国口香糖。他到现在还记得在纽约住所的电话号码。
要说托洛茨基已了解纽约，这未免过于夸张。托洛茨基一到这里就投入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而且忙得不可开交。俄国革命又来得太快，托洛茨基只来得及捕捉这个名叫纽约的怪物的一般生活节律。当托洛茨基启程返回欧洲时，托洛茨基仅仅有朝那个将要煅造全人类命运的工场里瞥了一眼的感觉。他用以后他会有机会再来安慰自己。
2 哈里法克斯集中营
3月25日，托洛茨基来到俄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在这里，墙上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肖像虽已被取下，但笼罩着俄国旧行政当局的那种阴沉气氛还存在。经过一阵例行的拖延和争执以后，总领事总算命令发给托洛茨基返回俄国的护照。在英国驻纽约领事馆，托洛茨基填好问答或表格以后，他们对他说，英国方面对他的旅行不存在任何障碍。这样，一切就绪。
3月27日，托洛茨基同他的妻子、孩子，还有其他几位同胞一起登上挪威轮船“赫里斯季安纳峡湾号”。人们用鲜花和祝福欢送他们。他们正在去一个革命的国家，身边又有护照和签证。革命、鲜花和签证，在他们这些流浪者的心里像荡漾着一首和谐悦耳的乐曲。船到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受到了英国海军当局的检查，警官们对持美国、荷兰、丹麦和其他国家护照的旅客的检查只是例行公事，而对俄国人，则直截了当地问什么信仰和有什么政治计划等等。托洛茨基拒绝回答这些问题。“有关我个人身份的一切情况，你们可以了解，但是仅止于此，至于俄国的内部政治至少暂时还不是英国海军警察所管辖的范围。”但是这并不妨碍宪兵队军官麦琴在几经盘问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向别的旅客打听托洛茨基的情况。后来这两位侦缉军官一口咬定托洛茨基是一个危险的社会主义分子。同其他幸运的不属于英国盟邦的国家的旅客相比，他们受到的检查十分无礼，这显然是对俄国革命者的歧视，因此，一些受到盘问的旅客就警察的这种行为当场向英国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托洛茨基没有这样做，因为这等于向魔鬼控告撒旦。然而，这时他们并没有预料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4月3日，几个英国军官在水兵们的簇拥下登上“赫里斯季安纳峡湾号”，他们以当地海军上将的名义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家属以及其他5名旅客立即下船。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说，是为了把所有问题在哈利法克斯“搞清楚”。他们表示，这个要求是不合法的，拒绝接受。于是全副武装的 水兵向他们扑来，在周围大部分旅客的一片“可耻”的抗议声中，把他们拖上一艘快艇，然后在一艘巡洋舰的护送下开往哈利法克斯。当一个水兵揪着托洛茨基的时候，托洛茨基的大儿子跑到托洛茨基的身边，用他的小拳头不住地捶一个军官，嘴里喊道：“要不要再打，爸爸？”他当时才11岁，但是已经上了英国民主的第一课。
警察把托洛茨基的妻子和孩子留在哈利法克斯，把其他人用火车送到了亚默斯的一个关押德国俘虏的集中营。在集中营办公室里，他们遭到了甚至在彼得·保罗要塞也未经历过的搜查。因为在沙皇的要塞里，宪兵们是在背人处让他们脱光衣服进行搜查，而在盟友这里，却让他们在十几个人的面前蒙受这种耻辱。托洛茨基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原籍瑞典的警官奥尔森，这个戴着棕红色刑警帽的家伙就是这次搜查的罪魁祸首。在远处导演着这场罪恶把戏的恶棍们完全知道，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俄国革命者，正准备回到被革命解放了的国家去。
直到第二天下午，在他们再三的要求和抗议下，俘虏营指挥官莫里斯上校才来正式陈述逮捕他们的理由。
“你们对俄国现政权来说是危险人物。”说得很简单。看来这位上校不善辞令，而且从一清早脸色就显得令人怀疑的紧张。
“但是在纽约的俄国政府代理人签发了我们去俄国的护照，何况，俄国政府的事最终得让他自己去关心嘛！”
莫里斯上校抽动着自己的下颚，又补充说：“一般来说，你们对盟国也是危险的。”
他们始终没有出示任何逮捕的书面命令。不过，后来上校曾以个人身份解释说：既然是不得不离开自己国家的政治流亡者，对眼前发生的事就不必那么介意了。俄国革命对这个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托洛茨基试图向他解释，那些把俄国革命者变成政治流亡者的俄国大臣们，除掉已逃出国外的以外，现在都成了囚徒。但是这些情况对这位上校先生未免显得太复杂，他是在殖民地和英布战争①中发迹的。因为托洛茨基不同他说话时没有表示出应有的尊敬，他在走出房间时，冲着托洛茨基的脊背嚷道：“要是他在南非海岸落到我手里……”这是他惯用的一句口头禅。
① 又称布尔战争或南非战争，发生于1899—1902 年，是英国对南非两个布尔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土瓦共和国）的侵略战争，结果使两个共和国沦为英殖民地。
托洛茨基的妻子不算是政治流亡者，出国是具有合法护照的，然而她同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9岁）也被捕了。说孩子们也被捕，这并不夸张。
起先加拿大当局打算让孩子们同母亲分开，送到少年收容所去。这种前景使托洛茨基妻子极为不安，她当即声称，决不同孩子分离。由于她的抗议，后来只好把她和孩子们一起安置在一个俄裔英国便衣警察的家里，为了防止“非法”投递信件和拍发电报，禁止孩子们在没有警察监护下外出，母亲不在场时也是一样。一直到11天以后他们才被允许住进一家旅馆，条件是每天到警察局报到一次。
亚墨斯集中营设在一家从德国人手中没收的铸铁厂的一幢弃置不用的楼房里。大约800人就住在这个楼房里。每到晚上，这个宿舍里空气之浑浊是不难想象的。人们绝望地聚集在过道里，你推我搡，有的躺下，有的起来，有的打牌，也有的下棋。许多人学做手工艺品，其中有些人做得还相当精巧。
到现在托洛茨基还在莫斯科保存着亚默斯俘虏们做的手工艺品。尽管人们做出惊人的努力来使肉体和精神适应环境，俘虏中仍有5个人精神失常。
在他们关押在集中营的整个期间，当局一直禁止他们同俄国政府联系。
他们拍往彼得格勒的电报被扣留；他们致电英国首相劳哈·乔治，控告这种非法禁令，电报仍然不予发出。莫里斯上校已经习惯于在殖民地的那种简单化的“人身保护令”了。何况，战争又助长了他。这位指挥官允许托洛茨基同妻子会见，但提出了不得通过她转交任何致俄国领事信件的条件。这看来难以置信，可是却是事实。托洛茨基宁愿拒绝会见。当然，领事大人也不急于帮助他们，他在听候指示，而指示显然尚未下达。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逮捕和释放他们的内幕至今托洛茨基还不完全清楚。看来，英国政府一定在托洛茨基还在法国工作期间就已经将托洛茨基的名字列入它的黑名单之中。它还千方百计地帮助沙皇政府把托洛茨基撵出欧洲。显然，英国政府在哈利法克斯逮捕托洛茨基，正是根据这张名单，以及关于托洛茨基在美国的反爱国主义活动的密报。托洛茨基被捕的消息在俄国革命报刊上披露以后，显然不担心托洛茨基会回国的英国驻彼得格勒大使馆给彼得格勒各报发去一份正式声明，说在加拿大被捕的俄国人都是“从德国大使馆领取津贴，准备回国推翻临时政府”的。起码，这话是说得直截了当。
4月16日，列宁领导的《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无疑是出自列宁手笔的文章，驳斥布坎南的声明。文章写道：
托洛茨基是1905年彼得堡工人苏维埃主席，是多年来无私地致力于革命事业的革命家，对于说这样一个人会领取德国政府津贴的说法，人们能够哪怕有一分相信它的可靠性吗？这是对一个革命者的公然的、前所未有的无耻的诽谤！布坎南先生，您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的？为什么你不透露出来呢？……6个人架住托洛茨基的手和脚——这一切都是为了对俄国临时政府表示友谊而干的！……
在整个这件事中，临时政府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人们更不清楚。但当时的外交部长米留科夫从心底里赞成逮捕托洛茨基，这是无需证明的，因为他早在1905年就拼命地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而且这个术语还是他创造的。但是米留科夫还需要苏维埃，他还需要更加谨慎地伪装自己，因为他的社会爱国主义的盟友们还没有开始攻击布尔什维克呢。
英国驻俄国大使布坎南在回忆录里对这件事这样写道：“托洛茨基和其他几个人在哈利法克斯一直扣留到我们弄清楚临时政府对他们的态度为止。”根据布坎南的叙述，米留科夫被立即告知托洛茨基被捕的事。起初，米留科夫要求释放托洛茨基等一行人，4月8日，英国大使就向本国政府转达了米留科夫这一要求。但是两天以后，同一个米留科夫又撤回了自己的要求，并且表示希望将他们继续拘留在哈利法克斯。布坎南最后说：“因此，正是临时政府应对他们继续被拘留负责任。”这种说法可能是真实的。但布坎南惟独忘了在回忆录里说清楚关于托洛茨基接受德国津贴以推翻临时政府的事。不过，托洛茨基一回到彼得格勒，被托洛茨基逼得走投无路的布坎南就被迫在报上发表声明，说他根本不知道关于津贴的事。
最后彼得格勒苏维埃出面干预，米留科夫不得不屈服。4月29日，托洛茨基等一行人被从集中营释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然而，即使在释放时他们也受到了暴力。他们被简单地命令：整理行装，由士兵押送出发。他们要求解释明白，到哪儿去和去干什么，英方拒绝回答。俘虏们以为他们被押送到要塞去，一个个情绪激昂。他们又要求会见离这里最近的俄国领事，也遭到拒绝。他们有足够的根据不相信这些海盗们的善举，声称如果不说明去向就不启程。于是那个指挥官命令使用武力。押解士兵抬走了行李，可是他们仍然倔强地躺在床板上，拒不行动。后来，眼看押解士兵就要像一个月前从轮船上拖他们下来时那样把他们架出去，而这回愤怒的水兵们就站在四周，指挥官终于让步了，不得不用他那特有的英国殖民者的派头宣布，托洛茨基将乘一艘丹麦轮船回俄国去。上校那气得发紫的脸上，肌肉不停地抽搐着。他无论如何不甘心承认托洛茨基竟然从他手中逃脱了。要是在非洲海岸落在他手里就好了……
当托洛茨基被带出集中营时，俘虏营中的难友们为托洛茨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这时，除了军官们躲在隔间里，少数人鼻子伸在夹缝里向外张望以外，水兵们和工人们列队站在托洛茨基行走的通道两侧，一个临时组成的乐队演奏了革命进行曲，一只只友谊的手从各个方向伸向托洛茨基。一位俘虏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赞颂俄国革命，诅咒德国君主制。直到现在，每当托洛茨基回忆起战争最激烈的时刻，托洛茨基在亚默斯同德国水兵在一起友好相处的情景，心里总感到非常激动。以后几年托洛茨基常常收到他们从德国给他寄来的充满友好情谊的信件。
逮捕托洛茨基的英国宪兵军官麦琴在托洛茨基离港时也来了。临别时，托洛茨基警告说，他出席立宪会议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外交部长米留科夫就加拿大英国警察对俄国公民的野蛮虐待行为提出质询。
“但愿您永远进不了立宪会议。”这位狡猾的宪兵随即回答道。
第十五章 回到彼得格勒
1 水兵马尔金
从加拿大的哈里法克斯到彼得格勒，一路上十分单调，像过一条隧道；实际上这也确实是一条隧道——革命的隧道。
到达别卢斯特洛夫车站时，他们受到了一个由国际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的欢迎。孟什维克没有派人来，甚至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马尔托夫等）也没有派人来。
在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布尔什维克代表费奥多罗夫和托洛茨基的老朋友乌里茨基先后讲了话，托洛茨基致了答词，谈到了进行第二次革命的问题。当人们骤然用手臂将他抬起时，他一下子想到了在哈里法克斯被英国海军武力挟持前往集中营时的同样经历，不过这次是朋友们的手臂，四周是旗帜的海洋。托洛茨基看到了妻子兴奋的表情，而孩子们脸色苍白，神色惊慌，他们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车站欢迎仪式一结束，托洛茨基就仿佛掉入一个漩涡之中。他记得自己是从车站直接去苏维埃执委会参加会议的。当时的常任主任齐赫泽冷冰冰地迎接了他。布尔什维克凭着他在1905年担任过苏维埃主席的经历，建议立即吸收他参加执委会，这一来引起了一阵混乱。孟什维克同民粹派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当时，他们在革命各部门占据绝对优势。经过讨论，执委会通过托洛茨基作为无表决权成员列席会议。
在彼得格勒街头，孩子们听着人们用俄语说话，看着街头商店门前的俄文招牌，感到十分惊奇，就连托洛茨基和妻子也都感到陌生和不习惯。要知道，他们离开俄国整整10年了，那时候他们的大孩子才一岁多一点，而小的则是到了维也纳才出生的。
托洛茨基同妻子带着孩子在“基辅旅社”的一间房子里安下身来，就连这间房子还是花了不少精力几经周折才弄来的。刚安顿下来的第二天，一个衣着华丽的青年官员来拜访了托洛茨基。
“不认识了？”
托洛茨基认不出他来。
“我是洛吉诺夫。”
这时，托洛茨基由这位盛装的官员想起了1905年的那个青年锻工。他曾是一个战斗组织的成员，在人行道的铁栏杆边同警察展开过搏斗，并怀着年轻人的满腔热忱一直追随着托洛茨基。1905年以后他就不知去向。现在托洛茨基才知道，原来他并不是无产者洛吉诺夫，而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理工大学生谢列勃罗夫斯基，但他年轻时就已经被工人群众同化了。反动时期，他成了一名工程师，脱离了革命；战争期间，他是彼得格勒两家最大工厂的政府总监。二月革命稍稍震动了他，使他回忆起过去。他从报纸上得知托洛茨基回国的消息，因而，来到这里，热情地邀请托洛茨基住到他家去，并且立刻就去。托洛茨基略事犹豫，就同意了。谢列勃罗夫斯基和他的年轻的妻子住的是一幢很宽敞、很豪华的专供总监居住的楼房。他们没有孩子。家里一切都是现代的。在半饥半饱、破败不堪的彼得格勒，托洛茨基住在这里仿佛生活在天堂中。但是，谈话一涉及到政治领域，情况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原来，谢列勃罗夫斯基是一个“护国主义者”，而且对布尔什维克非常仇视，甚至还认为列宁是一个德国间谍。他一开始就遭到托洛茨基的坚决抵制，以后变得谨慎许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觉得继续与他们共同生活已属不可能。托洛茨基一家离开了好客但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分子的主人，回到了“基辅旅馆”的那间房间里。在这以后，谢列勃罗夫斯基还再一次地邀请托洛茨基的孩子们去他家做客，让他们就着果酱喝茶；孩子们感激地把列宁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讲给他听。两个小家伙对谈话和果酱都很满意，小脸由于兴奋胀得绯红。
“可是，要知道，列宁是德国的奸细。”主人对他们说。
“这是什么话？是谁说的？”孩子们立即推开果酱茶，站起身来。
“哼，说这话的肯定是坏蛋。”托洛茨基的大儿子断言。他再找不到别的合适的词汇了。这下轮到主人发火了。于是他们的交往到此结束。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托洛茨基吸收谢列勃罗夫斯基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跟许多人一样，为苏维埃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就加入了党。现在他是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成员，那个政权的骨干之一。如果说1905年他被误认为是一个无产者，那么现在他被误认为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就更容易了。
7月事变以后，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和谩骂充斥在首都的街头巷尾。托洛茨基被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逮捕，在从国外流亡回来的两个月后又一次地被投入那熟悉的“十字监狱”。他想，加拿大亚默斯集中营的那位莫里斯上校在晨报上读到这条消息时一定感到十分称心，而且有这样感觉的决不止他一个人。可是孩子们愤愤不平。他们责问母亲，如果说在那儿，他们把爸爸送进集中营，而在这里，又把他送进监狱，那么这算是什么革命呢？妈妈说他们说得有理，告诉他们这还不是真正的革命。可是怀疑主义的苦水已经潜入孩子们的心头。
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监狱里释放出来以后，托洛茨基一家在一个自由派记者——一个有钱的寡妇的一幢宽敞豪华的住宅里租了一个小套间。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全力以赴的进行着。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报纸和杂志不停地攻击他。他们在家里时时感到被一堵敌视和仇恨的墙包围着。他们的厨娘安娜·奥西波芙娜去居民委员会领取面包时遭到主妇们的责难；儿子在学校里受到折磨，还由于他父亲的缘故，被取了个“主席”的绰号。这时托洛茨基的妻子在木材工人工会工作，每当她下班回来时，老看门人总是怒目地看着她从他面前走过。在这种目光下走上楼梯简直是灾难。女房东更是常常打电话来询问，她的家具给弄坏了没有。可是，忽然有一天——这真是美妙的一天，房子四周的包围突然消失了，就像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把它给掠走了一样。看门老头儿见到托洛茨基妻子竟然给她行起鞠躬礼——这是只有受人尊敬的人才能享有的礼遇；居民委员会发面包时，不用耽搁，也不受威胁了；谁也不一看见他们就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这一切，都是谁——是什么魔法师施的魔法呢？这是尼古拉·马尔金。托洛茨基应该谈一谈他，因为正是由于有了他——有了千万个马尔金，十月革命才得以取得胜利！
马尔金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炮手，又是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没有立即发现他的存在。马尔金的性格使自己不愿意抛头露面。马尔金不是演说家，甚至连说话都不那么利索。此外，他还是个性格腼腆、郁郁寡欢的人，心灵深处埋藏着一股抑郁的力量。马尔金是由一块材料而且是一块纯正的材料制成的人。直到他已开始执行起关心托洛茨基的家庭的任务时，托洛茨基仍然一无所知。马尔金和孩子们熟悉了起来，带他们去斯莫尔尼食堂小卖部去喝茶，吃夹肉面包，在一般情况下还能给他们带来一点儿欢乐，这在那个严酷时期是极为难得的。马尔金常常悄悄地来料理料理，查看一下一切是否停当。托洛茨基压根儿不知道他的事。马尔金从孩子和安娜·奥西波芙娜那儿知道了托洛茨基一家生活在敌对情绪的包围中，于是他走访了那个看门老头儿和居民委员会，而且看样子还不是他一个人，是带了一队水兵。看来他是说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话，因为托洛茨基一家周围的气氛立刻就改观了。这样，在托洛茨基所住的这幢资产阶级楼房里，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确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后来托洛茨基才知道这是孩子们的朋友，一个波罗的海水兵的所作所为。
苏维埃开始转向布尔什维克，敌视托洛茨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印刷厂老板的支持下，立即剥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报纸。需要出版一份新的报纸。托洛茨基找来马尔金商量。他钻进了那个地方，做了几次拜访，讲了需要印刷工人的事，于是，只几天工夫，一份新的报纸《工人与士兵报》就诞生了。马尔金夜以继日地坐在编辑部里处理事务。在十月的日子里，马尔金那结实的身影，带着一副黝黑、阴沉的面孔，总是在最危险的地方和最需要的时刻出现。他到托洛茨基这里来，只是为了报告一切顺利和询问还需要做些什么。马尔金逐渐积累了经验——因为这回是在整个彼得格勒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
街道上一些社会渣滓开始袭击首都和宫廷里储藏的酒库。有人在幕后策划和领导这个危险的运动，企图让革命在酒精的烈焰中化为灰烬。马尔金觉察到它的严重性，立即投入了战斗。他保护酒库，保不住就毁掉它。他穿着高统皮靴，在没膝深的满是酒瓶的碎片的芳醇酒海中走来走去。酒顺着街沟流向涅瓦河，浸满了地上的积雪。酒鬼们匍匐在地下，贪婪地舔吸着沟里的酒。马尔金手里握着左轮手枪，为创建一个禁酒的十月而战斗。他常常湿淋淋的，浑身散发着佳酿美酒的芳香，回到家来，两个孩子总是在那里屏息等待着他。马尔金击退了反革命的酒精攻势。
当托洛茨基受命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时候，几乎无从着手进行工作。从部长助理到女抄写员，所有的人都在罢工。文件橱全锁着，钥匙却没有。托洛茨基找来马尔金，他知道该怎么行动。他把两三个外交官关在一个上了锁的房间里，第二天就拿到了钥匙，请托洛茨基到部里去。可是托洛茨基在斯莫尔尼忙于全面的革命工作，脱不开身，于是马尔金成了那时期非正式的外交部长。他弄清人民委员会的结构以后，立即坚决地清除了那些出身高贵而犯有偷窃行为的外交人员，按新需要设置了办事处；没收了利用外交信使公文包从国外走私带进的物品，帮助流离失所的人；清理出最可资借鉴的秘密文件，自行负责地配上一些说明性文字，印成小册子出版。马尔金没有获得过学位，书写中免不了还有语法错误；他的译注常常出人意料，甚至使人吃惊。但总的来说，马尔金把外交钉子牢牢地钉在了要钉的地方。
后来，内战开始了。马尔金堵住了战线上许多缺口。现在他又去遥远的东方去建立政权了。马尔金在伏尔加河上指挥着一支舰队，驱赶着敌人。每当托洛茨基听说在某个危险地方有马尔金在，心里就感到宽慰和振奋。但是，灾难终于降临。在卡马河上，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尼古拉·格奥尔吉耶维奇·马尔金，他的强壮的有力的水兵身躯倒下了。他牺牲的电报送来时，托洛茨基仿佛觉得一根巨大的花岗岩石柱在眼前轰地坍塌了。孩子们的小桌上，安放着他戴着缎带水兵帽的照片。
“孩子们，孩子们，马尔金死了！”
直到现在托洛茨基还记得孩子们的两张苍白的小脸蛋由于突如其来的悲痛而扭曲的情景。性格阴沉的马尔金总是与孩子们平等相处，他给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计划。他还眼里噙着泪花，跟9岁的谢廖沙诉说一个他曾经那么长久热恋过的女人怎样最终抛弃他的事，他就是因为这心灵上的创伤才总是蒙上一层阴抑的色彩的。谢廖沙惊惶不安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这位温和的大朋友向孩子们敞开了自己的心灵之窗，仿佛他们是他的同辈朋友。可是在这同时，他又是一只老海狼，一个革命者，一个最神奇的童话中的真正英雄。难道，就是那个曾经在外交部地下室里教他们用大口径短筒手枪和卡宾枪射击的马尔金死了吗？噩耗传来的那个沉寂的晚上，托洛茨基看见两个孩子的身躯在被子里颤抖，孩子的妈妈还听见他们在伤心的抽泣。
2 摩登杂技场的演说
生活在群众大会的漩涡中旋转。托洛茨基发现彼得格勒的所有革命演说家几乎都变得声音嘶哑或完全失声了。1905年教会了他要更小心地爱护声带，因此他才得以基本上没有落伍。群众大会在工厂、学校、剧院、杂技场、街道和广场一个接一个地举行。他总是半夜以后才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常常在半睡半醒中找到批驳政敌的强有力的论据，而早上7点，有时还要早点，讨厌的敲门声又把他从睡梦中拖起来：请托洛茨基去参加彼得戈夫的群众大会，或者，喀琅施塔得派来了快艇，士兵们要听他演说。每次总觉得，这次大会是肯定支持不住了。然而，某种精神的潜在力量慢慢涌出，托洛茨基又能够一小时、甚至两小时地讲下去。在他讲话时，从别的工厂和地区来的代表团已坚守在他身旁，将他团团围住。原来，有三个或五个地方，几千名群众已经等了他一二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了。在那些日子里，觉醒的群众多么耐心地等待着新的信息！
在摩登杂技场举行的群众大会是非常突出的。不仅托洛茨基，连他的对手们也特别关注这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他们认为杂技场是托洛茨基的堡垒，所以从来没有打算在那儿发表演说。可是，每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里抨击妥协主义分子时，常常有人恶毒地喊道：
“这儿不是你的摩登杂技场！”
这句话成了他们的老生常谈了。
托洛茨基通常在晚上，有时甚至是半夜里在杂技场发表演说。听众都是工人、士兵、劳动妇女、母亲、街头少年以及其他首都被压迫的下层人。会场里每一平方俄寸的地方都被占据，每个人你挤着我，我压着你，孩子们坐在父亲的肩头，婴儿躺在母亲的怀里。没有人抽烟。楼座因为经受着人体的重压，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托洛茨基是从人缝中挤上讲台的，有时是直接被人们的双手举上去的。在人们屏息静气的紧张气氛中常常突然爆发出呼喊声和热烈的尖叫声。他的身边、头上尽是挤得紧紧的手臂、胸脯和脑袋。托洛茨基仿佛是在一个由人体构成的温暖的洞里讲话。如果讲话时要挥动手臂，必然要碰到身旁的什么人，而每一个友好的反应又都告诉他，不必为此担心，不必中断讲话，请继续讲下去。任何疲劳，在这种热情的人群的强烈电源感应下，能够存在下去吗？他们渴望知道、了解和寻找自己的道路。有时托洛茨基仿佛凭嘴唇就能摸到这些已汇成一体的人们要求寻根问底的愿望。这时，在同情感的压力下，事先准备好的论据和词语被挤到了一边，而另外一些他自己也料想不到的但为群众所需要的词语和论据在下意识中井井有条地出现了。这就是摩登杂技场，它的情景是热烈、稚嫩而又狂势。婴儿们平静地吮吸着母亲的乳头，而母亲则在赞许或威胁的喊叫着。整个人群也像是一个婴儿，正用干渴的嘴唇依贴在革命的乳头上。不过，这个婴儿成长得出奇的快……托洛茨基从摩登杂技场出来比进去更困难。人群不想破坏自己的联合体——他们不愿意散去。托洛茨基在累得稀里糊涂中，被无数双手托起，从人群头上漂浮，一直漂浮到大门口。有时托洛茨基在人群中认出两个少女的面孔 。她们和她们的母亲①住在邻近，大的15岁，小的14岁。托洛茨基总是只来得及朝她们的兴奋的眼色点点头，或者一边走一边匆匆握一握她们递上来的温暖稚嫩的小手。但是人群很快就将他们分开了。当托洛茨基已经来到大门外时，他发觉整个杂技场的听众还跟随着他们。深夜的街道充斥着一片呼喊声和脚步的踢踏声。一扇大门打开了，人们将他迅速地推了进去，随即又关上。这是朋友们把托洛茨基送进了巴蕾舞女演员克舍欣斯卡娅的家，这幢豪华的公馆是尼古拉二世为她建造的，此刻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参谋部。穿灰军大衣的男人坐在缎面家具上，或者在久未打蜡的地板上踏步。托洛茨基在这里可以等到人群散去后再继续前进。
① 此处指托洛茨基前妻生的两个女儿。
开完大会，托洛茨基独自一人在阒无人迹的大街上行走着，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昨天也是这样，似乎前天也是如此。他随即掏出了勃郎宁手枪，一个急转身，并且向后退了几步。
“你想干什么？”托洛茨基厉声问道。
托洛茨基面前出现一张年轻、诚实的面孔。
“请允许我保护您，因为杂技场里混进了敌人。”
这就是大学生波兹南斯基。从那时起，他就与托洛茨基形影不离。在整个革命年代，波兹南斯基担负了托洛茨基交给他的各种各样责任重大的使命。他负责保卫托洛茨基的个人安全，创建了一个流动军事秘书处，搜寻被遗忘的军事仓库，弄来需要的书籍，从无到有组建一支支后备骑兵连，亲自在前线厮杀，最后，也同托洛茨基一样站到了反对派行列里。如今，他正在流放中。托洛茨基期待着未来有一天他们再相见。
第十六章 在斯莫尔尼
1 没有退却的余地了
爆发革命的时刻临近了。斯莫尔尼变成了一个碉堡。顶楼上架着12挺机枪，这是旧执委会的遗产。机枪队的队长到托洛茨基这儿来说：“机枪手们都支持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委托一个人——不知是不是马尔金——去检查机枪。机枪都处于失修状态，长期没有维修过。士兵们一直很懈怠，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准备保卫克伦斯基。托洛茨基调了一支新编成的可靠的机枪值勤队来斯莫尔尼。
10月24日凌晨①，天空灰蒙蒙的。托洛茨基在斯莫尔尼宫内上下走了一圈，这一方面是活动活动筋骨，一方面也是为了检查一下是否一切就绪，同时给那些缺乏勇气的人鼓鼓劲。在斯莫尔尼的一眼望不到头并且依然半明半暗的长走廊的石板地上，士兵们拖着他们的机枪发出一阵使人振奋的辘辘声和脚步声。这就是托洛茨基新近调来的值勤队。从几扇门里伸出了一些睡眼惺松和心慌意乱的脑袋，这是仍然留在斯莫尔尼的为数不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种枪械的乐曲并不预示什么好东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匆匆离开了斯莫尔尼。托洛茨基和他的同伴们成了这幢大楼的真正主人。布尔什维克的头就要从这里仰起，俯视着全市和全国。
① 这里指的是旧历，是当时俄国的正式历法。按新历则是11 月6 日。这就是有时把革命称作十月革命，有时又称作十一月革命的缘故。
一清早，托洛茨基在楼梯上与两个跑得气喘吁吁的人撞了个满怀。他们是印刷工人，一男一女，从党的印刷厂来，他们向托洛茨基报告说临时政府查封了党的中央机关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报纸。印刷厂是被临时政府代表带着士官生来查封的。托洛茨基听到这个消息最初一瞬间的印象是：通过法律程序对意识形态施加的淫威竟到了如此程度。
“不能把封条拆掉吗？”女工问道。
“拆！”托洛茨基回答道。“为了不出什么事，我给你一支警卫队。”
“我们隔壁就有一个工兵营，士兵们都支持布尔什维克。”那印刷女工满怀信心地说。
军事革命委员会当即通过了决议：
“一、各革命报纸的印刷厂予以拆封；
二、要求编辑和排字工人继续出版报纸；
三、将保卫革命印刷厂以防止敌人破坏的光荣任务交给英勇的利托夫斯基团和第6工兵预备营的战士完成。”
此后，印刷厂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两家报纸照常出版。
24日，电话局出现了危机：士官生构筑了防御工事，接线员在他们的唆使下站到反对苏维埃的一面，不再为军事革命委员会接线。这是第一起无足轻重的小罢工。军事革命委员会派了一队士兵前往电话局，在大门口架起两门小加农炮。电话又畅通无阻了。就这样，开始了对各管理机关的接管。
在斯莫尔尼宫三楼拐角的一间小房间里，军事革命委员会在不停地开着会。这里汇聚着各种情报：部队的调动，士兵和工人的情绪，兵营内的鼓动工作，刽子手们的意图，资产阶级政客和外国大使搞的阴谋，冬宫动态，以及前苏维埃各党会议的情况等等。提供情报者来自各个方面，有工人、士兵、官员、看门人、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士官生、仆役和小职员的妻子等等。尽管很多人讲的纯粹是无稽之谈，然而，一些人的确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情报。一个星期来，托洛茨基几乎从未离开过斯莫尔尼宫，晚上就和衣躺在皮沙发上打打盹，并且常常被通讯员、侦察员、自行车手、电报员以及不间断的电话铃声所叫醒。决定性的时刻已经临近，很明显，没有任何退却的余地了。
2 决定性的一夜
24日晚，军事革命委员会分赴各区，托洛茨基一个人留在斯莫尔尼。后来，加米涅夫来了。他虽然反对武装起义，但还是来同托洛茨基一起度过这个决定性的夜晚。于是，他们俩一道待在三楼拐角的这个小房间里，在这个革命的决定性的夜晚，它恰似一艘大船的驾驶台。隔壁一个空旷的大房间里有一个电话间。电话铃不断地响着，有大事，也有小事。清脆的铃声更加衬托出四周警觉的宁静。彼得格勒的这一秋夜的街景是不难想象的：人影寥寥，灯光惨淡，吹来一阵阵秋季的海风；资产阶级和官僚们倦缩在床上，竭力猜度着神秘、危险的街道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在工人住宅里，人们在战斗营地紧张地待命。在冬宫，各委员会和政府中各党派进行着磋商，费尽心机，而又无计可施，只看见民主的幽灵同尚未消散的君主的亡灵在联袂起舞。由于煤炭供应不足，大厅里金碧辉煌的装饰显得黯然无光。在各区，工人、士兵和水兵的队伍在值勤。年轻的无产者们身上背着缀满机枪子弹的背带，肩上挎着步枪，在街道上的篝火旁烤火。
从各区、郊区和首都各要冲传来的消息全部汇总到三楼的这间房间里。
一切都如原先预料的那样，领导均坚守岗位，通讯联络畅通无阻，似乎没什么疏漏。这是决定性的一夜。昨天托洛茨基满怀信心地对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说：“如果你们不动摇，内战就不会发生，我们的敌人就会立即投降，你们也就能占据应当属于你们的位置。”起义必胜无疑，再没有比这次起义胜利更有把握的事了。然而，在这几个钟头里，人们的心情仍然十分紧张，充满着深深的不安，因为这个夜晚将要决定他们的一切。
政府昨天一面动员士官生，一面命令“阿夫乐尔号”立即离开涅瓦河，而在8月，正是斯科别列夫手里捏着礼帽，再三央求这些布尔什维克水兵抗击科尔尼洛夫匪帮保卫冬宫的。水兵们来到军事革命委员会问托洛茨基怎么办。于是“阿夫乐尔号”就仍然停在它昨天停的地方。从巴甫洛夫斯克打来电话告诉托洛茨基，说临时政府正从那里调集炮兵，从沙皇村调来一营突击队，还从彼得戈夫调集士官生。
克伦斯基已经将士官生、军官和一群妇女突击队调集到冬宫。托洛茨基命令各特派员在通往彼得格勒各要道上设置牢靠的军事防御工事，并派出鼓动员去对付临时政府调集来的部队。一切指示和命令都是用电话发出去的，完全可能被政府的密探所截获。然而，他们还能控制得住起义者的通讯联系吗？“如果用语言不能阻止他们，就用手中的武器。你们应当用生命担保。”
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重复这句话。不过托洛茨基还不完全相信他的命令的威力。革命依然太信任人，太宽宏大度，太乐观，也太轻率。它更多的是用武力威胁，而不是使用武力；它仍然希望能用语言解决问题。而暂时它确实能做到这一点。在它的炽热的气息面前，敌对分子的集结被消除了。24日上午军事革命委员会下达了一道命令，即当出现街头屠杀的征兆时，允许使用武器，不受限制。然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敌人连想都不敢想到街上来交手；他们全都隐藏起来，街道完全为军事革命委员会所掌握。所有通向彼得格勒的要道全由起义者的特派员控制着。士官生和炮兵没有响应临时政府的召唤。
只有一部分奥拉宁包姆士官生在夜间冲过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防线，托洛茨基通过电话注视着他们的行动，最后他们也终于向斯莫尔尼派来了谈判代表。临时政府一直在寻求支持，但一无所获，他们脚下的土地晃动了。
斯莫尔尼的外围守卫已经增援了一支新机枪小队。同各卫戍部队的联系始终未中断。各团值勤连队一直处在戒备状态。特派员均在岗位上。各守备部队的代表聚集在斯莫尔尼，随时听候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调遣，以防电话联络中断。从各区来的武装小分队沿着街道运动，按门铃或悄悄地把门打开，占领一个又一个机关。小分队所到之处几乎都遇到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朋友。被专门派往火车站的特派员警惕地监视着进站和出站的火车，特别注意军队的调动。没有什么令人不安的情况。全城所有重要据点全落入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没有发生战斗，也没有伤亡。只听到电话里说：“我们已在这里！”
万事顺利，一切再理想不过。可以离开电话休息一下了。托洛茨基坐到了沙发上，紧张的神经开始松弛下来。一种疲劳的昏沉感猛袭他的头脑。
“请给我一支烟！”他对加米涅夫道。
那几年托洛茨基还在抽烟，不过不很多。他才抽了一两口，刚刚说了句“这还不够”就失去知觉。这是托洛茨基从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毛病，每当 身体一有病痛或是疲劳过度时就容易昏厥，所以，一个美国医生据此硬说他患有癫痫症。醒来时看见加米涅夫惊慌地俯身站在他身边。
“要不要拿点什么药来？”他问。
托洛茨基想了想，回答道：“倒不如拿点吃的东西来更好。”
托洛茨基竭力想回想起自己最后一次吃饭的时间，但就是想不起来，反正至少不是昨天。
第二天早晨，托洛茨基翻了翻资产阶级和妥协主义者的报纸。起义的事他们只字未提。这些报纸曾经那么大喊大叫，说什么武装的士兵即将行动，叛乱和毁灭就要发生，将要血流成河等等，可是真的发生了起义，他们却视而不见。报纸对军事革命委员会同参谋部的谈判信以为真，把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外交声明当作举棋不定的预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没有街头冲突，甚至没有开枪和流血，一个个政府机构就转移到了听从斯莫尔尼学院的命令调遣的士兵、水兵和赤卫队的手中。
3 临时政府再也不存在了
当彼得格勒居民揉揉惊慌的眼睛醒来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新政府的管辖之下。难道……难道布尔什维克已经夺取了政权？……市杜马的一个代表团来到斯莫尔尼，向托洛茨基提出了几个问题：你们要采取军事行动吗？什么样的行动？什么时候采取？杜马必须在“行动24小时以前”得到通知。另外，苏维埃在维护安全与秩序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等等，等等。托洛茨基讲了一通革命的辩证观点作为答复，并建议杜马委派一名代表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这使他们大吃一惊，比事变本身对他们的震动还大。
最后，托洛茨基像往常一样，以武装自卫的姿态说道：
“如果政府用铁，我们必报以钢。”
“你会因为我们反对苏维埃接管政权而赶走我们吗？”
托洛茨基回答说：
“今天的杜马只反映昨天。如果发生冲突，我们以政权问题为由建议居民重新选举杜马。”
代表团一无所获，灰溜溜地离去。但他们的到来，更增强了托洛茨基的必胜的信心。这一夜之中，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三个星期以前，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那时军事革命委员会还只是一面旗帜——没有印刷厂，没有经费，也没有分部。就在昨天晚上，临时政府还通过了逮捕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决定，并且搜集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地址。而现在，市杜马的代表却来到了已经宣布将要被逮捕的革命委员会探测自己的命运。
临时政府还像往常一样在冬宫开会，但它现在只是自己的一个影子而已了。从政治上说，它已经不复存在了。25日这一天，冬宫已经逐渐被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部队从各方面包围。中午1时，托洛茨基向彼得格勒苏维埃阐述了形势的发展。报纸记述这篇报告道：
我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临时政府再也不存在了 （热烈鼓掌）。一些部长已经 被捕 （众人喊“好”）！还有一些部长将要在几天或几小时内被捕（热烈鼓掌）！革命的卫戍部队根据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已经解散了预备议会①（欢声雷动）。昨天夜里，我们一直守卫在这里，通过电话指挥革命士兵和工人赤卫队悄悄地执行任务。居民们在安睡，他们不知道一夜之间政权已经易手。车站、邮局、电报局、彼得格勒通讯社和国家银行等等均已被占领（像暴风雨般的掌声）。冬宫暂时还没有占领，但它也只是几分钟之内的事了（热烈鼓掌）。
① 俄国临时政府于1917 年9 月组成的政治协商机构。
这篇简单报道所反映的全场的情况可能不很正确。托洛茨基记得是这样的。当托洛茨基讲了夜间发生的政权更迭的事以后，会场上呈现了几分钟紧张的静寂。后来响起了掌声，但也并不是暴风雨般的，而是颇有疑虑的。全场情绪十分紧张，像在期待着什么。工人阶级以无法形容的热情准备随时参加战斗，而一旦军事革命委员会跨过了政权的门槛，这种不够理智的热情就完全变成了惶惶不安的深思熟虑。这种情况正确地反映了一种历史本能。要知道，前面还可能有旧世界的疯狂抵抗，还有斗争、饥饿、寒冷、破坏、流血和死亡。军事革命委员会能克服这一切吗？——许多人扪心自问。那一分钟的紧张和不安的沉默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思虑。“我们能够克服！”——大家又一起回答。新的危机正在远方忽隐忽现。但起义者现在已经有了一种伟大的自豪感，它在起义者每个人心中激荡。这种胜利自豪感在热烈欢迎消失了4个月又重新出现的列宁时充分反映出来了。
时间已经很晚，托洛茨基同列宁在会议大厅隔壁的一间空房间里休息，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这间房间里除了几把椅子什么也没有。有人为他们在地板上铺了张毯子，还有人——仿佛是列宁的妹妹——拿来了枕头。
托洛茨基和列宁并排躺着，身体和精神像绷紧的弹簧一下子松开了一样。得到了彻底的松弛，这是种问心无愧的休息。他们不能入睡，于是就低声的说着话。
“这是一幅多么有意思的图景：持枪的工人同士兵同在篝火旁放哨！”
列宁无限感慨地重复着这句话。“士兵和工人终于联合起来了！”
后来，列宁突然问道：“冬宫怎么样？到现在还没有拿过来？不要出了什么事。”
托洛茨基翻身坐起来，想去打电话询问那边的战斗进展情况，但列宁拦住了他。
“你躺着，我叫一个人去就是了。”
托洛茨基不得不再行躺下。但再躺多久是不可能了，隔壁大厅里代表大会已经开始。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来叫托洛茨基：
“唐恩在讲话。他们叫您去。”
唐恩正在用失音的嗓子申斥着阴谋者，预言起义必将失败。他要求起义者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实行联合。这些昨天还掌握着政权的政党迫害起义者，并把起义者投入了监狱，而今天，在被推翻了以后，又突然要求同起义者联合了。托洛茨基回答了唐恩，并通过他回答了革命的昨天。托洛茨基说道：
“刚刚发生的是起义，不是阴谋。人民的武装起义不需要批准。我们一直在锻造工人和士兵的革命的力量，公开地锤炼人民群众的起义意志。我们的起义胜利了。而现在，他们却要求我们放弃胜利成果去同他们缔结协议。
同谁缔结协议？你们？你们是可怜虫！你们已经身败名裂，彻底破产，你们的事已经完了！去到你们从今以后应当待的地方——去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
第十七章 掌权
1 紧张的日子
下面是托洛茨基的妻子在事隔很长一段时间后对那段紧张的日子的记述：
我记得，仿佛是革命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走进斯莫尔尼的一间房间，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列·达，似乎还有捷尔仁斯基、越飞和别的许多人在那里。大家由于睡眠不足，脸色苍白，眼睛红肿，衣领满是污垢，房间里烟雾弥漫……一个人坐在桌边，身旁围着一大群人，等待指示和命令。列宁和托洛茨基周围也围着许多人。我觉得，人们仿佛是在梦中发号施令。在他们的举止和话语里有一种梦游症和月夜狂似的东西。我有一会儿仿佛觉得自己是在梦中看到这一切；我似乎觉得，如果他们不去好好睡一觉，换上干净的衣领，革命就可能夭折。因为我的梦幻跟这些衣领密切相关。我记得，过一天后，我遇见列宁的妹妹玛丽娅·伊里依尼什娜，仓促中我提醒她，应当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换换衣领了。
“对，对。”她笑着回答我。
不过，这时换干净的衣领在我眼里已不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了。
政权被接管了，至少在彼得格勒是这样。列宁还没来得及换自己的衣领。
他面容憔悴，可是目光依然炯炯有神。他友好和温和地看着托洛茨基，带着那种表示亲热的笨拙的忸怩神态。
“您知道，”列宁吞吞吐吐地说：“从迫害、地下活动，一下子掌握了政权……”列宁寻找着合适的词汇。“esschwindel-t。①”列宁突然找到了一个德语单词，而且还用手在脑袋边画了个圈。他们相对而视，轻轻地笑了起来。
① 意为：弄得头晕目眩。
不过这也就是一两分钟的事，过后，很快转入正题。
要考虑组织政府的事。几个中央委员，就在屋角开了个紧急会议。
“叫什么名字？”列宁思考着。“绝不能叫部长，这是个陈腐的和被败坏的称呼。”
“可以叫委员。”托洛茨基建议道。“只是眼下委员太多了。是不是叫‘最高委员’？……不，‘最高’叫起来不大好。可不可以叫‘人民委员’？”
“人民委员？啊，看来，这个名称合适。”列宁同意道。“政府总的称呼呢？”
“委员会，当然应该叫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怎么样？”
“人民委员会？”列宁附合道。“非常好，散发着强烈的革命气息！……”
列宁对革命美学不很倾心，或者说不大喜欢津津乐道革命的“浪漫气质”。但是他越是深入地接触整个革命就越是能准确地感受到革命散发的气息。
“喂，”就在那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突然问托洛茨基，“如果你我均被白党杀了，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挑得起这副担子吗？”
“也许他们杀不了我们吧！”托洛茨基笑着回答道。
“鬼知道他们会干什么。”列宁说道，说着也笑了起来。
1924年，托洛茨基在回忆列宁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到了这件事。后来他知道，当时的“三驾马车”的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他提供的情况大为恼火，虽然他们不敢公然否认这件事。事实终究是事实：列宁只提到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并未想到别的人。
列宁先后两次流亡国外，除当中短时间的间隔以外，前后共达 15年之久，他对党在国内干部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信件来往和难得的几次在国外的会面，只是在革命后他才有机会直接考察他们的工作。于是他不得不重新估价一些人，或修正别人给他提供的对某人的看法。作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情操的人，列宁对人从不采取冷漠态度。这位思想家、观察家和战略家有时也会陷于感情的冲动之中。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列宁从来不匆忙地作出关于某一个人优劣的判断。列宁的眼睛像显微镜，能将瞬间进入视野的特点放大许多倍。列宁常常真正地迷恋上一些人。托洛茨基有时就取笑他：“我知道，我知道，你又在闹恋爱了。”列宁也知道自己这个特点，只好付之一笑，有点儿窘迫，也有点儿生气。
2 分管外交
1917年中，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起先列宁对托洛茨基态度谨慎，并且有几分保留。7月事变使他们很快亲近起来。托洛茨基不顾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反对，坚决地提出抵制立宪会议的口号时，列宁从他的避难地写信来说：
“干得好！托洛茨基同志！”
以后，列宁依据某些偶然和错误的迹象认为托洛茨基在武装起义问题上过分拖延。他的这种担心反映在他10月里写的好几封信中。最后，在起义的那一天，当他们并排躺在斯莫尔尼的那间昏暗的空房间的地板上休息时，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态度已经极为热情和推心置腹了。第二天，在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列宁推举托洛茨基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马上站起身来反对，因为这个建议对他来说是如此的突然和不适宜。
“为什么？”列宁坚持他的意见。“你本来就是掌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嘛！”
托洛茨基提议否决这个建议，不要展开辩论。后来就这样做了。11月1日，在彼得格勒党委会上发生激烈争论，列宁喊道：“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这些话出自列宁之口是意味深长的。无怪乎记载列宁讲话的这次会议的记录一直秘而不宣。
掌权以后，立即发生了一个托洛茨基在政府中担任什么工作的问题。奇怪的是，这个问题他竟从未想过。尽管曾经有过1905年的经历，可是托洛茨基从未把个人前途问题与政权问题联系起来。很久以前，确切地说，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后来，他把创作活动跟其他工作一样，都从属于革命的目的。托洛茨基经常思考的是党如何夺取政权的问题。他无数次地写过和说过未来革命政府的纲领，可是关于掌权后他个人的工作问题却从未想过。因此这个问题的来到显得有些突然。革命后，托洛茨基曾打算留在政府之外，搞一点党的出版方面的工作。在这方面，胜利后他的神经反应也许是一个原因。前几个月置身于繁忙的革命准备工作，每一根神经都紧张到了极点。卢那察尔斯基有一篇文章说，托洛茨基全身像是一个电容瓶，一碰他就会引起放电。11月7日，托洛茨基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托洛茨基有一种外科医生经过一次困难而危险的手术以后，洗洗手，脱掉白大褂，准备好好休息一番的感觉。列宁跟托洛茨基不一样，他已经离开直接的实际领导工作三个半月，刚刚从他的避难地回来。两种情况一对比更加增强了托洛茨基希望能哪怕暂时退到幕后的决心。但列宁连听都不愿意听这种想法。他要求托洛茨基担任内务工作的首脑，因为同反革命的斗争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托洛茨基不同意，而且列举种种理由，其中还提到一个民族问题：托洛茨基是犹太人，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值得给敌人提供这个口实？列宁几乎失去了忍耐，生气地说：
“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国际革命，这些无稽之谈有什么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半玩笑式的争论。
“革命是伟大的，”托洛茨基回答道，“但革命留下的蠢货也不少。”
“可是我们总不能同哪些蠢货保持一致吧？”
“是不能保持一致，但向蠢货作一些小小的让步有时还是需要的，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使问题不必要地复杂化呢？……”
托洛茨基已经说过，在俄罗斯生活中的如此重要的民族问题，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几乎毫无影响。早在少年时期，民族偏见和歧视就引起托洛茨基的纯理性的疑惑，以后又变成蔑视，甚至道德的厌恶。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更加加深了托洛茨基的这种感情，使之变成了积极的国际主义精神。经历了那么多国家，熟悉了它们的语言、政治制度和文化，这使他的国际主义更加完善和坚定。如果说，1917年，或以后的一些时候，托洛茨基有时提出他的犹太民族问题作为推托某项任命的借口，那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托洛茨基把斯维尔德洛夫和别的一些人争取到他这一边，列宁处于少数地位。他耸耸肩，叹了口气，又责备地摇了摇头，想到不管哪个部门反正都要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也就只好罢休了。但托洛茨基想搞出版工作的想法甚至连斯维尔德洛夫都坚决反对，他说：
“那地方让布哈林去，列夫·达维多维奇应当去对付欧洲，应当去管外交。”
“我们现在有什么外交好管呢？”列宁反驳道。
不过，最后他还是勉强同意了，而托洛茨基也就勉强答应了下来。就这样，在斯维尔德洛夫的提议下，托洛茨基当了3个月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部门首脑。
第十八章 国内战争爆友
1 担任军事首脑
由于国内敌人已经从阴谋活动转为组建军队和开辟战场，一场内战已不可避免。列宁希望托洛茨基担任军事部门的首脑。这回他得到了斯维尔德洛夫的支持。托洛茨基试图推辞，可是列宁反问道：
“那么你推举一个人。说吧！”
托洛茨基考虑了一阵以后，也就答应了。
托洛茨基是否对于搞军事工作有过一些准备呢？当然没有。他甚至没有在沙皇军队中服过役。在适合当兵的年岁里，他是在监狱、流放和国外流亡中度过的。1906年法庭剥夺了他的一切公民权利。托洛茨基只是在巴尔干战争中，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以及后来在罗马尼亚待的那几个月，才对军事有过一些研究。不过这种研究本质上还是着眼于政治，并不是军事。
托洛茨基的工作调动正好与迁都发生在同一时间。中央政府决定迁往莫斯科这当然是对彼得格勒的一个打击，故而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带头的是季诺维耶夫，他刚好在这之前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在革命胜利后不几天即辞去政府职务，理由是不愿意承担毁坏 （假想的）莫斯科圣巴兹尔教堂的责任。现在他回到 了岗位上，可是却又不愿意离开作为“革命象征”的斯莫尔尼了。另外一些人的理由比较实际。大多数人主要担心这会给彼得堡工人以不好的印象。敌人也放出谣言说，政府已暗中允诺将彼得格勒让给威廉①。而托洛茨基同列宁则认为，把政府迁往莫斯科不仅可以确保政府的安全，也可以确保彼得格勒的安全。能够一举占领革命首都，又可以消灭其政府，这对德国和协约国无论如何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而仅仅只占领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饥饿的彼得格勒，那可是另一码事了。
① 此处指德国皇帝兼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
2 迁都莫斯科
最后抵制终于失败，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赞成迁都。于是3月12日（1918年）政府迁往莫斯科。为了减轻似乎正在贬低十月革命首都的印象，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多待了一个星期。离开彼得格勒时，铁路的行政事务使他在车站上耽搁了几个钟头，这时怠工现象已减少，但仍相当严重。他是在被任命为军事人民委员后的第二天才抵达莫斯科的。
带有中世纪城垛和众多金色圆顶的克里姆林宫现在成了革命专政的堡垒，这似乎有点怪诞离奇，不可思议。不过，斯莫尔尼从前是个贵族女子学校，也不是为了工农兵代表而兴建的呀。1918年3月以前，托洛茨基从来没到过克里姆林宫，对整个莫斯科（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1898—1899年寒冬托洛茨基在那儿度过了6个月的布蒂尔斯基转运监狱）也不熟悉。如果作为一个参观者，倒可以静静地欣赏克里姆林宫的古迹。伊凡雷帝的宫殿和多棱宫，可是革命者却不得不在此长期住下去。相反的历史两极和两种不相容的文化每日每时互相撕摩，既令人惊异，又十分有趣。每次经过尼古拉耶夫宫旁的木块铺砌的通道时，托洛茨基总要朝那炮王和钟王瞟上一眼。透过钟缝和炮口可以看出当时莫斯科的野蛮和愚昧。要是哈姆雷特王子来到这里，他定会重复他那句台词：“时间的长线早已扯断，啊，为什么非要我来给它结上？”
游戏宫对面的骑兵楼，革命前是克里姆林宫官员的宿舍，整个底层全被一位品衔高的司令官占用。现在被分成几部分，列宁和托洛茨基分住在走廊两边，合用一个餐厅。当时克里姆林宫的伙食很差，没有鲜肉，只供应腌牛肉、面粉和带有砂粒的麦米，但红色的大马哈鱼子酱很丰富，因为它已经停止出口。大家都记得，一成不变的鱼子酱曾经大大丰富了革命初期的生活。
3 与列宁相处的日子
每天，托洛茨基同列宁都要在走廊里碰到好多次，不是列宁去找他商量事情，就是他找列宁，每次都要谈十来分钟，甚至一刻钟——这对他们来说已是很长时间了。列宁在这个时期很健谈，当然那是在他感兴趣的范围内。
新鲜事层出不穷，又有许多完全陌生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因而必须不断改造自己也改造别人，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列宁对于托洛茨基和他的家庭非常亲切和关心。列宁常常在走廊上拉住托洛茨基的孩子，同他们一起嬉笑一番。
当有一些原则问题，或者因各部门的扯皮而变得重要的问题需要进行讨论时，列宁总是事先打电话给托洛茨基，让托洛茨基先行了解讨论的内容。
现在流传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分歧的传说，绝大部分是属于捏造。当然，不同意见有时也是有的。但往往通过电话，三言两语地交换了意见以后就取得了一致；或者根本不用讨论，各自思考了一阵，很快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当他们俩对问题看法一致时，决议一定能够获得通过。有时，列宁担心自己的草案可能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于是就打电话给托洛茨基说：
“这个会你一定得参加，到时候我让你第一个发言。”
于是托洛茨基就在会议开始时讲上几分钟，而列宁在他讲话时则必定一再说：“对！对！”，这样就差不多等于通过了。倒并不是别人不敢反对他们。那个时候根本不存在像如今这样的长官意志和那种担心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或者投了不该投的票就会带来灾难的恐慌。这种官场上的奴颜婢膝越少，领导的权威就越高。在他同列宁意见不一致时，他们之间就会发生争论；而在意见一致时，讨论往往就很简短。在会上，如果他们事先没有来得及就某一问题进行细谈，就用写条子的方式交换意见，而这时又发生了分歧，列宁就设法将这一问题推迟讨论。有时他们有不同意见的小条子写得很风趣，列宁读它时笑得整个身子都摇晃起来。列宁很喜欢开玩笑，特别是疲劳的时候。这是他的一种孩童般天真的性格。在这个最最勇敢的人身上却有着许多天真的成分，实在是令人惊奇。托洛茨基最喜欢看他怎样竭力忍住笑，换上一副严肃神态主持会议的情景。这时他的颧骨由于感情的克制而往往显得更加突出。
后来，托洛茨基的全部工作——不单是军事工作，还包括党的工作和写作等等，都放在军事人民委员部中进行，这个部设在克里姆林宫的外面。骑兵楼里仅成了托洛茨基的住所。谁也不会到这里来，有事都是到部里找他。
没有人想到托洛茨基的家来做客，因为大家知道他太忙了。他通常5点下班，而7点又要到部里去参加晚上的会议。局势稳定下来以后 （那是很久以后的 事）他才能利用晚上研究点理论，写些东西。
现在托洛茨基主要是通过电话同列宁联系。列宁打过来，他又打过去，一天要打好多次，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部门常向列宁告红军的状，于是列宁就打电话给托洛茨基。5分钟以后，列宁又打电话来说：能不能接见一位农业人民委员部或是监察部的新领导人选，并谈谈自己的看法？一个钟头以后，列宁又问托洛茨基是否注意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争论，打算不打算驳斥布哈林的论点？接着又问：南方战线的军事部门能不能匀出一部分卡车，帮助把粮食运到车站？而隔了半小时，列宁又向托洛茨基打听是否了解瑞士共产党内的分歧？他在莫斯科时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国内战争使他摆脱了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他总是在火车或汽车里过日子。每次一出去就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这使托洛茨基与政府事务完全脱离了关系，即使在莫斯科逗留的短时间里，也无法再插手那些事情。但是，一些重要问题是必须由政治局讨论决定的。有时，他被列宁召请，专程来参加政治局会议，有时则相反，是他从前线带回很多重要问题，通过斯维尔德洛夫召集政治局特别会议来加以研究。那几年他与列宁的通信主要是国内战争中的各种问题，有时是一些短笺，有时又是很长的电报，主要是补充先前的谈话，或是为以后的谈话做准备。尽管这都是简单的公文式的书信往来，但它最好不过地揭示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托洛茨基曾准备将这些内容广泛的通信，加上必要的注释予以公开发表。这对于斯大林派历史学家们的作品将是一个致命的反击。
马克西姆·高尔基曾经生动地记叙过列宁对托洛茨基的军事工作的评价（且不说列宁本人数百次对托洛茨基的嘉奖）： “他（列宁）用手拍了一下桌子，说道：
‘能找出另外一个人能在一年的时间里组建成这样一支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且赢得军事专家们的尊敬吗？我们就有这样的人！我们什么都有，我们能创造一切奇迹！’”
高尔基说，就在这次谈话中，列宁告诉他：
“是的，是的，我知道。有人对我们之间的关系编造了一些谣言。现在谣言很多，尤其是关于我与托洛茨基的。”
今天，把不顾事实和逻辑制造的关于托洛茨基同列宁的关系的谎言当成官方的正式东西来加以宣扬，如果列宁还活着的话，他会说些什么呢？
第十九章 在喀山前线
1 托洛茨基专列
1918年春夏可真是个艰难的时刻。现在，战争的一切后果都显露出来了。人们感到一切都在土崩瓦解，没有什么可依附。人们担心：这样一个精疲力竭、经济破坏和濒于绝望的国家，它的生命之乳能支持住一个新生的政权并且保卫住自己的独立吗？没有粮食，没有军队，铁路完全瘫痪，国家机器刚刚建立，此外，到处都有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
在西面，德国占领了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一大部分。普斯科夫也落到了德国人手中。乌克兰沦为德奥殖民地。在伏尔加河沿岸，1918年夏，由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法国和英国代理人的策划下发生了叛乱。德军统帅部通过它的军事代表告诉托洛茨基，如果白党从东面逼近莫斯科，则德军也将从西面即从奥尔沙和普斯科夫，向莫斯科推进，以阻止形成新的东部战线。新政权真是腹背受敌了。在北面，英、法占领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还扬言要向沃洛格达推进。在雅罗斯拉夫尔爆发了萨文科夫领导的白卫军的叛乱，这次叛乱是在法国大使努兰斯和英国代办洛卡特唆使下搞起来的，其目的是使北方的部队通过沃洛格达和雅罗斯拉夫尔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伏尔加河边的白卫军连结起来。在乌拉尔，杜托夫匪帮仍在猖獗。在南方，顿河地区，发生了直接与德国人相勾结的克拉斯诺夫领导的暴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织了7月阴谋，暗杀了米尔巴赫伯爵，企图煽起东部战线的骚动，重新挑起同德国人的战争。内战越来越变成了一个紧套在莫斯科脖子上的铁环。
辛比尔斯克陷落以后，中央派托洛茨基前往面临巨大危险的伏尔加地区。他筹划组织一个专列，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什么都缺，或者说，谁也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找最需要的东西。最简单的工作能变成最复杂的事。当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在这个专列中生活了两年半。8月7日，托洛茨基从莫斯科出发时还不知道喀山已在前一天失守，他是在途中知道这个可怕的消息的。那些仓促组建起来的红军部队未经战斗就向后退却，致使喀山城暴露在外。司令部中一部分人是阴谋家，一部分猝不及防，弄得晕头转向；还有一些则在战火中开了小差。谁也不知道司令和别的指挥官在哪儿。托洛茨基的专列停在喀山前的一个大站斯维亚日斯克。在整整一个月里，这里再一次决定了革命的命运。对他来说这一个月的生活无异于是一所学校。
聚集在斯维亚日斯克的有辛比尔斯克和喀山撤退下来的部队和从四面八方增援来的部队。每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一套，但拼命地退却这一点则是共同的。敌人在军队组织上和作战经验上都大大胜于红军部队。一些全部由军官组成的白军连队作战能力极强。似乎连这里的土地都染上了恐慌症。新来的红军部队，刚开始时斗志昂扬，但很快地被退却的惯性所感染。农民中谣传，苏维埃政权已经垮台，神父和商人又开始抬头，乡村的革命分子也被迫纷纷隐藏起来，一切都在崩溃，没有任何东西可皈依。局势看来似乎已经无可挽回。
斯维亚日斯克向全国各地宣传机构发出了电报，报告当地形势。各地苏维埃、党组织和工会全力以赴地开展了征兵工作，又动员了几千名共产党员支援斯维亚日斯克前线。大多数年轻党员都不会使用武器，但他们有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决心，而这是最重要的武器。他们成了军队的虚弱肌体一根坚强的脊柱。
在托洛茨基的专列中，有一个叫古谢夫的人。这个人号称“老布尔什维克”，因为他参加过1905年革命，以后脱离革命，过了10年资产阶级的生活，1917年又跟许多人一样，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后来，由于他老是搞阴谋，耍手段，被列宁和托洛茨基从军事部门调开，不久就被斯大林看中。他现在的专业是伪造国内战争的历史，厚颜无耻是他的特长。他从来不回顾自己昨天写过什么和说过什么。1924年初，当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完全公开化时，古谢夫扮演了一个冷酷的诽谤者的角色。他写的斯维亚日斯克时期的日记，虽然已时隔6年，读来仍然十分新鲜，并且一定程度上甚至捆住了古谢夫的脚。下面就是他对喀山城下战斗经历的回忆：
托洛茨基的到来使得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停在斯维亚日斯克这个偏僻小站上的托洛茨基同志的列车给人们带来了对胜利的坚强信心，大大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军队各项工作的开展。仅仅几天，无论在堆满各团队从后方运来的辎重的车站上 （政治部和后勤机关就设在这里）或是在 方圆15俄里范围内的各个部队里，人们都感到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纪律方面。在这个游击作风盛行和无视组织纪律的时代，托洛茨基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是最适合和必要的。没什么好说服教育的，况且也没有时间这样做。托洛茨基在斯维亚日斯克的25天里做了大量工作，把纪律松弛和人心涣散的第5军变成了一个富有战斗力的部队，为收复喀山作好了准备。
参谋部里有许多内奸，司令部里和别的地方也有。敌人知道往什么地方打炮，每次都十分准确。这大大影响了部队的士气。托洛茨基来这里不久就去前沿视察炮兵阵地。一位有张被风吹得粗糙的面孔和一双神秘莫测的眼睛的老资格炮兵军官带他巡视了各炮位配置，然后这位军官请求托洛茨基允许他离开一下以便用电话下达一个命令。几分钟以后，突然有两颗炮弹交叉射来，落在离托洛茨基50步远的地方，第三颗更近，几乎就在托洛茨基的身边。
托洛茨基刚刚趴下，泥土就撒满他一身。那位炮兵军官却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黝黑的脸膛变得苍白。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当时对他没有产生任何怀疑，仅以为这是一桩偶然事件而已。只是在两年以后，当托洛茨基突然想起这件事并详细地回忆起它的细节后，才恍然大悟：这个军官肯定是敌人，他去打电话是通过某一中间站给敌人炮兵指示方位。其实他在经受双重冒险：与托洛茨基一起在白党的炮弹爆炸中同归于尽，或者被红军枪毙。他后来的情况，托洛茨基一无所知。
托洛茨基刚走进车厢，就听见四面八方响起了哒哒的枪声。他急忙冲到车门跳板上。原来一架白匪飞机正在他头上盘旋。它显然是冲着列车而来的。
三颗炸弹一颗接一颗地在天空画了一个大弧形飞落下来，可是没有造成任何伤亡。车顶上的步枪和机枪一起向敌机猛烈还击。敌机已经远去，但人们还像醉汉一样疯狂地射击着。托洛茨基花了很大的劲才制止住这种狂扫滥射。
很可能，在他回列车时，那个军官又发出了信号。当然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渠道。
奸细的活动随着革命的军事形势日益恶化而更加猖獗。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地刹住那种自发的退却情绪，有了这种情绪，人们就不相信自己能守得住，并进而扭转局势，给敌人以回击。
托洛茨基从莫斯科带来了50个青年共产党员。他们日夜奔忙，四处堵漏，哪里危险就奔向哪里，可是由于血气方刚，缺乏经验，行为多有莽撞，在与敌人的战斗中，一个接一个地在托洛茨基眼前消失。负责守卫列车的是拉脱维亚第4团，这是那个被分割成一块块的师的最差的一个团。步兵们躺在雨中的泥地里，要求换防。但是无人可换。以团长和团士兵委员会的名义向托洛茨基递交一份声明，说如果该团不立即换防，就会“给革命带来可怕的后果”。这是对托洛茨基的威胁。托洛茨基把团长和士兵委员会主席叫到列车里来。他们脸色阴沉地站在他面前，硬是坚持原先的要求。托洛茨基宣布立即逮捕他们。列车联络员 （今天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就在他的包间里 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时在车厢里只剩下他们两人，其余的人都在阵地上参加战斗，如果被捕者反抗，或者全团起来保卫他们的首长，并擅自离开阵地，情况就将非常危险。那就要放弃斯维亚日斯克，丢掉伏尔加河上的大桥。如果托洛茨基的列车被敌人占领，必然对军队产生严重影响，那样，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就被打开。然而，逮捕进行得特别顺利。托洛茨基向部队发出命令，宣布将团长送交革命法庭审判。全团终于没有离开阵地。后来团长仅仅被判刑入狱。
共产党员们向士兵们进行了宣传和解释，并且以身作则，处处带头，但是仅仅靠宣传鼓动并不能改变部队的思想情绪——何况时间也不允许——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托洛茨基发布了一项命令 （该命令由列车印刷厂印刷， 分发到各部队），宣布：
我警告：任何部队擅自退却，首先被正法的将是该部队政治委员，其次是该部队的指挥员。将把那些英勇善战的士兵提拔到指挥岗位上来。对胆小鬼、损人利己者和叛徒，必将严惩不贷，决不姑息。我向全体红军战士保证，言则必行，行则必果！
当然，情况不会立即改变。个别部队仍然无故退却，或者一遇到猛烈袭击就溃不成军。斯维亚日斯克是敌人进攻重点，所以伏尔加河上停着一艘专为参谋部人员准备的汽船。有10名卫队人员骑自行车在托洛茨基的列车和汽船之间来回巡逻，负责这条步行小道的畅通。第5军军事委员会建议托洛茨基迁到汽船上去指挥战斗。建议本身是有道理的，但托洛茨基担心这将影响部队的士气，因为部队情绪已经够不稳定和缺乏信心了。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前线局势更加紧张。一个寄以厚望的新调来的团队，在政委和团长的煽动下，擅自从前线撤退，并用武力抢占了那艘汽船，企图夺路前往下诺夫戈罗德。这引起前线一片恐慌。大家都注视着河面。情况面临绝望境地。
参谋部仍然留在原地不动，虽然敌人就在一两公里以外，炮弹在前后左右爆炸。托洛茨基同对革命赤胆忠心地马尔金商量，他率领了20名工人战斗员，驾驶一艘临时弄来的炮艇，开足马力，追上那艘叛军汽船。他们用炮口对准汽船，命令他们立即投降。当时，一切都取决于如何正确解决这个内部哗变事件，只要错发一炮就很可能招致巨大灾难。结果叛军未加抵抗即行投降。
汽船抛锚靠岸后，叛逃官兵全部登岸。托洛茨基任命了一个军事法庭，判处团长、政委和几名士兵死刑，立即执行。腐烂的伤口一定要用烧红的铁烙烧才能根治。托洛茨基向全团毫无隐瞒地讲述了前线局势，并向士兵中派去了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员。于是，全团在新的指挥官率领下以新的姿态返回前线。
这一切进行得很迅速，以致敌人没有来得及钻这个空子。
2 夜袭喀山城
革命的命运在斯维亚日斯克和喀山之间挣扎，退路已经没有，除非跳进伏尔加河。军事革命委员会告诉托洛茨基，说为了保卫托洛茨基在斯维亚日斯克的安全束缚了他们的行动，坚持要托洛茨基迁移到河上去。这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确立一个原则，即他在斯维亚日斯克决不能妨碍或限制军司令部的指挥活动。他在历次巡视前线时一直遵循这个原则。托洛茨基服从大家意见，搬到了河上去，可是这次不是那艘为他准备的汽船，而是一艘驱击舰。一共有四艘驱击舰，是历经艰难才从马丁斯克运河开到伏尔加河的。另外几艘汽船也都装备了火炮和机枪。这支舰队由拉斯科利尼科夫指挥，打算在这天夜里向喀山发动攻击。舰队要经过几个岬角，那上边都设有白军的炮兵阵地。河道在岬角后转弯，河面也一下子开阔起来。
河对岸就是喀山城。舰队计划乘黑夜悄悄驶过岬角，消灭停泊在岸边的敌人的舰队，摧毁岸上的炮兵阵地，然后袭击城市。舰队排成单一纵队，熄灭全部灯光，像夜间盗贼一样摸黑前行。两个留着暗淡的稀疏胡子的伏尔加河老引航员站在舰长身旁。他们是被强制征召来的，浑身直打哆嗦，又怕又恨，低声咒骂着自己的命运。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他们的合作。舰长时不时提醒他们，如果舰只搁浅，就把他们俩就地枪决。他们刚刚走近黑暗中依稀可见的岬角，就听到一阵机枪哒哒声，仿佛有人用皮鞭抽打着河面似的。接着山上的火炮也开始吼叫。他们未予还击，继续悄悄地向前驶去。他们身后的舰只进行了还击。有几颗子弹打在遮住舰桥下半部的铁板上，他们赶忙蹲下身来。
水手长们用敏锐的目光在黑暗中搜索着什么，低声急速地向舰长报告着什么。驶过岬角，立刻进入一面宽阔的江面。已经看到喀山城的灯光。在他们身后，仍然可以听到上下一片密集的枪炮声。在离他们右边约200步远的陡岸下隐藏着敌人的舰队。
舰队黑糊糊一堆，看不真切。拉斯科利尼科夫命令向敌舰开火。他们的驱逐舰由于开炮而发出一阵哀号和尖叫。舰只摇晃着向前进，同时像产妇一样从铁肚子里痛苦地和吱吱作响地发射着一颗颗炮弹。这时，漆黑的夜空突然腾起熊熊的火焰。这是他们的炮弹击中了一艘装满汽油的驳船。伏尔加河上升起了一把意想不到、不受欢迎、然而是光彩夺目的火炬。现在他们开始向码头射击。他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排列在岸边的火炮，但是它们并未还击，显然炮手们早已逃窜。整个河面映照得通明透亮。可是他们身后没有一艘舰艇，他们成了孤军作战。可能敌人炮火拦截了其余舰艇前进的道路。他们的驱击舰兀立在光亮的河面上，犹如白盘子里的一只苍蝇，非常显眼。现在，他们很可能受到从码头和岬角两方面的交叉火力射击，这是十分严重的情况。此外，他们的船此时又失去了控制——操舵链断了，可能是炮弹打坏的。
他们试图用手操纵船舵，可是船舵被断裂的铁链缠着，转动不起来。于是只好关闭轮机。船慢慢向喀山岸边滑去，不一会，撞在一艘半沉的驳船上。射击完全停止了。四周亮如白昼，静如黑夜。他们陷入困境。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遭到炮火的轰击；也看不出这次袭击造成的破坏和混乱。最后，几个年轻指挥员决定推开驳船，靠轮换发动左右两个发动机，调整舰艇的航向。这办法奏效了。那油驳越烧越旺。他们借着亮光驶向岬角。一路上，听不到射击声。穿过岬角，他们又进入一片黑暗之中。人们从轮机间抬出一个晕倒的水兵。山上的炮兵始终没有向我们发射一颗炮弹，显然，没有人在监视，可能已经没人监视了。他们终于死里逃生。有人抽起烟来。临时调来的一艘驱击舰被击毁，它的烧焦的残骸令人痛心地躺在岸边。他们发现另外几艘船上有人负了伤。也就在这时候，才知道他们的驱击舰的船头被3英寸的炮弹凿了一个大窟窿。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大家都感到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好消息接踵而来。一个飞行员来见托洛茨基，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哥萨克将军阿金指挥的第2军已经从东北方向逼进喀山，他们俘获两辆装甲车，击毁两门大炮，击溃敌人一个分队，还占领了离喀山12俄里的两个村庄。
飞行员带着指示和要求又立即返回。喀山落于钳形包围之中。他们的这次夜袭，正如后来侦察员所证实，大大挫伤了白军的抵抗力。敌人的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口岸炮兵成了哑巴。伏尔加河上的驱击舰使白匪闻风丧胆，犹如后来彼得格勒城下年轻的红军部队一听见“坦克”就不寒而栗一样。有人造谣说布尔什维克军队里有德国人指挥作战。喀山城里有钱人大批逃跑，工人住宅区又开始活跃，一个火药厂甚至发生了骚乱。部队士气大振。
斯维亚日斯克一月充满着激动人心的插曲。每天都有一些事件发生。常常夜里跟白天一样的热闹。托洛茨基是第一次亲临战争第一线。这还算一场小战役，仅投入2.5～3万人，但它与大战役只是在规模上有所区别。这是一场大战的活的样板。正因为这样，它使人直接感到波澜起伏和惊心动魄。小战争，但却是一所大学校。
这时，喀山城下的形势出现意想不到的好转。各种杂牌部队编成了正规军，许多从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别的地方选派来的工人共产党员加入了部队。
团队经受了锻炼，更加富有战斗力。政治委员在部队中被看作是革命的领导者和专政的直接代表。法庭用实例告诫大家，革命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要求每一个人做出最大的牺牲。由于宣传、组织，以身作则和惩治紧密结合，短短几个星期内使部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动摇和涣散的群众变成了真正的军队。炮兵已取得明显的优势，舰艇控制了江河，空军也取得了制空权。托洛茨基坚信，喀山指日可待。
9月1日，托洛茨基突然收到一封莫斯科发来的密电：
速回。伊里奇受伤，伤势不明。神态安详。
斯维尔德洛夫
1918年8月31日
托洛茨基接到电报后立即返回莫斯科。莫斯科的广大党员异常沉痛，也非常坚定。这种坚定最鲜明地在斯维尔德洛夫身上表现出来。医生说列宁不会有生命危险，将竭力使其尽快恢复健康。托洛茨基向党报告了东部战线所取得的胜利，以此来鼓舞大家，随即又返回斯维亚日斯克。喀山于9月10日收复。两天以后，左邻第1军攻占了辛比尔斯克。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因为8月底第1军军长图哈恰夫斯基曾向托洛茨基保证，一定在9月12日以前拿下辛比尔斯克。这个城市被攻下以后，他给托洛茨基拍电报说：“命令已经执行，辛比尔斯克被攻克。”这时列宁已经恢复健康，他也兴奋地拍了贺电。整个东部战线形势都在好转。
第二十章 保卫彼得格勒
1 浴血奋战
第7军负责防守彼得格勒西大门。长期驻守不动给部队士气带来不利影响，革命警惕性也大大减弱；一些优秀干部和战斗小分队又被陆续调出支援其他斗争更激烈的战线。革命部队需要不断灌注革命热情，而长期按兵不动最终往往导致不幸，甚至灾难。这一次第7军就是这样。
1919年7月，芬兰湾中的至关重要的红山炮台被白卫军部队占领。几天以后，一支红海军部队又重新把它夺了回来。后来查明，原来是第7军参谋长柳德维斯特上校向白匪泄露了全部机密情报；另外还有几个阴谋分子同他合谋。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第7军。
7月，被高尔察克委任为自己的全权代表的尤登尼奇将军担任了白匪军西北军总司令，8月，又在英国和爱沙尼亚的支持下建立了俄国“西北政府”。
芬兰湾的英国海军保证给他们以支持。
尤登尼奇的进攻选择在红色政权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刻。邓尼金占领了奥勒尔，并威胁着红色政权的军事工业中心图拉，而这里离莫斯科只有一个很短的路程，红色政权不得不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南方。然而在此同时，尤登尼奇发动了进攻。第7军受到来自西线敌人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几乎未加抵抗就丢盔弃甲，节节败退。彼得格勒的领导人 （首先是季诺维也夫）连忙向 列宁告急，诉说敌人装备精良，有自动步枪、坦克、飞机，还有英国的重炮舰在侧翼掩护，等等。列宁由此得出结论，要战胜尤登尼奇的拥有最新技术装备和由军官组成的军队，只有袒露或削弱其他战线，首先是南方战线。但这一点连想也不能想。因而，根据他的意见，只有一条路：放弃彼得格勒，缩短战线。当列宁断定非做这种截肢手术不可之后，他就开始说服其他人。
托洛茨基从南方一回到莫斯科，就坚决反对这一方案。尤登尼奇和他的主子不会以彼得格勒为满足，他们还想在莫斯科跟邓尼金会师呢。尤登尼奇一旦占领彼得格勒，将得到大批工业和人力资源；何况，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由此托洛茨基得出结论：应当誓死保卫彼得格勒。他的意见当然首先得到彼得格勒人的支持。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克列斯廷斯基表示赞同他的意见，似乎斯大林也是站在托洛茨基这一边的。托洛茨基同列宁进行了几次辩论，最后列宁说：
“好吧，那就让我们试试看吧。”
10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托洛茨基起草的关于前线局势的决议：
“鉴于存在着严重的军事威胁，必须把苏维埃俄国变成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立即对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工会干部进行登记，编造名册，为征召入伍做好准备。党和工会组织要协助做好这一工作。”
紧接着罗列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至于彼得格勒，决议明确指出：“决不交给敌人。”就在同一天，托洛茨基也向国防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内称：
“誓死保卫彼得格勒，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直至进行巷战，决不后退一步。”
托洛茨基毫不怀疑，即便25000名白军得以冲进这个具有百万人口的城市，等待着他们的也是死亡，因为他们注定要受到经过正确组织的群众在街头的坚决抵抗。同时，另一方面，他认为必须防备爱沙尼亚和芬兰的干预，应当立即制定军队和工人向东南部转移的计划，因为这是保存彼得格勒工人阶级精华使其免遭毁灭的惟一办法。
16日，他动身前往彼得格勒。第二天他收到列宁写给他的一封信：
托洛茨基同志：
昨夜已将国防委员会的决议密电相告……您会看到，您的方案已被采纳。至于把彼得格勒工人撤到南方的计划，当然不会遭到否决 （听说您已向克拉辛和李可夫详谈过此 事），但事先讨论撤退计划将会涣散人们的战斗意志。如果敌人企图包抄和封锁彼得格勒，您当然可以当机立断，采取相应措施。随信附上国防委员会委托我写的告民众书。匆匆忙忙，写得不好。最好把我的署名放在您的署名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