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我听到邓小平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地方上，在我们离开后就把那个坦克车驾驶员抓了起来。
“马上放人，不许处分他！这件事情同驾驶员根本就没有关系。”邓小平向他的随员这样交代，并要他们赶快去办。
邓小平得知地方上抓了坦克驾驶员，他在仔细了解情况后有些生气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那个坦克车驾驶员坐在车里完全是听外面指挥员的命令动作。这个驾驶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功，为什么要抓他？要说有责任的话，还是安排这个活动的领导要负责，组织工作没有搞好嘛。事情已经发生了也不要再去追究什么责任，重要的是应该吸取教训，这么搞法不好！
我听他们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内心非常感动，觉得邓小平真了不起，我既为那个驾驶员庆幸，感激邓小平，也为我们党有这样英明的领导人而欣慰。
若是碰上哪一个官僚主义的大官、昏官，这个驾驶员可就要倒霉了，即使不被枪毙也得叫你在大狱里呆上几年，起码得审查你的动机、政治背景或幕后指使者以及祖宗三代的历史。
“文革”中，邓小平作为我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我跟家人和挚友曾多次悄悄他讲过上面这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一个大人物能如此体谅与宽容基层干部，关怀平民百姓实是难能可贵。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决不是坏人，说他有错误我不敢反对，但要打倒他，我觉得太过分了。
邓小平率同李富春、薄一波、吕正操等人到三线视察把基础重工业的选址与布局敲定下来。这个中央视察组庞大的车队首尾相接排成一字长蛇阵，开道车与最末尾的后卫车拉开好远的一段距离。
我们由成都出发，经重庆、长江上游川南港口重镇宜宾市，直往贵州省府贵阳小住。然后去参观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遵义会议会址。地方党政负责同志请长征时期任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与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审定参加遵义会议的人数、与会者所坐的位置等问题，邓小平和李富春给予了明确而满意的答复。
嗣后，再继续往西进发直到西昌（今天的卫星工业城）南边的会理住了几天。会理地处四川云南交界处，属亚热带气候，到了那里人们都换穿夏季服装。会理招待所濒临“琼海”边上。说是“海”其实是个大湖泊。据说，很久以前西昌地区突然发生剧烈地壳变化，使这儿一座城市从地平线上消失，陷入深达百米的“海底”，随即形成了美丽的湖光山色这一自然景观，后人称之为“琼海”。
“琼海”的湖面宽阔，湖水清澈，水面平静如镜，蓝天白云及山岭树木倒立水中，映照出一幅美丽的风景画。遥望四周云霭萦绕、林木叠翠的群山包围着这幽静的“琼海”，实乃人间仙境。我们从天寒地冻的北国来到这“琼海”之滨，腊月天气的“海水”水温仍在摄氏18度左右，我们中勇敢的同行者跃人水中畅游一番，真是痛快，亦算是不虚此行。
翌日上午，我们从会理出发驱车赶往视察三线建设的最后一站春城昆明。云南省委安排邓小平同志等一行住进昆明饭店。
那一次，我有机会跟随邓小平视察三线工程之行，一路上山高路险，不少地段公路修筑在海拔两千米以上，仍属半山腰。公路路面很窄，常常一侧是陡坡，另一边为万丈悬崖。公路急弯甚多，但没有没护栏。当时尚没有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因是泥土路，故路面状况不甚平坦。几十辆汽车快速行驶途中，我盼前顾后看不到车队首尾。汽车长龙时而盘旋而上几乎接近“山顶”；由上往下看去，只见那一辆辆小轿车简直就像“甲壳虫”，车队顺着山坡蜿蜒而下直至谷底；抬头朝上看去，只见车队过处尘埃滚滚好似在云里雾里缓行。
为了要赶路，整个车队速度还是比较快，我们随着公路时常忽左忽右地急拐弯，幸好司机驾车技术均属一流，否则性命交关。即便如此，乘车人中有好几位因急弯大多导致晕车，脸色蜡黄，额头出虚汗并有呕吐。
高原公路上白天万里无云，烈日当空，空气中湿度很低。尽管有些地段的路面用人工撒了点水，但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车队过处依旧是尘土飞扬，不得不使汽车之间拉开较长的距离。使后面的车辆少吃尘土，亦减少撞车的危险。到了夜间，高原气候寒冷，路面会结冰。后来在“文革”中那个大红大紫的王力，就在那次旅途中翻了车，险些丢了命，幸好汽车卡在两棵大树间，算他命大，没有坠入万丈深渊中。
此次我看到了长征时红军不畏艰险，同敌人无数次浴血奋战、作出重大牺牲渡过天险而取得最后胜利的那几条著名江河：毛泽东长征诗词中有“金沙水拍云崖暖”之句的“金沙江”；毛泽东等人率部两次突破的“乌江天险”；1935年红军在四川中西部强渡的“大渡河”等。人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云、贵、川三省确是多山地区，虽不像大西北的黄土高原那样，处处荒山秃岭，一看便知是一副贫穷落后的面貌，但大西南也不是林木繁茂的花果山。四川略为富裕一些，历史上属于“粮仓”；而贵阳的干部告诉我，当地老百姓十分形象他说解放前的贵州地区是：“路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腰无三分银。”在我去那里的时候差不多还是那种状况，没有什么改观。据说，改革开放后的现在，那里仍属需要脱贫致富的“老少边”地区。
尽管我有幸领略了一些大自然的山河之美，但更使我钦佩的是经历过后世永远传颂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一代革命家，这次随同首长视察三线，也领略了他们当初通过云、贵、川贫穷落后地区以及爬雪山过草地是什么样的滋味。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元老，政治上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考验。1973年他恢复工作后只用了近两年时间“治理整顿”，便使我国已濒临破产的国民经济有了好转。
周恩来胸怀坦荡，目光远大。他力举邓小平接替他的工作，深知“小平肚里百万兵”，邓公具有雄才大略，堪当重任。
1976年1月15日下午3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周恩来的追悼会上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为他的老战友周恩来宣读悼词。这也是邓小平再度遭受劫难而靠边站的开始。在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见他露面、不闻他的音信。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尽管当时上面对邓小平复出工作仍有非议，少数人且有阻难。但党内外、干部、群众、全国上下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很高，因为邓小平在“文革”中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他的名字早就家喻户晓。“文革”后期，邓小平初次出山，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力挽狂澜的勇气，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令人十分钦佩。老百姓呢称他“邓大人”决不是偶然的。群众同情他、信赖他，希望邓小平能再次出来工作、主持大局，中国才会有希望。
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就是人民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抗争的明确态度。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我不过是个人微言轻的人，深怕自己挨整全家遭殃，更重要的是自己没有胆量公开对邓小平这样的人物评头论足；但是，我在同相信不会出卖自己的家人和挚友面前悄俏地议论邓小平的伟人气质，常举出邓小平在重庆为水陆两用坦克车驾驶员解脱的故事，和他1973年复出工作后的功绩告诉大家。
60年代，我国政府出于战备考虑，将军工产业分布在内地大山沟里或山洞里，那些地方多半是交通与通讯困难、生活不便的地方，如当时正在建设中的工业重镇渡口市就有钢铁、煤炭与机械工业。参观途中，我们见到从沿海地区，特别是从上海抽调去的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那时党的威信高，人们的觉悟也很高，我有意同几个上海人交谈：“你们到这个山沟里来工作生活上有什么不习惯吗？”他（她）们朴实诚恳地笑答道：“有点不习惯，但这点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相信今后会慢慢好起来的。”解放后，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和帮助内地建设，不少工厂、企业、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内迁，大批知识分子和工人随之而去，他们在那里真正安家落户，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八节
第八节
急诊的对象竟是公安部长罗瑞卿，
外伤？跳楼？他以死向林彪一伙示威
1965年12月上旬，我随邓小平视察三线建设工程到达昆明，拟稍事休息数日后返回北京。一天半夜光景，值班人员接到紧急电话通知，要邓小平第二天赶到上海出席紧急会议。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忙着收拾行装准备打道回府。邓小平、李富春等同乘一架飞机飞往上海。到了上海同住锦江饭店南楼，随员们将各自的首长安排好之后己到了午饭时间。在餐厅里，我们见到先期到达的政治局委员身边工作人员，大家坐定后正在谈笑间，有人向我们宣布了随首长来此参加会议的全体工作人员应遵守的几条纪律：不准外出，不准同外面的人打电话，相互间不准议论，首长的文件自己保管……
按照上级指示，我们都老老实实呆在锦江饭店自己房间里待命。每天只有在就餐时间大家在餐厅碰面时才嘻嘻哈哈说笑一阵。
会议持续了个把星期，气氛相当紧张，首长们个个脸上不带笑容，一向少言寡语严肃的邓小平说话更少了。工作人员互相见面时，平常会说几句玩笑话的那种轻松一下的劲儿亦消失不见。待至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了一个文艺晚会。礼堂布置典雅、灯火辉煌，我有幸在近距离内第一次见到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领导人的风采。
到锦江饭店出席晚会的宾客们，服装与修饰大方得体。文艺界的女演员风姿绰约，她们还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位唱评弹的女演员，她们修长的身材，穿着素雅的旗袍，怀中抱着琵琶，弹唱以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和《七律两首·送瘟神》谱曲的弹词。那词好，曲美，唱腔美，情感丰富、悠扬悦耳的歌声不停地回荡空中，真是一次最好的精神享受。
演出中间安排了舞会，大家争着同领导人跳舞。一曲终了之后，周恩来已被许多人包围着，大家争相同他握手，他们就像许久未见面的老朋友那样毫无拘束地坐在他身旁欢快地交谈。每当舞曲响起，都争着同周恩来跳舞，常常一支舞曲中间会有几个舞伴轮换着跟周恩来伴舞。
“我提议，请剑英给大家唱一曲评弹，好不好啊？！”忽然间，周恩来站起身来拍了几下巴掌叫大家静一静，并大声地这样说。大厅里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心里好生纳闷，叶帅是带兵打仗出身，况且他是广东（梅县）客家人，怎么会唱江浙地区特有的评弹呢？
“好吧，总理叫我唱我只好服从命令，我唱一首弹词开篇。”叶剑英听了周恩来的提议，加之场内的热烈掌声，就痛痛快快站了起来。
大家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位不愧是多才多艺的老帅居然能用标准浓重的苏州腔来演唱。叶帅的嗓音好，底气足，曲调准确。他字正腔圆、委婉动听地唱了一曲，全场听众喜出望外，再次热烈地鼓掌祝贺叶帅唱得好极了。这也使我开了眼界，饱了耳福。
以后我才知道，邓小平接到电话通知赶往上海，是出席毛泽东在上海亲自主持的中央会议。
林彪、叶群、吴法宪和李作鹏等人在会上向罗瑞卿发起攻击。他们无限上纲、无情批判、恶语相伤，其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整垮罗瑞卿、夺取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个极为重要的军队领导职位。
有关公安部长罗瑞卿遭迫害之事，乃发端于林彪让他的老婆叶群持林的亲笔信赴杭州秘密诬告罗瑞卿。
1965年10月，毛泽东住在杭州西子湖畔山明水秀的汪庄别墅。
“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叶群来到杭州见到了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同志时，她这样说。
“好。我交给主席。”张耀祠接过叶群给他的信件放进了自己衣袋里，叶群便告辞走了。
“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叶群只走开了一会儿，又返回来告诉张耀祠。
“好。你当面交。”张耀祠心中不悦，马上将信交还给她。
这时，张耀祠觉得叶群这个人变化无常，疑及她心中“肯定有鬼”。当张耀祠面见毛泽东时将叶群的情形报告了一番。毛主席听后“哦”了一声，没有讲别的什么。可是，第二天早上5点多，护士长通知张耀祠，要张立即打电话告诉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来。叶群在接到电话后很快赶到了汪庄。
“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张耀祠见到叶群便这般提醒她。叶群到了毛主席那里谈话时间竟长达近五个小时。张耀祠出于关心毛泽东休息与健康，他先后进去三次提醒毛主席休息，自然也是催促叶群该早一点离开。他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讲什么，也未见效。可见林彪信件内容之多，其重要性非同一般，不然，毛泽东不会有耐心听她絮絮叨叨地讲了那么久。
当谈话结束，叶群得意洋洋地走了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虽然那时毛主席对叶群的这些话半信半疑，但主席对罗瑞卿的看法由此发生了改变。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七十多人。政治上已经失势的刘少奇主持了会议。毛泽东仍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但是会议的主要内容仍是按4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的精神办的。
会议按照林彪和康生等人的指控，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文革”中简称彭、罗、陆、杨）等人的“反党错误”，毫无根据地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和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宣部部长职务，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活动”。这次会议决定调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就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5月16日的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那份著名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此《通知》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指导方针。《五一六通知》在组织人事安排上也作了明确规定，提出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康生当顾问，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批判彭、罗、陆、杨等人的“反党罪行”。他说这次会议的决定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他在会上宣扬了“天才论”、“政变经”，鼓吹“有权就有一切”的谬论，还别有用心地神化毛泽东为“天才”，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后来人所共知的事实证明，搞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正是林彪自己。
1966年初夏的一天近中午时刻，我刚好离开总值班室准备回家去吃午饭，走在北京医院院子里，碰见了我们的老护士长王如。她正急匆匆地往宿舍方向一路小跑过来找我，她一见到我的背影就喊道：“张大夫，等一等，别走了，我正找你呢！”我听出是她的声音，便停住了脚步，转过身去等着她。
“有急诊，您赶快出诊去！出诊包给您准备好了，急救车马上就开过来。”她快步走到我跟前，这样说。
“去哪儿出诊？什么病？内科还是外科？”我急切而轻声地问她。
“我也不知道。我刚接到电话通知，要我们马上出诊去抢救一个重病人。”看来她确是不知道具体情况。
我同护士长奔向总值班室，看见救护车已停在门口，二话没说便上了车。
“是公安部罗部长。”上了车，护士长悄声地告诉我。
可我仍然弄不明白。堂堂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有急病，用不着对我都这样神秘兮兮的，有必要如此保密吗？我到罗部长家里一看不就清楚了。
再说，一会儿抬着病人上救护车，瞒不过司机的眼睛呀；到了北京医院，病人躺在担架上叫人抬着通过走廊，进入电梯，再去病房……这能保得了密吗？！
正当我在思索与稍带点埋怨情绪之时，急救车开进了罗瑞卿家院子里，在他家那座不算高的二层小楼前停了下来。
我从车上走下来，第一眼就看到楼门前台阶下的水泥地上有一摊鲜血！我的妈呀！真的把我吓了一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用问，从现场情况一看便知，“病人”是外伤！跳楼？公安部长跳楼？！不可思议！
罗瑞卿居住的院子大门外站着哨兵，院子里边静悄悄的，看不到有人走动，车子进门后，大门就关闭了。
我被人引进了罗瑞卿的卧室。房间的窗帘拉上，室内开着电灯，光线稍感昏暗。罗瑞卿仰卧在床，眉宇紧蹙，神色忧郁。
“你为什么不跟主席讲清楚啊？你不该做这样的傻事呀！”罗大将的夫人坐在床头，一边流泪，一边责怪和不安地嘟囔着。
“……”
片刻的沉默。
“你不要再说了，说什么都没有用！”罗瑞卿神情严肃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之后，便缄默不语。
我见到这种情形，自知不便再多问什么“病情”。
从医学角度看，这样的病人容易造成脊柱损伤，若是脊柱骨折，易致脊髓损伤而使下肢瘫痪。所以，对这样的病人按理是不许可抱着或是背着移动他的身体，那样容易使脊柱弯曲导致脊髓损伤引起截瘫和大小便失禁等严重后果。且说，病人本应当睡硬板床，可他已经躺卧在软床上。但试想，谁家会有这种知识呢？
事已至此，我只得为罗部长作检查，并请护士长立刻打电话请外科、骨科及心脏内科专家一起来为病人作全面细致的检查，尽快将他安全地移送到医院去抢救。
我为罗瑞卿测量了血压、脉博，做了心电图，用手电筒看了一下眼睛的瞳孔，都没有发现特殊情况，但未敢翻动他的身体。
北京医院的专家很快赶来现场，他们听取了我的简要病情报告，为罗大将作了必要的检查，并给他注射了一针止痛剂后，他们指挥着叫人平稳地将病人托扶上担架，抬上了急救车，由我们护送到北京医院。
尽管是中午时刻，医院领导非常重视。他们接到通知后，准备好了病房，放射科医生被叫来待命，并将北京著名的骨科专家都请到了医院。
我们按照专家们事先商量的意见，急救车直接开到医院放射科门口，将病人抬进去作调光摄片检查，摄片结束后，便送他进了手术室。
麻醉科医生立刻为罗瑞卿进行麻醉。专家们检查病人各受伤部位时，放射科主任将调光片送到手术室，大家根据病情与调光片结果确定了手术方案。
罗瑞卿在遭受林彪严重打击和残酷迫害后又无处申辩的情况下，终于出此下策，以死抗命！向林彪示威！
他在家中跳楼造成双侧多根肋骨骨折及双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使这位驰骋疆场的著名将领日后落下了终身残疾。
当时，尽管周恩来对北京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一再嘱咐要对外保密，千方百计保护他，也无济于事。
在那疯狂的年月，凡林彪与“四人帮”直接插手的事情，医院是没有能力保护罗瑞卿的，也绝对保不了密。
所以，造反派很快便打听到罗瑞卿的“下落”，他们惨无人道地将罗瑞卿放在箩筐里抬到各处召开大会，对他进行批判、游斗和羞辱。这一幕幕惨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心颤。
堂堂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战功赫赫的罗大将竟如此遭际，这不仅是他个人受冤受屈受辱，亦是国家受难、人民不幸。
令人惋惜的是，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瑞卿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他去德国治疗伤残时，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抢救无效而不幸逝世，实令人痛心疾首。
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九节
第九节
这是文人间的笔墨官司吗？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在上海小住数日后，即飞返北京。
我出差回京后，补了几天假，在家休息。每天翻阅当天的《北京日报》，发现重要版面上不断刊登以黑体字作标题，关于“海瑞”的大块文章，用的都是些刺人的大字眼，我只看标题未在意内容。我不搞历史，缺乏历史知识，对历史也无多大兴趣。我想一定是文人们在打笔墨官司，故未经意。可我的同事中有一位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老保健”（老资格的保健医生），他见着我便说了话：“张大夫，你注意到最近报纸上的文章了吗？”
“什么文章？”我不解其意，反问道。
“哎，不就是‘海瑞罢官’嘛。”他用惊疑的眼光看着我。
“‘海瑞罢官’？‘海瑞’是什么人？文章里讲些什么东西？”
“你不是刚从上海回来吗？难道什么都没有听说？”
“……”
他见我木然不知，便转身走开了。
我在好心的“老保健”启发提醒之下，才回家去仔细地翻阅报纸上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
史学界的文章大手笔多，文章长、专业名词多，既难懂也不容易记住，对我这个可称之为“历史盲”的人来说，读来感到枯燥乏味，实在读不下去。
我看报纸的习惯是偏爱国际新闻，什么美国啦，苏联呀，因为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嘛，当然要注意。这也可能同那时报纸上的文章可读性已经开始大为减少有关。所以，类似于我这样的人不大会去注意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姚文元其人，更不晓得他写的什么文章，这并不奇怪。
后来才知道，姚文元于1965年11月，写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首都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大报都迟至12月中旬方才转载姚的文章。
说实在的，当时按本人的工薪尚舍不得订阅这类大报，我家只有一份《北京晚报》。我手头看的那份《北京日报》也是借邻居家的，在同事指点迷津之下，我去图书馆翻阅大报纸。
那时的大众传播媒体尚不发达，电视机不普及，故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好长时间并未引起公众注意。像我这样也算是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仍旧政治意识淡薄，显得比较迟钝。
我在“老保健”提示下，用心去翻看大报纸上刊登的姚文元文章。但横看竖看，就是看不出姚文元的文章有何深刻意义，更看不出这篇文章有何重要背景。我不知道中国有几个人能从姚的文章中能看出点“苗头”来？
此后不久，姚文元的文章一炮打响，名声大噪，引起轰动！使本来是史学界专家学者间的学术争论问题慢慢演变为针对某些人的尖锐批判了，不是我辈所理解的那种文人间的笔墨官司。自然，姚文元亦随之大红大紫起来，爬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中央新闻部门的高位、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再后来便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别以为在红墙里工作的人什么都会知道。
回顾自己，个人经历极为简单与普通，不过年幼时丧失父母，生活中吃了不少苦头。15岁参加新四军，历经五年硝烟弥漫的战争生活；全国解放后便转业到地方补习文化，后来上大学，再去中医学院进修，一共读了九年书；完成学业后，我一心只想当一名称职的内科医生。
在大学念书期间，一心崇拜的是那些专业理论水平高、临床经验丰富、学问博大精深的著名教授，而且更敬重书卷气重的专家学者。他们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指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受人敬重、名望较高的医生。
我在政治上一直比较幼稚，上级命我去西花厅工作时虽然已是三十三岁的人了，依旧同“三门”干部差不了多少，属于阅历浅、涉世未深、不谙世事的人。无论对人或对事还是那么幼稚可笑！
让我去周总理身边工作，心中实在没有底。我禁不往常自问：我能行吗？但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应有组织观念，领导上的信任不能辜负。
是年12月，我去西花厅正式报到工作时，已经朦朦胧胧的意识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决不是件简单轻松的事情。在这样高层政治圈内工作与生活可能会遇上一些重要的事情，担心自己适应不了。我常常提醒自己要牢记“三不”，即除了本职工作外，对其他事情尽可能不看、不听与不问。保健工作要绝对仔细谨慎，按我们老部长说的“多请示、多汇报、勤观察、少用药”的精神办事。
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十节
第十节
周恩来爱上了海棠花盛开的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陈毅说：“廉洁奉
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自天安门广场往西经过新华门继续向前直到府右街南口（六部口），由此向北转弯沿中南海红墙一直到达近府右街北口处，见到那个有国徽的西北门往里向左手一拐便是西花厅。
西花厅坐落在中南海大院西北角，是清末宣统年间修建的那种京城常见的旧王府式四合院建筑群。因年代久远，青砖灰瓦的屋宇，廊柱暗红陈旧，雕梁画栋亦已褪色斑驳，已不见那昔日王府的豪华气派。
西花厅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前院进门不远处可见一座小假山屏挡路人视线，茂密而细长的修竹环绕着它。院内自南向北的一条弯曲长廊隔在汽车道西侧，长廊中段设一凉亭，它的南端往西拐到尽头处筑一小巧的水榭，池子里没有放水，也就没有鱼虫水草和莲藕，常年涸着。如今西花厅院内的房屋、亭子、长廊、水榭等建筑物看来已相当陈旧，但整个院子绿化得很好，树木花草繁茂，修剪整齐，院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略有一点花草芳香，树上的知了鸣叫不停。
西花厅前院有一个漂亮气派的前厅，建在约一米高的平台上，是周恩来接待与宴请外国宾客的地方。平台下边有一椭圆形花坛，四周栽种低矮的常青树环绕，中央栽着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喜爱的芍药花和月季花。花坛亦是交通标志，是来往汽车的环形岛，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来这里散步赏花。
西花厅的海棠花向为中南海及熟悉总理家的人士所称誉。每年初夏时节，后院里的海棠花盛开，每棵树上开满了红色和白色的花朵，芳香四溢，引来无数彩蝶纷飞、蜜蜂嗡嗡地叫着忙个不停，在此优美而宁静的环境里，蕴含着盎然生机。
后院的面积不大，是周恩来办公与居住区。一片绿地上满院海棠树，有几棵梨树、桃树和白皮松。周恩来办公室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里。红色的廊柱绿色的窗框，下面的窗户镶着大块玻璃，上面是纱窗再加玻璃窗。每当天空晴朗、风和日丽与温度适宜的时候，打开面向院子的玻璃窗，拉开白色的窗幔使阳光直射进来，室内光线充足，顿时亮堂起来。
周恩来办公室西隔壁有一个稍大些的房间称作“活动室”。室内有一张乒乓球桌子，北侧与西墙根处立着书橱，里边藏书主要是属于文、史、哲类的图书。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将“活动室”习惯地称之为“乒乓球房”，或干脆就叫“球房”。打乒乓是周恩来在办公间隙唯一喜爱的活动腿脚的方式。常有警卫、秘书、医生陪他打球。周总理右臂肘关节伤残屈曲，活动不方便。我陪他打乒乓球时，他已年近古稀，不可能挥拍抽杀，就像董必武说的，是打“卫生球”。
西厢房为工作人员办公处，东厢房为临时“客房”，来客作短暂住宿用。我在西花厅十年只见过周恩来的亲侄女在这里短期住过几次外，未见过别人来住过。
办公室往东是客厅，现在时髦的说法可称之为“多功能厅”。这儿是周恩来、邓颖超用餐、休息的地方，也是两位房主人在此会客，与亲属团聚所在地。邓颖超在此看电视。
由客厅往里（朝东）便是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邓大姐卧室隔壁是周恩来的卧室，周恩来卧室的东墙外是一条内走廊。这里有书架，存放一些旧书刊与文史资料类图书。当初设计这条内走廊的人，谅必考虑冬季保温，夏季隔热以及隔音作用。
周恩来卧室内家具陈设极其简单。因为他一进卧室就上床，身后用枕头垫着斜靠在床头继续办公。他睡的是一张普通木床，下面用的是南方人喜爱的棕绷床垫。这很可能同他祖籍是浙江绍兴，生长于江苏淮安，依然保留某些南方人的生活习惯有关。
各房间和卫生间都由内走廊连接出入。走廊出口处是夜间警卫值班室，周恩来进卧室休息后，通向周恩来卧室走廊的门就锁上了，钥匙由警卫员保管。
周恩来若是夜间找人，只要按枕头边的电铃按钮，警卫人员会立刻跑到他的身边。厨师、医生及护士值班的房间建在走廊外的一排配房里，每个房间都装有电铃供随时呼叫之用。
周恩来居住在西花厅，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从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他住进来以后，不许装修与翻新房屋及庭院。
60年代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乘总理出国访问的机会，为了保护与加固建筑物，他们抢时间只搞了点简单的内装修，更换了窗帘、洗脸池与浴缸。周恩来回国见了十分生气，将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发人深省。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装修房屋之事了。
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中说：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开国总理风格。
正如陈毅元帅所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邓颖超初次约见并送我一本她写的书
《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慢性疾病》
196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北京医院总值班室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说是邓颖超大姐约见我。我虽然经常出入中南海工作，但去西花厅这还是第一次。
不过，我热心的同事在向我交班时，对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健康情况及西花厅工作的要求都说得十分详细，为的是让我尽快熟悉和适应西花厅的工作环境。他这样做，既出于自己的责任心，也是对我的关心爱护。应该说，我对他是十分感激的。
周恩来对工作极其认真细致，他办事情既严格又严厉，他批评任何人时都不讲情面，这在“海里”工作的人们都是知道的。
再说，周恩来视时间如生命，对他来说，的确是“寸金难买寸光阴”。他没有时间，绝对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诸如健康检查或去医院看病这类事情上。
此外，人们只要一提起周恩来的工作，都会说他没有白天黑夜。他常加班加点地工作，连续“熬夜”好几天。可以说，这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恐怕很难有能够超过他的人。
邓颖超大姐曾讲过一个小小的“故事”：以前中央考虑请刘伯承给恩来当参谋长，刘帅知道后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外请人吧。周恩来听说后并未介意，仅是一笑置之。
所以，保健医生要跟上周恩来的工作与生活节奏，你必须掌握好“火候”，即尽可能在他工作的“空隙”（实际上很难说有什么“空隙”），或者说是不太“忙”，情绪比较轻松，起码少影响他的工作情况下，设法得到周恩来对保健工作的“配合”与“默契”。这可算是保健医生工作的“技巧”，相当重要。在这方面，邓颖超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好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本人而言，我只能说是在照料周恩来的医疗保健工作上尽了一点心出了一点力。
中南海里要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挑选符合要求的服务人员，有关部门考虑政治标准第一是应该的。这不仅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或者西方国家也都这样做。因此干部部门对被遴选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自己所以被选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除了本人根正苗红出生红小鬼、曾在多位中央领导人身边服务过以及有人推荐等因素以外，我学习过三年中医大概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个很好的中医，邓颖超十分敬重她的母亲，她也很相信中医、常请著名老中医给周恩来看病，她本人看中医、吃中药常年不辍。
邓颖超约见我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由北京医院赶到西花厅时，周恩来还没有起床，总理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将我引进客厅休息等候，茶几上已泡好一杯清茶。
客厅西墙边竖放着一面很大的穿衣镜。我站在那儿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扶正了眼镜，仔细看看自己衣着等有何不妥。
这时，我心里正在想邓颖超大姐约我来之前，肯定已看过我的档案材料，她还会从各方面了解我的情况。她现在叫我来，谅必是要亲自见见我这个人，通过与我交谈对我有更多的了解。这毕竟是要为周恩来物色一个成天跟随在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她也想“选”得准一点。只等了片刻工夫，邓颖超从她的办公室向客厅缓缓走来。我立刻起身迎上去同她握手，并轻轻搀扶着她坐到小沙发上。
邓颖超正在病中，她的身体显得瘦削而虚弱，面部气色稍有点苍白。她笑盈盈地跟我打招呼：“你是张佐良大夫吧？我早就想见见你，因为身体不好，一下子拖到今天，这两天天气太热，你是骑自行车来的吧？”
“是的。”我答道。
她见我有点拘谨的样子就说，“你在这里不必拘束。”她指着茶杯又说，“先喝点茶，咱们慢慢聊。”
大姐说话声音轻微，慢条斯理，吐字清晰。她的话音带着一口好听的京腔。她一面跟我说话一面从茶几上拿起一把蒲扇递给我。邓大姐的和蔼可亲消除了我来西花厅之前的紧张心理。
她在简短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成员及个人经历后关切地说：“你从小没有爹妈是个孤儿，吃了不少苦，15岁参加革命队伍又是个红小鬼。你现在大学毕业，当上了大夫，这很好，但也不容易啊。我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常年看病吃药、是个药罐子，所以跟大夫打交道多，大夫是个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
稍停后，邓颖超向我介绍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她正患着胆道疾病、轻度甲状腺机能亢进、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和过敏性结肠炎等多种疾病，睡眠差，食欲欠佳、消化不良，身体瘦弱。说话间，我见她不时用手帕擦汗，并有一点气急。
“今天说话时间太长了，请大姐先休息吧，别累着了。”我建议道。
“有点累，但还好。你随我到房间去，我躺着再跟你聊一会儿。”我待她说完便扶她进卧室躺下。
邓颖超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不大，陈设简单、朴素实用。房间中央头南脚北地放着一张双人床，床头两侧各置一个床头柜，右侧放一部手摇电话，左侧放闹钟及手电筒等物；靠南墙玻璃窗处安放桌面铺绿呢的大办公桌；一对扶手小沙发置于东墙边，沙发中间设一只茶几，两个玻璃书橱靠墙而立；朝脚跟的墙上面挂着她母亲一张放大的半身肖像。相片上老人露出慈祥的微笑，只要邓颖超一躺下便面对母亲慈爱亲切的笑容，可见她对母亲孝心至深。此外，房间里再没有任何装饰品。我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右侧床旁。
“你到我们这里来，不必紧张，也不要拘束，可以随便一些。以后我们会常见面，我向来尊重大夫，我把你们大夫当同志和朋友。我的身体不大好，经常跟大夫打交道，得到大夫不少的帮助。我同他们合作得很好。”她又接着说了起来。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组织上派你到我这儿来工作，你的任务很重啊。”她停了一下又说道。
少息，她向我介绍了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和服务员等情况。
“我们这儿人不多，就我跟总理两个人，无儿无女，没有家属给你添麻烦。大家对总理就称呼‘总理’，这是他的职务；对我，他们都叫我‘大姐’；这样称呼很随便，很自然，千万不要叫我们‘首长’。总理的工作很忙，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自己觉得身体好，不在乎，又不听别人劝。他是个急性子，你跟他说话要简明扼要，不要绕圈子，以后，你常跟他在一起，就会知道这些的。”她说完，便拿起一把小蒲扇在手里摆弄着。
“还有，他问你什么事情，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不懂的就说不懂，只要老老实实，他是不会怪你的。今后，你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不明白，或难办的事情，可以来问我，我会帮助你的。那些警卫同志也会帮助你的，大家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她讲完这几句话，即侧过身去拿起手表看了看说，“哎呀！快11点了。好吧，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以后我会跟你联系，我会尽快找一个机会让你跟总理见见面。”邓颖超伸手按电铃叫服务员进房间来帮助她起床。
“谢谢大姐对我的关心，向我介绍了这么多情况，我会牢牢记在心里。我有信心做好工作，请大姐放心，您多保重身体。您什么时候需要我，我一定随叫随到。”看来谈话到此结束，我站起身来说。
“等一下，还有件小事情。”她边说边向办公桌走去，从桌上拿起一本《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慢性疾病》为书名的红色封面简装书。说：“这本书，你拿去看看，我对待疾病的态度都写在这里面了。”
我打开扉页，只见用钢笔写的娟秀字迹跃然纸上：“佐良同志惠存！邓颖超1965年8月20日”，我小心地将书放进书包，激动他说：“谢谢您，大姐。”
“回去向你家里人问好。”邓大姐伸过手来同我告辞时说。
“谢谢，谢谢。”我用双手轻轻地握着大姐瘦骨嶙峋的手连声道谢告辞回家。
此后，我有幸在西花厅整整工作了二十年。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亲切教诲及言传身教的熏陶之下，使我在怎样做一个光明磊落、正直的共产党人，正确对待工作和生活态度问题上获益匪浅，终身受益。
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是举世公认的，这在我担任周恩来保健医生之前尚没有后来那样深刻的认识。
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周恩来的“第二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
解放初期就在西花厅工作的老同志把周恩来的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正如邓颖超所说的：“他呀，一天到晚只知道忙着干工作，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周恩来一天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就开始了。他睡得晚，起床也晚，这里所谓的“早晨”大多是近中午时刻，甚至到下午一两点钟，偶尔会更晚些才起床。
西花厅的服务人员一清早便将卫生间打扫干净，一切生活用品都备齐；白天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进行通风换气，夜间则关上窗户拉上窗帘使室内既保持空气清新亦使室温相对恒定。
有人向我介绍，周恩来很注意自身的修饰和仪表。他穿的中山装及衬衫都熨烫得平平整整线条笔挺；皮鞋擦得锃亮锃亮的。他花白的头发向来梳理得很整齐，隔一天刮一次胡子，若有外事活动则每天刮一次。他本人如此，自然也要求身边工作人员服装穿戴必须整洁，不可邋遢。这些看来是生活上的小事情，实质上同周恩来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同他以后的自身修养洁身自好有关。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其外表形象亦不能说是他个人的“小事情”，因为他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与人民的素质。
有一次，周恩来在卫生间洗漱，看到一位工作人员的皮鞋比较脏，他就说：“你的皮鞋这么脏也不擦擦，你没有皮鞋油啊？快去，用我的皮鞋油擦一擦！”这件事很快在工作人员中间传开了，后来，大家都注意服装整洁、皮鞋干净、及时理发和刮胡子。
周总理每天起居作息等生活习惯与工作安排是，“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便看手表。他偶尔按电铃叫人进去询问有何急事需要处理，要是时间许可，他也觉得困乏而没有睡够便接着睡。不然，他便按枕头边的电铃呼叫值班警卫人员，他们听到铃声，便进周恩来卧室随他一起到洗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