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节：学分制一炮打响
法律系的重建工作是顺利的，速度是超前的，1980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并同时招收研究生。正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我校恢复法律系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各地，在法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同时，多年流失和埋没在各地各界的法学人才，纷纷主动来函应聘，希望聚集在韩德培这面大旗下，其中不少是我校法律系早年毕业的校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重铸昔日的辉煌！"
果然不出所料，到1984年，法律系恢复5周年之际，法律系升格为法学院，拥有两系：法律系，国际法学系；此外还有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这时，法学院的教师已从最初的5人增加到70人，成为全国重点法学院，承担了多项重点科研任务，为国家起草了几个法律文件，代表国家参加了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法大会--的确，在韩德培这个晶核周围，长出了一块透明的大水晶来了！
学分制一炮打响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从一开始武汉大学的教育改革就是走一条完全不同于其他学校的路子。
我国高等学校现行的学制分为专科和本科，
专科学习年限为2至3年，本科学习年限一般为4年，少数特殊类型的学校，学习年
限也有5年或6年的。据我调查发现，现行学制最大的弊端是，全班学生同灶吃饭，有的吃不饱，而另一些人可能吃不了，从而挫伤了这些学生的积极性。在不改变现行学制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克服这个矛盾呢？有，它就是西方国家大学早已实行的学分制。
武汉大学学分制的试验工作，实际上是从1980年开始的。为了防止冒进，我们还是本着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法，使改革稳扎稳打地进行。我们选定历史系和物理系作为试点，分别摸索文科和理科实行学分制的方法、问题和经验，我本人具体抓物理系的试点工作。
学分制（TheCreditSystem）是伴随着选科制产生的，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些大学实行选科制，1914年哈佛大学正式实行了学分制。
学分制的优越性是什么？在1981年10月召开的学分制的座谈会上，我说："学分制的优点是，让'腿子长的跑得快，让肚皮大的吃得饱'"。经济系学生傅红春
（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院长）听后说："校长，你的说法虽说没有错，而且也很形象，但我觉得你没有点出学分制的本质。"
"那你认为学分制的本质是什么？"
"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学分制的本质就在于合理地组成了大学生的知识结构。"
1981年秋，学校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对各系的教学进行了大检查，特别是对历史系和物理系试行学分制的情况进行总结。通过对比发现，在这两个系进行的学分制试点基本上取得了成功。与没有实行学分制的系相比，十分明显的变化是：学生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学习兴趣广泛了，知识面也拓宽了，教师开设新的选修课的积极性也增加了，并且由于学生的自由选课而导致了教师们的积极竞争。
第19节：下决心改革教学体制
基于学分制显示出了诸多的优越性，于是学校决定：自1982年秋季起，在全校全面推行学分制。这是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经过试点而全面实行学分制的学校，所以备受世人注目。
实行学分制是"虚放一枪"抑或是"真刀真枪"地干？所谓"虚放一枪"，是指仅仅把它作为一种选课制度，起到扩大学生知识面的作用。而"真刀真枪"地搞学分制，除了体现自由选课以外，更重要的是兑现为提前修满学分的学生分配工作，这是与西方国家不包学生分配不同的。但是，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仅学校没有分配工作的权力，而且提前修满学分的学生所属的专业不同，毕业的人数不同，毕业的时间也不相同，势必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我认为，既然我们决心要搞学分制，那就应当"真刀真枪"地搞，困难和麻烦不应当成为不兑现分配学生工作的理由。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观念，改变工作方法，要从整齐划一的统一毕业一次分配转变到在动态中毕业和多次分配的机制上来。根据这个原则，到1983年暑假前，在首批实行学分制的学生中，已有28名学生提前毕业，提前的时间有半年或1年不等，提前最多的是计算机系学生张汉涛，他以两年半的时间修满了学分。毕业后，他赴法国留学，由于他研究工作成果突出，又被他的导师推荐到美国学习，成为计算机方面的杰出人才。其他提前毕业的学生，经过双向选择，也都分配到重要部门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获得用人单位的好评，使武汉大学的学分制一炮打响。
闯红灯创立转学制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粉碎"四人帮"以后，尽管许多的教育学家、科学家不断呼吁实施通才教育，但由于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专才"教育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教育部最终未能下决心改革这种教学体制。
武汉大学由于实行了教学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学分制、主辅修、双学位制的实施，在学生中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涌现了大批横向成才的先进典型。例如，学历史的，有多人成了报业领导人；学哲学的，许多人成了企业家；学外语的，有多人成了国际法专家和司法部门高级领导人；学数学的，有一些人成了经济学家和亚洲银行的高级雇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教学制度的实施，这些优秀的人才，要么被埋没，要么学非所用，造成人才上的极大浪费。
尊重学生的志趣，这是一条被公认的教育原则，但是在传统的教育制度下，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例如，在统一高考升学时，学生填报专业志愿时，要么奉父母之命，要么由班主任包办代替，即便是自愿填写的，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一旦进入大学以后，就犹如嫁出的姑娘、泼出的水，是永远再不能改变的了，这还被美其名曰"坚持国家招生计划的严肃性"。
第20节：不要把我再当作兔子
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能否根据自己的兴趣而转换系科和专业呢？在计划经济相应的教育体制下，这是一个禁区，那时是没有人敢于闯这个红灯的。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了那么大的勇气，居然在没有领导部门的批准下，从1981年起，在校内实行转学制度。
我是如何萌发创立转学制度的想法呢？这要得益于我和大学生之间的沟通，一般来说，我们之间没有代沟，他们不仅把我看作一校之长，而且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从来不称呼我的衔职，而昵称"刘道"，甚至是"我们的刘道"。除了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外，还常常收到他们写给我的信件，其中有批评、有建议，也有他们的烦恼与要求。对我震动最大的是当时生物系的1979级的学生田贞见的一封信，他写道：
"亲爱的校长：当我写这封信时，我简直苦恼到了极点！我自幼喜爱文学，做梦都想当一名作家。然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却把我录取到了生物系，尽管生命科学是当前的热门，可是我对它却没有一点兴趣。每当我学习解剖课时，我想我也是一只兔子，现在不也是被放在砧板上，被人用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宰割吗？校长，请你救救我，不要把我再当作兔子……"
看了这封信，我的心情难受极了，难道我们的教育就这样的残忍吗？为什么要强迫学生学习他们不喜欢的专业，又为什么不允许人们选学他们喜爱的专业呢？我切身体会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这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禁区一定要打破。于是，我批准田贞见转入中文系学习，他如鱼得水，学得生动活泼，他不再是一只被解剖的兔子，而成了驰骋千里的"千里马"。
转学制度一推出，立即得到广大学生们的拥护，他们把它称作是学习的解放运动。我校实行的转学制度，是广义上的转学制度，在尊重和保护学生兴趣的前提下，允许学生不仅在系内各专业之间转换，而且还允许学生在系与系之间、文理科之间，甚至是校际之间转学。例如，中文系78级学生徐传毅对数学有着特别的爱好，他转入数学系以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录取为研究生，别人需要5年才能获得博士学位，而他5年却拿到了应用数学和物理学两个博士学位。更为荣幸的是，他毕业后立即被斯坦福大学数学系聘为副教授，这不能不认为是他的实力的体现。
怪才王小村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另一个转学的学生王小村，可以说是一个怪才，关于他，还有一段既使我为难又使我感到骄傲的故事。
他原是历史系77级学生，不安心本专业学习，却执著地对神农架的野人感兴趣，他要求转到生物系学习。他说，如果不允许他转学，也许他会成"野人"。经过生物系教授对他的考察，他的确掌握了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于是同意他转入了生物系。但是，他不太重视课堂学习，主要精力放在野外考察和业余科学研究上，可是，到了毕业时，他有两门必修课不及格，按学籍管理规定，只能发给他大学结业文凭，而不能颁发毕业文凭，更不能授予学士学位。对此，他并不服气，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包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找我，他问道：
"校长，是分数重要还是论文重要？"
"两者都重要，不过一般来说，分数是考试知识的记录，而论文是研究能力的体现。"
"校长，你一贯提倡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学生自认为符合校长提出的要求。因此,希望校长特批，准予给我颁发合格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证书。"
多么聪明的学生！他以我之矛攻我之盾，以达到看似不合法但又是合理的目的。当然，我很欣赏他的才华，于是，作为特例，我批准给他颁发了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这是我任校长8年中惟一的一次破例。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肿瘤医院癌肿研究所工作，应当说这是很符合他的特长的。
两年以后，王小村带着他新发表的论文，再一次找到我，提出了使我更加为难的问题，他说：
"校长，癌肿研究所对我不太合适，我希望调回母校工作，以利于我今后的发展。"
"你要调回学校工作，必须要征得生物系领导的意见，由于你当年毕业时有两门主课不及格，他们对破例给你颁发毕业文凭一直持反对态度，因此，你要回生物系工作可能很困难。不过，我可以试一试，不知能否说服他们。"
武汉大学科研工作一直薄弱，王小村科学研究能力强，有创新精神，从内心说，我是同意调他回来的。但是，在征求生物系领导意见时，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一致拒绝接收，并说：
"毕业时有两门主课不及格，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把他调回来当教师，也肯定是一个不合格的教师，那只能是误人子弟。"
顶牛很厉害，经过多次商量，我没有说服生物系的领导，受爱才之心的驱使，最
后我还是决心把王小村调回来，并约请生物系的领导作了一次交谈，我说：
"我们在对待王小村的评价上，的确存在不同的看法，尽管你们不同意，但我还是要把他调回来，你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至于王小村是不是一个人才，我们暂不作结论，让我们观察他5年，如果他的确是一个人才，那是母校的幸事；假若他成不了才，那只当在我们2200个教师队伍之中又增添了一个不合格的教师，你们可以惟我是问，我也愿意就此向你们检讨。"
第22节：只评"困"而不评"优"
由于我的固执，王小村于1984年调回到武汉大学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工作。颇为争气的是，次年他参加了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第14届肿瘤学术大会，宣读了他的学术论文，获得较好的评价。会后，他被聘请为英国皇家化学会的会员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海外评审委员。1987年，一个险些连学士学位也拿不到的他，居然被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邀请去做博士研究生，于1993年获博士学位，后被英国牛津大学脑科学研究所聘为客座教授，现为美国法摩康公司总裁。
我校转学制度在报纸上披露以后，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那时人才有如"孔雀东南飞"一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些学生纷纷投书，想通过转校方式，飞向空气清新的珞珈山来。
武大改革的黄金时代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在教学制度改革上，我们还冲破了另一个禁区，就是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而以导师制代替它。这项改革，的确有些冒险，弄不好就会被扣上忽视政治的帽子，甚至会被斥之为办学方向错误。但是，我认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应当图形式，而应当重实教。政治辅导员制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实行的，规定每100个大学生配一名专职政治辅导员，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很明显，这个制度已经过时了，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谁都不愿触及，宁肯它流于形式。
我从调查中发现，政治辅导员既不为学生欢迎，他们自己也不安心工作，是一支极不稳定的队伍。政治辅导员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业务好的不愿干，学习平庸的，在学生中没有威信，他们时常为自己的前程担忧。有些学校的政治辅导员不安心工作，迫不得已靠发政治辅导员津贴来稳定。他们本身是这样的思想境界，那么他们对学生还有什么说服力呢？基于这种认识，政治辅导员制度必须改革，即使有风险，我也决不放弃，一定要创立一种有效的新制度。
就这样，于1984年，我宣布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这在全国是惟一的，同时，开始试行导师制。
导师制是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于15世纪初实行的一种个别指导制度。实践已证明它是一种很好的制度。我认为，可以借鉴这个制度，以它代替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一支稳定的、权威的、有效的管理学生制度。
解放以后，我国大学实行免费教育，同时设立人民助学金，以解决部分家境贫寒学生的生活困难。这种制度虽然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国家负担过重，它与我国高等教育要从精英化（指少数人受教育）向大众化进而向普及过渡存在尖锐的矛盾。同时，人民助学金制度，只有"助"没有"促"，只评"困"而不评"优"，不能从根本上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特别是不能激励那些虽说经济并不困难而成绩优秀的学生的创造性。
第23节：插班生一石激起千层浪
为了克服这一制度上的弊端，我校于1987年向国家教委提出申请，要求在全国率先实行贷学金与奖学金相结合的制度。国家教育部批准了我校的申请，并委托我校代拟贷学金（试行）条例，国家教委审定了代拟的条例，并转发各大学参考和征询意见。
在我校制定的《贷学金条例》（试行）中，把贷奖分开，经济困难的学生申请贷学金，学习优秀的学生申请奖学金。同时，在贷学金中也体现了贷与奖相结合的原则，以便促使贷学金者作出贡献。条例中规定：毕业后5年内，凡获得国家科学发明者，获得省以上劳动模范者，直接参加国防现代化建设者，自愿到贫困边远山区建设者，自愿到县以下生产第一线工作而且成绩突出者，只要符合以上条件之一，可免予偿还贷学金，准确地说，是由学校代其向银行偿还贷学金。这项措施是值得的，学校并不在乎偿还这一笔贷学金，倒希望越多越好，无论对国家或对学校都有好处。实际上，这是拿钱买名牌，是创建名校工程的需要。
各方面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反映是好的，可惜正启动这项制度时，我却被免职了。也因此，武汉大学的改革走了回头路，这也是我极不忍看到的。
教学制度改革最后一项是插班生制，这是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关于插班生制的实施，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下一节将作专门记述。
总之，20世纪80年代是武汉大学改革的黄金时代，而学分制、双学位制、转学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和插班生制等6项教学制度的创新，则是其最主要的部分。它们是全校师生奋力拼搏的结果，因此那时武汉大学获得了"高教战线上的深圳"的美誉。这些改革措施，曾影响了一代人，造就了一代人，也影响着全国高等学校的改革，至今仍然令人难以忘怀！
插班生一石激起千层浪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我收到过不少社会青年的来信，他们有的是因为一次高考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有的是自学成才的青年；有的是业余科技发明者。二是我还常常收到一些普通大学或专科大学的学生来信，他们反映，在普通大学与重点大学的学生之间，缺乏平等竞争的机制。
三是对统一高考升学制度的思考，虽然我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策划者，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它的某些弊端也逐步地暴露出来了。如一次考试定终生有失公允，完全以分数高低取人，会埋没创造性的人才。我反复思考终于从这些思考元素中合成出了一个新的产品--插班生制。
第24节：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一个好想法的产生固然不容易，但是要把它变成现实更是难上加难。插班生制比起其他几项教学制度的改革，显然要复杂得多，影响面也很大，既涉及到招生、分配计划，又需要教育部调拨教育经费。
为此，1984年3月，我们正式向教育部递呈了关于请求试行插班生改革的试点报告。然而，两个月过去，我们的报告石沉大海。于是，5月中旬，我专程去教育部，找到高教一司司长，向他询问对我们报告审理的情况，并向他口头上作补充汇报。听后，他说："你们的报告早已收到，我们之所以没有批复，是因为这是一个新问题，过去从没有这种做法，所以，我们必须持慎重态度。这个问题涉及到计划、财务和招生等部门，我们将与有关司局会商，你现在先回去，等有了结果再答复你们。"
这一次空手而归，但我也不虚此行，毕竟与高教一司司长作了沟通。不久，我收到了高教司的电话，告知高教一司签署意见，表示同意进行插班生试点，报告已转到计划司会签，并提示要注意与计划司疏通关系。
又是3个月过去了，但仍然没有得到计划司的答复。我改革心切，于是利用暑假时间，于8月下旬，又一次踏进了教育部。计划司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不无担心地对我说："道玉同志，你大胆改革的精神，我们都是支持的。不过，试行插班生制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弄不好将打乱国家招生与分配计划，这可不是小事。因此，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搞这项试验，至少应当观察一下形势再说。不过，这事得经过忠德副部长批示，他现在出差在外，等他回来后即送他批示，有了结果通知你们。"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计划司通知说，教育部已同意你们试行插班生制，但最后还需要国家计委批准，请你们派人持教育部的批文到国家计委教育司办理，事已至此，决不能行百里半九十，于是10月初我第3次进京了。接待我的是教育司司长李昌龙，李昌龙司长操着地道四川口音说道："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你的改革。你们的报告，我们立即批发，不能让你再跑冤枉路了。你们的插班生制从1985年试行。拨给你们90个指标，学生纳入国家分配，所需经费由教育部拨给。"
真是好事多磨，经过8个月的努力，一个新的插班生制终于诞生了。
1985年，首届插班生进入了武汉大学，给这所古老的学校，又增添了青春的活力。当年，各系共招收插班生92人，中文系还招收了22名作家，单独举办了学历教育的作家班，目标是培养学者化的大作家。
插班生制度实施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都作了报道，全国几十家报刊也转载了这一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虽然招收插班生的数量不多，但是却点燃了广大社会青年求知的心灵之火，使他们看到在统一高考升学的制度以外，又开辟了一条成才的通道，又有了一次升学的机会。
第25节：著书立说者寥寥无几
所以我说，插班生制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它对促进广大社会青年学习所起的作用，要比单纯培养插班生的意义还要大。
科研实现零的突破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在建设名牌大学的战略中，必须坚持教学和科研两条腿并行。然而，在武汉大学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科研却是一条小腿甚至是病腿，因此，在1966年那次全国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中才遭致惨败，使"武大人"蒙受了奇耻大辱。
在1980年颁布的三大科学奖励中，我校更是被剃了光头，又一次遭到失败。
1981年，在全校的教师中出现了人人想科研、人人搞科研的大好局面，有的夫妇把午饭带到实验室去吃，有的是星期日也在加班，绝大多数的实验室夜晚都是灯火辉煌，有的甚至是通宵达旦。
功夫不负有心人，辛劳的汗水，终于浇灌出了幼小的禾苗。在1981年全国科学发明奖的评选中，我校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一项。
在以后的时间里，科学研究虽说步子不大，但总是在往前走，成绩不大，但是年年有。截止到1983年底，我校获国家发明奖仅就数量而言，为教育部直属综合大学第二名。
与此同时，学校文科的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过去，文科教师著书立说者寥寥无几，然而到1983底，已出版著作279部，仅1983年一年就出版了49部，这超过了建校70年的总和。其中，历史系唐长孺教授的专著《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被国内学者称为"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韩德培教授受国家委托，主持起草的《环境法》和《国际法》，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中文系和计算机系协作完成了"语言自动处理系统"，也被专家鉴定为"突破性的成果"。
我们与自己过去比，虽然有了进步，但就拿获得的奖牌来说，在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发明奖中，我们最高只得过三等奖，一、二等奖还是空白。在国家三大奖的另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中，我们也还是空白，说明我们还没作出具有特大经济效益的成果。这仅仅是就国内而言，如果与国际名牌大学相比，我们的差距更大，赶超的路程更为遥远。
我校实行"迎头赶上"的第一个项目，是计算机软件工程的研究，中国是世界上五个数学大国之一，具有发展软件产业的优越条件，应当成为软件产业的大国。1981年，我校留日青年教师何克清学成回国，他在向我汇报时，第一个提出要开展软件工程研究，并希望申请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当时，在国内不仅还没有研究软件工程的单位，甚至也无人能讲清楚什么是软件工程。由于这个项目既体现了新的技术革命的大方向，又符合我提出的以"高、新、独、巧"为特点的"迎头赶上"战略，因此理所当然地得到我的无保留的支持。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提出后，立即得到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的支持，并很快地纳入了申请、调研和论证的程序。因此，申请国家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是我校在科研上面临的一次巨大的竞争，也是又一次争取实现零的突破！
第26节：不到黄河心不死
1983年11月中旬，我率武汉大学代表团赴法国进行第三次访问，与法国签订第三个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我们于12月5日回到北京，住在教育部招待所，何克清打听到我回北京的时间，他临时买了一张火车票，没有座位，就自带一个小板凳坐在车厢的连接处，一直到北京。他到北京的目的，是利用我在北京的机会，和他一起去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汇报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的事宜。由于对申请国家重点实验室心切，尽管我刚回到北京，而且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当天晚上我与何克清冒雪乘公汽，来到国家计委严谷良处长位于三里河的家，向他汇报关于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的事宜。当严处长得知我是当日从法国回到北京，不顾旅途疲劳，不顾严寒冒雪来与他商讨工作，他颇为感动。
1984年底，通过专家论证，国家计委正式批准在武汉大学建立国家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首批拨款500万元人民币。这是全国同类学科中惟一的重点实验室，是我校历史上科研项目获得拨款最多的一个项目。
武大出版社、学术假、学术沙龙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在我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时，就极力主张恢复和扩大高等学校的出版社，并决定于1979年批准建立首批十个大学出版社。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武汉大学管文科的那个副校长，请她以学校的名义给教育部打一报告，提出建立出版社的申请，这样武汉大学就会成为全国首批十个大学出版社之一。然而，令我十分失望，武汉大学主管这项工作的人没有向教育部呈递报告，以至于首批只批复成立了北京大学等9家出版社，白白浪费了一个名额。
1979年5月，我要求调回武汉大学工作，深为失去了那次申请成立出版社的机会而懊悔。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我立即亲自抓出版社的申报工作。可惜的是，到了1980年初，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家已暂停批准成立大学出版社。但是，在对待事业的追求上，我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达目的不甘休"的人。于是，自1980年到1981年，我带着校出版社筹备组的陆永良同志，先后三上北京，向教育部部长、国家出版局局长直至中宣部张平化部长汇报。真情同样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从第二批36个申请单位中，破例批准了武汉大学出版社一家。我对出版社的重视，是源于我受到美国哈佛大学的一句治校名言的影响："不出版即死亡"（publishorperish），这是哈佛人的口头禅，是它催生出了哈佛的一流的研究成果，提升了哈佛的知名度。我信奉这句格言，决心以它为动力办好出版社，激励我校教师出更多的成果。
出版社成立以后，我决定从文理科各系一次调出7名副教授充实编辑队伍，并新建了5000多平方米的出版社大楼。同时，武汉市人民政府决定，将拥有480多万固定资产和近300名技术工人的市属企业江汉印刷厂，无偿地转为武汉大学所有，以感谢我领导的市咨询委员会为武汉经济建设所作的贡献。所有这些条件，那时为各个大学出版社羡慕不已。同时，也因此使我校出版社一跃而成为当时教育部的重点出版社，为学校争得了不少的荣誉。
第27节：天下舍我其谁
实行学术假制，为教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创造条件。我校规定：凡连续5年从事基础课教学且教学效果优良者，均可享受一年的学术假。在学术假期间，教师可以到国内外学术单位进修或合作研究，也可专心著述；如果做课题研究，可向学校申请科研费。在学术假期间，教师除了保留工资和福利以外，还可以享受一定的购书费用补贴，以利开展工作。
实行学术假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教学与科学研究之间的矛盾，而且还活跃了学术交流，使教师的业务提高得到了保证。实践表明，学术假制受到了广大教师的欢迎，它是把重点大学办成"两个中心"的有力措施之一。
成立全校青年教师科学与技术协会（简称青年科协），举办学术沙龙。这是活跃学术思想，开展学术讨论与争鸣，培养年轻学术带头人的一项战略措施。
每月第四周周六下午，作为青年科协例行活动时间，举办"科学论坛"。科学论坛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当代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二是国内外学术界最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三是科学研究中最难解决的疑难问题。论坛形式可以是专题报告，也可是围绕某一问题自由讨论，报告人可以特邀，也可以毛遂自荐。学校专门拨出活动经费，编印"学术动态"简报，出版"珞珈青年丛书"。为了形成自由、舒适的环境，每次活动时，还供应时令茶点：冬季是咖啡、糕点，夏天是冷饮、水果。有时候，在科学论坛之后，还放映一些科幻片或举办娱乐活动。
总之，这一活动很适合青年教师的口味，有利于他们身心发展。广大的青年教师十分热爱它，称之为自己的"成长之家"。当年的一大批青年科协的活跃分子，今天大多成了各系科富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博士生导师，是武汉大学在科学研究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坚力量。
珞珈山上的快乐学院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20世纪80年代初，武汉大学被称为"解放区"（意指思想极为解放），不仅没有其他学校"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的规定，而且取消了专司管理学生的专职政治辅导员制度。
恢复高考以后的几届学生，他们思想解放，价值观念超前，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超级自信。于是，他们一进校就没有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里，而是把目光瞄准到各个学科最前沿的知识。因此，各个系的同学都去与其他系的同学交朋友，从聊天吹牛开始，交流各自的新鲜见闻，终于一个新的多学科讨论会，在1981年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诞生了，并给它取了一个昵称：快乐学院。
第28节：高谈阔论唇枪舌剑
每个星期三的晚上，是多学科讨论会的例会，届时各个系的一些"不安分"的学生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学生会议室，展开了真正的高谈阔论，唇枪舌剑，气氛热烈非凡。
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快乐学院讨论的论题还有："超级计算机"、"生物变异新观"、"外来文化论"、"黑洞是什么？"、"浪漫主义"、"耗散结构理论"、"有万有斥力吗？"、"罢免权浅议"、"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等。仅从这一批题目可以看出，他们敢于向权威挑战，勇于探索未知，这正是快乐学院成员所具有的最可贵的素质。
在多学科讨论会的带动下，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期，是武汉大学学生学术社团蓬勃发展的时期。据不完全的统计，全校有各类社团400多个，如"浪淘石"、"樱花诗社"、"珞珈山"、"这一代"、"思想家"、"管理者"、"信息社"
、"读书俱乐部"等等。那时，真是思想大解放，的确有一点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味道。在那数不清的社团中，有谁相信居然还有一个"纳粹主义研究会"。
学术社团兴起的同时，武汉大学学生中的学术刊物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例如，历史系的《古今》，生物系的《生物天地》，化学系的《趣味化学》，管理学院的《管理者》，中文系的《珞珈山》和《这一代》等，在当时都是办得比较好的学生刊物。自由的思想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成果。据统计，我校77级至80级四届本科生，在全国50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作品1570篇，出版书籍14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也是武汉大学校园文学创作勃兴的时期，不仅活跃了同学们的校园文化生活，陶冶了他们的情操，而且也培养了一批在当代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优秀的青年作家与诗人，如方方、池莉、高伐林、王家新等。
中文系80级学生喻杉在学习之余，创作了长篇小说《女大学生宿舍》，出版后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被评为1982年全国优秀作品二等奖。接着，又被上海电影片厂改编和拍摄成为电影，于1984年3月开始上映，反映良好，并获得优秀电影二等奖。本来，反映教育题材的电影就很少，而反映大学生生活的则更是罕见。因此，电影《女大学生宿舍》放映后，在全国高等学校里，引起强烈的反响。特别是电影以武汉大学为主要场景，那湖光山色的美景，琉璃瓦宫殿式的校舍，天真活泼的学习生活，以及由于价值观念不同而产生的矛盾故事，曾经吸引着无数的大学生们。那时的武汉大学，就像是一炷明亮的火炬，为广大青少年们所注目，成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学习殿堂。
在《女大学生宿舍》中，有一个名叫路石的校长，他思想开明，锐意改革，作风民主，倾听群众意见，深受大学生们的爱戴。据作者喻杉告诉我，路石校长是以我为原型创作的，甚至"路石"二字就是从我的名字演绎出来的。
第29节：学生为什么要逃课？
"玩在武大"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生动活泼的学术社团活动，不仅丰富了第二课堂的学习内容，而且还推动了第一课堂的教学改革。
我校数学系教授路见可，教学得法，能深入浅出地把深奥而又抽象的数学理论，讲得生动易懂，深受学生欢迎。学生对我说，听他的讲课是一种享受，如果谁因事请假，那一定会委托同学把他的讲授录音下来，以备品尝其中的快乐。这就证明了一条教育原则：对于教师来说，能深入浅出的是好老师；对于学生来说，能浅入深出的是可怕的学生。
一个掌握了乐教的教师，他不会用点名来把学生束缚在课堂上，而是用精湛的教学艺术来吸引学生。我十分欣赏和支持经济系一位中年教师的做法。他向学生宣布："凡是选修我的课程者，可以实行'三许三不许'：允许不来上课，但不允许迟到；如果对本人的讲授不感兴趣，允许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或做别的事，但不允许讲话；如果你实在困乏了，允许在课堂上睡觉，但不允许打鼾。"这个规定既幽默又耐人寻思，的确不愧为开明之举，因而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无疑，敢于做出如此规定的教师，本身就是敢于向自己挑战，也是他的能力与自信的表现。这个做法实施以后，获得了与规定内容相反的效果，他上课时，不仅没有缺
席的，也没有在课堂上打野的、睡觉的。相反的，他的课年年红火，堂堂爆满。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人格的魅力，是教学法的魅力。我始终认为，学生厌学、逃课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教师教学不得法却是最主要的原因。
1985年，全国各大学在端正学风、严肃学纪的统一部署下，各地都把清理不合格的学生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从媒体上不断获悉，不少学校一批又一批地把学习不好的学生退学了。面对这种情况，我陷入了深思：我们大学的领导人，在处分学生、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作为教者的义务是什么？我们是否想到，那些被赶出校门的学生真是愚不可教吗？退学又会对他们未来的命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那一次整肃学风中，我校教务处也进行例行的清理，共查出了全校有两门或两门以上不及格经补考仍不及格的学生25人。按照学籍管理规定，应该劝其退学，别的学校也都是这样做的。然而，除了违法者和屡教不改者以外，在一般的情况下，我是反对处罚学生的。为此，我召开了校长办公室会议，专门研究了如何处理25个学生的问题。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为处理25个学生，我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凡学了三年者，可发给大专毕业文凭，并尽可能推荐介绍适合的工作；二是学习年限三年以下者，如果是因为专业学习兴趣不对口味而影响学习成绩者，应允许转入其感兴趣的专业学习，但要跟下一届学习；三是如果是因为学习基础太差，允许留级，采取特殊的帮教措施，力争使他们赶上去。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所以那25个学生基本上做到了各得其所，没有一个学生背上思想包袱。
第30节：改革是搞花架子
对于自由、宽松的学习制度，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的。校内的一些对改革不满的少数人，在校外某领导人的指使下，写诬告信，制造流言蜚语，说什么"刘道玉的改革是搞花架子，迁就学生，降低了教学质量，办学方向有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80年代是武汉大学历史上出人才、出成果的最好时期。重点大学、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和出国研究生的考试，其录取率连年位居全国的前列。毕业的分配，是最能说明一个学校培养学生质量和社会对学校信誉的认可。那时，我校的毕业生深受国家各部委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用人单位的欢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深圳市和海南省，对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情有独钟。《中国青年报》一位女记者采访学校后评论说："我跑过全国许多名牌大学，很少见到像武大学生那样富有创造性气质的。"
团中央书记的候选人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粉碎"四人帮"以后，共青团中央一直在筹备召开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据说，由于团中央书记人选未定，所以一延再延而未能如期召开。
1981年7月30日至8月5日，在长春市召开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设备工作会议，研究重点实验室建设问题。同时，会议期间还准备成立教育设备专业委员会，拟推选我为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
8月1日上午，我接到武汉大学党委办公室的电话，告知我中央组织部打电话找我，希望我于8月3日赶到中组部去，有事商量。到底是什么事呢？我心想，中组部是管司局以上级别干部的任免的，我猜八成与我的工作调动有关。去不去呢？我想，无论从组织原则或礼貌的角度，还是应当去。不去就不了解上面的意图，也不能反映自己的意见，万一在没有征求我意见的情况下，作出了对我不利的决定，那我就很被动了。
8月3日，我如期到中央组织部。经询问，我到了负责党群干部的部门，一位负责人接待了我。我说："我在长春开会，学校打电话告诉我，说中央组织部有急事找我，我是从会上赶来的，不知是何事？"
听后，那位负责人说道："啊，事情是这样的。根据中央批示，最近在着手进行共青团中央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改选团中央书记。经初步研究，考虑到你留学苏联，学历高，担任过留苏学生会主席，经受了国际斗争的考验。回国后，既在基层担任过武汉大学副教务长、党委副书记，又担任过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受到了全面的、较好的锻炼。因此，准备要你担任团中央书记，请你来的目的，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第31节：上访要求不当官
果然如我所料，的确涉及到对我的工作安排的问题，但要我任团中央书记，却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对此，我表示："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与关心，但是对这一安排，我确实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经考虑，我认为我不能担任这一职务，理由是：第一，我今年已48岁，担任团中央书记的年龄偏大了，最好在35至40岁的符合条件的中青年中选拔；第二，我虽然在基层和政府部门经历了一些锻炼，但却没有团的工作经验。在共青团内，我只担任过团支部委员，甚至连团支部书记也没有当过。从一个团支部委员，提升到团中央书记，未免跨度太大了；第三，我的性格不活跃，不适合做团员和青少年的工作。我自幼就缺少艺术细胞，既不会歌舞，也不懂吹、拉、弹、唱，实际上是一个'枯燥无味'的读书人，这就失去了与广大青年交际的媒介。鉴于以上三点，我是绝对不适宜担任这个职务的，请组织上另选高明。"
接待我的负责人说："我们知道了你的意见，我们会认真研究的，希望你也再认真地考虑一下。"
大约8月底，我又接到过中组部的一次电话，他问道："关于团中央书记一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你是否愿意放弃你的意见？"
"我认真考虑过了，我不能担任这一职务，我的态度是严肃负责的！"我说。
就这样，担任团中央书记一职又被我"赖"掉了。
后来，从媒体得知，共青团全国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1982年12月20日召开，王兆国同志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
上访要求不当市长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古往今来，只有上访鸣冤的，要求平反落实政策的，还未听说有上访要求不当官的。这又是刘道玉的一大发明创造。"这是1983年春，武汉大学校内的一些知情人对我的议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83年3月下旬，中央派出了一个工作小组，住在东湖"百花村"1号。该小组的负责人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陈伯村和外交部副部长张灿明，他们的任务是考察和配备省市的领导班子。
3月20日上午，我被通知到东湖"百花村"1号去谈话。当初，我并不知道中央来的是什么人，也不晓得他们找我的意图，还以为是开什么座谈会，或是征求我对省委领导人的意见。
见面后，陈主任切入正题说："我们这次到湖北省，是帮助省委搞好武汉市市长的换届调整工作。今天请你来，是给你吹吹风，同时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武汉市现任市长黎智同志已过了60岁，准备退到二线。中央书记处已研究决定，拟任命你为武汉市副书记、市长。我们是来向你传达中央的决定，同时也把你的意见带回去，然后中央再正式行文。"
第32节：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听后，我顿觉心急如焚，一时竟不知如何对付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于是，我说："我之所长是教育和化学学术研究，我的最大弱点是不懂经济和市政管理。一个人对他即将担负的工作，如果没有丝毫信心，那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做好那项工作的。经我慎重考虑，我的确担当不起此任，自己受累、吃苦甚至于犯错都是小事，万一贻误了一个300万人口城市的工作，那就是大事了。"
对于欲任命我为市长一事，决非空穴来风。我想来想去，此事可能与时任市长的黎智同志有关，因为头一年9月我随他率领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在离开旧金山回国的头天晚上，他约我到他下榻的房间"聊天"，谈话中流露出意欲退到二线的想法，并表明了对我的良好印象。我猜想，黎智同志推荐我的可能性很大，解铃还须系铃人，也许找他能帮我的忙。于是，第二天我到黎智同志的办公室，向他报告了工作组与我谈话的内容，请求他给我出主意，帮助我推掉这份差使。听后，他笑着对我说："这是好事嘛，我举双手赞成！推荐你的人很多，我也是一个吧。依我看，你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要下决心，放弃你的学术研究，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嘛！"
在求助黎智同志未果的情况下，我又去找了武汉市原副市长邓垦同志我表示准备到北京直接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希望中央不要下发任命的文件。邓垦同志说："这样也好，事不宜迟。"在我的请求下，他给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到北京直接向他汇报。时间紧迫，必须赶在中央文件下发之前赴京，我订了3月25日赴京的火车票。
在我准备赴京的头一天，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3月24日上午，我又接到工作组陈主任的电话，要我再到"百花村"去谈话。他见到我后，笑容可掬地说："这两天你没有睡好觉吧！听说你准备进京上访，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嘛。我们已向中央反映了你的要求，领导同志很重视，指示说：'道玉同志既然不愿意干，我看就不要勉强他了，人各有志嘛！他热爱教育，矢志教育改革，就让他留在学校干吧，反正办大学也需要有改革精神的年轻干部。'"这真是圆了我的教育之梦！
厦门大学的盛情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1988年10月下旬，中国化学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第23届理事会，我作为理事和终身会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组织者把会址选在此时此地，显然是为会议的代表提供一次观赏香山红叶的机会。
第33节：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一天晚餐后，厦门大学校长田绍武教授光临我们的房间，这使我受宠若惊。因为田绍武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院士的前身），著名的电化学专家，化学会的副理事长，是我的师辈。无疑，他的到访，使我惶恐不安，历来只有学生向老师请安，但无先生看望学生之理。我一再向田先生致歉，请他海涵。田先生倒是十分谦虚的学者，他一再说不必介意，勿要拘泥于礼节。
我们请田先生坐定后，他开始说："其实，我的来访不是纯礼节性的，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听说，刘校长卸任后专事学术，这实在是浪费人才。刘校长治校有方，在你的主政下，教育改革成效卓著，学术欣欣向荣，令我们羡慕不已。我的任期届满，即将卸任。为了借鉴武大的改革经验，振兴厦门大学，我校党委研究决定，邀请你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今天我是代表学校向你发出正式邀请。随后，我校将向国家教委和中央组织部正式呈递请调报告。"
"田先生，你这不是开玩笑吧！厦门大学是早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一所名校，在你和王亚南等校长的领导下，人才辈出，是我国东南的学术重镇。厦门大学历来都是卧虎藏龙之地，可以任校长的人俯拾即是，学生实不敢领命。"
这时，田先生面向我的同房卓仁禧教授，他们用闽南话交谈了起来。卓仁禧是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与我是同事，交情甚好。他是厦门人，至今在厦门鼓浪屿还有父辈留下的一栋无人居住的别墅。田先生亦想挖卓仁禧去厦大工作，加强那里的高分子化学学科的建设。同时，他要卓仁禧教授做我的思想工作，动员我去厦门大学任职。
那时，卓仁禧教授确实有点动心了，因为叶落归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更何况，那里他还有一份价值不菲的祖业需要继承。所以，他反复对我说："刘道，下决心去吧！你去，我一定跟你去。再说，厦门地处沿海，思想解放，政策宽松，气候适宜，在那里可以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厦门的确具有内地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条件，那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孔雀东南飞"，指的就是内地人纷纷奔向东南沿海改革开放城市这种现象。可是，对于我来说，由于个人特殊的原因，我丝毫没有动过心。不过，对于田校长和厦门大学党委的信任与盛情，我是十分感激的！
后来，国家教委和中央组织部也先后多次来过电话，说服和动员我去厦门大学。他们说："厦门大学正式打了请调报告，只要你同意，我们马上下任命文件。"尽管他们摆了很多对我有利的条件，也说了保证支持我的工作的许诺，但仍然被我一口拒绝了。
第34节：保持自己的尊严！
也有人说我太傻了，失去一次极好的机会。其实，何止一次，国家教委还推荐我去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我同样婉拒了。我的主要想法是，我不想当官，而是想做事。可是，在现有条件下，官办大学人事关系复杂，国家教委统得过死，办学人没有独立自主办学权。我之所以被免职，是因为我坚持了改革，为国家教委主要负责人所不容。厦门大学与武汉大学同为国家教委直属学校，婆婆还是原来的婆婆，既然不能容忍我在武汉大学所作的改革，又如何能允许我在他的另一块"飞地"进行改革实验呢？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与其将来再一次遭暗算，还不如现在保持自己的尊严！
就在厦门大学邀请的同时，我还收到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校董会的邀请函，欢迎我去竞争该校校长。我有自知之明，由于我的英语口语不好，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学校长的职责主要是筹措经费。显然，我没有在美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可能为学校募集到足够的资金，于是我礼貌地谢绝了。
与海南大学的缘分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1988年5月18日，海南省正式成立。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林业珉，受海南省筹备委员会的委托，先后发来了请柬和电报，邀请我和夫人参加新海南省的成立大会，并参观考察海南岛。作为一个坚决拥护改革开放的人，我对于成立海南省是拥护的，同时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参观美丽的海岛，考察亚热带和海洋资源。于是，我愉快地接受了海南大学的邀请。
我们一行4人，于1988年5月14日，乘火车经广州转飞机到海口市。
在参加了海南省建省的庆典以后，余下的时间主要是参观。林亚珉书记向我们介绍了海南大学发展规划，参观了海南师范学院和海口的名胜古迹。接下来，林亚珉书记用5天时间，陪同我们从海口出发，沿中线经琼山、儋县、琼中、五指山到三亚，然后再沿东线经榆林、陵水、兴隆、琼海、文昌回到海口，行程千余公里，浏览了大半个海南岛。
对于主人来说，此次盛情邀请我的主要目的，是想要我出任海南大学的校长。在参观的过程中，林亚珉书记与我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表现了一个资深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事业的责任心，及对我的友好态度、信任与希望。
5月24日上午，我被通知到省政府办公大楼，接受新成立的海南省省委书记许士杰同志的接见。见面后，他说："海南省新建，百事待兴。发展经济，教育为本，我们要把培养人才放在优先的地位。海南省原有的教育基础薄弱，我们新组建了海南大学，已经划拨了5000亩的土地，最近准备再拨款3000万，重点给予支持。办好一所大学，关键在于校长，各方面都向我们推荐，希望你出任海南大学校长。在你的领导下，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很成功，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如果你出任海南大学校长，不仅可以直接把武汉大学的改革经验带到海南大学来，而且你登高一呼，一定会在你的旗帜下聚集很多优秀人才，就一定能够办好海南大学，希望你支持我们。因此，我们省委研究决定，拟聘请你为海南大学校长。我们知道，武汉大学是国家重点名校，而海南大学只是一所新办的省属大学，这样的安排使你屈尊，但我们在省里会有所安排，保证你享受副省级的待遇不变。"
第35节：功夫不负有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