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希伯莱语是天国的语言，而语言的混乱是从建筑巴比伦通天塔的时候开始，这种早期的玄想除了作为科学思想的原始迹象外，我们这里无须给予更多的兴趣。但是，语言学思想的后来发展却长期保持着一个与此类似的朴素观念。各种语言彼此相关，它们都经历着进步的过程，这些变化终于导致全然不同于过去的语言等等现象，对此，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目光敏锐的语言学家不可能长期不予注意。一本象杜康：《中世纪拉丁辞源》（Ducange’sGlossarium Mediae atque Infimae Latinitatis）那样的书籍，要是不弄清罗马语不仅源出于拉丁语，而且是源出于拉丁俚语的话，那是不可能编纂出来的。一定有过许多学识高深的犹太教拉比，他们深深认识到希伯莱语、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之间的类似。当东印度公司在臭名远扬的W·赫斯汀斯（Warren Hastings）的劝告下在威廉滩创办起该公司的东方研究学校后，人们就再也不能忽视下述的事实了：希腊文和拉丁文作为一方，梵文作为另一方，其实都是从同一种衣料剪裁下来的。在上一世纪初，格列姆兄弟（brothers Grimm）和丹麦人腊斯克（Rash）的工作，不仅表明了条顿语要纳入所谓即欧语系的轨道，而且还进一步弄清了这些语言的彼此关系，又弄清了它们和一个设定的原始共同语言的关系。
因此，语言进化论乃是生物学上作过细致研究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前驱。这个进化论事实上是有效的，它很快地就在生物进化论所不能应用的地方开始显示出对于后者的优势。这也就是说，人们是把语言看作独立的、准生物学的实体，其发展完全是由它的内在力量和内在需要来规定。事实上，语言是与人类交际同时产生的现象，它受到一切社会力量各自不同的交际模式的影响。
鉴于混合语的存在，例如佛兰卡语、斯华希尼语、意第绪语、支奴千土语、甚至还有在相当范围内的英语，所以有人企图给每种语言找出一单个合法的祖先，而把参与创造这种语言的其他语言仅仅看作新生婴儿的教父或教母。有过一种学究气的区分办法，即把合乎已有规律的、合法的语音形成物同临时语、民间语源和俚语等等之类的令人生厌的、非正规的东西区别开来。在语法方面，最初的企图是强迫不论其来源为何的一切语言都穿上一件用拉丁语和希腊语裁制成的紧身衣，继之而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几乎同样雷厉风行的企图：要给每种语言拟订出其自身的语法结构形式。
直到O·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的近著问世，任何著名的语言学派都未必是足够客观地给自己的科学提出一个合乎实际所讲的和实际所写的语言表象，他们所提出的毋宁说是一种陈腐浅薄的东西，企图教爱司基摩人讲爱司基摩话，教中国人写中国字。这种不恰当的语法修辞病，其后果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在这些后果之中，也许，首先就是拉丁语被自己儿女所扼杀，就象古典诸神的前辈被其后辈所扼杀一样。
在中世纪，性质在变化着的拉丁语一直都是牧师们和全西欧学者所通用的语言，其中最好的拉丁语是书呆子以外的任何人都能完全接受的，正象阿拉伯语直到今天还是许多穆斯林国家所通用的语言一样。拉丁语之所以有这种余威，乃是因为使用这种语言的著作家和演说家乐于借用其他语言或在拉丁语本身的框架内去创造新词，以供探讨当时生动活泼的哲学问题之所需。圣·托马斯（Saint Thomas）的拉丁语不同于西塞罗（Cicero）的拉丁语，但是，西塞罗在其自己的拉丁语中就无法讨论托马斯的思想了。
也许有人认为，欧洲民族语言的兴起必然要标志着拉丁语作用的结束。但情况并不如此。在印度，新梵语虽然有所发展，但梵语直到今天还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我讲过，穆斯林世界就是统一在古阿拉伯语的传统之下的，虽然大多数的穆斯林并不讲阿拉伯语，而今天所讲的阿拉伯语也已经分化为许多很不相同的方言了。一种不再是一般通讯所用的语言完全可能在若干世代甚至若干世纪之内一直是学者所用语言。希伯莱语在基督时代已经废弃不用，但现代希伯莱语在消灭了两千年之后还活着，的确，它又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现代语了。至于我现在所讨论的只不过涉及拉丁语作为学者语言的有限用途而已。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拉丁学者的艺术标准变得更高了，有一种愈来愈强烈的趋势要把古典后期的新辞记全部铲除掉。在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意大利学者手里，这种改造过的拉丁语可以是而且常常是一种艺术品；但是，掌握这种优雅而精致的工具所必需的训练，对于科学家讲来，超过了作为一项次要训练所需的程度，科学家的主耍工作毕竟是关心语言的内容，而不是关心形式的完整性的。结果是，教拉丁语的人和用拉丁语的人逐渐分成两类，距离愈来愈大，事情竟然达到了这个地步，除了最精致的和一无用处的西塞罗语言外，教师完全不教自己学生别的东西．在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他们除了作为拉丁语专家外，终于失去了自己的任何作用；当拉丁语专业因此而变得愈来愈不合乎一般的需要时，他们就又失去了自己的作为拉丁语专家的作用。为了这一骄傲自大的过失，我们现在不得不付出代价，那就是，我们欠缺一种适用的、远比Espereanto这类人造语更加优越并且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需要的国际语言。
可惜，古典主义者的态度常常是知识界俗人所不能理解的！我最近在一次学生毕业典礼的会上有幸听到一位古典主义者的致辞，他悲叹当前学习的离心力增大了，这使得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之间的距离变得愈来愈大。他用一次想象中的游览来说明这种情况：他给复活了的亚里士多德充当向导和顾问，去参观一所现代的大学。他从现代知识的各个领域中的专业行话所构成的笑柄讲起，—一列举，自以为这是向亚里土多德提出令人震骇的种种例证。我不知道可否评论一下：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全部遗产都只不过是他的学生们的学习笔记，这些笔记是用世界史上最最晦涩难懂的专业行话写下来的，它们对于当时任何一位没有在亚里士多德学园学习过的希腊人讲来都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由于这种行话已被历史奉为经典，于是它自身就变成了古典教育的对象。这桩事情和亚里土多德无关，因为它发生在亚里士多德死后，而不是发生在他的生时。重要的事情是，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希腊语是随时准备向一位才气焕发的学者的专业行话让步的；与此相反，他的饱学的和个人尊敬的继承者们的英语却不愿意对现代言语的同样需要作出让步。
让我们带着这些忠言回过头来讨论一个现代的观点，即把语言翻译的操作以及由耳与脑进行语言解释的有关操作来和人工通讯网络的演绩及其耦合过程这两个方面予以揉合的观点。人们将看到，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和现代的并曾经一度被看作异端的叶斯柏森及共学派的见解相一致。语法不再象原先那样规范化了。它变成了与事实相一致的东西了。问题不在于我们应该使用什么信码，而在于我们用了什么信码。在我们仔细研究语言的时候，规范化问题的确起着作用，而且非常微妙，这些都是真的。但是，它们是代表通讯问题中的最后成长出来的美丽的花朵，而不是代表通讯问题中的最基本的那些阶段。
这样，我们就给人的通讯的最简单因素奠定了基础：当两个人是面对面的时候，他们是通过语言的直接使用来通讯的。电话、电报以及其他类似的通讯手段的发明，表明了人的通讯能力根本不受个体直接出现与否的限制，因为我们有许多办法把通讯工具带到海角天涯。
在原始人群中，就有效的社会生活而言，社会的大小受语言传送困难的限制。在好几千年里，这个困难足够使国家的最适当人口减编到几百万人左右，一般还要少些。值得注意的是，超越这个限度的大帝国都是靠通讯工具的改善来维持的。波斯帝国的心脏就是皇家大道和沿路设置的传送皇帝诏书的驿站。罗马大帝国之所以能够建立，只是由于罗马筑路技术的进步。这些道路不单是用来调动军团，而且也用来传送御诏。使用飞机和无线电，统治者的话就可以传播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以前妨碍建立“世界国家”的许许多多因素现在已经消除了。人们甚至可以作出这样的主张：现代通讯迫使我们去调整不同的无线电广播系统和不同的航空网等国际性的要求，这就使得“世界国家”成为不可避免的东西。
但是，尽管通讯机构变得如此之有效，它们还是要象经常碰到的情况那样，受制于熵增加这一压倒一切的趋势，受制于信息在传送过程中要逸失掉的这一压倒一切的趋势，除非我们引入某些外界的动因去控制它。我已经提到一位具有控制论思想的语言学家所提出的一个有趣的语言学观点——语言是讲者和听者为反对种种混乱的力量而共同采取的对策。以这种描述为基础，B．曼德勃洛特（Benoit Mandelbrot）博士曾在一种最适当的语言中做过若干关于字的长度分布的计算，并且把这些结果和各种现存语言中所算出的分布进行比较。曼德勃洛特的结果表明：在一种最适当的即符合于若干假定的语言中，字的长度非常确定地表现出了一定的分布。这种分布和Esperanto或Volapuk这类人造语中所找到的字的长度的分布是很不相同的。另一方面，它又和大多数的、经过几百年考验的实际语言中的字的长度的分布极为相近。的确，曼德勃洛特的结果并没有给出一个关于字的长度的绝对不变的分布，在他的公式中，还存在着若干必须进行选定的量，或者，如数学家所讲的，还存在着若干参量。但是，适当选用这些参量，则曼德勃洛特理论所导致的结果就和许多实际语言中的字的分布非常密切地吻合，这就说明了它们之中存在着某种自然选择，说明了一种语言形式如果由于自身有用和有生存价值而生存下来的话，那它一定是采取了一种并非不近似于最适当的分布形式的。
语言的磨损可能是由几个原因引起的。语言也许只是力图反抗跟它捣乱的自然趋势，也许只是力图反抗人们有目的地搅乱其含义的企图。正常的通讯谈话，其主要敌手就是自然界自身的熵趋势，它所遭遇到的并非一个主动的、能够意识自己目的的敌人。而在另一方面，辩论式的谈话，例如我们在法庭上看到的法律辩论以及如此等类的东西，它所遭遇到的就是一个可怕得多的敌人，这个敌人的自觉目的就在于限制乃至破坏谈话的意义。因此，一个适用的、把语言看作博奕的理论应能区分语言的这两个变种，其一的主要目的是传送信息，另一的主要目的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顽固不化的反对者的头上。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一位语言学家曾经做过专门的观察并提出理论上的陈述来把这两类语言依我们的目的作出必要的区分，但是，我完全相信，它们在形式上是根本不同的。我以后在讨论语言和法律的那一章中将进一步讲到辩论式的谈话。
作为一门控制语言意义逸失的学科，控制论应用于语义学方面的愿望已经在若干问题上得到了实现。看起来，在粗糙的信息和我们人类能够有效使用的信息之间，或者，把这句话改变一下，在粗糙的信息和机器能够有效操作的信息之间，作出某种区别是必要的。依我的意见，这里的基本区别和困难是由于如下的一个事实产生的：对行动有重要意义的，与其说是发出的信息量，不如说是进入通讯装置和存贮装置的足以作为行动扳机的信息量。
我已经讲过，用任何方法传递消息或者从外部来干预它们，都会降低它们所含的信息量，除非利用新的感觉或原先处在信息系统之外的记忆馈进新的信息。如前所述，这一陈述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另一说法。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本章前面所讲的那种用来控制小型电力站的信息系统。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传送给线路的信息，而且在于这个信息经由终端机械装置去打开或关上水闸、校准发电机以及完成类似的工作时还剩下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终端装置可以看作附加于传送线路的过滤器。从控制论观点看来，语义学上具有意义的信息乃是通过线路以及过滤器的信息，并非仅仅通过线路的信息。换言之，当我听到一段音乐时，大部分声音都进入我的感官并达到我的脑子。但是，如果我缺乏感受力和对音乐结构的审美理解所必需的训练的话，那么这种信息就碰到了障碍，反之，如果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音乐家，那它就碰到了一个可以对它作出解释的结构或组织，从而使这种模式在有意义的形式中展示出来，由是产生了审美价值和进一步的理解。语义学上具有意义的信息，在机器中一如在人体中那样，乃是能够通过接收系统中的激活机构的信息，尽管存在着人或自然乃至人和自然二者结合起来的捣乱企图。从控制论观点看来，语义学界定了信息意义的范围并使它在通讯系统中免于逸失。
第五章 作为消息的有机体
本章的内容带有幻想成分。幻想总是为哲学服务的，柏拉图并不因为使用了洞穴的隐喻来表达他的认识论而感到不好意思。顺便说说，J．布洛罗夫斯基（J．Bronovski）博士曾经指出：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数学是一切科学中最最面对事实的科学，但它却提出了最为大量的可贵想象的隐喻；人们无论是从智力的角度或是从审美的角度来判断数学，都不免要以这种隐喻的成就为依据。
我在本章所谈的隐喻就是这样的隐喻：把有机体看作消息。有机体乃是混乱、瓦解和死亡的对立面，就象消息是噪音的对立面一样。在描述一个有机体时，我们都不是企图详细说明其中的每一个分子并且把它们一一编入目录，而是企图去回答有关揭示该有机体模式的若干问题：譬如说，当该有机体变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有机体时，模式就是一种意义更大而变化更少的东西。
我们已经看到，某些有机体，例如人体，具有在一个时期内保持其组织水平的趋势，甚至常常有增加其组织水平的趋势，这在熵增加、混乱增加和分化减少的总流中只是一个局部的区域。在趋于毁灭的世界中，生命就是此时此地的一个孤岛。我们生命体抗拒毁灭和衰退这一总流的过程就叫做稳态（homeostasis）。
我们只能在我们与之并进的极为特殊的环境中继续生活到我们衰老的速度开始大于自我更新的速度为止。然后，我们死去。如果我们的体温从华氏98·6。的正常水平升高或降低一度，那我们就得加以注意；如果升高或降低十度，那我们肯定要死了。我们血液中的氧、二氧化碳和盐分以及我们内分泌腺所分泌出来的荷尔蒙都是由种种机制来调节的，这些机制都具有抗拒这些成分的相互关系发生任何不适当变化的趋势。这些机制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稳态的这个东西，它是负反馈类型的机制，这我们可以在自动机中找到例子。
稳态所要保持的东西就是模式，它是我们个体的同一性的试金石。我们身体中的各种组织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是变化着的：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和吸进去的空气变成我们身体中的血肉，而我们血肉中的暂时性因素则同我们的排泄物一起每日排出体外。我们无非是川流不息的江河中的漩涡。我们不是固定不变的质料，而是自身永存的模式。
模式就是消息，它可以作为消息来传递。无线电除了被我们用来传递声音模式外还有什么用途呢？电视除了传递光模式外还有什么用途呢？考虑在下述情况下所能发生的事情是有趣而又有显的；如果我们有可能传递人体的整个模式，有可能传递人脑及其记忆以及记忆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一整个模式，使得一个假想的接收工具能够以适当材料把这些消息重新体现出来，那就能够使身心所表现的过程延续下去，并且通过稳态过程使这种延续所需的完整性得以保持下来。
让我们现在闯到科学幻想小说的领域中去。大约在四十五年以前，吉卜林曾经写了一个极为动人的小故事。那时候，莱特（Wrisht）兄弟的飞行已经举世皆知了，但航空还没有成为日常生活的事物。他把这个故事叫做《夜邮》（With the Night Mail），故事大意是描写一个象今天这样的世界，航空已是常事，大西洋变成一夜之间就可以横渡的湖泊了。他设想到，实中旅行已把世界变得如此之团结，以致战争过时了，世界上的一切真正重要的事务都由一个航空控制站来管理，它的首要任务是管理空运，其第二个任务则是管理“与此有关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象，各种地方机构都不免要被迫逐步降低自己的权力，或者同意把它们的地方权力转让出去；而航空控制站的中央当局就把这些责任承担起来。吉卜林给我们描绘的多少是一幅法西斯式的图景，但考虑到这是他的智力方面的猜想，我们就可以理解法西斯主义并非他所处的立场的必要条件。他的“千年至福”乃是一位从印度归来的英国陆军上校的千年至福。此外，连同他所喜爱的诸如搜集能转动的和能发声的小轮子之类的新鲜玩意儿在内，他所重视的是把人体运输到远方去，而不是把语言和思想运输到远方去。他似乎不了解人的语言所达到的地方、人的知觉能力所达到的地方，也就是他的控制能力扩展所及的地方，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他的肉体存在扩展所及的地方。去了解整个世界并且对它发布命令就几乎等同于无所不在。吉卜林的思想虽然具有局限性，然而，他有诗人的洞察力，而他所预见到的情况看来很快就会得到实现的。
为了了解信息传输比单纯的肉体传输更为重要起见，让我们假定，我们有一位在欧洲的建筑师监造着一座在美国的建筑物。当然，我是假定在建筑现场上有一批胜任其事的工作人员——建筑工人、记录员等等。有了这些条件，甚至不用收发任何建筑材料，建筑师就可以在建筑营造过程中起着主动的作用。他可以象平常那样编造自己的设计图和施工细则。在建筑师的制图室里所制订下来的设计图和施工细则，其副本本来要寄到建筑现场去的，这个做法今天看来没有必要。传真电报提供了一种方法，能把全部有关文件的复写本在不到一秒的时间之内发送出去，收到的副本就跟正本一样是很好的工作图。建筑师可以通过每日一次或几次拍摄下来的摄影记录来检查工作的进度；这些记录都可以通过传真电报送给他。如果他要给自己工作的代理人以任何批评和劝告的话，他可以通过电话、传真电报或电传打字机来传达。一句话，建筑师本人及其文件的传送可以非常有效地用消息传送来代替，而这种传送是不把物质粒子从线路的一端转移到另一端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通讯的两种类型，即物质运输和单纯的信息运输时，那么一个人要从甲地到达乙地的当前可能方式只能是前者，而不能作为消息来运输，但是，即使是现在，消息的运输也能帮助我们把人的感觉和他的活动能力从世界的一端推展到世界的另一端。我们已经在本章中指出：物质运输和消息运输之间的区别在任何理论意义上决不是固定不变和不可过渡的。
这一点就使我们非常深刻地接触到人的个体性问题了。人的个体性之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隔障之本质乃是一个有史以来的老问题。基督教及其他中海地区的先驱者们都把个体性体现在灵魂这一观念中，基督教徒是这样说的：个体都有一个灵魂，它由妊娠作用（act of conception）产生，但它一旦存在，就生生世世存在下去，存在于天国，存在于地狱，或者，存在于基督教信仰所允许的一块不大的中间地带——林布这个地方。
佛教徒所坚持的传统与基督教徒的传统相同，认为人死后灵魂继续存在，但是，它是继续存在于另一动物体或人体中，而不是存在于天堂或地狱中。诚然，佛教徒也有天堂和地狱，但个体之驻足该处一般都是暂时的。然而，在佛教徒的最后一层天中，即在涅槃状态中，灵魂失去了它的自性，溶汇到宇宙的大灵魂中去了。
这些见解对于科学研究都不具有良好的影响。关于灵魂的连续性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早期的科学解释乃是莱布尼兹的解释，他认为，灵魂是他称之为单子的这一更大一类的、永恒的精神实体中的一个部分。这些单子从创始之日起就把自己的整个存在用在彼此相互知觉的活动上；虽然有些知觉非常明白清楚，但有另一些知觉则处于暧昧和混乱的状态中。然而，知觉并不代表单子之间任何真正的相互作用。单子是“没有窗户”的，它们在创世之时就被上帝上足了发条，所以它们生生世世都将维持着彼此之间的预定关系。它们是不朽的。
在莱布尼莎的单子哲学观点的背后，隐藏着若干极为有趣的生物学方面的思想。在莱布尼兹那个时代，李文霍克（Leeuwen－hoek）首先使用了简便显微镜去研究微小的动植物。他所看到的动物都是有精子的。在哺乳类动物中，精子远比卵子容易找到和看到。人卵一次只发射一个，所以子宫里的未受精卵或早期形态的胚胎直到最近之前还是解剖学上所要搜求的罕见之物。因此，早期使用显微镜的科学家便十分自然地受到了蒙蔽，以为精子是胎儿发育中的唯一重要的因素，对于尚未观察到的受精现象的可能性则完全懵然无知。此外，在他们的想象中，精子的前段或头部就是一个蜷缩着的、头部向前的小胎儿。他们还认为这个小胎儿自身也含有精子，这些精子又可以发展为下一代的小胎儿并且成人，如此类推以至于无穷。他们假定女性仅仅是精子的看护者。
当然，从现代观点看来，这种生物学完全是错误的。在决定个体的遗传性时，精子和卵子是资格近乎等同的参与者。此外，下一代的生殖细胞只是可能地（in Posse）包含在它们之中，而非实在地（in esse）包含在它们之中。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以任何绝对标准看来，它的确也不是可以分得很细的；为了形成李文霍克的那种等级较高的精子，那就需要把物质不断地细分下去，这样分，就会很快地把我们带到电子级以下去了。
目前流行的观点，与莱布尼兹的观点相反，认为个体连续性在时间上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始点，但是，它在时间上可以有一个甚至完全不同于个体死亡的终点。大家都知道，青蛙的受精卵在第一次分裂时是形成两个细胞的，这两个细胞在适当条件下可以分开。如果它们这样分开了，则每个细胞都将长成完整的青蛙。这无非是同型挛这种正常现象的一例，胚胎在解剖上容易处理，所以这种现象是完全可以进行实验的。人的同型挛所发生的情况也恰恰是这样，每胎四个同型挛的犰狳类也是正常现象。此外，当胚胎的两个部分裂得不完全时，这现象就导致了双生怪胎。
但是，乍看起来，挛生问题似乎不象它实际所有的那样重要，因为它不涉及动物或人的可以看作正常发展的心灵和灵魂这个问题。即使是双生怪胎或是不完全分裂的同型挛，问题也不突出。能够成活的双生怪胎总是这样的：要么有一个单一的中枢神经系统，要么有一对彼此分开并且得到正常发展的大脑。困难在于另一方面，即人格分裂问题。
二、三十年前，M．普林斯（Morton Prince）博士在哈佛大学提出了一个女孩的病历，在她的身体中，似乎有几个发展得较好或较坏的人格交替地出现，甚至它们能在某一程度上同时并存。今日的心理分析学家都喜欢注意鼻子底下的小问题，所以当人们提出普林斯博士的工作时，他们都把这现象归于歇斯底里。十分可能，象普林斯所设想的那样绝对化的人格分裂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分裂终归是分裂。“歇斯底里”这个字所涉及的现象已被医生很好地考察过了，但是，他们对它所作的解释是如此之少，以致我们只好把它看作question－begging的别称。
不管怎样，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个体在肉体上的同一性并非由于造成肉体的物质所致。使用示踪元素参与新陈代谢的现代方法表明：不仅是整个躯体的更新速度，而且是躯体的任一组成部分的更新速度，都远比我们长期以来所设想的可能速度大得多。有机体在生物学方面的个体性似乎可以用过程的某种连续性来说明，可以用有机体对其过去发展的种种结果之具有记忆这一点来说明。这个看法似乎也适用于有机体的心理发展。用计算机的术语来说，心理上的个体性可以用它对过去的程序带和记忆的保持能力来说明，可以用它按照预定方向不断改善自己的能力来说明。
在这些条件下，正如我们可以用一架计算机作为模式来安排其他计算机的程序一样，也正如这两部机器往后除非程序带和经验有所变化外均将保持相同的发展一样，一个生命个体可以分裂为具有共同的过去而发展道路逐渐分歧的两个个体，这中间并没有什么不一致之处。同型挛所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叫做心灵的东西不可能发生类似于身体方面的分裂。再用计算机的语言来说，一部原先构成单一系统的机器是会在运转的某一阶段分裂为若干其独立程度较高或较低的部分系统的。这对于普林斯所作的观察讲来，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
此外，人们可以设想，原先不相耦合的两部大型机器也有可能耦合起来，从而从该阶段起就象一部单一的机器那样地工作着。这一类情况在生殖细胞的结合中确实发生过，虽然在我们通常所讲的纯粹心理的水平上也许没有发生过。教会关于灵魂个体性所要求具有的心理同一性的观点的确在教会感到满意的任何绝对意义上都是不存在的。
扼要总结一下：躯体的个体性与其说是一种石头性质的个体性，不如说是一种火焰性质的个体性；是形式的个体性，而不是带着实体的个体性。这种形式可以传送，可以改变，也可以复制，虽则我们目前仅仅了解到如何在短距离内进行复制的办法。当一个细胞分裂为二，或当使我们的肉体和精神得以遗传的一个基因为了给生殖细胞的进一步分裂提供准备条件而把自身分裂开时，这便是物质的分裂，这种分裂是由活组织得以复制其自身模式的力量制约着。既然情况如此，那么，我们从甲地发一个电报到乙地时所能使用的运输类型和我们至少在理论上输送一个生命机体（例如人）时可能使用的运输类型，二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
因此，我们不妨设想：一个人除靠火车或飞机来旅行外，也许还可以靠电报来旅行。这个想法未必荒谬到绝对不能实现的地步。困难当然极大。我们可以估算出一个生殖细胞中全部基因所传送的有效信息量，以之与人所具有的得自学习的信息相比较，我们就可以定出遗传信息的数量。为了保证该消息终归有效，那我们就得传送至少不低于一整套《大英百科全书》的信息。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生殖细胞中全部分子所含有的非对称碳原子的数目同编纂一部《大美百科全书》所需的句点和逗点的数目相较，我们就会发现，前者包含的信息量远多于后者；而当我们认识到用电报输送这么多的信息所需的条件时，它给人们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对人体进行任何扫瞄，必然是一种穿透人体各个部分的探针，因而，它将在其所经的途径上破坏有关的组织。为了在别的地方用别的材料把它再造出来，就要使有机体保持稳定，但它的某个部分却在慢慢地毁坏着，包括有机体的活动能力的降低在内，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会破坏组织中的生命的。
换言之，我们之所以不能把某人的模式用电报从甲地拍送到乙地，这个事实似乎是因为技术方面有困难，具体讲来，是因为有机体在这种根本性的改造期间中难于继续维持其生命之故。这个看法很可能是对的。至于生命体的根本改造问题，我们很难找到一种远比蝴蝶在蛹期所经历的改造更为根本性的改造了。
我讲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我要写一本科学幻想小说，谈论用电报输送人体的可能性，而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到这样一点：通讯的基本观念就是消息的运输，而物质和消息一起运输乃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唯一可以设想的方式。这就使我们从交通运输与其说是基本上在于输送人体，倒不如说基本上在于输送人的信息这样一个观点，来很好地重新考虑吉卜林关于交通运输在现代世界中的重要性了。
第六章 法律和通讯
法律可以定义作对于通讯和通讯形式之一即语言的道德控制，当这个规范处在某种权威有力的控制之下，足以使其判决产生有效的社会制裁时，更可以这样地看。法律是以所谓正义得以伸张、争端得以避免或至少得以仲裁这样的方式来调节各个人行为之间的“耦合”过程的。因此，法律的理论和实践包括两类问题，一是关于法律的一般目的即关于正义的概念等问题；一是使这些正义概念得以生效的技术问题。
经验他说，历史上关于正义的概念有过如此不同的主张，就象诅界上有过如此不同的宗教，或者就象人类学家承认有过如此不同的文化一样。我不相信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比我们的道德信条自身更为高级的标准来评断这些概念，而道德信条的确就是我们的正义概念的别称。我自己是持着自由主义观点的，这种观点根源于西方传统，但也传播到具有强大智慧-道德传统的东方各国，并且它的确又从东方各国吸取了很多东西；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只能谈谈我自己和我周围的人们对于正义存在之必要条件的看法。表达这些要求的最恰当字眼就是法国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它们意味着：每个人的自由就是最大限度自由地去发展体现在他身上的种种可能性；平等就是当甲、乙二人交换地位时，原来对二人公平合理的东西现在仍然公平合理；除了人性本身带来的限制外，人与人之间的善良愿望不受任何限制。这些关于正义的伟大原则意味着并且要求着任何人都不得利用个人地位来强迫别人接受苛刻的契约。社会和国家为了自身的存在可以采取强迫手段，但其实施方式必须对自由不引起不必要的侵犯。
然而，即使是人类最大程度的礼让和自由主义，其自身都不足以保证一部法典公平无私并且行之有效。除了正义的一般原则外，法律必须是明确的、可重复的，以便每个公民都能预先确定他的权利与义务，特别是在它们和别人的权利与义务发生冲突时也能如此。他一定耍做到能以合理的明确性来断定审判官或检察官处在他的地位上时将要采取什么观点。如果他办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一部法典，无论人们对它想得如何之好，也不足以使他的生活免于争端和混乱。
让我们从一个最简便的观点即契约法的观点出发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吧。假定按照契约，甲方有义务完成某项一般讲来对乙方有利的工作时，则乙方反过来也有义务去完成一项对甲方有利的工作或付酬给甲方。如果每项工作和报酬的性质完全明确，又如果订约的一方不采取强制办法把自己的与契约本身毫无关系的意志强加于他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放心，让契约双方自己去判断订约条件是否公平合理。如果契约是明明白白地不公平的，那我们可以假定契约的一方至少是处在有权拒绝订约的地位上。但是，如果所用术语的意义未经确定，或者它们的意义随法庭的不同而不同，则契约双方就不能以任何正义来弄清订约的意义了。因此，法律的首要责任就是使某人的权利和义务在某一确定情况下不至于暧昧不明。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该有一个法律解释机构，它耍尽可能地不受案件处理机构的意志和解释的影响。可重复性是公平合理性的失决条件，因为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公平合理。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判例在大多数的法律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可以看出为什么它在一切法律体系中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有些法律体系企图用某些抽象的正义原则为基础。罗马法以及在其影响下的各种法律体系就属于这一类，它们的确就是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但另外还有一些法律体系，例如英国法，则公开宣称判例是法学思想的主要基础。无论是哪一类法律体系，任何一个新出现的法学术语，如果未经实践来确定其种种限制性，那它就不可能具有完全确定的意义；而这，就是判例问题。不接受一个根据已有案件而做出的判决，就是意味着反对由法律语言作出解释的一致性，事实上这是一个难操胜算的讼案，很可能还是一个后果不佳的讼案。每一个判决过的案件都应当有助于法学术语的进一步确定，这种确定是与过去判决相一致的，而它还应当自然而然地导致新案件的判决。法律上的每一措辞都应该以为地习惯和人们的有关活动来作检验。职在从事法律解释工作的审判官都应该按照下述精神来执行他们的职务：如果审判官甲换为审判官乙，那也不至于使法院对习惯和法规所作的解释发生本质上的变化。自然，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理想，而不是已经实现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不紧紧追随着这些理想，那我们就会产生混乱，甚至更糟的是，国家就无人管辖，骗子手就可以利用法律的各种可能解释而从中取利。
在契约法中，这一切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事实上，上述问题影响很广，影响到法律的其他部门，尤其影响到民法。让我举出一例作说明。某甲由于其雇员某乙的疏忽而使某丙的部分则产受到损失。谁来赔偿呢？按照什么比例来赔偿呢？如果每个人事先都对这些问题有同样的了解，那么那个人就可以照例用较大的代价给自己的企业保上最大的险，从而使自己得到安全。他用这些手段可以为自己补偿相当部分的亏损。这种做法的一般效果就是把损失分摊给社会，使得大家都不至于破产。所以，私犯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契约法相似的性质。一般说来，任何法律责任，包括无力赔偿损失的种种可能性在内，都将促使蒙受损失的人采取商品加价或劳动加酬的方式把他的损失转嫁给整个社会。在这里，就跟契约的情况一样，无歧义性、判例和十分明确的法律解释传统都远此理论上的公平合理更有价值，这在赔偿额的评定中尤为明显。
当然，上述讲法是有例外的。譬如说，旧的债务监禁法在下述一点上就是不公平的：它把有责任还债的人放在难于取得其还债手段的地位上。目前有许多法律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譬如说，它们假定了当事人的一方有权选择现有社会条件下所不存在的自由。我所说的关于债务监禁法的意见同样有效于劳动偿债制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社会弊病的。
如果我们要实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哲学，那我们除要求法律责任无歧义外，还要加上一个要求，即法律责任不应当是这样的性质：一方被迫行动，而另一方自由。我们同印第安人相处的历史，无论在强迫方面，无论在法律解释的含糊其辞方面，都充满了这样的事例。从最早的殖民时代开始，即第安人既无足够多的人口，又无对等的武器，使得他们能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来对付白人，特别是在白人与即第安人之间的所谓土地协定签订之后，这个情况就更加明显了。除了这种极大的不公平外，还有语义学方面的不公平，后者甚至还要严重些。即第安人是狩猎民族，没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对他们说来，象地产权那样的所有权是不存在的，虽则他们具有在特定地区上的狩猎权的观念。在他们同殖民者签订的协定中，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就是狩猎权，一般说，这只是在某些地区上的共同狩猎权。在另一方面，白人却认为（如果我们对白人的所作所为尽可能给予最好的解释的话），即第安人所要求取得的乃是地产所有权。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是貌似公平的东西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更不必说有没有公平这种东西了。
目前西方各国的法律中最难令人满意的地方就在于刑事方面。法律似乎把刑罚时而看作对其他可能的犯罪者的恐吓手段，使他们不敢犯罪；时而看作罪人的赎罪仪式；时而看作把罪犯和社会隔离起来的方法，以免罪犯有重复犯罪的危险；又时而看作对个人进行社会改造和道德改造的手段。这是四种不同的任务，可用四种不同方法来完成；因此，除非我们知道正确调节它们的方法，我们对待犯人的整个态度就是自相矛盾的。在现在，刑法时而讲这种语言，时而讲另一种语言。除非我们下定决心，认为我们社会真正需要的是赎罪，抑是隔离，抑是改造，抑是威胁潜在的罪犯，这些办法是起不了作用的，而只会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以致一件罪行引起了更多的罪行。任何一部法典的制订，如果其中有四分之一是根据十八世纪英国爱好使用绞刑的偏见，有四分之一是根据把罪犯和社会隔离起来的原则，有四分之一是根据冷漠无情的改造政策，还有四分之一是采取吊起一只死乌鸦来吓走其余乌鸦的政策，那它肯定对我们是一无用处的。
我们还可以这样他说，不论法律的其他责任为何，它的首要责任就是认识法律自身的缺点。立法者或审判官的首要责任就是作出明确的、无歧义的陈述，而解释这种陈述的方法，不仅对于专家，而且对于当时的普通人讲来，都只能是唯一的，而不能多种多样。对于过去判件的解释技术一定要做到这个地步：一位律师不仅应该知道法庭讲过什么，而且应该以最大的可能性猜出法庭正要讲什么。因此，法律问题可以看作通讯问题和控制论问题，这也就是说，法律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
在法律的许许多多部门中，法律想说的话和法律所考虑的实际情况之间缺乏令人满意的语义方面的一致性。每当这种理论方面的一致性不存在时，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无人管辖的地区中，其情况好比我们有两种流通货币而没有共同的交换基础一样。在不同的法庭之间，或者在不同的货币制度之间，缺之一致性的地区总是给不诚实的经纪人钻了空子，无论从财政方面或是从道德方面来说，他仅仅按照对他最为有利的货币制度来接受别人的支付，他也仅仅按照使他牺牲最少的制度来付款。在现代社会里，跟不诚实的经纪人一样，罪犯的最好条件就是钻法律的空子。我曾经在前面一章指出：噪声可以看作人类通讯中的一个混乱因素，它是一种破坏力量，但不是有意作恶。这对科学的通讯来说，是对的；对于二人之间的一般谈话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的。但是，当它用在法庭上时，就完全不对了。
我们法律体系的整个性质就是斗争。它是一种谈话，其中至少有三方面参加，譬如说，在民事案件中，有原告、被告，还有审判官和陪审员所代表的法律体系。这是十足的冯·诺意曼意义下的博奕，其中，当事人力图用法律条文所规定的种种方法使审判官和陪审员成为自己方面的合作者。在这种博奕中，对方的律师，不同于自然界自身，能够设法把混乱引进他所反对的那一方的消息中去，而且他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他设法把对方的陈述变成没有意义的东西，并且有意识地把对方和审判官与陪审员之间的消息堵塞起来。在这种堵塞的过程中，欺骗手段有时不免非常需要。在这里，我们无需用加登纳（Erie Stanley Gardner）的侦探故事的票面价值来描述法律程序，就能了解诉讼中的若干场合不仅允许使用欺骗手段，而且鼓励使用欺骗手段，或者说，不仅允许有意识地把发送消息的发讯人的意图隐瞒起来，而且鼓励他去这样做的。
第七章 通讯、保密和社会政策
在世界事务中，两种对立的甚至矛盾的趋势成为近些年的特点。一方面，我们有空前完善的国内的和国际的通讯网。另一方面，在参议员麦卡锡（McCarthy）及其模仿者的影响之下，军事情报盲目而过度的分工以及他们最近对国务院的种种抨击，使得我们的思想日益趋于谨防泄密的状态，这种情况只能用历史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来比拟。
威尼斯的大使们拥有极其准确的新闻搜集机构（它们成为欧洲史研究的主要来源之一），加上他们对于秘密有民族性的爱好，使得这些机构竟然扩展到这个地步：国家下令暗杀侨居国外的工匠，以此来维持某些精选的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垄断地位。“警察和强盗”这一现代游戏——似乎标志着俄国和美国这两个本世纪世界霸权的主要竞争者——令人想起了古意大利的“斗篷和短剑”这出闹剧在一个更为广大的舞台上演出。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也是现代科学经受临盆痛苦的地区。然而，今天的科学是一项远比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科学巨大得多的事业。我们现在按照某种比马基雅弗利时代更为成熟、更为客观的思想来考查现代世界中信息和保密方面的一切因素应该是可能的。鉴于前面讲过的事实，情况尤宜如此：目前关于通讯问题的研究，就其独立和权威的程度而言，已经达到使它有权成为一门科学了。这门现代科学对于通讯和保密的状况及其职能不得不告诉我们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写这本书主要是给美国人看的。在美国人的生活环境中，信息的种种问题都是按照标准的美国眼光来评价的：一物之有价值就在于它作为一项商品之进入公开市场的情况。这是官方的正统学说，它愈来愈会受到美国居民的怀疑。我们指出这个学说不能代表人类价值的共同基础，也许是值得的：它既不与教会的学说即寻求人类灵魂得救之路的学说相当；也不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即以实现人类福利的若干特定理想以评价一个社会的学说相当。在典型的美国世界中，信息的命运变成了某种可以买卖的东西。
我不是存心找岔子，去指摘生意人的态度是否道德和明智。我的任务是指出：这种态度导致了对信息及其有关概念的误解和错待。我将在儿个领域中讨论这个问题，先从专利法谈起。
专利证明书就是授予发明家对其发明物以有限的垄断权。对他说来，专利证明书就是特许状，而一个特许状就是一家特许公司。在我们的专利法和专利政策的背后，就是大家所默认的关于私有财产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权利的哲学。这种哲学非常近似地代表了目前正将结束的时期中的实际情况，在那个时期中，发明物一般是由熟练技工在工厂里做出来的。对于今天的发明事业讲来，这种哲学甚至提供不出一个勉强可用的图景了。
专利局的标准哲学就是预先假定有位技术工人。他具有一般所谓的机械发明才能，通过一系列的试验和失败，然后由一定的技术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体现为一种专门仪器。专利法把制出这种新工具所必需的发明才能同另一种发明才能，即发现世界上的种种科学事实所必需的发明才能区别开来。后一种发明才能是列在自然规律的发现这个项目下面的；在美国，如同在许多具有类似的工业实践的国家里一样，法律否认科学家对他可以发现到的自然律有任何私有权。由此可知，在某个时候，这种区分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因为工厂发明家有一种传统和背景，而科学家则有一种与之迥然不同的传统和背景的。
人们显然不会把狄更斯的《小多立特》（Liitle Dorrit）一书中的但尼尔·道意斯（Daniel Doyce）错认作他在别处谈到的麦佛协会（Mudfog Association）的会员们的。狄更斯赞美前者是一位富有常识的技术工人，有手工工人的租壮的大拇指头，有永远面对事实的诚实态度；至于麦佛协会，那只不过是不列颠科学促进会早期的一个有损声誉的诨号而已。狄更斯诽谤后者是由一批一无用处的梦想家组成的团体，他所用的讽刺语言，斯成夫特不会认为不适于用来描写拿普大的骗子手们的。
目前，象贝尔电话实验室这样一个现代科学研究的实验机构，即使它还保持着道意斯的实用性，实际上都是由麦佛协会的子孙们所组成。如果我们把法拉第（Faraday）看作不列颠科学促进会早期的一个卓越而典型的会员的话，那么，到了今天的贝尔电话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这根链条就是完整的了，它经由麦克斯韦和亥维塞（Heaviside）到坎贝尔（Campbell）和申农（Shannon）。
在现代发明的初期，工人远没有掌握科学。锁匠就能评定机械能力的等级。按照瓦特的看法，一个活塞是否适用于蒸气机气缸，就看一个薄薄的六辨士铜币能否刚好塞进二者之间。钢是技术工人炼制出来的，用来铸造刀剑和其他武器。铁是炼铁工人的产物，形状七古八怪，还混着矿渣子。在我们能有一位象法拉第那样善于实践的科学家来代替但尼尔·道意斯之前，他的确得走一段很长的道路。大不列颠的政策，甚至当这种政策是由目光如豆的、象狄更斯小说中的“拖沓部”那样的机构体现出来时，它会直截了当地把道意斯当作真正的发明家，而否决了麦佛协会的绅士们，这是不足为奇的。世代相传的官僚主义者柏纳可的家族（Barnaclefamily）会把道意斯折磨得象个鬼，直到他们不再叫他一个机关又一个机关地奔走为止，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是害怕他的，怕他变成新工业体系的代表人而把他们排挤掉的；至于麦佛协会的绅士们，他们既不害怕，也不尊敬，更不了解。
在美国，爱迪生（Edison）代表了道意斯和麦佛协会会员之间的正式过渡。他本人非常象个道意斯，他甚至非常想做一个名符其实的道意斯。但虽然如此，他从麦佛阵营中挑选出许多人作为自己的职员。他的最大发明就是发明了工业研究实验室，把发明事业变成了生意经。通用电气公司、威斯汀豪司公司的各个企业以及贝尔电话实验室都是步着他的后尘的，雇用了好几百个科学家，而爱迪生只不过雇用了几十人而已。发明已经不再意味着工厂工人偶而有之的洞察力了，它变成了一批胜任其事的科学家进行细致而广泛的研究的成果。
现在，由于到处都有从事应急发明的智力活动的组织，发明正日益失去它的作为商品的等同物。一物之成为好商品的条件是什么呢？扼要他说，这条件就是：它的价值要能从一手转到另一手时本质地不变，同时，该商品的各个部分应当如所值的金钱那样地在数学上是可加的。自身守恒的能力乃是好商品所具有的一种对人非常方便的特性。例如，一定量电能，除了微少的损耗外，在导线的两端数量相同，因此，给若干千瓦一时的电能以相应的价格就不是太难的事情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物质守恒定律。我们通常的价值标准是黄金的量，而黄金就是一种特别稳定的物质。
信息，在另一方面，不是那么容易守恒的，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到，通讯所传递的信息量是和一个叫作熵的非可加量有关，它和熵的差别是一个代数符号和一个可能的数值因子。正因为熵在闭合系统中有自发增加的趋势，所以信息也就有自发降低的趋势；正因为熵是无秩序的量度，所以信息是秩序的量度。信息和熵都不是守恒的，都同样地不适于作为商品的。
让我们从经济角度来考察信息或秩序，以一副金首饰为例。金首饰的价值包含两个部分：金子的价值和“款式”（facon）的即艺术加工的价值。当我们拿一副旧首饰抵押给典当商或卖给珠宝商的时候，这副首饰的固定不变的价值仅限在金子方面。至于款式方面的价值之受到考虑与否，那得取决于许多因素，诸如售者的坚持，首饰制造之时该款式的流行与否，纯艺术方面的技巧，从博物馆角度看待这副首饰的历史价值以及购者的坚持等等。
由于不了解金子的和款式的这两种类型的价值之间的区别，许多财富丧失掉了。集邮市场、旧书市场、古董市场以及丹康·菲弗家具市场全都是人为的市场，因为除了拥有这类东西会给物主以真正的快乐外，绝大部分的款式价值不仅是在于事物自身的稀有性，而且是和暂时存在的竟相购买该物的活跃的购买力有关。经济危机限制了可能的购买力，它可以把该物的价格降低四、五倍，于是一大笔财富就会仅仅因为缺乏竞购者而化为乌有。如果另一种新的流行款式在有远见的搜藏家的关注之下而排挤了旧的款式时，那么最滞销的货物就会又一次地退出市场。搜藏家们的鉴赏力是找不到一个恒定不变的公分母的，除非大家都达到了审美价值的最高标准。因此，对名画所付的价格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买主想得到富有和内行的名气这种愿望的。
把艺术品当作商品，就产生了一大批对于信息论讲来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首先，除了那种生性偏狭的搜藏家要把自己全部收藏品永远封锁起来外，艺术品的实物占有既非人们对它欣赏而得到快乐的充分条件，亦非人们对它欣赏而得到快乐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有几类艺术品本来是供大家欣赏的，而不是供私人欣赏的；谁占有它的问题差不多无关宏要。一幅伟大的壁画未必可以作为流通的证券，墙上绘有这幅壁间的建筑物也未必可以有此用途。无论表面上谁是这些艺术品的所有者，他至少耍把它们分给经常往来于这些建筑物之中的一定量的人们，通常是世界上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分享。他没法把这些艺术品放到保险柜里，只在吃饭的时候拿出来跟几个行家心满意足地观赏它们，他也没法把它们当作私人所有物而全数封存起来。仅有极少数的壁囫是偶然地在秘密地方画出的，夕奎罗斯画了一幅用来装饰墨西哥监狱的一面大墙，这所监狱是他作为政治犯而服刑的地方。
关于艺术品的纯实物占有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艺术中的所有权问题就复杂得多了。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艺术品的复制问题吧。无庸置疑，艺术欣赏中最美妙的精华部分只能从原作中得到，但同样正确的是，一个从未见过名作原本的人也能培养起广泛而深刻的鉴赏力的，同时，艺术创作中的美学魁力绝大部分可以通过质量良好的复制品传达出来。音乐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欣赏一支乐曲时，听者要是出席演奏会的话，那是可以得到某种重要的东西的，但虽然如此，为了理解这诈演奏，他要预先学习，作好准备，他的欣赏力将会通过聆听好唱片而得到如此之大的提高，以致我们很难说二者之中哪一种经验更加重要些。
从所有权角度看，复制权是由我们的版权法来规定的。但是，版权法无法规定别的一些权利，这些权利几乎都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任何人都有资格在有效意义上成为艺术创作的所有者。于是，何谓真正原作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例如，在文艺复兴初期，透视法是艺术家的新发现，一位艺术家巧妙地开拓周围环境中的这个因素是能够给人以巨大愉快的。图勒（Durer）、达芬奇（DaVinci）及共同时代人就体现了当时艺术界巨擘从这个新发现中所找到的趣味。但是，由于透视法是一种一经掌握就会很快地对它失去兴趣的技法，所以本来在原作者手中是伟大的东西，现在却是每一位多愁善感的、讲生意经的艺术家在设计月份牌时都能运用自如的手法了。
前面已讲的东西看来不值得再讲了；要想评定一幅画或一部文学作品的信息价值，我们就不能不知道它含有那些为大家对今人和古人的作品所未曾消化了的东西。只有独立的信息才是近乎可加的。第二流复制家所引申出来的信息对于前此发出的信息而言就远不是独立的了。因此，千篇一律的恋爱故事，千篇一律的侦探小说，通俗杂志中为一般人所欢迎的、成功的故事等，都是受着版权法的字面支配，而不是受着版权法的精神支配的。禁止一部电影以一连串低级趣味的镜头来引诱中、下层群众对这种感情状态产生兴趣而取得成功的版权法是不存在的。我们既没有复制新的数学观念的方法，也没有复制新学说例如自然选择说的方法，也没有复制其他任何新东西的方法，除非用同样的话对同样的观念作出全同的复制。
重说一下，陈词滥调之得以流行，不是偶然的，它是信息本性所固有的现象。信息的所有权必然要碰到下述的不利条件：要使社会上的一般信息丰富起来，该信息就必须说出某种在本质上异乎社会上原先公共贮藏的信息。在伟大的文艺经典作品中，大量具有显见价值的信息甚至都会被人抛弃，仅仅因为大家已经熟悉它们的内容了。学生不喜欢莎士比亚，因为依他看来，莎士比亚无非是一堆熟悉的引句。仅当人们对这位作家有了深入的研究，摆脱了当时浅薄的陈词滥调所采用的那个部分之后，我们才能同这位作家重建信息方面的联系（rapport），并且对他的作品作出崭新的评价来。
依据这个观点，使人感到有意思的事情是：有些作家和画家，虽然在感性和知性的道路上进行了广泛的探索而打开了一个时代的大门，却对自己的同时代人和多年的追随者有着几乎是破坏性的影响。象毕加索（Picasso）这样的国家，经历过许多时期，发展过许多艺术形式，最后才说出了这个时代的话到舌头就要说出的全部的话，终于使自己的同时代人和晚辈的创作变得索然无味了。
通讯之商品性质的固有界限何在，很难引起大家普遍地来考虑这个问题。普通人都认为米西纳斯的工作就是购买和收藏艺术品，而不是鼓励当时的艺术家去进行创造。与此完全类似的情况是，普通人相信有可能把国家的军事机密和科学机密贮藏在安静的图书谊和实验室里，正象我们之有可能把上次战争中使用过的武器赊藏在军械库里一样。这种人的确还进一步地认为：在本国的实验室里得到的信息从道义上讲来就是本国的财产，如果别国利用这种信息的活，那不仅有可能是叛国行为的产物，而且在本质上就是盗窃。他想象不出任何一种没有所有者的信息。
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能把信息贮藏起来而不使其严重地贬值，这种想法是荒诞的。它的荒诞程度不下于后述一种更加似真而假的主张：在一次战争之后，我们可以把现有武器收集起来，擦上机油，再用橡皮袋封裹，让它静候下一次战争的来临。可是，考虑到战争技术的种种变化，步枪虽然还可以很好地贮藏起来，坦克就差远了，而军舰和潜水艇就更谈不上保存的问题了。事实上，武器的功效严格决定于它在特定时期中与什么武器相对，又决定于那个时期关于战争的整个观念。已经不只一次地证实了这个结果了：贮藏的武器堆积如山是会把军事政策引上错误道路的，所以。在我们还具有正确选择为防止新灾难而准备必要工具的自由时，我们恰恰给新灾难的到来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在另一方面，即在经济方面，英国的例子表明，上面所讲的情况显然是真实的。英国是经过全面工业革命的第一个国家；它从革命前期继承下来的是窄轨铁路、设备陈旧而需要大量投资的纱厂以及它的社会制度的局限性——这一切都使得现代的日益增长的种种需要转化成严重的危机，只能用一种相当于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办法来克服。在现在，纵使最新兴的国家在工业化的时候就能够利用最新的和最经济的设备，就能够建立起合乎现代需要的铁路系统从而用大小合乎经济要求的车厢来运输货物，就能够生活在今天的时代里而非生活在百年之前，然而，这一切都在继续发生着。
对英格兰是正确的东西，对新英格兰同样是正确的。在新英格兰，人们发现，工业企业的现代化常常要花去很大一笔的费用，这比拆掉旧的并在别处重建新的还要费钱得多。除了把制订相对严格的工业法和进步的劳工政策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完全不计外，纺织工业之所以不愿意建立在新英格兰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工厂主的坦白表示，就在于他们不愿意受到百年传统的束缚。由此可知，即使在原料加工占主要地位的领域中，生产过程和劳动保护归根到底也要不断地革新和发展的。
信息，与其说是旨在贮藏，不如说旨在流通。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信息和科学的状况适应于国家的种种需要，则它就会得到最大的安全——在这个国家里，信息的重要性是充分地得到实现的，它是作为我们观察外界并对外界作出有效行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换言之，把科学研究的成果详细记载在书籍和文章里而后标明“密件”存入图书馆，无论共数量如何巨大，都不足以在任何时间长度内保证我们的安全，因为世界上的有效信息是在不断地增加着的。对于人脑说来，没有马奇诺防线。
重说一下，人活着就不免要参加到受外界影响并对外界作出行动的连续流中，而在这个连续流中，我们只不过是承前启后的中介物而已。换个意思说，活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就是意味着去参加知识的连续发展，参加知识的畅通无阻的交流。在完全正常的情况下，要保证我们具有上述这种足够敷用的知识远比保证某一可能的敌人没有这种知识困难得多，而且也重要得多。军事研究实验室的全部措施却是采取了与我们自己最优地使用信息并最优地发展信息的相反路线的。
在这次大战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负有解某一类型积分方程的责任，这种方程不仅存在于我自己的工作中，而且至少还存在于两个彼此完全无关的计划中。我知道这两个计划中有一个一定是要出现这种方程的；至于另一个计划，我在一次初步参与该项工作的商讨中相信它也是应该出现的。由于同一思想有三种应用，它们从属于三个完全不同的军事计划，有着完全不同的保密程度，又在不同的地方执行，所以无法把其中的任一方面的信息告诉其他。结果是，三个部门本来可以共同使用的成果，却要求有三个彼此无关而又完全相同的发现。由此带来的时间耽误大约半年至一年之久，也许还要多些。从金钱开支方面看（这在战争中当然是不重要的），总数相当于一大批最高薪人员的年薪。一个敌人要想从这项工作中取得价值相当的应用，其麻烦程度就跟我们把全部工作重新做过的损失相当。要知道，敌人是不可能加入我们非正式举行的甚至是在保密机关布置下的生产讨论会的，因而他就没有机会处在评价和利用我们的研究成果的地位上。
在估计信息价值的一切方法中，时间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一种含有任何程度的、内容十分机密的信码或密码，不仅是一把难以打开的锁，而且是一把需要用相当时间才能正确打开的锁。适用于小单位战斗的战术情报几乎可以肯定在一两小时后就会过时。它能否在三小时内被别人破开乃是一个意义不大的事情，最最重要的是，收到该项消息的军官应该能够在两分钟内把它读出。另一方面，较大的作战计划就太重要了，不能依靠这种保密程度有限的密码。但虽然如此，要是一位军官收到这项计划后需要花费一整天时间才能译解它，则贻误军情就会比任何程度的泄密更为严重。关于整个战役或外交政策的信码和密码可能是而且应该是更加不易破解的，但是，绝对没有这样一种信码或密码，即不能在任何限定时间内破密，又能含有重要的信息量，而非一小批互不关联的个别判决。
通常，破密的方法就是寻找该密码的一个足够长的用例，于是专家就可以弄清它的编码模式。一般说，这些模式至少得有最低程度的重复，不然的话，那些非常简短而又没有重复的电讯就无法译出了。但是，当一批电讯从前后完全相同的密码类型编出时，那怕编码细节有种种变化，这些不同的电讯之间可以有足够多的共同点导致破密，首先是弄清密码的一般类型，然后弄清该专用密码。
也许表现在破密工作上的最伟大的才能绝大部分没有在各种保密机关的年鉴上发表出来，但在题铭学家的著作中是可以看到的。我们都知道罗塞达石是怎样通过对埃及若干象形文字的解释（即知道了它们是托勒密们的名字）而后认懂刻在上面的铭文的。但是，有一种译码工作，其意义更加伟大。这种译码艺术的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例子就是把自然界自身的秘密译解出来，而这就是科学家的本份。
科学的发现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方便而对存在系统作出解释的，但存在系统之被创造出来时丝毫也没有为我们的方便着眼。结果是，世界上最经久的、适于保密的并受复杂信码系统保护的东西就是自然界的规律。因此，在破密的可能性中，除对人的保密手段和文件的保密方法直接进行攻击外，我们总有可能去攻击一切信码中最具本质意义的信码。要想发明一种象原子核这类天然信码那么难于破密的人工信码，看来是办不到的。
在译解信码时，就我们能够获得的信、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我们读到的消息不是莫明其妙的知识。迷惑译码人的普通方法就是在真正消息中混杂进去一种无法译解的消息，即混进一堆无意义的消息，混进不成句子的单字。同样，当我们考虑诸如原子反应、原子爆炸这类关于自然方面的问题时，我们能够公之于众的最最孤立的信息就是宣布它们存在着。但当科学家接触到一个他知道有答案的问题时，他的整个态度就改变过来了。可以说，他已经有百分之五十左右接近于那个答案了。
从这个观点看来，我们完全可以恰当地说，本来应该保密的、但已经成为人人皆知而且毫无障碍地为一切潜在敌人所知的关于原子弹的秘密之一，就是制造它的可能性。问题如此重要，科学界又相信它是有答案的，那么，科学家的智能和现有实验室的设备两者既已分布得如此之广，这就使得这项工作随便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只要花上几年功夫就可以近乎独立地得到实现了。
目前在这个国家里有一种天真的信仰，认为我们是某种技术即叫做“专门技能，，（know-how的唯一所有者，这种专门技能不仅可以保证我们在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一切主要发明方面占居优势地位，而且，如我们已经讲到的，可以保证我们对这种优势具有道德方面的权利。诚然，这个“专门技能”是和那些研究象原子弹之类问题的人们的民族血统毫不相干。要长期保证丹麦的玻尔（Bohr）、意大利的费米（Fermi）、匈牙利的斯杰拉德（Szilard）以及许多其他与这项工作有关的科学家在一起合作，那是已经不可能了。这样一种合作过去之所以成为可能，乃是由于大家极度地意识到了事变的迫切需要，由于纳粹的威胁激起了普遍的愤怒。为了使这批科学家在重整军备的长期间中合作共事，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夸张的宣传；在重整军备方面，国务院的政策似乎经常使我们受累不浅。
用不着任何怀疑，我们具有世界上最高度发展的、能够汇集大批科学家的力量和大量的金钱来实现某项计划的技术。但是，这丝毫也不应该使我们过分满足于我们的科学地位，因为同样清楚的是，我们正在培育着除非依靠大量的人力和金钱就无法考虑任何科学计划的年青一代。法国人和英国人以其技巧制造出了大量仪器，一位美国的中学教师则会轻蔑地把它看作是用木头和绳子马马虎虎做成的东西；但是，这种技巧在我们年青一代中再也找不到了，只有极少数的例外。目前流行的大型实验室是科学中的新事物。我们之中有那么一些人却要把它设想作永远不会陈旧过时销东西，然而，当我们这一代的科学思想变得陈旧无用或者至少给我们的知识投资带来的收益大为减少的时候，我却预见不到下一代人会有能力提出什么了不起的思想作为了不起的计划的天然基础。
对于应用在科学工作上面的信息概念的明确理解说明了两项信息如果独立并存，其价值是不大的，反之，如果它们能够很好地结合在某人心中或某个实验室里，那它们就能够彼此丰富起来。下述组织是与这种要求完全不相容的：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在预先规定的道路上行走，当科学哨兵走到自己的巡逻区域的尽头时，举枪，向后转，沿来路回去。两位科学家的相互接触，是会产生极为丰富的成果的，是会使科学生气蓬勃起来的，但是，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中才能产生：至少有一位科学代表者远远地越过前沿阵地从而能够把邻近领域的思想吸取过来形成一套有效的思想方案。实现这种类型的组织的天然手段就是采取这样的办法：让每位科学家的研究方向由他自己的兴趣范围未确定，而不是预先给他指定一个巡逻地带。
这样轻松的组织即使在美国也是存在的；但在目前，它们只是少数公正人士的努力结果，而不是那些自以为懂得何者对我们有益的人们所强加于我们的计划框架。然而，对于那些被人任命和自我任命来作为我们上级的人们之肤浅无能以及今天存在着的种种危险，我们科学界的群众不负丝毫责任。正是有钱有势的人们要求现代科学中凡与军事应用可能有关的东西都要严格地保密。这种保密的要求差不多跟一个有病的文明社会不想知道自己病情发展的情况相当。只要我们继续装聋作哑，认为世界上万事顺利，那就让我们把耳朵塞起来，贝克听到“列祖列宗预言战争”的声音。
在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对待科学研究的这种新态度里，有一个远不是公众所能认识的科学上的革命。的确，负责现代科学研究的当局就没有预见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后果。在过去，科学研究的方向主要是由个别学者的兴趣和时代的趋尚来决定的。在现在，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尝试，要把科学研究指向社会安全问题，使得一切有意义的研究途径都要随着一个攻之不破的科学防垒的加固目的而尽可能地得到发展。今天的科学不再是个人的事业了，科学边界的进一步推进的结果，不仅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可以供我们用来反对可能敌人的武器，而且也产生了与这些武器有关的种种危险。这也许由于下述事实所致：我们的武器，要末就恰恰是那些可以用来反对自己比反对任何敌人更为有效的东西，要求就是我们在使用象原子弹之类的武器的同时所附带产生的诸如放射性沾染之类的危险物。由于我们积极地、同时并进地寻找攻击我们的敌人和保卫我们自己的手段，科学步伐的加快便对新的研究工作产生了空前巨大的需要。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集中力量在奥克列兹和罗斯亚拉摩司两地的实验室里所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去保护美国人民，不仅要使他们免于受到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敌人的袭击，而且要使他们免于受到我们新兴工业所带来的原子辐射的沾染——这是我们目前的切身问题之一。如果不发生战争，这些危险也许今后二十年都碰不上。在我们目前的军事思想的框架内，这些危险的存在已经迫使我们会拟订关于敌人方面运用这些手段的新方法的种种可能的对策了。在目前，这个敌人可能是俄国，但它更多是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海市蜃楼。为了保卫我们自己不受这个幻影的侵犯，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去寻找新的科学手段，每种手段都要比过去的更加可怕。这条上天启示的巨大的螺旋线是没有终点的。
以上我们讲述了一种真正博奕式的诉讼，其中敌对双方都能使用并且是被迫使用全盘的欺骗手段，从而彼此都被迫去制订一个不免考虑到对方可能使出最优博奕的策略。举凡在法院的小规模战斗中属于正确的东西，在国际关系的殊死斗争中同样是正确的，不论它所采取的是流血的射击形式还是温和的外交形式。
保密、消息堵塞和欺骗，这一切技术都是为了保证自己一方能够比对方更加有效地使用通讯力量和通讯手段的。在这样一场使用信息的战斗中，保持自己一方的通讯通路的开放和妨碍对方所支配的通讯通路的利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为了保密而全面制订出来的策略差不多总是要涉及保密以外的许多其他事情的考虑的。
我们是处在这种人的地位上，他在生活方面仅有两种野心：一是想去发明能够溶解任何固体的万能溶剂，再是想去发明能够容纳任何液体的万能容器。不论这位发明家怎么做去，他都是白费功夫。何况，我已经讲过，任何一种秘密，当它的保护工作和人的诚实性有关时，就不可能比它的保护工作决定于科学发现自身的种种困难更为安全了。
我已经讲过，任何科学秘密的传播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在这场博奕中，十年就是一段长时间了，而且，从长期着眼，武装我们自己和武装我们的敌人并波有什么区别。因此，每次骇人的发现只不过加强了我们的屈从性，屈从于从事新发现的需要。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对于这种情况没有新的认识的话，那它就不得不一直这样地继续下去，直到我们地球上的关于智能方面的全部潜力都耗费得一无所剩，再该有任何可能对旧的和新的人种的多种多样的需要作出建设性的应用为止。这些新武器出现的结果一定要使地球上的熵增加起来，直到热与冷、善与恶、人与物质之间的一切区别消失殆尽，变成了一颗灼热的、熔炉般的新星。
我们就象一群加大拉的猪一样，让当代的群鬼附身，科学战争的使人不由自主的性质正把我们驱使得晕头转向，倒栽葱地掉进自我毁灭的海洋中。也许，我们可以说，在那些自以为职在指导我们和那些掌管科学新计划的绅士们当中，许多人无非是见习术士，对制造怪事的符咒神魂颠倒，以致自己完全无力收场。在他们手里，甚至新发明的广告心理学和推销员心理学也变成了促使有才能的科学家免受良心谴责的方法，变成了破坏这些科学家所树立的旨在不使自己牵连到漩涡里去的障碍物的方法了。
让这些为了个人目的而招致魔鬼谴罚的聪明人记住：在事件的自然进程中，一次出卖良心就会出卖第二次。人性的尊严可以用巧妙分配行政管理蜜饯的办法来摧毁，代之而起的乃是有权有势的长官架子，只要我们可以得到更大一块的蜜饯，这副架势就会一直保留着。这种做法总有一天要变成我们自己安全的最大的潜在威胁。到了那个时候，当另外一个强国（它可以是法西斯国家或是共产主义国家）能够提供更大的奖赏时，我们的那些一再促使我们去保护他们所让出的利益的好朋友们就要以尽快的手段促使我们屈服和灭亡的。让那些从九泉深处唤起原子战争的幽灵的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原故，如果不是为了我们）记住：他们一定不用等待太久的，一当我们的敌人取得成功的第一刹那到来时，就会把那些已经堕落了的人们置之于死地。
第八章 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作用
本书论证了内部通讯通路的完整性乃是社会福利不可或缺的条件。这种内部通讯不仅目前经常地碰到自古以来就已存在的种种威胁，而且经常地碰到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某些特殊严重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之一就是通讯的复杂性日益增加和它的费用日益昂贵。
一百五十年前，甚至是五十年前—一这是无关宏要的——世界上，特别是美国，充满了种种小型报刊和出版物，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们作为讲坛。在那个时候，地方编辑不象现在那样地仅限于报道千篇一律的说教和地方上的流言蜚语，而是可只发表而且经常发表他个人意见的；他的意见不仅限于地方事务，而且谈到了世界上的种种问题。现在，由于印刷、纸张和辛迪加的费用日益昂贵，这种自我表现的自由已经变成这样一种的奢侈品，以致新闻事业终于成为一字千金的艺术了。
就每一观众每看一场电影的费用来说，电影也许是最最便宜的，但合起来一算，它贵得如此惊人，以致难得有什么电影值得大家冒险一观，除非它们的成功是事先肯定了的。制片公司所关心的问题不在于一部电影是否能够引起大批观众的浓厚兴趣，而在于如何不使为数极少的人感到不称心，从而他可民指望把片子畅销无阻地交给各个电影院。
以上我所讲的关于报刊和电影方面的情况，同样适用于无线电和电视，甚至也适用于书籍的销售。因此，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按人分配的巨大的通讯量和不断缩小的总的通讯量相冲突。我们越来越不得不去接受那些标准化的、不痛不痒的和没有内容的产品，就象面包易的白面包一样，与其说它是为了食用价值而烤制的，不如说它是为了便于保存和出售等特性而烤制的。
这种情况基本上是现代通讯外在的不利条件，但是，还有一个从内部腐蚀它的不利条件同时存在着。这一不利条件是一种癌症，它使创造性受到限制和减弱。
在过去，愿意献身于艺术创作的青年，既可以径直埋头于创作之中，也可以通过一般的学校教育为自己作好准备，这种教育也许和他最后承担起来的专业无关，但至少是他的各种才能和鉴赏力的严格锻炼。现在呢，学习的道路大大地被堵塞起来了。我们的中、小学校比较重视的是形式化的课堂教育，而非真正学到某种东西的智力训练；它们把一门科学课程或文学课程所需的许多艰苦的准备工作都推到大专学校里去了。
与此同时，好莱坞也发现到了其产品的标准化正是有才能的演员在话剧舞台上自然流露其演技的障碍。经常换演不同剧本的剧场差不多都停业了，其中有些变成了好莱坞演技的训练班，但即使是这一部分的剧场也在慢慢地枯萎而死。我们年轻的、自称自许的演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受过职业训练的，但这不是在舞台上学到的，却是在大学的演技课中学到的。在同辛迪加的作品竞争中，我们年轻的作家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如果他们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那他们就会走投无路，除非跑到大学里去，据说那里可以教他们如何写作。因此，一向作为科学专家的活动基础的较高学位，特别是高于一切的哲学博士学位，就愈来愈成为一切领域中的智力训练的模型了。
老实说，艺术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之所以创作，应当是受到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所驱使：即使他们的工作没有报酬，他们也愿意付出代价来取得从事这项工作的机会的。但是，我们是处在教育形式大大排挤掉教育内容的时代里，是处在教育内容正趋于日益淡薄的时代里。人们现在在取得较高学位和寻求一项可以看作文化方面的职业时，也许更多着眼于社会名气，而非着眼于任何深刻的创造冲动。
考虑到有这么一大批供应市场的半瓶醋，要给他们物色表面上冠冕堂皇的题材去做研究，就变成了迫不及待的问题了。按理讲，他们应当自己给自己找题材的，但是，现代高等教育这一巨大企业处在这样一种要求不高的气氛下面是无法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的。因此，不论是艺术方面的或是科学方面的创造性工作，本来开头都应受到创造出某种新东西并公之于世的这种伟大愿望的支配的，现在却被追求哲学博士学位论文或类似的学徒式的手段这类形式方面的需要所代替了。
我的一些朋友甚至断言：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应该是一个人科研工作中已经做到或终将要做到的最伟大的工作之一，这项工作应该等到他能够全面阐述自己毕生的工作时才去写它。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只是认为：学位论文即使事实上不是一项如此艰巨的工作，那至少应当有意识地把它作为进行积极创造的门径。天晓得还有多少要去解决的问题，还有多少要写出的书和多少要谱出的音乐呀；可是，在完成这些创作的道路上，几乎到处都是堆放着马马虎虎完成的工作，其中只有极少数是例外，十有八九都是缺乏不得不做的理由的。如果一位青年只是为了追求小说家的名气，而非有话要说，那他写出的第一部小说实在要令人作呕；我们同样受不了那些正确、雅致但没有血肉或灵魂的数学论文。我们尤其受不了那种绅土架子，因为它不仅给这些内容贫乏而且是马马虎虎完成的工作开辟了存在的可能性，而且采取了卑怯的狂妄态度，公开反对随时随地可能出现的在精力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竞赛。
换言之，当存在着不需要通讯的通讯，这种通讯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使某人取得通讯传道师的社会声望和知识声望时，那么，消息的质量及其通讯价值就会象秤锤那样笔直地降下来了。这就好比一部按照R．歌尔伯格（Rube Goldberg）的观点而制造出来的机器一样，它只是为了证明我们所不希望达到的种种目的可以用一部显然完全不适于达到这些目的的机器来表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用途。在艺术之中，追求新事物以及寻找表现它们的新方法这个愿望乃是一切生活和乐趣的源泉。然而，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一些事例，譬如说，在绘画方面，画家总是把自己牢牢拴在抽象艺术的新手法上面，显得无意使用这些新手法来表现有趣而新颖的形式美，无意使用这些新手法去进行艰苦的斗争以反对庸俗和陈腐的倾向。并非艺术方面的一切墨守陈规者都是经院的艺术家。墨守陈规者也有其祖师爷的。任何一个学派都不能垄断美。美，就象秩序一样，会在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出现，但它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战斗，用以反对熵增加的尼加拉。
我在这里是带着比较强烈的激动说出这番话的，我主要是为我们这些科学中的艺术家而非为通常所讲的艺术家感到激动，因为我首先要讲的乃是科学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的大学偏爱与独创精神相反的模仿性，偏爱庸俗、肤浅、可以大量复制而非新生有力的东西，偏爱无益的精确性、眼光短浅与方法的局限性而非普遍存在而又到处可以看到的新颖和优美——这都使我有时感到愤怒，也常常使我成到失望和悲伤。除此以外，我坚决主张：我们不仅要反对现代世界中由于通讯工具的种种困难而产生的宰割思想独创性的现象（如我已经做过的），而且更要反对已经把独创性连根砍除的那把斧头，因为选定通讯作为自己进身之阶的人们常常就是除通讯之外一无所知的人们。
第九章 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
本书前面几章主要研究了人作为通讯机体的问题。但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机器也可以是一种通讯机体。本章将讨论人和机器的通讯特点之间的相互冲击，也将试图确定机器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由此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
在历史上，机器曾经一度冲击过人类的文化并给它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机器对人类文化的这次冲击称为工业革命，当时所涉及的机器都是作为人肌的代替物的。为了研究我们将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目前危机，让我们讨论一下上次危机的历史，把它作为某种可资借鉴之物，也许是明智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根源于十八世纪知识方面的动荡，当时，牛顿和惠更斯的科学方法已经很发达了，但其应用范围还很难超出天文学领域。不过，在那时候，所有进步的科学家都已经认识到，这些新技术就是其他部门科学将要发生深刻变化的信号。最早受到牛顿精神影响的就是航海术和钟表制造术这两个领域。
航海术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技术，但是，直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止，它始终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弱点。测定纬度的问题一向是简便易行的，甚至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了。这只是一个测定天极高度的问题。把北极星当作实际的天极，就能大致定出这个高度，如果进一步算出北极星视圆周的中心位置，那就能够很精确地走出纬度了。与此相反，测定经度问题一向是比较困难的。由于当时没有大地测量法，这个问题就只能通过地方时与某一标准时（例如格林尼治时间）作比较的方法来解决。为此，航行时就必须携带按照格林尼治时间校准了的时计，或者必须找到太阳以外的某一天体作为时计来代替它。
在航海实践家还没有采用这两种办法的时候，航海术是受到很大限制的。通常，他沿着海岸航行，直到他到达他所要到达的纬度为止。然后他再开辟一条平行于纬线的向东或向西的航线，直到他遇见陆地为止。除了近似地估计航程外，他无法说明他已经沿着航线走了多远，然而，这个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他不应该不知道海船是否靠向危险的海岸。在接近陆地的时候，船要沿岸航行，直到抵达预定的地方。可以看出，在这些情况下，每次航行都得冒着极大的危险。但虽然如此，它却是许多世纪的航海模式。哥伦布的航线，银舰队的航线以及阿卡普尔科大帆船的航线都是这样地开辟起来的。
这个行动缓慢而又充满危险的航行办法是十八世纪各国的海军部所不能感到满意的。首先，英、法两国的海外利益，和西班牙的海外利益不同，它们都分布在高纬度地区，对此，显而易见，大圈直航要比起沿纬度作东西航优越。其次，这两个北方强国存在着争夺海上霸权的激烈竞争，因而航海术的优势具有严重的意义。这就无怪乎两国政府都用巨金悬赏的办法来征求测定经度的准确方法了。
举夺这些奖金的历史是复杂的，没有什么教益的。不少有才能的人被剥夺了应得的胜利，弄得顾家荡产。最后，两国都把奖金奖给两种完圣不同的成就。一是准确的航海时计的设计，这是一种造得很好、走得很准的时钟，能在船只遭到不断的剧烈震动的航行中准确地报告时间，误差不过几秒。另一是关于月球运动的精密数表的编造，这使得航海家能够把它当作时钟，以之核对太阳的视动。这两种方法一直支配着整个的航海学，直到最近发明了无线电技术和雷达技术的时候为止。
因此，在工业革命中，工匠的先锋队包含着两类人物，一是钟表工，他们用牛顿的新数学设计出钟摆和摆轮，另一是制造光学仪器的工匠，他们造出六分仪和望远镜来。这两个行业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要制造出准确的圆和准确的直线，并把它们分度或分吋。他们的工具是镟床和分度机。这些做精密工作的机械工具便是我们现在机械制造工业的先驱。
值得回想的是：每种工具都有自己的家谱，它是制造它的那些工具的后裔。通过一根十分清楚的由中介工具组成的历史链条，十八世纪钟表工匠的镟床才产生了今天的巨大的回转镟床。也许，这根链条可以缩短，省略掉某些不必要的阶段，但它一定得有一个最小的长度。在制造一部巨大的回转镟床时，显然我们不能用人手来浇铸金属，用人手把铸件放到机器上加工，更不用说用人手作为对它们进行机械加工时所需的动力了。这些工作都必须通过机器来做，而这些机器又得从其他机器造出来。只有通过这许多阶段，人们才能回溯到十八世纪的原始的手摇或脚踏的镟床。
因此，那些要去做出新发明的人，如果他们不是钟表工，那就是科学仪器的制造工，或者是请这些行业的工匠来帮助他的人，这事十分自然。举例说，瓦特就是一位科学仪器制造工。但即使是一个象瓦特这样的人，在他能够把钟表制造技术的精密性应用到更大一些的事业上面之前，他也不能不等待时机成熟。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一定记得，如我前面讲过的，瓦特认为一个活塞之适合于某一汽缸的标准就是要看二者之间能否刚好塞进一个薄薄的六辩土铜币。
因此，我们一定得把航海术及其所需的仪器看作全面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工业革命的导火线。全面的工业革命是从蒸汽机发明的时候开始的。蒸汽机的第一个形式是简陋而不经济的纽可门机，供矿井抽水之用。十八世纪中叶，有人企图用蒸汽机来产生动力，但是失败了，他们的办法是用蒸汽机把水汲到位在高处的蓄水池里，然后利用水的下降来推动水轮。在人们采用了完善的瓦特机之后，这种笨拙的装置就废弃不用了，而瓦特机一下子就被工厂用于种种目的，就象它们之用于矿井的抽水一样。十八世纪末，工业中已经普遍采用了蒸汽机，江河上的汽船和陆地上的蒸气牵引机车的出现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首先采用蒸汽机的地方就是用它来代替人力或畜力劳动形式最为残酷的地方：把水抽出矿井。在最好的情况下，这项工作是由牲畜来做的，即用马来推动简陋的机器。在最坏的情况下，例如新西班牙的银矿，这项工作是靠奴隶劳动来完成。只要矿井不倒塌，这项工作就没完没了，而且中间不能停顿下来。现在利用蒸汽机来代替这种奴隶劳动当然应该看作人道主义的一大进步。
但是，奴隶不单是做着矿井抽水的工作的。他们还要牵引满载货物的船只逆流而上。蒸汽机的第二个伟大胜利就是汽船的发明，特别是内河汽船的发明。至于在海上，蒸汽机有多年时间都只作为海船风帆的附加物，其价值颇为可疑；然而，正是由于密士失比河上的运输利用了蒸汽机，这才开拓了美国的腹地。和汽船一样，作为拖运笨重货物的工具，蒸汽机车也开始出现在今天正在淘汰这种工具的地方了。
工业革命出现的第二个地方就是纺织工业，这个领域之发生革命也许地繁重的矿工劳动晚一些，但与运输业的革命是同时进行的。那时候的纺织工业已经毛病百出了。即使是在发明机械纺锤和机械织机之前，纺织工人的工作条件就已经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了。他们所能完成的产量大大落后于当时的需求。因此，本来很难设想机械化会使纺织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更坏，然而机械化的的确确使他们的劳动条件变得更坏了。
纺织机器发展的开端可以回溯到蒸气机出现的时代。从手工操作的针织架从伊丽莎白女皇的时代起就已经有了。为了给手织机提经线，纺机第一次变成必要的东西。直到十九世纪初叶，纺织工业才实现了全盘机械化，包括纺和织两个方面。最初的纺织机是用手工操作的，但很快就用上了马力和水力。和纽可门机不同，促使瓦特机发展起来的部分原因就是想给纺织工业提供使机器得以转动的动力的。
纺织工业几乎为工业机械化的全部过程提供了一个模型。在社会方面，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使工人开始了从家里转到厂里并从乡村转到城市的过渡。当时对童工和女工的劳动剥削，其剥削形式如此之残酷，假如我们忘记了南非的钻石矿，也不了解中国和印度的新工业化以及几乎是每个国家中的种植园的劳工的一般处境的话，那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下述事实所致：新技术给人带来了新责任，然而当时又没有法令规章对之进行监督。但是，其中有一项情况，其技术意义更大于道德意义。关于这一点，我指的是，工业革命初期的许多灾难性的后果和形势并不都是由于当时有关人们缺乏道德感或从事不法行为所致，而是来自若干技术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工业化初期手段中所避免不了的，它们是在技术发展的以后历史中才或多或少地消失掉。决定工业革命初期的技术发展方向的这些特征就存在于早期蒸气动力及其输送方法的本质之中。用现代标准看，蒸气机所用的燃料是非常不经济的，但如果考虑到当时还没有更新型的蒸气机同它们竞争这个事实的话，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就以这种蒸气机而言，大规模使用也要比小规模使用经济得多。和原动机作比较，纺织机器（不论是织布机或纺纱机）都是轻型的机器，消耗动力不多。因此，为了经济的目的，就有必要把这些机器集中在一个大工厂里，用一部蒸气机来带动许多织布机和纺锤。
那时候，输送动力的唯一有效工具就是机械工具。其中最早使用的一种工具就是附有联动皮带和滑轮的传送轴系统。甚至在我童年这样晚近的时候，工厂的典型面貌还是一个大棚子的模样，有长长的传送轴吊在横梁上，用皮带把滑轮和各台机器联接起来。这类工厂现在还有，虽然在很多场合下它们已经被现代化的企业所取代了，在后一种的企业里，机器是各别地用电力来驱动的。
事实上，第二种图景在目前是典型的。机工行业已经完全改头换面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它关系到了整个发明史。正是这些机工和机器时代的其他新行业中做出种种发明的工匠为我们的专利制度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机器之间的机械联接涉及了种种极为严重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并非容易地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就能方便地作出概括的。首先，长轴系如果不是很好地一行一行地装配起来，那就得使用简单的联结方式（例如，用万向联结或平行联结）以保证工作具有某一程度的方便。其次，为了支撑这些传送轴的长轴承，消耗的动力非常之大。在一台机器中，转动部分和进退部分都得服从于同样的要求，即要求有相同的稳固性；这些部分又同样服从于尽量减少轴承数目的要求，以便降低动力的消耗并且求得生产的简化。这些要求不是容易按照一般公式办到的，这就给了旧式工匠的发明才能和革新技巧提供了大好时机。
正是由于这一事实，所以工程技术之从机械联结改变为电联结时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电动机所提供的动力分配方式极便于我们去制造供每台机器自用的小型发动机。工厂电路的输送损耗是比较低的，电动机的效率是比较高的。电动机与其线路的联结不一定要固定起来，也不一定要由许多部件组成。目前，由于考虑到运输和设备的方便起见，可能使我们不得不仍然象往常那样把某项工业过程中的不同机器集中在一个工厂里；但是，把所有机器都联接到单个动力来源的必要性已经不再是地点集中的重要理由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势就是回到农舍式的工业（cottage industry），可以随便在什么地方把它建立起来。
我不想坚持说，机械输送的必要性就是那些库房似的工厂以及由此造成道德败坏的唯一原因。事实上，工厂制度的建立是先于机器制度的建立的，其目的是在个体工人的毫无纪律的家庭工业中建立起纪律，从而使产品保持一定的标准。诚然，这些非机械化的工厂很快地就被机械化的工厂所取代了，而城市人口的锐增和农村人口的锐减这些不是的社会后果也许就是工厂机械化所致。进一步说，即使我们一开始就有小马力的发动机，即使这种发动机也能使家庭工人的生产力有所增加，那也很难断定在那些诸如纺织业之类的家庭工业中能够建立大规模生产所需的组织和纪律的。
如果我们希望这样地进行生产，那么，一台机器就可以装上几部发动机，每部发动机专给特定的部件输送动力。这就减轻了设计师的许多负担，不必去发明那些他在相反的情况下就不得不去发明的机械设计了。在电机的设计中，如果单是考虑各部分的联结问题，那就不会发生太大的、难于使用简单的数学式和数学解进行处理的困难了。输送系统的发明家现在已被电路计算师所取代了。这就是一个例子说明发明的艺术如何取决于当时的实际条件。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期间，当工业中初次使用电动机时，人们起初认为：它无非是另一种能使当时的工业技术发挥作用的装置罢了。当时可能没有预见到，它的最后结果会出现一个关于工厂的新概念的。
除了电动机外，另一个伟大的电学发明就是真空管，它也有一段类似的历史。在真空管发明以前，我们需要用许多分立机构来调节大功率的系统的。事实上，大多数的调节机构本身就需要相当大的功率。也有个别情况例外，但只存在于特殊领域中，例如船舶的驾驭。
在1915年这样晚近的年代，我搭乘过一艘旧式的美国轮船横渡大西洋。这是一艘过渡时期的轮船，还带着帆，尖尖的船头上树立着斜桅。在上部主结构靠近船尾不远的甲板上，安装着一部庞大的机器，它由四、五个直径六英尺的带有把手的轮子组成。这些轮子是准备在自动舵机发生故障的时候用来操纵轮船的。遇到暴风雨时，就得有十几个人使出全部力气才能使这艘大船保持其航向。
这不是常用的驾驭船只的方法，而是紧急情况下的代替物，或者如水手们所说的，叫做“后备舵轮”。在正常驾驭的情况下，船上有一部舵机，它可以把舵手掌舵时所用的较小的力量转变为又大又重的舵的运动。因此，即使仅仅根据纯粹机械的方法，人们在解决力或转矩的放大问题上也是有过若干进步的。但虽然如此，放大问题的这种解决在那个时候是不能做到输入量和输出量之间保持着非常巨大的差别的，而且它也没有体现为灵巧的通用类型的仪器。
把小功率放大为大功率的最灵巧的通用仪器就是真空管或电子管。它的历史很有意思，但这里讨论起来就太费篇幅了。然而，回忆一下这个事实是有趣的：电子管是爱迪生的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也许又是他的唯一的没有列为发明物的科学发现。
爱迪生注意到，如果把一个电极放在电灯里并使它对灯丝有正电位，则当灯丝灼热时，电极和灯丝之间有电流通过，反之则无。以后经过别人的一连串发明，这一发现便导致一种用小电压控制强电流的方法，比过去任何一种方法更为有效。这个方法是现代无线电工业的基础，但电子管也是工业方面在许多新部门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的一种工具。因此，控制大功率的过程就不再需要使用那种其中重要的控制部件也需要用同样大的功率才能工作的机械了。我们完全有可能做出一定的行为模式，使其所需功率很低，甚至远低于通常无线电装置中的那些行为模式所需的功率，然后再用上一系列放大管，通过这样的仪器去控制一台重型机器，例如，去控制一座轧钢机。为了实现这种控制而要进行的鉴别和形成行为模式的工作是在下列条件下完成的：功率的消耗微不足道，然而这种鉴别过程的最后应用可以达到任意高的功率级。
看得出，这个发明可以使工业条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重要性不下于利用小型电马达来输送和分配能量。行为模式的研究工作交给控制仪器的特定部分去做，其中关于能量节约的问题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以前那些用来保证机械联结系统由尽可能少的元件组成的巧妙设计和装置以及那些用来保证减少摩擦力和运动损耗的装置现在大部分都失去价值了。需耍使用上述部件的那些机器的设计工作已经从熟练的工场工人手里转到实验室的科学研究人员手里了；后者在这个方面拥有各种有效的理论，用不着象过去那样在机械方面力求花样翻新。过去意义的发明已被某些然律的利用所排挤掉了。自然律及其利用之间的距离已经成百倍地缩短了。
我在前面说过，当一个发明提出来以后，一般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人们才能了解它的全部意义的。飞机的发明对国际关系和人类生活条件的全部影响是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才被人们所了解的。原子能对人类及其未来的影响还有待于估计，虽然有许多观察家坚决主张它和一切旧武器一样，只不过是一种新武器而已。
真空管的情况也是这样，起初大家只把它看成是提高原有电话通讯技术的一种辅助工具。电气工程师在开头的时候对它的真正价值是如此之不了解，以致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把它当作通讯网络中的一种特殊部件。这个部件是用来和其他限于传统的所谓惰性的电路元件——电阻、电容和电感相联接。到了大战的时候，工程师才开始放手使用真空管，那儿需要就在那儿接上，就象他们过去使用上述三种惰性元件一样。
真空管最初是用作长途电话线路和无线电报中已有构件的代用品的。但是，不久之后，当无线电话已经发展到无线电报的水平而无线电广播也变成可以实现的东西时，人们对它的用途就明白过来了。这一发明思想的伟大胜利目前主要是为“肥皂歌剧”和低级庸俗的歌唱家服务，然而，我们不应当被这个事实蒙住了眼睛，而看不到人们在从事这项发明的过程中所做过的卓越的工作，看不到它在传播文化方面的巨大可能性，尽管这些可能性已被滥用作全国药品的展览橱窗了。
真空管虽然已经在通讯工业中初试身手，但是，通讯工业这个部门的界限和范围长期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理解。真空管及其姊妹发明——光电管，过去一直是零零碎碎地被用来检验工业产品的；举例说，用来调节造纸机生产出来的纸张的厚度，或者用来检查菠萝罐头中的菠萝颜色等。这些应用迄今还没有形成一种合理的新技术，而工程师的头脑里也浚有把真空管同它的另一功能即通讯的功能联系起来。
这一切在战争中都变了。我们从这次大战中得到的少数收获之一就是发明事业在客观需要和经费不限的刺激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研究部门增添了新生力量。在战争初期，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要使英国不至于被极其严重的空袭所打败。因此，高射炮是我们战时科学研究的首批对象之一，尤其是高射炮和侦察飞机用的雷达装置或超高频赫兹波装置结合在一起的研究。除去雷达自身的种种发明外，雷达技术的使用方式和原有的无线电技术的使用方式相同。因此，我们自然把雷达看作通讯理论的一个分支。
除了用雷达寻找飞机外，还必须把飞机打下来。这就涉及炮火的控制问题。飞机的速度极快，因而有必要用机器来计算高射炮弹发射轨道的种种参数。还要使预测机自身具有本来是由人来执行的那些通讯职能。因此，防空炮火的控制问题使新一代的工程师熟悉了针对机器而不是针对人的通讯观念。在我们讨论语言的那一章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另一个领域，即自动水力发电站的领域，在那个领域里，对于一定数量的工程师说来，该观念早已熟知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人们又发现了真空管的其他用途，这些用途都和机器直接有关，而与人力无关。其中应用最广泛的就在计算机方面。在计算机中，象V.布希（Bush）所发展的关于大型计算机的概念本来是纯机械性质的。积分是用滚动的圆盘来做，它们以磨擦的方式相接；圆盘之间的输出和输入的交换是用一系列老式的轴和齿轮来完成。
这些早期计算机的观念，就其来源而言，要比布希的工作早得多。在某些方面，它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期伯贝奇（Babbage）的工作。伯贝奇已经有了惊人的现代计算机的观念了，但他所能使用的仅是机械方法，这就远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了。他所遇到的而且无法克服的第一个困难就在于：长系列齿轮运动时要求有相当大的动力，因此，输出的力和转矩很快地就变得太小了，以致不能推动机器的其他部分。布希也看到这个困难，并且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来克服它。除了真空管和类似装置所制成的电放大器外，还有若干机械的转矩放大器，例如大家在船上卸货时常常看到这类放大器。码头上的装卸工人把货物吊在起重机的吊梁或绞车的鼓轮上就能把货物举起来。使用这个方法，装卸工人所用的机械力量便按照一定的比例系数来放大，这个系数是随着吊索和鼓轮之间的接触角的增大而迅速增大的。所以，一个人就能够把许多吨的货物举起来。
这种装置基本上是力放大器或转矩放大器。布希借助一种巧妙的设计把这些机械放大器加进计算机的各个阶段，从而便能有成效地完成那种对于伯贝奇只能是梦想的工作。
在布希工作的初期，当工厂里还没有任何高速自动控制装置的时候，我就对偏微分方程的问题发生兴趣了。布希工作所涉及的是常微分方程，其中自变量是时间，机器是在时间过程中模拟着它所分析的那个现象的过程，虽然模拟的速度不尽相同。在偏微分方程中，代替时间变量的是一些在空间中变化的量。我曾经向布希作过建议，由于电视扫瞄技术当时正在迅速发展，我们自己就必须去考虑这一技术，用它来描绘多变量，譬如说，用来描绘和单变量时间不同的空间变量。这样设计出来的计算机必须工作得极快，因此，在我的思想里，机械过程就无法考虑了，这就迫使我们仍旧要去考虑电子过程。此外，在这种机器中，全部数据都必须以一种可以同机器的其他动作相称的速度写出、读出或揩掉。除了包括一套算术机构外，这种机器还必须包括一套逻辑机构，要能够在纯逻辑和自动化的基础上解决程序设计问题。在工厂中，人们已经从泰洛（Taylor）和吉尔布勒斯（Gilbreths）关于工时标定的工作熟悉了程序设计的观念了，而这种观念转用到机器上去的时机亦已成熟。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在细节上有相当大的困难，但在原则上，困难不是很大的。因此，我早在1940年就相信自动化工厂的建立已经在望，并且把这点告诉了布希。在本书初版出版的前后，自动化发展起来了，这使我相信我的判断是对的，使我相信这一发展必将是决定未来社会生活和技术生活的巨大因素之一，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导火线。
在布希微分分析器的种种早期形式中，有过一种分析器，它执行着所有重要的放大功能。电的使用只是为了把能量输送给发动机以发动整个机器。这种状态的计算机是中介性质和过渡性质的计算机。人们很快就弄清楚了，用电线而不用枢轴联接起来的电放大器要比机械放大器和机械联接省钱得多，也灵活得多。因此，后来形式的布希机器都采用了真空管装置。这些装置随后又应用到一切计算机中，不论它们是今天所讲的模拟计算机（主要是借助物理量的测量来进行工作）还是数字计算机（主耍是借助计数和算术运算来进行工作）。
战后，这些计算机发展得非常迅速。在大部分需要进行计算的领域中，这些计算机都显得比计算员迅速得多，也准确得多。它们的速度早就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不可能在它们运算的中途进行任何人力的干预。因此，如我们在高射炮控制仪器中看到的，这些计算机同样要求用机器能力去代替人力。机器的各部分必须使用一种适当的语言来相互交谈，除了在过程的初始阶段和最后阶段外，它们不向任何人讲话，也不听任何人的话。这又是支持大家所赞同的把通讯概念推广到机器上去的论点之一。
在机器各部分之间所进行的这种谈话中，我们往往必须知道这部机器已经说过了什么。这里，我们就得谈到反馈原理，这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船上的舵机就是反馈原理的一个实例，但是，还有比舵机更早的例子。事实上，调节瓦特蒸汽机速度的调速器就是这个原理的应用。这种调速器可以防止机车在其负载减轻时不致跑得太快。如果机车开始跑得太快，那么调速器的球就会因离心的作用而上升，杠杆就连带上升，于是就挡住一部分蒸汽之进入机器。这样，转速增加的趋势就会引起部分补偿的趋势，从而把转速降低下来。1869年，麦克斯韦曾经对这种调节方法作了彻底的数学分析。
在这里，反馈是用来调节机器的速度的。在船舶的舵机中，它是用来调节舱的位置的。驾驶员操纵着轻便的传动系统，利用链条或水压传动来推动一个安装在驾驶室中的构件。这个构件和舵柄之间的距离由专门的仪器指示出来，人们根据这一距离来控制进入蒸汽舵机汽门的蒸汽数量，而在电动舵机的情况下，则控制电能的进入。无论具体的联接方法如何，进入能量的变化状况总是这样的：它使舵柄和驾驶盘所开动的构件保持着协调的动作。因此，一个掌盘的人就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一部旧式人力舵轮所需的全班人马才能费力完成的任务。
到此为止，我们只举了几个主要是机械形式的反馈过程。然而，同样结构的一系列操作也可以通过电的手段乃至真空管来完成。这些手段有可能成为未来设计控制仪器的标准方法。
使工厂和机器自动化的趋势早就出现了。除了出于某些特殊目的外，谁也不想用普通的镟床来生产螺丝钉了，因为用这种镟床的机工必须注视车刀的进程并且要用手来调节它。现在，不需要人们太多的干预就能生产大量的螺丝钉了，这就是普通螺钉机的平平常常的工作。虽然这种机器并没有专门使用反馈过程，也没有专门使用真空管，但它可以达到大致相同的目的。反馈和真空管所能做到的不是个别自动化装置的零星设计，而是我们制造各式各样自动机的一般方针。在这方面，我们关于新的通讯理论的研究起了促进的作用。我们的理论充分考虑了机器与机器之间的通讯的可能性。正是这些情况结合在一起，才使得现在的新的自动化时代的到来成为可能。
目前工业技术的情况包括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全部成果和我们今天看作第二次工业革命先声的许多发明。至于这两次革命之间的严格界限问题，现在谈它未免过早。就其潜在的可能性而言，真空管肯定是属于一次不同于动力时代的工业革命的革命。然而，只是到了现在，真空管发明的真正意义才为大家所充分了解，从而使我们有可能把当前的时代引向新的即第二次的工业革命。
直到现在，我们谈的都是事情的现况。我们还只不过谈了上次工业革命中各个方面的一点点情况。我们没有提到飞机，也没有提到推土机以及其他机械建设工具，也没有提到汽车，在那些使现代生活空前不同的因素中，我们提到的甚至不到十分之一。但是，可以公正地说，除了相当大量的个别例证外，工业革命迄今只不过改变了人和牲畜作为动力源泉的面貌，对于人类的其他功能讲来，它还没有显示出任何重大的影响。在今天，如果一个工人要用镐子和铲子去谋生，那他所能做的工作顶多是跟在推土机后面拾掇拾掇地面而已。在一切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中，一个人如果除了自己的体力外别无他物可卖，那他是卖不出什么值得任何人花钱去买的东西的。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一个更加完整些的自动化时代的图景。例如，让我们设想一下未来汽车工厂的样子，特别是设想一下装配部门即汽车工厂中使用劳动力最多的一个部门。首先，操作程序将由某种类似于现代高速计算机的装置来控制。我在本书认及其他地方常常说到，高速计算机基本上是一部逻辑机，它把不同的命题拿来互相考较，并从它们的结论中作出选择。它能把全部数学归结为一系到纯逻辑任务的运演。如果把这种数学表示体现到机器中，则这种机器使是通常的计算机。但是，这种计算机除了解决通常的数学任务外，还能够担负起给机器传达一系列有关数学演算的指令的逻辑任务。因此，它至少要包括一大堆进行逻辑运算的设备在内，目前的高速计算机事实上正是这样的。
给予这种机器的指令（我这里仍然是谈目前的实际情况提由我们称之为程序带这个地方发出的。爱给机器的命令可以由完全预定的程序带馈进的。机器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时所遇到的意外情况也可以被用作进一步调节机器自身所制定的新控制带的基础，或者作为修改旧控制带的基础。我已经解释过，我认为这些过程都同学习的过程有关。
也许有人认为，目前计算机的价格太高，无法把它们利用到工业过程中来；而且，制造这些机器的工作过于精细，机器的职能又是多种多样的，因而无法进行大量生产。这些看法都是不正确的。第一，目前用来进行极复杂的数学工作的大型计算机，其价格大概是数十万美元。即使是这样的价格，一个真正大工厂也不会拒绝采用它作为控制机器的，但是这个价格还是太贵了一些。目前的计算机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致实际造出的每部计算机都是新式的。换句话说，在这些显然过高的费用中，大部分都是花在新的设计工作上和制造新的零件上，因为生产这些零件要求有十分精巧的劳动和十分昂贵的设备。因此，如果这些计算机之一在价格和型式方面确定下来了，并且是十架、二十架地采用了，那它的价格是否会超过一万元就很值得怀疑了。一架类似的功率较小的机器虽然不适于解决最困难的计算问题，但却完全适于工厂控制之用的，而这种机器对于任何一种中等规模的生产说来，其价格都可能不超过几千美元。
让我们现在再来考虑一下大量生产计算机的问题。如果大量生产仅仅是指大量生产各种型式的整部机器的话，那末，十分清楚，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内，我们至多只能进行中等规模的生产。但是，每架机器的零件，基本上都是无数次重复生产的。不管我们考虑的是记忆装置，是逻辑装置，抑是其中的算术运算设备，都是如此。因此，只要有少量机器的生产，实际上就意味着大量零件的生产，因而在经济上也就具有大量生产的优点。
也许还有人认为，机器的专门化必然意味着每件不同的工作需要有一种新的特殊模型的机器。这个看法也是错误的。即便机器的数学部分和逻辑部分所需的操作类型不尽相同，机器总任务的完成也是由程序带至少是由原初的程序带来调节的。给这种机器编制程序带，对于高明的专家说来，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但它大半是或者完全是一劳永逸的工作，当机器为了用于新的工业装备而有所改变时，这种工作只需部分地改变。因此，花费在这种精巧技术上的费用可以分摊到大量产品上去，并不真的会对机器的采用发生重大的影响。
计算机是自动化工厂的中心，但它决不等于整个工厂。另一方面，它是从那些带有感官性质的仪器那里取得详细的指示的，这些仪器如光电管、测量纸张厚度的电容器、温度计、氢离子浓度计以及现时各仪器公司制造出来的并利用人手来控制工业过程的各种仪器。这些仪器已经制成到这样的地步：能够借助电力把命令传达给遥远的工作站。为了使这些仪器能够把自己的信息进入自动化的高速计算机中，只需要有一个读数装置，把位置或刻度译成一连串数字的模式就行了。这种装置已经做出来了，无论在原理上或在制造细节上都没有太大的困难。感觉器官的问题不是新问题，而是一个已经有效地解决了的问题。
除了这些感觉器官外，控制系统还必须包括效应器官或作用于外界的构件在内。其中有些效应器的类型已经是大家所熟悉的了，例如，回转阀电动机、电离合器等。有的还需要发明，以便更准确地模仿人手的功能，用作人眼功能的补充。我们对汽车车架进行机械加工时，完全可以在磨光的车架表面上留下几处金属突起作为参考点。为了使工作工具（不论是钻孔机、铆钉钉接器或其他必要的工具准够自动找到这些参考点起见，我们可以采用光电机械，例如用油漆光点引动的光电机械。最后固定下来的位置可以使工具和参考点紧密接触，但又没有紧密到使这些地方遭受破坏的程度。这只是做这类工作的一种方法。任何有能力的工程师都能够再想出成打的其他方法来的。
当然，我们假定这类带有感官性质的仪器不仅可以把工作的初始状况记录下来，而且还可以把以前所有过程的结果记录下来。因此，机器所能完成的反馈操作，除了现今已经完全了解的那种简单类型的反馈操作外，还有由中央控制系统（例如逻辑装置或数学装置）来调节的包括比较复杂的选择过程在内的反馈操作。换句话说，整个控制装置相当于一个具有感觉器官、效应器官和本体感受器的完整动物，而不是相当于一个孤立的脑，象超速计算机那样，其经验和有效性要取决于我们对之参预的程度。
工业中可能采用这些新装置的速度，将因工业部门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自动机已经广泛地应用到实行流水作业的工业部门中了，例如罐头厂、轧钢厂，尤其是电线厂和白铁制造厂。这类机器同我们这里所讲的可能不完全相同，但其功能大体一样。造纸厂中也常常见到这类机器，同样是采用流水作业法生产。另外一种必须使用自动机的工厂就是在生产中具有太大危险性的工厂，在这种工厂里，大量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操纵机器，而且，这种工厂一出事故就可能很严重，损失很大，所以事故的可能性应当预先得到警告，不应当从现场中某人仓皇作出的判断为根据。如果预先能够考虑到行动方案，那就可以把它记到程序带上，以便按照仪器的读数控制其后的行动。换句话说，这种工厂应当按照一定制度进行工作，就象铁路信号塔的连锁信号和开关工作的制度那样。这种制度已经在炼油厂和其他许多化学企业以及国利用原子能而出现的各种危险物质的处理工作中建立起来了。
我们曾经提到的装配部门就是应用这类技术的部门。在装配部门，例如在化学工厂或流水作业的造纸厂中的装配部门，必须对产品的质量进行某种统计性质的监督。这种监督是靠抽样过程来进行的。这个过程经过瓦尔德（Wald）等人的改进现在已经提出一种所谓连续分析的技术方法了。依据这种方法，抽样不再是集总进行的，而是同生产一道进行的连续过程。因此，凡是能够用相当标准化的技术来完成并可以交给一个不懂得其中所含的逻辑关系的统计员去管理的那些过程，都可以交给计算机去做。换句话说，除了最高水平的工作外，机器既能照顾到生产过程，又能照顾到日常的统计监督工作。
一般说来，工厂都有会计手续，它与生产无关，但是，既然帐簿上出现的数据都是来自机器或装配线，那它们也就能够直接送到计算机中。其他数据可以通过人手运算随时送到计算机中，但是，大部分的书写工作可以用机械方法来完成，只剩下少数的细目，例如对外通讯，才需要由人来担当。但是，即使是对外通讯，也可以大部分变为收取对方进来的穿孔卡片或者是通过极为简易的劳动把它打印到穿孔卡片上的。从这一阶段开始，一切工作都可以由机器去完成。这种机械化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工业企业图书馆和档案处的绝大部分的工作上面。
换句话说，机器既不偏爱体力劳动，也不偏爱文牍式的劳动。因此，新的工业革命所能渗透进去的领域就会非常广泛，包括执行不太用脑筋的一切劳动在内，情况和上次工业革命在人力的各个方面都有被机器排挤掉的现象极为类似。当然，也会有些行当是新工业革命所不能插手的，因为新的控制机器对于小规模工业会是不经济的，承担不起大量的基本投资，或者，由于这些工业的工作变化多端，以致每一特定的工作几乎都要有一个新的程序带。我不能想象一部代替我们去做判断的那种类型的自动机会被小杂货铺或出租汽车行所采用，虽然我能够清楚地想象到，杂货批发商或汽车制造商会采用它。农业工人虽然在生产中也会受到自动机的排挤，但由于他所耕作的土地面积的规模、他所种植的作物的多样性和气候条件的特殊性以及他所面临的其他情况等等，他还不至于感受到它的全部压力。但即使在农业中，大规模经营的农场或种植园的资本家也开始愈来愈依赖于摘棉机和锄草机了，例如种小麦的农场主早就用上麦克考尔密克（McCormick）收割机了。凡是可以使用这些机器的地方都不是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机器来作判断的。
当然，这些新装置的采用与否以及可能被采用的时间主要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行家。据我粗略的估计，如果没有剧烈的政治变动，或者发生另一次大战的话，那末，新机器需要一、二十年才能占据应有的地位。战争会使这一切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的。假如我们同大国发生战争，例如，同俄国发生战争，以致迫切需要大量的步兵，因而需耍大量的人力时，我们就很难维持我们的工业生产了。在此情况下，采用其他方式来代替人力生产的问题也许就是民族存亡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发展自动控制机器的统一体系方面所面临的处境就象我们在1939年发展雷达技术时的处境一样。正是由于“英国战役”这一紧急事变，使得我们有必要大规模地去研究雷达问题，有必要使这个领域的自然发展过程加快起来，从而使它提前几十年成熟；同样，在一次新战争中，代替劳动力的必要性也可能给我们带来同样的影响。由熟练的无线电爱好者和数学家、物理学家这批人员所组成的那支技术队伍，过去曾经很快地变成了熟练的从事雷达设计的电气工程师，今天，他们仍然可以在自动机器的设计方面做出类似工作的。还有，由他们训练出来的新的熟练的一代也正在成长中。
在这些条件下，自动化工厂发展起来的时间很难超过两年左右，这相当于过去使雷达在战场上发挥高度效能所需的时间。在这样一次战争结束时，建立这类工厂所需的“专门技能”就成为人所共知的事情了。那时甚至还有剩余下来的政府所制造的大批设备，可以卖给或交给工业家使用。因此，一次新的战争几乎免不了会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掀起一个自动化的高潮。
我曾经谈到这种新的可能的真实性和迫切性。我们从中能够预期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呢，首先，我们可以预期，那种进行纯粹重复工作的工厂会突然降低劳动力的需要，最后变成完全不需耍。归根到底，这种极其乏味的重复劳动解除以后，也许会带来好处，这是人类文化能够得到充分发展所必需的闲暇时间之来源。但是，它也可以在文化领域里产生毫无价值的和有害的结果，就象目前在无线电广播和电影中所得到的大部分结果一样。
不管怎样，采用新方法的中介时期，特别是，通过一次新战争而可以期望它迅速来临的话，那就会立即出现一个充满灾难性混乱的过渡时期。我们有许多经验来说明工业家对待新工业潜力的态度。他们的全部宣传就是要达到下述的目的：新技术的采用不应当看成是政府的事，而应当交给愿意在这项技术上投资的企业家自由掌握。我们也知道，当事情牵涉到攫取工业中全部能够攫取到的利润，然后让公众也捡到一些残羹剩饭的时候，企业家是很难克制自己的。伐木工业和采矿工业的历史就是如此，这也是我在另一章中叫做传统美国的关于进步的哲学的一个部分。
在这些条件下，工业中采用新机器就会到达这样的程度：只要眼前有利可图，就不管它们在以后可能带来怎样的危害。我们将看到一个和原子能发展的过程相类似的发展过程。原子能被用来制造炸弹。这就妨碍了未来利用原子能以代替石油和煤的蕴藏量，而这却是我们极其必要的潜力，因为石油和煤在几百年内（如果不是几十年的话）即将耗竭。要注意，原子弹的生产是不同动力生产作竞争的。
让我们记住，不管我们对于自动机之有无感情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想法，它在经济上完全和奴隶的劳动相当。而任何一种同奴隶劳动竞争的劳动都必须接受奴隶劳动的经济条件的。十分清楚，自动机的采用会带来失业现象，它同目前的工业萧条甚至三十年代的危机相较，后者只不过是儿戏而已。这种危机会给许多工业部门带来危害，甚至也可能给那些利用新潜力的工业部门带来危害。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业传统决不妨碍工业家去攫取迅速取得而又稳当可靠的利润，并且在他个人行将破产之前溜之大吉。
因此，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刀，它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但是，仅当人类生存的时间足够长时，我们才有可能进入这个为人类造福的时期。新工业革命也可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去理智地利用它，它就有可能很快地发展到这个地步的。然而，目前已经呈现出一些有希望的迹象。自从本书初版发行以来，我曾经参加过两次大型的实业家代表会议，我很高兴地看到，绝大部分的与会者已经意识到新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威胁，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经营管理上应尽的社会义务，那就是要关心利用新技术来为人类造福，减少人的劳动时间，丰富人的精神生活，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得利润和把机器当作新的偶像来崇拜。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危险，但是善良愿望的种子也在生根发芽，所以我现在不象本书初版的时候那样地感到完全悲观失望了。
第十章 几种通讯机器及其未来
我在上一章中专门讨论了某些控制机器对于工业和社会的影响，这些机器在代替人的劳动上已经开始显示出种种重要的可能性了。但是，还有许多问题和下述的自动机有关：它们和我们的工厂体系没有任何关系，它们或是用来说明和揭示一般通讯机制的种种可能性，或是为了半医疗的目的供作某些不幸患者所丧失了的或衰老了的生理机能之补充或代替物。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第一类机器就是为了理论目的而设计的，它是我在若干年前和我的同事A．罗森勃吕特（Rosenblueth）、J．毕格罗（Bigelow）两位博士合写在一篇论文上的早期工作的实例说明。在这项工作中，我们猜想，随意活动的机构是反馈性质的，据此，我们在人的随意活动中寻求反馈机构在负载过度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发生障碍的特征。
最简单的障碍类型就是在寻求目的物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振荡，这种振荡仅当该过程是主动地激发起来时才会发生。这种现象同人的所谓目的震颤（intention tremor）现象颇为近似，例如，当患者用手去取一杯水时，他的手会摆动得愈来愈厉害，以致他拿不到杯子。
人的震颤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它在某些方面和目的震颤的情况正好相反。它叫做巴金森症候群（Parkinsonianism），是我们大家常见的属于老年人的一种麻痹性震颤。患有这种症候的人甚至会在休息的时候出现震颤，事实上，如果病症不太严重，震颤就只在休息时发生。当患者企图完成确定的目的时，这种震颤便会在相当程度上平息下来，以致早期的巴金森症患者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成就卓著的眼科医生。
我们三人把这一种巴金森震颤同某种形式的反馈联系起来，该反馈与完成目的的反馈略有区别。人们为了成功地达到一个目的，他的许多关节部位虽然与合目的的运动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也必须保持适度的强直成紧张状态，以便使肌肉的最后的合目的的收缩刚好跟上。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个第二级的反馈机构，这个机构在脑中的位置好象不是小脑，因为小脑是那种机构的中央控制站，如果它受到损害，就会引起目的震颤。这种第二类的反馈叫做姿势反馈。
数学能够表明，在这两种震颤的场合中，反馈都是过头了。现在，当我们研究在巴金森症候群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那种反馈时，我们弄清楚了，就姿势反馈所调节的那部分器官的运动而言，调节主要运动的随意反馈和姿势反馈的方向相反。因此，目的的存在就有阻止姿势反馈过分加强的趋势，并且可以使它完全避免发生振荡。这些事情，我们在理论上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但是，直到最近之前，我们还没有决心去造出一个关于它们的活动状况的模型来。然而，我们是愈来愈希望去制造出一部能够证明它是按照我们的理论来工作的机器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故，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学实验室的维斯纳（J．B．Wiesner）教授同我一起讨论过制造向性机器或装人单一固定的目的的机器之可能性问题，要求这种机器的各个部分能够调节到足以说明随意反馈的基本现象，足以说明我们刚才讲到的姿势反馈的基本现象以及它们被破坏时的情况。在我们的建议下，H．辛格莱顿（Henry Singleton）先生解决了制造这种机器的问题，并且得到了辉煌成功的结论。这部机器有两种主要的活动样式，其一是正感光，即趋光的；另一是负感光，即避光的。我们把机器的这两种功能分别叫做“飞蛾”和“臭虫”。机器是由一个小小的三轮推车组成，推车后轴上有一推进器。前轮是一个小脚轮，由杠杆来操纵。车上装有一对方向向前的光电管，其中一个检查左半边是否有光，另一个检查右半边。这两个光电管是一个小桥的两个扶手。桥的输出是不可逆的，它进入一个可以调节的放大器。放大器的输出通向一个伺服电动机，以调节与电位计相连的一个接头的位置。另一个接头也是由一个伺服电动机来调节的，这个何服电动机还推动着那根操纵前轮的杠杆。电位计的输出表示两个同取电动机的位置之差，这个输出经由第二个可调节的放大器通到第二个伺服电动机，由是来调节那根操纵前轮的杠杆。
这个仪器究竟趋向光线较强的半边或是避开它，要着桥的输出的方向而定。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它都自动地使自身趋于平衡。因此，这是一种取决于光源的反馈，即光行进到光电管，再从光电管行进到舵控制系统，仪器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最后来调节自己的运动方向并改变光的入射角的。
这种反馈倾向于达到趋光或避光的目的。它是随意反馈的模拟，因为我们认为，人的随意活动本质上就是在种种向性之中作出一项选择。当这种反馈由于放大倍数增加而过载时，这个小推车，即“飞蛾”或“臭虫”，将按照其向性方向以振荡方式觅光或进光，而且它的振荡愈来愈大。这和小脑受伤所引起的目的震颤现象极为类似。
舵的定位机构含有第二级反馈在内，这种反馈可以看作姿势反馈。这个反馈经由的途径是从电位计到第二个电动机再回到电位计的，而其零点是由第一级反馈的输出来调节。如果这个反馈过载，舵就开始出现第二类震颤。第二类震颤是在无光的时候发生，即当我们不给机器安排目的时发生。从理论上讲，这是由于下述事实所致：就第二种机制而言，它的反馈是跟第一种机制的活动相对立的，因此后者倾向于减弱前者。这种现象在人的身上就是我们所描述的巴金森症候群。
我最近收到英国布里斯托尔的布登神经病学研究所G·瓦尔特（Walter）博士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对“飞蛾”和“臭虫”感兴趣，并且告诉我他已经制造出一种类似的机器，这部机器和我的机器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具有一个确定的然而又是可以改变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已经把除负反馈外的种种特性都考虑进去了，负反馈使机器对宇宙具有一种探究的态度和道德的态度就象它具有一种纯向性的态度一样”。关于行为模式发生这种变化的可能性，我已经在本书关于学习的一章中讨论到了，这个讨论和瓦尔特的机器直接有关，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确实是用什么工具来取得这种行为类型的。
乍看起来，飞蛾和瓦尔特博士的进一步发展的向性机器似乎都是工艺技巧方面的课题，或者顶多是哲学论题之机械诠释。但虽然如此，它们都有某种确定的用途。美军医疗队曾把“飞蛾”的照片同神经震颤的实际病例的照片作过比较，他们竟然肯定到这个地步：这些照片有助于训练神经病学方面的军医。
我们也曾研究过第二类机器，这类机器有着更加直接得多和重要性更为明显的医疗价值。这些机器可以用来补偿四肢残废或官能不全的种种缺陷，也可以给那些本来健全的器官提供新的可能的危险能力。我们可以把机器的用途加以推广，制造出性能良好的人造肢；设计出盲人助用器，把视觉模式转变为听觉信号，借以逐页地阅读普通书籍；又可以设计出其他类似的辅助工具，使盲人意识到何处有危险并使他们行走方便。特别是，我们可以用机器帮助全聋。这一类的辅助工具也许是最最容易制造出来的；部分原因在于，电话技术已经研究得十分完善了，而且它在通讯技术中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东西；部分原因在于，听觉的丧失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自由参加与人交谈这种能力的丧失？还有部分原因在于，言语所传送的有用信息可以压缩在如此之小的界限以内，以致它不会超出触觉器官输送能力的范围。
若干时候以前，维斯纳教授曾经告诉我，他对制造一种工具以辅助全聋的可能性感到兴趣，他想听听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说了我的意见，结果说明，我们的看法大都相同。我们都知悉贝尔电话实验室关于可见言语（visible speech）所曾做过的工作，以及该工作同早先关于自动语音合成器（Vocoder）的工作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自动语音合成器的工作给了我们一种比以前任何方法都要优越的度量信息量的方法，这是传输言语可懂度所必需的。但是，我们觉得可见言语有两个缺点，那就是，它似乎不易制成手提式的，同时，它对视觉的要求太高了，而视觉对于聋子比我们一般人更为重要。粗略的估计表明：可见言语这种工具所用的原理有可能转用到触觉上面，而这，我们决定，应当就是我们仪器的基础。
我们在开始从事这项工作后，很快就发现了贝尔电话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也考虑到了用触觉接受声音的可能性，并且已经把它列入他们的专利申请书中。他们十分好意地告诉我们，他们还没有对它做过任何实验，并且让我们随意进行我们的研究。于是，我们把这项仪器的设计和制造工作交给L．拉芬奈（Leon Lavine）先生，他是电子学实验室的一位工程师。我们预见到，要使我们的器械具有实际的用途，就有必要进行许多工作，其中训练使用这个仪器的问题将居于主要地位，在这上面，我们取得了我校心理莱A.巴弗拉斯（Alexander Bavelas）博士的帮助，他出了许多主意。
通过除听觉器官外的其他感官，例如触觉器官来解释言语的问题，可以从语言的观点作出如下的解释。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在外界和接受信息的主体之间大体区分出三个语言阶段和两个中介过程。第一阶段是声学符号阶段，从物理上说就是空气振动的阶段；第二阶段又称语音学阶段，就是在内耳与神经系统的有关部分中所发生的种种现象；第三阶段又称语义学阶段，此时声学符号转变为关于意义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