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死难者举行万人公祭大会。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泪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形同虚设的国会和司法，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认定：“此次###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还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最后，执政府的国务院全体辞职，执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全国上下一片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尽管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专制和乱象颇受诟病。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吴佩孚之死
吴佩孚之死
佚名
吴佩孚(1871—l939)，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投淮军。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代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颇得舆论的好评。在经过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后，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操纵政局。1926年夏北伐战争起，吴被北伐军击败，从此一蹶不振。抗日战争初期，吴曾通电声讨溥仪充当伪满傀儡，拒绝日伪拉他下水。1939年12月4日，暴卒于北平。
吴佩孚在北平一直住到了1939年底，自抗战爆发后，他的日子更难熬了。日本人看中他过去的威望和“常胜将军”这块金字招牌，几度拉他下水，据说为此花费了三千多万日币，仍是一无所得。
于是大特务土肥原亲自出马与吴佩孚交涉，土肥原开门见山要求吴佩孚重新出山，调停中日和平。
“好哇，我也希望中日和平，但我说话不算数，你打个电话给你们的天皇和蒋委员长，弄一份全权委托书，我一定照办。”吴佩孚打着哈哈说。
“凭玉帅以往的威望，振臂一呼，肯定对时局大有好处。”土肥原给吴佩孚戴起了高帽。
“我在中国确有威望。”吴佩孚有点得意洋洋了，但话锋一转，“就是你们日本人不买账，现在我让你们退出中国，退出东三省，行吗？”
土肥原决定来硬的了。不多久，他让报界披露，吴佩孚将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对时局的看法，并事先拟好讲话稿散了出去。与此同时，什锦花园门口也站上了日本宪兵，摆明了含意，姓吴的不识时务就没好果子吃。吴佩孚满不在乎：“本帅什么没见过，跟我玩这种小儿科？”他决定招待会照常出席无妨。就在这次招待会上，吴佩孚当着中外记者坚定宣布，他本人虽然赞成和平，但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须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议和的交涉对象。他一转身，大声对秘书道：“你给我逐字译成日文，一字一句，断乎不能有片言更改。”
汪精卫也曾亲到北平，约吴佩孚前往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的官邸，商谈合作。吴佩孚断然拒绝，说：“我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到日本人那里去谈什么东西？”日本人在拉吴佩孚下水之事上，可谓投资巨大，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恼羞成怒之下，终于要下毒手了。
1939年11月24日，吴佩孚吃饭时，饺子馅里的骨头碴儿嵌入牙缝中，顿时疼痛难忍。听说吴佩孚患了牙疾，日本方面表现了过于热情的关注，驻扎在北平的川本少将、华北汉奸组织“治安总部部长”齐燮元等人，带着牙医前来探视。
吴佩孚的夫人张佩兰及幕僚见他们来势汹汹，本能地上前阻拦，但被川本带来的宪兵赶出卧室。日本医生手拿锋利的手术刀，并没有刺向化脓的牙槽，而是直刺玉帅的咽喉。只听一声惨呼，吴佩孚圆睁双眼，口中血如泉涌，就此离开人世。吴佩孚之死，在北平引起轰动，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他出殡的那一天，北平万人空巷，从东口大街一直到神路街口。密密层层，排满了人群，都是自愿为吴佩孚送行的老百姓，脸上净是悲愤的表情。
秋风秋雨愁煞人(1)
秋风秋雨愁煞人
——秋瑾就义百年祭
朱相远
“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这是共产国际女领导人卢森堡的名言。说明巾帼不让须眉，女人对自己的信仰，也许更坚贞、更执著。
我们熟知的女烈士，如赵一曼、八女投江、江姐、刘胡兰及张志新等，都是女中豪杰。但作为中国近代女革命家，首先要数秋瑾。秋瑾比卢森堡小四岁，却比她早牺牲十二年。
今年7月15日，是秋瑾就义百年忌日。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发生了何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秋瑾为了追求祖国富强而赴汤蹈火的大无畏精神，她那种大义凛然、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唤醒民众的革命意志，依然在支撑着我们民族的灵魂。
秋瑾的身世，大家已十分熟悉。只是她牺牲前的情景，正如卢森堡所描绘的。那是1907年春，她回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同徐锡麟秘密组织“光复军”，准备相继在安庆与绍兴举行武装起义。由于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中失败牺牲，其弟徐伟被抓后供出了秋瑾。7月10日，秋瑾得知消息，明白清政府马上要来追捕。众人劝她速离绍兴，但她却把所有同志安排撤离，唯留自己一人，孤守在大通学堂。她说：“革命要流血才能成功。”要用行动实现自己加入“同盟会”时许下的诺言：“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
7月13日下午，清政府军队把大通学堂围得水泄不通。但正如卢森堡所言，大通学堂“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果然是女性，她就是秋瑾。被捕后经三次过堂审讯，她未作任何口供，仅挥毫书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表达一位女革命家忧国忧民、壮志未酬、面对死亡的悲愤心情。这七个字，是秋瑾引用清代诗人陶澹如的诗句。全诗如下：
篱前###未开花，寂寞清樽冷怀抱。
秋风秋雨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
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凌晨，秋瑾被押到绍兴轩亭口刑场，她目别祖国蓝天，慷慨就义，年仅三十一岁。她以一腔热血，终于唤醒了中华民族。仅四年后，辛亥革命的炮火，就响遍武昌城头。连绵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终成历史。秋瑾一生还留下许多著作，包括一百二十多首诗、三十八首词。她以天下为己任，大义凛然，气势豪迈，文辞朗丽高亢，音节浏亮。为了普及革命，她还写过白话文，谱歌曲，甚至编弹词，来向广大群众传播革命的道理。这些皆收于《秋瑾集》中。
秋瑾牺牲后，遗体被草草埋葬于绍兴卧龙山下。后来她哥哥雇人，把灵柩寄存在严家潭。第二年年初，她的好友徐白华及吴芝瑛等，将灵柩运至杭州，于2月25日葬在西湖孤山的西泠桥畔，并树立墓碑，写了墓表。这是因为当年秋瑾与友人游西湖，在凭吊岳飞墓时，曾感言自己身后若能埋于此地，将终身无憾。友人们就是为了实现她“愿埋骨西泠”的遗言，而将她的遗骨迁葬此地。
这件事又引起清政府的恐慌，忙勒令把墓迁走。烈士灵柩又被运到绍兴，后又送回湖南湘潭。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元旦成立“中华民国”后，才把秋瑾灵柩由湖南运送到上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然后用火车护送到杭州，重新安葬于西泠桥下。孙中山到杭州，亲自赴秋瑾墓致祭，并题写“巾帼英雄”之匾额。荒唐的是“文革”破“四旧”时，居然又把烈士遗骸当做“四旧”，迁至杭州鸡笼山中。直到1981年，才复葬于原址。如今在岳飞墓旁、西泠印社前，人们可以看到墓茔前秋瑾的立像，她凝视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心中定会涌起欣慰的波澜。
秋瑾就义已经百年，世事沧桑，当今中国已不再是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年代。但秋瑾的精神，依然具有时代意义。
首先，她那种忧国忧民，为了祖国独立富强，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用鲜血来唤醒民众，就是一种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当今我们在发展的征途中，同样充满困难与风险，必须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因此，我们需要弘扬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秋风秋雨愁煞人(2)
其次，百年前的旧中国，封建礼教思想的黑暗统治是那样顽固。她作为一个弱女子，敢于冲破思想牢笼，打碎封建精神枷锁，去崇仰真理，追求光明，主张共和，坚持男女平等。敢于把自己从旧思想、旧习惯中解脱出来，是一种大胆革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当今，我们同样仍需不断解放思想。因此我们要学习秋瑾，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第三，她面对腐朽没落的社会，满腔热血，一身正气。为求得社会正义而奔走呼号，直至从容就义。她的女侠气概，就是正义的化身。当前，我们同样要把社会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价值。现实社会中，仍存在阳光下的黑暗，有些邪恶势力和腐败现象仍在滋长。我们应学习秋瑾这种见义勇为的大无畏精神，为弘扬社会正义勇于斗争，敢于献身。
因此，秋瑾依然是我们精神家园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闪耀着时代光芒。
胜利完成长征的三十名女红军(1)
胜利完成长征的三十名女红军
王树人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时，有部分女同志也在队伍之中，最后只有三十名女红军幸存。时至今日，人们对这三十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的情况所知不多，特别是她们分别与谁结为夫妻，更是不甚了解。故笔者现依据所搜集到的资料，将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二十六位女红军及其一同长征的伴侣（包括长征到达瓦窑堡后结婚的）简介如下，供读者备忘。另外四位女红军的简介，则附在文后。
蔡畅和李富春：1923年，蔡畅和李富春在法国结婚。蔡畅（1900—1990），湖南湘乡（今湖南双峰）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统战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等职。1949年春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建国后，长期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和名誉主席。1975年和1978年连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90年9月11日病逝。李富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中共第七至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1975年1月9日病逝。
邓颖超和周恩来：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广州结婚。邓颖超（1904—1992），原籍河南光山，生于广西南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央机要科科长、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书记等职。1945年起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至第三届全国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第四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纪委第二书记。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92年7月11日病逝。周恩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康克清和朱德：1929年，康克清和朱德在井冈山结婚。康克清（1911—1992），江西万安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女子义勇队队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第二届候补执行委员。长征时曾任红四方面军党校总支书记。到陕北后，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妇联常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和第五届主席、名誉主席，并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等职。1978年后连续当选为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1992年4月23日逝世。朱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贺子珍和毛泽东：贺子珍和毛泽东于1928年6月举行婚礼，地点是在江西永新县夏幽区澧田乡塘边村。贺子珍（1910—1984），江西永新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永新县委负责人之一、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吉安党委妇委、妇女协会组织部长。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上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和学习，1947年8月回国。建国后在浙江省杭州市妇联工作。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逝世，终年七十四岁。毛泽东，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胜利完成长征的三十名女红军(2)
刘英和张闻天：1936年6月，刘英和张闻天在瓦窑堡（今陕西子长县）结婚，刘英（1905—2002），原名郑杰，湖南长沙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苏区少共福建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等职。长征时先后担任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中央地方工作部科长等职。1935年11月起任陕北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延安中央秘书处处长兼张闻天机要和政治秘书等职。1945年10月，随张闻天赴东北开辟根据地，先后任中共合江省委组织部长、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辽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部长助理等职。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职务。“文革”中和张闻天一起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监护”达十年之久。1978年后，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等职。于2002年8月26日逝世。张闻天又名洛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
刘群先和秦邦宪：1928年5月，刘群先和秦邦宪（博古）在苏联莫斯科结婚。刘群先（1907—1941），原名刘琴仙。江苏无锡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后在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1933年9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原职。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长征时任中央红军妇女队队长、干部休养连工作组长。到陕北后，继任全总女工部长。1937年12月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1938年，随秦邦宪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1939年因病赴莫斯科治疗。1941年失踪，生死不明。秦邦宪又名博古。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9月起为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同王明一起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李坚真和邓振询：1935年，李坚真和邓振询在瓦窑堡（今陕西子长县）结婚。李坚真（1907—1992），广东丰顺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任干部休养连政治指导员。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部长、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华中分局###部副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中顾委委员。1992年逝世。邓振询（1904—1943），江西兴国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办事处主任等职。抗战爆发后奉命南下参加组建新四军工作，并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1939年调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1940年起，历任中共苏皖区委书记、苏南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江南区委副书记、苏南区行署副书记等职。1943年8月3日牺牲于江宁禄口高桥渡口。
李伯钊和###：1929年，李伯钊和###在苏联莫斯科结婚。李伯钊（1911—1985），重庆人。笔名戈丽。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孙逸仙劳动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闽西苏区、中央苏区从事宣传工作。参加长征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中共北方局宣传科长、中共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北京市委文委书记、北京艺术剧院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中国剧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有话剧《战斗的夏天》、歌剧《长征》、小说《女共产党员》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钱希钧和毛泽民：1926年，钱希钧和毛泽民在上海结婚。钱希钧(1905—1989)，浙江诸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开始在上海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1931年和毛泽民一起到江西瑞金，任《红色中华》发行科长、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等职。长征到陕北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党支部书记兼会计科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合作社妇女主任等职。1946年到上海，任沪西区委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上海食品局副局长，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是上海市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毛泽民，毛泽东的二弟。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化名周彬，到新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3年9月27日被敌人秘密杀害。
胜利完成长征的三十名女红军(3)
陈慧清和邓发：1929年10月，陈慧清和邓发在香港结婚。陈慧清（1909—1983），广东番禺人。长征到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部仓库主任、粮食调剂局主任。1948年出席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总工会副主席等职。邓发(1906—1946)，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廖似光和何克全：1930年，廖似光和何克全在广州结婚。廖似光（1911—2004），原名廖娇。广东惠阳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随干部休养连行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工交部副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7月2日逝世，享年九十三岁。何克全（1906—1955），又名凯丰。江西萍乡人。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建国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中央马列学院院长。
谢飞和刘少奇：1935年12月，谢飞和刘少奇在瓦窑堡结婚。谢飞（1913—），原名谢琼香。海南文昌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和刘少奇结婚后改名谢飞。1939年先后到鄂豫皖区党委、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1940年与刘少奇分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妇联常委、华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文革”中，被关押六年。粉碎“四人帮”后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和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刘少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越华和贺诚：1928年秋，周越华和贺诚在上海结婚。周越华（1904—1977），湖北广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广州起义。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交通总站秘书。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四方面军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到陕北后曾入延安抗大、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后任华北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卫生部计划检查局副局长、监察室主任。贺诚（1901—1992），四川三台（今射洪）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副部长。195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金维映和李维汉：1934年，金维映和李维汉在江西瑞金结婚。金维映（1904—1941），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到中央苏区后改名为金维映，并先后担任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长征时任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到达延安后，曾任“抗大”第四大队女生区队长、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1938年被组织送往苏联治病，同年5月抵达苏联莫斯科。1940年年底，病情加重，住进莫斯科一家医院进行治疗。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不幸死于战乱之中，时年三十七岁。李维汉（1896—1984），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家民委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四、第六、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顾委副主任。
王泉媛和王首道：长征途中，王泉媛和王首道在遵义经特批结婚。王泉媛（1913—），原名欧阳泉媛。江西吉安人。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奉命西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1937年3月，在祁连山中不幸被俘。1939年由河西逃到兰州。1942年回到原籍江西吉安。1962年，在康克清的关照下，被安排到禾市乡敬老院担任院长。1989年，得以落实政策：军龄从1930年算起，党龄从1949年11月算起，享受副地级待遇。王首道（1905—1996），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常委。
胜利完成长征的三十名女红军(4)
李桂英和戴元怀：1931年，李桂英和戴元怀结婚。李桂英（1911—），原名李桂红。江西寻乌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粤赣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长征时任总卫生部担架连政治指导员。1935年2月被调入川南游击纵队。1936年12月，在云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战斗中被俘，被关进重庆“反省院”。1937年9月经营救出狱。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科长，军区军事工业工会组织部部长、政治部主任，山东青岛疗养院副院长。“文革”中，以“叛徒”罪名被开除党籍，蒙冤十载。1978年7月恢复党籍。戴元怀（1909—1935），字安澜。江西泰和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旋入党。参加长征时任红八军###部长。1935年，进驻云南扎西后，中央决定组成中共川南特委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戴元怀被任命为特委组织部长、川南游击纵队组织部长。同年3月，部队在珙县大石盘与川军黄锦章团展开激战，戴元怀亲率通讯班，掩护部队突围，弹尽援绝，同全班战士牺牲于观音井。
危秀英和钟赤兵：1935年12月，危秀英和钟赤兵在瓦窑堡结婚。危秀英（1910—），江西瑞金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到陕北后任中共陕北省委妇女部部长。建国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委书记、全国妇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政协常委等职。钟赤兵（1941—1975），建国后任中央军委民航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政委、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谢小梅和罗明：1931年，谢小梅和罗明在厦门结婚。谢小梅（1913—2006），福建龙岩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春任中共闽粤赣特委组织部干事，后到汀州福建省委秘协处工作。长征途中因罗明负伤被留在黔北，曾两次被捕两次脱险。抗日战争时期，同罗明回到广东大埔，曾担任小学教员。1947年和罗明去新加坡。1949年秋返回广州大埔，在侯云山区妇联担任秘书。新中国成立后，被调到广州，先在省民委工作，后在省民族学校当图书管理员，曾在百货公司广州采购站从事过工会工作。1981年，中共广州市委批准为其恢复党籍，党龄从1930年8月算起，按老红军由退休改为离休。2006年7月2日逝世，享年九十二岁。罗明（1909—1987），因拥护和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1933年被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批判。建国后，历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民族学院院长、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
钟月林和宋任穷：1935年12月12日，钟月林和宋任穷在瓦窑堡结婚。钟月林（1915—），江西于都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长征到陕北后，正式转为中###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云南省保育院工作，1954年在中央组织部从事档案工作，后到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担任机要秘书。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宋任穷（1909—2005），湖南浏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任中顾委副主任。
吴富莲和刘晓：1933年7月，吴富莲和刘晓结婚。吴富莲（1912—1937），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4月后任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长。长征时任红军野战医院政治处干事。1935年10月调至红四方面军，担任妇女独立团第一团政委。1936年7月，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妇女先锋团政委。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委。10月下旬，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渡过黄河西征。1937年3月，妇女先锋团主动要求担负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重任，在戈壁滩上，与敌人浴血拼杀了三天三夜。吴富莲负伤被俘后，视死如归，最后吞针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五岁。刘晓（1908—1988），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长。1955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1963年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党委书记。1967年4月至1968年3月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后遭受残酷迫害。1979年出任外交部顾问。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1988年病逝。
胜利完成长征的三十名女红军(5)
杨厚珍和罗炳辉：1927年春，杨厚珍在赣州和罗炳辉结婚。杨厚珍（1908—1977），江西瑞金人。1929年11月，跟随罗炳辉参加吉安起义，从此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因敌机轰炸负伤。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罗炳辉随红九军团留在红四方面军，南下转战川康边；杨厚珍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文化部体育用品工厂当过厂长。1977年因病去世。罗炳辉（1897—1946），云南彝良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1946年6月21日病逝。
李建华和罗若遐：1934年8月，李建华和罗若遐在瑞金结婚。李建华（1915—1946），原名涂秀根。江西高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后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7月继续长征北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红军总部到达陕北。1946年任合江省佳木斯市区委书记。罗若遐（1907—1988），又名岳夏。湖南浏阳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通信部副部长，解放军军事学院通信联络教授会主任，高等军事学院通信联络教授会主任、战略教研室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玉和周子昆：1928年，曾玉和周子昆在井冈山结婚。曾玉（生卒年不详），湖南宜章人。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出发时，因怀有身孕，被留在苏区，但她随后又追上部队。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曾玉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1938年到新四军工作。1940年，她在护送孩子回湖南老家寄养时，据说在归队途中失踪，下落不明。周子昆（1901—1941），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在泾县茂林蜜蜂洞被叛徒杀害。
刘彩香和毕占云：1935年，刘彩香在长征途中的毛儿盖和毕占云结婚。刘彩香（生卒年月不详），后改名刘彩霞。江西赣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员。历任中共会昌县委妇女部巡视员、县委妇女部部长，中共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长征进入遵义后，她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省军区子弟学校校长，20世纪60年代初病故。毕占云（1903—1977），四川广安人。1927年在湘军任营长。1928年率部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邱一涵和袁国平：1929年，邱一涵和袁国平结婚。邱一涵（1907—1956），湖南平江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后因袁国平患病又随红三军团行动，任军团卫生部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军区机关党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11月2日病故，终年四十九岁。袁国平（1906—1941），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41年1月12日，在“皖南事变”中突围时牺牲，时年仅三十五岁。
吴仲廉和曾日三：1930年6月，吴仲廉和曾日三在井冈山结婚。吴仲廉（1908—1967），湖南宜章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湘南起义后随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曾任红四军前委秘书和红军学校教官。1932年任中央苏区女子义勇队政治指导员。长征时在干部休养连任秘书，后随红五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军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由张掖押到青海西宁，后押送到南京“反省院”。不久，由周恩来营救出狱，并返回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文革”初期，以“叛徒”罪名被隔离审查，1967年1月19日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被平反昭雪。曾日三（1904—1937），又名曾日山。湖南宜章人。1928年4月随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任红四军军部秘书、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福建军区政委。长征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路军后，红五军团改番号为红五军，曾日三任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被编入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并作为前锋部队。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后被调到红九军任政治部主任。后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九军代政委。西路军失败后率200余人突围，艰苦转战在祁连山区。1937年4月27日在红柳园子遭国民党军包围，最后被俘而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三岁。
胜利完成长征的三十名女红军(6)
附录：
危拱之（1905—1972），原名危玉辰。河南信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州起义。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妇女科科长。1929年6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2月回国后不久到达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兼机关俱乐部主任等职。长征时在军委干部团担任总务科科长。到达陕北后任人民剧社社长、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信阳抗日挺进队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赤峰市委书记、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妇女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因病长期休养。1972年2月8日逝世。
邓六金（1912—2004），福建上杭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杭中心县委妇女部部长，福建省委妇女部部长等职。1934年初入瑞金中央党校学习。长征时在干部休养连。到陕北后，任中共庆阳中心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妇女部巡视员、中共中央华东分局妇女部巡视员、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保育院院长等职。1953年由上海调往北京，曾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理事等职。2004年逝世。邓六金1938年12月在西安同曾山（长征时在江西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等职）结婚。
甘棠（1910—1971），曾用名阚思颖、阚士英。四川南溪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任交通员。1930年起任中央苏区党的交通总站秘书、中央局妇女部秘书。遵义会议后，调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妇女科当科员。1935年3月，奉命到新组建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政治部任党总支书记等职。1936年12月，在云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战斗中被俘。出狱后经由潘汉年与罗世文接上组织关系。1938年冬任中共川康特委妇委书记。1940年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时受到审查。建国后，任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妇委副书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文革”中惨遭迫害。1971年11月28日病逝。
萧月华（1911—1983），广东大埔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8月，被调到江西瑞金，在少共中央局担任收发员。1937年5月在延安正式转为中###员。1938年任陕甘宁地委妇女部长。后任承德市区委书记、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劳动调动科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公路局养路处副处长、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等职。1983年身患癌症，因医治无效于同年11月3日逝世。萧月华1933年由组织安排，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奥地利人）在瑞金结婚。长征到延安后不久与李德离婚。
北大旁听生中的历史名人(1)
北大旁听生中的历史名人
佚 名
数年前，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宣布限制校外人员随便进校参观，不久，又开始限制非北大学生在北大教室内旁听。至此，一贯以开放著称的北京大学将大门死死关闭，里面全剩下了国内的高考精英们。在北京大学的领导者们看来，也许普通人难以一瞻北大容颜，就能使得北大更神秘一些；也许更神秘一些，就意味着更神圣一些；也许更神圣一些，就意味着更牛×一些；也许更牛×一些，就意味着明年能进世界大学前列了。无论是否如此，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北大悠久而光荣的旁听传统，就像“撒在干土上的小便”，很快就要消失不见了！
以后，当阳光明媚地照进北大校园的时候，北大的学生们就要持证上课了。教学楼前站立的神情冷漠的保安们，随时准备去驱赶那些想浑水摸鱼的家伙了。只是，有几个已经逝去了的先生可能会大呼侥幸了：幸好我生得早，要不然，嘿嘿……
这几位已经逝去的先生，他们实在太有名了，他们至今还被北大捧为宝，只是，他们可未必买北大的账，因为当时他们可是旁听生。
毛泽东（1893—1976）
实在不用过多介绍，中国人都知道，地球人不知道他老人家的也不多。他先后两次来北大旁听，第一次是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第二次是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两次旁听，对毛泽东的影响颇大，甚至毛泽东在这里收获了他与杨开慧的爱情。
沈从文（1902－1988）
亦不用过多介绍，念完高中的同学肯定都知道，不知道的以后完全不必再谈中国的文学了。1922年夏天，二十岁的沈从文脱下军装，风尘仆仆从湘西跑到北京，住酉西会馆，后来搬进银闸胡同，到北京大学做了旁听生。这位文学天才原来没念过中学，念小学时也是天天逃课，要不是这时候在北大“补课”，真难以想象他后来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大家。
丁玲（1904－1986）
著名女性作家。毛泽东有诗赞其“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代表作有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散文《牛棚小品》，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左翼作家。新中国建立后，一度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职务。1924年，二十岁的她来到北京，在北大旁听，并结识了同样是“北漂一族”的沈从文和胡也频，后者成为她风雨人生的第一个伴侣。
冯雪峰（1903－1976）
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五四时期“湖畔诗人”之一，后来成长为左翼文学的重要作家，和晚年的鲁迅交往密切，新中国建立后也曾是文艺界的领导人物。1925年，二十二岁的冯雪峰到北大旁听，并自修日语，还因此和丁玲摩擦出了爱的火花，闹出了现代文学史上一段纯真浪漫又让人扼腕叹息的三角恋。
柔石（1902－1931）
有着短暂而了不起的一生，“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对他有很详细的记述。柔石是革命者，更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小说家（可惜他创作生涯太短了），留下了《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名篇，均被改编为经典电影。1925年到1926年，该文学青年曾在北大旁听。
瞿秋白（1899－1935）
现代著名作家、记者和编辑，当然，还是早期中共的领导人之一，甚至在1927年7月一度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都有巨大贡献。1917年，该同志曾在北大旁听。
王度庐（1909－1977）
武侠小说家，著有《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武侠小说，在金庸大侠名扬神州的时代，也没能完全掩盖这位20世纪40年代风靡一时的武侠大家的光芒。此先生少时家贫，无力为学，只能到北大偷师学艺，遂成一代大侠。
北大旁听生中的历史名人(2)
孙伏园（1894－1966）
散文家、著名编辑，人称“副刊大王”，先后主编过《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是鲁迅的同乡和学生，一度和鲁迅交往甚密。1919年，他和他的弟弟孙福熙曾一起到北大旁听。
曹靖华（1897－1987）
著名翻译家和散文家，1921年在北大旁听，后来成为北大教授。
金克木（1912－2000）
著名散文家、梵语研究学者。小学学历，1935年在北大旁听，后来成为北大著名教授。
成舍我（1898－1991）
曾任上海《民国日报》主编、北京《益世报》总编辑。1924年起，先后创办《世界晚报》(北京)、《民主报》(南京)、《立报》(上海)、《香港立报》等，被誉为中国报界巨子。1918年此君到北大旁听。
蒋介石的最后岁月(1)
蒋介石的最后岁月
李松林
病魔缠身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台湾孤岛更给人一种凄凉之感。1971年10月，28届联大通过驱蒋案。1972年2月，蒋介石最主要的“外交”盟友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股冲击波使整个台岛处在动荡与不安之中，蒋氏父子更是心急如焚。同年9月，蒋介石另一“外交”盟友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不惜与他的老朋友彻底决裂，紧步尼克松后尘，踏上中国内地进行友好访问。在此前后，许多国家相继与台湾当局绝“交”。
在上述一连串的打击之下，使年届八十六岁高龄的蒋介石终于被打倒了。1972年3月，蒋介石因前列腺肥大做了手术。据台报报道：宋美龄曾提出要蒋介石到美国去做手术，认为美国医生的医术高明。蒋介石也认为美国医生的医术的确比台北医生高明，但又认为美国有人要把他赶下台，这些人必要时可能对他实施暗杀计划，因此他表示不愿去美国求医。蒋经国从来唯其父的决定为决定，加之他与宋美龄的“恩怨”，也不同意宋的提议，认为宁可花钱延聘美国名医，也不能前往美国。最后，蒋介石还是在台北“荣民总院”做了手术。因年龄不饶人，身体机能减退，后转为前列腺宿疾。从此，蒋介石的健康状况一蹶不振。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患感冒转为肺炎住进医院。当蒋介石病体尚未痊愈之际，又一次因意外车祸住进“荣民总院”，一住便是一年有余。此后蒋宣布闭不见客，实则基本处于退休状态。尽管他仍挂着“总统”的招牌，但工作基本由“副总统”严家淦与长子蒋经国处理，遇到重大问题与棘手之事，严、蒋二人总是至蒋介石病榻前请示、汇报。1973年7月，台湾报刊登载了一张蒋介石与其孙蒋孝勇夫妇新婚合影的照片。此时刊载这幅照片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其一是说蒋介石健康如昔；其二是辟蒋介石已秘密引退、宋美龄卷款前往美国的“谣言”。此后，据台报舆论称：蒋介石每天到花园散步，并与其长子蒋经国讨论政情。直到此时，蒋介石还念念不忘###。他警告世界应严防错误的安抚与松弛政策。同年11月12日，蒋介石拖着病体主持中国国民党十届四中全会，并做了《针对世变匪乱贯彻我们革命复国的决心和行动》的讲话。
1975年元旦时，蒋介石已卧床不起，令“副总统”严家淦代他在“开国”纪念大会上宣读《告全国军民###》，宣称要“捍卫民国，再造民国”，“迎接一切挑战”，最后高呼“反攻复国胜利成功万岁”。
直到他逝世前一周，还发表《告青年书》，要求青年人经得起“考验和试练”，共同奋起，“出全力以护卫民族的历史、文化、道德、智能，贯彻反攻复国的大担当、大使命”。
尽管蒋介石一再叫嚣“反攻复国”，但响应者越来越少，加之病入膏肓，声音越来越弱。1974年8月，台湾当局被迫宣称：因蒋健康状况不佳，减少政治活动。同年10月31日蒋的寿辰时，台湾当局仿效大陆“文革”期间制作大量毛泽东像章的做法，制作“蒋总统万岁”徽章供公众佩戴。当天又用巨型气球向大陆投放1000万张蒋介石照片。据统计：1974年共向大陆投放蒋的照片亿张之多。台湾当局这种做法，无非是讨得蒋介石的欢心而已。经各方努力，蒋介石在这段时间病情稍有好转。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12月，蒋介石再度因患感冒而转肺炎。因蒋长期服用抗生素，以致细菌抵抗药性增加，治疗颇为费事。1975年1月初，蒋病情仍无好转，高烧不退。蒋经国每日至少三次前往探病，老蒋抓住小蒋的手良久，语音甚低。蒋经国见父病状无起色，深感不安，“夜不成眠”。1月9日夜间，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此后，蒋介石病情稳定，日渐好转，实际是回光返照。旧历新年之际，蒋经国见父亲病况有所好转，又东奔西走，视察各项工作。
2月下旬，蒋介石病情渐危，说话声音微弱。蒋经国见状，极想辞职回家侍父。3月26日晚，蒋介石病情又呈恶化，经三个多小时急救才见好转。蒋介石醒来后深感来日无多，令蒋经国召“五院”院长来士林官邸听蒋介石口授遗嘱。蒋授完遗嘱后，病情忽好忽坏。蒋府上下一片愁云。
蒋介石的最后岁月(2)
“崩殂”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情再度恶化。据蒋经国当晚日记记载：“忆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当儿辞退时，父嘱曰：‘你应好好多休息。’儿聆此言，心忽然有说不出的感触。谁知这就是对儿子的最后叮咛。余竟日有不安之感，傍晚再探父病情形，无变化，惟觉得烦躁。6时许，稍事休息。8时半三探父病，已开始恶化，在睡眠中心跳微弱，开始停止呼吸，经数小时之救无效。”
另据“荣民总院”蒋介石病情医疗小组报告说：4月5日，蒋介石突感腹部不适，泌尿系统失灵。医生认为蒋的心脏功能欠佳。傍晚8时15分，蒋的病情极度恶化。医生发现蒋的脉搏突然转慢，于是急用电话通知蒋经国。当蒋经国赶到时，蒋的心跳已不规则，血压下降，情形甚危。当即医生施行人工呼吸，乃至运用药物和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跳动，心脏与呼吸恢复正常。但4－5分钟后，心脏再度停止跳动。11时50分，蒋介石双目瞳孔放大，经抢救无效，这位统治中国内地二十二年之久，又在台湾偏安二十六年的蒋介石终于撒手西归，享年八十九岁。
在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与长子蒋经国，次子蒋纬国，孙子蒋孝武、蒋孝勇均服侍在侧。
蒋介石病逝之时，台湾当局党政军要员在接到蒋病危通知后，于当夜赶到士林官邸，并在此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首先是由蒋夫人宋美龄签，继之由“副总统”严家淦签。当“行政院长”、蒋的长子蒋经国在其父遗嘱上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其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诸人都颤抖着提起笔在遗嘱上签了字。
当晚，蒋经国以长子身份同宋美龄商量治丧有关事宜。经商定：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60公里处的慈湖湖畔。20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途经此地，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咐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达成蒋介石“心愿”。
岛内外反响
蒋介石病逝后，台湾当局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以表示对蒋介石死亡的“隆重哀悼”。从4月6日到17日蒋介石大殓的次日，台湾的报纸将平日红色套版一律改为黑色的版面，几乎全部篇幅都用在有关蒋介石丧葬这个主题上。字典上一切美好的字眼几乎都用尽了。台湾新闻界使出浑身的解数，尽最大努力对蒋介石的公共形象加以最后的神化、圣化、完美化。蒋介石的死亡被称作“崩殂”，他的坟墓被称为“陵寝”。台报还宣称：在蒋介石病逝时，“淡水海外东北角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金红色的巨球，四周围绕着五彩祥云，迤逦划过天空，不旋踵电光闪闪，巨雷惊蛰，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蒋经国在日记中也称蒋介石病逝时“天发雷电，继之以倾盆大雨，正是所谓风云异色，天地同哀”。这在实际上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做封建帝王。
台湾新闻界除了再次神化蒋介石之外，同时也透露出台湾统治阶层一种彷徨无主、失望沮丧，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情绪，借一位退伍老兵的口，《中央日报》报道说：“我一直期望着总统蒋公能带我们回去，现在他老人家竟然先走了。”
蒋介石的病逝在岛外也引起不同的反响。首先来自大陆新华社的消息是：中国共产党仍视其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是死有余辜。
来自外国的消息是：有些国家把蒋介石贬得一文不值，有些国家又把他说成是20世纪的英雄。蒋介石一生中最“忠实”的外交盟友美国，对蒋之死表示十分冷淡，福特总统原拟派农业部长前来吊丧。后经台湾当局要求，才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前来。福特对蒋介石病逝只作了礼节性的声明，称：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的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后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病逝“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蒋介石的最后岁月(3)
蒋介石另一“外交”伙伴日本，对蒋介石病逝表现出出奇的狂热。4月7日，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报道了蒋介石病逝的消息，多数日本报纸称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特别是蒋介石顽固坚持的“###”立场，得到了日本极右翼的积极支持、响应。
其后，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给蒋经国发了一个唁电。同时，自民党决定派前首相佐藤荣作以“自民党总裁代理”的名义前往台北吊丧。由于中国内地的抗议，最后日方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也没用，佐藤荣作与另一位前首相岸信介以“友人代表”身份出席了蒋介石的葬礼。
按照历史定律，任何一位主要当政者病逝后，围绕着权力继承问题，必然有一番争斗。这种状况在蒋介石病逝后也依然存在。老的一代因蒋介石在世不好发作，蒋一死，已无人再能约束他们，他们不会买蒋经国的账。对于老一代此时此刻的心境，蒋经国最明白不过了，经过老蒋几十年的培养，蒋经国长进甚大，羽翼日渐丰满。他出任阁揆后的种种动作愈益显示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蒋介石病逝时，尽管严家淦依“宪法”就任“总统”职，但国民党统治体制是“以党统政”，党权高于一切。严家淦继“统”，并未解决权力继承问题。蒋经国为顺利继承父位，接连抛出了几个杀手锏。
首先采取以退为进策略。此一策略就是蒋经国在其父病逝后第二天凌晨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辞呈”。江南称蒋经国此举纯系“荒唐”，并藐视新“总统”。
其次借父丧压先朝老臣。在蒋介石病逝后，蒋经国利用其父的偶像地位，做出“至孝感人”的样子，一方面“悲哀跪哭，昏迷不省”，一方面抱病夜宿灵堂。报刊登出他“长跪致哀”的照片，又登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阿谀之言，并推论说：“由于蒋院长的恪尽孝道，我们更感到国家信托得人，他所领导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大有为的政府。”
可怜的严家淦，大约是因为没有一个可以令他“恪尽孝道”的父亲，刚刚当上“总统”，“政府”就已经由别人领导了。蒋经国深感自己地位还不够固若金汤，故要报纸刊登他的旧作《我的父亲》，还拿出蒋介石给他写的一些字交给报纸发表。凡此种种，无非是想借他父亲的声威压服先朝的“###”。同时，他又为争取民心，每天早晨去中山纪念馆向瞻吊其父的老百姓致谢。
再次，策动军界对他宣誓效忠。“国防部长”高魁元、“参谋总长”宋长志均系蒋经国的亲信，在蒋介石病逝后，高、宋二人明确表示对蒋经国效忠。同时与情报机构协同，严密注视社会动态，使蒋介石病逝后台湾的混乱局面与不安定情绪得以稳定下来。
空前“国葬”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仅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茱、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二十一名人员组成治丧委员会。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1.自4月6日起，历时一个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后改为4月6日至17日)；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寸宽的黑纱；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五天，供民众瞻吊。
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官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插了八十八根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五个用索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所献，上款书“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
4月9日，蒋介石灵柩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其父穿了七条裤子、七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棉，足着黑袜、黑皮鞋。胸佩大红采玉勋章，左右两旁佩戴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欢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这些都是蒋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绪之后，才由“荣民总院”移灵至国父纪念馆。
蒋介石的最后岁月(4)
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并且照片都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他们自己的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为了证明蒋介石得到台湾民众的拥护，《中央日报》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谢东闵率各县市县长市长长跪蒋介石灵前泣悼的照片。在20世纪70年代号称民主社会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穿西服官员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场面。
从4月9日起，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发表《告大陆###》，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胞的一切“保证”。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8时5分仪式开始。8时8分45秒，蒋介石灵柩的棺盖放在7尺铜棺之上。
礼毕后，台湾当局还怕蒋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蒋介石的大殓日，辅以基督教仪式，由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联华在证道中引述了蒋介石的所谓“嘉言”：“忍受试练越深，赞美的歌声越高。属灵的奥秘祝福即在试练之中，丰盛的生命必须经过在狂风暴雨之中生长的。以信为本的人必定有一千次顶大的试练等在前面。”
其后，周联华领读经文——诗篇第二十三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二十一响。接着，蒋介石的灵柩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灵车前面用二十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灵车队共由九十九辆车组成，由宪兵队开道车引领，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车、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勋车、遗像车等。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大型###十字架，家属随其后。车队载着两千多名执绋人员缓缓驶向蒋介石灵柩的暂厝地——慈湖。
下午1时10分，安灵礼在慈湖宾馆完成。蒋介石的灵柩停放在正厅中央的灵堂上。灵堂以黑色花岗石建造，长米，宽米，高米。灵堂上镶着青天白日徽，灵台基层四周缀满白色雏菊。正厅东侧是蒋介石原卧室，房内一切布置保持原状。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深咖啡色的书桌，桌上有一架蒋介石生前使用的电话，大理石笔筒和一个白色的碗，书桌南侧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还有蒋介石的鸭舌帽与眼镜，并排放在电视机上。北面靠墙地方有一个书架，放着蒋介石生前读过的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宋美龄的画。在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上书“能屈能伸”四字。
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人员表示答谢说：“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厚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惟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之厚望。”
至此，蒋介石的丧礼才算完结。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
孙立人兵变案真相(1)
孙立人兵变案真相
胡志伟
孙立人(1900—1990)，安徽舒城人。清华大学毕业后，在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深造。抗战时任新三十八师师长，率部远征缅甸，战功彪炳，曾获英国皇家勋章。抗战胜利后奉调东北，因与杜聿明不和而被解职。1949年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翌年3月升任陆军总司令兼台北卫戍总司令，1954年调任“总统府”参军长。次年5月25日，孙立人因僚属郭廷亮等七人涉嫌叛乱被捕，同年8月3日被解除一切职务。8月20日，蒋介石下令陈诚等九人组成委员会，调查孙案。10月蒋下令“由国防部随时考察以观后效”。1988年3月20日，“国防部长”郑为元亲访孙立人，宣布“国防部”对他的看管已结束。
孙立人是美国对台阴谋的牺牲品
1955年5月下旬，“国防部”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奉命在台北市南昌街孙公馆旁赁屋监视孙立人这个“总统府”参军长。6月2日，谷带领宪兵到孙公馆收缴枪械，接管厨师、司机、警卫等二十多人。嗣后将孙软禁于台中，谷氏负责监护孙5年之久。现在年逾八旬的谷正文早年加入过中共，被捕后投效军统，光是从1949年8月起计算，他侦办过一千九百多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的记忆力似无问题。他于1996年10月3日在台北的记者会上证明，孙立人失去自由后，曾在孙的文件柜中搜出两份“兵谏宣言”，内容是要求改革现状，以蒋总统名义任命孙为参谋总长，而其中中文本是曾任蒋介石随从秘书和军委会少将高参的台中东海大学教授徐复观所撰。谷向当时的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汇报，蒋说了一句“文人无耻”，不再深究，故徐复观进出台湾自由直至患胃癌病故。而且自案发起，蒋经国确实不相信孙立人企图兵变，力主淡化处理孙案。那么这位战绩彪炳、威震异域的名将为何要被长期软禁呢？冷战结束后陆续解密的美国国务院、国安会、中情局、麦克阿瑟私人档案，柯克上将私档，英国外交档案以及从事外交生涯五十年的顾维钧回忆录回答了上述疑问：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杜鲁门政府拟订“弃蒋保台”策略后，孙立人确曾向美方表示要策动兵变除蒋，还要求美方予以支持。
20世纪40年代末期，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杜鲁门认为腐败无能的蒋政权难以抵挡共产党部队进攻台湾，希望推出一名杰出能干又###亲美的将领取代老蒋。出身维吉尼亚军校、与当时美军参谋长马歇尔为前后期同学的孙立人便成了山姆大叔眼中的首选。
1949年5月，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莫成德赴台考察后，向国务卿艾奇逊与国安会提议，以孙立人主持台湾以及美国长期租赁台澎军事基地作为经援台湾的条件。从5月4日美国驻台北领事艾嘉致国务卿艾奇逊的电报可知，美方欲以四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与两千万美元的军事赠款交换美国海、空军长期租用台澎军事基地；由孙立人统率全台军队。在台的军队均由孙氏筛选，目的在将当时驻台军队的1/2至2/3遣返大陆。6月23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乔治·肯楠向国务院和国安会提出处理台澎问题报告书，主张“联络菲、澳、印度、巴基斯坦、纽西兰等国，各派遣一些象征性的兵力，会同美军占领台湾……邀请孙立人将军加入占领军的新政权……通知蒋介石，如他愿意留在台湾，当以政治难民之身份相待……美国在接管行政时，应极力避免担任令人注目之职务，其目的在不使台湾落入###之手”。9月，李宗仁派甘介侯赴美活动，甘对国务次卿腊斯克说，###渡长江时，李已拟任命孙立人为台省主席，孙绝对效忠于李。于是，腊斯克派遣在二战中与孙立人一同作过战的莫里尔准将赴台，探询孙立人倒蒋的可能性。孙立人未作正面回答，只是发了一通牢骚。1990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韩战起源》一书提及：1949年12月，美国前任驻台北总领事克伦兹会晤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称若孙同意控制国府，则美国将坚决支持他。孙立人拒绝了。那时撤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情治系统等多为蒋介石的亲信嫡系，孙深感无能为力。1950年1月，麦克阿瑟派其得力助手、东京盟军总部情报处处长韦洛比将军访台，劝蒋介石将权力移交吴国桢，并离开台湾；若要留台，则不应干预行政，麦帅总部愿派一位高级顾问赴台协助他。蒋对此建议，予以坚决拒绝。
孙立人兵变案真相(2)
1950年2月11日，麦克阿瑟派专机到台湾接孙立人赴日。据麦帅档案记录，麦克阿瑟在会谈中勉励孙立人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保证尽量提供军援。孙返台后向东南军政长官陈诚报告了会谈情况。赴日前，孙曾向陈诚呈报，并在后来辩称是麦帅总部主动邀他访日，但《顾维钧回忆录》指出，是孙立人主动要求共和党参议员佛格森安排他同麦帅会晤的。孙立人访日之行更加深了蒋介石对他的猜疑，事实上任何一国的元首都不会允许手下的高级将领同外国人建立反常关系，何况戴笠麾下的情报机构早在抗战时代，就侦悉孙立人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接触频繁，这种不正常的来往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史迪威解职回美国后，孙立人曾以中国军官的名义发动上书罗斯福总统，要求让史迪威重返中国，这些都是逾越名分、干犯大忌的行径。从1949年五六月间美驻台北领事艾嘉致国务卿的七封电报可知，孙立人对美国外交官一直埋怨陈诚故意雪藏他，以至于他有职无权，他希望军民分治，又说台湾局势已发展到人心思变的地步，还抨击陈诚、彭孟缉等人起码落后于时代五十年云云。身为军方要员，向外国官员责骂本国政府，自然是越轨之举。
美国国务院自1950年初开始，紧锣密鼓地推动台湾政变。国务院中国科于1950年2月20日拟订“台湾政变草案”，建议以孙立人为斩府攀旗的政变指挥官，推翻蒋政权，以“###，保台，联美”为政变宗旨，对蒋的处置方式则以软禁或放逐为主。
1950年3月20日，美国中情局一份机密报告称：“近几个月的报道显示，受过美国教育、现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计划发动政变，俾使蒋介石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且铲除其亲信。”4月下旬国民党部队撤离海口后，美国驻台武官巴瑞特向国务院发了一通极机密电报，引述孙立人的话说：蒋介石及其党羽已到了“混乱与绝望”的状态，孙建议采取“剧烈的行动以挽回狂澜”。巴瑞特4月27日会见孙立人时，孙主动提出“蒋介石问题”。腊斯克于5月1日见到此电，两天后的5月3日，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官员尼兹在一次秘密会议中正式提出了由孙立人发动兵变以倒蒋的方案。方案说，政变目的乃是“彻底铲除国民党的所有重要官员，由孙立人掌控全部军权”——这些工作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政变后的政治真空则由美国调集官员去填补——三天之后，美国派出一批最能干的官员到台湾充任当地政府的顾问，使台湾成为亚洲的橱窗，并作为对抗苏联的秘密文宣基地。5月3日腊斯克呈交艾奇逊一份演示文稿，指出美国已在台湾部署秘密行动，以武装支持岛上的台湾领袖，他建议告知蒋介石，嘱其离开台湾，将权力交给孙立人，然后由联合国决定台湾前途。一旦台湾获联合国托管，杜鲁门总统即宣布撤销1月5日不协防台湾的声明。次日，腊斯克与艾奇逊开会决定通知蒋：他唯一的出路是请求联合国托管，美国会支持这项请求，并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腊斯克承认，第七舰队巡逻台海，固然为保护台湾免受中共攻击，但也是为了防止蒋介石偷袭大陆。
孙立人勾结美国发动政变倒蒋因韩战爆发而告吹
6月19日，美国派遣前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担任密使赴台，通知孙立人这项计划。6月下旬，柯克将孙立人的密函送达腊斯克，信中说孙立人愿意领导兵变倒蒋，要求美国支持，一旦掌权他将肃清贪污，且在###方面比蒋更具弹性。腊斯克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传记作者熊安邦教授说，事关机密，他呈报艾奇逊上达杜鲁门总统，但杜鲁门还未作决定韩战就爆发了。
原定政变日期在1950年6月25日，正巧那天南北朝鲜战事起，美国害怕后院失火，政变计划遂告搁置。直至1953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生访台时，孙立人仍向史抱怨蒋氏父子。孙声音压得很低，抨击蒋氏排斥异己。孙表示国民党部队有能力###，但领导层的老人必须清洗。这些行动自然被情治机构负责人蒋经国侦知，孙立人则蠢在缺乏警觉。
孙立人兵变案真相(3)
显然，所谓匪谍案和兵谏都是当局清除心怀贰志将领的借口。孙立人的罪状何止兵谏，根本就是在美方策动下谋反，何冤枉之有？
蒋介石对孙立人一直疑忌，但1949年8月仍任命孙为台湾防卫司令，次年3月升任其为陆军总司令。据麦帅档案，1950年6月中旬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驻日本军事代表何世礼向麦帅总部情报处长韦洛比转达一项信息——蒋表示愿交出权力，但绝不交给孙立人。据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麦可·夏勒所著《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远东将领》一书所述，麦克阿瑟颇有出任台湾最高指挥的野心，但此非他一个人所能做主。由于蒋介石的坚决拒绝，再加上杜鲁门对他的疑忌，他连统治日本的权力都没有保住。韩战爆发后，台湾转危为安，美援源源而来，蒋氏父子才陆续采取措施清洗挟美自重的高官——1953年春罢黜吴国桢，1955年整饬孙立人。蒋介石要借孙案巩固权力中心，从而向美国人显示他能全盘控制台湾局势，请美国对台湾勿存非分之想。然而他又不能同美方撕破脸，那时美方档案未曾解密，由非正当渠道所截获的情报是不能作为罪证展示的，所以蒋经国指示淡化处理此案——“不能使美国人脸上下不来”。在监察院参加五人小组调查孙案的陶百川，在《困勉强狷八十年》一书中提及，事实远较孙立人的口供严重，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孙立人的谋反罪是存在的。
孙立人是美国对台阴谋策略的牺牲品，目中无人的他处在那个年代，迟早要出事，何况他毕竟萌生过谋反念头。当时谷正文判断孙立人的部属郭廷亮等人有兵变企图，但为避免牵连孙立人受军法审判，当局使用了“匪谋自首”的罪名处理郭廷亮，这只是处理不当而已。因此，谷正文认为孙立人案并非罗织。然而，真正冤枉的是因孙案受株连的一百零七名旧部，其中三十五人判监十年以上，而被迫提前退役的部属更是数以千计。真正要平反的只是受株连者，而非孙立人本人。
设想倘若1950年6月25日孙立人兵变一举成功，他能摆平蒋介石从大陆带到台湾的数万名黄埔子弟吗？以李宗仁的资望、以白崇禧的小诸葛才干尚一筹莫展，遑论投笔从戎的土木工程学士孙立人了。如若政变成功，老蒋被放逐，黄埔子弟及外省籍文官全被清洗，则台湾早已独立而纳入美日两国保护伞；若政变失败，台湾内部派系恶斗，则中共必然挥戈东渡。无论上述哪种结局，以后五十四年的台湾历史全部都要重写。
1988年，香港《大公报》有篇报道，讲孙立人在安徽的祖坟风水极好。有老兵探亲回台，带了报纸给老上司看，孙因此特派老部下、陆军总部作战署组长潘德辉回乡打探虚实。潘氏查明孙立人祖坟早在“文革”初期就被红卫兵挖掉了。潘氏由一老者陪到一乱葬岗拜祭并摄影，回台后，孙立人当即向潘下跪致谢。从这一点看，孙立人尚颇注重旧礼教，可惜他小处清醒大事糊涂。
2001年1月8日，台湾“监察院”通过决议，称孙案乃“被阴谋设局的假案”。领公款六十万台币充作孙案专门研究经费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泫源教授，“进驻孙公馆翻遍了孙立人将军保存的所有文件，和国防部与总统府的所有机密档案文件，并未发现孙立人有任何不法行为”。台湾当局给孙立人“平反”，这是基于###的需要。事实上民进党处心积虑用张学良、孙立人这些几十年前的旧案来丑化国民党，这是历史研究为政党斗争服务的新鲜一例。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1)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
阎明复
其实，我并不了解康生的很多情况，只能说是通过工作关系“有所接触”而已。本文我打算写下自己所见所闻的几件事，使大家从不同侧面对康生的真实面目有所了解。
陪同康生见毛岸青
1959年春天，党中央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由李雪峰、康生、刘宁一、刘晓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21届代表大会。我作为随团翻译一同前往。
这次会议期间，代表团下榻莫斯科列宁山政府别墅，分别住在两座楼内。周总理住一座，我随康生、李雪峰等住在另一栋楼里。这就使我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康生。
当时康生约摸六十岁左右年纪，中等偏瘦身材，戴深度眼镜，留八字胡，穿着一套由他本人设计的草绿色竖领中山装，踏一双特制的皮鞋(他脚上有鸡眼，鞋垫上有凹孔来保护鸡眼不受摩擦)。
到莫斯科后不久，有一天，康生对我讲：主席有个儿子叫岸青，精神曾受过刺激，现住在莫斯科的一家疗养院。他让我告诉苏方接待人员，请他们通知院方，我们要抽时间去看望岸青。他还要我去中国驻苏大使馆要一些中国的酱油、榨菜、辣椒等物品带上。后来康生又对我讲起毛岸青在杨开慧被杀害后流落上海遭受迫害而致病的情况，并着重说明，1935年—1936年间，地下党组织找到了岸英、岸青，设法买了上海去法国的船票，是他专程从苏联到法国马赛港把岸英、岸青兄弟接到莫斯科的。康生讲这番话表示他一贯关心毛泽东的亲人。
这次，他提出要去看望岸青后，我按照他的嘱咐，做了一些准备。记得是在一个周日的早晨，我陪康生一起去莫斯科郊区的一个高干疗养院。从外观上看，这座疗养院可能是沙皇时代的贵族庄园。房屋高耸而庄严，大理石楼梯，房间很大。院长、医生等人在大楼门前等候，陪同我们走进二楼会客室，并向康生简单介绍了岸青的情况。一会儿，岸青进来了，院长、医生稍微寒暄后便都退出去了，留下来只有康生、岸青和我。
这时康生问岸青：“你还认识我吗？”
“康伯伯，我认识你。”岸青回答。
然后的谈话便是一问一答了，内容大都是一些生活起居情况。岸青主动说话不多，对问题的回答也都很简单。
探望和谈话大约持续了三十分钟左右，准备告辞了。临走的时候，康生问岸青：“有什么话要向家里说吗？”
岸青说：“向爸爸问好，不用惦念，一切都好。”
在回去的路上，康生讲：“这显然是一个高级干部疗养院，条件是很好的。但是还得想办法把岸青接回国内，这里再好毕竟是异国他乡啊。就毛主席现在在国内的地位来讲，岸青回国后会有比在苏联好得多的条件，将来再在医护人员中找个爱人，终身都会有人照顾。”
代表团回北京后，过了一段时间，康生的秘书李鑫告诉我，康生见了江青，对她讲了在莫斯科看望岸青的事，并建议接岸青回国，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疗。据李鑫讲，康生告诉他，江青听后很激动，把康生去看望岸青的事以及他的建议告诉了毛主席，并乘机为康生说好话，她对主席说：“你的老战友那么多人去莫斯科，从来没有人去看我们的孩子，还是康生对他好，专门去看望他，还建议将岸青接回来治疗。”后来国内果然派人去莫斯科把岸青接了回来。
我在20世纪90年代曾听前国家主席###谈到过康生历史上的一些情况。###在回忆党的历史时，谈到20世纪30年代的王明路线。
###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时代，在莫斯科积极支持王明。”他又说：“1937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据史料记载，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谈到：“1936年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我党留苏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责任的。”“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很快被党中央发现纠正了。后来，毛主席给大家平反道歉。”###接着说：“1947年—1948年，康生在晋绥地区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主席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后来毛主席派康生去山东工作，建国后也没调他来北京工作”。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2)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主席，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1952年初，毛主席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谈到了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说：“我去看望时，康生说，现在身体好多了，唯一的愿望是想见毛主席。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主席住所菊香书屋，向毛主席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主席问他，现在身体怎样？康生说现在好多了。主席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主席就走了。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说：“‘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感谢’吗？”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大”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利用反修斗争取得毛泽东信任
1960年2月4日，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我是随团的翻译。这是我第二次与康生接触。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我国都没有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
但是，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有力反驳，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这是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毛主席的。这样做就为他重新取得毛主席的信任，并重返中国党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3)
19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同年4月陆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央有关对苏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11月至12月的莫斯科会议等。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参与下进行的。
因此我认为，康生作为中国政府的观察员出席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奠定了他以后参加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以及处理中苏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础。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或者说，在和苏联争论一步一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对外，他是靠“反修斗争”尖锐化、与苏共争论尖锐化而得势；对内，他是在毛主席阶级斗争论越来越强化的形势下，是在主席“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竭力迎合毛主席的“左”的思想路线，所以越来越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同时，也应当看到，康生的极“左”倾向对毛主席晚年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排斥王稼祥 控制中联部
在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的过程中，康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排斥和打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借以加强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早就识破了康生的极“左”思想，对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对中联部的有关副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能让康生插手中联部的工作。
1960年—1961年，当王稼祥得知农村缺粮非常严重，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后，心情非常沉重。他几次把我叫去，先是让我们翻译组查阅苏联历史文献和报刊，看看苏联当年的农业公社是如何垮台的，新经济政策是如何贯彻的；后来又让我们收集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在遇到挫折时是如何克服经济困难的材料。我们先后给他送过几批材料，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批关于苏联农业推行承包制的材料。主要内容是苏共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安德烈耶夫在一些地区推广承包责任制，效果不错。但斯大林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集体化原则，批评了安德烈耶夫，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
王稼祥看到这个材料后对我说，承包责任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类似中国农民的包产到户。他表示，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内忧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国际上应当采取缓和的政策。
1962年2月，王稼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就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议。他考虑到自己的意见已超过中联部的工作范围，因此就采取了个人写信的方式，给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三位领导同志写信，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国内的经济困难，在对外政策上应采取缓和的方针。对美国要采取革命的两手策略，要缓和；对苏联斗争要有理有礼有节，要缓和；对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也要缓和。在国内经济困难的形势下，我国的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刘少奇先后看过这封信，都没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看了这封信，也没有认为信中有什么问题。但是，1962年世界裁军大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康生抓到了攻击王稼祥的机会。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以茅盾为团长、康永和为副团长、王力为党组负责人的代表团出席会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集体讨论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阐述了中国对争取裁军、保卫世界和平的看法。抵达莫斯科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大会上发了言，代表团的同志们分别参加了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王力参加了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活动进展比较顺利。但是，代表团回京后，却收到一份电报，说有几个非洲国家代表对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表现不满意，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中没有大反美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一反过去参加类似国际会议的一贯作风，很少同非洲的积极分子交换意见。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4)
毛主席看到这份电报后批评代表团的做法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这一下，康生认为机会来了，到处煽风点火，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按照他2月份给周恩来总理等写的那封信上提出的对外政策引发的。他鼓动刘宁一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王稼祥的状。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刘宁一，刘宁一向毛主席历数了王稼祥在那封信上以及其他文件中的所谓的“错误观点”和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错误”。毛主席听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在1962年8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把对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思想”。康生在会上积极活动，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外，还就《刘志丹》这本小说的出版递条子给毛主席，说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毛主席由此得出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结论，又从《刘志丹》小说株连到习仲勋，并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联系到一起。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并指定康生为专案组组长。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加以批判，并将其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
在1962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就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了，随后中央决定由他分管中央联络部的工作。由于对“三和一少”的批判，王稼祥不能继续工作，以养病为名，彻底靠边站了。
打倒知情人 重掌社会部
康生1937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曾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后因他在许多工作中搞“左”的一套，中央把他调离社会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和###领导。康生对当年被调离中央社会部并不甘心，但不敢违抗。1956年中共“八大”后，中央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几年康生一直想过问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但无论是早期的部长李克农，还是后来的部长孔原都不希望康生来插手调查部的工作，因此他无从下手。康生常发牢骚说，现在“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认为机会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权，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因为孔原20世纪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喊“王明同志万岁”那段历史。在孔原靠边站后，康生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邹大鹏曾经领导过东北的情报工作，也知道一些20世纪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向东北地下党发送《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况的人，康生都认为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为了扫除通向中央调查部道路上的障碍，也为了除掉邹大鹏这个心腹之患，就编造党内有一个所谓“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高老庄”(指东北###高崇民是该集团的领导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包括邹大鹏在内的东北老同志，硬说邹大鹏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指使造反派对邹大鹏进行大会批斗之后，又亲自在深夜打电话给邹大鹏，追问他的“历史问题”，追问他同“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的关系。邹大鹏不堪忍受康生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双双自杀身亡。1968年，康生如愿以偿，取代周恩来，实际上主管了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有关调查部的业务、运动、干部任免等重大问题都必须向他请示汇报。
1968年2月4日，康生向中央调查部发出了一个被造反派称之为“康老二·四指示”的文件，这个指示除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调查部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外，还点了何长谦等一批骨干的名，说他们是坏人。何长谦同志是混血儿，其外貌酷似“洋人”。20世纪40年代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有关部门利用他的相貌特征，派他去沦陷区进行地下工作。何长谦奉命潜入北平，建立情报网，收集了大量有关日军和敌伪政权的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奉命到南京开展地下工作。他收集到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安插的潜伏特务的名单，对南京解放后一举粉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网立了大功。何长谦同志精通俄文、英文、日文等多国文字，是我们翻译界的权威。我们翻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论战文章和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中，他都积极参与，负责定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后，造反派给何长谦编造了“八国特务”的罪名，把他抓进秦城监狱，关押多年，于1974年夏死于狱中，生前没有能够看到为自己平反昭雪的公正结论。粉碎“四人帮”后，何长谦的弟弟何长青为其兄写了申诉材料，我设法将这份申诉材料转呈给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不久获悉，组织上已为何长谦同志做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何长谦举行了悼念仪式。何长谦夫人的冤案也得到平反，获得了自由。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5)
草菅人命的“迫害狂”
有人说，康生患有“迫害狂”，最喜欢整人。在国外，人们常把他称为“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的“迫害狂”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要迫害的大体上是两类人：
第一类，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后来发展到根据江青的意愿来整人，江青要整谁他就整谁。只要江青说某人是坏人，他就连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证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
“文革”前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1960年开始就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恳恳，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人贴了姚臻的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污蔑姚臻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康生又让他的秘书到###的一个会议上宣布对姚臻的诬陷，把姚臻逼得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康生紧密配合，于1966年7月捕风捉影地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了“二月兵变”，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致使许多人受到牵连，遭到迫害。
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写给江青的信中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大帽子，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由此可见康生是如何丧心病狂地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的。
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毛主席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坏事。于是，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那些和他共过事的、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知情人狠下毒手。除前面已提到的孔原、邹大鹏外，还有王世英、李士英、陈刚、赵健民、冯仲云、师哲以及他从前的几任秘书等人，都遭到他的严重迫害。还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轶欧以及曹轶欧的妹妹苏枚结下恩怨的人，也难逃脱受迫害的命运。我在这里只举一个有关苏枚的案例，来说明康生的“迫害狂”已发展到何种地步。
2002年年底，我因患重病肌无力症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结识了著名的王新德、郑剑晖等医学教授。王老曾多次给毛主席看病，主席病重期间一直守护在毛主席病榻边参加抢救工作。
在同王老以及其他几位教授闲谈中，我获悉康生在“文革”期间迫害医务人员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苏枚谋害案”。据资料记载，苏枚是曹轶欧的妹妹，原任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历史上曾被捕过。出狱后康生经手给她恢复了党籍。“文革”初期，正当红卫兵到处“揪叛徒”时，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康生、曹轶欧硬说这是“反革命谋杀”，责令公安部门和政法干校追查凶手。1968年1月，康、曹听说政法干校有人调查苏枚的历史问题，又指使谢富治等人，以“谋杀苏枚的嫌疑”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该校副校长石磊等七人拘捕，还有五十多人被隔离审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此案为何又牵连到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呢？据王新德介绍，苏枚在政法干校突然昏迷后，学校领导打电话给北京医院值班室，请他们派人来抢救。正在值班的内科大夫顾惜春急忙赶到政法干校，对苏枚进行抢救，后又把她接回北京医院急救室，请医院的专家王新德教授等，继续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身亡。据专家们分析，不排除服安眠药自杀的可能性。最后经解剖，发现死者的胃里有大量的安眠药片，确诊为服安眠药中毒。康生见到诊断报告后，蛮不讲理地“批示”说：“苏枚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她不可能自杀。她胃里的安眠药片肯定是解剖时放进去的。”并勒令查办。这一下子，顾惜春大夫等十多名医务人员竟被捕入狱，无辜坐牢达六年之久。王新德教授由于当时是临时被邀请去参加会诊的专家，会诊完说了诊断和治疗意见就离开了，这才逃过一劫。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6)
由此案可见康生这个“迫害狂”在“文革”中是如何草菅人命、为所欲为了！
胡适四次营救陈独秀
胡适四次营救陈独秀
赵映林
由于政治主张相悖，陈独秀、胡适最终分道扬镳，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陈独秀一生遭绑架一次，被捕四次。遭绑架那时他与胡适还不相识，后来四次被捕，胡适均不遗余力地积极营救他。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利用在京的安徽名人与时任警察厅长的安徽人吴炳湘的同乡关系，去打通关节。同时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写文，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在《每周评论》发表《威权》一诗，抨击北洋政府无视人权的专制统治。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陈独秀。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租界当局逮捕。胡适知道后请蔡元培向法国驻华使馆交涉，设法救出陈独秀。那天，胡适越想越气，在日记中写道：“法国人真不要脸！”随后胡适与蔡元培领衔，众多知名学者、教授签名，给上海法国领事馆发电报，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经各方人士合力多方奔走，法租界最终以“罚洋一百元，销毁查抄书籍”结案，陈独秀获释。
胡适第二次营救陈独秀时，陈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同胡适在政治上已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可胡适只以友谊为重。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又在上海法租界被巡捕房逮捕。胡适在陈被捕的第二天晚上得到消息，便找到李大钊商量营救的办法，又找在外交部任职的顾维钧，请他无论如何要为陈案出点力。胡适还软中带硬地暗示法国公使不要惹出思想界的“排法”情绪。胡适声明：“我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指法国公使)出点力。”顾维钧不敢怠慢，即派刘秘书到法国公使馆疏通。8月1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罚陈独秀四百银洋了结此案。
陈独秀于1929年被中共开除出党以后，仍坚持反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以致国民党当局不惜悬赏万金缉拿他。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开动所有的官方宣传机器，竭力主张“迅予处决”。胡适不顾压力，一方面联合好友翁文灏、丁文江、傅斯年、任鸿隽等学者名流联名向国民党当局请求将陈独秀一案由军事法庭移交民政司法审判，以使案子公开化，可请律师辩护。另一方面，他请私交甚笃、时任外交部长的罗文干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沟通联络，并与蔡元培、段锡朋(国民党中央执委，胡、陈在北大的学生)等磋商请有名望的律师为陈出庭辩护。
胡适为了扩大陈案在社会上的影响，引起公众的关注，给国民党造成压力，利用讲学之机，四处宣传陈独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大讲特讲民主与法治，唤醒国人监督政府，保障人权。他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大会上致辞时，强调说，我们成立此会的目的有三：（1）帮助个人；（2）监督政府；（3）彼此了解法律习惯的应用。在会上他大声疾呼，这次当局要杀陈独秀，我们一定要营救他。
1937年8月，胡适在赴美前夕，给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去信，请汪出面同蒋介石商谈，释放陈独秀。8月19日，汪精卫给胡适回信，表示要请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四天后，陈独秀获释出狱。陈在狱中时，胡适多次前去探视。陈感动地说：“此次累及许多老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胡适对陈独秀的友谊，使陈颇有鲁迅所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
晚年，陈独秀避难四川江津，贫病交加，胡适曾联络安排陈独秀去美，因陈不肯而作罢。
胡、陈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既有胡适重友谊的一面，更有陈独秀政治思想回归趋于与胡适一致的一面。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向早期回归。胡适不满无产阶级专政，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一生鼓吹民主、自由，容忍异己。陈独秀出党后，思想大变，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他说，那种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是一种“最浅薄的见解”。在《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一文中，陈独秀批评道：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总是“拿无产阶级独裁来和民主主义对抗”，“斯大林不懂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批评苏联是官僚国家。陈晚年对民主的认识变得与胡适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其对苏联非民主经验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陈说：“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联系邓小平的相关讲话，今天读来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