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方针
以华北方面军有力之一部及与之相策应之华中派遣军之一部击破苏州附近之敌，并占领津浦线及庐州附近。作战开始预定为4月下旬。
第二，要领
一、华北方面军以约4个师团向陇海沿线采取攻势击破敌军。为此，以主力由北方击破徐州附近之敌，并以约1个师团由兰封东北附近向归德方面敌之退路进攻。
二、华中派遣军以约2个师团（一部担当后方警备）由南方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
为此，沿津浦线地区进击，尤须尽力断敌之退路。
三、华北方面军占领徐州以北津浦线并击破放军后，即占据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地区。
四、华中派遣军在击破敌军后，即占领徐州（不含）以南津浦线及庐州附近。
五、两军应密切配合作战。
六、本作战结束后，华北方面军应将约3个师团配置于黄河以南；华中派遣军将约2个师团配三于徐州（不含）以南津浦线及庐州附近。
不久，杉山元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桥本群少将等幕僚组成“大本营派遣班”前往徐州战场，负责大本营与寺内寿一之间的联络事宜，对会战进行必要的现地指导。
寺内寿一和桥本群、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制定了以黄口为总目标，四路大军南北夹击徐州的作战方案：南路以蚌埠为起点，沿涡河西进攻蒙城，再渡涡河北上，经永城县直攻黄口；北路由微山湖经济宁、金乡、鱼台迂回黄口；又安排两路佯攻，即南路由蚌埠攻宿县，东路由淮阴进攻徐州以东的陇海线，迫使中国部队四面设防，掩护日军主力部队在西部发动进攻。
这样，为报台儿庄之仇，日军从北平、天津、山西、绥远、江苏，湖北各战场，增调30万大军，配备各种重武器，从4月中旬开始，分多路对徐州实施大包围，企图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于徐州地区。
这时，蒋介石为台儿庄局部战争的胜利所陶醉，一心想扩大台儿庄的战果，打算再制造几个“台儿庄大捷”，也从各战场调集部队，使李宗仁指挥的第5战区部队达40多万人。
从1938年4月中旬开始，日军北路军指挥官羽源田之助首先从鲁南发起攻击。为戴罪立功，日军第10师团长矾谷廉介从充州抵达枣庄，策划进攻战术，命令坂本、长濑两个支队从郭里集附近出发，濑谷支队从峰县发起进攻，与中国部队发生激战。4月19日.日军国崎支队猛攻临沂，张自忠、庞炳勋运用与日军作战的经验率部奋勇抵抗，以伤亡1300余人的代价，歼敌2180人。国崎支队遭张自忠、庞炳勋痛击后，在马头镇又被关麟征部包围，伤亡惨重。板垣征四郎见国崎支队陷入困境，急调片桐支队等部前往增援，又遭中国部队沉重打击，仅日军第41、42两个联队即被歼1400多人。
与此同时，日军北路军指挥官命吉住良辅率第9师团及井关机械化部队由蚌埠出发，沿涡河西上直犯蒙城，广西部队第31军131师副师长周元率领凌云上团去解蒙城之危。
周元率部刚到蒙城，吉住良辅即率机械化部队赶到，马不停蹄对蒙城发动猛攻，又派飞机狂轰滥炸，霎时间轰倒蒙城城墙，日军步兵一涌而上。周元和全团官兵几乎全部阵亡，团长凌云上只带9人突出重围。日军5月9日攻占蒙城，5月12日占领永城，主力北上直扑黄口车站。
在津浦路北段，日军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命第102、第107、第119师团合成一股，沿津浦铁路北攻宿县。防守宿县的中国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抵挡不住，寄希望于第1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率部增援，但李品仙部在合肥被日军牵制不能增援宿县，廖磊难以抵挡，自行撤出宿县，使徐州南面门户洞开。
此时，鲁西北方面也频频告急，日军第111师团由济宁攻克郓城，进抵鲁西南重镇菏泽，李必蕃率领23师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身负重伤壮烈牺牲。日军第16、114师团也发动进攻，徐州周围阵地至此全部丢失。
蒋介石为避免全军覆没，保存有生力量，命令李宗仁从1938年5月15日起，分五路向豫皖地区突围。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我军撤退愈速，敌进将更迟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之进退定其胜败，战略之撤退，如能达到预期之结果，即胜利也。”
为从心理上击垮日军，掩护徐州大部队撤退，蒋介石决定派飞机奔袭东京，播撒抗日传单。中国空军第14航空队队长徐焕升率队驾驶2架飞机，于5月20日凌晨2点45分飞到九州上空，向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四国等地投下20万张传单，然后安全返回中国。日本军部得知此事，认为这是中国给他们的奇耻大辱，定被世界各国所耻笑，命令侵华日军加紧进攻徐州予以报复。
发现中国军队从徐州突围的企图后，日军徐州会战最高指挥官寺内寿一急命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缩小包围圈，但仍然无法阻挡中国部队的大规模撤退。
等日军攻到徐州城下，却发现中国50个精锐师已巧妙地跳出日军几十万大军的围困，到了安全地带，城内中国守军不足千人，又且战且走，退出徐州。日军进入徐州后未见过一个中国兵，只剩下平民和商人。日军恼羞成怒，就拿屠杀百姓泄恨，大杀两日才命令全军封刀，徐州市民被屠杀一半。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无可奈何地向裕仁天皇禀报称：“我军虽以主力自徐州以西切断了中国部队的退路，将徐州地区铁桶般包围起来，但总计约50个师的中国军队，于5月中旬突然从西南方向跳出我军重围，战果之微出乎意料..”
日军攻占徐州后，大本营又决定“扩大徐州会战战果”，进行追击作战。
寺内寿一指挥日军分兵数路，沿陇海线两侧向西追击，徐州会战便告结束。
徐州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历时最长的一次会战，双方都投入几十万兵力，力争消灭对方主力部队。日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发动徐州战役，在历时一个多月的外围战斗中，损兵折将3万余人，最后占领的竟是一座空城。
在徐州会战中，中国军民特别是抗日官兵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歼灭了数以万计的日军，特别是台儿庄会战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与日寇周旋，取得巨大胜利。徐州大撤退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不利条件下做出的一个大胆而明智的决定，它使侵华日军消灭中国主力部队的企图再次破灭，为后来的武汉会战保存了实力，赢得了时间，使中国军事当局有较充分的时间部署武汉会战。
徐州会战和台儿庄大捷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正面战场上的一个杰作，对全国军民坚持持久抗战和粉碎日寇“速战速决”的狂妄计划，都有重要意义。
紧锣密鼓攻武汉
中国军队从徐州大撤退使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伤透了脑筋。在内阁会议上，近卫文磨联合文部大臣木户幸一等人，把责怨的矛头对准陆军大臣杉山元和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要求惩办日军进攻徐州的最高指挥官寺内寿一。
杉山元和广田弘毅极力为寿内寿一辩护称，徐州会战“只能说未达到预期目的，不能认为是失败”，主张立即增兵，进攻武汉。
近卫文麿和木户幸一密商，为改变近卫内阁的“战争内阁”形象，主张把杉山元和广田弘毅赶出内阁，用板垣征四郎和宇垣一成取而代之，利用这两个人主张同国民党政府交涉的言论，掩盖进行武汉会战的准备，借此机会修订对华政策，寻找新的完成侵华战争的途径。
为减少阻力，近卫文麿和木户幸一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和作战部长石原芜尔密商，决定以近卫内阁总辞职的方式，在被天皇再次指定近卫文麿组阁时更换杉山元和广田弘毅。
在军部首脑支持下，近卫改组内阁后于6月10日召开五相会议，研究新的侵华政策。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确定了进行武汉作战的方针。6月18日，日本大本营以大陆命第119号下达了实施汉口作战的如下命令：一、大本营企图于秋初攻占汉口。
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于长江及淮河正面逐步向前方占据前进阵地，准备以后之作战。
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继续执行关于确保占据区域安定之现行任务，尤须尽力扫荡该地区内之残敌。
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当日以大陆指第161号电向侵华日军发出指示：一、华中派遣军应利用安庆作战之战果，协同海军伺机占领黄梅、九江一线。
二、华北方面军占领地区内（含开封）确保安定之要领，在于尽量使残敌归顺，无可能时则扫荡敌之主力。
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就策应华中派遣军向汉口作战，研究并准备以一部兵力向郑州方面前进牵制敌军的作战。
为掩护进攻武汉的部队进行调动，日本当局施放和谈烟幕，战争贩子宇垣一成念起了“和平经”。
宇垣一成1868年生于冈山县，陆军大学毕业后曾任日本驻德国武官、陆军大学校长、师团长、陆军省次官，其后5次出任内阁陆军大臣，1931年发动“三月政变”未遂被贬入预备役，转任朝鲜总督，1937年曾受命组阁，却因与军部有矛盾而中途流产，1938年5月出于玩弄和谈阴谋的需要，被日本军部重新推出，取代声名太臭的广田弘毅，出任近卫第一届内阁的外务大臣。
此人身材粗短，活像水桶，他入阁前提出的重要条件就是要求首相近卫改变关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进行对华交涉。这正是日本军部和近卫等日本政客策划已久的阴谋，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在1938年7月8日召开五相会议，决定在诱使国民党政府屈服的情况下，按照日本“帝国（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决定的方针，把它作为一个政权，使它归并于薪的中央政权”。
近卫文磨和字垣一成确定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屈服的四个标志：一是如同意归并，必须参加建立新的中央（伪）政权；二是在上述情况下，旧国民政府改换名称或改组；三是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取亲日、防共政策；四是蒋介石下野。
近卫和字垣一成决定，在蒋介石不屈服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迫使国民政府崩溃或屈服。
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宇垣一成利用他和蒋介石、张群的私交关系，邀请张群赴日访问。在张群和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安排下，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在香港进行了两次会谈。日方提出要蒋介石下台等条件，遭到中方拒绝。
在和谈烟幕掩护下，日本侵略军开始向武汉进犯。日军大本营把攻占武汉、控制中原要地作为迫使蒋介石投降的最大机会。
7月中旬，日军大本营宣布撤消华中方面军辖上海派遣军、第10军的战斗序列，下达了华中派遣军新战斗序列：由畑俊六大将任司令官，统一指挥第2军和第11军、直辖兵团、航空兵团。
畑俊六根据日本大本营命令，重新调集了35万人马，做出攻取武汉的军事部署：
东久迩宫稔彦中将任第2军司令官，辖第3、第10、第13、第16师团等4个师团，主力集结于合肥附近，负责进攻六安、霍山，再向大别山进犯，直趋信阳，切断平汉线，迂回至武汉之北，转攻武汉。
冈村宁次中将任第11军司令官，辖第6、第9、第27、第101、第106等5个师团和波田支队，在九江附近集结，先攻占黄梅、九江，再于瑞昌、德安一线依次集中兵力，切断粤汉线，迂回武汉之南，从正面进攻武汉。畑俊六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直辖第15、第17、第18、第22等4个师团，负责上海、南京等湖口下游占领区的守卫。
德川好敏中将任航空集团司令官，以3个飞行团为基干，协同陆军作战；海军和第3舰队溯长江而上，掩护并配合陆军攻取沿江要塞，最后攻取武汉。
蒋介石深知素称“九省通衙”的武汉，为纵贯南北的平汉路、粤汉线和横穿东西的扬子江的交通枢纽，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当时又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实际上为中国的抗战中心。6月中旬，他就主持制定了武汉保卫战计划，调集120多个师，约110万人，动用看家血本，指挥精锐之师，要与日军决一死战。
抗战以来战线最长、投入兵力最多的武汉会战开始了！
惊心动魄外围战
武汉会战的序幕是由日本侵华巨魁土肥原贤二在河南拉开的。
1938年5月中旬，土肥原中将率领第14师团2万人马，凭借优势装备和“武士道精神”，连续攻克内黄、仪封、野鸡岗等要地，兵临兰封（今兰考）城下。
兰封是郑州和开封的东大门，兰封的得失关系到豫东会战的成败。蒋介石急忙从武汉赶到郑州亲自指挥，又命桂永清率第28军、邱清泉率铁甲第200师前往增援。桂永清、邱清泉两人求胜心切，在兰封城外冲散日军一支100余人的搜索部队，便自吹为“兰封大捷”，沾沾自喜，麻痹大意，反被土肥原派一个旅团实施突袭打得措手不及，丢失兰封城。蒋介石闻报大怒，限桂永清3日内攻克兰封，否则军法从事，桂永清吓得3天不敢接电话，虽不惜代价拿下兰封，但15万大军竟未能围歼土肥原所部2万日军。
接着，日军在河南大举进攻，连续攻克兰封、商丘、开封，直逼郑州。
蒋介石惊慌失措，6月9日命人从花园口炸开黄河，汹涌的黄河水造成400多公里的黄泛区，在军事上给日军西进平汉线造成一定困难，日军第14、第16两个师团的几千人在中牟、朱仙镇、尉氏等地被洪水围困，中国部队乘机发动进攻，消灭日军一部，使日军自北而南进攻武汉的计划受阻，只得艰难地向合肥地区绕行，推迟了进攻武汉的时间，但却给豫、皖、苏三省人民带来滔天大难。在黄泛区艰难行进的日军这样向大本营报告：“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日军前进，6月上旬在郑州东北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溢出，采取了水淹战术，形成了经由中牟、尉氏、周家口、颖州连接淮河的大地障。
由于新黄河的泛滥，情况严重，看来以主力从北方席卷武汉似有困难。”
日本军部绝不就此止步，又向中国增兵40余万，增拨作战费用32.5亿日元，还请裕仁天皇亲自出马给烟俊六和侵华日军打气：“朕在东京等待你们胜利的消息！”
畑俊六耀武扬威坐镇南京，划分南北两个战场，在长江两侧展开大规模攻势。
6月2日，日军第6师团长稻叶四郎命坂井支队1万余人从合肥南下侧击安庆。
安庆古称皖城，位于安徽西南部的长江北岸，“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中流天堑，万里长城于是乎在”，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
畑俊六也深知安庆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中国自古视其为“江介之要冲”、“金陵之门户”，是通向武汉的第一道大门。他担心坂井支队不能顺利攻克安庆，又专门从台湾调来波田支队作为溯江攻城的先锋。
波田支队为驻台湾的日军精锐之师，素有“悍师”之称，兵强马壮，气焰嚣张，受命从台湾乘坐20余艘海军舰艇，于6月11日夜到达安庆江面。
恰逢天降大雨，支队长波田连夜选择登陆地点，翌日清晨在大雨滂沱中登陆突袭。中国部队第26集团军一部猝不及防，抵挡不住日军的强烈攻击。波田支队迅速占领安庆城郊飞机场，略事休整又向安庆守军杨森第27军第146师发动进攻，杨森部队纪律松弛，装备太差，未经力战就轻易丢失安庆。
波田支队又从安庆沿江西上，进攻马挡要塞。
马挡位于皖赣两省接壤之长江之滨，江面不到1华里，水流湍急，形势险要，为日军西上进攻武汉的必经通道，堪称武汉的第一道屏障。国民党政府1937年冬成立长江阻塞委员会，在江心修起一道拦河坝式的阻塞线，只留可行一船的缺口，情况紧急时马上可以阻塞。令人费解的是如此重要的军事要塞，蒋介石只配备了一个营的兵力防守。
1938年6月23日，日寇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波田支队对马垱要塞展开猛攻；中国军队各级军官却在为庆祝所谓“抗日军政大学”结业而大吃大喝，下级军官找不到守备司令，各自为战奋勇还击。马垱要塞总队长鲍长义带领500官兵英勇坚守3天，屡次打退日军进攻，最后几乎全部战死，日军才于6月26日攻陷马垱要塞。
冈村宁次指挥波田支队沿江快速推进，7月2日猛烈进攻湖口要塞。冈村宁次派飞机轮番轰炸，又命步兵进攻。要塞司令彭位仁率领部队拼死反击，打退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7月3日，彭位仁所部官兵全部阵亡，中国将军刘雨卿率领第26师及时赶到，与日军昼夜苦战，大部分官兵亦为国捐躯，日军于7月4日攻陷湖口要塞。
冈村宁次指挥日军猖狂西进，7月23日冒着倾盆大雨，进攻九江附近的姑塘。
九江古称浔阳、江州，东临鄱阳湖，南傍庐山，北濒长江，自古就是“西挹武昌、东引皖口、襟带中流”的军事重镇。
为保住九江，中国部队第9战区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奉蒋介石之命，亲自到九江坐镇指挥，督促预备第11师竭力抵抗波田支队对姑塘的进攻，激战3小时，击沉日寇汽艇10余艘，最后难抵日寇猛烈攻势，被敌人登陆成功。
张发奎急调2个师增援，也未能夺回姑塘。这时，日军松浦淳六郎率第106师团赶到，与波田支队合兵一处进攻九江，李玉堂、欧震率领第8军和第4军奋勇抵抗，与蜂拥而入的日军展开激烈巷战，但仍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只得被迫撤离九江，使日军冲开了武汉外围主阵地的大门。
中共力荐持久战
就在武汉会战国民党军队连失外围数城的紧急关头，毛泽东派周恩来到武汉面见蒋介石，协商武汉会战的防卫大计。
周恩来当时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特殊经历和崇高爱国精神赢得了许多国民党将领的崇敬，蒋介石也许不忘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救命之恩，对周恩来格外器重。
日本人松本一男在所着《周恩来之路》一书中，这样分析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三人之间在抗日问题上的微妙关系：
周恩来继续在蒋介石身上下工夫。同年（1938年）6月，创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各党各派讨论国政的场所。毛泽东、王明、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人代表中国共产党，担任参政员。
当时在汉口的共产党员中，以王明排名第一，但他的人格、理论、识见低劣，而且有点轻浮，不够气魄代表中共，蒋介石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周恩来自然而然地被拟定为中共的发言人，在延安的毛泽东也这样希望。
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等人的嘱托，制止王明的言行举止，同时向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姿态，挺身推动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而且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份内的工作处理得尽善尽美。作为共产党的发言人，他在批判国民党的反动性时是一针见血，得理不饶人，但平常则尊重国共合作的精神，对国民党及其领袖采取低姿态。他在汉口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文称赞：
“蒋介石总统根据其革命的经验，是能将我们全体民族导向胜利惟一且最正当的人物。”
蒋介石会觉得高兴，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他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对共产党做了许多的让步。在这层意义上，周恩来可以说是共产党独一无二、忠实能干的外交官。
周恩来告诉蒋介石，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非常关心武汉会战，希望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他明确向蒋介石建议调整武汉会战的战略部署：“明朝覆亡的教训之一就是节节抵抗，节节溃退，把兵力都用在了第一线，没有在敌后留下一定数目的部队以牵制、袭扰敌人。我国既然准备持久作战，就不应该动用所有兵力进行这次会战。”
周恩来建议只用1/3部队与日军正面对峙，而使大部分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或开到大后方备最后决战之用。蒋介石非常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召开军委会决定只以原计划60％的兵力投入武汉作战，保留40％的兵力作为持久战的基础。
周恩来又向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白崇禧将其概括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极为欣赏，命令将此作为中国对日作战的最高战略方针，将《论持久战》油印成小册子，发给国民党军队参考。毛泽东还亲自致信蒋介石呼吁团结抗战：
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惟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抗日热潮推动下，国民党军队又打了一个胜仗。第9战区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在南昌至九江的南浔铁路沿线的山岳丛林地带巧摆“反八字阵”，诱使日寇第106师团进入包围圈中。薛岳指挥部队奋勇进攻，展开激烈的拉锯战，第106师团的两个联队长被击毙，中小队长伤亡大半。薛岳所部在庐山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全歼日军第145联队。
与此同时，日军第6师团和第2、第3师团向大别山南麓的黄海、广济一带大举进攻。李品仙兵团重创敌军，但未能阻止日军西犯。
接着，稻叶四郎率第6师团进攻田家镇。他知道田家镇地势险要，星罗棋布的湖泊形成天然屏障，从正面进攻很难奏效，就绕道从侧面攻击。李延年率领全军奋勇坚守，竟然用迫击炮打下日军飞机1架。中国部队坚守田家镇近半个月，歼敌六七千人后，武汉最后的坚固屏障田家镇才被日军撞开。
“东方马德里”之战
武汉被西方称为“东方的马德里”，和西班牙的著名抗战名城齐名，当时是世界反法西斯各国注意的焦点。
武汉古称江夏，位于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由呈鼎足之势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它自古控长江天堑，扼南北交通咽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8月22日17时，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烟俊六根据日本大本营命令，向35万日军下达了进攻武汉的命令：
（一）第11军在海军配合下，沿长江两岸攻占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从咸宁、贺胜桥地区切断粤汉铁路，由南方迂回武汉；另一路向德安、永修攻击前进，相机攻占南昌；
（二）第2军主力从大别山北麓，经六安、固始、潢川、罗山攻占信阳，然后沿平汉铁路及其以西地区南下，从北面、西北迂回包围武汉；另一路从商城南下，横越大别山到达蒙城，由东北方向策应协同沿江的部队，进攻武汉。
（三）航空兵团以主力协助第11军，一部协助第2军作战。
（四）作战开始时间，为8月27日。
同一天，日本大本营再次发布命令，“攻占汉口附近地区”，“把蒋政权逐出中原！”
8月27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烟俊六命第2军由合肥出发，分左右两路向武汉发动进攻。
左路的日军第10、第13、第16师团约5万人，奉命沿大别山北麓经商城直插武汉。8月28日，日军兵分三路，冒着大雨向皖西门户六安、霍山进犯，中国名将于学忠率第51军奋勇反击，与彼冢义男指挥的日军第10师激战两天一夜，双方均损失巨大。中国第5战区左兵团指挥官孙连仲才命于学忠率第51军退出六安。日寇得以占领六安，又向固始、黎集等地猖狂进犯。
与此同时，获洲立兵率第13师团进攻霍山，冯治安率第37师顶住日军猛烈炮火攻势，坚守两天一夜。日军又调大批炮兵助攻，孙连仲才同意第37师撤出霍山。
9月初，获洲立兵率领日军第13师团渡渒河进攻富金山，碰上了强硬对手宋希濂。宋希赚巧妙利用扇形地势布置兵力，居高临下，痛击日军的猖狂进攻，10天激战消灭大批敌人。获洲立兵的精锐师团伤亡惨重，无可奈何向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报告：“我军遇到强手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仍然毫无进展，我军对富金山之敌束手无策！”
冈村宁次没想到宋希濂的部队如此顽强，抽调第10师团的一个大队，偷偷迂回到富金山侧背，妄想打掉第71军指挥机关，干掉军长宋希濂。但其阴谋早被中国部队第88师侦察人员发现，马上报告了钟师长，该师长立即派一个团在预定阵地设下埋伏，一举歼灭偷袭之敌500余人，余者狼狈逃回。冈村宁次把担任向导的100多名汉奸全部杀掉犹怒气难平。
蒋介石对富金山之捷给予极高的评价：“是则宋军陈师之壮绩，已获到超出之代价，尤其精神上足使敌确认我愈战愈强，抗战精神，历久弥增，令其气短..查陈师此次抗战之壮烈，于敌重创，全在官兵一体，同抱牺牲决心，誓洒热血于最后5分钟，歼敌之精神有以致之，殊足矜式。”宋希濂率领第71军与日寇激战一周，给敌人沉重打击，9月11日奉命将部队转移到沙涡、小界岭一带防守。
烟俊六深知这是进攻武汉的关键一仗。日军如能通过小界岭翻过大别山，便可沿公路西进直扑武汉，于是命令第16师团长藤江惠辅去啃宋希濂这块硬骨头。
藤江惠辅知道宋希濂不好惹，便请求畑俊六调拨飞机、大炮支援，督促日军士兵对沙涡阵地发动轮番攻击。蒋介石怕宋希濂独木难支，就加派田镇南率第30军支援宋希濂。
宋希濂和田镇南在小界岭附近的白果树设立了两个军的联合指挥所，密切协同打退日军一次次进攻。日军第16师团疯狂冲击一个多月，也没有突破中国部队阵地。烟俊六狡猾异常，指示日军转而进攻潢川，张自忠的第59军、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宋希濂的第71军奋勇还击，给日军迎头痛击。
日军第2军攻占潢川、罗山，又马不停蹄立即进攻信阳，信阳古称义阳，位于河南省南部大别山、桐柏山结合部的北麓，攻下信阳，日军就能一马平川直逼武汉。
畑俊六亲自为第2军制定了进攻信阳的作战计划：一、以第3师团主力由罗山以北的淮河南岸西进，击溃守军之防御，经高店、洋河，占领平汉铁路上彭家湾车站之附近地区；另以骑兵第3联队，在师团主力之北侧，攻向明港以南之三官庙东站一带，阻止中央军沿平汉线南进，然后从北面迂回进攻信阳。
二、以冈田资的第8旅团，率步兵第40联队和坦克、炮兵部队，沿罗山至信阳的公路，从正面进攻信阳。
三、以第10师团主力，从罗山以南之蟒张、子路，攻向西南之青山、涩港，占领平汉铁路上之柳林车站，阻止中央军沿平汉线北进，从南面迂回进攻信阳。
四、开始向信阳进攻之时间为9月30日。
9月底，胡宗南率领第17集团军与日军第10师团在信阳以东激战，歼灭日军5000余人，延缓了日军从北面进犯武汉的时间。
这时，藤田进率日军第3师团赶来增援。胡宗南率部迎敌，但他却以伤亡过重为由，只留一个团守信阳，其余部队退向南阳，致使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
日军第2军用伤亡2000人的代价攻下信阳，又以洪水下山之势沿平汉线南下，攻克武胜关，平靖关，直逼汉口之北。另一路日军攻占商城，与溯江西上的日军呼应进攻武汉。
在长江南岸的第9战区，薛岳兵团在星子方面与日军第101师团、第106师团激战3个多月，第101师团被薛岳二摆“反八字阵”，整个师团消耗殆尽，中国国民党部队创一次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范例；日军第106师团伤亡8000余人，除千余人逃脱外，其第123木岛联队、第145池田联队等1万余人被消灭，300多名日本士兵被俘。这一仗致使敌我双方呈胶着状态。
为摆脱困境，吉住良辅通过侦察获悉，中国军队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在南浔路之马回岭部署未定，立足未稳，他当即率第9师团沿瑞德公路向马回岭发动进攻。中国名将黄维奉命率第18军、俞济时率第74军奋勇截击，歼敌获胜，打破了日军南下德安的企图。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见吉住良辅的第9师团进攻德安受挫，便命本间雅晴中将率第27师团几千人沿瑞安公路向西进犯，企图以占领武宁来威胁德安。薛岳兵团抽调欧震的第4军、俞济时的第74军、叶肇的第66军在万家岭一带协同作战，对日军第106师团形成包围态势。
日军第106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为率部冲出重围，以一个旅团兵力向第74军的第58师阵地拼命冲击。第58师在师长冯圣法将军率领下，以极大的伤亡代价打退日军的多次猖狂进攻。
这时，日军另一部队从庐山方向赶来增援，中国部队第58师腹背受敌，情况危急，匆忙向军长俞济时求援。俞济时手头无兵可调，只好把两个警卫连派去增援。第74军将士高唱田汉作词、任光作曲的《七十四军军歌》，奋勇杀敌：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
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
他，强占我们国土，
残杀妇女儿童。
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
南浔线，显精忠，
张古山，血染红。
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在高昂的军歌声中，第58师将士以血肉之躯堵上了日军撕开的裂口，将日军第27师团几千人包围在万家岭一带，再发动猛烈攻势，歼敌4个联队，本间雅晴率领残兵败将逃回瑞昌。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烟俊六得悉日军在南浔路进犯受阻，急命本间雅晴、吉住良辅率第27、第9师团主力增援九江。为避免再遭痛击，畑俊六调出十几架飞机、40余艘海军舰只，先向长江沿江要塞码头镇、富池口狂轰滥炸，再驱赶步兵冲击。汤恩伯率第31集团军誓死抵抗，杀伤日寇两师团大量人员。本间雅晴兽性大发，施放大量毒气。
本间雅晴外号“红鼻子语言学家”，曾任日本同英国陆军联系的情报联络军官7年，又给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宫当过6年侍从官，1932年曾在一日一夜之间为裕仁天皇讲解并摘录400页的李顿致国联的报告书，1941年作为日本入侵菲律宾司令官制造臭名昭着的“死亡行军”，残害大批盟军俘虏，1946年被盟军总部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正是这个罪大恶极的本间雅晴，1938年秋天在溯长江而上向汉口发动进攻的战斗中，丧心病狂地在马头镇一带大量施放毒气。汤恩伯率领第31集团军冒着日寇施放的毒气勇猛抵抗，打退日军的几次进攻，消灭本间雅晴、吉住良辅所部日军几乎半数，使日军也半步前进不得。最后因日军毒气战发挥作用，中国部队火力不济，汤恩伯才撤出马头镇、富池口。
本间雅晴得手后猖狂西进。汤恩伯率部在富水河南岸与日军苦战，张发奎也率领第2兵团在阳新、大冶、半壁山、黄石港等地给西犯之敌以沉重打击。
侧击占广州
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中国军民在武汉外围同日军浴血奋战近3个月，毙伤日寇20多万人，仍将武汉牢牢控制在中国人手中。
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接到日军进攻武汉处处受挫的报告，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又受到近卫文麿首相等人的责难，处境极为狼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
华中派遣军攻击汉口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曾有一度陷于焦虑时期，即第101师团由1938年9月下旬至10月下旬在庐山、德安附近进行苦战，第2军突破大别山前进意外受阻的时期。日本陆军中央部也无增援的余力，至10月11日才勉强由华北方面军派骑兵第4旅团前往增援，而且弹药特别是炮弹消耗量极大，为其补充煞费苦心。
板垣征四郎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协商武汉会战的作战方案。
多田骏认为，日本要攻取武汉，仅在武汉动手不行，必须在广东发动进攻，在武汉背后捅蒋介石一刀。
日本海军对进攻广东最为积极，日本陆军首脑怕海军抢功，态度较为消极。但现在日本陆军在武汉被打得焦头烂额，只得让日本海军插手广东作战，但又担心兵力仍不够使用。
多田骏是条老狐狸，他这才告诉板垣征四郎，他早已在台湾预备好一支部队，古庄干郎的第21军已在台湾澎湖集结待命，300余艘作战舰只也久候多时。
板垣征四郎仍觉得只用古庄干郎的3个师团没有取胜把握，多田骏却胸有成竹，打开军用地图仔细分析中国对广东的防守阵势：中国在广州原有第4战区余汉谋部13个师11万人马，但蒋介石缺乏军事远见，调走4个师支援武汉会战，使广州地区防守较为空虚。蒋介石认为日本当时不敢轻易进攻广州，没有做认真准备，给了日本突然进攻广州的一个“天赐良机”。板垣征四郎这才被说服。
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立即将突袭广州的作战计划提交有裕仁天皇参加的御前会议讨论。海军首脑提出进攻广州的同时进攻海南岛，陆军首脑认为不能分散使用兵力，予以反对，海军部首脑也作出让步，在作战方案最后附加一句“海南岛方面正考虑将来进行的情形”，陆海军才取得一致意见。
于是，日本大本营1938年9月19日下达了第21军的动员令，发布了该军的战斗序列，重新任命以前曾准备任命为华南（平海）作战司令官的原日本驻台湾军司令官古庄于郎中将为第21军司令官，下达进攻广州的“大命”如下：
大陆命第201号
命令
一、大本营企图与进攻汉口互为先后，夺取华南敌之重要根据地，并为切断其主①《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1—453页。
要对外联络补给路线，占据广州附近要域。
二、第21军司令官应协同海军攻占广州附近要地。
三、台湾军司令官应对第21军之兵站给予援助。
同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以大陆指第273号发出指示，命第21军主力于大亚湾登陆，随后以一部兵力由珠江方面策应攻占广州。
1938年10月11日夜，美丽的大亚湾月光皎洁，风平浪静，古庄干郎秘密遣兵调将，命登陆部队分乘60万吨的两个输送船队在大亚湾占领攻击阵位，中国守备部队竟毫无觉察。古庄干郎大喜，命令日军士兵偷偷登陆。中国部队猝不及防，又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之准备。指挥这一地区作战的第2集团军总司令、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仓皇后撤。广东省主席吴铁成闻讯出走，广州遂沦于敌手，当时有“余汉无谋、吴铁失城”之谣。
武汉大撤退
蒋介石在武汉得到广州失守的消息，大吃一惊，觉得武汉对外通路已被堵塞，武汉失去死守价值。他不停地在室内疾走，俄顷走到写字台前，提笔在日记中分析形势：
日寇在大亚湾登陆之目的：一、表示其非达到使中国屈服不可；二、对英国示威，欲中国不借重英国而向其屈服；三、希望分化广东，不加抵抗；四、至于截断我广九铁路之目的尚在其次。
蒋介石对丢失广州极为烦恼，忙召集文武心腹商量武汉战和之策，都苦无良策，只有夫人宋美龄对形势的分析使蒋介石耳目一新，宋美龄分析说：
“10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抗议日本侵犯华中，违反‘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政策，损害美国商人与企业利益，要求对日本采取有效行动。广州失陷，英美态度会更加强硬！”
蒋介石觉得宋美龄说得很有道理，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对武汉会战又有新的考虑，提笔在日记中写道：
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对于敌军心理，若其果求和平，则我军自动放弃，反能促其觉悟，并可表示我抗战之决心，与毫无所求，且亦所不惜，使其不敢有所要挟。
否则，如我军冀其停止进攻，则彼更将奇货可居矣！故决心放弃武汉。
于是，蒋介石召集主要将领会议，作出撤出武汉的军事部署：江北的主力部队撤至平汉路以西的汉水沿岸和大洪山区，廖磊的第21集团军留在大别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薛岳的第1兵团留在九江以南抗击敌人；张发奎的第2兵团依托幕阜山，掩护西面的粤汉铁路；罗卓英指挥武昌以南金牛方面的作战，掩护各军撤退，整个武汉只留一个旅的正规军做象征性的抵抗。
这样，武汉大撤退全面开始。
武汉大撤退部署完毕后，蒋介石特别向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强调说：“武汉的厂矿、机关、团体、学校、难民等等都已按计划撤退完毕，这里只是一座空城，我军战略企图已达到，而且日军突然在广州登陆，威胁我华南后方。
因此，武汉的战略地位已失重要性。如我军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1938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队放弃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同日接见中外记者指出，中国抗战方针为持久抗战，不在一城之得失，亦不在一时之进退，数月以来消耗敌人的目的已达到，掩护后方之任务已毕，武汉已失重要性，因此决定转移兵力，与敌周旋。
各路日军乘国民党军队全面撤退之机，逼近武汉。
10月24日，侵华日军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武汉。
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烟俊六看中国部队有秩序地全面撤退，才放心大胆来到设在九江的华中派遣军前方指挥所，想到不几天就可耀武扬威进入“东方的马德里”，担心日军进入武汉后再发生类似南京大屠杀那样的事情，使日本再度受到世界各国舆论的强烈谴责，同时也为了利用武汉三镇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发动侵华战争和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基地，10月24日向所属华中派遣军下达了日军进占武汉三镇及人城后的注意事项，特别是对军纪风纪做出明确规定：
一、中国军队已开始全面退却；
二、第二十一军已于10月21日攻占了广州；三、华中派遣军所属进攻武汉之部队，应迅速、果断地进行攻击，以占领武汉三镇；
..
七、维护外国在武汉的权益，防止发生涉外事件；八、各军对其所属地域内的外国使馆，应配置步哨；九、进入第三区的部队，如与英国陆战队发生冲突，听候派遣军司令官之指示；十、部队宿营地区，避免设于市内，应选在郊外大建筑物内，以便于维持军纪、风纪；
十一、须保护汉口、汉阳、武昌的建筑物、庙宇、大学、图书馆、陈列馆（见附表所列）；
十二、武汉有各国租界及使馆，本军一举一动世界瞩目，因此正是以实际行动宣扬皇威，使其理解皇军真姿的绝好时机，所以每人对此务须慎戒，且鉴于过去之教训，防止因日久而松懈。再，武汉为本军今后常驻和作战之基地，一切建筑、设施，严禁破坏。
..
畑俊六一声令下，几十万日军饿狼一般冲向武汉三镇。武汉到了最后陷落的时刻。守卫武汉的一旅中国官兵仍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掩护中国大部队有计划撤退。
在撤离武汉的最后关头，蒋介石欲表现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硬是要同坚守武汉的一旅将士“风雨同舟”。手下大将陈诚等和宋美龄一再“苦谏”，蒋介石才在10月24日夜偕同宋美龄离开被日本飞机轰炸成断垣残壁的武昌军事委员会，乘飞机飞往湖南省衡阳市北面的南岳。岂知飞机迷航，燃油即将用尽，蒋介石只得命飞机重返武汉机场。10月25日凌晨，获悉日军离汉口城外仅15公里路程时，蒋介石才换乘飞机飞往南岳。
在南岳驻军司令部，蒋介石对守卫武汉三镇的一旅将士如何对付日本侵略者作出指示：“对敌行动，切不可留有余地；对敌态度，亦不可稍有消极缓和之意；必须坚定、简单、明白，而示我对和战一定之限度则几矣！否则，无异示弱，则败亡矣！”
为保卫大武汉，年轻的中国海空军在苏联空军英雄支持下，以血肉之躯，以灵与肉谱写了壮丽的诗歌，留下了丰功伟绩。
在武汉保卫战中，年轻的中国空军对陆军和海军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可谓战功卓着。为阻止日本舰船输送日寇进攻武汉，他们驾着银鹰日夜巡航在长江上空，炸沉敌舰12艘，击伤29艘。特别是中国空军大队长沈崇海轰炸敌舰时不幸中弹，飞机油箱着火，他放弃跳伞逃生的机会，毅然驾驶飞机冲向敌舰，与日军战舰同归于尽，表现了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忠勇爱国的精神。
在武汉会战中，更可称道的是中国海军将士。中国仅有的11艘战舰和几十艘快艇几乎全被击毁。中国海军司令陈绍宽亲自率领“中山”号等军舰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撤出武汉担任运输任务，遭到日军飞机围攻轰炸。陈绍宽带领将士与日机殊死搏斗，却无法冲出重围。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使孙中山蒙难时，舰长萨师俊赶去营救。孙中山脱险后将“永丰”舰改为“中山”舰。
10月24日上午9时，日本侦察飞机发现“中山”舰位于武昌江面，就回去引来9架作战飞机分两路向“中山”舰轮番攻击，劈头盖脑一阵扫射，使“中山”舰创伤累累。一刻钟后，又窜来6架日机，成一字形向“中山”舰轮番投弹。舰长萨师俊指挥海军官兵用全舰火力集中还击。日本飞行员改变战术，采用急速下降法俯冲投弹攻击，使“中山”舰上的高射火炮因飞机速度很快而不易击中目标。日机此法奏效，对“中山”舰展开更猛烈攻击，终于击中“中山”舰的船尾左舷，遂使舵机转动不灵。接着，“中山”舰的锅炉舱又被击中，江水大量灌进舱内。萨师俊急忙带人抢救，但为时已晚，不到3分钟江水就达到齐腰深，顿时水淹炉火，机器停转，全舰失去控制力，舰体偏向左倾。日机又发动攻击，炸中舰首。萨师俊正在炮台上指挥作战，一发炮弹打中他的腿，顿时鲜血涌出，腿被炸断，手臂也受重伤，人跌倒在血泊之中。炮台上的官兵也被炸得血肉横飞，无一幸免。
萨师俊神志尚清，从血泊中用一条腿支撑着坐起来，顽强地指挥舰上幸存人员奋勇作战，向日机开炮还击。敌机发疯般向“中山”舰开炮施虐，使“中山”舰受伤更重，缓缓向江中沉没。全舰官兵站在深水中各自为战，开动手中武器对敌射击。最后，萨师俊舰长率全舰官兵，连同“中山”舰一起沉入滔滔的江水之中。其余炮艇，有的被日本飞机、舰艇击沉，有的羞于被日寇俘获而自沉江底，没有一艘投降日军。中国海军将士以鲜血和生命为保卫武汉谱写出壮丽篇章！
10月25日中午，日军中将吉住良辅率第6师团自江北方面攻陷黄陂，其佐野支队的第23联队通过滠口，到达汉口北郊的戴家山，当夜占领汉口市街的一角，26日占领汉口。
10月26日凌晨5时，波田支队（台湾旅团）沿长江南岸直逼武昌城下，波田重一率领他的旅团从宾阳门窜入武昌城，得意忘形地在武昌城门插上了太阳旗。
10月27日，日军第116、第6师团各一部攻占汉阳。至此，武汉三镇全部陷于敌手。
接着，日军第9师团侵入贺胜桥地区，突破粤汉线之后继续进攻，11月11日侵占岳阳；第27师团、第10师团等相继攻占武汉外围地区。中国部队有计划地陆续撤退，没有发生激烈战斗。
10月31日，蒋介石为安定人心，在重庆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大讲武汉会战对全国抗战之重大意义：
保卫武汉之军事作战，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
蒋介石煞费苦心回答对他的责难说：
今者我中部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同时我武汉外围5月之苦战恶斗，已予敌人莫大之打击，而树立我民族复兴之自信心，与发扬我军攻宁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故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是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决不可误认为战争之失利与退却。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
武汉被日军占领的消息传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又狂欢一场，在日本各地和占领下的台湾、朝鲜、东三省举行大规模祝捷会。裕仁天皇也于10月28日上午11时在日本皇宫召见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次长古贺峰一，对日军攻陷武汉赐予如下敕语：
我陆海军诸部队之紧密适切协力，克服长途几多困难，终于击摧众敌达成攻占武汉之目的，朕对此深感欣慰。望将此旨传告众将士。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高兴得太早了。实际上，中国军队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于纵横千里的疆场上与日军激战4个半月，歼灭日军20万人，消耗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的狂妄野心，日军的战略进攻至此已达顶点，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第31章北进，南进
战略混乱
1931年3月，“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作了次题为《从军事角度看满蒙》的讲演。他认为满蒙（指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对日本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东北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日本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同时，他认为在对苏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满蒙在对美、苏、中作战上都具有最重要的特殊地位。5月29日，板垣又在部队长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讲演，进一步鼓吹侵略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是当前的急务”。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其推行侵略邻国的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
伙同板垣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把满蒙问题看作是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石原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主张，形成了所谓“石原构想”。
日本对外侵略的总构想是，建立“大东亚帝国”，即在亚太地区建立绝对霸权。第一步，侵占我国东北、内蒙古和外蒙古；第二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排除列强在华势力，建立所谓“日满华政治经济统一体”，以此为基地向北进攻苏联，占领西伯利亚和苏联的远东地区；第三步，以上述地区的战略资源为后盾，向南进军，同美、英、荷正面交锋，以实现建立大日本超级大国的梦想。
在日本帝国主义眼里，中国不仅是块肥肉，也是一个弱国，是任其宰割的羔羊。日本在1937年准备以14个师团的兵力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地区。
“七·七事变”后，日本陆相杉山元甚至向天皇保证：“中国事变一个月左右便可结束。”
可是，中国人民英勇的持久抗战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部署，极大地限制了它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行动自由，使它既不能集中兵力北进，发动侵苏战争，也不敢贸然南下，与美英正面对抗。
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陆续将其全部27个师团中的21个派到中国，但仍不能征服中国。近卫文麿首相承认，结束中日战争还是遥远的事。陆相杉山元也要求官兵“有长期待久作战的决心和准备”。1938年10月，虽然日军先后占领了广州和武汉，但中国的抗战并未停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也更加蓬勃发展。这样，日本被迫决定采取“长期持久的态势”。
与此同时，日本统治集团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产生了严重的混乱。这不仅表现在“北进”与“南进”、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中，更突出地表现在欧战爆发前日本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上。
1936年8月8日，日本政府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规定外交的目的是牵制苏联，准备南进。因此，必须实现日德合作。而当时日本仍不能独霸中国，德日两国的侵略活动暂时还限制在局部范围内，还没有必要在军事上结盟，它们也不愿意因结成军事同盟而过早地引起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警惕。
因此，1936年11月，日本便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1937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但却遭到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同时也导致了日本与美、英、苏等国关系紧张，令其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因此，日本统治集团内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直接从事侵华战争的陆军将领们认为，必须通过加强日德关系，使英国抛弃亲蒋援华政策，使美国保持中立态度，并且阻止苏联介入。1937年10月1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处理中国事变的具体方策纲要》中提出，为了解决中国事变，建立“八纮一字”的“道义世界”，必须加强同德国的合作，不但要巩固防共战线，而且要通过加强经济合作和航空联络来牵制欧洲、特别是苏联和英国，同时也要争取尽早同意大利签订满（伪满洲国）意和日意防共协定，以牵制英法。
当日本全面侵华后，希特勒也基本完成了毁约扩军的步骤，准备采取行动抢占中、东欧战略要点，这必然要同英法形成对抗。德国只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利用意大利和日本把英国的力量牵制在地中海和远东，使英国无力从军事上援助法国。因此，德国亦愿缔结德日意军事同盟。1937年11月，德国通过了《霍斯巴赫备忘录》，确定了一个大规模扩张计划和发动战争的时间表。
1938年1月，日本驻德国使馆副武官大岛浩前往奥得河畔松讪贝格别墅向里宾特洛甫拜年。里宾特洛甫充满感情地对大岛浩说：“我们应该签订一个使日德关系更加亲善密切的条约。”
此后，两人即围绕着两国缔约问题不断进行秘密接触。希特勒为了讨好日本，撤回了派驻在中国给蒋介石充当军事顾问的代表团，并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任命里宾特洛甫为外长。德国的举动大得日本欢心。
1938年6月，日本正式决定进一步加强同德国合作，并就建立军事同盟与德国交涉。与德国相呼应，日本把反对三国同盟谈判的驻德大使东乡茂德调任驻苏大使，大岛浩晋升为驻德大使，直接负责与德国的谈判。同时又任命另一位更激烈地主张与轴心国缔结全面条约的白鸟敏夫为驻意大使。
在与德国结盟问题上，日本海军与陆军有矛盾。他们认为，与德国缔结的条约只应是《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继续。因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后，军事力量陷入中国战场，外交上日趋孤立，不宜再与西方国家为敌，以免失去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和断绝对英美的贸易。尽管海军也同意加强日、德、意合作，但不同意陆相板垣征四郎主张的“里宾特洛甫方案”。按照这一方案的原则，日德缔结的条约，将不仅是针对苏联而且是广泛针对英、法、美的坚强的军事同盟。
日本海军害怕在与德国签约后会导致日本卷入欧洲战争，为德国火中取栗。山本五十六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是反对与德国结盟的主要人物。他们在海军炮术学校任教时曾是同事，二人经常在一起吃饭、练剑，关系比较融洽，在观点上也比较一致。在海军大臣永野修身辞职时，山本为了在内阁中同陆军相抗衡，极力说服永野推荐米内作为他的继任者。
陆军要与美国的敌人——德国缔结针对美国的条约，与英、法、美为敌，这是海军将领所不同意的，他们只是希望与德国结盟以压迫苏联，有利于日本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因此，山本支持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内阁会议中持强硬态度，但陆军也不相让。11月1日，德国正式提出条约草案。11月11日，在五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会议上，新外相有田八郎就与德国结盟问题作了谅解性说明，强调“本协定主要是针对苏联，但英法等国一旦加入苏联方面即成为对象，英法等国本身并不是对象”。由此会议才同意促进早日缔结日德意三国协定，并决定参考德国方案，迅速制定日本方案。但陆军与大岛浩坚持接受德国方案，不同意只把苏联作为对象。这样，走投无路的近卫内阁于1939年1月4日提出辞职。
1月5日，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出面组阁。在新组建的内阁中，海军大臣米内、陆军大臣板垣和外务大臣有田等都留任。平沼内阁面对的问题仍是三国同盟问题。1月6日，德国向日本与意大利重新提出三国同盟方案，其内容与从前的方案一样。这一次，平沼内阁打算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德国的愿望，答应可扩大到苏联以外的“第三国”，但如果德国直接攻击苏联以外的第三国而苏联未参战时，日本仍要视情况决定是否援助德国。
对这一妥协方案，陆军中的右翼分子仍不满意，大岛浩和驻意大使白鸟坚决要求完全接受德国的方案，并在与里宾恃洛甫谈判时，以欺骗手段答应了德国的要求。天皇训令平沼首相做适当处理，内阁只好派遣特使直接到国外去传达国内的指令。两位大使不仅不服从政府的指示，反而向外务省提出要按德国的要求，以苏联以外的“第三国”为对象，包括武力援助在内。由于两位大使在外拒不执行国内政府的命令，并分别答应里宾特洛甫和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在德、意与英、法开战时，日本将负有参战的义务。这是明目张胆地无视国内指令、超越权限的独断专行。米内光政坚持要将大岛和白鸟召回国内，但遭到陆军的反对。
1939年5月，继10个月前的张鼓峰事件后，日本关东军又在中蒙边境诺门坎对苏军进行挑衅。日本两次北进的尝试都以惨败而告终，日本当局对北进政策产生动摇，南进论占了上风。日本方面感到苏联、英国、中国和美国随时可能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因此，就加快了同德意订立同盟的步伐。
就在诺门坎事件前不久，斯大林曾致函蒋介石：
如果我们与欧洲国家的谈判能产生满意的效果——这不是不可能的——
这可能是朝着在远东也建立起一个爱好和平集团的方向迈出的重要的一步，时间有利于建立这样一个集团。
两年对华战争的结果，使日本慌了手脚，开始坐卧不安，乱了阵势，忽而反对英国，忽而反对苏联和蒙古共和国。现在已可看到说明日本虚弱的迹象，而它的行径可能促使其他国家团结起来反对它。日本已从苏联那里得到了应有的反击，英美则在等候时机打击日本。我们毫不怀疑，用不了多久，日本也将受到中国百倍强大的反击。①
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和中国抗战的发展，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战略指导思想的混乱有增无减。1939年5月，德国为了在发动欧战时造成有利于己的战略态势，亟欲打破德日谈判的僵局，因而做出了很大让步，由外交部条约局局长高斯提出了妥协案。其中包括两套供选择的方案：第一套以日方意见为基础，加进德方的一些要求；第二套以德方意见为基础，加进日本的一些要求，德国虽然在表面上做了若干让步，但实质上却和过去的方案没有什么区别。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又围绕着缔约对于解决“中国事变”的利弊问题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论。陆军方面强调，缔结三国军事同盟将牵制美英对中国的援助，并削弱中国内部的反日和亲共主张。海军方面则认为，缔结三国军事①［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新华出版社1982年中文版，第73页。
同盟只会使西方国家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并可能造成俄国的卷入，从而拖延“中国事变”的解决。
5月7日，五相会议研究了高斯方案，陆相和首相主张立即接受，但米内海相坚决反对。为讨论三国同盟问题，平沼先后召集了70多次五相会议，每次都毫无结果。
德国等得不耐烦了，便先和意大利缔结了“钢铁盟约”。在这一形势下，日本国内法西斯分子掀起狂热的反英运动，海军首当其冲，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由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向寡言少语，在社会上有“金鱼大臣——装饰”之称，因此对海军的非难主要集中在好斗的山本五十六身上。社会上到处传言，说山本是米内的真正后台老板，指责山本是阻止签订三国同盟的“绊脚石”和幕后策划者，是“亲英美分子”。
在右翼政党大日本生产党的一个团体的决议中，还专门有针对山本的内容，要搜集山本私生活方面的材料，即他同他的情妇——新桥的艺妓梅龙间来往的情况，以此作为突破口，在社会上把山本搞臭，破坏他的形象。当时，海军省经常收到“宣言书”、“请愿书”、“劝辞书”和“锄奸书”。秘书官实松让还特意记下了前来递送“劝辞书”人的口头转告：“请转告山本，如果他不立即辞职的话，本同盟将呼吁全国国民，使他陷入窘境。同时，我们还要采取强有力的其他手段或措施，届时，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样，直到1939年8月，由于海军的反对和统治集团内部意见的不统一，日本与德国结盟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德国对同日本结盟的打算也因其正与苏联打得火热而冷淡下来。
8月23日，长期对立、争吵的苏德两国突然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在此之前，德国与苏联的缔约活动一直瞒着日本。8月21日，德国在断定这时把正在进行的苏德谈判通告它的东方盟友已不会有什么风险之后，才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大岛浩。大岛对纳粹政权最为倾倒的就是它作出决定的迅速和果断，现在他有充分的机会来欣赏这一点了。里宾特洛甫在准备动身前往莫斯科的晚上打电话通知了大岛，但在他上飞机之前已没有时间看到他的狼狈不堪的日本朋友了。惊恐交加的大岛半夜里求见魏茨泽克，那位德国外交部官员后来告诉里宾特洛甫说：“日本大使像往常一样显得谈吐自若。但同时，我却发现他的某种不安情绪随着谈话的进行而不断增长。”
当这条爆炸性的消息传到东京时，日本政府就像打开信箱却猛地碰上一群黄蜂飞出来一样，对事先没有得到通知而感到十分恼火，并且茫然不知所措，上下一片混乱。因为《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先前德国与日本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是根本矛盾的，这不仅意味着日本原先为牵制苏联而缔结该协定的目的已经彻底告吹，还意味着日本被它所一直依靠的德国盟友出卖了。8月25日，平沼骇一郎召集了最后一次五相会议，决定停止三国同盟条约的交涉，随后便于8月28日以“欧洲发生了复杂离奇的新形势”为借口，全体辞职。
日本没有同德国缔结一个紧密的军事同盟条约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牵制了日本侵略军的主要力量，打乱了它既定的侵略计划，使它陷入了进退维谷的战略窘境。日本政府、外务省的文职部门和海军官员认为，如果缔结如德方所要求的军事同盟条约的话，只会使西方国家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并可能造成俄国的卷入，同时还必定加剧日本与西方国家的矛盾，从而拖延中国问题的解决。
由此看来，“中国问题”一直如恶梦般紊绕在日本决策者脑际，使其不敢贸然与德国结盟。如果说日德谈判搁浅的症结在于日本的暧昧态度，那么，日本态度暧昧的症结又在于其手脚为中国抗战所束缚，无法在世界全面的范围内同德意法西斯保持战略上的一致。
赶乘战车
当历史进入1939年时，世界已处于和平与战争的十字路口。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列强为了不同的目的，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紧张地施展着浑身解数，力图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争取一个主动的有利位置。整个世界局势变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各国都在试图寻找一个以自己为支点的稳定的四边形。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随之而来的德国150万大军于1939年9月1日踏过波兰边界而告结束。无情的战争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上的迷雾，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了。纳粹德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以闪电战打垮了波兰。
大战的爆发对日本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惯于浑水摸鱼的日本统治集团，虽然看到欧战的爆发有机可乘，但却被中国人民的抗战束缚了手脚，无法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乘机在东方大捞一把。无奈之际，日本统治集团还是决定首先解决中国问题。
9月4日，在大战爆发前两天（8月30日）新组成的阿部信行内阁发表声明：日本不介入欧洲战争，专门解决“中国事变”。这一方针要求日本军方迅速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据此，日本军部确立了新的行动方案：以1940年为期，努力解决“中国事变”。日本对中国新的一轮攻势开始了。
日本对蒋介石采取又拉又打、诱降加逼降的办法，企图使之归顺日本从而瓦解中国的抗战。1939年12月中旬，日本陆军派驻香港的特务头子铃木卓尔中佐，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同宋子良取得了联系。宋子良是前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弟弟，曾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时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住在香港。铃木企图通过宋子良了解蒋介石集团有无求和的意图，宋子良迅速上报国民党中央。蒋介石批准由军统特务曾广冒充宋子良与铃木进行具体接洽。
12月27日，铃木与“宋子良”进行首次面谈。1940年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又派出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会见“宋子良”。2月19日，今井回东京向陆军省汇报了与“宋子良”接触的情况，认为日蒋会谈有几分成功的希望。2月21日，日本陆军相畑俊六同意继续与“宋子良”接触，并将它命名为“桐工作”。日军大本营规定，“桐工作”的目标是诱导重庆政府屈服乃至崩溃。
3月30日，汪精卫的汉奸政府开张。日本为了配合“桐工作”，在军事上开始对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企图迫使蒋介石承认伪“满洲国”，并同汪精卫合作。
然而，蒋介石与日本和谈，是为欺骗日本而采取的谋略，目的在于阻挠日本政府对汪精卫汉好政府的承认。因此，日本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便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日军遭到了更大的打击和失败。1939年11月6日，八路军杨成武部，在黄土岭战役中击毙日军中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日本朝野震动，陆军省发布了公告。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在华北战场上，1940年8月20日—12月5日，八路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使其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事变”的希望化为泡影。
日军在年初计划，如果能顺利解决中国问题，可望将85万在华日军削减到50万，以腾出手来利用大战爆发之机进行投机。现实的情况是，日军非但未能抽减兵力，反而不得不增加2个师团，使其刚刚制定的计划形同一张废纸。日军在对华战争上已是黔驴技穷，一筹莫展。
在欧洲战场上，经过了长达半年多的“奇怪战争”之后，1940年4月，德国突然在西线发起了“闪电战”。希特勒先征服了丹麦和挪威，5月10日，又下令他的装甲部队和伞兵部队对比利时和荷兰发起闪电战。四天后的黄昏，荷军总司令宣布投降，威廉明娜女王匆忙之中携同几位内阁大臣，登上一艘英国驱逐舰逃往伦敦。次日晨，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被来自巴黎的电话吵醒，“我们战败了！”电话中传来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的惊呼。两星期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不顾他的政府的劝告，命令比军放下武器，并拒绝到英国避难。他认为，“盟国的事业已经失败”。不到一个月，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就隆隆辗过巴黎，法国宣布投降，英伦三岛也发发可危。
正当希特勒准备入侵大不列颠时，英、法、荷三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令人垂涎欲滴的熟果，法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崩溃，使东南亚富饶的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成了孤儿。
在日本人看来，亚洲的明珠已经从蚌壳中露出来了，印度支那的橡胶、锡、钨、煤、大米和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成了“丢在大街上只等人去拣拾的宝物”。正为战略物资大量消耗在中国战场这个无底洞而忧心忡忡的日本，眼睛一下子就盯上了长期渴望得到的东南亚丰富的战略物资和大量的石油。
在日本军部首脑们看来，法国已经败北，英国也在为存亡而战，此时不进兵东南亚夺取石油和其他急需的原料，更待何时。在国内一片“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叫嚣中，6月22日上午，陆军参谋本部与陆军省举行联席会议。
会上，那些曾主张从中国撤军的人，此时却建议立即向新加坡发动突然袭击。
当时正在东京的美国大使格鲁在7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5月间日本涌起的政治喧嚣，迄未退减，反见日益加剧。
德国连胜，法国崩溃，普遍预言英国必败，都在对这里产生其必有的影响和作用，对陆军、极端分子和亲轴心分子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军部在咆哮，政府则用稍微温和的语言，要求停止从印度支那、香港和缅甸向中国输送军事物资，要求英军撤出上海公共租界。同时他们还要求荷属东印度群岛不考虑其他国家的正常贸易定额和需求，而保证无限制地供应日本所需要的商品，在移民和实业开发方面与日本合作。
言外之意是，这种种要求通通都得答应，不然就如何如何。若是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日本是否就会使用暴力，此时尚难断定。日本政府的行动比较缓慢、谨慎，可是极端分子正越来越嚣张，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包括内阁很快倒台在内——不是和平下台，就是通过像“二·二六事件”那样的政变。
公众的反英情绪日益高涨，大部分也反对美国。谣传内阁如果倒台，将由近卫公爵继任。①
1940年7月22日，把日本带进了侵华战争的近卫文麿，第二次上台组①［美］约瑟夫·格鲁：《使日十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321页。
阁。内阁中的两个要职由两位锋芒毕露的人充任。一位是能言善辩、傲慢无礼、野心勃勃的松冈洋右外相，另一位是东条英机陆相。东条心狠手辣，曾任关东军的宪兵队司令，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屡建“功勋”，深得天皇和日本统治集团的赏识。
近卫在组阁前将即将上任的陆相、外相和海相召到位于获洼的宅邪，举行了“获洼会谈”，确定了新内阁的行动方针：建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新秩序”，尽快解决“中国事变”，排除美国的干涉，同时要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南进作好一切准备。
在此基础上，近卫内阁在成立后的第四天正式通过了它的行动纲领——
《基本国策纲要》。这份由文官们在近卫指导下草拟的文件，以大量动听的辞藻和夸张的调子宣告，日本的意图是“适应世界形势变动，改善内外形势，在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三国同盟成为新内阁急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8月1日以《日本死心塌地投奔轴心国》为标题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如今内阁换了，连同换阁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似乎比一场台风还厉害，竟然毁掉了一块地基。因为，一望而知，近卫内阁在阐释当前大众的要求、特别是军部的要求时，即已充分表露，它将死心塌地地投向轴心国，要建设东亚新秩序，要肆意践踏美英的权益、原则和政策。
支持此种方针的日本人，尤其是陆军中人——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占大多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都把现在的时局视为实现其扩张主义宿愿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以为决不会受到据说已经残废了的民主国家的妨碍。法国已不足挂齿；面对强大的日本海陆军，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只能作微弱的防御；英国被欧战绑住手脚，它的海军全力倾注在西方；至于美国，在这些扩张主义者看来，当那个有潜在危险的希特勒正大谈其终将征服西半球之际，它也定不敢与日本纠缠。德国的战争机器和体制，德国的耀眼的胜利，有如烈酒，已冲昏了日本人的头脑。
当近卫内阁紧锣密鼓积极准备同德国缔结三国同盟时，山本五十六却极力反对会将日本带人日美战争的三国同盟，不断上书吉田善吾海军大臣，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一份意见书中，他写道：
日美战争乃世界一大不幸，对帝国来说，则在圣战数年之后，再添新的强敌，诚为国家之危机。在日美两国两败俱伤之后，苏联或德国乘机扩张，欲争霸世界，其时何国得以制衡？如德国获得胜利，我帝国以友邦而示其好意，然则德国未必将疲困的日本放在眼里。因为真正的友邦只有拥有雄厚的实力才能维持。帝国之受尊重而不断有讨好者，无非是因为我海军有强劲的阵容。是故，为避免日美冲突，两国应寻求万般之策，对帝国来说绝不可缔结日德同盟。①
吉田虽然同意山本五十六的观点，无奈内阁中陆相。外相和近卫的压力太大，而辅佐吉田的海军次官住山德太郎中将又温厚老实，被人讥称为“海军女子学习院院长”。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吉田终于不堪巨大的压力而病倒，并在三国同盟问题于内阁中正式通过之前三周、即9月4日辞去了海军大臣的职务。吉田中途退出内阁，松冈和东条入阁，是第二次近卫内阁引人注目、影响极大的三大人事变动。
①接培柱：《山本五十六》，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为了使继任的海军大臣与陆军协调，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博恭亲王动用了皇族的威信，举荐惯于息事宁人的及川古志郎大将接替吉田出任海军大臣。
9月15日傍晚，及川海相为统一海军意见在东京召开了海军首脑会议。
海军次官丰田贞次郎主持会议，海军省军务局长阿部胜雄少将首先介绍说明了有关缔结三国同盟的经过。及川接着对自己同意三国同盟作了辩解：如果海军再继续反对三国同盟，近卫内阁只有总辞职。对海军来说，实在负担不起导致内阁垮台的责任，所以不得不同意缔结同盟条约。他要求大家表示赞成。
随后，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亲王为了给会议确定基调，首先发言附合及川的观点。老资格的海军大将大角岑生便代表军事参议官表态：“作为军事参议官，我们赞成。”既然海军资深人物都如此表态，其后再也没有人敢于发表其他意见。
至于内阁中的其他文官，都相信了东条的煽动：在混乱的现代世界上，这是日本“求得生存的最后希望”。
然而，松冈洋右对东条等人的谋略持有异议，他反对南进，但支持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他认为，签订三国条约将阻止日、美发生战争。如果德国真的与美国打起来，日本也没有义务自动地援助德国。那些不同意签订三国条约的军政高级官员，因为敌不过松冈的唇枪舌剑，也违心地同意了。
1940年9月7日，松冈外相邀请的德国特使海因里希·斯塔玛到达东京，就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进行谈判。9月10日，松冈费尽心机，以掺杂无数谎言和许诺的惯用手法与德国商定了协议。9月27日，松冈外相带着他的微笑参加了在柏林帝国总理府举行的盛大签字仪式。
三国同盟条约规定：“日本国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在欧洲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日本国、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约定，对上述方针所作的努力，互相协助。并且进一步约定，三缔约国中任何一国遭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及日华纠纷的一国攻击时，三国须用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互援助。”
在订立三国同盟条约的同时，日本开始南进。9月23日，日军分三路侵入了印度支那北部，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
松冈“预言”
三国同盟条约不仅使盎格鲁撒克逊人大为惊愕，亦震动了苏联人。苏联《真理报》称这个条约“使战争进一步恶化，扩大了战争的领域”。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只好一再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保证，这个条约只是针对美国战争贩子的。他甚至向斯大林建议，让苏联也参加这一条约，组成世界四强——苏联、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的大联盟，以控制整个世界。
松冈外相以为自己策划了一项争取世界和平的计划，签订三国条约将迫使美国在执行反对日本的计划时谨慎行事，并将阻止日、美发生战争。他认为只有自己才了解真正的美国。与希特勒结盟是为了牵制陆军的政策..并且不让美国参加欧洲战争，然后就可与美国握手言欢。这将保持太平洋的和平，并把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大联合，反对共产主义。
松冈还认为，三国条约也是解决“中国事变”的一种手段，要依靠共存共荣，依靠第三国的斡旋，而美国最适于实现这个目的。
惯于拐弯抹角的松冈声称，实现他的目标的最好办法是，支持里宾特洛甫提出的把德意日与他们的共同敌人苏联联合起来组成四国大联盟的计划，他请求允许他到欧洲去亲自实现这一目标。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军方首脑亦赞成他去欧洲。
到1941年初，日本南进的步伐已经越迈越快。为了集中南进，必须稳定北方，迫切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同苏联改善关系。2月3日，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首脑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松冈外相的苏联之行。他们一致把稳定北边的希望寄予这个“口若悬河，不落俗套”的人身上，但却拒绝了松冈提出的顺便带给希特勒的一件礼物——日本进攻新加坡的许诺。
3月12日，东京车站挤满了给松冈送行的人群，他充满信心地离开了东京。一到柏林，松冈先后拜见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他们竭力说服松冈，占领新加坡对日本是有利的，美国很可能不敢向日本挑战。希特勒向松冈保证，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敢冒险把舰队开进日本水域，日本一旦参战，德国一定援助日本，“即使撇开德国军队比美国人优越这一事实，美国也根本不是德国的对手”。
对于这一切谈话，外号“万言先生”的松冈给予了热情洋溢的答复。但一谈到新加坡问题，松冈总是躲躲闪闪。当戈林接受了一幅富士山的画后，开玩笑他说：如果日本攻下新加坡，他就到日本去看看富士山真貌。松冈说自己确信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迟早必然爆发，并赞成与其让战争来得晚些，不如来得早些。他认为，闪电式地夺取新加坡是重要的，并应着手进行。
但是，在日本，有很多人想抓到虎仔却又不准备进入虎穴。
松冈对于他同斯大林签订条约一事却胸有成竹。里宾特洛甫则说：“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签订这样一个条约？请记住，苏联是从来不白给东西的。”
甚至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也私下告诉松冈，德国和苏联可能不久就要开战。然而，南进的巨大欲望却使松冈执迷不悟。
4月6日，日本代表团一行离开柏林。当抵达苏联边境时，他们得悉德国已入侵南斯拉夫。同行的顾问们感到不安——仅仅一天前，苏联还与南斯拉夫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但松冈却仍然兴致勃勃地对他的秘书加赖俊一说：“与斯大林签订的协定已在我的口袋中！”
果然不错，松冈抵达莫斯科一个星期后，就在克里姆林宫与苏联政府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条约规定：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互不侵犯领土，缔约国一方遭受到第三国军事攻击时，另一方保持中立。
在盛大豪华的庆祝宴会上，斯大林对于这一外交转折显然感到十分高兴，甚至亲手给日本客人端菜，与他们拥抱。他认为，这是苏联的外交胜利，足可以证明关于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说法是谣传。如果希特勒有进攻苏联的打算，他怎么会同意日本签订这样一个协定呢？他在祝酒词中呼喊：“天皇陛下万岁！”他断言，尽管意识形态不同，谁都不应该违背外交誓约。松冈也给斯大林敬酒。斯大林诙谐他说：“你是亚洲人，我也是。”
“我们都是亚洲人，让我们为亚洲人干杯吧！”
不断的祝酒使东行列车不得不推迟1小时发车。在月台上，日本人看见微醉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从边门向他们走来告别时，都吃了一惊。车站上的各国使节和苏联官员也都惊呆了。斯大林吻了永井八津次大佐并气喘吁吁他说：“英国今天之所以吃苦头，是因为他们对军人评价很低。”
斯大林正在兴头上，先是同松冈紧紧地握手，接着又互相拥抱。他们紧紧拥抱，简直抱成了一团。排成一字形站在旁边的人们面对这破天荒的情景，个个紧张地屏住了气。斯大林搂住矮小的松冈，热情他说：“有了《苏日中立条约》，在欧洲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在全世界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松冈兴高采烈他说。
松冈喜气洋洋地乘坐着奔驰在西伯利亚铁路上的火车，完全陷入自我陶醉之中。他未曾想过在三国同盟和诺门坎事件之后，斯大林会轻易地签订中立条约。
原来，苏联最担心日本会与德国遥相呼应，从背后进攻苏联。因此，曾把有名的大间谍佐尔格派往日本。1941年4月初，佐尔格密报克里姆林宫：“日本有同苏联签订中立条约的意向，望有所准备..”
正当松冈像一位凯旋将军那样兴奋地乘着“红箭”号专车匆匆回国时，克里姆林宫向佐尔格发出了感谢电：“我们对你的努力深表谢意！”
《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使近卫大喜过望，立即进宫求见，并得到了天皇的批准。条约缓和了陆军长期以来想与苏联作战的冲动，带来了使中国屈服的希望，并使南进高枕无忧。
与此同时，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正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进行着日美间的谈判。4月15日，日方提出了《日美谅解方案》，而赫尔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项原则。
野村只把对日本有利的《日美谅解方案》用密码发回了东京。近卫首相很受鼓舞，他召开了军政首脑紧急联席会议，准备向野村大使发出训令，以这个方案为基础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大桥外务次官在联络会议上提出，等松冈回来后再另向华盛顿发出指示。近卫不愿意与好惹麻烦的松冈发生冲突，也就同意了。他听说松冈已到达大连，便用电话通知他立即回国，考虑华盛顿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松冈认为，这是他在莫斯科与美国驻苏大使劳伦斯会谈的结果，便得意洋洋地对他的秘书说，他不久就要前往美国去完成他实现世界和平的计划了。
4月22日下午，松冈的座机在立川机场着陆。“凯旋将军”松冈身穿黑色西服，左手拿着小礼帽，右手执着文明棍，戴着一副闪闪发光的眼镜，兴高采烈地走下飞机舷梯。欢迎人群的欢呼声使他感到周身温暖。尽管近卫首相害着严重的痔疮，不得不坐在充气橡皮圈上，却也到机场迎接。
松冈外相一面和欢迎的人们微微点头致意，一面径直走到近卫首相跟前同他握手。松冈非常高兴，完全是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他和近卫寒暄之后，立即播放事先准备好的“归国第一声”讲话录音。
录音放完后，近卫想和松冈同乘一辆汽车前往首相官邸，其他内阁大臣都在那里等候着，他想在途中同松冈谈谈有关《日美谅解方案》的事情。然而，松冈却说要立刻去皇宫，向天皇致敬。近卫认为，这是装腔作势，他讨厌在向天皇深深鞠躬时被新闻记者拍下照片，但他又不能让松冈一人鞠躬致敬而自己站在一边，那样会遭到人家的指责。
由于松冈坚持要去，近卫又自尊心很强，不愿一起前往，只好改由大桥外务次官和松冈同乘一辆车。在前往皇宫的途中，当大桥谈起《日美谅解方案》的前前后后时，松冈脸色一下子变了。
“什么假如让日本军队从中国撤退啦，什么即使美国和三国同盟的一国打仗日本也不站在盟国一边啦，什么不南进啦..这样重要的外交谈判，不通过负责外交事务的外交大臣就擅自去搞，究竟是怎么回事？！野村这小子临赴任时我曾提醒过他..我反正不赞成这个方案！我辛辛苦苦地去建立三国同盟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又为什么缔结日苏中立条约呢？..简直太愚蠢了！这样软弱，今后的日本到底还有救吗？..等着瞧吧，我这回非要戏弄一下美国不可，要搞得它狼狈不堪..”
松冈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当天晚上，故意很晚才出席在首相官邸召开的讨论方案的会议。他大谈访欧见闻，避而不谈会议讨论的问题，开口一个希特勒先生，闭口一个斯大林先生，好像他们是他的挚友，他还说，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德国之所以要与苏联签订条约仅仅是因为“无法避免的客观形势”，如果开战，德国可能在三四个月内击败苏联。
当提到方案时，他声嘶力竭地叫道：“不管你陆军海军怎么说，我反正不同意这个方案。”并且，他突然宣布，需要休息一个月考虑问题，然后就中途退席了。
4月25日，近卫首相召见陆、海军两位大臣征求意见。近卫首相说：“松冈外相主张进攻新加坡，你们的想法如何？”
“不同意，因为已经作出了决定，对南方继续采取和平政策。为了先解决中国问题，必须利用美国。”
一直到5月1日，松冈都说患了“感冒”而呆在家里，联席会议也开不成，对野村大使的训令也难以决定下来。虽然岩畔大佐在野村大使的许可下给松冈通了电话，但松冈仍在拖延对赫尔的答复，他是在等待希特勒的意见。
他指示野村向赫尔提出口头声明，探听美方对缔结日美中立条约的态度。赫尔断然拒绝这个建议，令松冈勃然大怒。
5月12日，美方收到了根据松冈的意图制定的《松冈修正案》。这样，《日美谅解方案》就被松冈的修正案葬送了。
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军阀摩拳擦掌，蠢蠢欲动。是南进，还是北进？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再度掀起争吵。
这时，异常兴奋的松冈给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打了个电话，请求谒见天皇。木户同近卫一样，也是西园寺公望的弟子。他为人直率，有决断，是个务实派，也是对天皇很有影响的一位重臣，很受人们的尊敬。
松冈拜谒天皇，建议立刻进攻西伯利亚，推迟南进，他坚信德国能迅速地击败苏联。当时美国人预测，希特勒大概6个星期到2个月就可打败苏联。
天皇听了松冈的建议感到惊异，因为这意味着朝两个方向作战。他要松冈同近卫商量。
松冈不听近卫的劝告，继续私下或在联席会议上主张进攻苏联。在26日的联席会议上，松冈主张应该根据三国同盟的原则采取行动，与德国相策应对苏开战。对此，冢田攻参谋次长强调日本必须有独立自主性，二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松冈坚持要立即对苏作战，遭到了军方的直接反对。军方不急于同时与苏联和美国开战。东条鉴于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的教训，强烈反对。海相及川也说，同时与两国海战，实属困难。“为了这种局面，不要叫我们既进攻苏联，同时又南进。海军目前不想惹苏联。”
松冈说：“在德国消灭苏联后，我们不能坐享其成。”然后，他说了些与外相身分不相称的话：“我们要么是流血，要么就要开展外交。我看还是流血好些。”第二天，他进一步阐述他的论点。他问道：“南边重要，还是北边重要？”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回答道：“同样重要。我们正在静观时局如何发展。”
但他并没有泄露他的想法，如果莫斯科8月底前陷落，陆军将进攻西伯利亚。
头脑灵活、脾气暴躁的陆军参谋次长冢田说：“一切取决于时局。我们不能齐头并进！”
联席会议后，东条觉得松冈提了几条不错的意见。而陆军省军务课长佐藤贤了大佐同东条辩论说：“在北方，我们什么也捞不着；而在南方，我们至少可取得石油和其他资源。”
东条说：“如果我们向俄国人宣战，美国会不会支持他们，向我们宣战？”
“这不是不可能的。美国和苏联的制度不同，但在战争中，这却难说。”
松冈又找东条辩论。他争辩说，根据大岛大使的报告，苏联的战事不久就会结束，英国在年底前也得投降。“如果我们在德国击败苏联后再着手讨论苏联问题，在外交上我们将一事无成。假如立即进攻苏联，美国就不能参战。”他说。他坚信能用外交手腕拖住美国三个月到半年。“如果我们像统帅部建议的那样坐等结果，我们就将受到英国、美国和俄国的包围。我们必须先北进，然后南进。”
过去一直唆使日本把侵略矛头指向新加坡的希特勒，突然要日本向俄国开战。里宾特洛甫假惺惺地对大岛说：“贵国向太平洋进军固然意义重大，但是考虑到准备不足，不妨先解决俄国问题，参加德国对苏战争。俄国溃败之后，贵国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放手南进了。”
在东京，德国大使奥特也奉命向日方指出：“鉴于事态的迅速发展，日方应迅即对苏俄采取军事行动。”
松冈把希特勒的请求作为他的主要论点，狂热地呼吁进攻苏联，以致一位与会者把他的呼吁比作“喷火”。
松冈以挑衅的口吻说：“本人的预言从来没有不应验的。现在我预言，如果战争从南面开始，英美两国必然参战，不然我们走着瞧吧！”
后来，松冈又建议推迟南进，而且他的理由非常有说服力。“为了出兵北方，中止向南进军怎么样？或者延期六个月好吗？”他面向及川海相说。
及川海相对杉山参谋总长说：“延期六个月怎么样？”
近藤军令部次长对冢田参谋次长耳语道：
“考虑延期也行吧？”
家田次长气愤地说，“向参谋总长提个意见，我认为应该坚决按既定方针干。”
杉山参谋总长与永野军令部总长商量后说：“作为统帅部来说，是有坚决要干的决心的。”
近卫首相说：“如果统帅部决心干的话，我没有异议。”
外相说：“我预言，如果开始搞南方的话，那可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统帅部敢保证不会是那样吗？还有，如果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把石油、橡胶、锡、大米等等都搞到手是困难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前几天我是主张南进的，但是，现在我转向北方了。”
6月30日下午的联席会议已经辩论了四个小时，冢田参谋次长主张通宵进行，可松冈却推说太累了，只好散会。
7月2日上午10点，在皇宫举行了御前会议，会上审议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这就是南进计划。
近卫首相就整个情况，杉山参谋总长和永野军令部总长就必要的事项，松冈外相就外交方面的事项，分别作了说明。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利用松冈的观点作了发言：“德苏开战对日本来说，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想诸位对这点也不会持异议。由于苏联在世界上散布共产主义，早晚有一天非打败它不可..由于这一点，我不希望在对苏作战期间与英美开战..关于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问题，日本如果动手打法属印度支那的话，美国会不会参战呢？这一点，我想仔细请教请教。”
对此，松冈外相说：“不能说绝对不会。”
杉山参谋总长回答说：“德国的计划如果遭受挫折，就会变为一场长期战争，美国就很可能参战。由于现在战局对德国方面有利，所以我认为，日本即使出兵法属印度支那，美国也不会参战。”
东条陆相对苏德战况也进行了摸底，认为德国前线战事并不顺利，这就更加坚定了他的南进决心。他鼓动近卫通过《纲要》。
会上进行了表决，《国策纲要》被一致通过，日本将南进。下午1点30分，天皇批准了决定日本命运的《国策纲要》。日本朝全面扩大战争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现在，该对付赫尔的反建议了。松冈对赫尔那个不指名批评日本官员公开发表煽动言论的口头声明仍然怒气未消。在7月12日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以近于偏执狂的态度怒气冲冲他说：“10天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认为，美国把日本看成是保护国或附属国！只要我还当外相，我就不能接受。别的什么我都可以考虑，但我拒绝这个口头声明。这是美国人对弱小国家任意蹂躏的典型。这个声明把日本当作弱小国家和附属国对待。有些日本人反对我，有些人甚至说首相也反对我。无怪乎美国认为日本已经无计可施了，给我们发来这样一个声明。我现在就建议拒绝这个声明，并停止与美国谈判！”
东条重申，即使好像没有希望，也要继续与美国谈判。
海相及川也同意与美国人取得某种协议。
松冈讽刺说：“只有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在南面使用武力，他们也许才会听你的。他们给我们发来了这样一个声明，因为他们相信能轻而易举地使我们就范。”
近卫看出，松冈把这件事当成了个人问题，因此有必要绕过他去起草对赫尔的语气和解的答复。稿子交给了松冈，光过目就花了几天时间——他称自己有病——就是看了以后，他仍然有意拖延。他想必须首先拒绝那个口头声明，然后等几天再对这个声明作出答复。
近卫首相同意拒绝口头声明，但坚持要把拒绝的声明和答复同时发给赫尔，以节省时间。近卫向松冈的副手斋藤发出指示，斋藤答应遵命。然而，他违抗了命令，不与任何人商量，擅自只把其中的一份发到华盛顿，即拒绝口头声明的那份声明，而把提案答复却按松冈的要求扣压了几天。
出了这件事情后，松冈甚至与近卫也开始发生正面冲突了。纪律观念很强的东条认为，这种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他对近卫说，应该立即把松冈免职。
虽然松冈北进苏联的建议被否决，但其对美国的态度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日本已经走上了南进的道路，再留下松冈这个反复无常、桀骜不驯的外相，对隐蔽日本的南进企图已没有任何益处。军部已经不能容忍松冈对南进政策的干扰。
近卫却不想与松冈公开闹翻，因为松冈与希特勒和斯大林会谈后，在公众的心目中还是一位英雄。近卫决定找个借口把松冈搞掉。他在7月16日召开的内阁非常会议上，要求全体阁僚集体辞职，而大家都因事情突如其来感到迷惑不解，因而反对总辞职，但在听了近卫的解释后就都同意了。问题是如何巧妙地获得“生病”闭居家中的松冈的辞呈。
会上决定由秘书长富田去向松冈索取辞呈，虽说这是他份内的工作，却是件令人讨厌的事情。不论怎么说，因为这是向一个摇晃着光头、高谈阔论的当代怪和尚下达最后的通知。
富田刚走到走廊，近卫就从后面跟上来叫住了他。于是，二人进了另一间屋子。
“松冈不管说什么，你既不要和他争论，也不要和他吵架，不激怒对方而又把辞呈拿回来才是你的重要任务。..能行吗？”
“没问题。”
富田来到潮湿而寂静的松冈宅邸，出乎大家的意料，他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自己的重要使命。虽然松冈想要长篇大论一番，但由于富田巧妙地避开了松冈的话题，松冈也就没有兴趣讲了，并且爽快地交出了辞呈。
近卫汇总了全体阁僚的辞呈后，冒雨来到叶山天皇行宫，向天皇呈递了辞呈。第二届近卫内阁宣告结束。
这样，松冈这位日本外交史上最能言善辩的人物暴风雨般的外交生涯便宣告结束了。他退隐到富士山下自己的小住宅中，静静地苦思着怎样挽回失去的政治权力。五年之后，当日本帝国战败时，他被盟国定为甲级战犯被逮捕并因患肺结核而于1946年死去，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武力南进
1941年7月17日，天皇命令近卫再次组阁。近卫不到24小时就组阁完毕。之所以能这样快，只是因为几乎没有多少人事更动。松冈的职位由一位与美国关系不错的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担任。丰田上任后首先做的事是电告日本驻维希大使，不管维希政府决定怎么于，日本军队将于7月24日开进印度支那。期满前一天，维希政府同意日军和平开进印度支那南部。日本驻维希大使得意洋洋地给东京拍了一个电报：
法国人如此痛快接受日本要求的原因是：他们看出了我们的决心是何等坚决，我们的意志又是何等敏捷。总之，他们除让步外，别无选择。
华盛顿时间7月19日，美国方面破译了日本驻广州总领事7月14日发给外务省的一份电报，电报内容是关于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详细计划。
日本第25军确实从7月14日开始从广东乘船出发，先后开往海南岛的三亚。
7月24日，日本开始进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一天，美国电台广播了“日本军舰出现在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海面，并且有12艘日军运输舰正从海南岛南下”的新闻。
7月25日，饭田祥二郎中将率领的第25军的船队从海南岛的三亚出航了。
7月28日，4万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随即占领了西贡和金兰湾，进驻了8个空军基地和2个海军基地。
日本的行动大大激怒了美国。赫尔要求罗斯福对日本实行新的禁运，以示报复。7月26日晚，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接着，英国和荷兰也宣布冻结日本的资产，并废除同日本签订的条约。以后，加拿大、新西兰、埃及也采取了同样措施。7月28日，荷兰又宣布停止履行《日荷石油协定》，美国也于8月1日宣布完全停止对日石油输出。在亚太地区，所谓ABCD（美、英、中、荷）包围圈最后形成。《纽约时报》认为，这个措施“是除了开战以外的最严厉打击”，而日本舆论则认为“经济战争已宣战了”，不难想象“下一着会是什么”。
根据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的估计，日本的石油储备只够用两年，战事一起就只够用一年半了。因此，他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还是先动手好，我们一定能打胜。”永野在一次向天皇的启奏中，预告了石油储备危机，建议决死进攻，又预言能打胜。天皇忧郁地说：“这将是背水一战。”
8月4日，美方的情报部门破译了丰田外相于7月30日发给驻德大使大岛的电报。电报对日本为什么不顾苏联而南进的理由向德国作了说明。因为日本要获得南方地区的原材料，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同英美开战。
在8月6日的联席会议上，决定了调动关东军的措施，并向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发出了《第523号大陆令》命令。命令关东军在受到苏军航空部队的正式进攻时，可用航空部队向苏联境内发动进攻。
为了压迫苏联放弃同英美的军事合作，停止对中国的援助，以及使苏联在远东的领土非武装化；同时也为了应付德国，并进行对苏作战准备，日本在1941年8月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即“关特演”）。
这是自明治以来日本陆军最大的集中和动员，关东军从30万猛增到70万。
日本国内为这次动员而沸腾起来。
那些军界的参谋们对南进谈得津津有味。在海军军令部，一位军官说：
“日本已被ABCD阵线包围，我们不能坐失良机。而今，惟一的出路是——打！”
面对这种形势，一直在为日美和谈进行外交活动的岩畔豪雄大佐，感到日美开战是“木已成舟”。虽然这样，他仍不泄气，还在遍访政府各部门进行游说。8月末，他在一次联席会议上把美日的军事潜力作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对比：钢铁是20∶1，石油超过100∶1，煤10∶1，飞机5∶1，海运2∶1，劳动力5∶1，总的比例是10∶1。实力如此悬殊，纵有“大和魂”，日本也决不可能取胜。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止他一个，这些观点引起了戏剧性的政策逆转。上层领导集团再次对开战问题展开了争论。
8月28日，近卫致电罗斯福，要求与他会晤。
格鲁大使请求国内早日批准日美两国首脑会谈，他警告华盛顿，“日军惯于突然袭击”，而且日本有个传统，“民族的绝望心理会发展成为孤注一掷的决心”。然而，赫尔从截获的电报中得悉日本在东南亚军事集结，便对日本人产生了怀疑，并说服了罗斯福，在未取得圆满的协议之前不进行会晤。
9月3日上午11时，在皇宫隔壁的宫内省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说：“日本各方面的物资都在减少，而敌方的力量却在渐渐地增强。再过些时候，日本会越来越软弱，以至于难于支撑下去。..我确信，现在有战胜的机会。然而，这种机会恐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丧失。”他要求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我们惟一的出路只有加速前进”。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提出一个新建议：“我们必须在10月10日之前争取达到我们的外交目的。否则，便毅然出击。不能老拖个没完没了。”
在军部的坚决要求下，联席会议一致同意了下列政策：“为保卫和维护帝国的生存，以10月上旬为初步截止时间。在此之前，作好战争准备。到那时，如果有必要，就决心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
作战计划已经草拟完毕，海军和陆军将同时袭击珍珠港、香港、马来亚和菲律宾。
罗斯福婉拒了近卫的请求。于是，内阁便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批准了关于截止时间的政策。
9月5日，近卫进宫觐见天皇，将联席会议通过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草案上奏天皇。天皇对草案中把战备放在第一位、把外交谈判放在第二位有些担心。近卫担心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再质问军部，因此建议天皇召见两位总长。
永野和杉山来到皇宫，就天皇的有关质问作了回答。最后，天皇质问杉山参谋总长说：
“万一日美两国间发生什么问题，陆军在多长时间内能解决？有把握吗？”
“仅在南洋方面，打算用三个月解决！”杉山莽撞地回答。
天皇一听，马上沉下脸来厉声问道：“杉山，你曾是日华事变爆发时的陆军大臣。你别忘了，当时你说过‘一个月左右解决问题’！可是，四年过去了，问题不是还没有解决吗？”
杉山没想到天皇会问这些，因而面带惊讶的神色辩解说：“中国疆土辽阔，无法按预定的计划作战。”
天皇听了这种辩解更加愤怒，他再次提高嗓门说：“你说中国疆土辽阔，那太平洋不是更辽阔吗？你有什么把握说三个月能解决问题？”
杉山只是低着头，一声不敢吭。永野军令部总长对此情景实在看不下去，赶紧给杉山解围说道：“统帅部是根据大局提出计划的。现在，日美关系好像一个病人在等待手术一样。手术方案必须迅速作出。不动手术则意味着让病人逐渐衰亡。手术虽然是个极端措施，但有可能挽救病人的性命。当机立断是重要的。最高统帅部希望谈判成功，不过，如果和谈失败，手术就势在必行。”
9月6日，天皇正式召集御前会议，审议《帝国国策实施要领》，进行战争或和平的最后抉择。近卫、永野、杉山、丰田外相和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陆军中将，一个接一个地表态，都对外交谈判不抱希望，认为日本必须为战争作好准备，越快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