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中，格雷德曾提及过关于技术革命的“肮脏小秘密”，这在跨国电信巨头摩托罗拉公司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该公司规定，每5年生产效率就要翻一番。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曾杜撰了“挑战性目标”（也称“张力目标”）的说法，意思是管理者要不遗余力地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克莱斯勒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温?范?巴斯曼曾举例解释过这种做法。“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期，研发K型车我们花了54个月，3100名员工参与这个项目。”他说：“几年后，研发‘彩虹’（Neon）时，只花了33个月，只有700名员工参与该项目。”
巴斯曼对公司迅速提高的效率非常自豪，但他也知道，公司无法永远保持生产效率以这种速度增长。音乐最终停止时，总会有人晋级，或被淘汰出局。
当今企业，不论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区域，还是在其他地区，它们所面临的问题都带有全球性，而且，就目前来看，这些问题之多、出现之频繁让企业难以应付。“运营全球性企业与管理政府很是相似。”A?拉里?艾略特和理查德?J?施罗思在他们的合著书《公司是如何说谎的？》中这样说过。对于一家跨国公司而言，其业务可能会遍及世界200多个国家或地区，雇员人数可能多达10万，因此审计这种规模的公司的业务，从来就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首先，审计工作会涉及公司的人力成本：员工会发生事故，受自然灾害的袭击，也会存在个人的不幸。其次，审计工作过程中，还会存在贸易和金融之战。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学会利用各种极具创意的手段，来掩盖关于公司的利好或糟糕的信息。20世纪90年代，公司曾一度开始采用“拜占庭式的会计方法”，以此掩盖公司自身的财务稳健度。艾略特和施罗思在书中探讨了“联盟伙伴策略”产生的重要影响。“联盟伙伴”是很多互联网公司所采用的一种说法，以区别于以前企业常采用的传统合作。“现代企业成功地管理着（或想方设法成功地管理着）成千上万宗不断变化的复杂的商业关系，每一宗业务都在收入、利润、债务方面对公司的价值产生重要影响。”一家大型制药公司可能会有3000~5000家“联盟伙伴”，不论其伙伴是研发机构、咨询事务所、药物检测机构、医疗诊所、医院，还是救济院。对传统的企业治理方式发起有力挑战的，正是这种“协同模式”。正如安然公司的“特殊目的实体”给我们展示的那样，这种设计模式可以分解成多种不为人知的、在每个层级上都能取得业绩的单位，但唯独不能分解为从事健康商业行为的机构。
第四部分 自由贸易与奴隶贸易 第37节：黑人棉花种植户(1)
使墨西哥似乎成为一个众人热议的投资国的所谓牛市，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个奇美拉怪兽①。墨西哥的繁荣主要局限于银行业，而且，该繁荣局面甚至还没有涉及银行业内所有的部门。“全球资本是导致此次繁荣的唯一驱动力。”威廉?格雷德写道，“墨西哥在美国和外国金融市场上从事利率差价套利的机会太多了。”换句话说，交易商可以在华尔街以较低的利率贷款，然后购买墨西哥股票或短期政府债券，充分利用这两国之间大约10个百分点的利差，稳稳赚上一笔。这种套利可让投资者在股票市场迅速谋取暴利，但是，这几乎不能创造健康经济所需要的条件。
在前几个世纪里，那些现在被称为“欠发达世界”里的大多数国家，都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欧洲列强是通过一种相对透明的权力等级制度进行统治的。商业决策的制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列强的利益—为了首先确保帝国的利益，这些列强需要出台长久的统治规划，自然，统治规划针对的群体就是那些人数众多的工人。随着（传统的）帝国时代逐渐成为历史，很多人曾憧憬着这样的愿景：“后帝国时代”的国家可能会逐渐走上独立之路，开始掌控自己国家的命运。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过去是殖民地的那些国家，如南美的巴西、亚洲的印度，仍然被迫接受一种新的殖民统治—不是被列强的殖民机构所统治，而是被耐克公司、盖普公司、福特公司或戴尔公司的总部所奴役。
黑人棉花种植户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受欢迎，这取决于哪个国家对此进行评价。2003年5月，因为欧盟对转基因的美国谷物进口产品实行限制，小布什总统严厉抨击了欧盟，其政策又回到了大家熟悉的议题上。在对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的学员发表的演说中，小布什曾这样说过：欧盟及其他国家暂停进口美国转基因粮食，是一项对世界贸易不利的决定，而且可能导致非洲大陆旱灾和饥荒的长期存在。这番言辞发表后，美国政府行动起来，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了正式的申诉书。然而，美国的这种政策却与其在自家后院所实施的类似的产业政策自相矛盾，这次的焦点，是棉花的贸易规则事宜。
如今，在尼日尔三角洲北部，西非农民仍然对棉花种植业极为依赖，这与数千年前的情形完全一样。棉花种植和生产为200人提供了工作，是更多人衣食住行及教育的经济来源。然而，由于其他人造布料和纺织品技术的不断革新，进而不断侵占这个曾经的封闭之地的市场份额时，2004年，世界棉花价格大幅跳水，跌至30年来最低。棉花价格最高跌幅达10%。价格的大幅下降威胁到了尼日尔地区棉农的生活。在某些情况下，价格下跌甚至威胁到了一些家庭成员的生命，如果一个20口或30口的家庭，每年挣得的收入不足2000美元，这对于养活所有家人来说的确是一大挑战。生存问题已饱受威胁。这里的医疗设施现状—在世界上从来算不上稳定、可靠，还危机重重，而且政府无法减缓种植农户的恐惧感。在这种背景下，这些农民被迫作出十分糟糕的抉择：尽管前景暗淡，他们还是选择待在自己生活的农村，或被迫举家迁徙，前往欧洲，希望以此挣到更稳定的收入。这里就存在一个风险：迁徙他乡这场赌博并不一定会赢。在偷渡团体的安排下，他们不远万里，忍受非人的交通运输条件，来到充满敌意的异国他乡。他们孤立无援，无法给偷渡团体支付交通安排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面临新的危险—被人利用，在肮脏、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打工挣钱，或被迫屈从非法机构的安排，成为欧洲奴隶贸易的对象，进而陷入伤风败俗的色情行业的陷阱之中。
第四部分 自由贸易与奴隶贸易 第38节：黑人棉花种植户(2)
对于当前西非所面临的危机，美国政府已经作出回应，声称美国正在竭尽全力提供援助，开放贸易大门。例如美国已为马里提供4000万美元的援助，专门用于该国的教育、医疗和发展项目。然而对于非洲来说，这点援助仅是杯水车薪。从1995年来，棉花价格已下降了2/3—没有人拒绝这
4000万美元的援助，但是，非洲需要的援助规模要比这大得多。
在美国的棉花种植区—密西西比三角洲，那里发生的故事与非洲迥然不同。在这里，尽管棉花价格骤然下跌，美国的棉花种植户却没有感受到任何影响。为什么呢？美国产业部发言人是这么说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使美国受益无穷。马里的农户使用的是单铧犁，用牛耕地，耕地面积从10英亩到20英亩不等。要把这么大面积的耕地翻耕好，需要花两个星期，这些土地上种植的棉花成熟后都进行手工采摘。与此对比，美国中部的棉农平均耕种的面积达1万英亩或更多，不是使用牛和犁耕作，而是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来测算正在发芽的种子所需的适量肥料。而且，只要坐在配备空调的舒适的拖拉机里，他们就能轻松地搞定这一切。而配备空调设施，是为了防止灼热的高温影响他们在耕作时的正确判断。北美的棉农每年赖以生活的家庭纯收入大约为100万美元。马里人的耕作方式还是落后的农业耕作方式，美国种植户则在利用工业化机械设备。前者生活贫困，无法保证温饱，后者则过着优越的生活。这是何其鲜明的对比！但是，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全是固定的经济运作方式吗？
事实上，扣除各种开销后，马里农户才是更有效率的生产商。美国农场的耕作需要巨额的维护成本。在农场耕种的所有拖拉机都是通过融资获得的，也就是贷款购得的，而且为了给农作物喷撒肥料、落叶剂、增长剂和杀虫剂，农户需要租赁飞机进行作业，这也是要花钱的。从灌溉的角度来说，密西西比的农场也需要大量的费用。他们播的种子是防止蚜虫危害作物的转基因种子，也是世界上价格最高昂的种子之一。事实上，在密西西比地区，每产出1磅的棉花，其成本就高达82便士。而在马里，同样产出1磅的棉花，其成本只要23便士，相当于密西西比产出棉花价格的1/4。然而，美国棉农还在预测其农场的扩张，马里种植户却在为生存发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遗漏了的一个词汇—补贴。2002年，美国总计达25000名棉农获得的补贴额为34亿美元，|[V书网]小說@下載站|而且补贴额还在快速提高。2004年，美国棉农将小布什再次选为总统，可以想见，因为此前小布什的政策对他们十分有利，所以这次他们肯定不希望小布什减少补贴额度。补贴政策实际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为美国黑人棉花经济提供融资保障的同时，美国正在保护的，是美国棉花在国际市场上的真实价格。他们为棉花经济提供的补贴规模越大，国际市场的棉花价格也就下降得越快，同时，非洲的棉花种植户的处境也就越严重。换言之，美国人自己所做的，正好与美国总统指控欧盟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让西非的农户越来越贫穷，让整体情形恶化，并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饥荒和干旱。
第四部分 自由贸易与奴隶贸易 第39节：黑人棉花种植户(3)
并非只有非洲这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设计旨在刺激墨西哥经济增长，并以此防止墨西哥部分劳动力流向北美。但是墨西哥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蔗糖，是一种被美国配额严重限制的产品。目前，根据配额，美国只能从墨西哥进口7258吨粗糖。美国消费者购买蔗糖的价格高得离谱：大约是国际市场通行价格的4倍。与此同时，墨西哥蔗糖生产厂家的业务前景极不乐观。不错，美国在向全球输出谷物，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墨西哥的现状却是，由于墨西哥经济持续衰退，墨西哥农民面临放弃耕种自己土地的前景。难怪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成员嗅到了民众暴动的气息。
最终，美国农户不会像其他国家的农户那样，被迫成为为此埋单的牺牲品，即使在他们的国家已与其邻国达成了所谓的“亲善友好协定”时也不会。从墨西哥再往南走可到的国度，也就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巴西，这个国家不顾一切地抛弃以前导致数年经济灾难的错误的管理政策，急切地想向世人证明巴西是一个经济强国。因此，对于世界银行的银行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的到来，巴西热烈欢迎。巴西政府对国内由来已久的官场腐败和内部争斗进行了重拳出击。与此同时，美国的反应似乎是在鼓励巴西政府，因为美国白宫强调指出，美国十分欢迎巴西成为美国极好的贸易伙伴之一。而且，美国行动十分积极，竟然热情地游说各方，希望将巴西纳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简略版中，即美洲（北美、南美）的自由贸易区。然而，尽管双方都发表了合作宣言，还精心设计了领导人的握手细节，作出了坚定的承诺，但对于巴西可能出口美国的2/3的柑橘类水果，美国农业部仍一边补贴国内种植户，一边实施配额限制。
当美国对欧盟采取的措施穷追猛打并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之时，毫无疑问，美国在否认自己所实施的危害他国利益的做法，因为美国并没有对其自身的不良记录采取措施（例如，美国对其某些出口产品所获利润实施的特殊的税收政策）。而欧盟内部也曾抱怨过，并两次成功地上诉到世界贸易组织那里，但美国方面仍不为所动，歧视性政策照旧执行。
国际法仅仅惠及美国人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定，墨西哥卡车司机可自由地在美国的任何地方行驶。如果有墨西哥司机真的认为这条法规已经执行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到头来他们会很震惊，很沮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被批准整整10年后，这条规定还没有生效，因此，墨西哥卡车司机面临的，同样是他们以前面临的各种限制—他们必须向主管机构提交各种文件以求放行。同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也有争议处理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常常作出对美国不利的裁决，因为美国没有按协议规定来承担相应的义务。这个委员会曾屡次敦促美国遵守协议规定。然而，美国能拖则拖，而且其南方诸州官员也就处理细节问题展开了永无休止的辩论，坚持认为如果执行那条规定，那么为了追求新的生活，那些开着生锈的、威胁他人生命的庞然大物的墨西哥卡车司机就会在美国公路上横冲直撞，那时这些漫无目的、开车四处跑的司机就会泛滥成灾，难以管控。因此，这条规定事实上仍然是不公平的歧视性规定。
第四部分 自由贸易与奴隶贸易 第40节：黑人棉花种植户(4)
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另一个组织是美国的环保游说组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比我们大多数人更为愤怒，他便是戴维?布劳尔—美国环保运动中德高望重的那位长者。当时的布劳尔，年岁已高，超过80岁，是美国塞拉俱乐部、地球岛屿协会和地球之友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屈从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以“自由贸易”之名废除了国会苦苦争取才成功通过的环境保护立法，他据此对该协议展开了批评。1996年7月21日，他在《洛杉矶时报》撰写了一篇文章，在他看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历史上出卖美国工人利益最多的协议”，据此，他严厉谴责了克林顿总统签署这个协议。
3年后，美国规模最大的私营公司嘉吉公司，竞购其最大对手大陆粮产公司（ContinentalGrainInc.）的粮食贸易业务时，被克林顿政府批准，此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再一次被证明缺乏自由主义思想。这次并购导致的结果是，大豆市场94%的业务和谷物市场53%的业务都被一家企业控制，粮食种植户强烈反对这次并购，但毫无作用。1999年11月20日，亚历山大?科伯恩和杰弗里?圣?克莱尔曾在《反击》（CounterPunch）杂志撰文提出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农户怎样才能获得公平的价格呢？”
出现这种严重的情形是由几个条约的实施造成的，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两个协定都在大型公司的积极推动下，以牺牲小规模或独立的种植户的利益为代价而签署的。虽然上文所述内容没能每天成为媒体报刊（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头条，但这些问题十分严重，亟待解决，而且，农业联合集团的领导人也知道这一点。美国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的前任首席执行官德韦恩?安德烈亚斯曾对路透社记者这样说：“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农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业。任何其他东西都是奢侈品。粮食是你每天维持生命所需的东西。粮食和燃油一样。没有燃油，你无法开动拖拉机；没有粮食，人体器官同样无法运转。粮食问题是需要解决的第一要务。”换言之，安德烈亚斯说，农业比石油的作用更大。
第四部分 自由贸易与奴隶贸易 第41节：业务外包也是魔鬼？(1)
业务外包也是魔鬼？
离美国嘉吉公司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总部不远的地方，是美国种植户种植棉花的区域—密西西比盆地，这个地方历来就是产棉区。棉花种植户使用的精密拖拉机，可能是美国自己生产的，也可能来自欧洲，但他们用来运输棉花的、装配通风设备的卡车完全可能是在如同中国一般遥远的国家组装而成的。这种众所周知的外包业务流程，是市场自由化导致的结果之一，而且必将成为引发猛烈争论的议题之一。
有关业务外包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概括：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某段时期，很多西方公司开始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成本优势，将其公司某些技术要求不高的服务和零部件组装合同发给这些国家。此类发展中国家拥有技术素质很高的劳动力，掌握的技术胜任组装和制造任何产品。这些劳动力都受过良好教育，工作积极性高，但工会组织程度不高。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其他东欧和亚洲国家，都愿意提供此类劳动力—熟练掌握工程技术、化学及其他应用科学的人才。而英国、美国这类国家自然也急切地想利用这些劳动力。但是，这些企业的总部所在国就会指责这些企业，因为国内极力坚持本土保护主义的批评人士认为，将工厂迁往海外是一个单向转移过程，最终，会因为这种单向转移而导致本国经济的衰退。如，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影响力的持续增大，美国工厂迁往这个国家或业务外包给这个国家会逐渐影响美国自身的生产效率。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多长时间以后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施瓦辛格否决了一项法案，如果该法案顺利通过，那么加州立法就会禁止州承包商或机构将工作外包给其他国家，加州企业界领袖对此大为赞赏。这种现象奇怪吗？
在2004年12月举行的第六届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论坛上，世界贸易组织证实，中国正在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产品出口国。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巴尼巴迪（SupachaiPanitchpakdi）补充说，与此同时，中国还是继美国和德国之后世界第三大进口国，日本次之。他提到，5年来，中国进口产品总量增速比出口总量要快，进口增速比出口增速平均每年快5%。“在过去几年来，中国进口产品的势头强劲，这大大推动了世界上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的经济增速。”这位总干事自豪地说，“中国经济的繁荣，可能意味着世界经济的繁荣。”
某些保守学者则持不同意见。“美国应该关心业务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吗？不一定！”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助理教授、《制裁悖论》（TheSanctionsParadox）的作者丹尼尔?W?顿兹纳（DanielW.Drezner）的说法给了人们一个全新的理解视角，“不可否认，从短期来看，保护主义的政治影响力的确很大。将外国人说成是导致国内经济发展不顺利的‘替罪羊’，是一种精明的政治策略，因此，如果国内领导人声称要保护国内市场，就会给人这样的感觉—领导人正在采取直接、决定性的措施来恢复经济发展。”
顿兹纳坚持认为，业务外包不会拖垮国内经济。事实上，他奚落那些把本土保护主义措施说成是解决长期和短期经济下滑的方案。然而，不争的事实却是，将零部件生产转移到海外制造商或组装工厂的外包模式，是当代最受争议的商业做法之一，而且，业务外包也从另一个角度客观地反映了企业发展的现状。
第四部分 自由贸易与奴隶贸易 第42节：业务外包也是魔鬼？(2)
与此同时，业务外包持续升温。2005年2月份全球外包峰会举行，地点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哥的科罗拉多大酒店。这是第177次召开此类会议。从各个领域汇集的企业高管和专业人员超过400人。与会代表探讨的议题包括印度信息技术部部长达亚尼迪?马伦（DayanidhiMaran）于5月到访美国，届时他将设法说服计算机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的高管，选择在印度设立新厂。
这个趋势不可阻挡。仅隔两个月之后，他们再次聚首，这次是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威斯汀大酒店。在某些观察人士看来，企业花钱让员工过多地参与这类会议，看起来可能像他们心甘情愿地实施的自我毁灭之举。但是，这些企业家热衷于这种交流峰会，并且乐此不疲。
2003年12月5日，小布什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N?格雷戈里?曼金伍（N.GregoryMankiw）博士参加了一次网络聊天活动。当别人问他对业务外包的总体感受如何时，他的回复，也就是在白宫的网站上所给出的回复，十分简洁，态度鲜明，发人深省：
业务外包是一种特殊的国际贸易方式。我们过去习惯于货物贸易的方式，但在近些年来，主要得益于通信技术的进步，服务贸易也在不断发展。一般来说，与其他各种国际贸易方式一样，业务外包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虽然这导致了国内部分工人失业，在短期内也要付出一些代价，但这些代价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对美国而言，美国总统就要出台政策，使这种业务的转型平缓地进行—协助因业务外包而失业的工人找到工作。但是，总体而言，发展贸易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支持业务外包的观点认为：接受业务外包的国家，运营成本较低，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工厂组装汽车、计算机或生产运动鞋要更容易些。至于业务外包的弊端，工人们深信，在成功获得外包合同的所在国，其国内政策法规可能从授予外包业务的公司利益出发，置员工的利益于不顾。社会福利、薪水及工作条件，所有这些都要让位于满足客户需求这一优先目标。而在某些其他国家，工会组织程度较低，不具备西方工会那样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就容易出现“血汗工厂”的问题—工人的工作条件完全和过去的农奴没有差别。
当然，每种观点都有其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急需资金，而不管接受他国外包工作的价格有多么低廉（按照西方标准），外包工作流入该国都会缓解该国资金问题。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东方向西方打开大门后，有关工作保障和良好劳资关系的思想会开始在东方国家生根发芽。但考虑到工人（往往是童工）为了一点微薄的收入被迫长时间工作，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的问题，所有这些美好的愿景离我们还十分遥远。
第四部分 自由贸易与奴隶贸易 第43节：用心险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业务外包的巨大优势在于，在努力从全球市场寻求便宜劳动力的过程中，公司几乎可以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采购产品。因为有了海上集装箱货运方式，产品几乎可以从世界任何地方起运。
用心险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当前的背景下，当遭遇公司强大的势力时，政府能采取的措施似乎就没有了。然而，我们还有国际性组织可以求助，这些组织创设的初衷，就是要处理这些极为复杂但又至关重要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此类组织之一。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公园成立，因为在当时，美国和英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将不会再次被拖入战争，于是思考内容不再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直接需求问题，而是展望未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在汇率和资本管制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下诞生的。其使命在于，通过制定货币和关税规则，扩大国际贸易的规模。同时，该机构还负责提供短期贷款，调节国际收支平衡。
此后25年，直到汇率体系于1971年完全崩溃之前，各国都在持续地放松资本管制。接下来发生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世界贸易随之变得不稳定，危机重重。此时，全球的商业银行积极行动，大力发放贷款，希望减缓经济局势的不确定性，结果主权国贷款激增，引发了1982年的货币危机。乔治?索罗斯在他的著作《索罗斯论全球化》（OnGlobalization）中曾这样写道：“确保国际银行体系不受损害已成为工作的重心。”世界发展正处在危急关头，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银行家出台了救援方案，重组了债务，而且从广义上来说，稳定了规模庞大的金融体系这艘巨船的航向。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也存在龃龉。中央银行依靠商业银行推迟它们所发放贷款的偿付日期。同时中央银行又需要新的资金，而这完全是为了能再次贷款给债务国，唯有如此，这些债务国才可能按期偿还以前贷款的利息。危机被化解了。由于此次危机中没有重大的债务违约情形发生，所以世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解决此次危机中功不可没，取得了“经济发展上的奇迹”。然而，正如索罗斯所写的那样：“后来逐渐被人视为道德危害的议题，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危机爆发时，借款国或许能指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以援手。”
后来，一种新的经济工具被采用，这种工具以美国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的名字命名为“布雷迪债券”，其收益相对较小，到期日相对较长。危机过后，很多国家便利用这种“布雷迪债券”重组其债务。1989年，墨西哥成为第一个发行“布雷迪债券”的国家。然而，乔治?索罗斯也说过这样的话：“总而言之，债务国所遭受的损害，要比银行遭受的损害大得多—南美的一些国家为此失去了10年的经济发展时间。”
第四部分 自由贸易与奴隶贸易 第44节：用心险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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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国际借款危机不断恶化的时候，经济监管措施却在持续快速地放松。在未来预期持续不明朗的大背景下，在这个时期设计出来的金融工具改变了（极有可能永远改变了）银行业的面貌。乔治?索罗斯说：“在全球化真正开始发展之前，这一切就开始发生了。”
这里的主要问题，正如前文已提到的那样，与1994年墨西哥银行业危机的爆发密不可分。墨西哥政府借款太多、开支太大，当危机爆发时，墨西哥政府没有其他可为之提供援助的机构，所以只得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寻求帮助。墨西哥政府发行了名为“Tesobonos”的政府债券，这是一种面值相当于墨西哥比索且与美元挂钩的国库债券，而且，墨西哥政府向这种债券持有人全额偿还了债务。墨西哥政府逐步偿还了债务，看似已安然渡过了危机。
然而，几年后，一场新的危机席卷国际银行界。1997~1999年，在新兴市场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危机发生国反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援助，于是，诸如泰国、印度尼西亚及韩国等国家，开始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苛刻的“治病良方”。然而这次的治疗方案未能如期奏效，危机持续蔓延，最终席卷全球，全球金融体系岌岌可危。
乔治?索罗斯在书中问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向亚洲金融危机开错了处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包括：允许货币贬值，提高利率以遏制货币贬值，减少政府开支以控制预算赤字。”此外，他还写道，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强制要求这些国家执行苛刻的条件，这又使遭受重创的银行系统进一步恶化，银行系统的崩溃是迟早的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处方，本是用来应对公共领域资金泛滥的问题的，但就亚洲金融危机而言，资金泛滥成灾的却是私营领域。”
然而，索罗斯接着又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们必须要问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手中是否还有解决问题的对策？”索罗斯认为，当危机爆发时，应该给予债务国一个延期偿还的机会，接着让它们实行债务重组。届时，如果债务偿付的直接压力已倾向于缓和，那么这些国家也就可能遏制货币贬值的态势，而没有必要将货币利率拉得过高。股价崩盘会给国家经济带来何种影响，索罗斯是有所了解的。他声称，以他的措施应对危机，对一国经济绝不会产生如此恶劣或有害的影响。当然他也坦承，延期偿还债务会不会损害国际金融体系，进而使危机扩散至全球，他对此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还这样说过，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命，不是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组织毫无任何使命，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将带来更大的灾难。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997年12月，韩国危机重重，几乎就要发生债务违约，但得益于中央银行的干预，韩国债务进行了重组，信用评级也得以调整，韩国起死回生。然而这种险象环生的局势让整个金融体系担惊受怕，1982年的银行危机又历历在目。遭受损失最大的国家是俄罗斯。1998年，俄罗斯无力偿还债务，此刻，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几乎崩盘，值此危急关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出手干预才化解此次危机。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在敦促新兴经济体为西方利益集团打开其资本市场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索罗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加指责，认为它“向那个方向走得太快、太远”。毫不奇怪，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新兴国家施压，要求打开亚洲资本市场时，其时间点恰好与那个“亚洲小龙”—泰国爆发危机的时间吻合。“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听说过开放资本市场的那类建议。”
第四部分 自由贸易与奴隶贸易 第45节：公司都是自私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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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爆发的信贷危机所引发的一个后果是，富国被普遍认为是只关心他们自身利益的，这种结论在以前是从未听说过的。全球贸易不平衡的程度一直在加剧，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11月，各方经过努力，决定让规模更大的经济体与其相对欠发达的贸易伙伴的利益趋于一致。代表全球领先的富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20国集团聚首柏林，成功地在一系列措施上达成共识，以减少美国赤字，同时实施旨在推动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的改革，在亚洲实施更有弹性的汇率政策。
20国集团存在的事实进一步表明，这些国家已经意识到联合采取行动的深层意义。2005年在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时候，这个集团宣称，该组织能够遏制甚至消除全球贫困导致的某些最严重的问题。批评这个组织的人士则称，该组织不过是一个“清谈俱乐部”，因为在全球工人境况持续恶化的过程中，这个组织没做过什么实质性的有效的工作。
很明显，要做的事情有很多。2000年9月11日的《商业周刊》曾刊载过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报道：大约有75%的美国人觉得商业掌控了他们生活的太多方面。阿尔?戈尔曾在民主党大会上振臂呼吁，美国人“必须挺身而出，大声说‘不’—对烟草巨头、石油寡头、污染大户、制药公司、健康管理组织说‘不’”。这个呼吁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反观之下，《商业周刊》上述新闻给我们的暗示则是，这种现象是出人意料的。
同一年，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查尔斯?德伯在他的著作中也发表过同样的见解—《公司国家》（CorporationNation）是以众多的公司兼并案例为基础的一部著作，涉及埃克森与美孚、花旗与旅行者、戴姆勒?奔驰与克莱斯勒、美洲银行与国民银行、世通与MCI等的兼并案例。德伯写道，随着全球性公司走向权势巅峰，如通用电气、微软及迪士尼等，我们见证了这场正在撼动美国民主体制根基的权力转移过程。
“公司权势如日中天，意味着普通美国人掌握的权力正在向那些越来越缺乏公众责任感的大型机构转移，一种被削弱的民主体制形式正在崛起。”他这样写道，“政府没有积极地顺应民意，公司几乎对民众毫不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已经开始攫取到更多的公共权力，事实上充任与政府勾结在一起的‘非民选合伙人’。”
为了论证某些公司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他在书中援引了不少统计数据，如通用汽车公司的年销售额比以色列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年销售额比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放眼全球，年收入比沃尔玛公司年收入低的国家有161个，而拥有数以百计的子公司的通用电气公司其年收入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年度财政收入高。
第四部分 自由贸易与奴隶贸易 第46节：公司都是自私的？(2)
“美国最大的企业，再加上欧洲和日本的某些巨型企业，在国家政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德伯在《公司国家》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仅在1996年，公司在政治竞选活动中投入的资金，就达20亿美元，而公司对当选者的资金支持，也仅仅是公司掌握政治权力的众多手段中的一个而已。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对于公司权力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这种联系，媒体报刊、学校、立法机关及餐会谈话基本不予讨论，这和没人去探讨公司的本质问题是一样的。然而，在100多年前，这个问题却是我们这个国家关注的中心议题。”德伯接着写道，“在公司规模日益扩大的过程中，它们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公司影响力日益增大的过程中，很多小规模的草根组织迅速成长起来，想方设法在思想领域对此展开讨伐。公司、法律及民主计划组织（POCLAD）就属于此类组织。自1994年成立，这家组织就致力于在如何防止公司带来危害方面出谋划策。这家组织的董事之一理查德?格罗斯曼深信，当今作出影响社会各个方面的所有关键决策的决策者正是公司。根据他的说法，公司一直在推广这样的思想：生产规模要不断扩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们成功地把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宣称这是它们的私有财产。
我们所肩负的任务，是想方设法合理应对重大决策会产生的影响，使之不至于那么糟糕……现在的情形是，我们扮演的角色已逐渐向政府监管机构的职能靠拢，如联邦通讯委员会、环境保护署、证券交易委员会及全国劳资关系署，我们不遗余力地去做的，就是尽力应对最糟糕的局势，使公司对民众生活、财产和民主体制产生的破坏程度不那么严重。我们通常是一次解决一个问题，当然，都是在问题已经发生、危害已经造成的情况下介入的。
格罗斯曼特别指出，在美国的公司帝国不断发展的过程中，1886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公司被赋予了具备同人类个体一样的法律地位。“自此，公司获得了法人的资格，这比非美裔美国人、女性、没有财产的大多数男性、债务人和美国土著人获得法人资格的时间更早。”他说，“我们所着重指出的一点是，公司是不应该享受权利的。权利是要赋予民众的。公司只有特权—只有我们人类赋予公司的那些特权。”格罗斯曼认为，如果我们抛弃我们的责任，那么公司就会掌握压倒一切的权力，他补充说，“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我们正是这么做的。”
第四部分 自由贸易与奴隶贸易 第47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恶魔？(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恶魔？
因为背靠其他几个超国家的、影响力甚大的机构，公司主导世界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如上文提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机构都创建于1944年，同是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公园召开的那次会议的产物，而且它们的总部现在都位于华盛顿特区，距离白宫很近，共同工作时较为方便。世界贸易组织是另一个超主权国家的“规则实施机构”，成立于1994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干达回合谈判期间。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40个成员国的授权，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责，在于惩罚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成员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起初的使命在于推动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为其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随后，20世纪80年代爆发了债务危机，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每天都有巨额的资金被用来豪赌，因为在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色与全球典当机构类似，除了实行众所周知的结构调整政策的紧急贷款方案外，还给贷款国施加苛刻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的所作所为，俨然是全球高利贷大鳄。”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全球交易联盟（GlobalExchange）的说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超过60个国家的经济体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国际援助及债务减免，这些国家就得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决定其债务国的公共开支规模，如教育、医疗、环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地球上权力最大的机构，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机构是如何运转的。”
全球交易联盟给出了我们应该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0大理由：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了一套邪恶的现代殖民主义体系，以“结构调整计划”之名行剥削、压榨之实。
全球交易联盟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所实施的结构调整计划，让贫穷国家毫无选择，被迫削减医疗、教育及基本食物和交通补贴方面的开支预算。如全球交易联盟列举了阿根廷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时必须接受的方案。由于预算的削减，该国医生和教师的薪水下降，基本社会保障金也减少了。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国家往往发现自己变得穷途末路，只得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固定工资水平。为了使出口产品价格便宜，唯有让国家货币贬值。这些“勒紧皮带过日子的紧缩措施”引发的后果就是贫困的加剧，而这反过来又会削弱国内经济，给跨国公司以可乘之机，从而进一步剥削、压榨工人，破坏当地环境。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富国和华尔街的利益服务的。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控在富国组成的集团手中，其决策走向由这个集团操控，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家非民主组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规则，每个国家所能取得的投票数并不是由一国人口、面积之大小来决定的，也不是由一国一票的原则来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一项政策是，投票权由国家缴纳给该组织的会费金额大小来确定。因此，由于美国缴纳费用最高，所以美国获得的投票权也就最多。显而易见，这种规则不仅不公平，而且意味着美国利益的至高无上。在这样一个出钱越多票数越多的机构内，美国共获得了18%的大量投票权，德、法、英、美这4个国家加在一起获得的投票权大约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投票权的38%。富国永远不会投票实施损害自身经济优势的决定，所以富国可以把国际币基金组织当持续存在的缓冲带来利用，目的在于保护它们的利益，而且让其既得利益集团打上令人推崇的民主的旗号。在这种情况下，富国就会利用表面看似十分民主的程序，以合法的方式损害欠发达国家的利益。
第四部分 自由贸易与奴隶贸易 第48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恶魔？(2)
（3）从根本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模式是缺陷很多的发展模式。
为了协助发展中国家，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发展这些国家的经济，然后为其民众供应他们买得起的本地产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发展政策却与之截然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鼓励欠发达国家扩大高质量、高成本产品的产能，然后让这些国家将这些产品出口到西方国家，以此（从表面上看）赚取更多的钱。这种模式鼓励他国优先、重点发展“奢侈品”出口业务，并没有推动他国形成持续的自给自足能力，没有强调要发展当地经济，所以，毫无疑问，这是一套十分荒谬的经济发展计划。有数据显示，世界上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超过3/4的儿童营养不良，他们就生活这种发展模式之下。经济情况窘迫的现实，迫使当地的农民耕种仅供出口用的粮食作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附加的经济贷款条件，政府不再鼓励农户生产供本地消费的产品，因此也不为之提供融资支持。相反，为了鼓励农户为跨国行业提供产品，银行为之提供大量的贷款（据说，跨国行业的金融集团将“协助他们致富”），农民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如今，在这些跨国巨头主导的行业之内，因为大量补贴的存在，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所以小规模的独立生产商与之竞争的概率几近于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设立的“自由贸易区”雇用当地人，支付的薪水低得难以置信，但又为之提供住宿，大多数工人在经济上无法摆脱跨国公司的控制。工人挣得的工资几乎难以维持自己的生活，更别说养家糊口了，结果就是，他们会欠下跨国公司的房租。由于工人现在所欠的房租越来越多，他们无法还清所有欠款，也无法逐渐减少欠款规模，所以被迫在恶劣的“血汗工厂”继续工作，背负的债务也就越来越沉重。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工人所在国政府又被迫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更多贷款，以全部支付所欠债务（永远也无法还清）的利息。
（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家行事诡秘、毫无责任感的机构。
诚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在世界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毫无疑问，整个组织的经费是由全世界的人民通过国际征税体制提供的，但是这个机构的工作方式却毫无透明度可言，从来就没有任何形式的透明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对欠发达国家的人民的生活影响最大，但是这个机构从来就没有征求过他们的需求和愿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政策，是在华盛顿秘密作出的，是在西方银行的走廊中、西方国家的首都秘密策划的。尽管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这个机构还是能够按照它自己设计的简单经济原则办事，而不与他国的医疗、教育或劳工部长协商对话。在这些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些“外部的”利益方。银行家的利益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因此，是他们在决定针对民众的最终政策，而这些民众极可能永远也无法在银行开设一个银行账户。而且其政策的制定过程完全没有受到公众的监督和审查。其目的不在于纯粹获取最大利益的任何人都不允许参与或见证政策的制定和讨论，决策过程就更不用提了。从来没有任何外部机构被引入以评估其现存流程的有效性，即使用仅限于其内部的术语来评估也不行。
第四部分 自由贸易与奴隶贸易 第49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恶魔？(3)
（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制定在于推动公司利益。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出口行业得到巨额的补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本地资产和几乎所有自然资源，要么被外资公司收购，要么被意欲出口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公司购买。公用事业公司（如电信公司、水电公司）全部被出售，购买方是那些享受巨额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的跨国公司。除了为自己追逐最大的利益外，其他的它们什么都不想干。而且，面对跨国公司的入侵，本地企业要进行有效的防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跨国公司无人能及的购买力意味着他们可以买走任何产品，然后将这些产品出口，拿走利润。因为地理位置上的原因，上述政策所产生的这种效果，在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体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圭亚那，一个名为“巴拉马”（Barama）的亚洲木材公司获得许可将某区域的树木全部伐光，其面积是当地土著居民获准购买的所有土地的1.5倍。该公司购买这块土地时，向当地人承诺，自购买之日起的5年内，他们所赚取的利润完全不用纳税。与此类似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烈鼓励”海地开放大米贸易大门，以从美国生产厂家进口那些受到巨额补贴的大米。这些大米的价格自然十分低廉，所以海地人都愿意购买，但这种市场格局致使海地本地大米行业破产。现在，这个岛上居民吃的大米，几乎有一半来自接受巨额补贴的一家美国公司—早稻公司（EarlyRice）。
（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损害工人的利益。
希望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国家经常得到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把工资压低，取缔工会支持的政策，如集体薪资谈判。实施“弹性政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口号，尤其当公司有权随意雇用和解雇员工而不用受制于合约应承担的责任时，情况更是如此。涉及成文法时，尤其在法律要实施的领域（如雇用法实施的领域）有不利于公司的限制性规定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鼓励公司“灵活处理”。再次引用海地的例子。海地政府的法律曾规定，如果国内通货膨胀率超过10%，政府就要调整工人的最低工资。然而，海地政府选择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薪资谈判的“弹性政策”，结果在1998年1月，海地的最低工资水平定为每日2.40美元。这项政策也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亚洲金融危机过后，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及其他国家又多了2000万的“新穷人”，此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顾问建议受危机影响的国家，选择出口物美价廉的产品—“通过出口产品使经济走出危机”。结果美国购买数量相当可观的亚洲钢材，也正因为如此，美国钢材生产厂家失去了超过12000个工作岗位。
第四部分 自由贸易与奴隶贸易 第50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恶魔？(4)
（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政策致使女性的利益受损最大。
“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施，致使女性满足其家庭基本需求的难度更大。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受援国在提供公共服务时要收取费用，即所谓的“使用者收费”，所以，教育成本开始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女孩成为首先从学校退学的受害者。对于迫切需要医疗服务的患者而言，公共诊所和医院的“使用者收费”让患者无力就诊。经济向出口农作物转型后，女性养家糊口的难度就更大了。由于政府出台的关于工作场所的法规倒退了，“血汗工厂”劳工滥用问题日益严重，女性员工成了遭受盘剥最多的群体。
（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破坏当地环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救援方案对掠夺自然资源做好了铺垫，其掠夺程度之深，令人震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考虑其贷款政策给环境带来的冲击，而且贷款接受国的环境部门和组织也没有被纳入决策制定过程中。强调拉动出口赚取硬通货来偿还贷款的模式导致了自然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例如科特迪瓦的经济日益依靠可可豆出口，这导致了该国2/3的森林被毁。
（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手救援的对象是富裕的银行家，为此引发道德危机，并加剧全球经济震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常敦促受援国放松对金融体系的监管。监管金融体系本可能限制金融投机，但是金融监管的取消大大刺激了资本投资，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资本开始泛滥成灾。每天跨境流动的资金超过1.5万亿美元。这笔庞大的资金大部分用于短期投资，因此投资国就面临着变幻无常的金融投机的肆意攻击。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的爆发，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政策造成的。当泡沫最终破裂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介入了，提高利率和汇率，利用纳税人的钱来援助华尔街的银行家。此类救援行动无异于鼓励投资者继续进行风险极高的投机博弈，进而加剧国家经济的震荡不安。在出手救援亚洲国家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政府承担私营银行的坏账，进而让公众承担这些损失，还将消耗掉社会福利计划中的更多资源。
（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行动加剧了而不是解决了经济危机
在金融危机期间，如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期间，1997年的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巴西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后一招儿就是提供贷款，试图化解危机。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行动并没有阻止金融恐慌的蔓延，更确切地说，危机反而因此恶化，进而扩散至更多国家。这些贷款条款要求受援国实施的政策是糟糕透顶的处方，从短期来看导致失业问题，从长期来看危害经济发展。在韩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贷款利率的措施，引发了韩国经济衰退，导致更多的银行破产，失业问题更加严重。1995年对墨西哥比索危机展开救援之后，墨西哥被迫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经济改革，结果，墨西哥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下的人口增长超过了50%，该国的平均工资下降了20%。
第四部分 自由贸易与奴隶贸易 第51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恶魔？(5)
全球化能够提升公司的效率吗？有时能。全球化可以使公司成为更好的雇主吗？我们以克鲁斯公司为例进行说明。克鲁斯公司是（英国）是一家跨国钢铁公司，供应钢铁和铝制产品，客户遍及全球，年收益达到90亿美元，除了在英国有厂房以外，在荷兰、德国、法国、挪威、比利时也设有大型厂房。克鲁斯公司的全球雇员达48300人。公司在伦敦、纽约和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它把自己描述为：“以客户为中心、致力于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公司。克鲁斯公司创建于1999年10月，是荷兰霍高文公司与当时被称为“英国钢铁公司”的一个公司合并后的产物。
在2000年6月16日前的一段时期，克鲁斯公司宣布将在英国裁掉
2400个工作岗位，据说是为了响应该公司“以客户为中心、致力于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使命。此后刚过一个多月，7月21日，克鲁斯公司宣布在铁矿开采重镇托尔伯特港、兰韦恩及埃布韦尔再裁员1300人。尽管威尔士钢铁产业不遗余力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进而成为全球最有效率的生产商之一，但因为英镑坚挺，所以公司不得不大规模裁员，这就是他们的托词。一旦成本削减的斧头落到钢铁产业，其规模之大，往往是史无前例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孟加拉的一家公司—光谱运动衫针织公司。2005年4月11日，该公司距离孟加拉首都达卡西北18英里的帕勒西巴瑞工厂（PalashBari）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坍塌了。事发好几天后，军队才将埋在碎石中的73名工人的尸体挖出来。另外还有几百人失踪。当然，如果雇主严格执行劳动法规，工作场所坍塌的悲剧性事故本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势力强大的采购方一心只想降低成本，追逐最大的利润，因此工厂中最基本的安全检查也就没有执行到位。这个工厂是3年前在一块经过开发的湿软地上建成的。没出几天，调查人员就得出结论：这栋9层楼的建筑本身从结构上就是不稳固的。
乐施会发起的“贸易要公平”运动的负责人菲尔?布卢默，在评论这个孟加拉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时说：“就业和工作条件如此糟糕，薪资水平如此低，事实上，工作甚至加剧了工人的贫苦。”布卢默说，在很多国家，一份工作并不能让工人（尤其是女性员工）及其家人摆脱贫困，而这不仅仅是孟加拉工人面临的现状，对印度尼西亚、洪都拉斯、摩洛哥，甚至英国工人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现实情况往往是，女性员工几乎毫无选择，被迫长时间在恶劣的条件下拼命工作，而这一切，都源于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买方—它们的势力太强大了。”他说。
乐施会和其他机构警告过公司追求短期利润带来的影响。政府大力支持提倡所谓的“弹性”劳工市场，借此提高竞争力，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续倡导的政策之一。这种政策导致的后果，可能和孟加拉的光谱运动衫针织公司发生的灾难一样—不仅劳工市场实施的是“弹性”政策，劳工工作的建筑本身也是具有“弹性”的，正如孟加拉这家公司的建筑一样，根基完全不稳固。
第四部分 自由贸易与奴隶贸易 第52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恶魔？(6)
达卡日报《新时代》（NewAge）2005年4月13日刊载的一篇社论发出了如下反对之声：
仅仅让人知道15年来服装行业发生的事故已导致多达327人的死亡是不够的，同样，仅对这些死难者表达悲痛也不是什么好主意，虽然为死者悲痛是很自然的事。当前要务（如果真有的话）是弄清楚那些应对此类事故负责的人是否会受到法院的审判。诚然，周一发生的是一起建筑倒塌事故，但大家都忍不住想问的是：政府当局是否会鼓足勇气，说服自己，最终意识到违法之举不可纵容，一定要将犯事者绳之以法呢？
《新时代》社论没有问的问题是，政府当局的政策规定是否太过宽松，所以没人认真对待禁止在湿软地基上建造“血汗工厂”的规定呢？显而易见，谁不想节约成本追求最大利润呢？但是建筑安全措施做到位了吗？
很明显，全球各国政府都没有严格执行劳工标准。跨国公司的外国和本国投资者及其买方，都要求他们的订单处理速度更快，价格更便宜，而这种压力往往是“血汗工厂”难以承受的，全球很多例子都可以印证这一点。
摩洛哥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女性员工在工资、工作时间和权利方面，与男性员工是平等的。然而，由于这项法规意味着将提高女性工资，所以工厂老板执行起来进度十分缓慢。该国的工厂监管机构和法律系统执行这些措施时，一点儿也不迅速。结果违规滥用劳工的现象仍十分普遍，时有见报。
尼加拉瓜政府禁止监管机构对违反劳工法律的雇主处以罚款。在中美洲的不少加工组装区，工厂规定工人必须完成十分繁重的生产目标。正如内奥米?克莱恩在《NoLogo》一书中所写的，为了挣得最基本的工资，工人被迫超负荷工作。为了完成生产目标，工人往往连饭也顾不上吃，也没时间上厕所。在哥伦比亚，“加班时间”已被重新定义得更有“弹性”—“从晚上10点开始计算”。
印度尼西亚也有“弹性劳工政策”。该国也有成千上万的全职工人，大部分是女性，而这个群体正遭到解雇，取而代之的是工资更低、劳动合同期限更短的工人。为了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贷款条件的规定，这个国家燃油价格上涨了30%。实际上，印度尼西亚的法定最低工资显然已经很低了—工资太低，工人甚至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如食品和住房。
即使在英国，本国工人的情形也十分艰难。其中高达90%的员工都是女性，而且，至少有一半工人来自少数民族。乐施会的报告指出：“他们的权利往往被践踏，拿不到国家法定的最低工资，不能享受假期，也拿不到加班工资。”
在洪都拉斯的科尔特斯港，里卡多?马杜罗总统领导的政府制定了能带来工作岗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策略，但这个计划根本谈不上公平。长期工人非但不能享受到像样的养老金计划，而且在大约5年之后，因为体力不济和职业病开始影响其生产效率时，他们还可能被解雇。
★★★★★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所读到的，这些工人的确也有一些支持者，而且是一些知名的工人利益捍卫者，大家都熟悉的一个人就是在美国出生的拉尔夫?纳德——一位积极维权的自由派人士。他曾两次被指责为民主党人总统选举失败的元凶—一次是阿尔?戈尔的失败，一次是约翰?克里的败北。他维权的典型风格可以从以下信件中反映出来，这是他支持2004年2月南加州的南地超市工人罢工事件时写的一封信：
南加州成千上万的百货工人，他们代表着所有工人的利益，他们挺身而出对太过平常的公司滥用劳工问题提出抗议，我为他们鼓掌。在超过16个星期的时间里，食品和商业联合工会（UnitedFoodandCommercialWorkers）会员不辞辛苦，展示了非凡的耐心，勇敢叫板公司出台的另一项措施—（企业方）沉重打击工人组织，并削弱工人组织设定标准和使所有员工从中受益的职能。
（那些老板）已采用冷酷无情的策略，包括，选择性地停工、拒绝与工会开诚布公地协商谈判，与此同时，却仍然从关闭的和营业的商店分享利润。然而，《塔夫脱–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Act）禁止劳工展开间接抵制活动来对抗公司分享利润和迫使公司管理层坐到谈判桌旁。公司管理层关闭工厂，花费重金在媒体上展开宣传攻势，设法使毫不知情的消费者相信他们的一面之词—工人发起这场罢工，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工资。贪婪的罢工工人！
他们的宣称简直荒谬至极，因为事实真相与此恰好相反。
纳德严厉谴责了那些老板，因为正是他们将医疗成本负担转移到了工人头上，而不是替工人埋单。而且，他还说，把医疗成本向工人转移的这种做法，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独占鳌头”。他接下来对“悲剧性的恶性竞争”大肆嘲讽：为了不断追求低廉的劳工成本，这些跨国公司的老板使欠发达国家中希望吸引外资的国家间展开恶性竞争。最后，他这样问道：“民选官员都到哪里去了？在这场旨在赢得美国工人尊严、保障其温饱的战斗一线，为什么我们见不到他们的踪影？”
本书精华已为您连载完毕，谢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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