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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 / [日]加藤嘉一 著 ]
书籍介绍:
　　他1984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美丽的伊豆——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中的那个伊豆。
　　他来到世界上，仿佛就为了面对磨难：3岁遭遇车祸，5岁开始打工——送报纸、做模特，代替父亲和恶势力周旋，留下永久的伤痕……他恨社会的不公，但内心依然阳光……
　　中国经历改变了他对世界的看法，“非典”、奥运、汶川地震、中日关系……他的成长中融入了中国的元素，他也成为了日本新一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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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名家推荐（1）
名家推荐语录
白岩松（中央电视台高级记者、新闻评论员、节目主持人）：
现在，我们就可以夸奖加藤和他所做的事情，但十年或二十年后，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价值。
王旭明（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
一个普通的日本青年将种种不可能变为可能，从中还有滋有味的品尝美味，值得人们走进去，走进加藤。从伊豆到北京，你会发现你从未领略过的人生风景，艰难，理念与别样的成长成才。加藤因此从伊豆到北京，也因此能走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因他的人品与智慧，因他的青春与才华。年轻人该怎样生活，向加藤同志学习！
徐小平（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新东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加藤嘉一的中文如此之好，你不觉得他是日本人。加藤嘉一对中国是如此了解，你也不觉得他是日本人。但加藤嘉一对中国问题和中日问题的剖析和见解，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全新人类：关注国际和谐发展的环球人。
何亮亮（凤凰卫视评论部副总监、评论员）：
加藤嘉一是一个比较另类的日本青年学子。加藤君虽然还年轻，然而经历的丰富超过同龄人，志向也很远大。他是少数能够用中文写作的日本青年学子，这不仅是文字的能力，更是对日本与中国文化领悟与表达的能力，中国与日本的民众之间，甚至精英之间，都存在文化心理的鸿沟，能够缩小这种鸿沟，需要两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在这方面，我对加藤嘉一寄予厚望，来日方长，请继续努力！
胡一虎（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
在中日这个充满爱恨情仇复杂的历史双边关系中，突然蹦出这位发自内心对彼此未来都寄以理想厚望的年轻人，他用熟练的北京话以及新思维,与多数日本青年不了解，甚至误解的中国打交道。他是中日之间新一代造桥者，亦是中日“和”的使者。
宋强（诗人、作家，《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作者）：
这个帅小子，特别是这本由他写的书，让我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有了一些新的猜想……
蒋方舟（著名少女作家，清华大学学生）：
正文 名家推荐（2）
加藤嘉一是为这个世界而生的。看到他让我对这个世界恢复了信心。对于有可能变得更坏的世界，加藤嘉一是不会失语的人；对于有可能变得更好的世界，加藤嘉一是不会缺席的人。他是专业级的说话人，奔跑中的观察家，行动中的思想者。他如此年轻，势不可挡，令人生畏。
江小鱼（电影导演、文化评论人、诗人）：
加藤是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小伙子，缺点是太帅了一点。这本“自传”让我看到了他的不屈服，不服输，勇往直前的那股劲儿，既让人尊敬，又让人产生压力。我希望中国的青少年看看这本书，也许会比上十六年学都有用。
黄思路（曾经的全国十佳少先队员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
加藤是我北大的系友，他在北大留下了不少故事，比这本书里写的还多。但读了这本书，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关于艰难，关于努力，关于苦难造就人，也关于如何成为未来世界的主人……对为生存困扰或对未来茫然无顾的中国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本看了会变得清醒并受到感奋的书。
正文 目录
目录
引子001
PART1：逆风而走——我的自传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003
规则是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012
我是“童工”出身021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029
离别祖国038
来北京的第一天046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053
北大的“小联合国”——勺园的那些事儿061
北大学子是“精英”吗？080
北大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089
我的人生规划099
PART2：发现中国发现日本
中国青年在“折腾”109
不能让高考压死人！120
中国能走向和谐之路吗？130
中国记者为何拿红包？138
愚蠢的“左右”之争146
关于北京奥运的私人记录152
何谓“中国崛起”？169
日本“脱美入亚”了吗？179
反观祖国政治190
中日人民能和谐共处吗？203
后记21500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自序00
正文 自序（1）
自序
2008年对我来说很不寻常。是我24岁的本命年，是我从在华留学生活的基地——北京大学毕业之年。2003年“非典”高峰时以“三无状态”（不会中文；没有中国朋友；没有人民币）来到中国的青涩少年，这时已变成了一位受到关注的观察者和写作者，这一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我在华留学的五年时间非常充实，令人满意。刚刚享受并适当参与北京奥运的活动后，可以轻松离开北京，面对下一个阶段的生活，难道不是很完美的结局吗？
结果却并没有这样圆满和顺利。7月毕业之际，我感到无法解决的困惑：毕业后该怎么办？高中毕业后紧接着来北大留学，顺利得超出预计，也许因为太顺利了，才无法确定下一步的规划。之前，笔者从日本、欧美等150家左右的机构和企业拿到了所谓“offer”，都不是我主动申请的，都是对方主动邀请的。其中的一家开出了年薪100万人民币的高酬，说没动过心是骗人，但最终我放弃了，不止放弃了这一家，而是拒绝了全部offer。不为什么，只是直觉：中国这个21世纪举世瞩目的国家，值得而且有必要继续跟踪、观察。目睹了中国成功举办奥运，难道奥运刚过就走了？这样太功利了吧？
当时许多日本长辈们建议我立刻离开中国，理由是“你在中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从长远发展看，过多沉淀于中国对你并非有利，应该换个环境，先回国工作一段时间，或者去美国留学”。长辈们说的也许很正确，很合理。长期观察中国是应该的，但必须变换个角度和环境，这样才能使观点和立场更加平衡而客观，也才能避免被有色眼镜看待，淡化在一些人中“加藤是个亲华派”的印象。去美国是个不错的选择。日本人对美国的依存度和忠诚度是非同一般的。对我来说，既了解中国，也了解美国，了解决定未来日本走向的两个大国，这样才能平衡自己的未来立场，才更有可能被日本主流社会、主流部门与人士所接受。
后来我没有听取长辈们的建议，自己决定留在中国，继续观察“后奥运”的中国。刚刚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奥运大盛典，我本以为一切都会平稳下来，自己也可以稍微静下来，做安静的观察与思考。但始料不及的是，2009年的大事毫不亚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五四运动90周年、“7•5”事件、绿坝、阅兵、打黑、地王、甲流、保八、奥巴马访华、减排以及哥本哈根……大时代和大环境持续地考验着中国人的意志和毅力，似乎是为了看中国人能否挺住，如何走出去和引进来，如何尽可能理解来自西方的声音和压力，并让往往对中国带着傲慢与偏见的外国人能以此为契机改变对中国的印象。在国家社会转型中的关键时刻，中国人面对的环境，可谓毫不平坦，毫不轻松。
正文 自序（2）
2009年过去，迎来了2010年。此刻，我无法判断，当时抛开一切机会和建议，留在中国继续观察，这一选择是正确，还是错误。这个只能等到将来才能进行恰当的评估。不过，即使到时候的评估证明自己当时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也不会后悔，也不会感到丝毫的遗憾。
前几天跟一位我国领导人聊天，他竟十分赞同我当时的选择，毕竟中国的国情很特殊，不能以一般的经验主义去看待，他说：“你还是很有眼光的。”但他接下来口气一转：“但你看起来很疲惫，透支很厉害嘛。为了你的健康，也应该放松下来，换个角度观察中国也很有意义的。你就以维护健康、扩大视野为理由，明年离开中国吧。”笔者回应说：“您说得颇有道理，其实去年没离开，给了自己一个借口：被大国诱惑了。从人生的长河看，我宁愿被大国诱惑，这是值得的。”
我仍不知2011年会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就像绝大多数中国80后对自己的未来也无法把握，茫然浮躁一样。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天的中国，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年轻人还是中年人，领导人还是老百姓，都带着矛盾与困惑奋斗着，仿佛这是和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阶段相互联结，与生俱来似的。
但无论如何，还是那句话：不管今天如何，明天依然会继续。
在这里，请允许我向各位读者稍微解释一下本人写作这本书的初衷。这是我自己25年人生的回忆录，也是写给正在与癌症拼命抗争的父亲看的。这本回忆录也是我对父亲的“送别书”。任何一个人出生都不是经过自己的意志，而是由父母的意志决定的，我是“被”生下来的。没有父亲和母亲，自然或必然没有我这个生命的诞生。每逢生日，4月28日，我都深深感谢父母，那一天，被庆祝的不应该是被生者，而是应该感谢孕育生命并抚育生命的父母。假如我将来有了孩子，他或她一定也会为我祝福的。这是我理解的生命的逻辑、生命的伦理。
本书从我的降生谈起，依次描写了我从幼年到现在的全部生活。调皮的我，当“童工”的我，与黑道谈判的我，从事长跑的我，来华留学的我，在中国成长和发展的我……我在“非典”高峰时到达北京，我的第一天是怎么过的？我是怎么学了中文这一最难掌握的古老语言的？我在北京是怎样生活的？我是如何看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我如何评价中国教育现状？我跟中国年轻人如何交流感情、碰撞思想？汶川地震后我做了什么？奥运期间我是怎样度过的，有哪些特别的经历和感触？我和中日领导人有哪些接触？我如何分析崛起中的中国现状，如何预测其前景？“观察中国，反观日本”是我在中国扮演观察者过程中奉行的座右铭。那么，我如何反观祖国的内政和外交？在中国，我有没有获得对日本有用的新的发现和启示？中国人和日本人有没有可能超越历史，和谐共处？
正文 自序（3）
这些问题，在书中都有或深或浅的表达。我的经历也许并没有那么跌宕起伏，但也绝非平淡无奇；我的观点也许并非那么无懈可击，但却十分真诚。希望大家把这看作一个正直的日本青年心声的倾诉，表达的是一个目前仍生活在中国的日本80后的真实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其中有深深的中国经历在起作用。
1月21日晚上11点，刚刚下飞机，从广州回到了北京。全身都疲倦，刚上了出租车，手机响了，“这么晚，谁打电话来了，真不礼貌……”对方号码好像是乱码，应该是从海外打来的。唉声叹气，勉强去接，“Hello……”
“是嘉一吗？”一听就明白，吓了一跳，居然是我母亲打来的。
“噢，妈妈，你怎么了？怎么这么晚打电话？”
母亲说：“刚才我打了你手机好多次，但一直关机，终于打通了。”
“噢，对不起，我刚下飞机呢。”
我很少跟母亲通电话，我们母子之间一向有着心灵相通的默契，除非有什么急事或大事，我们一般是不通电话的。有个说法叫做“Thereisnonews，itisagoodnews（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母亲这么晚打电话来，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我在一瞬间调整状态，做好心理准备，安静地跟母亲说：
“妈妈，出了什么事吗？你的声音好累啊，没事吧？”
“嘉一……爸爸生病了。”
“什么？他得了什么病？上次不是说他肠胃不好，医生说要吃药吗？”
“嗯，我本也以为是肠胃出了点小毛病而已。后来医生说……”
母亲的声音发抖，我能感觉到她已经流了眼泪，很想去拥抱她。
“妈妈，你别着急，慢点说，父亲得了什么病？”
“胰腺癌，他得的是胰腺的癌症。”
“……”
“嘉一？你在么？嘉一……？”
“嗯，我在。妈妈，爸爸得的病是癌症，胰腺癌，是么……有没有可能医生搞错了呢？”
正文 自序（4）
“是我亲自去医院打听的。医生说，癌细胞已经转移了……转移到其他内脏了，动不了手术，已经晚了……”
我曾经查过，胰腺癌是所有癌症里面最“麻烦”而难以治疗的。胰脏位于胃的后面，即使一个患者那里得了癌症，也是不容易发现的。当被医生发现的时候，往往都处于“转移”的状态，而“转移”对治疗癌症来说意味着“致命”——不转移难以被发现，被发现已造成转移，这是胰腺癌的矛盾，医学界至今还没找到克服的良策。
几秒钟内想了这么多，脑海一下子变成了空白，忽然间听到了母亲的叫声。
“嘉一，你听到么？25日下午5点钟，担当的医生说必须让我们所有家人过来，听他亲自解释爸爸的病状以及今后治疗的方法。我说了长子在国外，恐怕无法回来。但医生说，必须所有人参加，说这是规定。嘉一，你说呢？你能回来吗？”
我端正姿势，脑子里立刻过了一遍接下来几天的日程安排，有许多重要的事情，但再重要，也没有比父亲的病状更重要的事情啊。我跟母亲说：
“妈妈，我能回去，明天22日一早就订机票，25日下午一定在医院。订完机票后马上通知你时间。妈妈，你先别着急，25日好好跟医生沟通，然后大家一起商量，决定今后怎么应付，好么？”
母亲还是老样子，老担心给我添麻烦：“嘉一，对不起，我知道你很忙，有很多事情，千万不要勉强，如果有事请，我来跟医生解释一下你来不了。”
突然想起少年时代。母亲一向这样。我们家过去遭遇过许多生活上的困难，也经历过无家可归的局面。爸爸的公司破产，母亲拼命赚钱照顾我们，逃债的日子，母亲是最累的，十多年的奋斗，辛辛苦苦地养大我们三个孩子……每当听到母亲跟我说对不起，我都控制不住情绪，忍不住想流眼泪……
“妈妈，现在正是需要一家人团结的时候。要是我这个长子此刻不发挥作用，我为什么活着？我会后悔一辈子的。你不要担心，我一定把事情安排好，等我消息。你那边已经过了12点吧，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好好睡觉，好么？”
“嘉一，谢谢你。你也不要太拼命，早点休息。”
“谢谢妈妈，我明白了。晚安。”
“嗯，晚安。”
正文 自序（5）
接下来，我在出租车内给有关人士打电话，把未来几天的所有安排都推掉了，没说理由。
匆匆忙忙地回到北京的家，看了手表，过了12点了，躺下来，不知为什么，睡不着觉——那天晚上是我长到这么大第一次彻底失眠。
天亮了，在沙发上坐着，什么都不想，到了8点，给携程网打电话订机票。订了第二天（23日）早上北京飞往东京，26日早上东京飞往北京的往返票，一共3800元（含税）。确定可以回国了，立刻给母亲打电话好让母亲安心。我接着开始在脑子里计划回北京后的安排：26日中午12点多到达北京，15点到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的凤凰会馆参加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录制，谈“撤销驻京办”；晚上回家写《金融时报》专栏；27日下午参加图书策划会议；晚上参加深圳卫视“22度观察”的录制，谈“2010年中日关系会不会大突破”；28日上午飞往上海，参加29日下午“第一财经”“头脑风暴”节目录制，谈“2010中日经济大猜想”，完了开个图书策划会议；30日凌晨写篇给日本媒体的文章，白天在上海参加一系列会议，晚上回京；31日早上飞往辽宁展开调研活动……
没问题，很清楚，先安心地回国处理家里的事情吧，好好跟家里人沟通，安抚母亲、弟弟和妹妹。当然，尽量保持平常心，心贴心地跟爸爸交流，是最重要的。
回到日本的家，看到父亲就说不出话：他瘦了很多，原来有80公斤的体重，母亲说先是下降到60公斤左右，如今只剩50多公斤了……整个人都变相了，原来那么爱吃肉的父亲，连粥都不能好好地吃了。他还一直睡不着觉，胃后面的胰腺太痛了，坐着很痛，躺着很痛，换什么姿势都痛，是不可忍受的惨痛，不可避免的巨痛。
父亲看到妹妹（22岁）的孩子时显得十分高兴。毕竟当了姥爷，跟外孙子玩儿是最幸福的。看到爸爸幸福的样子，我心里也稍微踏实了一点。谢谢妹妹！
24日是周日，一家五口人相聚，我们一起出去买菜，做菜，吃了火锅。在日本，火锅是一家人团聚的家常菜。好久没有吃母亲做的菜了，母亲做的菜至少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可惜，爸爸吃不下，只能尝一点点，但听母亲说，比起前一阵，父亲食欲算是好的了，长子从北京回来了，爸爸也很高兴，虽然他伤了元气，不能像从前健康时那样表达感情，但我能感觉到，爸爸欢迎我回家。
25日，这一天，父亲要接受特别的治疗，住一天的院。从事福利医疗方面工作十多年的母亲先带着父亲出门，然后妹妹的老公开车带着我、弟弟、妹妹和妹妹的儿子过去。下午5点，父亲睡觉，我们四个人被父亲的主治医生叫上，我们一起走进了他的房间。
正文 自序（6）
医生开始解释父亲的病状。我感觉到医生在尽量保持平静。他说的内容跟我原来听母亲说的基本没有差别。医生安静地说，“父亲得的是胰腺癌，已经转移到其他内脏，不能动手术了，只能通过抗生素等方式尽量进行治疗”。医生接下来开始说明即将展开的治疗方式和治疗程序。气氛很沉重。突然间，妹妹高声地问医生：“医生，父亲的病状，有没有可能治好？”医生显得很痛苦，他应该曾经接触过无数个像我们这样的家族吧。过了一阵子，他摇头……
“我这样说，亲属们肯定很难过，但实话实说，父亲的病状已经是晚期了。胰腺癌是最难以发现，治疗起来也无比困难的。从过去的经验看，我是没有遇到过到了父亲这样的地步，还能被拯救的患者。”
我问医生：“医生，您估计父亲的寿命还有多久？”
医生回答说：“寿命我不好确定，还要看父亲努力治疗的情况。但从过去的经验看，最快三个月，最长六个月吧……”
沉默了一会。母亲脸色不好，我就代表家族向医生表示谢意：“谢谢您的解释，今后对父亲的治疗，请您多多关照。”
离开房间，我们四个人走到大厅，坐下来，又是沉默。第一个流眼泪的竟然是长子嘉一。回想起幼年时代，少年时代跟父亲度过的日子，我怎么也忍不住泪水。我是给父母增加负担最多的人，曾给他们添过很多麻烦。妹妹过来拥抱我：“哥哥，你别哭了，爸爸没事的……”妹妹始终是我最依赖的，最可靠的亲人。她很有责任感和处理事情的能力，人也很坚强，很聪明，很有思想。比我小一岁的弟弟一直沉默，什么都不说，一个人沉默着。母亲跟我们三个孩子说：“我们好好照顾、支持爸爸吧，让他尽量过好晚年，四个人有效分工，一个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个人。加油吧！听到了没有嘉一！你别哭了，你不是老大吗？”
迄今为止，父亲每天忍耐着残酷的治疗，顽强地奋斗着、生存着。有丰富福利医疗经验的母亲每天陪着他，三个孩子根据目前的工作状况，分工为父亲的治疗各尽其力。1月25日医生的“最后通告”已经过了40天了。爸爸在奋斗，我们在奋斗，绝对不言放弃，一家五口人一起，团结奋斗……
我想告诉父亲：你的儿子长大了，从艰难的少年时代走出来，在人生中的第二个舞台——中国好好地过着日子。你养育的儿子，已经吸收了智慧，可以稍微思考东西、表达意见了，也可以贡献社会了，虽然还只是一点点。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最简单的事实是，没有你，就没有我。我们是命运共同体。爸爸，你听到儿子的心声了吗？
我挺好的，将好好把这一辈子过下去。你的快乐，你的痛苦，你的作风，你的思想，你的成就，还有，你的遗憾……儿子都将铭记着，并沿着你为我打开的人生之路，勇敢地走下去，无论如何，都坚持到底……
2010年3月5日写于北京
正文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1）
PART 1:逆风而走——我的自传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山路变得弯弯曲曲，快到天城岭了。这时，骤雨白亮亮地笼罩着茂密的杉林，从山麓向我迅猛地横扫过来。”
摘自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
（叶渭渠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伊豆（Izu）”这地名，许多中国朋友应该很熟悉，就是日本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川端康成1926年发表的短篇自传性小说《伊豆的舞女》中描写的那个地方。小说描写了20岁的“我”（应该是川端本人），一个日本旧式高中的学生，在去伊豆天城山旅行时，与一位14岁的舞女发生初恋的故事。小说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对“伊豆”这个地名的知名度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部小说和同名电影，很多人才知道了“伊豆”，许许多多的国内外游人才慕名来到伊豆。
“天城（Amagi）”横贯伊豆半岛东西，从中间将伊豆一分为二，分别称为北伊豆和南伊豆。天城有个“汤岛温泉”，汤本馆旅社正是川端康成写《伊豆的舞女》的地方。汤岛位于天城山北侧山麓的最南端，周围有着成片美丽的雪松林，绵延的狩野川在此形成很深的溪谷，河水清澈见底，溪边栽种着大片的芥末。这个地区自古就受许多文人的喜爱。
《伊豆的舞女》不止一次被改编成电影。最有名的是1974年由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合作演出的同名影片《伊豆的舞女》。这对金童玉女在影片中把一对少男少女之间那种纯真、朦胧的初恋情愫演绎得入木三分，十分感人。
因为写作本书，我又重新翻阅了川端康成的小说《伊豆的舞女》，小说第一句中描写的情景，一下激起了我对母亲生长的伊豆半岛之东入口热海（Atami）的怀念。这个不仅繁华，而且气候温暖、风光明媚的观光地区，到处都是弯弯曲曲的山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没法骑自行车，没有城市地铁，要么乘公交车，要么就只能走路，生活不太方便。
生活不便的另一个原因是物价昂贵，原因可以归结为它是旅游胜地。作为日本著名的旅游胜地，它有着久远的旅游传统，浓缩着独特的历史意蕴。在江户时代，以德川家康为首的许多将军、大名都曾来热海参观，许多文人墨客也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很多名人在此拥有自己的别墅，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就是其中之一。
正文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2）
热海是个很漂亮的城市，它的天然露天温泉、美丽的海景、勾人胃口的海鲜，对游客都有极大的诱惑力。海鲜是伊豆的名产。伊豆半岛三面环海，海产丰富，有美丽的金眼鲷、又甜又新鲜的鲍鱼，乌贼、伊势虾、河鲈、海螺和竹鱼等，品质好，味道佳。那里的早市人气旺盛，非常热闹，充满活力。我们那里的人习惯吃生鱼片（日文叫“刺身Sashimi”）。日本人普遍有吃生鱼片的习惯，伊豆的居民尤为喜欢，生鱼片是他们食谱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伊豆，生鱼片也好，寿司（Sushi）也好，价格都比中国国内便宜。我小时候经常早上去位于港口、早市旁边的寿司店，“一小时寿司自助”1000日元（约合60—70元人民币），可以享用包括所有高档、中档、普通的寿司，新鲜度绝对有保证，选用的材料称得上是极品的。我不知道中国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真正新鲜的生鱿鱼是透明，而不是白色的。
热海的地理位置也不错，交通很方便，从东京站坐1964年（东京奥运年）正式运营、世界上首例高铁——新干线东海道线，一个小时就到了。这条新干线由川崎重工建造，行驶在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之间，车速每小时300公里。许多居住在东京的有钱人，喜欢选择热海作为度假地点。
热海这个城市近年来也陷入“超老龄化”的陷阱。每当我回热海，都能感觉到这个老城的日益老龄化，年轻人高中一毕业就离开那里，到东京上学、就业，不再回来。随着医疗技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更加长寿，这些长寿的老人往往无事可做。因在热海找工作不容易，很多中年人也开始选择到其他城市去找寻工作机会。热海没有重工业，轻工业也不发达，主要靠大自然赐予的自然环境吸引游人来制造就业机会，但近年来因为经济不景气，旅游产业也没有原来那么红火了，这个靠旅游观光支撑的城市，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似乎有点难以为继的感觉。但这个地方的位置和环境实在太好了，离东京那么近，只有105公里，又拥有着代表日本风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积淀，还有着让人感到非常亲切的人情味儿，相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后，找对合适的管理和经营人才，配合好的政策，一定会重塑她昔日的辉煌。
伊豆是个半岛。伊豆半岛位于静冈县的东部，分成东伊豆、南伊豆、西伊豆和中伊豆，有山有水，但自然灾害也多，经常遭遇台风、地震、洪水等。从伊豆往北看就是日本最高的山——富士山（3776米），这座山跨越静冈县和山梨县。日本的行政划分为47个“都道府县”，除了“东京都”、“北海道”、“大阪府”之外，都是属于“县”，这个县可不是中国的“县”，而是相当于中国的“省”。
正文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3）
我对中国朋友介绍自己，一般不说来自“静冈县”（对日本人则说“我是静冈出身”），因为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县，说“我是伊豆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明白我是哪来的，这么说能很快能拉近心里上的距离，很管用。
我生于1984年4月28日凌晨，伊豆的某所大学医院。我出生的两个小时前，就是我母亲辛辛苦苦忍耐着、奋斗着把我生下来之前，发生了使得在外面等待的父亲感到震惊、悲痛的一件事——我奶奶去世。我是后来到了五岁（我记得是这个时候）才听父母说到这件事的。是命运的分裂，还是天意的拨弄？父母对我说：“你在母亲怀里的时候，表示最大兴奋的是奶奶，她一直很期待见到你，没想到你们俩‘交接’，一个走了，一个来了。我们都认为你是她的‘后身’，为了她，你要好好活下去，以无愧于她对你的期望。”
从小到大，我每年都去***坟墓那里。日本人普遍有拜坟墓的习惯。坟墓一般都位于山下，附近能看到寺庙。每次去，我都要跟在“天国”的奶奶聊很长时间，向她“汇报”我的成功与失败，快乐与痛苦。2003年高中毕业，去中国之前，我是这么说的：“我要去中国了，周围很多人反对，奶奶，你怎么看我的选择？”夏天回国时，我这么跟奶奶说：“奶奶，我好像会了点中文，跟中国人交流基本没问题了，父母过日子很辛苦，所以我兼职做了翻译，可以赚点钱，养活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仿佛听到奶奶在我身边说：“嘉一，你要相信你的选择，只要你觉得正确的，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要往回看，即使错了也没关系，不要影响自己的信心”;“我儿子对你不好吗？他有没有好好给你寄生活费？你不要对他客气，你还年轻，要好好吃饭，保证营养。”我回答说：“谢谢奶奶，我很好，在中国也没什么适应不了的，那里的人对我都很和善，没事的，我会在那里好好活下去。”……
我从来没有向她说过谎话，她是唯一知道我的一切的人，也是唯一安静地、平和地倾听我心声的人。没有她的存在，我绝对不可能活到今天。我与她之间，看不到，摸不着，但心连心，手牵手。以后，也会一直这样一起走下去。
我2003年“非典”高峰时期来到中国，以后我每年都回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到墓地见我从未见过的奶奶。我通过照片看到过奶奶，从照片上看，我们俩很像。通过父亲的介绍，我知道奶奶很善良，从不生气，对孩子们的营养、礼仪、做人等的关心相当周到细致。他们在伊豆的小岗村从事农业，一家五口人处于半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他们早上4点钟起来，出门种地，或把产品送到批发销售点去，晚上6点左右回来。爷爷是个很勤劳的人，个子很高，很帅，为人很朴实。我的高个儿是继承了他的基因。我身高一米八五，他有一米八　。
正文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4）
爷爷是有缺点的，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他是一个“酒鬼”。他每天一回家就开始喝酒，喝完酒，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时候的爷爷凶猛、暴力。奶奶常常挨打，没有理由，就因为他喝完酒后变成与野兽差不多的性格，这个时候，我父亲会带着姐姐和妹妹躲到山里去，在那里惊恐地呆两个小时左右，等到爷爷睡着了，奶奶过来叫才敢回家。他们每天都是这样过日子，奶奶始终觉得对不起我爸爸，爸爸的姐妹至今非常感谢我爸。可以说，是我爸爸保护了全家五口人（虽然我爸爸后来也变成了酒鬼，我母亲，还有弟弟、妹妹从小为爸爸喝酒所困扰，只是他不暴力，喝醉酒就睡过去）。奶奶53岁时去世，去世的原因听父亲说是癌症。得不得癌症在某种程度上和运气有关，没法控制。在日本有个说法，“今天是两个人当中一个人得癌症的时代，而且癌症是遗传的”。
去年（2009年）年底，爷爷也去世了，享年85岁。死亡的原因同样是癌症。他临走之前，我回国陪他过了三天四夜，我回北京后，他就走了。对爷爷，我的感觉与奶奶不一样，我没见过奶奶，却继承了她对生命的渴望；我从小与爷爷相处，也亲眼目睹过他施行暴力的场面，说实话，心情比较复杂。但这不妨碍在他走之前，我们好好聊天，我给他做饭，喂他吃饭，我在身边，他食欲有所恢复，很高兴、很安心的样子。毕竟是爷爷和孙子的关系，血缘关系使我们无法分割。由于我在北京很忙，没能参加爷爷的“葬式”，但我们都不会感到遗憾的。就像“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似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任务。盲目同情，为对方伤心而忽视自己该做的事情，是错误的，客观上也无法帮助临走的人，也不可能有利于你成长。还是那句话，该发生的总会发生，想躲都躲不了，我就做好该做的。希望我的人生，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小时候一直是跟姥姥一起过的，我下面有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弟弟和一个小四岁的妹妹，因为孩子多，妈妈就没时间照顾我，不是愿不愿意，而是没办法。我很喜欢姥姥。听她说，我是三个外孙中最调皮的，从小是不怕一切、敢说敢做的人。到了超市顺手拿东西不结账，欺负弟弟，打架，在公共场所摸摸年轻女性的某某部位之类的事没少干。晚上不睡觉，姥姥就抱着我到外面散散步，兜兜风。白天使劲玩儿，疲惫不堪的我自然就睡着了，晚上又有了精神，真拿我没办法。
姥姥也跟我说：“嘉一从小就是个相当聪明的孩子，我教你一句，马上就能记下来。很小的时候，你就记得家里每件衣服是归谁的，说‘这是姥姥的’‘那是姥爷的’‘这是妈妈的’，却从来没有说过‘这是我的’，你从来都是关心家人的好孩子，妈妈没吃饭，你坚决不吃，绝对不动筷子。你是我最操心、最担心的孩子，但你一直是最善良的，最懂事的，能替别人着想的孩子。”
正文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5）
姥姥从小过的也是十分艰难的日子。她有五个妹妹，十岁时失去了母亲，父亲在外面拼命工作，养活六个女儿。姥姥每天背着两个最小的妹妹上小学，上初中后，每天放学后马上回家给五个妹妹做饭，真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爷爷从小也过着很艰难的日子（他有八个兄弟）。现在想来，二战前后的日本，老百姓的日子真叫穷，许多家庭里，孩子也是营养不足，吃不饱饭。直到我父母出生的五六十年代，日本才开始逐步走出战败的阴影，开始回归国际社会。后来我学了国际关系、政治经济，才了解到日本战后的腾飞是个奇迹，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认可，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许很快将变成世界第三），有个美国人还写了本《日本第一》，日本人也写了《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但我从父母那里听到的细节和故事都是截然相反、令人深思的。他们从小到大都过得很不容易，许多人没能上高中和大学。我父母都是70年代末高中毕业的，后来也没有上大学。他们都很想上，但经济条件不允许，只能直接找工作，然后结婚成家，生孩子。这可能跟我家在农村有关系，就像今天中国的农村一样，许多孩子不管愿不愿意，都无法上大学。我知道许多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名校毕业的朋友的父亲很有社会地位，当官，做律师、医生、大学教授等等，他们都属于高学历、高收入的群体。至少我家从来不是这样的，一直过得简朴而艰难，从来没有过过那种奢侈的生活，至今为止，我仍然不敢跟那些有钱的朋友——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出去玩儿，不敢大手大脚地消费，因为这不符合我的人生规则，考虑到长辈们艰难、勉强度过的那些日子，我就更加不敢。所以，我从来都拒绝那些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尤其是“太子党”、“富二代”们的邀请，对不起他们，我不是恶意的，也不蔑视他们的做法，我只是生理上、观念上无法接受。
反正，农村出身的加藤家从来都是很穷的。爷爷、姥姥那一代，父母的那一代，直到我这一代。
我三岁时的某一天，姥姥带我去看牙齿。看完牙齿，调皮的我趁姥姥带着医疗保险书结账的时候单独出去，偷骑了门外的一辆小自行车拼命往坡下蹬，我很兴奋，姥姥在后面拼命叫我：“嘉一！你在干吗?”我回头看了一下，然后再往前看，突然间，一辆卡车从右手开过来，我也发现了，却无法停止，对方似乎没注意到，来不及刹车了，相撞，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正文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6）
轻易以为有明天0之后的情况是听父母和姥姥说的。姥姥马上叫了救护车，大约15分钟后车来了，姥姥抱我上车。撞的部位是右半身，出血很厉害，在救护车里就开始输液，到了医院被送到手术室，因为出血太多，一度生命垂危，动完手术，我好久没醒过来，父母着急了，手术失败了，还是手术后的处理上出了问题了？还是本来就没有挽救的希望？
后来，我竟奇迹般地醒过来了，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后，我出院了。只是几块移植手术后的伤疤永久地留在了我的右半身。每到冬天，右脚上的伤疤很痛，容易麻痹。到了八岁左右时（准确的时间记不清了），右边的耳朵好像听声音不是很清楚了，我把它视为车祸的后遗症，虽不一定有科学依据，但我需要给自己一个解释，否则我会走到崩溃边缘的。
我这个人坚决认为，对于和我有关系的一切事物，都是要解释的，不想简单地归为“不为什么”。凡与我有关的，都是如此，***去世、我的后遗症、我家的经济状况、我在学校遭受的歧视和排斥……一切的一切，我认为肯定是有原因、有背景的。解释自己、说服自己从来都是我生活当中的首要任务，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执著、很顽固的。
我幼年时代的交通事故，及***去世等事件，让我牢牢确立了一个观点：别轻易以为有明天。你的生命，任何时候都处于危机当中，谁能保证明天一定不会撞车？交通状况这么乱；你能确定飞机不会坠落吗？它毕竟是人造的、人驾驶的；你能确定不会被人暗算吗？在你没意识到的时候，你可能正被很多人痛恨着呢！
你的生命多久，不一定是由你决定的。这个世界，充满着不确定和风险，这些风险中的绝大多数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就提醒我们，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珍惜每一天，过好每一刻。未来当然很重要，为未来打算很重要，但千万不要为未来无法预测的事情而压制自己，牺牲现在，因为这是不合理也不人道的活法。所以，我们说要保持平衡（keepbalance），就是今天你的生活和未来你的辉煌之间保持尽可能合理的平衡。具体讲，首先你要能感觉到现在过得充实，其次要感觉到你此刻的努力与你即将到达的未来有关系，而且是良性、积极的关系。其他都管不着，让别人说去，让社会搞去吧。一定要做好你自己，对得起自己，同时，也要对得起关心你的人，尤其是父母，还有父母的父母。
正文 规则是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1）
规则是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伊豆人。我生在伊豆，但在那里只呆到十岁。当时，我父亲在一家普普通通的公司做会计。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经常悄悄地跟几个朋友到静冈县以北的山梨县（演员柏原崇、球星中田英寿的家乡）出差，考察矿产资源什么的。我当时不懂爸爸想干什么，母亲只是告诉我：“你们三个孩子以后要上初中、高中，还有大学，把现在的工作干下去很难解决学费问题，爸爸在努力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哦。”
现在回想，如前所述，我小时候特别调皮，经常不顾父母的面子，在公共场合做不该做的事，在学校里也经常打男生、欺负女生，母亲经常拉着我到被我打、被我欺负的学生家里“谢罪”，鞠躬，送点礼物什么的。我弟弟和妹妹从来不像我那样，他们是乖孩子，但他们的哥哥却经常给母亲添麻烦，现在想来，真的很对不起母亲。不过，我始终是母亲的聊天对象，我11岁时已经有一米七的个头，长得像大人一样（虽然我的脸像今天一样始终是个Baby face），人也比较聪明，判断力和谈判能力极强，所以经常跟母亲聊天，聊的内容从母亲对父亲抽烟、喝酒的抱怨到家庭收支平衡，一直到未来买房等问题，几乎无所不包。现在想来，并非因为我真的多么懂事，而是孤寂的母亲需要一个谈话者啊。
我小学四年级结业（当时我十岁）前夕，父亲突然宣布：“我们要搬家了，到山梨县身延町（“町”相当于中国的县）去，我有了新的工作，可以赚大钱，已经在那里建了房子，很大的，可以让你们过好日子哦。”我们闪电般地收拾东西，根本没时间犹豫，也没有时间和心情怀念原来的朋友和伊豆的风味。我当时已是非常不错的柔道（Judo）运动员，身体特别棒，已完全脱离小学生的体格。身高一米七以上，体重75公斤；到14岁时（那时我改练田径了），我已长到1.78米，体重56公斤，我对自己进行了根本性的“肉体改造”，从上面两个数字能够看出这一点。练田径三个月就参加了全国大赛，并获得了第四名。本来打算好好把柔道练下去，日本柔道协会的干部也认为我可能成为“日本柔道界的新星”，但我也只好放弃，因为要离开家乡嘛。还好，小学四年级的小孩子，心里总是光明的，因此也没有想很多，只是内心里始终坚信自己还可以在其他体育项目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当时我下决心在新的地方挑战新的生活。父亲的朋友们（全都是前国家队运动员）帮我们出卡车，一日内免费完成了大搬家。我们在山梨县的新生活开始了。
正文 规则是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2）
父亲的新工作与矿山里的沙子有关，他们把那些沙子挖出来，加工，销售出去，就这么简单。因为他多年从事财会工作，因此由他负责财务，他的几个合伙人，分别负责与当地政府和客户谈判，并负责统筹、技术等。我内心期待父亲能在新的岗位上做出令人自豪的业绩。
我、弟弟、妹妹都转到了新的小学——身延小学校，我上五年级，弟弟上四年级，妹妹上一年级。妹妹还好，反正是刚入小学，没有离别，只有开始。我和弟弟离别了原来的朋友，有些伤感，但也勇敢地融入了新的环境。这所学校很小，每年级只有一个班（原来的学校有三个班），山梨县这一周围没有海的盆地地区，人口不多，社会结构主要以乡村为主。我和弟弟融入得还算比较顺利，两个人在爸爸的指导下每天早上晨跑五公里，放学后跑五公里，上学来回走路十公里，总之，每天连跑带走达20公里。在学校的运动会和地区的跑步比赛中，没有人能赶得上我们，要么是我第一，弟弟第二，要么是弟弟第一，我第二。
我们还参加了学校的棒球队。虽然棒球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项目，但通过强化训练，很快就超越其他队友了。这除了归功于刻苦训练，不谦虚地说，也和我们的运动天赋不无关系。我练了两年，弟弟练了三年，这项运动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我们结交了新的朋友，我还有幸参加了地区及全国性的比赛。日本人讲究“文武两道”，相信把学习和锻炼兼顾好，才能成材。今天，在日本的政界、商界、媒体界等很多领域表现出色的人都曾经或多或少有过当运动员的经历。这一点，中国的朋友似乎可以学习、借鉴，不要把学习和体育看作两件不相干的事，也不要看成是矛盾的，两者是可以兼顾的，或者说，只有兼顾好，才能真正取得成功，这是我非常坚定的一个认识。
我学习成绩也不错，决定不去上身延的县级中学，而去考位于山梨县县厅所在地（等于中国的省会）甲府市的私立学校——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一个月内有两次考试的机会，第一次失败了，没考上，第二次勉强考上了。实话实说，爸爸也动员了一些体育界的人脉，山梨学院大学有附属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高中和大学的体育水平是山梨学院引以为傲的招牌。但我上的初中就像中国中学的实验班似的，非常注重文化课学习和升学率。我记得，当初入学面试的时候，我跟面试官说：“我最擅长的是体育，希望在体育项目上发挥自己的优势，给母校带来光荣。”面试官反驳说：“加藤君，山梨学院的初中、高中实验班的教育一贯是为了培养能够上东京大学等名牌大学的人材而设立的，原则上不允许学生参加正式的体育比赛，你明白吗？如果想从事体育，你最好去其他初中。”我误会了，虽然“山梨学院”的体育很有名，但在高中阶段，实验班和校队班是分开的，两者几乎没有交流，如果我上这里的初中，到了高中阶段，自动被送到实验班，就不能搞体育了。我没有办法，只能先点头：“哈伊，我会好好学习的。”
正文 规则是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3）
当然，面试中的表现是“装”出来的，虽然小小年纪，我也知道不能拿鸡蛋去碰石头的道理。我这个人，让我不搞体育是不可能的，生理上不能接受。自小到大，体育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到今天，我虽然早就退役了，但仍坚持每天跑步10到15公里，跑步对我来说跟呼吸一样重要，我可以不写作，但一定要跑步，因为它是我生命的象征，同时，跑步让我悟出了许多人生的哲理。跑步也成为了我评估生活合理程度的一杆标尺，什么意思呢？我每天过着非常匆忙的生活：写作、上课、看书、研究、采访、演讲、做项目、讲课、谈判、开会……但如果哪天匆忙到连跑步的时间都被侵占了，那就等于越线了，我就要逼着自己调整状态。跑步，是我永恒的，甚至是唯一真正的伙伴。
走了半个后门儿，成功进了山梨学院附属中学初中部之后，我先是乖乖地学习，因此成绩也还说得过去，在这所全国精英集中的重点学校100多个学生里，考试成绩属于前20名。当时，我住的身延离学校所在的甲府很远，坐电车单程一个半小时。每天我6点半动身去车站，8点半到学校，下午5点钟放学，要7点钟才能到家。每天复习功课都在电车上完成，到了家，我立刻换衣服，在父亲的指导下跟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点钟，洗澡，吃饭。天天如此，很有规律。我喜欢过有规律的生活。每天过一样的日子，我一点也不感到厌烦，我习惯按确定的节奏生活（所以很不适应北京没有规律、计划跟不上变化的生活），我还认为，人只有坚持按自己稳定的节奏过日子，才能走向成功。我一般不读什么介绍别人成功模式之类的书，我总觉得那是别人的事，跟我无关（所以很怀疑今天中国年轻人看得很多的成功励志书），他们有时间看他们的书，我有时间就好好去跑我的步，跑步不仅锻炼了我的身体，让我身心愉快、健康，同时也磨炼了我的意志，让我不怕任何困难，性格上也深受影响，按中国话说，那就是“拿得起，放得下”。既自信，又心胸开阔，这两条，对一个男人的成功也是很重要的。总之，我享受自己的学习和锻炼，也相信自己会走向成功，成功的答案永远在自己手中。
母亲和妹妹已经习惯了一家五口当中三个男人是体育迷，或长跑迷。我们家的吃饭时间，周末的休闲方式等，都与三个男人的跑步习惯息息相关，两位女士始终全力配合我们的“自私”，尊重我们的习惯。
感谢她们！
正文 规则是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4）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跑步”始终是父亲、弟弟和我三个人之间的交流纽带，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甚至是唯一的共同语言。从幼年到少年，直到现在，一直如此。我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别的话题可聊，我也从来不跟他们聊我在中国做什么，对我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他们是不知道的，我也不问弟弟工作上的事，生活上似乎也不大关心，比如有没有女朋友之类的，他不主动说，我也从来不问。我们在一起时，只是一边看看奥运会、全国大赛、大学生接力赛跑等比赛的录像带，一边一起分析谁跑得不错，某某国家的潜力何在，日本队的未来怎样等等。
这涉及到我们家的一个“潜规则”，就是四个字——“互不干涉”。从小如此，我们五口人除了相互交叉的生活点，比如跑步、吃饭、旅行等，除此之外，平时基本上彼此不过问其他人的事情，包括学习、工作等等，统统不过问。说起来不是显得不像一家人了吗？不会的。平时彼此不过问，不干涉，但每周末要开一次家庭会议，每个人要在会上汇报一周过得怎么样，遇到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什么需要家人来解决的。这样的会长短不一，有事则长，无事则短，快的五分钟就结束，最长的曾开了两个小时。
我们都很喜欢这种家庭生活方式，该沟通的沟通好，该强调的强调，该搁置的搁置，该放任的放任。记得我妹妹初二的时候，有一次，她跟朋友们出去玩儿，半夜两点钟才回来，其他人都睡着了，我有点担心（我跟妹妹关系很好，弟弟和妹妹的关系不好，这似乎是固定的关系结构，我跟弟弟更像一种竞争关系，毕竟相差只有一岁嘛），平时我也不过问妹妹的生活，但这天因为时间太迟，我心里很不踏实，我没有像平时那么早入睡，而是一直醒着，确认妹妹回到房间，才放下心来，当然，我也没有去问她晚上的事。在中国人看来，可能觉得不可理解，在日本的许多人看来，也是如此，但在我们家，这已经是一种常态。
第二天早上，在饭桌上，母亲问妹妹：“你昨晚回来得很晚，没事吧？”妹妹说：“没事，跟朋友玩儿得很开心，就忘记看时间了，不好意思，下次早点回来。”母亲说：“没关系，只要你对自己负责任就好，如果觉得外面不安全，就早一点回来，你觉得没事晚一点没关系，你自己来控制就好。”那时，我用眼神告诉妹妹：“你以后还是尽量早点回来吧，出了事，会给妈妈添麻烦的。”妹妹用眼神回应：“我知道了，以后不那么晚回来了。对不起哥哥！”我和妹妹之间的默契，有时用一个眼神就沟通好了。
正文 规则是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5）
我的妹妹叫萌美（Megumi），我们俩长得很像，她比我小四岁，因为年龄差距，加上她又是女孩，所以我们之间没什么可争的，她始终很依赖我，但也有办法让我依赖她。她非常懂事，穷人家的境遇也让她比较早熟，从14岁开始她就开始打工，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她既聪明又利落，有很强的生活自理能力及生存能力。她也受到了加藤家风波（后面详细谈）之影响，但她从不气馁，从不抱怨，也不慌乱，始终坚持自己的节奏和生活方式，并培养了良好的体力、智力和毅力。她今年22岁，已经结婚了，一边上大学，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去年10月，她生了个非常可爱的男孩儿，叫“一叶（Kazuha）”。我问她：“你起这个名字的出处是什么?”她说：“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名字，还有，名字里有‘一’，是因为我想让他成为像哥哥嘉一这样聪明、可靠、帅气，但又有一点点害羞、腼腆的大男人。”我听到妹妹这句话后，果然变得很腼腆，脸一定红了。
“小萌，真拿你没办法。”腼腆之下，我一时有点语无伦次。
我在心里说：妹妹，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崇拜的人，但愿你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哥哥也会为你，还有可爱的“一叶”做出好样子，坚持到底。
虽然每天兼顾上学、跑步很辛苦，但我坚持了下来。初二时，我正式到县田径协会登记，参加各种比赛。细心的读者朋友可能会发现，我这样做是违规的。前面已经写到，我们初中规定，学生必须专心学习，不能参加任何正式体育比赛。而我呢，却每天自己训练，在父亲这个“教练”的指导下，我的运动成绩提高得飞快。参加县里的比赛后，很快就崭露头角，成为山梨县前几名的选手了。我最擅长800米，其次是1500米，再次是3000米——3000米是初中田径比赛中距离最长的项目。那段时间里，我仿佛越跑越快，教练们和县田径协会的领导们都把我看成是一颗新星。随后，在把县级比赛基本搞定之后，开始参加关东地区（等于中国的“华北”、“华南”、“西北”等大区的概念，比省高了一级）的比赛，也参加了全国大赛，并参加了夏天、冬天举行的国家青年队的集训，这是我田径生涯中最大的光荣。现在回过头来看，初二的冬季是我田径运动的高峰期，当时，几乎所有人都预测，下一个夏天的全国大赛800米和1500米，加藤嘉一夺取“二冠”的可能性很大，我也满怀期待，每天投入刻苦的训练。日本体育界的冬训似乎是本着武士道的精神，刻意要让孩子们学会“什么是能吃苦”，让他们了解“冬训对一个人人生的作用有多大”。
正文 规则是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6）
没想到，我的腰撑不住了。原因是，过多的训练损伤了正在成长中的骨骼和肌肉，这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盲目追求运动量而忽视了身体和精神承受力的结果，用中国话说，这叫过犹不及、物极必反，我崩溃了。接下来，我不得不接受两个月的休息，因为这一变故，影响了训练，到了比赛期间，自我感觉状态不太好。争取参赛入场券应该没有问题，但自己十分清楚，要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已是不可能。我从小很极端，坚持“做不好不如不做”的原则。因此我决定放弃，跟着初中的同学们去毕业旅行了，去了澳大利亚，那是悉尼奥运会的前一年。澳大利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开阔了视野，产生了将来一定要出国的强烈愿望，以便让自己在新的环境中发展自己，同时发现自己祖国的缺陷和不足。这次澳大利亚之行与后来选择来华留学密不可分。不得不承认，初中阶段田径生涯受挫，给我的心灵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但因为机缘，却让我看到了新的世界，发现人生的答案不止一个，而是可以有很多选择。世界很大，人生的目标可以有很多种可能，小小年纪面对命运的捉弄，也第一次觉悟到了什么是顺其自然。
其实，从初中那个阶段，我已开始扮演“规则打破者”的角色。初中规定不能参加正式比赛，我参加了，还为母校带来了一点点荣誉。当时，体育界的人批评我不集中跑步，初中老师又批评我不集中学习，双方都成了我的批判者和警告者。这种处境仿佛是我的命运。我来北大上本科期间，也不满足于当个好学生，我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上电视，写文章，做项目，很多老师一定会责怪我：这个日本小伙子真是的，不好好学习，天天在外面忙！迄今为止，我是讨不好任何一个领域的。学界的人会批评我“你不够学术”；媒体界的人会批评我“你不够媒体”；文化界的人可能会批评我“你不够文化”；娱乐界的人则说我“你不够娱乐”。反正，大家都始终以质疑的眼神注视着我：“加藤，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说，我不是为了讨好人家而活着的，人不能为迎合第三者的喜好而做人、做事，这样就本末倒置了。我的目标只有一个：说服自己，就是让自己接受自己。挑战想象中的自己，批判想象中的自己，超越想象中的自己，其他的，无所谓吧。我做我想做的，至于我做不到的，那就任人评说吧。
正文 我是“童工”出身（1）
我是“童工”出身
初中到高中的六年，是我迄今为止最辛苦的一段时光，从现在回望，我把它视为名副其实的“青春”。为什么说最辛苦呢？因为，就上面说的，我始终坚持“文武两道”，很艰难，很累，关键是谁都不理解我。除此之外，辛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那六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要打工的。中国朋友很熟悉一个词——“童工”，而我，就是“童工”出身。
当然，13岁打工，在日本也是违法的。13岁的少年，应该好好学习，先做好知识积累，以便为将来的发展打好基础，这一思维逻辑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在日本，一般来说只有到了高中一年级（16岁），才能开始打工，所从事的也只能是初级的体力劳动，比如在麦当劳、面包店、加油站等处打工。日本的高中生打工是相当普遍的，到了大学阶段，不打工的人连1%都不到，在中国，这情况似乎难以想象，这大概是由国情、观念、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所决定的。打工的好处毋庸置疑，它可以锻炼人，让你早一点接触社会，了解所谓社会是怎么回事，也可以赚钱，减轻父母的负担。当然，不打工有不打工的好处，可以集中精力学习，可以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过，作为多年打工的经历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打工的好处比不打工的好处大得多。在这里，我要诚恳地建议中国抱有大志的大学生应该多多打工。我一直主张北大学生应该去麦当劳打工，这样不会降低而只会提升北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北大学生变得更牛、更有竞争力。北大学生的学业、理论功底本来就很强，文化素质绝对没问题，但却严重缺乏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公共场上与他者共存共荣与竞争的能力，也可以说是社交或实践的能力，他们往往也不了解社会底层的真相，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和处境，更不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如果你要在这个社会获得话语权和支配权，一定要对社会有深入的了解，一定要接触底层民众的生活，否则只不过是小聪明、小皇帝、小精英，是很难成什么大气候的。
当然，当童工，在中国也是违法的。然而，就我的观察，这里的童工现象太普遍了，我曾经走过中国许多城市与农村，也接触过许多辍学出来打工的孩子。
2007年底，有一次去贵州省被设定为扶贫样板的毕节地区大方县考察半个月，主要是了解那里的义务教育普及情况。那个时候，中央政府刚刚制定并推出了一项政策，即免除农村义务教育的书杂费，这是推动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非常好的措施，无疑是非常正面的。许多农村孩子辍学，原因很多，但学费及乱七八糟“被”附加的各种费用太昂贵也是一大原因。许多国内外观察家认为，免除书杂费这一举措是中国教育的一次突破与转折。
正文 我是“童工”出身（2）
但我的观感不一样，即这个举措的效果似乎并没希望的那么理想。中央出台好政策，未必都能不走样地传达到地方。我发现在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很复杂，我见过许多天高皇帝远、自以为是的地方官员，也了解到他们许多无视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以自己的喜好和利害关系去治理地方的情况。中国太大了，地方官员有足够的条件和“智慧”来对付上级，办法之一，就是掩盖事实，假报现状。
在那一“好政策”推出后的大方县，我接触到了太多太多仍然上不起学的孩子们。原因有两个，一是有些家长根本不知道中央出台了免除一切学费的政策，就是老百姓的知情权没有落实，或者是地方政府和学校没尽到宣传之责，当然，是否有人故意隐而不报，以便按惯例继续坐收渔利，我就不得而知了。另一个原因看起来更加严重，原来，孩子不上学的主要原因还不在于交不起学费，而是因为家中贫困。因为，学费并不是家庭对一个学生投入的全部。这一状况让我认识到，那些可怜的农民的孩子不上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学费多少钱，而在于家里有多少钱。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政府免除学费当然是大好事，但免除学费却并不能保证这些家庭的孩子继续上学。因为家里很穷，尽快改变眼前的贫困，比受教育更迫切。教育算什么呢，又不能给全家带来现实的好处。如果孩子不早一天出去打工，家里就没钱花，因此在很多人家，孩子未成年就被送出去打工挣钱了，在多子女的家庭（中国虽然搞计划生育，但在偏远乡村，多子女家庭仍很普遍），长子长女往往首先辍学，去做童工。童工也许挣不了几个钱，但起码生活不让家里负担，多多少少又能给家里交一些钱。相比不打工，这一进一出，账目是很明白的，你说家长会怎么选择？
我在毕节地区的考察得到了大方县委宣传部及教育部门的支持，我还接受了毕节电视台的独家采访。很感谢当地政府的热情款待，他们全力以赴配合我的调研活动，经常强调教育事业对扶贫的重要性，“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差也不能差学校……政府官员的工资可以被拖延，但教师的工资一定要按时给。”我也发现，在那块欠发达的土地上，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收获最稳定的是教师，我也确实感觉到当地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以及为此承受的压力。我收获很大，受益匪浅。不过，问题仍然存在，我能看到的许多内容，都是被挑选的，被安排的，对新政策实施后辍学现象依然没有消除等情况，他们坚决不让我看，他们用什么办法呢？他们用了最常用的办法——装糊涂，此外，他们还“热情”地派来喝酒的高手来陪我，从早上开始就陪我喝，我不愿猜测他们这样做，是不是想用酒把我的头脑弄糊涂。
正文 我是“童工”出身（3）
当然，我并没有糊涂，而是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秘密何在呢？这要归功于来自爷爷、父亲的良好遗传，那就是酒量一流。不夸口地说，我来中国之后几乎没有醉过，或晕倒过。只有一次例外，那次，我一个人跟沈阳军区的五位军人对着干，大家都用玻璃中杯，一杯一杯地干52度的白酒，记不清一共干了多少杯，反正到了最后，我就没有记忆和意识了……
那次贵州调研很成功，我瞅准机会就偷偷地乱跑，跟自费照顾贫穷家庭孩子的教师聊天。一位姓王的女教师对我说：“我每个月的工资2000元，其中800元是给我班上的孩子们吃饭用的。政府当然不知道这个情况。”有一次去一个辍学女孩家，她15岁了，跟奶奶两个人过，父母都到贵阳打工去了。
我问她：“你为什么不上学？”
“因为家里没钱，如果我去了，奶奶、弟弟、妹妹就没饭吃了。”
“国家免除了一切费用，你知道吗？”
“不知道，无所谓。”
“你想上学吗？”
我问到这一句，她突然掉眼泪了。对她来说，教育本来就不是无所谓的，她真的很想上学的，只是在奶奶、父母面前假装对教育不感兴趣而已。
晚上9点多，我跟她两个人一起散步。我从她那里了解到，这个15岁的女孩在社会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让人触目惊心，但却是许多贫困地区的女孩走到绝处都可能会选择的谋生方式。在这里，我就不具体透露了。通过这次调研，我认识到，中国的教育依然要走很长的路，教育政策的制订者推出好政策固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跟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我发现，深入探究下去，许多问题是结构性的，是相互关联的。解决那些孩子的上学问题，需要从教育、民生、医疗、财政、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去加以统筹，否则，再好的政策，执行起来也会走样，难以达到美满的效果。
以上是由童工问题引出的题外话，下面把思路拉回来，说说我自己的“童工”生涯。
13岁的时候，我通过父亲朋友的介绍得到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找这份工作，利用了关系网，看来，乡下的日本人也很讲究“情”，违法是违法，但可以通过人情改变一点点局面。随后不管搬到哪里，我都能找到送报纸的活儿，这和自己老报童的身份有关吧。日本人就是爱看报纸，最大的《读卖新闻》有1000万份的发行量，位居第二的《朝日新闻》有800万的发行量。不仅是企业订，普通家庭基本都是订阅的。每天早上，有专门的送报员按时将报纸送上门。我就是每天早上专门送报过来的那个送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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