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大明三年（459年）又改扬州六郡为王畿，改东扬州为扬州，大明八年复孝建元年之旧。见《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同书卷六《孝武帝纪》。
① 庱亭位置，《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书所记大体相同。而《通鉴》东晋咸和三年六月胡注引丁度曰：“庱亭在吴兴。庱，丑升翻。”今本丁度《集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卷六则曰：“庱，丑拯切，亭名，在吴。”
① 据《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唐代宗初年刘晏主东都至江南等处漕运，他“分官吏主丹阳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丹阳湖，当指练湖，可知其时练湖兼有输水济运和灌溉农田的功能。两种功能矛盾时，宁禁引溉以利河漕。
① 新丰塘即新丰湖，亦在丹阳，东晋初年张阎所开，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谓“成灌溉之利”。据《宋书》此条，可知新丰塘亦兼有调剂此段运河水量的功能，与练湖类似。
① 今本《三国志·吴志》无此条。
② 《三国志·吴志·孙皓传》另一处，以及《三国志·吴志·张纮传》注引环济《吴纪》、《初学记》卷二四引环济《吴纪》均有岑昏事，《吴纪》亦涉功作。
① 案此当出顾野王《舆地志》。顾野王死于开皇元年（581年），叙事不得至隋平陈之时。“自隋平陈”以下文字当为顾祖禹之言。
① 东军指自曲阿来者。
① 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北堂书钞》孔广陶校注本，“方九十四尺”，原注谓 陈、俞本“方九十”三字作“万九千”，则颇具规模。
② 《晋书》卷六九《刁协传》咸康中蔡谟与庾冰书，谓“刁氏今贫”。刁氏 “固吝山泽”，见同卷《刁逵传》。
① 《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① 郗鉴于王敦乱平后受命出镇广陵，其留驻合肥的流民部曲可能重归于他， 但无确证。除此不论以外，广陵、京口尚有新来旧到的更多流民。
① 京口城址已发掘出土，见《考古》一九八六年第五期镇江博物馆《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及刘建国《晋陵罗城初探》二文。据出土城砖文字，知“晋陵罗城”是该城自名，“花山”为该城城址所在。城夯筑，里外敷砖。城周长约十里，因山为垒，缘江为境。晋陵罗城是三国时孙韶所缮京城（城在今铁瓮山）的外城，或者说东晋晋陵罗城以孙吴的京城为子城。义熙九年（413年）晋陵郡治徙武进（今常州），晋陵罗城名废，但称京口或京城。郗鉴“遂城京口”，当即修建晋陵罗城。后来王恭又有所修作。郗鉴修晋陵罗城的直接目的，是防备海寇抄略。
① 坦传此处语气似有不足。《通鉴》咸和三年六月条，谓“王舒、虞潭等数与峻兵战，不利。孔坦曰：‘本不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云云。可知孔坦之议是针对郗鉴自广陵过江后西行，离开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职守，使王舒、虞潭的东军失去节度而失利，遂有“东门无限”之语。诸书皆不言郗鉴过江后为什么要西行与陶侃会。观孔坦语，知郗鉴盖应陶侃召也。
① 《至顺镇江志》卷一二“墓”：“晋郗鉴、郗愔墓在郡城东。”《南史》卷六五《陈始兴王伯茂传》：陈时“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又，《太平御览》卷一八○引《京口记》：“糖颓山……山南隔路得郗鉴故宅五十余亩。”
②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注谓郗氏、蔡氏、陈氏、谢氏与昙济道人，各自拥有始宁五奥之一。《晋书》卷六七《郗愔传》：愔“筑室章安，有终焉之志”，是章安亦有郗氏宅业。始宁，今浙江嵊县北；章安，今浙江黄岩南。
① 《晋书》卷八五《刘毅传》、《宋书》卷五二《庾悦传》。由于庾氏在京口有潜在势力，所以咸安二年庾希、庾邈得于京口起兵反对桓温。
五 余 论
本文论郗鉴，意在探索东晋初年内乱迭起的政局，怎样在郗鉴斡旋处置之下逐渐安定下来，对东晋政局的发展有些什么影响。我认为，江左草创之时，司马氏为了应付江南士族的挑战并和辑南来的侨姓士族，主要依靠琅邪王氏，于是而有“王与马共天下”，司马氏政权与侨姓士族都得以在江左立定脚跟，逐步形成门阀政治的格局。从此以后，挑战主要来自侨姓士族内部。门阀士族之间的角逐，一是以争据朝廷势要的形式出现，目的是控制皇权，藉以发号施令，压倒对手；一是以竞据形胜方镇的形式出现，目的是以外制内，凌驾建康。如果某一士族在这两种形式的角逐中都占有压倒优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局面，而这是门阀政治所不能允许的。应付这种挑战而获得重要成就的人，首推郗鉴。郗鉴的努力，使士族诸门户间的权力平衡状态得以维持，使门阀政治得以延续，也使东晋政权得以存在较长的时间。
如前所论，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是士族专兵和皇权不振。士族专兵而又不允许一族独占兵权，皇权不振而又不允许任何其它士族取代司马氏的地位，这就需要一些人物的调处经营。郗鉴对付的办法，一是维护司马氏皇权的存在使之成为维持稳定局面的因素，一是抑制过分强大的士族门户以绝觊觎。郗鉴在江左完成的几件大事，都是属于这类性质。
在一一探究郗鉴的几件大事时，我发现胡三省在《通鉴》注中对此都有所评论。其一，郗鉴建议用流民帅的兵力以平王敦之叛问题，《通鉴》大宁二年（324年）胡注曰：“夫理顺者难恃，势弱则不支。以〔王〕敦、〔钱〕凤同恶相济，率大众以犯阙。虽诸公忠赤，若只以台中见兵拒之，是复周〔〕、戴〔渊〕石头之事。微郗鉴建请而召刘遐、苏峻，殆矣。”其二，郗鉴协调当权门户王氏、陶氏、庾氏关系问题，《通鉴》咸康四年（338年）胡注曰：“庾亮之谋（案指庾亮废王导之谋），微郗鉴拒之于外，孙盛谏之于内，必再乱天下矣。”①其三，郗鉴经营京口，控制东道问题，《通鉴》咸和三年（328年）胡注曰：“晋都建康，粮运皆仰给三吴，故欲先断东道。王敦、苏峻之乱，匡复之谋，郗鉴为多。”②本文所论郗鉴数事，都暗合胡三省之所见。当然，把这些事放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并联系起来探寻其本质，是胡三省为其史观所限所不能做到的。正是由于这类原因，今人研究历史，必须汲取前人成果，而又不能圃于前人成果。
郗鉴名义上虽居朝廷三事之列，但从未入主中枢。他的所作所为，主要属于战略性的奇谋异策之类。《世说新语·排调》“郗司空拜北府”条王徽之已讥其“应变将略非其所长”③。所以他在东晋并没有什么轰动的事迹足资称述，古今史家也多不甚重视郗鉴其人。同时，他的家族在江左也未曾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像王、谢那样。郗鉴先世，郗虑以后没有显宦，其家族在两晋之际，基本上未曾脱离东汉儒学家族轨道，直到郗鉴的子侄辈，才完成向玄学士族的转化过程。两晋之时，居于显赫地位的士族人物，往往多方网罗名士，充实幕府，制造声誉。东晋王敦、庾亮、桓温府内，莫不名士充盈，人才济济。可是郗鉴以三公之尊居重镇历十余年，而名士出其州府者则寥寥无几。这也是郗氏家族地位、门户状况的一种反映。当然，郗鉴与出自另一儒学大族的卞壶又有所不同。卞壶与门阀政治格格不入，可以为司马王朝死节，而不能像郗鉴那样厕身于门阀政治之中并能有所建树。
《世说新语·言语》：“郗太尉拜司空（案在咸和四年，329年），语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纷坛，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实愧于怀。’”《礼记·曲礼》下：“鸡曰翰音。”《易·中孚》：“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郗鉴之意，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像朱博那样的吏才而得登于台鼎，像鸡飞上天一样，在门阀政治中，这本来是想象不到的事。《太平御览》卷二○七引《晋中兴书》：“郗鉴为太尉（案在咸康四年，338年），虽在公位而冲心愈约，劳谦日厌，诵玩坟索，自少及长，身无择行。家本书生，后因丧乱，解巾从戎，非其本愿，常怀慨然。”郗鉴两拜三公，相隔近十年，而谦退旨趣前后如一。正因为郗鉴不操其柄，无竞于朝，所以能够久任于京口，善始令终而无殒坠之虞。
不过，郗鉴毕竟是流民帅，也有过流民帅所共有的杀人越货之事，已见前引。《晋中兴书》说他“自少及长，身无择行”，是一种溢美之词。《世说新语·品藻》：“卞望之（壶）云：‘郗公体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贞，大修计校①，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三反，犹今言三种矛盾。郗鉴在性格和素养上，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
本文之始，曾引用《晋书·明帝纪》史臣之言曰：“维扬作寓，凭带洪流，……不得不推诚将相，以总戎麾，楼船万计，兵倍王室，处其利而无心者，周公其人也。”史臣本指王敦有上游形胜之利，遂启篡窃之心，因而感叹世无周公。借史臣此论以观郗鉴，虽不处顺流之势，但建康锁钥在手，亦可谓“处其利而无心”。他身居危朝而能阻遏觊觎，终于对东晋朝廷有所匡救。如果郗鉴舍京口地利而居官建康，不以谦退自处而务求竞逐，以他本不优越的门望实力，在东晋翻云覆雨的门阀政治中，未必能有多少建树。
① 此处胡三省只说到“庾亮之谋”而未及陶侃，是因为司马光未录庾亮致郗 鉴信中关于陶侃欲起兵废王导之事，所以胡注也未论及。
② 此处胡三省只说到东道粮运之事而不及京口的经营，是因为司马光未措意于京口地位问题，于《通鉴》中略去了郗鉴致温峤函中“静镇京口”之语，所以胡三省作注，也就未曾言及京口。
③ 引陈寿评诸葛亮语以论郗鉴，当然也有抬高郗鉴的用意。郗超已有此说。
① 计，计簿，计算；校，校实。“大修计校”，当谓大聚甲兵钱谷诸事。《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曹操领冀州牧，“校计甲兵”；《太平御览》卷二六三引此，作“计校甲兵”。又《三国志·蜀志·杨戏传》注引《襄阳记》，诸葛亮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颙进谏，亦此意。
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
一 庾氏之兴。庾亮巩固门阀政治
颖川庾氏，兴于魏晋之间。据《后汉书》卷九八《郭太传》，桓帝时颖川庾乘“少给事县庭为门士”①，郭太见而拔之，劝游太学，遂为诸生佣。后能讲经，犹自以为门第卑微，每处下坐。庾乘于汉末，征辟并不起，入魏始为襄城令，见《元和姓纂》卷六。庾乘子巍，魏正始、嘉平间为太仆兼大鸿胪，被誉为当世令器，嘉平三年奉旨持节命司马懿为相国，六年又列名于废齐王芳之奏，为司马氏功臣。其事迹分见《三国志·魏志·齐王芳纪》嘉平六年、同书《管宁传》及注以及《晋书》卷一《宣帝纪》、卷五○《庾峻传》。瘦氏门望之起，当自嶷始，嶷子■，晋尚书，其后支脉不显。
庾嶷有弟遁，遁二子峻、纯，《晋书》皆有传。《庾峻传》谓峻魏末为博士，“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属高贵乡公幸太学，问《尚书》义于峻。”入晋，庾峻为侍中，疾“风俗趣竟，礼让陵迟”，主张“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庾峻弟纯，传谓“博学有才义，为世儒宗”。庾纯于晋不附权臣贾充，曾于坐质问贾充“高贵乡公何在？”庾纯子旉，因反对晋武帝命齐王攸之国而知名。根据庾峻、庾纯等人行事，《晋书》史臣赞“庾氏世载清德，见称于世”，这是汉、魏儒学大族的典型形态。按照晋代时尚，旧时儒学大族如果不转习玄风，一般是难于继续为世所重的。庾氏家族如果要使门户光大，必须完成由儒入玄的转变过程。
庾氏家族由儒入玄的转变，开始于庾峻子庾。庾读者庄书，暗合己意，“自谓是老庄之徒”①。《世说新语·赏誉》：“时人目庾中郎（）‘善于托大，长于自藏’”。注引《名士传》曰：“虽居职任，未尝以事自婴，从容博畅，寄通而已。是时天下多故，机事屡起，有为者拔奇吐异，而祸福继之。常默然，故忧喜不至也。”庾作《意赋》以寄怀，抒发荣辱同贯、存亡均齐之说。庾参东海王越军事，与王衍、王敦诸人为友。他既居权贵之地，处名士之间，以显其门户位望，而又俱祸福无端，亟思观时养晦。这是其时高门玄学之士的一种自处之道。庾兄弟行辈有庾衮、庾琛。庾衮事迹在《晋书》卷八八《孝友传》，八王之乱中率宗族邻里保聚林虑山，有《保聚图》一卷，见《郡斋读书志》。庾衮弟琛，事迹在《晋书》卷九三《外戚传》，永嘉初为会稽太守。衮、琛之父，史失其名。庾琛子庾亮，《世说新语·德行》“庾公乘马有的卢”条注引《晋阳秋》，则谓亮“侍从父琛避地会稽。”
颍川庾氏家族，从庾“自藏”、庾衮“保聚”、庾琛“避地”看来，宗支兄弟辈飘零四散，消极处世，不足自存。与琅邪王氏兄弟辈“拔奇吐异”、乘时经营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颍川庾氏家族状况的具体表现。庾琛、庾亮父子，均为琅邪王司马睿所辟。亮辟在前，为镇东府西曹掾；琛辟在后，为丞相军咨祭酒。庾琛、庾亮父子并非踵司马睿之迹南来求官，而是客居会稽，在会稽初应辟召。这与东晋之初琅邪王氏兄弟子侄辈麇集建康以逐禄利者又大不相同。象庾氏这样的家族以后在江左朝廷得以扶摇直上，列入甲族膏腴，内持机柄，外镇名州，显赫几十年，在相当程度上是因缘时会的结果。
庾在北，曾辟东海王越府，其时庾亮亦曾受辟于越府而未就。这是颍川质氏在政治上与江左政权仅有的一点历史渊源。庾氏在江左之兴，主要不是由此，而是由于庾氏联姻帝室的家族关系和庾亮出入儒玄的个人素质。
两晋之际，世乱时艰，祸福莫测，士族名士一般不拘礼法，不经世务。他们之中不乏在家世门第、历史渊源以及学术风尚等方面具备条件的人，可以出任政务。但是这些人却或是缺乏从政的才能，或是没有从政的兴趣。要物色足以付托国事的人才，并非易事。例如陈留阮孚，据《晋书》卷四九《阮孚传》，初辟东海王越府，过江后蓬发酗酒，不以世务婴心。元、明两朝，他以才累迁侍中、吏部尚书。“及〔明帝〕大渐，温峤入受顾命，过孚，要与同行。升车，及告之曰：‘主上遂大渐，江左危弱，实资群贤，共康世务。卿时望所归，今欲屈卿同受顾托。’孚不答，固求下车，峤不许。垂至台门，告峤内迫，求暂下，便徒步还家。”成帝即位，阮孚避后族庾氏，苦求出为广州。像阮孚这样出自士族，具有才能，为时望所归的人，却又放达疏狂，不愿受顾托之任。
庾亮则不然。他既以士族名士入玄风为世推重，又不废礼教，无处世意。《世说新语·言语》“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条”及注引《孙放别传》，庾亮问孙放（齐庄）何故不慕仲尼而慕庄周，放对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庄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庾亮很赏识孙放的回答，说明庾亮本人虽好谈玄学，却不非儒，不废儒家礼法事功。所以本传称他“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皆惮其方严”。庾亮出入玄儒，具有玄学表现和儒学内涵，这种个人素质，使他异于其时的多数名士，而颇类于王导。这大概是庾亮妹得聘为太子妃，而庾亮本人被明帝重用以平衡王导势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其时庾亮阅历不足，还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磨练，以显露其政治才能，使他得到门阀士族的普遍承认。庾亮在元、明两朝的表现，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崇尚申、韩。琅邪王司马睿过江后，就有尚申、韩以张皇权的思想。后来琅邪王氏坐大，尚申、韩就成为平衡和抑制王氏兄弟的一个重要手段。元、明两朝，庾亮对于尚申、韩始终是反对的，说明庾亮主张维持门阀政治格局，反对限之以法①。
第二，不支持朝廷用刘隗、刁协诸人以制琅邪王氏。刘隗居刑宪之位，纠弹诸门阀士族违法悖礼者甚多。刁协亦崇上抑下，志在匡时。刘、刁均为琅邪王氏兄弟所疾。太兴三年（320年），刘隗为元帝策划，出腹心以镇方面，乃有谯王承刺湘州镇临湘（今长沙），刘隗刺徐州镇淮阴，戴渊刺豫州镇合肥的部署，成为王敦起兵的口实。王敦兵入石头，刘隗出奔，刁、戴及谯王承等先后被杀，历元帝之末，明帝之初，斗争十分激烈。然而在此期间，未闻庾亮支持刘、刁诸人，亦不见庾、王有重大隔阂。据《庾亮传》，太宁元年（324年）王敦再次下都，屯据于湖，明帝“使亮诣敦筹事，敦与亮谈论，不觉改席而前，退而叹曰：‘庾元规贤于裴远矣’”。王敦一表庾亮为中领军，再表加中书监①，这至少说明王敦对庾亮并无反目之事，像对戴渊、周那样。庾亮居外戚近地而有《让中书表》，以示知足守分，并引两汉外戚之祸以为鉴戒，缘情述理，娓娓动人。《让中书表》中有“陛下践祚，圣政惟新，宰辅贤明，庶僚咸允”诸语，对王氏兄弟还是赞扬的。这是庾亮企图维持门阀政治格局，而不党同于刘、刁的具体表现。等到王敦谋篡之形已定，庾、王始有交恶迹象。《庾亮传》谓“王敦既有异志，内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忧惧，以疾去官。复代王导为中书监。”后来庾亮有都督东征诸军事之授，以讨沈充，但其时胜败之局已定，他只是空署军号，并无活动。
第三，力抗东晋宗室及其它外戚，以维持庾、王诸士族的政治地位。案，明帝在门阀士族庾、王之间是亲庾疏王的，已见前论。士族以外，明帝还重视一些更其亲近的人物，如宗室南顿王宗，元帝虞妃之弟虞胤。《晋书》卷九三《外戚·虞胤传》：“胤与南顿王宗俱为明帝所昵，并典禁兵。”同书卷五九《南顿王宗传》：宗“与虞胤俱为帝所昵，委以禁旅。宗与导、亮志趣不同，连接轻侠以为腹心，导、亮并以为言，帝以宗戚属，每容之。及帝疾笃，宗、胤密谋为乱。亮排闼入，升御床流涕言之，帝始悟。”同书卷七三《庾亮传》：“及帝疾笃，不欲见人，群臣无得进者。抚军将军南顿王宗、右卫将军虞胤等素被亲爱，与西阳王羕（案为南顿王宗之兄）将有异谋。亮直入卧内，见帝流涕不自胜。既而正色陈羕与宗等谋废大臣，规共辅政，社稷安否，将在今日。辞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与司徒王导受遗诏抚幼主。”
综合上引资料考之，明帝于士族名士以外，兼用宗室诸王以掌宿卫禁旅。虞胤之姊虞妃于明帝有母养之恩，故虞胤情同舅氏，与羕、宗等同为明帝所呢。胤、羕、宗等与士族名士王导、庾亮辈志趣不同。明帝之末，子幼臣疑，似有托后事于胤、羕、宗等之意，利用他们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共谋废黜执政的王导、庾亮等人。他们以禁兵之力，封锁宫省，隔绝群臣，以坚明帝之意，成废黜之谋。可以想见，在这场斗争中首当其冲者，是王导而不是庾亮。其时王敦之乱平息刚刚一年，王导保护家族利益之不暇，毫无力量参与这场角逐。能否冲破这一局面，维持形成不久、尚待巩固的门阀政治，关键人物是庾亮。庾亮于此时毅然以帝舅的特殊身分，排闼入见，始得扭转事态，使门阀士族获得对宗室诸王的完全胜利。由此可见，东晋的门阀政治，发端于琅邪王氏，巩固则在颍川庾氏。东晋之初，皇权对门阀政治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反抗。一次是晋元帝假手于权臣刘隗、刁协等人，而王敦的反叛打破了这次反抗；另一次是晋明帝假手于宗室、外戚南顿王宗和虞胤等人，而庾亮排闼入宫打破了这次反抗。庾、王之间利害不尽相同，而且在明帝时矛盾有越来越明朗化的趋势。尽管如此，他们在维护门阀政治方面的立场，则始终是一致的。
第四，与王导采取一致的立场，对抗以卞壶为代表的礼法旧族①的挑战，以维护门阀政治，维护庾王共同利益。卞壶为明帝顾命大臣之一，成帝咸和初，庾亮与他分居中书监、令，对直省中，共参机要。卞壶勤于吏事，干实为官，每思崇上抑下，实际上是新出现的刁协、刘隗。王导曾言及“卞望之（壶）之岩岩，刁玄亮（协）之察察，戴若思（渊）之峰岠”①，也是把卞壶并列于刁协、戴渊一类。《晋书》卷七○《卞壶传》：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为诸名士所少而无卓尔之誉。……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壶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卞壶欲奏推贵游子弟而王导、庾亮不从，这是新旧两种门第矛盾的表现。尽管卞壶屡次奏弹王导，在王、庾之间偏向庾亮而为庾亮所用，但是在这一涉及士族名士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庾、王又是保持一致，以抵抗卞壶之议。
第五，企图进一步解决宗室诸王的问题和解决引流民帅平王敦一事的后遗问题。祖约、苏峻之乱，从祖、苏方面说来，是流民帅恃功骄恣，要求报偿；从庾亮方面说来，则是鉴于苏峻“拥兵近甸，为逋逃薮”②而生疑窦。所谓“为逋逃薮”，主要就是指藏纳见逼于庾亮的宗室诸王而言。成帝时的庾亮，一反过去所持的“申、韩刻薄伤化”之见，转而“任法载物”，以图剪除异己，特别是逼迫宗室诸王。被逼诸王纷纷异动。南顿王宗被劾谋反身死；西阳王羕坐此贬降，旋奔苏峻，峻平赐死。据《晋书》卷七《成帝纪》及卷五九《汝南王祐传》，祐为宗、羕之侄，先宗三日死；而嗣立的祐子统，旋“以南顿王谋反，被废”。这些都是苏峻之乱前一年的事。苏峻乱时，彭城王雄坐奔苏峻伏诛，章武王休亦奔苏峻。这些排抑宗室的事主要是出之于庾亮，但王导难逃同谋之嫌。至于王导与其它士族同时反对庾亮徵召苏峻，这主要是惧怕激成动乱，是庾、王策略分歧而不是政治分歧。所以苏峻乱起之时庾亮报温峤书说：“吾忧西陲（案指陶侃）过于历阳（案指苏峻）”，尚不以中枢王导势力为虑。
上列诸事，都说明庾亮居位以后力求维持门阀世族在东晋朝廷中的特殊地位，维持门阀政治。元帝以来，东晋在皇帝与门阀士族之间，宗室诸王与门阀士族之间，礼法旧门与门阀士族之间，流民帅与门阀士族之间，反复交替地出现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这些斗争都是以门阀士族为一个方面，一般说来都是以门阀士族的胜利告终。这是门阀士族政治的特徽，是时代的特徵。庾、王作为门阀士族的代表，几乎面临相同的矛盾，所以他们休戚相关，利害与共，往往是多同少异，大同小异。庾、王之间不是没有利害冲突，但是冲突可以控制在从属地位。庾、王合力，使皇权屈服了，使宗室诸王成为不起作用的力量，动辄奏推士族名士的那些礼法旧门人物也不再有所作为，引流民帅平叛而出现的后遗问题也终于完全解决。门阀政治排除了各种障碍，能够在自己的轨道上正常地运转。这些就是门阀政治的创立者和巩固者，王导和庾亮共同起的作用。
但是也可以看到，门阀政治的格局既经巩固，作为门阀政治的固有矛盾，即此一士族与彼一士族的矛盾，也就是门户之间的矛盾，从此就成为东晋历史的主题而反复出现。庾、王矛盾，就是这种士族门户间矛盾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自从庾亮以苏峻变乱而引咎外镇，把八岁的皇帝留在建康交由王导看管以后，直到王导、庾亮之死，其间十二三年之中庾、王直接或间接对立的问题，已详本书《论郗鉴》一题中《郗鉴与王导》部分。除此以外，庾、王两族以庾怿与王允之为代表所进行的一场争夺江州之争，在史籍中表现得很隐晦，史家也少有注意，特在下面进行探索。
① 《文选》卷四九《晋纪总论》引干宝《晋纪》：“世俗言〔庾〕纯乃祖为伍伯”。案庾纯是庾乘之孙，庾乘或即为县伍伯。
① 《世说新语·文学》“庾子嵩读《庄子》”条注引《晋阳秋》。
① 参看本书第五九页。
① 庾亮加中书监出于王敦表荐，见《太平御览》卷二二○。表谓以中书令、领军可中书监、领军如故。亮原已居中书令，本传失载。
① 《世说新语·任诞》：“卞令礼法自居。”
① 《晋书》卷七○《卞壶传》。《世说新语·赏誉》载此略同。
② 《世说新语·假遹》“陶公自上流来”条注引《晋阳秋》。
二 庾亮出都以后的政治形势
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苏峻之乱平息以后，庾亮引咎出都，以豫州刺史屯驻芜湖50000028_114_1①，企图就近控制朝政，以与王导相持。这是东晋建国后在非战争状态下出现的第一次豫州与扬州相持的局面。其时上游的江州属温峤，荆州属陶侃。温、陶都是东晋功臣，与庾在平苏峻时有过联盟关系，此时他们三家暂得相安。庾亮知道，温峤本来是作为刘琨使者来到建康的，在东晋朝廷孤立无援，居江州并无多少实力；拥有实力的陶侃是南人，门第低微，年迈而又无出众的子息可以继承其业。所以，只要不出现不利于庾亮的异常事态，庾亮完全可能逐步扩大领域，取得江、荆，统一上游，然后以既成之势威逼建康，取代王导统治。此后十余年里上游的形势和上下游的关系，确实是循此方向发展，庾氏家族势力日益强大。
庾亮出都居芜湖，只是对王导一步之让，而且只是暂时的。豫、扬相持，在地理上距离大近，没有缓冲余地，不利于维持彼此的平衡。一旦反目相对，不论是豫是扬，都可能骤然处于紧张和危殆地位。王敦据姑孰，苏峻处历阳，与建康短兵相接，这种教训，庾亮和王导都是不会忘记的。庾亮既无意也无力与王导破裂，则其居芜湖只能是暂时观望等待，一旦有了可能，他就会向上游发展，在上游聚集力量，徐图后举，这是必然之理。
我们看到，江左上下游相争的形势，在王敦的时候，还可以说是由于“楚江恒战，方城对敌，不得不推诚将相，以总戎麾”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是既然出现过王敦乘时起兵，居上制下的事实，它就成了一种历史经验，为居上游者所利用，所效尤，而不论楚江、方城有何需要。庾亮正是利用这一经验，有意制造居上制下的形势，以图庾氏门户利益。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建康不但要应付上游荆、江可能兴发的顺流之师，还要时刻提防近在肘腋的豫州的突袭。建康处在极不安全的状态，这是促成建康所倚的京口重镇适时兴起的一个客观原因。徐州刺史郗鉴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发挥着京口的作用。这样，所谓上下游之争，就不是简单的荆、扬之争，而是已经演化为复杂得多的多头之争。有实上的荆州、江州、扬州，加上侨置的豫州、徐州，都在这种反复的斗争中占有各自的地位。这是东晋门阀政治在地理上、军事上进一步的表现形式。
《通鉴》刘宋孝建元年（454年）曰：“初，晋氏南迁，以扬州为京畿，谷帛所资皆出焉；以荆、江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这是就东晋江左实上而言。三州的州治和军府都在长江沿岸①。三州加上侨置的豫州、徐州，大体构成一条画江而守的南北防线。这个时期，南北力量虽然时有消长，但大体上是平衡的。因此，画江而守就逐渐成为东晋对付北方威胁的国策。《晋书》卷五六《孙绰传》：“中宗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同书卷六六《陶侃传》陶侃之言曰：“我所以设险而御寇者，正以长江耳。”其时东晋布兵于江淮之间和江汉之间，视南北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作进退。当力量不足以控制这一地区而不得不转移防线时，退兵的极限就是长江。当然，如果江北弃守，长江天堑暴露在敌人眼前时，江南就会进入危机状态。所以画江而守的国策，除了要求荆、江、豫、扬、徐诸州治所或军府必须设置在长江沿岸，不得南移以外，并要求尽可能在江北控制住一定的土地，以为南北缓冲。如有可能，甚至还要掌握一部分淮、汉以北的土地。正由于长江一线具有这种重要的战略价值，东晋士族门户之间的冲突往往沿着长江一线展开，门阀政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也往往发生在长江一线。长江上游地理上的顺流优势，可以转化为军事上、政治上的优势。加上荆、江“甲兵所聚”的条件，谋求家族权力的士族往往抢据上游。这是东晋上下游之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
画江而守，东晋的情况与孙吴基本相同。《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赤乌十三年注引庾阐《扬都赋·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合暮举火于西陵，鼓三竟达吴郡南沙。”①同书《孙皓传》甘露元年注引干宝《晋纪》，纪陟使魏，魏问吴之戍备几何，坚固之状，陟对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吴于濒江置督屯兵，权重者为都督，所置即在纪涉所说的险要必争的地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辑得吴沿江所置督或都督，西起西陵，东至京口，约有二十余处，这与东晋荆、江、豫、扬、徐诸州屯兵分布情况大体相同。《三国志·吴志·孙静传》附《孙奂传》注引《江表传》曰：“初，〔孙〕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聚百官议之。诸将或陈宜立栅夏口，或言宜重设铁锁。这是消极的防守。小将张梁则主张遣将入沔与敌争利，于武昌设精兵以策应之，为孙权所采纳。这是积极的防守。长江本如长蛇①，画江而守重在首尾相应。孙权还建业，用武昌居间以控沔汉，得首尾相应之宜。所以终吴之世，荆、扬同在孙吴朝廷牢固控制之下，吴国都城还可以于建业、武昌之间迁徙，而没有出现频繁的上下游之争，与东晋大不相同。
孙吴时居上游方镇之任者也是士族。吴郡陆逊为荆州牧二十余年，赤乌八年（245年）卒官后，子陆抗领父兵镇柴桑，又都督西陵等处。陆抗于凤凰三年（274年）卒官，诸子晏、景、玄、机、云又分领父兵据于上游。终孙吴之世，陆氏三代为吴西境疆臣，镇上游，抗强魏，为朝廷所赖，而没有引起吴国内部的荆扬之争，象东晋所发生的那样。
上下游的关系在东晋与在孙吴之时如此不同，我认为原因之一，是东晋士族力量远远超过孙吴士族力量，而东晋皇权又远远弱于孙吴皇权。这种情形一目了然，无待申论。原因之二，是东晋时江州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孙吴之时，基本上能够支撑荆州并维持上游地区相对独立的需要；而且梁州基本上在东晋之手，足以从北方屏蔽上游。这一点须略作说明如下。
东晋时的江州，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据《晋书》卷八一《刘胤传》：“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江州商旅继路，刘胤为刺史，“大殖财货，商贩百万。”江州地境辽阔，兼括今江西、福建之地，农业渐趋发达，粮谷充实。《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到东晋仓储时说：“其仓，……在外有豫章仓（案在今江西南昌）、钓矶仓（案在今江西都昌）、钱塘仓（案在今浙江杭州），并是大贮备之处。”《通鉴》宋孝建元年一月胡注：钩圻（案当即钓矶）米，南江（案即赣江）之运所积也。”豫章、钓矶二仓得比于盛产粮食地区的钱塘仓，可见江州粮储之富。苏峻乱后，刘胤传谓“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据《晋书》卷七五《王述传》，王述谏阻庾翼移镇乐乡之议，亦曰：大军如屯驻乐乡，则“江州当溯流数千，供继军府。”这就是说，江州运漕既要资给下游建康，还要供应上游军食。回顾孙吴时期，孙晧于甘露元年（265年）由建业“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①的情况，可知东晋的江州已大不相同了。
江州多流民，丰粮谷，又居荆、扬之间的军事要冲，地位非常重要。所以《通鉴》宋孝建元年说其地“甲兵所聚”，《桓冲传》说它是“一任之要”，《刘胤传》则说是“国之南藩，要害之地”。江州若合于荆州，上游就更能自主，从而对下游的优势也会加大，建康将感到威胁。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之手，荆州方镇将难于独立，有可能受制于建康。因此，当庾亮自豫州徙驻荆州以后，他与王导之间争夺对江州控制权的斗争，就成为政局的焦点所在。江州的争夺，肯定是在激烈地而又并不大事声张地进行着，史籍上没有留下明确的记录。我们只有从各种迹象中钩沉索隐，才得以约略窥见庾、王关于江州争夺事件的梗概。
① 《宋书》卷三六《州郡志》南豫州条：“成帝咸和四年侨立豫州，庾亮为刺史，治芜湖。”
① 江州刺史一度与军府分离而治豫章，是例外。军府所在虽也有时因战争的 需要而北移，但三州的重心始终在长江沿岸。
① 东晋时沿江亦置烽火楼。《通鉴》咸和三年五月丙辰，苏峻在石头，“登烽火楼，望见（陶侃、温峤）士众之盛，有惧色。”《六朝事迹编类》“烽火楼”条引杨修之诗注曰：“沿江筑台，以举烽燧，自建康至江陵五千七百里，有警半日而达。”建康、石头有烽火楼，见《金楼子》卷一《箴戒》及《南史》卷八○《侯景传》。
① 《文选》卷五三陆机《辨亡论》。
① 《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三 庾、王江州之争
咸和四年（329年）庾亮初镇芜湖时，《庾亮传》记其官守为“持节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成帝纪》所记，于都督以下脱豫州二字。《通鉴》略同本传。胡注对都督诸军事的地境作出了解释。我们把胡三省的解释，加标点表示如下：“豫州、扬州之江西：淮南、庐江、戈阳、安丰、历阳等郡也。宣城郡属扬州。”这就是说，庾亮都督范围包括侨立的豫州，也包括扬州的江西诸郡以及扬州江东的宣城郡。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康上游，紧迫建康，长江两岸的郡县全在庾亮手中，庾亮的军队朝发而夕可至建康。所以庾亮名为藩镇，实际上却能够掌握朝权。王导则被庾亮困死都下，无法动弹，只有等待时机，徐谋生计。
庾亮出镇同年，江州刺史温娇死，地入强藩陶侃之手，庾亮无力与陶侃争夺。五年以后，咸和九年（334年），陶侃死，庾亮始得总统荆、江、豫诸州，从密迩建康的芜湖迁镇武昌。庾亮“虽上流分陕，而顿失内权”①。这种情况，给力图改变现状的王导以可乘之机。接着，事态就向有利于王导的方面发展。
《晋书》卷七六《王允之传》：允之“咸和末除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诸军〕事，建武将军，镇于湖。”咸和末当指咸和九年（334年）。是年六月乙卯陶侃死；同月辛未，庾亮加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徒镇武昌。王允之为王舒子，王导侄。于湖在芜湖附近，两地都在江东。王允之出镇于湖，当是趁庾亮徙官之际，踵迹而来，占领紧逼建康的长江两岸之地，以图纾解琅邪王氏在建康的困境。不过，这时豫州都督刺史仍为庾亮①，至少名义上如此。王允之在于湖能否立定脚跟，还难确定。
第二年，即咸康元年（335年），春，发生了石虎入侵事件。《成帝纪》：是年“夏四月癸卯，石季龙寇历阳，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癸丑，帝观兵于广莫门，分命诸将，遣将军刘仕救历阳，平西将军赵胤屯慈湖，龙骧将军路永戍牛渚，建武将军王允之戍芜湖。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帅众卫京师，贼退向襄阳。戊午，解严。”以干支计，自所谓石虎入侵至解严，共十五日，在这十五日中，王导利用机会调兵遣将，完成了对豫州治所周围要地的占领，并使前一年已占据建康上游两岸之地并出镇于湖的王允之，改镇豫州旧治芜湖。看来，当年庾亮出都时所统“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郡”，统统归于琅邪王氏势力范围。而郗鉴所遣陈光之众入都为宿卫者，也未再返回原来建制②。《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记此事，只是说“季龙自率众南寇历阳，临江而旋，京师大震”。《王导传》也只是说“石季龙掠骑至历阳，导请出讨之。加大司马，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俄而贼退，解大司马……”，云云，都是含糊其词，没有说及细节，似乎有些隐情。
寻绎史实，我认为有一些难于解释之处。庾亮西移后王允之踵迹出都为宣城内史，似属窥探性质。王导还需寻求口实，才能进行有效的部署。恰恰这时石虎南来，王导抓住时机，十五日内完成了全部军事部署，占领了建康以上长江两岸的许多要地。看来，偶然的事态促成了这一历史的转折；其实，偶然事态之中却留下了值得分析的蛛丝马迹。
《晋书》卷八三《袁耽传》：“咸康初，石季龙游骑十余匹至历阳；〔太守〕耽上列，不言骑少。时胡寇强盛，朝野危惧。王导以宰辅之重，请自讨之。既而贼骑不多，又已退散，导止不行。朝廷以耽失于轻妄，黜之。寻复为导从事中郎，方加大任，会卒。”案袁耽少年时无行，起家为王导参军，说苏峻将路永归降王导，可见他是亲附王导，与王导关系较深的人。他虽以报警轻妄不实受黜，但不久却得入王导府为从事中郎，而且王导还将加大任于他，可见黜免不过是敷衍塞责之举。这是可异的事。更其可异的是，宰辅不核实军情，不经周密考虑，只凭“不言骑少”的一纸表奏，擅自判定需要宰辅亲自出征，而且宰辅还假黄钺，亦即得到专斩节将的权力。于是遣将兴师，一朝上路，出现了上述形同儿戏之举。儿戏甫毕，册命随颁，王导未以轻率兴师受谴，反而因“功”晋位，受上公之职。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袁耽上列不实，不过是有意为王导提供一个兴军的机会。王导趁此机会假借军情，部署兵力，向庾亮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反击，并且取得了继续向上游蚕食的立足点。所以，王导假黄钺亲征，尽管以寇少不行，但王导所遣占据建康上游各地之师，却并没有奉到班师之诏。
这个阶段，王允之是被派遣代表琅邪王氏家族，向颖川庾氏庾亮兄弟进行反攻的主要人物。王允之之父王舒死于咸和八年（333年）六月，胡骑临江之时，王允之尚在艰中。《王允之传》：王舒既葬，允之“除义兴太守，以忧哀不拜。从伯导与其书曰：‘太保（王祥）、安丰侯（王戎）以孝闻天下，不得辞司隶；和长舆（和峤）海内名士，不免作中书令。吾群从死亡略尽，子弟零落，遇汝如亲，如其不尔，吾复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诸军〕事，建武将军，镇于湖”云云。案王导敦促王允之出守义兴，动之以家族的利害，并引先辈事迹，劝他不要拘泥礼制，贻误事机，词旨非常削切动人，但允之犹推而不就。咸和之末，王舒方死年余，允之丧服未除。但他改变初衷，夺情起复，其间必有事机之紧迫、王导之再劝等多种原因起着作用，只是史籍对此没有明确的记载。王允之出据于湖，王导假黄钺征讨，种种事件连续发生，使人感到王、庾关系一时间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气氛之紧张前所未有。
咸康五年（339年），另一种异常事态又在江州突然出现。这就是庾亮弟庾怿急率所部进驻江州的半洲。半洲在今江西九江以西，在其时江州治所寻阳的上流，与寻阳比邻，是军事上的要地①。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自东晋至南齐，半洲有时曾是江洲治所。《晋书》卷七三《庾怿传》，当咸康五年庾亮在荆州部署北伐时，庾怿受命以辅国将军、梁州刺史远镇魏兴。庾怿牙门霍佐亡归石虎，亮表上贬怿为建威将军②。朝议欲乘此机会召还庾怿，庾亮力陈“怿名号大，不可以小故轻议进退”，朝廷只好屈从于庾亮。这里所谓“朝议”云云，自然是反映王导或其羽党的意见。接着，突然的事情发生了。庾亮改变主意。
《庾怿传》说怿“所镇险远，粮运不继，诏怿以将军率所领还屯半洲。”这是一件大为费解的事。庾怿所镇魏兴在今陕西安康，“所在险远，粮运不继”，自然属实，但是这不足以成为庾怿突然撤离魏兴的理由。据《庾亮传》，庾怿撤离魏兴之后，庾亮立即“以武昌大守陈嚣为辅国将军，梁州刺史，趣子午”。依道路计，“趣子午”必须越过魏兴。从军号、职守以及进军方向看来，陈嚣就是被派来代替庾怿的。可见庾怿撤军并非真由于地远粮缺的原因需要放弃魏兴，而是庾亮所统诸部的一次换防，以陈嚣之军替换庾怿之军，以怿军另作它用。其时庾亮经营北伐，梁、荆正需重兵，而庾怿匆遽撤离魏兴后立即远走半洲，脱离北伐的建制，这必然是出于十分急迫、十分重要的原因，否则是不可思议的。
根据当时总的形势，我们可以判断，庾怿远道奔驰，占据长江中的半洲，目的是对付下游王氏家族势力扩展的形势。庾怿东来，首先是为了防守，同时是为了进攻。《庾怿传》曰：怿屯半洲之后，“寻迁辅国将军、豫州刺史，进号西中郎将，监宣城、庐江、历阳、安丰四郡军事，假节，镇芜湖。”案俘迁辅国将军，即恢复在梁州时的旧号。怿所监扬州四郡，庐江、历阳、安丰在江西，宣城在江东。庾怿得监四郡夹长江而扼建康，是恢复庾亮咸和九年出镇荆州以前在豫州的态势。这当然是针对王允之出任宣城内史、监四郡、镇芜湖而采取的一次反措施，这次反措施逼使王允之退出建康以上夹江四郡，不过不知道王允之是和平撤出，还是战败的结果。无论如何，这是琅邪王氏的一次重大挫折。庾怿刺豫州，是此年秋天①后赵军陷邪城、豫州刺史毛宝死后之事。毛宝刺豫州时治邪城，主要是对付北面后赵的军队；庾怿代刺，治所又迁回侨寄的芜湖②，以镇守扬州的四郡，对付建康。
琅邪王氏处心积虑夺回的豫州和扬州四郡，又在一次未经宣扬的袭击中回到颖川庾氏之手。庾氏势力突然回到贴近建康之地。琅邪王氏面对这一进攻，将如何自处呢？
《王允之传》于前引咸和末王允之出镇于湖以后继谓：“咸康中，进号征西将军，假节。寻迁南中郎将、江州刺史。”王允之出刺江州年月，《晋书》及《通鉴》均缺载。万斯同、吴廷燮分别编纂的两种《东晋方镇年表》，均系之于咸康六年庾亮死后③。案质亮西迁武昌后，其职衔一直是豫、江、荆三州刺史。其中的豫州系侨置，而扬州的四郡已入王允之之手，庾亮的豫刺徒具虚名。咸康四年庾亮以毛宝为豫州刺史，移治邾城。邾城属西阳郡，在今湖北黄冈境，毛宝移治，得豫州之实土。到这时为止，庾亮还是荆、江二州刺史。《晋书》卷九五《艺术·戴洋传》：咸康五年，庾亮疾笃，术士戴洋为之占候，谓当解荆、江二州，而庾亮竟不能解，于咸康六年正月初一死。据此可知，江州刺史职衔一直属于庾亮④。因此，王允之正式居江州刺吏之任，只能在庾亮死后，晚于庾怿之出任豫州刺史。这就是说，庾亮之死，使王允之得到进入江州的机会。
就豫、江二州形势而言，王允之本据豫州以与江州对峙，尔后庾怿由江州之半洲顺流得扬州四郡而就豫州刺史位号，王允之则于稍后溯流而上，进至庾怿的后方，卒得江州刺史之职。这就是说，在咸康五年秋后至咸康六年之春，王、庾两家族的王允之与庾怿，恰好互换了地盘。这肯定不是一次常规的换防活动，而是一次两家士族门户之间的实力较量。我们还知道，在此以前不久，可能只有几个月，庾亮曾有兴兵废黜王导之谋，以郗鉴反对而止。庾怿仓猝南来半洲，接着又得豫州而镇芜湖，我怀疑这或者是庾亮为废黜王导，或者是乘王导之死，而采取的突袭行动。这些问题，都由于史料含糊，日月不具，难于确凿言之。不过可以肯定，咸康五年是王、庾两家士族生死搏斗的一年，搏斗的结果，暂时只能是持平，这与王导、庾亮相继死去很有关系。但是王、庾之死，并没有结束这两个家族之间的搏斗。由于继王导为相的庾亮弟庾冰，在“人情恇然”（《庾冰传》）的情况下意在周旋宁息，王、庾矛盾暂时在宁静局面下转为暗流，维持了两年多之久。
《晋书》卷七三《庾怿传》：豫州刺史庾怿“尝以毒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觉其有毒，饮犬，犬毙，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耶？’怿闻，遂饮鸩而卒。”此事发生在咸康八年（342年）之春，即成帝死前数月，其性质在《晋书》、《通鉴》以及其它史籍中均未见有何解释。《成帝纪》于末尾处论及成帝不满舅族专横，曾录此事，与《庾怿传》同。所谓“大舅已乱天下”云云，当是指庾亮激成苏峻之乱，以及剪除宗室、谋废王导诸事；所谓“小舅复欲尔”，当是责备庾怿谋杀王允之以再次挑起王、庾两家矛盾，并认为此事的后果与庾亮“乱天下”相当。其时成帝虽已成年，但无任何权威。史谓仅仅由于成帝这两句话就使得庾怿饮鸩而卒，是值得怀疑的。看来王允之借这件事制造了多方面的巨大的压力，而庾冰在有时腋之虑的时候，为门户计，不能援助庾怿，因此庾怿不得不死。
吕思勉先生尝有疑于庾怿自裁之事。他在《两晋南北朝史》第一五○页中说：“《纪》又言帝少为舅氏所制，不亲庶政，而赫然一怒，庾怿惧而自裁，有是理乎？妨帝不亲庶政者王导也，于庾氏何与？而谤转集于庾氏，何哉？”吕先生不相信成帝一怒使庾怿惧而自裁之说，这是有道理的。但吕先生着眼于庾亮、王导个人毁誉问题，似难究及历史实际。其实庾怿自裁，决非只是成帝一怒的结果，也不只是王允之制造压力的结果，而是几十年来庾、王门户之争，特别是近数年来庾、王江州之争的结果。它反映了庾、王江州之争的尖锐激烈程度。庾怿之死这一庾、王关系的重要插曲，情节虽难细究，但背景是清楚的。香港学者苏绍兴先生也有“怿谋害允之一事，殊不可解”，“怿何事而毒允之，已不可考”①的问题，本节所论，似可部分地作为回答。
庾怿虽死，王允之仍然不能自安于江州，江州还不断出现新的变局。
咸康八年六月，成帝死，成帝弟康帝即位，委政于庾冰、何充，士族门户势力重新配置，错综复杂的斗争继续进行，其焦点还是互相争夺江州。
何充参政，是王、庾门户冲突的产物。《晋书》卷七七《何充传》：“充即王导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何充具有与王、庾都是戚属的家族背景，所以王、庾二族在必要时都能够接受何充居间缓冲。庐江何氏并非第二流士族，所以暂时也没有坐大的危险。《何充传》说：“王导、庾亮并言于帝曰：‘何充器具方概，有万夫之望，必能总录朝端，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愿引充内侍，则外誉唯辑，社稷无虞矣。’”细玩此语，王、庾不可能同时进言荐充，“老臣”云云，更似王导口气。《世说新语·赏誉》“丞相治扬州廨舍”条注引《晋阳秋》：“导有（使充）副贰己使继相意，故屡显此指于上下。”而何充虽居王、庾之间，实际上却是袒王的。庚冰为了巩固庾氏的外戚地位，屡以宜建长君为由，请立成帝母弟为嗣，因而康帝得以继统。何充则主张立嫡不立弟，庾冰不从。何充自知与庾冰难于两立于朝，自请出镇京口，以求自固。此事史传均谓“避诸庾”，实际上除此以外，还有抢据京口要津，以防庾氏造次的目的。中枢庾冰并未以何充为主要对手，他的目光正注视着江州的王允之，观察王允之的动向，寻找驱逐他的机会，以便把江州重新纳入庾氏之手，使荆、江重新合为一体。这样，即令庾氏在中枢不能得手，也可以巩固庾氏在上游的地位，保全庾亮时庾氏的门户势力。
《晋书》卷七六《王允之传》：“王恬（王导之子）服阕，除豫章郡。允之闻之惊愕，以为恬，丞相子，应被优遇，不可出为远郡。乃求自解州，欲与庾冰言之。冰闻甚愧，即以恬为吴郡，而以允之为卫将军、会稽内史。未到，卒。”案王导长子悦早死，恬为次子，继嗣。王恬少好武，在王、庾相持阶段，曾守石头以卫护建康，是王氏家族中少有的堪任武事的人才。王允之求解江州，其目的之一是故作姿态，逼庾冰收回以王恬为远郡的成命；目的之二是推荐比自己更有地位才能的王恬代为江州，以防庾氏觊觎。庾冰的处理，则是将计就计，以退为进，在改署王恬为吴郡的同时，一并改署王允之为会稽，以示将东方例由门阀士族居任的吴会地区，画为王氏家族势力范围，庾氏不求染指，只求能换得江州。所谓庾冰“甚愧”云云，不过是士族名士处理此类问题的一种自饰而已。
但是王允之明白此中底细，拒绝受调，他所持的理由，据《通典》卷一○四所载，是会稽犯王允之之祖王会名讳。这看来是一种托辞。因为第一，名讳嫌忌问题本无一成不变的说法，既有如《晋书》卷五六《江统传》“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之说，亦有如《通典》卷一○四谯王无忌议“国之典宪，亦无以祖名辞命之制”之说，不能固执一端；第二，据《王舒传》，王允之父王舒曾经以改会稽为郐稽的折衷办法接受过会稽内史之命，王允之完全可以援例处理。但是王允之没有考虑这些，而是始终不受会稽之命。《康帝纪》咸康八年八月“以江州刺史王允之为卫将军”，细味“以”、“为”二字，可知王允之并非以江州刺史加卫将军，而是离江州之任就卫将军职。此诏亦未提及会稽内史之职。这就是说，会稽内史可辞，但江州非离开不可；离江州后总该有个归宿，那就是让他回建康就卫将军这一尊显的虚号。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庾氏对王氏的强力胁制。同年十月，据《康帝纪》载，“卫将军王允之卒。”王允之死时，已被迫受调。但是他实际上是否已离开了江州，他的死是否还另有文章，都无从考实，我们只知道王允之是死在卫将军任内，至少名义上是如此。这是庾怿死后关于江州的第一次变局。
江州既已不在王氏手中，庾冰自可取之以实现庾氏一统上游的目的。但是当庾冰部署尚未妥贴之时，是年十二月，皇后褚氏立，名士褚哀以后父之重，表示不愿居中任事，“苦求外出”，庾冰遂以之为建成将军江州刺史，镇于半洲①。褚裒外任，庾氏取得江州的计划，功败垂成。这是庾怿死后关于江州的第二次变局。
翌年（建元元年，343年）十月，形势又为之一变。庾冰效法当年庾亮出都的办法，外出为都督荆江宁益梁交广七州、豫州之四郡②军事，领江州刺史，假节，镇武昌，以为荆州庾翼形援。于是，争夺多年、辗转易手的江州重镇，终于被庾氏以强硬手段取得。这是庾怿死后关于江州的第三次变局。
回顾这段时间之内的江州形势，可以看到变化迅速纷纭。庾怿毒杀江州刺史王允之不成，饮鸩自毙，在成帝咸康八年（342年）二月；以王允之入为卫将军之诏，在是年八月；王允之之死，在是年十月；康帝后父褚裒出镇江州，在是年十二月；而庾冰出都为江州刺史，在翌年（建元元年，343年）十月。江州问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这样多的曲折变化，江州地位的重要和斗争的激烈就可想而知了。
成、康之交，咸康、建元之际，琅邪王氏家族发展史上经历着又一关键时刻。王允之是企图以军事实力维持王氏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王允之死后，琅邪王氏虽然还是代有显宦，宗族不衰，但基本上是靠祖宗余荫，靠社会影响。由此到晋末为止，真能影响政局的人是一个也没有了。《晋书》卷七七《殷浩传》载庾翼遗殷浩书曰：“当今江东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庾翼作书时间，就在咸康、建元之际，可见此时琅邪王氏在内外政局中已不再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估量局势中不再被人们提及了。与琅邪王氏的就衰相比，颖川庾氏看来好象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扩充了很大的地盘。但是这个家族根柢不深，好景不常，在桓温的打击之下，很快就被摧折了。
关于王导、庾亮的嫌隙问题，读史者多诸悉王导“元规尘污人”①的清言。王导以尘埃喻庾亮而以扇拂尘，对政敌庾亮则字而不名，使人感到王、庾处理嫌隙，大概也同清言一样含蓄隽永。其实不然。在清言的后面，存在着与名士风流旨趣大不相同的现实利害的冲突。阴谋诡计，刀光剑影，充斥于这两个门户、也就是两大势力之间，其残酷性并不亚于其它朝代统治者内部的斗争。王、庾江州之争大体能证明这一点。不过江州之争的许多复杂而微妙的关节，史料已泯灭无闻，有许多本来只能由武装冲突来解决的问题，在现存的简括的史料中竟然都是和平过程，这很难令人相信。根据这些史料勾画的庾、王江州之争，最多不过是貌似罢了。
庾、王江州之争的研究，至此暂作结束。江州以其所处的地位，在东晋荆、扬相持的门阀政治格局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竞争之地，只要门阀政治的格局不变，江州的重要地位不变，江州之争也将不断发生。实际上，庾冰居江州只有一年。建元二年十一月庾冰死，朝廷立即以谢尚为江州刺史，企图把江州从庾氏手中夺回。由于庾翼强力抵制，谢尚未得如愿。翌年庾翼死，江州又再易手。淝水之战前夕，桓冲、谢安分据荆、扬之时，这两个门阀士族之间也出现了争夺江州之争，性质与庾、王江州之争类似。不过其时南北大战将临，桓、谢彼此克制，与当年庾、王势同水火者有所不同。关于这几次发生的问题，本书另有分析，此处不论。
① 借用《晋书》卷八三《刘毅传》论刘毅语。刘毅以“都督豫州、扬州之淮 南、历阳、庐江、安丰、堂邑五郡诸军事豫州刺史”，又兼督江州，俄进荆 州都督刺史。其实力的演变，李慈铭有论，见《越缦堂读书记》历史类。庾 亮由豫州进荆州，变迁与刘毅相近。
① 《宋书》卷三六《州郡志》南豫州条，庾亮至咸康四年始以豫州授毛宝。但毛宝刺豫州时豫州治邾，已远离芜猢。参《晋书》卷七三《庾亮传》。
② 参见本书第七○页。
① 据《三国志·吴志·张昭传》，昭弟子奋官至“平州”都督。据《三国志辨误》（下），此“平州”为“半洲”之讹。可知半洲是孙吴沿江置督的军事 要地之一。
② 据《宋书》卷三九、四十《百官志》：“诸征镇至龙骧将军”，三品，辅国将 军在其中；“宁朔至五威、五武将军”，四品，建成将军在其中。是庾怿此 次由三品降为四品。
① 邾城之陷，《成帝纪》在咸康五年九月，《通鉴》从之，《戴洋传》作十月。《庾亮传》系于七月王导死前，疑误。
② 庾怿奔半洲的月分不详（《通鉴》附之于三月，显然不是准确的时间），所以不知道庾亮的此一决策是对七月王导之死的反应，还是对豫州刺史毛宝之死、邾城失守的反应，或者另有其它的原因。庾怿徙屯半洲和进驻芜湖，其间当小有间隔。
③ 秦锡圭《补晋方镇表》以王允之咸康七年为江州刺史。秦表错误太多，不取。
④ 《艺文类聚》卷三八庾亮《释奠祭孔子文》：“惟咸康三年荆、豫州刺史都亭侯庾亮”云云，疑夺“江州”字，并非咸康三年庾亮已解江州。
① 见《两晋南朝的士族》第一七二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① 据《晋书》卷九三《褚裒传》，康帝为琅邪王时，聘褚裒女为妃，裒出为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迁尚书。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成将军江州刺史。”事在咸康元年十二月。案，同年八月，何充出为骠骑将军都督徐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州刺史，镇京口。此事史谓“避诸庾”，实际上具有“避诸庾”和抢据津要双重目的。数月后出现的褚裒外任，与何充之事性质相同。徐州京口津要既然已属何充，褚裒以曾为豫章太守之故而得江州，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三年以后，水和元年（345年），褚裒改授徐、兖，又以征北大将军筹划北伐。总之，咸康八年何充、褚裒相继外任，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居位家族既能避免门户矛盾激化，又能积累实力以观形势的一种惯用手法。
② 四郡，《通鉴》建元元年胡注认为就是宣城郡及扬州江西之历阳、庐江、安丰等郡。如果是这样，那末应当说“扬州之四郡”。从庾冰职衔上看来，建康以上直到荆、益、交、广，全入庾氏之手。不过《通鉴》胡注所列四郡之名是否准确，还难判定。如果庾冰所得只是豫州四郡，而扬州四郡仍在何充之手，那末何充还保有建康以上相当大的地盘。
① 《世说新语·轻诋》“庾公权重”条。
四 襄阳的经略
庾亮兄弟辈的重要活动之一，是经营北伐。庾氏经营北伐的直接目的，不在于进行境外的军事活动，而在于取得并牢固掌握襄阳。襄阳是梁州州治所在，有流民武装可用，是荆州的屏藩。庾亮、庾翼相继以北伐为名，终于把襄阳区域的桓宣势力排除，控制了江州以上全部地境，并一度遣军入蜀。庾氏在上游所据领域之大，声势之显，是前此王敦、陶侃诸人所不能及的。庾氏在上游的经营历时十余年，时间可谓不短，但是庾氏势力的衰败，却发生在瞬息之间。庾氏上游经营的成果，没有使庾氏门第延绵久长，却使龙亢桓氏的桓温得此以为基业，骤然在上游兴起，代替庾氏。强藩兴代，亦有驱除，庾氏为桓氏驱除，使东晋门阀政治的演化，逐步进入又一高潮。
现在，我依据上述历史脉络，加以诠释，以见襄阳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作用和桓、庾替代的背景。
在东晋历史上，北伐本来是正义的口号，是时代的要求。但是大张北伐旗号的人物角色，却各不相同。祖逖处两晋之际，独立经营北伐，基本上是流民帅的活动，在江左没有多少家族利益的牵连，对建康政局也没有多少影响。祖逖北伐不计成败利钝，死生以之，以攻为守，起了保障东晋偏安的作用。祖逖以其节烈丰富了民族精神，是东晋北伐的最高典型。祖逖死后所遗留的流民实力，由其弟祖约继领，而祖约却预于流民帅苏峻之乱，卒以败灭。
祖逖以后，倡言北伐者都是东晋权臣，在江左有很大的家族利益。他们倡言北伐，动机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以北伐影响江左政治形势，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的目的。
王敦叛乱起兵，据《晋书》卷三七《谯王承传》，曾经“诈称北伐”；而王敦败灭，据王夫之的意见，原因之一是敦“无边徼之功。”①后来荆州为陶侃所据。《晋书》卷九五《艺术·戴洋传》：“〔陶〕侃志在中原”。《晋书》卷六六《陶侃传》侃于咸和七年六月疾笃上表，说他久谋西征和北伐，“是以遣毌丘奥于巴东，授桓宣于襄阳。”但是直到陶侃之死，北伐迄无行动。
王、陶以来迄于庾、桓，都是居上游而倡言北伐，其直接目的，一般都是巩固上游分陕势力，徐图朝廷。而巩固上游分陕势力的关键，又在于把襄阳牢固控制起来。上引陶侃授桓宣以襄阳是这样，稍后庾氏居荆州而逐步兼并襄阳，排斥桓宣，也是这样。
咸康五年（339年）庾亮倡言北伐，开复中原，请求由武昌移镇襄阳之石城，以为诸军声援。庾亮又乘成汉李寿之衰，遣偏师袭击巴郡（今四川重庆）、江阳（今四川沪州）而归。但他所遣毛宝之师覆败于江北之邾城（今湖北黄冈），他部署的军事行动，至此全部终止。
庾氏的全部北伐部署和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对桓宣的调遣。《晋书》卷八一《桓宣传》：“庾亮为荆州，将谋北伐，以宣为都督沔北前锋征讨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假节，镇襄阳。”案司州是洛阳故都所在之地，自然是北伐的目标。桓宣既受司州刺史之命，其军号又是都督沔北前锋征讨，这说明如果北伐出军成为事实，则受遣担任主攻的军将一定就是桓宣。而庾亮请移镇石城，接近襄阳，其意也在就近指挥桓宣。桓宣与庾亮在历史上没有关系，庾亮不以北伐前锋重任授与近将而授与本无关系的桓宣，是什么原因呢？依我看来，庾亮调遣桓宣之事不见于《庾亮传》，是一次不事声张的部署，很可能是对桓宣设置的一个圈套，其目的并不是藉重桓宣北伐，而是以北伐的名义排挤桓宣，使庾氏的军队得以占领襄阳。这个目的质亮没有达到，而庾翼达到了。
在庾亮扬言北伐之后四年，即建元元年（343年），庾翼又表请北伐，同样是意在襄阳的桓宣。他以桓宣为都督司、梁、雍三州以及荆州之南阳、襄阳、新野、南乡四郡军事，梁州刺史，持节，平北将军，并令他率部前趋丹水，与石虎军作战。庾翼自己则“发所统六州奴①及车牛驴马”，不顾“百姓嗟怨”，也不顾朝廷劝阻，一意孤行。他自武昌出发，佯称移镇安陆；迨至夏口，始奏请进止襄阳，权停北伐。庾翼入襄阳，完成了庾亮以来的夙愿，踌躇满志，趾高气扬，于是“大会僚佐，陈旌甲，亲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叠，徒众属目，其气十倍。”显然庾翼以进驻襄阳为其巨大胜利，其初衷固不在北伐胡羯。
庾亮、庾翼都以北伐之名来遮盖其进据襄阳的直接目的，又是为什么呢？襄阳屏蔽荆州，北接后赵，是南北交争的地方。其地旧户甚少，而颇有流民。咸和五年石勒将郭敬攻陷襄阳，以后反复易手，咸和七年由桓宣、李阳收复而由桓宣驻守。这个地方，是边将防守要冲，但不是元帅驻节的合适处所。东晋于此地置梁州，梁州有实土，所统相当于今之鄂西、鄂北、陕南、川东北，具体地境随北方胡羯势力的强弱而时盈时缩。梁州刺史治所也以军事形势为准，或镇襄阳，或镇酂，或镇安陆，或镇魏兴。
东晋的雍州也在襄阳，侨置而无实土①。《太平御览》卷一六八鲍至《南雍州记》曰：“永嘉之乱，三辅豪族流于樊沔，侨于汉侧，立雍州，因人所思以安百姓也。”这是说侨置的时间甚早，当在东晋初年。《晋书》卷六三《魏浚传》，谓魏该南来，晋元帝以为雍州刺史，在建武元年（317年），与《南雍州记》所述年代合。《晋书》卷一四《地理志》雍州条：“魏该为雍州刺史，镇酂城，寻省。侨立始平郡，寄居武当城。”大概所谓始平郡，就是省雍州后安置魏该部曲的地方。魏该以后继镇襄阳者如周抚、桓宣、庾方之，刘惔、袁乔、桓冲、桓豁、毛穆之等，其职衔均带监沔北或沔中军事，新野、义成等郡大守，均无雍州刺史名义。《宋书》卷二七《州郡志》：“雍州刺史，晋江左立。胡亡氏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帝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综合这些资料，可知雍州之名江左早有，以羁縻秦雍流民。但孝武帝以前《晋书》著录的雍州刺史只有魏该一人①。看来雍秦流民南来，永嘉乱后至东晋之初为一高潮，胡亡氏乱以至孝武帝时为又一高潮。所以雍州侨置虽始东晋之初，但并不常置，至孝武帝时适应雍秦流民南来的新高潮，始又宣布侨置雍州。
酒水以北，长期是南北两属之地，雍、豫流民南赴襄阳者均须经由此处。所以东晋梁州刺史都要着力绥抚流亡，笼络流民帅，以图用其武力，加强东晋对襄阳的控制。见于《晋书》的以下诸人事迹，都能说明这一问题。
卷五八《周访传》，为梁州刺史，“既在襄阳，务农训卒，勤于采纳，守宰有缺辄补，然后言上。……善于抚纳，士卒均为致死。”
卷七○《甘卓传》，为梁州刺史，“镇襄阳。卓外柔内刚，为政简惠，善于绥抚。估税悉除，市无二价。州境所有鱼池，先恒责税，卓不收其利，皆给贫民，西土称为惠政。”
卷七一《陈頵传》，陶侃表頵为梁州刺史，“绥怀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根嫉妒，说頵年老耳聋，侃召頵还，以西阳太守蒋巽代之。”②
卷七三《庾怿传》，为梁州刺史，镇魏兴，“宽厚容众”。庾亮上疏，谓“怿御众简而有惠，州户虽小，赖其宽政。”
卷七三《庾翼传》，镇襄阳，“绥来荒远，务尽招纳之宜，立宾馆，置典宾参军。”
东晋前期经营襄阳最重要的人物，要算原受陶侃委署，后被庾亮、庾翼极力排挤的桓宣。桓宣原受晋元帝派遣，与豫州诸坞主周旋，并助祖巡经略中原，甚有成效。后来苏峻联祖约叛晋，桓宣不从祖约之命，率众投温峤、陶侃，陶侃以之为江夏相。咸和七年（332年）桓宣与竟陵大守李阳从石勒部将郭敬手中收复襄阳以后，至建元元年（343年）为止，戍守襄阳达十余年之久，历尽艰苦。桓宣是沛国铚人，地属豫州，在淮北。但桓宣久在淮南，部曲多淮南人。所以陶侃使桓宣以其淮南部曲于襄阳之西北今谷县、均县境立义成郡，属扬州为寄地①。这与前此侨立始平郡以处魏该雍州部曲是一样的。《桓宣传》谓宣“招怀初附，劝课农桑，简刑罚，略威仪。或载来于轺轩，或亲芸获于陇亩，十余年间，石季龙再遣骑攻之。宣能得众心，每以寡弱距守，论者以为次于祖逖、周访。”又谓“宣久在襄阳，绥抚侨旧，甚有称绩。”桓宣虽不居梁州刺史之职，但治绩与历任刺史有过之而无不及，是襄阳一带最有影响、最有实力的人物。
庾氏兄弟在荆州扬言北伐，意在桓宣。庾亮以桓宣为司州，庾翼命桓宣北趋丹水，而亮、翼本人均又力图接近或据有襄阳，其驱走桓宣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晋书》卷七五《范汪传》，汪为庾亮佐吏十余年，甚相钦待，庾翼进屯襄阳时，范汪劝阻，谓翼“既至［襄阳］之后，桓宣当出。宣往实翦豺狼之林，招携贰之众，待之以至宽，御之以无法。田畴垦辟，生产始立，而当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难测。”这里“桓宣当出”、“而当移之”等语，正透露了庾氏兄弟心迹所在。不过范汪并未能使庾翼改变初衷。此后桓宣以军败被贬，移屯襄阳以东的岘山，“望实俱丧”，建元二年发愤以卒。庾翼以长子庾方之为义成太守，并吞桓宣部曲。庾氏兄弟逼迫桓宣的明争暗夺，以庾氏的完全胜利告终。
庾氏兄弟为什么处心积虑，必欲消灭抗御胡羯势力的桓宣呢？这一方面是桓宣所处的襄阳，其战略地位使处荆州的庾氏深怀戒惧，一方面是出于士族人物不放心流民帅的根深柢固的偏狭心理。
襄阳以及全部梁州，仰赖“荆湘之粟”①以为军实，这在东晋南朝大抵如是。但在军事上，它居荆州上游，顺汉水而下，足以威胁夏口、武昌，陆道南出，又可指向江陵，所以对荆州拥有极大的地理优势。庾氏势力重心在荆州，如以亲信居梁州，荆州可得屏障；如由桓宣居之，荆州颇有后顾之忧。据《周访传》，访为梁州刺史，驻襄阳，“闻〔王〕敦有不臣之心，访恒切齿。敦虽怀逆谋，故终访之世未敢为非。”据《甘卓传》，王敦起兵后，梁州刺史甘卓露檄致讨，“武昌大惊，传卓军至，人皆奔散。”只是由于甘卓犹豫经时，始出军猪口（今湖北沔阳境），后又累旬不前，才使王敦得以转危为安。对于这些荆州在军事上受制于梁州的近期历史教训，以荆州为其重心的庾氏是深为敏感的。
桓宣经历，与士族人物多有不同。他久在疆场，自领部曲，被时人目为边将②。他志在抗胡，不求权势，所以辗转为东晋各种势力所用，无所依傍。他为了取信于人，甚至不得不以亲子桓戎为质任。桓宣欲谏祖约勿应苏峻之叛，乃“遣其子戎白约求入”；祖焕攻桓宣于马头山，宣“使戎求救于〔毛〕宝”；桓宣投温峤，“峤以戎为参军”，实际上是留以为质；桓宣居武昌，又先后以桓戎为郭默、刘胤参军；桓宣背郭默，又“遣戎与随（案即豫州西曹掾王随）俱迎陶侃”①，侃辟戎为掾，以宣为武昌太守。桓宣坎坷的经历，不稳定的地位，使他难得见信于人。祖焕攻桓宣之时，“〔毛〕宝众以宣本是约党”（《毛宝传》）；陶侃讨郭默时，侃将“皆疑宣与默同”（《桓宣传》）。凡此种种，都使庾亮视桓宣为异己，必欲驱逐之而后安心。梁州“两晋以来人士勇略”②，庾氏驱逐桓宣，另求勇略之士于梁州以为己用，正是一举两得。庾氏谋划得逞，桓宣发愤而死，士众尽归于庾。庾氏取得襄阳，其在荆、江的地位就更为巩固了。
庾氏与桓宣的关系，同下游士族与流民帅的关系几乎完全一样，桓宣也终于避免不了下游受制于士族的诸流民帅同样的下场。这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反复出现过的问题。在门阀士族人物看来，流民可用，流民帅不可用；而门阀士族人物既不愿也无能代替流民帅，组织和率领流民，以为己用。门阀士族必须使用流民以为兵力，又必须假手于自己认为可靠的人，这是不容易办到的事。在此之前，郗鉴用流民帅以平王敦之乱，获得成功，但终于酿成苏峻之乱；在此之后，谢玄组织流民帅为北府兵，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最后酿成北府将刘裕取代晋室的结局。东晋政局，从一定的层次看来，就是以当权的士族与有兵的流民帅既联合又斗争为其重要内容。联合的基础是抗胡，斗争的目的则是夺取江左的统治权力。这种情况，上游下游几乎都是一样。
大约与庾翼驱逐桓宣、进入襄阳同时，庾冰出京师，挤走居江州的褚裒，自居都督六州军事江州刺史。于是，庾氏势力囊括上游，使梁、荆、江、豫以及扬州之宣城和江西四郡连成一气。这是颖川庾氏势力发展的顶点。只是由于京口在朝廷一边，而庾冰、庾翼又相继死亡，才使严重、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
庾亮早期在都十余年，其言其行与王导大同小异。庾亮出都至庾冰出都，共十余年，这个时间里，庾氏家族经历了三件大事：一，以外制内，制约王导，遥控朝廷；二，与王允之激烈争夺江州；三，驱逼桓宣，兼并桓宣部曲，取得襄阳。从客观作用说来，与琅邪王氏合作，巩固琅邪王氏首创的门阀政治的，是颖川庾氏；结束“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使琅邪王氏转衰的，是颖川庾氏；使江、荆、梁牢固地连为一气，并取得襄阳以巩固荆州，为桓温的崛起创造条件的，也是颖川庾氏。不过，庾氏取代王氏，并未改变门阀政治格局，只是用庾与马共天下代替“王与马共天下”而已。门阀政治的基本性质，前后相因。颖川庾氏居琅邪王氏和谯国桓氏之间，起承先启后的作用。
颖川庾氏势力的积累，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它的衰坠却发生得非常急骤，而且此后的家族地位，也不能比齐王、谢，而是“再世之后，三阳仅存”①。庾亮起自外戚，无功晋室，而又措置乖谬，与王、谢家族的历史很不一样。庾氏家族不能比齐王、谢，是可以理解的。
① 《读通鉴论》卷一○：“王敦无边徼之功，故温峤得制之于衰病”云云。
① 《晋书》卷七三《庾翼传》。“发六州奴”，即同传前云“辄发良人”，目的是为了征战，事与《元帝纪》大兴四年“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性质相同。庾翼发奴涉及的州数，记载纷坛。但远州非所能及，实只荆江二州。《何充传》“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可证。
① 《宋书》卷二七《州郡志》雍州条：“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至是雍州始有实土。
① 《世说新语·识鉴》“王大将军始下”条注引王隐《晋书》，谓杨朗仕至雍州刺史。《华阳国志·序志》有雍州刺史李阳。案杨朗、李阳为明帝、成帝时人，今本《晋书》未著录他们曾为雍州刺史的仕履。
② 蒋巽治绩无考。
① 义成郡何以遥属扬州，是否以淮南郡西晋属扬州之故，未能断定。
① 《晋书》卷七○《甘卓传》。
② 《晋书》卷七七《蔡谟传》：“桓平北，边将也。”
① 均见《晋书》卷八一《桓宣传》。
② 《华阳国志·序志》。
① 《晋书》卷七三史臣语。《世说新语·雅量》“王邵、王荟共诣宣武”条注引《中兴书》：“初，郭璞筮冰子孙必有大祸，唯固三阳，可以有后。故希求镇山阳，弟友为东阳，希自家暨阳。”《庾希传》略同。
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
一 桓温先世的推测
（一）桓温先世的隐情
《晋书》卷九九《桓玄传》：桓玄“曾祖以上名位不显。”同传曹靖之答桓玄之问曰：“大楚之祭不及其祖”，是以神怒。又，《魏书》卷九七《桓玄传》：桓玄“庙祭不及于祖，……慢祖忘亲，时人知其不永。”
案，桓玄篡位以后，只置一庙，庙祭但及于父而不及于祖，引起时人许多议论，具如上引。除此以外，徐广、卞范之等亦均不以为然。但是桓玄对此却执意不改。《宋书》卷一《武帝纪》：刘裕逐桓玄后“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桓玄只立桓温一人神主，就是庙祭不及干祖的说明。桓玄于宗庙大事如此固执，违礼悖俗，难于解释，其中似包含某种隐情。
桓氏庙制问题，与孙吴有可比较之处。《宋书·礼志》三谓孙权称帝，不立七庙，但有孙坚一庙在长沙临湘，又有孙策一庙在建邺。孙氏庙制不立，主要是为了遮掩其先世隐情。富春孙氏“孤微发迹”①，不预士流。《孙坚传》注引《吴书》谓“坚世仕吴”，是韦昭为吴修史不得不有的虚美之词。《宋书·符瑞志》上及《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幽明录》，皆谓孙坚之祖孙钟与母居，遭岁荒，种瓜为业，这当是陈寿所谓“孤微”所本。孙钟与孙坚，《幽明录》谓为祖孙，《异苑》谓为父子，六朝即已难详。《水经·渐江水注》富春亭山“有孙权父家”，杨守敬《水经注疏》谓权字为坚字之误，因为若是权父，当逞称孙坚为是，不必累赘言之。杨氏之说实际是赞同《异苑》的，亭山之冢即孙钟冢。寒门无世谱，孙氏世系难详，冢墓莫辨，宜其干立国时无法建立正规庙制。以孙吴立庙事度桓玄，可知桓氏“大楚之祭不及于祖”，其隐情亦在遮掩桓氏类似于“孤微发迹”的家族历史，与孙氏一样。
（二）桓温是桓范后裔
桓玄之族出自谯郡龙亢，祖桓彝南渡，与东晋先后执政诸士族相比，门户地位不高。史籍均谓桓彝为东汉大儒桓荣之后，是可信的。但各书所记桓氏世系却有差异。《世说新语·德行》“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条注引《桓彝别传》，谓桓彝为桓荣十世孙，这是一说。《晋书》卷七四《桓彝传》及尊经阁本《世说新语》所附《人名谱》（以下简称《世说人名谱》）之《龙亢桓氏谱》谓为九世孙，这是二说。《元和姓纂》卷四谓为八世孙①，这是三说。桓彝之于桓荣，时代杳远，序次不清。魏晋以后，龙亢桓氏似已沉沦不预时望。桓彝之父，《晋书》及《世说人名谱》均作桓颢②，为官止于公府掾及郎中③，其人即桓玄曾祖。《桓玄传》所云“曾祖以上名位不显”者，当是就桓颢及其以上几代而言。
在十分注重士族谱系的东晋时代，桓彝为东晋功臣，桓温居人臣极位，桓玄且曾称帝立国，他们都不去查访本来是可以查访清楚的桓氏近世谱系，以致留下疑窦，造成后代史籍中桓氏世系的紊乱，这确实令人费解。
比较上述著录桓氏先世诸书，我认为比较翔实可信的是《世说人名谱》①。《世说人名谱》自桓荣以下第二、三、四、五世，序次清晰，每一世代的兄弟行辈的名讳仕履及所从出，也很清晰，而且与《后汉书》卷六七《桓荣传》及诸附传所记完全相符。其所著录第八世颢、第九世彝，与其它著录桓氏先世诸书相较，序次虽有一代之差而名讳相同。值得注意的是第六世和第七世。《世说人名谱》留有第六世的世系位置而缺第六世的名讳仕履。其第七世作“楷，字正则，济北相”，也未著楷父即第六世的名讳。楷父究竟是第五世桓典、桓晔②、桓彬兄弟辈中哪一个人之子，在这里也看不出来。但，第六世名讳缺如，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可供我们探寻考证。
兹参考《世说人名谱》，并据下文考证，试作《龙亢桓氏世系表》如下③：
据《世说人名谱》资料，我们可以确认以下几点：
一 桓彝应是桓荣第九世孙，作十世孙者没有《世说人名谱》这样可信的根据。作八世孙者则涉及计算方法问题，难以确言，姑置不论。
二 桓氏谱系紊乱，问题主要出在缺名的第六世，如果确有隐情存在，以存在于第六世的可能性最大。
三 第五世桓氏兄弟均死于汉末灵、献之时（说详下），所以第六世的年代应当在曹魏的初期至中期。
为什么五世儒宗、迭为帝师的谯郡龙亢桓氏，其世系到曹魏初期中期时忽然失载了呢？是什么缘故使桓氏子孙不得不从自己的谱系中略去第六世的名讳仕履？
我推测，曹魏嘉平元年（249年）预于曹爽之狱而被诛夷的桓范，就是谯郡龙亢桓氏第六世的主要人物，是桓彝的曾祖或曾祖的兄弟。我还推测，桓范很可能是桓氏第五世桓典之子。龙亢桓氏谱系失载第六世的名讳仕履，就由于桓范被诛，桓氏成为刑家，因而在逃子孙力图隐蔽桓氏家世的缘故。
以下，我将逐次论证这一假设的合理性。
《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桓范传》：“桓范，字元则，世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太平御览》卷二二四引《桓氏家传》：“延康元年（220年）初置散骑之官，皆选亲旧文武之才，以为宾宴之属。迁桓范为散骑侍郎。”同书同卷引《魏略》，谓“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而《曹爽传》裴注又谓桓范“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由此可见，桓范既是英儒高才，又有文学，很有资格入为散骑。这反映了桓氏家族的冠族地位以及其家世学问传袭的事实。
桓范于正始时官大司农。“曹爽辅政，以范乡里老宿，于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亲也。”嘉平之变，司马懿闭洛阳城门拒纳曹爽。桓范不应懿命，矫诏奔爽，为爽策画，当由于是曹操旧属，与曹氏同乡里，又受曹爽敬重之故。桓范为帝室乡里之亲，与上引桓范以亲旧入选为散骑侍郎，亦可呼应。
桓范建安末入丞相府，至嘉平初已历三十年之久，自然是“老宿”无疑，按年龄，与正始时新进少年名士不属一辈。从意识形态看来，桓范所著《世要论》①，其内容与名士谈玄者大相迳庭。《世要论》主张“度世授才”。明帝时桓范荐徐宣为仆射之言，也反映了“度世授才”思想。他说：“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定分之后以忠义为首”②。这些说法部与建安时曹操标榜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原则一致。正始名士处于“定分”之后的“治平”之世，却以浮华进趋于时，与桓范尚忠义之说很不一样。桓范尚忠义，不悖沛国桓氏家世儒宗的门风，与其时司马懿标榜以孝治天下，颇为接近①，这或许是曹爽对桓范敬重之而不甚亲的缘故。
司马懿处置曹爽一党，手段极其残忍。《晋书》卷一《宣帝纪》曰：“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数十年后，当晋明帝问及晋朝先人所以得天下之由，王导“乃陈帝（宣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未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所谓“创业之始”，说的就是嘉平狱后逐步发生的事。由此可见，司马懿及其子孙，是非常避忌诛曹爽一案的，魏晋载籍当然也不敢尽其词②。随着时间的推移，洞悉嘉平之狱实情的人越来越少，桓范事迹也越来越湮没无闻于世。
另一方面，桓范预此“大逆”，宗族连及诛夷，侥幸漏过法网的子弟皆以全身为幸，当然更不敢显露与桓范的亲属关系，以招祸灾。因此撰桓氏家传之人，对于桓氏先人只追溯至桓彝之父桓颖为止，如果再向上追溯，势必触及桓范预“逆”问题，因而触犯晋室朝廷及桓氏家族双方的忌讳。只是由于《世说人名谱》中的《桓氏谱》揭出桓颖之父桓楷之名，并空悬无名讳仕履的桓楷之父一代于桓氏谱系之中，才使我们得以探微索隐，窥测桓玄“曾祖以上名位不显”以及庙祭不及其祖的真实意义。
桓玄高祖桓楷，官济北相，桓玄曾祖桓颖，居公府掾及郎中。以桓楷、桓颢父子的官位相比，国相显于公府掾及郎中，也就是说桓玄高祖显于曾祖，因而不能得出桓玄“曾祖以上名位不显”的结论。颇疑桓楷仕魏为国相时值嘉平狱起，坐父桓范罪当诛。桓楷是伏法，是逃亡，无迹可寻，而其后人以及史臣则以“名位不显”掩而蔽之。而桓楷之子桓颢出仕，当在入晋以后，网禁已疏之时。我们知道，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被司马氏所杀，入晋后稽康子嵇绍咨出处于山涛，山涛答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①”嵇绍遂得起家为秘书丞。桓颢亦以司马氏刑家之后出仕晋廷，情况正与嵇绍相类。只不过嵇康之诛，并没有株连亲族，与桓范颇有不同。
《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桓范传》，谓桓范字元则，而《世说新语·贤媛》“许允妇是阮卫尉女”条注引《魏略》则谓桓范字允明。两处同引《魏略》而文字互异，必有一误。张鹏一《魏略辑本》②卷一○，于此亦未作解释。案《文选》卷三五《七命》注引《应瑗与桓范书》，称桓范字为元则；《真诰》卷一六《阐幽微》注：“桓范字元则，沛国人，有才学筹策，仕魏位至大司农，党曹爽被诛也。”《史通》卷八《人物》亦称桓范为元则。据此，《世说》注引《魏略》桓范字允明者当为误写。但是《世说人名谱》谓桓楷字正则，如果不误，依史讳之例，桓范字元则与桓楷字正则者同一“则”字，似有扞格之处。或者如《颜氏家训·风操》所云：“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①”，所以桓楷不讳桓范之字欤？检陈垣先生《史讳举例·南北朝不嫌父子同名例》，举有前秦苻坚字永固，其太子宏字永道，父子字同“永”字（案苻坚之长庶子苻丕字永叔，亦同“永”字。永叔，《御览》卷一二二引《前秦录》及《魏书》卷九五《苻丕传》均作永叙。又，慕容垂字道明，垂子宝字道祐，垂子熙字道文，宝子盛字道运，祖孙三代四人，均带道字）；又举有南齐萧承之字嗣伯，其子道成（齐高帝）字绍伯，父子字同“伯”字。江南之俗不讳字，此点颜之推已论及，而十六国亦有不讳字之例。上溯三国，蜀、吴帝室有讳字之例，《史讳举例·三国讳例》已举出；魏则讳字与否或讳字严格与否，尚未见史料可证。再向上溯，则东汉亦有父子不讳字之例。《风俗通·十反》载大尉沛国刘矩字叔方，而其父字叔辽，同一“叔”字。或者桓范字元则，其子桓楷字正则，两者名与字皆不误，而此正可作为魏时不讳字的一个例证。不过，孤证不立，关于桓氏家讳中的这一问题，终于难得确定②。
（三）桓范的郡望问题
大体说来，以桓范为桓彝的曾祖之说，按其名讳、序次、年代以及与曹、马关系等方面说来，似可成立。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疑点有待考实，这就是桓范的郡望问题。
《魏略》说桓范为曹爽“乡里老宿”，而《曹爽传》及《世说新语·贤媛》“许允妇是阮卫尉女”条都说桓范是沛郡人而不具其县名。据《魏志·武帝纪》，曹氏是沛国谯人，曹爽与桓范同郡国为“乡里”，是没有疑义的。东汉有谯县属沛郡而无谯郡。建安时增设谯郡，谯县改属谯郡，而谯郡与沛国并存。所以曹氏亦称谯郡谯人。谯郡后改谯国。
谯郡之设及其改称谯国，《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以及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诸书所载纷坛，莫衷一是。卢粥《三国志集解》于《魏志·武帝纪》卷首部分，爬梳众说，考定谯郡设于建安中，并推定建安十八年魏国既建，乃立谯郡以比丰沛。王粲建安二十一年随曹操征吴时作诗：“既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是其时已有谯郡。但尚未改称谯国。建安二十二年，沛穆王林徒封谯，始改谯郡为谯国。黄初元年，魏代汉，以谯国与长安、许昌、邺、洛阳为五都。黄初五年改封诸王为县王，复还国为郡，谯国依例复为谯郡。这样，东汉沛国谯县，入魏就成了谯郡谯县。如果我们认定桓范为桓荣之后之说不误，则沛国龙亢人桓范与沛国谯人曹爽互为“乡里”，这似乎没有问题。
但是，要确定这一点，还存在须得澄清的事实。因为谯郡之设并未取代沛国，谯郡与沛国两存。沛国谯县虽入谯郡，但沛国龙亢是否也入谯郡，尚待证明。如果龙亢县未入谯郡，那未以魏国郡县名称为准，曹氏为谯郡谯人，桓氏为沛国龙亢入，两者在曹魏时是不能以“乡里”相称的。因此还要证明龙亢入魏已经割归谯郡，不属沛国，才能消除这一疑点。这又涉及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景初二年（238年）四月，“分沛国萧、相、竹邑、符离、蕲、铚、龙亢、山桑、洨、虹十县为汝阴郡，宋县、陈郡苦县皆属谯郡。”看来，龙亢等县已于此年由沛国分入汝阴郡，而未入于谯郡。照这样说，在分郡十一年后的曹爽之狱时，沛国桓范还是不能认定出自龙亢桓氏，因为龙亢既属汝阴，“汝阴龙亢”人桓范更不能是谯郡谯人曹爽的“乡里”。
但是，景初二年剖分郡县之文，于郡县排列上难于通读，显有错误。《通鉴》有鉴于此，为求稳妥，省去未录。《晋书·地理志》载晋汝阴郡所统共八县，与此所列十县无一同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五已疑《魏志·明帝纪》之文有误，但未能确定误在何处。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吴仕鉴《晋书·地理志斠注》虽未疑《魏志》之误，但亦注意到沛郡所剖分的十县并不在汝阴郡，遂疑十县虽经剖分，但为时甚暂，魏未晋初复归于旧日建制。谢、吴二氏的新解，并不足以释钱氏之疑。
解决这一疑惑，确指《魏志》误处的，是吴增僅。吴增僅所著《三国郡县表附考证》中，考定汝阴郡设置并不在景初二年；又证明《魏志》所列十县全在涡水之北，与汝水相隔数百里，而且与汝阴诸县不相连接，从而认定《魏志》景初二年之文确实有误。他提出新解，认为《魏志》“……十县为汝阴郡”中的“为”字为衍文。据此，《魏志》原文应当读作：“分沛国萧、相、竹邑、符离、蕲、铚、龙亢、山桑、洨、虹十县，汝阴郡宋县，陈郡苦县，皆属谯郡。”这样，《魏志》原文就可以通读而无任何滞碍。吴增僅氏并推论曰：“谯为曹氏丰镐，名列五都，故割度多县，蔚成大郡。晋受禅后徙其属县，所以削其本根也。”根据吴增僅的这一解释，可知谯郡虽于建安中已经设置，但其时的谯郡尚不包括龙亢等县，龙亢等县直到魏明帝之未犹属沛国。桓范于建安末入仕丞相府时，谯郡（国）虽已建置，但桓范籍贯仍为沛国龙亢。沛国龙亢于景初二年四月始割入谯郡，此时下至桓范之死不到十一年。所以鱼豢《魏略》未叙桓范为新划定区域的谯郡龙亢人，而用其入仕时的旧望，叙为沛国龙亢人，就象《魏志·武帝纪》用曹操入仕时的旧望，叙为沛国谯人，而不叙为后来划定的谯郡（国）谯人一样。龙亢在曹爽时既已入谯郡，则曹爽以桓范为“乡里老宿”而敬重之，桓范亦以乡里之谊，兼以忠义之道，而投向曹爽，就完全是情理中事。《通鉴》魏嘉平元年胡注所作“范，沛国人；谯、沛，乡里也”的解释，笼统言之虽似可通，但胡氏未明郡县划分原委，直以谯郡人与沛国人为乡里，因而还是不免未达一间。
嘉平之变，以地域言，是谯沛统治集团的彻底失败。桓范既出谯沛，又为曹爽所敬，其本人和其家族势力在嘉平之变中被消灭，应当说是必然的。
（四）旁 证
桓范所自出的沛国桓氏就是以后的谯郡桓氏①，这一点已无可疑。但是据知谯郡桓氏支脉有三，一出龙亢，东汉桓荣、曹魏桓范、东晋桓彝均属之；一出相县，东汉桓谭属之；一为铚县桓氏，东晋桓宣、桓伊属之。龙亢、相、铚三县，东汉均属沛国，魏景初二年割入谯郡。桓氏三支关系如何？以桓范出于龙亢一支为说是否合理？这些问题也应当加以考察。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判定这三支中哪一支具有“世为冠族”的社会地位。
据《后汉书·桓荣传》注引《续汉书》、《东观记》，以及据《广韵》卷一，知谯郡桓氏原为齐人，齐桓公之后，以谥为姓，由齐迁龙亢，当为沛国桓氏之始，至桓荣时已经六世。颇疑龙亢桓氏枝繁叶茂，乃有相、铚分支，而相、铚桓氏在门户势力方面较之龙亢桓氏皆相形见绌。相县桓谭以儒学及其《新论》之作显名于世，但居官不过给事中，品位不高。汉章帝巡狩至沛，虽曾“使使者祠谭家，乡里以为荣①”，但桓谭后嗣无闻于世。看来相县桓氏一支，其家世地位在东汉并不尊显，不足以当“世为冠族”之称。铚县桓氏，《晋书》卷八一《桓宣传》叙其先世只及父祖，居官亦不尊显，年代约在西晋，再早就无闻了。汉魏之时铚县有无桓氏聚居，也很难说。桓宣及族子桓伊在东晋居官数十年，虽其气质和才具颇有士族之风，桓伊更有名土之誉②，但其居官主要是以武干为边将，戍守江沔以北，与其时士族高门通常的官守仕履颇不相类。所以，要说桓范出于铚县桓氏，也缺乏合理的根据。《晋书》卷六四《武陵王遵传》：“〔桓〕伊与桓温疏宗”。《世说人名谱》列桓伊为龙亢桓氏“别族”而附之于龙亢桓氏之后。据此可知，铚县桓氏与龙亢桓氏宗族相通而支脉疏远。当太元之世桓冲与谢安分据上游荆、江和下游扬、徐之时，桓伊曾长期在豫州之任，居中以为缓冲。这大概是桓伊与桓冲既同宗而又不亲，具有独特身分背景，谢安既能接受，桓冲也不相疑之故。
根据上面谯郡桓氏三支的状况，我判定桓范出于龙亢桓氏一支之说，最为合理，因为只有此支能当“世为冠族”之称；而《世说人名谱》中龙亢桓氏恰好有世次缺佚，年代与桓范相当，可以互为佐证。
由于铚县桓氏与龙亢桓氏同宗，所以桓宣、桓伊的先人与桓范应有相当的血属关系和相近的文化面貌。我们知道桓范《世要论》首篇曰《为君难》，次篇曰《臣不易》。我们又知道《晋书》卷八一《桓伊传》谓淝水战后桓伊以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嫌隙渐成，而谢安亦以功高而蒙谗忌，朝廷矛盾重重，于是桓伊在孝武帝召宴时歌怨诗以为谏。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云云。桓伊怨歌大意，与《世要论》上述诸篇主旨相同，出于《论语·子路》。《论语》所引“人之言曰”云云，本来是用以论证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道理，并没有感叹君臣相处之难的意思。桓伊之歌与桓范之论，却与《论语》原意不一样，说的是君臣嫌隙问题。桓伊之歌与桓范之论两者间的这种一致性，是偶然巧合呢，还是有桓氏家世学问承袭在于其中？这是一个可疑而难决的问题，权列此以为旁证之一，并待后考。
《魏略》谓桓范作《世要论》以示蒋济，蒋济不视。桓范怒曰：“我祖德薄①，公辈何似邪？”“世为冠族”的桓范，出此“我祖德薄”之言，有什么事实背景呢？桓范祖辈可知者四人：鸾，《后汉书》有传；衡，早卒；顺，事迹不传，子典；麟，不胜丧而卒，年四十一。总起来看，桓范祖辈境遇不佳，“德薄”云云，似暗合事实。桓范父辈三人，也多坎坷：彬，违忤中常侍，免官禁锢，灵帝光和元年（178年）死，子嗣无闻；晔，献帝初平中避难南行交州，为凶人所诬，死于合浦狱中，子嗣无闻；典，献帝时官居光禄勋，死于建安六年，子嗣无闻。这些情况，似乎也暗合桓氏先人“德薄”之语。
上述桓范父辈，彬、晔子嗣无闻，当由于家道中落之故。只有桓典居九卿之任，死年又较晚，而史籍不著其后嗣，有乖史家作传常情。我怀疑桓范即桓典之子。典死于建安六年，范仕于建安末，范入仕时最晚亦当及冠之年，以范为典子，年代无扦格之处。嘉平时桓范被曹爽目为“老宿”，与所估计的年岁亦合。桓氏家族于东汉灵、献之时人物多有凋零，赖桓典、桓范一支代为九卿，使桓氏得以保持“世为冠族”的社会地位。至于桓典既然有子桓范而史籍却不著其继嗣（也设有说无嗣），似乎正可解释为嘉平之狱后魏晋朝廷及桓氏家族双方都以此为忌，因而讳莫如深，真象遂失。
桓氏世系中还有一事值得推敲。《后汉书·桓郁传》：“子普嗣，传爵，至曾孙。”注引《华侨书》（案即《汉后书》）曰：“郁六子，……普嗣侯，传国至曾孙，绝。”传国，即嗣爵之意，桓普所嗣之爵即桓荣所受的关内侯，荣传于郁，郁传于普，普累传至其曾孙而止。嗣爵而史缺其嗣者之名，只称传至曾孙而止，这也不符合一般著史的书法。而此所缺之名，即桓普的曾孙，据桓氏世系推之，又恰是《世说人名谱》中桓荣的六世孙，亦即属桓范一辈。而这一辈的人，恰好又是有其系位而无名讳爵职。以上三种成于不同时代的著作，即华峤《汉后书》、范晔《后汉书》、汪藻《世说人名谱》，于桓氏桓荣之后第六世，不约而同，均缺名讳，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而是讳忌桓范的名字，或者是根据讳忌桓范名字的资料。据上考，桓普传爵至曾孙，以世系论，就是传至桓范或其同辈桓氏兄弟而止①。桓范出仕在建安末年，其时汉正朔尚在，汉爵当未废止。黄初入魏，汉爵自然就不存在了。爵绝云云，指的就是这一事实。
（五）小 结
综合上述考证，所得结论如下：
沛国龙亢（后改谯郡龙亢）桓氏自桓荣以下，五世显赫。汉魏之际，桓氏虽然仍为望族，但势己就衰。第六世桓范疑为光禄勋桓典之子，建安末入仕丞相府，为曹操故吏，袭关内侯爵。入魏，与帝室为乡里亲旧，累官至大司农，死于曹爽嘉平之狱，家族诛夷甚惨。司马氏皇室和桓氏孑余子孙，均以此事为讳。桓氏子孙以刑家之后，逃死不暇，隐匿唯恐不密。桓氏第七世桓楷，于桓范死前居济北相之职，桓范之诛，桓楷必在株连之列，或死或逃。魏晋易代之际，网禁森严，桓氏人物不可能在政治上露面，所以史籍无闻。禅代告成之后，时过境迁，网禁渐弛，遂有桓楷之子、桓氏第八世桓颢出仕西晋，其门望及官位均甚平平。其时桓氏后人逃死的恐惧已成过去，但是求官西晋又可能招致觍颜事仇之讥，这是桓氏后人不能不考虑的。嵇绍仕晋，必先以出处咨山涛，就是为了掩饰事仇一事的忸怩作态。也许是出于这种原因，桓氏后人仍不愿显言先辈事迹，桓氏世系遂以失真。桓颢之子、桓氏第九世桓彝过江，为东晋功臣，死晋室之难。此后则有第十世桓温弄权朝廷，第十一世桓玄一度代晋为楚。东晋桓氏追叙其先世，但至第八世桓颢为止，由此上溯，其第七世、第六世则以“名位不显”为词，以图继续掩饰与桓范的关系。桓玄代晋之后，亦不愿揭示桓氏家族历史的真象，仍然讳莫如深，甚至楚国庙祭只及于桓玄之父桓温，连祖父桓彝亦不预祭。撰家传者为替桓氏子孙仕晋之事留体面，并不去稽考桓氏世系。至于两晋官方，当然也不愿意触及易代丑闻。这样，在特重谱系的江左五朝，如此重要的谯郡龙亢桓氏，其谱系错乱缺漏，董理乏人，连桓氏家传的修撰者也不能加以考实，以至千余年来，无从发覆。
考镜桓温先世，能够钩稽的历史资料虽有一些，但直接证据迄未求得。所以结论中有推演成分，不敢自信确凿。尤其是桓范、桓楷究竟是何种亲属关系；桓温一系究竟是直接出于桓范，还是出于桓范的兄弟，这些问题至今不能落实。前面所附的《龙亢桓氏世系表》，于桓范之父、之子，也只敢以虚线相联。不过从大处言之，江左桓氏先世与曹魏时桓范有密切关系，就此一点说来，我认为是可以成立的。除此以外，细节只好暂时存疑。此篇以“推测”为题，目的也是等待新证出现，以便重作考虑。
① 《三国志·吴志·孙坚传》陈寿评。
① 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于此无说。
② 《世说新语·德行》“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条注引《桓彝别传》作颖，盖形近而讹。
③ 公府掾见《世说人名谱》，郎中见《晋书·桓彝传》。
① 《世说人名谱》亦有误处，例见本书第一六三页。
② 晔，《后汉书》本传、《世说人名谱》均谓“一名严”。《后汉书》注引《东观记》严作■。李慈铭据《水经·渐江水注》沛国桓俨避地会稽，然后浮海入交州事，判定严、■乃俨之误。见《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版第二○五页。
③ 案古人述其先人世数，或连先人本人计算，或不连先人本人计算，有时不免有一世之差。如颜之推《观我生赋》“逮微躬之九叶”句，谓颜含南渡，至颜之推为九世，故《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直谓颜之推九世祖为颜含。但《梁书》卷五○《颜协传》则谓颜协七世祖颜含，而颜协为颜之推之父，是颜含至颜之推只八世。准此，据《世说人名谱》以论桓荣至桓彝世数，作九世、八世均可。
① 《世要论》见《群书治要》卷四七，作《政要论》。严可均《全三国文》、马 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另辑有佚文。
② 《三国志·魏志·徐宣传》。
① 司马氏取士也并非一成不变。尔后司马氏为代魏作准备，也曾强调才略而不重细行。《晋书》卷三三《石苞传》，苞为中护军司马师司马。司马懿闻苞好色薄行，以责司马师，师答曰：“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云云。这又回到了“度世授才”的标准。
② 例如王沉“与荀、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见《晋书》卷三九 《王沉传》。
① 《世说新语·政事》。
② 《关陇丛书》本。
① 王利器先生《颜氏家训集解·风操》引赵曦明曰：“孙以王父（祖父）字为 氏，如公子展之孙无骇卒，公命以其字为展氏，见左氏隐八年传。”案。 《日知录》卷二三“子孙称祖父字”、“以字为讳”诸条，合而观之，似讳字 因时代及地区习俗而异，殊难准确立论。
② 本书交付出版后，仍觉桓氏家讳问题未得确证，不能自安，乃陈问题原委，求教于校订《史讳举例》的刘乃和先生。刘先生覆示中提及，桓范、桓楷名意相近，元则、正则，字亦相排，二人似有兄弟之嫌。刘先生此一提示，很有意思。但桓范、桓楷关系由此又别生一难解问题，暂时补志于此，以待后证。若桓范、桓楷果属兄弟辈，桓氏世系排列虽当另作考虑，但于桓 范确系桓温先世这一问题，反而又得一坚实证明。
① 汉魏桓氏除了望出谯郡者外，据知还有《元和姓纂》卷五引应劭《风俗 通》楚大夫桓思之后的桓，当即长沙临湘桓氏；还有《三国志·魏志·裴 潜传》注引《魏略》所云冯翊甲族桓氏；同书同志《王粲传》所云安成令下邳桓威，等等，《文选》卷二八陆机《吴趋行》注引张勃《吴录》，吴八族中有桓氏。《三国志·吴志·士燮传》有交趾桓邻。《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谓西晋时扶风王司马骏有长史荣阳桓隰。桑世昌《兰亭考》卷一载修禊赋诗者有“荣（荥）阳桓伟”（张淏《云谷杂记》卷一，桓伟误作柏伟），则桓氏尚有荣阳一望。又，《隶释》卷二《东海庙碑》尚有南阳桓氏。此外，《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内入诸姓：“乌丸氏，后改为桓氏。”
① 《后汉书》卷三八（上）《桓谭传》。
② 《世说新语·方正》“桓公（温）问桓子野（伊）”条注引《续晋阳秋》，桓 伊“少有才艺，又善音律，加以标悟省率，为王濛、刘惔所知。”但《晋 书》卷八一《桓伊传》谓伊有武干，历任边将，晚年始徵拜护军将军。桓 伊际遇不佳，疑与其父桓景行事有关。桓景历任侍中、丹阳尹、护军将军， 陶回谓其“佞事王导”而非正人，见《晋书》卷七八《陶回传》。
① 卢弼《三国志集解》于“我祖德薄”之下缀以《后汉书·桓荣传》章怀注引《东观记》：“齐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谥，立族命氏焉。”齐桓公支庶以桓为氏，盖指龙亢桓氏。似乎卢弼亦于无意中接触到桓范为龙亢桓氏桓荣之后这一事实，但并未进一步探究，没有形成论断。
① 《后汉书》卷六七《桓典传》，典从汉献帝西入关，“赐爵关内侯”。如果前 考桓范为桓典之子不误，则桓范可从其父嗣爵，而桓普爵传至曾孙而绝者 也可能为与桓范同辈的另一不知名的桓氏子弟。这些细节已不可考。
二 桓彝事迹杂考
谯郡龙亢桓氏出于曹魏嘉平之狱的刑家，居然能够在门阀政治的东晋时期，在王、庾家族势力就衰之后获得机会，上升到很高的地位，专制朝政，甚至一度改移晋鼎。我们知道，权势之家编造家传，改叙谱系，以攀援显贵，求得虚荣，是五朝习见之事。但是龙亢桓氏桓范之狱昭然在人耳目，只可以回避掩饰，而难于另行编造。所以为桓氏作家传者只好改易事迹，把渡江南来的桓彝说成是中朝名士，与衣冠士族素相结识，以此证明桓氏家族尊显的社会地位其来有自。江左史籍转相抄袭，以假乱真。所以唐修《晋书》，于《桓彝传》遂多不实之词，有待后之读《晋书》者辨而正之。
（一）中朝桓彝无令誉
《晋书》卷七四《桓彝传》：“彝少孤贫，……性通朗，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①《艺文类聚》卷六引《晋中兴书》：桓彝“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鉴。”《晋书》卷七四《徐宁传》：“彝称有人伦识鉴。”案桓彝死于苏峻之乱中，年五十三，推其生卒年为晋武帝咸宁二年至成帝咸和三年（276—328年）。何法盛谓其弱冠知人，当谓在惠帝元康之时，这就是说，桓彝属于中朝元康名士，其知名度相当于东汉的许劭、郭泰。但是检阅史籍，桓彝在元康时，事迹全无踪影。桓彝荐人，只《徐宁传》一见，事在江左而非中朝。《晋书》卷九三《外戚·杜又传》桓彝目卫、杜曰：“卫玠神清，杜又形清”；同书同卷《褚裒传》桓彝目褚曰：“季野有皮里阳秋。”这些固然是人伦识鉴的掌故，但也都是东晋之事。颇疑桓彝弱冠知人之说，是桓彝显达以后始出现，史籍以后方前，巧为缝合，未足置信。《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注，谓袁宏以裴楷、乐广、王衍、庾、王承、阮瞻、卫玠、谢鲲为中朝名士，即元康名士，其中并无桓彝。《名士传》据谢安所道撰成，谢安谙悉中朝掌故，应当不至于在列数元康名士时遗漏掉比踪许、郭，显贵江左的桓彝，如果桓彝果真是元康名士的话。又，陶潜《群辅录》著录有“晋中朝‘八达’，近世闻之故老”云云。陶潜所列的八人，与本文下节所说的江左早期的“八达”，部分相同，但却没有桓彝，与袁宏《名士传》不载桓彝，情况一样。这也是桓彝在西晋时并无令誉一证。
《桓彝传》彝“少与庾亮深交”，事系于桓氏渡江之前。案庾亮生卒在武帝太康十年至成帝咸和六年（289—340年），小于桓彝十三岁。桓彝年少时，庾亮尚在童稚，其时何得相与为深交？根据现知资料，桓、庾交游都是在江左之事，无一例在中原者。《太平御览》卷六七引《桓彝别传》：“明帝世，彝与当时英彦名德庾亮、温峤、羊曼等共集青溪池①上，郭璞预焉。”《斠注》引此条资料置于《桓彝传》“少与庾亮深交”处，论理正好可用来辨《晋书》叙事时间之误。但吴仕鉴氏偏偏删却“明帝世”三字，因此反而证成了《晋书》之误。桓彝年少时在洛阳具有胜流身价的说法，是没有史料可以证明的。
又据《世说新语·德行》，桓彝尝谓高僧竺道潜（深公）“与先人至交”。案《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道潜永嘉初渡江时年仅二十余，死于孝武帝宁康二年，年八十九，其生卒年当为285—374年，小于桓彝近十岁。按常情而论，桓彝之父桓颖，似不得与小于己子近十岁的道潜为至交。忘年之交虽然并非全无可能，但年差也不能太大。这究竟属于《世说》误记，还是属于桓彝妄说，就无从稽考了。
（二）桓彝过江后脐身“八达”而又志在立功
桓彝在八王之乱时，曾以州主簿预齐王同反对赵王伦的义举，但在尔后东海王越和成都王颖相争之时无所依傍，甚至未得列名于号称多名士俊异的东海王越府。我们知道，东晋政权从渊源说来，是东海王越为之创造条件，始得经营起来的，桓彝既未附越，也就与东晋的王、马没有历史关系。
桓彝南下时间可能较早，但止于江北，由江北渡江，是很晚的事。桓彝初来时，司马睿犹为安东将军，在永嘉五年（311年）五月以前。司马睿板授桓彝为逡遒令。逡遒在合肥之南，西晋属淮南郡。《宋书》卷三五《州郡志》谓东晋“分无湖（芜湖）为境”，逡遒始得迁治江南，时在苏峻乱后，桓彝已死。司马睿对于自己不甚信任的甫来人物，常阻之于江北，按其原有位望及南来时拥有的势力，分别板授州郡、将军名号。如著姓祖逖南行达泗口，司马睿逆用为徐州刺史；后来祖逖虽得过江，犹居京口，不得至建康，而且旋又奉命北上。陈留蔡豹出于名门，南来亦只得居官临淮太守。桓彝南来止于江北逡遒，也是他不见信任于王、马的表现。桓彝其时只能官居荒县一令，其原来位望之低以及南来势力微不足道，自可想见。
后来，桓彝应司马睿辟命，过江为丞相中兵属，其事不得早于建兴三年（315年）司马睿始为丞相之时。《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叙桓彝“初过江”即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一事于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之后，亦可证桓彝过江在司马睿出任丞相之时。桓彝与江左胜流接交，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桓彝社会地位的上升，也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
南渡建康以后，桓彝与昔日元康名士之南来者交游转多。《晋书》卷四九《谢鲲传》，鲲在南，“每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纵酒。”同卷《光逸传》，光逸渡江依胡母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程，闭室酣饮已累日”云云。这些昔日的元康名士，外加桓彝，遂在江左重新获得“八达”①之号。元康名士企慕竹林名士而思效尤，但时代不同，人物亦异，最多仅得形似而已。这就是《晋书》卷九四《隐逸·戴逵传》所讥：“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②者也。”这些元康名士经历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过江以后更加颓废，连挥塵谈玄的兴趣也完全丧失，只是在使酒任性方面变本加厉，麻醉自己。他们的表现又比元康时更为放荡，可以说是“无德”之尤。就桓彝的经历和气质说来，他的表现本来不应如此。他其所以这样，只能以他有意附庸风雅、跻身名士来作解释。《晋书》卷四九立竹林七贤和江左八达专传于一卷之中，八达独桓彝不在内①，可见史臣对桓彝也是另眼看待的。
八达以家世论，很不一致，如阮、羊出高门士族，光逸出寒门小吏。桓彝与谢鲲家世则皆介于两者之间，有相似处；但从立身处世看来，桓彝、谢鲲又颇不相同。谢鲲“不徇功名，无砥砺行，居身于可否之间”②，而以“胜情远概”③显名。桓彝则不然。他门资不足以致贵达，与王、马无渊源。其附庸风雅也不过是趋时尚，结名士而已，但这毕竟是不大可靠的。为久远的门户地位计，他只有留心时用，志在立功，才能找到上升的机会。所以《北堂书钞》卷六○引臧荣绪《晋书》谓桓彝以“莅官称职，名显朝廷”。跻于江左八达之列而又志在立功者，桓彝是唯一的人。看来桓彝初过江时多方探索立身处世之宜以图自存，境况是颇为困难的。他过江即赞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也可视为他向琅邪王氏靠拢的一种姿态。
桓彝的活动是相当成功的。他过江没有几年，东晋建国以后，据说就成为名士名臣。《晋书》卷六《明帝纪》：明帝为太子，“当时名臣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同书卷四九《羊曼传》：“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
但是，桓彝在东晋政治中真正发挥重大作用，还是在明帝平王敦之乱时。《桓彝传》：“明帝将伐王敦，拜彝散骑常恃，引参密谋。”案《郗鉴传》，明帝即位，徵郗鉴自合肥入都，“鉴遂与帝谋灭敦”。郗鉴之谋，据考即引流民帅以制王敦之事。桓彝亦于此时“引参密谋”，我认为与郗鉴所谋当即一事。谋而必密，除涉军机以外，当以王导在朝与王敦息息相通，所以不得不密。据《王敦传》，王导得知刘遐、苏峻军起，其信息辗转来自征北将军王邃而非得自京师，可证其谋甚密，京师并未走露风声。郗鉴以平王敦功封高平侯，桓彝则封万宁男，爵次于郗鉴。郗、桓二人都以此为契机，进入较高的政治层次，因而也改变着其家族在江左的地位。《桓彝传》彝以王敦嫌忌去官，过舆县，与舆令徐宁邂逅云云。《徐宁传》谓“彝尝去职，至广陵寻亲旧，还，遇风，停浦中累日”，因造舆令徐宁。徐宁为东海郯人，东海徐氏南渡以后世居京口，刘宋徐羡之即徐宁之孙，而京口、广陵为流民集中之地。舆县在广陵左近，当多有流民帅出入。桓彝曾长期在江北为逡遒令，当然熟悉江北流民帅的情况。他以寻亲旧之名盘桓于广陵舆县，是否与他参预引流民帅平王敦一事有关，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过目前还无从索证。
桓彝既以立功受爵而提高了家族地位，又在苏峻之乱中死节而扩大了家族影响。我们知道，嵇绍、桓彝均以刑家之后而又死节司马朝廷，事迹相类而记载却一显一隐。本文钩稽分析桓彝事迹如此，或者可以补充史文之一角。
（三）桓彝族单势孤
王、庾渡江之时，兄弟辈人数众多，这是王、庾家族势力盛于江左的条件之一。桓彝南渡，族单势弱，与王、庾很不相同。
桓彝南来时年近四十。桓彝既云“少孤”，则桓彝父桓颢当早死于中原。《桓彝传》称有“坟柏”在宣城之宛陵①，因求为宣城内史。所谓“坟柏”非父葬，应指母葬。我们可以推定，桓彝系侍母过江。彝死泾县，即葬其地。《桓温传》永和时温母死，温欲送葬宛陵，温母盖依彝母为茔。
过江桓氏人物，据《世说人名谱》载，还有第九世与桓彝同辈的桓道恭：“道恭，赤之子，淮南太守。”其第八世亦有与桓彝父颢同辈的桓赤之：“赤之，荣八世孙，大学博士。”但是，这里存在疑问。
《世说新语·规箴》“桓南郡（玄）好猎”条曰：“桓道恭，玄之族也，时为贼曹参军，颇敢直言。常自带绛绵绳著腰中。玄问：‘此何为？’答曰：‘公猎，好缚人士，会当被缚，手不能堪芒也。’”注引《桓氏谱》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学博士。道恭历淮南太守，伪楚江夏相，义熙初伏诛。”
案《世说人名谱》之《桓氏谱》及《世说新语·规箴》“桓南郡好猎”条注引《桓氏谱》②，所记桓颢与桓赤之以及桓彝与桓道恭，行辈全符；所记桓道恭事迹虽有详略，并无牴牾。但是，桓玄与桓道恭关系，值得探究。他们二人，于公，王法为重，桓道恭可屈居桓玄之下为贼曹参军；于私，则家礼在，道恭必不可称呼孙辈的桓玄为“公”，并且惧玄系缚。道恭伏诛于义熙初，但为道恭同堂兄的桓彝则死于咸和时，距道恭之死近八十年之久，即令以嫡庶年差解释，亦似难通。
《世说新语笺疏》上引条引李慈铭曰：“案桓道恭别无所见①，但以时代论之，彝者玄之祖，道恭安得为彝之同堂弟？疑此（案指该条注引《桓氏谱》‘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之文）‘字’下有脱文，当是道恭之祖名猷，为彝同堂弟耳。”李氏所疑很有见地，唐写本《世说新语》可以解答李氏所发之疑，只不过“字”下并无脱文，而“字”本身是一衍字。
唐写本《世说新语·规箴》同条所引《桓氏谱》曰：“道恭，祖猷，桓彝同堂弟也”云云。以唐写本校今本，所见诸人辈分关系，差异如下：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今本 颢 ——彝 ——温 ——玄
赤之 ——道恭，字祖猷
唐本 颢 ——彝 ——温 ——玄
猷 ——赤之 ——道恭
唐写本既证实了桓玄与桓道恭为兄弟行，扞格难通之处也就迎刃而解。这又说明，桓彝南渡时尚携此桓猷一弟，而此弟在东晋之世无闻。猷子赤之，不过是一名不受尊重的博士②，赤之子道恭也不过是荒郡一太守。桓彝初渡江时族单力孤的情况，可以想见。
考察桓彝过江时桓氏的家世，还有一个问题有待澄清。《三国志·吴志·孙传》注引《汉晋春秋》：桓彝，“魏尚书令阶之弟。”吴仕鉴《晋书斠注》引此条于《桓彝传》首“桓彝，字茂伦”文下，其意在补充该传阙漏。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所附《高门世系婚姻表》，据《晋书·桓彝传》及《三国志·吴志·孙传》注，于谯郡龙亢桓氏桓颢之下并列桓阶、桓彝为同父兄弟行①。王伊同先生作此安排，当是根据《晋书斠注》，但《晋书斠注》实误。
《孙传》所见桓彝，为吴尚书，死于吴太平三年（258年）孙废黜孙亮事件中。其兄桓阶仕魏为尚书令，死于魏文帝时，《魏志》有传。桓阶、桓彝兄弟系长沙临湘（今长沙市）人。《桓阶传》注引《魏书》，谓阶祖及父历典州郡，“著名南方”。《晋书》卷八九《忠义·桓雄传》，雄为谯王承主簿，死于王敦之乱，其人当即桓阶、桓彝一族后人。长沙临湘桓彝与谯郡龙亢桓彝显系二人，年代也有大半个世纪的差距。《困学纪闻》卷一四曰：“吴有桓彝，晋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王应麟早揭示此事于前，吴仕鉴仍谬注《晋书》于后，《斠注》之纰漏，可见一斑。
桓彝、桓温由于族单，在他们立功立业江左之时，并没有象王、庾、谢氏等家族那样有众多的兄弟分据朝廷内外，彼此支撑策应。在桓温诸子成长独立之前，桓氏家族在江左一直是势力孤单。这一情况对于桓温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四）桓氏家族不为时人所重
桓彝先世既经历了极大的政治灾难，桓彝过江又是族单势孤，所以江左门阀士族一直不以士族视桓氏。《世说新语·文学》“袁宏始作《东征赋》”条注引《续晋阳秋》，谓袁宏之赋“悉称过江诸名望”，语众曰：“我决不及桓宣城（彝）”①。袁宏为桓温记室参军，按理不应贬抑桓彝。但他决意不在褒扬东征（案即南渡）名士的文字中提及桓彝和陶侃。只是在陶侃子称临之以白刃，桓温又逼以权势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增词为赞。《世说新语·文学》袁宏作《名士传》，其所列举的中朝名士中也无桓彝之名，可与袁宏《东征赋》不及桓彝一事印证。由此可知，《晋书·明帝纪》及同书《羊曼传》所说桓彝于东晋建国后己入名士、名臣之列的话，只能看作桓彝一时境况转佳，还不是其门户地位的根本变化。
桓温少时行检，也与士族子弟不同。《世说新语·任诞》：“桓宣武（温）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刘注引《郭子》，谓桓温樗蒲输数百斛米，求救于袁耽，袁耽易服掷帽，呼卢唤雉，顷刻间压倒敌手，转输为赢。这里所见桓、袁与名士任诞并不一样，直是无赖赌徒行径。
桓温尚主以后，其家族地位也还没有根本改变。《晋书》卷七九《谢奕传》：谢奕与桓温有布衣之好，为温司马，尝逼温饮，温避入其妻南康公主处，“奕遂携酒就厅事，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②《世说新语·方正》谓任居分陕的桓温，为子求长史王坦之之女，坦之之父王述怒责坦之曰：“恶见文度（坦之字）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①
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人物，都贱称桓温为兵，这不是偶然的事。史家习知，魏晋时代兵卒身分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这类例证并不罕见。《三国志·蜀志·费诗传》：前将军关羽闻刘备以黄忠为后将军，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同书同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詈之为“兵子”。同书同志《彭羕传》，彭羕骂刘备为“老革”，裴注谓“老革，犹言老兵也。”东晋时也有例证。《世说新语·简傲》谓谢万矜豪傲物，谢安诫之，万“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通鉴》升平三年（359年）录此事，胡注曰，“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
胡注所释，魏晋皆然。但兵卒作为贬词，词义一旦确定，使用者就不再拘泥原意。士族居方面之任者，如果其人其族有疵可指，虽非出身行伍，亦得被辱称为卒为兵。桓温尚主，居分陕之任，自非奋身行伍之辈可比。但是桓温风格好尚，确与当世士族名士有所不同。《太平御览》卷三五四引《语林》曰：“桓宣武与殷、刘谈，不如甚。唤左右取黄皮袴褶，上马持矟数回，或向刘，或拟殷，意气始得雄。”桓温门户既不为人所重，而他本人又须得骄矜作名士态。他谈玄不胜，继以逞武，意气始雄。所以谢奕、王述称桓温为兵，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除了蔑视桓温个人以外，我以为还兼有蔑视桓温家族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