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开始我不晓得你们这里是干什么的，后来我看清楚了，你们是重庆派来的高级官员，你们不是做生意买卖的。”
我说：“你看清楚了吗？”
她说：“看清楚了，那个参谋长是代替你负责的，他的妻子也很好，是杭州人，对我们很好。”
我说：“我们是为了抗日，救国救民嘛，我们住在这里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家庭，实际上不是个家庭。”我问这个娘姨在上海几年了？她说：“我家里到上海做娘姨的，我是第一个。”当时，宁波娘姨是第一等，上海娘姨是第二等，第三等是江北娘姨，她说我们宁波娘姨的待遇都比较高。我说：“送小孩读书都是我花钱，你还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诉我，我会关照下属多给钱给你。”
一天，忽然闯进来五六个人，娘姨一看他们来头不对，就赶快把文件、账目藏起来。他们抄家什么也没有抄出来，这个娘姨很机警，趴在我窗子上喊：“我们这里来了流氓，抢东西！”巡捕房里马上就来人了。那五六个日本人看到来了巡捕，就逃掉了。如果不是这位娘姨叫来了巡捕，那些日本人只要一掀里屋的门帘，账目名册之类的东西都在里面，好险呀！巡捕问娘姨：“你喊叫什么？”
她说：“这几个流氓看来像日本人，所以我就报警了。”
这个娘姨很机警，后来我奖励了她一笔钱。
巡捕刚走，我刚好来到这里。我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感觉屋里的气氛很紧张，参谋长不在，会计科长也不在。娘姨出来了：“哟，你怎么回来了，你回来就不要再出去了。看来日本人在外面还有探子。你出去把你抓起来不得了。”娘姨说：“我带你到隔壁的一家去躲一躲。”
我问：“参谋长呢？”
她说：“参谋长没回来，不晓得到哪里去了。”
我告诉娘姨：“你站在窗子边注意着，如果参谋长回来，你就赶快从窗子上丢衣服下去，让他不要进来。”
一会儿，参谋长果然回来了，娘姨把衣服丢下去，参谋长一看，知道发生了情况，就不敢进门了。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的会计科长回来了，娘姨还没有来得及把衣服丢下去，日本人扑过去把会计科长抓走了。重庆汇来的经费都归他负责，然后再发给上海军统的各个机关。这个会计科长姓马，叫马仁湛，他是个大学生，在我这里是半天读书，半天工作。他被捕之后，被日本人把两条腿都打断了，他始终没有投降，始终什么都不承认。后来我特赦以后，他还坐着轮椅来看过我。
有一天礼拜天，我的副官跟我讲：“主任哪，你到上海两年多了，日本人跟汪精卫天天悬赏要抓你。你白天没到过茶馆，也没到过公园，你把自己焊死在一个很小的圈圈里，这样吧，明天我给你安排一下，愚园路有个公园，那个公园是一个犹太人修的。你也去晒晒太阳。”
我说：“不能去，很危险。”
他说：“你也晓得怕？对自己的身体一点都不爱惜还行啊？我们到公园里去一趟，晒晒太阳，转一个圈就回来了，那有什么问题呀？”
我还是犹犹豫豫的，感觉我们总是在一些我们预料不到的地方出问题。副官就望着我笑，说：“你听我的，我们到愚园公园去晒晒太阳，顶多耽搁一个多小时，我们就回来了。”
我听他的了。那天我们坐着汽车来到愚园公园，我们买票进去，我走在公园中间的马路上，两边是小湖，前面有一个亭子，我往那边走，糟糕了！那个郎本实仁穿着将官的衣服，坐在亭子里！
他看到我，我也看到他。这个家伙很机警，他一看到我走过去，那个样子就很警觉。
我悄悄告诉副官：“亭子里坐着的那个人，就是我跟你讲的那个日本人郎本实仁，当年他要把我杀掉，没能做得到，今天他看到我，装作没有看到我，我也装作没有看到他。你看他穿着将官衣服，是个少将。听说他调到宁波，在蒋介石的家乡当防守司令，他怎么到上海来了？”
副官说：“我听你讲起过这个人，但是没有见过面，我不知道。”
我说：“现在怎么办呢？”
副官很紧张：“我们现在赶快回头吧，坐汽车回去算了。”
我说：“很可能公园外头他布置了人，我们一撤退，他就把我们打掉了，到了这种关头，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怎么办呢？”
我告诉副官：“郎本实仁很可能是有计划地对付我们。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知道我们要出来。”
李副官没有办法了。我说：“不要慌，你从亭子那边转过去，隔着郎本八步到九步之间，监视着他，如果他有什么行动，你就先发制人，一个箭步上去用手枪把他打掉！”
副官说：“我知道了。这个我做得到，做得到。”
“你不要慌慌张张的，如果不出现什么坏的情况，你不要乱打枪，这里是租界，如果把朗本实仁打死了，租界上的巡捕会把我们抓起来的，我还要进巡捕房。你不要轻举妄动。”
“我知道了。”李副官就转到亭子另一边。
郎本实仁从亭子一边的小桥上下来了，直接对着我走。我想，糟糕了！我是回头走？还是迎头而上呢？我紧张地考虑。我想：我如果向后退，公园外面他会安排人。干脆，我向前走，迎着他过去！
郎本实仁装作没有看到我，手老是放在衣服里，我就判断他衣服里面有手枪，我想，可能他一过来就用手枪把我打掉，或者把我打到湖里去。
我和郎本实仁擦身而过时，我感觉他要对我动手了，我就一下子先发制人，把他左手逮住了，把他伸在衣服里的左手向下一拉，他左手里的手枪就到了我手里了。我用很大的力量，一拳打过去，郎本实仁倒在马路上！李副官看见我把郎本实仁打倒了，一个箭步蹿过来，骑在郎本的头上。
郎本跪在我的面前哭，我指着他骂：“郎本！我们两个从‘８·１３’起就是对手，现在已经四五年了。你想把我除掉没有做到，我想把你除掉也没有做到，今天怎么样啊？我今天也不整死你，我是为国家，你也是为国家。我知道，你是宁波那个地方的防守司令，我这次把你放走，你如果在宁波做些好事，以后我还可以原谅你！”
他还是跪在地上哭：“你就宽大我这一次吧，我再也不做坏事了。”
我把手一扬：“好吧，我就放你走。”
他回头看了一下两个副官，使了一下眼神，赶紧跑走了。
后来郎本实仁在宁波，为了修蒋介石母亲的墓，花了很多钱，还做了很多好事。
一直到日本投降，我们从西安到了北京，有一天，我的部下马汉三问我认不认识郎本实仁？
我说：“你怎么知道啊？”
他说：“现在这个人被抓到北京，我们把他关起来了。”
我说：“这个人还算做了一些好事呀，不要杀他。”在北京，我又跟郎本见了面。没想到见了面，郎本实仁不认识我啦！
他打量我好久：“你这位长官，我好像见过面，又好像没有见过面，你是谁呀？”
我说：“你现在不要问我是谁，你这个人在东北杀了好多人，在天津杀了好多人，到在上海又杀了好多人，但是以后你改了，你给我们校长的母亲修了墓，在宁波还做了些好事，这次我不抓你，不把你当战犯，你回国好了。”
很快，郎本回国了。
那时军统局还有一个单位叫“上海区”，上海二区的区长陈恭澍是个少将，黄埔第五期的，在北伐时号称八大金刚之一，后来带着四个行动大队在上海杀汉奸。另外还有一个区长负责情报，两个区长互相不能联系，不能见面，戴笠规定由我每个礼拜与他们两个分别见面一到两次，每一次都是我规定见面地点。
一次，我和陈恭澍约好，２８日在一个黄埔同学家里见面。
２７日这一天，我们一个中央会计蒋志云急急忙忙跑到我住的地方来。我问她：“这样急急忙忙地发生了什么事啊？”她哭了：“你还不知道啊，”她说，“陈恭澍带着日本人和汪精卫特务把上海区都破坏了。我是从后窗子逃走的，日本人没有抓到我，我没有地方去了。我只晓得你这里，跑到你这里来躲一躲。”
我问：“他什么时候叛变的？”
“昨天晚上。”
幸亏她告诉我这个消息，不然我第二天就要和陈恭澍见面了。我说：“你来得正好，你救了我的命啊！”我想了想又说：“你到我这儿并不安全，我派副官送你离开上海，先到乡下去躲几天，然后给你买票离开上海，到香港去。”这样，我又救了她。
我说：“现在中央要把我调到重庆去，你先走，我大概１０天以后就离开上海，上面的命令是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到浙江温州，从温州到金华，走陆路，坐汽车到重庆，这个时间花得长一些，路上也辛苦一些，我采取走香港这条路，我们到了香港再见面吧。”
后来，蒋志云到了台湾，还当了国大代表。她很感激我，说：“我的这一生啊，是你把我提起来的，当会计也是你保的我，我当国大代表，也是你帮助的。我救了你，你也救了我。”我说：“这件事情就不要谈了。”
有个湖南湘乡人，叫肖克文，人称“小耳朵”。过去在警察局里干过，后来他到上海卖酒，全家都住在上海。他得知我到了上海后，就来找我，说是不想卖酒了，想在我这里谋个差事，我考虑一下，说：“这样吧，我很忙，这个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我也不兼了，请你来代理一下。”他后来把三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弄到办事处里来做事，都成了军统在上海组织里的交通，连他的外甥都到军统里当了交通，一家人生活过得不错，我一看这一家都为爱国服务，就嘉奖了他们。
“小耳朵”被捕了。刚一被捕，他就叛变了，把我供了出来。“７６号”特务问他，知道不知道我住的地方，他说：“文强住的地方我搞不清楚，但是我可以找到他。他对我很信任，如果我约他，他一定会跟我见面的。”汪精卫“７６号”特务的意思是，让“小耳朵”约我见面，一定要把我抓到，抓到我，奖金有“小耳朵”的一半。
“小耳朵”看有利可图，就通过一个关系写信给我，大意是说：“文先生，这次程国绪叛变了，我也被捕了，现在他们逼着我找到你，我说我能够见得到文先生。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我接到这封信，就和参谋长研究，要不要去见“小耳朵”呢？参谋长说你决不能去，太危险了。我再三考虑，做出决定，说：“如果不去，这个线就断掉了。假如去了，我有办法保护自己。”
我就派人给“小耳朵”送信，约好他在董竹君的茶馆里见面。
我在茶馆里布置了一些人，都带着武器。如果“小耳朵”一个人来，我的副官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他，把他塞进我在门口准备的汽车，弄着他兜圈子，中途换三部汽车；如果他带人来，我们的人就一起上，打掉他们。
“小耳朵”来了，他前后左右都没有人，就他一个，我的副官迎上去。“小耳朵”认识我的副官，说：“我约文先生在这里见面。”副官说：“你跟我走，汽车在外面。”“小耳朵”心里发毛，不想走，副官一招手，上来几个人一把抓住他，把他塞进了汽车，兜了很多圈子，换了三部汽车，到了一家公司里面，我在这里等他。
“小耳朵”一见我，双腿一跪。
我问：“你怎么样？”
“你不要误会我”，“小耳朵”说，“我已经告诉你有人要抓你，我不会害你。”“小耳朵”又看着我说：“我家没有饭吃了，不晓得中央会计那里有没有钱？你是不是可以再借点钱给送去，让我家里人有饭吃。”
“这是小事，我会借钱给你。你说老实话，你这次出来要跟我见面，有什么背景？”
“他们要我把你引出来，抓住你。”
我问：“你来的时候，跟着几个人？”
“小耳朵”说：“我们一共三个人，有两个人藏在茶馆外面。你这位副官先生突然把我推上车，那两个人回过神儿来时，汽车已经开走了。”
“我相信你说的话。”我问，“另外还有什么任务给你？其实你不讲，我也清楚！”
“另外没有什么任务。”
我说：“他们一定要你策动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周伟龙，这个人也是湘乡人，跟你的大女儿两个人是姘头，我知道‘７６号’一定要你策动周伟龙，让他投降汪精卫。”
“小耳朵”听我这样一说，露了一句：“你怎么了解得这样清楚啊？”
“我不是讲了吗，你不说我也知道。”
“小耳朵”以为我真的摸底，就全交代了：“‘７６号’要我带着我的大女儿肖淑英一道到广东，去见周伟龙，策动他的部队投降汪先生，没想到你已经晓得了这个计划。”
“那么你去不去广东呢？”
“小耳朵”说：“我打算去，不过他们要先抓你，这一步成功后，再去策动周伟龙。”
我说：“那好吧，你今天没有把我抓到。你家里困难，我会派人送去５０００块钱。你的路不要走得太远，不要当汉奸连累了你的子孙。”
他跪在地上又哭了一顿，我就把他放走了。那时，我３０岁出头，“小耳朵”已经快６０岁了。
我的策反任务基本完成，从华北、苏北到东北，策动汪精卫部队一百多万人投降。当时，那些汉奸的心理是脚踏三只船，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共产党，他们看看当时局势，还不愿意到共产党那边，经过我们的策反工作，愿意跟着蒋介石走。
我奉命调重庆，离开上海之前，把参谋长叫过来，说：“你跟我好多年了，是我的参谋长，现在调我到重庆去，要是我指定一个人在这里负责，代替我的职务。我现在指定你代替我。”
参谋长讲：“我们现在这里没有钱了，你走了以后，没有钱呀，把我留在这里也没有用。这样多的人要花钱，我到哪里弄钱呢？我弄不来。”
我说：“这样吧，我走之前，至少要弄２万块钱，我自己带１万作旅费，另外１万块钱给你，你维持个把月就可以，是不是啊？以后我给你汇钱来嘛。”
过了几天，正好王艮正来看我，这个人是国民党，在上海开有私人银行（后来加入共产党），我就跟他讲：“现在我奉命要调离上海了，对你我也不保密，我现在马上要走，身边没有钱。”
他问：“你要多少？”
“大概两万块。”
他说：“两万块钱我给你拿出来。”
“我可能到了重庆以后，这个钱才能还你。”我又说：“现在上海局势很紧张，我的预测是太平洋可能要打仗了，我们这些人都要离开，你那个银行恐怕在上海也存在不了几天，你要想办法离开这个上海。如果不早做计划，恐怕临时来不及。”
他说：“你放心好了，我一定照着办，我马上拿两万块钱送给你。你到了重庆，再归还我。我也不要你的息钱。”
他拿了两万块钱给我。我带了１万块钱离开上海，留下１万钱给参谋长。
我离开上海不到一个月，“珍珠港事件”就发生了。代替我留下的参谋长被日本人抓住了，我们留在上海的电台人员也叛变了。我一到香港，上海方面就打电报给我说：“你离开还不到半个月，什么都变了，日本人和汪精卫在报纸上登出名单，把我们叫做蓝衣社，把你写在蓝衣社的第一名。”
这件事其实我已经知道，我在离开上海买船票的时候，我的副官买了一份报纸，看到上面登着我的名字，说我是蓝衣社的头头，他把报纸给我看，并说：“你看看，你要小心哪。”
这张报纸我一直带到香港，后来我把这张报纸带到重庆。
第17章 遭遇珍珠港事件
我在上海搞情报时，发现日本关东军有两个师团由东北集结到青岛，之后再乘兵舰南下，沿途没有停留，一直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一个师团下了兵舰，另一个师团又去了菲律宾。关东军这两个师团装备精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的海岸不登陆，在香港也不登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教会里的人跟我讲，说他们听到的消息是，日本人要去对付英美，好像有什么行动。另外，我们还破译了日本人的一个密码，发现日本人确实到了新加坡。我判断，日本人在太平洋能够有一个大动作。我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参谋本部，很快，参谋本部回电，说这个情报恐怕不准确，日本人打中国都打不下来，转向英美的可能性不大。军政部长何应钦把我的报告给英国人和美国人看了之后，英国人和美国人连连摇头，说这简直是笑话。根本没有相信我的报告。
我又继续调查，之后再次发出电报，说不要轻视日本人的此次行动，以防万一，出了事情就来不及了。
很快，参谋本部又回电，大意是，并不是我们不相信，是英美不相信。
双十节之前，蒋介石来电，要我离开上海，取道香港，或取道金华，到重庆报到。我想取道金华，不但辛苦，而且很危险，于是我就坐上了海船，到了香港。
这时已经接近双十节了。我和香港处的处长王新衡见面，王新衡是宁波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我向他讲了太平洋的情况，他也直摇头，说：“你这个情报，不可能不可能。”他说：“世界上哪有蛇吞象啊？”他把日本比做蛇，把英美比做象，“你说日本要转向英美，我不相信，不相信。”
我说：“日本已经见诸行动，东北两个最精锐的师团南下，在中国的海岸线没有停留，到东南亚去了这不能不注意。还有，日本的海军也出动了，这是事实，你们还在讲什么蛇吞象！就连英美自己也不相信呀。”
王新衡问：“你买的哪天的飞机票去重庆啊？”
我回答：“买的星期三的飞机票。”
“何必这样急呢？后方的物资很困难，你在香港做几套好衣服。我们已经从重庆方面得知，戴雨农先生担任了全国缉私处处长，你们这些大员要调到省里当缉私处的处长，名单里有你，让你到湖南去，当湖南缉私处处长。”
“我没有接到命令，我不知道。”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
他说：“你要上任了，做几套好衣服。”
“礼拜三就走了，怎么来得急啊？”
“礼拜日走！”王新衡说：“西装店我有熟人，我让他们加班，不误你礼拜日的班机。”我一想，也行，礼拜日走，只耽搁三四天嘛。
量完衣服后，王新衡说：“香港有个凯乐门酒店，是我们自己人开的，离飞机场又很近，你搬到那里去住，衣服做好了我给你送过来。”按照王新衡安排的，我搬到了凯乐门酒店。
住了两天，我在街上还碰到个熟人，姓廖，廖公劭。他是黄埔学生，在军统里投降了日本人，这次他逃出日本人的监视，带着老婆和三个朋友一起跑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逃难到了香港。我在香港正好碰见他，我说：“你虎口余生逃出来了，回重庆吧，回到重庆一定对你优待，有可能的话，还可以当个什么省的缉私处长。”他听了很高兴。
星期日早上，我刚要动身到机场，忽然，香港到处拉起了警报！我看到印度军队向飞机场的方向跑。
廖公劭的老婆跌跌撞撞跑到我屋子里，一进门就哭：“走不了了，完蛋了！完蛋了！这是日本人的世界了！”
“瞎说，赶快想办法逃嘛。”我打电话问王新衡发生了什么情况，他说好像是防空演习。我说：“这个防空演习怎么跟真的一样呢？”
后来才知道，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王新衡对我说：“老兄啊老兄，这个蛇真的吞象了。”其实就连我这个搞情报的，也没有料到日本人打得这么快。
王新衡跑来找我，说老兄赶紧进防空洞吧。
“这个防空洞怎么搞得这样高级呀。”我一进防空洞，很惊讶。
王新衡说：“英国人厉害，好多年前就修好了。这里很自由很宽敞，像你这样西服革履的，一点都不妨碍。”
我在防空洞里躲了几天。有一天，我离开防空洞，到凯乐门酒店去，心想凯乐门酒店我还有点行李放在那里，去看一看吧。
我跑到凯乐门酒店，刚进房间，茶房说下面有人找我，我赶紧就下了楼。迎上来的是我这个朋友廖公劭，他说：“我上次遇到你，有好多话还没有跟你讲完呢。在新加坡那个地方，英国人说我们中国人靠不住，把我们赶出来，我还有三个朋友，一起跑到香港来，我们身上没有钱了，也没饭吃了，你不是跟我讲过一句话吗？你接济我们，你说你还有一万块钱，准备给我们一部分。你也不知道我们住在哪里，今天我来找你，巧了，正好碰见。”
我说：“这样吧，先上楼去，我们到里面吃些点心，我本来要回重庆的，现在看样子也走不了啦，我那一万块钱哪，还是拿一部分给你吧，我只有一个人，你还有妻子，小孩，还有三个朋友，你正需要，我拿一半给你。”
我们吃了点东西之后，我说我还要回我的房间去看看，把我的行李带到防空洞里去。我跑上楼去一看，我住的那个房间，门上打了好大的洞！
茶房跑来了：“哎呀，幸好你出去了，日本的小钢炮打过来，正打在你这个房间，你如果不出去，可能就活不了了！”我一看，我的箱子已被打破了。我跟廖公劭说：“你今天来得好啊，你不来，我在屋里面，一炮弹打来那还活得了吗？”
“赶快离开，赶快离开！”我就又跑到防空洞里躲起来。在防空洞里，有人给我出主意：“如果要安全哪，到皇家俱乐部去，那儿有十几层呢，飞机投下炸弹来也死不了人。”
我觉得有道理，赶紧又转移到海军皇家俱乐部去。气喘吁吁刚一跑进门，一个老人家跟我打招呼，我一看，噢，是个海军中将！
海军中将看了看我，说：“你是个将军哪，我也是个将军，你是陆军少将，我是海军中将，香港打得这样子，我们两个都不出来出点力呀？也太不像话了吧，有愧啊。”
我说：“听你的，你是海军中将，是跟随总理的人。”这个海军中将比我大十几岁，是个老资格，姓陈名策，保卫孙中山、打掉陈炯明的就是他。海军中将说：“这样吧，我看见英国人一天到晚慌慌张张的，日本人厉害得很，晚上抢劫、强奸，把香港搞得很坏，我们出来做点事吧。”
“做点什么事啊？”当时，尽管我说听海军中将的，但是我真不知道能不能逃出去，一点办法也没有。
陈策说：“我们组织一支保卫队，叫做ＭＰ。把商店里的店员和平时受过训练的人都组织起来，组织个千把人，维护香港的秩序。”
我说：“你讲得很好，这方面我有过经验。我‘八·一三’在上海，上海到处都是间谍，搞得一塌糊涂，我和戴雨农先生奉委员长的命令在城里组织了１万人的别动队，维持后方的秩序。我还把同仁书院的日本人绑架了几个，拷打一顿，他们就什么都说出来了。”
“噢？你在上海办过这个事啊？那你还有经验呢。”陈策高兴了。
我说：“我可以办，不过我认为组织１０００人太少，香港又这样大，至少要搞５０００人。”
陈策说：“英国方面我还有些朋友，我就把你的大名列上去，我的名字放在前面，我们两个人出面，看英国人愿意不愿意？”
我们很快写了个方案给英国人，到了第三天，英国人给陈策回话，说你这里还有个少将啊，你赶紧带着这个少将来见我们。
陈策和我到英国人那里谈了我们的计划，表示我们马上就干，组织５０００人，白天巡逻，晚上把守街道，那些流氓地痞不许进来。就这样，我和陈策两人把香港的ＭＰ组织起来了，还不到一个礼拜，就把那些流氓地痞都抓住关起来了。英国人又说：“还请你们替我们保护防空洞，服装不整的不许进来。”后来，英国人讲：“你们组织的这５０００人，比我们两个旅的力量还大，你们做了好事。”不过，英国人胆小，香港守了１８天，就打着白旗子投降了。我跟英国人讲：“你们投降了，ＭＰ这５０００人怎么办呢？日本人要抓他们，你们发些钱给他们，把他们送走，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英国人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中将，一个是少将，怎么办呢？”
我说：“我们不靠你们，你们已经自顾不暇。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我们会自己逃出香港。”
陈策搞到一个快艇，跑到山东，日本人追上他，开枪就打，陈策负了伤，当时陈策的干儿子在快艇上，他会游泳。他一看干爹被日本人打伤，日本人也快要追上了，一下子就把他干爹背上岸，岸边山上有我们的部队，部队一开枪，日本人逃跑了，陈策得救。之后陈策逃到重庆。
陈策后来的命运不大好，他的一个小老婆拿了他积攒多年的财宝，跑掉了。陈策一气，就死了。
我在１万块钱里拿出一半给廖公劭，他是福建人，会说广东话，又会说福建话。他说：“你这个人太好了，我们一家人如果没有这５０００元，早不晓得哪里去了，你看现在这样好不好，海里的情况我很熟悉，我能保护你，我们要逃出香港。”
我说：“那好吧。就靠你帮忙来救我吧。”
我们搭了一条渔船。我对廖公劭说：“你有海里的经验，你看看我们这条渔船，那几个手里拿着铁棍，总把我们的行李敲敲拷拷打打的，我看这船上的三个人是坏人，恐怕是海盗。”
廖公劭不以为然：“哎呀，你不要疑神疑鬼的了，什么海盗到这个鬼地方来，你也没有见过海盗，瞎说，瞎说！”
廖公劭的妻子说：“文大哥，文大哥，别看你小几岁，你的阅历比我丈夫高得多。他一生大事也糊涂，小事也糊涂，不像你这个人很谨慎。”
船离开常州岛，向澳门和香港之间的澳头走，所有的船在澳头都要停下来检查。快到澳头时，有一条船向我们开来，廖公劭在船舱里，我叫：“老廖，老廖！你来看看，那里来了一条海盗船！”
他从船舱里爬上来：“我没看到。”
“你再看！”
他说：“那不是海盗船吗。你见过海盗船吗？”
我说这条船很窄，两边坐的人有三四个，划着桨，我读过小说。这种船叫蜈蚣船，凡是坐蜈蚣船的，就是海盗。廖公劭觉得好笑：“瞎说，你又没真的见过海盗船，从小说里看来的，你不要开玩笑。”
那条船直接向我们这条船驶过来了，廖公劭把他的老婆也从船舱里喊上来看，他的老婆说你听文大哥的，文大哥经验多。廖公劭说：“那条船是干什么的，我也搞不清了，那条船向我们来了嘛。”
蜈蚣船靠近我们的船，铁链子甩过来，把我们的船勾住了，那些海盗手里拿着双筒猎枪，跳上我们的船，不许我们动，谁动就开枪打死谁。海盗把我们的行李抢跑了。不过我事先已经有了警觉，把我的图章，还有一个手表，装在一个袋子里，在后舱掌舵的地方吊在水里面。除了这些东西没有被海盗发现，其余的行李都被海盗抢跑了。所有搭乘这条渔船的旅客都没有钱物了，有一家人坐在甲板上哭：“哎呀，我们什么都没有啦，我女儿身上有１００万港币，被海盗搜到抢跑了，还有一缸子猪油，猪油里面差不多有１０斤金子，都给抢跑了，我们是在香港做生意的，现在家产都没有了。”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想了一会，我悄悄向廖公劭讲：“让你的妻子出来，求求海盗，对着他们哭。”
他问：“哭什么呢？”
我说：“行李里面有条小被子，海里很冷，你的小孩没有小被子，在海里会冻死的，要他们发点慈悲吧，把小被子还给我们。”
他妻子就跑到海盗面前跪下哭：“我的小孩子才一岁多，海上这样冷，你们连个小被子都不给他呀，在海上会冻死。”海盗把小被子挑出来，用手搓了一顿，看看没有藏什么东西，就把小被子甩过来了。
船经过澳头，到了澳门，我们上了岸，坐在海边上，都在那里哭，一点吃的都没有了。我跟廖公劭讲：“这里的情况你最熟悉，你做点工作吧，你们五个人，加上我们六个人。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住一晚吧。”他说我们又没行李，又没钱，怎么找地方住呢？
我说：“你找个小一点的客栈，今天晚上过一夜再说吧。”
他就不去，一分钱也没有啦，再小的客栈也不让住啊。我一看廖公劭坐在海边垂头丧气，就喊廖公劭的妻子：“你叫点饭来，我们从昨天到今天还没有吃饭呢，小孩子饿得哇哇哇地哭，不吃点东西不行哪。从客栈搞一点饭菜来。”廖公劭的妻子找到一家小客栈，叫来饭，没想到，大家一吃，越吃越饿，越吃越多，我说：“再去叫一点饭来吧。”廖公劭闷着头什么都不吃，他说：“你光顾吃，谁付钱哪？”
我说：“你这个人哪，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我把廖大嫂叫来，说：“我为什么要你跪在海盗那里哭啊？那个小被子里我放了有５０块大洋，你把被子拿过来拆了，把账付了，今天晚上我们还可以开两间房间，还有地方住，一切事情到明天再说。”
她一拆小被子，把５０块大洋拆出来了，说：“文大哥你这个人，神仙一样。”
我们住了一晚，一切开销过后，钱还多出来一些，我说这个钱我也不要，放在廖大嫂手里头，节省一点来花，我又喊廖大嫂：“你把我这件夹衣下面拆开，我在这里面还藏有一百多块钱的表链子，这个表链子，也交给你，你不要告诉廖公劭，他又抽烟又喝酒，吃不了几天１００元又没了。”廖大嫂说：“你这个人怎么跟变戏法一样，被子里也有钱，衣服里还藏着金链子，你这个人什么都是有准备的呀。”
我对廖公劭讲：“我们两个人对澳门的情况不熟悉，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朱执信纪念馆吧，我们看看那里有报纸没有，了解一些情况，也许能想点办法。”朱执信是孙中山身边最有名的一个秘书，澳门有他的纪念馆。我和廖公劭找到朱执信纪念馆一问，他们给了几份报纸，我一看，都是几个月以前的报纸。
我说：“你们这里还有人管事没有啊？”
纪念馆的人问我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从香港逃难来的。”
“我们纪念馆也没有钱救济你们哪。”
我和廖公劭在朱执信纪念馆东张西望，四处看看。忽然，跑过来一个人，给我敬了一个军礼！我一下子也慌了，在这个地方怎么有个人给我敬礼呀？这个人叫我主任，我想，他叫我主任，是我当教导团主任时候的人吧？我又恐怕他是日本人的什么间谍，就说：“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要叫我主任。”
这个人说：“主任，你说笑话吧，我是俞作柏先生的警卫，在教导团你教过我的书，你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你姓文，你叫文强，我赶紧捂住他的嘴：“你小一点声音，小一点声音。”廖公劭在一旁看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跑得好远好远的，不见影子了。
我说：“你给俞作柏先生当过警卫，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我是广东人。”
我问：“你怎么到澳门来了呢？”
“那个时候，我还当过大队长，上海方面让我去杀汉奸，结果汉奸没有杀成，反倒把我们带队的人抓跑了，我们没地方去了，往老家逃吧，就逃到这个地方了。”
我又问：“那你怎么生活啊？”
他说：“我在这里做事，还有点收入，主任你大概很困难吧，我可以救济你，你信不信得过我呀？”
我说我可以信得过你，他就把他住的地方告诉我，还告诉我：“我住的那个房子，安电铃安不起，我吊了个铃子，安了一个钩钩，你一晃那个钩钩，里面就听得着，里面也有个铃子。我回家去看一看，我妻子快要生小孩子了。”他问我住在哪里，我就瞎说一气，说我住在澳门中央酒店。
他问：“中央酒店几号房间呢？”
“住楼下２号房间。”
他说：“我回家一趟，就来看你，暂时告退。”我一想，人家拿一份诚意对我，我也没有住到什么酒店，又没有那个房间，瞎说一顿，我是在逃难，太对人家不住了。这时，我到处找廖公劭，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了。后来，看见那个俞作柏的警卫走了，廖公劭又跑回来了，问：“那是个什么人哪。”
“是我的部下，姓梁，叫梁东华。”
“他找你干什么啊？”
我说，这个人很有用呀，他从上海逃到这里，结了婚，他的妻子要生小孩了，他还可以救我们，要离开这个澳门，他还有办法送我们。
廖公劭说：“你不要信他的，我看他是日本人的间谍。”
“你瞎说，你不认识他，你瞎说干什么？”我说：“我现在感到内疚，他留个地址给我，我留个地址给他，我那个地址是假的。我看，现在赶快到他家里去看看他。”
我身上还有点零钱，就叫了一辆洋车，按照梁东华留给我的地址，找到地方，果然门上吊着个铃子。我一拽铃子，出来一个女的，我一看那个女的肚皮，是要生小孩子了，看来梁东华没有骗我。那个女的请我进去，我问：“你认识梁东华吧？”她说：“是啊，是啊，这里住的是梁东华，我的丈夫是你的学生，他说今天来了个长官。”
我想，一点都没有说假话啊。“他现在到哪里去啦？”
“他回来跟我见了面之后，说是到中央酒店看老师去了。”
“哎呀”，我说，“糟糕了！你这里到中央酒店有多远呢？”
“没有好远，过一条横街就是。那里有个赌场。”
我拔腿就往中央酒店跑。刚跑到酒店的门口，我就看见梁东华出来了，他没有看到我，很不高兴的样子，我上前拉拉他，小声说：“小梁哪，刚才很对不住你，我们是逃难来的，我们五六个人住在一个地方，不好告诉你，我说的中央酒店一楼多少号，都是假的。”
他说：“是啊，一楼是个赌场，根本没有什么房间号的，我跑到楼上到处去找。”“唉，那是我骗你的，所以我马上赶来，向你道歉。”
他上上下下把我看了一通，说：“老师，我们去吃碗面条吧，有话到那里谈。”我们吃面条的时候，他问我住在什么地方？说：“明天１０点我再来看你，你要脱离这个危险地方哪，我可以救你。不过有一点，我的妻子就在这两三天要生小孩，假如她要生小孩，我就来不了了，那我就恐怕要一个礼拜以后再来看你。”
我说：“那好吧，你如果有情况，就不要来了。”
第二天，我就一直等，等到１０点钟，梁东华没有来，廖公劭把我骂了一顿：“你老是相信人家，你晓得他是个什么人呢？该不是日本人派的间谍？你自投罗网！”
我说：“你这个人哪，他住的地方离我们不远嘛，我马上到他那里去看看。”我又搭车到他住的地方，一拉铃子，出来一个小娘姨，拿着一个棉包，还带着一些吃的东西，我问：“你是不是梁太太家请来的一个小娘姨？”
小娘姨觉得有些奇怪：“你是什么人啊？是不是他们讲的你是他们的长官？”
“是的。”
她说：“梁先生昨天晚上到医院去了，太太生小孩了。”
我想了想，问：“你现在到医院里去吗？”
“我去送东西给太太吃，再送床被子去。”
“那我跟你一道去。”
我跟小娘姨一起到了医院里，梁东华看到我很高兴，说：“你这个老师，我还没有去看你，你这样快就来看我。”
我说：“这位小大姐告诉我，你的夫人已经生了小孩啦，我应该来祝贺嘛，所以我来了，带了点小小的礼物，带了５元港币作为见面礼，送给你夫人和小孩。”
“你在困难当中，怎么还给我送礼物啊！”他说：“可能再住三天，我的妻子就可以回家了，把她安顿了之后，我再来跟老师计划，把你们如何送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