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蒋经国又对我说：“外交问题由我办公室的秘书负责，我走了。”
我问：“你到哪里去呢？”
“我到新疆去。新疆问题很严重哪。”
“新疆有什么严重问题呀？”我问。
他说：“俄国有很大的野心，他们的力量超过我们在新疆的部队好几倍，一下子把伊犁那些地方都占了，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去看看。”
一个多月以后，蒋经国从新疆回到东北，我和杜聿明又见到他。他说：“我到新疆跟俄国人谈，他们不理我，根本不见，还是蒋夫人去干涉的。”
我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问：“蒋夫人在重庆怎么干涉这个问题呀？”
蒋经国说：“蒋夫人到了新疆。蒋夫人说，这个问题还是要英美出来说话，没有英美出来说话，俄国决不会撤兵。”
果然，后来宋美龄请英美出面干涉俄国。宋美龄对俄国人说：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你俄国如果没有美国支持，就不可能把这场战争打胜，你为什么要这样欺负中国呢？我们和蒋经国一起，都很称赞宋美龄。
我跟蒋经国长谈过几次之后，做出了一个我自己的决定：虽然我没有回到共产党那边，但是我视共产党为友人。现在我看到蒋介石反共是越走越远了，再加上戴笠也死了，我失掉了一个后台，我下决心，军统方面我不回去了。
当时，军统局内就分为三派，相互争得厉害，郑介民，是黄埔第二期的，他是十三太保里的人，第二个是戴笠的主任秘书毛人凤，也是个黄埔学生，第三个是唐纵，他是黄埔第六期的，也是十三太保之一，他们都要当局长，我看三派势力都很强，我如果再在这里搞，就会出问题。他们哪一派都会随便把我打掉，我接近哪一派，都会有杀身之祸。我决定退出军统，但是不能明退，如果明退，他们会采取手段对付我，怎么办呢？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有一个人可以找，就是程潜，他是国民党的元老。我跑去找程潜，说：“颂公，你这个党国元老，我愿意来帮你的忙。”
他说：“噢，我早就想到了，你来帮忙我很高兴。你华北东北都工作过，你的关系特别多，你帮助我工作，我特别欢迎你。”
程颂公告诉我：“我这个武汉行营主任哪，干不了几天了，白崇禧来抢这个位置啦。”
我问：“那你干什么呢？”
他说：“要把我调到湖南长沙，当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湖南和江西两个省，还兼湖南的主席。”
我说：“好，这个官不小啊。”
他说：“你就这样吧，你跟我一道来干，你如果要当文官呢，我在湖南或者江西给你安排个厅长什么的，你要当武官呢，我正好要在绥靖公署成立三个兵团，你当一个军长是足够资格了。你到我这里来。”
“好好好。”我向程颂公表示，“我到你这里不是来做官的，也不是想要什么地位。你是老前辈，和我父亲是朋友，你把我摆在哪个位置，我就服从。”
他说：“你暂时给我当办公厅主任吧。”
我想了想，又对程潜说：“戴笠死了，军统的三个头头争得很厉害，我如果不辞而别，他们一定莫名其妙，认为你怎么到程潜那里去了呢？我必须先跟他们先打个招呼。”
程潜说：“那可以呀，可以可以。这样吧，我给你写三封信，你交给他们，我告诉他们，这里很需要人，要把你们那里的文中将借过来，来帮助我。”
我说：“对对对。”
程潜给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人分别写了信。
我首先跟郑介民商量，他不高兴了：“我在这里干，你不能离开，中国的华北、东北你都干过，你离开那我还干啥？你不能走！”
我说：“颂公写了封信给你。你看看吧。”
他看了信，说：“那这样，你要离开一下也可以，你一定要在我们这里挂一个名，我们这里有个设计委员会，你就做设计委员会的中将委员，如果你连这个名都不要，那就不好啦。你保留一个名义，愿意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回来嘛。”我说我按你的意思办，给我保留一个名义。
我说：“我告诉你，我到了程颂公那里，国家有钱给我，我只在程颂公那里拿一份钱，不能拿你的一份，如果拿两份，那又不好了。”
他说：“你这个人真是很廉洁的啊。你这样办也好，你的粮饷我们就不给了。”
我又到毛人凤那里，毛人凤的资格比我低，我已经是中将，他还是少将。他说：“你要离开？我们这里分成三块了，还不晓得鹿死谁手？你也不参加到这里头来占一份？你这个人很难得，很自爱，我们不像你，你的面宽，你到哪里去都有人欢迎你。我们是跟戴笠起来的，靠着他，他又死了，没路走啊。”
我说：“我跟郑介民谈过了，颂公也给他写了封信，也写了封信给你。”
“我看看，我看看。”毛人凤一看信，说，“你这个人呀，不愿意在这里跟我们争什么，不愿意争长论短的。我也同意，我也同意。”
我说：“你们两个都同意，唐纵那里说不说都没有问题了，他也不管这个事，不过颂公也给他写了一封信。”
毛人凤“咳”了一声，说：“这封信给不给他看都没有问题。我同意了。”
我回去后告诉程潜，程潜很高兴：“哈，那很圆满了，很圆满了。”
就这样，我脱离了军统。
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
我跟着程潜到了绥靖公署，给程潜当办公厅主任。有一天晚上我在他屋里聊天，我说：“你这个湖南人哪，是湖南人的家长，你过去的地位都比现在的地位高嘛，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武汉行营主任，都比现在的官大，你在湖南称家长，湖南人一定很高兴。你怎么不写一篇告湖南人民书？”
“噢？”程潜说，“你的这个想法很好啊。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就帮我写一篇。”
我说：“那倒很容易。”
晚上，我就把《告湖南人民书》写好了。第二天交给程潜一看，他很高兴，说：“比我自己写得还好。如果我自己写，我还不知道怎样落笔呢。写得好，写得好。”
我说：“你不要说是我给你代笔，这样一说，很多人还不愿意，颂公那样高的地位，哪还要文强代笔呀，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这个《告湖南人民书》总得拿出去啊。”
我出主意：“颂公，就说你自己起草一个《告湖南同胞书》，起草后把你的参谋长，还有湖南的几个写手叫去了，把我也叫得去，给我们看看，这样不就行了吗？”
我在程潜这里差不多一个月后，程潜成立了三个兵团，他问我：“你是在我们这里当个厅长还是当个军长呢？”
我没有考虑，说：“你让我当军长我就当军长，你让我当厅长我就当厅长。我个人没有意见。”
对于我的安排，我也不知道程潜是怎么决定的。第二天晚上，程潜给我打电话，让我到他家里吃晚饭。我想：哎，他是不是要把我升官呢？怎么要我去吃饭呢？
我就去了。他夫人跟我讲：“委员长来了电报，让你到差。”
我很奇怪：“到什么差？”
程潜夫人说：“杜聿明担任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要你去当副参谋长。”
我说：“我不知道啊。”
她说：“电报都来了，你在我这里吃了晚饭，明天你就要坐飞机去到差了。明天还要给你送行呢。”
这时，颂公说话了：“好吧，我要留也留不住了。你的校长给你升的这个官也不小啊，指挥十六个军呢，中将副参谋长啊，你的这个校长要调你走，我留你留不住了，你是他的学生，他调你去，我没有办法留你。你到我这里来，地都没有踩热啊。”
过了一会儿，程潜的参谋长来了（程潜的参谋长是黄埔第一期的，叫刘家绪），他说：“哎，你晓得不晓得，你升官了。”他说：“光亭（杜聿明，字光亭）他有个信给你。”
“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参谋长说：“信在我这里，你看看。”
杜聿明写给我一封长信。大意是：刘峙要当徐州前线指挥部主任，请我去当副总参谋长。杜聿明那个参谋长舒适存过去给彭德怀当过参谋长（舒适存过去从江西彭德怀那里跑出来，自己投降来的，过来之后他在陆军大学旁听，毕业之后当过师长，又跟廖耀湘当过新六军的副军长，以后还当过兵团副司令），杜聿明还不大放心他。让我管人事，管司法，管后勤。
参谋长说：“一切都归你管。你是黄埔学生嘛。你和那个参谋长都是中将，待遇一样，你也是１２００块钱。他也是１２００块钱。杜聿明特别看重你。”
这天晚上，程潜跟我谈了很多话，他说：“你去了要小心啊，共产党你是打不倒的，共产党的战法你也知道，他没有五六倍的力量不给你打，他没有把握也不打，他白天不露面，晚上出来跟你打，你找不着他，你机械化部队有什么用呢？杜聿明掌握着十六个军的机械化部队，但是打共产党没有用，机械化部队打共产党，等于高射炮打蚊子，怎么打得到啊？”
程潜望着我一笑：“我看共产党并不成气候，可是一打起来，我们总是失败。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
我说：“我不去也不行。去呢，我忧心忡忡。不过你讲要准备当俘虏，我还没有想过。我们是高级司令部的人，难道还跑不掉吗？不见得当俘虏。”
我心想：颂公给我饯行，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呢？准备当俘虏？我认为他的话说得太过火。现在想起来，颂公的话一点也不过火，颂公还真说对了，时间不长我真的当了俘虏。
事后我觉得，人很难逃脱宿命。当时，我决定不再参加内战，逃脱反共的范围，费了好大的劲才脱离军统，到了程潜老前辈的旗下，我以为走脱了，结果可能是命运决定，还是走不脱，杜聿明向蒋介石写报告，一定要把我调了去，蒋介石就批准了。想躲躲不掉，这不是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吗？
１９７５年我特赦出来，参加宴会，第一桌有黄维，第二桌是我，第二桌跟我作陪的人，有一个姓张的黄埔四期的同学，是个上将。他说：“文先生，我也是黄埔第四期的，我今天来参加宴会，让我作陪，见到你这位同学，敬你一杯酒。”
还有一个作陪的是孔从洲，他原是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的一个负责人，他也端起酒杯：“我也敬文先生一杯酒。”我没有问他是哪里毕业的，但是我认识他，我跟胡宗南一起到郑州参加日军受降仪式时，他是三十八军的一个师长兼郑州的警备司令，郑州的守备军队就是三十八军一个军。当时，孔从洲见了我，对我说：“我听外面讲，你要晋升中将了，我做一套衣服送给你。”我说：“我有衣服啊，你不必做。”他说：“我一定要做，这是日本将官呢，料子很好，你虽然有衣服，我也做一套送给你。”他叫裁缝给我量尺寸，没有过三天就做了一套将官呢的军服。就是这个孔从洲在宴会上对刚刚特赦出来的我说：“我和毛主席是亲戚，是亲家。”“哦？”我说：“你还有这样一层关系啊。”
我看见一位夫人坐在我们第二桌，她看着我笑。这位夫人我好像认识，但一下子怎么叫不出名字呢？
这位夫人端起酒杯对我说：“文将军，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呢？”
“很面熟，我一下子叫不出名字。”我有些不好意思。
她把桌子上写着她姓名的牌子转过来给我看，啊，是程颂公的夫人！我感慨地说：“原来是你呀。我在湖南绥靖公署见到你的时候，恐怕你只有二十多岁吧？”
她笑着说：“差不多。以后颂公把我送到香港去了，他起义之后，又把我接回来了。那天晚上，我们给你饯行，送你走的时候，颂公讲‘你恐怕会当俘虏’，我看你那天晚上很不高兴，我也觉得颂公那个话说得太重，人家到差怎么咒人家呢？今天看来，颂公说得没有错，他到底有经验。你的老太爷在日本留学时跟颂公是同学，我们颂公在日本读书时不过是个士官生，你的父亲是个学者。颂公从日本回到湖南，搞了个建国军，当了总司令，其实他也没有多少队伍。你的父亲跟颂公、黄兴他们关系很深。那天晚上颂公因为你父亲的关系，跟你说了那一番话，现在想起来很亲切。我希望你最好不要去，但是不去又不行。”颂公夫人的名字叫郭翼青，当时我听了她的一席话，我流泪了。
她安慰我：“事情都过去了嘛，你不要流泪了。”
后来，我跟颂公夫人两个同时成为第六届政协委员，又同时是第七届政协委员。她比我小十多岁，现在已经去世四五年了，而我还活着。
第25章 战地轶事
我先讲一件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时的事情。
抗战一胜利，林彪带着大概一万多人守着山海关，李运昌也有一万多人，和林彪一起堵住山海关打，不许蒋介石的部队进入山海关。杜聿明带了一个军跟林彪打，没有分个胜败，没有打进关去，后来汤恩伯的十三军来了，还有五十二军也来了一部分队伍，这样一打，林彪就垮了，山海关守不住了，林彪带着他破破烂烂的部队向锦州撤退，杜聿明的部队一直顶到锦州。我要到东北到差，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但是锦州有敌人，我暂时去不了东北，就在北平等待。
圣诞节前后，杜聿明有一天晚上很高兴，冲着我喊：“打开了，山海关打开了，林彪不晓得逃到哪里去了！”
我问：“那你的部队怎么办呢？”
他说：“追击！我的部队已经到了锦州了。”
“噢？”我说：“部队已经到了锦州了？”
他说：“廖耀湘、孙立人的部队到达后，我们就有足够的兵力了，我们的兵力超过１０万呢。哎，你怎么还在北平呢？”
我说：“东北行营现在还去不了啊。”
我正在北平，想东北也去不了时，宋子文到北平来了。宋子文对我说：“你拿我一张名片，现在北平到锦州已经有飞机了，你可以离开北平了，锦州已经安排好了你的一切。”
我问：“飞机归谁管呢？”
宋子文说：“是中央调来的，你拿我的一张名片，就会给你派飞机的。”
我就跟航空司令部通了电话，电话那边说：“你是文中将吧，你明天早上到飞机场来，我们单独给你配一架飞机送你到锦州，锦州地面有保护的部队。”
第二天，我带着一批人坐飞机来到锦州。后来听人家讲，中将以上官衔的，头一个到东北的就是我。
我到了锦州后，杜聿明也来了，杜聿明跟我讲：“从林彪部队里来了三个团级干部，向我们投降了，三个都是大学生，是在林彪部队里搞政治的。这几个人交给你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好，他们是自己来投降的，我想了一下，决定先见见他们再说。我对部下说：“把那几个人送来见我。”
这三个人被带来见我，我一摸他们身上的衣服很薄：“哎呀，东北的冬天这么冷，你们还没有棉衣呀，这是怎么过的日子呀。”
我就喊部下：“我们的棉军服还有没有啊？一人发一套给他们，把衣服换了再来跟我谈话！”
一人给了他们一套棉衣，一件大衣，他们感觉到很暖和，说：“你这个长官好啊，什么都没有谈，就送衣服给我们。”
我说：“你们看，我们穿的皮衣服，脚上穿的长筒皮靴，天气太冷了嘛，东北这个地方好冷啊。”
我问：“你们为什么要跑过来呢？”
他们说：“我们三个都是大学生，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这个国家跟日本打了八年，为什么搞到现在还要打内战，我们想不通。我们到了锦州之后，非常想家。”
“你们三个人是什么地方人呢？”
他们说：“是济南附近的人。”
“我今天晚上不跟你们多谈，我让伙房做点东西给你们吃吧。希望你们三个人自己写个自传，什么学校毕业的，家庭情况怎么样？在共产党里搞了多久？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投降？写好了早点睡觉。”我又对秘书说：“他们写完让我看看。”
第二天我一早起来，秘书把他们三个人写的自传交给我，都是大学生嘛，写得不错。我把他们三个人叫来说：“这样吧，二话不谈，准你们三个人一个月的假，你们回家去，找到你们的家属亲戚，一个月以后到这里来报到，我会安排你们的工作。另外呢，给你们拿点路费。”
我又问：“你们结婚了没有？”
他们说：“婚是结了，可是好多年没有回过家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妻子。”
我说：“你们尽量去找，找到了带着一道来，我把路费给你们。不过我限期一个月，希望你们不要违背了，准时回来。”
一个月之后，这三个人都回来了，妻子也找到带来了。我说：“我也不跟你们谈道理，你们都是为国嘛，大道理不谈了，我介绍你们到政治部去，按你们的能力分配你们的工作。”
他们到了政治部，政治部打电话给我，说：“他们三个都是共产党的团级干部，你考察得怎么样呢？”
我说：“我没有考察别的，他们现在不愿意在共产党里面搞了。不愿意打内战。我就考核这一点。你们再要作什么考核，你们去考核吧。我不干涉你们。”
政治部那些人可能对他们三个态度不大好，没有过多久他们三个人又跑回来了，说：“我们不到政治部去了，那些人对我们不好，把我们看成敌人一样。我们还是要跟着你这个长官，在你这里派我们点事做吧。”
我表示：“可以。”其中有个姓王的，叫王世奎，是学历史的，我问：“你想干什么工作呢？”他说：“我不反对共产党，你们对我又这样好，我想在沈阳找家报纸搞历史。”我说：“可以吧，你去当大历史学家就对了。”我当即打电话给长官部的秘书长，秘书长说：“好好好，投降过来的嘛，我们负责给报社介绍。”
我又对另外两个人说：“派你们做一个事情，日本人在我们东北做了许多许多的坏事，我派你们两个人，另外还派一个人给你们，成立一个工作室，清理日本人的那些东西，日本人过去在东北搞了些什么坏事？有些什么机构？查查这个事，你们把这些材料集中起来，作为我们以后对付日本人的一个窗口。”
这两个人很愿意。我又派了一个姓毕的，叫毕玑，他是戴笠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个大学生。
他们做了很多事，把日本人的许多档案找到了。可是，我派的那个毕玑，看不起那两个投降过来的人，认为他们是叛徒，把他们的玻璃板打破了。那两个人又跑来找我，我把毕玑叫来，说：“人家也是大学生，你打人家的玻璃板，搞成这个样子，多么不好啊，我让你负一点责任，领导他们去办，把事情办好了就对了嘛，怎么把人家得罪了呢？”
毕玑听我一讲，向我哭了一顿，我说：“不要哭了，你也承认是工作上待人家不好，你需要改正，你这个拳头往玻璃板上一打，把自己的手都豁开了，不好啊。我现在把你辞退，你没有资格领导他们嘛。”
没想到，过了几天，那两个人又找我，要我把毕玑派回去，说这个人脾气稍微暴了一些，别的地方还是很好的，我又按他们的意思，把毕玑派回去了。后来，毕玑一直到解放后还和我通信。
下面我要讲的，是到了杜聿明手下，在徐州时，遇到更棘手的事情。
我们从徐州撤退的路上，一天晚上，我们撤到安徽和河南交界的地方，叫做孟集。第二处处长跑来报告，说后面有一座小山，小山上面有个宝塔，发现宝塔里面有火光，恐怕那里埋伏有解放军，问我们怎么办？
我说：“你这个人，身为处长，这个问题还来请示我？你派个特务连，围住宝塔喊话看看有什么动静，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办，还来问我？”
二处处长调了一个营包围了宝塔，冲着里面喊了一会儿，里面没有动静。他们就把门炸开冲进去，抓了七八个好像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人，还缴获了炸药包、手榴弹。
在宝塔里有潜伏的八路军武工队一事，给宿营地造成了恐慌的气氛。到了半夜，忽然有枪声，枪声由疏而密，经查，是特务营警戒兵打的，他们说：“共产党的部队到了，有冲进寨子的可能。”特务连连长杜宝惠（杜聿明的侄孙）也这样报告，搞得杜聿明一夜没有睡觉，几次打电话要邱清泉调部队增援。一直闹到天亮，连共产党部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一夜乱打的结果，是把我们自己在寨子外露营的坦克兵和辎重兵打死打伤了不少。事后追查责任，才发现是一场虚惊，原来是几名电话兵在夜里查线路，相互之间为了联络，喊叫：“来了！来了！”警戒兵听到，以为是解放军来了，举枪乱打。
我审问抓来的几个人，他们承认自己是八路军的武工队，说知道你们要在这里宿营，准备晚上把你们干掉。
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杜聿明，杜聿明拿支笔一批：“就地枪决！”
我把军法处长和第二处处长找来，对他们说：“你们糊里糊涂的，判断不对呀。”
“怎么不对呀？”
“如果他们要炸掉我们的指挥部，这个罪就大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得手，法律上叫做‘犯罪未遂’，就是有罪，也要减刑，不能杀，要杀也只能杀为首的一个，把那七个人都杀掉？哪有这样的法律啊？”
军法处长说：“杜总司令已经批了，按他的批示办理，就地枪决，我们没有权力改变，恐怕你参座也没有权力讲这个话。”
我气得很：“要杀也不能把七个人都杀掉，这是第一；第二，上面有个通报，讲不要杀俘虏，我看他们就是几个农民嘛，杀了俘虏，违反国际公法啊。”
我这样一说，军法处长软下来：“杜老板已经批了我有什么办法呢？你就签个字吧。”
我说：“我不敢签这个字，我一签字，这七个人都枪毙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里又没有铁笼子，又没有监狱，往哪里关这些俘虏呢？”军法处长很为难。
我拿过笔来写了四个字：“暂缓执行。”
军法处长和二处处长都不愿意，瞪着眼睛看着我，我火了：“你们看着我干什么？赶快把俘虏押回去，跑掉一个人，我杀你们的头！”
第二处处长姓李，他私下对我说：“你说得不错。杜老板这样批也太过了。”
我说：“按我的意思办。”
第二天，我们转移到陈官庄附近，这七个人随我们转移。我再一次对军法处长和二处处长说：“要优待这七个人，给他们弄饭吃。我这样做了，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如果要杀头，就杀我的头，不会杀你们的头！”
这两个家伙挺厉害，说：“你签的条子我们复印下来了，带在身上，条子是你批的啊。”
杜聿明一直不知道这件事。
这七个人关了半个月，军法处长天天埋怨我，说你看这个事，还要天天给他们弄吃的。军法处长天天催我执行。
二处处长偷偷跟我说：“这样办，我让第二兵团邱清泉那里开个口子，假装我们有任务，把这七个人派出去。咳，把他们都放了，他们在这里还要吃要喝的。”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办法：“可以呀，就从熊笑三那个军开个口子，把人放了，邱清泉这个人很马虎，不会追究的。如果邱清泉说放了共产党的俘虏，你们就推到我的头上，说我们副参谋长管这个事。”
按计划行事后，果然，邱清泉打电话来了，问你们抓的那几个人，为什么放了？
我和他打官腔，说：“另有任务。”
“噢，另有任务啊？”
我很肯定：“另有任务！是我批的，我负责。”
邱清泉不说什么了。我放了这七个人。
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因为两条罪不能特赦，一条罪是放毒气弹，一条罪是杀了七个八路军武工队的人。北京去的人审查这件事的时候，我向他们讲清了这件事的原委，直到这时候，杜聿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急得不得了，在我面前要哭了。我说：“今天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告诉你，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已经过了１０年了，如果这七个人还在，恐怕都升官了。”
杜聿明说：“你跟我讲的是假话。”
“现在咱们都是战犯了，这个时候我还跟你说什么假话呢？是我办的事情嘛。”我又跟他说放毒气弹的事情：“放毒气弹的事情你也无罪。”
“我怎么无罪？”
我说：“我们陆军没有毒气弹嘛。那是南京派空军来投的，这个罪归南京，你揽到自己身上干什么呢？再说那天扔的也不是很毒的东西，只是辣椒水嘛。”
杜聿明说：“你还帮我辩护呢。”
“你这两条罪状都不成立，我已经向北京来审查的人讲了，他们也点头。”后来北京审查组专门寻找那七个人，七个人都在。
杜聿明得到特赦了。比我早出来１５年半（杜聿明是１９５９年１２月特赦，我是１９７５年３月特赦），杜聿明特赦时对我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第26章 战败徐蚌
我到了淮海，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
徐州“剿总”是继东北、北平两个“剿总”成立后成立的。当时，陈诚派下台，何应钦派上台，起用了一批老将。顾祝同接替陈诚做了参谋总长，卫立煌出主东北，刘峙出主徐州。徐州方面调刘峙曾经有一番争论，有人认为刘峙是败军之将，但蒋介石、何应钦认为刘峙忠实可靠，还认为刘峙是“福将”，如果配合一个少壮得力的干将，或许能够成功。于是决定让杜聿明做刘峙的副手。
刘峙、杜聿明一出台，王耀武就丢了济南。刘峙、杜聿明和手下的军官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是强大的王牌军，解放军“吃不掉，啃不动”，一方面口出大言：“在王耀武手里丢了济南，一定要在刘峙手里把济南收复，让共产党得不偿失，尝尝厉害！”参谋总长顾祝同，曾飞到徐州与刘峙密商，杜聿明也两次飞往南京、北平，面见蒋介石、何应钦，当面请示机宜。
徐州“剿总”在两个作战方案上徘徊，不能做出决定。
第一方案是北向阻止解放军南下，以佯攻济宁，收复济南为目的，采取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
第二方案是南撤蚌埠，放弃徐州，扼淮河而守，加强南京外围防卫为目的的战略撤退。
究竟哪个方案实施起来把握更大一些，谁也不好说。在济南有生力量被歼不久的情况下，北向可能正碰在解放军的钉子上，造成进退两难的局面；而第二方案南撤扼淮河而守，恃淮河天堑以阻敌之直捣南京城下，被顾祝同视为上策。但是蒋介石、何应钦考虑撤防而守，部署不易，一旦解放军跟踪南下，并渗透淮苏皖地区，不但南京直接处于威胁之下，而且中原屏障尽失，武汉三镇必将陷于动摇之中，再加上徐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决不可放弃。
这两个方案上自国防部下至徐州“剿总”，久久争论不决。刘峙拿不出主见，只有杜聿明自恃兵力雄厚，力主乘解放军打下济南的休整间隙，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攻势，出其不意地佯攻济宁。蒋介石同意了杜聿明的这个方案。
杜聿明奉蒋介石的命令，放弃郑州，缩短战线，西起商丘，东止连云港，机动地集中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作北向进攻的主力部队，调孙元良兵团自蒙城、涡阳地区，星夜靠拢徐州。又调集另一王牌部队黄维兵团，自驻马店附近出发，靠拢徐蚌之间，既可策应以徐州作中心攻防战，又可以隔断解放军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的会合。黄百韬兵团一字横陈于陇海线东段，由碾庄圩迄于海、连一线，随时配合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机动地向济南进攻。
碾庄圩一战，是徐蚌战役的第一战。刘峙亲临前线督战，到了我们指挥部。杜聿明说：“打了两天两夜，碾庄圩为什么打不下来呢？两个最大的兵团，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全都用上了，就是打不过去。”
邱清泉是黄埔第二期的，李弥是黄埔第四期的，邱清泉和李弥原来都是共产党，加上我也是共产党，所以徐蚌战役可以说是共产党打共产党。
杜聿明向刘峙汇报说：“看来共产党在这里打援的至少有两个纵队。”
我说：“我看打援的部队不只两个纵队。”
刘峙问：“你看有多少啊？”
我回答：“我看至少要加一倍，起码有四个纵队。”后来，从解放军的战况中看到，他们在碾庄圩放了六个纵队。杜聿明的判断很轻敌。
我们到战场上的最高点去视察，杜聿明亲自指挥作战。
那一天，我很冒险。心想，我要看看究竟。我就坐着军用吉普车，一下子冲出阵地，我四面看，怎么看不见自己的兵呢？我这是跑到哪里了呢？正在奇怪，身边的副官着急地说：“不好，咱们已经跑到共产党的阵地里来了！”我也急了：“赶快回去！赶快回去！”解放军没有追击，也没有开枪。
我捡了一条命回来后，杜聿明说：“你这个人好勇敢，你怎么跑到敌人那里去了呢？”
我说：“我还不知道已经到了敌人的战地，以为还在自己的阵地上。”
杜聿明连声说：“你的命大，没有把你抓到。”
这时，刘峙还没有走，他也看到了，说：“我看到很奇怪，你的吉普车跑得那样快，怎么冲到敌人的阵地上去了呢？”
刘峙很着急：“这样打，要打到哪一天呢？已经打成一个消耗战了。”
我说：“要破这个阵，死打是打不过去啊。”
刘峙看着我：“你的意思是怎么打法？”
“我们正面要佯攻，至少调两个师迂回到后面去打，邱清泉兵团抽两个军，李弥兵团抽一个军，迂回到后面，趁今天黑夜打过去，里外夹攻，这个阵可破。两边迂回，碾庄圩之围可以解了。”
杜聿明对刘峙讲：“我的副参谋长制定了突围的战略，转到解放军的后面去打。”
刘峙点头：“哎呀，好计划，好计划，早该如此。”
杜聿明看着我说：“你怎么早不说呢？”
我说：“我没有看到这个情况，瞎说一顿也不行啊。”
杜聿明用自动电话（就是现在的对讲机）找到邱清泉，命令：“你抽调两个军，迂回到后面去！”
邱清泉回答：“我的兵力已经消耗得很厉害，如果再抽调两个军迂回，恐怕我的正面不保，一旦敌人从正面突破，徐州也不保！”邱清泉很坚定地表示不能执行命令。
李弥的态度是：如果邱清泉派出兵力，我也派，如果邱清泉不派，我也不派。李弥说：“我只有两个军，邱清泉有六个军，他的力量比我大两倍，他为什么不抽调力量？从我这里调个师，我的力量就更单薄了。”李弥也不肯调兵。
杜聿明的指挥不灵了。
我对杜聿明说：“他们不听你指挥官的，命令都不能执行，怎么办呢？”
如此坐失良机，碾庄圩那边的炮火越来越急了。我说：“我们在碾庄圩的部队可能已经被吃掉了。”刘峙在自己的大腿上捶了一顿，长叹一声：“天亡我也！”
由徐州出击的部队与碾庄圩困守待援的部队炮声相闻，相距不到４０华里，却无法解围。
我跟杜聿明说：“现在解放军离我们没有多远了，碾庄圩已经被解放军控制住了，我的看法是今天晚上准备夜战，我们一失败，十几万人就被解放军吃掉了。”
杜聿明问我：“你有什么好办法？”
我说：我们打一个假仗。这里离徐州１５里路，我们撤退１０里，解放军一定是跟进打我们，我们一个回马枪，可以转败为胜，我们告诉碾庄圩的黄百韬，我们撤退的时候让他们赶快跟进。”
我们按这个计划撤退，没有料到，解放军不理我们，并没有跟进。
碾庄圩没有什么炮火的声音了，糟糕了，黄百韬十几万人已经失败了，碾庄圩没了炮火了嘛，我们不能再撤退了，如果我们再撤退，今天晚上徐州就没有我们的部队了。我就跟杜聿明商量：“你也不能动，我也不能动，参谋长也不能够动，死守在这个地方。”
杜聿明说：“好，要死死在一起！”
第二天，二十五军的军长陈士章从碾庄圩逃过来了，他告诉我们，黄百韬自杀了。
“解放军呢？”我问。
“解放军认为已经胜利了，撤退了。”
我当时难以解释两个王牌军团寸步难行的原因，后来读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才知道华东解放军用了一半以上的兵力打援。刘峙指挥之下的有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四个兵团，四十多万人，而解放军的部队已经超过２００万了。（比如苏联把全部的武器给了林彪，林彪的装备力量超过卫立煌两倍，是四个野战军中最强大的一个。）我向杜聿明讲：“这个仗没办法打了，根据收到的消息，解放军的部队超过２００万，我们这里四十多万人跟解放军打，这个仗怎么打法啊？”
杜聿明跟我发脾气了：“唉呀，你真是，长人家的威风，不说我们自己的志气！”
我说：“大势已去啦。现在解放军采取包围的政策，并不积极打反击，把我们这里４０万人暂且留着不打，先解决黄百韬兵团（碾庄圩战役），把那里吃掉，再吃黄维，把黄维的部队也吃掉了，搞到最后来打我们。那还打什么？没办法打。敌我悬殊啊。”
听到碾庄圩的炮火逐渐消失，我们要邱清泉无论如何保住徐州，总部要撤到徐州。
我们撤到徐州后，一看徐州的街上乱哄哄的，老百姓和军队都在抢粮食，我大声喊：“警察到哪里去了？县政府到哪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