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引 子
１９０７年，那是辛亥革命的前四年，我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麓，今天叫做望城县金良乡。我的母亲说，她生我的时候，梦见菩萨送给她一条大鲤鱼，她就用做饭菜的围裙包住了。梦醒了，肚子疼，就生了我。我的母亲从此吃斋行善，而我的字，就叫做“念观”。
我的家是一个封建古老、四世同堂、子孙繁衍、富甲一乡的大家族，人称书香之家，官宦之家，其实拿现在的名词说，就是大地主官僚家庭。
我们这个家庭在清朝出了两个“上大夫”。我们小孩在家里写字要写“薄”（家谱），我就问：“我们家里头怎么有两个‘上大夫’？这是个什么官呢？”老人们告诉我：“清朝的时候设的这个官。”现在来说，这个清朝官是什么地位呢？相当于国会议员吧。我记得家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是皇上亲赐的，经过这块牌子，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圣旨”啊。
我家是文信国公（文天祥）的子孙，我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我家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能背诵《正气歌》，以背得滚瓜烂熟为荣，这是我家的一道传统家风。
那时我的父亲到日本去了，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专修法科。我问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到日本留学去了，他在那里干什么呢？”
“小孩子问什么！不能说，不能说。”
“怎么不能说呢？”
母亲说：“他是孙中山的朋友（我的父亲参加了同盟会），又是黄兴的朋友，蔡锷也是他的朋友。这三个人一说呀，我们全家就要杀头，问不得，问不得呦。”
“噢。”
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我的父亲回家了。他在客堂里设了一个香案，把孙中山和黄兴的照片放得很大，用镜框框起来，在香案上并排摆着。每天早上，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除了我的祖母），去客堂向孙中山、黄兴的照片，行三鞠躬礼。那时我五六岁，还不太懂事。
到了民国四年，蔡锷起来打倒了北洋军阀，打倒了袁世凯，我家的香案上又多了一张蔡锷的照片（我的父亲到过云南，跟着蔡锷当司法官，是蔡锷的秘书长），孙中山的照片摆在当中，左边是黄兴，右边是蔡锷。每天向他们行礼。
说到家，就要说到与毛泽东的关系。
毛泽东的家那时是很穷的，他父亲是个放高利贷的，他的兄弟姐妹很多，有７个，后来就剩三个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在活下来的三兄弟中，毛泽东是老大，毛泽民是老二，毛泽覃是老三，那四个都夭折了。毛泽东比我大１４岁，最小的弟弟毛泽覃比我大两岁。
有一天毛泽覃跑来跟我讲：“我告诉你，以后你叫我的哥哥，不要叫什么毛老师了。”那时，我正在湖南明德中学读书，这是湖南的一个贵族学校，办得很好的。毛泽覃说：“我告诉你，你要改口，跟我一样喊他大哥。”
我不解：“你姓毛，我姓文，为什么要让我改口呢？”
他说：“你糊涂呵，我的妈妈是你的姑母！”
我知道我的姑母叫文七妹，原来她就是毛泽东的母亲啊。我说：“还有这样一回事呀，我也不知道，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看他知不知道？”
我跑回家问我的父亲：“你认识毛泽东吗？”
“认识呀，毛泽东是我们文家的外甥呵，到过我们祠堂里头呵，她的妈妈是我们文家的呀。”
“噢”，我说：“他的弟弟告诉我，他的妈妈是我的姑母呵，他让我叫毛老师做大哥，要不要喊呀？”
“那有什么不要喊的？可以喊大哥。”
我就改口了，叫“毛大哥”。
通过毛泽东，我又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何叔衡，湖南长沙县教育局长，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是谢觉哉，也是共产党员。毛泽东在他们当中排行老三，三个人一出来，毛泽东站在最后，那两个比毛泽东大十多岁。
我见到毛泽东，就叫：“哎，毛大哥。”
他瞪起眼睛看着我：“怎么回事呀？你怎么不喊毛老师啦？怎么变成毛大哥啦？”
我说：“你问问你老弟，他不让我叫毛老师呵，让我叫你毛大哥，我还不叫哩。”
毛泽东问老弟“怎么回事啊？”毛泽覃说：“我们的妈妈是文家的，我让他改口喊你大哥。”
我说：“叫就叫了，你还笑我。”
毛大哥笑了：“噢，你还在这攀亲戚呀。这样一说，我们两个人要认真了。我要考考你，你们文家是文天祥的子孙，你会背《正气歌》吗？”他还不相信我呢。他说：“我也会背《正气歌》。文天祥的《正气歌》背不出来我就不配当文家外甥。”我望着他笑，我说：“毛大哥呀，今天是我考你，还是你考我呀？”
他看着我：“噢，你还考我啊？”
我说：“你只比我大１４岁，文天祥的事情，恐怕我知道的比你多。”
“噢？那我得要考！你也会背《正气歌》吧？”
“我不但会背，还可以默写给你，你默写得出来吗？”
他说：“哎，我还没写过呢，能不能默写得出来，我还不知道。你默写得出来啊？”
“当然。”
他挺吃惊：“你还知道什么啊？”
我说：“文天祥的著作里面有个《指南录》，差不多有三百多首诗，我会背一半。”
我这一讲，毛大哥不知道了：“文天祥还有个《指南录》啊？我没有看到过。”我说：“你没有看过啊，那你就差得很远啦。”
他说：“你还知道什么呢？”
我说：“文天祥还有个‘路歌’。”
“这个‘路歌’干什么用的呀？”
我说：“写他的家史，写他的父亲，写他的子女。”
毛大哥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还多了。文天祥最后死在元朝，临刑前用血在衣服上写了一首诗，这是文天祥的自传，你知道吗？”
他说：“我还不知道这事情呀。”
“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背给你听：‘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哎呀，以前我还看不起你呀，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个大家人物呀，书香之家，你们家出过两个官大夫呀，我们毛家比不上呀。你真的知道很多呀，可不得了。”
我们就都高兴了。我接着就背《正气歌》给毛大哥听。
何叔衡、谢觉哉都住在毛大哥的隔壁，听到有人背《正气歌》，和毛大哥一道也背起了《正气歌》，一时间，整个宿舍都包围在一种悲壮的环境中了。附近的人家看了觉得很好笑：这老的老，少的少，在背什么东西呀？
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扛子。以后，我跟他抬扛子非常之多。我把他叫做毛大哥，我们之间并无拘束。
第01章 投考黄埔
１９２４年，我１７岁，到过一次广州，见到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有两个绰号，一个是“孙大炮”，还有一个是“大元帅”。我还见到程潜，见到李烈钧，见到蒋介石。那时蒋介石是副总参谋长。
回到湖南后，我考上了湖南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徐特立。
艺群美专有一位老师叫王基永，他每次上课并不讲公民课程，而是作时事报告，我感觉他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透彻，还有批判。有时，他问我们认清了形势怎么办？我们瞠目以对。他也并不解答他所提出的难题，最多说一句“同学们深思！”王基永先生有时巧妙地将孙中山与列宁相提并论，有时又介绍创办黄埔军校以及学生军东征，建立革命根据地等一些闻所未闻的情况。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常常到了下课之后，还包围着他，问东问西问个没完。
与我要好的一位同学名廖仲良，是湖南宁乡县人，他比我大三四岁。有一天，他给我了个小本本的书，叮嘱我不能给第二个人看，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而且要躲在蚊帐内去看。我觉得相当神秘，不折不扣地一切照办。这个小本本的书，名叫《马克思主义浅说》，我躲在蚊帐中一知半解地一气读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的革命书籍。
那时，湖南有三剑客：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夏曦是搞学生运动的，郭亮是搞工人运动的。他们三个人是分工合作。
我跟夏曦的关系很好。他对我说，国民党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是改良主义的。其他的党派嘛，比如国家主义青年党，是无政府主义的。现在革命最彻底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俄国，我们要走俄国的路。
我问：“孙中山是国民党，你怎么看他？”
夏曦说，用我们湖南人的话说，孙中山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做马克思的事情。
他又说：“现在俄国有个列宁主义青年团。”
我问：“那是个什么组织啊？”
“是一个年轻的革命组织，叫ＣＹ。”
那时我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１９２５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反帝的高潮。在这个反帝运动中，我是积极分子。夏曦到学生中考察，看到我敢作敢为，就发展我加入ＣＹ。
一天，夏曦通知我到第一师范去。我去了一看，来了不少人。墙上挂着马克思的像。第一师范的学生陈林达（湖南湘潭人，后来是国民党军长）也来了，我靠着他坐下。王基永给我们作政治报告，讲国际形势，讲革命形势。我坐在下面，觉得这个人了解的事情很多啊。夏曦对我说：“他是政治教员。”我说：“我们艺专的政治教员也是他。”夏曦说：“他的理论很好，很多事情我们还搞不清楚呢。”到了晚上，举行加入ＣＹ的宣誓仪式，又是王基永主持，我想：“他不但理论好，宣誓也是他来主持。”这才晓得他是列宁主义青年团在长沙组织的负责人。
我是个ＣＹ了。夏曦就动员我进黄埔军校。
我原打算以艺专作为过渡，然后再到京沪一带去深造。可是到艺专不过半年，就接触了革命思想，卷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爱国热潮中。接着又是“五卅”惨案的发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大革命时代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在长沙教育会大礼堂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会场中，看到了追悼人群如山似海，激动人心的挽联，挂满了会场内外及“赐闲园”整个的花园。记得有人抄下唐诗陈子昂名句来赞誉孙先生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那时既仰慕孙先生的伟大，不愧为辛亥革命的开国元勋，但又感到“后无来者”之句，似乎又过早地作了结论，难道当代以及千百年后，就没有一人能超过他吗？我带着幼稚的心理在探索着，希望投笔从戎。
我的父亲也反对我学艺术，说：“学什么艺术啊，还是进一所大学吧。”当时，有黄埔军校、广东大学、岭南大学三所大学可供选择，但是我受到夏曦的鼓动，决定投考黄埔。在动身之前，我特意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新青年》、《湘报》等等。
这次长沙投考黄埔的一共有８个青年，编成了一个组，陈林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有６个是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去广东有两条路，一条是搭火车，火车快一些，但路上不安全，吴佩孚他们经常在铁路上抓学生。一条是水路，从上海到厦门，这条路比较安全，而且要便宜一些。我们选择了走水路。
出发之前，毛泽覃找我，说名单上没有他。
“我很想同你一道去考黄埔，只是我去不了。”
我问：“是不是你的哥哥不让你去啊？”
“我没有路费，去不了。”说着，他哭起来。
“你问你的大哥要点钱吧。”
“他一个钱也不给我，他一个小学教员，钱也不多，他抽烟，钱还不够自己用呢。”
我说：“你哭什么呢，这样好了，我估计要不了多少钱，路费我出，衣服钱你自己出，我有饭你有饭。”
毛泽覃高兴了。
我向陈林达讲，毛泽覃也要跟我们一道去考黄埔。陈林达不同意：“怎么可以加带一个人呢？”我说：“他也是ＣＹ，为什么不允许他去呢？”陈林达表示要全体通过，而且毛泽覃没有钱，我们也没有钱给他呀。
我说：“我出钱。”
“噢，你有钱？可是组织上没有交待，你又搞个人来。”
“哎呀，做好事嘛，把他的名字写在最后——毛泽覃。”
就这样，我带着毛家老弟一道投考黄埔。
到了上海海关，一看，贴了一张布告：说是台风来了，封关了。所有的船只都停开，船票不卖了，想走也走不了。大家很着急，本来就没有几个钱，又搞了个封关，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过了几天，我们只有两块钱了。毛泽覃着急“我跟着你已经花了你很多钱了，现在又封关了，怎么办呢？”
陈林达是组长，他更着急：“老文哪，我是组长，你是副组长，现在封关了，我们的伙食钱只够三天了，怎么办呢？你赶紧打个电报向湖南要钱。”
湖南回电报了：“一切费用自理。”青年团也没有钱。
这一下，陈林达急得不得了，陈林达跟毛泽东一起都是第一师范毕业的，我们私人感情很好。他的父亲是个木匠，家里没有钱，为人实实在在的。我一看他急得不得了，就把他叫了来，说：“你不要着急，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啊？吹牛皮啊！你有亲戚没有？有朋友没有？能借到钱吗？”
我说：“你不要管这么多，我有办法。”
“你吹牛皮！”
到了晚上，我把他叫来：“你摸摸我这个棉衣呀，看有个什么东西？”他上前一摸：“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呀？像个硬的圈圈呀？”
我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叫我备而不用。爸爸娶她时，给她一对金镯子，她脱下一个给我缝在棉衣里。我母亲给我讲过，这个圈子相当于一两黄金。”
“噢，值那么多钱呀？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这个妈妈很难得的。拿个金圈子给你，你妈妈很有远见啊。”他把我妈妈称赞了一通。
我对他说：“你对大家不要说，要不他们吃烟喝酒，几天就搞掉了。”
我们两人拿着金圈子跑到上海金店去问，说是值一百块洋钱。我对陈林达讲：“我把这个金圈子交给你，换成一百块洋钱，当做我们到广东的路费，多余的钱作为公费，我们的目的地还没有到达，我自己不要这个钱。”
封关八天后，恢复船运。我们买了票上船。他们打听买票的钱是从哪来的？陈林达说：“是文强的钱，他拿出来给我们用，我们要节省着啊。”
从上海到厦门，用了四五天时间。经过厦门时，，他们那些人讲：“哎，看鼓浪屿，鼓浪屿！”我问：“鼓浪屿是个什么东西？看看。”我看见对面山上有个天文台，隔得好远，看也看不清楚。我正在甲板上看天文台，有个人在我衣服上一揪，又敲敲我的耳朵，我回头一看，是毛泽东！
“哎，毛大哥，你怎么在这儿？”
他捂住我的嘴说：“说话声音小一点，这个地方还在厦门，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他们如果晓得我们到广东去，就会绑票。”我听他讲得很有道理。
他上下看看我的打扮，我穿的衣服上有两个铜字“艺专”，帽子是白色哔叽的，帽子上插着一把铜宝剑，这是艺专的校服。
毛泽东把我浑身上下看了几眼之后。说：“你呀，打扮得太漂亮啦！人家都注意你，都看着你。帽子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一把宝剑插着，太引人注目。”
他说：“帽子就不要戴了，衣服上‘艺专’两个字可以取下来。”
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一把抓下帽子往海里面丢，毛泽东一下子就把我的帽子抢过去了，说：“你这是幼稚的行动，你把这样好的帽子往海里丢干什么？这不是发神经病吗？你回去放在你箱子里头。”
我笑了，说：“也对。”那时我才１８岁。
我问他：“我在这船上怎么没有看到你呀？”
他说：“我们住在上面的官舱，你们住在下面的统舱。我告诉你，我是国民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夏曦，郭亮，还有四川的廖划平，也都是。”
我说：“我知道了。”
他又问：“你们还有几个人？”
“我们都是考黄埔的，你的老弟也在，要不要你老弟也上来？”
“穿得像叫花子样，不要上来。”
我说：“他现在跟我穿得一样，现在不是个叫花子啦！”
“噢？那个钱是哪里来的呀？又花你的钱吧？”
“那花不了几个钱。”
我回去找毛泽覃，故意往官舱走，一看官舱里夏曦也在，郭亮也在，还有廖划平也在。当时我并不认识廖划平，进了黄埔之后，廖划平是我们的政治代表，后来这个人成了叛徒。
我对毛泽覃说：“你哥哥也在船上，你去看看你哥哥。”
“我不去，他没有好脸，看他干什么呢，那个官舱你上不去，我更上不去。”
我说：“不去就不去嘛。”
船到香港，毛泽东离开官舱来找我，说：“那边派船来接我们了，你看那个插着青天白日旗的船就是。你们到了广东，那里的旗子也是青天白日旗。到了广东，我们就自由了，到了革命的世界。”
夏曦问我：“你在广州有熟人没有？”
我说：“熟人倒是有，但是地位隔得太远，是我父亲的朋友。”
“什么人哪？”
“程潜。”
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想个办法，到了广州后，你们先住在黄元里那里的一个小旅馆，花不了几个钱，我写一个条子，你拿着条子去那里的组织接头。”
我们到了广州，按照夏曦说的，住在黄元里的小旅馆，是湖南人开的，臭虫多得要死。我拿着夏曦写的条子去找广东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了广东共青团的负责人穆青，他后来当过四川省委书记，被刘湘杀掉了。
穆青说：“你们是夏曦介绍来的？他是湖南方面的负责人，我们知道。”
穆青想了想：“我们这里没有专门人才，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你会画像吗？”
“画像嘛，简单的事情，用格子一套，放大就是了。”
他说：“你是专门人才，给我画一张孙中山的像。”
我画好第二天就送去了。他一看：“很像啊。”他说：“我们还有很多标语要写，写标语要文化啊。”我说：“写个标语有什么问题呢？”我就把陈林达他们都叫来，穆青很高兴：“好啊，这样吧，我把你们送到罢工委员会去。”
我问：“罢工委员会是个什么机关呢？”
他说：“香港工人正在罢工，刘少奇在我们这里组织罢工委员会，你们向他报到，有饭吃，每天除了有饭吃之外，还有六块钱。”我们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
我说：“有饭吃就行了。”
我们到罢工委员会报到后，被分配到工宣部。这个地方只能办公，不能睡觉，还得找个睡觉的地方。我听说农民运动讲习所可能有地方住，就去农民运动讲习所看看。远远地，就看见毛泽覃站在农民运动讲习所门口，我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哥哥在这里嘛。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孙中山办的，现在他要我哥哥在这里负责。”
“噢，是这样啊。”我问：“这里有没有地方住啊？”
“有地方住，房子大得很，来个百八十人没问题。”
我说：“我们十几个人没有地方住，你能不能跟你哥哥讲一讲，让我们住在这里？”
“没有问题。”
我们晚上住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白天到罢工委员会上班。搞了半个月。
在广州，我们真是耳目一新，满街红色标语牌，民气昂扬，对比北洋军阀统治区的死气沉沉，简直是两个天地。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紧张。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很不够，面对着许多新鲜事物，一知半解，连“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含义都弄不清，一开口就是笑话百出。有人向我说：“革命的书非读不可，革命的理论非懂不可，像胡适这样的名教授，也不知道帝国主义这一名词的含义。”青年们为了一个名词术语，会争论不休，我往往在一旁洗耳恭听，未敢插言。
１９２５年８月黄埔军校第九次招考，考了一篇国文，考了数理化，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陈林达与我同榜录取，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都没有考上，他们便投奔叶挺主持的第四军学兵团到肇庆入伍去了。毛家老弟没有考取，留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第02章 黄埔轶事
１９２５年８月，我进了黄埔军校，是黄埔第四期。分到入伍生第三团三营一连。连长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张慎阶，广东人，少年英俊，在东征战役中立过功，是一位以身作则的青年军官，我对他十分敬服。
入伍生第三团各营，都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和深坑一带，以后又迁到陈家祠堂，这处祠堂气派很大，据说是叛将陈炯明的祠堂。
我所在的连，被人笑称为“湖南同乡会”，湘籍人占大半以上。湖南人能吃苦，外籍同学称之为“骡子”精神。
我进黄埔的时候，激动得写了一首诗：
考入黄埔军校
腾飞万里气如虹，沧海茫茫主宰中。
三类权衡知我路，丹心报国奋前锋。
开学后几个月的一天，把我们团员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有陈林达。我们被升为党员。
墙上也是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我们坐在凳子上，陈林达一拍我：“坐在前面的那个人你认识吧？”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他是广东共产党的负责人周恩来，今天的领誓人就是他。”
周恩来就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升了级了，由ＣＹ升为ＣＰ了。”大家都很高兴。
入学后我跟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我还是班长。我们连里，南方人多，北方人少。湖南人多，湖北人少。大家一起过的是当兵的生活。
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没有上交，枪里面还有一颗子弹。我们每次打靶完后都要把枪和子弹交上去，林彪就大意了。回去洗洗澡，吃完晚饭大家休息了。我和林彪都住下铺，我看见林彪滚来滚去地没有睡好，好像有什么事情似的。一会儿，看见他的手到枕头后面去拿枪，我这个班长就要管事呀，但我不敢管，怕人家说“人家都睡着了，就你没睡着”。
我总睡不着。忽然，“啪”地一下，响了一枪！
执行官拿着手电一下子跑进来了，问我：“文强，你是班长，你看见什么了？是谁在打枪？”他这一问，问得我慌里慌张的，我说：“我没看见谁睡觉的时候打枪，我没看到。就是看到林彪有点神情不安，睡得不好，看见他的手老在枕头后面去摸。枪架在枕头后面。”我再没有敢往下说。
执行官很有经验，他跑过去，把林彪的那只枪拿来一闻，刚刚打过嘛，有火药味道呀，再用手电一照地下，子弹壳还在那里呢。
“林彪，枪是你打的，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讲话呢？”执行官很生气。
林彪知道自己错了，说：“我下操的时候急急忙忙没有检查，我就睡不着觉，老惦记有这回事，我一摸枪呵，就打了这一枪。”
“噢——你自己承认了？我要让你坐禁闭，一个错误是你没上交枪和子弹，第二个错误是晚上你又打了一枪，两个罪加在一起，坐禁闭！”
我们一看，真玄！子弹从下铺打上去，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再往上铺一摸，人也不见了。上铺那个同学姓林，叫林伟俦。解放天津时，林伟俦是国民党守天津的军长，也是个中将。
执行官说：“哎，这个位置不是林伟俦吗？人到哪里去了？”
正在喊着的时候，林伟俦拿个杯子跑来了，执行官说：“你干什么去了？”他说：“我喝水去了！”执行官说：“你命大，你要是睡在那里呀，这一枪就把你打死啦！好好好，大家睡觉，林彪明天执行禁闭。”
执行官一走，林彪火就起来了，那时我们只有十几岁嘛。他捏起一个拳头，说：“文强，你这个家伙怎么落井下石呀？你这个湖南骡子。”
我一听，就说：“林彪，不要骂人。我怎么落井下石了？我也没说是你打的枪，我只是说你睡得不好嘛，怎么是落井下石呢？”
他说：“你还要说？我揍你！”他越说越激动，就跑到我床铺面前。我说：“林彪呵，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个打不了我，来打吧！”他一巴掌打上来，打得我的火也出来了，我“啪”地一下把他打到上铺去了。他不服呵，还要打。大家起来帮我的忙：这个九头鸟，好厉害，敢打班长。
过后，林彪不理我了。
后来周恩来和贺龙决定搞八一起义，我们南下到会昌，在会昌，我们的部队遇到与驻守在会昌的钱大钧部队，打了一个遭遇战，钱大钧部队缩回去后，我就坐在路边到处看，想：“上面怎么还没有命令，要我们去追击呀？”那时周逸群是党委书记兼师长，我是少校连长兼组织委员。
这时，有人对我说：“你看路边，林彪在那里，你看到没有？”
“咦，林彪在那里？他好久不理我了，我见见他。”
我跑过去了，林彪背对着我，他并不知道我在他身后，人家就指着林彪说：“你看你后面是什么人呀？”他回过身来一看，是我。我看他还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手，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有两年不见面了，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他望着我笑一笑，举起手给我敬礼。“哎，”我说，“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还给我敬礼呀。”他笑了，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我给你的官阶敬礼。”我说：“不管是什么官阶，也好，我看见你有笑脸了！”他就哈哈地笑起来了。小孩子脾气不闹了。
后来我到潮州看朱德，在那里跟林彪又见了一面。那里有个地方叫三河坝，我们就在那里又见面了。林彪说：“老文呵，咱们又见了面啦，我招待你吃点东西吧。”我说：“你不要招待我，我也不要招待你，很短的时间，我们马上就要通过三河坝，要赶到潮州，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另有任务。”
这次分开，就再也没有见面。后来他一直打到了东北，我在国民党里面也到了东北。
进入黄埔不到三个月，入伍生第三团举行甄别考试，凡经过甄别考试及格的，一律升为军官生。我通过，并被分派到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周恩寿也考取了政科，林彪考取了步科。
在升入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要经过一场口试，邓演达老师是主持口试者之一。叫到我的名字后，我肃立在他面前，一点不敢马虎。
邓演达是黄埔的教育长（邓演达老师后来调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度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为时不久，宁汉合流，右派势力抬头，他逃往国外，后来归国不久，遭蒋介石的毒手殉难于南京），他仪表非凡，神采奕奕，双目如电，不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行进间，他的上身都保持立正的姿势，一股浩然正气，溢于眉宇。他用不着说话，只要远远听到他那有节奏的长统马靴的声音，那怕同学们正在闹得欢，立刻就会鸦雀无声。
邓老师对着我端详了一番，问我，“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学习？志愿何在？”
我立即回答：“是为了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他似乎很满意，连连说，“好，好，好，以后要多多地研读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具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
我退出考场后，便琢磨新三民主义这个“新”字，究竟是什么。一连问了许多同学，都回答不出来。我带着这个问题问恽代英老师，才明白了三民主义新旧的界线。恽代英老师说：“孙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旧三民主义是从民治、民有、民享而来，孙中山先生已经否定了，并亲自在广东大学讲演过新三民主义。不过新三民主义要比较完善的话，必须包括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贯彻实行三大政策的精神。”
我当时很不理解，认为到黄埔军校来的目的是学军事，为何又学起政治来了？后来才了解，凡考取了军官生的，视其考试成绩，分配到步、炮、工、辎、政治五个科去受训。后来还添设了一个骑兵科，共六个科种。
曾毕业于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日本士官以及海外其他军校的黄埔老师，都认为政治科是一件新鲜事，是革命学校的创举，当然，也有保守的右派分子，造谣生事，诬蔑政治科为“赤化科”。
我们考取政治科的，兴高采烈地离开了陈家祠堂入伍生营地，坐着花艇到校本部去报到。不料报到后，竟让我们到离校本部将近２０华里的沙河营房学习。所谓营房，不过是一所全部用毛竹和蒲葵搭盖而成的简易棚。政治大队队长是胡公冕先生，当晚集合我们讲话，说新校舍正在抢建，不久就可搬入去住。这座毛竹营房，别看简陋，还有通风、透光、防潮等等优点呢。我们都是来黄埔革命的，就应该生活革命化，等等，话说得不多，但大家高兴了起来。其实，简易校舍搭盖得挺精雅适用，宿舍、自学室、饭堂、盥洗室、俱乐部，连接着大队部、大操场。我们在沙河营房生活了四个多月，又迁到蝴蝶岗新建校舍。
我在黄埔政治科受训将近半年的时候，周恩来给我们作报告。报告之前，他问：“你们这些同学有会速记的没有？”我举手：“我学过。”我是在艺专学的速记。
周恩来说：“你还会速记呀？你记录过没有？”
“记录过。”
他说：“你出来。”我就出列了。他又说：“我们这里还有两个记录员，你们三个人合作吧。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湖南明德中学毕业，后来上了艺专。”
“哦，你的资历还不错嘛，就指定你负责吧。”
周恩来报告之后，我把速记稿整理好给他送去，他连声说整理得好整理得好，很高兴。
周恩来又把我介绍给邵力子，说：“我这里有个速记员叫文强，我的演讲他第二天就整理好送来了，记得很清楚，我看了一下就批复印了。不错不错。”这样一来，邵力子也找我速记，他讲三民主义的稿子，是我记下来整理的。邵力子不知道我已经是共产党员，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员呀？”
“我不是。”
“你还不是国民党员？你的速记这么好，我来介绍你。”邵力子写了个条子，让我加入了国民党。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０日，发生了中山舰事变。校本部自３月１９日夜间起，已进入戒严状态。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教官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李合林等等都在２０日黎明前被捕了。这些情况是从大队长胡公冕先生口中传出的，因为他任过校本部的警卫队长，调为政治大队长后，他原先的部属透了消息给他才知道的。当时知道消息的，也仅限于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真相不明，整个的政治大队笼罩在疑云里，提心吊胆，窃窃私语，出操上课停止了。
我记得到了２２日晨，党小组长张先梅悄悄传达说：“中山舰事变是蒋介石制造的阴谋事件，目的在于打击左派势力，矛头是对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的……”
恐怖气氛笼罩了整个黄埔岛。
另外，还从大队部传出，广州戒严，如临大敌，苏联顾问全部被扣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被关押起来，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纠察队被全部缴械解散。第一师的政工人员，凡是共产党员，除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外百余人都被扣押起来……恐怖气氛不仅笼罩了黄埔岛，而且笼罩了全广州市和广东全省。
我在事变的前一个星期，有感于左、右两派的斗争，主张切实拥护三大政策，把嚣张的右派势力压下去，于是冒冒失失地写了一篇《拥护三大政策是革命军人之责》的论文，投到学校出版的《黄埔潮》上发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稿子，明明是贴了邮票，投入大队部设置的邮政信箱里的，不料竟落到了第二队的队长李安定（他把左派和ＣＰ分子视为眼中钉）的手里。他暴跳如雷，派区队长把我叫到他的面前，横眉怒目地问我：
“是不是想要造反了？”
他拍桌打椅，将我写的那篇稿子摊在他的办公桌上，指责我胆大妄为，逼着我说出动机何在？是谁指使要写的？……
我苦笑着答道：“稿子是我自动要写的，拥护三大政策是拥护总理亲手制定的政策，是革命军人应尽之责，我没有意识到有何不当，错在哪里？”这一答复，更引起他破口大骂，一脚将他办公桌前的靠椅踢倒了，指着我痛骂说：“你竟赤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