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尚塔尔知道让·马克对她不忠实，她可以承受，但那就会与她心中的猜测相符，虽然这种间谍般的，警察般的考验一点也不象她所认识的让·马克的作风。
当他们相识的时候，关于她的过去，他什么也不要求知道，什么也不想听。她又陷入了矛盾之中。她从来不向他保密什么，只对那些他不想听到的事稍作保留。她不明白为什么，他突然开始怀疑她，开始监视他。
她突然想起那些关于深红色的红衣主教披风的话是如何唤醒她的，她觉得有些羞愧。她是多么容易就接受了别人在她脑中播种下的观点！她在他面前表现得是多么地可笑？他把她象一只老鼠一样关人了笼中，残忍地，取乐地观察着她的反应。
如果她错了呢？当她自认为已摘下那位通信者面具的时候，她不是已经错过两次了吗？她翻出一些过去让·马克给她写的信，并把它们与那些署名C·D·B的信相比较。让·马克的字微微向右倾斜，而且字非常小；而那位陌生人的字却简直比那要大一号，而且是向左边倾斜的。但显而易见，过于明显的不同正说明了欺骗。一个人想要改变他的字迹，首先想到的就是宇的倾斜方向和大小。尚塔尔试图比较让·马克和那个陌生人写的字母“f”，“a”，“o‘。她发现尽管它们的大小不同，但它们的结构却看起来十分地类似。但当她继续比较下去的时候，她却越来越不能确定了。（口欧），不，她不是一个鉴定家，她怎么能确定呢？
她从中挑选了那封让·马克的信和一封署名C·D·B的信，把它们放人手提包中。
另外一些该怎么处置呢？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让·马克知道它们，他甚至知道她把它们放在哪儿。她不能让他知道自己已觉察到受到了监视。于是，她又把它们放回衣橱中老位置。
她来到一家心理咨询服务公司门前，按晌了门铃。一个穿黑衣服的年轻人出来迎接她。他带她穿过一条走廊，来到一间办公室门口。在那间办公室的桌子后边，坐着一个穿衬衣的，肌肉发达的男人。那个年轻人自顾自地走到墙边垂手站着。那个肌肉发达的男人站起来，跟她握了握手。
他又回到位置上坐下来。她也在他对面的一把有把手的椅子上坐下。她把让·马克和那位C·D·B的信摊在桌上。当她有些尴尬地解释她想搞清楚些什么的时候，那个男人说，他的声音好像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我可以向你提供有关那个你认识的人的心理分析，但要从伪造的笔迹中得出心理分析却很难。”
“我不需要什么心理分析，我十分了解那个写这封信的男人的心理。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真的是他写了这些信。”
“你所要知道的，据我理解，是想确定那个写这封信的人——你的情人或丈夫——就是那个在另一封信中改变了笔迹的人，你想揭穿他。”
“也不完全是这样。”她不自在地说。
“不完全是，但基本上是。然而，夫人，我是一个笔迹心理学者，而不是一个私人侦探，我也不与警察局合伙。”
谈话陷入了僵局，房间里一片寂静，但两个男人似乎谁也没有要打破它的意思，因为没有一个人同情她。
她感到在她体内有一阵热浪正在横冲直撞，一阵有力的、汹涌的，正在迅速膨胀的热浪。她浑身发烫，全身的肌肤都变成了红色。那关于红衣主教的披风的话又一次在她脑中一闪而过，而事实上，现在她身上也正披着一件困窘编织而成的华丽的披风。
“您来错地方了，”他继续说道：“这儿并不是告发处。”
她一下子就听到了那个单词“告发”，这使她困窘的披风变成了羞愧的披风。
她站起来，想收回那两封信。但在她把它们收起来之前，那个把她带进来的年轻人来到桌子后边，站在那个肌肉发达的男人身旁。他仔细地看了一下那封信的笔迹。
“那当然是同一个人。”他对她说：“看，这个‘t’，还有这个‘g’。”
突然，她认出了他。这个年轻人就是那家诺曼底镇咖啡馆的侍者。当她认出他来的时候，在自己炽热的躯体中，她听到了一种震惊的声音：但这整件事，它不是真的！这是幻觉，这是幻觉！它不可能是真的！
这个年轻人拾起头来，注视着她（好像他想让她看清楚自己的脸，以便她能更好地确认），然后带着一种谈谈的，不屑的微笑说：“确实就是！这是同一个人的笔迹。
他只不过把字写得更大一些，而且把它们向左倾斜。“
她什么也听不进去了，那个单词“告发”排除了其它一切词。她感到，自己就象一个向警察告发她的爱人的女人。她扮演了一个从通奸的床单上发现了一根头发的证人。在收起信后，她转过身就走，一句话也没说。而那个年轻人不知在何时又改变了位置，他站在门口，为她开门。她与那扇门只相距六、七步，可那段距离看起来是那么地遥不可及。她涨红了脸。她感到浑身上下都在燃烧。她已经被汗水湿透了。站在她面前的那个男人是那么年轻，他用傲慢的目光盯着她可怜的身体。在那个年轻人的目光下，她感到自己正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变老。在众目睽睽之下。
现在的情况看起来与那天在诺曼底海滨咖啡馆时的是如此地类似。那天，带着逢迎的微笑，他挡住了她的出路。那时，她担心自己会离开不了。而现在，她等待着他使用与那天相同的手段。但这次，他却仍然礼貌地站在办公室门旁，等待她通过。她象一个上了年轻的女人，蹒跚地经过大厅，走向通往街道的大门（她感到他的目光正盯在她潮湿的背上）。当她终于踏上门外的台阶时，她有一种逃脱虎口的感觉。
32.
那天，当他们一言不发地在街上散步，注视着周围陌生的行人时，她为什么脸红了？真是不能理解：回想一下，当他不能控制自己的反应，惊呼道：“你脸红了！
怎么会呢？“她没有回答。他不安地发现，在她身上一定发生了一些他不知道的事。
好像那段小插曲又重添了他们爱情的金色篇章的辉煌色彩，他给她写了那封有关红衣主教披风的信。在他凯拉诺的角色中，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终于抓到她了。他对他的信，他的引诱感到很自豪，但他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妒忌。
他创造了一个幻想中的男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尚塔尔引诱到一个测验中来测试她对除他以外的男人引诱的敏感性。
他的妒忌与他青春期时刚产生痛苦的性幻想时的妒忌不同：这次不那么痛苦，但却更具毁灭性：逐渐地，她把自己所爱的女人转变成一个幻影所爱的女人。对他来说，她已不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而如今纷乱的世界中也不再有他的立足点了。
面对这个化体的（或者说已不能证明她是尚塔尔的）尚塔尔，他感到一种奇怪的，忧郁的冷漠占领了他。不仅是对她的冷漠，而且是对于一切的冷漠，如果尚塔尔只是一个幻影，那么，让·马克全部的生命都将是幻影。
但最终，他的爱还是战胜了他的妒忌和怀疑。他打开衣橱，盯着那些内衣。突然，他有点激动，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激动。他感概，他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尚塔尔也象自古以来的同龄女人们一样，把信藏在她们的内衣下面。他从来不想了解她私人生活中没有他的那部分，但为什么现在，他却有些感兴趣，甚至还有些触怒呢？
他问自己，什么是个人隐私呢？是不是我们隐藏有的一个人最暖昧的，最异常的，最原始的事？她的个人隐私是不是就是导致他爱尚塔尔，把她看得无与伦比的原因呢？不。人们保密的都是一些最乎凡，最基本的，最平凡的事，那些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事：人的肉体和它的欲望，它的病态，它的躁狂——比方说，便秘或是月经。我们害羞地隐藏关那些私事，并不是因为它们多么地个别化，恰恰相反的是，它们太普遍化了。他怎么能对尚塔尔的 性别，对她与其他女人的相似之处，对她穿一件胸罩，并伴随着一种内衣心理而不满呢？好像他自己不属于某种永恒的男性的愚蠢似的！他们两人的开始是在那个制陶工作室。在那儿，他们的眼睛被睛险那种不连贯的动作搞得一团糟。他们的腹部好似安置了一家蒸气制造厂。他们两人的灵魂在他们体内几乎都快没有了位置。他们不应该互相宽恕吗？他们不应该超越那藏在橱柜底部的弱点吗？他被一种强烈的同情心占据了。他在整个故事下面划上了一条结束线，决定给她写最后一封信。
33.
在一叠信纸前，他又开始思考那棵被凯拉诺（这也是最后一次）称为“可能性之性”的树：当一个人惊异地发现自己来到成年阶段的人口处时，生活就象这棵树一样展现在他面前。树顶天篷上的蜜蜂正在歌唱。他认为自己知道为什么她没给他看那些信了：她想独自倾听树的低语，不需要他的陪伴。因为他，让·马克，代表着这些可能性的消失，他使她生活中的可能性缩减到了一个（虽然它是一个快乐的缩减）。她不能告诉他有关于这些信的事，因为这样的开端（对她自已和对他来说）就是意味着她并不是真正对那些信中给她的承诺感兴趣，她已事先放弃了他给她看的那棵已被遗忘的树。他怎么能对此不满呢？毕竟，他是那个想让她听到那棵低语的树演奏出的音乐的人。她也正是按照让·马克的愿望做的。她已经服从了他。
伏在他的信纸前，他想：那低语的回音一定会陪伴着尚塔尔，即使信的奇遇已经结束。他写道，一个意料之外的原因要求他离开。他在写完这句话后，心中有了一丝疑问：这次离开是真的在意料之外吗？我不愿斤斤计较地写这些信是不是因为我早知道它们不会有结果？是不是因为我必然会离开，才会让我完全坦诚地向你倾述？
离开。是的，这是唯一可能的结局。但是，去哪儿呢？他考虑着。是不是可以不注明目的地呢？那会成为一个有点浪漫的秘密。或者，是不礼貌的回避？是的，他的存在必须在暗处，他不能写出他离开的理由，因为它们会暗示这个通信者的身份——比如他的职业。所以，还是说他去哪儿比较自然些。在法国的某一个城市？不。那还不足以成为中断通信的理由。他应该在一个很远的地方。纽约？墨西哥？日本？那会让人觉得不实际。最好选一个国外的，但却是附近的，比较乎常的城市。伦敦！当然，那样看起来会比较符合逻辑，比较自然。他微笑着对自己说：实际上，我也只能去伦敦。但他马上又对此产生了疑惑：为什么伦敦对我来说显得那么自然呢？他马上就想起了那个经常被他和尚塔尔取笑的来自伦敦的男人。那个曾给尚塔尔他的名片的好色的男人。这个英国人，这个不列颠人，他还曾被让·马克取了一个绰号，叫布列坦尼克斯，这还不坏：伦敦，一个有着色情的梦的城市。那就是他扮演的不知名的崇拜者将要去的地方。他将消失在那些放荡者，追猎者，小偷，艺术家，色情狂，性变态，纵欲者之中，那就是他将要永远消失的地方。
他越想越远：他要把“伦敦”这个词作为一种署名留在他的信中，就象他在自己和尚塔尔的交谈中留下的一种几乎看不见的痕迹。他暗暗嘲笑自己：他要保持不知名。无中性，因为游戏的规则要求他那么做。但他却仍然有一种与之相对立的渴望———种完全不应该的，不合理的，荒谬的，阴暗的，而且肯定是近乎幼稚的渴望——煽动着他不要完全保持匿名，留下一个记号，在什么地方隐藏一个代表署名的密码，只有一个未知的，杰出的明眼人才能识破他。当他正准备下楼把那封信放人信箱中时，他听到了刺耳的喊叫声。下了楼，他看见了他们：二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站在门铃前。他从她们身边经过，向对墙那儿的信箱走去。当他转过身时，他看见那个女人正在按他和尚塔尔的门铃。
“请问您找谁？”他上前问道。
这个女人告诉他一个名字。
“那就是我！”
她向后退了一步，用一种崇敬的目光看着他：“就是你！啊，很高兴遇见你！我是尚塔尔丈夫的姐姐！”
34.
虽然很为难，但他也只能邀请他们上楼。
“我不想打扰你。”当他们走进房间时，她说。
“你并没有打扰我。尚塔尔很快就会回来了。”
尚塔尔前夫的姐姐开始滔滔不绝地谈天；她还时不时地瞟孩子们一眼。那些孩子们非常安静，害羞，几乎都被吓得发愣了。
“我很高兴尚塔尔能见到他们。”她抚摸着其中一个的脑袋说：“她甚至不认识他们，他们是在她离开后出生的。她喜欢孩子。她丈夫的情况简直糟透了。我不应该这样说我弟弟。但他又一次结婚之后就再也没来看过我们了。”她开始大笑：“其实，我总是喜欢尚塔尔多于喜欢她的丈夫！”
她又走回来，盯着让·马克，她的目光既充满了崇拜，又有些调情：“唔，她肯定知道如何挑选第二个男人，我过来是为了告诉你们，我们很欢迎你们去我们那儿。如果你带尚塔尔一块儿回来，我会很高兴。我们家的大门会一直会向你们敞开着。一直会的。”
“谢谢你。”
“你是一个很有气度的人，我喜欢你这样的人。我弟弟比尚塔尔小，我总觉得她象他妈妈。她叫他‘我的小老鼠’——想一下，她竟给他取了个女孩子的绰号！我以前总是在想象这样一种情景。”她边说边爆发出一阵笑声，她把他搂在臂弯里，摇着他，轻轻地哼着“我的小老鼠，我的小老鼠。”
她走了几圈舞步，她的手臂弯曲着，似乎正抱着一个婴儿。她嘴里不断地哼着。
“我的小老鼠，小老鼠！”她又继续了一会儿她的舞步，等待着让·马克回应的笑声。为了让她满意，让·马克不得不挤出一丝微笑，并想象着尚塔尔和那个被她称作“我的小老鼠”的男人在一起。那位姐姐仍在喋喋不休。他不能摆脱那种恼人的情景：尚塔尔叫一个男人（比她小的），“我的小老鼠”的情景。
隔壁房间里传出一阵惊人的动静。让。马克这才意识到那些孩子已早不和他们呆在一起了。这是侵略者一贯使用的狡猾战略：在他们不引入注目的外表的掩饰下，他们成功地溜进了尚塔尔的卧室；开始安静得象一支秘密部队，然后，谨慎地在他身后关上门，带着征服着的疯狂。
这使让·马克很担心，但那位姐姐却宽慰他道：“没什么。他们只是孩子。他们只不过在玩耍。”
“的确。”让·马克说，“我看见他们在玩。”他走向喧闹的卧室，可那位姐姐的动作比他更快。她打开门：他们把转椅当成了旋转木马，一个孩子趴在转椅上，随着它的转动面旋转，另两个在一边看着他，不停地喊着，叫着。
“看，他们在玩，我告诉过你的。”她关上门说道。她象一个合谋者般地眨了眨眼：“他们只不过是孩子。你还能期望他们怎么样呢？尚塔尔不在实在是太遗憾了。
我是多么地想让她见见他们。“
隔壁房里的吵闹声越来越无法无天了，让·马克突然失去了任何要让那些孩子们安静下来的愿望。他好像看见尚塔尔正站在那家人中间，温存地楼着那个她称之为“小老鼠”小男人。紧接着又是另一个画面：尚塔尔戒备地保护着一个陌生的崇拜者写给她的信，以防那奇遇中的承诺成为泡影。那个尚塔尔是陌生的，那个尚塔尔不是他所爱的女人；那个尚塔尔是冒充的。
“我弟弟，”那位姐姐又说道：“对她来说实在是太弱小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弱小……”她又大笑着说：“……这个词的每一种含义，你知道，你知道！”她还在放肆地笑着。“其实，我倒是能给你提一条建议。”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一个非常私人的建议！”
她把她的嘴凑到让·马克耳边，说了些什么，但当她的嘴唇触到让·马克耳朵的同时，他只听到一种含糊不清的声音。
她直起身来，大笑道：“这个主意怎么样？”
虽然他什么都没听到，但他还是跟着笑了。
“啊哈，那个主意真的让你觉得兴奋了！”那位姐姐说：“我还可以告诉你许多象那样的事。你知道，她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秘密。如果你和她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告诉我：我一定可以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她还在笑：“我知道怎么让她驯服！”
让·马克心想：尚塔尔谈到她姐姐一家人时，语气总是很不友好。那个姐姐怎么还表现得那么喜欢她呢？而尚塔尔又那么恨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个人怎么能在恨一个人的同时又愿意去适应他呢？
在隔壁房间，那些孩子们正在横冲直撞，那位姐姐指着他们的方向，微笑着说：“我知 道，他们没有打扰你！你像我。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有条理的女人。我喜欢运动着的事物，我喜欢变化着的事物，我喜欢唱着歌的事物——我的意思是，我热爱生活！”
背对着那些孩子们的吵闹声，他的思绪还在继续着：她适应她所憎恶的事物的灵巧程度，真的那么令人刮目相看吗？她能那么成功地拥有两副面孔吗？他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念头：在广告人中，她就像一个闯入者，一个间谍，一个戴着面具的敌人，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她更是一个——如果他用政治术语——通敌者。一个服务于一股令人厌恶的势力，而不管他们本性如何的通敌者。她为他们工作，但在其他方面又与他们互不相干。有一天，当她站在审讯她的法官面前时，她会为自己辩护道，她有两副不同的面孔。
35.
尚塔尔在门口停住了脚步，她在那儿惊讶地站了一分钟，因为无论是让·马克，还是她丈夫的姐姐都没注意到她。她听着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长时间的响亮而清晰的嗓音：“……你象我。你知道，我不是一个有条理的女人，我喜欢运动着的事物，我喜欢变化着的事物，我喜欢唱着歌的事物——我的意思是，我热爱生活！”
她姐姐的目光终于落到了她身上。“尚塔尔！”她叫道：“这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惊喜呢？”她冲过来拥抱了她。在嘴唇的折皱处，她感觉到了她姐姐嘴唇的潮湿。
尚塔尔的到来所带来的尴尬很快就被一个从尚塔尔卧室冲出来的小孩打断了。“这是我们的小考利妮。”她向尚塔尔介绍道。然后，她转过吞来，对那个孩子说：“向阿姨问好。”但这个孩子并没有在意，而是嚷着她要撤尿。那个姐姐好像已经是这房子的主人一样，毫不犹豫地带着考利妮穿过门厅，进了卫生间。
“上帝啊。”尚塔尔自言自语道。趁她姐姐不在的机会，她急忙道：“她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让·马克耸了耸肩。那位姐姐把门厅，卫生间的门都大开着，所以他们不能和对方说太多的话。他们听到了尿液溅人抽水马桶的声音，其间还混杂着她给他们讲述他们家新闻和她给孩子催尿的声音。
尚塔尔记起来了：她在那幢乡村别墅度假时，有一次，她正在卫生间里。突然，有人猛拉卫生间的门把手。她讨厌通过卫生间的门交谈，所以她没有应声。在房子的另一头有人在大喊着，想让门外那个缺乏耐心的人安静下来：“尚塔尔在里面！”
尽管他已知道了情况，这个没有耐心的人还是猛拉了几次门把手，似乎在抗议尚塔尔的沉默。
紧接着是冲水的声音。尚塔尔仍然记得那幢到处都是响声，而又没有人知道那些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混凝土别墅。她已习惯于听到她姐姐性交时的呻吟声（他们那种没有必要的吵闹声无疑是想起到一种挑逗的作用，就象是对所有秘密的展示）。有一天，她又听到了做爱时的呻吟声，但只过了一会儿，她就意识到是一个有哮喘病的祖母在这个会产生回声的房子另一头喘气，呻吟。
那位姐姐已经回到了起居室中。“继续玩你的去吧。”她对考利妮说。那个孩子马上跑进隔壁房间，加入到其他孩子中去了。然后她对让·马克说：“我并不责怪尚塔尔离开我弟弟。也许她早该那么做了。但我却要责怪她忘了我们。”然后，她对尚塔尔说：“毕竟，尚塔尔，我们代表了你生命中的一页！你不能否定我们，抹掉我们，你不能改变你的过去！你的过去，原来是怎么样的，现在还是怎么样的。你不能否认，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我已经告诉你的新伴侣，在我们家，你们永远是受欢迎的。”
尚塔尔听着她的话，心想：她跟那家人相处了那笃久，却从来没有展现过自己的另外一面，所以她姐姐（几乎）理所应当地对尚塔尔离婚以后就中断了与他们的联系感到不安。为什么在她结婚后的那些年里，她表现得如此愉快，如此顺从呢？她不知道，那段时间她到底抱着什么样的态度，驯顺的？虚伪的？麻木不仁的？自制的？当她儿子还活着的时候，她已完全接受了在那个肮脏的共同体中生活的命运。那共同的肮脏，周围几乎都是强制性的裸体主义和缺乏坦诚的隐蔽。那徽不足道的，但却是惊人的痕迹告诉了她站在卫生间外头的人是谁。她会喜欢这些吗？不！她对此充满了憎恶，但那却是一种温和的，平静的，没有战斗力的，驯顺的，几乎是和平的憎恶，还带一点点的自嘲，从不反抗，如果她孩子没死，她会一直那么活下去，直到她生命的尽头。
在尚塔尔的房中，吵闹声越来越大。那位姐姐大喊：“安静！”但她的声音快乐多于生气，听起来不是渴望乎息这吵闹声，而是想加入到嬉戏中去。
尚塔尔完全失去了耐心。她走进房间。孩子们正在爬扶手椅。但尚塔尔注意到的并不是他们；她目瞪口呆地盯着那衣橱：它的门开着。在衣橱前的地上，她的内衣和短衬裤散落在地上，还有那些信。她这才注意到那个最大的孩子把她的胸罩围在头上。那胸罩顶在她头上活象一个哥萨克轻骑兵的头盔。
“看，你们看了！”那位姐姐大笑着说。她还亲密地搂着让·马克的肩。“看！
看！这简直是一场化妆晚会！“
尚塔尔看着那些散落在地上的信。怒火渐渐在她心中生成。她离开心理咨询服务公司还不到一小时。在那儿，她曾受到轻蔑的对待。她涨红的身体背叛了她，使她几乎都不能自己站起来了。现在，她已经对内疚的感觉感到腻烦了：那些信不再代表一个她应该为之感到羞愧的愚矗的秘密。从今以后，它们将代表着让·马克的不诚实，不忠，背叛。
那位姐姐似乎已觉察到了尚塔尔冰冷的反应。她仍然有说有笑地走向那个孩子，解下胸罩，蹲下来准备捡那些内衣。
“不，不，请放下它们。”尚塔尔用一种坚定的语气对她说。
“只要你喜欢，只要你喜欢，我愿意那么做，”
“我知道。”尚塔尔说。她看着她那位走过去靠在让·马克肩上的姐姐。在尚塔尔看来，他们相处得很好，是很优秀的一对儿，一对儿监察，一对儿间谍。不，她并没有要关上衣橱门的愿望。她要让它们开着，作为一场抢劫的证明。她对自己说：这房子是属于我的。我现在只想一个人呆在这儿，我要一个人无忧无虑地呆在这儿。于是，她大声地宣布：“这房子是属于我的，没有人有打开我衣橱，翻找我私人物品的权力，没有人！我再重复一遍：没有人！”
最后一句话与其说是针对她姐姐的，还不如说是针对让·马克的。唯恐在那些闯入者面前泄露些什么，她又对她姐姐说：“我要求你马上离开。”
“没有人在翻找你的私人物品。”她姐姐辩解道。
作为回答，尚塔尔看了一眼那打开着的衣橱和散落在地上的内衣和信。
“上帝啊，那只不过是孩子们的游戏！”那位姐姐说。那些孩子们似乎已经感到了空气中的火药气息，他们凭借着自己优秀的外交本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我要求你。”尚塔尔重复道，手指着门。
一个孩子手里拿着一个从桌上水果盘里拿的苹果。
“把苹果放回去。”尚塔尔命令他。
“我不是在做梦吧！”她姐姐惊叫道。
“把苹果放回盘子中去。谁把它给你的？”
“她竟然拒绝让孩子拿一个苹果，我一定是在做梦！”
那个孩子把苹果放回水果盘中。她丈夫的姐姐拉起他的手，另两个孩子跟在他们身后，离开了。
36.
房间中只剩下了她和让·马克。
“我几乎都已经忘了，”她说，“我最初买这套房子就是为了能够得到自由，为了能把我的东西放在没有人会动它们的地方。”
“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我和那个乞丐是同一类，而不是和你。我站在这个世界的空白处。而你，你却总是以你自己为中心。”
“你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多么华丽的空白处，你什么都不用为它付出。”
“我时刻准备着离开我那华丽的空白处，但你，你却从来不肯放弃你带着那些面孔建立起来的城堡。
37.
一分钟以前，让·马克还希望解释些什么，承认他的骗局，但那一来一去的四次相互反驳已经不可能让对话再继续下去了。他已不能再辩解些什么了。因为这套房子的确属于她，而不属于他。她说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的华丽的空白处，这也是事实。他嫌的钱是她的五分之一，他们全部的关系建立在他们从不介意这种不平等的心照不宣的彼此认可上。
他们都站在那儿，面对面地站在桌子两 旁。她从她的手提包里抽出一个信封，撕开它，展开信纸；这就是他刚写的那封信，几乎还不到一个小时。她再也不隐藏什么了。他知道她正在作一个决定。她一点也不感到不安地在他面前读了那封她应该保密的信。然后，她把它放回手提包中，几乎是冷漠地瞟了让。马克一眼，一语不发地走进了她的卧室。
他又在考虑她所说的话：“没有人有打开我衣橱，翻拢我的私人物品的权力。”
她一定已经觉察到了，上帝知道她是怎么觉察到，他已经知道那些信和放它们的地方的。她的目的是要告诉他，她已知道了一切，而且她对此并不在乎。她已下定决心要按她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生活了，不再为他考虑。从今以后，她会当着他的面读她的情书。她的不满意预示着让·马克的不存在。对她来说，他已不在这儿了，她早已把他从心中驱逐出去了。
她在自己房中呆了很久，他可以听见吸尘器把那些闯入者留下的满地狼藉带去，让一切都恢复条理的声音。然后她进了厨房。十分钟后，她喊了他一声。他们坐在桌边吃着一顿简单的冷餐。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他们第一次一句话也不说。（口欧），他们多么迅速地吃完了那些已觉得食之无味的冷餐？她又一次回到了她的房间，让·马克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其实也是什么都不能做）、他穿上他的睡衣裤，倒在了他们通常是一起躺在那儿的双人床上。但那天晚上，她没有走出她的房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还是不能人睡。最后，他翻身下床，把耳朵贴在她的房门上。他听到了有规律的呼吸声。他告诉自己，她并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脆弱。或许当他把自己当成强者，而把她当成弱者时，他就错了。
实际上，谁才是强者呢？当他们置身于爱情地带之中时，或许他真的是强者。但当爱情从他们脚边溜走时，她却成了强者，而他成了弱者。
38.
躺在单人床上，她并不象他想象的睡得那么好，她的睡眠总是被打断，而且在不连贯的睡眠中，还总是充斥着不愉快的，断断续续的，荒谬的，无意义的，痛苦的性爱的梦。每一次从这样的梦中醒来，她总是感到很不安。她认为，那是女人生命中的一个秘密，每个女人的：这种夜生活向忠诚，贞洁，清白的许诺提出了质疑，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发现它的令人憎恶，但尚塔尔却喜欢想象普林西斯·迪，克赖弗斯，或柏那丁·迪珊特·皮拉的贞洁，或是爱维拉的珊特·西里莎，或在我们这个年代的母亲特里莎焦虑不安地奔走过一个世界之中，尽心尽职地履行着她的职责——她喜欢想象她们从那不被认识的，觉得不太可能发生的，低能的不道德行为的掩盖下浮现出来，而白天又变回纯洁善良的女性。这就是她的夜晚：她几次从与一个她不认识的，令人厌恶的男人稀奇古怪的纵欲的梦中醒来。
凌晨醒来后，她再也不想回到那肮脏的快感中去。穿好衣服，她装好够一次短暂旅行用的一小旅行箱的日常生活用品。当她一切就绪时，看见让·马克穿着睡衣站在她的房门口。
“你去哪儿？”他问。
“去伦敦。”
“什么？去伦敦？为什么要去伦敦？”
她异常平静地说：“你很明白为什么要去伦敦。”让·马克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她又重复道：“你很清楚，不是吗？”她盯着他的脸。这是多么大一个成功。这次，她终于看到他成了那个脸红的人！
他的脸颊燃烧着。他说：“不，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伦敦。”
她很高兴地看到他涨红了脸。“我们在伦敦有一次会谈。”她说：“我昨天才知道的。你应该可以理解我既没有那个祝会，也没有那个渴望告诉你这些。”
她也知道他不可能会相信她的话，但她很高兴，她的谎言能如此的不令人厌恶，如此的傲慢，如此的大胆，如此的敌对。
“我已叫了一辆计程车。我现在要下楼去了，它随时都可能会到。”
她用微笑向他说再见。最后一刻，似乎是违背她意愿的，似乎是一个不受她控制的手势，她把她的右手贴在了让·马克的脸颊上，这个动作稍纵即逝，它只持续了一秒或两秒。然后，她转过身去，走了。
39.
他仍能感觉到她的手轻触他的面颊，更精确的是三个指尖的轻触，就象一种被青蛙触摸过后的感觉。她的轻抚总是缓慢的，平静的，在他看来就像是在拖延时间。
然而，在他面颊上作短暂停留的手指不象是一种轻抚，而却象一种提醒。就象一个被暴风雨冲走，被浪涛卷走的女人，只能用一个短暂的手势来代替语言：“我的心仍然留在这儿！我走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不要忘记我！”
他机械化地穿上衣服，开始回忆他们谈论的有关伦敦的话。“为什么要去伦敦呢？”他问。她回答：“你很明白我为什么要去伦敦。”这是一个对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声称要离开的显而易见的暗示。这句“你很明白”表示：你知道这封信。但那封信，那封她刚从楼下信箱中取出来的信，只可能有送信人和她本人知道。换一句话说，尚塔尔已经撕下了可怜的凯拉诺的面具。她正对他说：是你，是你自己邀请我去伦敦的，所以，我顺从了你的安排。
但如果她已经猜到（上帝啊，上帝啊，她是怎么猜到的？）：他就是那个给她写信的人。那她为什么还要那么生气呢？为什么她会如此残忍呢？如果她已经猜到了一切，为什么她不猜一猜他用这个计策的原因呢？她为什么还要怀疑他呢？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之后，只能确定一件事：他不了解她。要不就是，她还是不了解这一切。他们的思想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在他看来，它们再也不会汇合了。
他感到了一种无可救药的伤痛，而且，那种伤痛还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它就象在熔耀一种人人都看得见的不公平一样熔耀着自己。但他已经没有耐心等待尚塔尔回来向她解释这一切了。虽然，他狠清楚，这才是一种合理的行为。痛苦不会来听自己倾述原因，因为它有它自己的原因，即使是不合理的。他那不合理的要求是为了尚塔尔，当她回来时，发现房中空无一人，没有他。因为她曾宣布，她要一个人呆在这儿，远离间谍行动。他在自己口袋里放了几张钞票，那是他所有的财产。
他犹豫一会儿，到底要不要带上钥匙。但最终，他还是把它们留在了门厅里的小桌子上。当她看见它们，她就会明白，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只有几件夹克和衬衣挂在壁橱中。几本书搁在书柜里，就象是作为一种纪念品。
他走出房间，但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离开这不属于他的房子。
在他决定将会去哪儿之前离开它。在他站在大街上之前，他不允许自己再想些什么。
但才下了一半楼，他就有了千种脱离现实的感觉。他不得不在楼梯中央停下来，考虑到底去哪儿？他的脑中突然冒出一个迥然不同的示意：派利高德，那个住着他的一部分家庭成员的，总是愉快地欢迎着他的，巴黎的一家小旅店。当他正考虑着的时候，一辆计程车在红灯前停了下来。他招了招手。
40.
下了楼，来到大街上。当然，那儿并没有什么计程车等着她。尚塔尔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她这次临时决定完全是因为不能控制痛苦而作的。那一刻，她只要求一件事。至少一天一夜不看见他。她想就在巴黎的旅馆租一个房间，但立即就又觉得这个主意很愚矗。那她一整天能干什么呢？在大街上闲逛，呼吸着他们的恶臭？还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在那儿能干些什么呢？然后，她又想到开车去郊外，随便找一个宁静的地方，在那儿果上一两天。但那个地方在哪儿呢？
不知不觉的，她来到了一个巴士站附近。她想搭上经过的第一辆车，让自己被带到它的终点站。一辆车开过来了，她很惊诧地发现在站点名单表上竞还有加杜那德。那儿的火车站有去伦敦的车。
她感到这件事有些密谋般的巧合。她想看到一位好心的仙女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伦敦：她曾经和让·马克说过，这就是她要去的地方，但只为了让他知道，她却撕下了他的面具。现在，她脑中有一种想法：也许让·马克是很严肃地选了这个目的地的，也许他会在火车站拦住她。接着，又一个念头尾随着刚才那个生成了，一个比较微弱的，几乎都听不见的念头，象一只雏鸟的鸣叫声：如果让·马克在那儿，这场古怪的误会就会结束了。这个念头就象是一次爱抚，但这次爱抚却又过于短暂了。因为她立即又开始从心里反抗他，并抛弃了一切的怀念。
但她该去哪儿，她该做什么呢？假如她真的去伦敦？假如她让她随口编成的谎言变成现实？她记起她的笔记本里还有布列坦尼克斯的地址。布列坦尼克斯：他现在该有几岁？她知道，与他见面是世界上最不可能发生的事。那又该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伦敦，在那儿逛一逛，然后去旅馆住一夜，第二天就回巴黎。
但不久，这个主意却又让她不高兴了：离开她的公寓，她认为自己要回了自主。
然而，事实上，她让自己被一种不知名的，不受控制的力量给操纵了。离开这儿去伦敦，是在十分荒谬的偶然中作出的决定。她怎么才能确定这种密谋的巧合会按她的意愿发生呢？她怎么能相信一定会有一位好心的仙女呢？如果这位仙女是恶毒的，她正密谋着要毁灭尚塔尔呢？她向自己许诺：当车子停在加杜那德站的时候，她不下车，她要继续坐下去。
但当车子真的在那站停下来时，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下了车。象被什么东西吸引了一样，她走向了火车站。
在宽敞的火车站大厅中，她看到大理石楼梯一直向上延伸，延伸到去伦敦的乘客的候车室。她想去看时刻表，但在她正准备这么做时，她忽然听见有人在喊她的名字，其间还掺杂着笑声。她止住了脚步，看见她的同事们正聚集在大理石楼梯下面。当他们发现她已看到他们时，他们的笑声更大了。他们就象十九岁的孩子恶作剧得逞，或是刚看到戏剧院精彩的一幕。
“我们知道是什么促使你到这儿来的？如果你知道我们在这儿，你就会找一些借口，就象以前那样！该死的个性！”他们又一次哄笑。
尚塔尔知道赖拉计划在伦敦进行一次会谈，但那是三个星期以后的事。他们怎么今天就来了？她又一次有了一种觉得所发生的事都不真实的感觉，那不可能是真的。
但那种感觉却马上被另一种现实给战胜了：在总是事与愿违的情况下，她对她同事的在场感到十分高兴，她十分感谢他们给她带来了这次惊喜。
当他们上了楼之后，一个年轻的同事用手挽着她。她想，让·马克总是想把她从属于她的生活中拉开。他说：“你总是以你自己为中心。……你从来不肯放弃你带着那些面孔建立起来的城堡。”现在，她可以反驳道：是的，而且你再也不能阻止我留在这儿了。
在旅行者的人群中，她年轻的同事，仍然和她手挽着手。她们一块儿来到通向月台的楼梯口的检票处。好像喝醉了酒一样，她仍继续着与让·马克沉默的争论，并宣称：谁说墨守成规就是一件坏事，不墨守成规就是一件好事？亲近别人用的难道不是同一种方法吗？循规蹈矩难道不是每个人生命规则的汇合处吗？
在楼梯上，她看见了开往伦敦的火车。它是现代化的，漂亮的。她又一次对自己说：无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一件幸运的事，在这儿，生活的最好方式就是随波逐流，就象我现在这样，被一群推搡着的，欢乐的，喧闹的人群带去。
第六节
41.
坐在计程车中，他说：“加杜那德！”这就是事实：他可以离开这幢公寓，他可以把钥匙留在那儿，他可以睡在大街上，但他却没有离开她的勇气。去火车站找她是一种绝望行为，但去伦敦的火车是唯一一条线索了，唯一一条她留给他的线索。
让·马克不想忽略它，无论它的可能性有多么渺茫。
当他到火车站的时候，开往伦敦的火车还在。他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楼，买了票；大多数乘客都已经上车了。在严格监督的月台下，他最后一个上了火车。警察们和经过检查易燃易爆物品的专门培训的德国犬四处巡逻。他那节车厢里坐满了脖子上接着相机的日本人，他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
随后，他就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荒谬感到惊讶，他正在一辆很可能根本没有他要寻找的人的火车上。三个小时之内，他就能抵达伦敦，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儿。他的钱只够买回程车票。他心烦意乱地站了起来，迷迷糊糊地走上月台，准备回家。但他身边没有钥匙，又怎么回去呢？他已经把它们留在了门厅的小桌子上。
当他又一次清醒过来后，他才知道那个手势是向他一个人表示的伤感。看门人还有一把复制的钥匙。自己随时可以向他拿，他犹豫不决地望向了月台尽头，却看见所有的出口都关闭了。他叫住了一名警卫，问他如何才能离开这儿。这名警卫说，已经不可能了。为了安全起见，一旦上了火车，他就不能下来。每个乘客必须呆在那儿，作为他没有投放炸弹的保证；这儿有伊斯兰教恐怖分子和爱尔兰恐怖分子，他们都梦想着在海底隧道进行一次大屠杀。
他回到了火车上，一个检票的女乘务员微笑着看着他；所有的乘务员都微笑着。
他想：这更多更夸张的微笑，就预示着这火箭将驶入死亡隧道。这火箭乘载着来自不同国籍的勇士。美国的，德国的，西班牙的，韩国的旅游者。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在这次大战中作一次冒险。他坐了下来。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又站起来，准备去寻找尚塔尔。
他进入了第一节车厢。在通道的一边是供一个人坐的躺椅，另一边是供两个人坐的；车厢中部的椅子是面对面的。坐在那儿的乘客正在一起热闹地聊天。尚塔尔在他们中间。他看见了她的背影：他感到一种强大的触动，几乎是滑稽的，她那梳着过时发髻的模样。她坐在窗口，参与着那活跃的交谈。那些人只可能是她公司的同事。那她并没有撒谎？无论这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可能。不，她一定没有撒谎。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他听到了更多的笑声，并从中辨认出了尚塔尔的，她很开心。是的，她很开心。但这却深深伤害了他。他注视着她的姿势，它们是多么地活跃，这是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他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他看见她的手有力地上下挥舞；他觉得他根本不可能辨认出那只手；它是另一个人的手；他不觉得尚塔尔背叛了他，那是另外一回事：他感到，她似乎已不再为他而存在，她去了其他地方，走人了另一种生活。如果他遇见她，他将会再也认不出她来了。
42.
尚塔尔用一种好胜的语气问：“一个特洛斯凯伊特怎么会变虏诚呢？这根本不符合逻辑！”
“我亲爱的朋友，你应该听说过马克思的名言‘改变世界’吧？”
“当然。”
尚塔尔靠窗坐在他们公司年纪最大的同事对面，一位文雅的，手指上戴满戒指的夫人。在她旁边，赖拉正继续着：“唔，我们这个世纪只让一件模糊不清的事变清楚了，人不能改变世界，永远也不能。这是我作为一名革命者从我的亲身经历史得出的最终结论，一个被每个人理所当然，心照不宣地接受了的结论。但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刻的结论。这一个是有关神学的。它说：人类没有权力改变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指令。”
尚塔尔开心地看着他：他不象一个给他们上课的人，倒象是一个煽动者。这就是尚塔尔喜欢他的地方：他用这种冷嘲热讽的语气所做的一切就是一种对好莱坞传统的改革或是标新立异的一种挑衅。他总是用上那种语气，即使他在叙述一件最传统的事实。而且，当它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最传统的事实（“把资产阶级送上绞刑架！”）会不会变成现实呢？传统可以变成墨守成规，墨守成规的可以变成传统，这都是—眨眼功夫发生的。重要的是走到每一种情况的极端的决定。尚塔尔想象赖拉在1968年的学生风潮中，在动乱大会上，用他充满智慧的，逻辑的，冷嘲热讽的风格滔滔不绝地宣扬着格言：常规性的反抗注定要失败；资产阶级没有权力存在下去，工人阶级不懂的艺术应该消失，为资产阶级的兴趣服务的科学是没有价值的，教这些的人必须被赶出大学，对敌人没有自由可讲。他提出的主张越荒谬，他就越是引以为荣，因为从没有意义的观点中提炼出富有逻辑的意义需要有超群的智慧。
尚塔尔回答道：“好吧，我同意，一切改变都是有害的。那么，我们就有义务来保护这个世界不被改变。唉，但这个世界根本就不能停止它疯狂的改变……”
“……而人只是一种工具，”赖拉打断了她的话，“火车机车的发明为飞机的设计播下了种子。而飞机的发明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火箭的产生。这种逻辑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换句话说，它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你可以把整个人类换成另外一种，但从自行车到火箭的变革仍然是相同的。人只不过是个操作者，而不是变革的创造者。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操作者，他并不知道他操作的意义何在。这种意义不属于我们，它只属于上帝。我们活着只是为了服从他，而他可以做一切他想做的事。
她闭上眼睛：一个甜密的字眼“杂交”在她脑中出现，并占据了她的意识。她默默地对自己念道：“杂交的念头。”这些毫无关连的观点怎么会一个接一个地在她脑中出现，就象两个情妇在同一张床上一样？在过去，这会激怒她，可今天却让她出神：她知道赖拉过去所说的和他今天所说的虽然截然不同，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两种观点同样精彩，因为所有的话和观点带着平等的价值，可以一个挨一个，躺下来，相互依惯着，爱抚着，混合着，欺骗着，拥抱着，结合着。
一个柔柔的，有些轻微颤抖的声音从尚塔尔旁边传了过来：“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呢？为什么我们要活着呢？”
那是坐在赖拉旁边的一位温文尔雅的夫人的声音。尚塔尔很崇敬她。尚塔尔想，赖拉现在坐在两个女人之间，他必须从中作一次选择：浪漫的，或是愤世嫉俗的。
她听见那位夫人小小的申辩的声音，好像极不情愿放弃她可爱的信念，但同时（在尚塔尔的想象中）带着一种不被承认的希望，保卫着它们。她想看到它们被她圣人般的英雄所赞同。她的英雄现在向她转过头来：“为什么我们要活着？向上帝提供新人类。因为圣经，我亲爱的夫人，—没有让我们寻找生命的意义。它只要求我们繁衍后代。爱上另一个人，然后生育。记住这些：”爱上另一个“的意义是由”生育“决定的。这种”爱上另一个人“的爱与慈善的爱，怜悯的，精神的，性欲的爱没有一点联系，它只意味着”做爱！“‘支配！”
（他放低了他的声音，凑到她耳边）‘性交！“（这位夫人象一个虏诚的信徒一样看着他的眼睛。）它，只有它，构成了生命的全部意义。其他的都是没有意义的。”
赖拉的理由象一把剃刀一样锋利。尚塔尔同意：两人之间成功的爱，忠诚的爱，只为一个人付出的爱——不，那是不存在的。如果它存在，它也只能作为一种自我惩罚，一种固执己见，逃人修道院之中。她对自己说，即使它真的存在，爱情也不应该存在。这个念头并没有让她觉得很痛苦，相反地，它却在她体内制造了一种极乐，并在她全身蔓延开来。她想起了有关那朵在所有男人之中穿棱的玫瑰的想象，并对自己说，她一直被爱情束缚着，现在，她要遵循玫瑰的神话，融人那令人晕眩的芬芳中。在她的思绪中，突然出现了让·马克：他仍然在家吗？他已经离开了吗？
她完全不感到激动，仿佛她在想的是：罗马是不是在下雨，或纽约现在是不是好天气。
无论他对她的影响有多么小，关于让·马克的回忆还是让她向四周张望了一下。
在车厢尽头，她看见一个人正转过身去，走人另一节车厢。她想她认出来了，他是让·马克。他想躲避她的目光。可那真的是他吗？她没有去追寻答案，而是望向窗外：风景越来越差了，地面越来越灰白，平地上矗立起越来越多的塔架，混凝土建筑物，电缆。扬声器中开始播音：几秒钟后，火车将驶人海底隧道。而实际上，她已看到火车象一条蛇一样驶入一条黑洞洞的隧道。
43.
“我们已经在海底了。”那位文雅的夫人说。她的嗓音泄露了她害怕而兴奋的心情。
“进入地狱了。”尚塔尔补充道。她相信，赖拉喜欢那位夫人更幼稚一些，更惊讶一些，更害怕一些。她现在觉得自己已成了他的恶魔般的助手。她喜欢那个把这位文雅的，拘谨的夫人带到他床上的念头。她的想象发生的地点并不是在伦敦某个豪华的宾馆里，而是在被火焰嚎哭声，烟雾，魔鬼所包围的讲坛上。
现在，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了，火车正行驶在隧道中。她感到自己正远离丈夫的姐姐，远离让·马克，远离审查，远离间谍行动，远离她的生活，远离她所坚持，并为之担忧的生活。“在视线中消失”这句话突然在她脑中出现，她惊奇地发现，这接近消失的旅途并不那么令人忧郁。在她神奇的玫瑰的支持下，它是柔和的，欢乐的。
“我们越走越深了。”那位夫人焦虑地说。
“去真理所在的地方。”尚塔尔说。
“去那儿，”赖拉补充道，“去有你问题的答案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要活着？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他盯着那位夫人。“生命的本质，是生育生命：它是分娩，还有位于它之前的性交；性交之前的，引诱，那就是接吻，在风中飘动的长发、丝质内衣，剪裁精致的胸罩，以及任何引起人们性欲的东西。就象好的食物——如果没有好的烹调方法，就会成为一种没人想再品尝的过多过滥的东西，但这种食物却是每个人都要买的——除食物之外，还有排泄。因为你知道，我亲爱的夫人，我美丽的令人喜爱的夫人，你知道，吹捧卫生纸，尿布在我们的职业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卫生纸，尿布，洗涤剂，食物，这是人类重要的循环。我们的使命不仅是要去发现它，抓住它，计划它，而且还要让它变得美丽，让它唱歌。由于我们的宣传，卫生纸的销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亲爱的。焦虑的夫人，我建议你认真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但那是废墟，废墟！”那位夫人说，她的声音就象一个被强奸的妇女一样悲痛地颤抖。“它只是上了妆的废墟！我们给废墟上了妆！”
“是的，很精确。”赖拉说。在那句“很精确”中，尚塔尔听出了他从这位文雅的夫人的悲痛中得到的快乐。
“但生命的壮观在哪儿呢？如果我们宣布食物，性交，卫生纸都不适用了，那我们还会是谁呢？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那我们应该为我们自身的什么而自豪呢？
就象们告诉我们的，自由的存在？“
尚塔尔看着这位夫人，想，这是一个纵欲的理想受骗者。她想象着人们剥光了她的衣服，用铁链锁起她苍老的，文雅的躯体，强迫她悲痛地陈述她幼稚的想法。
在她面前，他们在性交，在暴露他们自己。
赖拉打断了尚塔尔的幻想：“自由？当你在你的废墟之外生活的时候，你可以开心也可以不开心。你的这个选择就构成了你的自由。你有这个自由把自己融人到带着痛苦或快乐感觉的大多数人的熔炉中去。”
尚塔尔感到一个微笑在她脸上形成。她认真地思考着赖拉所说的话：我们仅有的自由就是在苦痛和快乐之中选择。既然这所有无关紧要的一切就是我们的命运，那我们就不应该痛苦地忍受着它，而应该学会享受它。她注视着赖拉冷漠舶脸，散发着违反常理的，充满魅力的智慧，她充满爱慕却绝无欲望地注视着他。他对自己说（仿佛她已完全清除了刚才的幻想）；他在很久以前就把他所有的男性能量化成了他有力的，逻辑的力量，化成他在他的工作队伍中所拥有的权威。她想象着在他们下车的时候；当赖拉继续用他的话吓唬着那位讨人喜爱的夫人的时候、尚塔尔谨慎地消失在一个电话亭中，在那儿向他们承认所有的错误。
44.
那些日本人，美国人，西班牙人，俄国人，所有人的脖子上都接着相机，下了火车。让。马克试图让尚塔尔从他视线中消失。宽阔的人群好像一下子浓缩了一样，消失在月台下的自动扶梯处。在自动扶梯尽头的候车室中，一个电影剧组冲向前去，后边蹬着一群笨手笨脚的乌合之众。他们挡住了他的路。从火车上下来的乘客们被迫停了下来。当一些孩子从边上的楼梯下去时，人群中传来一阵喝彩声和喊叫声。
他们都戴着头盔，不同颜色的头盔，仿佛他们是一个运动队，摩托车或是滑雪比赛的运动队。他们就是被拍的人。让·马克踞着脚尖，想高过那群人的头顶，寻找尚塔尔的踪影。终于，他看到她了。她在这一纵队孩子的另一边；一个电话亭中。她把听筒举在耳边，正在说着什么。让。马克想努力为自己从人群中开出一条路。他推操着一个脖子上挂着机相的人。那人气愤地踢了他一脚。于是，让·马克用胳膊肘猛击那个人，只差没有砸落他的相机了。一个警卫挤了过来，他要求让。马克在拍摄结束之前不能离开。就在这时候，尚塔尔走出了电话亭。他的目光与尚塔尔的相遇了。他心急如焚地想接过人群去，但那名警卫随即紧紧地夹住了他的手臂。让·马克痛得弯下腰去，于是，尚塔尔又在他视线之外了。
最后一个戴头盔的孩子走过去了，那个警卫终于松开了他，允许他离开。他望向那个电话亭，但它已经是空的了。一群法国人在他身边停住了脚步，他认出他们是尚塔尔的同事。
“尚塔尔去哪儿了？”他问其中一个女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