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地判为我视作死敌的那伙人。最初的那些日子，我好似一个固
执己见的隐居者生活在这群佩带黑色徽章的士兵中，不愿与我的
敌人为友，拒绝使自己适应他们。那时要获准请假是很难的（随
便请假对无任何人都是不允许的，只是作为特殊的优惠他才能得
到一次准假，这就是说只准他每隔一周外出一次—
——在星期六），
但即使当士兵们成群结队涌出去，在酒吧间寻欢作乐时，我也宁
愿孤独。我常常躺在铺上，试图读点什么或学点什么，从这种特
立独行中吸取点营养。我深信我只要完成一件事：为我“不是一
个敌人”的权利，为我从这里走出去的权利而斗争。
我为了使连队的政委相信，我的到来纯属误会，不是由于社
会主义敌人我被开除出党的，而是因为我的理智主义和玩世不恭
才有这样的结果，我多次拜访了他。我再次（已经无数次）重述
了那桩荒唐可笑的明信片事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件事看上去
似乎不再是好笑的了。事实上，由于我戴上了黑色徽章，它听起
来反而越发可疑，仿佛某件更严重的事不想让人知道。我必须公
正地指出，政委耐心地将我的叙述听完，并对我要求得到公正的
愿望给予了意想不到的一点理解。为了了解我的案子，他确实到
某个上级那里去进行调查，但他最后把我叫去时，却嗤之以鼻地
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他们把你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你是一个
有名的托洛斯基分子！
”
我开始明白，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改变我在具有生杀予夺大
—"!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权的最高法庭里留下的形象了，这个值得怀疑的形象（尽管它一
点也不像我）比实际的我还要更真实。我们俩的形影关系已经颠
倒，我没有权利指责它不像我，因为我对这种不相像负有罪责，
它仿佛是一个十字架，压在我自己的身上。
可我还是不肯屈服。我的确不想承担我的不相像，成为他们
已判定我不是的那种人。
经过大约两周的时间我才适应矿井里的艰苦劳动，习惯了风
钻，即使在我睡着时也能感觉到它的震动在我身上颤抖。我不顾
一切地拼命干活。我想打破所有的纪录，很快我就如愿以偿了。
然而没有人把它当作是我政治上认错的一种表示。由于我们
全都按计件取酬（确实，尽管他们扣除了住宿和伙食费，但仍有
盈余），别的许多人，无论政治态度如何，也都很拼命地干活，
目的是能从这个无所做为的岁月里至少捞到一点划算的东西。
虽然都把我们和这个政权对立起来，社会主义集体的公共生
活中的任何形式我们仍要坚持：我们这些敌人，害人虫，也要讨
论时事（在政委警惕的目光下），每天听激励斗志的政治讲话，
把社会主义政治家们的照片和宣传美好前景的标语贴在布告栏
上。开始，我自告奋勇干这一切，但同样任何人都不把它当作我
政治上成熟的一个代表：其他人为了引起连长关注以便晚上请假
时也是很自愿的。他们都不把这种政治活动看成是政治，在他们
看来，那仅仅是当局要求他们走的一个形式。
不久我就意识到这种抵抗是行不通的，只有我自己才能察觉
“与众不同”，别人都视而不见。
在可以任意使唤我们的军士中间有一位身材矮小，黑不溜秋
的下士，他是斯洛伐克人，与其他军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举止温
和，从不谑待士兵。大家都很喜欢他，尽管有人恶意地声称没有
什么比他的好心肠更傻的了。当然，军士们与我们差别很大，他
们有武器，还时常去打靶。一次，那位黑不溜秋的下士在射击中
—"!
—
玩笑
以冠军的身份载誉而归，对于来自我们几个人的祝贺（一半是出
于好感，一半是出于嘲弄），他只是略微红了红脸。
几天后，我与他不期而遇便问他是怎样成为一名好射手的。
他抬起头用疑惑的眼光盯我一眼，说：“这是我自己窍门。靶心
楣被我设为帝国主义者，于是我便变得很疯狂，几乎是弹弹命
中。”我正想让他描述他所设想的帝国主义长什么样，他用严肃、
沉思的口吻补充说：“我不知道你们大家为什么祝贺我。如果发
生战争，我要射杀的就是你们。
当这个可爱的小战士（由于他不能对我们大声呵斥，不久他
就被调走了）嘴里说出这番话时，我明白了，把我与党和同志们
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已经被彻底切断了。本来属于我的生活道路现
在已经弃我而去了。
是的。所有纽带都不复存在了。
一切都失去了：学业，为革命工作，友谊，爱情以及对爱情
的追求—
——整个富有意义的一生都失去了。时间是我惟一剩余的
东西。我前所未有地与时间密切起来。现在的时间与我过去所认
识的已经面目全非：一种以工作，爱情和努力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时间。一种小心地隐藏在我的行动后面因而我毫不考虑就接受了
时间。现在的它则是赤裸裸的时间，是纯粹的时间，是处于最基
本、最原始状态的时间，我被迫叫它的本真名字（因为我现在度
着纯粹的时间—
——纯粹的、空白的时间），以便我无时无刻不记
住它，使它不断地出现在我眼前，感觉到它的重量。
每当音乐响起，我们耳边回荡起一首旋律，便忘记了它仅仅
是时间的一个面孔。每当管弦乐队在乐谱里的一个休止符中平静
无声时，我们便听到了时间，纯粹的时间。噢，休止符仿佛就是
生存的场所，但其长度不是由一般的标准来衡量。我正活在一个
无尽休止符中。我们不可能模仿其他部队，把皮尺一点一点地剪
去，来证明两年的限制一天天在缩短。而对于佩带黑色徽章的士
—"!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兵，等待他们的可能是无限期的服役。二连四十岁的安布罗茨在
这里已经度过了四年了。
在那时服兵役还有一个老婆或未婚妻在家里等着，那的确是
一个悲惨的命运。这意味着要从远处堤防着她那不设防的存在；
这意味着要恐惧经常和你生活在一起，争取在她难得一次的探望
中，指挥官取消早已许诺过的假，让她在兵营门口空守。带着像
他们徽章一样黑的幽默感，士兵们常常讲一些军官埋伏伺机等待
从那些沮丧的女人身上揩点油水的故事，而这些油水按理是属于
那些禁闭在兵营的士兵们的。
然而，这些家中有女人等待的男人毕竟还有一条可以通过乐
谱里的那个休止符。无论它是多么纤细，不管它细得多么令人痛
苦，一碰即断，它总还是一条线。对于我来说，这样的线是不存
在的。我已同玛格塔没有任何关系，我收到的惟一来信是母亲写
来的..哎，那还能算一条线吗？
不，一条线不是那样。如果家仅属于父母，那它就不是一条
线；它只是过去。父母的信是来自我们正在摒弃的一个海岸的音
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只是意识到启程的港口离我们已
经多远了，亲人们的真诚的爱将我们包围。是的，他们的信说，
港口带着它那全部令人慰藉、质朴的美在那里。可是归途已经看
不到了。
我逐渐接受了这个想法：我的生活已经没有了持续性，它已
从我的手中被夺走了。我所能做的，只有放弃我一直实在地、无
法逃避地生活于其间的外在现实，去体验它的内在现实。于是我
的眼睛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失去个性的半阴暗，开始注意起我周围
的人们—
——他们之间的相互注意相比，我是晚了些，但幸运的
是，还没有迟到与他们完全隔离的地步。
首先在半阴暗中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昂扎，他讲一口布尔诺
街头难懂的俚语，他来到这里是原因他打了一个警察。他自己
—"!
—
玩笑
说，他是那位警察的老同学，因私人不和痛打了那人，但是法庭
并不从他的想法出发看待这件事，半年的监狱生活之后他便直接
来到了我们这里。他是个第一流的机械工，但对重操旧业或干别
的什么活，都显得漠不关心。他没有任何牵挂，更不要说未来，
这给了他一种无忧无虑，目空一切的自由感。
彼德利奇是我们中间惟一另一个具有内心自由感的人。如果
说我们营房中最古怪的人，是谁那就是他了。在充军者九月份的
规定聚集之后两个月，彼得里奇才来到我们中间。最初他就在一
个步兵营，但出于宗教原因，他坚决不带武器，接着当局又截获
了他写给杜鲁门和斯大林的信件，信中打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旗
号义正严辞地呼吁遣散所有军队。当局对他的举动困惑不解，虽
然那里他是惟一不带武器的士兵，却仍然被允许参加操练。他经
受了泥泞中的行军，并且非常正确地做持枪立正姿势；他也参加
政治学习，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予以猛烈抨击。但是，当他我行
我素写了一幅要求全面裁军的标语，并把它张贴在营房里时，军
事法庭以兵变的罪名对他进行了审判。法官们被他那和平主义的
长篇大论搞得手忙脚乱，下命令让一组精神病医生对他进行检
查，拖延了很长时间后，撤消了对他的指控，把他调到我们这
里。彼德利奇十分高兴：他是惟一一个故意挣来黑色徽章的人，
并且以佩带它为荣。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到自由的原因—
——虽然他
不像昂扎那样死皮赖脸，而是以静修和勤劳来表示他的独立。
其余的人都因恐惧和绝望而苦不堪言。瓦尔加，一个来自南
斯洛伐克的三十岁的匈牙利人，根本不关心什么民族偏见，战争
中好几个部队都参加过，在前线双方的战俘营都有他的身影。红
发彼特兰，他的兄弟逃出边境时射死了一个哨兵。斯塔纳，一个
住在布拉格工人居住区杰士卡夫的二十岁浪荡子，他的胡闹使当
地议会忍无可忍，他不仅在喝得烂醉的状态下参加“五
·一”游
行，而且还故意当着欢呼的市民在路边撒尿。巴威尔
·佩克尼，
—"!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法律专业的学生，在共产党二月政变的时候，曾伙同自己同
学一道示威反对共产党人。他很快就发现我和那些在政变后把他
踢出大学的人是一个鼻孔出气，一想到我们俩竟落得同样下场，
他便流露出一种恶意的满足了。
我可以讲出许多与我命运相同的其他士兵的事，但我只想讲
我最感兴趣的一个人：昂扎。我还记得我俩最初的一次谈话。那
是在井下巷道的一个断层，碰巧我们肩靠肩坐在一块，嘴里嚼着
面包口粮。忽然我的膝盖被昂扎拍了一下，说：“嗨，喂！你是
聋子还是哑巴？讲讲你落难的经过？”由于我当时的又聋又哑
（想的只是为自己辩护），我只得费力地解释（我随即便感觉到我
的话语在他听来准是多么勉强、做作）我是怎样来到矿上的。我
为什么不应属于这里。“嗨，你这个该死的杂种！你意思是我们
就属于这里？”我试图把自己要说的表达得更清楚（选择听上去
更自然的话语），可是昂扎吞下最后一口面包，打断我说：“你知
道，如果你的个子也和你的愚蠢一样高，你的头上会被太阳烧一
个洞。”这点粗俗的却不带任何恶意的挖苦话使我很难为情，我
竟然纵容自己对失去的特权忧心忡忡，不能自拔—
——而且自己特
权和自我纵容却一直坚决反对。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昂扎和我成了忠实的朋友（由于我擅长
心算，而受到了他的尊敬。在发薪日，故意少给我们的找头，由
于我的迅速计算而一次又一次的避免）。一天晚上，他说我是个
笨蛋，不应在营房里度过自己的休假，然后便拖着我与这帮人出
去。我始终还记着这事。我们这伙人还挺多，总共有八个，包括
斯塔纳、瓦尔加，再加上一个从前学应用美术的学生塞勒克（由
于他在学校坚持画立体画而也被弄到这里来了。现在，他偶尔会
被恩准用特大炭笔在兵营的墙上画满中世纪的武士，胡斯运动派
成员最后还画上链枷和镶满钉子的棍棒）。至于在那里我们选择
很少。城中心是禁止进入的，在我们可以进入的地方有很多场所
—!!
—
玩笑
限制我们进入。可是那天晚上我们运气不错。附近一个娱乐厅在
举行舞会，到那里去我们是允许的。我们只付了一点入场费便一
拥而进。大厅里摆满桌椅，可人却很多：只有十个姑娘，约三十
个男人，有一半是本地炮兵营的士兵。我们的出现使他们立刻警
觉起来。我们感觉得到他们盯着我们的目光，点着我们的人头。
我们在一张空长桌边坐下，点了一瓶伏特加，可是那位难看的女
服务员用不容商量的语气宣布，这里任何含酒精的饮料在这里都
是没有的，昂扎只好给每个人要了果汁。然后他从我们每个人那
里把钱收集起来，不久，拎着三瓶朗姆酒回去，我们随即在桌子
下面把它和果汁勾兑在一起。我们的动作必须非常小心才行，那
些炮兵一定在盯着我们，一旦发现我们违章喝酒精饮料，他们便
会立即告发我们。据说，那些武装部队的人对我们特别敌视：一
方面，我们在他们眼里就是可疑分子（罪犯、凶手、恶棍，和那
些宣传性间谍小说所描写的一样），他们可怜无辜的家庭成员的
喉咙随时可能被割断；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相差
五倍的薪水使他们更妒忌我们。
我们的状况因此而变得异乎寻常：我们所知道的只有沉闷和
疲劳。剃光头是每隔一周都要做的事，以便去掉头脑中一切自尊
的思想。我们被剥夺了尘世的权利，对生活已毫无指望。但是我
们有钱。噢，钱不太多，可对于一个每月只有两晚上自由的士兵
来说那就不一样了，这是一笔财富。在那几个小时中（在那几个
不被禁止的场所里），在漫漫无期的日子里的长久的失意可以通
过他百万富翁般的表现而获得补偿。
台上，一个很差的乐队在为舞池里几对舞伴交替伴奏着波尔
卡和华尔兹，我们一边冷淡地盯着姑娘们，一边呷着饮料，我们
就被饮料中的酒精搞得轻飘飘。我们的情绪很好。我已深深沉醉
于某种欢乐之中。一种自从我最后一次与亚罗斯拉夫和辛巴隆乐
队的小伙子们一起演奏后就再没找到过的友谊感。这时，昂扎想
—"!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出了一个把尽可能多的姑娘从那些炮兵手中带走的主意。这个主
意简单得令人叫绝，我们马上开始行动。塞勒克，这位性格外向
的丑角，在这方面最有劲头，令我们满意地充分扮演了他的角
色：与一位浓妆艳抹的黑发姑娘跳过舞后，她被带到我们的桌
前，倒了两杯我们的混合饮料，然后说：“好极了，让我们干杯
吧。”姑娘同意后。这时，一位穿着佩有两道杠的炮兵服的矮子
走到姑娘身边，用最无礼的语气问塞勒克：“她空吗？
”“嗬，当
然，乖小子，”塞勒克说，“她完全是你的。”当空洞的波尔卡伴
着翩翩起舞的姑娘和那位害相思病的下士时，昂扎离身去打电话
要出租汽车。塞勒克看见出租车一来，就走过去站在出口处；姑
娘跳完舞后以上洗衣间的借口摆脱了下士，几秒钟后我们便听见
了出租汽车开走的声音。
!连的安布罗茨是第二个得手的人（他带走的姑娘年龄肯定
要大一些，而且谈不上有魅力，但她周围依然有四个炮兵整晚围
着不离开）。十分钟后，安布罗兹，那个姑娘以及瓦尔加（考虑
到没有姑娘愿意跟他走）爬进了出租汽车。加速开到镇上另一头
的一个酒吧间去与等在那里塞勒克会面。不一会儿，又有一个姑
娘被我们其中的两个拐走了，于是只剩下了斯塔纳、昂扎和我。
现在那些炮兵用一种不祥的眼光注视着我们：他们察觉到了我们
和姑娘人数减少的内在联系。我们极力显出一副清白无辜的样
子，但很明显，一场战斗在所难免。“再来一辆出租汽车和一次
光荣的撤退，怎么样？”我说，一位金发姑娘始终在我的视线里
徘徊，这天晚上我曾设法同她跳过一次舞，但没有勇气劝她与我
一道离开。后来我一直希望另找一个机会，可我再也没有靠近
她，因为来自炮兵的热忱保卫实在是无法逾越。“我们只是这样
干。”昂扎说，起身去打电话。可是，当他穿过舞场时，炮兵们
全都从座位上站起来，迅速地过去围住了他。这场殴斗似乎一触
即发，斯塔纳和我除了起身向我们的同伴增援，别无选择。有一
—#"
—
玩笑
阵子，这群炮兵只是站在那里，保持着不祥的沉默。突然，酩酊
大醉的炮兵（他可能也在桌子下面兑了酒）开始发表激烈的长篇
大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父亲长期失业的经过，站在一旁
瞧着这些佩带黑色徽章的资产阶级臭小子们使他感到恶心，如果
没有他的同志们的阻止，他也许就会在那个杂种（指昂扎）下颏
上狠狠来一拳。炮兵的话一停，昂扎就彬彬有礼地询问，炮兵同
志们想要他做什么。立刻离开这里，他们说。昂扎回答说，我们
要做的正是叫一辆出租车然后离开。到这光景，那个炮兵眼看就
要暴跳如雷了。这些混蛋，他尖声尖气地嚷道，这些该死的混
蛋！我们不分昼夜地在这里干活，一个子儿都没有，而这些资本
家，这些外国代理人，这些卑鄙的杂种却乘着出租汽车兜风！
哼，这次就算了，我告诉你们，否则我真想就用这双手把他们扼
死！
所有人包括老百姓和士兵很快都加入了进来，而舞厅的工作
人员则竭力想避免一场事件。突然，金发女郎在我眼前出现。她
一直独自坐在她的座位上（远离这场混乱），现在正朝厕所走去。
我尽可能掩人耳目和她先后进了前厅，衣帽间和厕所都在那里。
我觉得自己就好像一个游泳新手被投进了深水区。管它害臊不害
臊，我都得运动起来。我在口袋里四处翻寻，掏出几张皱皱巴巴
的一百克朗的钞票，对她说：“和我一起走？你会玩得更快活
的。”她眼光朝下看着钱，耸了耸肩膀。我告诉她我在外面等候。
她点点头，消失在女厕所里，不一会儿穿着外套的她走了出来。
她冲我嫣然一笑，说她一眼就看出来我与众不同。这话使我感到
很受用，于是我挽起她的胳膊，走到街对面的拐弯处等着昂扎和
斯塔纳从大厅门口出来。金发姑娘想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学生，当
我回答是学生时，她告诉我，前两天在工厂衣帽间里，有人把她
的钱偷走了，由于这些钱是属于工厂的，她很害怕他们会为此将
她送上法庭，我能不能借给她一百克朗？我把手伸进口袋，两张
—"!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皱巴巴的钞票给她。
过了一会儿，昂扎和斯塔纳戴着帽子，穿着外套出来了。可
是，我刚对他们吹了口哨，三个炮兵（没戴帽子，没穿外套）紧
随其后从大厅里冲出来。我只能听见他们询问的语调，不听内容
我也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追寻的正是我的金发姑娘。接
着，一个炮兵朝昂扎扑去，这场殴斗开始了。斯塔纳只对付一
个，两个要昂扎应付。他们正要把昂扎击倒在地，这时我冲过去
爆揍其中的一个。炮兵们刚才还以为他们有人数上的优势，可一
旦双方人数相等，他们马上就不堪一击。当其中一个人在斯塔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