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以来一直是民间艺术的乐园，它的音乐如今是那样受到欢
迎，那样被人赞美。
另一个好处是泽门尼克了解玛格塔。我们三人经常参加同一
个学生集会。有一回，我编了一个故事，并且从据说是研究这一
题目的学术论文中引用了一些话来给予证明，这个故事大概是关
于生活在捷克山区里的矮人部落的事。玛格塔因从未听说过这些
部落而感到大为惊奇。这并不值得奇怪，我说。资产阶级学术故
意隐瞒了这些矮人的存在，因为资本家把他们当作奴隶随意买
卖。
但是，应该有人把这件事大白于天下！玛格塔叫道。为什么
人们不写它？它将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的事实！
没有人写它的原因也许是，我忧郁地说，这桩事相当微妙。
你知道，那些矮人有与众不同的性爱能力，这就是他们的畅销的
原因，为什么我们的共和国要输出他们以换取硬通货。尤其是把
他们输往法国，在那里他们被半老徐娘的资本家太太们雇来当佣
人，虽然他们本应是被用作完全不同的目的。
其余的人忍俊不禁，这不完全是由于我诙谐的虚构，更是由
于玛格塔全神贯注的表情，她赞成（或反对）正在谈论的这个问
题的热情。他们紧闭双唇，以便不影响玛格塔学到新东西的情
绪，他们中一些人（特别是泽门尼克）还加入进来，补充说明我
对矮人的讲述。
我记得，当玛格塔问起那些矮人像什么模样时，泽门尼克带
着一副坦率的神情告诉她。塞丘雷教授，这位玛格塔和在场的人
有幸经常在讲台上看到的人，就属于矮人血统，也许他的父母双
方都是矮人，但至少一方是矮人是毫无疑问的。泽门尼克宣称是
从塞丘雷的助教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这位助教曾经整个夏天都
和教授夫妇住在同一个旅馆里，他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夫妇二人
—"!
—
玩笑
加在一起还没有十尺长。一天早晨，他以为他们醒着就进了他们
的房间，他惊奇地发现他们不是肩并肩地躺着，而是头对脚地躺
着：塞丘雷教授蜷在床的下半端，教授夫人蜷在床的上半端。
是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说，这太清楚不过了，塞丘雷教授
和他夫人都有矮人血统。就是那个地区所有矮人头对脚睡觉的遗
传习俗，古时候，他们不是把棚屋修在圆形或正方形的地址上。
而是修在长方形的地址上，因为不仅丈夫和妻子，而且整个家族
都成一长串地睡在一起，头靠脚地一个接一个。
想起我们当时的捏造，即使在这个阴暗的日子我看到一丝曙
光。泽门尼克，这位将对我的案子有决定权的人，对玛格塔和我
的幽默感是了解的，他会理解，那张明信片不过是针对一个我们
大家都很喜欢（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又好捉弄的姑娘的一
次不明智的逗弄。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双眉紧锁，然后说他将看
看能做什么。
这段日子，我的精神一直恍恍惚惚，像往常一样听课，等待
着。由好几个党员组成的委员会把我召到他们根前，他们的工作
便是确定我是否属于一个托洛斯基集团。我试图证明，我对托洛
斯基的主张确实毫不知晓。我迎着那些讯问者的目光。我在寻找
信任，有几次我发现了它，我希望这种信任的目光能长久地停驻
在我心中，滋养它，耐心地设法从这种目光里燃起希望的火花。
玛格塔继续躲着我。我知道还是因为那张明信片的缘故。我
过于骄傲，敏感，不愿向她询问任何事。后来有一天，她自己在
大学的一条走廊里叫住我，说：“我想跟你谈一谈。
”
终于，经过几个月的破裂之后，我们又一同散步。时至秋
天，我俩都穿上了长长的军用胶布夹雨衣—
——的确，很长，抵达
膝盖下面，这是那个最粗放的年代的时装。天空中飘着蒙蒙细
雨，河堤上的树木光秃而又黯淡。玛格塔将整件事的始末对我说
了。还在培训班时，她就被负责的同志叫去，问她是否一直都在
—"!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收到信。她说是的。谁的，他们问。她说她母亲写给他的。还有
别的人吗？噢，时常也能收到另一个朋友写来的信，她说。你能
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吗？他们问。她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扬同
志在信中写了些什么？她耸了耸肩，不想引述我的明信片。你给
他回过信吗？他们问。我回过，她说。你写的什么？他们问。
噢，没写什么，大都是关于培训班之类的事。你喜欢培训班吗？
他们问她。噢，是的。我喜欢它，她回答。你在信中对他这样说
了吗？是的，我说了。她回答。那么他是如何回应你的？他们继
续追问。他的反应？顿了顿她问。啊，他有点古怪，你们得了解
他。我们当然了解他，他们说，我们想知道他在信中都说了些什
么。他的明信片你是否能给我们看看吗？
“你不生我的气，是吗？”玛格塔说，“我被迫给他们看那张
明信片。
”
“你不必道歉。”我说，“他们之所以找你，就是因为在这之
前，他们已经全都知道了。
”
“我不是在道歉。”她抗议道，“把明信片交给他们并未令我
羞愧。这完全不是我的意思。你是一个党员，党有权了解你究竟
是谁，你想的什么。”我写的东西使她感到震惊，她告诉我。毕
竟，众所周之，托洛斯基是我们所主张所奋斗的一切的首要敌
人。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要她告诉我接着发生的一切。
其后，那张明信片令他们大吃一惊。他们想知道她对明信片
有何看法。她说它是可耻的。他们问她为什么不主动把它交给他
们。她耸耸肩膀。他们问她是否明白为什么要提高警惕。她垂下
头。他们问她是否知道党有多少敌人。她说是的，她知道，不过
对于扬同志她是怀疑的..他们问她对我了解多少。他们问她我
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说我有点莫名其妙，我确实是个坚定的共产
党员，但有时我会说出一些不适合共产党员身份的话。他们要她
—"!
—
玩笑
举个例子。她说她回忆不起任何具体的事，但对我来说，任何东
西都不是神圣的话。他们说从我的明信片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
点。她告诉他们，我们经常争论许多事情，我在会上说的和跟她
讲的完全是南辕北辙。会上活力四射的我与她在一起时却嘲讽一
切，使一切都显得荒唐可笑。他们问她，她是否认为像这样的人
配得上党员的称号。她耸耸肩。他们问她，当党的成员把乐观主
义是人民的鸦片经常挂在嘴边时，党是否还能鼓励社会主义建
设。她说不能，像这样绝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们告诉她，她可
以走了，但有关这一切不要让我知道：他们想看看我还会写些什
么。她对他们说，她绝不想再见到我。他们说她这样做是不对
的，为更多地了解我的情况，她应该与我继续保持通信。
“我的信也被你拿给他们看了？”我问玛格塔，一想到我在信
中那些热烈的倾泻，脸上不由得变得通红。
“我又如何是好？”玛格塔说，“只是在发生了这件事后，我
不可能再继续与你通信。我不能写信而令你落入陷阱。所以我又
给你寄了一张明信片就停止了。我不想见你的原因是他们不让我
告诉你任何事，我担心你会问我，而我将对着你信口雌黄。我不
喜欢说谎话。
”
我问玛格塔，那么今天是什么促使她来见我的呢。
她告诉我是泽门尼克同志。他在大学的走廊里碰到她，把她
带进自然科学部党组织的办公室。他告诉她，他已听说我以前给
她写过一张带有反党言论的明信片。他问她这些言论是什么。她
告诉了他。他问她对这些言论有何看法。她说她反对它们。他告
诉她，这样做是正确的，并问与我是否还经常见面。她感到窘
迫，极力回避这个问题。他告诉她，培训班给部里寄来一封高度
赞扬她的报告，党组织是信赖她的。她说听到这话她很高兴。他
告诉她他无意干涉她的私事，但在他看来，根据一个人所交的朋
友是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而我并不是她最理想的朋友。
—!!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以后几周，他的话一直在她头脑中萦绕。既然几个月前我们
已不再见面了，泽门尼克的劝告基本上是画蛇添足。然而，正是
这个劝告促使她思考：鼓励一个人的朋友与他断交的原因仅仅是
因为他犯了错误，这是否太残忍，站在道德的角度看是否允许；
她这方面首先与我不再来往，这是否不公平。她去看望了管理培
训班的那位同志，向他征求意见，看能不能同我谈关于明信片的
事，结果得知没有理由再保密了，因此她叫住我，希望能谈一
谈。
接着她把长期以来困扰着她，折磨着她的心事对我倾诉。是
的，她决定不再见我的这一行为是非常糟糕的，他都是可以挽救
的，无论他犯了多么大的错误。她回想起苏联电影《名誉法庭》
（当时这部影片在党的圈子里非常流行），一位苏联医学研究者把
他的首先交给了其他国家自由支配而不是自己的祖国，这种行为
近似于判国。电影的结尾尤其使她感到：尽管这位科学家最后受
到了来自同事们的名誉法庭的谴责，但他的妻子并没有离弃他，
她尽其所能振作他的勇气去补救他酿成的大错。
“那么，你已决定继续和我在一起了。”我说。
“是的。”玛格塔拉住我的手说。
“但是，请告诉我，玛格塔，你真的认为我犯了严重罪行
吗？
”
“是的，我是这么看的。”玛格塔说。
“那你认为我有资格继续作一名党员吗？有还是没有？
”
“没有，卢德维克，我认为你没有权留在党内。
”
我看出来了，如果被玛格塔当作是现实的这场游戏向我发出
邀请，我就会得到几个月来朝思暮想的一切：正如蒸气赋予了气
船动力一样，一举两得，既满足了我的激情，也赋予了她动力。
她愿意把她的肉体和灵魂都献给我，是她那福音的精神得到满足
惟一的条件。为此，我作为她的救助对象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
—
"!
—
玩笑
罪。可这并不符合我的本意。我渴望已久的肉体此时可轻而易举
地得到。但我不能为此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不能承认一桩莫须有
的罪；我不能接受一个无法忍受的判决；我不能容忍听见一个本
应亲近我的人认定这样的罪，这样的判决。
我没有向玛格塔妥协，于是我失去了她。不过，我真的认为
我是无辜的吗？当然，我不断地使自己确信，整桩事全是荒唐可
笑的，但尽管如此（说到这里，凭着事后的认识我们会感觉到我
现在所产生的那种最令人困惑最清楚不过的感受），我最终还是
从审问者的角度来看明信片上的那几句话。我开始意识到他们的
恐惧和惊慌，某种可怕的事物确实隐藏在我幽默的形式后面。我
从来和党有着一定距离的，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
者，我“投靠到革命者一边”，仅仅是出于一个简单（！）的考虑
（我们认为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一个—
——我该怎么讲呢—
——
本质问题，而不是一个选择问题；一个人要么是一个革命者，在
这种情况下，他与运动融为一体，要么不是，于是只能希望成为
一个革命者，而这就令他不断受到负罪感的折磨，因为他不是革
命者）。
回想我当初的心态，我不禁想到基督教凭借它的巨大力量使
教徒相信他生而即有的原罪的相似之处。因为我（像其他人一
样）永远低着头站在革命及其政党面前，这种看法也就逐渐被我
适应了，即我的话尽管的确是为了开个玩笑，但仍然是一种犯
罪，苦闷的自我批评的波涛在我脑海里汹涌澎湃。我这样告诉自
己，那些想法出现在我脑子里绝不是偶然的，同志们早就指责我
有“个人主义的表现”和“知识分子的倾向”（他们是多么正
确）。我对自己说，我一直对我所受的教育，我在大学里的地位，
以及我作为知识界一员的未来而自鸣得意，我那战争中死于集中
营的工人父亲，对我的玩世不恭是无法体会的。我指责自己居然
让他的工人精神在我身上了无痕迹。我尽可能从各个方面来责备
—"!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自己，最后终于承认受到某种惩处是多么地必要。我惟一反对的
一件事：把我开除出党，以及紧接着的对我的“敌人”的称呼，
作为我从小到大始终拥护并坚持一切的敌人而活着，那真是难以
忍受的凄苦。
这样的自我批评（以及恳求宽恕）我对自己反复背诵了一百
遍，对各种委员会不下十遍，最后又在自然科学部的全体会议背
诵了一遍，在全体会议上，泽门尼克致了首先发言（雄辩有力，
才华横溢，记忆犹新），建议以委员会的名义将我开除出党。与
会成员在我进行了自我批评后，进行了讨论，结果一致反对我。
没有人为我说话，在场的所有人（约有一百个人，包括我的教师
和我最亲密的朋友们），是的，每一个人都举起手来赞成不仅把
我开除出党，而且（这完全使我出乎意料）把我开除出大学。
我坐火车在当晚就赶回了摩拉维亚。在家乡我寻求不到一点
安慰。好几天我都没有勇气把这消息透露给我母亲，她对我的学
习一直引以为荣，我回来后的第二天，一位同我一起在辛巴隆乐
队演奏过的校友亚罗拉夫，顺便造访我家，发现我在家时他兴奋
不已。原来过两天就是他结婚的好日子，于是马上邀请我做他的
男傧相。由于我不能拒绝一个老朋友的请求，这样我就以婚礼的
形式来庆祝我的毁灭。
更不用说，亚罗斯拉夫是一个完全的摩拉维亚爱国者，本地
传统的专家，忠情于民俗的他，他把婚礼变成了一个传统仪式和
风俗的展览：辛巴隆乐队，“族长”及其漂亮有力的发言，引新
娘跨过门槛的仪式，歌曲，化装服，以及填满这一天的许多细枝
末节，这一切更多的是以人种史教材为模本而不是活的记忆设想
出来的。有件事给了我很深印象：亚罗斯拉夫作为一个人气很盛
的乐队的新的首领，尽管循规蹈矩于一切旧的习俗，但（大概是
念念不忘他的职业以及屈从于当时的无神论口号）却对教会发生
关系，虽然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牧师和上帝的祝福的传统婚礼会是
—"!
—
玩笑
怎样的；他让族长作了全部仪式的讲演，但却祛除了讲演中一切
圣经的主旨，尽管他们的结合应归功于圣经。伤感使我无法加入
到醉醺醺的婚礼聚会中，民间仪式本是一潭清水，可加入氯以后
却仿佛令人很敏感，因此当亚罗斯拉夫要我（以此唤起我和他一
块在乐队里演奏的那个时光的心酸回忆）抓起单簧管，和其他人
共同演奏中，我拒绝了。我蓦然看见我自己在最后两次“五
·一”
游行中演奏着，而那个泽门尼克，生在布拉格却穿着摩拉维亚服
装的家伙就在我身旁唱呀，跳呀，挥动着手臂，我拿不起这只乐
器。突然间，所有这些带有民间风味的刺耳声响都使我感到厌
恶，感到恶心..
不能继续求学的我也就没有了缓服兵役的资格，这个秋天通
知书肯定会送到我手里。为了消磨时光，我签约参加了两个长期
劳务队：一个是在格德沃尔特夫附近修路；另一个是在夏末到来
的时候在一家水果加工厂帮忙干些季节性的活计。然而，秋天还
是来了，于是一个清晨（在火车上彻夜未眠后疲倦不堪）我来到
了俄斯特拉一个难看、生疏的边区兵营所报到。
我和分队里其他年轻的新兵站在一个院子里，大家互不相
识；在开始陌生的低沉的气氛中，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是粗野和
任性，我们当时的情形正是这样。我们之间惟一的人类联结便是
我们无法设想的未来，猜测是五花八门的—
——有些人猜测我们将
佩戴黑色徽章，有些人拒绝相信，还有一些人甚至不懂这意味着
什么。我深谙其道，对这种展望感到十分恐惧。
接着一个中士走来，领着我们来到一所营房。我们涌进过
道，沿着过道进入一个大房间，巨幅标语、照片、糟糕的图画占
据了房间墙壁的所有空间。一幅题着“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
的条幅是用大红纸做成的，它使我们面对的那堵墙的大半部都看
不到了，站在那下面一把椅子旁的一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益显矮
小。中士指着我们中的一个小伙子，坐在椅子里。那个老头把一
—"!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块白布单系在小伙子的脖子上，然后在靠着椅腿的一个公事皮包
里，取出一把电动推子，把它插入小伙子的头发。
这把椅子就是把我们变成流水作业的生产线：剃掉头发以
后，我们被驱入隔壁房间，在那里脱得一丝不挂，用一个纸袋裹
着我们的衣服，用绳子拴牢，通过一个窗口递进去；然后，我们
光着身子和头皮穿过过道到另一个房间，在那里领了长睡衣；穿
着长睡衣，紧接着走到隔壁，在那里领了军靴；穿着军靴和睡
衣，我们排队穿过院子来到另一所营房，在那里被发给衬衣，衬
裤，绑腿，皮带和军服（上面有惩戒营的黑色徽章）；末了我们
来到最后一所营房，在那里一个军士大声念我们的名字，我们被
划分成几个班，然后被指定房间和床铺。
当天我们列队吃完饭后就上床睡觉了。早晨有人把我们叫
醒，带出营房去矿井，到了矿井口，以班为单位分为作业组，分
发了工具（钻子，铁锹和安全灯），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人懂这些
工具该怎么用，然后罐笼把我们送到井下。当我们拖着腰酸腿疼
的身体回到地面上时，等候着的军士叫我们集合起来，把我们押
回营房；中饭后我们出去操练，然后接受政治教育，强制唱歌，
清理个人卫生。那间有二十个床铺的房间是我们惟一清净的地
方。时光就这样一天天被打发了。
在开始的时候，在我看来这种失去个性的半阴暗仿佛是一团
漆黑。我们所执行的那些没人格的命令抹去了一切人的情感。当
然，这种漆黑仅仅是相对而言，它不仅因为环境本身，而且还在
于我们调整视觉所遇到的困难（就像从光天化日下走进一个黑暗
的房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视觉适应了，即使在半阴暗
中人身上的个性也能被我们发现了。然而，我必须承认，我是最
后才作这种必要的改变的人之
因为这样的命运对于我整个身体都是难以接受的。佩带黑色
徽章的与我命运相同的士兵们，得到的只是最简单的操练，不发
—"!
—
玩笑
任何武器，他们的井下工作占去了大部分时间。虽然他们的劳动
有报酬（在这个方面其他士兵的经济状况不如他们），但在我看
来那是一种可怜的安慰物。毕竟，他们完全是由这样一些人所拼
凑成的。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他们当成自己的敌人，怎么会
把武器交给他们掌握。这意味着他们受到的是更加粗暴的待遇，
而且强制性的两年服役期的延长也是他们要随时牵挂着的。然
而，最使我恐惧的是，一生不能翻身，被我的同志们永远地、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