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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前言
　　沃森和克里克于1953年提出的DNA分子结构模型可以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相媲美。他们指出，遗传的基本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具有一种微妙的双螺旋结构。这一重大发现为探讨遗传的化学基础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引起了生物学的一场伟大革命。其结果是在此后不久就完全阐明了遗传密码问题。由于这一伟大科学成果，沃森和克里克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一书是沃森写的一本作者自己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印象记。书中不仅有科学知识，亦有科学工作方法。此书最早分期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后出单行本。中译文先是根据《大西洋月刊》译出，并在中国生物化学会主办的《生化通讯》杂志上连载（约全书的二分之一)。1980年出版的英文新版本中，作者又加进了一些新内容。我们根据新版本将中译全文作了修改、补充。另外，在附录中收进了四篇文章，即沃森和克里克的两篇原始论文，以及斯坦特写的介绍DNA双螺旋与分子生物学的崛起和《双螺旋》一书作者及出版概况的两篇文章。读者阅读了附录中的材料更能加深对《双螺旋》一书的理解。
　　参加本书一部分翻译工作的先后有李文杰、王美娟和史叶等同志。全书的翻译是在沈昭文先生的直接关心下进行的。我们向沈老表示衷心的谢意。我们感谢袁士龙、徐有成、汪成尧、庄熙孟和洪炯等同志给予的帮助。全部译稿完成之后，又承蒙上海外语学院聂振雄、张岱云、关可光同志给予认真校订，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双螺旋》原书写得情节动人，文笔流畅。布喇格爵士对此书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由于译者中英文水平所限，这本中译本在很多地方可能没有把作者的思想感情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甚至出现某些错误。我们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詹姆斯?沃森《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前言
　　我十分高兴，通过这部中译本，可以有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我们如何弄清了携带遗传信息的DNA分子结构的故事。同克里克进行合作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极为难得的一段时期。在撰写本书时，我力图表达出我们在探究这种我们认为可能是最重要的分子时的兴奋心情。我们所发现的双螺旋果然没有使我们失望。
沃森
1983年6月14日纽约冷泉港
布喇格爵士的前言
　　本书记叙的事件导致了对基本遗传物质DNA结构的解释。从多方面来看其记叙手法都是独特的，沃森约我写前言，对此我深感荣幸。
　　首先，此书在科学价值上引起人们的注意。克里克和沃森发现了DNA的结构，这一发现以及随之在生物学方面引起的影响，乃是本世纪科学界重大的事件之一。受它的鼓舞而开展的科研项目，数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这项成果促使生物化学发生了一场革命，而生物化学本身就是一门使得科学改观的学科。我和其他人一直在敦促作者撰写他的回忆录。因为很多事情他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们知道这些事件对于撰写科学史又是何等的重要！书写成以后，其内容大大超出预料。尤其是后面几章，简直就是一部结构严谨，情节动人的剧本。它把新概念的诞生描绘得栩栩如生，把许多扣人心弦的场面逐步推向全剧的高潮。我不知是否还有别的著作能够使读者如此休戚相关地与研究工作者一道分担他的疑虑，分享他的奋斗和最后胜利的喜悦。
　　书中记述的故事又深刻说明了研究工作者可能陷入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他知道有个同行在某个问题上已经工作了多年，并且积累了大量难得的资料。这个同行知道成功就在眼前，因此没有公开发表这些资料。这个研究者看到过这些资料，并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想象中的一种研究方法，或者说仅仅一种新观点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在这个时候，如果他提出同对方合作，可能会被认为是想捞一点外快。他应该单枪匹马地去干吗？很难判断一个重要的新观点究竟真的是一个人独出心裁想出来的，还是在同别人交谈中不知不觉地吸收来的。鉴于这种困难，在科学家中间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法规，大家承认同行对研究的方式有申明自己要求的权利。但是，有一定的限度。当竞争不止来自一个方面的时候，就不能再踌躇不前了。在解决DNA结构的过程中，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显得尤为突出。由于考虑到伦敦金氏学院的威尔金斯长期耐心的研究，以及剑桥的克里克和沃森最后出色地并很快地解决了DNA的结构问题，1962年在颁发诺贝尔奖金时，才使所有与此有关的人皆大欢喜。
　　最后，本书不仅讲了科学，也讲了人，从叙述中可以看到欧洲，特别是英国，给一个来自美国的年轻人所留下的印象。他善于用佩普斯式的坦率笔法进行写作。书中涉及到的人们应该以一种谅解的精神来阅读此书。请记住，他的这本小册子并不是一部历史，而仅仅是对历史有点贡献的一种自传式作品。这部历史总有一天要写出来的。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此书乃是一种印象记录，并非历史事实。实际上，很多事情比他那时看到的要复杂，而参与这些事件的当事者的动机比他当时想象的要单纯得多。但是，必须承认作者对人类弱点的直觉洞察力确实入木三分。
　　作者曾将手稿给书中涉及到的我们几个人看过。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我们都提出了修改意见。但以鄙人拙见，此书不宜修改太多。因为以生动活泼和坦率直爽的笔调记录下来作者当时的印象是此书趣味盎然的根本特色。
作者序言
　　在本书中，我仅以个人之见介绍发现DNA结构的来龙去脉。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尽量抓住战后初期英国的气氛，当时许多重大事件就发生在那里。我希望本书将说明这样一种观念，即科学很少会象门外汉所想象的那样，按照直接了当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的。相反，科学的进步（有时则是倒退）往往全盘是人为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物本身以及文化传统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为此，我试图在书中再现我对当时的有关事件和人物的最初印象，而不是对自从发现DNA结构以来我所知道的一切作出评价。虽然，后者或许更为客观，但它却无法真实地反映一种冒险精神。这种冒险精神的特征是年轻人的自以为是，并且认为真理一旦发现就言简意赅、尽善尽美。书中的许多评论似乎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公正的。但是，对于某种新生事物缺乏全面了解就匆匆地评头论足的作法，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不管怎样，本书叙述的是1951-1953年期间，我观察事物的方法，其他一些当事人和他们的想法，以及我本人的情况。
　　诚然，书中涉及到的人谈起往事肯定会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因为我们的回忆绝不会完全一致。再者，对于同一桩事看法也不会完全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说，要缜密地写出一部发现DNA结构的历史，似乎我们都无能为力。不过，我感到有必要介绍一下双螺旋结构是怎样发现的，因为科学界的朋友对此颇感兴趣。对他们来说，这本书叙述的内容即使挂一漏万，也聊胜于无。更为重要的是，我以为很多人对于怎样“从事”科学研究这一点相当生疏。我当然不是说，一切科学研究都是按本书所描述的方式进行的。事实远非如此，科学研究方式之繁多，济济然如世间人群。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复杂的、互不相容的宵小之徒的贪欲和正人君子的坦荡作风并存的科学界里，DNA的发现绝不是一种特殊的例外。
　　早在发现双螺旋结构之际，我就酝酿着要写这本书了。因此，我对跟这一工作有关的许多事件的记忆比对我生活中其他事情的记忆要完整得多。那时，我每隔一个星期就给父母亲写一封信。我写作时广泛地利用了这些信件，它们为核对许多事件的确切日期帮了大忙。同样重要的是许多朋友所提的宝贵意见，他们读了初稿，有的还为我的某些不完整的叙述作了详细的补充。毋庸置疑，我和其他人的回忆会有出入。因此，本书只能看作是我个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本书的前几章是在森特-乔尔吉（Albert Szent-Gyorgyi），惠勒（JOhn A.Wheeler）和凯恩斯（John Cairns）的家中写成的。我要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安静的房间和面对窗外大海的书桌。后几章的写成得助于古根海姆奖学金，它使我能够短期重返英国剑桥，并受到伦敦金氏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会成员的热情款待。
　　在本书审编过程中，奥尔德里奇（Libby Aldrich)及时提_出了一些深刻的意见。莱博维茨（Joyce Lebowitz）在文字上帮助我订正，并对本书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许多的建议。对此，我深表感谢。最后，我要向威尔逊（Thomas J．Wilson）致以谢意。从第一稿起，他就不断地给我很多帮助。要是没有他那智慧、热情和明确的指点，这本书以我所想象的这样好的形式问世是不可能的。
　　沃森
　　1967年11月于哈佛大学，麻省剑桥
双 螺 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1)
　　1955年夏天，我准备跟几个朋友一起到阿尔卑斯山去。狄西雷斯（AlfraI Tissicres）当时正在金氏学院任研究员。他说，他可以把我带到罗赛恩山（Rothorn）顶上去。尽管在空荡荡的高空我有点胆怯，但是，这个时候可不能做胆小鬼。我先由向导带路，上了阿林宁山（Allinin）使身体适应一下，然后就乘邮车到秦纳尔（Zinal）去。在这两小时的旅途中，汽车行驶在悬崖峭壁的蜿蜒窄路上。一路上，我希望司机千万不要晕车（否则，我们就完蛋了）。后来，我看见狄西雷斯正站在旅馆前面同三一学院一位蓄长胡子的学监聊天。这位学监在战争期间呆在印度。
因为狄西雷斯尚未经过登山训练，于是，我们决定化一个下午的时间步行上山到一个小饭店去。这个小饭店位于由奥贝盖贝豪恩（Obergabelhorn）倾泻而下的一条巨大冰川的底部。次日，我们就要越过这个小饭店。我们走到看不见旅馆的地方几分钟以后，迎面碰到一群人走下山来。在这群爬山者中间，我立刻认出其中一位就是西兹（Wil1y Seeds)。几年前他曾在伦敦金氏学院和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一起研究DNA纤维体的光学性质。西兹很快也认出了我，他走路慢了下来，似乎想放下他的帆布背包和我聊聊。可是，他只说了声：“诚实的吉姆，怎么样了？”就匆匆忙忙加快脚步下山去了。
后来，我吃力地爬着山坡，早先在伦敦开会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我的脑海中萦回。那时，DNA仍然是一个谜。大家都想在这个领域里显显身手。但是、没有人敢保证谁能取得胜利。而且，如果这个问题真象我们半信半疑地预料的那样激动人心的话，优胜者对这项荣誉是否当之无愧，也很难说。现在竞赛已经结束，作为胜利者之一，我知道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肯定地说并不象报界报道的那样简单。这项工作主要与五个人有关；即威尔金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Franklin），鲍林（Linus Pauling），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我。因为克里克对我的影响最大，我将从他开始来写这个故事。
1
　　我从来没有看见克里克表现过谦虚谨慎的态度。在别人面前他或许是那样的、可是我从来没有理由这样去评价他。这同他现在享有的盛名毫无关系。现在，人们经常谈论他，谈论时往往颇带敬意，总有一天他会被公认为属于象卢瑟福（Rutherford)或波尔（Bohr）一类的人物。但在1951年秋并非如此，当时我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Cavendish)实验室参加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小组工作。那时，他35岁，还完全默默无闻。虽然最接近他的同事们已经认识到他思考问题敏锐、深刻，并常常向他人请教，但一般他说，他不太被别人赏识，并且许多人觉得他大夸夸其谈了。
佩鲁兹（Max Periitz）是克里克所在单位的领导人。他是出生于奥地利的化学家，1936年来到英国。他从事结晶血红蛋白质X射线衍射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那时刚刚开始有点苗头。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喇格爵士极力帮助他。作为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又是晶体学奠基人之一，布喇格几乎花了四十年的时间一直在观察着X射线衍射法，解决了越来越困难的结构问题。一种新方法能阐明的分子结构愈复杂，布喇格就愈是高兴。因而在战后几年里，他对解决所有分子中最复杂的蛋白质分子结构的可能性简直入了迷。在行政工作允许的情况下，他经常到佩鲁兹的办公室去同他讨论新近积累的X射线资料。然后，他就回家，想想能否对这些资料作点解释。
克里克既不象布喇格那样的理论家，也不象佩鲁兹那样的实验家。他介于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家之间。他偶尔也做点实验，但更多地是埋头考虑解决蛋白质结构的理论。他经常会有什么新发现，变得非常激动，立刻把它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过了一、二天他经常会意识到他的理论站不住脚，于是又回到实验中去，一直到百般无聊之中又产生了对理论的新想法为止。
有许多戏剧性事件伴随着他的新想法应运而生。它们使实验室的气氛大大活跃起来。实验室里有些实验常常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这种活跃气氛部分地是由于克里克嗓音的音量所引起的。他比其他任何人的嗓门都高，说话又快。听到他的笑声，就知道他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哪个地方。特别是当我们有闲细听他的谈话，并坦率地对他说，他那不着边际的话使我们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享受过他谈笑风生所引起的愉快。只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克里克的谈笑经常打扰布喇格爵士。他的嗓门之大常常使布喇格躲到一个更为安静的房间去。布喇格难得到卡文迪什茶室去，因为那意味着要容忍茶室中克里克震耳欲耷的谈笑声。布喇格即使不去茶室，也是不得安宁的。他的办公室外的走廊两次被克里克工作的实验室不断漫出的水淹没。克里克被自己理论吸引着，竟忘了把抽水机龙头上的橡皮管缚紧。
我到达那里时，克里克的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晶体学的范围。任何重要的事物都能吸引他。他也常常到其他实验室去，为的是看看完成了哪些新的实验。对于这点他毫不隐瞒，尽管一般说来他是彬彬有礼的，对于那些并不理解他们眼下正在做的实验的真正意义的同事们，他也是很体谅的。他几平可以立刻设计出一连串能够证实他的解释的新的实验来。而且他往往最终会忍不住告诉所有愿意听的人，他聪明的新想法将会怎样推动科学的进步。
结果引起了对克里克一种心照不宣的真正恐惧，尤其是在那些尚未成名的同辈人中间。他掌握别人的资料并使之条理化速度之快，常使他的朋友们吸一口凉气，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他会成功，并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在体贴细微、温文文尔雅的风度掩饰下的智力迟钝。
尽管在凯厄斯（Caius）学院，他有每周吃一顿饭的权利，但他并不在任何学院任研究员。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高兴这样做。很清楚，因为他不想被那些尚未毕业的学生不必要的光顾加重他的负担。另外，他的笑声也是一个原因，假使对这种轰鸣的笑声每周不止听一次的话，许多学监肯定要反对的。
我确信，这一点偶尔也使克里克感到烦恼，尽管他也清楚地知道“高桌吃饭的生活”“都被一些学究式的中年人所把持，而这些人不会使他感到愉快，也不会使他受到任何启发。历史悠久的国王学院，不受古板的传统所羁绊，吸收了他，对他或这所学院来说，都相得益彰。有些朋友知道他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午餐伙伴。尽管他们小心翼翼，仍然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酒多失言会惹得克里克大发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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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剑桥以前，克里克只是偶尔想过DNA和它在遗传中的作用。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没有什么趣昧。恰恰相反，他舍弃物理学而对生物学发生兴趣的主要原因是，他在1946年读了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写的《生命是什么?》一书。这本书非常清楚地提出一个信念。即基因是活细胞的关键组成部分，以及懂得什么是生命，必须知道基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薛定谔写这本书时（1944年），人们普遍认为基因是特殊类型的蛋白质分子。但是，几乎与此同时，细菌学家艾弗里（O.T.Avery）正在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进行实验，实验表明，遗传的特性能够被纯化的DNA分子由一种细菌传递给另一种细菌。
如果考虑到人们都知道DNA存在于所有细胞的染色体之中，艾弗里的实验强有力地显示出将来的实验能说明所有的基因都是由DNA组成的。果真如此的话，对克里克来说，这就意味着蛋白质并不是真正解开生命之谜的罗塞达石碑。相反地，DNA却能提供一把钥匙。使用这把钥匙，我们就能找出基因是如何决定生物性状的，其中包括我们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很可能也决定了我们相对的智力，或许也决定我们使别人感到愉快的能力。
当然，有些科学家认为DNA决定遗传性状的证据没有说服力，因而宁愿相信基因是蛋白质分子。克里克对这些怀疑并不担扰。许多人是脾气坏的笨蛋，他们总是押错了赌注。如果没有意识到与报界和科学家的母亲所支持的一般观念相反，相当多的科学家不仅器量小，反应慢，而且简直是愚蠢的，你就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
当时，克里克并不打算马上跳进DNA世界。DNA的重要意义看来并不足以使他离开蛋白质的领域。他在这个领域工作只有两年，而且刚刚开始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况且，在卡文迪什，他的同事们对核酸的兴趣也不很大。即使有最充裕的经费，要建立一个主要用X射线观察DNA结构的新研究小组也需要两到三年时间。
而且，作出这样的决定将会造成一种牵涉到私人财产、使人感到尴尬的局面。那时候，尽管在英国对DNA进行分子研究工作具有各种实际目的，但这项工作全然是威尔金斯的私人财产。威尔金斯当时还是一个学士，在伦敦金氏学院工作。和克里克一样，威尔金斯本来也是一个物理学家，也曾用X射线衍射作为他的主要研究手段。如果克里克在威尔金斯已经工作了多年的领域里插一手，看来是很不妥当的。而且，情况甚至更糟，因为这两个人年龄相近，彼此认识，克里克再婚以前他们经常同桌进餐，一起讨论科学问题。 如果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事情要好办得多。英格兰式的友善——所有显要的人物即使不是沾亲带故似乎也彼此认识——以及英国人的费厄泼赖观念，都不允许克里克染指威尔金斯的课题。在法国，显然并不存在费厄泼赖，就不会发生这类问题。在美国，也不会允许这种局面的发展。你不要希望伯克利的人仅仅因为这个第一流的工作首先在加州哩工学院已经有人开始做了，而会有所忽视。可是，在英国这简直不会被看做是对的。
甚至更糟的是，克里克一直由于威尔金斯对DNA似乎从来也没表现出足够的热情而感到灰心。威尔金斯显得特别喜欢从容不迫过分谨慎地阐述重要的论点。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智慧和常识，很明显，他两者都有。只要看他抓住了DNA比任何人都早，这一点就可以作证。威尔金斯觉得他有一种想法不能告诉克里克。那就是你手里拿着象DNA这样具有爆炸性的东西就不是在小心行事了。而且，要让威尔金斯不想着他的助手罗莎琳德?富兰克林也越来越困难了。
他并非爱上了罗西（我们常称罗莎琳德.富兰克林为罗西）。恰恰相反，几乎从她刚到威尔金斯实验室起他们就闹别扭了。威尔金斯还是一个做X射线衍射工作的新手。他很需要一些业务上的帮助，并且希望罗西作为一个受过训练的结晶学家能够促进他的研究工作。但是，罗西可不是这样想的。她明确表示，她已把DNA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不认为她是威尔金斯的助手。
我猜想，开始时威尔金斯希望罗西能平静下来。然而，仅仅旁观也就可以判断她是不肯轻易屈服的。不以闺秀自居，这是她的秉性。她虽然相貌坚毅，但不是没有诱惑力的。如果她在衣着上那伯有一星点兴趣就足以使人倾倒。但她并不这样做。从来不涂口红与她的黑色直发相映衬。虽然已经31岁了，她的衣着却仍然显示着英国女青年学者的形象。这样就很容易使人觉得她是一个事事不如意的母亲的女儿。这样的母亲过分强调选择职业生涯的重要性，使聪明的女儿不致于嫁给蠢汉。但事情并非如此。她那乐于献身的严肃生活不能这样来解释。她正是一个博学的银行家的女儿，家庭生活非常舒适。
很清楚，罗西要么走，要么服从。当然，由于她倔强的脾气, 走更适合些。如果她走了，威尔金斯要保持在研究DNA问题上占领先地位就会非常困难。不是他看不见她抱怨的某些原因——金氏学院有两间餐后休息室，一间男用，另一间女用。这当然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女休息室依然简陋失修。而钱都化在另一间上，使威尔金斯和他的朋友们在早晨喝咖啡的时候感到心情愉快。这件事虽然象扎入肉里的芒刺一样使威尔金斯感到不愉快，但这事并不由他负责。
很不幸，威尔金斯还找不到任何体面的办法解雇罗西。开始，据说她可以在那里工作几年。而且，也不否认她有一个聪明的头脑。假若她的情绪有所克制，那么就会有助他一臂之力的大好时机。但是仅仅抱有一种想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愿望只不过是碰碰运气而已。因为加州理工学院了不起的化学家鲍林决不会受英国费厄泼赖观念的禁锢。刚过50岁的鲍林早晚要试图夺取所有科学奖中的这顶王冠的。毫无疑问，他对这些项目很感兴趣。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鲍林如果不了解DNA是所有分子中最重要的王牌，他就不配是个最伟大的化学家。而且，有明显的证据说明鲍林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的。威尔金斯曾经收到过鲍林索取结晶DNA的X射线照片复本的一封信。在犹豫了一阵以后，他写了封回信说，在他发表这些照片以前，还得更仔细地看看这些资料。
这一切对威尔金斯说来都是令人心烦的。他躲到生物学领域里却发现生物学正象物理学一样由于其原子能方面的后果，引起了他的反感。现在，鲍林和克里克两人合起来紧紧盯在他后面，常使他夜不成寐。但是，至少鲍林远隔重洋，克里克离他也有两小时的火车路程。真正棘手的还是罗西。象她这样一个女权运动分子，最好还是另找去处。这样的想法看来是不能避免的。
3
威尔金斯首先激励了我关心DNA的X射线工作。这件事发生在那不勒斯。当时在那里举行了一个关于活细胞大分子结构的小型科学会议。那是1951年春天，在我知道有克里克这么一个人以前。其实，自从我在欧洲以博士研究员身份学习生物化学以来，我就更多地关注DNA的工作了。我对DNA的兴趣渊源于想了解基因是什么，在我还是大学高年级学生时就有了这种想法。后来，在印第安纳大学研究院时，我希望不必学习任何化学就能解决基因问题。这种想法部分地是由于我懒惰。因为作为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学生，我的兴趣主要在鸟类，并且设法免修任何看来是中等难度的化学或物理学课程。说实话，印第安纳的生物化学家们倒是鼓励我学习有机化学的，但当我用一只煤气灯直接加热苯以后，从此化学与我就再也无缘了。辞退一个无知的博士，比冒另一次爆炸的危险要安全一些。
这样，直至我去哥本哈根与生物化学家卡尔喀（HermanKalckar）一起做我在得到博士学位后的研究工作之前，我就再也没有学习过化学了。出国留学最初看来可以圆满地解决我对化学的无知。指导我做博士论文的导师是在意大利受教育的微生物学家卢里亚（Salvador Luria）。他有时怂恿我对化学的无知状况。他明确地表示厌恶大部分化学家，尤其是纽约闹市区那些形形色色的竞争者。显然卡尔喀是个例外。卢里亚具有文明的欧洲大陆人的特点，希望我同他在一起能学到做化学研究的必要知识，而不必提防那些唯利是图的有机化学家。 卢里亚那时大部分实验是研究细菌病毒（噬菌体）的增殖。多年以来，在一些很有灵感的遗传学家中间存在着这样的猜测，即病毒就是赤膊基因的一种形式。果真如此，则解释什么是基因以及它如何复制的最好方法乃是研究病毒的性质。这样，鉴于最简单的病毒是噬菌体，在1940—1950年之间涌现出一大批科学家（即噬菌体研究小组），他们希望研究噬菌体最终将会弄清楚基因是怎样控制细胞遗传的。领导这个小组的是卢里亚和他的德国出生的朋友，理论物理学家德尔布吕克（Max Delbruck)。德氏当时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他希望单单用遗传学方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卢里亚却常常考虑是否只有当一个病毒（基因）的化学结构完全搞清楚以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他深深懂得，当你不清楚一种东西是什么的时候，要去描述这件东西的行为是不可能的。那时，卢里亚知道他已不可能重新学习化学了，他觉得最聪明的办法是把我——他的第一个治学严谨的学生送到一个化学家那里去。
究竟把我送到蛋白质化学家那里去，还是核酸化学家那里去，这件事由他决定并不困难。虽然细菌病毒只有一半重量是DNA（另一半是蛋白质），但艾弗里的实验说明DNA似乎是基本的遗传物质。因此，搞清楚DNA的化学结构可能是了解基因如何增殖的重要一步。然而与蛋白质相比，对于DNA的化学知识了解得还寥寥无几，那时仅仅有少数几个化学家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除了知道核酸是由较小的构件——核苷酸——组成的大分子以外，遗传学家对它的化学知识掌握得甚少。而且，做DNA工作的化学家几乎都是有机化学家，他们对遗传学没有兴趣。但是，卡尔喀显然是一个例外。1945年夏天，他曾去纽约冷泉港实验室听德尔布吕克的细菌病毒课。这样，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两人都希望哥本哈根实验室是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化学与遗传学中技术的结合，最终会产生真正的生物学上的好处。’然而他们的计划完全落空了。卡尔喀一点也不能激起我的兴趣。我发觉我在他的实验室里对核酸化学并不感兴趣，正象我在美国时一样。部分原因是由于我看不出他当时研究的那种课题（核苷酸代谢）会怎样直接与遗传学联系起来；另外，卡尔喀虽然很有教养，但使人觉得很难理解。
不管怎样，我还是听得懂卡尔喀的至交马勒（Ole Maale)的英语的。马勒刚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回来。在美国时，他对我做学位论文时研究过的噬菌体很感兴趣。他回来以后，放弃了他先前研究的课题，把全部时间都化在噬菌体上了。当时，他是研究噬菌体的唯一丹麦人。因此，他对于我和斯坦特（一位从德尔布吕克实验室去的噬菌体工作者）来同卡尔喀一起做研究工作感到十分愉快。不久，斯坦特和我都意识到我们两个都喜欢访问马勒的实验室。他的实验室离卡尔喀的实验室有几英里远。有好几个星期，我们两人都积极地同马勒一道做实验。
开头，我偶尔觉得与马勒一起做常规的噬菌体工作有点不大自在，因为我的奖学金明确规定让我跟卡尔喀学生物化学。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我正在违反着这一条。而且，我到哥本哈根不到三个月就要我提出下一年的计划。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并没有计划。唯一的妥善办法是再申请跟卡尔喀一起工作一年的奖学金。如果实说我不愿学习生物化学是不妥的。另外，我也看不出当局有什么理由既然同意我延期而又不允许我改变学习计划。于是，我写信给华盛顿，说我希望留在哥本哈根这个富有激励气氛的环境里。如愿以偿，当局终于批准了延期我的奖学金。还是让卡尔喀另外去培养一个生物化学家比较合适。美国奖学金授予团的许多成员是了解卡尔喀的。
这里还有一个卡尔喀本人的感情问题。也许，他对于我难得在场这一事实甚为介意。的确，他看来对很多事情都是漠不关心的。可能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不在场。幸运的是这种局面并没有变得严重起来。由于一桩完全料想不到的事件，我就觉得问心无愧了。事情是这样的，十月初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去卡尔喀实验室，准备同他进行一次迷人而又难以理解的谈话。但是，这次我倒觉得卡尔喀容易被人了解了。他透露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他的婚姻完了，希望离婚。这件事很快就不是秘密了，实验室中的其他人也都被告知了，几天之内，事情就很清楚了，有一段时间卡尔喀的心思不在科学研究上。这段时间也许与我呆在哥本哈根的时间一样长。因此，他不必教我核酸生物化学，这显然是上帝安排的大好事！我每天可以骑自行车到马勒的实验室去。我觉得对奖学金授予团瞒一下我的工作地点，显然比勉强卡尔喀教我生物化学更好些。
再者，有时我对我当时从事的细菌病毒实验也感到十分满意。在三个月内马勒和我完成了一组实验，证明细菌病毒在细菌体内繁衍成好几百新的病毒颗粒。要发表一篇相当不错的论文，数据是足够了。按照通常的标准衡量，这一年余下来的时间不做工作，我想也不会被人看作是没有成果的了。但从另一方面看，我并没有做出任何工作来说明基因是什么东西或者它们是如何繁殖的。除非我成为一个化学家，否则，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后来，卡尔喀建议我在那年春天到那不勒斯动物实验站去。我欣然接受了。他决定在那里度过四月和五月。到那不勒斯去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哥本哈根没有春天，呆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干是没有道理的。另一方面，那不勒斯的阳光倒可能有助于学习海洋动物胚胎发育生物化学。那里也可能是一个我能安静地阅读遗传学的好地方。如果我对它厌倦了，还可以随便翻翻生物化学教科书。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写信到美国去，要求允许我陪卡尔喀去一趟那不勒斯。华盛顿发回了一封令人愉快的允许信，祝愿我一路顺风。信中还附有一张两百美元的支票作为我的旅费。当我朝着阳光明媚的那不勒斯出发时，这使我多少有点感到自己不大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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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也不是纯粹为了科学而去那不勒斯的。他从伦敦去那里的旅行是他的上司兰德尔（J．T. Randall）教授给的意外恩赐。本来，兰德尔已经准备去参加这次关于大分子的会议，并且发表一篇论文阐述在他新的生物物理实验室里所做的工作。后来，他发觉自己许诺的义务太多了，就决定派威尔金斯代替他去。如果一个人也不去，对金氏学院的实验室来说是很不光彩的。那时，已从国库动用了一笔可观的款项资助他的生物物理学。但是，认为这种资助是劳民伤财的也大有人在。
并没有要求有人为这次在意大利举行的会议准备一个洋洋大观的发言。这种集会只不过是按惯例地请来少数几个听不懂意大利语的来宾以及许多意大利人。来宾中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当英语讲得快的时候，这些意大利人几乎一个也听不懂，每次会议的高潮则是到一些景色秀丽的地方或寺院去的一日游。这样，除了在会上发表一些陈词滥调外，几乎很少举办任何有益的活动。
威尔金斯到达时，我明显地坐立不安，并且急于想回北方去。卡尔喀这次把我引人了歧途。在那不勒斯的头六个星期，我经常感到很冷。重要的是没有集中的取暖设备，所以不管官方规定的温度是多少也无济于事。无论是在动物学实验站或是在一幢十九世纪六层大楼顶上我的那个破烂房间里，都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如果我对海洋动物有一星点兴趣，恐怕我也会做点实验的。因为做实验活动活动总比坐在图书馆里把脚搁在桌子上要暖和一点。有时当卡尔喀严然摆出一副生物化学家的姿态时，我紧张不安地站在一边。有几天我甚至能听得懂他讲的是什么。然而，不管我听得懂或听不懂都是一样的。在他的头脑里，基因从来不占主导地位，甚至连边也不沾。
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大街上溜达，或者阅读早期杂志上有关遗传方面的论文。有时候，我白日做梦似地想着发现基因的奥秘。但是从来也未曾有过一了点象样的想法。因此，在这里一事无成的忧虑心情就越来越重了。尽管我知道我并不是到那不勒斯来工作的，可是这并未使我感到稍微的宽慰。
我抱有一线希望也许可以从生物大分子结构会议上得到好处，这似乎仅仅是一线希望。我虽然对结构分析领域中处支配地位的X射线衍射技术一窍不通，但我还是很乐观地认为口头讨论总比读刊物上的文章要容易理解，这些文章我总是读不进去。我特别有兴趣去听将由兰德尔作的关于核酸方面的报告。那个时候，几乎还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论述核酸分子有三维构型的可能性。因此，这件事对于我在化学方面非正式的钻研是有影响的。既然化学家们对核酸也讲不透彻，我又何苦兴致勃勃地学习那些枯燥乏味的化学知识呢？就是因为当时的情况不能为核酸结构提供任何真正的新启示。关于蛋白质和核酸的三维结构的许多说法都是夸夸之谈。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已经进行了15年之久，但是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论据仍然很无力。一些信心百倍提出来的想法看来都是异想天开的晶体学家们的杰作。他们喜欢处身于自己的想法不会轻易被人否定的领域里。由于包括卡尔喀在内的所有的生物化学家实际上都不能理解X射线工作者的观点，因此并没有什么令人感到不自在的。为了迎合这种胡说八道而学习复杂的数学方法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的老师中没有人曾想到过在我得到博士学位以后，竟会有可能和一个X 射线晶体学者一道工作。
不管怎样，威尔金斯并没有使我失望。他代替兰德尔也好，不是代替者也罢，都是一样的。反正他们两个我都不了解。他的演讲远非空洞无物。同其他人的发言相比，他的演讲是非常突出的。其他发言中有的根本就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毫不相干的。幸亏那些发言是用意大利语讲的，因此，外国客人溢于言表的厌烦情绪并不算失礼。还有几个发言人是当时动物学实验站请来的客人，他们是大陆来的生物学家，他们在发言中只不过简短地提了一下生物大分子而已。对比之下，威尔金斯的DNA的X射线衍射图恰好切中主题。在他的演讲接近尾声时，这张衍射图才放映在屏幕上。当威尔金斯说到这张图比以前几张图显示得更为详细，事实上可以看做是一种结晶DNA的X光照片时，他干巴巴的英语并不能使他表现出足够的热情来。确实，当DNA的结构一旦揭晓。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基因是如何起作用的了。
突然之间，我对化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威尔金斯讲演以前，我很担心，恐怕基因可能是异常不规则的。然而，现在我知道基因是能够结晶的，因此它一定具有一种能用简单方法测定的规则结构。于是我期望着能否与威尔金斯一起做DNA工作。他讲演以后，我就设法去找他。或许，他知道的东西比他的讲演内容更丰富些。一般他讲，如果一个科学家不能绝对肯定他自己是正确的话，那么，他当众演说便会犹豫。可是，我没有机会和他交谈，威尔金斯已经不知去向了。
直到第二天我才有了与威尔金斯认识的机会。这一天，所有与会者到佩斯敦（Paestum）的希腊神庙去游览。在等公共汽车时，我开始和他搭讪并且说明我是多么地对DNA感兴趣。还没等到从威尔金斯那里打听到什么，我们已不得不上车了。于是我只好陪伴着我的姐姐伊丽莎白。她刚从美国来到这里。在神庙里，我们全分散了。我再次找到机会同他说话以前，我意识到我很可能已经交上了好运。威尔金斯已经注意到我姐姐非常漂亮，很快他们就在一起吃午饭了。对此，我感到莫大的高兴。多年以来，我曾闷闷不乐地看着伊丽莎白被一群傻瓜追求着。现在，变换一下她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突然来了。我不必再眼看着她将注定嫁给一个智力低下的傢伙。而且，如果威尔金斯真正爱上了我的姐姐，那么，我也将免不了跟他的DNA的X射线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了。但是，威尔金斯表示抱歉地走开了，并独个儿坐在一旁。这并未使我感到失望。他显然是很懂礼节的，他可能觉得我和伊丽莎白有话要说。
但是，当我们一回到那不勒斯，我想跟他合作的壮丽的白日美梦就化为泡影了。威尔金斯只是漫不经心地点了一下头就迳自离开，回他的旅馆去了。无论我姐姐的美貌或者我对DNA结构的浓厚兴趣都不能使他落人圈套。我们的命运看来不在伦敦。于是，我就动身回哥本哈根，并且避免再多想生物化学的美妙前景。
5
我忘掉了威尔金斯，但没有忘记他的DNA照片。一把有可能解开生命奥秘的钥匙总不可能从我的头脑中忘却的。我还不能解释它，这一点并不使我烦恼。设想自己成名肯定比成为一个从来没有冒险精神的受压抑的学究要好得多。我也曾被鲍林部分地解决了蛋白质结构问题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传闻所鼓舞。我在日内瓦就听说过这个消息。在那里，我呆了几天跟瑞士噬菌体学者韦格尔（Jean Weigle)讨论问题。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了一个冬天以后刚刚回来。韦格尔在离开加州以前曾去参加过鲍林宣布这个消息的讲演会。
鲍林以他惯用的演戏似的方式进行讲演。讲起话来活象是个终身从事戏剧演出的行家。他的模式图被一块帷幕掩盖着，直到他的讲演快要结束时，他才骄傲地展现了他的最新创作。这时鲍林目光炯炯地解释起他那无与伦比的模型——α螺旋的各种特征。这次炫耀的表演，正象他所有的精彩表演一样，吸引了许多青年大学生出席听讲。全世界再没有哪一个人象鲍林那样能抓住听众的心。他那奇妙的头脑与有感染力的露齿微笑结合得无懈可击。他的许多教授同事们怀着混杂的心情观看着他的表演。鲍林在示范讲台上跳上跳下并挥舞着他的手臂，活象一个魔术师要把一只兔子从他的靴子里掏出来那样。这使他的同事们感到相形见绌，如果他略微表示一点谦虚的话，他的观点也许更容易被人接受。由于他表现出的坚定自信心，即使他在胡说八道，那些着了迷的大学生也都被蒙在鼓里。他的许多同事正在袖手旁观，等待着有朝一日他会在关键问题上栽跟头，而落得一个嘴啃泥。
但是，韦格尔那时无法告诉我鲍林的α螺旋是否正确。他不是X射线晶体学者，不能从专业方面对这个模型进行评价。然而，他的一些在结构化学方面训练有素的年轻朋友们却认为α螺旋看来还是挺不错的。因此，他的这些朋友都认为鲍林是对的。果真如此，鲍林就又取得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对于生物学上极为重要的大分子结构，他可能是提出完全正确见解的一位先驱。他或许拥有某种也适用于核酸的新颖手段，而使他在这个领域能遥遥领先。韦格尔对此什么也记不起了。他能告诉我的事情，充其量不过是说有一本关于α螺旋的书不久即将问世。
我回到哥本哈根时、载有鲍林论文的杂志已从美国寄到。我很快地看了一遍，接着又立即重读了一遍。我对其中的大部分论述都觉得摸不着头脑，所以我只能了解他的论点的一个梗概。我当然无法判断它是否讲得有道理。我敢肯定的一点只是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优雅。几天以后，下一期杂志又到了，这一期又刊载了鲍林的文章七篇之多。这些文章写得仍然是令人眼花镣乱，充满着华丽的词句。其中的一篇起首这样写道：“胶原是一种很有趣的蛋白质”。这种写法鼓舞了我。我开始琢磨如果解决了DNA的结构我撰写关于DNA论文时开头的话：“遗传学家对基因很感兴趣”。这样的写法就可以显示我与鲍林的思路不同。
那么，什么地方可以学习分析X射线衍射图呢？我开始为此发愁。到加州理工学院去吧，恐怕不合适。因为鲍林太伟大了，不能浪费他的时间去教一个缺乏数学修养的生物学家。可是，我不愿再次遭到威尔金斯的冷遇，也不想到他那里去。这样一来，就只能去英国剑桥了。我知道剑桥有一个名叫佩鲁兹的人，他对生物大分子尤其是血红蛋白的结构很感兴趣。我于是就给卢里亚写信诉说我新近入迷的爱好，问他能否想法把我安排到剑桥实验室去。出乎意料，这件事竟然完全不成问题。接到我的信后不久，卢里亚就去参加在安.阿尔柏（Ann Arbor)召开的一个小型会议。在那里他遇到了佩鲁兹的合作者——肯德鲁（John Kendrew），当时他正延期在美国旅行。更幸运的是，卢里亚对肯德鲁有很好的印象。肯氏象卡尔喀一样，举止文雅；此外，他也支持工党。而且，当时剑桥实验室缺人，肯德鲁正在物色对象同他一道研究肌红蛋白。于是卢里亚向他保证说，我正好合适，并且立即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
当时正值八月初，刚好在我原来的奖学金就要满期的前一个月。这就意味着给华盛顿写信不能再拖下去了，应该告诉他们我改变学习计划的事。但是，我仍然决定直到剑桥实验室正式允许我去时再写信。等我亲自和佩鲁兹谈过话后再写这封难写的信看来是慎重的，因为事与愿违的情况是常常有的。谈过话以后，我就能更详尽他说明我希望在英国完成的任务。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哥本哈根。于是我又回到了实验室。我当时做的一些实验按照第二等标准看来是有趣的。我留下来更重要的是因为小儿麻痹症国际会议即将在那里召开。很多噬菌体工作者将到哥本哈根参加会议。德尔布吕克当然是其中的一员。因为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关于鲍林最近搞的新玩意儿他会有更多的消息。
然而，德尔布吕克并没有告诉我更多的新东西。他认为，α螺旋即使正确也谈不上有任何生物学意义。看来他对此不屑一谈。甚至我对他说确有一张出色的DNA的X射线照片，他也毫无反应。因为小儿麻痹症国际会议召开的盛况空前，我就顾不上为德氏这样独具一格的坦率而感到沮丧。几百名代表光临后，他们就可享用部分由美国出资供给的大量免费的香槟酒，借以缓和一下国际隔阂，一个星期内每晚都有招待会、宴会以及到海滨的酒巴间去的夜半旅行等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奢侈的生活。在我的心目中，这种生活是和腐朽的欧洲贵族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在我的头脑 中油然地产生了一个重要真理：科学家的生活不仅在智力活动方面是丰富多采的，就是在社交活动方面也可能是趣味盎然的。于是，我就兴致勃勃地动身到英国去了。
6
刚吃完午饭我就到办公室去，当时佩鲁兹正在那里。肯德鲁还在美国，没有人期待我的到达。肯德鲁曾寄回一封短信说明年有一位美国生物学家要来和他一起工作。我告诉佩鲁兹，我对X射线衍射技术一窍不通。他叫我放心，并向我保证说做这类工作并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他和肯德鲁在大学里都学过化学。我应该做的就是读一本X射线晶体学教科书。这样，我就能懂得足够的理论去做X射线照相工作。举个例子说，佩鲁兹对我讲过他要验证鲍林的α螺旋模型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只要化一天时间就能拍到关键性的照片证实鲍林的预见。后来我压根儿就没有理解佩鲁兹：甚至我连晶体学最基本的布喇格定律也一无所知。
随后，我和佩鲁兹出去散步，并且谈到来年可能做的工作。当他知道我是从火车站直接到实验室来的，还没有观光过剑桥的任何学院时，他改变了我们散步的路线，带我穿过学院后院，来到三一学院的大院。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壮观的建筑物。如果我以前曾经有过放弃生物学家安闲生活这种打算的话，如今这种想法全都烟消云散了。这样，当我朝一些阴湿的房屋里偷偷地瞥了一眼知道其中就是大学生宿舍时，我也只不过略显沮丧而已。我从狄更斯的小说中知道我是不会遭受英国人自己都不肯受的那份罪的。后来，当我在基督草坪（Jesus Green）的一座二层楼房中找到一间房间时，我自己认为已是很幸运的了。这里所处的位置实在太好了，离实验室仅有步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佩鲁兹要我见见布喇格爵士。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卡文迪什实验室。佩鲁兹给楼上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到了，布喇格爵士从他的办公室下了楼。他听我谈了几句话后，就和佩鲁兹出去私下嘀咕了一阵。几分钟以后他们又回到实验室，由布喇格正式通知我，说他已经同意我在他指导下进行工作。这次会见是不拆不扣地按英国人的方式进行的。我私下暗暗揣摩着布喇格这尊白胡子偶象，恐怕现在每天总是坐在雅典娜神庙般的伦敦俱乐部里，消磨着他的大部分时间、我从来也想不到我会和这位老古董有所接触，布喇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创立了他的定律。因此，我猜想他必定已处于实际退休的地位而不会关心基因了。我有礼貌地对布喇格爵士接受我在他那里工作表示感谢。接着，我对佩鲁兹说我过三个星期再回来赶上米迦勒节那一学期的开始。于是，我回到哥本哈根去收拾一下我仅有的一点衣物，并告诉卡尔喀我交上好运，能成为一个X射线晶体学者了。
卡尔喀非常合作，他给华盛顿奖学金办公室发了一封信说他热情地赞同我改变学习计划。同时，我也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向他们透露了我当时所做的病毒增殖生化实验不管怎么说都是意义不大的。我深信传统的生物化学不能告诉我基因是如何起作用的，所以我打算放弃学习它。我还说我如今知道X射线晶体学是遗传学的关键，因此请求把我的学习计划改到剑桥去。这样，我就能够在佩鲁兹实验室学习如何从事X射线晶体学方面的研究。
我知道在得到批准以前留在哥本哈根是没有意义的，简直可以说呆在那里浪费时间，是荒唐的。一星期以前马勒已经动身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去了，他将在那里呆一年。我对卡尔喀式的生物化学也丝毫不感兴趣了。按手续程序说，离开哥本哈根当然不是名正言顺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我的要求恐怕也不能拒绝，因为大家都知道卡尔喀那时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华盛顿办公室必然会担心我究竟愿意留在哥本哈根多长时间，我如果直截了当地写信说卡尔喀不在他的实验室恐怕不但有失体统，而且也多此一举。
自然，我根本没有准备会收到一封不同意我到剑桥去的信。我回到剑桥十天后，卡尔喀却转来了一封令人心灰意冷的信，这封信寄到了我在哥本哈根的住处。奖学金授予团认为X射线晶体学实验室对我不合适，因此，不同意我去。由于我不能胜任晶体学工作，这封信要我重新考虑我的学习计划。然而，奖学金授予团乐意赞助我转到斯德哥尔摩的卡斯皮森（CasperSson）细胞生理学实验室去。
引起麻烦的根由是太明显了。奖学金授予团的领导人已不是卡尔喀在生化界的莫逆之交克拉克（Hans Clarke）了。这时，克氏正准备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我的信落到了新主席手里，这位新主席在指导青年人方面积极性很高。我否认生物化学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做得有些过分了，对此他很不耐烦。我写信向卢里亚求救。他和新主席是偶然相识的，这样，如果能把我的决定很好地呈现出来的话，他也可能改变他的决定。
起先，种种迹象说明卢里亚的介入可能会导致恢复理智的变化。卢里亚寄来一封信说，假如我们能表示以前的想法欠妥的话，问题就可以顺利解决。这封信使我振奋。我打算写信给华顿盛说我要去剑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马肯姆（Roy Makham）在那里。马氏是从事植物病毒工作的英国生化学家。他对这消息很不以为然，当时我走进马肯姆的办公室，对他说他可能得到的是一名决不会把实验仪器在他的实验室里弄得叮当作响，而使他烦恼的模范学生。他把这个计划看作是美国人不懂如何举止端庄的典型例子。然而，他答应姑息这一蠢举。
我确有把握认为马肯姆对这件事决不会走漏风声后，就非常谦逊地给华盛顿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同佩鲁兹和马肯姆在一起我能得到一些什么好处。在信的末尾，我开诚布公地申明我已到了剑桥，并且打算一直呆在那里直到华盛顿做出决定为止。我认为申明这一点是诚实的态度。但是，华盛顿奖学金授予团的新主席不予合作，一直等到回信寄到卡尔喀实验室时才算有了点眉目。回信说奖学金授予团正在考虑我的问题，一俟做出决定他们就会通知我的。支票仍在每月月初汇到哥本哈根，可是看来，把支票兑成现钞是不妥当的。
很幸运，他们可能不愿为我来年做DNA工作而解囊只不过引起我的一点烦恼，却无碍大局。、我在哥本哈根的奖学金津贴是三千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富裕的丹麦大学生生活费用的三倍。支付了我姐姐新买的两套巴黎时髦服装的费用以后，我还剩下一千美元。这些钱足够我在剑桥呆一年的。在剑桥居住不到一个月，我的女房东就把我撵出来了。她这样倒是帮了我的忙。我的主要罪状是在晚上九点以后回来没有脱掉鞋子。这时她的丈夫正要睡觉。还有，我偶尔忘掉了在这个时候不能放水冲洗厕所的禁令。甚至更糟的是我在晚上十点以后还要外出，而这时剑桥所有部门都关门了。我出去干什么，很值得怀疑。肯德鲁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这时对我帮助很大，他们把网球场路的一个小房间让给我住，几乎不收租金。这房间潮湿得令人难以相信，仅仅有一个老掉了牙的电热炉。我很乐意接收了下来，虽然在这里容易感染肺结核，但和朋友住在一起比我在这种时候去找别的宿舍住要好得多。于是，我欣然从命地决定住在网球场路，一直到我的经济状况好转为止。
7
从我到实验室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离开剑桥。很快就走才是愚蠢的呢！我发觉和克里克谈得很投机。在佩鲁兹的实验室里居然能找到一位懂得DNA比蛋白质更重要的人，真是三生有幸。因而，我就不必化费很多时间学习蛋白质X射线分析技术了。这对我来说，也是如释重负。在午餐时，我们的交谈很快就集中在基因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在我到达后的几天之内，我们就知道要干些什么：模仿鲍林并且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鲍林在多肽方面的成就自然而然提醒克里克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解决DNA的结构问题。但是，只要他身边没有人认识到DNA乃是万物之本的话。他与金氏学院实验室在人事方面存在的麻烦就会使他不能开始DNA的工作。而且，即使血红蛋白不算最重要的课题，克里克先前在卡文迪什实验室所待的两年肯定不能说是无所作为的，而是有成绩的。当时，在蛋白质方面不断涌现出来的许多问题，很需要有人集中精力去创立学说。但是，现在克里克在实验室老想同我讨论基因问题，他也不想再把有关DNA的问题束之高阁了。要是他一周仅仅化费几个小时考虑DNA，并帮助解决一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也不会有人介意的。即使这样，他也不打算放弃对实验室内其他问题的兴趣。
这样，肯德鲁很快就看出我不愿意帮他解决肌红蛋白的结构问题。由于他不能结晶出大的马肌红蛋白，开头，希望我能有一技之长，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我的实验技术不如实验室那位瑞士化学家熟练。我到剑桥大约两星期后的一天，为了制备新的肌红蛋白，我们到一家屠宰场去取马的心脏。结果我们运气好，把马的心脏立即冷冻起来使其免遭破坏，也从而避免肌红蛋白不能结晶。但是，后来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力图拿到结晶，其结果并不比肯德鲁做的成功。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倒是帮了我的忙。因为如果结晶成功的话，肯德鲁可能就会继续要我做蛋白质X射线衍射工作。
我和克里克每天交谈至少几个小时，这件事并没有遭到非议。终日浮想联翩甚至对克里克来说也是吃不消的。当他的一些公式不得其解的时候，他常常向我问及噬菌体方面的问题。其他时间，克里克就用晶体学武装我的头脑。这些知识通常是需要耐心阅读专业杂志才能获得的。特别重要的是，我们曾认真讨论了鲍林是怎样发现蛋白质α螺旋的。
不久，有人告诉我说鲍林的成功也很平常，并不是复杂的数学推理的结果。在他的文章里间或有公式出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用语言叙述也就足够了。鲍林成功的关键在于他运用了结构化学的简单定律。他发现α螺旋并不是仅仅靠研究X射线衍射图谱。相反地，其主要方法是探讨原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用纸和笔，他的主要工具是一组分子模型。这些模型表面上看来与学龄前儿童的玩具非常相似。
因此，我们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解决DNA的问题！我们只要制作一组分子模型，开始摆弄起来就行了。我们幸运的话，DNA结构也许是一种螺旋型的。任何别的构型都太复杂了。还没有排除答案是简单的这种可能性，就担心问题是很复杂的，那是非常愚蠢的。鲍林从来也没有在杂乱无章的探索中取得任何成果。
与克里克头一次交谈，我们就假定DNA分子含有许多有规律地直线排列的核苷酸。我们这样的推理部分地基于简明性这一点上。虽然附近的托特（Alexander Todd）实验室的有机化学家认为这是核酸的基本排列方式，但那时他们还远没有用化学方法证明所有核苷酸之间的键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DNA分子中的核苷酸不是有规律直线排列的话，我们就不能理解DNA分子怎么能象威尔金斯和罗莎琳德?富兰克林指出的那样堆积在一起而形成结晶聚合体的。因此，假定今后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新见解问世，我们把DNA的糖和磷酸骨架看成是非常有规律的，可能是解释它的分子结构的最好办法。从而找到一种三维螺旋构型，其中所有的基本结构都处于同样的化学环境之中。
我们很快就认识到，解决DNA结构比解决蛋白质的α螺旋更复杂些。在α螺旋中，单一的多肽链（许多氨基酸的集合）通过自身的基团之间的氢键折叠成螺旋型。但是威尔金斯曾对克里克说过，DNA分子的直径比单独一条多核苷链（许多核苷酸的集合）的直径要大些。因此，他认为DNA是一个复杂的螺旋，其中包括几条彼此绕在一起的多核苷酸链。如果真是如此，在开始认真建造模型以前，必须弄清楚多核苷酸链之间究竟是通过氢键，还是通过与负电性磷酸有关的盐键维系在一起的问题。
由于DNA合有四种不同的核苷酸，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在这个意义上，DNA并非一种有规律的分子，而是一种高度无规律的分子。但是，四种核苷酸并不是完全不同的。每种核苷酸都含有相同的糖和磷酸，独特之处在于它们的含氮碱基。这种合氮碱基要么是嘌呤（腺嘌呤和鸟嘌呤），要么是嘧啶（胞嘧啶和胸腺嘧啶）。而且，由于核苷酸之间的联结仅与糖和磷酸有关，因此我们的假设——相同的化学键联结所有核苷酸，不受任何影响。于是，在建造分子模型中，我们假定糖和磷酸骨架是很有规律的，而其中的碱基顺序则是很不规则的。很明显，如果碱基顺序总是一样的话，那么，所有的DNA分子就都相同，也就不存在基因的多样性了。
在没有借助X光衍射资料的条件下，鲍林解决了α螺旋结构。但他还是知道那些X光衍射资料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有X光衍射资料作依据，各种各样可能的多肽链的三维构型很快就被淘汰掉了。现在，我们借助精确的X光衍射资料，将能更快地解决更加微妙的DNA结构。仅仅浏览一下DNA的X光衍射图片，就能避免许多错误的出发点。幸运的是，在文献中已经报道了一种不怎么好的DNA图片。这是英国结晶学家奥斯特伯（w.T.Astbury）在5年前拍摄的。我们拿来派上了用场。后来，要是能得到威尔金斯更加漂亮的图片，我们可能会节省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但图片是威尔金斯的，这实在使人伤透了脑筋，但也无可奈何。
要搞到这张照片，除了和他商量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可想。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克里克竟毫不费力他说服威尔金斯于一个周末到剑桥来，用不着勉强、威尔金斯就接受了DNA结构是螺旋型的观点，因为一则螺旋型结构当时不仅是一种明朗化了的猜测，再则，威尔金斯在剑桥一次夏季讨论会上已经使用了“螺旋”这个名词。在我第一次到达那里的六周以前，他曾经把那张DNA的X光衍射图谱拿出夹展示过。那张图谱显然在子午线上缺少任何反射迹象。他的同事，理论家斯托克斯（AleX Stokes）告诉他，这个现象是与螺旋结构相符合的。根据这个观点，威尔金斯猜想有三条多核苷酸链形成DNA的螺旋结构。
我们相信利用鲍林建造模型的手段, 甚至在没有更多的X光衍射结果之前，会很快解决DNA的结构问题。但是在这一点上，威尔金斯同我们的看法不一致。我们平时闲谈总要涉及罗西?富兰克林，因为来自她那里的麻烦与日俱增。她坚持认为，就是威尔金斯本人也不应该再拍更多DNA的X光照片了。威尔金斯想方设法同罗西妥协，结果做了蚀本生意。他把用在初始工作上的所有好的结晶DNA都交给了罗西，井同意将自己的实验仅限于其他的DNA。后来他才发现这种DNA不能结晶。
后来事态竟然发展到罗西甚至不愿把她最新工作成果告诉威尔金斯。威尔金斯了解事情真相最早可能是在三个星期之后的11月中旬，那时罗西已准备好开一个关于她过去六个月工作总结的讨论会。威尔金斯讲欢迎我参加罗西的讨论会，我听了当然很高兴。我第一次得到了学习X射线晶体学的鼓励，并希望罗西不要讲得使我听不懂。
8
出乎意料，还不到一周，克里克对DNA的兴趣突然一落千丈。因为他决定指责无视（不尊重）他的学术观点的一位同事。这位受指责者不是别人，正是布喇格教授。这件事发生在我到那里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一个星期六上午，佩鲁兹把前一天布喇格爵士和他本人关于阐述血红蛋白分子形状的一份手稿交给了克里克。克里克很快地看过内容后，就大发雷霆，因为他发现有些论述所依据的理论性观点大约在九个月之前他就提出来了。更糟的是，克里克记得他曾兴高采烈地把这些观点告诉过实验室里所有的人。然而，他所做出的成绩至今得不到承认。他立即跑到佩鲁兹和肯德鲁那里，告诉他们这种横蛮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随后又急冲冲地到了布喇格办公室，要求如果不向他道歉，至少也要向他作出解释。但事不凑巧，布喇格那时在家里，克里克只得等到第二天上午再谈这件事。遗憾得很，这样一耽搁就不能有把握地弄清事实真相了。
布喇格爵士断然否认他了解克里克以前的想法。有人传说布喇格偷偷地用了别的科学家的观点，这件事使他受到莫大的侮辱。而克里克认为不能相信布喇格愚蠢到如此地步，以致忽视了他常常提起的观点，克里克这样想的，对布喇格也是这样说的。他同布喇格再交谈下去已不可能了，于是不到十分钟他就离开了布喇格的办公室。
布喇格认为这次见面似乎是同克里克关系中使人难以容忍的最后一招。几个星期以前，布喇格来到实验室，由于他前一天晚上有过一个好的想法而显得非常激动。后来他和佩鲁兹共同写论文时把这个想法写了进去。他把此事告诉佩鲁兹和肯德鲁时，恰好克里克也在那里。克里克非但没有立刻接受这种解释，反而申明要离开，并检验一下布喇格究竟是对还是错。布喇格听了火冒三丈。他的血压升高起来，生气地回家去了。他把这些喜欢肇事的孩子们所干的蠢事告诉了他的妻子。
最近发生的争论对克里克来说简直是种灾难。他回到实验室后，觉得处境相当不自在。布喇格在打发克里克离开他的办公室时，生气地告诉他，他的博士课程完成以后，布喇格还要慎重考虑克里克能否继续留在他的实验室工作。克里克显然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他不久也许必须另找一个新的工作岗位。那天的午饭我们是在克里克常去的伊尔酒馆（Eagle）吃的。大家心情很不愉快，闷闷不乐地吃完了那餐午饭。
克里克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深知自己精明能干，还有些与众不同的观点，但并没有显著的学术成就，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他出身于一个有钱的中产阶级家庭，曾在米尔山学校就读，后来在伦敦大学学院里学习物理。战争爆发时，他已开始攻读学位的工作。同所有其他的英国科学家一样，他参加了战争，并加入了英国海军科学组织。在那里他精神抖擞地工作着。虽然许多人对他滔滔不绝的议论感到不满，但一则为了赢得战争，再则他在生产精巧的磁性水雷方面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人们就不去计较他的唠叨。但战争一结束，他的同事们觉得再没有理由将他永久留下来。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深信自己在科学事业方面将无用武之地。他对物理学已经心灰意冷，于是决定搞生物学。在生理学家希尔（A.V.Hill）的帮助下,他得到了一笔为数不多的奖学金，于1947年秋来到的剑桥大学。开始，在斯坦基威斯（Strangways）实验室做了些微不足道的纯生物学工作。两年以后，他到了卡文迪什实验室同佩鲁兹和肯德鲁一起工作。在这里, 他再次激励自己要为获得博士学位而努力奋斗。他被凯厄斯学院录取为研究生，导师是佩鲁兹。在某种意义上讲，念博士学位，对于敢想敢干不满足于论文中单调工作的人来讲是一个负担。但是另一方面，他决定当研究生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后来在他与布喇格闹翻的关键时刻，因为他还没有获得学位，就很难把他解雇。
关系闹僵后，佩鲁兹和肯德鲁急忙跑来援救，并向布喇格说情。肯德鲁证明克里克先前曾写过关于争论中问题的短文。布喇格承认两人各自独立地产生了相同的想法。布喇格渐渐地冷静下来，于是克里克要离开的事就悄悄地被搁置下来了。但是，布喇格仍然认为以后不必留下克里克。有一天，他心情不爽，说克里克使他伤透脑筋，怀疑是否有必要继续留下他。布喇格觉得克里克35年来虚度年华，一直毫无休止地夸夸其谈，并没有做过任何有价值的工作。
9
一个从事理论工作的新机会使克里克又重新振作了起来。就在与布喇格闹翻的几天后，晶体学家范特（V.vand）给佩鲁兹写了一封信，其中涉及螺旋分子的X光衍射理论。由于鲍林成功地解决了蛋白质α螺旋，当时实验室的兴趣都集中在螺旋上面了。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去验证这些模型，从而进一步证实α螺旋细节的正确性。范特希望他的理论能起到这种作用。
克里克很快发现了范特理论中的严重错误，对于发现正确的理论他跃跃欲试。于是他跑到楼上同矮小的、斯文的苏格兰人，卡文迪什实验室晶体学讲师考基兰（Bill Cochran）交谈起来。当时在剑桥大学搞X光衍射的人中考基兰是一个最聪明精干的小伙子。虽然他没有参加生物大分子方面的工作，但总是为克里克不断探索理论而提出自己敏锐的看法。当考基兰告诉克里克某个观点不够完善或它会导致一无所得时，克里克通常相信他是好心，而不怀有职业上的妒忌心理。而这一次，考基兰相信克里克是对的，因考基兰自己也独立地发现了范特论文中的错误，并且开始思考着正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几个月来，佩鲁兹和布喇格一直催促他建立螺旋理论，但他并没有付诸行动。现在，克里克发觉了范特的错误，所以考基兰也开始认真考虑起如何把他自己的理论用公式表示出来。
在上午的其余时间里，克里克沉默寡言，沉浸于数学公式里。在伊尔小酒店吃午饭时，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因此不能到实验室去，只得回家。他坐在煤气炉前无事可做，觉得无聊，于是又埋头搞起他的公式来了。不一会儿，他找到了答案，感到无比高兴。但是他停止了工作，因为他和妻子奥迪尔?克里克（Odile crick）应邀要到剑桥一家较好的酒商马修斯（Matthews)那里去品酒。连日来，他一直兴致勃勃，认为自己被邀品酒，表明受到了剑桥上层人士的器重，使他忘记了那些道貌岸然的学者对他的不鉴赏。
他和奥迪尔住在“碧斋”，一个面积不大、房租便宜的套间。这幢房屋已有几百年历史了。从这幢房子过桥街就是圣?约翰（st．Joh)学院。这个套间只能算两个房间，一间起居室，另一间卧室。厨房间很小，洗澡盆在里面显得特大，最惹人注目。房子虽小，但由于奥迪尔的精心布置，看起来使人有一种心情愉快的感觉。住在这里，我第一次体验到英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生气。可是，就在离此几百米远的地方，座落在基督草坪上的那幢维多利亚式的房间里，在我居住其中的最初的日子里，这种生活的气氛是一点也没有的、那时克里克与奥迪尔结婚已经三年了。克里克的第一次婚姻日子不长，有过一个男孩，叫米切尔，由克里克的母亲和姑妈照应。在奥迪尔来到剑桥之前，他曾过了几年单身生活。奥迪尔比他小五岁。她的到来，使克里克更加厌恶中产阶级那种以划船和打网球来寻欢作乐的墨守成规生活，这种生活尤其不适合喜欢健谈的人。克里克既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宗教。他认为宗教是前辈人的过错，没有理由相传下去。但是，他们是否真的不问政治我有点怀疑。或许是战争原因吧，他们希望忘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不幸。无论如何，早餐时，他们从来不看《泰晤士报》，而看《时髦杂志》《Vogue），这是他们订阅的唯一杂志，也是克里克能长篇大论地谈论它的内容。
那时，我常到“碧斋”吃晚饭。克里克总是口若悬河。我也乐于利用这样的机会逃避倒胃口的英国式饭菜。这种饭菜使我经常担心我会不会得胃溃疡。奥迪尔的法国母亲教导她的女儿要全然藐视大多数英国人在吃和住方面不讲究的态度。因此，克里克根本不必羡慕：“高桌吃饭”的那些学究。不可否认这些学究的“高桌饭菜”比他们的妻子做得要好得多。他们的妻子只会做些肉食、煮土豆、欠色蔬菜和一些糕点之类乏味混合物。与此相反，克里克家却有美味的晚餐，特别是在酒余饭后，话题转到剑桥那些“宝贝”们身上时，气氛更加轻松愉快。
谈到年轻女人时，克里克更是兴致勃勃，没完没了。这些女人们的姿色和某方面的特点都是谈论和取笑的题材。年轻时，他对女人不大在乎，现在才发现女人会给生活带来某些乐趣。奥迪尔对这些并不介意，反倒觉得这样大概会把这个北艾姆敦（Northatnpton）出身的人从枯燥乏味中解放出来。对于奥迪尔踏人的、也是他们时常应邀参与的这个颇有点附庸风雅的社交世界，他们长时间地进行议论。我们的谈话海阔天空，无话不谈。他同样也喜欢谈自己偶尔犯的错误。有一次，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他扮演红胡子的年轻肖伯纳走了进去。他在舞会上一出现，就发觉这样做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因为当他走近年轻的女人时，没有一个人喜欢他那潮湿的乱蓬蓬的胡子。
但在那次品酒宴会上却没有年轻的女人出席。这使他们感到失望。他们的酒伴都是学院负责人，这些人热衷于谈论那些繁忙的行政事务。他们对于这些事情感到厌烦，于是就及早退席。回去后，克里克却意想不到地感到清醒，又埋头于探索他的公式。
第二天早晨，他来到实验室并告诉佩鲁兹和肯德鲁他获得了成功。几分钟后，考基兰走进他的办公室，克里克对考基兰又说了一遍。还没等克里克讲完，考基兰就说他也认为克里克会获得成功的。他们马上就开始各自的演算，发现考基兰用的演算推导比克里克的简练。可是，值得高兴的是他们得到了相同的答案。他们就用佩鲁兹的X 光衍射图来核对α螺旋，得到了非常好的一致性，以致必须承认鲍林的模型和他们自己的理论都是对的。
几天之内，经过润色的一份手稿已经拟好并且以快件寄往《自然》杂志。同时将一份副本送给鲍林鉴赏。对克里克来说，这次成功是一桩无可置疑的胜利。没有女人参加能取得这样的胜利，真算是一件幸事。
10
到11月中旬，我已 学习了足够的结晶学知识。罗西滔滔不绝地讲演有关DNA问题时，我已听得懂她讲的大部分内容。尤其重要的是，我知道了注意力应放在什么地方。六个星期以来，克里克的议论使我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罗西的新x 光图片能否支持DNA螺旋结构。真正有关实验细节是一些可能为建造分子模型提供线索的实验。罗西的讲演只听几分钟就知道她已下决心走一条不同的路子了。
在一所无装饰的陈旧的大教室里，罗西以一种快速、局促不安的神态为我们约十五位听众讲演。她的讲话没有半点热情和轻松愉快的字眼。可是，我并不认为她的讲演艰涩乏味。我忽然想到，如果罗西摘下她的眼镜, 并在发式上梳妆打扮一下，她看上去不知道是怎样一副样子。然而，我的兴趣主要还是她对结晶DNA的X 射线衍射图谱的描写。
几年来,严格的、枯燥的X 射线晶体学训练在罗西身上留下了烙印。她在剑桥大学接受严格的教育，并不是为了使她变得呆若木鸡而不能应用她学到的知识。她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要建立DNA结构的唯一办法是使用纯晶体学手段。由于对于建造模型不感兴趣，因此，她从来没有提到过鲍林在α螺旋上所取得的成就。她认为用铁皮玩具似的模型来解决生物大分子结构的办法，显而易见是不妥当的。罗西当然知道鲍林的成功，但找不出充分的理由在DNA结构上去如法炮制。由于鲍林过去的成就，他有资格用和别人不同的方式进行研究。只有他这样的才华才能象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玩耍一样地工作，并且照样获得正确的答案。
罗西认为自己的报告还只是初步的，报告本身还不能说明DNA的任何实质性问题。只有进一步积累丰富的资料，使结晶学分析达到更加完善的程度，才能正确解决DNA的结构问题。罗西在这方面的悲观情绪也感染了实验室曾听过她报告的一小部分人员。报告会上，没有人提出用分子模型解决DNA结构问题。威尔金斯本人也仅仅问了几个技术性的问题。从听众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什么话要补充。要讲的话以前讲过了，再讲也不太好，于是讨论很快就结束了。也许是他们慑于罗西的尖刻驳斥，所以不愿讲些不切实际的乐观的话，甚至也不愿提及分子模型的问题．当一个女人阻止你对没有学过的学科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时，你就象站在雾色茫茫的冬夜，感到难受不堪。这样的遭遇使人回忆起中小学时那些令人不快的往事。
威尔金斯同罗西进行了一阵局促不安的简短的谈话后（这样的谈话我以后还常听到），就和我一道去斯特兰德（Strand)。我们穿过马路到了苏号（Soho）的蔡氏饭馆．威尔金斯出人意外地高兴。他慢条斯理、详细地告诉我，自从罗西到金氏学院后，虽然在晶体学分析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她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成绩。罗西的X 光图片比他的稍微清晰一些，然而她讲不出更多的道理来。而威尔金斯却已经讲过很多。诚然，她做了一些较细致的工作，如测定了DNA样品的含水量。然而，威尔金斯怀疑她是否真的象她自己讲的那样测定了DNA的含水量。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由于我在场，威尔金斯似乎也振作起来了。我们在那不勒斯见面时的那种冷谈情景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作为一个噬菌体工作者，我确信他做的事情是极其重要的。他从他的物理学伙伴那里却得不到任何有益的鼓励。就是那些认为他决定搞生物学是走对了路子的人，他也不敢相信他们。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懂生物学。所以，对于象威尔金斯这样一个对战后竞争中的物理学持不同见解的人来说，最好把他们的话看作是客套甚至恭维。
威尔金斯确实得到了某些生化学家积极和必要的帮助。否则，他永远不可能搞这项工作。有些生化学家慷慨大方地为他提供非常纯的DNA样品。这种无私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学 习晶体学，如果不掌握生物化学家魔术似的技术，那真是糟透了。另一方面，大多数人的能力以及干劲都远远不如曾同他一道在制造炸弹工程那里工作的同事。他们有时好象不懂DNA的重要性。
即使如此，他们比大多数的生物学家的知识面要广得多。如果指的不是所有的地方，至少在英国，大多数的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都是一批糊涂虫。甚至某些名流教授，也不是扎扎实实地做纯粹的科学研究。有些人简直在浪费精力．他们要么无关紧要地争论生命的起源，要么争论怎样知道一个科学事实是真正正确的。更糟的是，没有学过一点遗传学的人竟能在大学里获得生物学学位．这决不是说遗传学家本身就是知识的化身。你也许觉得这些人对基因问题谈论得很多，因此，他们大概会急于了解基因究竟是什么东西吧！但事实上，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认真地考虑过基因是由DNA组成的这个事实。他们甚至认为，基因不应该是化学领域的问题．他们大多数人以为，活在世上就是要让他们的学生去钻研染色体行为中那些难以解释的细节。要不然，他们就在无线电广播中用委婉动听的词句，讲一些关于遗传学家在科学界风云变幻之秋应起的作用。而这些都是使人摸不着头脑的玄学。
当威尔金斯知道噬菌体小组也在认真研究DNA时，他指望以后局面会有所改变。他不必在每次学术讨论时，费力地解释他的实验室为什么老在DNA问题上打圈子．威尔金斯确实想调动他实验室人员的积极性，但当我们突然提到罗西时，这种可能性犹如肥皂泡似地破灭了。在蔡氏饭店，我们吃过晚饭后，付了钱就走了出来，消失在夜幕之中。
11
第二天上午，我在派丁敦（Paddington）车站遇见了克里克。我们准备去牛津度周未。克里克想找英国最杰出的晶体学家霍奇金（Dorothy Hodgkin）谈谈。而我为第一次能有机会看看牛津而感到高兴。克里克站在车厢门口，显得得意洋洋．这次访问给他一个机会，可以把他和考基兰成功地建立了螺旋衍射理论告诉霍奇金。他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如此高明，以致非得亲自告诉霍奇金不可。霍氏是一位聪明过人的科学家。她听了后马上能理解这个理论的巨大威力。然而，世界上象霍氏这样的人毕竟是寥寥无几的。
我们刚进车厢，克里克就开始问我有关罗西讲演的问题。我的回答常常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显然，他对我那种只靠记忆从不记笔记的习惯感到不满。我觉得，如果我对一个课题感兴趣的话，常常会回忆起我所需要的东西。但这一次，因为我不太懂晶体学的行话，对他讲的答非所问。尤其遗憾的是我回答不出罗西测量的DNA样品中水的精确含量，我对克里克讲的很可能是完全错的。
派我去听罗西的报告正好比“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如果克里克亲自去听的话，就不会有这种糊里糊涂的事了。对外界事物过分敏感常会使人忐忑不安。有迹象表明克里克一听到罗西的实验结果，就想利用她的实验资料搞点什么名堂。这使威尔金斯感到心烦意乱。在某种意义上讲，威尔金斯和克里克同时了解到罗西的实验资料，是很不应该的。“近水楼台先得月”, 威尔金斯应该首先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 他一点不认为摆弄分子模型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再者我们前天晚上的谈话也没有涉及这种方法。当然，有些东西威尔金斯可能对我们保密，但看来不象，因为他不是这种人。
克里克唯一马上能做的事就是抓住含水量的问题。这是一个容易想到的问题。这时候，某些东西突然触发了他的灵感，他开始在阅读着的手稿背后潦潦草草地写了起来。当时，我不明白他的用意，仍然继续看起《泰晤士报》来消磨时间。没过几分钟，他就对我说，只要推导出几个公式就能将考基兰- 克里克理论和罗西的实验结果一致起来。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随后，他匆匆地画了很多图表，告诉我这个问题是多么的简单.虽然我不懂数学，但还是能抓住问题的中心。首先必须搞清DNA分子中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从表面上看，X 光衍射数据和二、三或者四条多核苷酸链都相符合。但关键问题是DNA链围绕中心轴旋转的角度和半径的大小。
一个半钟头的火车旅程结束了。克里克觉得我们应很快地找到答案。要想有把握地找到正确的答案，或许得化一个星期的时间不断摆弄分子模型。到那时，全世界都会知道真正能洞察生物大分子结构的并不仅仅是鲍林一个人。在蛋白质a螺旋问题上，鲍林巧夺天工使剑桥小组感到处境尴尬。大约在鲍林成功的一年前，布喇格、肯德鲁和佩鲁兹三人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多肽构象的振振有词的论文。但这篇文章没有抓住关键。这件事大大地伤了布喇格的自尊心，至今他还在为这次的惨败而烦恼。25年来棋逢对手，他断断续续地同鲍林有过数次交锋，而每一次鲍林都胜他一着。
就连克里克也为这桩事感到羞辱。当布喇格正热衷于研究多肽链的拆叠方式时，克里克已经来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了。而且，他曾经私下参加过一次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中大家完全错误地估计了肽键的形状。克里克本来应该利用这次良机强调一下实验观察的意义，但他只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废话。这倒不是他平时不愿批评别人。在其他一些场合，克里克曾经非常坦率地指出，佩鲁兹和布喇格对他们的血红蛋白工作成绩讲得过分了。这个开诚布公的批评当然为布喇格最近严厉地训斥克里克埋下了祸根。布喇格认为克里克干的尽是些拆台的事。但是，现在不是追究过去错误的时候。
我们兴致勃勃地讨论了DNA结构的几种可能类型，一直谈到中午时分。不管我们和谁在一起讨论问题，克里克都能很快提纲携领地总结出几小时前所取得的进展，使听众了解到我们提出的以糖和磷酸骨架为中心的模型的最新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个非常规则的结构来很好地解释威尔金斯和罗西的调光衍射图谱。说真的，这样我们就需要解决外向碱基的不规则顺序问题。这个难题实际上并不存在，只要正确地解决了碱基内向排列，它会迎刃而解的。
究竟是什么东西中和了DNA骨架中磷酸基团的负电荷，这仍然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克里克和我都不大懂无机离子是如何空间排列的。我们不得不承认鲍林是离子结构化学的世界权威，这当然是令人不愉快的。如果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楚无机离子和磷酸基团的微妙排列，显然我们处于劣势。近中午时分，我们急切地要找到鲍林的一本著作《化学键性质>>。当 时我们正在高街（Hight Street）附近吃午饭，没顾上喝咖啡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几家书店。最后在布列克威尔（Blackwell）书店找到这本书。我们急急忙忙地看了有关章节，找到了有关无机离子大小的确切数据。遗憾的是这些都不能解决DNA的结构问题。
我们到了牛津大学博物馆霍奇金实验室以后，才松了口气。克里克匆匆他讲了他的螺旋理论，只用了几分钟讲我们在DNA方面取得的进展。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谈霍氏最近的胰岛素工作。夜幕降临以后，我们觉得好象没有必要再占用她的时间。于是，我们就告辞霍氏赶到麦克德林（Magdalen）去，约好在那里与米奇森（Avrion Mitchison）和奥格尔（Leslie Orge1）一起品茶。他们当时都是牛津大学成员。克里克边吃点心边闲谈，而我却在那里静静地沉思着，如果有朝一日我能象麦克德林学者一样生活那该多好啊！克里克的至交克赖赛（GeOrge Kreisel）约我们到高街的一家饭店吃晚饭。吃饭时，我们喝着葡萄酒，话题又回到DNA工作方面将要取得的胜利。克赖赛姗姗来迟，他是位逻辑学家。他那不修边幅、言不及义的风度与我想象中的英国哲学家根本不同。克里克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一会儿，克里克爽朗的笑声和克赖赛的奥地利口音交织在一起，充满了整个饭厅。有一段时间主要是克赖赛发表高见。他认为在被政治分割的欧洲两部分之间进行经济交往是一种财政扼杀。米奇森这时也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随便地扯了一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俏皮话。但是这些话不合克赖赛的胃口。米奇森和我只好歉意地起身告辞，沿着中古时代的大街向我的寄宿处走去。酒后我有点醉意，心情感到很愉快。路上我就嘮唠叨叨他讲起一旦有了DNA，我们要于些什么事等等。
12
星期日早上，我们同肯德鲁以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一起吃早饭时，我把有关DNA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伊丽莎白听了喜形于色，认为成功已经在望了。而肯德鲁对此则冷静得多。克里克显得非常兴奋，而我除了满腔热忱以外，也讲不出什么更具体的内容。克里克后来就全神贯注地看起《泰晤士报》上关于新上任的保守党政府的报道来了。不久肯德鲁回他的房间去了。我和伊丽莎白留下来细心琢磨着我的这种意想不到的运气。我没呆多久就走了。我想尽快回到实验室再仔细研究一下分子模型，看看我们能否更快地从几种可能的答案中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答案来。
我和克里克都知道卡文迪什实验室的模型并不是十分满意的。这些模型是肯德鲁一年半前为了研究多肽链的三维空间结构而建造的。所以，它不可能准确地表示DNA中独特的原子基团。那时，我们手头上既没有表示磷原子的模型，也没有嘌呤和嘧啶碱基的模型。佩鲁兹来不及订购新材料，我们必须立即动手改装。做一个崭新的DNA分子模型可能需要一个星期，而问题的答案在一两天内就可能找到。因此，一到实验室，我就马上开始在我们的碳原子模型上加一些铜丝，把它改成大的磷原子。
要制作一些表示无机离子的模型显得十分困难。它们与其他成分不一样，不遵守形成化学键的简单键角规律。看来，在正确地制作分子模型之前，必须先了解DNA的正确结构。但愿克里克能够找到一种绝妙的方法，而且希望他一进实验室就脱口而出告诉我们。可是，自上次我和克里克分手后，至今已有十八个小时了。现在还不见他来，我想他不会在家里沉浸于星期日的报刊中吧！后来，克里克来到实验室，他并没有找到答案。星期日那天晚饭后，他在家再次感到进退维谷，苦思不得其解。于是，他就把这个难题搁置一旁，拿起了一本描写剑桥学者私生活的小说随便翻翻。这本书有几章写得还算不错。但在那些写得较差的章节中，是否严重歪曲了这些人的生活，也很难说。
早晨喝咖啡时，克里克充满了信心，认为手头已有足够的实验数据可以得到成功的结果。我们可以根据几方面的实验资料来建造分子模型，以期达到殊途同归的结果。或许问题的焦点在于能否用最好的办法把多核苷酸链折叠起来。在克里克思考X光衍射图谱意义的时候，我就把各种原子模型搭配成几条多核苷酸链。每条都有几个核苷酸长。虽然自然界中DNA链是很长的，但不必把模型搭得太长。我们只要保证搭出来的模型呈螺旋状就可以了。只要固定少数几个核苷酸的位置，自然就能知道其他核苷酸在模型中的位置了。
繁琐的模型搭配工作一直进行到下午一点。接着，我和克里克以及化学家古特弗罗因德到伊尔酒馆一起吃午饭。那些天，肯德鲁常回家，而佩鲁兹也总是骑自行车回去。肯德鲁的学生赫克斯利偶尔也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近来，克里克吃饭时总要连珠炮似地提问题，使赫克斯利很难堪。我来剑桥之前，赫克斯利曾打算研究肌肉是怎样收缩的。这个问题竟然也吸引了克里克。二十多年来，肌肉生理学家已经积累了不少资料，但并未理出一个清晰的眉目来。克里克觉得现在该在这个方面搞点名堂出来了。赫克斯利已经搜集了许多未经消化的材料，克里克就不必再调查有关的实验数据了。每次午饭后，他们就对收集到的资料提出理论解释，而这种理论不过只能坚持一两天光景。赫氏对克里克说，他搞到的那个实验数据现在看来不大可靠了，于是就推翻了原来提出的理论。赫克斯利的X光照相机这时已经安装完备，他希望用它很快就能得到实验证据，来解决那些有争议的论点。如果他要想发现的现象克里克都能正确地预见到，那么他觉得实验做起来就没有味道了。
一天，当我们走进伊尔饭店时，克里克没有象以前那样粗声粗气地向那位波斯经济学家埃西格（Ephraim Eshag）打招呼。赫克斯利也用不着担心克里克会向他提出什么新问题。克里克的表情使人觉得似乎发生了什么严重的情况。但实际上，因为午饭后就要开始建造模型，在干之前很需要认真考虑并制订一项具体的计划，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工作。我们一边吃着果丹皮夹心糕点，一边思索着模型中的多核苷酸链究竟应该是一条呢，还是两条，三条甚至是四条。我们很快就放弃了只有一条螺旋的想法，因为这与我们手头的资料不相符合。至于多核苷酸链之间由什么力量维系着的问题，最好的设想是盐键。在这种盐键里，两价正离子如Mg++可以维系两个或更多的磷酸基团。然而，并没有资料说明罗西的DNA样品中有什么两价离子。这就是说我们的盐键设想是授人把柄，容易被人击破的。但是，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推翻我们的这个观点。有人也许还会问我们究竟是哪一种金属离子？提这类问题的可能不仅仅是金氏学院一个研究小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幸运的是，镁或钙离子嵌进糖和磷酸骨架之中，就能很快得到一种非常精致的结构。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
建造模型初期；我们并不是一帆凤顺的。这项工作虽然只涉及到十五个原子模型，但用一些蹩脚夹子很难把它们固定在彼此保持正确距离的位置上。更糟糕的是，几种很重要的原子的键角至今还没有测量过。这是很伤脑筋的。鲍林解决蛋白质α螺旋的诀窍就是紧紧地抓住了肽键都在一个平面上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我们感到不满的是，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说明DNA中核苷酸之间的磷酸二酯键却呈现不同的形状。至少从化学知识的水平上看，磷酸二醋键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喝过茶以后，我们设计出磷酸二酯键的一种形状。于是我们又重新振奋起来。我们把三条多核苷酸链以一定方式彼此缠绕在一起，做出了一个沿螺旋轴每隔28埃绕一周的螺旋模型。这似乎与威尔金斯和罗西的X光衍射图谱相符合。克里克从实验台边跑到那天刚做好的模型旁，细心地看并认真地琢磨着，对于下午能做出的成绩有点沾沾自喜。他觉得有那么几个原子似乎摆得挤了点，看上去不太舒服，但无论如何这件小玩艺儿才刚刚开始嘛！再化几个小时的功夫，一个象样的模型总该可以拿出来炫耀一下了吧！在“碧斋”吃晚饭的时候，大家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之中。奥迪尔虽然不能完全听懂我们在谈些什么，但她还是为克里克在一个月之内将要取得第二次胜利而感到乐滋滋的。这件事如能天随人愿，他们很快就会富裕起来的，买一辆汽车当然不成问题了。可是，克里克认为，他即使用简单的语言也不可能教奥迪尔懂得一点科学知识。奥迪尔有一次对克里克说，重力只存在于离地球约三公里以内的空间里，此后，他们之间讨论科学的兴趣就再也没有了。她不仅不懂得科学，对她这样一位小时候做修女长大的人来说，就是想在她头脑中装进一点科学常识的任何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她所追求的只不过是钱，而且越多越好。
于是，我们的话题转而集中在一位学艺术的女大学生身上。她就要嫁给奥迪尔的朋友韦尔（Harmut Weil）了。这使克里克多少有点扫兴，他的小圈子里因此会失去一位最漂亮的姑娘。再说，韦尔的某些事情也确实令人费解。他长期受德国大学传统的影响，动辄诉诸于决斗。可他居然也能使不少剑桥姑娘在他的照相机镜头前故作媚态，这当然也是他不可多得的长处。
一天早上，我们正要喝咖啡，克里克闯了进来，打断了我们关于女人的谈话。我们便开始摆弄起原子模型来，为了把那个三条多核苷酸链的模型搞得好上加好，我们稍微调整了一下几个原子的位置。下一步，就要用罗西的定量分析方法对它加以验证了。总的说来，这个模型和X射线反射图象肯定不会有多大出入，因为我们对所用的基本螺旋参数都进行过选择，使其和那次学术会议上介绍的情况相吻合。这我已告诉了克里克。要是对头的话，这个模型还能准确地预计各种X射线反射图象的相对密度。
我们立即给威尔金斯打了个电话。克里克向他解释了如何运用衍射理论快速地检验DNA模型；并告诉他，我们俩刚刚获得一项成果。这很可能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答案，希望他最好能亲自来看看。可是，威尔金斯只说有可能本星期来，却没说他动身的确切日期。电话刚放下，肯德鲁来了，他想了解一下威尔金斯对这个新发现的反应如何。克里克觉得一时很难说清楚。看上去威尔金斯对我们的工作情况无动于衷。
那天下午，我们正在继续摆弄模型，威尔金斯从金氏学院打来一个电话，说他第二天上午将乘十点十分的火车从伦敦赶来。他并非单独一个人来，他的同事西兹也一起来。他还告诉我们，罗西和她的学生戈斯林（R.G.Gosling）也将同车到达。看起来，他们对我们的工作突破还是很感兴趣的。
13
威尔金斯从车站搭公共汽车来我们实验室那是习以为常的事。这次他却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因为这笔开销可以由四个人来分担。况且，在汽车站同罗西一起等公共汽车也实在不是滋味。这样会使原来令人不快的气氛变得更僵。威尔金斯过去对她好心好意讲的话全是白费唇舌。即使现在他们可能面临失败而大丢面子，罗西对他仍然是不理不睬。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戈斯林身上了。他们到了剑桥后，威尔金斯往实验室里探探头，打了个招呼，示意他们四个是一起来的。碰到这种尴尬的场面，威尔金斯总喜欢先闲聊几分钟，而罗西却不是这样。她去剑桥不是为了摇唇鼓舌的，而是急于想知道事情的究竟。
佩鲁兹和肯德鲁并不想打扰克里克。因为这天正是他表现自己的日子。他们进来跟威尔金斯寒暄以后，就借口工作忙便匆匆忙忙地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在这一行人抵达之前，我和克里克决定分两步介绍我们的工作进展情况。首先由克里克扼要地阐述一下螺旋理论的优越性，然后我们俩一起介绍这个DNA模型的制作过程。尔后，大家去伊尔酒馆吃午饭。空出下午的时间，可以讨论一下解决DNA结构的最后阶段的工作。
演示活动的第一步是按计划进行的。克里克把螺旋理论大吹大擂了一通，并在几分钟内就说明了用贝塞函数获得漂亮答案的方法。然而来访者中却没有人愿意分享他的快乐。威尔金斯不但不想用这种微妙的理论来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想强调他的同事斯托克斯的某些计算结果会比这种理论更加高明。斯托克斯不喜欢炫耀自己；他的课题是在夜晚乘火车回家的路上解决的。次日早晨，他把他的结果写在一张纸条上了。
罗西并没有反对首先讨论新创的螺旋理论。但是，当克里克喋喋不休他讲个没完时，她就显得厌烦起来了。其实，这套说教大可不必，因为她根本就不认为有丝毫的证据可以说明DNA结构是呈螺旋状的。结果如何，还有待于X射线工作的证实。现在讨论这个模型，只能增加她的不满。罗西认为克里克讲演的内容根本不值得他如此哇哩哇啦。当他谈到在这个由三条多核苷酸链组成的模型中，磷酸基团之间是由Mg++离子联结时，罗西竟显得那样咄咄逼人。她对这种说法根本不感兴趣，并直截了当地指出，Mg++离子由水分子外壳紧密地包围着，因而它不可能是一个紧凑结构的主要成分。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她的反对并非仅仅出于她的倔强个性。这时，我也发觉我记错了罗西所测的DNA样品的含水量。正确的DNA模型至少应该比我们模型中的水多十倍。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错了，多余的水说不定流进螺旋边缘的空隙中去了。但我们这个理论毕竟还显得软弱无力，这一点也是无法否认的。如果说DNA含有更多的水这一论点站得住脚，那么就可能制作出许多不同式样的DNA模型。
吃午饭时，克里克还是那样侃侃而谈，但已不再象一位殖民地征服者在那些无缘瞻仰文人丰采的不幸儿童面前讲演一样地趾高气扬了。“彩球”抛给了我们。这是人人皆知的。要想解决那天提出的一些难题，最好的办法是对下一轮实验达成协议。首先，要搞清楚DNA结构是否决定于那些用来中和负电性磷酸基的金属离子，只需要花几星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到了那时，有关Mg++离子重要性的种种疑虑，就会烟消云散了。只有完成了这项工作，才能着手下阶段的模型制作。假如工作一帆风顺的话，我们很可能在圣诞节之前搞出点名堂来。
午饭后，我们穿过国王学院，从后院又到三一（Trinity）学院的庭院内散步。他们还是不改变自己的观点。罗西和戈斯林尤为固执。他们决不因为这次五十英里的长途跋涉的剑桥之行，而改变他们既定的研究计划。与他们相反，威尔金斯和西兹似乎还通情达理，这是否仅仅出于他们要和罗西唱对台戏的缘故，还很难说。
我们回到实验室，大家仍各持己见。克里克并未马上认输，他还在唠叨着制作模型的某些细节。可是，当发觉只有我一个人和他搭讪时，他马上就泄气了。此时此刻，我们俩真是心灰意懒，对模型也不愿意再看上一眼了，觉得它已黯淡失色，那些改制的粗糙磷原子不见得会有什么用处。威尔金斯要赶三点四十分的火车回伦敦去，我们就和他们匆匆告别了。
14
罗西成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布喇格那里。无数事实表明，克里克如果能少说多做，工作进展会更快一点。对此，布喇格并不想多发表意见。不出所料，这消息还在广为流传。看来，现在该是威尔金斯的上司和布喇格谈谈的时候了。他们应当讨论一下，让克里克和我这个美国人再象金氏学院那个研究小组一样，耗费重金来研究DNA结构是否合适。
布喇格爵士对于克里克这样一再节外生枝，已经司空见惯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克里克还会惹事生非。他在实验室如果还是那样地干下去，又会白白地浪费掉五年的时间，连撰写博士论文所需的资料也收集不起来。要布喇格在他任期的剩余岁月里继续容忍克里克蛮干下去，看来是很困难的。甚至对于任何神经正常的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这种要求的。另外，布喇格教授长期生活在他父亲的显赫声望之下，多数人都错误地认为布喇格定律主要是他父亲的卓越贡献，而他本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正是他享有科学界崇高荣誉的时候，却不得不为一个不得志的天才人物的某些疯癫古怪行为负责。
佩鲁兹也听说了要我和克里克放弃DNA结构的研究。布喇格征求佩鲁兹和肯德鲁的意见时，并没有了解到我们工作中的独到之处。因此他感到问心无愧，认为这样做并不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在鲍林获得成功之后，一般都认为再继续搞螺旋结构，除了说明头脑简单以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意思了。不管怎么说，让金氏学院的研究小组首先制作出螺旋模型是对的。这样，克里克就能专心致志于他的博士论文工作，认真研究血红蛋白结晶在不同浓度盐溶液里的收缩情况。再扎扎实实地干上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他或许能搞清楚血红蛋白分子的形状。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可以打发克里克另就高位了。
那时候，我们也不想向布喇格求情。为了不使佩鲁兹和肯德鲁在中间为难，我们决定采取克制态度，没有公开对布喇格的决定表示疑义。否则，大吵大闹起来就会显得布喇格教授对DNA这三个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是一无所知的。在他看来，DNA结构的重要性还不及金属结构的百分之一。他曾怀着极大的兴趣制作他的肥皂泡般的模型来研究金属结构。在放映描绘那些肥皂泡相互撞击的电影时，布喇格那股子高兴劲头，真是无法形容。
我们忍气吞声并不是怕和布喇格伤了和气，而是我们以糖和磷酸为核心的模型陷入了困境。我们不管从哪个角度观看它，总觉得有点不是味道！一天，我们参观金氏学院回来，又认真地琢磨了那个命运不济的三条核苷酸链模型和其他一些有关的模型。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些模型是错误的，但给人一种印象，把糖和磷酸骨架放在模型中央未免使原子堆集得太紧了，这是不符合化学规律的。在这种模型中摆正一个原子的位置，就会使离它较远的原子拥挤不堪。
要想取得成功，一切还得从头开始。很遗憾，我们觉得如果轻率地和金氏学院的那几位搅在一起，就会使我们新的实验结果的来源枯竭。我们也不想被人邀请去参加有关的学术讨论会。那怕稍微问一问威尔金斯，有人也会怀疑我们又要搞DNA了。尤其糟糕的是，我们洗手不干的工作，金氏学院的那几位是不会就此罢休的。据我们所知，他们至今还没有制作过任何三维分子模型。为了加快研究进程，我们愿意把剑桥的原子模型给他们使用，但他们仍然是半推半就，但威尔金斯曾经说过，几周之内要找人把模型搭起来的。于是，我们决定以后有人到伦敦去，就顺便把这些玩艺儿带到他们实验室去。
由于出现这样的僵局，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任何人要想在圣诞节前解决DNA的结构问题看来都是渺茫的。克里克重操蛋白质旧业仅仅是为了应付布喇格要他完成的博士论文，并非他自己心甘情愿。沉默了几天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起蛋白质α螺旋的超螺旋结构来了。后来只有在吃午饭时，我才能听到他谈上几句DNA的结构问题。好在肯德鲁认为DNA工作虽然中断了，但仍然应该经常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他从根本上就不打算再让我对肌红蛋白发生兴趣了。在那些阴冷的日子里，我想尽量多学点理论化学方面的知识，或者翻阅各种杂志，希望能找到点被人遗忘了的有关DNA结构的资料。
那时，我经常阅读的一本书是克里克买的《化学键性质》。克里克为了查找重要键长等某些资料，常常翻阅它。这本书放在肯德鲁给我做实验用的一张台面的角落里。我总希望在鲍林的这本名著中找到一些奥妙之处。于是，克里克又买了一本送给我，这预示着吉祥之兆。他在这本书的扉页上题字“赠给沃森——克里克，51年圣诞节”。以后证明，基督教的这个传统还确是有点灵验的。
15
圣诞节期间，我没有一直呆在剑桥。米奇森邀请我到金泰尔（Kintyre）海岬的卡罗德尔（Carrodale）他父母家中去度假。米奇森的母亲诺米（Naomi）是一位著名作家。她的兄弟 就是英国最有才华的、性格怪僻的生物学家霍尔丹（J.B.C. Haldane）。米奇森的父亲迪克（Dick）是一位工党议员。非常幸运，在节日期间，他们那间宽敞的客厅里总是高朋满座。我在欧斯敦（Euston）车站见到米奇森和她妹妹瓦尔（Va1）时，把我们在DNA工作中遇到的拦路虎和对来年能否拿到奖学金的担心全忘得一干二净了。在开往哥拉斯哥的火车上，我们通宵都没有找到空着的座位。十个小时的旅途中，我们只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听瓦尔议论美国人那种呆板的、举止粗鲁的生活习惯。而年年都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美国人涌向牛津大学。
我在哥拉斯哥见到了我的姐姐伊丽莎白。她是从哥本哈根乘飞机来普雷斯提克（Prestwick）的。两个星期前，她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有一个丹麦人正在追求她。我顿时意识到情况不妙，大难临头了。因为那个丹麦人是位成功的演员。我马上要求米奇森能否让伊丽莎白跟我们一道去卡罗德尔，他表示同意。这就使我如释重负。我姐姐如能在卡罗德尔那样古怪的村舍里住上两个星期，她就不会愿意在丹麦安家落户了。
我们乘坐的是开往坎贝尔敦（CampbeIltown）的公共汽车。迪克开小汽车在去卡罗德尔岔道上等候着我们。接到我们以后，他开车越过二十英里的山路，把我们带到一个苏格兰小渔村。这里就是他们老俩口住了20年的地方。庭院里有一条石子铺成的小路，通向餐厅和那间有几座壁橱的贮枪室。我们沿着小路走进餐厅时，宴会正在进行，餐厅里面充斥着激烈的高谈阔论。在座的有米奇森的弟弟，动物学家莫道奇（Murdoch）。他总喜欢引导大家谈细胞是如何分裂的。但是，谈论较多的还是政治问题和某些美国狂人挑起的冷战局面。这些狂人们最好还是回到美国中西部城市的律师事务所去。
第二天早晨，天气很冷。我想要不挨冻，最好是缩在被窝里不起床。这样办不到的话，除非下着倾盆大雨，就可到外边散散步。下午，迪克总要找人同他一起去打野鸽子。我也曾去试过一次，鸽子都飞走了，我才放枪。我就蹲在客厅地板上紧挨着火炉取暖。另外，到图书室打打乒乓球也能暖暖身子。图书室的墙上挂着刘易斯（Wyndham Lewis）画的诺米和她的孩子们严肃的画象。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渐渐领悟到这个思想左倾的家庭竟会由于客人们出席晚宴的衣着打扮而烦恼。在我看来，这是接近暮年的人的反常行为。我的头发式样已逐渐失去美国人的模样，因此，我并不觉得自己的仪表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而引人注目。可是，我到剑桥的第一天，佩鲁兹把我介绍给奥迪尔时，她对我的外表甚为惊讶。后来，她对克里克说，一个美国秃顶佬到实验室来工作了。在我换成剑桥装束以前，要避免这种尴尬场面，最好是留长发。虽然，我姐姐看到我那模样会感到不舒服，但我明白，要想改变她那种对于英国知识分子看法中的一些肤浅的观念，决非一朝一夕之事。卡罗德尔倒是一个使我改头换面的理想地方。没有多久，我脸上就长满了胡须。虽说我并不喜欢我那红的胡子，但用冷水刮掉它也确有点不好受。瓦尔和莫道奇对我的胡须挖苦了一个星期，不用说，我姐姐对我也不满意。于是，我干脆把脸刮得光光的，才去出席晚宴。诺米对我的容貌称赞了一番。这时，我才知道我这样做对了。
晚上，时常有些不得不参加的智力游戏。这些游戏活动可以丰富词汇。每当我照本宣科地读我的淡而无味的作品时，总想躲到椅子后面藏起来，以便避开米氏家族妇女们殷勤的凝视目光。好在宾客众多，轮到我的机会很少。我在巧克力糖木箱旁找了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心想这样别人就不会注意到我的节目没有通过了。最愉快的是在楼上黑暗角落里一连几个小时玩一种叫做“杀羊羔”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最残忍的“屠夫”要算米奇森的妹妹洛伊斯（Lois)了。她在卡拉奇教了一年书刚刚回来。她还是个伪善的印度素食主义的坚决倡导者。
几乎从我呆在卡罗德尔的头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对诺米和迪克的左倾思想结下了难解之缘。但是，终日美酒佳肴足足补得上那里习惯于把大门朝东敞开着而迎来的凛冽寒风的袭击。新年过后三天，我就要离开那里。这是莫道奇给我约定的日期。他已经为我在伦敦实验生物学协会会议上安排了一个讲演。但是，在我即将离开那里的前两天却下了一场大雪。一些光秃秃的荒山被大雪覆盖得宛似南极山脉。我们沿着通往坎贝尔敦的积雪封闭的公路，走了一个下午。这给我们一次极好的机会，我们一边观赏雪景，米奇森一边谈着他的免疫体移植实验的博士论文；而我在想着等我离开时这条路也许不能通车了。真是天不作美，我们一行只好在塔伯特（Tarbert)搭上克莱德号轮船，第二天早上就到伦敦了。
回到剑桥后，我满以为会有关于我的奖学金问题的美国来信。结果连一封官方信件都没有。自从11月份卢里亚写信叫我不要担心此事以来，至今音讯皆无，这似乎有点凶多吉少。显然，他们尚未做出决定，我应该作最坏的打算。拿不到这笔奖学金，充其量也不过使我有点不开心罢了。肯德鲁和佩鲁兹对我说过，如果我经济上真的发生了困难，可以向英国政府申请一小笔款子以解燃眉之急。直到一月下旬，华盛顿寄来了一封信，我心中的悬念才就此了结。我的奖学金取消了。信中引述奖学金条例说，只有在指定的学术机构工作才能享受奖学金待遇，由于我违反该项条款，因此，他们也就爱莫能助了。
这封信的第二段又说要给我另外一笔奖学金。可是，这笔奖学金后来没有按惯例发十二个月，而在五月中旬就停止了。实际上只发了八个月。这并不是因为我长期犹豫不决对我的刁难，而是没有听从奖学金授予团要我去斯德哥尔摩的劝告对我的处罚。这样，我少拿了一千美元。九月份新学年开始以前，显然已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方面的资助了。于是，我就接受了这笔奖学金。两千美元可不能轻易放掉。
事隔不到一周，从华盛顿又来了一封信，是由同一个人签发的。这次他不是以奖学金授予团头头的名义，他现在的头衔是国家研究委员会主席。信中说他安排了一次会议，要我作关于病毒生长的学术报告，会议定于六月中旬在威廉斯敦（Williamstown）举行。就是说开会的日期在我的第二笔奖学金刚刚期满一个月。当然我根本不想在六月或九月离开剑桥，唯一的问题是找个借口。起初我想以没有料到的经济拮据为理由，继而又想，我不能让他以为，他曾对我的事业产生过影响。于是我找了另外一个借口把信发了出去，告诉他剑桥的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因此，我不打算在六月份去美国了。
16
这时，我决定暂时转向对花叶病毒（TMV）的研究。TMV內含右一种叫做核酸的重要成分，因此，拿它作幌子我可以对DNA继续研究下去。当然这种核酸不是DNA，而是另一种核酸即核糖核酸（RNA）。由于威尔金斯不能宣称对RNA的研究只他一家别无分店，DNA和RNA之间的差别就成了对我们有利的因素。一方面，倘若我们能搞清RNA的结构，也可以为解决DNA结构提供重要的线索。另一方面，当时认为TMV的分子量为四千万，乍看起来，它要比分子量小得多的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分子更加不可思议。肯德鲁和佩鲁兹多年来一直在从事这两种蛋白的研究，那时尚未获得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结果。
另外，贝纳尔和范库肯（I．FankuChen）曾用X射线观察过TMV。这似乎有些耸人听闻，标新立异。既然鄙人不象贝纳尔那样非凡的头脑，也就不敢奢想那样掌握晶体学理论。战争开始后不久，他们在《普通生理学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大部分我都看不懂。把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这样的杂志上，看来有点奇怪。这大概是由于贝纳尔已专心致志于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之故吧！范库肯返回美国后，决定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他们的研究资料。这家杂志是对病毒感兴趣的人喜欢阅读的。战后，范库肯对病毒就不感兴趣了。虽然贝纳尔有时还对蛋白质X射线晶体学略加研究，但他更关心的是加强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
他们的许多说法尽管缺乏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但仍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TMV由大量相同的亚基构成。这些亚基是如何排列的，他们却一点也不知道。再说要他们在1939年就弄明白蛋白质和RNA是由完全不同的成分构成的，这样的要求未免为时过早。但现在，蛋百质有大量亚基这一点是很容易为人们接受的。RNA却恰恰相反。当RNA被分解成很多亚基时，会产生大量多核苷酸链。但这些链太小，以致于不能携带遗传信息。克里克和我都认为，这种信息肯定贮存于病毒整个RNA之中。TMV结构的最佳设想乃是一个位于中心的RNA，以及包围它的大量较小的蛋白质亚基。
事实上，对TMV蛋白质的组分早已有人进行过生化研究。1944年德国人施拉姆（Gerhard schramm）首次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他报道在弱碱中TMV颗粒分解成游离的RNA和大量蛋白质分子。这些蛋白质分子即使不完全相同，也极其相似。除了德国，几乎没有人相信施拉姆的报道是正确的。这种偏见是战争造成的。他们觉得，德国法西斯竟会在战争一败涂地的最后几年，允许按照施拉姆的想法进行这样广泛的实验，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不难想象这项工作直接受到纳粹的支持，而且该实验得到了错误分析的结果。绝大多数生物学家都不愿化费时间去反驳施拉姆。可是，后来我阅读贝纳尔的文章时，突然对施拉姆的实验感兴趣起来。要是他把数据解释错了，为什么他偏偏凑巧得到了正确的答案。
可以想象，再有几张X射线照片就能搞清TMV蛋白质亚基的排列方式。要是这些亚基以螺旋状堆积，则更能说明问题。我兴奋得把贝纳尔和范库肯的文章从哲学图书馆偷偷带到了实验室，好让克里克看看这些TMV的X射线照片。当他看到图中有代表螺旋的空白时，他立即动手，迅速画了TMV的几个可能的螺旋状结构。从此，我知道自己不能再怀疑有关螺旋的理论了。我无须掌握数学，克里克有空会来教我的。可在他外出时，我则束手无策。幸运的是，只要略懂数学就可以明白这张TMV的X射线照片显示的正是一个每23埃绕螺旋轴一圈的螺旋。其规律是如此简单，克里克竟想用《赏鸟者之傅立叶变换公式》为题撰写一篇有关的文章。
这一次克里克并没有真正大干起来，在后来数天里，他又认为TMV螺旋的证据不够有力。在我找到蛋白亚基呈螺旋状排列的原因之前，自然我也心灰意懒了。晚饭后在百无聊赖之际，我阅读了法拉第学会关于“金属结构”的讨论文章。该文阐述了理论家弗兰克（F.C.Frank)关于晶体形成的有独创性的见解。可是，我几次精确的计算都得到了矛盾的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晶体能按所论述的速率形成。弗兰克后来发现，如果晶体不象我们设想的那样有规则，而是包含了一些错位的话，那么这种矛盾的现象就不复存在。这些错位使得微小间隙不断出现，新的分子则被安置在这些微小间隙之中。
几天以后，我在乘公共汽车去牛津的路上，头脑里酿成一种想法：每个TMV颗粒应视为一个微小晶体，如同其它晶体一样，由于具有微小间隙而逐渐生长。产生微小间隙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使亚基呈螺旋形排列。这是最重要的条件。道理很简单，这个看法肯定是对的。周未在牛津看到的各种螺旋楼梯更使我坚信其他的生物结构也应具有螺旋形对称。一个多星期以来，我仔细观察了肌肉和胶原纤维的电子显微镜图，想从其中寻找螺旋的蛛丝马迹。然而克里克的态度却始终是不冷不热，处之泰然。在缺乏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我知道要说服他是徒劳无益的。
这时，赫克斯利帮了我的忙，他教我使用X射线照像机拍摄TMV照片。显示螺旋的方法就是将TMV的样品倾斜，使其与X射线光束保持几个不同的角度。范库肯没有这样做，因为在战前螺旋还不为人们所重视。为此，我到马肯姆处看看是否他手头有多余的TMV。那时马肯姆在莫尔蒂诺（Molteno）研究所工作。这地方与剑桥不同，实验室里暖气很足。这是为了照顾那位“奎克教授””兼所长基林（Davidkeilin）的，因为他患着气喘病。我总是乐于找个借口，在这华氏70度的房间里呆一会儿。在这里马肯姆随时都有可能嘲弄我，说我如果是喝英国啤酒长大的话，就不会象现在这么狼狈了。这次他却一反常态,很爽快地给了我一些病毒样品。想到克里克和我竟然会做起TMV实验来，我们都不禁哑然失笑。
不出所料，我拍的第一张X射线照片，比当时发表的照片模糊得多。即使这张不太象样的照片也化了我一个多月时间。想拍摄几张能够显示出螺旋的照片，则更是难上加难了。由于在工作中遇到了这个难题，所以，拉夫顿（GeoffreyRoughton）在亚当斯路（Adams Road)他父母家里举办的化装舞会，就成了二月间唯一使我感到痛快的事。说来奇怪，尽管有很多趣闻，如拉夫顿认识许多漂亮姑娘，而且据说他还带着一只耳环写诗，克里克还是不愿意去参加这个舞会。但是，奥迪尔不想失去这次机会。于是，我租了一套王政复辟时期的士兵服装和她一同去了。当我们挤进半痴半醉的跳舞人群时，我们觉得这次晚会相当成功，因为约有一半在剑桥的外国女学生都在那儿。
一星期后，又举办了一个“热带晚会”。奥迪尔很想去。一则因为她参加了筹备，再则这个舞会是由黑人发起的。克里克再次表示反对，不过这次做法上较明智些罢了。参加的人不多，舞场一半空着。我在那里痛饮了一阵，但对在众目睽睽之下跳舞并不怎么欣赏。我脑子里想的是鲍林将在五月份来伦敦参加由皇家学会组织的一个有关蛋白质结构的会议。谁也说不上他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最担心的是他会要求参观金氏学院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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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鲍林在艾德威尔德（Idlewild）机场时突然被吊销了护照，而不得不取消对伦敦的访问。国务院不想让鲍林这样喜欢惹事生非的人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散布关于昔日银行家们的政治丑闻。这些人主张制止信奉无神论的赤色分子四处泛滥。弄得不好，鲍林可能在伦敦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大谈其和平共处的论调。即使不让麦卡锡参议员再有机会指责政府用发给护照的办法袒护激进分子，从而使美国生活方式受到影响，国务卿艾奇逊的地位也已经发发可危了。他们当然不愿再自找麻烦，于是，不同意他出国旅行。
当这件丑闻传到皇家学会时，克里克和我已在伦敦了。这消息太使人难以相信了，倒不如我们猜想鲍林在去纽约的飞机上生了病更好些。只有俄国人才会阻止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出席丝毫不带政治色彩的会议。因为第一流的俄国科学家可能想叛逃到富裕的西方去，而鲍林却根本不会考虑叛逃的事，因为他和他全家对加州理工学院是完全满意的。
如果他真的想自愿离开，加州理工学院管理委员会的某些人将会感到高兴。每当他们拿起报纸看到世界和平会议发起者名单中有鲍林的名字时，就会勃然大怒。他们总希望设法使加州南部地区摆脱这种有害诱惑力的影响。鲍林对这种来自加州暴发户不可言状的愤怒是很清楚的，这些人的外交常识主要是受《洛杉矾时报》的影响。
在牛津刚参加过普通微生物学会举办的“病毒增殖性质”会议的我们几个人，对那次会议的混乱状况并不感到惊奇。原定主要演说者之一是卢里亚。可是在按计划飞抵伦敦前两周，他得知他将得不到护照。国务院同往常一样，是不会为这种不光彩的做法作出解释的。
卢里亚的缺席给我增加了一项工作——介绍美国噬菌体工作者近来的实验。可并不需要我临阵磨枪拼凑一篇讲话。因为在会议前几天，赫尔希（AI Hershey）从冷泉港（coldSpring Harbor）给我发来一封长信，概述了他们近来完成的实验。他和蔡斯（Martha Chase）通过这些实验，证实了噬菌体感染细菌的基本特征是病毒DNA进入寄主细菌体。尤其重要的是几乎没有什么蛋白质进入细菌体。他们的实验因而再次强有力地证明，DNA是基本的遗传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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