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一思想的光辉下来看苏格拉底，我们便觉得，他是第一个不仅凭这种科学直觉之指导而生，而且尤有甚者，为之而死的人；所以临死的苏格拉底的形象，一个借知识与理论超脱死亡恐怖的人物，乃是科学门前的一个标识，它提醒每个人科学的使命，也就是说，科学使生存显得有意义因而是合理的。因此，当然，如果理论有所不递，那就毕竟还须使用神话。我刚才甚至指出：这是必然的结果，是科学的终极目的。
你一旦看清楚：在科学的神秘论者苏格拉底之后，哲学的派别相继而兴，一浪接一浪，于是一种料想不到广泛的求知欲普及于全知识界，仿佛求知是一切得天独厚的人们的特殊任务，这就把科学引入汪洋大海之中，从此它一去不返。由于求知欲的普及，一个共同的思想之网第一次笼罩着整个世界，而且大有穷究整个太阳系的规律之展望；——如果你看清楚这一切，以及现代科学的高得惊人的金字塔，你就不禁要设想，在苏格拉底身上见到所谓世界历史的转捩点和漩涡。因为，试想那种普遍倾向所使用的无数力量之总和并不是为知识服务，而是为实践的，也就是说，为个人与民族的利己目的服务。大概，在遍地兵燹和不断移民当中，乐生的本能已经大为削弱，以致自杀成风，个人或许还有劫后残存的责任感，正象非支（Fiji）群岛的蛮族认为子杀其父，友杀其友是一种责任。于是，一种实践的悲观主义可能产生一种残忍的道德观，认为大屠杀是出于怜悯；——况且，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处不论从前和今日都有的，凡是在任何形式的艺术，尤其是宗教艺术和科学艺术还未出现，以治疗或预防这种败德窳风的地方，莫不有之。
针对这种实践的悲观主义而言，苏格拉底是理论上的乐观主义者的原型；他自谓相信万物的本质皆可以洞悉，认为知识与认识具有万应灵丹的能力，而错误本身就是一种邪恶。在苏格拉底式的人们看来，深入万物的秘奥，辨别真知灼见与假象错觉，乃是最高尚的，甚至唯一真正的人类天职。所以，自苏格拉底时代以来，建立概念、判断、结论等等手段，就被重视为在一切才能之上的最高尚的事业和最值得赞美的天赋。甚至最崇高的道德行为，恻忍之心，自我牺牲，英雄主义，乃至极难达到的"心如止水"，即梦神式希腊人所谓"涵养"的境界；——在苏格拉底以及直至今日赞同他见解的后继者看来，这一切都导源于知识的辩证法，从而是可以传授的。凡是体验过苏格拉底认识论的快感，而觉得这种求知快感不断扩大其范围，势将包万象的人，总会从此感到；最强烈的鼓励乐生的刺激，莫如对一切知识"竭泽而渔，不容漏网"的占有欲。对于有此种抱负的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就俨然是一种崭新的"希腊的乐观"和生存的幸福之导师，这种幸福竭力表现于行为上，尤其是表现为对贵族青年所施的"思想助产"①和人格陶冶上，其目的在于促使天才终于诞生。
①苏格拉底以助产术比喻用辩证问答使人明确地认识心中漠然存在的思想和概念，这谓之思想助产。
然而，科学受了强烈的幻想鼓舞，一往无前地奔赴它的极限，于是蕴藏在它理论本质中的乐观主义在那里碰碎了。因为，科学领域的圆周有无数的点，至今尚丝毫不能想象这领域能否彻底测量；所以才德兼备的人，未到人生之中途，便接触到这圆周的边缘，由此看入渺茫的所在。一旦慄然见到理论到了科学的极限便蟠虬乱转，终于咬住自己的尾巴，于是，一种新的认识，悲剧的认识，突起浮上心来，那就需要艺术的保护和救济才能忍受得住。
古希腊人使我们眼界开朗而清新，现在让我们看看周围世界的最高境界。我们目睹苏格拉底所代表的永无厌足的乐观的求知欲，突变为悲剧的听天由命和艺术的自我陶醉；但是这种求知欲在较低的阶段上当然是与艺术为敌，尤其是对酒神悲剧艺术势必深恶痛绝，苏格拉底主义与埃斯库罗斯悲剧的对抗可以为例。
现在，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去扣现在与未来之门：这种"突变"是否将导致天才的不断新生，尤其是使学习音乐的苏格拉底能够成功吗？这笼罩万象的艺术罗网，无论名之为宗教或名之为科学，是否将越织越密，抑或命定被自命为"现代"的蛮风和狂澜撕成碎片呢？我们忧心忡忡，但并不绝望，且稍待片刻，冷眼旁观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与变革吧，然而，这场斗争的魅力是如此之大，即使旁观者也要挺身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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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
第十六章
在上述的历史例证中，我们努力阐明这点：悲剧决然是随着音乐精神之灭亡而灭亡的，所以它也决然只能凭借音乐精神而复活。为了缓和这耸人听闻的危言，另一方面为了指出这种认识的来历，我们现在必须扩大视野，面对着现代的类似的现象；我们必须走入那场斗争的中心。我刚才说过，贪得无厌的乐观的求知欲与悲剧艺术的自我陶醉之间的斗争，是在现代世界的最高境界里进行的。我将放下其它反对倾向不谈，因为它们一贯反对艺术，尤其是反对悲剧，现在又凭借其必胜的信心猖狂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戏剧艺苑中只有趣剧和舞剧之流稍为茂盛，然而一花独放，尚且未必人人欣赏它的色香。我将只谈对悲剧世界观最有威信的抗议，我是指滥觞于始祖苏格拉底的那种最主要的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然后，我将随着即列举那些势力，在我看来，它们足以保证悲剧的再生，甚或对德国的天才提供前程似锦的希望！
在投入斗争中之前，让我们以已经占有的知识武装起来。有人辛辛苦苦推断艺术起源于单独一个原理，仿佛一切艺术作品同出于一个不可缺少的生命根源；我却不然，我始终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两位希腊艺术神灵，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我看出他们是其内在本质和最高目的皆不相同的两个艺术境界之生动活泼的代表。我把梦神阿波罗看作"个性原则"所化身的天才，只有依赖这原则才能真正获得假象的救济，但是在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神秘的欢呼之下这种个性化的魔力就破灭了，于是那条通向"万有之母"，通向万物核心的道路便敞开。这种巨大的对立，象一道洪沟分隔梦神的造型艺术与酒神的音乐艺术，在现代伟大思想家中只有叔本华一人看得如此清楚，所以他无须这两个希腊神灵象征的指导，也能看出在各种艺术中唯独音乐具有特殊的性质和古远的根源，因为音乐不象其他艺术，它不是现象的复制，而是意志本身的直接写照，所以它对宇宙间一切自然物而言是超自物的，对一切现象而言是物自体（意志及表象之世界）。关于这一最重要的美学见解，（严格的说，真正的美学是从它开始的），理查·瓦格纳曾予以保证，肯定它是永恒真理。他在"贝多芬论"中曾断言：音乐的评价，必须依照不同于一切造型艺术原理的审美原理，一般地说，不应该根据美这范畴来评论；虽则今日有一种错误的美学，依据一种腐化堕落的艺术，习惯了那只适用于造型艺术的审美概念，要求音乐产生与造型艺术相同的效果，换句话说，要求音乐能唤起对美的形式的快感。根据这一巨大的对立，我觉得很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希腊悲剧的本质，从而深刻地揭示希腊的天才，因为我毕竟相信我能运用一种魔力，可以超出今日流行的美学术语之外，使悲剧的基本问题鲜明地浮现在我心中。因此，我对于希腊人的特性获得非常深刻的体会，使我不禁觉得：那些自命不凡的希腊古学研究，至今还是捕风捉影，只满足于肤浅的认识而已。
我们不妨以一个问题来接触这个基本问题：当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艺术力量，梦境与醉境，一起发生作用之时，将产生甚么美感效果呢？或者更简单地说：音乐对于形象和概念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理查·瓦格纳，特别关于这个问题，盛赞叔本华的阐明是不可超越地明晰和精辟。叔本华在下面这段中讲得最为详细，我试征引他的全文如下：——
"按照这一切，我们可以把现象界或自然界与音乐看作是同一东西（按，指意志）的两种不同表现，因此意志是这两者的类似之唯一媒介；要了解那种类似，就需要对它有所认识。所以，如果把音乐看作世界的表现，那末音乐便是一种最高度的共同语言；它对概念的普遍性之关系，决不是抽象概念的空洞的普遍性，而完全是另一种的；它含有极其清楚的明确性。在这点上，音乐就颇象几何图形和数目了，后两者是一切可能的经验对象之共同形式，而且是a
pri－ori（先验地）可以应用于一切事物的，但仍然不是抽象的，而是显而易见和极其明确的。种种可能的追求、激动、意志之表现，人类心灵中一切经历，凡是被理性划入所谓感情这个广泛否定概念中的一切，都可以用无数可能的旋律表现出来，但总是表现为只是形式而没有物质的普遍性，总是依照物自体而非依照现象，俨然是无形体的现象的内在灵魂。音乐对一切事物本质的这种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明下述的事实：对任何一种场面、行为、事件、或环境配上适当的音乐，就好象给我们显示了它的奥妙的意义，好象是对它予以最正确最清楚的注释；同样，凡是心醉神往于交响乐的印象的人，总仿佛见到人生与世界的种种可能的事件荡漾于胸中，但是如果仔细一想，却又不能指出这乐曲与荡漾胸中的事件有任何相似之处。因为，上文说过，音乐与别种艺术的区别在于：音乐不是现象的复制，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它不是意志的适当的客观化，而是意志本身的直接写照，从而它对宇宙间一切自然物而言是超自然物，对一切现象而言是物自体。所以，我们大可以把世界称为具体化的音乐，正如把它称为具体化的意志那样；因此就不难说明，为甚么音乐能使每一画面，甚至使现实生活和世界的每一情景，立刻显出更深远的意义。当然，音乐的旋律越肖似某一现象的内在精神，则其意义便越深远。基于这点，我们就能够配上音乐使诗成为歌，使一般表演成为舞剧，或者使两者成为歌剧。这种人生片段之画景，配上音乐的共同语言，并不是非和音乐结合，或者完全符合不可的。它们对音乐的关系，不过像随意举例以说明一个一般概念罢了。它们以现实的明确性来表现的，音乐则以纯粹形式的普遍性来说明。因为，旋律在某种程度上有如一般概念，乃是现实的一种抽象。现实界，因而个别事物的世界，对概念的普遍性和旋律的普遍性两者，提供了视觉的对象、特殊和个别的事物、单独的情形。但是这两种普遍性在某些关系上是彼此相反的：因为概念不过是以从知觉抽象得来的最初形式来概括事物，好象是从事物剥下来的外壳而已，所以它们是实实在在的sbstraota（抽象）；反之，音乐却提供了先于一切形象的最深入的核心，或者说，事物的心灵。这一关系用繁琐哲学者的术语来说明最为恰当：概念是univerB
salia postrem（后于事物的普遍性），而音乐则提供universalia ante rem（先于事物的普遍性），而现实界则是universalia
in re（在事物中的普遍性）。然而，一般地说，乐曲与表演之间的关系所以可能成立，如上文所说，在于这两者不过是同一世界的内在本质之完全不同的表现。设使在特殊情形下，这样的一种关系是确实存在的，也就是说，设使作曲者能够用音乐的共同语言来表现那构成某一特殊事件之核心的意志活动；那末，这种歌的旋律，这种歌剧的音乐，才是富有表情的。然而，由作曲者发现的这两者之间的类似点，必须出自他对理性所不能领悟的世界本质有直接认识，而决不应该凭借概念有意地作间接模仿；否则音乐便不能表现意志本身的内在本质，而仅仅是不实不尽地模仿意志的现象而已。一切专事模仿的音乐作品就有此毛病"（"意志及表象之世界"）。
因此，根据叔本华的学说，我们可以把音乐理解为意志的直接语言：我们感到我们的想象力被激发起来，去塑造那有声无形但生动活泼的精神世界，并且我们要用类似的寓言把它形象化。另一方面，在真正符合的音乐的影响下，形象与概念便取得更高度的意义。所以，醉境艺术往往对梦境艺术的能力产生两种影响：音乐先引起对醉境普遍性的象征性直观，然后音乐也使这种象征形象显出其最高度的意义。从这些不言而喻又可以深究的事实，我便推测音乐有产生神话（即最富有意义的寓言），尤其是悲剧神话之能力：神话就是以象征来表现醉境的认识方式。关于抒情诗人的现象，我曾经讲过：在抒情诗方面，音乐如何竭力争取用梦境形象来表现它的性质。现在，试设想音乐在最高阶段势必力求达到最高度的象征化。我们就应该认为音乐也大有可能为它特有的酒神智慧找到象征化的表现方法。但是，除了向悲剧和一般悲壮性这些概念以外，试问我们向哪里去寻求这种表现方法呢？
从一般依据假象与美的单纯范畴来理解的艺术特质，老实说，是不能推断"悲壮"这概念的，只有从音乐的精神我们才能理解个人毁灭时的快感。因为唯有依据个人毁灭的特殊事例，我们才能明白醉境艺术的永恒现象，这种艺术表现了那仿佛隐藏在个性原则后面的万能的意志，那在现象彼岸的历万劫而长存的永生。悲壮所引起的超脱的快感，乃是本能的、无意识的酒神智慧的舞台术语罢了：悲剧英雄，意志之最高表现，为我们的快感而被否定了，因为他不过是现象，便是意志的永生不会因他的毁灭而受影响的。"我们信仰永生。"悲剧这样喊道。而音乐就直接表现永生这观念。造型艺术却另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目的：在造型艺术，梦神以歌颂现象的永恒光荣来克服个人的苦恼，美战胜了生活固有的苦恼，痛苦可谓业已从性灵的容貌上消失了。反之，在醉境艺术及其悲剧的象征中，性灵却以坦率挚诚的声音对我们喊道："学我的榜样吧！在瞬息万变的现象中，我是永远创造，永远求生，历万劫而不朽的根源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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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
第十七章
醉境艺术也要使我们相信生存的永恒快乐：不过我们寻求这种快乐不应在现象之中，而应在现象背后。我们应该知道：存在的一切必须准备着悲惨的没落；我们不得不进窥个人生存中的恐怖，可是我们不应因恐怖而麻木不仁。一种超脱的慰借使我们暂时逃出了沧桑世变的纷扰。我们在这短促的一刹间真的成为"万物之源"本身，感到它的热烈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慰。现在，我们觉得这些斗争、痛苦、万象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多得不可胜数的生活方式在生存竞争中彼此冲突，因为普天下的意志像荒郊野草茂密繁生。正当我们仿佛同生存之无限欢欣合而为一之际，正当我们在醉境的陶醉中期待这种快乐永垂不朽之际，在这一刹间，我们就深感到这种痛苦的锋芒的猛刺。纵使有恐惧与怜悯之情，我们毕竟是快乐的生灵，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众生一体，我们就同这大我的创造欢欣息息相通。
现在，希腊悲剧起源的历史极其明确地告诉我们：希腊的悲剧艺术确实是从音乐精神诞生的。我们相信，我们还是第一次以这一思想公平地论断歌队的原本的、不可思议的意义。然而，我们同时必须承认：对于上述的悲剧神话或剧情的意义，希腊诗人们不曾有过明确的概念，更不用说希腊哲学家了。悲剧英雄的语言似乎比他们的行为更为肤浅，他们的话完全没有恰当地体现了剧情的意义。然而，情节的结构和直观的形象却比诸诗人笔下的语言和概念显示出更深刻的智慧：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也可以见到同样的情形，譬如，哈姆雷特的语言也就比他的行动更肤浅；所以，如上所述，哈姆雷特的教训就不能从他的语言，只能从深入静观和通观全剧来领会。至于希腊悲剧，——当然今日我们只能看到剧本，——我甚至指出：因为剧情与台词并不完全一致，我们不难误会，以为悲剧是浅薄无聊的，其实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就设想它的效果比古人所指证的更为浅薄。因为我们容易忘记：诗人在语言方面达不到的那种神话的最高净化和理想境界，他作为创造的音乐家随时可以达到！当然，我们必须苦心钻研去恢复悲剧音乐效果原有的感染力，才能体会到真正悲剧所特有的无比的一些快慰。然而，甚至这种悲剧音乐的感染力，也除非我们变成了古希腊人才能感受：因为古希腊音乐在其全部发展史上，同我们所喜闻乐听的无限丰富的现代音乐比较起来，我相信，在我们听来也不过象年轻腼腆的音乐天才初露才华的歌曲罢了。埃及祭司们曾说过：古希腊人永远是孩子，在悲剧艺术方面他们也不过是孩子，他们不知道一种多么崇高的玩具由他们亲手创造出来，于是——被破坏了。
音乐精神向象征化和神话化方面的努力，自从抒情诗发生以至阿提克悲剧时代，不断增强，一旦达到盛极一时，便突然中断，仿佛从希腊艺术领域上消声匿迹；但同时这种努力所产生的醉境世界观却在秘仪中永垂不朽，而且虽屡经变革，每况愈下，却还能够吸引严肃的人们。它会不会终有一天再从这神秘的深渊升起来成为一种艺术呢？
到此，我们要解答一个问题，那种势力，悲剧因它的反抗而灭亡的，是否无论何时都有充分力量来阻止悲剧艺术和悲剧世界观的复活呢？如果说古代悲剧是因辩证的求知欲和科学的乐观主义之影响而离开了它的正轨，这件事实就会令我们断定理论的世界观与悲剧的世界观之间有着永恒的斗争；唯有在科学精神已到了日暮途穷，它自命的普遍有效性被证明为毕竟有限之后，我们才能指望悲剧之再生。我们可照上述意义用学习音乐的苏格拉底来象征悲剧的文化。与此相反，我们所谓科学精神是指最先在苏格拉底身上显现的那种信仰——对自然界之可知和知识之万能的信仰。
你想起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科学精神所引起的直接后果，便会立刻想到神话是被它摧毁的了；由于神话的毁灭，诗被逐出她自然的理想故土，变成无家可归。如果我们并没有说错，音乐有从自己再产生神话的力量，我们将会发现科学精神也踏上了反抗音乐之神话创造力的道路。这情况发生在新阿提刻酒神颂的发展过程中，它的音乐不再表现内在的本质，不再表现意志本身，而只用概念来直接模拟现象，大致描出它的轮廓罢了。真正的音乐天才便厌弃这种本质上已蜕化的音乐，正如厌弃那摧残艺术的苏格拉底倾向。阿里斯托芬明辨是非的直观能力是中肯的：他对苏格拉底本人，对欧里庇德斯的悲剧，对新酒神颂诗人的音乐，都抱着同样厌恶之情，他在这三个现象中见到一种堕落文化的标识。这种新酒神颂把音乐粗暴地化为模拟现象的画景，例如，模仿战争或海上风暴之声，因此当然音乐的神话创造力完全被剥夺了。因为假如音乐只靠强迫我们去寻找生活情景或自然事件与某些旋律或特殊音响之间的外在相似，才能唤起我们的快感；如果我们的理解力只满足于认识这些相似点；那么，我们就会陷于一种无法接受神话感染力的心情，因为神话乃是一种特殊的，无限深刻的普遍性和真理，其意义必须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醉境音乐就是这样一种世界意志的共同明镜，一切显著的事情一旦在这面镜子上折射，我们就立刻感到它展开而成为永恒真理的反映；反之，写声的新酒神颂画景则会立刻剥夺了这类显著事情所蕴含的神话意义，于是音乐变成现象的粗劣临模，因而比现象本身更贫乏可怜；由于它的贫乏，我们感到它贬低了现象，例如，模拟战争的音乐充其量不过是进行曲，军号曲等等而已，我们的想象力就被这些浅薄东西缚束住。所以，写声的音乐，无论就任何关系而言，都与真正音乐的神话创造力处于对立地位：它使得贫乏的现象更为贫乏，但是醉境音乐却使得个别现象更加丰富，扩大而成为反世界的画面。然而，非酒神精神的伟大胜利却在于：因新酒神颂的发展，它使得音乐日益疏远，而把它降为现象的奴隶。欧里庇德斯，就更高的意义来说，可以称为一个完全非音乐性的人物，因此他是新酒神颂音乐的热烈拥护者，象强盗那样爱好挥霍，滥用这种音乐的一切效果和风格。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转而注意到自索福克勒以来在悲剧方面流行的性格表现和心理描写，我们就看见这种反神话的非酒神精神在活跃。现在，性格再不是扩张为永恒的典型；反之，性格必须个别地刻划，经过艺术的轻描淡写，浓淡分明，使得一切线条极其明确，所以观众一般不再觉得这是神话，而感到描写的迫真和艺术家的摹仿能力。这里，我们也见到个别现象战胜普遍性和诗人的近乎解剖手法的个别描写的爱好；我们已经呼吸到理论世界的气氛，那里科学知识被目为高于艺术对普遍规律的反映。沿着性格描写的路线的运动迅速继续前进，当索福克勒斯还是描写全面性格并且运用神话来予以细致发展之际，欧里庇德斯已经只刻划在激情暴发时所表现的显著的个性特征；在阿提刻新喜剧则只有一种表情的面影：轻率的老人，受骗的王八，猾狡的家奴，千篇一律，反复出现。音乐的神话创造精神于今安在呢？劫后残存的音乐，不是兴奋的音乐，便是回忆的音乐，换句话说，它不是对迟钝衰弱的神经的兴奋剂，便是写声的画景。至于前者，所配的歌词对它几乎没有甚么关系；欧里庇德斯的英雄和歌队一旦开始歌唱，便已经是放荡不羁了，何况他的卤莽的后继者更不知达到甚么地步？
然而，这种新的非酒神精神在新悲剧的结局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旧悲剧的结局上，你总能感到一种超脱的慰藉；没有这，悲剧的快感就无从解释。也许在"奥狄普斯在科罗诺斯"一剧中，你还听到一种从彼岸传来的最纯粹的和谐情调。现在，音乐天才既已逃出悲剧，严格地说，悲剧也就与世长辞；因为人们还能够从甚么源泉来吸取这种超脱的慰藉呢？所以，人们只好向尘世寻求解决悲剧失调的方法，英雄饱受命运磨折之后终于得到好报，美满的姻缘，或者皇天的赐福。英雄变成了格斗奴隶，在他惨遭痛击遍体鳞伤之后，主人偶或予以自由。"神机妙算"代替了超脱的慰藉。我并不是说，悲剧的世界观在任何场合都被这种入侵的非酒神精神彻底粉碎，我们只知道，它已经逃出艺术的领域，仿佛潜入冥土，变成一种蜕化的秘仪。然而，这种精神的摧枯拉朽的风暴扫荡着希腊民族性的最广大领域，它以"希腊的乐观"的姿态出现。上文已经讲过，这不过是一种衰老的、无生产力的生存欲望而已。这种乐观是古代希腊人的庄严的"素朴"之对立面。就上述的特征而论，它应该被理解为从黑暗深渊里长出的梦神文化的花朵，是希腊意志因为反映了美而取得对痛苦和痛苦之智慧的胜利。另一种"希腊的乐观"的最高贵形式，即亚历山德里亚派的乐观，是理论家的乐观；它显出我从非神酒精神推断的那些征兆，它同酒神的智慧和艺术作斗争，它竭力溶解了神话，而以世俗的调和来代替超脱的慰借藉，其实是代以它自己的一种"神机妙算"，亦即使用机关妙药的神，也就是说，众所周知为高度利己主义服务的自然精神之力量，它相信它能以知识改造世界，以科学指导人生，而居然能够把个人禁锢在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最狭范围内，因此人们便欣欣然对人生说道："我爱慕你呀，你是值得结识的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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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
第十八章
这是一种永恒的现象：贪得无厌的意志，凭借笼罩万物的幻象，把芸芸群生拘留在人生中，强使他们生存下去。有人被苏格拉底的求知欲所桎梏，妄想借此可以治疗生存的永久伤痕；有人迷恋于拓展在眼前诱惑人心的艺术美之幻幕；有人陶醉于超脱的慰藉，以为在现象的旋涡之下有一道川流不息亘古长存的永生之流，而绝不提及意志每一刹间在手边都有更一般的但总是更有力的幻象。这三个幻象阶段，总之只有得天独厚的人才能体会，这种人一般地感觉到生存的沉重负荷，深恶而痛绝之。所以需要寻找一些刺激来麻醉自己，以忘却生存的不愉快。所谓"文明"的一切，就是用这些刺激剂制成的；照其成份的比例，主要在苏格拉底文化，或艺术家文化，或悲剧文化，如果允许我用历史的例证，那就有亚历山德里亚文化。或希腊主义文化，或印度（婆罗门教）文化。
我们整个现代世界陷于亚历山德里亚文化的网罗中；它所目为理想的人物，是具备最高知识能力，努力为科学效劳的理论家，苏格拉底就是这种人物的原型和始祖。我们所有教育方法最初就以这种理想为目的；其余一切生存方式都在它旁边艰苦挣扎，仿佛是一种姑且允许的而非其所欲的生存。很长时间，有教养的人只以学者的姿态出现，实属惊人；甚至我们的诗艺也不得不从渊博的仿作演绎出来，即就韵律的主要作用而言，我们也见到我们的诗体不是出自乡土之音，而是源于博学雅言的艺术试作。浮士德，现代文明人的典型，是可以理解的现象，可是在真正的希腊人看来，定必是多么不可思议：浮士德贪得无厌地攻究一切学术，为了求知的冲动而献身于巫术与魔鬼。我们只要把浮士德放在苏格拉底旁边来比较，就不难明白：现代人开始预料到这种苏格拉底求知欲的极限，所以对着沧茫的知识之海悠然向往彼岸。歌德有一次讲到拿破仑，便对厄克尔曼说："是的，好朋友，在事业方面也有一种创作力。"他天真得可爱地提醒我们：对于现代人，非理论家总是可疑可畏的人物。所以，我们还需要有歌德的聪明，才能发现这样一种惊人的生存方式不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以原谅的。
现在，我们不要回避苏格拉底文化核心中隐藏着的东西——想入非非的乐观主义；是的，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如果这种乐观主义的果实已经成熟；如果社会染上这种文化的细菌深入骨髓，逐渐在热情和欲望的袭击下开始发抖；如果信仰一切尘世幸福，信仰这种普遍智育之前途，一旦变为不得不追求这种亚历山德里亚式的尘世幸福，乃至乞灵于一种欧里庇德斯式的"神机妙算"！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亚历山德里亚文化必须有一个奴隶阶级，才能维持长久，但是它以乐观主义的人生观否定这一阶级的必要性；因而，一旦"人的尊严"和"劳动的光荣"这些诱惑和安慰的话业已失效，它便逐渐走向可怕的毁灭。野蛮的奴隶阶级是可怕不过的，他们已经觉悟到他们的生活是一种不正义，而且准备复仇，不但为自己，而且为世世代代。面临这威胁的风暴，谁还敢满怀信心，诉诸我们的苍白虚弱的宗教呢？现代宗教基本上已经蜕化为学术信仰；所以神话，一切宗教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各方面都陷于麻痹状态；甚至在神话领域，乐观主义精神——我们曾目为败坏社会的病菌——已经获得了统治权。
当潜伏在理论教化核心中的祸患逐渐使现代人感到不安，当他焦急地搜索枯肠寻找避祸的方法，那怕对这些方法不甚信仰，因而开始预料到自己的结果，那时，有些博学多才的伟大人物已经煞费苦心地使用科学武器来证明一般科学的局限性和条件性，从而决然否定科学自称普遍有效性和普遍目的性之夸谈。由于这种证明，以前自命凭借因果律就可能探究事物之秘奥的思想，才第一次被视为一种幻想。康德与叔本华的非凡勇气和智慧终于取得了最难得的胜利，战胜了隐藏在逻辑本质中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也是我们文化的根基。这种乐观主义依赖不加考虑的aeternao
veri－taates（永恒真理），相信一切宇宙之迷都是可知的，可解的，并且把时间、空间、因果完全当作普遍有效的绝对规律。反之，康德却证明：其实这些范畴的作用不过是把纯粹现象，幻（Ma
C ja）之产物，提到唯一最高实在的地位，以现象代替事物的真正内在本质而已，因此事物本质是不可能真正认识的；也就是说，象叔本华所云，这不过是使做梦的人睡得更香甜（"意志及表象之世界"）。随着这种认识开创了一种文化，我不妨称之为悲剧文化，它的主要特征是：智慧代替了科学作为最高目的；不受科学之惑乱欺骗的大智大慧，以冷静的目光综观世界，竭力以同情的博爱视世间的永恒痛苦有如自己的痛苦。试设想：方兴未艾的世代具有此种大无畏惧的眼光，此种英勇的壮志；试设想：这些屠龙之士，以果敢的步伐，以傲岸的英姿，毅然拒绝这种乐观主义的病态学说，以便"坚决地生活"，美满的生活；——那末，岂不是这种文化的悲剧人物，以严肃畏惧的情绪来锻炼自己，就必然要求一种新艺术，超脱的慰藉之艺术，也就是说，要求悲剧，做自己的眷属、做海伦吗？他会跟着浮士德喊道：
我岂不要凭眷恋的痴情，
带给人间那唯一的艳影？
但是，既然苏格拉底文化，在两方面被摇憾了，只能以发抖的手执住它的权威王杖：它初则担心自己的结果，而且终于开始料想到它的末运了；继则，因为它对它的论据的永远有效性再没有以前那样天真的信心；——那真是一个悲惨的景象：它活跃的思想不断眷恋追求新的艳影，要拥抱她们，但又大吃一惊，突然把她们放弃，象靡斐斯托突然放弃那些诱惑的蛇妖①。这当然是"崩溃"的朕兆，今人往往称之为现代文化的根源悲剧。也就是说，理论家对自己的结果感到恐惧和不满，再不敢信赖生存的恐怖冰流。他战战兢兢踯躅岸上，他再也不敢求全，全总带着事物的自然暴力；他被自己的乐观主义观点骄纵惯坏了！况且，他觉得，一种建筑在科学原理上的文化，一旦开始显得不合理，也就是说，在结论前知难而退，就势必遭到毁灭。今日的艺术已显出这种普遍的困难：他们徒然依赖一切伟大创造时代和创造天才作为榜样；人们徒然搜集全部"世界文学"放在现代人周围以安慰他；人们徒然使人置身于历代艺术风格和艺术家中间，以便一一命名，象亚当给走兽命名那样；然而，读者始终是饥肠辘辘，"批评家"则愁眉苦脸，没精打彩，象亚历山德里亚的学者们那样，他们毕竟是图书馆员和校勘者，可怜让书上尘埃和误刊错字弄得失明。
①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中的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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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
第十九章
我们若要说清楚地说明苏格拉底文化的主要内容，莫若称之为歌剧文化；因为在这领域里，这种文化尤其天真地流露出它的目的和观点，如果我们以歌剧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事实同梦境的和醉境的这两种永恒真理比较，我们将为之惊讶。我首先想起抒情调（stilorappresentativo
）和吟诵调（recitativo）的起源。谁能相信：当达·帕勒斯特里那的无比地崇高神圣的音乐已经兴起的那个时代，人们竟然接受那里虚有其表而绝不虔肃的歌剧音乐，而且对它怀着如此热烈的爱好，仿佛它是一切真正音乐之复活？另一方面，谁会把这样迅速发展的歌剧爱好，归咎于佛罗伦斯社会的寻欢作乐和剧坛歌手的虚荣心呢？在同一时代，甚至在同一民族中，这种爱好半音乐性吟诵调的热情，与中世纪基督教圆顶教堂似的达·帕勒斯特里那的谐调，同时发生：这种现象，我们只能归因于吟诵调的本质中含有一种协助的艺术以外的倾向。
听众希望能听清楚音乐之下的歌词，歌者就满足他的希望，因为歌者与其是唱歌，毋宁是说话，在半唱半说中加强感伤词句的印象。感染力既加强，他就使人更容易了解歌词的意义，从而战胜了余下一半的音乐，现在威胁着他的特殊危机是他有时一不留神会过分强调了音乐。这就势必破坏语言的感染力和字句的明晰性；但是，另一方面，他往往感到一种冲动，要唱出音乐的调子和表演歌喉的造诣。在这场合，"诗人"来帮助他了，诗人知道怎样供给他许多机会来作抒情的感叹，字句的反复吟哦等等，——在这些地方，歌者现在处于纯音乐气氛中，就可轻松一些，不必兼顾歌词了。只是半唱的情感动人的语言，完全唱腔的感叹调子，彼此交替（这是抒情调的特色之所在），时而诉诸听众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时而诉诸他的音乐感：——这种迅速变化的唱法，是极其不自然的，而且本质上是同梦境和醉境的艺术冲动互相矛盾的，所以我们必须推断吟诵调的起源乃是在一切艺术本能的范围之外。由此观之，吟诵调应该界说为史诗朗诵与抒情诗吟诵相混合，当然这绝不是内在的稳定的相混合，因为两种完全差异的成份是不能达到这情况的，这是象镶嵌细工表面上粘在一块罢了。这样的粘合在自然领域和经验领域中没有前例。然而，这并不是吟诵调发明者的意见。他们自己及其时代宁肯相信；这种抒情调已经解答了古代音乐之谜。奥斐斯，安斐翁，甚至希腊悲剧之巨大影响，只能以此解释。这种新风格被目为最动人的音乐，古希腊音乐之苏醒：真的，照一般通俗解释，荷马世界是原始世界，所以他们可以纵情梦想，以为再度落到人类发源的乐土，在那里音乐也必然具有无可超越的纯粹性，力量，以及诗人们在牧歌剧中那么动人地吟咏的那种纯洁生活。这里，我们洞见这种真正现代艺术——歌剧——的内部发展。这里，艺术是出于一种强烈的要求，但这是非审美的要求：憧憬着牧歌的生活，相信史前时代有爱好艺术的良善的人们。吟诵调被视为重新发现的原始人的语言；歌剧被视为新从寻获的牧歌式或史诗式好人的国土，那些好人一举一动都同时遵从着自然的艺术冲动，一言一语至少唱出一些东西，所以感情稍有波动，便立刻尽情高歌一曲。当时的人文学者就用这种乐土艺术家的新塑形象，来反对教会之视人为本身腐化堕落的生灵的陈旧观念。在今日这对我们固然是无足轻重；所以，我们应该说，歌剧是良善人们所提出的相反信条，但与此同时，它也对悲观主义提供一点安慰，当此人生无常触目惊心的时代，正是仁人志士深深感到悲观失望的。对我们今人来说，只须了解：这种新艺术形式的内在魔力及其起源，在于满足一种完全非美感的需要，在于以乐观精神对人类本身的礼赞，在于认为原始人是天性良善爱好艺术的人们，——这一歌剧原理，已经逐渐变成一种迫人的、可怕的要求，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当前，我们再也不能忽视这点。"良善的原始人"要求他的权利：一个乐土的远景呵！
此外，我还要提出一个同样明显的证据，以证实我这样的观点：即，歌剧和我们的亚历山德里亚文化建立在同一原理上。歌剧是理论家的产物，是批评界中外行人的而不是艺术家的产物：那是全部艺术史上一件最惊大的事实。绝无音乐修养的听众要求首先必须听懂歌词，所以认为，只有当发明了一种唱法，其词句支配着对位的旋律，有如主人支配奴仆那样，那时才能指望音乐的再生。因为，据说词句远贵于伴奏的旋律系统，正如灵魂远贵于肉体。在歌剧初兴之时，合音乐、绘画、诗歌于一炉共冶，就是依照一般不懂音乐的外行人的粗野意见来处理的。依照这种美学的精神，在佛罗伦斯外行人的上流社会里，那些托庇的诗人和歌唱家从事最先的试验。人没有艺术能力而为自己创造一种艺术，正因为他本身是不懂艺术的人。因为他不能揣摩醉境音乐的深奥，所以他的音乐趣味就变成了欣赏抒情调中容易了解的热情之绮声艳语，和歌唱艺术的靡靡之音；因为他没有能力见到幻象，所以他强迫舞台布景师和装饰艺术家为他服务；因为他不懂得掌握艺术的真正身质，所以他便依照自己的艺术趣味幻想出那种"爱好艺术的原始人"，也就是说，在热情的影响下歌唱和吟诵诗句的人们。他梦想回到当热情足以产生歌和诗的古代，仿佛感情向来就能够创造出艺术性作品似的！'歌剧的前提是一种关于艺术创作过程的错误信念，其实就是牧歌式的信念：以为凡是有所感触的人都是艺术家。就这种信仰而言，歌剧便成为艺术上庸俗趣味的表现，于是以理论家的乐观主义欣欣然对艺术发号施令。
假如我们想把上述对歌剧起源有影响的两种观念合为一个概念，我们就不妨说"歌剧的牧歌倾向"；在这点上，我们不妨只使用席勒的术语和解释。席勒说："自然与理想，或者是悲哀之对象，假定前者已丧失而后者未达到；或者是快乐之对象，假定这两者都是实在的。第一种情形提供狭义的哀歌，第二种情形提供了广义的牧歌。"这里，立刻引起注意的是这两个概念在歌剧起源上的共同特点：我们会感觉到，理想并非未达到，而自然也并非丧失。就这种感想而言，人类有个原始时代，其时人接近大自然的心灵，在自然状态中同时达到人类的理想，处于乐园的善行和艺术气氛中；这就要假定我们人人都是这样完美的原始人之后裔。其实，我们都是他们的忠实的肖象，不过我们必须抛掉一些东西，才能再度认识自己就是原始人的面影：这就视乎我们是不是自愿舍弃多余的学问和多余的文化了。文艺复兴时代有教养的人们，用歌剧来模仿希腊悲剧，以便回到自然与理想之和谐，回到牧歌的现实；他利用希腊悲剧，象但丁利用维琪尔，靠他引路达到天国之门；同时从这地点，他独自摸索，继续前进，从模仿悲剧这种最高希腊艺术形式走向"恢复一切文化遗产"，走向模仿人类的原始艺术境界。在理论文化的核心，这些大胆的尝试具有何等愉快的信心啊！——我们只能说，这是出于一种聊以自慰的信仰：以为"自在的人"永远是德高望重的歌剧英雄，永远是吹笛轻歌的牧童，即使他间或真的一时丧失常态，但他总是终于恢复本色的；我们只能说，这是乐观主义的结果，仿佛是从苏格拉底世界观的深渊升起的一绪香气袭人的云霞。
所以，歌剧的特点绝不带有哀歌的遗恨千古的悲痛，反而表现出永远恢复的欢欣，牧歌生活的闲情逸致，而人至少可以暂时把牧歌生活幻想为现实生活。然而，人也许一朝恍然大悟，明白这种假想的现实不过是无聊幻想的游戏，若以真正自然的可怕严威予以衡量，若以人类初期的原始实况予以比较，任何人都会厌恶地喊道：幻象，滚开！虽然如此，但是如果你以为只要高声一呼就可以斥退这种无聊的歌剧，象斥退幽灵那样，那末你就错误了。谁要消灭歌剧，就必须负起反对亚历山德里亚乐天思想的斗争；这种思想对它所喜爱的概念这样天真地发表意见，其实它就是这些概念的特殊艺术形式。然而，如果一种艺术形式完全是在审美范围之外产生的，如果它不过是从一半道德范围潜入艺术领域，从而只能偶然瞒过我们它的杂种血统，你能期望这种形式对艺术本身有甚么作用呢？这种寄生的歌剧形式，若不以真正艺术为营养，又能吸取甚么乳浆呢？这种最高的而且可谓真正严肃的艺术使命，也就是说，使肉眼不致见到黑夜之恐怖，以假象的灵药救人于意志冲动之痉挛；——这个使命，在牧歌生活的诱惑下，在亚历山德里亚思想的谄谀下，就会蜕化而变为空虚涣散的玩物丧志，我们岂不能料想到这样的结果吗？在这样的混合风格中，醉境的与梦境的永恒真理将有甚么结果呢？这种风格，象我已经分析的，乃是抒情调的因素：音乐被目为奴仆，歌词被目为主人；音乐比诸肉体，歌词譬如灵魂；其最高目的，正如以前阿提刻喜剧的音乐那样，最多不过是以声写情而已。音乐业已完全抛弃它作为醉境之明镜的真正光荣，既已成为现象的奴婢，就唯有模仿现象的形式因素，以线条和比例来促使一种浅薄的快感活跃起来。仔细观察，便不难看出歌剧对音乐的致命影响是与现代音乐的普通发展彼此一致的。潜伏在歌剧根源和它所代表的文化本质中的乐观主义，居然以惊人的速度僭夺了音乐的醉境之世界使命，给它打上玩弄形式和娱乐性质之烙印——这一转变，只有埃斯库罗斯悲剧英雄之转变为亚历山德里亚乐天人物差堪比拟。
然而，在上述的例证中，我们已经正确地把酒神精神之消失、同极其明确的但尚未阐明的希腊人之转变和退化联系起来；那末，假如有个最可靠的朕兆，保证相反的过程，即：在今日的世界，酒神精神方在逐渐苏醒，我们心中将恢复多么热烈的希望呢！赫拉克勒斯的神力绝不可能永远为翁珐梨王后效劳，在安乐窝中消磨壮志！从德意志精神的醉境根基，有一种力量兴起来，这力量既然与苏格拉底文化的古代条件毫无共同之处，所以既不能用它来说明，也不能以它为借口；反之，这力量对于苏格拉底文化似乎是莫明其妙甚或极端敌对的东西。当然，我是指德国音乐，如众所周知，主要是从巴赫到贝多芬，从贝多芬到瓦格纳等音乐泰斗。即使在最有利的环境中，今日的苏格拉底求知主义将如何对付这个来自无底深渊的魔灵呢？不论以歌剧旋律的乐谱灵符，或者凭追逸曲和对位辩证法的如意算盘，都不能找到一个咒语，用它的三倍强光使这魔灵就范，强迫它说话。试看今日的美学家，带着特制的"美"之网罗，去驱散或者捕捉在眼前转动、飘忽莫测的音乐天才，在激动之下，要用"永恒美"或者"崇高"等概念予以判断：——这是多可伶的景象啊！我们只须亲眼在近处看看这些所谓音乐赞助者，他们不厌其烦地赞叹："美哉！美哉！"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是真的像在美之怀抱中抚育的自然宠儿呢，抑或不过是以骗人的外衣来掩饰自己的粗野不文，或者以审美的借口来维护自己的感情贫乏。我想到奥托·扬（OttoJahn）可以为例。然而，让这个伪善撒谎者当心德国音乐吧！因为音乐确实是在我们全部文化中唯一纯粹、清洁、净化的火之精灵，伟大的以弗所哲学家赫拉克里图曾说火是万物所从出，万物所回归，循环往复的根源。今日我们所称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必将站在正确的审判官酒神的面前！
再则，让我们回忆一下：康德与叔本华已经使得出自同源的德国哲学精神可能指定科学苏格拉底主义的界限了，从而破坏了它沾沾自喜的生存欲，既已限定了科学，就引进一种无限地更深刻更严肃的道德观，我们可以毫不踌躇地称之为概念化的酒神智慧。那么，德国音乐与德国哲学之一致，这奥妙到底指示我们甚么呢？可不是指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唯有从希腊的先例来推测，始能了解这种生活的涵义吗？对于我们站在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界线上的今人，希腊人的楷模还保持着无比价值，因为以前一切转变和斗争在那儿留下其典范的痕迹；不过现在我们要颠倒次序来经历希腊天才的各个伟大主要时代，例如，从亚历山德里亚时代倒退到希腊悲剧时代。同时，我们也会感觉到：好象悲剧时代的诞生不过表示德国精神之返回自己，在强大入侵势力长期间强迫它奴役于其治下，过着绝望的野蛮生活之源泉，它敢于在所有民族面前高视阔步，无须罗马文明牵着它学步了，只要它能够坚定地学习一个民族，学习古希腊人——向希腊人学习毕竟是一种高尚的光荣和出众的优越。今日正当我们经历着悲剧的再生，而只患不知它从何处来，也不了解它往何处去的时候，我们再没有比今日更需要那些最高明的先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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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
第二十章
有朝一日，在大公无私的评判者面前，就可以判断：德国精神在甚么时代和何人身上一向是最坚定地努力向古希腊人学习。但是，如果我们满怀信心，承认歌德、席勒、温克尔曼的学术探讨应该特别表扬，那末我们就不得不补充一句：自从他们的时代，继他们的奋斗的直接影响之后，从同一途径进窥希腊文化和古希腊人的努力，却莫明其妙地日渐衰微。难道为了使我们对德国精神不致完全失望，就不该作出如下的结论吗？我认为，甚至这些战士既不能进窥希腊性格的核心，也不能在德国文化与希腊文化之间建立持久的盟约。所以，不知不觉间看到这个缺点，也许会使得诚恳的人们丧失信心，怀疑到我们能不能跟着那些先驱者在这条文化路上跨进一步，或者到底能不能达到目的。因此，自从那个时代，我们就看到：关于希腊人的文化贡献的论调，极其严重地每况愈下。在各种各样学术的和非学术的阵营中，可以听到一种优越感的怜惜的口吻，或者在别的场合，卖弄毫无用处的词令，说甚么"希腊的和谐"，"希腊的美"，"希腊的乐观"等等。甚至在那些以努力汲尽希腊文化泉源来裨益德国文化为其光荣使命的团体，在高等教育机关的教授们当中，人们也认为最好是及时地适当地同古希腊人妥协，往往竟至于抱着怀疑态度放弃希腊的理想，甚或完全与古学研究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在那些团体中，还有些人尚有余力冀图做个可靠的古籍校勘者，或精细的语言发展史鉴定者，他或许也冀图"从历史上"把希腊古学同其它古学一起研究，然而总是依照今日有修养的编史家的方法，而且带着不可一世的神气。所以，当我们高等教育机关的实在教育功能再没有比今日更低落更薄弱的时候，当今日的纸张奴隶"新闻记者们"在一切有关文化方面都战胜了教授们，而教授们只落得重复以前常常经历的转变，在自己的范围内还是那样风流潇洒，用新闻记者的口吻来说，正象一只飘飘然风雅的蝴蝶翩翩飞舞的时候；在今日那样的时代，有教养的人们，目睹酒神精神之苏醒和悲剧之复兴的现象，安得不感到痛苦的惶惑呢？这现象只能用类推方法从向来未阐明的关于希腊天才的深奥原理才能体会。从未有过一个艺术时代，象今日那样使我们目击所谓文化与真正艺术那么彼此疏远而且互相对立。为甚么这样不健康的文化如此厌恶真正的艺术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害怕在艺术手上遭到毁灭。然而，整个文化类型，换句话说，苏格拉底——亚历山德里亚文化，既已达到象我们现代文化那样纤巧脆弱的极端，它可不是已成强弩之末！如果象歌德和席勒那样的英雄们，尚且不能打破引向希腊灵山的魔关，如果他们以勇往直前的精神，尚且只能绻恋遥望，而不能再进一步，象歌德的伊斐格尼亚从荒凉的托鲁斯山，隔洋兴叹，遥望故乡那样；那末，那些英雄的后辈又能希望甚么呢？——除非这道魔关，在更生的悲剧音乐的神秘声中，蓦然对他们自动打开，露出迄今一切文化努力尚未触及的另一方面。
谁也不能企图削弱我们对将临的希腊古风复兴之信心，因为唯有凭借这信心，我们才能希望德国精神通过音乐的圣火净化而更新。除此以外，我们还能指望甚么东西，在今日文化衰微荒落的时代，唤起我们对未来一些慰藉的展望呢？我们徒然盼望找到一颗茁壮的根苗，一角丰沃的土地：到处尽是尘埃，沙石，冷落，萧条！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苦闷孤独的游人象征，最好莫如席勒（Du
A rer）所描绘的"同死神和魔鬼作伴的武士"了，——这个武士，身披铁甲，目光闪闪，神色粗暴，泰然自若对着他的可怕的伴侣，可是毫无希望，孑然一身，带着彪犬，骑着骏马，踏上恐怖的征途。我们的叔本华就是席勒笔下的武士：他没有多大希望，但是他依然追求真理。你找不到一个象他那样的人。
然而，我们衰落文化如此触目惊心的荒凉景象，一旦接触到酒神的魔力，将突然发生变化！一阵狂飚扫荡着一切衰老、腐朽、残破、凋零的东西，把它们卷入一股红尘中旋转，象一只苍鹰似的把它们带到云霄。我们惶惶然四顾，要寻找业已消失的一切：因为我们只见一件东西，仿佛从下界突然升入金色的光辉里，这样丰茂青翠，这样生气勃勃，这样依依不舍。悲剧就端坐在生机蓬勃、苦乐兼并的情景中间，庄严肃穆，悠然神往；她在倾听一支遥远的遥远的哀歌，歌中唱到"万有之母"，她们的名字是Wah－ne，Wille，Wehe
（幻想，意志，痛苦）。是的，朋友，同我一起信仰酒神的生涯，信仰悲剧的再生吧。苏格拉底式人物的时代过去了，您且戴上常春藤的花冠，拿着酒神杖在手上，如果虎豹躺在你脚下摇尾乞怜，您也用不着惊奇呵！现在，放胆做个悲剧英雄吧，因为您必将得救！您得要追随酒神信徒的行列，从印度走到希腊！武装起来，准备作艰苦的斗争，但是您要信赖您的神灵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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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
第二十一章
让我从劝告的口吻转回到适宜于沉思者的心情，再说一遍：我们只能从古希腊人知道，悲剧的突然而神奇的苏醒对于一个民族的内部生活表示甚么意义。同波斯作战的希腊人，是一个信奉悲剧秘仪的民族；这个敢于作战的民族，就需要悲剧精神作为不可缺少的灵药。谁能想象：这个民族，经过几个世纪来深受酒神之灵最剧烈的震动，刺激到心灵深处之后，竟能够同样剧烈地流露出最朴素的政治热情，最自然的家乡之爱，最原始的战士气慨呢？固然凡是在酒神的热情显然如野火燎原的场合，往往可以看到：这种热情在摆脱了个性桎梏之后，首先表现为逐渐侵害政治本能，浸假而成为对政治冷漠甚或敌视；但是，在另一方面，显然建国之神阿波罗也是个性原则之神，若不肯定个人性格，也就不可能有国家观念和乡土观念。对于任何民族，只有一条道路从秘仪纵欲走向佛教节欲。佛教的教义，为了能够做到看破色空，就需要超空间，超时间，超个人的难得的入定境界；同时，这些境界又需要一种哲学，教人以想象来克服中间状态的难以名状的抑郁。由于政治冲动的绝对优势，一个民族也必然陷入极端世俗化的道路，罗马帝国就是这条道路的最显著最可怕的表现。
在印度与罗马两条迷途中间，不得不有所抉择，希腊人居然能够独辟蹊径，另外发明第三条道路，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百年大计，但是正因此而得永垂不朽；——固然神所爱者早死，万物莫不如此，但是他们也断然因此与神一起永生。人不应期望一切最高贵的东西都有皮革那样的耐久韧性；臂如，罗马民族性所固有的坚强持久，也许不能算是美满性格所不可缺少的属性之一。但是，如果我们要问：是甚么灵方妙药使得希腊人，在鼎盛时代，尽管酒神祭冲动和政治冲动非常剧烈，却不会因为静坐参禅，或者因为穷兵黩武，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和世界荣誉，以致精疲力竭；反之，他们独能制出这种绝妙的佳酿，有如既能激起热情又能发人深醒的名贵芬醇，——那么，我们不得不想起悲剧的伟大力量。它能鼓舞、能净化、能激发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机，唯有当我们目击它在希腊人中间，成为一种防疾治病的万灵之药，成为最强悍不屈和最顺天由命的两种民族性之间的调和剂，我们才能揣摩到悲剧的最高价值。
悲剧吸收了最高的音乐感染力，所以它直接把音乐带入完美之境，在希腊人如此，在我们也是如此；但是它也一起提供了悲剧神话和悲剧英雄。悲剧英雄象铁旦族的力士掮起整个醉境的世界，解除了我们的负担；同时，另一方面，凭借这种悲剧神话，悲剧就能够通过悲剧英雄，救济我们于强烈的尘世眷恋，并且亲手指点，提醒我们还有一种彼岸的生存和一种更高的快乐；对于这，奋斗的悲剧英雄早有预感，准备以死亡，不是以胜利，来接受。悲剧，在音乐的普通效果与敏感的酒神祭观众之间，树立一种崇高的象征——神话，从而使观众产生一种幻觉：仿佛音乐不过是描写神话造型世界的兴奋的最高手段。依赖这种高尚的幻觉，音乐就可以使人手舞足蹈，毫无顾虑地放荡形骸；没有这种幻觉，音乐本身也不敢这样放纵。所以，神话一方面使我们免受音乐迷惑，另一方面给予音乐以最大自由。音乐也授予悲剧神话以动人的、可信的哲理意义，作为答礼；否则，不假音乐之助，语言和形象就不能达到这种意境；凭借音乐，悲剧观众尤其亲切地预感到：这条通过毁亡和否定的道路，将引向一种最高的快乐，所以他在想象中如闻万物的深渊对他隐约细语。
如果我凭上述几个命题，业已说明了这难解的观念，也许只是初步的，只有少数人能了解的说明；那末，我就不能不鼓励我的朋友们作进一步的探讨，请他们根据我们共同经验的另一例证，准备去认识一般性的命题。凡是需要靠剧情的画景、演员的语言和情感等等的帮助，才能欣赏音乐的人，我决不对他们提及这个例证，因为他们都不是谈音乐象说本国语言那样，即使有了那些帮助，也不过只达到音乐感受的门前，不能登堂入室，许多人，例如格尔维纳斯（Gervinus），甚至从未由这条道路走到门前呢。然而，唯独日夕亲灸音乐，在音乐中如在母亲怀抱，接触事物时总无意中联想到音乐的人们，我定必向他们陈述。我要对这些真正的音乐家提出一个问题：您能设想一个人不需要台词和画景帮助，能够倾听"愁斯丹和绮瑟"①的第三幕，就象听完一场伟大交响乐，而不致神劳魂瘁，象倦飞之鸟展翼而毙吗？这个人正所谓把耳朵贴近世界意志的心房，感觉到狂热的生存要求从这心房流出，如急湍轰响，或如小涧淙淙，注入世界的一切静脉里，他岂不是会忽然间昏过去吗？以个人的脆弱可怜的尘躯，他怎能忍受那来自"宇宙黑夜之广大荒漠"的无数欢呼和哀鸣的回响呢？一旦听到这种超脱的牧歌舞曲，他可不是欣然景从，要飞返天乡吗？然而，如果这样的作品，听众能够全部领略，而不致否定个人的生存；如果这样的创作，作家能够苦心写成，而不致毁了自己；我们以甚么理由来解释这矛盾问题呢？
这里，在我们最高的音乐兴奋与这种音乐之间，有悲剧神话和悲剧英雄为屏障：——它们其实是只有音乐能够直接陈述的最普遍的事实之象征。但是，如果要我们有纯粹酒神式生灵的感情，这种象征的神话，即使在我们身边，既不妨碍我们，也不引起注意，决不会使我们霎时间充耳不闻uniB
versalia anterem（先于事物的普遍性）的回响。然而，在这场合，为了恢复身心俱瘁的个人，梦神的力量立刻发挥出来了，施以赏心悦目的幻景的灵药：突然间我们仿佛只见愁斯丹（Tristan）动也不动，没精打彩，自言自语说道："旧调重弹罢了，它唤醒我甚么感想呢？"以前它感动我们，象从生存心中发出的深沉的喟叹，现在却似乎只是告诉我们，"这苦海是多么寂寞空虚！"以前我们屏息静听，但愿在感情挣扎中死去，生死之间只有一发相连，现在我们耳闻目睹的，只是那个受伤致命、一息尚存的英雄绝望地喊道："憧憬啊！憧憬啊！垂死还要憧憬，为了憧憬而不死！"以前在饱受凄怆欲绝的悲痛之后，一声画角的欢呼，便刻骨镂心，使我们悲哀到极点，现在快乐的库温那尔（Kurvenal）隔开我们与这"欢呼"，面对着绮瑟（Isolde）所乘的一叶孤帆。尽管我们深深感到同情的哀伤，但这点同情心总多少救济了我们，得免世界的原始痛苦，正如神话的象征画景使我们得免目击最高的世界观念，正如思想和台词使我们得免放任无意识的意志横流旁溢。壮丽的梦境幻觉，使我们觉得：仿佛这音乐境界，变成了造型境界，在我们面前出现，仿佛愁斯丹和绮瑟的命运，也不过是用最柔软可塑的泥土在那里捏塑而成。
①"愁斯丹和绮瑟"是十二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传奇。康威尔的武士愁斯丹同他的舅母绮瑟发生恋爱，经过悲欢离合的遭遇，愁斯丹不得不离开绮瑟，漂泊异国，他垂死之时，要求绮瑟渡海来同他见面，以白帆为信号，但是奸人告诉他悬的是黑帆，愁斯丹遂饮恨而死。这传奇有多种版本，瓦格纳把它编成歌剧。本文讲的是指这歌剧。
所以，梦神的力量，从我们手上夺去醉境的普遍性，使我们喜爱个别的东西；它把我们的同情心桎梏在个性上；它以个性事物来满足我们渴望伟大崇高形象的美感；它把个人生平展示给我们，鼓舞我们去沉思默想其中蕴涵的生活真谛。集形象、概念、道德教训，共鸣情感等巨大力量之大成，梦神的威力就能拯拔人们于秘仪纵欲的自我毁灭，引诱他们跨过醉境过程的普遍性，而走入幻觉之中，以为自己见到一幅孤立的世界画景，例如，愁斯丹和绮瑟；而且通过音乐，他们就能够看得更清楚、更深入。梦神的治病魔力有甚么做不到的呢？它甚至能使我们产生幻觉，好象酒神真是为梦神服务，而且能够提高梦境的效果；真的，好象音乐根本是描写梦境内容的表现艺术。
由于成功的戏曲与它的音乐之间获得预期的和谐，戏曲便达到了最高度的，为话剧所不能冀及的壮丽景象。因为在舞台上生动的形象，各自划出律动的线条，在我们眼前简化为一条曲线这么清楚，所以这些线条的交错，甚至在丝毫不爽配合舞步的和声变化上，也可以听出来。我们通过和声变化，直接领悟到事物的关系，是耳闻目睹，绝不是抽象地体会；我们通过它，也认识到：一个性格或一条律动线条的本质，只有在这些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清楚。既然音乐这样有力地强迫我们比以前见得更广更深，使得剧情在我们眼前展开，象一片最纤巧的薄罗：舞台的境界便无限地扩张，显现在我们反心内视的慧眼之前，仿佛由里及表予以阐明那样。使用文字的诗人，即使努力要做到从内部展开和阐明眼前的舞台境界，可是他以歌词和概念这些不完备的手段来间接说明，又怎能提供这样的效果呢？固然，歌乐悲剧也要使用文字，但它同时兼用音乐，——歌词的基础和根源，——所以能够给我们从里及表地阐明歌词的发展。
然而，关于上述的过程，我们还可以明确地指出：那不过是一种壮丽的假象，即上述的梦境幻觉。我们靠它的影响而得免于醉境的感情压抑和过度兴奋而已。其实，音乐对戏曲的关系毕竟恰好相反：音乐是实在的世界理念，戏曲仅是这理念的余晖，是它的孤立的阴影。所谓律动线条与人物形象之一致，音乐谐调与人物性格之一致，正确地说，是同我们在欣赏歌乐悲剧时所设想者恰好相反。我们可以非常鲜明地把人物形象写得慷慨激昂，生动活泼，从里及表地予以阐明，但是形象始终不过是一种现象，从现象引向真正的实在，引向世界的心灵，是没有桥梁的。然而，音乐是世界的心声，纵使无数这类现象可能通过这种音乐而出现，但是它们永远不能竭尽音乐的妙谛，而往往只是它的表面写照罢了。关于音乐与戏曲的微妙关系，用灵肉对立这种完全错误的庸俗见解，当然不能说明甚么的，反而把一切扰乱；可是这种非哲学的浅薄的二元论，却似乎已成为我们美学家所乐意接受的信条，——天晓得是甚么原因——至于现象与物自体的对立，他们就一无所知，或者不知为甚么不愿意探讨。
从我们的分析，可以断言：悲剧的梦境因素，凭借它的幻象，业己完全战胜了音乐的醉境的原始因素，从而可以利用音乐来达到它的目的，也就是说，使音乐最清楚地阐明戏曲；可是，当然必须补充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即，在最重要的关键，这种梦境幻象会遭到破灭，烟消云散。戏曲，借赖音乐的帮助，便在我们眼前展示，一切形象和动作都从内部予以清楚的阐明，所以我们宛若目睹机杼忽上忽下，织成锦帛；——于是戏曲达到一个完整的效果，在一切梦艺术效果以外的效果。在悲剧的总的效果上，醉境因素再度占了优势。悲剧的收场就带有一种在梦境艺术领域中不能听到的调子。因此，梦境幻象便显露出它的真相；它在悲剧演出时，竭力遮掩真正的醉境效果，但是这效果是这样有力，结果甚至把梦境戏曲推到另一境界，于是它开始用酒神的智慧说话了，甚至否定了自己和它的梦境景象。所以，悲剧中的梦境因素和醉境因素的微妙关系，其实可以用梦神和酒神的兄弟关系来象征：酒神讲的是梦神的话，但是梦神也终于讲出酒神的话，于是悲剧和一般艺术的最高目的便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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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
第二十二章
请关心的朋友单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一部真正的歌乐悲剧的效果。我想，我已经从两方面描写了这效果的现象，所以您现在能够说明您的经验了。您会记得：看到在您面前表演的神话，您觉得自己被提高到一种"全知"的境界，仿佛您的视觉能力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能力，而是能够洞烛内蕴的，仿佛现在您凭借音乐的帮助，目击意志的沸腾，动机的斗争，激情的澎湃，一切了如指掌，宛若见到无数生动活泼的线条和图形在眼前，因此您能够潜入下意识情绪最微妙的秘奥之处。正当您感到自己对具体化和形象化的要求达到最高度时，您就同样明确地觉得：这一系列的梦境艺术的效果，还是不能产生无意识的静观的幸福心境，象造型艺术家和史诗诗人，也就是说，真正梦境艺术家，以其作品所能唤起的那样；这种心情，就是在无意识的静观中达到的个性（individuatio
）境界之明证亦即梦境艺术的高峰和精髓。您看到形象化的舞台境界，可是您否定它。您见到眼前的悲剧英雄具有史诗的明确性和美，可是您对英雄的灭亡感到快慰。您极其深入地了解剧中情节，可是您愿意逃入不可知的境界。您觉得英雄的行为合情合理，可是当这些行为促使英雄灭亡时，您反而更为精神抖擞。您对于英雄所受的苦难悚然惊心，可是您预感到英雄将带来一种更强烈的快乐。您比平时见到更广更深，可是您宁愿视而不见。我们如何推究这种奇异的自我分裂，这种梦境高峰的崩溃呢，它可不是由于酒神的魔力吗？这种魔力虽则表面上掀起梦境情绪，使它达到顶点，却能够强迫过分的梦境力量为它服务。所以，悲剧神话只能理解为以梦境艺术为媒介的酒神智慧之象征；神话把现象界引到它的极限，直到它否定自己，而竭力再度投奔真正唯一的实在之怀抱，于是它象绮瑟那样，似乎要高唱它的超脱的辞世曲了：
在欢乐之海的
澎湃波涛中，
在大气之流的
宏亮回声里，
在宇宙呼吸的
吹拂的一切，
沉溺了，淹没了。
无常识的，最高的狂喜！
所以，我们从真正审美观众的自身经验，可以想象出悲剧艺术家本身：他象一个多产的个性化之神，塑造出他的人物形象，在这意义上，他的作品就很难说是"模仿自然"了；另一方面，他的强大的醉境冲动吸取了整个现象界，以便预示在现象的彼岸，因现象的毁灭，将出现太一怀抱中之艺术根源的最高快感。当然，关于梦神和酒神亲如兄弟的关系，他们如何重返故乡，以及观众的梦境的或醉境的兴奋，我们的美学家不能撰一词，可是他们却不厌其烦地缕述英雄与命运的斗争，道德世界的秩序之胜利，悲剧所起的感情净化作用，而视之为真正的悲壮。这种老生常谈，使我想到他们可能是毫无美感的人，他们在听悲剧时，堪称为卫道之士。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没有人提出一种关于悲剧效果的解释，根据艺术实况，根据审美活动，以推断观众的心理。有时，人们认为"怜悯与恐惧"是庄严剧情所促使的，减轻痛苦的感情渲泄；有时，认为我们看到良善高尚的道义的胜利，看到英雄为道德的世界观而牺牲，便感到扬举和兴奋。固然，我深信，对于大多数人，悲剧的效果正是这点，而且仅仅是这点；但是，由此可见，这些人，连同对他们解释的美学家，并没有把悲剧作为最高的艺术来欣赏。所谓病理的渲泄，亚里斯多德的catharsis－，——语文学家不知应该把它归入医学的，还是道德的现象，——使人想起歌德那有名的猜断。他说："我对于病理学不大感兴趣，我也从未成功地写出任何一种悲剧场面，所以我与其探讨，毋宁避免这个问题。也许这是古代人的另一优点吧：在他们最高的感染力不过是一种审美的游戏；在我们，就必须借助于逼真的描写，始能产生这样的作品？"就歌乐悲剧而论，我们往往发现最深的感染力其实只是审美的游戏。现在根据我们这辉煌的经验，就可以肯定歌德的意味深长的问题，现在根据我们这辉煌的经验，就可以肯定歌德的意味深长的问题，所以我们颇有理由相信：现在我们可以初步成功地描述悲剧的原始现象。现在，如果还有人总是高谈那些在美感领域以外的代替的效果，觉得自己不能超过病理学道德学的解释，他定必对自己的审美能力感到失望；那末，我们就劝告他依照格尔维诺斯（Gerinus）的方法解释莎士比亚，努力去探讨诗的正义，这是无伤大雅的。
所以，随着悲剧的再生，审美观众也复活了。以前，代替他们坐在剧场里的观众，往往是道貌岸然自命博学的quid pro quo（鱼目混珠）的怪人，即所谓"批评家"。以前，在他的范围内，一切都是矫揉粉饰的生活假象。演剧的艺术家真不知如何对付这样吹毛求疵的观众；所以演员，以及鼓舞他的剧作家或曲作家，都要煞费苦心地在这样无聊、自负、不识鉴赏的观众身上，寻找一点残余的情趣。然而，向来就是这类"批评家"构成观众：中学生，小学生，甚至最无害的妇女，已经不知不觉地被教育和刊物养成这样的艺术观。艺术家中的优秀份子，对付这样观众，唯有指望唤起他们的道德宗教情操；在其实应该以强烈艺术感染力使真正观众心荡神驰的场合，剧作家反而要乞援于道德世界的秩序，或则要鲜明地刻划一些重大的，至少是激动人心的，当代政治社会倾向，例如，爱国运动或战争时代，国会辩论或犯罪裁判，使观众忘记了挑剔而被这类感情吸引；——这已经去艺术的真正目的甚远，而必然直接陷于对这种倾向的迷信。然而，向来一切假艺术所遭遇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这些倾向非常迅速地衰落了，譬如，使用戏剧为民众教育的手段，这种倾向，在席勒时代是严肃对待的，现在已落于不足为训的古风废习之列。当批评家雄霸于剧场和音乐厅，当新闻记者控制了学校，报纸支配了社会，那时艺术便沦为茶余酒后的闲谈，审美批评被目为结团虚荣、狂乱、自私、加以毫无创见的可怜虫之手段。叔本毕曾用豪猪来比喻这种人的性格；其结果，是艺术从来没有被人谈论这么多，但受人敬重这么少。然而，我们还能够交上一个懂得谈论贝多芬或莎士比亚的朋友吗？让每个人照自己的感想答复这个问题吧：他无论如何会用他的答案表示他对"文化"的认识，要是他至少肯尝试解答这问题，而不是瞠目结舌，哑口无言的话。
另一方面，许多得天独厚的人，虽则已经逐渐变成批评的蛮子，有如上述，但他们也许还会谈谈例如"罗恩格林"①的成功表演对他们产生那料想不到莫明其妙的影响：不过这也许因为没有任何人的手在指点他，提携他，所以当时使他激动的种种不可思议，无可比拟的感觉，始终是独立的，宛若一颗神秘的星光，在刹间一闪之后，便熄灭了。然而，唯有那时，他才揣摩到审美观众的心情。
①罗恩格林（Lohengrin）是德国中古时代一种传奇中之男主角，瓦格纳著有歌剧"天鹅骑士"（Schwanenritter）传世，其主角即为罗恩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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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
第二十三章
谁想严格地考验自己是不是类似真正的审美观众，抑或属于苏格拉底式批评家之列，只须抚心自问，他欣赏舞台上表演的奇迹时的感触如何：他是否觉得他那坚持严格心理因果律的历史意识受到侮辱呢，他是否善意地承认这些奇迹是儿童所喜闻乐见，但对他格格不入的现象呢，抑或他能从其中取得一些别的经验？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测量他了解神话的能力毕竟有多少。神话是集中的世界画景，作为现象的缩写来说，是不能缺少奇迹的。然而，很有可能，几乎每个人在严格检查之下，总觉得自己被现代文化的历史批判精神腐蚀得这么深，以致只有在学术上，通过间接的抽象，才相信昔日也许有神话存在。但是，没有神话，则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失掉它的健康的、天然的创造力，正是神话的视野，约束着全部文化运动，使之成为一个体系。正是依赖神话的救济，一切想象力，一切梦境的幻想，才得免于漫无目的的彷徨。神话的形象，必须是肉眼不见，但无所不在的护守神灵：在神鬼的庇佑下，年轻的心灵逐渐长成；凭鬼神的指点，成年人明白了自己的生存和斗争的意义；甚至国家也承认，最有力的不成文法莫过于神话的根据，它保证国家与宗教的联系，证明国家从神话观念长成。
另一方面，我们试设想不靠神话指导的抽象的的人，抽象的教育，抽象的道德，抽象的正义，抽象的国家；我们试设想，不受本国神话约制的艺术想象力如何想入非非；我们试设想这样一种文化：它没有固定的神圣的发祥地，而命定要耗尽它的一切潜能，要依靠一切外来文化艰苦度日，——这就是今日的时代，苏格拉底主义因为铲除神话而招致的恶果。今日，丧失神话的人们，总是饥肠辘辘，徘徊在过去时代中，竭力去探寻，去掘发一些根苗，哪怕是必须向最遥远的古代探掘。我们如饥如渴的现代文化的强烈的历史兴趣，我们集无数其它文化之大成，我们如火如荼的求知欲；——这一切表示甚么呢，可不是表示丧失了神话，丧失了神话的故乡，丧失了神话的母怀吗？试问这种文化的狂热不安的兴奋，不是像饥者贫得无厌，饥不择食，还像甚么呢？这样一种狼吞虎咽，不知餍足的文化，即使接触到最滋补最有益的东西，也往往把它化为"历史与批评"，试问谁愿意给它更多一些营养呢？
我们也定必为德国民族性惨然感到失望，如果它已经陷入这种文化的樊笼而不能自拔，甚或与之同化，像我们触目惊心地见到文明的法兰西就是这样情况。长久以来，法国的最大优点和巨大优越性的原因，在于人民与文化之一致，但是今日我们见到这点，反而不禁为自己庆幸：我们那颇成问题的文化，向来与我们民族性的高贵心灵，毫无相同之处。反之，我们的一切希望，都无限眷恋地寄托在一点认识：即，在忐忑不安的文化生活和痛苦挣扎的教育制度下面，隐藏着一种壮丽的、精力充沛的原始力量，当然它仅在伟大时代偶或有力地骚动起来，然后再度陷入梦中，梦想着未来的苏醒。德国的宗教改革，就是从这深渊里成长起来的，在它的赞美诗中，第一次听到德国音乐的未来旋律。路德的赞美诗的音调，是这样深刻、勇敢、感情丰富，非常温柔美好，宛若在阳春已临近时，从茂密的丛林里，传出酒神祭第一声迷人的呼唤，酒神信徒的热情磅礴的行列，就以赛过它的回响答复这呼唤，我们为德国音乐感激他们，我们为德国神话的再生也将感激他们。
我想，我现在必须带引乐意追随的朋友到一所高处，让他独自静观。那儿他只有三数伴侣，我将鼓励他喊道：我们必须紧紧跟住我们的辉煌的引路者古希腊人呀！为了澄清我们的美学知识，我们事前向他们借用两个神灵形象，每个统辖着一个独立的艺术领域。由于他们彼此接触，相得益彰，我们从希腊悲剧上获得一个概念。由于这两种原始艺术冲动的显然缺裂，希腊悲剧的崩溃过程似乎是势所难免的，希腊民族性的衰落及其变质，同悲剧的崩溃过程如响斯应，这就唤起我们严肃的深思：艺术与人民，神话与风俗，悲剧与国家，在根基深入必然紧密地同根连理。悲剧的崩溃同时也是神话的崩溃。在崩溃之前，希腊人不由自主地，必须把他们的一切经历，立刻同他们的神话联系起来；真的，只有通过这联系，他们才能了解往事；所以，在他们看来，甚至当前的事件也必然是subspecie
aeterni（属于永恒范畴），就某种意义来说，是超时间的。然而，国家乃至艺术，也投入这超时间的洪流中，以便解除目前的负荷和热望，以便憩息一下。甚至一个民族，——何况是一个人，——究有多少价值，也全视乎它能在自己的经验上打下多少永垂不朽的印记；因为，仿佛是这样，它才能超凡脱俗，这样，它才显出它对时间之相对性，对人生之真谛，对人生之哲理的无意识的内心信仰。如果一个民族开始从历史上认识自己，并且摧毁它周围的神话堡垒，那就会发生相反的情况：这往往带来一种断然的世俗倾向，使它背弃了往昔生活的无意识的哲理，及其一切道德结论。希腊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首先阻止了神话的毁灭；所以必须毁灭了这两者，才能脱离故土，在思想、习俗、行为的荒漠中无拘无束地生活。甚到那时，这种超脱的冲动，还努力为自己创造一种崇拜，即便是衰弱的崇拜：那是力求生存的科学苏格拉底主义；但是，在其较低阶段，这种冲动只能引向热烈的探索，而逐渐消失在各处积累的神话和迷信之地狱中：希腊人端坐在这地狱中央，依依不舍，直至他晓得，象格里库卢斯（Griculus）那样，以希腊的乐观和希腊的无忧来掩饰自己的狂热，或者以某些阴森的东方迷信来完全麻醉自己。
自从亚历山德里亚-罗马古学，在难以说明的长期中断之后，终于在十五世纪复兴以来，我们今日触目惊心地接近了这种情况。同样盛旺的求知欲，同样不知餍足的发明之乐趣，同样急剧的世俗倾向，已经达到了高峰；加以一种无家可归的彷徨，一种挤入别人宴席的贪馋，一种对现在的轻浮崇拜，或者对当代，对一切sub
specie saeculi（属于世俗范围）事物的麻木不仁的疏远；——这些朕兆，使人想到这种文化之核心中有同样的缺点，想到神话的毁灭。移植一种外国神话，不断成功，而不致无可挽回地伤害树木，似乎是绝不可能的；这颗树有时也许是相当壮健，靠惨淡斗争足以再度排除一切异己因素，可是在惯常的情况下，它定必萎弱不振，或者根枯叶茂。我们十分看重德国民族性的纯粹而强健的核心，所以我们敢于期望它排除那些勉强移入的异己因素；我们认为，德国精神将有可能从新作自我反省。或许，不少人认为，德国精神的斗争必须从排除罗马因素开始；从而，他们在最近这次战争的胜利战果和浴血光荣中，看到这种斗争的一点表面准备和鼓舞；然而，在竞争热情中，必须找到一种内在要求，才能始终无愧于这条路上的崇高对手，无愧于路德以及我们的伟大艺术家和诗人们。但是，您切莫以为：没有我们的家神，没有神话的家乡，无须"恢复"德国一切遗产，也可能参与这场斗争。如果德国人畏缩不前，环顾四围，要找一个引路人领他回到久别的故乡，因为他再也不认识故乡的道路；那未，他只须倾听酒神的灵禽的快乐迷人的啼声，它正在天上翱翔，愿意给他指点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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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
第二十四章
在歌乐悲剧的特殊效果中，我们要举出梦境幻觉：我们靠这幻觉，才得免于陶醉音乐中，并与之合一，同时，我们的音乐激情，便在这梦境领域以及其间的鲜明的缓冲境界，得以尽量渲泄。因此，我们认为：正是通过激情的渲泄，剧中的缓冲境界，即戏剧本身，才从里及表地显得了如指掌，达到一切其它梦境艺术所不能翼及的程度；所以，既然这种艺术仿佛附在音乐精灵的翅膀上凌空飞去，我们就必须承认它的力量达到最高的扬举，从而梦神与酒神的兄弟般的同盟，就是这两型艺术的目的的高峰。
当然，正当音乐从内部予以阐明之际，梦境的光辉画景是不能达到低级梦境艺术的特殊效果的。史诗的雕刻的效果，强使静观者默然神往于个性化的境界，在戏曲方面就不能实现了，尽管戏曲是更生动更鲜明。我们欣赏戏曲，用洞察的慧眼深入其内部激动人心的动机境界；但是我们仍觉得，仿佛只是一个象征世界掠过眼前而已，我们自以为已经揣摩到它的最深刻意义，但愿拉开它，像拉开帐幔，看看幕后的真相。最鲜明如画的地方也不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因为它好象显露了，而同时也隐藏了一些东西；正当它似乎以其象征的启示，鼓舞我们去撕破帐幔，以暴露其神秘的背景之际，那充满光辉的景象，却迷住我们的眼睛，阻止它去看深一步。
谁没有体验过这种情况；既不得不看，又同时向往视野之外的东西；谁就很难想象，在欣赏悲剧神话之际，这两种过程明明是同时并存，同时感受的。真正的审美观众会证实我的话；我认为，在悲剧的特殊效果中，只有这种并存现象最值得注意。现在，如果把观众的审美现象转化为悲剧艺术家的审美过程，您不难明白悲剧神话的起源了。悲剧神话，具有梦境艺术那种对假象和静观的快感。但同时它又否定这快感，而在这鲜明的假象世界之毁灭中，得到更高的满足。悲剧神话的内容，首先是歌颂战斗英雄的史诗事件。然而，英雄的厄运，极惨淡的胜利，极痛苦的动机冲突，简言之，西烈诺斯智慧之明证，或者用美学术语来说，丑恶与和谐，往往再三出现在许多民间文学形式中，尤其是在一个民族的精力充沛的幼年时代：——这种莫明其妙的特点从何而来呢，难道人们对这些东西真的感到更高的快感吗？
因为，虽然生活中确实有如此悲惨的遭遇，但这事实很难说明一种艺术形式的起源，设使艺术不仅是自然真相的模仿，而且其实是自然真相的哲理说明，为了战胜自然而创造的。悲剧神话既然主要是属于艺术范围，它也就完全参予一般艺术美化现实的哲理目的。然而，如果它以受难的英雄形象来表现现象界，它到底美化了甚么呢？它绝不可能美化了现象界的"现实"，因为它对我们说："你看这个！留心细看呀！这是你的生活！这是你们生存时计上的时针！"
那么，神话指示出这种生活，是为了替我们美化它吗？否则，我们将如何解释，甚至这样的形象也带给我们审美快感呢？我讨论的是审美快感，我也深深知道：除了审美快感以外，许多这类形象间或还能唤起一种道德快感，例如怜悯，或道义胜利之类。然而，如果你认为悲剧效果完全出自这种道德根源，像许久以来在美学上所认为当然如此，那末，你切莫以为，你因此就对艺术颇有贡献。因为艺术首先必须坚持它范围内的纯粹性。为了说明悲剧神话，第一个要求是：它的特殊快感。必须在纯粹审美范围内寻求，而不应侵入怜悯和恐惧，或道德崇高等领域。然而，丑恶和不和谐、悲剧神话的内容，又怎能唤起审美快感呢？
现在，我们必须勇往直前，跃入艺术哲学的领域。所以，我要重复我上文的命题：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与世界才显得合情合理。在这一意义上，悲剧神话的功能，就在于使我们相信：甚至丑恶与不和谐也是一种艺术游戏，意志便以此自娱，而永远充满快乐。然而，这种难以领悟的醉境艺术的原始现象，在所谓"音乐的不和谐"的特殊意义上，立刻显得无比地明晰，而且可以直接体会；正如，一般地说，唯有以音乐同世界对照，我们对于所谓为世界辩护的审美现象之意义，才能有一个概念。悲剧神话所唤起的快感，与音乐上不和谐所唤起的快感，本是同出于一个根源。酒神祭的热情，及其在痛苦中体验到的原始快感，就是音乐与悲剧神话的共同根源。
借助于音乐的不和谐关系，我们岂不是能够同时把悲剧效果这个难题基本上简化了吗？因为，我们现在明白了，所谓"意欲看悲剧，而同时又憧憬着视野以外的东西"是甚么意思。就音乐上的不和谐而言，我们不妨指出这种心情的特征如下：我们愿意谛听，而同时又憧憬着听觉以外的东西，向往无限的境界，对了如指掌的现实感到最高快乐而神飞天外。这种现象，使我不由得想到：必须把这两种心情看作同一的醉境现象，我们不断地看到个性世界忽而建成，忽而毁掉的儿戏，仿佛原始的快感在横流旁溢，正如玄秘的赫拉克利图把创造世界的力量譬作顽童嬉戏，这里那里叠起石块，筑成沙堆，而又把它推翻那样。
所以，为了正确的估计一个民族的醉境能力，我们不但要想到他们的音乐，而且要把他们的悲剧神话视为这种能力的第二佐证。至于音乐与神话的密切关系，也同样必须设想：一者的蜕化衰落，势必引起另一者的凋败。一般地说，神话之衰微，往往表示醉境能力之削弱。然而，关于这两者，试看德国天才的发展，便毋庸置疑。在歌剧上，正如在我们那无神话存在的抽象状态，在堕落为娱乐的艺术上，正如我们凭概念指导的生活方面，我们都见到苏格拉底乐观主义，它既否定艺术，又虚度人生，幸而还有一些使我们快慰的征兆。虽然如此，但德国精神还睡在深不可测的渊壑中，安然无恙，奥妙莫测，还保持着醉境力量，如同一个好梦正浓的武士；酒神祭的歌声，从这深渊飘送到我们的耳朵，教我们知道：这位德国武士，在快乐而庄严的梦境中，尚且梦着他的原始的酒神神话。你不要以为：德国精神已经永远失掉它的神话故乡，因为它依然清楚地听到灵岛的啼声在诉说故乡的美景。有朝一日，它一旦从酣睡中觉醒，朝气焕发，那时它将斩蛟龙，杀掉狡猾的侏儒，唤醒勃伦希德（Brunhild）①，——那时甚至沃顿（Wotan）②的长矛也不能阻止它前进！
我的朋友，您是相信酒神音乐的，您也知道悲剧对我们的意义。在悲剧中，我们见到悲剧神话从音乐里再生——在诞生时，我们能希望到一切，而忘掉最痛苦的事情。然而，使我们大家感到最痛苦的，是德国天才离家去国，为狡猾的侏儒们效劳，屈辱久矣！您是明白我的话的，最后您也将了解我的希望。
①德国神话史诗中之一女王。
②德国传说中一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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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
第二十五章
音乐与悲剧神话同是一个民族的醉境能力之表现，而且是彼此不可分离的。两者都溯源于梦境领域之外的一个艺术领域；两者都美化了一个境界，那儿，在快乐的和谐中，一切不和谐的因素和恐怖的世界面影都动人地消逝了；两者都信赖自己的极其强大的魔力。玩弄着哀感的芒刺；两者都以这种游戏来证实甚至有个"最坏的世界"。在这场合，酒神比起梦神来，就显然是永恒的本源的艺术力量；要之，他唤起了整个现象界，在这当中，必须有一种新的美化的假象，才能使得个性化的世界永远栩栩如生。如果我们能设想"不和谐"化身为人——否则人是甚么呢？——那末，为着生存下去，这种不和谐的化身，就需要一种壮丽的幻象，以美的面纱来罩住它的容貌。这就是梦境艺术的真正目的；我们把这美丽幻景的无数表现统称为梦境艺术，它们在每一刹间都使得一般生活值得留恋，而且驱使我们去体验最近的未来。同时，凡是人从万有之根源，从世界的醉境底层，所能意识到的，都可能被梦神的美化威力再度克服；所以这两种艺术冲动，不得不依照永恒正义之规律，按严格的互相比例，各自展开其威力。当酒神的威力以我们所目睹之势，高涨起来，梦神也定必披上云彩，降临到人间，未来的世代行将见到他的最丰富最美丽的效果。
然而，任何人也一定可以凭直觉知道这效果的必要性，只要他一旦，哪怕是在梦中，觉得自己回到古希腊的生活中。踯躅在伊奥尼亚颀长的柱廊下，仰望轮廓鲜明的天涯，身旁灿烂的雕塑反映着自己的美化的风姿，周围的人们在庄严地游行，或者温柔地走动，唱着和谐的清歌，踏着律动的舞步；——在美的不断流入中，他怎能不举起双手对着梦神阿波罗喊道："幸福的希腊人啊！在你们中间酒神狄奥尼索斯定必是多么伟大呀，如果提洛斯之神阿波罗认为必须以这样的魔力来医治你们的酒神狂热！"然而，对于怀着这样心情的人，雅典的老人也许会用埃斯库罗斯的崇高的目光望着他，说道："好奇的来客啊！您也应该说：这个民族受过多少苦难，才能够这样美呀！可是，跟我去看悲剧吧，和我一起在这位神灵的庙坛献上祭牲！"
（根据Alf red Baeumler编的"尼采全集"卷一译出）
（缪朗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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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的谱系
第一章 "善与恶"、"好与坏"
1887
一
我们应当归功于这些英国心理学家的还有初探道德发生史的尝试，可惜他们并没有就此提出任何疑点。我承认，他们本身就是个疑点，他们甚至在写书之前就把一些基本观点提出来了——他们本身就很有意思！这些英国心理学家们到底想要做什么？人们发现他们总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做着同一件事：就是把我们内心世界中的龌龊部分暴露出来，从中寻找积极的、先进的、于人类发展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而这是些人类智慧的尊严最不愿意看到的部位，他们就是在这些习惯势力中，在健忘中，在盲目和偶然的思想网络和思想机制中，在任何一种纯粹被动的、机械的、反射性的、微不足道的和本质上是愚蠢的部位找寻积极的因素。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些心理学家总是朝着这一个方向努力？是否是一种隐秘的、恶毒的、低级的、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贬低人类的本能？是否是一种悲观主义的猜忌，一种对失意的、干瘪的、逐渐变得刻毒而幼稚的理想主义的怀疑？是否是对于基督教（和柏拉图）的一种渺小的、隐秘的、从未跨过意识门槛的愤忿和积怨？抑或是对于稀奇的事物、对于令人头疼的反论、对于存在本身的可疑点和荒唐处的一种贪婪的嗜好？当然，也可能是一种混合，其中含有少许卑劣、少许忧郁、少许反基督教、少许快感、少许对调味品的需求？……可是有人告诉我说，这不过是些冷血的、乏味的老青蛙，它们在人的周围爬行跳跃，好像是在它们自己的天地中：在一个泥塘中一样。我很不愿意听到这些，而且我不相信这些。假如允许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表达一个愿望的话，那么我真心地希望这些人能够是另外一副样子，希望这些灵魂的研究者们和显微观察者们能够是基本上勇敢的、高尚的、自豪的动物，能够知道如何控制他们的情感，并且训练他们自己为真理牺牲所有的欲望——为任何一种真理，哪怕是朴素的、辛辣的、丑陋的、令人不快的、非基督教的、非道德的真理，因为这种真理确实存在着。
二
那么就向那些想支配这些道德史学家的好人们致敬吧！可惜的是，历史精神本身肯定会背弃这些道德史学家，恰恰是历史上的全体好人自己弃他们于艰难境地！他们全体都遵循已经陈旧的哲学家习俗，基本上不用历史的方法思维，这点是没有疑问的。他们撰写的道德谱系从一开始着手调查"好"的观念和判断的起源时就立刻暴露了其拙劣。他们宣称，"最初，不自私的行为受到这些行为的对象们，也就是这些行为的得益者们的赞许，并且被称之为好；后来这种赞许的起源被遗忘了，不自私的行为由总于是习惯地被当作好的来称赞，因此也就干脆被当作好的来感受——似乎它们自身就是什么好的一样。"我们立刻发现，在这第一段引言中已经包含了英国心理学家的特异性的全部典型特征。我们已经看到了"有益"、"遗忘"、"习惯"，最后还有错误，所有这些都被当成了受人尊敬的依据，迄今为止比较高贵的人们甚至引以为自豪。就像引一种人类的艺术特权为自豪一样。这种自豪应当受到羞辱，这种尊敬应当被贬值：目的达到了吗？……我现在才看清了，这种理论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和确定"好"的概念的起源："好"的判断不是来源于那些得益于"善行"的人！其实它是起源于那些"好人"自己，也就是说那些高贵的、有力的、上层的、高尚的人们判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好的，意即他们感觉并且确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上等的，用以对立于所有低下的、卑贱的、平庸的和粗俗的。从这种保持距离的狂热中他们才取得了创造价值、并且给价值命名的权利：这和功利有什么关系！功利的观点对于维持最高等级秩序的热情、突出等级的价值判断的热情表达恰恰是如此陌生和极不适宜：此刻方才出现了那种卑微的热情的对立感觉，这种热情以每一种功于心计的精明，以每一种功利的算计为前提，——而且不止一次地，不是特殊情况，而是永久的。高尚和维持距离的狂热，就是我们说过的上等的、统治艺术的那种持久的、主导的整体和基本感觉，与一种低下的艺术、一个"下人"的关系——这就是"好"和"坏"对立的起源。（主人有赐名的权利，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把语言的来源理解为统治者威权的表达：他们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他们用声音给每一物、每一事打下烙印，并且通过这种方法将其立即据为己有。）从这个起源出发——"好"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必要和"不自私"的行为相关联：那是道德谱系学家们的偏见。事实上，只是在贵族的价值判断衰落的时候，"自私"和"不自私"的这种全面对立才越来越被强加于人的良知，——用我的话说，群体本能终于用言辞（而且用多数的言辞）得到了表述。此后还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这种本能才会在群众中变成主人，使对道德价值的评定形成，并且陷入上述那种对立（这就是目前欧洲的状况：如今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是成见，成见正被看作是和"道德"，"不自私"，"公平"相等同的概念，而且已经具有了一种"固定观念"和脑病特有的威力）。
三
可是第二：那种关于"好"的价值判断的起源的假说除了在历史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以外，在心理分析方面也是荒诞不经的。不自私的行为的功利被说成是该行为受到称赞的根源，而这个根源却被遗忘了——怎么可能遗忘呢？也许这种行为的功利曾在某时失效？情况恰恰相反，事实上这种功利在所有的时代都司空见惯，而且不断地得到重新强调；因此，功利不是从意识中消失了，不是被遗忘了，而是必然地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在意识中。这样一来那种反对派理论倒是更为清晰合理了（那理论并不因此而更正确——）。例如赫伯特·斯宾塞就表述了这派理论：他认为"好"的概念就其本质来说与"有益"、"实用"相通，因此在"好"和"坏"的判断中人类总结并确认的正是他们关于有益——实用和有害——不实用的那些未被遗忘和遗忘不掉的经验。根据这种理论，"好"即是那种迄今一直被证明是有益的：因此，好被看成"最高等级的有价值的"效用，被看成"自身有价值的"效用。正像我所说的，这种解释方法也是错误的，但是它本身至少是清晰合理的，而且从心理的角度上看也是站得住脚的。
四
有个问题为我指出了通向正确道路的方向，这个问题的提出本来是因为在词源学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表述"好"的词言文字：在这里我发现所有这些名称都把我们引回到同一个概念转化——基本概念的等级含义往往是"高尚"、高贵"，由此又必然转化出含有"精神高尚"，"高贵"意思的"好"，含有"精神崇高"，"精神特权"意思的"好"；这一转化又总是伴随以另外那种转化，"普通的"、"粗俗的"、"低贱的"终于被转化成"坏"
的概念，这后一种转化的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德文字"坏"本身"坏"字（"Schlecht"）和"简朴"（"Schlicht"）通用——请比较"直截了当"（"Schlechtweg"，直译："坏的方式"），"简直不堪"
（"Schlechter－dings"，直译："坏的事物"）——因此"坏"这个字起初就是这样不屑一顾地径直把简朴的，普通的人置于高尚的对立面。大约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也就是说到了很晚的时候，上述内容才转变为现在通用的意思。——这就为我的道德谱系的研究展示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它之所以这么晚才被找到是因为在现代世界上，民主的偏见对所有追根溯源的工作施加了障碍性的影响，甚至连那个看来是最客观的自然科学和生理学领域也不例外，当然我在此只能是点出问题而已。那么这种偏见，一旦它燃起仇恨的烈焰，能给道德和历史造成什么样的特殊危害？这已由臭名昭著的布克尔事件表明了。起源于英国的现代精神的平民主义在它的故乡的土地上再次爆发，激烈得有如一座喷发的火山，伴随着迄今为止所有的火山都发出的那种令人扫兴的、噪音过大的、粗野的、不容争辩的声音。——
五
说到我们的问题，我们完全有理由称其为一种安静的问题，它只是有选择地针对少数几个听众。同样有趣的是我们发现，那些标志着"好"的词汇和词根至今仍然含有某种不同一般的东西，使高尚者据此感到他们才是上等人。他们固然经常根据他们对权力的考虑称呼自己（称为"强有力的人"，"主人"，"领主"），或者根据这种考虑的最明显的标志称呼自己，例如称为"有钱人"，"占有者"（这个意思取自阿瑞阿语，在伊朗语和斯拉夫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不过这些高尚者也根据一种典型的特性称呼他们自己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例如他们称自己是"真实的"：最先这样做的是希腊贵族，其代言人是麦加诗人蒂奥哥尼斯。用来表达这个意思的词：esthlos的词根意味着一个人只要是存在的，现实的，真切的，他就是真正的人；而后，经过一个主观的转变，真正就变成了真实：在概念转化的这个阶段，真实成了贵族的口头禅，而且彻底地包含在"贵族的"词义里，以示和被蒂奥哥尼斯认之为并描述为不诚实的下等人相区别——一直到贵族没落以后，该词才最终被保留下来用于标志精神贵族，与此同时该词也变熟、变甜了。在kakos和deilois这两个词中（a－gathos的反义词：庶民）都强调了懦弱：这也许是一个提示，循此方向我们必须去寻找意思清楚得多的aga－thos
的词源。拉丁文中的坏（malus）字可以用来指深肤色，特别是黑头发的人为粗俗的人，即在雅利安人以前居住在意大利土地上的居民，他们和成为统治者的黄头发雅利安征服者种族最明显的区别就是颜色；至少克尔特语为我提供了正好类似的情况——fin（例如Fin-Qal这个名词），就是用来标志贵族的，最后被用来标志好、高贵、纯洁、本原是黄头发，以此和肤色暗、头发黑的土著居民相对照。顺便说一下，凯尔特人纯粹是黄头发人种。有人（譬如维尔科夫）错把德国人种分布图上的那些暗色头发人种聚居地段同什么凯尔特人的后裔和血缘联系在一起。其实，在这些地段居住着的是雅利安以前的德国居民（在整个欧洲情况几乎相同，从根本上说，被征服的种族最终再一次占了上风，在肤色上，在缺乏头脑上，甚至在智识本能和社会本能上，有谁赞成我们如下的观点，难道不是时髦的民主，难道不是更为时髦的无政府主义，尤其是现在所有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对于"公社"这种最原始的社会形式的共同偏爱，难道它们的主旨不像是一种惊人的尾声，象征着征服者和主人种族的雅利安人甚至在生理上都处于劣势了吗？……）拉丁文字bonus我斗胆译为斗士；假如我可以将bonrs引溯到一个更为古老的词duonus（请比较bellum和du－ellum，以及duen－lum，在我看来，这中间好像保存了那个duonus），那么donus就可以译成与人纷争的人、挑起争端的人（duo），斗士：我们看到，在古罗马是什么使一个人形成他的"善良"。我们德国人的"好"本身难道不是标志"神圣者"，"神圣种族"的人吗？而且这难道不是和哥特人的人民（起初是贵族）的名称相一致吗？在此不宜阐述这些猜测的原因——
六
政治优越观念总是引起一种精神优越观念，这一规则暂时尚未有例外（虽然有产生例外的机会），当最高等级是教士等级的时候，这一规则表现为教士们喜欢采用一种向人们提醒教士职能的称呼来作为他们的共同标志。譬如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碰上了像"纯洁"和"不纯洁"这样的对立的等级观念，同样也是在这里后来产生了不再具有等级意义的"好"和"坏"的观念。但是人们应该当心，不要立刻把"纯洁"与"不纯洁"这种观念看得过重、太广，甚至看成象征性的：古人类的所有观念都应当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一堆我们几乎不能想像地粗糙的、笨拙的、浅薄的、狭窄的、直截了当的，特别是不具有代表性的东西，"纯洁的人"的最初的意思不过是洗澡的人，拒绝吃某种感染腹疾的食品的人，不和肮脏的下层妇女睡觉的人，厌恶流血的人——只此而已，岂有它哉！此外，当然，从以教士为主的贵族的全部行为可以看清楚，为什么恰恰是在这种早期阶段，价值的对立能够以一种危险的方式内向化、尖锐化。事实上，由于这种价值的对立在人与人之间最终扯开了一道鸿沟，就连精神自由的阿基利斯也难于毫不畏惧地逾越这道鸿沟。早在一开始就有某种有害的因素孕含在这种贵族气派中，孕含在这统治者的、疏远商贸的、部分是深思熟虑、部分是感情爆发的习惯中，其结果是各个时期的教士们都很快地、不可避免地感染上那种肠道疾病和神经衰弱，可是他们为自己找到了什么方法来医治他们这些疾病？——难道人们不能说这种医疗方法的最终结果已经显示比它要治愈的疾病本身还要危险百倍吗？人类自身仍然在受着那些教士们的医疗方式的后果的煎熬！让我们试想某种饮食方式（禁忌肉类），试想斋戒、节制性欲、"向沙漠"逃循（维尔·米切尔式的孤立，当然不包括由此产生的强饲法和营养过度，那里包含了医治禁欲主义理想的所有歇斯底里发作的最有效的方法）；再试想，教士们的全部敌视感官的和懒惰而诡诈的形而上学，他们依据苦行僧的和使用玻璃扣而且观念固执的婆罗门的方式实行的自我催眠术，以及对其根治术——虚无的、最后的、非常可以理解的普遍厌倦（或者对上帝的厌倦——渴望和上帝结成一种神秘联盟是佛教徒所渴望的虚无，涅盘——仅此而已！）在教士们那儿一切都变得格外危险，不仅仅是医疗方式和治疗技术，而且还包括傲慢、报复、敏锐、放荡、爱情、权力追求、贞操、疾病——凭心而论，无论如何还应当加上一句：只有在这块土地上，在这块对人类和教士的生存来说基本上是危险的土地上，人才能够发展成为一种有趣的动物，只有在这里，人的精神才更高深，同时也变得凶恶了——正是这两个原因使得人迄今为止优越于其它的动物。
七
读者已经可以猜测出，教士的价值方式可以多么轻易地脱离骑士——贵族的价值方式而向其反面发展了。在每一次这种脱离发生时都有一个契机，都是发生在教士阶层和斗士阶层相互嫉妒、无法和解的时候。骑士——贵族的价值判断的前提是一个强有力的体魄，是一种焕发的、丰富的、奔放的健康，以及维持这种体魄和健康的条件：战斗、冒险、狩猎、跳舞、比赛等等所有强壮的、自由的、愉快的行动。贵族化教士的价值方式，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具有其它的前提：战斗对他们来说是糟糕造了！正如我们所知，教士是最凶恶的敌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最无能。从无能中生长出来的仇恨既暴烈又可怕，既最富才智又最为阴毒。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仇恨者总是教士，最富有才智的仇恨者也总是教士——在教士的报复智慧面前，其它所有的智慧都黯然失色。没有这种无能者提供的才智，人类历史将会过于乏味——让我们举个最重大的事例。在地球上，所有反对"高贵者"、"有力者"、"主人"、"权力拥有者"的行动都不能和犹太人在这方面的所为同日而语：犹太人，那个教士化的人民，深知只需彻底地重新评定他们的敌人和压迫者的价值，也就是说，以一种最富有才智的行动而使自己得到补偿。这正适合于教士化的人民，这个有着最深沉的教士化报复心理的人民。正是犹太人敢于坚持不懈地扭转贵族的价值观念（好＝高贵＝有力＝美丽＝幸福＝上帝宠儿），而且咬紧了充满深不可测的仇恨（无能的仇恨）的牙关声称"只有苦难者才是好人，只有贫穷者、无能者、卑贱者才是好人，只有忍受折磨者、遭受贫困者、病患者、丑陋者才是唯一善良的、唯一虔诚的，只有他们才能享受天国的幸福，——相反，你们这些永久凶恶的人、残酷的人、贪婪的人、不知足的人、不信神的人，你们也将遭受永久的不幸、诅咒，并且被判入地狱！"……我们知道，是谁继承了这种犹太人对价值的重新评价。一想起这可怕的、祸及全体大众的首创，这一由犹太人提出的所有战争挑战中最根本的挑战，我就记起我在另一场合（《善恶的彼岸》第一一八页）说过的话——即犹太人开始了道德上的奴隶起义：那起义已经有了两干年的历史，我们今天对此模糊不清只是因为那起义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八
——可是你们没有听懂？你们没有看到某种东西需要两千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成功？……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所有长期性的发展都很难观察、很难判断。可这是个大事：从那报复的树干中，从那犹太的仇恨中，从那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深刻、最极端的、能创造理想、转变价值的仇恨中生长出某种同样无与伦比的东西，一种新的爱，各种爱中最深刻最极端的一种：——从其它哪根树干中能够长出这种爱？……但是也不要误以为这种爱是对那种报复渴望的否定，是作为犹太仇恨的对立面而萌发的！不是的！事实恰好相反！这种爱正是从那树干中长出来的，是它的树冠，是凯旋的、在最纯洁的亮度和阳光下逐渐逐渐地伸展开来的树冠。既使在光线和高度的王国里，这树冠也似乎以同样的渴求寻求着那仇恨的目的、胜利、战利品、诱惑，这种渴求使那种仇恨的根在所有的深渊中越扎越深，在所有的罪恶中越变越贪。拿撒勒斯的这位耶稣，爱的人格化福音，这位把祝福和胜利带给贫苦人、病患者、罪人的"救世主"，——他难道不正是最阴险可怕、最难以抗拒的诱惑吗？这诱惑和迂回不正是导向那些犹太的价值和理想的再造吗？难道以色列不正是通过这位"救世主"的迂回，这位以色列表面上的仇敌和解救者来达到其精心策划的报复行动的最后目标的吗？这难道不算是报复的一种真正重大的策略所使用的秘密非法的艺术吗？这不是一种有远见的、隐蔽的、缓慢的和严密策划的报复吗？以色列本身不正是这样被迫当着整个世界像唾弃死敌一样唾弃其报复的真正工具、并且让它钉在十字架上，从而使"整个世界"，即所有以色列的敌人，都不假思索地吞下这诱饵吗？难道还有人能从精神的所有诡计中再想出一种更加危险的诱饵吗？什么东西的诱惑人、陶醉人、麻痹人、使人堕落的力量能和"神圣的十字架"这个象征、"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那恐怖的自相矛盾、上帝为了人类幸福而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无法想像的最后的残酷行动的神秘色彩相提并论？至少可以肯定，以色列以这种情景，用其对迄今为止所有价值的报复和重新评定，不断地战胜了一切其它的理想，战胜一切更高贵的理想。——
九
——"可是您还谈论什么更高贵的理想！让我们顺应现实吧！人民获得了胜利——或者说是'奴隶'获得了胜利，或者说是'暴民'，或者说是'百姓'，随便您怎么去称呼它，反正这胜利是由于犹太人而获得的，而发起的！任何其他的人民都未曾有过这样一种世界历史使命。'主人'被打败了，平民的道德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同时又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败血症（它已经在各个种族中融通蔓延），我不否认，无疑地，人类中毒了。'拯救'人类于'主人'的统治的事业正获全胜。一切都明显地犹太化了，或者基督化了，或者暴民化了。（不管用什么词吧！）这种毒症在人类全身的蔓延看来是不可阻止的了，其蔓延的速度从现在起倒是可能不断地放慢，变得更细致、更微弱、更审慎——人们还有时间……如今教会还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任务，甚至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也许人们可以不需要教会？请回答吧。看上去教会是在阻止和控制而不是促进毒症的蔓延？这正可能是它的有用之处。可以肯定地说，教会简直就是粗鲁村野的东西，是和细腻的智慧，和一种本来很时髦的趣味相对立的，它难道不应当至少自我完善一点儿吗？……它如今得罪的人要比它诱惑的人多了……假如没有教会，我们之中有谁会成为自由思想家？是教会而不是它的毒素在和我们作对……撇开教会，我们还是热爱毒素的……——这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对我的讲话的反应——他是一个诚实的家伙，反正他明显地表现出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一直在倾听我讲话，而且不容我沉默，可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充分的理由沉默。
十
奴隶在道德上进行反抗伊始，怨恨本身变得富有创造性并且娩出价值：这种怨恨发自一些人，他们不能通过采取行动做出直接的反应，而只能以一种想像中的报复得到补偿。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则起始于对"外界"，对"他人"，对"非我"的否定：这种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动。这种从反方向寻求确定价值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方向寻求价值——这就是一种怨恨：奴隶道德的形成总是先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环境，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它需要外界刺激才能出场，这种行动从本质上说是对外界的反应。高贵的价值评定方式则相反；这些价值是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它只是为了更心安理得、更兴高采烈地肯定自己才去寻找其对立面。它们的消极的概念如"低贱"、"平庸"、"坏"都是在与它们的积极的概念相比较后产生的模糊的对照，而它们的积极的概念则是彻底地渗透于生命和热情的基本概念："我们是高贵者，是好人；我们是美的、是幸福的。"如果说贵族的价值方式有过失，强暴现实，那么这种情况就发生于他们不够了解的领域，他们不是去了解实情，而是矜持地进行自卫：有时他们会错误地判断一个他们所蔑视的领域，比如平民的领域，地位低下的人民的领域。另一方面，人们也要考虑到，不管怎么说，蔑视的情绪、倨傲的情绪、自负的情绪的产生，人们对蔑视情景的伪造，这都远远无法和无能者以受压抑的仇恨向他的对手（当然是虚构的）进行报复的那种虚伪相比。事实上，在这种蔑视中有过多的疏忽和轻浮，过多的不顾事实和不耐烦，夹杂着本来就过多的与生俱来的愉快心情，使这种蔑视能够把它的对象转变成真正的丑角和怪物。请注意，希腊贵族为了和地位低下的人民拉开距离，在所有有关的词句中加上几乎是仁慈的声调，怜悯、关怀、容忍这类的词一直不断地相互搅拌，并且包裹上糖衣，直至最后几乎所有和平民有关的词句就只省下了诸如"不幸"、"可怜"这类的表达（参见deilos，deilaios，poneros，mo－chtheros，最后两个词的本意认平民为工作奴隶和负重的牲畜）——而另一方面，"坏"、"低贱"、"不幸"这类词又没完没了地用一个单音，用一种"不幸"占优势的音色，轰击着希腊人的耳朵；这是古老的、更高贵的贵族价值方式的传家宝，即使在蔑视时也不会须臾背弃。"出身高贵者"的确感到他们自己是"幸福者"，他们不是先和他们的敌人比较，然后才来人为地造就他们的幸福，或者使人相信，或者骗人相信他们的幸福（所有充满仇恨的人们都惯于此道）。他们浑身是力，因此也必然充满积极性，同样，他们知道，不能把行动从幸福中分离出去，他们把积极行动看成幸福的必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和无能者以及受压抑者阶层的"幸福"形成鲜明的对立，他们这些人感染了有毒和仇恨的情感，这些情感很快就被消极地表现为麻醉、晕眩、安宁、自由、"安息日"、修养性情和伸展四肢等。高贵的人生活中充满自信和坦率（"血统高贵"强调"真诚"，或许还有"天真"），而怀恨的人既不真诚也不天真，甚至对自己都不诚实和直率，他的心灵是斜的，他的精神喜欢隐蔽的角落、秘密的路径和后门；任何隐晦的事都能引起他的兴趣，成为他的世界、他的保障、他的安慰，他擅长于沉默、记忆、等待，擅长于暂时地卑躬屈膝、低声下气。这种仇恨者的种族最终必然会比任何一个高贵的种族更加聪明，而且它对聪明尊崇的程度也大不相同：它把聪明当做其生存的首要条件，而高贵者只是把聪明当作奢侈和精致的一种高雅的变味品来享受：——即使在这方面，聪明比起无意识的调节本能那样一种完美的功能性保障也早已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比起一种特定的不聪明来，比起某种更加勇敢的蛮干，哪怕蛮干会招灾树敌，比起那为所有时代的高尚灵魂都要重新认识的激怒、热爱、敬畏、感激和报复等等狂热的情感爆发来，聪明早已不再重要了。当一个高贵的人感受到怨恨的时候，这怨恨会爆发，并且消耗在一种瞬间的反应中，因此也就不会起毒化作用：此外，在许多场合下，高贵者丝毫不感到怨恨，而所有的软弱者和无能者却会毫无例外地感到怨恨。具有坚强完美的天性的人的标志是根本不会长期地把自己的敌人、不幸和失误看得很严重，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塑造力、修复力、治愈力，还有一种忘却力（现代世界上有个很好的例子，他就是米拉保，他记不住任何别人对他的侮辱和抵毁，他不能原谅别人，只是因为他把一切全忘记了。）这种人猛然一甩就抖落了许多寄生虫，而这些寄生虫却深入其他人的皮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地球上才可能出现所谓的"爱自己的敌人"。一个高贵者已经向他的敌人表示了多少尊重！而这种尊重本身就是通向爱的桥梁……是的，他以己度自己的敌人，以自己的高标准要求敌人！是的，除了这种丝毫不值得蔑视，而且非常值得尊敬的敌人，他不能容忍其他种的敌人！试想，一个充满仇满恨的人构想出来的"敌人"将是什么样的——这正是他的行动，他的创造：他构想了"丑恶的敌人"，构想了"恶人"，并且把它作为基本概念，然后又从此出发产生了余念，设想了一个对立面，即"好人"——也就是他自己。
十一
正好相反，精神高贵者预先自发地创造了"好"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从自身获得了这一概念，而后才由此引伸出一种关于"坏"的概念！这种起源于高贵的"坏"和那种产生于不知魇足的仇恨的大锅中的"恶"——这看上去同样是"好"物概念的反义词的-"坏"和-"恶"是多么不相同啊！前者是附产品，是一种附加成分，一种补充色调，而后者却是本源、是起点，在奴隶的道德观念中是原始的创造活动。可是在这里同样被称为"好"的概念并不相同：最好还是过问一下，依照仇恨的道德究竟谁是"恶人"。最确切的答案是：这里的所谓"恶人"恰恰是另一种道德中的"好人"、高贵者、强有力者、统治者，他们只不过是被仇恨的有毒眼睛改变了颜色、改变了含义、改变了形态。在这里我们至少要否定一点：谁要是把那种"好人"只认作敌人，那么他除了邪恶的敌人就什么也不认识。同样是这种人，他们被如此严格地束缚在习俗、敬仰、礼节、感戴之中，甚至被束缚在相互监视、彼此嫉妒之中，他们在相互态度的另一方面却显示出如此善于思考，善于自我克制，如此温柔、忠诚、自豪、友好；一旦来到外界，接触到各种陌生事物，他们比脱笼的野兽好不了多少，他们摆脱了所有社会的禁锢，享受着自由，他们在野蛮状态中弥补着在和睦的团体生活中形成的长期禁锢和封闭所带来的紧张心理，他们返回到了野兽良心的无辜中，变成幸灾乐祸的猛兽，他们在进行了屠杀、纵火、强暴、殴打等一系列可憎的暴行之后也许会大摇大摆、心安理得地离去，仿佛只是完成了一场学生式的恶作剧，他们也许还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诗人们又有值得歌咏和颂扬的素材了。所有这些高贵种族的内心都是野兽，他们无异于非常漂亮的、伺机追求战利品和胜利的金发猛兽；隐藏着的内心时不时地会爆发出来，野兽必然要重新挣脱，必然要回到野蛮状态中去——罗马的贵族、阿拉伯的贵族、日耳曼的和日本的贵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他们都同样具有这种需要。高贵的种族不论走到哪里都留下了形成"野蛮人"的概念的痕迹，就连他们的最高等的文化中也显露出他们对于此种行为的一种意识，甚至是一种自豪（例如佩利克勒斯在那篇著名的葬礼演说辞中对他的雅典人民说："我们的果敢打开了进入所有土地和海域的通道，在四外都不分好坏地树立起永恒的纪念碑。"）高贵种族的这种表现得如此疯狂、荒谬、突兀的"果敢"，这种不捉摸，这种甚至对他们自己的行动都难以把握（佩利克勒斯特别强调了雅典人的rathumia），他们的这种满不在乎，以及对安全、肉体、生命、舒适的蔑视，对所有破坏行为，对所有胜利的淫欲和残酷的淫欲的那种令人恐惧的兴致和发自内心的爱好——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们的受害者勾画出"野蛮人"、"邪恶的敌人"的形象，或许是"哥特人"或者"汪达尔人"的形象。日耳曼人在初掌政权时激发的（现在又再次激发的）深刻和冷酷的不信任还总是那种无法消除的恐惧的尾声，许多世纪以来，欧洲怀着这种恐惧目睹了金发的日耳曼猛兽的震怒（虽然所有的古日耳曼人和我们德意志人之间几乎不存在概念上的联系，更不用说血源上的联系了）。我有一次注意到赫西奥特的困难处境，当时他正思考文化时代的序列问题，并试图用金、银、铁来标志它们。他善于巧妙地处理光辉的、但也是如此可怖、如此残暴的荷马时代遗留下来的矛盾，使用的方法无非是把一个时代一分为二，然后依序排列——首先是特洛伊和底比斯的那个英雄和半神的时代，这是贵胄们仍旧保留在记忆中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有他们自己的祖先；接下去是金属的时代，也就是那些被践踏者、被剥夺者、被残害者、被拖走和被贩卖者的后代所看到的那个世界：据说这是矿石的时代，坚硬、冷酷、残忍、没有情感和良心；一切都被捣毁并沾满血污。假定，现在被当作"真理"的东西果如其然，假定一切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把"人"从野兽驯化成一种温顺的、有教养的动物、一种家畜，那么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把所有那些反对的和仇恨的本能，那些借以最终羞辱并打倒了贵胄及其理想的本能看作是真正的文化工具，当然无论如何不能说，那些具有这种本能的人本身同时也体现了文化。其实，相反的结论的正确性不仅是可能的，不！这在如今已是有目共睹的了！这些具有贬低欲和报复欲本能的人，这些所有欧洲的和非欧洲的奴隶的后代，特别是所有前亚利安居民的后代，他们体现的是人类的退让！这些"文化工具"是人类的耻辱，其实是一种怀疑，一种对"文比"的反驳！人们完全有理由惧怕并防犯所有高贵种族内心的金发猛兽，如果有人能够领悟到，不恐惧则永远无法摆脱失败者、贬低者、萎靡者、中毒者的嫉妒的眼光，难道他还会千百次地选择恐惧吗？这不正是我们的灾难吗？如今是什么构成了我们对"人"的反感？人使我们受苦，这是没有疑问的了，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惧怕他，其实他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惧怕的了。虫"人"已经登台，而且是蜂拥而至。"驯服的人"、不可药救的中庸者、令人不快的人已经知道把自己看成是精英，是历史的意义，是"上等人"。是的，他们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和大批失败者、病患者、疲惫者、萎靡之间尚有距离，在这段距离之后，当今的欧洲正在开始发臭，因此他们觉得自己至少还是比较适度的，至少还是有生活能力的，至少还是肯定生活的……
十二
此刻，我不拟压抑我的感叹和我最后的期望。什么东西是我完全无法忍受的？是我独自一人无法结束的？是令我窒息、使我忍受煎熬的？是恶劣的空气！恶劣的空气！是某种失败的东西在接近我，是我被迫去嗅一种失败者的内脏……除此之外，人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苦难、贫困、恶劣天气、久病不愈、艰辛、孤寂？人基本上是能够对付其余这些困难的；人生来就是一种地下的、战斗的存在；人总是会不断地接触到光亮，不断地经历他的胜利的黄金时刻——然后就停留在那儿，好像生来就是这样的坚不可摧，这样急切准备迎接新的、更艰难、更遥远的战斗，就像一张弓，任何困难都只能使它绷得更紧。不过我时常得到恩赐——假设在善恶的彼岸当真存在着上界的恩赐者——使我能看一眼，而且也只能看一眼某种完美的、圆满的、幸福的、有力的、凯旋的、多少还能引起恐惧的东西！看一眼为人作辨护的人，看一眼人的那残存的、正在消失的机运，以便能够保持对人的信任！……因为事实是欧洲人正在变得渺小和平均，因为看到这种情况就使人厌倦……我们如今已不再能够看到任何会变得更伟大的东西。我们担心的是，人还在继续走下坡路，还在变得更仔细、更温和、更狡黠、更舒适、更平庸、更冷漠、更中国式、更基督化——毫无疑问，人总是在变得"更好"——这正是欧洲的劫难——在我们停止惧怕人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对他的热爱、尊敬、期望，失去了对人的追求，看到人就会事感到格外厌倦——这不是虚无主义又是什么？我们对人感到厌倦了……
十三
言归正传，关于"好人"观念的另外一个起源，也就是仇恨者想像出来的那种好人，这个问题出需要有一个解。羊羔怨恨猛兽毫不奇怪，只是不能因为猛兽捕食羊羔而责怪猛兽。如果羊羔们私下里议论说："这些猛兽如此之恶，难道和猛兽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羊羔不能算是好的吗？"那么这样的一种理想的建立并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尽管猛兽会投过讥讽的一瞥，它们也许会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并不怨恨这些好羊羔，事实上我们很爱它们，没有什么东西比嫩羊羔的味道更好了。"要求强者不表现为强者，要求他不表现征服欲、战胜欲、统治欲，要求他不树敌，不寻找对抗，不渴望凯旋，这就像要求弱者表现为强者一样荒唐。一定量的力相当于同等量的欲念、意志、作为，更确切些说，力不是别的，正是这种欲念、意志、作为本身，只有在语言的迷惑下（理性语言对事物的表述是僵死的，是彻底的谬误），这种力才会显示为其它，因为语言把所有的作为都理解和错解为受制于一个作为着的"主体"。正像常人把闪电和闪电的光分开，把后者看一个主体的行动、作为并且称其为闪电一样，常人的道德也把强力和它的表现形式分离开来，似乎在强者的背后还有一个中立的基础，强力的表现与否和这个中立的基础毫无关系。可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基础；在作为、行动、过程背后并没有一个"存在"；"行动者"只是被想像附加给行动的——行动就是一切。常人让闪电发光，那实际上等于给行动加倍，使之变成行动——行动：也就是把同样一件事一会儿称为原因，一会儿又称为结果。自然科学家也不强似常人，他们说，"力在运动中，力是始因。"我们的全部科学，虽然是极为冷静的，排除了情绪干扰的，但是却仍然受着语言的迷惑，而且始终没能摆脱那些强加上去的替换外壳，即所谓"主体"。
例如，原子就是这样一个替换外壳，同样，康德的"物自体"也是这样一个替换外壳：毫不奇怪，那些被压抑的、在暗中闪耀的报复和仇恨的情感利用了这样一种信念，甚至是空前热烈地信奉这样的信念：即强者可以自由地选择成为弱者，猛兽可以自由地选择变成羔羊。这样一来，他们就为自己赢得了把成为猛兽的归类为猛兽的权利……与此同时，那些被压迫者、被蹂躏者、被战胜者，他们出于无能者渴求复仇的狡猾在窃窃私语："我们要和那些恶人有所区别，让我们做好人！所有不去侵占、不伤害任何人，不进攻，不求报的人，所有把报复权上交给上帝的人，所有像我们这样隐蔽自己、避开一切罪恶，甚至很少有求于生活的人，像我们这样忍耐、谦恭、正义的人都是好人。"如果冷静而不带偏见地倾听，这段话的真实含义其实不过是："我们这些弱者的确弱；但是只要我们不去做我们不能胜任的事，这就是好。"但是这种就连昆虫都具有的最低等的智力（昂虫在危险时刻也会佯死，以免行动"过多"），这个冷酷的现实却由于无能的伪造和自欺而被包裹在退缩、平静、等待的道德外衣中，就好像弱者的弱原是他的本质，他的作为，他的全部的、唯一的、必然的、不可替代的真实存在，是一种自发的举动，是某种自愿的选择，是一种行动，一种功绩。这类人相信，一个中立的、随意选择的"主体"必然产生于一种自我保护、自我肯定的本能，这种本能惯于把所有的慌言都神圣化。上述主体，或者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灵魂，或许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好的信仰了，因为它使绝大多数会死亡的人，使各种各样的弱者和受压抑者能够进行高超的自我欺骗，使他们能够把软弱解释为自由，把软弱的这种或那种表现解释为功绩。
十四
有谁想上下求索一番、看看理想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谁有这份胆量？……好，让我们开始吧！这儿有一条缝，可以经常窥见这些阴暗的作坊。请稍候片刻，我的冒失大胆先生，您的眼睛必须先习惯于这变幻无常的光线，……好了，现在请告诉我，那里发生了些什么事？说出来您都看到了些什么，您这个最危险的好奇家伙——现在我是倾听者——
——"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是我听到的却更多。在那儿从每个角落里都发出一种审慎、狡猾、轻微的耳语。我觉得他们在说慌，每个声响都像沾了蜜糖般的柔软，他们说无疑软弱应当被当作功绩来称赞——您说对了，他们正是这样。"——
——还有什么？
——"不报复的无能应被称为'善良'，卑贱的怯懦应改为'谦卑'，向仇恨的对象屈服应改为'顺从'（根据他们对一个人顺从，这个人吩咐他们屈服，他们称这个人为上帝）。弱者的无害，他特有的怯懦，他倚门而立的态度，他无可奈何的等待，在这儿都被冠上好的名称，被称为'忍耐'，甚至还意味着美德；无能报复被称为不愿报复，甚至还可能称为宽恕（"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只有我们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他们还在议论'爱自己的敌人'——而且边说边淌汗。"
——接着说！
——"我敢断定他们非常悲惨，所有这些耳语者和躲在角落里的伪造者，虽然他们挤做一团取暖。可是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的悲惨是被上帝选中的标志，就像人们鞭打自己最庞爱的狗一样；或许这种悲惨还是一种准备、一种考验、一种训练；或许它竟是以黄金作为巨额利息最终获得补偿的东西，不，不是用黄金，而是用幸福补偿。他们把这种幸福称之为"极乐"。
——说下去！
——"现在他们向我解释说，尽管他们必须去舔强者和主人的唾沫（不是出于恐惧，绝对不是！而是因为上帝吩咐他们尊敬所有的上级），但他们不仅比这个地球上的那些强者、主人更好，而且他们的'境况也会更好'，至以有朝一日会更好。可是，够了！够了！空气污浊！空气污浊！我觉得这些制造理想的作坊散发着一股弥天大谎的气味。"
——"不，请稍等一下！您还没讲到这些黑色艺术家的绝招呢！他们能把任何一种黑色的物体造成白色的、牛奶般的、纯洁的东西。您难道没有注意到他们魔术的高超？难道没有注意到他们那最大胆、最细致、最聪明、最有欺骗性的手腕？请注意一下！这些满怀报复和仇恨心理的寄生虫，他们从报复和仇恨中究竟造出了些什么？您到底有没有听到那些词句？如果只听他们的言谈，您是否会知道，这些人纯属忌恨者？"
——"我懂了，我再把耳朵竖起来（对！对！对！把呼吸也屏住）。现在我才听到他们已经一再重复过的话：'我们这些好人——我们是正义者。'他们把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不叫做报复，而称之为'正义的凯旋'；他们仇恨的并不是他们的敌人，不是！他们仇恨'非正义'，仇恨'无视上帝'；他们信仰和期望的不是复仇，不是陶醉于甜蜜的复仇（荷马曾经说过，这种陶醉比蜜糖还甜），而是'上帝的胜利'，是正义的上帝战胜不信上帝的人；这个地球上还值得他们爱的不是那些满怀仇恨的弟兄们，而是他们称之为'充满爱心的弟兄们'，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地球上所有的好人和正义的人。"
——他们把那种在悲惨生活中给了他们安慰的、关于所谓的未来极乐世界的幻觉叫做什么？
——"什么？我听得准确吗？他们把它叫做'终审日'，他们的王国，即'上帝的王国'到来之日——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他们暂且生活在'信仰'、'爱'和'期望'之中。"
——够了！够了！
十五
信仰什么？爱什么？期望什么？无疑，这些软弱者也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成为强者，有朝一日他们的"王国"也能来临，他们就把这个王国称这"上帝的王国"——他们事事处处都如此谦卑！可是为了获得在这个王国生活的经历，人必须活很长时间的、必须越过死亡，是的，必须获得永生才能够永久地在"上帝的王国"里使自己那"在信仰、爱期望中"渡过的尘世生活得到补偿。可是补偿什么？用什么来补偿？……我觉得但丁在这里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凭着一种能唤起恐惧感的机灵在通往他的地狱的大门上写下了"我也是被永恒的爱创造的"，——不管怎么说，在通往基督教的天堂和"永恒的极乐"的大门上应当更有理由写上"我也是被永恒的仇恨创造的"，让真理站在通往谎言的大门上！那个天堂的极乐又是什么呢？……我们大概可以猜出答案来了，但是最好还是请一位在这类事情上享誉很高的权威；托马斯·阿奎那，伟大的教师和圣人，来为我们证实一下吧，他用羊羔般温柔的口吻说道："享福总比受罚能给人以更大的快乐。同样，在天国里，人们会因为亲眼看见恶人受罚而感到快乐。"如果读者愿意听，这儿有一位成功的神父用更强烈的语气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他试图劝阻他的基督徒们不要公开地为所欲为——为什么？他非常激烈地写道："上帝的拯救将给我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欢乐，我们拥有的不是身强力壮的人而是殉道者，如果我们想要血，我们就有基督的血……但是想想看，在他凯旋归来之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吧！"接下去他继续描绘那迷人的幻景："是的，还有奇迹会发生——在那最后的永恒的终审日。异教徒从来就不相信会有那一天到来，他们讥讽地说，这整个旧世界连同它的历代居民就将毁于一场大火的那一天决不会到来。可是那一日的奇迹将会是多么宏大，多么广阔！那种景象将会使我惊讶，我将会怎样地大笑，欢乐，狂喜啊！我将会看到那些国王们，那些据称是伟大的国王们，和丘比特一道，和那些在黑暗的深渊中呻吟着的、接到升天通知的人们一道在天堂受到欢迎！我还将看到那些亵渎了耶稣的名字的地方行政官们在火焰中熔化，那火焰比他们出于对基督徒的仇恨而点燃的火焰还要炽热。我还将看到那些先知、那些哲学家们，他们曾教导他们的学生说上帝对任何事都不关心，人并没有灵魂，如果有，那些灵魂也决不会回到他们原来的躯体中。面对着聚在一起的学生们，那些哲学家将会羞愧脸红！此外我还将看到诗人们在审判员席前颤抖，这不是拉达曼陀斯的坐席，不是米诺斯的坐席，而是基督的坐席，是他们从未抬眼看过的基督！而后我还将听到悲剧演员的声音，在他们自己的悲剧中他们的声音更加动人；还有表演家，他们的肢体在火中格外地轻柔。我还会看到四轮马车夫被火轮烧得通红！接下去可以看见体育运动员，他们不是在他们的运动场上，而是被推进火堆——除非我到那时也不想看这一场景，可是依着我的愿望我却要看个够，因为他们曾经把愤怒和怨恨出在上帝的身上；我会说："这就是他干的，那个木匠或者妓女的儿子（特图里安在这里模仿犹太人的谩骂，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他在犹太法典中用的称呼是耶稣的母亲），那个不遵守安息日的人，那个有魔鬼帮助的撒马利亚人。他就是犹大出卖给你们的那个人，挨了一顿芦杆和拳头，污了一身唾沫，被迫喝了胆汁和醋的那个人。他就是那个被信徒们秘密偷走的人，所以人们说他已经升天了，除非是园丁把他挪走了，以免来访的人群践踏他的菜地！这是何等样的景象！何等样的狂喜！哪个罗马执政官、会计官、教士能给予你这样的赠礼？可是所有这一切却属于我们，对于精神想像力的信仰勾画了这副图景。但是那些耳闻不见，目睹不到、心感不觉的事物究竟是些什么？我相信，这是比在马戏场、剧院、圆形剧场，或者任何体育场里所能感受到的更大的快乐。"——原文如此。
十六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好与坏"和"善与恶"这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在这个地球上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虽然第二种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稳占上风，但是只要战争仍在持续，胜负的问题就悬而未决；甚至可以说，在此期间战争又升级了，因而它也就变得更深刻，更具有斗智的性质了，结果是目前也许还找不到更确切的标志来标记那超越这种对立的"更高级的自然力"，即更智慧的自然力，那种对立的另一真实的战场。这场战斗的象征在所有人类历史上垂训千古，这就是"罗马人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对罗马人"。迄今为止，还没有比这更重大的战斗，更严峻的课题、更仇视的对立，罗马人把以色列人看成某种违反自然的反常怪物；罗马人认为犹太人"对整个人类充满了仇恨"。如果人们有权把人类的得救和未来同贵族的价值观，即罗马的价值观的无条件统治联系起来，那么罗马人的这种看法就是对的。可是反过来犹太人又是怎样看待罗马人的呢？有千百种迹象表明他们的观念，而我们只需再读一遍圣约翰的《启示录》，那文字史上最偏执狂热的发泄、那对良知的报复。请不要低估基督徒坚韧不拔的本能，他以此为这本仇恨之书贴上了爱的信徒的名字，附加了他狂热地偏爱的那些福音信条——但是不管有多少文字上的诈骗，这里面潜藏着一个事实：罗马人曾经是强壮的、高贵的民族，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能像罗马人那样，甚至梦想像罗马人那样强壮和高贵；罗马人的所有遗迹、每一个刻痕都是迷人的、庄重的，只要人们能够猜出其中的意思。反之，犹太人却是杰出的、充满怨恨的教士民族，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比拟的民俗道德天才，我们只需拿中国人和德国人这些有相似天赋的民族和犹太人相比，就可以感受到谁是第一流的天才，谁是第五流的，目前他们之中谁取胜了，是罗马人还是犹太人？可是这里还有什么疑问？想想看，在罗马本土人们把谁当作至高无上的价值的化身，向之鞠躬礼拜——而且不仅在罗马，在差不多整整半个地球上，哪儿的人们变得驯服了，或者将要变得驯服了，那儿的人们就向三个犹太男人和一个犹太女人鞠躬（向拿撒勒斯的耶稣，向渔夫彼得，向地毯匠保罗，向玛丽亚，那个起初被称为耶稣的人的母亲）。这真是奇怪，罗马无疑是战败了。的确，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的理想、高贵的价值观念曾经历了光辉夺目的复苏。罗马就像一个假死苏醒的人一样在那座新建的犹太式罗马城的重压下面蠢动起来，那新罗马俨然是一座世界性的犹太教堂，它被称为"教会"。但是，很快地犹太教又一次获胜，这要归功于发生在德国和英国的运动，它被称为宗教改革，而实质上是平民的怨恨运动。伴随这场运动而来的是：教会的重振和古罗马再次被置于古老的墓穴安宁之中。法国革命使犹太教再次取得了对古典理想的更具决定意义的、更深刻的胜利，因为从此，欧洲最后的政治高贵，那盛行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精神，在民众怨恨本能的压力下崩溃了，地球上还从未听见过这样热烈的喝彩，这样喧嚣的欢呼！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根本无法预料的现象：古典理想本身现形了，在人类的眼前和意识中再一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辉；它比以往更强大、更简单、更显著，它大声疾呼反对怨恨者古老的谎言口号："多数人享有特权"，它反对底层意志、降尊意志、平均意志和使人倒行退化的意志；它喊出可怕的担是令人振奋的反对口号："少数人享有特权！"拿破仑的出现就橡最后一个路标才指示出另外的出路一样。拿破仑，这个最孤独的人，这个跚跚来迟的人，他具体地体现了高贵理想自身的问题——或许我们应当思考，问题究竟何在：拿破仑这个非人和超人的综合体……
十七
到此为止了吗？那些重大的理想对抗就这样被永久地搁置起来了吗？还是只不过推迟了，长时间的推迟了？……是否有朝一日那古老的、憋闷己久的火势必会复燃成可怕得多的烈焰？不仅如此，这难道不正是有人全心全力渴望的吗？甚至有人要求，以至努力促使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此时此刻有谁像我的读者一样刚刚开始思考，开始拓展思维，他还很难迅速地得出结论，而我则有足够的理由做出结论，因为还是在很早以前我就很清楚我想要什么，我提出那句危险的口号是为了什么，那句口号写在我上一本书的扉页上："善恶的彼岸"，至少我没有写上"好坏的彼岸"。
注意：
我想利用这篇论文为我提供的时机，公开并正式地表达一个愿望，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偶尔地同学者们提到过这个愿望，这就是：如果哪个哲学系想要通过提供一系列的学术奖金来促进道德史的研究，那么我目前的这本书也许会对这项计划起有力的推动作用。鉴于这种可能性我想提出下列问题，以供参考。这些问题不论是对于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还是对于以哲学为职业的学者来说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语言科学，特别是对语源学的研究，给道德观念的历史发展带来的什么样的启示？"——此外，显然还有必要争取生理学家和医学家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即迄今为止的价值判断的价值这个问题）。在这里，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委托专业哲学家来充当代言人和协调人，因为他们成功地把哲学、生理学和医学之间的那种本来是非常冷淡、非常多疑的关系变成了友好的，富有成果的交往。事实上，所有那些历史研究和人种学研究所熟知的品行戒律，所有那些"你应当……"条款，都要求首先进行生理的阐释和说明，然后才能进行心理的分析，所有类似的问题都要首先经过医学知识的评判。问题的症结在于：各种品行戒律或"道德"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不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们，就无法精细地分解"价值目标"。比如某种东西对于某一种生物的长久生存来说可能有明显的价值（对于这种生物提高适应特定气候的能力，或对于它维持最多的数量来说），但是对于造就一种更强壮的生物来说，它就不会具有同样的价值了。大多数的利益和极少数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价值观点，认定前者是更高的价值，这属于英国生理学家的天真……现在所有的科学都在为哲学家未来的使命进行准备工作，而哲学家的使命就是：他们必须解决价值的难题，必须确定各种价值的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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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txt
论道德的谱系
第二章 "负罪"、"良心谴责"及其它
一
豢养一种动物，允许它承诺，这岂不正是大自然在人的问题上的两难处境吗？这不正是关于人的真正难题所在吗？至于这个难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解决，这在那些善于充分估价健忘的反作用力的人看来，想必是更让人吃惊的事。健忘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像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惯性，它其实是一种活跃的，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是积极主动的障碍力。由于这种障碍力的存在，那些只是为我们所经历、所知晓、所接受的东西在其被消化的过程中（亦可称之为"摄入灵魂"的过程），很少可能进入意识，就像我们用肉体吸收营养（即所谓的"摄入肉体"）的那一整套千篇一律的过程一样。意识的门窗暂时地关闭起来了，以免受到那些本来应由我们的低级服务器官对付的噪音和争斗的骚扰，从而使意识能够获得片刻的宁静、些许的空白，使意识还能够有地方留给新的东西，特别是留给更为高尚的工作和工作人员，留给支配、预测和规划（因为我们机体的结构是寡头式的）——这就是我们恰才说到的积极健忘的功用，它像个门房，像个灵魂秩序的保姆，像个安宁和规矩的保姆，显而易见，假如没有健忘，那么幸福、快乐、期望、骄傲、现实存在，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复存在。如果有一个人，他的这一障碍机关受损或失灵，那么这个人就像（而且不只是像……）一个消化不良的人。他将什么也不能够"成就"。恰恰是在这个必须要健忘的动物身上，遗忘表现为一种力量，一种体魄强健的形式。这个动物为自己培养了一种反作用力，一种记忆，他借助这种力量在特定的情况下——在事关承诺的情况下，公开地表现出健忘。因此，他绝不仅仅是被动地无法摆脱已建立的印象，不是无法消除曾经许下的、无法实现的诺言，而是积极主动地不欲摆脱已建立的印象，是持续不断地渴求曾经一度渴求的东西，是名符其实的意志记忆。所以在最初的"我要"、"我将要做"和意志的真实发泄、意志的行为之间无疑可以夹进一个充满新鲜事物、陌生环境、甚至意志行为的世界，而无需扯断意志的长链。但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为了能够支配未来，人就得事先学会区别必然和偶然，学会思考因果，学会观察现状和远景，并且弄清什么是目的，什么是达到这一目的所需要的手段，学会准确地预测，甚至估计、估算——为了能够像许诺者一样最终实现关于自己的未来的预言，人本身就得先变得可估算、有规律，有必然性！
二
这就是责任的起源的漫长历史。我们已经看到，那项培养一种可以许诺的动物的任务包含了较近期的、作为先决条件和准备工作的任务，即先在一定程度上把人变成必然的、单调的、平等的、有规律的，因而也是可估算的。我称之为"道德习俗"①的非凡劳动，人在人类自身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所从事的真正的劳动，人的全部史前劳动都因而有了意义，得到了正名，不管这些劳动中包含了多少冷酷、残暴、愚蠢、荒谬，但是借助于道德习俗和社会紧箍咒的力量，人确实会被变得可以估算。如果我们站在这一非凡过程的终点，处于树木终于结出果实，社团及其道德习俗终于暴露了目的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棵树木最成熟的果实是自主的个体，这个个体只对他自己来说是平等的，他又一次摆脱了一切道德习俗的约束，成了自治的、超道德习俗的个体（因为"自治"和"道德习俗"相悖）；总而言之，我们发现的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的长期意志的人，一个可以许诺的人，他有一种骄傲的、在每一条肌肉中震颠着的意识，他终于赢得了这意识、这生动活泼的意识，这关于力量和自由的真实意识，总之，这是一种人的成就感。这个获得了自由的人，这个真的能够许诺的人，这个自由意志的主人，这个行使主权的人，他怎能不意识到自己比所有那些不能许诺，不能为自己辩护的人都要优越？试想，他激发了多少信任？多少恐惧？多少尊敬？——他"理应"被人信任、惧怕和尊敬。再试想，这个能够统治自己的人，他怎能不势所必然地也去统治周围的环境、自然，以及所有意志薄弱、不可信任的人？"自由"人，具有长久不懈的意志的人，也有他的价值标准：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尊敬或蔑视别人，他必然会尊敬和他同等的、强壮的、可信赖的人（即可以许诺的人），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能够像自主的人那样对诺言抱审慎持重态度的人；他不轻信，他的信任就标志着杰出；他的话是算数可信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应付不测，甚至"抵抗命运"；同样，他也必然要随时准备用脚踢那些随意许诺的削肩的轻浮鬼，随时准备鞭打那些说话不算数的骗子。他骄傲地意识到，负责任是非同寻常的特权，是少有的自由，是驾驭自己的权力。这种意识已经深入到他的心底，变成了他的本能，一种支配性的本能。他会把这种本能叫做什么呢？他是否有必要为它找个名称？当然，这个独立自主的人肯定地会把这种本能称之为他的良心……
①参见《曙光》第七，十三，十六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