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父亲心存芥蒂
·落入妓女之手
·童年的终结
·第一次返回阿拉卡塔卡镇
·在圣约瑟教会学校开始读中学
·13岁的“老头”
·第二大队
·《青年》杂志
·最早的报道和诗句
·一个小心翼翼的“舔斗鸡主义者”加西亚与马尔克斯夫妇在巴兰基亚市第二次居留的时间比第一次短，从1937年底或1938年初至1939年11月。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确实勤奋，然而凭借顺势疗法和药典并且经常怀着幻想谋生依然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这使他陷入了总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不断四处奔波、在这里关门又在那里重新开张的境地，以致全家无法在任何一处永远定居。不过，他的自然疗法医学知识与实践经验已经十分丰富，致使教育部于1938年以国家级别确认了三年前他在巴兰基亚获得的顺势疗法医师开业执照。教育部的批文明确警告不得“参与外科手术，也不许从事属于对抗疗法的任何活动”。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自然遵守这一规定，而且他这个顺势疗法医生的名气大了，居然瞧不起正规医学。
但是，这回在巴兰基亚的两年十分糟糕，仅能糊口。长子加比托不得不以十一二岁的年龄，想方设法给家庭经济贡献几枚铜板。多亏了在阿拉卡塔卡的学校罗莎·埃莱娜·费古松教他的一手好字，加比托先是给十字路口的托基奥商店的东家写招牌，后来又用小木炭在白色纸板上为卡斯特亚诺斯先生那些怠惰的顾客写了一些告示牌，如“今天不冷，明天冷”，“赊销的人出去讨账了”，“看不见的话请你提问”。有一天他在家里的院子为从他们一家所在的阿巴霍居民区经过的公共汽车写了块招牌，从而挣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大钱25比索。一家人平时一日三餐天天凑合，这一天当然要吃一顿丰盛的午饭了，还买了几样家具来改变一下家里的寒酸面貌。他们的家当时在桑塔纳大街，1938年7月10日第7个孩子丽塔·德尔·卡门就出生在这里。
与此同时，加比托继续因上一年来辛塞县而后重返阿拉卡塔卡而中断的小学学业，师从胡安·文图拉·卡萨林斯先生在卡塔赫纳德印迪亚斯学校读三四年级，这是1938至1939年（当时哥伦比亚的小学学制仅有四年）的事情。虽然兴趣广泛，学习成绩却很优秀，常得最高分和奖状。但奖状对他并不意味着喜悦。两个妹妹阿依达和马戈特后来回忆说，他小学毕业那天回到家时，上衣挂着许多奖章，可是随后他就把奖章当做无用的装饰品丢到一边去了。实际上，尽管成绩优异，学校的功课开始妨碍他了，因为他真正的喜好是绘画，酷爱的是阅读。此时，加比托是不知疲倦的作画者和哥伦比亚诗人以及西班牙“黄金世纪”经典诗人的狂热读者，同时依然阅读格林兄弟、凡尔纳、萨尔戈里和仲马父子的作品。
1939年11月，这家人再次把东西装箱打包，把旧家具捆扎妥当，去寻找另一个城镇和另一所住处以便继续碰运气。这回他们来到苏克雷省一个与省同名的小镇——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大一部分作品中的故事都将要在此发生。年仅12岁的加比托继承了外公的实干精神，是搬家的所有程序的组织者与检查者，而他父亲一到搬家的时候就借口去打前站而走了捷径。加比托买火车票、订卡车、监督装箱打包，布置撤离的程序，出各种主意，其举动俨然是个大人。
《马尔克斯传》 第二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四章(2)
一家人在苏克雷镇住了12年，这个时期他们第一次享受到了平静的较为幸福的生活，这是由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凭借药剂师与顺势疗法医生职业终于赚了钱，但也归因于镇子的特点以及和气的讲团结的居民。加西亚和马尔克斯夫妇全家人无一例外地将在苏克雷的日子，作为可能是最幸福的时期，作为除了加比托以外阖家聚居的惟一时期而载入记忆。加比托不在的原因，是他可能于1940年1月返回巴兰基亚市，开始在耶稣会的圣约瑟学校上中学。
加比托1941年读中学二年级时因病辍学，回苏克雷镇住了八个月。如果不算这八个月，他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很短，至多三个月。这一时期，家里把他作为一个隔一段时间回来一趟的儿子或哥哥，作为一个清癯、腼腆、孤僻、沉默寡言、总看怪书的孩子予以接纳。长期的离家在外，使得他与父亲的关系越发难以融洽。与母亲的关系很快超越了母子范围，达到诙谐的亲密与庄重程度，和父亲的关系则因天各一方和缺乏互相了解而很冷淡。然而更深的原因在于，外祖父的形象在加比托看来是永远无法替代的。从另一方面讲，必须记住，加比托7岁的时候，才在恰逢父亲33岁生日的那天认识了他。在这种情况下，让他认同一个不仅与外公的形象不同更与之相反的父亲的形象几乎有点悖谬。加比托因为找不到将自己引入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内心的密码而日益郁郁寡欢。父亲很细心，却又严厉得几乎不通情理，认为长子不但是上校外公娇惯坏了的外孙，还是一个“撒谎的”孩子，在镇上听到看到的一切经他一说就走样，编派得一切都扭曲了。一贯自诩善读书会想像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其实很难理解或许根本就不懂，长子“撒谎”的天赋正是他最优秀的资质。
此后，相距或近或远，关系或冷或热，加西亚·马尔克斯都如同塞萨尔·巴列霍巴列霍（18921938），秘鲁诗人、小说家。那首题为“好意”的诗中所说的，在父亲面前是男子而不是儿子。
但是,《霍乱时期的爱情》所忠实描写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想像力、年轻时作的诗、对阅读和小提琴的迷恋，无疑是其子文学爱好的一部分根源。
11年间，中学生的他，大学生的他，初当记者的他，都在苏克雷镇度假，假期是他青年时代最轻松的时候。在这个不通火车的小镇，他许多亲身的和耳闻的经历与逸事如同在阿拉卡塔卡镇的经历与逸事一样，将为未来岁月的部分作品提供素材。初期的一次经历是他奇怪的初次性行为。移植到描写费尔米娜·达莎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二人阻力重重的恋爱的那部小说中的这件逸事，是加比托去镇妓院办一件父亲交给他的事情时十分自然却又十分不合时宜地发生的。天真无邪的12岁的孩子到了那里，敲开门，打听父亲叫找的那个人。给他开门的姑娘用目光打量他一番，悄声说:“噢，对了。你从这儿走吧。”便拉起手领他来到一间昏暗的屋子，脱光他的衣服，强奸了他。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回忆的时候说:“这是我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因为当时我根本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我当时觉得必死无疑。”后来他的作品里的几个男性人物发生初次性行为的时候，比如奥雷良诺·布恩迪亚同当时尚不知姓名的纯洁的埃伦迪拉以及不切实际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同河中客船上的罗萨尔瓦交合时，都体验到了同样的感觉。
外祖父逝世、离开阿拉卡塔卡、与父亲不常相会等事情过去之后，这出乎意料的初次性行为实际上确认了12岁的加比托童年生活的终结。在阿拉卡塔卡度过的短暂而充实的童年跳过了少年时代，未经太多的程序便将他投入了青年时代的怀抱。家人和当时的友人的证言使我相信，年龄如此之小的加比托却是心理与智力相当成熟的孩子，成熟得足以拿他当大人。他的举止体现了他的实质，这或许因为9周岁时的他已经具备了后来的长篇和短篇小说所展现的丰富的重要的阅历，就像马塞尔·普鲁斯特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现代派先驱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主要著作是《追忆逝水年华》，用意识流手法写主人公过去的生活经历。所说的以及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承认的那样。
是这样的，尽管当时他尚未察觉。从13岁上中学开始，他的生活就以一种不自觉的自相矛盾的寻找为标志：长得越大越接近出生地，越成熟越接近童年——波德莱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和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为诗集《恶之花》。和圣埃克苏佩里圣埃克苏佩里（19001944），法国飞行员和作家，作品大多以航空生活为题材，小说《夜航》和自传体小说《人类的大地》是其代表作。曾经对我们说过的真正的故乡。从这种缓慢的路途崎岖的根源之旅中，久而久之，将会逐渐产生初学乍练之作的故事与诗歌、优秀的短篇和长篇小说。
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直到17岁和20岁才分别写出具有文学意义的首批诗作和第一个短篇小说，但是在作为根源之旅开端的首次重返阿拉卡塔卡之行中，可能已经有了一些灵感。那是1940年读中学一年级的时候，返回阿拉卡塔卡陪伴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外祖母。上校死后三年，站在老年性精神失常的流沙之上的特兰基丽娜成了又瘦又小的驼背人，黯淡无光的眼里依然聚集着往常的死人。加西亚和马尔克斯夫妇接她到巴兰基亚，希望用外科手术拯救她脱离黑暗，却没能成功。作家记得他离开阿拉卡塔卡时，她和以前一样沉沦于无尽的黑夜，犹如老年的乌苏拉·伊瓜兰。这是外孙和外婆最后一次在阿拉卡塔卡团聚。
《马尔克斯传》 第二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四章(3)
这次返乡虽然不像12年后陪同母亲返回的那次一样是对故乡的永别并且令他震惊，可一旦证实了不仅外婆陷入孤独与黑暗，而且诞生于斯的宅院也已被时间妖魔占据的时候，无论如何他心里也会受到很大冲击。宅院门口的巴旦杏树，构成长廊的秋海棠，庭院五颜六色的花园，从前用来放牧留待圣诞节宰杀的瓜希拉小山羊的碧绿的草地，全都凋零了。他看见镇子别处也不例外：妖魔搅得天气更加炎热，四处的景象更加荒凉，铁皮屋顶生了锈，大多数房屋没了人烟。
就连他们家的房子也是仅仅过了三年多就消亡了。不知疲倦的玛玛姑姥姥弗朗西斯卡·西莫多塞阿·梅希亚1943年2月5日逝世后，外祖母特兰基丽娜和埃尔维拉·卡里略迁居苏克雷镇。1947年4月15日，完全失明和精神失常的外祖母嘴里叫着夹杂了塞维罗·卡塔利纳卡塔利纳：哥伦比亚濒大西洋地区一位地区主义诗人。和坎德拉里奥·奥维索奥维索（18491884），哥伦比亚濒大西洋地区一位黑人诗人。的零乱诗句以及她喜欢的死人的名字，去世了。稀奇的是，此时她那痴迷诗歌的20岁的外孙，在波哥大国立大学装作学法律，却如获至宝地继续吟咏彼特拉克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但丁、加尔西拉索加尔西拉索（15011536），西班牙诗人。、克维多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诗人，流浪汉小说家。、鲁文·达里奥鲁文·达里奥（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现代主义诗歌代表作家。和聂鲁达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智利诗人，197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诗作。
1940年2月的时候，加比托已经在圣约瑟学校上中学了。校舍是一座巨大的四角形的三层简易楼房，紧挨着一个教堂，使它的外表像一座封闭的修道院。全校600名学生大多来自中下层阶级。然而圣约瑟是当时全城最好的学校之一。耶稣会教友们的勤恳、学识和纪律性确保了它一流学校的名声，再加上每月仅五比索的学费，构成了加西亚和马尔克斯夫妇给儿子在这里报名的理由。对于这个酷爱阅读和绘画，擅长写作，写一手好字，渐渐开始显露出引人注目的征兆的13岁的孩子来说，外祖父母家的严肃气氛便这样在这个教会学校得以延续。
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小朋友，多年后这些人有的成了与他一起冒着风险办报的同事，也有些成了哥伦比亚政界和经济界的要人。记者和前部长胡安·费尔南德斯·雷诺维茨基后来回忆说，加比托当时是很瘦的孩子，厌恶体育活动，老穿着“不合时宜的绿裤子和薄布短衫”，这不符合他双鱼座黄道十二宫包括的十二个星座之一。西方民间有一个说法认为，一个人出生的月份对应于十二个星座中的某一个，这个星座即决定此人的性格与命运等。的怯懦与内向的性格，以及对阅读与绘画的情有独钟的爱好。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常看见加比托独自一人在花园的树下贪婪地阅读儒勒·凡尔纳和埃米利奥·萨尔戈里的大厚著作。这个阿拉卡塔卡镇来的孩子有完全能得五分的操行、类似于孤僻的极端腼腆、向左一边倒的抹过发蜡的发型，这一切使得同学们觉得他离他们那么遥远，仿佛不属于他们的年龄，结果给他取了个“老头”的绰号。这不单是距离与腼腆的问题，而正像我们已经讲过的那样，是一种早熟的青年人的特征，因为加比托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样，曾经有过“小老头的奇怪状态”。
52年后，他中学一年级的文学课老师伊格纳西奥·萨尔迪瓦尔神甫回忆时说过类似的话:“他几乎不参加体育活动，性格内向，人很聪明，具有明察秋毫的成人的眼光；不会淘气，十分招人喜欢，十分幽默。课间休息时常找我们老师谈论书籍或者人生问题，几乎总以大人的观点发表见解。”不过萨尔迪瓦尔神甫又补充了一段与加比托的老同学意见相反的话:“那时没人想到加比托会达到如今的地步。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只不过孤僻和爱看书罢了。他总是穿戴得很整齐，衣服很好。但是仅此而已。”
不久，这个阿拉卡塔卡镇来的孩子性格变了，或者准确地说显露了自己真正的性格，即“舔斗鸡主义者”这是通行于哥伦比亚的一句俗话，体现了当地居民独特的幽默感。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句俗语作了高雅的解释，即“出于对庄重的畏惧，以‘不上心’和‘不拿它当真’的态度对待那些十分严重十分烦人的事情”。一些研究文字语言的学者认为，“舔斗鸡”一说来自委内瑞拉，似乎起源于斗鸡爱好者舔或嘬鸡冠的习惯。在哥伦比亚有些地方，它亦指抚摩或者亲吻女人的阴唇。或者叫爱开玩笑者的性格。沿海人大体上反对庄重，好开玩笑，认为幽默感是世界上最正经的事物，是人际关系中充分信任的因素之一。于是，由身为西班牙后裔的外祖父母以及姑姥姥和姨妈们用严格的规矩与严谨的庄重作风教育出来的加比托，很快将他肯定早已知道的道理变为行动，这道理就是若想在巴兰基亚市这些“舔斗鸡主义者”当中生活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他们其中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后来回忆说，在圣约瑟学校，他以表现在嘴上和笔下的“舔斗鸡行为”赞颂所有的人。能有力证明这一点的是他为校刊《青年》撰写的报道与诗歌——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批作品。
《马尔克斯传》 第二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四章(4)
为了在纪律方面更好地管理学生，耶稣会教徒们把学生们的年级打乱，按照年龄标准与身高标准编成大队，叫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每个大队各由一名教长负责。在学生们进入自己的教室以前，教长把他们召集起来，在台子上讲一讲某个纪律主题或体育主题或学习主题。中学一、二、三年级组成第二大队，加比托在圣约瑟学校漫长的两年期间（1941年因病休学，翌年重修）属于这个大队。各大队里按照个人爱好再分小组，加比托领导着一个文学及人文学小组。见他酷爱读书，教会的人给了他一本文学便览，这是根据本大队情况编写的一本厚厚的手册，把经典作家和本国本地作家的作品汇集在一起。加比托怀着9岁在外祖父母家看那本散页的《一千零一夜》那样的兴趣，从头到尾读完了它。他的第二爱好（或者说第一爱好）是诗歌，能够整首整首地背诵，其中包括像西班牙后浪漫主义诗人加斯巴尔·努涅斯·德阿尔塞的《繁忙》那样的长诗。
在这些书籍和第二大队日常活动的熏陶下，加比托写出了登在校刊《青年》上的首批诗作与报道:《第二大队报道》、《第二大队速写》、《第二大队之一隅》、《我的蠢话》、《第二大队报道》（诗），这些作品的署名有“卡皮坦·阿拉尼亚”、“加比托”、“加夫列尔·加西亚”。
《青年》是一种十分简朴的杂志，但版面设计与印刷还可以。由耶稣会教友们在加比托开始上中学的那一年创办，目的在于鼓励学生的创造性和人文学活动。来自阿拉卡塔卡镇的这个孩子带给学校的浓烈的文学热可能是创办这个杂志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创刊号的社论版面，主编特里诺·米格尔·诺塞拉写了这样一段话:“对于我们亲爱的同学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本刊将是写作——文学家的、辩论家的、社会学家的、科学家等等的写作——的开端。他们以后将会怀着对童年的眷恋回忆发表他们在人文学科领域的第一篇习作的这个杂志。”
杂志同时面向教师和学生家长，辟有专栏介绍本校、本地、本市、本国的情况以及历史、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人物。加比托是最积极的撰稿人之一，还是头六期版面所有花饰与插图的作者。从这六期就可以对这个富于想像力的作画者在13到15岁间的情况进行评价。4岁时在外祖父庇护下产生的对绘画和看连环画的痴迷，在《青年》杂志获得某种认可，后来在锡帕基腊市上中学时便结束了，让位给对诗歌和小说的独一无二的迷恋。
加比托最初的“报道”和“蠢话”的素材，是由学校的日常活动本身提供的，比如开学、郊游、体育比赛、教长易人、新图书馆开馆等等。同学的姓名、绰号、怪癖、举止也是这位初学者写出几首八音节的十行诗和一篇报道的合适的材料。从他初期这两类作品，看不出有精雕细刻和巧妙构思的痕迹。这个青年作者所追求的是消遣、跟朋友开玩笑并且顺便表达他对这所教会学校严厉的规章制度的异议。大力运用幽默与讽刺手法、表现彻底的反庄重态度、其本人天生的反学习性格和某种程度的逆反与抗争倾向，这些将要成为他日后的文学作品最明显的一部分特征。可这并不表明在第二大队熏陶下写出的“蠢话”和“报道”应视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文学活动的开端。相反，这些诗同他后来在锡帕基腊市和波哥大写的诗及小说截然不同，尽管对一个13到15岁的孩子来说，诗的韵脚与文采值得称赞。他本人后来回忆道:“那时我刚刚玩诗，但尚未涉足文学，那些东西算不上文学创作，当时尚未感悟文学，因为我刚起步。”诚哉斯言。与一些写作新手常见的情形相反，加比托不但对自己最初的“蠢话”不以为然，而且着重表明了这一态度，在《我的蠢话》篇末注释道:“如若有人想知道谁写下了这些傻话，请写信给：加比托。”
不过蠢话并非很蠢，它是一个十分仔细的“舔斗鸡主义者”巧妙构造的诗句，就像几个同学永远铭记的那样。例如何塞·孔苏埃格拉，加比托把他的姓氏“孔苏埃格拉”，意即同岳母在一起。变成一个经久不衰的笑话：何塞·孔苏埃格拉朋友/总抱怨自己的姓氏/因为一说起岳母/他便备受折磨。再比如桑托拉马萨，其又矮小又好逞强的样子被他编为笑话：桑托拉马萨拳击/场场都能胜利/若逢正式较量/他似青蛙躲藏。还有乔纳·埃米罗，被他调皮地画了像：乔纳·埃米罗讨人喜欢/他从来不会浪费时间/这老实人堪称楷模……/那是在他睡着的时候。
对于1940至1942年五名撰稿人的回顾，以及对于他们总体上在《青年》头六期（还刊载了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们所获得的奖状、荣誉称号、奖章等）上所起的主角作用的回顾表明，加比托在巴兰基亚市这种环境中逍遥自在；尤其表明，他在第二大队的阅读大大扩充了在阿拉卡塔卡镇、辛塞县及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学校的初期阅读，呼吸着第二大队的文学与学术气息，他体验到了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外部环境；但也表明，神甫、功课以及纪律严如修道院甚至兵营的学校，对于自由自在、欢欢喜喜地由外祖父母养大的加比托来说，是一种过紧的不好受的束缚。因为无论身处何方，金色童年的丢失使他在任何环境任何地方，即使是最舒服的环境和地方，都感到一种犹如鞋里进了石子那样的精神上的不舒服。正如巴尔加斯·略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36），秘鲁作家，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四主将之一，曾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传。后来所说:“阿拉卡塔卡是一处时间没能愈合反而使其发炎的伤口，一股与日俱增的浓烈的乡情，一种这个孩子感到必须用它来衡量周围新世界的客观存在。”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五章(1)
·初识寒冷
·“生命之河”
·学着在波哥大睡觉
·有生以来最严重的时刻
·一首博莱罗歌词换来一份奖学金
·锡帕基腊市
·国立男子中学
·摸彩摸来的老虎
·文学麻疹
·石头与天空
·校长卡洛斯·马丁
·十三人小组
·办报的第一步:《文学报》
·卡洛斯·胡利奥·卡尔德隆老师
·作诗的人
·第一部短篇小说
·一个非凡的作画者1943年1月，即将年满16岁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面临着有生以来一件最具根本性或许也是大有裨益的事情，即离家外出，想方设法自谋出路念中学，以减轻家庭的负担。
在苏克雷镇，虽然父亲的顺势疗法业务颇有成就，可家境依旧非常困难，孩子一年比一年多。此时加夫列尔已有七个弟弟妹妹：路易斯·恩里克、马戈特、阿依达、利希亚、古斯塔沃、丽塔、海梅，还有一个差两个月就要出生的埃尔南多。所以他有两种选择：要么跟全家厮守在一起，看着未来的前景如何黯淡下去；要么离家外出，独自奋斗，以期摆脱困境。当时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开始显露端倪的潜在作家的力量可能也促使他选择了第二条路。他带着父亲写的几封举荐信去了波哥大，决定参加教育部主办的争取奖学金的全国考试。在圣约瑟学校的优异成绩、读过并且记住了的大量书籍，以及寻找一个学习上要求更加严格和激励性更加强烈的环境的愿望，这些条件在新的事业中给了他信心，他将怀着这一信心走上一条与膏粱子弟相反的道路。这位沿海地区的少年尽管谨慎，却从未想过加勒比指哥伦比亚濒临加勒比海的地区，多为狭窄的平原，气候炎热。巴兰基亚市就在这一地区。和安第斯指贯穿南美洲大陆西部的全球最长的山脉安第斯山脉在哥伦比亚境内的部分。波哥大市地处属于该山系的一个山间高原波哥大高原的东缘，海拔2640米，气候凉爽。之间的差异将是他那16岁的小小年纪几乎无法抵挡的一种冲击。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五章(2)
多亏了一条内河航线和父母从很少的家产中拿给他的大约200比索，加夫列尔得以开始有生以来最重要的冒险举动。因为长子即将离去而悲伤的母亲，用一台旧的辛海尔牌踏板式缝纫机把丈夫的一套黑棉布衣服改给他穿。全家人到跟《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写得一模一样的那个简陋码头送别他时，加夫列尔显得既呆滞又难以辨认：带坎肩的黑衣服穿在身上还是有点大，宽檐帽戴在头上也不完全合适。他甚至还带着一口“具有些许耶稣陵墓光辉”的大箱子，里面装着红色衣物、抵御波哥大严寒的大衣，以及重读后能够保证他的文学热情继续高涨的书籍。
坐小艇沿着莫哈纳河、圣豪尔赫河、马格达莱纳河到达马甘格镇，在此登上巴兰基亚市开来的大轮船，一个星期后抵达东安第斯山麓的波多萨尔加市。与他同行的另外几个沿海地区的青年，有的也是出门寻求奖学金，有的是假满返校的学生。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将这些人写入《霍乱时期的爱情》，称他们是一伙“带着几分焦虑在假期的最后一次游玩中耗尽精力的吵吵嚷嚷的学生”。其余的旅客中，有一位身穿戴坎肩西服的温文尔雅的男子，仿佛是衣冠楚楚的波哥大人，他只是一本又一本地看书，引起了加夫列尔的注意。加夫列尔和朋友们唱博莱罗小调和巴耶纳托小调来挣几个比索，这也引起了那个人的注意，他们之间在船上有了一些友好的接触。这将成为这个阿拉卡塔卡少年一生中许多天助神佑般的奇遇当中的一次。
那个年代在作为哥伦比亚水运动脉和历史动脉的马格达莱纳河航行，乘坐的是几艘三层的两根烟囱的轮船，与密西西比河的轮船不同的是它们的推进器的叶轮安装在船尾，“夜间行驶的时候犹如一座灯火通明的城镇，一路将音乐和梦幻撒落到岸上那些静止不动的村庄”。根据客轮及河流的状况，到达波多萨尔加市需要一个或两个星期，不过没人在意这种延迟，因为无论缓慢行进抑或搁浅抛锚，客轮都是一座漂浮着的娱乐城，为它锦上添花的是欣赏河流随着轮船行走不断呈现出来的大自然的交响曲：一堆堆草鹭，一群群鹦鹉，一伙伙嬉戏喧闹的长尾猴，一片片使河水倏忽闪现出铝一般光亮的游鱼；鳄鱼静静地晒着中午的太阳，海牛在河滩哺乳幼崽。当晨曦微露，当明亮而不耀眼的夕阳落入河岸边的热带雨林，天色慢慢黯淡，这一动物王国的场面就成了十分迷人的景象。此后五年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十个场合重复叙述了这次令人陶醉的旅行，直至将它作为有生以来魅力十足的成为财富的经历之一铭记在心。他在后来一篇见报的文章中所称的这条“生命之河”，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变成了爱情之河，在《迷宫中的将军》里变成了死亡与失败之河。
在波多萨尔加市，加夫列尔坐上了开往波哥大方向的火车，这火车跟他小时候每天上午11点钟看见的开到阿拉卡塔卡镇的黄色小火车差不多，几乎是手工业时代的水平。火车一路穿行于和平时代建立的村庄与景物之间。多年以后，安第斯山区这种小火车连同马格达莱纳河上的两个烟囱的蒸汽机轮船，就成了他思乡幽情最大的源泉之一。他回忆道:“从波多萨尔加市开出的火车一整天都跟爬行似的沿着悬崖峭壁往上走，遇到最陡的路段，就后退一截，然后助跑似的再次往上冲，像龙一样急促地大口喘气。有时候旅客必须下车，徒步爬上下一个坡顶，以便为火车减轻重量。”他记得沿途的村庄是“冰冷和凄凉的”，那里“女商贩在车厢窗口叫卖囫囵个儿做熟的又大又黄的母鸡，和味道跟医院的食物一样的雪白的土豆”。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五章(3)
加夫列尔和伙伴们在火车上继续跳在船上跳过的帕阡加舞，尽管越来越不起劲，因为随着波哥大的临近，氧气越来越稀薄，寒冷也开始冻僵他们的心灵。这伙年轻人大多舞跳得好，巴耶纳托小调和博莱罗小调也会唱，不少人还能熟练地弹吉他，拉手风琴，他们想凭这些本领从那些热恋的男男女女身上挣几个比索。当喘着粗气的小火车爬上海拔2600米的高原，“像小马一样奔驰”的时候，那个一路上一本接一本贪婪看书的衣冠楚楚的人走近加夫列尔，请他帮一个忙，把他和伙伴们在路上唱的一首博莱罗小调的歌词抄给他。这人解释说他的未婚妻在波哥大，他确信她会十分喜欢这支小调。加夫列尔怀着同比拉尔·特尔内拉《百年孤独》中的人物。帮助马孔多镇那些偷偷相爱的情侣时一样的愉快心情，抄了歌词，还稍微教了教曲调。这种无心的举动使他碰上了好运气——抵达首都后十分需要的运气。
埃列塞尔·托雷斯·阿兰戈是家里的一位远亲，加夫列尔的父亲委托他照管长子。加夫列尔抵达波哥大的那天下午4点，埃列塞尔在市内的萨瓦纳车站接到了加夫列尔，一看那个铁皮加固的大木箱，就建议由货车把它运到相距六个街区的学生公寓。两人跟在货车后边跑的时候，由于这里海拔高，加夫列尔感到喘不上气来。面色苍白、表情呆滞、身穿父亲的衣服改做的黑衣服、头戴宽檐帽，手提圣墓状的大箱子，阿拉卡塔卡镇这个孩子的这副模样，在19大街这座公寓里的沿海地区的其他学生看来，也许不像他们那里来的学生，倒像殖民地时代的幽灵。
公寓是座老房子，没有窗户，屋门正对着一个生长着天竺葵和茉莉的小花园，令加夫列尔想起故乡家屋的庭院。门一关，房客们如同被锁进了保险柜。加夫列尔在波哥大睡的第一夜却没有时间为自己先天性的幽闭恐惧症烦恼，因为身子刚一挨床，他就发出一声惊叫，吓了正在睡觉的其他人一跳，原来他以为有人开玩笑，往他床上泼了水。睡在旁边的一个沿海人见状笑得要死，解释说没人开玩笑，波哥大就是这个样子。他这才明白房子为什么没有窗户，而那些有窗户的房子为什么把窗户堵得严严实实。那位同乡安慰说:“这儿跟沿海不一样，在波哥大得学会睡觉。”
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说，1943年1月抵达波哥大的那个“晦气的下午”也许是他一辈子最严峻的时刻，因为这是他惟一一次由于难过而哭泣。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怯懦的无依无靠的少年，来自一个与他即将面对的世界非但不同且完全相反的世界。他的世界是一个连阴凉处也有30摄氏度的地方，是除了圣玛尔塔雪山的西山嘴再也看不见任何山的天地，那里氧气多得让人觉得仿佛沉浸在氧气里透不过气来，那里帕阡加乐曲多、热情多、女人多。总之，在那里，偏见和成见并未严重妨碍人们的生活，无论贫富大家都有办法得到表面上的欢乐。而波哥大这城市又寒冷又凄凉，天空灰暗，社会气氛压抑。女人很少，或者被藏起来了，表情忧郁的男人倒多的是。还有一些装腔作势的英国人，以及弗兰茨·卡夫卡小说里的行踪诡秘言语晦涩的官吏们。
28年后，当怀旧幽情萦绕心头的时候，他这样描绘这座噩梦般的城市:“那个昏暗的首都引起我注意的首先是，街上步履匆匆的男人太多，全都像我一样穿一身黑衣服戴一顶宽檐帽子，但见不到一个女人；再就是雨中拉着啤酒车的高大的佩尔切隆马原产法国的一种良种挽马……雨中的有轨电车在路口转弯时摩擦电线冒出的火花，雨中人们给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送葬队伍让路而引起的交通堵塞。那种世界上最悲哀的出殡，有摆着大供桌的灵车，有披着天鹅绒的英国马，有黑色的羽绒头盔，还有对死亡心怀不满的豪门望族的亲人的尸体。在蒙蒙细雨中的‘白雪广场’一列送葬队伍的前头，我看到了在波哥大街头遇见的第一个女人，她身材苗条、缄默无语、仪态万方，宛若服丧的皇后。然而我的欣喜将永远只有一半，因为她的脸庞遮盖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面纱。”
于是，在白雪广场附近的希门内斯德克萨达大街上的内务部大楼前面，发生了他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事情，就像塞萨尔·巴列霍的诗中所写的：受不了孤独的撞击，他哭了起来。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五章(4)
在这个阴沉沉的多雨的城市，在雨伞、黑帽和大衣之间，他认出了那些警察，就是他们在他大约5岁那年的某一天抢走了外祖父母的结婚戒指以用于同秘鲁的战争，就是他们运用各种法律手段维护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就是他们在1928年杀戮香蕉种植园工人之后的那几年换上军装从他家门口列队走过。于是他明白了，自己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事情正发生在从小就听说过的那“另一个世界”里。
过了几天，加夫列尔早晨8点钟早早起床，前往当时位于希门内斯德克萨达大街的教育部门口排队登记，参加争取奖学金的考试。排队的大多是本国的穷学生，队伍很长，在忍受着波哥大清晨的寒冷与忧伤的加夫列尔眼里长得望不见头。正在这时，想不到教育部门口附近出现了救星——几天前在火车上请他抄博莱罗小调的那个热恋中的男人。“哎!你在这儿做什么？”那人问道。“我正排队，要参加奖学金考试。”等了几个小时已经等得很悲伤的加夫列尔说。“别犯傻了，跟我来吧。”那人说罢，就把他从队列里直接带到楼上的办公室。他不是别人，正是大权在握的国家奖学金委员会主任。
此人名叫阿多尔佛·戈麦斯·塔马拉，原籍辛塞莱霍县，与加夫列尔一样同系沿海人，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年轻律师，被任命担任这个职务只有一年。官位使他和衣冠楚楚的哥伦比亚高原地区的人以及典型的波哥大官吏一样，像英国人似的注重衣着的洁净与考究。所以多年以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回忆中称他为帮助自己获得奖学金从而在锡帕基腊市读完中学的“华服美饰的恋人”。到了办公室，戈麦斯·塔马拉说马上考他，如果成绩好，不用太多的手续就会给他奖学金。结果考了个优秀，主任亲自判的卷子。戈麦斯·塔马拉一面评判试卷，一面称赞文章写得好，并说在火车上为他未婚妻玛丽娅·路易莎·努涅斯抄的歌词的字写得漂亮——这可不是一般的细枝末节，因为写不好文章和写不好字是这位博学的26岁的官员的两大弱点。
戈麦斯·塔马拉问加夫列尔要了奖学金想上波哥大哪所学校，加夫列尔脑子里只记得一个学校：圣巴托洛美。这是全城最负盛名的两所学校之一，从殖民时代起，哥伦比亚统治阶级和富裕阶级的一大部分子弟即就读于该校。主任坦率地说:“我给奖学金不能让你上圣巴托洛美，因为我手里的这些，”他把一沓纸条指给加夫列尔看，“都是部长和要人们介绍来的。嗨，你为何不这样呢?就去锡帕基腊学校，这学校非常好，离这儿也近。”加夫列尔十分失望，圣巴托洛美进不去了，只好同意去临近的锡帕基腊市的国立男子中学。这校名以前都没听说过。
在锡帕基腊市他将忍受比波哥大更严重的孤独与寒冷。这座殖民时代建立的美丽小城位于波哥大东北方向50公里的地方，海拔高度与温度和首都类似。同波哥大城中最先建造的拉坎德拉里亚居民区一样，它坐落在几个山冈下，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房屋、街道、广场、教堂都和那个居民区差不多。所以，当3月8日这个阿拉卡塔卡镇来的忧郁的孩子由那位照管他的亲戚领着，去锡帕基腊市那所中学三年级报到的时候，想必觉得这座当时人口5000的小城是微缩的波哥大，却比波哥大更冷，而且十分荒凉。
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这里就有人居住。锡帕基腊的名称源于此地本来的名称“奇卡基查”，这个印第安语词汇意即“锡帕脚下”，指奇布查部落的印第安人最初建立的村庄所坐落的山丘脚下。贡萨洛·希门内斯·德克萨达希门内斯·德克萨达（15091579），西班牙殖民者，1537年来此征服奇布查人，掠得大量黄金和绿宝石。的士兵在巩固对安第斯高原的征服时所遭受的最后一次强大的抵抗正是发生在锡帕基腊——不能不算奇怪的是，第一次强大的抵抗是他们在阿拉卡塔卡村及周围地区碰到的由创建该村的剽悍的奇米拉印第安人进行的抵抗。那是1537年4月，他们为锡帕基腊村的美丽风光和盐矿所吸引，从圣玛尔塔市出发，跨过马格达莱纳河，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来到这里时的事情。奇布查人对殖民统治反抗了近一个世纪，致使西班牙人在1622年歼灭他们之前一直不能顺顺当当地开采盐。当时的征服者在锡帕山脚附近建造了如今的锡帕基腊这座平原地区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活跃的畜牧业与经济，殖民时代遗迹的魅力，被视为世界奇迹之一的既宏伟又稀奇的用盐建造的地下教堂，这些使锡帕基腊成为哥伦比亚旅游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五章(5)
然而，前面所描述的那个样子的加夫列尔当时既看不见吸引游客的景物，又对城市往昔的英雄业绩不感兴趣。对他而言，锡帕基腊仅仅是波哥大苦加一等的延伸。于是，他把自己切切实实地关进了距广场只有几个街区的学校的那所陈旧大楼的四堵墙内。多年以后回忆时，他由于忧伤而失口说那地方像一个“没有取暖设备没有鲜花的修道院”。其实这座殖民地时代的楼房挺舒适，它有两层，房体呈四方形，瓦屋顶两面排水，阳台为木结构，楼的入口耸立着高大的百年历史的门房。长方形庭院四周是行政部门和教师的地盘，厨房和服务设施也在这里，所有的房门前都立着木柱，摆着天竺葵花盆。一道坡度徐缓的宽阔的木头楼梯通往二层，祈祷室、图书馆和简陋的学生寝室都在这里。在另一座风格简洁的新式建筑里，分布着教室和课间休息的大院子。
这里拥挤着大约250名全国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渊源的学生，大多是领奖学金的寄宿生。这些孩子的家庭一般很贫苦，但他们能力很强，希望并且必须好好珍惜获得奖学金这一机会。多年以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在锡帕基腊国立中学接触祖国各民族的文化和接受高水平的教育是一种幸运:“我认为，在锡帕基腊重要的是接受了全国各地的文化，而不是光接触内地的文化。我觉得说到底，自己被送进锡帕基腊国立中学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它是全国一切领奖学金的穷孩子的寄宿学校。我记得我曾经为了上波哥大圣巴托洛美学校而奋斗过，却一败涂地。那所学校属于权贵举荐的人，属于国家的名门望族，属于政治家。我被送进了锡帕基腊，这所学校位居那所学校之后，却比它强得多。我所学到的一切都归功于中学时期的教育。”
教师的水平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这所学校的教师当中，许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具有进步倾向，因为他们是在师范大学由何塞·弗朗西斯科·索卡拉斯索卡拉斯，哥伦比亚著名的教育家、马克思主义信徒，曾任波哥达高等师范学院院长。培养出来的。教育部将这些人发配到郊区，以免他们毒害波哥大的青年。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某些影响，他们的教育效果十分出色，因为每个教师在各自的学科都堪称权威，而且还是认真细心的教育家。譬如历史学教师马努埃尔·库埃略·德尔里奥，不仅偷偷借给学生马克思主义书籍，而且美洲史讲得既缜密又全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老同学爱德华多·安古洛·弗洛雷斯建筑师说，德尔里奥客观的历史观确实对他们影响很大，对加夫列尔尤其大。爱德华多认为德尔里奥是思想上影响这位阿拉卡塔卡镇的青年最深的人。此外西班牙语、文学、数学、哲学等课程的老师，也将留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和1946年与他同届中学毕业的一批杰出的医师、建筑师、律师的记忆里。
决定加夫列尔学习效果的另一个因素无疑是寄宿学校修道院般的规章制度。早晨5点45分一敲钟，学生在三个一刻钟里分三拨进浴室用冷水淋浴，6点半必须穿好衣服、穿好鞋、修好指甲、整理好床铺。吃过有牛奶洋葱汤、咖啡、鸡蛋、面包和烤面包片的早餐，上头几节课。9点去餐厅“打早尖”（吃玉米面粥或糖塔水糖塔水，系由未经提炼的甘蔗汁加水煮沸而成，为哥伦比亚特色饮料之一。加面包）以抵御安第斯山区的寒冷，接着是两小时的课，然后12点吃午饭。匆匆消化后，学生排成纵队，被带到离学校500米的体育场去上一小时体育课。下午2点至4点又上课，之后小憩和“打午尖”（吃点心和小吃）。6点钟课程结束，不过休息半小时以后即开始日程的第二部分。6点半至7点吃晚饭，之后两小时寄宿生就在教室写作业，抑或以玩耍、唱歌和弹奏乐器等方式休息。晚上9点，上床的奖赏终于到来，住校的学生在旧楼二层就寝，一位老师给他们守夜，老师睡在学生的大屋子刚好摆得开的一个小阁子里。然而至此事情还没完。孩子们睡下之后，值夜老师高声朗读一章小说——供轮流朗读的有《魔山》、《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包法利夫人》、《坎塔克拉罗》委内瑞拉小说家罗慕洛·加列戈斯（18841969）的作品，发表于1934年，描写大草原上一个流浪歌手的生活……念到大多数学生估计已经入睡的时候，老师便合上书，疲惫地躺到小阁子里。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五章(6)
不过，与锡帕基腊市的荒凉和寒冷相比，这种修道院式的制度倒仿佛成了加夫列尔的救命稻草。而且每逢周末，随着午后的时光在平原的桉树丛中慢慢流逝，还能在宿舍美滋滋地阅读小说和诗歌。星期日加夫列尔很少踢足球，下午常去波哥大熟悉这座大都市，顺便到查皮内罗区看望耶稣会教徒伊格纳西奥·萨尔迪瓦尔和路易斯·波萨达·马尔多纳多，这两人从前在巴兰基亚市圣约瑟学校的第二大队是加夫列尔的老师和朋友。可是别的事情，如去锡帕基腊市区，与朋友们消遣娱乐，参观盐造教堂等等，在距离炎热的阿拉卡塔卡镇一千多公里的此地，所有这些令他十分厌烦。正是这个原因以及对功课的过敏，38年后加夫列尔以其永生难改的“舔斗鸡主义者”的腔调说，获得在锡帕基腊完成中学学业的奖学金犹如“摸彩摸到一只老虎”。还说“进那种学校是一种惩罚，叫我去那个城市不公平”，他“心中已经彻底抹掉了学校”，“让一个人受那种酷刑是可怕的”。末了，作为对教育制度的谴责，他提及了曾经说过孩子从小就不该上学受教育的萧伯纳乔治·萧伯纳（18561950），英国戏剧家……
不过，我们不要让他的夸大其词给蒙蔽了。即便那些不喜欢的学科，加夫列尔也比别人学得好，而且他还是1946年那一届毕业生中最优秀的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多亏了在波哥大“摸彩摸到的老虎”和在锡帕基腊忍受的痛苦，他的生活将要经历不可逆转的质的飞跃。据他亲口讲，正是在安第斯高原那所寄宿学校里他患了文学麻疹，鲜明地显露出作家的才华。正如本文以后所述，就像没有阿拉卡塔卡他成不了作家一样，没有锡帕基腊，特别是没有波哥大，他也成不了作家，尽管其中的缘由各不相同。
其实，文学麻疹的病毒在巴兰基亚市的圣约瑟学校，或者也许就在阿拉卡塔卡9岁阅读那本散页的《一千零一夜》时就感染上了，锡帕基腊学校的封闭生活起到了让病毒繁衍扩散的作用。从收录哥伦比亚全国各省作家作品的《乡村丛书》，到简要汇集伟大经典作家作品的《阿拉鲁塞文集》，加夫列尔读遍了学校图书馆的藏书。所以，在哥伦比亚文学方面他颇有修养，除了文学专业的大学生，那个时代能达到他的程度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他的文学热情如此高涨，抑或说他的孤独感如此强烈，结果他不仅阅读一切文学作品，同时贪婪地阅读能够到手的任何书刊，包括厚厚的三卷本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全集和历史老师偷着借给他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自己读不到的书他便建议守夜老师念给他们听，因为老师给了他充分的自由挑选书目的权利。在那一阵他读过的奇书之中，诺斯特拉达穆斯米歇尔·诺斯特拉达穆斯（15031566），法兰西占星学家、医学家、预言家。约于1547年开始说预言，1555年出版预言集《世纪连绵》。的预言对他格外有用，成为后来塑造梅尔加德斯这一人物的素材之一。不过，他依然迷恋诗歌，这种迷恋在整个中学时期和大学一年级有增无减。
夜晚的聚会是每日的功课与文学热忱融合的复调乐曲。聚会上，在吉他或手风琴的伴奏下，全国各地的风俗习惯及民间传说一一亮相。日子一长，学生中人数众多的沿海帮将这个阿拉卡塔卡孩子初期的自我封闭的藩篱逐渐打开了缺口，他很快喜欢上了舞会——每逢周末，他的朋友何塞·帕伦西亚及其他沿海人就去有人邀请的任何地点举行舞会。然而即使是纵情狂欢，文学麻疹也无法掩饰，舞跳到半截，他和好友可以撇开姑娘们，坐到一个角落去谈论没完没了的文学话题。
加西亚·马尔克斯16至19岁期间的同学或熟人都记得他那时很瘦，眼睛滚圆，黑头发拳曲着，穿着一件肥大的毛料上衣，手都不敢伸出来，总怕在这安第斯高原冻得患肺炎死去。课堂上他十分严肃，专心致志听讲，问的问题又多又切题，喜欢老师提问他从而让同学们倾听他的见解，尤其是文学方面的见解。下了课则判若两人，成了典型的加勒比海沿岸的人和“舔斗鸡主义者”：讽刺挖苦别人，甚至惹是生非。遵守纪律方面，从中学四年级开始，在寒冷荒凉的自然环境中，在沿海学生圈子里，他那阿拉卡塔卡及巴兰基亚时期满够五分的操行似乎丢掉了，这或许是对远离家乡以及对寄宿学校的约束的一种反应。有些人后来说，这个阿拉卡塔卡的孩子有段时间确实很不守纪律——泌尿科医生阿曼多·洛佩斯便持这种看法，他不是加夫列尔的同学，但对他在寄宿学校的冒险举动与挫折了如指掌。夜晚，值班的老师刚刚精疲力竭地躺进小阁子，加夫列尔就和几个相好的同学把床单一头接一头地绑在一起从窗口放下去，抓住它溜到楼下，然后到马克图阿尔剧院看戏，或者去看望女朋友。1944年担任这所学校校长的诗人卡洛斯·马丁后来回忆说：“一天夜里，我不在校，出现闹事的苗头，学生扔枕头和鞋子，扰乱了阅读和睡眠。他们急忙打电话到我家。我在气头上，破例滥用了一次权力，命令捣乱的学生排队下楼，站到院子去，没给他们穿外衣的时间。简短训斥一顿后，我和他们借着微弱的月光，穿过那座殖民时代的楼房昏暗的走廊，秩序井然地回到寝室。谁会想到一个********获得者当时只穿着内衣，爬着陈旧的楼梯，从冰冷的院子回宿舍？”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五章(7)
所幸的是，加夫列尔违反纪律的行为，连同卡洛斯·胡利奥·卡尔德隆·埃米达老师对他进行文学指导所付出的心血，与一个未来作家的诞生具有一定的关系。
尽管加夫列尔的学习生活和文学生活非常充实，还可以同伙伴们交流生活经验，并且赢得了周围人们的喜爱和钦佩，然而作为地道的加勒比地区的人，只有期末返回苏克雷镇与家人团聚的时候，他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才完全恢复正常。可是囊中羞涩的他并非每次都买得起回家的火车票和船票，学校的家长协会常常举办义演性质的晚会及其他活动，设法筹措路费送他和他的穷同乡回沿海地区。炎热、植被、芒果树和番石榴树的遮蔽、巴耶纳托小调、无休止的舞会、沿海人开朗的性格，所有这一切把他重新置于失而复得的激情的中心。加夫列尔觉得有双倍的精力，因为他还利用假期贪婪阅读在学校读不到的书籍。看书时他躺在家里芒果树绿荫下的吊床上——父亲终于把莫哈纳河畔的家屋扩建得足够宽敞、舒适、“鸽子一般白”《百年孤独》里形容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家新盖的房子的用语……
在一次乱哄哄的学生舞会上，加夫列尔爱上了一个刚刚小学毕业的13岁的女孩，她是加西亚和马尔克斯夫妇的邻居、朋友巴尔恰·帕尔多夫妇的长女。女孩乌黑的半睡半醒的眼睛、修长的脖颈以及朴实而神秘的嗓音与举止吸引了他。但他众所周知的怯懦使他跳跃了恋爱过程中的转弯抹角，当晚便要求女孩嫁给他，正如后来他在《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原原本本叙述的那样。虽然年幼的梅塞德斯·巴尔恰起初不太愿意并且两人被迫拖了13年，但他始终认为她会嫁给自己。此间，这个埃及血统的女孩激发了他的灵感，中学生加夫列尔禁不住吟哦出几首脍炙人口的“石头与天空”20世纪30年代哥伦比亚诗坛出现的一个流派，其名称来自西班牙著名诗人胡安·拉蒙·希门内斯的诗集《石头与天空》。风格的十四行诗。
返校的路线跟第一次去时一样，乘小艇沿着莫哈纳河、圣豪尔赫河、马格达莱纳河至梅塞德斯的故乡马甘格市，再坐从巴兰基亚市开来的轮船到萨尔加县，在此搭上翻越安第斯山的手工业时代水平的黄色小火车。但是，年复一年，每回乡一次，他与那座衣冠楚楚的人们的城市之间的裂痕就加深一层，以致多年以后,《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年轻时不愿越过安第斯山前往比亚德莱依瓦县而费尔米娜·达莎拒绝去波哥大，嫌它是“一个冰冷的昏暗的城市，那里的女人只在5点钟望弥撒时才出家门”。加夫列尔与美丽的锡帕基腊城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成一种不愿相见的关系，这一关系在他未来的作品中也没能好转:《百年孤独》里涉及那座拥有盐造教堂的城市时，只淡淡地提了一句“就是奥雷良诺第二寻找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的那个离海1000公里的阴郁的城市”。
一次次省亲勾起的思乡情结蓄积起来变成重负，压在加夫列尔心头，这样，诗歌成为文学麻疹最早的表现就在所难免了。此外，在巴兰基亚市圣约瑟学校的三年间，他读了相当多的诗——后来他说那些诗都不好。前文已经说过，他在那里最早作的“舔斗鸡主义者”的诗由该教会学校的老师登在了校刊《青年》上。初期读过的诗作中，“黄金世纪”的诗歌给予他重要的教诲。他后来说:“对我而言，文学即诗歌。我入学（指锡帕基腊学校）之时，就早已记住了西班牙所有的经典诗人，不仅熟悉和吟咏而且歌唱他们的诗。”这跟《爱情和其他魔鬼》中的卡耶塔诺·德劳拉对待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的情形一模一样。就在加夫列尔来到安第斯高原上这所寄宿学校那一年，“石头与天空”诗歌运动继续风靡哥伦比亚，它连同“黄金世纪”的诗歌一起，将对这位未来的小说家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五章(8)
“石头与天空”流派这一名称取自胡安·拉蒙·希门内斯一部同名诗集。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这个流派的诗人有爱德华多·卡兰萨、豪尔赫·罗哈斯、阿图罗·卡马乔·拉米雷斯、卡洛斯·马丁、达里奥·桑培尔、托马斯·巴尔加斯·奥索里奥和赫拉尔多·巴伦西亚。这场运动通过“二七年一代”的几 位诗人，从鲁文·达里奥早先的影响、胡安·拉蒙·希门内斯和巴勃罗·聂鲁达新近的影响以及“黄金世纪”的影响中吸取营养。“石头与天空”主义者革新了当时被哥伦比亚的浪漫派、高蹈派19世纪末法国出现的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诗歌流派。和新古典派诗人那种令人目瞪口呆的雕琢浮夸风气弄僵化了的诗歌形式。卡兰萨和罗哈斯及其伙伴大胆的辉煌的比喻，对加夫列尔这样初学作诗的青年来说，不啻一只氧气瓶。作家后来说那些诗人“是那个时代的恐怖分子”，“假如不是因为‘石头与天空’的话，我不敢肯定自己能否成为作家”，接着又明确地讲:“他们那时给予我的是反对学究习气的一个基础，因为我看到那些诗人大胆做出的事情，就受到鼓舞，继续从事文学。我当时想，好啊，既然文学上可以这么做，我也喜欢这么做，我就将这种做法拿了过来。总而言之，那时我觉得人们能够动摇巴伦西亚吉列尔莫·巴伦西亚（18731943），哥伦比亚政治家和诗人。早期诗作属于古典主义。后受现代主义和法国高蹈派诗歌影响，以韵律工整、节奏鲜明为特点，被认为是现代主义诗歌大师。的根基，他是高蹈派诗人盲目崇拜的诗坛偶像。”
虽然中学三年级不开文学课而开语文课，卡洛斯·胡利奥·卡尔德隆·埃米达老师这位“石头与天空”流派的发烧友却给学生们朗诵并且评论这一流派的诗歌。他本人就是一个铁了心要写诗的人。于是师生之间开始互相赠送和吟咏各自的诗作。四年级初期的一天，卡尔德隆·埃米达老师正在上课，忽然收到一包书，拆开一看，见其中一本写着赠给他的字样，他道过谢，便高声朗读了几首书中的诗。此书是“石头与天空”派一位成员卡洛斯·马丁的《穿越地球》，而诗作者是刚到任的新校长。这几首诗的诵读和其作者的到来，使加夫列尔及十三人文学小组的伙伴们欣喜若狂。他与这13个同学总是及时地关注新出版的诗集，以及爱德华多·卡兰萨在《星期六》周刊增刊上的诗歌评介。
“石头与天空”——诗歌运动的宠儿卡洛斯·马丁年龄30岁，出过两本书，没有工作。两位同流派的朋友心生妙计，向教育部长推荐了他，以求委任一个与其才学相称的职务。说来也巧，就在1944年3月底提出举荐的那一天，锡帕基腊国立中学原校长、数学家阿莱汉德罗·拉莫斯刚刚自杀，于是这位诗人被任命为新校长。上任伊始，第一件工作是和学生一起参加前任校长的安葬仪式，紧接着也埋葬了前任严厉治校的方法，宣布结束他生前推行的数学为主的政策，代之以文学为主。新校长作了几次讲座，给师生们分发他的著作，并且建立了学生宿舍楼晚间朗读小说的制度。
从那年4月至8月或9月，马丁取代卡尔德隆·埃米达老师讲授世界文学课，学生们，尤其是加夫列尔及十三人小组兴高采烈地欢迎他的课。在马丁当校长的五六个月当中，他对鲁文·达里奥其文其人的讲解最能吸引学生。一首十四行诗他能条分缕析地讲一个小时，什么诗的主题啦、比喻的创造啦、诗的韵律啦等等。讲诗过程中，马丁时常穿插这位尼加拉瓜籍诗坛巨匠生活方面的一些生动的引人入胜的趣闻逸事。譬如讲到儿童时期的鲁文·达里奥很爱幻想，他生活在尼加拉瓜一个乡村，由姨姥姥照管。一天，来了一位风姿绰约的夫人，身穿黑色皮衣，头戴装饰着羽毛的很大的宽檐帽。别人对他说这夫人是他真正的母亲时，他异常惊讶。马丁还讲到，这位美洲的现代主义之父在一位年老的上校的庇荫下长大成人，老人经常给他讲从前的战争故事；孩提时有一天他看见了冰，把这当做一个了不起的发现；13岁发表第一批押韵诗；曾经上过耶稣会的学校。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五章(9)
从此，鲁文·达里奥的形象与作品就吸引了加夫列尔。想必他从老师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因为他也曾是加勒比地区一个村镇里的一个好幻想的孩子，由外祖父母和姑姥姥照料。不足4岁时的一天，一位美丽的少妇来到他的面前，身穿玫瑰色衣服，香气袭人，一副城里人的打扮。人们说这是他母亲，他感到迷惑不解。和那位尼加拉瓜诗人一样，他也是由一位年迈的上校呵护着长大的，也听他讲过内战的许多故事，一天老人还拉着他的手去看冰。他也是13岁发表的首批押韵的诗，也上过耶稣会的学校。加夫列尔的生活与尼加拉瓜诗人的生活之间许许多多的共同点，无疑加深了他原本就有的对鲁文·达里奥其人其诗的钦佩，以致鲁文·达里奥作为影响和作为人物，以独特的方式将要出现在《家长的没落》里。对于加夫列尔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光是关于美洲现代主义之父的介绍，还有马丁那一年借给他的书，特别是其中的豪尔赫·萨拉梅亚萨拉梅亚（19051969），哥伦比亚诗人、剧作家,《书籍的奇妙经历》是其散文集。所著的《书籍的奇妙经历》和阿尔丰索·雷耶斯雷耶斯（18891959），墨西哥诗人、历史学家和散文家。《文学体验》系文论集。的《文学体验》。对这些书的阅读既加强促进了他的文学热望，又为他在理论上奠定了重要的初步基础。与此同时，诗人校长把这个年轻的中学生介绍进了“石头与天空”派成年诗人的圈子。
马丁刚到锡帕基腊几个月，就接待了爱德华多·卡兰萨和豪尔赫·罗哈斯这两员诗歌运动的干将的造访。就在那些日子，十三人小组打算办一个文学杂志作为小组的机关报，请求马丁给予支持并且给该刊撰稿。这一时机非常恰当，几乎能够顺利地促成文学杂志的印行，部分地由于“石头与天空”主义者引发的辩论，全国正处于诗歌与文学的鼎盛时期，到处都在出版杂志。此外，加夫列尔对于在巴兰基亚市创办《青年》杂志当中自己所起的重要作用回味颇多。这样，诗人校长指导他们怎样办杂志和筹措经费，还为他们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式的评论，文章猛烈抨击哥伦比亚的寡头政府，近乎于号召青年人去攻占自己国家的“冬宫”。十三人小组的成员个个出评论、诗歌或散文。17岁的加夫列尔兴冲冲地写出了自己的第一个新闻作品——一篇关于哥伦比亚青年、教育与音乐的措辞谦恭的简短通讯。为刊物的事情，他和小组的组长兼新杂志的主编马里奥·孔维尔斯，前往锡帕基腊市广场附近一座殖民时代的大房子里的卡洛斯·马丁的寓所，拜会“石头与天空”派的诗人爱德华多·卡兰萨和豪尔赫·罗哈斯。对于一个自认已经落入缪斯羁绊的中学四年级青年而言，与三位诗人的会面想必是一个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时刻，晤谈的场所似乎也强调了这一点：一间具有古代遗迹的宽阔的客厅，家具不多，书却很多，还摆着路易斯·德贡戈拉路易斯·德贡戈拉·伊·阿尔戈特（15611627），西班牙诗人，著名文学流派“贡戈拉主义”的创始人。、鲁文·达里奥、何塞·亚松森·西尔瓦西尔瓦（18651896），哥伦比亚诗人，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驱之一。、巴乌尔·瓦莱里瓦莱里（18721945），法国诗人，其代表诗作为《海滨墓园》。和胡安·拉蒙·希门内斯的画像或照片。
在年轻的《文学报》的首期，加夫列尔除了负责“我们的诗人”（当然是介绍豪尔赫·罗哈斯的）这个栏目，还写了一篇热情奔放的简短的散文《一河之瞬间》，刊登在题为“哈维尔·加塞斯的抒情散文”的另一个栏目。哈维尔·加塞斯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于锡帕基腊的全部作品使用的笔名。《一河之瞬间》尽管不免流露出一个17岁的孩子稚嫩的文笔，却是一篇蕴涵着开创性和昭示性的东西，因为他是作家第一篇具有下列特征的散文：显示早期的创作水平；预示未来作品里的那些诸如对江河及花雨的逼真的描述；同时初步展示其后的长篇与短篇小说中常常使用的表现手法之一，即对于（水的、冰的、梦幻的、乡情的）镜子所映照出的人物与事物进行富有诗意的移植。
十三人小组正在等待散发《文学报》的适当机会的时候，哥伦比亚历史上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总统阿尔丰索·洛佩斯·普马雷霍这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系的远亲，几天前在帕斯托城被一伙企图发动政变的反叛军官扣押了。卡洛斯·马丁以全校师生的名义给暂由副总统达里奥·埃阡迪亚代表的洛佩斯·普马雷霍政府发了一份拥戴电报。发电报的当天，锡帕基腊市长带领几名警察来到学校，检查教室是否藏有煽动暴乱的宣传品，结果全部抄走了已经印好的首期《文学报》。过了几天，原先任命马丁当校长的那位教育部长打电话给马丁，要求他辞职，并且把他召到部长办公室。部长拿着一份《文学报》解释道，命令辞职和查抄十三人小组的杂志的原因，就是在第一页显著位置占了五竖排的诗人那篇攻击寡头政府的慷慨激昂的文章。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五章(10)
然而1944年首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第一篇散文和第一批诗作的一年。对此，他的语文及文学课的老师卡洛斯·胡利奥·卡尔德隆·埃米达起了突出的作用，成为作家文学事业起始阶段帮助过他的人之一。
35岁的卡尔德隆·埃米达老师博学、谨慎、谦虚，近五年来一直在乌伊拉省一个偏僻村庄的小学里研读西班牙“黄金世纪”的诗歌，享有不公正现象的破坏者与学校的整顿者的美誉，在他解决过的问题中，最棘手的一个，是一所村镇学校，那里的学生成天往当地的妓院跑。他到学校集合起学生，做了一个关于性病危害的讲座，列举了许多死于性病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姓名。这样一来，那些浪子彻底回了头。
卡尔德隆·埃米达老师以古希腊人式的慎重和学识在锡帕基腊国立中学讲授文学课，使得学生喜欢上了哥伦比亚、西班牙和全世界的优秀文学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在回忆中，像感激阿拉卡塔卡镇那位教他识字和最初品味诗句的女教师一样感激这位老师。他说卡尔德隆“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没有矫揉造作的讲解，在书海中为我指点迷津，选择善本”。在中学四年级的开头与末尾，他带领学生快速浏览了荷马、索福克勒斯、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及托尔斯泰的部分作品；五年级全部讲解西班牙“黄金世纪”的特别是其中加尔西拉索和克维多的作品；六年级让他们接触哥伦比亚好的和不好的文学作品，并一直侧重于“石头与天空”派作家的著作。
所以，国立中学的最后两年是加夫列尔阅读尝试“石头与天空”风格诗歌创作硕果累累的两年。全部诗作同投给《文学报》的稿件一样都用哈维尔·加塞斯这个笔名。有些诗，如《穗》、《三幕剧》及《玫瑰之死》由卡尔德隆·埃米达老师命题而作，有些因三位姑娘唤起的灵感而命笔。一位是他朝思暮想的假期在苏克雷镇等他的少女梅塞德斯，另两位是他在锡帕基腊市的女朋友洛利塔·波拉斯和塞西莉娅·贡萨莱斯，后者在他的作品里名叫“拉曼吉塔”。塞西莉娅是个迷人、聪慧、高尚的金发姑娘，手里老拿着一条带子，文学素养良好，时常阅读时兴诗人的作品。因而既是一位情感上的伴侣和文学家的忠实保护者，又是加夫列尔能够与之互相抓挠文学痒处的人。《颂歌》、《倘若你家门口有人叫我》、《爱的第三次出现》和《致一位轻飘飘的女学生的十四行诗》，确实具有热恋之中的年轻诗人那种独特的韵味，可也受到他所推崇的诗及诗人的束缚。但是，与巴兰基亚市圣约瑟学校那个写作最初的诗句的少年不同，锡帕基腊学校的青年加夫列尔已是具备想像力并且掌握了一定的文学及语言学手法的写作者了，这些手法能使他表达自己的感情与激情，尽管是以模仿的方式。
《颂歌》是写得不太成功的诗作之一，却于1944年12月31日登在了当时诗人爱德华多·卡兰萨主持的波哥大《时代报》的文学副刊上，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能在这一十分著名的接受一切投稿的副刊上发表作品，无疑跟同年年中加夫列尔与“石头与天空”派两员干将卡兰萨本人和豪尔赫·罗哈斯的会见有关。诗中，加夫列尔（哈维尔·加塞斯）哀悼了数月前惨死的女友洛利塔·波拉斯。
虽然加夫列尔的诗比老师的好，老师却坚持认为加夫列尔的那些东西是散文。卡尔德隆·埃米达发现这个学生大部分诗的基点与特点在于叙事，就是说他的诗是一种更适合于表现现实世界的诗。每作一首，他就拿去问老师:“老师，您看我的诗怎么样？”卡尔德隆衷心予以称赞，却又重复道:“别忘了，你这是散文。”老师鼓励他写小说，读优秀小说家的作品。加夫列尔当然在读小说——这前文已经叙述过，可他一直坚持当诗人的愿望和文学首先是诗歌的信念，并在内心深处始终捍卫和实践这一信念。然而老师的希冀以及加夫列尔中学一二年级时违反纪律的行为很快有了结果，因为文学课老师凑巧也是纪律督察员，每当加夫列尔犯一次错误需要严厉的惩处（存在着几分开除的严重危险）之时，督察员就改用另一种更加严厉的惩罚：第二天写一篇短小说。正是这个原因，抑或至少是在这种情况下，大约在中学四年级末期的一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出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无法摆脱的精神变态》。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五章(11)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姑娘变为蝴蝶，飞呀飞，遇见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卡尔德隆·埃米达和加夫列尔的几个同学后来回忆说这件趣闻他们记得清清楚楚，因为这篇小说令他们十分欣喜，有些人由此认为加夫列尔将会成为才华出众的寓言作家。由于卡尔德隆老师的热心推荐，这篇作品在人们中间传阅开来，一直传到学校秘书的手里。秘书怀着与老师一样的热情看过后，说它跟卡夫卡的《变形记》类似。卡尔德隆、加夫列尔和同学们谁也没有听说过当时在哥伦比亚鲜为人知的那个什么卡夫卡。于是这位奥地利作家的那篇小说被拿到课堂上念了几个片断，卡尔德隆后来回忆说大家听罢都“惊异于两篇小说的相似”。无法解释的是，人们众口一词赞扬加夫列尔的第一篇小说和他阅读之贪婪的那阵，他尚未看过《变形记》，只是到了三年后上大学一年级时才读到——这导致了他文学生涯第二个或者第三个阶段的开始。
锡帕基腊的岁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文学生涯的萌芽阶段，这期间他最突出的特征是非凡的记忆力、敏捷的书面表达、逼真的模仿和可观的词汇量，后者最初的源泉便是外祖父那本词典和外祖父母本身。这段岁月，也是对照书本观察现实及对照现实阅读书本这一习惯臻于成熟的时期。然而文学之于他，依然是那种或多或少学究式与书生气的东西，取自书本以便喝着咖啡闲聊时作为精神饰物来炫耀的东西。文学是一种扎根于现实并且反映现实的事物这一概念，只是“波哥大事件”过后他来到卡塔赫纳市和巴兰基亚市时才领悟到的。
绘画是与阅读并行不悖的另一个主要爱好，这个爱好4岁时诞生于阿拉卡塔卡镇，持续于圣约瑟学校，到中学三四年级达到“黄金时代”，而后随着文学麻疹的成熟渐渐淡化了。当画画儿是最明显的爱好那阵子，他在不喜欢上的课上和课间休息时作画。绘画作为加夫列尔最值得怀念的一种艺术才能载入老师和同学的记忆，他们忘不了他笔下那些惟妙惟肖的裸体女人、玫瑰、猫和驴。就连深信这个学生必将成为文学家的那位文学课老师也不止一次地认为加夫列尔其实天生就是绘画的材料:“由于他整天画猫、驴和玫瑰，我便觉得他将会成为画家。实际上我们大家都认为他能当画家，因为那时候他是个出色的作画者。他非常适合这门艺术，不用抬手，一笔就能描出一头驴、一只猫或一朵玫瑰。看着他手也不抬地画画儿，真让人陶醉。”
一天，他画了一幅阿莱汉德罗·拉莫斯校长的漫画。此人的严厉和苛刻令人生畏，不久便自杀身亡。漫画引发了同学和老师的欢乐和称赞，卡尔德隆·埃米达要求加夫列尔让他把画像拿去给校长看。加夫列尔声震屋瓦地喊道:“您怎么会出这主意，老师?您给校长看，他会一脚把我踢出学校的。”老师向他保证出不了事，便将漫画拿去给校长看了。出乎人们的意料，校长十分喜欢这幅画，还捎话给加夫列尔说若想当画家，他就去为加夫列尔要一个免费生名额来，到波哥大美术学校学习绘画。两年后，加夫列尔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的绘画才能，以漫画手法将13位老师和毕业班25名同学画在了一块儿。这幅巨画连同1946年毕业的那届学生的正式合影一起，在锡帕基腊国立中学尘封了多年，直到“加夫列尔轰动”发生之后，人们才又找出了它。
这个19岁的中学生所表现出的多才多艺把大家弄糊涂了，谁也不清楚阿拉卡塔卡这个贪婪的读者真正爱好什么，说不准将来会成为什么人——画家、记者、诗人抑或小说家。可是，当时跟他关系最密切的卡尔德隆·埃米达老师以愿望多于预言的语气说:“你是诗人。不过应该写散文，多读短篇和长篇小说，你能成为哥伦比亚首屈一指的小说家。”
十年以后，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的时候，作家格外崇敬这位曾经为他书山指路并且规定了他文学生涯准则的慷慨博学的老师。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六章(1)
·法学系学生
·南美洲的雅典
·酒吧和咖啡馆里一个逍遥自在的学生
·波哥大朋友
·“大学生活”
·“不可救药者”
·诗的电车
·电车上的一个法翁
·读卡夫卡读了一个通宵
·《第三次无奈》
·尤利西斯的预言
·沿着山鲁佐德、卡夫卡和特兰基丽娜的脉络波哥大的大学城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阿尔丰索·洛佩斯·普马雷霍第一次执政期间，在当时的郊区建立。即使在各系的建筑群所占据的地方，广袤而美丽的波哥大平原在蓝桉与青松之下依然是那么辽阔和漂亮。在国立大学学习法律的14个月期间，加夫列尔常常徜徉于蓝桉和青松林中，咏物寄志或者同诗友互赠诗作。
回苏克雷镇父母身边度假归来不久，1947年2月25日，他在一年级报到注册。这并非完全由于喜爱法律，而是法学的本质最接近他所爱好的文学；再则法学系的课都在上午，下午可以打零工挣几个比索。不过，选择法学或许出于更加久远的缘由，即加夫列尔从小就在电影里看到是律师在法庭上唱主角，为打不赢的官司辩护。另一方面，因为贫穷没能读大学的父亲一直希望长子上大学，想叫加夫列尔学习药物学以便日后在药房接替他。然而父亲隐藏心底的愿望是让儿子当神甫，倒不是喜欢或信仰宗教的缘故，而是迫于生计。每当手头十分拮据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便想，家里要是有人当神甫的话，日子就会好过得多。
可是不久，这个阿拉卡塔卡镇的怯懦而忧郁的青年，便把法典换成了卷帙浩瀚的世界及西班牙语国家诗词典籍中的选集。自巴兰基亚和锡帕基腊时期以来，那始终是他压倒一切的爱好。他极其厌恶上统计学与人口统计学课，结果当年这两门课都不及格；还有宪法课，授课教师是日后成了他的朋友并且当上总统的阿尔丰索·洛佩斯·米切尔森。所以，在国立大学登记注册的14个月当中，加夫列尔很大一部分时间旷课，要么待在法学系的咖啡厅，或者坐在该系校园内青松与蓝桉荫蔽下的草坪上；要么泡在第七大道那几家人声嘈杂的咖啡馆里，并且试图将女招待领出去哪怕幽会片刻，抑或跟另外几个同样被缪斯触动的同学卡米洛·托雷斯、贡萨洛·马亚里诺、路易斯·比亚尔·博尔达继续谈论诗歌和互相吟赠。他早已和这几个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四人文学小组。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六章(2)
自由党左翼领袖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遇刺身亡关于这一事件，下一章第一二节有详细的论述。的前一年，70万人口的波哥大平静得如同这里的安第斯高原。这个讲西班牙语的大都市的灵魂保存在殖民主义的福尔马林之中，可她的居民却违背国情，恣意按照英国人的某些爱好与方式行事，眼睛盯着伦敦生活。这一文化模仿的倡导者之一，是功利主义学派的鼻祖杰里米·边沁边沁（17481832），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对19世纪思想改革有显著影响。，其理论对19世纪哥伦比亚经济、政治和法学领域影响颇深。就在功利主义盛行的19世纪，出现了律师、商人和自由派官员构成的以英国式的服饰而得名的“衣冠楚楚”阶级。久而久之，这个绰号演变成波哥大居民以及哥伦比亚安第斯高原所有居民的代称。
然而，这仅仅是这个国家所患的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的诸多症状之一，因为从语言及文学角度看，她离马德里当然比伦敦近。哥伦比亚，特别是波哥大，不仅以她的语言在西班牙语世界最为纯正而深感自豪，首都还保留着马德里风格十足的咖啡馆文化和午间休息时的文学恳谈会。这是很自然的。波哥大是贡萨洛·希门内斯·德克萨达建立的，他是西班牙在美洲的征服者当中寥寥无几的有知识的人之一。据哥伦比亚历史学家赫尔曼·阿西涅加斯介绍，1538年8月6日，当贡萨洛仿佛提前表演堂·吉诃德《堂·吉诃德》一书出版于17世纪初，故有提前之说。的一个生活片断似的宣布建城时，波哥大的文学活动也就在这同一天伴随着他而开始了。选择好地点，这位生于格拉纳达的儒将下了马，薅起几棵野草，面带堂·吉诃德式的庄重得滑稽可笑的神情踱来踱去，以卡洛斯五世皇帝指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15001558），他在位时，西班牙疆域辽阔，号称“日不落帝国”。1517年即西班牙国王位，为一世；1519年即日耳曼皇帝位，为五世。的名义宣布圣菲城（旋即改称圣菲德波哥大城）建立，然后转身上马，拔剑出鞘，刺向臆想之中的那些反对其建城计划的人，此举同那位“奇思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堂·吉诃德》中主人公的姓名全称。的行为简直如出一辙。
从此，这座城市的文学生活同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并驾齐驱，而因循守旧的羁绊也逐渐束缚了这个国家活生生的现实。与国隔绝的波哥大位于海拔2600米的安第斯山脉东部，修道院、教堂及教会学校星罗棋布。她一味模仿，身陷于（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另一种怪诞的尴尬的境地：距离上帝和文学比距离国家的历史和命运还近。20世纪的前50年间，甚至存在着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即谁想当总统谁就得是作家、诗人或语法学家。这样，在一个文学与政治结为一体的国度，自19世纪最后几十年起，波哥大的文学咖啡馆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政治家、作家和大学生坐在一起，不问谁做东谁付账地呷着咖啡，进行学识的角逐。可以想见，这样产生的作品很大一部分描写乡愁别绪，表现手法也是西班牙式的，脱离本国的现实。然而，波哥大是哥伦比亚惟一一座真正充实与活跃的文化生活持续几十年之久的城市。所以，阿根廷作家米格尔·卡内不无夸张地称她为“南美洲的雅典”，而伟大的鲁文·达里奥则给予整个哥伦比亚以“杰出学者中心”的美誉。波哥大人不仅心安理得地领受这些溢美之词，而且对颂扬的享用和宣扬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许许多多的公共或私人图书馆、剧院、期刊和第七大道那些人声鼎沸的文学咖啡馆，似乎一点儿也没有辜负那些赞颂。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40年代的波哥大所受到的巨大激励，此外他还结交了一些当地的好朋友。
我们知道，自从1943年“1月的那个晦气的下午”，年仅16岁的加夫列尔踏上萨瓦纳车站的月台，直到在希门内斯德克萨达大街的内务部大楼前当众伤心地哭泣，“南美洲的雅典”对他来说始终意味着“抑郁和悲哀”。不过，那些丝毫没有夸张的多次表白被有些研究者理解得过于狭隘，从而略微掩盖了波哥大和一些波哥大人对加夫列尔的人生及其成长为作家的历程曾经起到的根本性的重要作用。事实是，假使没有跟这座衣冠楚楚者的城市的那些恩恩怨怨，没有某些著名人物决定性的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或许成不了作家。而且，就在他所认为的首都仅仅给了他“抑郁和悲哀”的这一问题上，首都已经开始给予他某种重要的东西——前途。从眼前来看，最重要的给予将是那些当地友人以及咖啡馆的文学氛围，尽管多年之后回到加勒比地区他才发现那种氛围不是生活的而是书生气的和掉书袋的，因而与他的情感及志趣格格不入。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六章(3)
当时那个波哥大闻名遐迩，修道院和教堂触目皆是，有轨电车缓缓行驶，傍晚时分全城笼罩着灰蒙蒙的烟雾。在这样的环境中，像加夫列尔这样对大学过敏的学生，尽可以在玻利瓦尔广场与24号街之间的第七大道周围整天转悠，进进出出酒吧和咖啡馆，寻觅作家和朋友，或者钻进一个可以继续阅读手里的书的角落。实际情况也的确是这样，加夫列尔频频光顾此地，而不愿待在大学。再说，这里有一长溜带露天座位的咖啡馆可供选择，如“阿斯图里亚斯”、“磨坊”、“黑猫”、“自动”、“哥伦比亚”和“里因”。加夫列尔在这里能够遇见许多朋友，像贡萨洛·马亚里诺、路易斯·比亚尔·博尔达、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以及后来当了神甫和游击队员的卡米洛·托雷斯托雷斯（19291966），哥伦比亚神甫，1965年加入******武装力量“民族解放军”，次年阵亡。，以便谈论书籍和政治，以此消磨平原上停滞的时光。有几家咖啡馆还备有桌椅供学生们围着某位政界要人和文坛名士就座，或者供他们自己坐下进行一般的聚谈或者写作业。学生们知道，花五分钱便可以坐在桌子旁喝一杯热咖啡，顺便接近诗人，如莱昂·德格雷弗、豪尔赫·萨拉梅亚、爱德华多·卡兰萨、豪尔赫·罗哈斯、拉斐尔·马亚。往常一见大人物就胆怯的加夫列尔，这回却跟被卡兰萨戏称为“小一代”的年轻诗人达涅尔·阿兰戈和安德列斯·奥尔金交上了朋友。在锡帕基腊中学他就读过他们的诗，因为当时的女朋友塞西莉娅·贡萨莱斯即加夫列尔诗中所称的“拉曼吉塔”是阿兰戈的崇拜者与读者。
依托着咖啡馆和友人的帮助，加夫列尔在波哥大读的书与在锡帕基腊读的书相比，多得不可同日而语。1947年8月接触卡夫卡作品之前，主要读诗，尤其是“黄金世纪”的诗。《罗曼采罗》、加尔西拉索、克维多、贡戈拉、洛佩·德·维加维加（15621635），西班牙剧作家。、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克鲁斯（15421591），西班牙诗人。、路易斯·德·莱昂修士莱昂修士（15271591），西班牙神学家和禁欲主义诗人。以及“九八年一代”“九八年一代”，1898年一代的简称，是西班牙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与“二七年一代”“二七年一代”，西班牙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批优秀诗人形成的一个团体。一些诗人的作品，这位刚起步的作家已经读了五年左右，这时终于读得滚瓜烂熟了。拉丁美洲的大诗人中他主要读鲁文·达里奥和巴勃罗·聂鲁达，哥伦比亚诗人中读波菲里奥·巴尔瓦·雅各布、莱昂·德格雷弗和“石头与天空”诗人。除了贪婪读诗，还像在巴兰基亚市和锡帕基腊市那样写了一些诗，其中《天上的地理》和《出自一只蜗牛的诗》登在了《理智报》学生副刊《大学生活》上，这个副刊在卡米洛·托雷斯离开法学系一年级去波哥大神学院之前由他和路易斯·比亚尔·博尔达主持。
阿拉卡塔卡镇的这位青年诗人蓄起了长发，留起了短髭，烟抽得很凶，只穿几件高领套头毛衣。囿于波哥大的惯例，他时常系着领带来配那几套典型的加勒比地区式样的衣服，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是这个时期认识的他，后来成了一块儿冒险办报的伙伴和挚友之一，他后来回忆说，加夫列尔是一个“典型的沿海地区的孩子，装束像古巴人，衬衣和领带穿戴得很不得体，在波哥大街头显得与众不同”，看上去很瘦，脸色苍白，“身体灵活，行动快得如同棒球运动员或伦巴舞曲歌手”，却不冒失。不久，加夫列尔似一道闪电射入咖啡馆抑或某项文学活动的场所，他所穿的乳白色服装以及颜色土气的领带和袜子，刺痛了衣帽颜色灰暗深沉的波哥大人的英国式感官。
有的大学同学认为，这个阿拉卡塔卡人如普利尼奥·门多萨所说“不可救药”。常常是头天夜晚也许喝醉了，也许在哪家妓院睡着了，第二天不是旷课就是迟到。他几乎总叫苦说自己患了结核病，患了梅毒，患了肺炎，以此为其屡教不改的缺勤开脱。有人相信他那么多病是装出来的，有人认为他的病是色情受虐狂。所以从表面上看，这个年轻人随波逐流，自暴自弃，很少有人觉得他日后会有什么出息，虽然他是友人和同学中让文学烈焰炙烤得最焦的一个。
加夫列尔当时给人的印象只能是这个样子，因为远离家人和故乡，居住在一个使他忧郁到骨髓的城市，生活在一群始终也未能与之愉快相处的人中间，学着一种不喜欢的专业，是全国最讲究穿戴和外国化的都市里最穷的学生之一。他寄宿在位于如今的第八大道，即过去的弗洛里安大街上一家沿海地区学生膳宿公寓，与朋友多明戈·马努埃尔·维加合住一个简陋的房间。尽管收入微薄，“却阔绰得比别的房客多付些钱，以便早餐吃上一个鸡蛋。我觉得自己是寄宿生里惟一一个早餐有鸡蛋的人”。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六章(4)
锡帕基腊的四年和波哥大起初的两年当中，加夫列尔逐渐感染了孤独的病毒，最明显的症状是除了在加勒比地区，他到任何地方，尤其是到卡塔赫纳市和巴兰基亚市，都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是外国人。孤独感可能很早，即10岁离开阿拉卡塔卡镇和外祖父母家的时候，便开始在他身上萌发了。肯定无疑的则是，就在锡帕基腊市和波哥大城当穷学生那阵子，产生了后来始终困扰他的另一种情结——总差5分钱的感觉。“我想看电影看不成，差5分钱；一张电影票35分，我觉得只有30分。我想看斗牛，票价1比索20分，我觉得只有1比索15分。同样的感觉一直持续不断。”总是这样，甚至在他最荣耀最富裕的时候也还是这样。
女伴和诗友们周末时常来加夫列尔的公寓闲聊。如果没人来而感觉寂寞的时候，星期六他便建议同乡们像在锡帕基腊中学那样举办喧闹的舞会，参加者有何塞·巴伦西亚——那些年他最要好的朋友，多明戈·马努埃尔·维加、豪尔赫·阿尔瓦罗·埃斯皮诺萨、哈科沃·佩雷斯·埃斯特拉达、路易斯·科雷阿·加西亚、卡耶塔诺·亨蒂莱·奇门托——《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的圣地亚哥·纳萨尔。这种没完没了的沿海地区年轻人的狂欢，却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文学麻疹的症状，排遣了加夫列尔星期六的孤独。可是翌日又出现星期日的问题，这漫长的冷清的一天犹如一堵墙挡住了通往下一星期的道路，很难打发它，加夫列尔便想出了反复坐电车的办法，花5分钱上车，一本接一本地读着诗，从城南的玻利瓦尔广场坐到城北的智利大街，再折回去，循环往复，转了一圈又一圈。蓝色的窗玻璃没能淡化车外那多雨、寒冷、阴郁的城市的景象，却给他吹来夹带着噩梦中的那些既远且近的事物的微风。有轨电车一次又一次地转遍了62个街区，这时加夫列尔也圆满地度过了又一个波哥大的星期日。在车上“大体按照过一个街区看完一首诗的节奏”读呀读，全然不知甩在身后的有《时代报》社的大楼，他一直希望在该报发表作品；有内务部，四年前曾在那里伤心落泪；有豪华的特肯达玛饭店，在那里他连张望一下都不行；有斗牛场，想进去总差5分钱。下午4时左右在智利大街下车，胳肢窝夹着一本诗集在此等候的朋友贡萨洛·马亚里诺，将他领进自己位于城北桉树丛中的明亮而安静的家里继续讨论永远讨论不完的诗卷，同时随便吃点巧克力、面包和奶酪——在波哥大不可或缺的“打午尖”。
街灯初放，加夫列尔又去第七大道的咖啡馆，寻找一个“愿意施舍似的和我谈论我刚读完的诗篇的人。有时能找到，差不多总是男人。于是我们喝着咖啡，吸着我们刚才自己丢下的烟头谈诗，谈呀谈。与此同时，世界上全人类都在做爱”。
有一天晚上坐电车，加夫列尔产生了看见神人的幻觉。谁知道是由于孤独或者诗看得过多呢，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反正34年以后他确实这么说的。讲述的时候，他的表情是外祖母特兰基丽娜和姑姥姥弗朗西斯卡·西莫多塞阿那样的“木头脸”，也是讲述幼年在阿拉卡塔卡镇看见鬼怪以及撞见那个住在外祖父母家的街对面的死人的故事时的毫无惧色的那张脸。他认为毫无疑问在电车上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法翁法翁，罗马神话中专司农业和牧业的神，半人半羊，一说人形，但耳尖，头上有角，并且有山羊的尾巴。”，“他衣着入时，就像一位刚刚参加过葬礼的部长先生，不过犄角、羊胡子和精心保护在奇特的裤腿下的蹄子让他露了馅”。当天夜里他打电话给朋友们讲述电车上看见的神人，可是电话没有找到贡萨洛·马亚里诺，自然也没找到两年以后才认识的阿尔瓦罗·穆蒂斯。于是返回原先的弗洛里安大街的公寓，写出了第二篇小说《电车上的法翁的故事》，投给了《时代报》的文学副刊，该刊三年前登载过他以哈维尔·加塞斯为笔名发表的一首诗。小说根本没登，也没有任何答复。一年以后，自由派领袖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遇刺身亡引发了暴力冲突，公寓着火，这篇小说的草稿连同他的财物一起被烈焰吞噬了。
等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又等了几个月，直至遇见另一位法翁，20世纪小说界的大法翁弗兰茨·卡夫卡。这一相遇着实令他眩晕，并且改变了他的创作方向，甚至确定了他以后的写作模式。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六章(5)
事情发生在公寓的一天夜晚，豪尔赫·阿尔瓦罗·埃斯皮诺萨这个沿海地区的学生，出身辛塞县一小康之家，后来做了几家大公司的经济顾问。当时颇为贪书，藏书也全。一天下午豪尔赫向加夫列尔推荐并且出借了《变形记》——此前也借过几本别的书。加夫列尔三年前在中学四年级的文学课上听过《变形记》的其中几段，那是由于卡夫卡的小说与阿拉卡塔卡镇这个孩子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无法摆脱的精神变态》相似，因而被拿到课堂上念的。1947年8月中旬那天下午，加夫列尔带着书回到沿海学生的公寓，从楼梯上到二层，走进与同乡多明戈·马努埃尔·维加合住的房间，脱掉外衣和鞋子，坐在床上。翻开这本封面粉红色的薄书，发现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18991984），阿根廷作家和诗人。其创作受西班牙极端主义流派和卡夫卡、爱伦·坡等人的影响，成为超现实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另一种表现模式。翻译的——他当时对译者尚一无所知——开始读道:“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的肚子……”加夫列尔亢奋地合上书，如痴如醉地嚷道:“真他妈的绝了！”随即想起来，“哎，外婆也是这样讲过的呀！”继而读了一个通宵，再次觉得心摇神荡，一如9岁那年看了散页的《一千零一夜》，一如听了外祖母特兰基丽娜讲的鬼怪故事——又瞎又疯的她已于四个月以前在苏克雷镇逝世，临终之际呼喊着她喜爱的那些死人的名字，其中夹杂着塞维罗·卡塔利纳和坎德拉里奥·奥维索的零散的诗句。加夫列尔随即思考的是一种信念与需要:“于是我想，噢，原来文学可以是这个样子的。于是我真心喜欢上了这个样子，我一定也要这么做。因为从前我以为这些东西文学不能写，在那之前我曲解了文学，认为文学是另外一种东西。当时我想既然在《一千零一夜》里可以从瓶中钻出一个妖魔，既然可以像卡夫卡这么写，那就是真的可以这么写了，那就是真的存在另一条途径、另一条渠道的文学创作。”
从堪称他人生重要里程碑之一的这一刻起，加夫列尔立志要做小说家、小说大家，决计听从中学文学课那位老师几年前的劝告，读遍到那时为止人类撰写的不朽的长篇小说和优秀的短篇小说以及其他作品，先从《圣经》开始。这样，诗歌爱好开始为小说爱好所取代，他读《托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初版于1554年，作者不详，中译本书名《小癞子》。、《塞莱斯蒂娜》西班牙著名对话体小说。描写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1499年问世时无作者署名，1502年再版时，作者署名为费尔南多·德·罗哈斯（14651541）。、塞万提斯、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果戈理、狄更斯、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左拉、维克多·雨果、托马斯·曼。
他不光按部就班地读书，而且在看完《变形记》的第二天坐下来，依据从卡夫卡那里获取的启示，撰写第三个短篇小说《第三次无奈》（其实算是第一部名副其实的短篇小说）。他一动笔，如同后来写作所有的长篇和短篇那样，就开始打扰朋友。贡萨洛·马亚里诺后来回忆说，加夫列尔“开掘主题，铺叙细节，嘴里唠唠叨叨，同时不辞辛苦地又写又改，字斟句酌。他就是这样创作第一个短篇小说的”。写了几天，一件偶然的事情使他加快了速度。他在《观察家报》每天刊出的《城市与世界》栏目，看到作家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外号尤利西斯）致读者阿尔图罗·科雷阿的一则简短的回信。这位读者前不久给爱德华多写信抱怨道，由他主持的文学副刊《周末》一味刊登外国作家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而其创立的宗旨则宣称重点要为“哥伦比亚新作家充当广告牌”。爱德华多在专栏答复说，虽然本国青年创作的文学作品不甚丰富，近期也将发表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家的来稿，他还提到了一个名叫阿尔瓦罗·穆蒂斯的文学新人，并表示副刊的版面优先向哥伦比亚作家的稿件开放，最后说:“我十分热切地期待着那些‘由于自己的作品缺少一种恰当的传播而尚未为人所知的’新诗人新小说家向我投稿。”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六章(6)
加夫列尔于一个星期五下午读了这则消息，立即看到了平生第一个良机，因为首都另一家大报《时代报》，对他这样的新手来说是一道不可企及的高门槛（数月前那篇不走运的关于电车上的法翁的故事寄去后杳无音信即是例证）。于是他坐下来，将这篇从卡夫卡身上获取灵感而命笔并一直在写的短篇小说《第三次无奈》一气呵成。到了下周一，他把手稿装入信封，寄给《观察家报》的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
加夫列尔确信一两个月后，萨拉梅亚·博尔达会予以发表，因为作品颇具卡夫卡风格，赋予哥伦比亚文坛一种崭新的创作手法。不料15天后，他遇到平生第一次惊喜，而且大喜过望。这天是星期六，他走进第七大道一家咖啡馆，见一人正在读他的小说，小说登在《观察家报》副刊上，占了六大竖排的版面。他理所当然的反应是去买报纸，可由来已久的问题出现了，缺少5分钱。他折回原先的弗洛里安大街的公寓，对一位友人讲了此事，两人随即上街买报。终于看清了，在1947年9月13日星期六的《观察家报》第八版副刊的《周末》专栏，登载着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的首篇小说，还配有画家恩里克·格劳的插图。发表作品已不是首次，可在国家的大报上发表却是头一回。从此，年仅20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正门步入哥伦比亚的文学殿堂。
这篇小说受到一些人的热情欢迎，最热情的当数加夫列尔的大学同学们，他们在法学系桉树丛的绿荫下又阅读又评论。本系一年级一位同学在第一流的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委实新颖的小说，这使他们非常高兴，与这位新出现的作家本人一样高兴。从那时起，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有新作问世，大家便热情欢迎。他的同学贡萨洛·马亚里诺后来回忆，当时看了《第三次无奈》，他以20岁的轻率对加夫列尔说这不是“小说，而是一个长长的隐喻”。马亚里诺多年以后自认为是年轻人的狂妄评判的这句话，其实是确切的事实：虚构外衣下的这部小说还是一个自传性的故事。
小说讲了一个人的经历。他7岁死于伤寒引起的高烧（如作者的姨妈马加里塔）后，18年间处于一种死活相间的状态。在母亲的照料下，他感觉自己的躯体就在棺材里长到25岁。其间连续经历了三次死亡，直至变为一个抽象的无形的非物质的死人。然而最为悲哀的是他始终面对巨响，面对熏得他难受的自己的尸体散发的恶臭，面对企图咬掉他角膜的老鼠，面对自己要被活埋这一无法摆脱的骇人念头而动弹不得，神志却又清醒得可怕，清楚地记得生前的情景及细枝末节。
这篇小说以鬼魂题材、超现实的描绘以及借鉴而来的形式与结构，触及了潜意识的根须，已经显示出作家后来作品中的那种“十分符合情理的超现实性”，同时，它又是自传性的故事，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完全成熟时期的那个短篇小说《世界上最漂亮的溺水者》一样。是的，因为，难道加夫列尔不曾像《第三次无奈》的主人公那样，作为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被外祖母特兰基丽娜用周游宅院的前辈的幽灵吓唬得下午6点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傍晚时分的宅院对他而言成了一座巨大的灵台了吗?难道加夫列尔不是像笔下那个人物一样，直至20岁的那个时期所过的生活都是贫穷的而且连续有过几次死亡的吗?他失去阿拉卡塔卡镇的金色童年是死亡；前往锡帕基腊市完成中学学业时，失去加勒比地区是死亡；随后前往波哥大，如今在这里，受着远离故乡的寒冷高原上的孤独的煎熬和枯燥无味的法典的折磨，同样是死亡。
《第三次无奈》蕴涵的东西还有一些。它是后来作品的重大题材与次要题材的一部分，如宅院、孤独、恐惧、思乡、死亡、超越死亡的愿望、一人多次死亡和幽闭等的端倪初露。因而它是寻根之旅的第一步。
《马尔克斯传》 第三部分 《马尔克斯传》 第六章(7)
一个半月后的10月25日,《观察家报》刊载了他的第二篇小说《夏娃钻进猫肚里》。这篇作品十分流畅，但沿袭了前一篇构思的路子和卡夫卡式噩梦般的描写，讲述一件转世投胎的事例时，再次出现了孤独、思乡、宅院、冥府和祖传的恐惧、死亡、超越死亡的愿望等，也是首次显露了劣根遗传与红颜薄命的主题。
过了三天，给加夫列尔发表了两篇引起读者热情欢迎的小说的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尤利西斯），在他主持的每日专栏《城市与世界》向全国宣布和评述了一位天才的独特的新作家的出现。这一短评标志着哥伦比亚及拉丁美洲文学批评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他不仅是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篇评论，也是对他未来走向的第一次预言：
本报文学副刊《周末》的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一位奇特的气概非凡的新作家的出现。两部业已发表的短篇小说署名“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名字我以前一无所知，现在从编辑部一位同仁那里获悉,《夏娃钻进猫肚里》的作者是法律专业一年级一个青年学生，尚未达到法定的成人年龄。这个消息让我吃惊不小，因为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能够察觉出一种令人惊叹的或许是过早的成熟。他的文笔清新，无须诉诸柔情矫饰，便把我们引入潜意识里尚未勘察的区域。想像的天地可以出现一切，然而，善于自然地朴实地不装腔作势地展示已经采撷的珍珠，却不是每一个刚刚接触文学的20岁的年轻人都能做到的。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位优秀的新作家诞生了。我不怀疑他的才华、他的独特的风格、他的写作愿望，可我拒绝相信——这丝毫不会贬低他的个人价值——他是哥伦比亚青年中惟一的一个。
读了国内这位学识渊博和头脑冷静的作家为他写的评论，加夫列尔觉得一阵眩晕和些许担忧，主要倒不是因为那些盛赞，而是因为落在肩头的巨大责任。他想，现在必须继续写下去，写一辈子，为“尤利西斯”争光。加夫列尔的这位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哥伦布（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殖民者。是拉丁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者。和文学导师，多年以后还做了他的朋友。
与卡夫卡的相遇及两篇小说的发表，更加拉大了他和大学的距离。但是这年他还是完成了法学专业一年级的学业，尽管“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不及格，“法学概论”和“宪法”勉强及格。假期他回到苏克雷镇探望父母，并且继续写短篇小说。翌年1月17日，即“波哥大事件”暴力活动的蔓延促使他返回加勒比地区的三个月之前,《观察家报》发表了他的第三篇小说《土八该隐《圣经·旧约》故事。土八该隐是铜匠和铁匠的祖师。锻造一颗星》，其中死亡的存在同样是令人肝肠寸断的和主导一切的。这样，四个月里他接连发表了三部让国内文坛觉得耳目一新的短篇小说，从而被看做哥伦比亚小说界前景无限光明的作家。
在苏克雷镇当顺势疗法医生兼药剂师的父亲，得知长子荒疏了法律专业的功课转而舞文弄墨，认为他“不可救药”。有些人把这个青年看成哥伦比亚文学界前程无量的小说家之一，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却只把儿子当做全家未来的摇钱树。此外，对于他那样门第卑微的穷苦人家来讲，家里出一个大学生是一种荣耀，这荣耀能够绰绰有余地弥补社会特权与世袭爵位的欠缺。因此，1948年2月，加夫列尔沿着以往的马格达莱纳河上的水路回到大学，在法学系二年级注了册。这只是为了宽慰父亲，而并非出于他自己继续学习这个专业的兴趣——从前一年开始的兴趣便已消失了。
过错在卡夫卡。是他的作品启示加夫列尔第一次懂得什么叫小说艺术，并且找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创作途径。同时，加夫列尔预感到了自己能够成为哪一类作家。他中学时形成了对文学的曲解，遇见卡夫卡之前一直认为小说大抵就是现实的复制或再造。可是，卡夫卡用一套迥异的类似于梦幻世界而非现实生活的法则，向他表明那种想法不对，小说是现实的移植。或许由于过去的曲解，他此前才对诗歌比对小说更加倾心。
跟一些研究者——譬如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见解相反,《第三次无奈》、《夏娃钻进猫肚里》、《土八该隐锻造一颗星》和短篇小说《蓝宝石般的眼睛》的大部分作品，并不构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史前时期”。他的“史前时期”是在锡帕基腊市国立男子中学度过的那四年，他在这里患上了文学麻疹，入魔般地系统读书，写作随心所欲的模仿性的散文与诗歌。在锡帕基腊，他已经是一个脱颖而出的作家、一个具备雏形的作家，有成为作家的禀赋、修养、决心甚至需要。卡夫卡所做的，是通过《第三次无奈》及其他短篇小说，在文学的迷宫里为他重新引路，使他的奋斗方向更加明确，帮助他重新触摸外祖母特兰基丽娜和《一千零一夜》的脉络。因此，命运就这样确定了：从现在起直至永远，阿拉卡塔卡镇邮电所报务员的儿子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是故事的创作者和讲述者，一如山鲁佐德、弗兰茨·卡夫卡和特兰基丽娜·伊瓜兰·科特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