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2）
　　然而，我们想方设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移动行李，重新布置。尽管托迈索夫夫妇强烈抗议，我们还是设法给了他们一个非常特殊的睡觉空间和尽可能多的隐私。
的确，托迈索夫夫妇柔化了人们为了自我保护而在自己周围修筑的硬壳，婚宴后，一种崭新、粗糙的礼貌在人们当中形成，尽管我们处于一个极易引起争斗、吵架、邻里相反的环境下。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处于同样的尴尬之境，所有的斯洛伐克人、犹太人及其他人都在朝一个未知走去。
这种礼貌以多种不同的而又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谁想上厕所--一个放在角落里的小桶--他一边有礼貌地请求原谅，一边慢慢地向小桶移去，就好像是他正在穿过一个拥挤的舞厅。当他到达小桶旁时，别人会体贴周到地转过头。
有食物的人同被仓促赶上火车而一无所有的人共同分享食物。离开诺瓦基前费罗 ?朗格尔悄悄塞到我的帆布背包里的香肠--我俩为了它们而玩的那种奇怪的撞柱游戏--并没有维持多久。但是，一旦它还有，它就属于所有的人。香肠吃完后，除了果酱，我一无所有，别人就同我分享他们的东西。
对于老人，我们也有细致入微的关心。例如，在日利纳，车门被打开，一个大约 80岁的女士被推进我们的车厢，手里拿着一束皱巴巴的薰衣草和旧蕾丝。我把她扶起来，她带着旧世界的那种魅力感谢我，好像我在帮她走下马车，而不是进入一个肮脏的牛车里。为了使她能够免受一次艰苦而又令人尴尬无比的旅途之苦，人们立即在厕所附近给她腾出空间。
当然，在一个仅仅是流动监狱里过正常生活的这些勇敢、凄惨的尝试服务于一个目的：使人们的精神摆脱掉正在折磨着他们的一系列问题。
如何？何因？何事？何地？
人们对这些问题长时间闭口不提。然后，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矮小瘦弱的老头儿伊萨克 ?拉比诺维奇突然从他那黑色大帽檐下探出头来，并说道：“这肯定是上帝的旨意。”
数小时以来，他一直被挤压在这个拥挤的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我想这是旅程开始以来他第一次说话。那句话带着惊奇，而不是绝对的虔诚和屈从，好像他终于找到自己为何被赶出家园的唯一可能的原因。
他周围的人小声而又有礼貌地对他的决断表示赞同，但在那个汗臭污浊的车厢里，没有人真正相信他们的创造者和此次旅程相干。其实，大多数人觉得他们被诱骗而掉进了一张阴谋之网，而不是受上帝之命被迫迁移。
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3）
　　有时候我们感觉那张网正在向我们逼近，很多东西成了避免落网的工具。例如，有人尝试贿赂，但失败了。
其中之一是来自斯洛伐克中部一村庄的波兰斯卡夫人。她身材高大而又富有--按照当地的标准。她被紧紧挤压在伊萨克 ?拉比诺维奇的旁边，这几乎使他窒息。当她感觉老伊萨克远在自己地位之下时，这种压倒一切的近距离接触并没有阻止她告诉周围人自己的麻烦。
“在家里我去找过赫林卡卫兵总司令，”她说，“毕竟，我有这个权利，因为他的妹妹曾经和我一起上学。去年 4月他女儿结婚，我把自己所有的最好的银器借给他以备婚宴之用。不用说，他们还没有归还，但它们无影无踪，除了我结婚时我母亲把它们送给我这个事实之外。
“使我受伤的是，那个男人欺骗我。我非常谨慎，把一个装有 1万克郎的信封放在桌上。后来他告诉我不用担心任何事情，他并没有确切地这样说，但让我觉得，他只需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中删除即可。”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发生了什么？”她的上半身处于安适的处境中，由于激动而上下起伏。她进一步挤压着可怜的老伊萨克，接着说：“他拿了我的钱却忘了我的名字。他虽然假装绅士，却是个腐败堕落的卑鄙小人，在他那可耻的内心里没有一点儿诚信可言。”
有人试图否认自己的非雅利安人血统，也失败了。
高个儿伐木工扬科 ?索科尔站在窗子旁边我的附近，他一边咀嚼着一大块香肠，一边说：“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这儿干什么。我是一个正宗的基督徒。但仅仅因为我被犹太人收养，就被赶出我的家庭和国家。
“我甚至给了他们一个教区牧师签名的证明书，证明自己从小被犹太人收养。他们却告诉我，那是假造的。”
“他们很可能看了你的连鬃胡子，索科尔，”他的邻居咧嘴笑着说，“我打赌你和我们一样，也行割礼了。”
有人试图争辩说他们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失败了。
林瓦尔德先生--大家都叫他“米斯特尔”--是个来自慈沃伦的富商，现在他那昂贵的衣服却褶皱巴巴、污渍斑斑。他告诉我们：“我的生意让整个小镇的人受益，我同样这样告诉他们。而他们却做了什么？他们抢了我的生意，并把它给了我最大的敌人--一个曾经强烈反法西斯的雅利安人。但你们现在应该看看他。”
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4）
　　“我认识那个人，”波兰斯卡夫人说道，“这真是明智之举。他现在是赫林卡卫兵之一，一个肮脏的叛徒。”我们兴趣盎然地听着这些故事，不知道在整个欧洲这样的故事重复上演了数百万次。
我什么都没说，也没有选择用不光明的手段来逃脱这张网。我没有钱，没有生意，没有朋友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拉比，也没有可能给我一张光票证明我的宗教、种族健康的牧师朋友。确实，我的方法非常笨拙。
我一直在战斗，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失败的。然而，我打定主意要继续战斗下去，那就是我一直要坚守在窗子旁边的位置的原因。我没有欣赏风景，而是思考如何逃跑。为了回来时能认出路，我研究着火车路线，因为我仍然相信这段旅程仅仅是我为了从地下组织拿到证件而回家前的令人讨厌的拖延。
然而，随着我们逐渐进入波兰境内，我的信心开始一点点地动摇。车厢里的状况在恶化。空气更加污浊，人们之间的礼节变得更加紧张，卫生设备已经威胁到健康。尽管我们仍然有食物，却没有水了。
人们仍然在笑，却笑得很勉强。偶尔为了取乐，有人进行善意的争论，但这种争论越来越无聊而有种被逼无奈的感觉。
一旦看到远处的城市，男人们就会争论到底是哪座城市。
“那是克拉科夫。”一个人会说。
“真荒谬，那是卡托维慈。”
“你们两个都错了，那是琴斯托霍瓦。”
一定程度上，那些争论帮我忘记了自己的不舒服。我像游客一样盯着外面的城镇，毕竟，我仅仅是个男孩，而这是一个陌生的国度。然而，在内心深处我意识到：他们进行这些争论是为了一个目的--转移自己对口渴的注意力。对有些人来说，口渴正在折磨着他们。不知是谁小声抱怨：“我们什么时候停下来取水？”争论就立即停止下来。
也有无言的提醒物。我们穿过一条小河，那些窗子附近的人贪婪地盯着它。啤酒广告--“喝塞布希……健康……良好！”嘲弄着我们。的确，过了一会儿，对水的渴求占据着我们的思维，压倒了所有其他方面的担忧。
终于，火车开始减速并停下来。我们到达了琴斯托霍瓦。车厢在 24小时之内第一次被打开，装备森严的卫队员突然说道：“一个人下去取水，其他任何人都不许动！”
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5）
　　我们车厢里的人不够快。事实上，他还没有到达通往水泵的队伍面前，命令已经下来了：“回到车厢里！”他犹豫了一会儿。我听到他对一个卫队员说：“我的罐子还没有装水。”一把来复枪重重打过他的双肩，他回到我们中间，水罐空空的。车门被砰地关上，锁门的铁链子铮铮作响恢复原位。一阵沉默，由于极度震惊而带来的沉默。
但仍然有希望。我们发现，车厢门的铁链子足够的长，可以打开车门几英寸。我们把它向后推，在那儿，我们的正前方，是折磨人的一幕。水，几加仑的水，正在被四处泼溅；对于我们，这真是亵渎神灵！
实际上，一队开往俄国前线的德国士兵正在洗漱，他们泼溅着水花，像一群玩耍的海豹。其他士兵悠闲地站着，喝着一杯杯的烈酒，笑着，叫着，带着知道自己即将面临死亡的男人的那种轻率放弃。他们大多数已经半醉。
我对他们叫道：“嘿--给我们一些水！”他们望望四周，斜视了我们一会儿，说：“你们有什么？食物？钱？”看来，水是要钱的。周围一阵骚动，我们拿出一些香肠，好像士兵对此很满意。
几个士兵走过来接过我们的水罐。立即，一个拿着冲锋枪的卫队员向他们走去，大叫着：“退回去！离开车厢！你们知道接近火车是犯法的！”
士兵们慢慢转过身面对着他，一动也不动。他看起来气势汹汹，然后突然说道：“继续！你们听到我说什么了。滚开！”
普通的德国士兵和卫队员之间没有友爱。那个防御兵把一只手放在佩枪枪托上，轻声说：“听着，兄弟。我们要出去打仗。我们要去俄国前线，而你们这些幸运者在后方却很安全。你们围绕着一群残忍的犹太人在这个国家到处游荡着。现在，在我生气前快点离开！”
另外一个士兵，一边不无珍惜地擦拭着冲锋枪管，一边咧嘴说：“弗伦茨，别激怒了大英雄。毕竟，他并不愿意与你这样的人共享他的战利品。”
他们都笑了，炫耀似的嘲笑着那个卫队员。他坚持了一会儿自己的立场。然后，从火车门缝中，我们看见他转过身，快速离去。他权衡了一下氛围，发现自己的状况很危险。
士兵们把我们的水杯填满，拿了我们的香肠。火车开始慢慢移动。我看见手拿冲锋枪的士兵站得笔直，目送它离去，脸上挂着奇怪的几乎是愤世嫉俗的表情。然后，他转过身，厌恶地吐了口唾沫。
我们逐渐远去。我却在想：是看到如此多的犹太人还是那个趾高气扬的党卫军让他心烦意乱？看着他手中闪闪发光的手枪，我希望它在自己的手中。
一小段时间内，车厢里的氛围愉悦不少。但随着水的减少，人们的心情逐渐沉重。不久，尽管我们不停地用理智说服自己，但口渴又重新袭来。
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6）
　　另外一个车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儿也有士兵。这一次，尽管努力跟他们谈条件，却发现他们不肯轻易让步。我们给他们香肠，他们大笑起来。他们要钱。
车厢里的人们再次商量了一会儿，钱从仔细隐藏之地拿了出来。一个男人拿出一个金婚戒，盯着看了一会儿，疲惫地笑着说道：“我很爱我的妻子，不然它早就被卖掉了。真幸运啊！”
钱和金戒指从门缝里递了出去。水杯再次被灌满。贡献出自己戒指的男人沉默地望着窗外，背对着我们。
几小时过去了。车厢的哐当声告诉我们，又一个车站到了。这一次，火车停的时候，我看见我们的车厢刚好在一个加水的机车旁边。水从宽大、肥厚的水管里流出来，一半泼溅在发动机上，一半流到轨道上。
我盯着那股闪闪发光的小瀑布。司机冷漠地靠在驾驶室外面，毫不在意这列奇怪的不知来自何方的火车。我转向他，从窗口使劲塞出一个水杯，说：“先生，可以装点儿水吗？”
我们离得如此近，几乎可以握手了。但他看起来并不情愿这么做，继续望着远处的地平线。我低头看看车轨--鸣笛的卫队员们没有朝这边看--十万火急地对他说：“来吧，朋友。给点水怎么样？”
他继续望着远处，然后头也不回地说：“我才不会为了你们这些野种让自己吃枪子呢！”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可以理解他的态度。上面下了命令说，任何帮助流放者的平民都会被枪毙，卫队员也会毫不犹豫地把这项命令贯彻到底的。仅仅为了灌一杯水而让自己的后背挨上一枪实在是太大的代价。
然而当时我并不那么宽容。我看见铁路工人把水管从发动机上拿下来，我看见水管里的水流到轨道上。我抬头盯着那个巨大的水箱，鬼才知道它到底装了多少加仑的水。我们的火车开动了，我咒骂着那个发动机司机，那个吝啬、胆小的猪猡。
我们还有足够的水可以支撑一会儿，于是争论再次开始。我们要去哪儿？这些安置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 9岁的小女孩儿抬头望着父亲说：“爸爸，那儿有像家里一样的学校和操场吗？有很多的小朋友吗？”
一段时间内他没有回答。确实，那会儿车厢里鸦雀无声，所有人被小女孩那尖锐的声音镇住了。然后父亲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说：“是的，亲爱的。那里会有学校和操场……你想要的一切。你爱它将会胜过家。”
她拽着父亲的一只手，笑了。我想我们都对这个聪明而善意的谎言感激不尽。
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7）
　　当然，没人会相信安置地会像我们的家一样好。然而，他们还是设法让自己相信：安置地是他们能够生活、工作、养家的地方。但还是有一丝淡淡的阴影笼罩着他们的信心，那丝阴影来自于先他们而去的人们的信件。
来自特尔纳瓦的果蔬商扎哈日沮丧地说：“我相信可能是劳改营，或者是隔离区。但还是要比集中营好，食物也会比诺瓦基的要强。而且，好像也不会永远这样子。战争应该会在几个月内结束，我们都会再次回到家里。”
一会儿，谈话转移到了战争上。那会儿，人人都相信德国会战败，也许是因为他们不让自己想象德国取得胜利。他们感觉唯一真正的问题是：离这一切结束还有几个月。但甚至这一点也没有引起很大争论，因为明天或是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点更重要。
扎哈日的女儿 16岁了，一脸的雀斑，拖着一条长辫子。她说：“我表姐是第一批被流放的。有一天她给我写信说一切都好，食物很好，他们的工作不算很劳苦。 ”
她停了一分钟，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然后，一边使劲地擦拭着指甲，一边接着说：“只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她说她妈妈向我问好。可是她妈妈 3年前已经过世了啊。”
“我妹妹给我的来信中也有些有趣的事情，”一个正在给孩子喂奶的年轻而又丰满的女人说道，“她告诉我老雅各布 ?拉科身体很健康，但是雅各布在多年前的一次车祸中丧生了啊。”
一张怀疑之网降落在谈话中。一封封皱巴巴的信从帆布包里、手提包里、钱包里、箱子里被掏了出来逐字分析。有些信里面提到了死去的人或是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这些胡说八道让他们忧心忡忡而又迷惑不解。
当然，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谜底的答案。这些信件是写信者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临死之前在枪口的逼迫下写的。信的目的是增强那些后继者的信心，因为纳粹分子知道，对于未来之恐惧所引起的哪怕些许的抵抗就会葬送整个阴谋诡计。
于是，有时候就有人通过说些子虚乌有的事情来暗暗警告后来者，以此偷偷地对纳粹分子表示藐视。这种藐视需要极大的勇气。可悲的是，那些收到一封封措辞小心的信件的人们无一例外地试图把这些矛盾之处解释为笔误，也许是因为他们愿意相信安置地。
因此，我们这节车厢里的人们读着那些信件，漏洞被找到，又被洪水般的解释冲散了。无论如何，这些解释听起来颇有道理。
当然，疑惑依然存在，但很快就被埋藏在心灵的最深处。那些试图挖掘、展示疑惑者被蔑视、取笑或是完全忽视。
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8）
　　事实上，在我们这节车厢，只有一个人清楚地预见了未来，而且我认为那是出于他的直觉而不是理性。他叫伊扎克.莫斯科维奇，一个邋遢、瘦弱，22岁左右的男人。
他很坦诚。我想，也许是因为自从拉比把他从一贫如洗的家里接到一般而言仅仅富家子弟才上得起的犹太拉比学校后，他就对嘲笑习以为常了。当然，他那正统的犹太父母对于儿子受到这般尊敬感到很高兴。但他却很痛苦，因为他学习很吃力。到离开时，他是一个失败者，亲友们听到阵阵的嘲笑声。
伊扎克确实是个典型的犹太人，无论是长相还是声音。那可能就是赫林卡卫兵逮捕、折磨他的原因--他们就是不喜欢他那张犹太脸庞。
那之后，他变得更加孤僻，好像对逝去的记忆念念不忘。他也意识到，自己仅仅是个贫穷而又受折磨的笑柄。但当车厢里同胞们开始用乐观的色调描绘安置地时，他被激怒了。
突然，他打断谈论，让它戛然而止。他用尖锐、高昂的声音说：“要是你们认为你们将要去安置地，那你们就都是傻瓜。我们都要死掉！”
接下来是一阵不自在、尴尬的沉默，好像他高声说了些不堪入耳的话。然后，一个人勉强笑着说：“听听，谁在谈论傻瓜！”
另一个人说：“伊扎克，你听过拉比的话吗？他们对你的将来抱过希望吗？或者你自学过吗？”
那种沉重、冷酷的幽默让伊扎克在剩下的旅程中保持缄默。事实上，不久后，他就被忘掉了，尽管后来他的话又被记起。
例如，在卢布林，他们突然有点恍然大悟了。火车慢慢地开过车站，停在不远处。车厢门被突然打开，我们看到整列火车被手持来复枪、冲锋枪的党卫军团团围住。军官们在他们中间走动，优雅的制服上别着铁制的十字架，趾高气扬地挥舞着竹杖和马鞭。
我们盯着他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不久后，疑惑烟消云散。车厢内外的军官们开始大叫：“16到 45岁的男人都出去！”
最初没人动，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违反规则的，也和斯洛伐克总统提索大人一再解释的总则相违背。在报纸上、电台上，他不厌其烦地说：“亲人们待在一起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本原则。犹太人被送到安置地时，会遵循这个原则的。”
然而，好像卫队员们并没有通过阅读报纸、收听广播而接受他们总统的讲话。他们严厉地走向打开的车厢，怒吼道：“得啦！听到没！所有 16到 45岁的男人都出去，剩下的原地不动。”
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9）
　　慢慢的，真相被由于突如其来的震惊而变得迟钝的大脑所领悟。慢慢的，所有体力强健的男人从火车上跳下来，而他们的妻子、姐妹、女儿、父母亲们--被疑惑和新的恐惧撕裂着，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他们。
我们被赶到火车旁一个参差不齐的队伍中，仍然没有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甚至当车门被永久地关上时，真相也没能显现。
新婚不久的托迈索夫第一个回过神来。他突然跳出队伍，冲向车厢大叫：“我妻子还在那儿！让她出来！”
一根马鞭抽过他的脸，他旋转着倒在灰尘里。他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脸上鲜血渗了出来。他试图再次走到车厢旁边。这次，一个卫队员迫不及待地走上前去教训他。他把他猛击到地上，足足打了一分钟。那种高效率是千锤百炼的训练得来的。
我们默默无闻地望着，突如其来的这些事让我们茫然不知所措。关闭的车厢里面寂静无声，因为留在里面的人们的大脑像我们的一样迟钝。然而，渐渐地，我们同时洞察到真相，意识到提索大人是个骗子。从狭窄的、封锁的窗子里，从门缝间，一双双手悲哀地伸了出来，男人们冲过去想要紧紧地握住它们。
但他们永远不可能够到它们。党卫军来回奔跑着，用他们的鞭子、竹杖猛抽着。他们猛打那些男人，猛打那些手--老人们枯萎的手、年轻人粗壮的手。火车抽搐着向前，停下，再次缓慢移动。从发动机的噪音中、蒸汽的咝咝声中、车轨的撞击声中我们听到女人的悲恸声和小孩的哭喊声，他们的手腕被划破、被折断了。
我很幸运。我孤独一人，没有妻子、没有母亲、没有女儿在火车上。但对于别人来说，这是个空虚、绝望的时刻。他们和家人离散了。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使人来不及思考，更别说采取行动。
我看到托迈索夫跌跌撞撞地爬起来。他盯着火车，眼光迟钝而绝望。他脸上的血迹掺和着泥土，他的衣服被撕破了。我跟他说话，他只是茫然地望着我，什么也没说。
一个卫队军官在队伍中来回走动了一两次，就像一个农民在市场上验牛，然后他呵斥道：“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是自己拿不动行李的话，可以把它们放在卡车上。”
我们在这之前就注意到了卡车。现在大家一窝蜂地冲了上去。然而，我紧紧地拽着自己的帆布背包，我记起了可怜而又愚蠢的伊扎克--那个甚至拉比也教育不了的男孩--的话，“要是你们认为将要去安置地，那你们就都是大傻瓜。我们都要死掉！”
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10）
　　我不相信他话语的后半部分。我一点儿也不打算死。话语的前半部分听起来很有道理，因为谎言很快就要被揭穿了。我下定决心，决不让我的背包离开自己的肩膀，甚至是我的视线。甚至，我也下定决心，从那一刻起我将不再相信任何人。
党卫军的殴打使我们这个衣衫褴褛的队伍变得像模像样，也让我们对行军作好了思想准备。然后，我们出发了，虽然无法与纳粹突击队员的精确相比拟，但在那些拿着枪、棍、鞭子的卫队员的命令下，我们的速度相当可观。
我漫不经心地把玩着逃跑的想法，但要是瞥一眼我们的护驾人员，他们的威严足以让我放弃这种想法。我知道自己还没有走几英码就会被射倒。
然而，有人更勇敢，也更愚蠢。我前面几步的一个男人突然跑向路边。一阵机关枪子弹射向他的腹部，他向后扑倒，倒在泥地中抽搐。那之后，我们的队伍变得遵纪守法，因为我们意识到：作为狙击手，那些卫队员是其上级的骄傲。
他们让我们从卢布林的后街穿过，可能是仍旧试图给人们留下此印象：纳粹分子是绅士而不是奴隶贩子。然而，对于我们，他们不需要努力装出绅士形象。一旦我们在远离城市的道路上，我就发现：我们的俘捕者不仅是说谎者，而且是可恶的小偷。
一个走在我旁边的卫队员问我时间，我看看手表并告诉他。
他的来复枪管即刻轻轻地压在我的腰背上，并平静地说：“把那个手表给我。”
我把手表给了他，好像没有争吵的必要。的确，与摆在前面的前途相比，这起小盗窃案显得无足重轻。我们好像正在朝集中营进军。
我看到了了望塔、带刺铁丝网和一排排丑陋不堪的营房。巨门在我们面前打开。我们从门口通过，看到穿着囚服的男人。一开始，那些景象仅仅让我好奇，但不久，就让我震惊不已，因为我突然开始辨认出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他们不是罪犯，有的来自我的家乡。我看到了自己认识的商人、鞋匠、车修站老板、学校老师、图书管理员，还有当地俱乐部的那个台球好手，他抢了我的第一个女朋友；还有拉比的儿子、屠夫的儿子；还有铁匠的儿子，他可以用牙齿咬弯硬币。他们都在那儿。现在他们都穿着破旧的条纹囚服，剃着光头，看起来区别甚微。
我知道，自己将于不久加入他们。不久，我的头发就会被剃掉。不久，我就会在这个为奥斯维辛集中营作准备的叫做麦达内克的集中营失去特性。
我的前景一片惨淡，只被一个想法所软化。至少女人、小孩和老人没有与我们同在。我感觉，他们的生活也许稍微轻松一点儿。其实，分离也许是福祉。
我却不知道，他们正在去一个叫做贝乌热茨--奥斯维辛现代化的灭绝机器的粗糙前身--的路上。在那儿，他们会被排气管的毒气毒死。他们的尸体将会在空旷的沟壕中被焚烧，因为火葬场还在酝酿中。
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1）
　　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
集中营理论对于我来说并不新鲜。其实，几年以来关于那个肮脏、封闭世界的邪恶传闻一直在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整个欧洲传播。在那儿，由手枪、大棒、皮鞭组成的准则风靡不止；在那儿，大多数人死于殴打、饥饿或子弹之下；在那儿，虚弱的幸存者一天、一星期，甚至是一个月无望地盯着带刺铁丝网组成的地平线，而红鹤腿般的了望塔俯瞰着他们。
然而，现实中，当我第一眼看到运作中的集中营时，这一切仍然让我很震惊，尽管我早已作好了思想准备。我并不为自己担心，因为我决心要活着，决心要逃跑。我发现集中营整个可怕的氛围让我恶心不已，就好像恶臭的腐血在我鼻孔里徘徊。
我们从一个区走到另一个区--麦达内克被分成几个水密室。骷髅架般瘦弱的囚犯嘀咕着：“有食物吗？口袋里有东西吗？”
他们说话时并没有看我们。他们只是不停地工作：挖掘、扫地或是用似乎随时都会把他们细棍般瘦弱的胳膊从插口上猛拉下来的独轮手推车清扫废物。
我们扔给他们食物，但并不是草率地把食物抛到高空中，而是偷偷地轻弹一下手腕。然后，我看到集中营的生活是如何让一个人自甘堕落的。
他们像胡狼一样冲向食物碎屑，为其争斗、狂吠。我又看到集中营生活的另一面，对我来说是陌生而又令人厌恶的。一群穿着奇特的卫兵拿着棍子冲向他们，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一阵毒打。囚犯们对毒打置之不理，继续在泥地里抢夺食物。最后，一个囚犯冲出人堆，跑出来，他把一块脏兮兮的奶酪塞到嘴里，这些奇怪的卫兵追赶着打他。
我对这些卫兵很好奇，仔细地研究着他们。他们很有威力，但很明显，他们与党卫军无关。他们穿得像马戏团的小丑，但我并不想笑。
一个穿着绿色带金色横条纹的制服上衣，像驯狮员穿的衣服；裤子是奥匈帝国军官的马裤；帽子是介于军帽与牧师的四角帽之间的混杂物。
另外一个穿着囚犯的条纹上衣，但他的裤子是德国士兵大约在 1911年穿的样式--黑色带着红色的侧条纹。第三个人穿着一身囚服，但裁剪得很合身；裤子的折缝可能已经引起了卫兵的嫉妒。
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2）
　　我可以看出，他们是囚犯。他们的囚服上有绿色三角形，显然，很多人都是专业罪犯。我意识到，这儿有一个新的精英阶层。这是一个被招聘的囚犯机构--可以这么说，他们做一些最基础而又肮脏的工作--党卫军不希望为此而玷污自己的双手。在我看来，显然，他们正在履行着自己的任务，手段高明而又残忍无比--与他们的主子相当，偶尔甚至稍胜一筹。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囚犯头，他们是欧洲每一个集中营和灭绝中心构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人掌握着其他囚犯的生死大权，且毫不迟疑地使用这些权力。
在这儿，大鱼吃小鱼，强势的囚犯殴打社会地位在其下的弱小者，这些观点使人生厌。然而，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隐蔽的震惊等着我，几乎让我休克。这就是在我看到弗尔比茨基之时。
在家乡，不仅是我，所有的人都对他很熟悉，因为他是个人物。有人喜欢他，有人鄙视他，有人躲避他--往往很多麻烦都与他相关。
他大约 26岁，是个卡车司机，对生活的态度相当随意。他有一个妻子，几个孩子，眼睛却盯着镇上每个看着过得去的漂亮女孩儿。体面的犹太社交区很讨厌他，因为他喝酒太多而又不信守婚姻誓言。
不太正统者--包括我自己--忍不住喜欢他。他讨人喜欢而又性格随和。他掌控台球棍的精湛技术可以与耶胡迪 ?梅纽因掌控提琴琴弓的技术媲美。
而现在，我却看到他像党卫军一样野蛮地挥舞着鞭子。一个囚犯像一只狗一样讨好奉承地爬在他面前，试图逃开。但没人能够逃脱弗尔比茨基的鞭子，它乏味地、有规律地而又精确无误地扬起来又落下。我恐惧地看着那个懒散、贪色、嗜酒的老朋友。
他那双懒散的双眼现在像小石头，过去常挂着微笑的嘴巴紧绷着。弗尔比茨基已经被重新塑造了，或者我认为，他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了，一种他可以投入热情而又胜任的工作。当然，他太忙了，没有注意到我。我很高兴，我不想再与他打交道。他现在是穿着小丑衣服、挥舞着血腥长鞭的囚犯头。
他们让我们走到一个兵营，上面挂着“行李寄存”的标志。这很不相称，我几乎想笑出来，好像我们刚刚到达火车站，为了到镇上高高兴兴地玩一会儿准备寄存行李。只是这次，并没有小镇，而且不久我们就会失去行李。
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3）
　　我把背包递了过去，里面装着我所有的财产--在诺瓦基母亲给我寄的衣服，一瓶尚存的果酱。一个男人小心谨慎地给了我一张票，好像一两个小时后我会去取回行李，然后他把背包从地上扔进去。
背包嘎吱一声着地，果酱开始慢慢从背包里渗出来。我心里自语：“如果他们要穿我的衬衣和袜子，需要先洗熨一下！”
他们让我们从一个分区走到另一个分区。我看到来自特尔纳瓦的人，但一直到了第五分区才有机会跟他们说话。在那儿我们停了一会儿，我看到埃尔温 ?艾斯勒。他长着一张长脸，身体结实，移动缓慢，内心却像学生一样敏感，喜欢沉思。我回想起了在特尔纳瓦的日子。我们一拿女孩子开他玩笑他就脸红，我们叫他去咖啡馆喝酒时，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
还有别的记忆。我记得那次和他一起到当局去上交课本--犹太人被禁止学习，也禁止拥有任何可能有助于我们学习的东西。我空着手、闷闷不乐地离开，直到艾斯勒对我低语：“别担心，我还有一本化学书。”
那之后，我俩就偷偷地在他家或是我家一起学习，共用那本唯一幸存的书。我从当初秘密的学习中获益不少。“二战”结束多年后，有一次我到布拉格的一个科技大学，发现他们仍然在学习那本教科书。
然而现在艾斯勒已不再是个学生。作为一个囚犯，他正在虚度光阴。在第五区的门口，他推着一辆独轮小手推车，一边假装干活，一边等着新来者是否有食物给他。
我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抬起头，由于凸起的骨头和紧绷的肌肉，他的脸看起来更长。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认出我的样子，然后又小心地隐藏下去。他向小手推车弯下腰，假装没看见我。
“这儿怎么样？”
他漫不经心地抬起头，脸上挂着怀疑的表情。那上面并没有多少绝望，而是一种警告，要我作好最坏的打算。他太善良了，不会告诉我整个真相。
“他们拿走我们所有的东西？”
“一切。”
“可以活着吗？”
“一阵子……也许。”
这真是一次奇怪的对话，与其说是用话语交谈，不如说是用手势和表情。但我完全明白艾斯勒想要表达的内容，他试图告诉我：我们都要死掉。
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4）
　　我觉得自己应该接受他的判定。毕竟，他了解麦达内克，人也聪明。但我不相信他，别人也许会死，那是真的，但我会活着。门被打开了。艾斯勒向小手推车弯下腰，低声说：“口袋里有吃的吗？”“对不起……什么都没了。”最后，他古怪地向我咧了咧嘴。我们穿过门。我再也没有见过埃尔温.艾斯勒，他肯定死在了麦达内克。有人吼道：“去洗澡！”我们被赶进一栋阴郁的营房，消毒剂的味道冲进我的鼻孔。
“脱衣服！”我们脱掉衣服，我冲进一个水槽里。我后面一个老人由于虚弱而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迈步走进去。“快点，你这个老杂种！”一根棍子打在他脆弱、光秃秃的后背上。他一头扎进肮脏的污水中。我们再次走到屋外，看到他们拿走了我们的衣服。我站在那儿，瑟瑟发抖，并第一次仔细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我的周围都是营房，脏兮兮的木房子，营房、带刺铁丝网，此外便一无所有。没有一棵树、一片树荫，到处都是一片凄凉。麦达内克与文明隔绝着。
一切令人沮丧，但叫喊声更让人撕心裂肺。我们能够听到从别处传来的哭喊声、鞭打声和偶尔的枪声。我们可以瞥见囚犯们在棍棒和子弹的威逼下绝望地四处疾走。我们这群赤裸裸、瑟瑟发抖的人士气开始下降，直到死亡的想法占据了我们的大脑。
但我仍然感觉自己可以成功，虽然我也知道机会微乎其微。在我的周围，我看到已经放弃的男人，行尸走肉般的男人。然后，在这个沮丧、死亡密布的氛围中，出现了一个悲喜交加的勇气的绝佳例子。这种勇气我以前从未见过。我的旁边站着伊格纳齐.盖耶。在家乡，我是通过他那极不合适的绰号“纳粹”认识他的。我们一起追求女孩子，“纳粹”总是大获全胜。他也相信自己会死，而且，他是对的，因为不久后他就被杀了。但他决定要有尊严地死去，他决不让他们糟践自己。他看看自己周围的人，咧嘴说道：“你们这些家伙的鸡鸡真多！”
人群骚动了一下，有人大笑，阴郁有所减缓。
“你知道吗？”“纳粹”说道，“咱们比比。看谁的最大！”也许这很可笑，也许很孩子气。的确，这很下流。但幽默再次复活了，在那时幽默是种几乎消亡的情感。申明一下，“纳粹”赢了。他低头看看自己大获全胜的财产，慢慢咧嘴笑着说道：“真可惜啊！你再也用不着了。但你活得不赖啊！”
现在，囚犯头们又开始叫喊了，把我们驱赶去做另外一个手术--剃毛。他们首先剃掉我们的头发，然后让我们站在凳子上，剃掉我们身体上的毛发。“纳粹”俯望着我，眼神滑稽可笑：“现在特尔纳瓦的女孩儿认不出你了，弗尔巴。星期六晚上你不能跟她们一起出去远游了！”
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5）
　　他们丢给我们一些衣服，一双袜子、一件上衣、一双木鞋、一顶无定形的帽子。我穿上它们。然后一个囚犯头--主子的走狗过来给我们训话。他先讲点名。“每天早晚，10个一排，在营房外面点名。当卫队员过来时，命令是：‘脱--帽！’当他离开时，命令是：‘戴--帽！’”“这些必须准确无误地去做，邋遢要挨打。不许动，否则就会立即被杀。无论何时卫队员走过军营，在离你们 3码的地方，你们必须脱帽行礼直到他走过去。”他说的都是诸如此类的一些命令。我们是无武装的部队，需要遵守的纪律却比任何一个德国士兵都要严厉。
但是关于点名，有一点囚犯头没有提及。不仅活着的要点名，死的也要点名。那些死者，一堆可悲的尸体，整齐地堆放在我们的后面。有的由于饥饿而瘦得皮包骨，有的由于遭到毒打而血迹斑斑，有的仅仅由于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而死去。他们是在头天晚上死去的。
饥饿是头号杀手。德国科学家认为：他们的配给足够让一个男人活 3个月，但这一次他们偏偏失误了。殴打和枪杀，还有痢疾让死亡率居高不下。痢疾也感染了很多新来者，这使他们由于不能干活儿而立即被杀掉。
第二天早上点名后，囚犯头们把他们的牛驱赶到一起。有些被送到附近的工厂里，这些奴工们帮助德国企业主获利不少。其他的，如我自己，被留在集中营干活。
我们像建工一样干活，但那时并不能知道我们在建造什么。当然，现在我意识到我们当时正在帮忙扩建一个巨大的灭绝机器。这个机器将灭绝 600万人--麦达内克是奥斯维辛的一个粗糙的先驱者。
我一边搬运砖块和木头，一边学习囚犯头们没有提及的不成文的规则。例如，那天早上，我旁边的一个人突然向铁丝网跑去，但没跑几步就被击毙了。
可能是一时发狂，也可能是故意自杀。但谁知道呢？这件事却教会我不要靠近铁丝网，因为仅仅被怀疑有逃跑的企图也是死路一条。
后来，我开始以正常的口吻跟同伴说话，一个囚犯头的棍子就打了过来，我仰面倒下。我学会了把嘴巴闭住。
我看到那些人由于小小的过失而被打，也许由于动作太慢，或是由于卫队员经过时忘了脱帽。我注意到，那些安安静静地站着的人挨打较轻；而哭喊的人却被更野蛮地鞭打--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人；那些逃跑的人被三四个囚犯头追赶着--这已经变成一种娱乐了。因此，当囚犯头过来对付我时，我学会了安静地、默默无闻地站着。
事实上，我学会了生存的艺术，然后是生活的艺术，以及在骇人听闻的环境下尽力而为的艺术。例如，我发现了集中营的小道消息，这让我与其他分区的朋友有联系。通过这些小道消息我也悄无声息地设法安排了一次短暂的家庭团聚。
我的一个斯洛伐克的朋友，从我们工作的第二分区搬运木头到第三分区。一天，他告诉我：“你的哥哥萨米在这里。他在第三分区。”
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6）
　　这个消息让我很震惊。我早就知道我的两个哥哥都要被驱逐到那些神秘的安置地，偶尔我也想知道他们是否可能在麦达内克，但是要在如此一个巨大而又严格隔离的集中营找到他们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我了解到萨米离我仅有几码远！
本能驱使我向分隔各个分区的铁丝网走去，但理智拉回了我，因为在铁丝网附近，即使是内部的铁丝网附近被逮住，也意味着死亡。于是我决定：如果我们要见面，一定要经过精心的策划。
的确，晚上点名后，几乎没有囚犯头巡逻的时候，我们会面了。已经有两个人通过铁丝网在交谈，一组人在离他们大约 10码的地方等着他们结束。一次只能有一个人走近铁丝网，因为一大群人肯定会引起注意。
铁丝网的另一边，一小组人在附近闲荡，等着轮到他们。然后，虽然快黄昏了，我仍然认出了我的哥哥，那个高个儿、皮肤黑黑的、比我大 10岁的萨米。我们几乎同时看到对方，简单地相互举手问候对方。
另外两个人走到铁丝网前简短交谈。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感到一阵激动、期盼和害怕--我们两人都在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我没有来回走动，我安静地站着，就像一个站在起跑线前的运动员。我看到我们铁丝网这边的男人回来了，当我正要走向前代替他时，我听到一阵吼叫声和铿锵的皮靴声。
囚犯头们蜂拥到现场，用大棒击昏铁丝网旁边的男人。我们剩下的很快消失在昏暗中。
第二天，有人告诉我萨米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分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不过，我后来了解到：他设法与麦达内克共存，但麦达内克灭亡时，里面所有的人--包括萨米--都与它一起消亡了。
***一旦找到我的立足之地，一旦学会生存的诀窍，我就能够积极思索，就能够接着筹划几个月前离家时就没有放弃的计划。我逃跑的决心依然很坚定，而且动机强过任何时候。我确信那些在斯洛伐克曾经鼓励过他们的人民乖巧地到安置地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实际上并不明白等着他们的人民的是什么。我同样确信：要是警告他们的话，人们一定会抵抗、会联合、会战斗。我也知道：要是他们不是顺从地离去的话，驱逐数以千计的人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能够逃跑并设法穿过斯洛伐克的边境，我也许能够挽救数千人，因为那时我已经意识到麦达内克是怎样的地方。
我花了一些日子才理解麦达内克的真实意图。我注意到，我们分区的有些人失踪不见了，但一开始我以为他们被转移到别的地方了。我看到每天都有从医院来的有篷货车，一大群老人、虚弱不堪者、不久于人世者跌跌撞撞地向远处烟囱高耸的建筑物走去。有些能够走路，有些需要强壮一点儿的帮助，有些躺在小推车里过去。
我注意到，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我一直在疑惑那栋建筑物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从未问过，因为任何集中营里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问问题很危险。其实，有一天一个囚犯头对一个囚犯下了一道很随意的命令，我才了解到真相。
他说：“把那些砖搬到火葬场去。”
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7）
　　我看见那个男人用他的小推车推着它们，我看见他朝那个烟囱高耸的建筑物走去，然后我明白了为何来自医院的那些虚弱的人们再也没有回来。
这是我要从麦达内克逃走的另外一个迫切的原因。如果我没有被枪毙，如果我没有被打死，有一天也可能会由于饥饿而倒下，然后他们就会送我去医院，这就意味着我最终会被烧死。
甚至当我的状况在集中营有极大的改观时，当我在集中营得到一份工作使自己被同胞劳工们羡慕不已时，我仍然继续在集中营的铜墙铁壁下寻找漏洞。
我正在卸载木头。我注意到一个体格强壮的中年囚犯头望着我。为了躲避麻烦，我加快了干活的速度。过了一会儿，他朝我走来，用捷克语说：“喂，你！跟我来，有份差事给你。”
我灵敏地跟在他后面，心里很疑惑，不知道等着我的将是什么。他把我领到一大堆土豆前面，大声说：“拿一堆到厨房去。动作快点儿！”
为了增加说话的分量，他用棍子重重地打在我的后背，但我没有感觉到。我的好运让我眩晕不已。
在麦达内克，在厨房工作就意味着有食物，有食物就意味着生存。尽管门口有一个贪婪的卫队员卫兵--他被叫做拳击手，但通常情况下抓一块熟土豆喂到嘴里而不被发现还是可以的。当然，这很冒险--那个拳击手对于自己能够一拳打死一个男人很引以为豪。但这份险还是值得去冒的。
那个小时我一直在搬运土豆，而那个捷克囚犯头一直例行公事地看着我。无论何时拳击手朝我们张望，他就重重打我几下，咒骂我几句。但总的来说，他比较正派。
这一点，有一系列的原因。首先，我干活卖力。其次，我是斯洛伐克人，跟他说着同一种语言。最后，在他那囚犯头制服下仍然跳动着一个捷克人的心脏。
他曾经是索科尔运动这个半军事化反法西斯组织的一员，于 1939年被捕。那以后，他就看到了达蒙和萨克森豪森的内幕，然后作为一个囚犯头被送到麦达内克。尽管他想保持目前这份轻松的工作，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股爱国的火焰在燃烧。
那天我吃得很好。主食是清汤和面包，还外加了两三个囚犯头故意从锅里扔给我的土豆。那天肯定是我的幸运日，因为就在那天晚上我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点名后，一个囚犯头吼叫着：“你们这些杂种有会干农活的吗？我们要 400人到一个农场。要是认为可以做，报上号码！”
农活！坐火车去！正式批准的！可以幸运地离开麦达内克，而不是在铁丝网下爬动，也许还会后背挨枪子！我是第一批上千个自愿者之一，我又幸运地成为400个被选人之一。
第二天那个捷克囚犯头再次让我停下苦活去搬运土豆。再一次，我们以或多或少友好的方式交谈，他也不时重重地打我一两下，以向那个警惕的拳击手显示：
他对自己的工作一丝不苟。
“你知道，”他最后说道：“你肯定是个干活的好手。我可以在厨房给你找到一个稳定的活儿。”要是几天前他给我这份工作的话，我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接受它，就像一条狗鱼扑向一条米诺鱼。但现在一切不同了，现在我被批准到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了！“非常感谢，”我说，“但我不久就要离开了。”“你要去哪儿？”“去做农活。火车几天后就走。”
我举起另外一袋土豆扛到肩上，他机械地照我屁股打了一下。“你疯了吗？你知道火车要到哪儿吗？”“不知道。”我把土豆放到厨房，转回来接着干。我们走过那个怒视的拳击手时，捷克囚犯头狠狠地朝我的后颈打了一下。我们刚刚走出拳击手的听力范围，他就狠狠地说：“火车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我已看到文件了。要是你还有点儿理智的话，你就待在这儿。待在厨房里，你就会活着。”
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8）
　　他大度的提议被我拒绝了。我可以看见，这让他很生气。但我也不能自已，因为逃跑的机会就摆在我的面前，这比几个土豆更有魅力。“任何地方都比这个垃圾堆好，”我对他说，“奥斯维辛集中营不会比这儿更糟糕了。”他狠狠地打了我一下，并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我的愚蠢激怒了他。“看啊，你这个年轻的傻瓜，”他低声咕哝着，“我在达考待过，真是太糟糕了。但在那儿，当他们想更严重地处罚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奥斯维辛去。”
“去了那儿，你就会死的！”他朝我的屁股抽打了一下。这是出于愤怒。我知道他是出于好意而建议我。我知道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诚的，因为这儿是作为索科尔运动的一员的他在对我说话。然而，我决心不听他的忠告。
最终的结果显示我的决定是对的。但从整体上说，他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观点是对的，尽管关于麦达内克他错了。待在麦达内克的没有一个能够幸存，事实上，从麦达内克送往奥斯维辛的人中，我是唯一的一个幸存者。
其实，最终的结局被一个叫做埃里希.穆苏费尔特的卫队员详详细细地描述了。他看到了麦达内克集中营的末日，然后被转移到奥斯维辛，最终在克拉科夫被绞。
他写道：“麦达内克集中营结束于 1943年 11月 3日。那次军事行动的代号是‘收获节’。在第五、第六分区的后面和离正在建造的新火葬场大约 50米之间挖了一些庞大的深沟。大约 300个囚犯工作了 3个日日夜夜。主要有 3个大坟墓，每个深两米，长 100米。
“这时麦达内克有一个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特殊囚犯小分队。警察和党卫军的总指挥来自克拉科夫、华沙、拉多姆和卢布林。还有大约 100名未授衔的党卫军。第四天，也就是 11月 3日，整个集中营的囚犯早上 5点起床，被大约 500名全副武装的巡逻兵包围。
“正对着火葬场的入口处停着两辆宣传车。行军曲和跳舞音乐从扬声器中刺耳地飘出来。早上 6点钟大规模行动开始。犹太人被驱赶到第五分区的营房里脱衣服。
“然后图曼总指挥官砍掉第五分区和坟墓之间的铁丝网。一条由武装的党卫军列队组成的街道即刻形成了。在这条街道的末尾，赤裸裸的犹太人被迫跑步进入深沟里。
“他们被推进沟里，那些已经进去的被挤到一边卧倒，以便有更多的空间。接着，党卫军站到深沟的边缘，用他们的机关枪对着犹太人狂射。活着的被堆砌在死尸的上面直到坟墓被装满。
“男人和女人被分开枪毙。整个行动持续到下午 5点钟结束。执行枪决的卫队员们频繁换班。这期间喇叭里一直播放着聒噪的行军曲和舞曲。
“从我自己所在的火葬场的位置，我看到了整个过程。整个行动以军事方式组织的。一个军官监督这一切，并且随时让各种警察指挥官们通过广播知道最新进展。例如，有多少人被枪毙等。
“那一天，有 17000名男男女女在麦达内克被枪决。仅仅 300名妇女被留下整理、搬运集中营的财产和来自 1005特遣队的 300名男人负责从坟墓搬运、烧毁尸体。
“一个卫队员告诉我说，来自特遣队的犹太人试图逃跑，因此，那些幸存者不得不戴着脚镣干活。
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9）
　　“行动结束之际，坟墓被一层薄薄的泥土遮盖着。我被命令立即销毁所有痕迹和焚烧尸体。11月 4日，我开始搬运木材。11月 5日，我开始火化尸体。在深沟底下有空隙的地方，我们放置木材；而木材上面就是尸体。在燃烧的篝火上，我们泼上甲基化酒精。我们在每个大坟墓里都是这样做的。
“灰烬冷却后，特殊分遣队的囚犯就把它们从坟墓中清扫出来。这些仍然含有骨头的灰烬被放置在一个特殊的电动加工厂里加工成骨灰，以做肥料之用。我们把那些肥料装进袋子里，再用卡车把它们运送到党卫军的商店里。
“整个工作由一个负责安全服务的军官掌控。他确保所有的痕迹都被清除掉。焚烧尸体之前，我们把金牙从死尸口里拔掉，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定期运走。这个行动的代码是‘赖因哈特’。”
要是我留在麦达内克的话，肯定会最终变成肥料。另一方面，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不是农场--一个小伙子在此可以过着美好、体面的乡村生活。作为一个屠杀中心，它使麦达内克看起来像一小杯啤酒。
然而，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的确，没人知道，当然，除了那些党卫军的阴谋家们。而且，即使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很可能不会相信他们，因为我们的大脑仍旧需要时日以习惯于接受如此巨大的杀人工厂的存在。
我们离开的日子到了。我不得不对捷克囚犯头说再见。他仅仅耸耸肩，咕哝着：“你会发现我是对的，你会后悔的。”然后，我们 400人排成队，被囚犯头和党卫军包围着。对我来说，这是个关键的时刻，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要离开麦达内克了，而且还由于一个稍微次要点儿的原因。
他们会给我们平民的衣服。显然，那些衣服属于已经葬身于火葬场的人们，但这并不让我们忧虑。我们又要成为绅士啦。
他们扔给我一件上衣，一条裤子，然后是一件衬衣--这真是奢侈！这还不算，为了添加最后一点优雅，他们给了我一顶帽子。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衣服的整体搭配效果，这是事实，仅仅希望掩饰住我们的光头，从而避免外面世界的人们的粗陋的目光，但他们的动机一点儿也不让我担忧。那顶帽子使我觉得自己好像要参加一个婚礼！
我们站了几个小时，被查了又查。其实，几乎到了晚上，我们才看到一队队的卫队员列队站在我们两边。然后，我们动身。这仅仅是在我到达麦达内克的 12天之后。
这时候我的感情很复杂。我情绪高昂，也悲愁不堪。随着我们的远去，身后这个残酷的集中营逐渐变小。而我的哥哥萨米在集中营的某个地方。在我的心里，我知道他很可能无法生存。
***在卢布林火车站，负责火车警戒的卫队军官没有浪费多少口舌。他知道自己对付的并不是一帮一无所知且认为自己是在去安置点路上的平民。他知道我们是经验丰富、顽固不化的囚犯，早就适应集中营和火车上的生活。
他说：“会发给你们旅途上的食物。节省点儿，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要走多久，记住--逃跑是白费力气的。”他的语调平淡，既没有仇恨也没有轻蔑。
第五章 集中营理论（10）
　　他们给我们发了食物--面包、果酱和香肠。那个军官把鞭子挥舞得噼啪作响，我们爬进了车厢。门被啪地关上。火车痉挛似的抽搐了一下，然后就开始缓慢移动。
我研究着自己车厢里的 80个人，寻找着任何一个有逃跑企图的合作者。突然，我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约瑟夫.埃尔代伊。我们一起在诺瓦基待过。在那儿，我们不仅是好朋友，还有另外一个共同之处：我曾经跟他的女朋友在一个学校上学。我从拥挤的人群中走到他面前，小声告诉他我打算从车厢里逃跑。他立即表示很感兴趣。我们开始仔细检查这个旅途中的监狱。
我们仔细看了看那扇小窗，但主要有两个障碍。我们不知道卫兵在哪儿，也不知道火车机头在哪边--我们被关进去时，机头还没有连接上去。因此，我们决定等到火车第一次停车之际，也许那个时候奇迹会光临我们。
毕竟，现在天也黑了。匈牙利边境的经历告诉我，即使是神枪手在夜晚也很难瞄准一个移动的目标；要是有两个目标分别逃向不同的方向，几乎不可能把他们撂倒。
然而，我们发现，相关负责的军官并不是傻瓜。几小时后，我感觉火车节奏慢下来。它经过一个车站，但完全出了车站才颤抖着停下。
门被打开了，发出刺耳的声音。卫队员们开始大叫着让我们下车。约瑟夫和我看着火车四周用机关枪筑起的封锁线，感觉肚子很疼痛。
我们仍然认为有一丝机会、一丝漏洞。但即使是这点脆弱的希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拿着鞭子的卫队军官大声吼道：“在这儿会清点人数，路上还会点几次。如果在哪儿少了一个人，他车厢里的其他人会被枪毙。”
我的希望暴跌到极点。约瑟夫低语道：“别担心，前面还有农庄呢。”
这种想法很鼓舞人心。在空地里很难把守，也许为了我们心灵的安宁，不知道那个农场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最好的。
我们继续前进。24小时之后就没有食物了，但那不是我们的主要忧虑，水也没有了。拥挤的车厢里，沉闷燥热，口渴折磨着我们。要想在一个车站弄到水也是无望的--安全预防措施做得万无一失。火车总是停在车站外面，卫队员一边拿着水杯狂饮，一边清点人数，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实，旅途持续了两天半。火车终于开始减速并停下来。我望着窗外，想弄清楚我们的位置。
这是一个奇怪的景象。我看到了了望塔，但里面空空如也。我看到用砖块垒起来的牢固建筑物，和麦达内克简陋的木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这是个集中营，但与我们以前所知道的迥异。
车厢门被打开。这次卫兵强迫我们排成队，命令我们向前行进。
我站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边缘。
第六章 新来者（1）
　　第六章 新来者
1942年6月30日晚上9点，这是个美好的时刻--夜幕降临了，一切污浊都被掩盖住，世界也变得柔和起来。夜幕那温柔的光辉也凸显了世界的美丽。我可以看到灌木丛和树木，这种抚慰人心的景色与自己以前所在地的孤寂和可怕的空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内心，我给奥斯维辛加了赞成的一分。
我一边走路，脚上穿的在麦达内克发的木鞋子一边发出陌生的声音。我又走在了混凝土路上，这是一条文明之路，远离了麦达内克的碎石、瓦砾、灰尘和衰败。我再给奥斯维辛加一分。
当然，这些仅仅是瞬间的第一印象，几乎不是理智的思考。我的意志主要集中在将来，集中在这个到目前为止仅仅是黄昏下的一艘黑色、沉思的笨船上。随着我们逐渐走近，它显示出自己的一些细节。
一下火车，我就看到了探照灯。它们纹丝不动而又随时保持警惕，在入口处闪烁着，使周围50码处于其光照之下。现在，我们走进了探照灯的范围，我们看到了高大的双闸门和牢固的铁丝网；我们也看到了望塔--也是探照灯的支架；我们还看到了党卫军。
这些穿着完美无瑕的绿色制服的党卫军给我的第一印象如下：奥斯维辛与我以前所见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我以前也见过很多党卫军，但和这些迥异。他们列队站在右边的路上，相互间相隔几码远。他们的身材像雕塑般庄严、优美，左手拉着阿尔萨斯狗的皮带，右手拿着机关枪或是来复枪。他们表情冷酷。他们岿然不动、高大矗立的身躯流溢出冷淡、无情而又高效。他们让我迷惑不解。
毕竟，我们已经在重重护驾下前进，有足够的枪口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把我们彻底摧毁。所以，他们为何还需要如此之多的枪支？他们为何需要狗？他们认为我们是无比危险的杀人者，是搞阴谋的破坏者吗？或是联军的膏脂？但无论如何，这是毫无道理的。
确实，在奥斯维辛的第一天晚上，很多事情让我迷惑不解。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黑色、白色或是灰色相交替。我再次朝门口望了一眼，居然看到在大门正顶部贴着几个黄铜色的大字“工作带来自由”。
第六章 新来者（2）
　　“工作带来自由。”不久，那句话就嘲笑我们所有的人，就像愚人节那天令人震惊无比的玩笑。但那个6月的晚上，我相信了那句话，并受到了它的鼓舞。“工作带来自由。”我很年轻，也身强力壮。如果他们想从我这儿得到劳力，他们可以得到。
一根红白相间的横杆--与欧陆平交路口道路的横木很相像--慢慢地从门前升起来，门也被同时打开。我们5人一行走进去，一个卫队员清点人数。这时又一个打击滑入我那幻影般的脑海中，又一幅阴暗的图片把大门口上的那个横幅和它带给我的鼓励从我的脑海中驱除。
站着旁边观望我们的是一个党卫军四级小队长--大约相当于军士长。他是我所见过的身材最高大者之一，超过6英尺，简直就是一座粗壮的小山。他两手放在一根几乎够到他下巴的大棍上。然而，并不仅仅是他那魁梧的身体，他那宽阔的歹徒面孔，他那一动不动的眼睛，或者是他那望着我们时冷酷无情的眼睛让他脱颖而出，尽管这些都很有冲击力。是环绕在他周围的那种光环，那种邪恶、死亡的光环--直觉告诉我，在那个巨大的躯体里，没有一丝同情、体面和善良。
这次，我的第一印象准确无误。他叫雅各布.弗里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迄今为止最野蛮残酷者之一，也是无数谋杀事件的始作俑者。其实，对于我来说，弗里斯就是奥斯维辛，而且永远如此。
我们从他的身边经过。我看见一幅同样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门口两边分别是双排的白色混凝土柱子，每个柱子顶部安装着一盏电灯泡。柱子内部是十几个瓷器绝缘体，螺纹状的电线大概通过它们而环绕整个集中营。电线上负荷着高压电流，这是可以让人即刻死亡的双线线路。
就在那时，探照灯开始转来转去扫视全营，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望塔。它们建造坚固，三面带窗，第四面开着。我看见一个党卫军站在一张桌子后面，桌上放着一挺装配好的机关枪。
这是奥斯维辛安全系统的基础：高压围墙，环绕四周的了望塔，不间断的灯光扫描--没有人能够在夜晚走动而不被发现。
第六章 新来者（3）
　　我从未见过如此固若金汤的预防措施，它们让我意志消沉，因为我来这儿的一个主要原因毕竟是逃跑。然而，让我更消沉的是迷惑不解。在这个奇怪的集中营里，有干净整洁的混凝土道路、振奋人心的标语，还有军犬、暴徒以及双重致命围栏。他们用这些机制防护的是什么东西呢？在这儿储藏了什么财宝呢？这种大规模的反逃跑机制肯定不是为了把几千名无关紧要的犹太人围圈在此吧。
当然，我错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生产宝藏、金子、珠宝、金钱、衣服、假肢、头发甚至骨灰，以及所有火葬场的附属产品。这些都是事实。这些安全防护措施的确是针对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囚犯的。希姆莱已经下命令说决不允许任何人逃跑。世界必须永远都不知道对他来说是高效无比的死亡工厂的这个地方。
我们走进集中营，脚下仍然是混凝土。一排排整洁的红砖营房--奥斯维辛是战前为波兰军队建造的。每个营房的编号醒目，“街道”听起来像郊区社区的名字--樱桃大街、野营大街等。每个金属牌名字旁边是一个搞笑的雕刻作品。例如：一个卫队员脚踢一个囚犯的屁股，囚犯跌倒在地上并撞倒另外一个囚犯。这些冷幽默被手艺人雕刻得栩栩如生。所到之处，我看见的都是整洁、命令和威力，还有消毒橡胶手套下面的铁拳。
他们让我们走到第十六营房--一栋两层的楼房，然后走到地下室。在一面墙上我们看见一个水龙头。凭着直觉我们朝它奔去，因为我们已经有两天半滴水未沾了。但还没有到达，我们就听到咔嚓咔嚓的军靴下楼的声音，接着一个声音咆哮道：“安静！”
站在那儿的是一个粗壮的男人，用他那敏锐而又专业的眼光审视着我们，好像屠宰场的一个屠夫。他穿着褶皱良好的囚犯裤子，蓝色的军上衣一直扣到脖子，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四角帽。这是一个囚犯头，但并不是我们在麦达内克认识的那种未经训练的小丑般的囚犯头。他是一个有权力之人、一个老手。从他上衣上的绿色三角形我也知道，他是一个专业罪犯。事实上，我后来了解到，他是一个谋杀犯。
环绕在他周围的是他的卫星--那些地位稍低一等的囚犯头。他把双手放在臀部，尖叫道：“我是该营的长官。你们现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好别忘了，这不是一个疗养院，你们不是来这儿休息疗养或是度假。
“在这儿，人人都有生还的机会；但对于违反规定的杂种，是没有机会的，绝对没有机会。谁要是在晚上瞎胡闹，让我三更半夜从床上爬起来，我会好好教训教训他。要是发现谁晚上在营房外面，也要被枪毙的。必须服从任何命令，否则你们会后悔的。”
第六章 新来者（4）
　　他厌恶地扫视着我们。我们这个时候到达真是搅了他的好梦。然后他看到我们的眼睛朝墙上的水龙头游移，就降低声调说道：“不是不允许喝那儿的水，但谁要是喝了就会得痢疾，下一站就会是火葬场。这儿可没有地方容纳病恹恹的人。只可以喝茶，你们明天早上就有茶喝了。记住--这儿只有健壮的人，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他迈着沉重的脚步上了楼，后面跟着他的随从。看着他离开，我的内心感情很复杂。显然，他很粗暴，甚至是残酷无情。但能够警告我们不要喝那儿的水，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在奥斯维辛看到的就是粗暴、高效，这与麦达内克的嘈杂、危险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工作带来自由，这就是安慰。我躺在牢房的地上，开始睡觉。
第二天早上一声刺耳的锣鼓声把我们惊醒。我听到集中营突然迸发出生气，到处传来木鞋子刺耳的咔嗒声。从地面的窗户上，我看到数百双没有身体的腿匆忙而过，奔跑着、推挤着、碰撞着。但那些腿永远处于忙碌状态中，好像害怕它们的生命似的。
那些脚步匆匆，无止尽地发出单调的咔嗒声，时而被尖利的命令声、重重扑倒在地声、尖叫声或是虚弱绝望的呻吟声所打断。现在，我听到了一个全新的奥斯维辛。
我们的门被突然打开，一小队囚犯抬着一桶桶冒着热气的茶走进来，我们狼吞虎咽地喝着。这时区长走进来说：“今天，你们可以在集中营到处走走。现在还没有活儿给你们干。”
我们喝尽了每一滴茶，然后仍然穿着平民的衣服集合点名。对我，这是惯例，因为我已经在麦达内克艰难地学会了这一点。点名刚刚结束，我就与伊皮.米勒像游客一样在集中营周围溜达。他年纪较大。从麦达内克到奥斯维辛时，我们在同一个车厢里。至少对于我来说，他较老，但不可能超过45岁。我们一边走，他一边说：“也许我可以在这儿找到我儿子。”
我对他儿子已经相当熟悉。一路上他经常说起自己的儿子，说他的小提琴拉得很棒。我记得自己一直在想，伊皮真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一个贫穷的斯洛伐克裁缝，给他儿子付小提琴培训费。甚至在那个肮脏的车厢里，他都只想着自己的儿子而不是自己。我说：“是的，伊皮。也许我们会在这儿找到他。”
就在那时，一个管弦乐队开始演奏军曲。伊皮站得僵直，他两眼发光，微笑慢慢地从他那瘦弱、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开。他抓住我的胳膊，我们转过身朝着音乐奏响的方向。我们看见集中营门口站台上的乐队。
他仍然抓着我的胳膊，小声说：“鲁迪，他一定在那儿，他一定在那儿演奏。”
第六章 新来者（5）
　　我们朝乐队走去，但并没有走近去看看伊皮的儿子是否是那里的一员，因为集中营突然变样了。我们听到一声命令：“去干活！”这声命令不断被重复叫喊着，直到变成了一个回声，在每一个角落里回荡。然后我们又听到木鞋的声音，但这次更有节奏。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男人，5人排成整齐的一排，像蚂蚁一样从集中营的每个分区走出来。门被打开，好像无穷的队伍从集中营走出来。
我认真地研究着他们，震惊不已。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看起来健康、强壮，大多数人都是面色苍白、骨瘦如柴、怪异而又痛苦不堪。他们像木偶一样呆笨地走着，试图保持健康，好像他们的性命正依赖于此。的确是这个样子。我不久了解到：那些不能干活的，要么在毒气室里被杀掉，要么被党卫军“卫生服务”部的约瑟夫.克莱尔向心脏注射石硫酸。
然而，我对他们的同情不久就让位于更自私的想法。鬼才知道这些人会去哪儿，但他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远离了望塔和高压电线。被头天晚上的所见所闻所击溃的逃跑的想法再次开始在我的心里翻腾涌动，这也表明我在那时仍然很幼稚可笑。
现在集中营看起来多少有点空。但那些留下来的并没闲着，他们闹哄哄地忙着一件神秘的任务，一直跑步走着。囚犯头们对他们大吼大叫，党卫军高傲地望着他们。那些偷懒的受到棍打和鞭抽。但我不明白这种紧急匆忙到底有何用。
我背后的一声叫喊把我拉回到现实中。我跳了起来，差点儿被一群乌克兰囚犯推着的一辆巨大的手推车撞倒。它被推到几英码外的一个没有窗户的建筑物门口。我跟着朝那儿走去，对他们要装载什么东西感到很好奇。
双扇门被打开，两个囚犯走出来，一边用波兰语交谈，一边笑着。乌克兰人把手推车转了个方向，使它与建筑物门口的五六个台阶垂直。
然后那两个波兰人停止说笑，他们转过身，面对面站着，肌肉紧绷的胳膊举起来，稍微离开身子，手掌向上，好像两个摔跤手要准备开战了。我试图从门口向里望，但什么也没看见--入口处一片漆黑，而我又是斜着看的。但是，我注意到：两个乌克兰人上了手推车，走到一端，同样地严阵以待。我看出来了，这肯定是一项手术。
确实如此。一具尸体突然像箭一样从漆黑的门口扔了出来，头在前，胳膊伸展着。那两个波兰人从半空中抓住它，分别抓着一只脚踝和手腕，然后把它朝手推车扔去。
那具尸体--瘦弱、灰暗、不成人形--嘎吱一声落在光秃秃的木板上。乌克兰人拿起尸体，跑向--是的，跑向--手推车的另一端，把它整齐地平放着，然后又跑回去抓起另一具多余的、不成形的尸体，拖回去，放到第一具上面。
第六章 新来者（6）
　　那些尸体从里面被迅速扔出来，好像从枪膛里推出来似的。它们飞了出来，有些像鸟儿，有些像跳水员，但一律脸朝下，头先出来。波兰人抬着尸体飞快地来回移动着。啪，啪，啪，尸体有节奏地落地，像恐怖的节拍器。乌克兰人大汗淋漓，娴熟地把货物10个一堆整齐地放好，一具尸体的头一律放在另一具的两腿之间，以节省空间。
啪，啪，啪，一具尸体，一具尸体，又一具尸体。那些尸体飞出来，像可怜的靶子，空洞、轻巧、无生命，骨头紧贴着绷紧的皮肤。偶尔，节奏会被打断，这时我看到一具较重的尸体--破碎的头，血肉模糊的身体夹带着排泄物--从黑门里飞出来。甚至那时，那两个波兰人也丝毫没有摇晃。他们机械地接过货物，肌肉绷紧，快步向手推车跑去。尸体落到车上，发出更加沉重的嘎吱声，让手推车摇晃了一下。
乌克兰人弯下腰，边抱怨边把尸体扔到顶部。他们跑回去时，我看到血从破碎的头颅里流出来，浸染了下面的尸体。
10分钟后，手推车上整齐地堆放着15堆尸体，每堆10具尸体。乌克兰人爬到货物的顶部，站好，脚踝深埋在死尸里。现在他们不能跑动了，因此又有两个人爬到手推车另一头的顶部。格局稍微改变了一下，现在尸体被两个人从手推车的一端扔给另一端的两个人，然后像先前一样整齐地摆放好。
音乐也改变了。尸体撞击木头的刺耳声消失了，代之以尸体相撞时低沉的声音，偶尔一条手臂或是一条腿撞到手推车的边缘，发出啪的声响，给这支恐惧的交响乐带来点儿不和谐之音。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音符！这是一个穿着灰黄色破布的玩偶，秃顶、嘴巴大张着。然后，一切都结束了。波兰人关上门，松懈下来，继续谈话说笑。一个人扔过一些毯子，手推车上的人把它们盖在尸体堆的顶部。
我们这些新来的--对我们来说工作意味着自由--盯着那辆手推车，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目瞪口呆。200具尸体被堆积在一起，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刻钟。但鲜血还是从破碎的尸体中流出来，穿过肉体组成的网状结构，发出单调的滴答声，滴到一尘不染的混凝土上，最后在混凝土上形成暗红色的血坑。
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说：“他们是谁？不像犹太人。”
“也许是乌克兰人。他们总是对乌克兰人很狠毒。”
“或许是波兰人。我宁愿说是波兰人。”
“无论如何他们不是斯洛伐克人，”伊皮.米勒说，“肯定不是斯洛伐克人。”
由于很可笑的原因，听到有人说他们不是斯洛伐克人让我们甚感欣慰。其实，我们站在那儿，穿着平民服，感觉自己与此景毫无瓜葛似的。这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那些人来自于另外的世界。我们不是肉堆，我们是人。我们任凭想象飞驰，而那个即将捕获住我们的事实还未到来。
第六章 新来者（7）
　　4个乌克兰人从车上跳下来。一个囚犯头四处走动，沉静地下着命令。6个魁梧的乌克兰人抓住车把柄旋转车子，直到它再次与门口相对。又有一些人走到车后面，每个车轮边分别站一个人。
“嗨哟！”囚犯头大叫着。
“嗨哟！”推车的人们应和着，齐心协力向前。手推车开始慢慢移动，嘎吱作响，左右摇摆。时不时地，一条胳膊或是腿从打包良好的包裹中掉出来，吊在手推车的边缘，随着车子的移动而上下摇晃，好像向死亡之屋告别。这一切让人毛骨悚然。
我盯着手推车，它开始逐渐加速。现在那些拉车的人们开始左右摇晃，手推车也从一边倾斜到另一边。我以为它会翻车，泼掉所有的货物，但是没有。这些人知道如何对付这种情况，显然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到这栋没有窗户的红砖营房门口。
血液在流淌，渗透到混凝土里面。两个囚犯走过来，拿着沉重的拖把，开始用力清洗道路。
我心不在焉地望着他们，却几乎没看到他们，因为我的思维跟随着那辆装着死尸的摇摇晃晃的手推车飘游到远方。当他们直起腰，转向我，我震惊不已。这是我的两个朋友--来自特尔纳瓦的奥托.普宙斯布格尔和阿里埃勒.恩格尔。他们的模样让我逐步向奥斯维辛可怕的事实靠近。
仅仅在4个月前，黑眼睛、圆盘脸而又高大魁梧的奥托还和我一起去参加舞会，为了当地的女孩子而相互争风吃醋。而现在，他圆盘脸上的肉融化了，让它显得更长，他那高大的身躯也瘦削下来。
然而阿里埃勒.恩格尔的变化更让人恐惧。好像奥斯维辛集中营曾经认真地挑选出每个人的财产，然后再谨慎地毁掉它们。
我们曾经拿他那考究的衣服开玩笑，而今，黑白相间的条纹囚犯服宽松地挂在身上，嘲弄着他。他曾经是个不错的运动员，而今，那匀称挺拔的身躯由于饥饿而松弛下来，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中年男人。他曾经也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在各种晚会上极其受欢迎，因为他的巴拉莱卡琴弹得极棒。现在，音乐从他身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呆板、无动于衷。
我向他们走去。他们的脸上露出微笑，但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到自己的朋友。奥托凄惨地笑着说道：“我以为你在匈牙利，我以为你成功地逃脱了。”
第六章 新来者（8）
　　我摇摇头。那一刻，匈牙利好像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它对我失去了吸引力。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揭开这个奇怪而又险恶的集中营的秘密。“这儿怎么了，奥托？”我问道，“那些可怜的家伙们怎么了？”“哪些可怜的家伙？”“在手推车上的那些。”
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对于我的无知深感惊奇。他忘了我是个刚刚来的男孩，对这儿的惯例一无所知。“他们是今天的成果。”他从我脸上的表情看出我仍然对此不理解，因此，他耐心地向我解释着，好像他在跟一个孩子说话。“他们昨天晚上死的。一些死于饥饿，一些死于疾病，还有一些是由于挨了重棍而死。这些都是家常便饭。”我的大脑与这些简单、随意的话语纠缠着，却不能完全消化掉它们。因此，我改变了话题，问他和阿里埃勒是如何到达奥斯维辛的。“我们有600人从特尔纳瓦来，”他说，“但现在只剩下10个人了。”“别的人呢？别的人怎么了？”
他耸耸肩说：“他们的工作太坏了。他们让他们焚烧被卫队员杀死的苏联战犯。那之后，少数几个幸存者也得死，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了。”“那你呢？你哥哥怎么样了？”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我的问题，好像在告诉我时间或是在阅读足球比赛的结果。然而我知道他并不是冷酷无情，而是认为这是他们的宿命。“我的哥哥死了，4个都死了。我--还有你，存活的希望很渺茫。也许是几天、几个星期的问题，甚至是几个月。”
他的话阴郁无比，但他还是设法在里面加入一点儿希望的温暖。他非常坦率地估量了一下当时的实情，但从他的口气中我知道他并没有崩溃。
但阿里埃勒.恩格尔的状况却不同。他用毫无生气的语调说道：“不久我们都会从那扇门里飞出来。也许几天之后。这是迟早的事情。”
我望着他。那双曾经神采奕奕、随着自己的音乐翩翩起舞的眼睛回望着我。我发现它们迟钝、呆板，带着死亡的阴影。奥托勉强笑了，说道：“不要在意阿里埃勒，他总是很悲观消极！”
一个拿着鞭子吼叫的囚犯头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奥托和阿里埃勒机灵地小跑着走开了，去做些神秘而又毫无意义的事情。我被留下来，思考着他们的话，对它们进行筛选、详查--像淘金的矿工一样。最后，我下定决心：对于奥托和我这样的人，对于那些有活下来的勇气的人来说，生存是可能的，但对于集中营里的阿里埃勒之辈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死亡。
第二天我们的地位有所改变。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穿着平民衣服，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很不利，因为别的囚犯远远地躲开我们，害怕跟我们这些新来的危险分子说话--我们的愚昧无知可能会让他们惹上麻烦。然而现在，我们即将被完全接纳为奥斯维辛俱乐部的成员。
第六章 新来者（9）
　　他们让我们走进一个澡堂，让我们脱掉衣服。囚犯头开始咆哮：“进去！”我们在门口停了一会儿，颇为犹豫不决，因为我们总共有400人，而澡堂最多只能容纳30个人。这太让人迷惑不解了。
然而，不久囚犯头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很快走到我们这些裸体者中间，用他们的棍子使劲抽打我们，直到我们每个人蜂拥进那个狭小的澡堂。从喷头里喷出的冰凉的水冲洗掉了火车上的尘土和从我们的新伤口中流出的血迹。在嘈杂的水声和由于某种惊恐引起的混乱中，我模模糊糊听到我们的新主人大叫道：“出去！所有人都出去！快点，猪猡！”
我们冲向门口，争相出去。他们在我们中间穿梭，踢打着我们仍然湿淋淋的身体直到所有的人都被集结成一排。我们站在7月的阳光下，瑟瑟发抖，毫无抵抗之力。我们仍然赤身裸体。这时他们让我们向前走50米，别的囚犯记下我们的名字和出生地，给我们注册，好像我们进入了一所怪异的新大学。的确，那是几乎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最后一次正式用自己的名字，因为从现在开始我是44070号囚犯。他们决不允许我忘掉这个号码，因为入学仪式的下一步是刺文身。
一张桌子后面坐着另外两个囚犯：一个是法国人，整个集中营都知道他叫莱奥--一个文身师，另外一个叫做艾森贝格。他们两人性格开朗，整个过程一直在开玩笑，礼貌地问那些牛们希望把它们的号码烙在哪儿--左肩呢还是右肩，肩膀上面呢还是下面。在此种情况下给予它们选择的可能性，这实在是奇怪而又好笑；就好像在一个人的头被砍掉之前问他希望把自己的头发分在脑袋的哪一边。不管怎样，我选择把印记烙在左胳膊上面--直到今天它仍然存在着。
接下来是分发衣服--斑马条纹服。一件短上衣、一条裤子、一顶松松垮垮而又毫无形状的帽子，外加一双木鞋。这些真让人感到丢脸，但总比一无所有要好。我松了一口气，穿上它们。现在，我是整个兽群的一员，一个穿着条纹服的无足轻重之人，既无名也不为人所知；而且，只要我行动迅速，只要我使自己的鼻子保持干净，就不会引人注意。
当然，整个过程包括洗澡、注册、刺文身、分发衣服，这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从早上开始，到晚上仍在进行。我一般排在队伍的后面，这意味着我不得不等待别人进行完所有的程序。分发衣服的时候我注意到两个相互谈话的波兰囚犯。
是他们的衣服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的衣服看起来好像被修正过。他们的帽子很有形状，并且以一种流行的方式戴在头上，裤腿处被折叠得完美无缺。上衣非常适合他们，整套服装让他们自信无比，甚至有点儿骄傲。
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也让他们在人群中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强壮结实、营养充足，脸上没有囚犯脸上的那种苍白之色，取而代之的是健康的古铜色。我断定，这是两个懂得生存之秘诀的人，是可以帮助我的人。
我漫步到他们旁边，并且介绍自己。他们停止交谈，对我进行了一会儿研究，脸上露出迷惑的表情。突然，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学校里轻率地打断两个级长谈话的小男孩。
然后其中一个微微一笑，用屈尊的口吻说道：“我猜你是新来的。”
“是的。我两天前到的。你们到这儿多久了？”
他们相互一笑--愉快而又宽容的笑容。较高的一个说道：“两年前。”
第六章 新来者（10）
　　两年前！我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我记得我的朋友阿里埃勒和奥托阴郁的话语，对于他们来说，在集中营的日子是以天数、星期、月份计算的。于是我愉快地摒弃他们的看法--他们太过于悲观--明显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那两个波兰人仍然微笑而又迷惑地望着我，这个新来的男孩子的鲁莽、无知使他们感到好笑。我回笑了一下说：“两年！那太好了，那真是太好了。一些傻瓜居然一直告诉我一个人在这儿只能存活几天。”
我肯定听起来像是对小事感恩戴德的人，因为集中营里的这两个囚犯贵族的态度很快转变了。显然，他们不仅讨厌一个涉世不深者对他们的赞扬，而且对于他将要竭力模仿他们超群的耐力的暗示感到很生气。
“听着，朋友，其中一个人严厉地对我说，只剩下4个人。”
“1000个人来到这儿，你知不知道，如果我像你一样是个犹太人，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将会怎样做？”
我摇摇头，等着他的回答，感觉他是在提醒我注意自己的位置。但我急切地想接受这两个人的所有建议--他们向我证明了生存是可能的。然而，他一声不吭，只是站在那儿，玩世不恭地望着我，眼睛里却露出同情之色，然后他表情放松了一点儿，平静地笑了。
“要是我是你的话，”他笑着说，“我就会跑向那边的带刺铁丝网，他们很快就会把你击毙的。听我的，朋友，今天就死吧！”
说完，两人就走开了。他们对我孩子气的东拉西扯和幼稚不再感到好笑，而是感到无聊。我生气地望着他们，他们的冷落让我受伤，他们的傲慢让我痛苦不堪。然后，看着他们离去，我听到自己高声说道：“你们两个死后我将仍然活着！”
当然，这只是我一时气愤的臆断，但事实上，我对了。一个月后，一种斑疹伤寒病毒扫荡整个集中营，这两个波兰人都死了。
那天晚上我们被赶进一个新营房。这次我们不是在地下室，而是在阁楼上，屋顶上的横梁从我们头顶上倾斜而过。地上铺着污渍斑斑的浅红色的地毯，虽然不是很吸引人，但要比地窖里的石头地板好。我们刚进去，晚饭就开始了：每人半品脱的茶和两个小面包。
我狼吞虎咽地吃掉自己的那一份，因为我在慢慢地、稳当地学习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课程。食物意味着体力，即使是面包里有锯末，茶看起来像污水。而体力则意味着生存，因为正如区长所说：集中营里没有病弱者的立锥之地。我一边吞咽着粗糙的面包条，一边想：“也许我到田地里干活的时候可以抢一些蔬菜吃。”
但我永远也不会看到田地，别人也看不到，虽然每个人的原因各不相同。正在那时，一个魁梧年轻的囚犯头突然走进我们的阁楼，站定，然后气愤地望着我们。
我们立即沉默下来，小心翼翼地望着他，想知道他这次的拜访意味着什么，一阵毒打呢，还是工作，或仅仅是长篇的辱骂，因为那时我们对于囚犯统治者的期待甚少。我看到他短上衣上的红色三角形，感觉这是个好迹象--这意味着他是个政治犯。然后，我研究着他的面孔，试图读懂这个新来的迫害者，但我并没有得到多少东西，因为这张脸上交织着高傲、些许轻蔑和一种新的元素--幽默，这真让人迷惑不解。
第六章 新来者（11）
　　他把双手放在屁股上，叉开双腿，用浓重的维也纳口音吼叫道：“让我看看你们这些杂种！”
我们安静地站着。他那锐利的眼光扫过我们的面孔，然后他从我们中间穿过，慵懒地来回摇晃着他的棍子。他突然在一个囚犯面前停下来，用棍子的一头向他的胸部猛戳过去，然后飞快地把棍子举过头顶。那个囚犯向后退着，绊住垫子，跌倒在地上。那个奇怪的囚犯头继续穿过阴郁、沉默的队伍，咆哮着大笑。
他继续出击，这儿戳一下，那儿推一下，时不时地故作假攻击，让我们这些囚犯像鸽子般四处飞散，而这引起了他更剧烈的狂笑。这期间，我一直在想：这仅仅是个游戏呢，或是还有更严重、更阴险的事情在玩笑之后？
现在我俩面对面了。他停下来，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嘴角下斜，冷嘲热讽而又半笑不笑。我等待着，下定决心坚决不移动，坚决不成为他那冷酷幽默的把柄。
他快速朝我腹部打了一下。我稳站着没有动，尽管他的出手很重。他围绕着我走了一圈，微微皱下眉头，脸上流露出兴趣而非不悦。然后，他朝我的肩膀打了一下。
“呵，坚强的小子。”
我没说话。一只巨手伸出来摸摸我的二头肌。我本能地弯曲肌肉，他慢慢地点头表示欣赏。
“你从哪儿来？”
“斯洛伐克。”
他又戳了我几下，重重地打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问道：“那么你是斯洛伐克人。你可能是。说德语吗？”
“说。”
“好吗？”
“很流利。”
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他一边用棍子轻敲他的一条腿，一边使劲地盯着我。我知道自己正在被审查，但一点儿也不知道如果审查通过自己会怎样。
不久我就知道，自己显然让考官很满意。他最后用棍子顶端戳了我一下，说道：“好的。你会很适合。”
“跟我来。”
他转过身，箭步向门口走去。我跟着他，对未知充满了担忧，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很高兴，因为很明显他把我单独挑选出来了，这对我的健康和体力大有裨益。我穿着木鞋子从阁楼里走出去，咔嚓咔嚓地走下台阶，但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鲁莽的新囚犯头事实上正在挽救我的生命。我也不知道他是用一个柠檬把我从我的区长那里买来的。那时我对集中营里巨大的黑市一无所知。这个黑市让某些人存活下来，而让另外一些人遭受折磨直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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