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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何弄跨巴林银行的——尼克李森自传》作者：尼克·李森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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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一本书的开头，作者都要写上一篇简短的献词，但是，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是重录我的生命中并不怎么光彩的一段经历，再现一段我一直想要忘却的历史，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它献给任何人。
既然如此，那么我便借了写这本书的机会，着重展现一些事件的真实面貌。譬如，在书中，我引用了英格兰银行的报告，但那并不意味着我同意其中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那份报告只不过废纸一一张——跟新加坡提交的那一份报告比起来，它让人感到羞愧。
另外，我认为还有必要问英格兰银行和“打击严重欺诈行为办公室”（SFO）几个层次较高的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都避而不谈，譬如，在巴林银行倒闭后，为什么还会引起五千五百万英镑的货币损失？那些所谓的“专家”是否有能力对那些货币进行有效的套做交易？或者他们只是在进行赌博？
我没有被遣送回英国去接受审讯，这其中有好几个原因。我不想谎称我对此决定背后的内幕不知或者不懂。但我想告诉大家这么一个事实：新加坡政府在他们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他们被禁止接触英国人掌握的大部分能用作证据的文件。而在我被扣留在德国期间，SFO所做的陈述与此正好相反。
写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暴露内幕。但是我仍怀疑它会导致新闻媒体的热烈炒作，就像读者们常常见到的那样。只是这一次的故事却是完全真实的。在写这本书时，我一直坚持着“真实”的原则，以告诉读者事情的真实面目。书中提到的一些人可能会因为我的描绘方式感到不安，但是，在将书读过多遍之后，我觉得我的描绘应该是公正的。为了不伤害别人，我在书中两次使用了化名。好在这两个人算不上书中的主要人物，也不会想到我会在这本书中提及他们。所以，我想这个处理方法应该是妥当的。
借此机会，我想向一些人表达我的谢忱。首先我要感谢爱德华怀特利先生，是他帮助我写成了这本书。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监狱当局格外帮忙，允许他一次一次地来探视我。但愿他日后一切顺遂。我还想对我的律师们表示感谢，尤其是史蒂芬波拉得、阿伯哈特凯普夫和爱娃丹宁弗尔德。是他们接了我的案子，帮我打完了那场官司。
第一次入狱时，有人对我说：“现在你可以看出谁是你的朋友了。”这绝对是至理真言。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使我深受感动。但是，我又无法一一回信——朋友们的来信实在大多了——我只能在此感谢所有给我写信的人。我未曾收到过指责我或批评我的信，但我确实对我以前引为“朋友”的一些人感到深深的失望。尽管大多数朋友都抗拒了悬赏的诱惑，但还是有三个人将自己出卖给了报社，我不想说出他们的姓名——我不想将自己降低到他们的等级——但是，我想，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难当的。
我想感谢我所有的家人和所有的好友，他们一如继往地支持着我。他们的爱是我的精神支柱。要是没有他们的爱和帮助，我肯定无法坚持到现在。这又谈何容易！对我而言，适应现在的环境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但是，你们之中的每个人都给了我不小的帮助，让我终于重新站了起来。
最后，我要对我的妻子丽沙说声“谢谢”。在整件事情中，她都是我的力量泉源，在我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她总是不断地激励着我。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安心服刑，尽快回到她的身边。我是世界上最骄傲的丈夫。
序言 在可达金乃巴罗度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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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那天是我的生日。乘筏航行的服务已经中止，我们只好驱车两个多小时赶到火车站去，准备坐车溯流而上。但是，我们要坐的那列火车却出了问题。那是一列非常不可靠的老车，没有人知道它当时是中途抛了锚，还是脱了轨，也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远行。在二战期间，士兵们就是坐着这列火车在马来西亚境内纵横南北，对日作战的；后来，他们又坐着这列火车仓皇避开日本军队，那些士兵可是真正尝到过仓皇逃生的滋味的人。
丽莎和我返回饭店，溜达到游泳池边。位于可达金乃巴罗的香格里拉饭店是一处新建的休闲度假场所，其游泳池为一巨大的弯月形，周围摆放着一些蓝白两色的帆布遮阳桑越过波光粼粼的水面，我注视着遮阳伞下的那些西方人。他们全身发红，光着的脚丫冲着我所在的方向伸展着，脚掌显得又白又软，像松软的棉花或羊毛。这些人可能是经纪人、银行家、律师或者石油大亨，还可能是像我一样的期货交易员。他们都是侨民，喜欢冰啤酒、鸡肉还有跟头脑简单的女人调情，他们也喜欢金钱。我打开汤姆克兰士的恐怖小说，努力将精力集中起来，我倒是能跟他们讲讲关于金钱的事情。
身后有只行动电后响了起来。“他们终于找到我了。”我转身去接电话，但随即意识到那是别人的电话。我已将自己的行动电话关闭，并把它放在房间里。谁也别想用电话找到我，我做了个深呼吸，又躺到椅子上。逃跑竟然也如此简单，我所做的不过是关闭了电话，拎了两箱行李，用现金买了两张机票而已。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新加坡境外了。新加坡的监狱我已蹲过一晚上，我再也不想进去了。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下午二点十五分收盘的铃声响起来时，大厅里的叫喊声终于能停止下来了：整整一天，每个人都在向我叫喊，实际上是我站在交易大厅里，每位经纪人都大声向我喊话，我也大声回答他们，我买了市场上现有的所有期货合同，那天，日经指数下跌了三百三十点，但如果没有我，它一定会跌破一千点大关，一整天，我都在不停地挥舞胳膊大声喊话、呲牙咧嘴、填写票据，然后将票据送到管内勤的办公室去；要不就是拿起电话，大声回话，然后给乔治打手势，让他在一万八千一百点买进，在一万八千点买进，在一万七千九百点买进，我成功地让市场反弹了好几次，但是回天乏力，市场还是下跌不止。
我又赔进了好几百万英镑。但具体多少，我并不清楚。我感到害怕不敢将它弄清楚。那些数字绝对能让我吓个半死。我关掉显示萤幕，在上面跳跃的那些绿色的数字马上就消失了。
它们不过是屏幕上的数字，和真正的现钞似乎完全是两码事。
我对当天的交易情况做了一下总结：这天的情况真是可怕啊——在一个一路下跌的市场上，我却一直在买进；每当我想抛出时，却总有人已经抢先了。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我的参与，涉及五百份合同的大宗交易平均六个月才会有一次。而今天，一大之内，我就经历了两宗这样的交易了。有人已经控制了整个市场了。我敢肯定，有人窃听了我们的电话；这么多大额票据同时出现终究是不太可能的事。而且，他们每次都能赶在我们行动前几秒钟下手。我又损失了一大笔钱，只有老天知道这笔钱的数目。我一直在试图解缓我们面临的局面，而结果却是又买进了四千份合同。我尽量让自己的头脑清醒一点：今天星期四，两天后就是我的生日了。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明天一定会打电话来，要求我们支付至少四千万英镑的保证金，但这是不可能的了。我必须放弃努力了。
我悄悄溜出交易大厅，快步向外面走去。一路上，我向好几个人点头示意，向他们露齿而笑。我看到许多人看见我后吃惊的表情，但那也掩盖不了他们满脸得意之色。他们全身是汗，满脸通红，就像刚从舞池出来一样。经纪人们也看着我，他们清楚，我今天的交易额几乎是天文数字，他们为此而惊异不已。他们一定在心里琢磨，他们的总经理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客户做了如此巨额的交易，一定在琢磨我是否已做套期交易。他们清楚——其实整个亚洲都清楚——我手头上的期货合同的总值累计起来已达一百一十亿英镑，相当于日本在这个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根据他们自己做成的交易额，他们很容易就能得出我已成多头者。由于我在新加坡市场上占了百分之四十的份额，这一点很难瞒住大家。在这个市场上，其他人都嗅到了伦敦的巴林银行完全忽视了的一个事实：我已被牢牢地困在这个市场里，无路可退。
刚回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起来，是负责监控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数的《日本经济新闻报》，他们想了解我在这种情况下，作何打算。“我们想称之为‘巴林银行危在旦夕’，你看可以吗？”那位记者问道。
“随你们的便，”我用愉快的口气回答，“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情况很好，没有任何问题。”
“请问那些合同是否全部在三月十日到期？”
“这个你们自己等着瞧吧，”我说，“我不清楚客户们会有些什么举动。”
“但是，如果你们不采取相应措施的话，市场是不会止跌回稳的。”那位记者指出。
“咱们说到这儿吧，”我打断他的话，“我要接别的电话。我们以后再谈。”
我“砰”地一声挂下电话，对刚才听见的电话的人吼道：“我再也不接电话了，一个都不接。”
又有两部电话响起来，都被我挂断了。让那些人自己去猜想吧。丽莎这时走过来，递给我一份关于“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的最新报表。我看都没看它一眼。我知道，它足以将我惊怕至死。我已经一个月没去看它了。我很清楚，我们的财务状况已是每况愈下。今天，我本想抛出所有合同，退出市场，而实际上，却是在努力维护它，以免市场全部崩溃。结果是，我又买进了四千份合同，巴林银行在新加坡市场上再次损失惨重。我环视周围，没有人来，于是我打开办公桌的抽屉。从一堆碎纸情、胶水、剪刀及撕碎的信件等杂物下面，我拿出“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的报表，我在最近交易情况这一栏中胡涂乱抹了一会儿，然后在这一栏底下划了一条线：到今天日经指数以一万七千八百八十五点收盘时为止，我有六万一千零三十九份日经二百二十五种合同为多头，二万六千份日本政府债券（JGB）合同为空头，同时还有一些欧洲货币及日经期权。我真不敢去想我到底损失了多少。
“尼克！”
我回转身来，同时将桌面上的文件全部收拢起来。是托尼·雷尔顿在叫我。老托尼是个大好人。他身材高大，已微微有些发福。他总是急于取悦于人。看来，我必须用一些不相干的杂事来唬弄他了。
“哦，托尼！你好吗？”
“我很好，尼克，市场的情况怎么样？”
“好极了！”我冲他微笑着说，那会明确无误地告诉他，我在市场上大有收获。
“我找了你一整天了。”
“对不起，那边太忙了。”我点了点头。一切让他去猜想吧。
“还真是那样，”他钦佩地笑着说。
他也是一位在伦敦风闻了尼克·李森传奇式的成功故事的人，我可不能令他失望，他还跟一周前一样，对我的帐户一无所知。其实，到现在为止，他已在这个办公室里晃荡一个月了，可怜的家伙。
“尼克，我和西蒙·琼斯谈到了收支平衡表上的亏空问题，我们想知道你今天下午能不能和我们碰碰头？另外，詹姆士希望能在星期六开个会。”
“哎哟！”我仰面靠在椅背上，“真不巧，星期六是我的生日，丽莎和我想出去庆贺一下。星期日倒是可以，”我尽量不惹他生气，“但星期六不行：还有，今天下午的会议能不能晚一些开始？丽莎刚来过电话，说她病了，所以我想回去看看。我四点三十分回来，可以吗？”
“好吧。”托尼高高兴兴地回到他自己的办公桌去了。他低下头，集中精力去看文件。他也有他的会议。
我转过身，到办公桌继续看手上的一组组数字。如果托尼·雷尔顿是从文件的最后部份看起的话，或者曾经核过帐的话（哪怕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其实，核对帐户不过是每个审计员每天早上开机后该做的第一件事）。他早就该看见过这些叫人惊心动魄的数字。我真不敢相信，他到新加坡已经一个月了，而且他的办公桌就紧挨着我。到现在，他也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帮助我改善目前的财务状况。只需做一件最最基本的事，他就可以完全了解我的工作情况了。当初听说总部派遣他到这儿来时，我方寸大乱，以为一切都要完了。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对这儿的情况依然毫无察觉。他坐在我的左侧，听我和布伦达格伦哥在电话上交谈，听我向他申请更多的资金；他也看过SIMEX发来的所有关于“八八八八八”帐户的信件，知道我们损失了一些资金，但他仍然没有明白整个事件的严重性。我差不多要认为我可以安然无恙地待到三月份了——那是丽莎的姐姐来看我们的时候。但是，明天就是发放红利的日子，也就是说，到了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了。
电话铃响了。克里斯汀娜·里姆用手捂住话筒，问我：“纽约道琼期货营业处给你的电话，接吗？”
我摇摇头，然后听见她解释说我正在接电话，过一会儿我会给他们打电话的，她甚至记下了对方的电话号码，但是，这个电话我是不会打的了——给巴林银行省一笔电话费吧，市场上的每个人都开始猜到我并未做套期交易。日本的经纪人们雇用很多人手来测算其他银行或金融机构的收支差，山一证券测算结果和事实非常接近。在新加坡市场上，我占了全部份额的百分之四十，在这个市场上，我是唯一的买方。这实在太荒谬了。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有巴林银行的管理人员毫不知情。其实，只要将我提交给sIMEX的财务状况报告（其中包括“八八八八八”帐户）与提交给总部的报告（其中没有提及“八八八八八”帐户）进行对照，不出半小时，他们便会对这里的财务状况了如指掌了。
这时，西蒙·琼斯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可真是件稀奇事。
以前，这傲慢的家伙总是打电话，从来没离开办公室到搂下来看我。
“尼克，”他说，语气很轻松，“我们把收支平衡表又看了一遍，我们被搞糊涂了。托尼霍斯周末就到我们这儿了，所以我想我们最好在星期日前就做好一切准备。”
“那当然，”我笑道，“没问题。托尼·雷尔顿已通知我四点三十分开会了。我可以在开会时讨论这个问题。”
“你可真是个明星。”西蒙说罢，和托尼·雷尔顿聊天去了。
我转回办公桌前。现在我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我必须离开。关上行动电话，我将它放进口袋里。然后，将“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报表胡乱摊在桌面上，想把它们撕了——可是，西蒙和托尼就在附近，这种举动也太明目张胆了。能不能把它们随身带走呢？可是，这又会带来很多损失。况且，我马上就要度假去了——该死的度假！最后，我把那些文件锁回抽屉里。他们会找到那些文件的。明天上午十点左右他们如果还没发现“八八八八八”帐户的话，他们会打开门找到这个的。明天他们肯定会发现“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明天SIMEX就会打电话来催我们支付另一笔高达五千五百万英镑的保证金了，那时候他们就找不到负责人了。是该走的时候了。我推开椅子。
“再见！”我向办公室里的人说道，“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走出办公室，走进电梯。电梯门刚合上，我就掏出电话，拨了丽莎的号码。
“嗨！你好吗？”丽莎的声音听起来轻松愉快。
上帝啊，她可什么都不知道，她甚至不知道最初的那件事，那是在一九九二年，金姆那个蠢猪犯了个错误，损失了小小的两万英镑。可是从那以后，这里的失误接连不断，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她当然也不可能知道，今天又有数以万亿的英镑化为了乌有。
“我马上来接你，”我尽量使声音听起来自然一些，“我想和你谈谈。”
“你没事吧？”
“我没事。我五分钟后接你，你到楼下等着我，好吗？”
“我等你。”
我把电话放回口袋里。它马上就响了起来。电梯还没有到达地下室停车场，我拿出电话，看了看，把它关了。
在地下室里，我走向汽车，打开了车门。我刚把车子发动，车里的电话就响了。我往后仰仰身，把它关了。然后，我就把车朝出口开去，我将车卡插入栅栏门，门开了。车驶进了克员码头，交通并不拥挤，十分钟后我就到家了，我看见丽莎站在楼梯旁边，眼望着车流，神色有些不安。我把车开到路边，她上了车。
“是绑架吗？”她开玩笑说。
我将车开进车道，汇入车流，感觉安全些了，只要我不断地移动位置，那就没有谁跟盯上我了。那个“八八八八八”帐户就在办公室里，等着有人来找到它，等着事情的总爆发，可怜的托尼·雷尔顿。
“听着，丽莎。你可能不会相信，”我的声音在发抖，“我的工作出了一个很大的漏洞。我必须离开这儿。”
“你是什么意思？”
“我赔了很多很多钱，我必须离开，我得辞职。我已经犯法了。天啊，新加坡人会发疯的，他们会把我抓起来的。我真说不清事情有多糟。”
“尼克，”她转过脸来看着我，镜片后的眼睛眯了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下个月就要拿到你的红利了，你却说什么你必须离开这里，什么事这么着急？”
“我不得不离开这儿。我今天就得走。我得离开新加坡。
等他们明白这里的情况之后，我会跟他们谈的。但是我不能待在这里，看着他们把这事捅出来；我受不了这个。再说，你也该休息几天了，是啊，”我感到自己的话是那么软弱无力，“你也该休息几天了。”
我感到自己的声音沙哑，我真恨自己。我恨自己没能多帮帮丽莎，我为她的流产而痛恨自己。对我来说洗澡间里那团血肉胜过世上所有金钱。
“情况不至于那么糟糕，”丽莎在安慰我，“最近一段时间你的压力太大了。你为什么不找丹尼谈谈呢？”
我看着眼前的路，机械地随着前面的车向前开。在这里，还有在别处，我都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功：我工作出色，有深爱我的妻子，是全家的骄傲。但是，两年以来，我每天都在受这个问题的困扰，现在，我妻子搞不懂我怎么会出这样的问题。
“我这都是为了你啊，”我差点说出声来，“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让你幸福吗？只有这么做我才会有可能再次获得成功呀！”
但是，我明白，我这么做其实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必须用那样方式去获取成功。来保全我领导的这个部门，来保全我的领导地位。这样我才能在交易大厅里做大笔的买卖，赚大笔的佣金。遗憾的是，现在我才明白，即使我像父亲那样，只当个泥瓦匠，丽莎也不会改变对我的爱。
“好吧，”我说，“我送你回家，你先去收拾行李。不管出什么事，你都别接电话。我去看看丹尼。”
“等一下，”她说道，看了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炸弹录影带出租店’在这附近，我去把押金取回来，有二百美元。”
我将车开到路边。丽莎进店找该店经理谈话去了，她出来时，满脸笑容。
“他们不能把二百美元都退给我。但是，我固执己见，他们只好给了我一百八十美元。”
“太棒了！”
丽莎在我们的公寓附近下了车。我给丹尼挂了个电话，他不在。我打通了他的行动电话。
“丹尼吗，我是尼克。可以打扰你几分钟吗？我出问题了，想跟你谈谈。”
“来吧，伙计。我现在在理发。五分钟后咱们远东大酒店见。”
我把车停好后，发现丹尼正用手挠后颈部。
“头发理得真快！”我跟他打招呼。
“就剪了剪，”丹尼说，“我们吃点饼干怎么样？”
我们一起走进酒店里，我突然想到该给杜里特公司的维楼打电话，问问他在伦敦买了多少日本政府公债（JGB）。
“说说吧，什么问题？”丹尼一边带着我上楼，一边问我，“工作方面还是女人方面？”
他给了他女朋友一些钱，用命令的语气让她自己去逛一逛商店。他肯定是发现我的脸色很凝重。我们坐在他房间的阳台上，看着街上的车流。我们面前，摆着丹尼准备的茶水和巧克力饼干。
“我的帐户没有被核准，”我说，“数额很大。这事现在随时都可能被发现。”
“数额多大？”
“很大，大得成问题。”我说道。我们再也没谈论数额的问题。
“我想，当局可不希望有这种事。”丹尼摇了摇头。
“当然不会；巴林银行也不希望如此。”
“巴林银行又能怎么样呢？解雇你？然后呢？你现在要回家了，那么红利是拿不到了。这是很糟，但并非世界末日。起码，你还有健康和自由。”
“我必须离开新加坡。”
“好了，你先休息几天。等事情闹出来了，看看情况如何。”
丹尼建议说，“事情可能比你想像的要好些。”
“我必须离开新加坡，”我说，“我不想待在这儿，等他们来抓我。他们一看见我就会把我送进监狱的。”
“现在应该做的事是吐实情，”丹尼说，“但我也没有太大把握。听着，等我把马克的法拉利债务一笔勾销之后，我坐头班飞机去雅典。等他平静下来后我再回来。他不会从我这里知道任何东西。”
我们又说了一会儿话。我真想把数额告诉他呀！
“好吧，”我下定了决心，“我要离开这里。是的，我要离开新加坡。我和丽莎马上去机场，飞往甫金。我们明天和你、琪丝在那里见面，再看事态的发展情况吧。我肯定会被开除的，让我们在那儿接受一个一个的坏消息吧，”我们一前一后下楼，上了车。丹尼把车开到我的公寓那儿去接丽莎。
“我把电话线拨下来了，”她说，“看来确实有人在找你。”
去机场的路上，我们度过了愉快的半小时。我们三个谁都不相信我是在逃跑。他们俩说到下周要聚会一次，我都几乎信以为真了。丹尼有些朋友要陪，所以我们商定下周二聚会，丹尼和丽莎还因挑聚会地点争执了起来，不过最后说好了去一家名叫“KEYAKI”的日本餐馆。我看着窗外，数着和我们擦身而过的汽车的数目。每辆车都有可能是送我上监狱的囚车。
“你现在是第二个拉格柏林。”丽莎突然说了这么句话。
“拉格柏林是谁”我对这个典故可一无所知。
丽莎和丹尼都笑了，然后他们告诉我拉格柏林假装自杀的事，我也笑了。这主意还真不赖。
我们买了下一班到吉隆坡的机票。当天晚上，我们住进了雷捷特饭店。次日清晨，我起草了发给詹姆士巴克斯的传真，也就是我的辞职报告。我嘱咐服务台的小姐一小时后再发出，这样，我们便有足够的时间搭上飞往可达金乃巴罗的航班。我们本想去甫金，但是所有的航班都没有机票了。可达金乃巴罗位于马来西亚东部，邻近婆罗洲岛与坟莱。这地方风景季丽，更重要的是，它不属新加坡管辖。我们不想在吉隆坡过周末。
经过两小时的飞行后，有辆小巴士将丽莎和我接到了香格里拉饭店。我们到达这个地方时，正是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走出房间，来到游泳池边，去看那茫茫的大海。
“嗨！小寿星，醒一醒，要茶吗？”
是丽莎在说话。她微微地笑着，看着我。我是多么爱她呀。
我侧过身，看着窗外的游泳池。我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原来，这里太安静了：没有人朝着我叫喊、没有人给我打电话、也没有托尼·雷尔顿、西蒙·琼斯、玛丽·华尔兹或者托尼·霍斯等人的打扰，这里没有人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你觉得他们这儿有汉堡吗？”
我对汉堡的酷爱早已被传为笑话了。在东亚的每个城市都有麦当劳速食店。由于添加了食盐及从野外采收的香料，这些速食店里的汉堡比国内的味道更好。我想，要是有麦当劳大汉堡品尝大赛的话，我肯定会拿世界冠军。
“应该有吧。但是，你吃一个汉堡，我们就得到健身房去锻练半天。”
“你太多虑了！让我轻松几天吧！”
丽莎站起身，又低下头来吻我。
“我要帮你恢复健美的体形。你的腹部。”
“一言为定！”我笑道，“找客房部联系一下。”
我们手拉手走回房间。在经过报摊时，我瞥了一眼报纸的标题。昨天，也就是星期五，日经指数下跌了三百点。
“他们抓住了退出市场的好时机，”我说，“市场形势已经开始好转了。”
“那就应该没什么事了吧，你说呢？”进房间时，丽莎问我。
“看起来是这样，”我点点头，强迫自己相信自己的说法，“他们在星期五上午收到我的传真后，了解了当前的财务状况，就会中止在新加坡的一切交易。这样，市场价格便会止跌回稳了。”
“但是，为什么你仍然不能恢复原职呢？”
“他们当然不会再让我干了，我给银行带来的损失太大了。”
“那并不全是你的错。”
“可是我是主管。咱们别老是说我的事情，好吗？”
“周末过后我们怎么办？”她问。
我看着丽莎身后的窗外。在香格里拉饭店里，有蓝蓝的游泳池、漂亮的遮阳散迅速的客房服务，可以享用整洁的红色或绿色的餐巾、火热的阳光、冰凉的啤酒，还可以坐上橡皮艇，乘风破浪。还有那列老火车，如果它能正常运行的话，一切是多么完美无缺呀！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长时间的身心松弛。
我可以感觉到背部几个月来一直非常紧张的肌肉正在松弛下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听见自己正用轻柔的声音安慰自己。“今晚我们去意大利餐馆，明天我们去坐橡皮艇，痛痛快快地玩一天再说。现在我已不是巴林银行的人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以北上游览泰国，再绕道澳大利亚，下个月再从那儿直接回英国，再静观局势变化。现在你告诉我，我的生日礼物在哪里？那个提袋里藏着些什么？”
丽莎从壁厨里拖出一个大提袋，从中取出家人给我寄来的卡片和礼物。我最高兴做的事情，莫过于看到卡片上他们手写的那些话。我总爱想像他们在家里的写字台书写这些卡片的情景，然后他们把卡片寄往新加坡。这些卡片经过了千山万水，最后终于在我们飞往吉隆坡前被放进了丽莎的提袋里。我看着邮票上女王的头像——她现在是巴林银行的客户中最受欢迎的一位呢。巴林银行所有的上层人物都谈论过她的帐户。
她打算向巴林银行投资四千万英镑。四千万英镑如今也只能算作杯水车薪。天啊，如果我造成的亏空只有四千万英镑的话，我会高兴得放声大笑的。我还会出去，到游泳池边跳板上去翻几个筋斗的。
“我们给我母亲挂个电话吧！”丽莎说道，“她一定想在你生日这天跟你通话。还有你父亲。”
“是该给他们打电话。但是，等明天再打吧，”我说，“他们会一切都好的。”
“但是，他们一定以为我们还在新加坡呢。”
“我们可以在明天打电话时告诉他们我们出来度周末了。”
“这是给你的礼物。”丽莎笑着说。
我把包装纸打开——那是一张以斯坦福山为视点而画下的新加坡的老画。我们都笑了。
“我再也不会去那种地方了！”
有人敲门，他娘的，会是谁呢，我看了看房间的四周，想找个地方藏起来。但丽莎已经跑过去，把门打开了。
“我是客房服务员。”这位服务员穿着浆洗过的白夹克，手里推着餐车。
“这是你的汉堡，”丽莎笑着说，“还有薯条。”
当晚，饭店通知我们说，那列古旧的火车又开始营运了。
我们决定星期日清晨出发去坐橡皮艇航行。因为那天日经指数只下跌三百点，所以我没有收看CNN的新闻节目。我们很早就离开了房间，这时饭店大厅里还没有什么报纸。其实谁在乎是否读报呢？我们是在度假，我们就该无忧无虑。我迫使自己相信，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已经辞职，也接受了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等我们度完假，下个月就可以回家了。
我们搭上了火车，和其他五、六个游客一起溯河流而上。
那五六个人包括一对韩国夫妇和几个从香港来的中国人，那些中国人总是笑容满面的。我们把一个充气橡皮艇拿到河边，穿上救生衣，戴上头盔，摇摇晃晃地上了橡皮艇。
河流的源头水流非常平缓。静静的绿水在两边奇形怪状的河岸之间缓缓流过，河岸上是葱郁的树木，爬满了葡萄藤。
我坐在橡皮艇的前部，一只手拿桨，另一只手垂在水里。天色晴朗而凉爽。我喜欢在这种天气里顺水漂流。很快，我们便到了第一个峡谷。橡皮艇以双倍于刚才的速度向前冲去，弹进泛起白色泡沫的河水里。我抓紧橡皮艇，朝丽莎看去。她正笑着。
由于浪花飞溅到她的脸上，她金色的头发紧紧贴在额头上；在脑后则垂着一条马尾辫，她显得那么婀娜，那么开心。她朝我灿然一笑，拿起带在身边的防水照相机。我正在想，趁着我们中间没有别人挡着时跑到她身边去，突然有人喊道：“抓紧！”
但是，为时太晚了。橡皮艇被卷进一个大浪里，又被浪掀起来，一下就将我甩到了水里。我闭上眼睛，双手抱头，感觉到橡皮艇软软的底部正从我头上经过。由于没有做深呼吸的机会，我只好闭上眼睛和嘴巴，让水流挟带着我前进。在这短短的几秒钟里，我突然想：“何不就此而去呢？何必要再浮出水面呢？”这真不失为一了百了的好办法，人们会裁定：意外死亡。
这样，我就不必去知道托尼·雷尔顿的近况；不必了解他打开“八八八八八”帐户后会怎么想；不想去猜测他会把下巴磕到办公桌上还是整个瘫到地板上，也不用操心巴林银行、日经指数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了，这样，我就完全解脱了。但是一想到丽莎，我就使劲蹬腿，浮了上来，不错，我是逃离了现场，但我并不想抛下丽莎不管。刚浮出水面时，我的眼前直冒金星。
“尼克！”
我看见橡皮艇了。丽莎在向我摇手。
“我把它抢拍下来了。太精彩了！”
我朝橡皮艇游过去，橡皮艇已停在河边。这时，我看见一个导游跳进了河水里，我以为他是救我来了，我正想向他挥手，告诉他我平安无事，却发现他根本没朝我这边看一眼，倒是去追赶被我带进水里的船桨去了。
“我还以为你上不来了呢！”丽莎叫道，“你的人寿保险投的是哪家公司？”
我气急败坏地钻出水面，抓住已泡得发软的船舷，说道：“我也以为自己完了呢。”
“我们正想给你放一个救生艇过去，”丽莎笑道，“真是什么时候你都有惊人之举。”
我爬到船舷上，几个中国人伸出胳膊来帮我。他们拍着自己的胸脯，又笑又叫：“噢……！”
“噢！”我应和他们的叫声，擦去脸上的水。
我低头看了看腿部。小腿肚子上有一块明显的发紫，而且肿了起来。
“幸亏这儿没有食人鱼。”我揉着膝盖说。
“抓紧！”导游告诫我们，“下一个峡谷就要到了。这个峡谷可不同寻常。”
我们便又开始全力以赴划桨了。随着船艰难地行进，我们不断地眨着眼睛，因为总有水溅到我们的脸上。
划出峡谷时，我们都累得筋疲力尽了。我们向后靠在船舷上，看着葱绿的森林缓缓向后退去。看到不远处的码头后，我和丽莎相互点点头，一起来了个后滚翻，跳进河里，向下流漂去。由于穿着救生衣，我们可以仰面躺在水面上漂流。除了静静的流水外，我什么都听不到。
回到饭店，我们重重地躺到床上。
“我该不该吃汉堡？”我问。
“你那条腿怎么样了？”丽莎翻过身来看个究竟。
“你要亲亲它，它马上就会好起来。”
丽莎低下头来，轻轻地亲。
“好些了吗？”
“好多了，”我点头回答，“但我的胳膊是真的撞疼了。”
“是否也要亲亲它？”
“其实，我脖子也碰到船上了……”
“我的肩膀倒是真疼。”丽莎说。她侧下肩来，让我看穿比基尼泳衣留下的白色印痕。
“看来我们不能吃汉堡了？”我低声说。
“改期吧！”丽莎说。
星期一早晨，我和丽莎从睡梦中醒来，周围是那么安静。
周末已经过去，到了我们该回吉隆坡的时候了，我们商定，由丽莎回新加坡，把我们的物品分类整理，另外将公寓里的家具打包运回英国。她还要把巴林银行的钥匙还给他们。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她再飞到甫金跟我会合。我们要在甫金待上一个星期，因为有几个朋友到周末才能来，然后，大家一起飞往澳大利亚。把我辞职的事告诉我父亲和丽莎的父母之后，我们就回家。父亲一定会非常不安的，但他肯定会明白，我在新加坡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会帮他做泥瓦活，安安静静地度过夏天。丽莎则想回家后去她叔叔的店里帮忙——她叔叔在伦敦大街开了家三明治店。
这天的天气真不错。我们俩在游泳池边躺了一上午。最后，收拾行装的时间终于到了。
“我们去买些饼干路上吃吧！”丽莎说。我们走进饭店里的商店，浏览货架上的商品。
“这里有普林格和丽兹饼干，”我在看卡片时，货架的另一端传来了丽莎的声音，“有雅各水果和果仁脆饼。你要哪一种？”
我抬起头，想去看看该买哪种饼干。这时，有个人经过我身边，向收款台走去。他手上拿着一份《新海峡时代报》。报纸是对折的。在报纸的一角，我偶然看到了一个加粗黑体的标题：《英国一家商业银行倒闭》。
一时间，我再也不在乎该买什么样的饼干了。丽莎还在絮絮叨叨地说话，而我已经被惊吓得迈不开步了。
“丽莎，”我低声说，“买一份那种报纸。我现在看不了这个。巴林银行破产了。”
丽莎拿起报纸，开始阅读那篇文章了。文章提到了一个交易员的失踪，此时，我朝窗外望去，看着香格里拉饭店。我们现在是在婆罗洲岛北部沿海的中部。我们进退维谷，仿佛已被关入樊宠。如何才能挣出樊宠？丽莎正准备在付款单上签字。
“付现金，”我说，“不要在任何东西上留下笔迹。”
“谢谢。”糖果店里的售货员微笑着说。
第一章 在沃特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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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沃特福到巴林银行
我在酒吧那儿转过身，托起装满啤酒的锡盘，挤进人群，向朋友们所在的地方走去。我低着头，小心翼翼地避开人们的肩膀和胳膊的碰撞，一心想着保护那些啤酒瓶，所以直到出事前的那一刹那，我才抬起头。周围突然安静了下来；我的周围出现了一大片空白，这引起了我的警觉。我双手托着锡盘，抬起头往上看，正好能看到一把椅子从大约七十五英尺高的地方凌空而下。这把带倚背的椅子用硬木做成，棕色的油漆已有不少裂纹。我当时一定是非常吃惊，扬起的下巴正好跟往下坠落的椅子形成了一个直角。由于没有用手保护，椅子的一条腿不偏不倚地打在我的脸上。我的鼻梁骨被撞进了颅骨，在眼睛后面的某个地方炸开了。我想大叫，发现嘴巴和下颚都不听使唤了。摔倒时，我看到锡盘闪电般地撞到地上，但是我无法听到任何声响。锡盘里装了十一瓶啤酒呢。我可以想象，当时一定是一片狼藉。
史蒂弗则是个幸运儿。他这个肇事者可真是幸运得有点无耻。我躺在医院里治疗受伤的下巴时，他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我：那时候，有一些保安人员冲了进来，在舞池中站成一排。
他们将闹事的人彼此分开。我被人群拥挤到了舞池的一边，而我要去的地方却是另外一边，这时，有几个保安人员盘问我，也正是这时候，我的下颚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史蒂弗当时和我在舞他的同一边。他被人按在墙上踢了几脚。混乱之中，他碰巧碰到墙上的一个红色按钮。紧急出口的门被打开了，他一下摔到门外，门周围堆满了垃圾箱，有一两个人跟了出来，又踹了他几脚。但史蒂弗还是跑出了楼道。他来了俱乐部门口，想重新进去。
“我是想把你从那儿拉开。”他说。
我尽量让自己脸上不要有汪何表情——伤太重了，笑一笑都非常难受，接着，他重新来到舞池，就看见我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赶紧找了一个保安人员将我架出了俱乐部。
这时，警察也来了。我们被送到了医院。
次日上午十一点，史蒂弗和劳伦斯一起送我回家。跟下颚比起来，鼻子受的伤更严重，我感到鼻于是那么巨大而麻木，就好像被注射了大剂量的麻醉药一般。我的两只眼睛分别都能看见这个硕大的鼻子，所以我觉得我的眼睛都变成斗鸡眼了，闭上眼睛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回到家，我便走进浴室，躺在浴缸里睡了过去，醒来时，水早凉了。然后，我对着镜子刮脸。那情形，真跟削烂苹果一样，因为脸部红肿，极容易被刮伤，擦伤的部位便又开始流血。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穿上笔挺的西装，再带上一把阿斯匹林，出门去上班。起码，由于满脸青肿，别人看不出我有什么其他不适。
“尼克！你怎么啦？”每个人都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外星人似的。
“没什么，”我说，“昨晚上碰上了一起车祸。我坐在后排，脑袋碰到前面的座位上，把鼻子和下巴磕伤了。坐在前排的人好多了，他们有安全带嘛。”
其时，我是在摩根斯坦利银行工作。那是所有美国银行中，最成功的银行之一。我在期货与期权结算部接受培训。那时，我年仅二十，年收入已达二万英镑，不久前在沃特福市买下了我的第一间公寓。在我的朋友们看来，这些都是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因为在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他们之中有泥瓦匠、电工、管道工，还有一些人在商店工作。在搬进公寓的头一天，我请朋友们聚会，却发现自己并没准备刀叉等餐具。于是我们去了一家印度餐馆，在那里享用了许许多多的“梵达露”。回家时，每个人口袋里都装了不少刀叉。真幸运，那不是家中国餐馆；否则，我的厨房里只能有筷子了，接下来是解决照明问题。有人从房子外面的大铁箱里拣来了一些旧灯泡，把它们全部接到了总线上。这些灯泡一明一暗，闪烁不定，就像迪斯科舞厅里的霓虹灯一样。
但是，在工作方面，我却是全银行职员们学习的模范——有谁在意我来自哪个阶层，也无人知道我如何打发每一个周末。在银行里，我衣着得体，进步迅速，期货与期权市场正快速发展，但是世界上只有极少的人明白其运行方式。在这个市场上，摩根斯坦利银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者。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培养了大量的后勤人员（包括我）来理清每一笔交易的情况；同时，也招聘了全球最出色的交易员，让他们走进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为银行服务。
我是一九八五年开始工作的。那年我十八岁，刚刚离开学校。不久，就加入了位于市区的考茨公司。那是一家能经常为女王服务的银行。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尽管每天有清算不完的支票，但我却从来没有遇到一张是查尔斯温莎签过名的。
事实上，尽管考茨公司声名显赫，它也面临着许多银行共有的问题：比如有人进行支票诈骗活动、有的妇女瞒着丈夫进行大额透支等等。我能在该公司任职是相当幸运的：工作后，我才知道，当时有三百多名毕业生申请这一职位，而公司只约见了其中两人，最后将这份工作给了我。但是，在该公司工作的每一天，我只是把数不清的支票在偌大的办公室里四处堆放，然后再将它们包捆起来，放到某个巨大的储藏室里去——这里的工作是越来越枯燥乏味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的某一天，有位朋友告诉我摩根斯坦利银行需要人手。我去应聘了，并且马上就得到了一份工作。他们告诉我说，我可以到货币交易部门工作，替银行清算所有的货币交易情况；也可以到期货与期权部工作，清算更为复杂的交易情况。我选择了后者。从那天起，我将来的生活就确定下来了。
每天上午，我都先坐火车到尤斯顿，再坐地铁到牛津马戏常我已远离了家庭生活。在办公室里，我忙着处理各种清算问题。直到晚上六点左右。但是，很多时候，我要忙到晚上九点才能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要在尤斯顿给家里挂个电话，让父亲驾车到火车站来接我。到家后，父亲去睡觉了，我则给各位朋友打电话，问问他们的情况。周末的娱乐也往往以这种形式开始。在西装革履地工作一星期之后，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我都会出去放松放松。摩根斯坦利银行的其他职员肯定想像不出我还有那么狂野的休闲方式。那天晚上，看完一场足球赛之后，我们一群人挤进一间迪斯科舞厅，然后，我们把衣服脱得精光。我们站在舞厅的各个角落里，轻轻松松地交谈，就好像全身赤裸是天底下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我朋友史蒂弗有个非常可爱的习惯，每次看到他比较感兴趣的女孩，他都会走上前去，将他的阳具从裤裆里掏出来，把它轻轻放进女孩子手里。在这间名叫“找回的天堂”的迪斯科舞厅里，他又心痒难耐，向一个女孩做了这件事情。当时，那个女孩正高高兴兴地跟她的男朋友———位身材高大的黑人——说话。女孩的男朋友马上警告史蒂弗说：“你给我马上滚出去，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史蒂弗不为所动，仍然待在舞厅里。正是这时候，我答应再去买一次啤酒，然后是，史蒂弗想跑过来把我拉开，而椅子早就砸在我身上了。史蒂弗的所作所为令人生气，他确实该挨打，但是，我却不怎么认为就因为有了他这么一个朋友，我就应该受那么重的伤。
我母亲去世时，她一定感到很幸福，因为当时她刚刚听医生说，尽管她已身患癌症，她至少还能活上十年。那天晚上，我们围坐在她的床边时，她还说，这样的活，她就能亲眼看着她所有的子女结婚生子，拥有幸福的小家庭，她告诉我们，医生已向她保证，她会活着看到自己的孙子，尽管当时沙莉才十岁，维克多利亚也只有十三岁，母亲却相信，她会看着他们长大成人。那晚离开她的病房后，我们都心情振奋，庆幸她还能继续爱护我们。她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是她的辛劳，才使我们有了健康的生命和幸福的生活。过去，由于和我一起上学的朋友都有普林格牌羊毛衫，我也向母亲要这种毛衣。结果，她就加了几次班，赚到了足够的钱，满足了我的要求。小时候，我做的蠢事自然不止这一件。是母亲使我认识到，我可以努力学习，也可以交很多朋友。那时候，我的同学大致分成两派——一派学习刻苦，一派酷爱足球，而我则被两派同时接纳——这可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我甚至当上了负责维护纪律的级长。爱踢足球的那一派本来是极讨厌级长的，但他们却仍然认为我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要知道，这两派可是死对头埃而我之所以能和这两派同时友好相处，这种自信来自我的母亲——是她使我相信，只要付出努力，便自然会有收获。
次日上午我在上班时，有个护士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到医院去。母亲的病突然急剧恶化。
“今天下午去行吗？”我问。
“不行。”护士回答。
她们的语气非常坚决。我立即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坐地铁到尤斯顿，然后又赶上火车，回到了沃特福。但是，为时已晚。我的母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了。维克多利亚和沙莉苍白的脸色告诉了我一切。母亲已被送到太平间了，而我始终没有勇气去见她最后一面。我支撑着到殡仪馆参加了她的葬礼，但是。
我一直没有去过安葬她的骨灰的地方。我是受惊过度了。我想回去跟她说几句话，和她告别，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出要说什么话来说给她听。我把这件事一再拖延。但同时，我对自己发誓——也是对母亲发誓，我要承担起照顾全家的任务。我要尽全力帮助几位妹妹。
母亲自给我的唯一的遗产是她使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将取代她的位置，成为家庭的拣梁，从此我必须全力以赴，来养活整个家庭。她曾鼓励我考好每一场考试；她曾帮助我打好向考茨公司求职的申请表。我在家时，她总是替我烫好衬衫、擦亮皮鞋。后来，我到了摩根斯坦利银行。此时我清楚地认识到：从此以后，再也不可能有母亲的帮助，我只能靠自己了，父亲是帮不上什么忙的，他一直不明白我在做什么事情，也不明白我为何每天西装笔挺到那么老远的城里去上班，我弟弟和我是同时毕业的，他早就在建筑工地上帮助父亲和水泥了。
父亲一直把自己封闭在他那狭小的世界里。他是个泥瓦匠。我想让他从忙碌的周末中解脱出来。但是，我是家中的长子，两个小妹又还在上学，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我的家人和朋友都想像不出我在每天的工作中接触到的钱的数目。我告诉朋友们我在银行工作时，他们都认定我是在沃特福的巴克雷斯银行当出纳，数着十元一张的小钱。事实上，我在学习周转巨额的资金，把上亿元的英镑兑换成美元或日元，然后再将它们迅速存入某家合适的银行。所以，我负责处理的金钱数额是巨大的，而我每年二万英镑的薪水加二万英镑的红利也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这件事在沃特福盛传了很久。
几年后，我的一位妹妹的前任男友偷走了母亲留下来的一些戒指和我们家里的电视机。如果我或我弟弟看到他，肯定毫不留情地杀了他。他曾恳求我们打断他的鼻梁和下巴骨就算了，但这样也太便宜他了。遗憾的是，他从此销声匿迹，我们再也没见过他。
在银行里，我每天都在数不清的期货、期权交易清算单中忙碌不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认识到，真正替银行赚钱的是那些交易员，那些交易员在LIFFE的交易大厅里赚下大笔的薪水和红利时，我却被困在后勤部门做这种整理文件的工作。沃特福的朋友对我每年能带二万英镑回家已经是瞠目结舌了，可是，要是母亲还在，她一定会鼓励我不断进取的。我立志要当上交易员。在这一点，我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其实，每个自尊自重的后勤人员都梦想着有一天能当上交易员，当穿上那种颜色滑稽的夹克，在交易场地中不断大声喊话。他们都知道，只有走这条路，才有可能赚一大笔钱，才有可能买下一辆保时捷，我自己倒并不在乎有没有名车。我只想表现得更好，赚更多的钱来资助家人。为此，我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
当时，交易大厅里的红人是一位叫詹姆斯韩德逊的交易员。他为摩根斯坦利银行高薪雇用，业务非常繁忙，我仔细审查了由他经手的一些交易清算单，然后通过电话，与他一起解决了一些有疑问的地方。经过努力，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与他共进午餐的机会。吃饭时，他提出，由于业务太多，他想找个帮手，替他打理一些琐碎的事务。尽管我当时的年薪已有二万英镑，但是我情愿减薪也要得到作他的助手的机会。因为我知道，一旦进入交易大厅，我很快就能让自己发挥更大作用。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得到这个职位，他表示同意，我太高兴了。尽管这份新工作的年薪只有一万五千英镑左右，但是它却是晋升之阶的第一级。我将获得现场学习做交易员的机会。我的老板却拒绝放我走。他说，我必须在清算部继续工作三个月。
我把这话告诉詹姆斯，他说他不能再等。而我的老板又是不可能改变他的想法的。我失去了那个工作机会。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下午，我辞职离开了摩根斯坦利银行。我给一家职业介绍所打通了电话，询问是否可以给我介绍个工作，他们回答说，巴林银行清算部要一个人。他们还告诉我说，巴林银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家商业银行，规模不大，但是备受推崇等等。当晚，我就去巴林银行位于波特索肯大街的办公室。在和一位名叫约翰盖、非常安静迷人的负责人谈了半小时之后，我得到了那份工作。
在和史蒂弗一起度过周末之后（在那个周末，史蒂弗又玩出了新花样：他从背面靠近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女孩，把他的阳具放在她的头顶上），我为接替我在摩根斯坦利银行里的职位的人写好了注意事项。星期一，我正式到巴林银行工作，那天是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
第二章 巴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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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银行在一七六三年由弗朗西斯·巴林爵士创建于伦敦。它是世界首家“商业银行”。它既为客户提供资金和有关建议，又像一个“商人”一样自己做买卖——像其他商人一样承担买卖股票、土地或咖啡的风险。由于善于变通、富于创新，巴林银行很快就在国际金融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业务范围也非常广泛：无论是到刚果提炼铜矿、从澳大利亚贩运羊毛，还是开掘巴拿马运河的项目，巴林银行都可以为之提供贷款。但是，因为巴林银行有别于大街上的银行，它并不开发普通客户存款业务，所以巴林银行的资金来源比较有限。它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生存、发展。
在我于一九八九年初入巴林银行时，它就是如此运作的。
那时，该银行的职员都持有证券交易许可证，透过闪烁着绿色字符的大萤幕，随时报告全球每个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尽管如此，巴林银行的运行原则仍然保持不变。
在巴林银行总部里，装饰着许多旧时的股票。它们都被用画框装演起来，挂在墙面上。这些股票面积很大，颜色多为绿色与褐红色，股票中间刻有带高顶礼帽的人及蒸汽火车的图案。某一边的下面还有波浪形的水樱有人告诉我，早在一八○三年，刚刚诞生的美国从法国手中购买南部的路易斯安纳州时，所有资金就出自巴林银行。当时，所有流动现金的结算都是以棉花的价格和废除奴隶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为基础的。
尽管当时巴林银行已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一家犹太人开办的、名为罗斯蔡尔德的银行，它仍然是各国政府、各大公司及许多客户的首选银行。一八八六年，巴林银行发行的“吉尼士”证券上市时，当时的情景可真是蔚为壮观：购买该种证券的人手持申请表格，像潮水一样涌进巴林银行；结果，不得不动用警力来维持秩序。这和二十世纪八○年代英国电信公司发行股票时的情景颇为相似：很多人排队等上几小时，买下少量股票，然后再伺机抛出——等到第二天抛出时，股票价格可能已经两倍了。
在二十世纪初，巴林银行已经得到一个特殊的客户：英国皇室。由于巴林银行在银行业中的卓越的贡献，巴林家族先后获得了五个世袭的爵位。这算得上是个世界记录。尽管我对巴林银行的主人如何如何并不在意（它不过是为我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而已），但我还是对它的历史有了一些了解。要说完全不了解其历史，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走在哪条走廊上，你都会看到许多介绍性的文字和图片——它们都在强调巴林的光荣历史。
在我刚到巴林银行工作时，巴林家族中爵位较高的是艾锡伯顿勋爵；那时，他正准备从董事长的位置退休。他是玛格丽特·柴契尔的好朋友，他使巴林银行成功地当上了英国最大的公司BP公司伪董事长，同时也成为全球最大的二十家企业之一。巴林家族的另四名爵士分别是北布鲁克勋爵（其祖先包括第一位北布鲁克伯爵、也是印度总督；第一位艾德米·拉尔提勋爵）、瑞弗尔斯都克勋爵、克罗默勋爵（其祖父曾任埃及领事；其父亲曾出任英国银行行长，并在尼克森执政时期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最后一位是霍威克勋爵（其父亲是英国派往肯尼亚的最后一名殖民总督；他自己则创建了巴林慈善协会，该协会控制着巴林银行，已为慈善事业捐献了大量的资金）。
走在楼梯上，我还可以看到墙上挂着许多巴林家族成员的肖像，画中的人都安详地凝视我头顶上方的空间。他们脸上流露出的神情，叫人觉得他们属于那种经过世面、而且一切如愿以偿的人，而且他们对相隔一定的距离来控制他们家族庞大的帝国非常满意。他们不必再亲自动手了。他们已经雇用了许多和我一样的人来为他们工作。这对于我，二十二岁、刚离开沃特福的尼克·李森来说，确实是件好事。我已做好为之工作的准备。为他们工作，我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报酬。
在同摩根斯坦利银行一样，在巴林银行，我仍然在期货与期权清算部工作，但是九个月后，我就发现，在伦敦总部我是很难发展的。那时清算部里由我负责向一个级别相当高的老板汇报业务情况。借着这个工作机会，我留心观察，明白了我至少要等上十年才能爬到他那么高的位置。我对工作的兴趣很快便消失殆尽，于是我提出了调动工作的要求。
巴林银行在八○年代获得的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当中，最辉煌的一笔当数克里斯托弗赫斯在日本创建从事股票交易的分部的做人业绩。由于正逢日本股市开始大幅上扬，巴林银行很快在该市场上占领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在整个八○年代，克里斯托弗赫斯都算得上全英国薪俸最高的银行家——其年薪高达三百万英镑左右。尽管人们并不清楚其准确的数字，但是却都知道，他的年薪确实有那么高。这些报酬全都来自他的远东地区所做的交易。日本是他开始发展的地方，但是在其他亚秒（各国或地区，譬如香港、新加坡以及印尼，他都已开展了业务，做着巨额的交易，人们称之为“老虎”经济，因为在我们看来，远东是个奇妙的地方，在那里工作可以迅速致富，可以享用廉价冰凉的啤酒，还可能会有像詹姆斯庞德那样的艳遇。
所以，我争取到了到印尼工作的机会。但是到达雅加达之后，我很快就发现，巴林银行的海外业务并不像传闻说的那么出色——那只是一种表象。在总部，我曾读到过不少资料，夸赞它在远东的业务手法新颖、经验独到、有极佳的顾客基础等等，满纸都是溢美之辞，而真实的情况都是：一团糟。在雅加达，巴林银行甚至连一问办公室都没有。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在婆鲁旁达饭店的一间客房的外面工作。巴林银行拥有价值一亿英镑的股票，却无法把它出售给客户，因此也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因为股票的情况是一片混乱。而且，那些工作人员谁也不懂该如何让一切变得秩序井然。他们只知道把那些票证随意堆放到标准渣打银行的地下室里。我看到这些小山似的票证后——这些都是不记名债券，拿到这种债券的人可以马上将它兑换成现金——我立即意识到，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克里斯托弗或许已经拿到了他那高达三百万英镑的年薪，巴林银行也因为成功地打入了亚洲市场而备受赞美，但是在这些虚华的外表下面，却是巴林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亏空已达一亿英镑的事实。如果审计师要求严格的话，他们完全可以认为巴林银行负债过多，这样巴林银行便可能失去聚积资金的机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对巴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的比例就会严重失调，就会使巴林银行的借贷能力大受限制。
在那间没有窗户、空气稀薄有如地狱的房子里，我整整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才把那些股票清理完毕，那是我生平做过的最艰难的一件事。巴林银行的问题是它将一定的股票卖给投资者，又购入同样数额的股票来维持平衡。但是它所拿到的票证却与要买的票证不符。一九八九年股市下跌以来，当年认购了巴林银行股票的投资者却找出各种理由来拒绝付款。主要的几条有“类别不对”、“票面设计俗不可耐”、“证明文件有问题”等等。这些理由全都是事实。
在那十个月里，我每天都在堆成山的文件中开掘出一段短短的进山之路。我终于弄清了哪些银行与巴林银行有过业务往来，然后找出相应的票证和有关的证明文件。接着，我便四处奔走，向各家银行索取报酬。在去各家银行的路上，我都是步行的，手里提着装满各种票证的帆布包。如果有人抢劫我的话，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拿到价值数百万英镑的票证，并且可以马上将它们兑换成现金，在印尼发行的票证全都是“不记名证券”，其作用如同普通支票。所以，不论流通到谁的手里，它们的价值都是一样的。我愿意的话，我真可以带着那些证券逃到南美去，如此，我这一辈子就可以不必工作了。
在到达雅加达之前，我在香港停留了一个月。尽管人人都说香港是个好地方，但是和雅加达比起来，我还是痛恨这座城市。在人人都爱去的“赛马”酒吧，我见过一帮自以为是的经纪人、银行家。这些人认为自己是上帝对全世界的馈赠。他们在酒吧里夸夸其谈、旁若无人。他们异常自负——自负得毫无道理。相比之下，雅加达太美妙了：这里没有那种以为自己生来就是为了统治这个世界、而其他人则应为他们卖命的前殖民主义者。这里的酒吧里只有玩弹子游戏、喝啤酒、安安心心过日子的印尼人。
最初，巴林银行曾告诫过我，离开饭店时一定要他们的司机蒂罗开着有空调的车来接我。这样，我便不会有在步行被打劫或被谋杀的危险了。但是，我却发现，在雅加达根本不存在这些危险。所以，我经常独自出去晃荡，就像我是在家乡沃特福一样。我常常在酒吧里玩一种叫做“胜者上”的弹子游戏，同那些和我一样技艺高超的当地人在凌晨三点时一决高下，同时也决不肯输给任何一个西方人。
在雅加达度过六个月后，巴林银行给我派了三名助手。起初我对此并不在意，但是当我走进我们的地下工作室时，却看到了一名美丽的金发女郎。她正瞪大眼睛看着小山似的票证，显然是太吃惊了。
“到底是派我们做什么来了，”她问，“难道是叫我们把它们都烧了吗？”
“我已经处理了一半了，”我告诉她说，“你真该看看我刚来时的情景。”
她名叫丽莎·西姆斯，在肯特郡长大，这是她第一次到国外工作，我一向自信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感情，但是丽莎却真的让我惊奇不已。
到一九九○年圣诞节，我们已将巴林银行的收支差降低到一千万英镑。审计师们也认为，巴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已不必受这些债务的影响。当时高达一亿英镑的负债记录也可以从电脑中删除了。克里斯托弗赫斯在获得同样成绩后无疑得到了一百万英镑的报酬，但我和丽莎并不在意。无论如何，我们的工作卓越有成效，我们俩已经在热恋之中。
一九九一年三月，我回到伦敦。从此，我被视作期货与期权结算方面的专家。我有耐心、有毅力、又善于逻辑推理，所以我相信自己终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一直低着头，我并不害怕别人向我提出一些最愚蠢的问题。但是，在巴林银行的伦敦总部里没有人敢提出愚蠢的问题，以免当众出丑。其实，在我看来，那些看似简单、愚蠢的问题恰恰是最难回答、最让人深感知识匮乏的问题。
一九九一年，我整整一年都在视察巴林银行在欧洲和远东的业务（差旅费自然由巴林银行支付）。我陪着银行负责发展的托尼·狄克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四处寻找巴林银行发展的新机会。我们到过法兰克福，建议在这座城市里设立办事处，以便打入正在成长的欧洲市场。我们也到过香港和马尼拉。下半年，我们抵达新加坡。
那时，巴林银行已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并没有开展多少业务，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拥有大约七十名员工，他们做着买卖在新加坡上市的股票、做市场调查、向客户提供资金管理服务、销售银行办公设备等工作，但他们不具备做期货交易的能力。如果有客户要求买卖期货或期权，他们都另找其他的交易员。这样，巴林银行便失去了一笔笔佣金。托尼·狄克和我便建议他们充分利用在SIMEX里的位置，并配备充足的人手，以便抓住良好的发展机会。
在雅加达获得成功后，总部便承诺说可以在海外给我安排一个适当的职位。在一月份和二月份，托尼·狄克和我一直在讨论新加坡分行的情况，于是我便提出说我愿意到新加坡去开展业务。托尼向詹姆士·巴克斯谈了这件事——詹姆士是巴林银行南亚区经理，他也听说过我在雅加达获得的成功。
三月，托尼·狄克终于回来告诉我说，董事会认为新加坡分行确实需要我，而且，如果我不去新加坡，那里的业务将无法开展。他们希望我能在新加坡分行成立期货与期权交易部门，并且让它营运起来。我将出任总经理、招聘交易员及后勤人员，也将赚到很多的钱。听到这个消息，丽莎和我都非常兴奋。十天后，我们举行了婚礼。
我有点无所适从。大家都坐在我身后，随意地交谈。喧闹声突然沉寂下来，我知道那一定是因为她已经到了，这时，我的表弟约翰看见门口有人给他打手势，便俯下身开始弹奏风琴。我几乎听不见音乐，只站在那里，与观礼者一起静静地等待。大约在丽莎走到教堂中间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转过头，看见她正和亚历克一起走过来。她似乎不是在走路，而是轻轻地向我飘过来，她挽着亚历克的胳膊，双眼正视着前方。我几乎晕厥——丽莎太美了，我没有仔细观察她的礼服，我只是觉得它是一件象牙色的丝质华服，像一大片白云，拖着她缓缓向前飘动。她离我越来越近了。我觉得仿佛有一个力场正向我靠近，将我一点点向后推动，我完全停止了呼吸，血液从大脑流出时，我才本能地做了个深呼吸。
丽莎在我身旁站住，透过她的面纱，我们四目相对。我们俩都微微有些受惊。对她的爱太深，所以我几乎不敢冲她笑一笑。她显得那么美，又有些苍白虚弱，就像一个磁娃娃似的。这时，和煦的阳光从我身后的窗户射进来，照在丽莎的脸上，她向我微微一笑，我看到了她红润的双颊。穿着象牙色礼服的丽莎手持一束颜色鲜艳的鸯尾花，头上也插着不少鸯尾花。我想，用红、黄等鲜亮的颜色来与其婚纱柔和的象牙白搭配，是丽莎的一贯风格。站在她身后是她的伴娘：她的妹妹娜廷我的妹妹沙莉以及瑞淇、妮娜（后面两位的年纪小一些）。她们都穿着饰有白色花边的绿色天鹅绒上衣和格呢裙装。
我们面对牧师。我全神贯注地看着丽莎，所以我没有听见他致欢迎辞，也不知道第一首赞美诗什么时候响了起来。因为正是封斋期，我们不能用鲜花来装点教堂，唱诗班的席位也空着。但是，早春的阳光照耀着丽莎，她手中和发束中散发出来的花香溢满了整个教堂。
尔后，我们走出那小小的教堂，来到它那并不太高的诺曼塔边，和圣爱德蒙德王、殉道者们站在一起。风吹动女宾们的帽子，差点刮走亚历克的礼帽，大家都畅快地笑着，同时用手按住帽子，又扯住裙子，不让它被风吹起来，在给我们拍照的约翰打开他的不锈钢相机套（该相机套上有用来存放镜头的小孔），然后对准了我们，他在小孔中放了一些加伏特加酒的橘子果冻。
彩纸像云彩一样洒在我和丽莎的脸上。我看珀琪把她手提包中的彩纸发给每个人，同时高兴地笑着、叫着。最后，我们沿着砾石路走出教堂，经过墓地，到了一棵栗子树下。栗子树刚刚开了花，白色的花朵像一个个锥形冰淇淋，在绿色的树叶之中随风起舞。我们停下脚步，又拍了一些照片，然后便坐上那辆老劳斯莱斯。这是辆非常豪华的轿车，后座用皮革制成，十分舒适。我和丽莎面朝车后玻璃窗坐着，看人们兴高采烈地向我们挥手，看他们用手抓住帽子，看他们点燃香烟，看他们将婚礼上用的纸塞进手提包，看他们四下拍照，看他们跟着车跑上几步。最后，我们驶上马路，将他们留在了后面。司机是个大个子，胡子雪白，他说话很有海明威的风格。
“恭喜你们。”他说。之后，他再没说一句话。
我和丽莎看着对方，两只左手握在了一起，于是，两只新结婚戒指便在一起闪烁光芒。
“嗨！李森夫人！”
“嗨！感觉如何？”她笑道。
“到乡下兜风是个不错的结婚旅行方式。”
我俯身去吻她。我担心会碰坏她那精心梳理的头发。但是，接触到她的双唇时，我闻到了她头上的花香——那种感觉实在太美妙，可以令人忘却一切。
“亚历克先来！”我们站在一起准备照相时，约翰叔叔大声说。大家都乐了。我看见女孩们搓着手，想让自己暖和一些。
丽莎和大家一起开心地笑着。穿着薄薄的结婚礼服的她显得那么从容自在。女士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真是大惑不解。这和男士们穿礼服不同，因为我们总是穿着这种衣服，参加一个又一个的婚礼；而新娘们结婚礼服一生只能穿一次。尽管它隆重得像参加舞会时穿的晚礼服，但新娘们穿着它，却总是非常自在。
经过草坪，我们走进附近的一家修建于乔治时代的饭店，来到舞厅。我原来想，一定要记住新婚之日的每一件事情，可是，整个下午和晚上的事情都变得模糊不清。我发现那是因为教堂里的仪式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挥之不去的缘故。即使是在和别人谈话时，我也在下意识地回想起教堂里的情景：我和丽莎肩并肩站在一起，度过了我们此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深爱参加婚礼的每个人，但我最钟爱丽莎。经过当众宣誓，我们俩从此确立了一个秘密而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旁人无法破除也无法理解。
亚历克与珀琪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人。在我们的婚礼上，他们的招待非常周到，非常出色。
“我是有失去女儿的感觉，”亚历克在致辞时承认，“但是，我也为她高兴，至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接着，他宣布了我和丽莎将去新加坡住上“半年到两年”的消息。大家都安静了下来。我环顾四周，逐一看看我的亲人和好友们。我和丽莎会想念他们的。我们会回来的，但是我们彼此要分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站起来致辞。可是刚刚开头，说了句“我和我妻子，”大家便拍起手来。丽莎确实对人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致辞完毕之后，亚历克的朋友约翰走到乐器旁边，弹唱起《电话诉衷肠》。我和丽莎滑入舞池时，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
两曲下来，舞池里已挤满了人。我们一直跳到了凌晨。
唯一的一个意外事件发生在艾力克张身上。他是我在巴林银行的同事，同时是我们的一个朋友的丈夫。
“今天过得高兴吗？”丽莎问他。
“比我自己结婚时还高兴。”他说。
他的话一字不差地传到他妻子索尼亚的耳朵里。索尼亚是个身材庞大的女子。听见丈夫的话后，她冲着他跑过来，并假装要挥拳揍他。不幸的是她没有把握好距离，结果她丈夫的脸上挨了重重的一拳。他“轰”地一声倒了下去。后来，由两个人架着他，才把他弄到房间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驾车到维克多利亚，搭上了去威尼斯的东方快车。在威尼斯的西普里安尼饭店住了三天。在威尼斯，我们每天都愉快地徜徉在它的各条街巷、大小广场，欣赏那粉红色的房子与高耸的教堂。我们把硬币投进图片彩灯，看那或蓝或红的招贴广告画突然亮起来。我们在圣马克广场喝酒。然后在三月料峭的寒风中拥抱对方，等饭店的汽艇将我们从水路送回去。一周后，我们脱下冬装，飞往新加坡。
第三章 抵达新加坡，建八八八八八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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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走进交易大厅时，我立刻感受到了金钱的存在。在为巴林银行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努力逐步接近它；而只有在新加坡，我才突然有了这种感受。在过去的六年里，我在不同的银行里做着相同的事情；在后勤部门不停地数着纸币，不断地找出别人的问题。现在，我终于可以走出办公室，在交易大厅直接和钱打交道了——我觉得它就悬挂在我的面前，等着我去把它拿下来。尽管我看不见它，它仍然身价很高。
看着那些身穿红夹克的交易员们忙忙碌碌的样子，我联想到了电闪雷鸣的暴风雨。空中有着无数道闪电，我只要给出正确的信号，就会像一个铜质的导体一样被闪电击中。
“有什么事吗？”我问弗南多。弗南多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天才，负责大阪的日经指数。他说话速度太快，我手下的新加坡籍职员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他的话。
“没什么事。”
“这里太平静了，没人做交易。”
我们边等边看。面前的萤幕上几乎没什么动静。萤幕上的绿色数字偶尔也微微跳动，但数值却没什么改变。市场的走向变化无常，我至多能预测三秒钟内的变化。乔治，我上任后招聘的第一位交易员，打出了一万八千五百九十的手势。我必须仔细观察他的手势。我的工作组织刚刚形成不久，我正在熟悉那些疯狂的手势。和赌马的人一样，我们用手势来表示价格。我们现在关注的是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数九月的期货合同。和道琼斯指数上样，日经指数的测算是以相关股票价格的浮动为基础的。透过期货合同这种方式，你只需付上一小笔保险费，便可以以一定价格在将来买进或卖出有关的股票。合同的到期日往往有四种：三月末、六月末、九月末或十二月末。由于未来价格的不确定性，又由于人们对日经股票指数的市场表现有不同的看法，其价值可以有很大幅度的波动。期货合同与日经指数的走向基本相同，但由于有时间差与期货市场的财务杠杆作用的影响，期货往往要比指数本身更加变化无常。
“五百九十，有小额交易。”我告诉弗南多。
“六百，交易仍然清淡。”
其实，我并没有直接做任何有关交易的决定。我只是在这里执行弗南多从大贩发出的指令。我们已经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设立分部，但我却没有获得自己参与交易的授权，我只是弗南多的指令执行者。我透过电话接到他的指令，然后打手势把指令告诉乔治，然后再告诉弗南多我们是否已执行指令。我们做的事情十分简单。我们是在套做：弗南多密切关注大阪的期货合同，我则每过两秒钟就告诉他一次新加坡市场上的情况。有时候，当地的某位交易员可能在某一市场上买进，又无力同时在另一市场上交易，这样，他就会使SIMEX的市场价格上升，从而使大阪与新加坡的期货出现一个持续几秒钟的价格差。
“情况如何？他们是多头吗？”
“我肯定他们是多头。他们整天都在试图卖出。”
乔治打了一万八千五百八十的手势。这和萤幕上显示的大阪的指数一万八千六百不同。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秒钟。
“这儿的价格是五百八十，”我告诉弗南多，“有一个客户想大批卖出。他马上就来，我是否该告诉他最新历史低价？”
许多交易员都给自己制定了日收益或日损失的上限。如果市场价格已与他入市价格相差甚远，譬如他认购的价格为一万八千七百，而市场价格已跌至一万八千六百的话，便达到了他规定的限额，他便不得不抛出，以减少损失，这叫“限价补进或卖出”。透过向某个客户报告最新历史低价，我将为市场提供一个新价格，从而使市场有所变动——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格会下跌。我要查看市场情况，看是否能找出这样一个卖方，因为一旦我的报价下打上交易大厅里的萤幕，整个市场上的人都会看见它。这样，很可能会促成一笔交易。
“你应该找出这样的卖方，”弗南多回答说，“让他尽量卖出更多的期货。准备买进。”
“多少？”
“二百最好。现在……就买。”
我向乔治打出表示价格为五百八十的手势，然后将两个手指头向我身体的这一方向移动（这表示二百），同时把掌心对着自己（表示买进）。我弹了一下自己的耳朵，提醒乔治特别注意价格。
乔治转过身，伸开双臂，开始朝交易场地喊话。我听见他说了一遍，紧接着就有许多交易员围过来，跟他谈交易。很明显，他跟其中一位达成了协议。他进进出出了几次，然后转过身来朝我点了点头。在交易单上记下这笔交易后，他又开始等待。
“办妥了，”我告诉弗南多，“我们五百八十的价格买进了二百。”
“尼克，我已以五百九十买进。”
我们同时在新加坡买进，在大阪卖出同样数目的期货，盈利一万六千英镑。其风险在于我们必须在市场价格上涨前的二点五秒钟内做完这笔交易。我抬眼再看乔治时，他已经在打表示五百九十的手势了。跟大贩比起来，SIMEX这个市场要小得多。所以，只有资格在sIMEX交易的新加坡交易员常常能将sIMEX的日经指数改变，而同样的期货在大阪的价格就很可能不同。sIMEX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市场，这里只有真正的买卖双方，每一笔交易都透过喊话来完成。而大阪市场上的报价与投标都是显示在萤幕上的，其运作方法与sIMEX很不相同。显示在萤幕上的各种报价与投标可能会影响到交易员们对市场走向的预测，而在SIMEX市场上，人们看不到市场走向的外在表现。在sIMEX市场上，人们可以在萤幕上看到大阪的市场价格，却看不到其成交量。因此，用萤幕显示大阪的价格，便可以制造出一种市场价格朝某一方向发展的假象，然后，我便可以在SIMEX和真正的买方或卖方以似乎对他们有利的价格做成交易。比方说，现在sIMEX市场价格五百六十点，我会要求以六百点、五百九十点和五百八十点分别抛出一千份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会有人买进。透过这种方式，人们会得到这种暗示：市场价格不会攀升，因为在日本市场上，有许多期货等待售出。于是，人们就会抛出手上的期货，我也跟着他们抛售。等市场价格下跌之后，我再以低价买进。这样，我便获得了一些收益。这是一种耗费体力的活动。如果巴林银行的交易额足够大的话，我们便可以驱动整个市常透过同时了解两个市场的情况，我们可以自由地投入或退出市场。—只要我们的行动足够迅速。现在才只是上午八点五十五分。
从技巧上讲，套做期货期权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唯一的风险是：我们能否在几秒钟之内，顺利地将弗南多的意思由我传达给乔治，再由乔治来完成这笔交易。但这也是一个真正的风险，因为它不容许任何人在我们之前做成同样的事情。否则，市场就会朝对我们不利的方向发展，我们就会被“套牢”，这样，我们就必须以一个不大合适的价格成交，这会造成收益方面的减少，甚至会导致一定的亏损。用这种方式做交易还真不错，所需的收益保证金也很少。你只需在某件事上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也许一天，也许一个上午——你便可以赚取一笔财富。一般说来，做这种交易必须当机立断，因为夜长梦多：一夜之间，可能有总统被暗杀、橘子收成因冰雹而削减或者火山爆发等等。很少有交易员能保证一夜之内其财务状况不会改变——他们的收益可能是巨额的，亏损的时候数字也会同样庞大。一旦市场的波动在某一天之内达到一千点，很多人都会因此破产。当然，也有像华伦·布菲特这样完全从事长远投资的大投资商，资金经理们也总在研究十年为期的资金使用情况，但更多的投资商例如乔治·索罗斯更愿意在两三天内立即看到其投资的结果：这样的好处在于可以很快得到收益。如果你是交易员的话，这些钱都可以变成你的奖金。由自己的决定何时买进或卖出的交易叫“自主交易”。我曾想涉足“自主交易”，但是在新加坡的第一年，我对做远在日本的弗南多及近在新加坡的客户们的指令执行人已感到满足，透过为客户服务，我们赚到了不少佣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必须让所有的交易达到平衡，必须保证巴林银行不会有任何风险。但是，在新加坡，我们又还没有获得启动大笔资金来冒险的批准。这些事情足以让人昼夜难眠、殚精竭力。但是，我却极想在这方面一试身手。
我聘请了几位帮手。我让乔治·塞欧与马士兰·图拉迪这两位交易员替我在交易大厅工作，请艾力克·张帮我接电话，还雇用了力塞尔·孙与诺哈斯林·达哈森在办公室负责清算工作。因为我当时还没参加资格考试，所以还不能亲自到sIMEX交易大厅去做交易。但我是这个小小工作组织的总负责人，我深信会成为这个行业中的佼佼者。
一九九二年度，客户开始逐步增加。我初到新加坡时，SIMEX还是一个很小的市场，日成交量只为三千次。多数与日经指数打交道的交易员都在大阪做交易，因为在大阪，他们可以大笔买进，大笔卖出。一九九二年夏天，正当我的工作组织刚刚步入正轨时，商业界里风云突变，大阪市场开始对期货期权交易员实行一些严格的规定，其中包括这些交易员在做交易时必须缴纳比以前高得多的保证金，其利息归大阪当局拥有。同时还对最低佣金做了明确规定。大阪当局是明显的判断失误：几周之内，许多交易员纷纷将交易转移到新加坡。
很快，我的电话便从上午八点市场开盘到下午二点十五分收盘铃响一直响个不停。日成交量也从三千次急剧上升到二万次。我便一直不断地接收着弗南多的指令，把指令传达给乔治或马士兰，紧接着又接下一个电话。下午二点十五分之后，是清理一天的工作成果的时间。在每个工作日的这个时候，我都从SIMEX出发，穿过广场，步行到二百码之外的海洋大厦去——巴林银行的办公室设在该大厦中。然后便开始查看所有的单据，确保每一笔交易都没有纰漏。我往往要工作到次日凌晨。这里的情况混乱得和当年的雅加达如出一辙，但我相信自己能够应付。要做的事情只是静下心来，埋头做分类整理的工作。当年在摩根斯坦利银行接受的培训，使我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深诸期货期权交易之道的人员之一。我清楚期货期权交易该如何清算，也了解客户的买进或卖出在不同的市场表现中意味着多少钱的出出进进。
无论做什么交易，错误都在所难免：有人会把手势看错，从而使买进合同的份数不对；有人会在错误的价位购进合同；有人可能不够谨慎；有人可能在本该购买九月的期货时买进了三月的期货；还可能有人将“卖出”的手热错看成“买进”。一旦失误，银行就只有蒙受损失，在充分信任银行的基础上，客户买进或卖出之后，会在成交价格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交易。
如果是我们的错，我们就必须设法妥善处理错误。如果错误无法挽回，唯一可行的措施就是把该项错误转入电脑中一个被称作“错误帐户”的帐户中。由于该错误而引人的损失——有时候也可以是收益——就会抵消公司全部收益的一部分。
刚开始在新加坡做交易时，我们有一个“错误帐户”，其帐号为九九九○五。我们将所有的错误都记录下来，然后将它发往伦敦；某一天，我接到了对巴林银行清算工作全面负责的乔丹·鲍塞的电话。
“你们能不能再设计一个‘错误帐户’，记录那些较小的错误？那些小错你可以在新加坡自行处理。我们不想让那么多小错误麻烦我们，你们一天居然有五十个错误，这需要一百个分录来改正。审计师们要向你们提问了。”
我放下电话，去找力塞尔。
“你能不能建立另一个档案？”我问她，“我们要再开一个‘错误帐户’。”
“当然可以，”她清除电脑萤幕，键入一些命令，“可以了。
你想要什么帐号？”
“你们的吉祥数字是多少？”我问道。
“八，”她说，“在中国文化里，八是个非常吉祥的数字。”
“帐号必须由几个数字组成？”
“五个。”
“那这样吧，”我笑道，“我们用一个最吉祥的帐号吧：八八八八八。”
错误帐户八八八八八就这样诞生了。
时隔几周，伦敦方面又来电话了。
“我们还是照老规矩办吧。”乔丹说，“把所有的错误都直接报告给我们。我们现在的新电脑能处理这种错误帐户。顺便问问你：你们的错误怎么这么多？”
“看看这儿的交易场地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他说，“这里看起来很乱，但是经营状况良好。”
错误帐户八八八八八刚建立起来就搁置不用了，但它并没有被删除。它仍作为一个真正的错误帐目存在于电脑之中。
几个月后，我想起了它，并把它从电脑中调了出来。
那天是七月十六日，星期五，大家都想离开办公室。我们已经接受了海外联合（金银期货）银行（OUB）的邀请，要去“硬石”咖啡厅聚餐。我们大向往冰凉啤酒了。sIMEX的空调系统已瘫痪了整整一个下午，每个人都早已把领带拉松了。大家都大汗淋漓，而电话却一直响个不停。那些天我格外忙碌，因为我新近聘请了金姆·王小姐来给我和艾力克帮忙，我应该时时提醒她。但是，由于忙于给乔治或马士兰打手势，我几乎无暇顾及她。好在她似乎应付得不错。
二点十五分收盘铃响了，周围一片欢腾。这天市场价格上扬了四百点，我们的工作相当出色，也赚了不少佣金。我们终于可以离开交易场地了。回到办公室，我又得面对成堆的交易单据。到晚上六点时，我已完成了一半的清理工作。这时，我被弄糊涂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张求购二十份合同的单据找不到对应的成交凭证呢？这要真是一个错误的话，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我看了看签名：是金姆·王。
我又把所有的单据都重新点了一遍。到八点时，我已能够确认：金姆·王确实铸下了一个大错。客户要求购进二十份合同。她却卖出了二十份。而该客户一定认为他已经买到了那二十份合同，我们必须让他得到那二十份合同。由于整个下午市场都呈上扬态势，巴林银行抛出合同的价格已低于全天的市场平均水准。事实上，我计算了一下，如果要改正金姆王的错误，让该客户得到二十份合的话，我们必须买回四十份合同——这意味着二万英镑的损失。
我把头埋在手掌中，心里暗骂那该死的蠢猪。她到底怎么搞的？我靠在椅背上，环顾空荡荡的办公室，还有那些黑色转椅。回想当天SIMEx交易大厅中的情景，那真是乱得像个疯人院似的。人们都忘了自己在做什么了吧。我发誓这都是西蒙·琼斯和迈克·吉利安的错——那两个一毛不拔的小气鬼不允许我聘用任何有丰富经验的人。他们只知道压缩开支，这样他们的奖金自然多一些。西蒙·琼斯以年薪四千英镑的条件雇用了这个女孩。这真恶心，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提高短期收益和他自己的奖金。
我离开办公室，带着那张单据去找西蒙·琼斯。他在办公室里，正准备出去。
“西蒙，”我靠在门框上，说：“今天我们出了一个大漏子。
新来的那个女孩让我们有了四十份合同的损失。这个数字太大，时间也太晚了，我们已无法打电话纠正这个错误。”
“损失多大？”西蒙把一些文件收进公事包，准备走。
“以收盘价计算，损失为二万英镑。”
“炒那蠢货的就鱼，”他“啪”地一声合上公事包，说：“她再也别想在SIMEX中工作了。”
“也不全怪她，那儿乱透了。”我说，希望能让他放过金姆。
“那儿是很忙，这个我知道，”西蒙的口气有些改变，“但是我马上要搭飞机离开。你为什么不给贝利斯写封信，深谈这件事呢？”
“好吧。”我转身从他身边走开了。
到达“硬石”咖啡厅时，我感到心里有股无名之火在燃烧。
我被要求做的事情似乎是不可能的。我要用有限的、毫无相关经验的人手来做大笔大笔的交易，而这仅仅是因为巴林银行太吝啬，不愿高薪聘请真正的行家、高手。我想，就是因为我们付给职员的年薪是可怜的四千英镑而不是四千五百或五千英镑，我们才遭受了二万英镑的损失。而这损失很可能在几秒钟内就弥补了，如果下星期一的开盘价高于今天的收盘价的话。
我并没有得到处理一晚上的财务状况的授权——更别提一个周末了。
我走进餐馆，想找到金姆，告诉她她被除名后，我便可以去一醉方休。但是等我挤进大厅时，几乎和一个娇小的女孩撞个满怀，那姑娘正朝我急冲冲地挤过来，满脸是泪。她低着头，哭得很伤心，几乎看不见眼前的东西。那正是金姆。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
“尼克，那笔交易的事，我真的非常抱歉。”她说，“我只是脑袋发昏，被那些事情搞糊涂了。”
“没关系。”我对她说。刚才我还想冲着她大喊大叫一番呢。想到此，我感到羞愧。“是人都会犯错误。有时候，我的错误比这还严重呢。我会把它记入错误帐户，这样就不会有人在意了。他们不会看这条记录的。”
“我很抱歉。”她又哽咽着说，“其他人都玩得很开心，我却一直在等你。现在，我要回家了。”
她跑出门去了。我朝巴林银行的职员们看去：他们果然玩得很开心。有五、六人在桌子上跳舞，大家都在唱那首《祸中有福》：“我说，嗨，嗨，嗨，你，你，祸中有福！”
丽莎和乔治坐在一起，我松了松领带，走了过去。
“来杯啤酒吧？”乔治嚷道。
我端起一杯加冰的“虎”牌啤酒，将它一饮而荆“你碰见金姆了吗？”乔治问，“她刚才在找你。”
“她找到我了。”
“嗨，亲爱的。”丽莎走到我身边，亲了亲我，问道：“一切正常吧？”
“一切正常。”我又端起了一杯啤酒。
音乐变了。
“嘿，否极泰来！”在桌上跳舞的那帮人朝着天花板大声吼道。接着传来玻璃被砸碎的声音和阵阵笑声。
我叫了一份汉堡，又想起了金姆·王。此时，她正坐公共汽车回家。她和父母一起住在城市的另一头。对她来说，要在sIMEX再找一份工作绝不会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她在巴林银行才工作一周就出了这么大的纰漏。由于是和父母同住，她还必须给父母一部份钱——尽管她的年薪不过四千英镑。她当然不会在“硬石”咖啡厅待一晚上，否则，那会花去她整整五十英镑。
金姆·王第二天上午没来上班。电话铃又响个不停，我实在没有时间坐下来给安德鲁·贝利斯写信。巴林银行仍然缺少四十份合同。日经指数倒是还维持着当日收盘价的水准。损失也还是二万英镑。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下午收盘后，我去找力塞尔·孙。
“我想把这个错误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你能帮帮我吗？”
“当然可以。”她清除电脑萤幕，调出该文件。“是个什么样的交易？”
“二十份三月到期的日经期货。”
“好吧。”她笑着对我说，“没问题。”
这样，我便为客户——富士银行——虚构了一笔他们买进二十份合同的交易。为了做得天衣无缝，我在当日的交易记录表上做了个记号，表明已按他们要求的价格买进。这样，这笔虚拟出来的交易便会按正常的程序存入电脑；以后力塞尔孙做报表时，它也会与当日的交易记录吻合。但是，如果我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话，还是会有问题暴露出来的，因为我们事实上没有做那笔交易输入电脑。我还必须对金姆实际售出的那二十份合同进行处理——这也好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了。
金姆犯错误导致的结果是富士银行卖出了二十份日经合同，我的补救措施的结果是历史被改写——富士银行现在已按其要求的价格买进二十份合同；错误帐户八八八八八中已记入一份以相同价格卖出的合同数目相同的虚构中的交易，同时也记入金姆实际做成的那笔交易。因此，富士银行卖出二十份合同的记录被改成了买进二十份合同的记录，八八八八八帐户则记入了四十份合同的差异，即巴林银行缺少了四十份合同。sIMEX是无法知道我的篡改行为的，因为原始的交易已被写入八八八八八帐户，而篡改后的帐面与他们的记录是吻合的。另外，由于虚构的买进，卖出二十分合同的交易在价格相同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价格差异，所以它们更可以互相抵消。我只须将四十份合同存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便可以弄清这个错误带来的损失在最开始时到底是多少了。
这件事办得干净利落。我得到了一点时间来考虑如何对它作进一步的处理。但是，我感到我可以用来考虑的时间还是太少了。周末，金姆告诉我说她胜任不了sIMEX的工作时，这种感觉更加深刻。
“好埃”我再次诅咒她说，“我真不该掩盖那四十份合同的事。我们开除她不就结了。”
“你跟我一样留不住人嘛。”西蒙·琼斯听说金姆离开了，他便跟我开玩笑，“他们都受不了这儿的快节奏。”
他对这种事完全不以为意。去年一年，他换了差不多半打秘书。
“你把那家客户的事处理好了吧？”
“对。”谈话到此为止。
西蒙·琼斯并不想了解具体的情况。在证券股票方面，也经常出现类似的错误，所以他对记录虚构交易非常了解，他自己也干过这种事。承认错误不是良策，因为这意味着要为客户以更高的价格买进股票，然后偿付给客户现金，因为客户已直接将买卖清单输入了电脑，并依据清单上的价格计算税额，而且其证券财产 也会反映出该价格。所以，如果你以不同的价格为客户购买一份合同的话，上述所有算定的数据都会失效，同时会影响到客户的套做交易——客户可能以其要求我们代做的价格做成了相反的交易。此外，跑到客户的代理处去承认自己愚蠢的错误，也不是老道的交易员所为。因此，在出错之后，交易员往往用虚构交易的办法作为补救措施，将问题化解在内部，这在交易员当中几乎也成惯例。
我集中思考，考虑如何才能想出个万全之策。把它报告给伦敦的错误帐户？这个错误太大了。而且，时机已过，我的动作太慢了。太可怕了，金姆的错误已变成我每日为之头痛的问题。如果我是在星期五下午五点发现这个错误的话，或许我还来得及和西蒙·琼斯仔细商谈此事，或许给日本方面打电话，看他们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或许坦率将它报告给总部。但是，我对谁都没说，我隐瞒了这件事。
在做期货交易时，人们每天都必须支付给sIMEX数量不等的现金，如果交易失败的话，这笔现金称做“差异保证金”。每天，SIMEX都要做每个交易员或客户买进或卖出多少期货的流水帐，一旦市价朝某个交易员不利的方向变动，那么sIMEX就会向他收取一笔现金，然后再将它转交给对应的交易员。反之，如果市价朝某个交易员有利的方向变动，那么，他也可以透过SIMEX得到一笔现金。SIMEX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金融机构，它将买卖双方对应起来，然后使金钱每天在这个交易员中间流通一次。
每日收取一次现金的目的在于避免由于某些交易员拒绝履行契约责任而引起的市场问题或引起的对其他交易员的影响，期货、期权市场变幻无常，如果在到期时不能保证付款的话，那么市场上的输家就会因负债过重，无力偿还而破产。这很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所有交易员的破产，而透过每日收取保证金，SIMEX则可让市场上的每个交易员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一旦差异保证金过多，交易员就不得不减少头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