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弼选择富豪朋友的能力似乎总是很差。从汇丰银行退休不久，他又出现在勃利·派克公司的董事会上。勃利·派克公司是英国投资公司，曾由纳迪尔管理。1993年，纳迪尔为了躲避偷窃3400万美元的犯罪指控，逃到了塞浦路斯北部。
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2月。
保罗·D·胡奇罗夫特:《肮脏的资本主义》(1998)，第81页。
同注 ，1978年4月7日。
费迪南德·马科斯:《菲律宾的民主革命》(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79年)，第6页。
同注，第133页。
同注，第165页。
里卡多·曼纳帕特:《有的人就是精明》(1991)，第316页。
华裔教父李杜威靠发行商业票据和银行借贷为其各种公司筹集资金。1981年，负债8000万美元逃离了国家。同年突然出现了大危机。虽然菲律宾还有更大的金融问题，但这却引发了整体危机。李杜威逃跑导致了人们惊慌，把老牌领头教父的集团公司推向破产的边缘，如赫米尼奥·迪斯尼的赫迪斯集团、里卡多·西尔维里奥的联合大企业以及鲁道夫·昆卡的建筑帝国等。这些集团公司都是马科斯的产物。
同注，第210页。
同注，第213页。
亚洲金融危机时，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比私有银行高，说明20世纪80年代末的撤
一家银行，多家银行，然后市场(3)
销利率限制计划是有道理的。
尤金·加布尔雷思现任中亚银行总裁特派员。他说:如果包括苏哈托家族公司的贷款，可能会超过90%。苏哈托的孩子只拥有少量中亚银行的股份。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9日。
见乔·史塔威尔:《苏玛 阿斯特拉公司摊牌》，载《亚洲企业》，1993年4月。
见多米尼克·卡瑟利等:《亚洲银行业》(1999)，第266页。该书作者认为苏玛向央行的贷款有1 8亿美元未还。谢建隆的长子谢重生，2007年2月8日在发给作者的电子邮件中说:自1998年以来，他父亲一直在为谢汉石向央行偿还这笔庞大的贷款。他声称
分期付款中的最后一笔款项是2004年10月付的。作者并未见到任何关于此事的文字证明，但，与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大亨家族相比，谢氏家族更有可能支付他们应偿付债务的款项。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7日。
凯文·欧洛克:《烈火莫熄》(2002)，第325页。
鲍勃·哈桑的银行是国民大众银行，奥斯曼·阿特玛查雅的银行是印尼的印尼金融银行。同注，第60页，第365页。
见默顿·米勒:《东南亚当前的金融危机》，载《环太平洋金融杂志》6(3/4)，第232页。
例如，香港股票交易所资本由1992年底的1730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底的3860亿美元；泰国股票交易所的资本从580亿美元增加到1300亿美元；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资本从620亿美元增加到1460亿美元；吉隆坡股票交易所的资本从950亿美元增加到2290亿美元。
总回报指数(美元，所有红利再投资)，部分国家/地区
美国英国东欧和
中东拉丁
美洲中国
香港新加坡马来
西亚泰国印度
尼西亚菲律宾
回报(%)
1993年
1月至
2007年*31431472156827012858-971-10
回报(%)
1998年
1月至
2007年*77055864747921011467267247554198
*截至2006年10月25日
来源: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作者的计算。
这样1993 2007年100美元的平均联邦基金利率为4%，有73%的回报，马来西亚的证券回报为58%，印度尼西亚为71%。
见注的表格。
韩国自1993年起，总美元回报率为247%，1988年起为327%；中国台湾自1993年起为111%，1988年起为231%，并不比上面表格里的差。
1996年，香港房地产接近顶峰，其上市房地产公司的市场资本比整个欧盟上市房地产公司的市场资本还要多。
1974年更名为太古集团。
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8日。
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7日。
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7日。
内幕交易在英国被认定为刑事犯罪是从1980年开始的。柯里尔被判12个月的监禁，缓期执行，并被处罚金25000英镑，与他这些年的违法贸易所得相比，这简直是微不足道。
王冬胜和杜辉廉被禁止担任香港公司的董事。王冬胜给杜辉廉做了20年的副手，也是百富勤的财务总监。以前的同事说，他是唯一真正知道杜辉廉与李嘉诚秘密交易的人。他后来去了澳大利亚。嘉尔顿·波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任维高达公司董事，2005年在香港与其妻子一起被判参与了1997年的内幕交易。黎迪生是80年代中期维高达公司另一位董事，20世纪80年代后期跳槽到汇丰银行的一个子公司 詹金宝，也因内幕交易事件，受到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的调查，但最后是庭外解决。
前面说过，郭令灿的姓氏有不同拼写，是由于郭令灿出生时助产士犯了拼写错误。
显然，新加坡例外。
非正式采访，于2006年11月10日。
这项工作由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小组承担，郎咸平任组长，由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斯梯
一家银行，多家银行，然后市场(4)
恩·克雷森斯和西蒙·德加科沃协助完成，并在不同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2001年3月这一期上的最著名。
森那美集团曾在英国经营庄园，独立前，与李光前家族（拥有新加坡的德利电子零件制品有限公司，投资家）以及前马来西亚富豪财政部长陈修信关系密切。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在公开市场上购买了大部分英国人拥有的股份，从而获得了控股。由于采用提名方法，无人知道确切的股份数。
这一信息是从几次采访中推断出来的。这6家日本联合大企业是:丰田 三井、三菱/明治、住友、安田 富士、三和/日本生命保险公司以及第一劝业银行集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研究项目的组织者郎咸平，在2000年和2001年发布研究结果时，特别直率，有啥说啥，后来接受了李嘉诚控制的上海长江实业集团的商务研究院的高级职务。“郎咸平现在与李嘉诚的关系非常密切。”郎咸平以前的同事观察到。郎先生对作者的采访请求没有作出回应。
《美国经济评论》，2001年3月。
见戴维·韦伯的短文《Tom简史》，2000年2月21日，网址bb m。他指出，周女士不但成为账面上的亿万富翁，而且通过她实际被支付的投资额成为真正的亿万富翁。确实精明厉害。
在香港，胡关李罗律师行是权力的重要集结地，但很少见到有关它的文章。这一律师行的另一位合伙人是梁伯韬的岳父。梁伯韬也是百富勤证券杜辉廉的合伙人，也是李嘉诚的长期合作伙伴。2006年对梁伯韬有过新闻报道。那时梁伯韬建议通过夏佳理的临时贷款，购买李嘉诚儿子李泽楷的香港电讯资产。夏佳理20世纪70年代曾在胡关李罗律师行工作过。
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2月。
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
这个案件的主要人物是金融司林定国。
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18日。
斯皮策1998 2006年任美国司法部长，其间对美国投资银行及公司提出了多项诉讼，包括渎职、诈骗以及违反信托等。
见乔·史塔威尔:《糖业大亨的酸甜苦辣》，载《亚洲企业》，1994年12月。梅溪木材公司于1990年7月上市。
根据来往业务，联昌国际证券银行是马来西亚最主要的商人银行，由纳西尔·拉扎克管理，其兄是马来西亚副总理纳吉希·拉扎克,他们的父亲是阿卜杜拉·拉扎克，马来西亚独立后的第2任总理。
李兆基分别于2002年和2005年提出收购恒基发展投资和恒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戴维·韦伯计算过九龙仓集团收购零售子公司连卡佛的报价，见b m/articles/m。新世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案子太过复杂。公司处境十分困难，因为在美国和中国大陆投资，被欠款额高达上亿美元。对方的报价表明这笔钱是绝不可能收回的。但郑裕彤的部分长期追随者却不这样认为。2005年，李泽楷公开报价收购汇亚通讯公司，提议支付现金和有关交易的期票，然后给小股东分派现金，但他们必须同意退市；其实这是对小股东的威胁，因为如果他们不同意这样做，手头的股票可能因公司退市而不能交易。
作者采访，于2005年11月11日。
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11日。
顾家利告诉笔者，他从新世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辞职是因为郑的儿子郑家纯没有告知董事会便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超出了他的权限”。
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27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
很有可能怡和在变。自2004年以来，其股票价格达到了35年来最高。但是凯斯维克家族还是继续抵制小额投资者要求其解除交叉持股结构、开创符合收购竞争规定的公司的努力。
资料截至2006年年底。
菲律宾一直有几种强制性公积金，但申请者却
一家银行，多家银行，然后市场(5)
寥寥无几。政府雇员必须参加1936年制定的“政府服务保险系统”（GSIS），私人雇员必须参加1954年制定的“社会保险系统”（SSS）。但只有约10%的菲律宾人申报所得税、购买这些公积金。马科斯还创建了其他强制储蓄基金:关于住宅(家庭共同发展基金)、关于军人(菲律宾军队 退休以及退役的福利体系)、关于海外工作人员(海外工作人员福利管理基金)。与它们应支付的相比，私人雇员的公积金以及军人基金长期资金不足。最近预测，到2015年“社会保险系统”里资金将被消耗殆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强制性公积金始于20世纪50年代。
见乔恩·亨德里克斯、尹贤淑和尹恩惠等:《亚洲老龄问题手册》(BaywoodPublishing，2005)，第76页，引自穆古·阿谢尔。
《亚洲华尔街日报》，2006年7月12日。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的官员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暗示:现在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40% 45%的资产在美国，20% 25%在欧洲，8% 10%在日本。李光耀出席了该记者招待会并讲了话。
“儒教的好处就是让亚洲人民心甘情愿地承受痛苦。”
香港大亨陈启宗，《亚洲金融》杂志(2002)
精彩再现
斯塔威尔的语气是嘲讽的但并不冷酷，他有时几乎像是在同情那些教父们，因为这些人要逢迎腐败的政客，要与混乱的文化认同苦苦抗争；有些人求助于信仰再生的基督教，虽然他们富了自己却让身边的市民陷入贫困。 但斯塔威尔对亚洲商界神话的破坏既是有启迪意义的，也是无情的。亚洲首富李嘉诚的工作真的像辛勤劳作的华人大亨神话所显示的那样辛苦吗？是的，如果你把以下内容也算作辛苦工作的话：打高尔夫；早上10点到公司；浏览新闻看看有没有人说他的坏话；主持一个商务午餐；再做一两次按摩推拿。对多数大亨来说，真正管理公司的是那些“首席奴隶”——帮老板打理事务的人，或是被称为“鬼佬走狗”的西方经理人。 作为华人是否让你更容易取得商业成功？当然不是。有很高比例的大亨确实恰好都是华人——自殖民时期以来，作为东南亚没有政治威胁的移民，他们一直以买办的身份而受到青睐——但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和当地人一样贫困，而一些富得流油的教父级人物，则带有犹太人、苏格兰人、泰米尔人或马来西亚人的血统。 富豪和奉承他们的宣传家散布的无数“白手起家”的故事有多大的可信度？可信度不高，斯塔威尔说。泰国电信大亨、被赶下台的前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喜欢谈论他“卑微的家族背景”和对农村贫困的理解。但事实上，他信来自一个老牌商业王朝，家族生意涉及丝绸、金融和房地产。 斯塔威尔以同样的热情和神韵戳穿了其它几个神话，其中包括人们一再声称的香港是个“自由”经济体的可笑神话。事实上这个地方的经济充斥着卡特尔、双头垄断和寡头垄断，并且仍没有出台一部竞争法。 虽然书中有一些微瑕——比如一份地图上菲律宾的名称拼写有误，而且1984年中英香港联合声明的日期也被弄错了，但这本书比以前对亚洲商业家族的研究更深入，触及到了以前被忽视的主题，比如大亨们出于自身极其险恶的目的而滥用商业银行和上市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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