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毛泽东译丛：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1)
导言
本书旨在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关的学说框架及其内部的政治关系方面，考察它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历史。由此，从促进运动发展的“客观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方面或者从运动对群众的影响方面研究，不是该书的主旨。本书也不对可能有利于运动发展的那些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作任何详细的论述。无需赘述，这些方面都不能彼此孤立地研究。当然，不了解中国的客观环境或它的文化遗产，就不可能理解在中国形成的*列宁主义信条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或中国共产党内各派之间以及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之间的政治关系。虽然是这样想，然而我们仍然感到应当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至今被特别忽略的领域。
我们意识到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倾向于怀疑这样一个考察的价值。对于那些谈论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哲学的假想的奥林匹亚顶峰的人来说，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不可避免地源于“客观形势”。对这样的人来说，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思想的先见似乎是过于空谈事实的表面，而他们之间政治关系的细节似乎是不值得研究的过于小的话题。
当然，否认客观环境先验的重要性是绝对愚蠢的行为，所有的政治活动一定是与实践客观形势所赋予的任务有关的。然而，我的确坚决反对那种主张“形势”自动引起结果的万物有灵论。无论任务完成与否，其中的方法和取决于任何其他因素一样，也取决于最终承担完成任务责任的那些人的思想、意图和抱负。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以他们特有的各种预设，已实现了应付这些艰难险阻的责任，我以为，在决定未来客观情况方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此外，我们并不打算孤立地考虑学说，而是把它看作是由活生生的人形成并改变的，是在具体情况下起作用的，是受各种动机驱动的学说。在中国出现的情况当然不是共产党领导者现成学说和意图的简单结果，它更有可能是这些学说和意图与这些领导者所处形势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但是，忽略了领导人的学说又是忽略了这一矛盾冲突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自相矛盾的是，那些对意识形态问题极端鄙视，除了“客观”因素之外拒绝考虑任何因素的人，经常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对意识形态的主张特别天真。正是因为他们拒绝考虑学说问题，他们经常倾向于接受完全是空洞的形式语言的意识形态主张的表面。只有通过研究学说与行为之间的矛盾冲突，才能够学会区分已经死的教条与依然活的信仰。
然而，需要进一步反对的是，在关注少数领导者的思想和意图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这些事实：我们在中国所目睹的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是一次群众自发起来的运动，而领导者仅仅是这些民众要求和愿望的代言人。现在，虽然我们确信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在人*动的高潮逐渐拥有了权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领导权本身是人民意志的象征性体现，或者它的所有的活动都是人民愿望的表现。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特别是在共产主义信条里，基本的历史性决策将由政治领袖而不是由群起的民众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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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考虑如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分明的小的群体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应该避免两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一方面，一种倾向认为，由于这些群体已经学会了用外国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因此他们完全与民众脱离，而且与民众没有任何关系。对于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来说，必须指出，即使这些人向国外寻求解决方法，他们并不能完全脱离他们所生长的环境以及他们所身处的形势。
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倾向认为，亚洲西化的知识分子政治家的声音完全是被明确表达的群众的声音。这个观点忽视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既受到他们信奉的外国哲学的影响又受到他们自身抱负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这些群体与民众的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相互矛盾的，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与民众相关联，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与民众又是疏离的。
至于民众物质和经济需要之外的愿望，除了我们进入中国农村与它的居民生活在一起之外，如何能知道呢？当然，或许在渴望摆脱当时的悲惨境况之外，民众对于他们希望过上的那种生活是完全困惑的。无论事实如何，我们理应以一种谦逊的客观的态度探讨这个问题。如果就“群众的愿望”这个说法而言，我们完全意指民众的政治领袖知道什么是民众最需要的，政治领袖将使他们自己的愿望成为民众的愿望，那么，我们就这样说说吧，但是不要满足于感情上的言语。我们知道民众希望摆脱他们当时的悲惨境况。然而，不了解情况，我们无权说中国的民众希望在中国再造一种底特律或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的模式。但是，我们却能够很好地研究他们的领袖的抱负和愿望。
因此，我认为，在中国我们目睹的不仅是一次民众自发的奋起，而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的统治集团逐渐掌握权力。它们是两个既相关但又独立的事实。
对有些人来说，这个研究似乎过多地涉及*列宁主义派生形式的细枝末节。首先，应该注意到，这种理论的具体的细枝末节，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生活的环境、呼吸的空气。如果我们没有对它形成一些认识，我们就会完全不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精神世界。
然而，更重要的是，只有抓住了学说的细节，我们才能尝试判断哪些学说内容仍然是行动的推动力量，哪些学说内容已经成为掩饰学说危机的过时的赘词。
大体上，我们的观点是，尽管传统的*主义表面上是“成功的”，它在东进的过程中———进入它最初假设所没有预料的环境———仍然经历了一个缓慢但持续的瓦解过程。这个过程伴随列宁本人已经走出了一段距离，并且如果他活的时间更长，这个过程可能走的距离更远。在最初的学说中，有机联系的不可分离的内容伴随着列宁已经被分离并且被彼此孤立。当然，这个过程伴随着斯大林走得更远，并且这个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表明这个过程如何由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再推进了一步。
诚然，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受到强大的“正统意志”（与有关集团的权力利益密切相关）的约束和抵消。无论何时环境最终导致了一个先前学说没有预料的行动方针，就会尽一切努力证明这种行动实际上是预先设想的，然后新的合理解释就会构想出来，以使新的经验与精心构筑的一贯正确和始终高明的外表相一致。另一方面，只要政治行动看来与正统信条相一致，这些信条就被认为是神圣的，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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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研究的结论是，毛泽东的政治战略不是在莫斯科预先计划好的，甚至在这个战略最初明确时莫斯科仍然认为是与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信条相违背的，只是形势的压力才最终导致莫斯科对这个新经验给予了合理解释的外表。
如果这个结论是可靠的，那么它对克里姆林宫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有何影响呢？如果毛泽东主义战略不是在莫斯科预先计划的，如果毛泽东的领导不是直接由莫斯科选择的，那么，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就要考虑一些历史因素的作用。然而，必须强调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与取决于过去继承下来的因素一样，相当有可能取决于当时和后来的一系列因素。
另一方面，这个结论的确更直接地对使*列宁主义成为一种预先计划他们宏伟的全球战略，并且不给出人预料的偶然事件留有余地的不可思议的科学的大量断言产生了影响。正统的斯大林主义历史学正在极力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描述成是斯大林的自我预知和巧妙计划的结果。奇怪的是，这个虚构信念已经被许多认为自己是克里姆林宫最仇恨的敌人的人所接受，甚至强调。然而，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的失败与成功一样，常常是未曾预先计划的。
低估苏维埃领导者的精明或他们对于自身目的的执著追求都是绝对愚蠢的行为。另一方面，承认他们的自我形象是依据绝对正确的历史科学进行活动的超人的“社会工程师”同样是危险的。我们不能低估这个形象对于不顾一切地寻找救命稻草的大多数近代人的吸引力。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形象对于那些反对克里姆林宫的人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并且不相信它能够在一个仍然充满不可预知的偶然事件的世界里派上用场。
第一章*—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鉴于1919年之后*—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人们惊奇地发现，在俄国革命前的几年里*主义本身在中国很少引起关注。之所以惊奇是因为一小部分西方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受到了各种来自西方学说的影响，并且这些在西方似乎是不同时期的理论，在中国呈现为同一时代理论的各种变异形态。
《新青年》在1915年之后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绝对喉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其中的评论，我们会发现对亚当?斯密、尼采、米勒、托尔斯泰、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罗素、孟德斯鸠、克鲁泡特金以及许多代表人物的讨论。*然而，我们找不到对*的讨论。这个忽略不能解释为纯粹的无知**，也不能解释为害怕任何的“激进主义”。因为在总体上摆脱中国传统和过去的过程中，这部分知识分子就倾向于接受西方所给予的最“时兴”的和最极端的解决问题方式。
*布伦斯基、塞缪尔?斯麦尔这些名字几乎像那些伟大人物的名字一样经常出现。把许多西方思想家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日本人，在开始时，对于翻译著作的选择是完全不加区别的。
**陈独秀的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新青年》，1915年，第一卷，第四期，第2页。）已经提到卡尔?*。他的名字出现在下面一段：“十九世纪之初，此主义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门（Saint?鄄Simon）及傅里耶（Fonrier），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Karl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广大之———财产所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绝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换句话说，*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贡献在于他们帮助工业领导者具有了更社会化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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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忽略的解释，我认为，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专心于自身的处境———中国的处境———前列宁主义形式的*主义对他们来说是最不相关的。［１］因为在列宁主义的主张出现之前，由于歪曲的解释和明显的忽略，所有人似乎都清楚*预期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在它的最高度发达时期*，“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部门。［2］因此，欧洲的*主义运动将它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工业化的西方。在*有关世界“落后地区”的分散的论述中没有提及这些地区在即将发生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起主要作用。在原始积累时期这些地区是商业资本残酷剥削的场所；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我们猜想，资本主义不久将把这些地区纳入“文明”的轨道，并且以它自身的形象重新塑造他们。**
*即使在*主义运动中处于完全左倾立场的普列汉诺夫在他的《*主义的基本问题》（1928年，纽约，106页）一书中也指出：“在目前历史呈现为全部极为重要的革命性变革正在最发达的国家酝酿，并且我们认为这个变革将通过暴力实现……这就是正在西方而不是俄国进行的历史运动。”
***分散地提及这个问题，其中有下面一段关于加利福尼亚黄金的发现所产生的影响，它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加利福尼亚黄金源源不断地流过美国和亚洲的太平洋海岸，将那里未开化的民族卷入世界贸易体系，纳入到文明世界中来”。
然而，这个重要剧情是在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而不是在落后地区上演的。总之，这就是前列宁主义的*主义运动的观点。列宁在试图使*主义适应俄国现实过程中采取的创新和变通，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在当时没有提及组织完善的由职业革命者领导的人数少的无产阶级能够在“落后地区”掀起世界革命，没有提及“落后国家”在世界革命中的战略作用或托洛茨基设想的“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完成前社会主义的任务”的可能性。简言之，前列宁主义的*主义没有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处境直接相关的启示。
追溯*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我想不出比密切注意中国共产党建立前的那几年里李大钊与陈独秀的思想历程更好的方法了。他们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建立者，*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起人，而且也是完全西方化的知识分子中仅有的几个无可争议的领袖之一。他们与他们北京大学的学生———五四运动中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很难按照西方的学生与教授的关系去理解，它实质上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圣人—弟子关系。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于当时局势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全部先进知识分子的感受。
《新青年》评论的创办者陈独秀［３］在1919年之前致力于一种建立在“*与科学”两大基石之上的相当和谐的哲学。从否定方面讲，这个哲学完全摒弃所有形式的中国传统文化———佛教的、道教的和儒教的。佛教和道教以其彻底地反世俗的倾向使中国几个世纪失去活力，儒教则将个人窒息在家庭和社会责任的网络的关系中。［４］最终的结果是，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处于被动、停滞和无力的境地。应对这个挑战的方法只能从西方本身去寻找。如何解释西方突然迸发的活力，它的精神和物质动力是什么？西方有而东方没有的究竟是什么？按陈独秀的看法，答案非常清楚———*与科学。这里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叛逆者，作为一个执著的“现代主义者”，陈独秀并不倾向于从18世纪前的任何事物中探索西方的奥秘。在这点上他准确地反映了全部先进知识分子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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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陈独秀的*的观念是什么呢？它本质上是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概念。由于除去了传统加于个人的桎梏，给予了个人追求进步的利己主义的自由，并且以法律保障这个自由，*解放了个人的活力。［５］陈独秀充分意识到现代西方的许多成就存在于富有成效的经济活动领域，并且他相信除去了儒教的桎梏，解放了个人的活力，就能够在中国产生相似的结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所信奉的那种个人主义不是浪漫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而是受经济驱动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受社会驱动的个人主义，因为按照陈独秀的看法，个人的解放将使中国社会得到新生。人们不能不相信个人必须维护社会秩序才能够证明自身合理性的古老的儒家情感依然无声无息地潜藏在这一切的背后。
陈独秀关于科学的作用的观念使人们首先想到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一观念。像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陈独秀视科学为武器，为瓦解传统社会的腐蚀剂。当然，他意识到了科学在征服自然中的动力作用，但是他特别感觉到科学是反“迷信”的武器。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陈独秀的解释导致了他将科学等同于某种形式极其原始的自然主义。［6］通过用科学的权威高声宣布物质的原子是唯一终极的实在，陈独秀很快破除了“礼仪信仰”的全部基础以及佛教和道教的神秘主义。
简言之，这就是陈独秀希望以此改变中国社会的哲学方案。它建立在同时代西方一种极其乐观的观点之上，并且充满乐观地相信启迪的全部过程以及*政治形式的移植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出相似的奇迹。
李大钊*是根本不同性情的人。当陈独秀偏重于关心具体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时，李大钊就以偏重思辨哲学而著名。在他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时期，他就形成了一个似乎是中西因素奇特组合产物的含糊但意义重大的“体系”，人们可以发现这里李大钊重复了释迦牟尼和屈原**以及爱默生和黑格尔的思想。这个体系的要点体现在两篇文章《青春》［7］和《今》［8］中，它们写于不同时期，但说明的基本上是同一个主题。
*李大钊，1888年生于河北省，在北洋大学法律管理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后来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在刚回国时他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1918年毛泽东成为该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1920年他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这一时期，他帮助陈独秀和胡适编辑《新青年》，还帮助学生社团编辑《新潮》评论。1920年年底他与陈独秀共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后来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的实际领导人。1927年4月在苏联大使馆被张作霖的部队逮捕，并被立即处决。他曾经作为一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先驱者受到崇敬。
**屈原，楚怀王（前332—前295年）时的大臣，他是非常典型的忠臣。然而由于宫廷内的阴谋诡计，他受到怀疑并遭到流放。在长篇抒情诗《离骚》中，他倾吐了对天命和宇宙的不满。
李大钊说，“实在”是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连续变化。从绝对方面讲，这个实在的运动过程是一个绝对的过程。然而，从相对一面讲，实在表现为无数分立的现象（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万物”）。单个的人自然是相对的现象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像所有其他现象一样是短暂的。然而他的“自我”是绝对实在的一部分，因此“自我”是永恒的。“自我”是宇宙，宇宙即“自我”［9］虽然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地说明，但是这里暗示了这个绝对实在是绝对精神。贯穿实在的运动过程的是一个由此每个现象都走向它的反面的二重性原则。“于是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有吉即有凶，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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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李大钊的哲学完全在极其古老的中国思维方式范围之内。这里人们可以发现，尽管经常使用西方哲学术语，李大钊仍然是重复屈原、佛教、道教的思想。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李大钊与过去彻底决裂，爱默生鲜明的乐观主义及西方“先进的进化论”理论开始显露出其权威性。虽然上述实在的观点总是带有悲观意味，总是导致人的有限生命是毫无意义的信念，但是在李大钊看来，实在的观点开始与积极的乐观主义相结合。
虽然现象世界似乎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连续变化，虽然青年与老年，生与死似乎是彼此相继毫无意义的重复，但是它的中心，宇宙是永远年轻的。“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11］。这个永恒的青春超然于现象世界的所有变化。“盖天之行也以其动”［12］。
李大钊哲学另一个新奇的特点是他的时间概念。谈论“无穷变化”、“不停变动”的哲学通常否认现在时刻的存在。但是李大钊却说“有的哲学家说，时间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我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是有些道理”［13］。“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换句话说，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14］。正是在现在，宇宙的青春的精神不断实现自我更新。作为世界精神一部分的人类精神也在现在具有了自我再生和摆脱过去已死的梦魇的力量。这个哲学的乐观主义色彩，由于李大钊接受了先进的进化论的主张而进一步增强。宇宙不仅具有自我更新的力量，而且具有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在永远绚丽的“现在”自我更新的力量。
尽管这个思想大部分是受爱默生思想的启发［15］，仍然极为重要的是李大钊并没有抬高个人。对爱默生来说，世界精神的实现在于个人的活动，对于李大钊来说，个人的意义只存在于世界精神中。关于这一点重要的是，要注意李大钊是一名历史学教授，他略懂德国哲学史，他由此形成了与历史发展动力的个人作用观点相对的历史发展动力并非人的作用的观点。中国传统的思想与黑格尔的思想都为他从容地接受*主义思想的这个方面作了准备。
尽管李大钊的思想具有思辨的特质，我们依然很快发现，像陈独秀一样，当务之急———中国的困境对于他的触动比起寻找哲学真理对他的触动更直接。李大钊的全部哲学基本上是他对于指责中国是一个没有更大发展前途的僵死文明的言论的反驳。中华民族与所有民族一样，能够摆脱过去的梦魇，体验现在的新的青春。“吾之国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蔽者……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16］。
如何产生这种再生呢？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是含糊的，他没有像陈独秀那样致力于一个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他没有依靠个人或明确的社会经济方案产生再生，而是依靠历史过程本身。按照他的观点，中国当时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作为现代世界特征的所有巨变和战争，必定是一场中国必然参与其中的巨大的全球再生来临前的剧痛。由此，李大钊以一种热切期望的态度期待未来，代替了致力于寻找明确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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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通过对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比较，我们发现，他们在毫不妥协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期待西方理论上的指导，并且都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个指导。然而，当陈独秀在*和科学中找到中国问题———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明确的解决方法时，李大钊的思想依然停留在宇宙视角上，盼望某种宇宙解放的行动。我们毫不惊奇，李大钊是第一个接受十月革命的救世主启示的人。
扼要地，这就是1919年前陈独秀和李大钊思想的主要特点。然而，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1918—1920年期间他们思想的急剧变化，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他们生活的压抑的社会环境，以及外部局势的影响。因为必须强调，李大钊和陈独秀都不是悠闲的思想家，都没有时间也没有愿望深入思考终极问题。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抛弃了中国传统的解决方法而正渴望向西方寻求新的解决方法的、对自己国家的处境有着深刻责任感的人。因此，理解他们思想的发展（即使在哲学范围内）不能离开当时直接的政治环境。
至1919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变得日益明显，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共和国的思想、立宪的思想并没有使孙逸仙的后继者重整旗鼓，同时，也没有尝试在群众中宣传这些思想。袁世凯之死留下了权力真空，权力被转移到各军阀手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军阀操纵了全部立宪机构。正如陈独秀在1919年悲哀地写道：“*的假招牌虽然挂了八年，却仍然卖的是中华帝国的药，中华官国的药，并且是中华匪国的药。”［17］世界列强仍然继续侵蚀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而日本的“二十一条”充分说明了中国的软弱无能。同时，贪婪的军阀、地主、高利贷者的横征暴敛以及家庭手工业的衰落，造成农民阶级逐渐陷入贫困的深渊。
陈独秀曾经希望，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会摆脱积袭已久的惰怠，开始*与科学之路。［18］这个希望不久也破灭了。
正是在这个最令人沮丧的气氛中，列宁在俄国夺取了政权并宣布了他的救世主的启示。虽然在遥远的彼得格勒发生的事件在中国知识界立刻引起了震动这种说法是极其不准确的（特别是自从列宁最后胜利占领白宫之后就一直受到怀疑），但是有一个人，即李大钊立即响应了列宁的启示。
在李大钊1918年10月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19］，我们已经发现，他抓住俄国十月革命作为他正在等待的真正宇宙解放的行动。他解释说：“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是Bolshevi*的胜利……因此所有国家的界限，所有阶级的差别，所有自由的阻碍都将被打破。”［20］宇宙的永恒的青春精神通过这一行动摆脱了过去的陈迹。用他最喜爱的春、秋作隐喻，李大钊大声疾呼：“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21］
然而，有意思的是，虽然李大钊接受了俄国革命的救世主的主张，但他还不是一个任何严格意义上的*主义者。同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指出了“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纪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22］。换句话说，他依然认为历史过程是世界精神的运动，他依然没有将“黑格尔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用*的话说，他依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这点上他似乎没有认识到，接受布尔什维克的启示包含着接受它的学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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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对俄国革命的反应相对较慢，他太坚信他的*与科学的方案，以至于被发生在彼得格勒的事情弄得不知所措。由此，在刊登李大钊欢庆布尔什维主义胜利文章的同一期《新青年》上也刊登了陈独秀的一篇文章《克林德碑》［23］。似乎是在热切等待1918年巴黎和会休战协定期间，北京民众借此机会拆毁了为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而建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存在长期以来被爱国的中国人视为一种耻辱。陈独秀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他对此次事件及义和团运动本身的意义的看法，他说克林德碑的确是中国的一个耻辱，但是是中国人自己招致的耻辱。义和团运动背后的力量是道教的迷信观念，佛教超自然的幻想以及儒教权力主义者的奴性。不幸的是，这些力量仍然主宰着中国人的生活，并且仍然是进步的障碍。他总结说：“现在世上有两条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希望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24］当然，他在这里表达的观点与其说接近*，不如说更接近于伏尔泰，因为没有提及外来帝国主义无论如何是难辞其咎的———即没有试图进行“阶级分析”。像伏尔泰一样，陈独秀在他的国家传统文化明显缺陷中发现了他的敌人，并且像伏尔泰一样，他大声疾呼“我感到羞愧”。
虽然如此，对于俄国革命的兴趣在全部中国知识分子中逐渐深化。如果在立即接受俄国革命启示方面，李大钊是独自一个人，那么在对俄国革命兴趣方面，他不再是独自一个人。在一个长期以来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大国，由一小群人完成的历史巨变的壮观场面*———西方自己进攻自己的壮观场面———不会不唤起最广大范围内人们的最广泛兴趣。由莫斯科发起的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攻，不一定以它们影响西方保守者的同样方式影响传统思想的中国人。相反，有证据表明，它在许多人中引起了某些补偿的热情。*赞同西化的知识分子（除了一些如陈独秀那样更极端的代表之外），对西方既是所有启迪的源泉也是中国衰落的根源这样的事实感到极大的困窘。然而，现在有可能从一个西方的角度评价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西方。结果是，当孙逸仙卷入获取政治权力的实际斗争时，他不能不对列宁的成功特别感兴趣。有一些证据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真正建立之前，孙逸仙就领会了列宁的政治哲学。**
*中国人很早时候就表现出对俄国的兴趣。19世纪著名翻译家林纾将托尔斯泰的著作译成文言文，伟大的改良者康有为被彼得大帝的个性所吸引。特里悌亚可夫（Treti-akov）在他的《谈实话，一部中国的圣经》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俄国文学对20世纪初中国年轻人的吸引力。《新青年》上也有大量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及其他人的译著。这种特殊的吸引力无疑源于中国与俄国形势的某些相似性。中国的知识分子像俄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脱离农民群众及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俄国文学中所描写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完全直接地说到了他们心里。此外，两国都遭受了一大堆相似的政治弊病。因此，在俄国进行的任何重大的政治变革，无论它的性质如何，都不可避免地被思想上政治上鲜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兴趣予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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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他的《五四运动的评价》一文中，提到在俄国革命之后，最大的保守党进步党开始用社会主义的字眼攻击军阀。
**在俄国革命之前，孙逸仙就形成了他的政治教导理论中政府的杰出人物统治论观点，他主张“中国人几个世纪处在专制的统治之下，长期的精神奴役的痛苦不会立刻治愈。政治教导阶段在他们的头脑中去除这种落后的陈腐观念”。在这个教导时期，相当于列宁的“职业革命者”的是那些起到启蒙和创造作用的孙逸仙称为“先知者”的人。孙逸仙所说的“先知者”是像传说中疏通九河的大禹和修建长城的秦始皇那样的人。鉴于这些观点，毫不怀疑，即使在1923年会见俄国代表之前，孙逸仙就聚精会神地关注列宁的政治方法。列宁建立在群众支持基础上的党的纪律的概念以及精英分子革命的说法似乎正是孙逸仙概念中所缺少的。因此断言，早在陈独秀或李大钊之前，孙逸仙就把列宁主义当作一种政治组织方法来理解并不为过。据汪精卫说，在十月革命后，孙逸仙立即给列宁发去贺电。参见YasushiOkubo，ThirtyYearsofChineseCommuni*（1949Tokyo），。
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这种广泛兴趣最早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1918年春天在北京大学成立的*主义研究会。［25］李大钊很快认识到，人们完全忽略俄国革命救世主的启示可能依据的学说假说，就不可能接受俄国革命的救世主的启示。研究会就是在他的请求下建立的；同时，尽管陈独秀似乎并不积极参与研究会的活动，他仍然以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的身份对研究会给予了默默支持。研究会的成员主要是学生，其中许多人如张国焘和当时还是北大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毛泽东，后来都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开始时，研究会似乎只是它的名字所揭示的，是研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而变得如此重要的那个学说的研究会。刊登在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主义专号上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个专题讨论中不是充满了激烈的派别之争，而是充满了审慎和冷静的学术争论。李大钊在其中发表了《我的*主义观》，较之《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写作态度更冷静。他在文章开头坦率地表露了他研究*主义的动机，其文如下：“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主义’已经是僭越得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架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主义’为正宗。‘*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26］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会惊奇地发现，它基本是反*主义的。李大钊不愿放弃他的人类精神是人类历史中具有创造性的主导力量的观点。他没有把俄国革命本身当作人类精神的创造性潜能的明证来欢迎吗？他愿意承认经济因素在人类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除非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时伴随人类精神的转变，否则经济结构的变化将是毫无结果的。（他与*主义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本身将产生人类精神的转变的观点不同。）此外，在文章最后的分析中，李大钊指出，*主义本身是时代的产物。在19世纪前，宗教和政治是欧洲社会的主导力量。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制度的兴起，经济因素开始起主要作用，而宗教和政治被抛到背后，正是在这个社会环境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产生了，因而它们必然被认为是时代的产物，当历史进入新的时期，这些观点自然会被取代。简言之，这些就是直至1919年5月李大钊关于*主义的观点。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10)
在《新青年》*主义专号一期上刊载的其他文章，大多数是在客观地介绍*主义学说，其中许多在语气上是高度审慎的。人们从这些文章中很难得出*主义研究会的确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这样的印象。
简言之，我们发现，在五四运动爆发之际，李大钊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俄国革命救世主的启示，但是尽管他感到有责任研究这个启示的学说基础，他仍然没有接受它。而陈独秀虽然以极大的兴趣注视俄国革命的局势，他仍然固执地坚持他的*与科学的信仰。然而，1920年底，陈独秀、李大钊都坚定地站到了*列宁主义阵营，并且还有一群当时追求每一种令人信服的学说细节的学生弟子追随他们。
由此看起来，1919年至1920年的五四运动时期是他们思想发展最重要的时期。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时期在中国学生分子中积聚的民族主义火焰终于燃烧起来。北京政府对日本压力的妥协态度以及在凡尔赛威尔逊体系的暴露是最终引发一场抗议示威形式的激烈反抗运动的导火索。尽管我们说李大钊、陈独秀是学生一代的精神领袖，尽管他们经常被说成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仍然极为明显的是，他们在引起1919年学生一代爱国主义的反抗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小。正如我们看到的，虽然他们都为自己国家的问题全力以赴，但是他们都没有期待一个民族主义的解决办法。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继承者；是对纯粹民族主义热情并不敏感的思想传统的继承者。外来帝国主义始终是他们生存环境的一个抹不掉的特征，但是，他们都并不倾向于从帝国主义那里寻找中国困境的主要原因。陈独秀在他所有的著述中都暗示了如果西方能够剥削中国，那么中国自己要负责，西方的活力本身是值得模仿的良好品质。另一方面，李大钊总是从宇宙角度思考问题，寻找普遍的解决办法。他一直认为中国的再生一定是世界再生的一部分。的确，在欢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他明确表达了消除国家界限，建立联合的全人类的信念。
因此，我们所应看作的1919年学生一代爱国主义的启示源泉，不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人。*这一代总体上是与李大钊、陈独秀一代完全不同性情的。从总体上看，学生一代所受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很少，并且表面上学生一代更熟悉西方思想体系。他们不用继续与在陈独秀、李大钊著作中经常感受到的古典教育的情感纠葛作斗争。因此，他们更易于受到在欧洲特别是日本兴起的狂热的爱国主义热情的感染。
*《学生界应该排斥的日货》（《新青年》，第七卷，第二期）文章中，陈独秀特别指责民族主义情绪的学生过分的沙文主义，“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的观念，不懂得国家不国家。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的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的劣货（这班留学生别的学问丝毫没有学得，只学得卖国和爱国两种主义）。现在学界排斥日货的声浪颇高，我们要晓得这宗精神上的输入的日货为害更大，岂不是学生界应该排斥的吗？”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11)
事实上，作为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的陈独秀越来越深地卷入了他的学生们的民族主义行动中，以一种他一生中特有的道德勇气，在学生们与北京政府的冲突中坚定而忠实地支持学生们，甚至为他们被捕入狱。正是由于这件事以及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他后来以五四运动领袖而闻名。然而，事实上，就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和政治方面讲陈独秀称不上是领袖。或许说正是他的学生们的行动最终迫使他开始直面帝国主义的全部表象，并最终导致他拿起了列宁的武器。
然而，虽然迫使陈独秀倾向列宁的影响力在1919年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些影响力的作用被一股强大的反影响力———杜威的社会哲学延缓了。
罗素和杜威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方面绝非不重要的事件，这两个人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迪中的亲自出现，所产生的影响很难用“访问教授”的词语表达。虽然罗素的影响被证明是有限的和短暂的*，但是杜威教授**则如果不是在中国社会哲学领域，那么就是在中国科学哲学领域的思想史上留下了持久的影响。然而，确切地讲，正是这个社会哲学被陈独秀用来支持他的被大大动摇的*信仰。在“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演讲中，杜威教授概括了*的概念，它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陈独秀对这个词的任何理解。他立即意识到*没有在中国扎根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对整个概念的误解———误解也包括他本人。不久，在《实现*的基础》（1919年11月）一文中他虔诚地接受了杜威教授更为宽泛的*概念。
*伯兰特?罗素关于中国印象的描述见他的《中国问题》（Prob-lemofChina）。中国许多前卫的知识分子被他们所认为的卢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有用东西的荒谬倾向所激怒。
**约翰?杜威在北京停留期间的形象记述见他的LettersfromChinaandJapan（NewYork，1921）。他在北京期间作了如下演讲：1）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2）教育哲学；3）思维方法；4）我们时代的三位哲学家（伯克森、卢梭、詹姆斯）；5）关于伦理学。
陈独秀大声疾呼：“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将来都可以在中国大大的发展，所以我不灰心气短，所以我不抱悲观。”［27］如果*失败了，那么是因为中国人只是从上层统治阶级强加的政治制度方面考虑*。杜威充分说明了“法律产生事实的力量小，事实产生法律的力量大”［28］。*必须具有一种草根一样的社会基础，它必须是人们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必须从每个村庄、每个城市街区开始。只要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完全具备*态度，没有参与到*生活进程中来，有关内阁制、议会制甚至集权制度与联邦制度的讨论都是不现实的。对于那些连起码的人*权含义的概念都没有的政党，以及在共和招牌后继续搞专制主义老一套的军阀是不能寄予任何希望的。
在过去，中国在专制官僚政治统治下，它除了税收和司法职能外与人民很少有直接关系，政府这种薄弱控制的一个积极影响就是，它使得各种地方互助会和乡村互济会得以产生。虽然这些组织远比不上人*权的现代目标，但它们的确为中国的草根*提供了一些历史根据。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12)
这里我们注意到，在中国传统的公共机构中发现积极要素的倾向是陈独秀思想中一个相当新奇的特征，而这种倾向本身可以追溯到杜威教授更为公正地评价了传统的作用的影响，这个特征随着陈独秀转向马列主义而完全彻底地消失了。
杜威教授使陈独秀的注意力转向了经济*问题，由此陈独秀特别提议建立以每个村庄为单位的遍及全国的工业组织。在这些组织中，人民将最终享有自己的发言权，*将从这些组织扩大到政府的最高层。我们有些惊奇地发现，直到1919年12月陈独秀仍然没有认识到设立生产者和管理者分离独立的组织才是合理的。“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位都相差不远”［29］。在1920年年底才看出只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陈独秀，在1919年12月还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社会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
由此很明显，工人阶级的兴起并不是使陈独秀走向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因，然而，即使当陈独秀试图将杜威的公式用于中国的现实的时候，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反向力量已经开始产生影响。
与西方社会*主义的领袖不同，列宁在比较早的时期就开始致力于“落后地区”的问题。尤其作为一个从政治行动方面考虑问题的人，他意识到了世界“落后地区”初期的民族主义本身可以用作实现世界革命的力量。由此，他在1916年2月的“社会*”一文中写道：“我们不仅要坚决实行我们全部的最低纲领，而且要立即逐步开始鼓动目前尚处在沙俄压迫下的人民以及所有亚洲的殖民地和独立国家（印度、中国、波斯等等）起来反抗。”［30］当然，这一政策在列宁主义著名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可以找到其理论框架。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为中国知识分子展现了一幅庞杂的充满纷争的世界图景，在这一理论中，“落后地区”所遭受不幸的全部责任几乎都被归咎于国际金融资本。［31］1919年这幅图景的大致轮廓似乎足够简单了，一方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集团，另一方是代表了劳苦大众以及所有受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利益的工农苏维埃国家。1919年的世界图景似乎最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所发生的事件，难道同盟国在凡尔赛会议上没有联合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吗？难道苏联在加拉罕问题上没有完全站在中国一方吗？*
*不能低估加拉罕协定在中国产生的影响。1920年5月的一期《新青年》刊登了协定的翻译件以及来自全国各组织团体的赞同意见。见《对于俄罗斯工农政府通告的舆论》。这些组织有：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中华实业协会。在通告中加拉罕说：“我们不要仅仅援助工人，而且还要援助中国人民……每个民族无论大小都应该完全自治。我们宣布所有在革命前沙俄与中国和日本或同盟国签订的秘密条约从今以后全部废除。”然后，他特别指出废除所有给中国主权造成危害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从今以后放弃所有前沙皇俄国政府通过侵略方式获得的中国满洲以及其他地方的领土。……总之，从今以后我们放弃前俄国在中国获得的所有最惠国待遇……如果作为我们的通告的结果，中国人民希望成为自由的民族，摆脱巴黎和会上所安排的使中国成为第二个印度和朝鲜的厄运，那么我们热切地希望中国人民与苏联的农民、工人以及红军进行共同的事业，为自由而奋斗！”来自各组织的声明都充满了最热烈的感激，并且所有这些组织不顾各自的不同政见都一致公认，苏联的这一举动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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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甚至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信服了这个纷争的景象，把它想像为过去已死的幽灵与人类的自我新生之间的斗争。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也开始感到这个景象的强大吸引力。
杜威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已经清楚地表示他反对人类政治、经济难题的包罗万象的解决办法，他将人类经历看作是单个问题的海洋，明确指出对于人类问题唯一科学的方法是“依据时间、地点的要求寻找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然而，确切地说陈独秀向西方寻找的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解决方法。尽管他在《实现*的基础》一文中所概括的*方案的实现相反需要长时期的平淡而单调的工作，他还是希望“*与科学”具有西方技术的效用。它需要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按*的路线组织起来。还需要知识分子完全的自我奉献精神，在没有希望立刻得到引人注目的结果的情况下甘愿尽到一种适当的职责。它是一种陈独秀和他的学生们都没有准备承担的职责，也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没多少先例的职责。事实上，列宁主义也要求到群众中去，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指引许多青年学生投身事业献出生命。然而，它给予俄国知识分子的是在充满即将如愿以偿的希望氛围中承担引人注目的领导者的职责，它要求知识分子去鼓动群众、组织群众，然后领导由此形成的组织。后来孙逸仙发现，“深入到群众中去”的模式与他的精英主义主张不谋而合。1920年12月陈独秀的一段陈述大意是说“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32］。表明在这一点上他清楚地理解了列宁主义的含义。不必赘述，像列宁一样，陈独秀意识到社会革命必须以政治革命为先导。
刊载了陈独秀《实现*的基础》一文的同一期《新青年》，也记载了他思想转变的第一个迹象。陈独秀在对时局的各种评论中，大声疾呼：“都是说Bolshevik扰乱世界和平，天天在那里侵略弱小国家的土地利益的各强国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反对Bolshevik的渥木斯克政府，居然无理拿大炮来打我们的军舰，又拿中俄条约来抗议蒙古取消自治，恐怕正是反对Bolshe?鄄vik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33］对列宁主义的世界图景的深切感受不久抹去了杜威影响的所有痕迹。
1920年9月陈独秀已经完全接受了*列宁主义，标志李大钊接近*主义学说的那些哲学困惑也不再是他实现最后跨越的障碍。“*与科学”失败了，杜威教授的方案需要数年自我奉献的单调工作才能实现，即使那样也没有任何全部如愿以偿的希望。最后，这里是一幅激烈的纷争的对抗与完全如愿以偿的希望交织在一起的生活图景。更重要的是，它所面对的戏剧情景是一幕全球的戏剧情景，最终将中国带入世界历史的舞台。
促使陈独秀走向*列宁主义阵营的局势和环境同样也帮助了李大钊在有关*主义问题上战胜了最后的犹豫。然而，在1919年12月发表在《新潮》评论上的一篇题为《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文章［34］中，我们仍然看到李大钊的思想矛盾的迹象。在文章中李大钊试图将他的人类良知力量的狂热信仰与*主义学说调和一致。他重申他的信仰“道德心的存在却是极明了的事实，不能不承认的”，以及“我们心中自然而然发出一种有权威的声音”［35］。然而，道德情感的来源不必追溯到任何超自然的本源，而是存在于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本能之中。由此他以他的特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这是一个与赫胥黎的观点以及其他欧洲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激烈对抗的观点）解释了道德情感的起源。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14)
然而，虽然道德情感本身可以用“达尔文主义”来解释，但是各种各样的伦理系统的明确内容只有用生产方式的变化才能解释。人的确可以做事没有责任感，但是他对于他的责任的概念是由他生活的经济制度决定了的。
正是在这个观点上，李大钊最终与*达成一致。当然严格地说，*主义并不否认道德情感的存在与宗教和艺术一样，道德也属于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但是强调在一定社会中传播的道德观念实际上是那个社会行动的依据，则是忽略了*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即在前社会主义社会中人自身异化的概念。在前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全部意识形态活动的作用就是使人看不到自身的真实存在。由此，儒家道德并不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行动的有效依据，而是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它用来掩盖行动的真正本质。
李大钊由于在生物学领域而不是在社会学领域寻找他的道德情感的基础，从而更进一步背离了*主义。尽管*喜欢在他的概念与达尔文的概念之间寻求比较，他仍然并不接受达尔文主义者用生物学术语解释社会现象的倾向。意大利*主义理论家拉布里奥拉（Labriola）明确地攻击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社会现象的解释派（出自《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一文）。社会事件的解释必须在社会环境中寻找。
接受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救世主的启示而自愿与*主义达成一致之后，李大钊可以毫无顾忌地尽情宣称自己是*列宁主义者了。在他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36］一文中，他宣布自己的彻底转变。尽管有学术性标题，这篇文章背后仍充满了一种愤怒和反抗的思想。虽然《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是他对新生力量的热情欢迎，但这篇文章代表了他对所有恶势力的彻底否定。和陈独秀的情形一样，1919年和1920年的局势（国内的和国外的），使他内心极度痛苦，以至于抛弃所有的保守思想。
当时李大钊坦白地说，所有前*主义的历史理论都是统治阶级用来迷惑人民的工具，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为我们提供了未来新生活的可能性。他并不试图将这个新的思想观念作为一种欺骗手段与新近宣称的人类良知自由的信仰相调和。他并不试图回答他在1918年表述的有关*主义的疑问。由于他已经将自己与新生力量联系在一起，他就不由自主地接受了有关这些新生力量的学说。
在讨论李大钊、陈独秀转向*列宁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我至此还没有讨论中国劳工运动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对一些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遗漏。当然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工业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并且随之而来的是工人阶级的异军突起。我也知道五四运动伴随的是中国工人阶级自觉性的成长，工人阶级产生之时正值世界上“工会主义”运动高度发展，正值赞扬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哲学在全世界盛行，因此，从产生之日起它就受到这些影响。我们还知道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中国劳工就是它的庞大的跟随者，然而，仔细阅读李大钊、陈独秀的著作，看不出中国工人阶级兴起本身是他们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更准确地说，是列宁主义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中国工人阶级而不是中国工人阶级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列宁主义。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发表之前李大钊从未提到这个问题，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陈独秀直到1919年12月还认为产业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这并不是暗示陈独秀、李大钊在1920年之后对中国产业工人悲惨生活状况的关注是不真实的；然而，它确实表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外来思想的根基。*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15)
*1920年5月的一期《新青年》几乎完全是劳工问题的专题，其中刊登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一文以及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的讲话。陈独秀在讲话中要求劳动者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并且准备管理社会。列宁主义的影响由此看来十分明显。
在转向*主义阵营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带动了他们所有的学生，毫无疑问这些学生都是受到他们绝对知识权威力量的影响的，在他们直接影响下的人中有张国焘、瞿秋白、李汉俊、毛泽东和周佛海，这些人都在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我们试图追寻其中一些人在五四运动酝酿时期的思想发展时，我们发现，他们轻信有说服力的每种学说。我发现，当时俄国文学专业的学生瞿秋白翻译了托尔斯泰的著作［37］，周佛海的确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实际是英国式的工会社会主义者，他说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用新的官僚政治蒙骗长期饱受官僚主义之苦的中国民众，至于*主义，他认为它是单方面的唯物主义，并且赞成伯恩斯坦对*主义学说的修正。［38］据毛泽东自己讲，像一些在法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曾经一度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李大钊喜欢的学生之一张国焘，是李大钊在中国*主义研究会早期的合作者，并跟随他的老师转向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馆员，处于学术活动边缘的毛泽东深受这位导师的巨大影响，李大钊无疑是他接触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推动力。*
**参见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151页。也好像是毛泽东当时受到了波及很广的联省自治运动的很大影响。在组织和领导方面都活跃的湖南“新民学会”的纲领中一个目标就是湖南“独立”。李昂在《红色舞台》一书中指出，甚至到1921年毛泽东仍然是一个狂热的湖南爱国者，他喜欢将湖南在中国的作用与普鲁士在德国的作用相比较。
*毛泽东承认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他的决定性影响，他说：“在李大钊手下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的时候，我很快对*主义产生了兴趣，在这方面的许多兴趣也得益于陈独秀……陈独秀坚定的信仰在或许是我一生中的重要时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SeeEdgarSnow，RedStarOverChina，，NewYork，1938.
被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权威带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人不久就与运动发生了矛盾。另一些人如毛泽东不久证明他们自己比李大钊或陈独秀能更好地理解作为严格行动纲领的列宁主义的含义（也可以这样说孙逸仙）。然而，毫无疑问李大钊和陈独秀确是中国的*主义—列宁主义之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那么，回顾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发展我们看到他们从自觉的反传统倾向出发，都向西方寻找真理。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他们都倾向于那种提供包罗万象的万能的解决方法的世界观。李大钊含糊但乐观的思辨哲学的观点为他接受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救世主的启示作了准备，而随后局势使他的信仰达到如此坚定的程度，以至于他不久实现了与所有哲学保守思想的决裂。陈独秀将他全部希望寄托在自由的*与唯物的科学的结合上。然而，他的热情，急躁的天性，不久就因“无神的共和主义”的无法实现而受挫。他的挫折曾经一度归结为约翰?杜威的*概念的宽泛定义。然而杜威的单调的渐近的方案，不能以其单纯的二元论和对革命知识分子引人注目职责的许诺长时间地抗拒列宁主义世界图景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纷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16)
**毛泽东在他的官方传记中提到他曾经对埃德加?斯诺说：“从这时起（1920年）我越来越相信，只有在群众行动中产生的群众的政治力量才能实现革命性变革。”毛泽东在这里没有提到列宁主义政治行动准则的唯一一个重要因素，即群众的行动必须由一个高度训练有素的党的精英分子领导。
由此，正确的说法是*主义是在救世主的启示以及列宁的具体政治纲领之后进入中国的。
［1］陈独秀在给主张社会主义的记者的回信中，特别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不适合一个像中国这样非工业化的国家。见《通讯》（《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
［2］《*恩格斯选集》，第2卷，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BenjaminSchwartz，“BiographicalSketch，Ch’enTu-hsiu，Pre-CommunistPhase”，PapersonChina，HarvardUniversity1948，Ⅱ，
［4］Ibid.，，
［5］Ibid.，，
［6］Ibid.，，
［7］参见《新青年》，第二卷，第一期。
［8］参见《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
［9］参见《新青年》，第二卷，第一期。
［10］［11］［12］《新青年》，第二卷，第一期。
［13］［14］《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
［15］多处明确提到爱默生。
［16］《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
［17］《实行民治的基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430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
［18］参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一期。
［19］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他的另一篇文章《庶民的胜利》，表达了同样的主题。
［20］《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5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1］同上书，603页。
［22］《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595页。
［23］［24］陈独秀：《克林德碑》（），见《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
［25］HatanoKanichi，SaikinShinaNenkan（NewChinaYearbook）（Tokyo，1935），
［26］李大钊：《我的*主义观》，载《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
［27］《实现*的基础》，载《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
［28］［29］《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
［30］See，D*idShub，Lenin，ABiography（NewYork，1948），
［31］参见《列宁选集》，2版，第2卷，730～8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2］《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
［33］《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
［34］载《新潮》，第二卷，第二期，1919年12月。《新潮》评论是北京大学学生出版的刊物，它存在时间虽短但影响很大。在五四运动高潮时期任编辑的是傅斯年。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17)
［35］同上书，207页。
［36］参见《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
［37］参见《解放与改造》，第五卷，第二期，1920年3月。
［38］参见《解放与改造》，第二卷，第一期，1920年1月。又见第七期，1920年4月。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1)
当陈独秀已经完全献身*—列宁主义的时候，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在这个献身中所涉及的令人困惑的问题。曾经令整个一代俄国*主义者困惑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不可避免性”的全部问题，曾经长期困扰列宁的如何对待民族因素的问题，对陈独秀来说似乎是并不存在的。毕竟，确切地说是逃避了曾经如此强烈地吸引他的作为所有恶的根源的资本主义与作为所有善的前兆的社会主义之间明确的对立所导致的复杂性。
由此，在1920年6月，我们发现陈独秀直言不讳地说：“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以外，劳动者的国家都还压在资本家的国家底下。”［1］这段陈述表明，陈独秀并不知道列宁正在竭尽全力将“落后”地区的民族主义热情投入到世界革命中去。
陈独秀有关资本主义阶段及资产阶级作用的观点同样是简单的。
在1920年后半年，罗素和一名中国年轻的记者张东荪，在上海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中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们主张中国所有灾难的根源在于贫穷和生产力低下，这只有通过工业化而不是通过“空谈主义”［2］才能够缓解，然而，许多人可能站在伦理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看起来好像是只有资本主义才可以实现这样的工业化。
这些争论激怒了陈独秀和他的年轻弟子。他激烈地反驳道：“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市场，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建教育、工业。在资本主义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3］他拒绝对剥削的外国资本主义与进步的民族资本主义加以区别，他说：“资本主义果然是好的，无论中外都应该欢迎；若是坏的，无论中外都应该反对……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的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4］
虽然如此，陈独秀的对手迫使他面对*主义中的“资本主义阶段”问题。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5］他的对手还迫使他不情愿地承认：“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吾党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6］
由此我们发现，在服从第三国际教导之前的这个短暂时期里，陈独秀的观点最好被说成是“原始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在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出现之前，陈独秀应原本是一个本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只是缺少托洛茨基天才的理论推理。只是想到资本主义的暗无天日，他才献身了社会主义，只是对被迫区别外国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感到恼火，他才献身了普适的、救世主的信条。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2)
在情感上说，陈独秀的基本观点与列宁的基本观点很接近，或许并不为过，列宁的一生都在与对他自身*主义正统信仰的诘难作斗争。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列宁赞成陈独秀对中国和俄国做简单比较的尝试。尽管高度赞扬了落后地区活跃的潜在力量，列宁仍然倾向于在总体上把沙皇俄国———一个资本主义已有所发展，人数少但充满活力的无产阶级已经出现的世界帝国———与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现代产业工人阶级如果不是根本也是几乎不存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严格区分开。在1912年，列宁还在嘲笑对中国跨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看法同样感兴趣的孙逸仙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7］。然而在十月革命之后，当列宁焦急地搜寻地球上世界革命迹象的时候，他的看法开始变化了。十月革命对亚洲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深远影响，以及在印度和中国工业化社会制度的最初迹象，正在唤起其他可能性的希望。由此，虽然在1920年6月《论殖民地与*》文章中还承认“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8］，但是过了一个月，在听取了印度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罗易乐观的报告后，列宁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如果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宣传，各国苏维埃政府尽自己的能力给它们帮助，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9］然而，将要注意的是，这种可能性是基于假定“苏维埃政府”已经存在的基础上的，或换句话说，是基于假定世界革命已经在拥有大城市的几个国家取得成功的基础上的。阐述了这种可能性之后，列宁又回到了他的论题，在半殖民地地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派结成临时同盟，但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10］。这个看似清楚的论述在随后的几年中围绕“暂时的”、“独立的”这些词的含义出现了多种解释。然而，无论这个论述多么意义含糊，它都很难证明陈独秀对于中国完全自由地选择走资本主义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是正确的。
如果陈独秀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仍然阻碍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困难，那么他同样没有意识到党在列宁主义体系中的作用。在陈独秀1920年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他与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激烈辩论，却很少讨论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毕竟，陈独秀和他的弟子们都不是过着俄国式的职业革命者的生活，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应该起到的作用还需要一些时间。正是在第三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优林和马林的帮助下，陈独秀和他的弟子们才开始对列宁主义党的组织的概念有所了解。
当陈独秀于1919年离开北京的逆境前往上海更自由的环境时，他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在上海也和在北京一样，五四运动在知识分子中激起了狂热的行动，来自西方的每一种令人信服的“先进的”学说在上海知识分子中间都会找到一派支持者。陈独秀由于在北京五四运动中的英勇表现而极大地提高了的威望，不久就使他成为上海这座城市里知识分子生活的中心。若干无政府主义者、孙逸仙的追随者知识分子戴季陶，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不久都聚集到他周围。［11］陈独秀与他们进行口头上的辩论，但似乎很愿意在实际中与他们共事。他的观点很明确，“有良心的学者”所面临的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12］他似乎愿意与所有那些赞同这个观点的人共事。由此，我们发现，陈独秀最终于1920年8月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主义者甚至“反儒家学者”组成的松散集合。［13］在北京对党组织的含义比陈独秀可能知之更少的李大钊也组织了一个由6名无政府主义者和2名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劳动小组。*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3)
*《中国共产党简明史》，出自《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第二卷分册，4页。这些是1927年张作霖在搜查苏联使馆时没收的文件。虽然经常指责所有这些文件都是伪造的，但是对其中一些文件仔细调查并没有证实这个说法。凡是能够用其他记述核实“简明史”的记述的地方，每一处都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然而，1920年6月一个新的因素出现了，即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的出现。魏金斯基被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到中国，他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并且被李大钊介绍给了在上海的陈独秀。魏金斯基在上海建立了他的总部，并且立即开始了建党的任务。完全可以设想，与陈独秀的多次会面魏金斯基都是为了向他解释共产党不是致力于组织劳工的一般性任务的“有良心学者”［14］的某种松散集团。虽然如此，最终在魏金斯基的财政支援下于8月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十分模糊不清的集团。这种对最反列宁主义的非正统的宽容可能反映了魏金斯基可以将这些盲目的、年轻的激进分子中许多人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想法，不然它可能只反映了外国人没有能力辨别一群中国年轻的激进分子观点上的细微差别。
例如，我们发现这些年轻人之一———孙逸仙的亲密合作者戴季陶———甚至在1919年陈独秀转变之前就接受了*主义。他与另一名孙逸仙的亲密合作者胡汉民都在1919年年底开始在国民党的机关报《晨社》上发表有关*列宁主义的文章。*然而，他们是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接受*主义的。正是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民族主义的含义，由于它适合中国，才将他们吸引过来。正是列宁主义关于一个掌握权力的、训练有素的精英群体的主张，使孙逸仙的杰出人物统治论理论明确化，才吸引了他们。1920年2月戴季陶指出“至于说到‘革命事业’非是要革命者的团体成为有力的团体不可。……这就是二十世纪‘科学的组织之革命军’”［15］。对戴季陶、胡汉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获得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国家。由于冲淡了阶级斗争因素的重要性，他们真正感到马列主义可以作为他们民族主义方案的思想基础。［16］
*1919—1920年期间出版的一期《改造》刊载了戴季陶和胡汉民大量关于*主义的文章。这里我们找到了中国和日本现代思想独特特点之一的保守主义*这种特殊现象的起源。虽然1919年10月的文章《用*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发现*列宁主义先兆的开拓性尝试，但是1919年11月胡汉民的《历史唯物观批判之批判》一文比我们能够在李大钊或陈独秀的著作中所能发现的任何论述都更彻底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从这个基础出发，戴季陶有可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甚至与陈独秀合作在青年团中成立一个“*主义研究小组”。然而，正是在此时共产国际开始宣布其领导地位，陈独秀与戴季陶之间出现了分裂。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戴季陶片刻也不能容忍外来力量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干涉。鉴于这个观点，戴季陶由“共产主义者”到极端的“*产主义者”的转变似乎并不像表面上所表现的那样彻底。重要的是，戴季陶后来与共产主义者的一些辩论仍然使用了*列宁主义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4)
无论如何，在魏金斯基的指导下，陈独秀的知识进展很快。1920年9月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在明确的共产主义思想基础上成立真正的共产党。［17］清除不同意见者的工作开始了。由于在不同意见者中最不服从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我们发现在1920年年底和1921年年初，陈独秀的著述多数是针对这些否认“强权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18］的年轻人的。至1921年5月，陈独秀对这些年轻人令人恼火的反对意见越来越不耐烦，以至于他大声疾呼：“近来青年中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是西洋的安那其，我始终认定是固有的老庄主义的复活，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19］由于对陈独秀来说，没有什么比中国人生活中道家的清静无为的传统更令人讨厌的了，因此这个指责足以反映出他的憎恶。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他轻易相信善心的精英分子本身可能反映了他如此坚决否认的儒家传统的影响。或许害怕国家权力的无政府主义，本质上将在中国保持一种孤立的发展，而相信掌握在“适当人手里”的国家权力能够将人们带入一个美好的社会的*列宁主义，将赢得广泛和持久的认可的事实本身就反映了中国人生活中儒家思想传统的恒久影响。
在与罗素的追随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民族主义者及其他一些人激烈的争论中，最终涌现了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核心。在1921年初，陈独秀接到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邀请，为他所占据的广东省改组教育制度。陈独秀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在广州进行建党的组织活动，并且很快就组成了一个以陈公博和谭平山为中心的党小组。在北京，李大钊也组成了一个类似的小组，其中包括张国焘、何孟雄、罗章龙和邓中夏这些后来的著名人物。在湖南省，由于大量的组织活动而颇有些声誉的毛泽东，据他自己讲，早在1920年冬季就在*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影响下开始致力于组织劳工的活动。［20］
至1921年7月，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南表面上有了共产党，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创造了条件。由少数人参加的这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秘密召开。然而，会议的讨论被租界巡警发觉而中断，会议代表转移到南湖船上结束了剩下的任务。这次代表大会没有保存下来任何记录。［21］
当我们查看与会者的名单时［22］，我们有些震惊地发现，即使这个人们坚信不疑的共产党员的核心中仍然包括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名字，后来证实他们接受*列宁主义的动机与其说接近陈独秀那些人，不如说更接近戴季陶那些人。
此外，我们有一份*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的报告，如果它是可靠的，它将表明这个共产主义的坚强核心仍然是十分表面的。这个报告指出“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陈独秀提出的必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提议被认为有些过于激进……李汉俊的建议与众不同，主张派代表去德国和俄国考察德国和俄国革命相关的优点。他得到了陈公博等一些人的支持”［23］。此次大会上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甚至没有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5)
由此看来，这些年轻人中许多人信奉共产主义仍然是非常暂时的和表面的事情。他们仍然是五四时期的年轻人，试验各种学说但没有笃信一个。他们以先前接受基尔特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或博爱理论的同样的态度接受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加拉罕提议以及由十月革命而在世界范围内激起的救世主的希望，只是营造了一种有利于接受共产主义学说的情感氛围。只有通过艰苦实践，他们才会明白在思想和行动上全部信奉的含义以及铁的纪律的含义。
颇为重要的是，从后来事件来看，毛泽东可能是这些早期党员中少数几个凭借经验意识到列宁主义是一种组织方法，而不单纯是另一种学说的人中的一个。虽然他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接触使他了解了*主义学说，但是他在湖南组织活动的经验使他认识到“只有在群众行动中产生的群众的政治力量才能实现革命性变革”。当然，这个见解是列宁主义方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单纯为实现革命性变革———而是为获得权力。
然而，尽管党的建立者们的思想各式各样，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仍然标志着他们在知识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在俄国顾问帮助下，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他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当时开始明确为一个政治实体。据波多野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党的组织问题，成立了党的机构以及由陈独秀任书记的中央委员会。［24］然而，党自己制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劳工同盟。虽然我们发现在有关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必要性上有些含糊，但不容置疑的是，陈独秀把组织劳工看作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因为工人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所以其他所有的都是次要的。
邓中夏在《中国工人运动简史》一书中指出，在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党成立了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目的是组合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出现的所有分散的、松散的劳动团体。［25］
1922年的事件表明，在建立了行动纲领和“到群众中去”的路线之后，陈独秀这位昔日的大学教授和他的学生追随者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党的这个任务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铁路工人工会中的迅速扩大，由年轻的天才组织者李立三在汉冶萍铸造厂组织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工会，以及“劳动组合书记部”在5月于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赢得的领导地位，一定完全出乎意料地保持了陈独秀的希望。
当然，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组织中国产业工人的时机已经成熟。事实也确实如此，正如后来事件所证明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稍后建立的全国总工会都没有他们壮大的外表所显示的那样紧紧抓住中国工人。邓中夏抱怨，党对工人的直接影响甚微，由于工人还没有准备好加入共产党，党在吸收工人党员上努力甚小。由此看来，“书记部”是附加在工人身上的一个工具———一个只要它能为工人赢得好处，就会受到欢迎的工具，只是一个与工人没有多少密切联系的工具。［26］
然而，在1922年，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巨大的工人运动高潮。陈独秀可以自由地沉浸在他的社会主义提前实现的美丽梦想中，如果任他自行其是，那么陈独秀将继续尽他作为一名党员的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唯一的使命，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6)
［1］《对于时局之我观》，载《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
［2］《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载《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
［3］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见《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
［4］同上。
［5］陈独秀：《国庆纪念的价值》，见《新青年》，第八卷，第三期。
［6］陈独秀：《对于时局之我观》，见《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
［7］Lenin，W.“DemokratieundNarodniktuminChina，”AusgewahlteWerke（Berlin，1937），Ⅳ，321.
［8］列宁：《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见《列宁全集》，2版，第39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同上书，233页。
［10］《列宁选集》，2版，第4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方路：《清算陈独秀》，引自《陈独秀评论》（1933年北京），66页。
［12］《社会的工业之与良心的学者》，载《新青年》，第八卷，第三期。
［13］方路：《清算陈独秀》，引自《陈独秀评论》（北京1933），66页。
［14］HatanoKanichi，SaikinShinaNenkan（NewChinaYearbook）（Tokyo1935），
［15］《致陈竞存论革命的信》，《建设》，第二卷，第一期。
［16］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建设》，第一卷，第二期。
［17］HatanoKanichi，SaikinShinaNenkan（NewChinaYearbook）（Tokyo，1935），
［18］《谈政治》，载《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
［19］陈独秀：《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1921年5月1日），见《独秀文存》，611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20］斯诺：《红星照耀中国》，155页。
［21］HatanoKanichi，AjiaMondaiKoza（LecturesonProblemsofAsia）（Tokyo，1935），Ⅱ，
［22］HatanoKanichi，AjiaMondaiKoza（LecturesonProblemsofAsia）（Tokyo，1935），Ⅱ，波多野列举了陈公博、包惠僧、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董必武、陈谭秋、毛泽东、何叔衡、周佛海、汪精卫和邓恩铭的名字。几乎同一时间，周恩来、蔡和森和李立三在法国成立了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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