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你怕会有人
悄悄地偷走你的心?
青蛙们也嘶着粗野的歌喉随声和唱，女孩子唱了一支又接着一支，直到晚风带来寒意，大家才意识到夜色已深。于是我们弃舟登岸，在斜泻而下的月色中踏着遍沾露珠的草地回家。
时间在不知不觉间飞逝，两个礼拜的愉快生活旋告结束。我向朋友们道别，搭了一辆火车去旧金山。邮船慢慢离开金门海口时，我站在甲板上望着东方，心里念念不忘在纽约的朋友们。再会吧，朋友们!再会吧，美国!
回到上海时还是夏天。离开九年，上海已经变了。许多街道比以前宽阔，也比以前平坦。租界范围之外也已经铺筑了许多新路。百货公司、高等旅馆、屋顶花园、游乐场、跳舞场都比以前多了好几倍。上海已经追上纽约的风气了。
离开祖国的几年之内，上海的学校也增加了好几倍；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所有学校的经费都是由私人或中国政府负担的。少数例外的学校是多年以前公共租界当局兴办的。自从这些落伍的学校在几十年前创立以来，租界当局的收入我想至少已经增加百倍。但是还让中国人永远无知无识罢——这样，控制和剥削都比较方便。
年轻女孩子已剪短头发，而且穿起高齐膝盖的短裙，哦!对不起，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指她们穿了仅到膝头的旗袍，当时流行的式样就是如此。当时中国摩登女子的这种衣服是相当有道理的，从肩到膝，平直无华，料子多半是绸缎，长短随时尚而定。这原是满洲旗人的长袍，于清朝进关时男子被迫而穿着的，满清覆亡以后也被汉家女子采用，因此称为"旗"袍。
到处可以看到穿着高跟鞋的青年妇女。当你听到人行道高跟皮鞋的急骤的笃笃声时，你就知道年轻的一代与她们的母亲已经大不相同了。过去的羞怯之态已不复存在。也许是穿着新式鞋子的结果，她们的身体发育也比以前健美了。从前女人是缠足的。天足运动是中国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开始于日俄战争前后，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进展始终很慢。我想高跟鞋可能是促使天足运动迅速成功的原因，因为女人们看到别人穿起高跟鞋婀娜多姿，自然就不愿意再把她们女儿的足硬挤到绣花鞋里了。
男子已经剪掉辫子，但是仍旧没有舍弃长衫，因为大家已经忘记了长衫本来就是旗袍。穿着长衫而没有辫子，看起来似乎很滑稽。但是不久之后，我也像大家一样穿起长衫来了，因为无论革命与不革命，旗袍究竟比较方便而且舒服。谁也不能抵抗既方便又舒服的诱惑，这是人情之常。
也有一些人仍旧留着辫子，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不出剪辫子有什么好处。辫子已经在中国人头上养了两百多年，就让它再留几百年也无所谓。任何运动中总不免有死硬派的。
在美国时，我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美国的东西。现在回国以后，我把办法刚刚颠倒过来，喜欢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东西，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
我可怜黄包车夫，他们为了几个铜板，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尤其在夏天，烈日炙灼着他们的背脊，更是惨不忍睹。我的美国尺度告诉我，这太不人道。有时我碰到一些野兽似的外国人简直拿黄包车夫当狗一样踢骂——其实我说"当狗一样踢骂"是不对的，我在美国就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踢过狗。看到这种情形，我真是热血沸腾，很想打抱不平，把这些衣冠禽兽踢回一顿。但是一想到支持他们的治外法权时，我只好压抑了满腔气愤。我想起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懦夫!"我的美国尺度在讥笑我。"忍耐！"祖先的中国尺度又在劝慰我。大家还是少坐黄包车，多乘公共汽车和电车罢!但是这些可怜的黄包车夫又将何以为生?回到乡下种田吗?不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力。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身强力壮的去当强盗，身体弱的去当小偷，身体更弱的去当乞丐。那末怎么办?还是让他们拖黄包车罢!兜了半天圈子，结果还是老地方。
那末就发展工业，让他们去做工吧。但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工业又无法发展。农村里农夫过剩，只要军阀们肯出钱，或者肯让他们到处掳掠，这些过剩的农夫随时可以应募当兵，在这种情形下，欲求政府稳定势不可得。因此发展工业的路还是走不通。
租界公园门口的告示牌已经有了改进，"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禁条已经修改为"只准高等华人入内"。甚至一向趾高气扬的洋人，也开始发现有些值得尊重的东西，正在中国抬头。
关于上海的事，暂时谈到此地为止。
上海这个华东大海港和商业中心，现在已经与向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和杭州由铁道互相衔接。由上海到苏州的铁路再往西通到南京，在下关渡长江与津浦铁路衔接，往北直通天津和当时的首都北京。上海往南的铁路止于杭州，尚未通到宁波。
我的家乡离宁波不远。宁波虽是五口通商的五口之一。但是始终未发展为重要的商埠，因为上海迅速发展为世界大商埠之一，使宁波黯然无光。宁波与上海之间有三家轮船公司的船只每夜对开一次；两家是英国公司，第三家就是招商局。许多年前我父亲曾经拿这些轮船作蓝本，打造没有锅炉而使用手转木轮的"轮船"，结果无法行驶。我从上海经宁波还乡，与我哥哥搭的就是这种轮船的二等舱。
事隔二十年，乘客的生活无多大改变。过道和甲板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一伸脚就可能踩到别人。我们为了占住舱位，下午五点钟左右就上了船。小贩成群结队上船叫卖，家常杂物，应有尽有，多半还是舶来品。水果贩提了香焦、苹果，和梨子上船售价。我和哥哥还因此辩论了一场。哥哥要买部分腐败的水果，因为比较便宜。"不行，"我说，"买水果的钱固然省了，看医生的钱却多了。"
"哈，哈——我吃烂梨子、烂苹果已经吃了好几年，"他说，"烂的味道反而好。我从来没有吃出毛病。"他随手捡起一个又大又红，然而烂了一部分的苹果，咬掉烂的一部分，其余的全部落肚，我耸耸肩膀，他仰天大笑。
天亮前我们经过宁波港口的镇海炮台。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时镇海炮台曾经发炮轰死一位法军的海军上将。
天亮了，码头上的喧嚷声震耳欲聋。脚夫们一拥上船拼命抢夺行李。一个不留神，你的东西就会不翼而飞。我和哥哥好容易在人丛中挤下跳板，紧紧地钉在行李夫的背后，唯恐他们提了我们的东西溜之大吉。
宁波几乎与九年前一模一样。空气中充塞着咸鱼的气味。我对这种气味颇能安之若素，因我从小就经常吃咸鱼。宁波是个鱼市，而且离宁波不远的地方就盛产食盐。我们跟着行李夫到了车站，发现一列火车正准备升火开往我的家乡余姚。沿铁道我看到绵亘数里的稻田，稻波荡漾，稻花在秋晨的阳光下发光，整齐的稻田在车窗前移动，像是一幅广袤无边的巨画。清晨的空气中洋溢着稻香，呵，这就是我的家乡!
火车进余姚车站时，我的一颗心兴奋得怦怦直跳。我们越过一座几百年前建造的大石桥，桥下退落的潮水正顺着江流急泻而下。从桥洞里还可以看到钓翁们在江边垂钓。这桥名曰武胜桥，意指英武常胜。因为四百年前当地居民为保卫余姚县城，曾与自日本海入侵倭寇屡次在桥头堡作战。这些倭寇大家都认为就是日本人。
我们跑进院子时，秋阳高照，已是晌午时分。父亲站在大厅前的石阶上，两鬓斑白，微露老态，但是身体显然很好，精神也很旺健。他的慈祥眼睛和含笑的双唇洋溢着慈父的深情。我兄弟两人恭恭敬敬地向他老人家行了三鞠躬礼。旧式的叩头礼在某些人之间已经随着清朝的覆亡而成为历史陈迹了。
父亲已经剪掉辫子，但是仍然穿着旧式布鞋。他说话不多：在这种场合，沉默胜似千言万语。我们随即进入大厅。直背的椅子靠墙很对称的排列着，显见他的生活方式仍然很少改变。正墙上悬着镶嵌贝壳的对联，右联是"海阔凭鱼跃"，左联是"天空任鸟飞"。对联的中间是一幅墨竹，竹叶似乎受秋风吹拂，都倾向一边。这一切很可以显示一种满足的，安静的，而且安定的生活。
大厅后面有一个小院子，长方形的大盘子里堆砌着山景，因此使高墙围的院子里凭添山水之胜。小寺小塔高踞假山之上，四周则围绕着似乎已历数百年的小树。山坳里散坐着小小的猴子，母猴的身旁则偎依着更小的小猴，这些微小的假猴显得如此玲珑可爱，我真希望它们能够变成活猴一样大小而跳进我的怀里。小寺小塔之外还有一个小凉亭，亭边长着一丛篁竹。假池子里则有喋喋的金鱼和探螯觅食的小虾。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人有置身自然之感。
刘老丈听说我回家了，当天下午就来看我。在我童年时代，刘老丈曾经讲许多故事给我们听，小孩子们都很喜欢他。那天下午，他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他告诉我，老百姓们听到革命成功的消息时欢喜得什么似的。城里的人一夜之间就把辫子剪光了。年轻人买了西装，穿起来很像一群猴子。他又告诉我，短裙与短发如何在后来侵入县城。革命以后，他那留了七十多年的辫子居然也剪掉了，可见他对革命和民国仍然是很赞成的，起先他有点想不通，没有皇帝坐龙庭，这个世界还成什么样子?但是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他才相信民国的总统，照样可以保持天下太平。他说，反正天高皇帝远，地方治安本来就靠地方官府来维持。民国以来，地方官府居然做得还不错。
他说，五十年前太平军侵入县城时，许多脑袋连辫子一起落了地，现在我们虽然丢掉辫子，脑袋总还存在。他一边说，一边用他皮包骨的手指摸着脑袋，样子非常滑稽，因此引得大家都笑了。那天晚饭吃得比较早，饭后他告辞回家，暮色苍茫中不留神在庭前石阶上滑了一跤，幸亏旁边有人赶紧抓住他的肩膀，搀住他没有跌伤。他摇摇头自己开自己的玩笑说："三千年前姜太公八十遇文王，我刘太公八十要见阎王了。"说罢哈哈大笑，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
几天之后消息传来，刘太公真地见阎王去了。对我而言，我失去了一位童年时代的老朋友，而且再也听不到这位风趣的老人给我讲故事了。
十五年前左右，姊姊和我创办的一所学校现在已经改为县立女子学校。大概有一百名左右的女孩子正在读书。她们在操场上追逐嬉笑，荡秋千荡得半天高。新生一代的女性正在成长。她们用风琴弹奏"史华尼河"和"迪伯拉莱"等西洋歌曲，流行的中国歌更是声闻户外。
我在家里住了一星期左右，随后就到乡下去看看蒋村的老朋友。童年时代的小孩子现在都已成人长大，当时的成年人现在已经是鬓发斑白的老人。至于当年的老人，现在多已经入土长眠，只有极少数历经村中沧桑的老人还健在。
村庄的情形倒不像我想像中的那样糟。早年的盗匪之灾已经敛迹，因为老百姓现在已经能够适应新兴的行业，而且许多人已经到上海谋生去了。上海自工商业发展以后，已经可以容纳不少人。任何变革正像分娩一样，总是有痛苦的。但是在分娩以后，产妇随即恢复正常，而且因为添了小宝宝而沾沾自喜。中国一度厌恶的变革现在已经根深蒂固，无法动摇。而且愈变愈厉，中国也就身不由己地不断往前迈进——至于究竟往那里跑，或者为什么往前跑，亿万百姓却了无所知。
我的大伯母已经卧病好几个月，看到我回家非常高兴，吩咐我坐到她的床边，还伸出颤巍巍的手来抚摸我的手，她告诉我过去十六年中谁生了儿子，谁结了婚，谁故世。她说世界变了，简直变得面目全非。女人已经不再纺纱织布。因为洋布又好又便宜。她们已经没有多少事可以做，因此有些就与邻居吵架消磨光阴，有些则去念经拜菩萨。年轻的一代都上学堂了。有些女孩则编织发网和网线餐巾销售到美国去，出息不错。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或机械公司当学徒，他们就了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现在村子里种田的人很缺乏，但是强盗却也绝迹了。天下大概从此太平无事，夜里听到犬吠，大家也不再像十年前那样提心吊胆。
但是她发现进过学校的青年男女有些事实在要不得。他们说拜菩萨是迷信，又说向祖先烧纸钱是愚蠢的事。他们认为根本没有灶神。庙宇里的菩萨塑像在他们看来不过是泥塑木雕。他们认为应该把这些佛像一齐丢到河里，以便破除迷信。他们说男女应该平等。女孩子说她们有权自行选择丈夫、离婚或者丈夫死了以后有权再嫁。又说旧日缠足是残酷而不人道的办法。说外国药丸比中国药草好得多。他们说根本没有鬼，也没有灵魂轮回这回事。人死了之后除了留下一堆化学元素的化合物之外什么也没有了。他们说唯一不朽的东西就是为人民为国家服务。
一只肥肥的黑猫跳上床，在她枕旁咪咪直叫。她有气无力地问我："美国也有猫吗?"我说是的。再一看，她已经睡熟了。我轻轻地走出房间，黑猫则仍在她枕旁呼噜作响，并且伸出软绵绵的爪子去碰碰老太太的脸颊。
我和大伯母谈话时，我的侄女一直在旁边听着。我走出房间以后，她也赶紧追了出来。她向我伸伸舌头，很淘气地对我说："婆婆太老了，看不惯这种变化。"一个月之后，这位老太太终于离开这个疯狂的不断在变的世界。
接着我去拜望三叔母，她的年岁也不小了，身体却很健旺。我的三叔父有很多田地，而且养了许多鸡、鸭、鹅和猪。三叔母告诉我一个悲惨的故事。我的一位童年时代的朋友在上海，做黄金投机生意，蚀了很多钱。结果失了业，回到村里赋闲。一年前他吞鸦片自杀，他的寡妇和子女弄得一贫如洗，其中一位孩子就在皂荚树下小河中捉虾时淹死了。
三叔母捉住一只又肥又大的阉鸡，而且亲自下厨。鸡烧得很鲜美，鸡之外还有鱼有虾。
三叔父告诉我，上一年大家开始用肥田粉种白菜，结果白菜大得非常，许多人认为这种大得出奇的白菜一定有毒，纷纷把白菜拔起来丢掉。但三叔父却不肯丢，而且廉价从别人那里买来腌起来。腌好的咸菜香脆可口，这位老人真够精明。
小时候曾经抱过我的一位老太婆也到村子里来看我。她已经九十多岁，耳朵已经半聋，却从她的村子走了四里多路来看我。她仔仔细细地把我从头到脚端详一番，看我并无异样才安了心。她说，这位大孩子从前又瘦又小，而且很顽皮。他曾经在他哥哥的膝头咬了一口，留下紫色的齿印。结果自己号啕大哭，怪哥哥的膝盖碰痛了他的牙齿。
"你记不记得那两位兄弟在父死之后分家的事?"她问我。两兄弟每人分到他们父亲的房子的一个边厢，又在大厅的正中树了一片竹墙，把大厅平分为二。一位兄弟在他的那一半厅子里养了一头牛，另一位兄弟气不过，就把他的半边厅子改为猪栏来报复。他们父亲留下一条船，结果也被锯为两半。这两位缺德兄弟真该天诛地灭!后来祝融光顾，他们的房子烧得精光。老天爷有眼的!
他们把那块地基卖掉了。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富商后来在这块地上建了一座大洋房。洋房完工时，她曾经进去参观，转弯抹角的走廊、楼梯和玻璃门，弄得她头昏眼花，进去以后简直出不来。她试过沙发和弹簧床，一坐就深陷不起，真是吓了一大跳。最使她惊奇的是屋主人从上海买来的一架机器。轮子一转，全屋子的灯泡都亮了。黑夜竟同白昼一样亮。
管机器的是她邻居的儿子。他是在上海学会开机器的。她做梦也想不到这位笨头笨脑的孩子居然能够拨弄那样复杂的一件机器。她离得远远地看着飞转的轮子，唯恐被卷进去碾成肉浆。
她还注意到另一件怪事：厨房里没有灶神。这一家人而且不拜祖先。厨房里没有灶神，她倒不大在乎，但是一个家庭怎么可以没有祖宗牌位?据说屋主人相信一种不拜其他神佛的教。她可不愿意信这个教，因为她喜欢到所有的庙宇去跑跑，高兴拜哪位菩萨就拜哪位。她倒也愿意拜拜屋主人相信的那位"菩萨"。因为上一年夏天她发疟疾时，那个"庙"里的先生曾经给她金鸡纳霜丸，结果把她的病治好了。但是她希望也能向别的菩萨跪下来叩头，求它们消灾赐福。
她说她穷得常常无以为炊，饿肚子是常事。我父亲已经每月给她一点米救济她，但是她的小孙女死了父母，现在靠她过活，因此吃了她一部分粮食。我拿出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塞在她手里。她高高兴兴地走了，嘴里咕噜着："从小时候起，我就知道这孩子心肠好，心肠好。"
有一天傍晚，我去祭扫母亲的坟墓，坟前点起一对蜡烛和一束香。没有风，香烟袅袅地升起。我不知不觉地跪倒地上叩了几个头，童年的记忆复活了，一切恍如隔昨。我似乎觉得自己仍然是个小孩子，像儿时一样地向母亲致敬，我希望母亲的魂魄能够张着双臂欢迎我，抚慰我。我希望能够爬到她怀里，听她甜美的催眠曲。我的一切思想和情感都回复到童年时代。母亲去世时我才七岁，因此我对母爱的经验并不多，也许想像中的母亲比真实的母亲更温柔、更亲密。至少，死去的母亲不会打你，你顽皮，她也不会发脾气。
从村子里到火车站，大约有三里路，中间是一片稻田。车站建在一个平静的湖泊岸旁，这个湖叫牟山湖，土名西湖，是一个灌溉好几万亩田的蓄水库。湖的三面环山，山上盛产杨梅和竹笋。我步行至车站以后就搭了一列火车到曹娥江边。铁路桥梁还没有完成，因为从德国订的材料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迟迟未能到达，所以靠渡船渡江。通往杭州的铁路工程也因缺乏材料停顿了。从此到杭州的一大段空隙由轮船来衔接。多数旅客都愿意乘轮船，因为橹船太慢，大家不愿乘坐，所以旧式小船的生意非常清淡。
傍晚时到达钱塘江边，再由小火轮渡过钱塘江，只花二十分钟。我中学时代的橹摇的渡船已经不见了。
日落前我到了杭州，住进一家俯瞰西湖的旅馆。太阳正落到雷峰塔背后，天上斜映着一片彩霞。一边是尖削的保俶塔在夕阳余晖中矗立山顶，它的正对面，短矮的雷峰塔衬着葱翠的山色蹲踞在西湖另一边的山坳里。玲珑的游船点缀着粼粼起皱的湖面。鱼儿戏水，倦鸟归巢，暮霭像一层轻纱，慢慢地笼罩了湖滨山麓的丛林别墅。只有缕缕炊烟飘散在夜空。我感到无比的宁静。时代虽然进步了，西湖却妩媚依旧。
但是许多事情已经有了变化。我的冥想不久就被高跟鞋的笃笃声粉碎了，一群穿着短裙，剪短了头发的摩登少女正踏着细碎的步子在湖滨散步。湖滨路在我中学时代原是旗下营的所在。辛亥革命铲平了旗下营，后来一个新市区终于在这废墟上建立起来，街道宽阔，但是两旁的半西式的建筑却并不美观。饭馆、戏院、酒店、茶楼已经取代古老的旗下营而纷纷出现，同时还建了湖滨公园，以便招徕周末从上海趁火车来的游客。杭州已经成为观光的中心了。
我在十多年前读过书的浙江高等学堂已经停办，原址现已改为省长公署的办公厅。从前宫殿式的抚台衙门已在革命期间被焚，在市中心留下一片长满野草闲花的长方形大空地。
革命波及杭州时不曾流半滴血。新军的将领会商之后黑夜中在杭州街头布下几尊轻型火炮，结果未发一枪一弹就逼得抚台投降。新军放了把火焚毁抚台衙门，算是革命的象征，火光照得全城通红。旗下营则据守他们的小城作势抵抗，后来经过谈判，革命军承诺不伤害旗下营的任何人，清兵终于投降。旗人领袖桂翰香代表旗下营接受条件。但桂本人却被他的私人仇敌藉口他阴谋叛乱抓去枪毙了。新当选的都督汤寿潜是位有名的文人，对于这件卑鄙的事非常气愤，闹着要辞职。但是这件事总算没有闹僵，后来汤寿潜被召至南京，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之下担任交通部长。
旗下新市区的东北已经建了五百间平房，安置旧日旗兵的家属。有些旗人已经与汉人熔于一炉而离开了他们的安置区。几年之后，全体旗人都失去踪迹，一度养尊处优的统治者已经与过去的被统治者汇为一流了。旗人从此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他们的生活情景虽然始终回旋在我的记忆里，但是有关他们的故事已经渐渐成为民间传说。至于清朝的崛起与没落，且让史家去记述罢!
从前的文人雅士喜欢到古色古香的茶馆去，一面静静的品茗，一面凭窗欣赏湖光山色，现在这些茶馆已经为不可抵御的现代文明所取代，只有一两家残留的老茶馆使人发怀古之幽情，这种古趣盎然的茶馆当然还有人去，泡上一杯龙井，披阅唐宋诗词。这样可以使人重新回到快乐的旧日子。
我曾经提到杭州是蚕丝工业的中心。若干工厂已经采用纺织机器，但是许多小规模的工厂仍旧使用手织机。一所工业专科学校已经成立，里面就有纺织的课程。受过化学工程教育的毕业生在城市开办了几家小工厂，装了电动的机器。杭州已经有电灯、电话，它似乎已经到了工业化的前夕了。
我大约逗留了一个星期，重游了许多少年时代常去的名胜古迹。离商业中心较远的地方，我发现旧式生活受现代文明的影响也较少。在山区或穷乡僻壤，旧日淳朴的生活依然令人迷恋。参天古木和幽篁修竹所环绕的寺庙仍然像几百年以前一样的清幽安静。和尚们的生活很少变化，仍旧和过去一样诵佛念经。乡下人还是和他们的祖先一样种茶植桑，外国货固然也偶然发现，但是数量微不足道。不过，现代文明的前锋已经到达，学校里已经采用现代课本。在现代教育的影响下，虽然生活方式未曾改变，新生一代的心理却正在转变。播在年轻人心中的新思想的种籽，迟早是会发芽茁长的。
第十三章军阀割据
年轻时我注意到文官总比武官高些。朝廷命官红缨帽的顶子分几种不同的颜色。阶级最高的是红顶子，其次是粉红的，再其次是深蓝的，翠蓝的和白色的，最后是金黄的也就是最低的一级。我常常看到戴粉红顶子的武官向阶级比较低的蓝顶子文官叩头，心里觉得很奇怪。据说历朝皇帝深恐武官擅权跋扈，所以特意让文官控制武官。历史告诉我们，国家一旦受军阀控制，必定要形成割据的局面。晚唐的历史就是最好的教训，俗语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因此大家都瞧不起军人。记得邻村有一位品行不端的人去当兵，在他告假返乡时，大家把他看做瘟神似的，都远远地避开他。我们有个牢不可破的观念，认为当兵的都是坏人。可鄙可怕而且可憎。
在另一方面，国家的武力如果一蹶不振，碰到外来侵略就毫无能力抵抗了。宋朝亡于蒙古人，明朝亡于满洲鞑靼，情形就是如此。前临深渊，后是魔鬼，我们究将何去何从?
最要紧的是救中国——北方由陆路来的和东南由海道来的强敌都得应付。那末，怎么办?赶快建立一支装备现代武器的现代化军队吧!士兵必须训练有素，而且精忠报国。我们怎么可以瞧不起军人呢?他们是保卫国土的英雄，是中国的救星，有了他们，中国才可以免受西方列强的分割。鄙视他们，千万不可以——我们必须提高军人的地位，尊敬他们，甚至崇拜他们。不然谁又肯当兵?
大家的心理开始转变了。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装备外国武器，穿着新式制服，而且还有军乐队。我见过这样的一队现代军队的行军阵容，洋鼓洋号前导，精神饱满，步伐整齐，令人肃然起敬。我看得出神，恍惚自己已经成人长大，正在行列中迈步前进——向胜利进军，我站在静静围观的群众中，心里喜不自胜。这是我首次看到现代的军队。是的，我们必须尊敬士兵和军官。从此以后，只有好男才配当兵。我们必须依赖他们恢复中国过去的光荣。从前的旧式军队中，士兵穿着马甲，佩着弓箭，或者背着欧洲国家废弃不用卖给中国的旧枪。与今天的现代军队比起来真是差得太远了!
我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读书时，一位高等学堂的老学生刚从日本士官学校回来探望师友。他穿着崭新的军服，腰旁佩着长剑，剑鞘闪闪发光。这就是中国军队的未来将领，我们无不怀着敬钦的心情热烈地欢迎他。
许多这样的未来将领正从日本回国，受命组织新军。几年之内新军部队渐次建立，驻在国内各军略要地。中国已经武装起来保卫她自己了。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的训练也许不及政府军那样精良，但是革命的将领和士兵却充满着爱国热情，随时准备为国牺牲。革命号角一响，政府新军相继向孙中山先生投诚。短短几个月之内，统治了中国几百年的满清帝室就像秋风扫落叶般消逝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中国已经获得新生，前途光明灿烂。满清政府训练新军，结果自速灭亡，让他们去自怨自艾吧!让我们为这些受过现代训练的将领的优越表现欢呼!
但是胜利的狂欢不久就成为过去。庆祝的烛光终于化为黑烟而熄灭。新军将领们对满清反目无情，对革命更无所爱。他们已经尝到权势的滋味，绝不肯轻易放弃；而且食髓知味，渴望攫取更大更高的权势，结果你抢我夺，自相残杀起来。
孙中山先生已经在民国元年即一九一二年回国。革命军和满清政府谈判结果。宣统皇帝决定退位，民国接着成立。革命军同意让小溥仪仍旧住在紫禁城里。革命人士准备草拟宪法，成立参议会，选举总统，不久临时参议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山先生不久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后来新选的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总统，不过，那多少是威胁利诱的结果。于是政权又再度落到反动分子的手里去了。袁世凯原来是清朝的官吏，负责训练新军，他一度失宠于清廷。革命爆发后被召回北京。
孙先生认为他对国家所能提供的贡献，最重要的还是建筑铁路，因此他甘愿主持国有铁道而让袁世凯统治国家。但是孙先生不久就觉醒了，袁世凯上台时，他很清楚他的实力在于他所控制的军队。他把国会看做一个惹人讨厌却又无可避免的东西，不过他想，只要他能够控制军队，国会除了给他一点小麻烦外，绝对奈何他不得。这位国家的新元首在强大的军队支持之下，竟然篡窃了许多并不属于总统的权力。他随时威胁恐吓异己，甚至不惜采取卑鄙的暗杀手段。在政治上，他很懂得"分而治之"的那一套。竭力在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内部制造摩擦。他更进一步鼓励成立许多小政党，企图削弱国民党的势力。
他接着采取步骤来削除国民党的武力。他首先暗杀国民党的政治领袖宋教仁，接着下令解除南方各省所有国民党将领督军职务，企图激起各省的反抗，然后加以武力扫荡。孙中山先生想发动二次革命而没有成功。这时候袁世凯差不多已经以武力控制全国，于是借口这次"叛变"，预备取消国会中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南方被他镇压住以后，他的野心愈来愈大；亟欲攫取更大的权力和尊荣。民国四年他正预备自立为皇帝时，各省纷纷通电反对，因此被逼放弃皇帝梦，旋即忧伤而死。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建立根据地，希望在那里成立一支军队的核心，发动新革命而推翻军阀，不料在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反被广州军阀陈炯明所推翻。不过翌年孙先生终于在广州成立新政府，国民革命运动声势得以重振。但这仅是一个开端。自从野心勃勃而不择手段的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国一直四分五裂，各省之间内战频仍，政局扰攘达十二年之久，直到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蒋总司令北伐成功，国家才重归统一。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十六年来中国一直掌握在军阀手里。内战一次接着一次发生。这些内战多半还是外国势力怂恿和支持的。内战的结果，国力损耗，民生凋敝，并且为日本侵略铺了路。革命前途似乎黑暗一片。内战中获胜的军阀趾高气扬，野心愈来愈大，不断争取更大的权力。被击败的军阀则夹起尾巴躲在天津和上海的租界里待机再起，机会一来就重启战衅，使人民又增加一场灾祸。
一度被鄙视，后来受尊重的军人，现在又再度被人鄙视了。
第十四章知识分子的觉醒
我从杭州到上海以后就进当时最大的书局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同时兼了江苏省教育会的一名理事，膳宿就由教育会供给。但是年轻人干不惯磨桌子的生活，一年之后我就辞职了。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银钱往来也在翌年清结。
我与几位朋友在国立北京大学和江苏省教育会赞助下开始发行《新教育》月刊，由我任主编。杂志创办后六个月就销到一万份。它的主要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
那时正是欧战后不久，自由与民主正风靡全世界，威尔逊主义已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中国青年正浸淫于战后由欧美涌至的新思想。报纸与杂志均以巨大篇幅报导国际新闻和近代发展。中国已经开始追上世界的新思潮了。
《新青年》正在鼓吹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以求中国新生。这本思想激进的杂志原为几年前陈独秀所创办，后来由北京大学的一群教授共同编缉。《新青年》在介绍新思想时，自然而然对旧信仰和旧传统展开激烈的攻击。有些投稿人甚至高喊"打倒孔家店"!这些激烈的言论固然招致一般读者的强烈反感，但是全国青年却已普遍沾染知识革命的情绪。
孙中山先生于民国七年移居上海。我们前面已经谈过新诞生的民国的坎坷命运，而且一部分正受着割据各省的军阀统治。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最强大的据点是南方和上海。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国民党成立新政府对抗北京政席，以求维护革命人士所致力的原则，并进而推广于全国。当时广州的南方政府是由总裁控制的。若干参加分子的政治见解非常肤浅，孙先生无法同意，乃离粤北上定居沪滨，从事中国实业计划的研究。
他的目光远超乎当时的政治纷争之外，他的实业计划如果顺利实现，可以解除人民贫困，促使国家富强，并使中国跻于现代工业化国家之林。根据中山先生的计划，中国的工业建设分为食衣住行四大类。这些都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孙先生就根据这些因素计划中国的工业建设。
他设计了贯串中国广大领土内所有重要商业路线和军运路线的铁路网和军路网；他定下发展中国商埠和海港计划；他也定下疏浚河流、水利建设、荒地开垦等的计划大纲。他又设计了发展天然资源和建设轻重工业的蓝图。他鉴于中国森林砍伐过度，又定下在华中华北造林的计划。
他对工业发展规定了两个原则：(一)凡是可以由私人经营的就归私人经营；(二)私人能力所不及或可能造成垄断的则归国家经营。政府有责鼓励私人企业，并以法律保护之。苛捐杂税必须废除，币制必须改善并予统一。官方干涉和障碍必须清除；交通必须发展以利商品的流通。
铁道、公路、疏浚河流、水利、垦荒、商埠、海港等都规定由国家主持。政府并须在山西省建立大规模的煤铁工厂。欢迎外国资本，并将雇用外国专家。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第一位有过现代科学训练的政治家。他的科学知识和精确的计算实在惊人。为了计划中国的工业发展，他亲自绘制地图和表格，并收集资料，详加核对。实业计划中所包括的河床和港湾的深度和层次等细节他无不了如指掌。有一次我给他一张导淮委员会的淮河水利图，他马上把它在地板上展开，非常认真的加以研究。后来我发现这幅水利图在他书房的壁上挂着。
在他仔细研究工业建设的有关问题和解决办法以后，他就用英文写下来。打字工作全部归孙夫人负责，校阅原稿的工作则由余日章和我负责。一切资料数字都详予核对，如果有什么建议，孙先生无不乐予考虑。凡是孙先生所计划的工作。无论是政治的、哲学的、科学的或其他，他都以极大的热忱去进行。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建议和批评都乐于接受。
因为他的眼光和计划超越了他的时代，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常常觉得他的计划不切实际，常常引用"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传统观念来答复他。他对这些人的短视常常感到困扰。当他在四十年前倡导革命运动时，他就曾遭遇到同样的障碍。后来他写了一篇叫《心理建设》的文章，提倡知难行易的学说。中西思想重点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人重应用，而西洋人重理知。中国人重实际，所以常常过份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困难，有时是实在的困难，有时只是想像的，以致忽视实际问题背后的原理原则。凡是经常接触抽象原则和理论的人，或者熟悉如何由问题中找出基本原则的人，都不难了解中山先生的立论。在另一方面，凡是惯常注重近功实利而不耐深思熟虑的人，可就不容易了解中山先生的主张了。在清室式微的日子里，中国并不缺乏锐意改革的人，但是真能洞烛病根，且能策定治本计划的人却很少。孙先生深知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具有远大的眼光，因此他深感超越近功近利的原理原则的重要，他知道只有高瞻远瞩的知识才能彻底了解问题的本质。
只要我们把握这种基本的知识，实践起来就不会有不可解除的困难了。真正的困难在于发见基本的道理。事实上，不但真知灼见的事情，必能便利的推行，而在许多地方，即使所知不深，亦能推行无阻。例如水泥匠和木匠，只要他们照着建筑师的吩咐去做，即使他们不懂得建筑学，也照样能执行复杂的建筑蓝图。医药方面的情况更明显，诊断常常比用药困难，医科学生知道得很清楚，在研究医学之前，他必须对生理学和解剖学先有相当的了解，而在研究生理学和解剖学之前则又得先研究物理与化学等普通科学。每一种科学都是许多为学问而学问的人们经过几百年继续不断研究所积聚的结果。由此可见医学的基础知识之获得比行医远为艰难。
与孙先生同时代的人只求近功，不肯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症结所在，希望不必根据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科学等所得的知识，就把事情办好，更不愿根据科学知识来订定国家的建设计划。因此他们诬蔑孙先生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他们的"现实的"眼光根本看不到远大的问题，更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缺点就是无知和浅见，缺乏实际能力倒在其次。以实在而论，他们自己认为知道的东西，实只限于浅薄的个人经验或不过根据一种常识的推论。这样的知识虽然容易获得，但以此为实践基础反常常会遭受最后的失败。
在西洋人看起来，这些或许只是理论与实践，或者知识与行为的哲学论争，似乎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发生关系。但是中山先生却把它看得很严重，认为心理建设是其他建设的基础，不论是政治建设、实业建设或社会建设。有一天我和罗志希同杜威先生谒见孙先生谈到知难行易问题，杜威教授对中山先生说："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没有人在西方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
《新教育》月刊，一方面受到思想界革命风气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我个人受到中山先生的启示，所以在教学法上主张自发自动，强调儿童的需要，拥护杜威教授在他的《民主与教育》中所提出的主张。在中国的教育原理方面，《新教育》拥护孟子的性善主张，因此认为教育就是使儿童的本性得到正常的发展。事实上孔子以后，中国教育的主流一直都遵循着性善的原则。不过年代一久，所谓人性中的"善"就慢慢地变为受古代传统所规范的某些道德教条了。因此我们的主张在理论上似很新鲜，实践起来却可能离本来的原则很远很远。所谓"发展本性"在事实上可能变为只是遵守传统教条，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形正是如此。
自从卢梭、裴斯塔洛齐、福禄培，以及后来的杜威等人的学说被介绍至中国思想界以后，大家对孟子学说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中国儿童应该从不合现代需要的刻板的行为规律中解放出来。我们应该诱导儿童自行思想，协助他们根据他们本身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大人的需要，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应该启发儿童对自然环境的兴趣。根据儿童心理学的原则，儿童只能看做儿童；他不是一个小大人，不能单拿知识来填，更不应拿书本来填，教育应该帮助儿童在心智、身体和团体活动各方面成长。
这些就是指导《新教育》的思想原则。读者不难觉察，这与当时国内的革命思想是恰好符合的。《新教育》月刊与北京大学师生间知识上的密切关系，终于使我在第二年跑进这个知识革命的大漩涡，担任了教育学教授，并于校长蔡先生请假时代理校长。
第十五章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
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北京曾为五朝京城，历时一千余年，因此成为保守势力的中心，慈禧太后就在这里的龙座上统治着全中国。光绪皇帝在一八九八年变法维新，结果有如昙花一现，所留下的唯一痕迹只是国立北京大学，当时称为京师大学堂或直呼为大学堂，维新运动短暂的潮水已经消退而成为历史陈迹，只留下一些贝壳，星散在这恬静的古都里，供人凭吊。但是在北京大学里，却结集着好些蕴蓄珍珠的活贝；由于命运之神的摆布，北京大学终于在短短三十年历史之内对中国文化与思想提供了重大的贡献。
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元培)。蔡先生在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学者，但是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适成强烈的对照。蔡先生对学问的看法，基本上是与中山先生的看法一致的，不过孙先生的见解来自自然科学，蔡先生的见解则导源于希腊哲学。
这位著名的学者认为美的欣赏比宗教信仰更重要。这是希腊文化交融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实例。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国学者对自然的传统爱好和希腊人对美的敏感，结果产生对西洋雕塑和中国雕刻的爱好；他喜爱中国的山水画，也喜爱西洋油画；对中西建筑和中西音乐都一样喜欢。他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国人的传统见解；认为宗教不过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爱美的习惯来提高青年的道德观念。这也就是古语所谓"移风易俗莫大于乐"的传统信念。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调和，要做到七情调和则必须透过艺术和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诗歌。
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学。他不但相信科学可以产生发明、机器，以及其他实益，他并且相信科学可以培养有系统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习惯，有了系统的思想和研究，才有定理定则的发现，定理定则则是一切真知灼见的基础。
蔡先生年轻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先生在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有一位浙江省老举人曾经告诉我，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缴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后来他又考取进士，当时他不过三十岁左右。以后就成为翰林。
蔡先生晚年表现了中国文人的一切优点，同时虚怀若谷，乐于接受西洋观念。他那从眼镜上面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
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的读，而且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
当时的总统黎元洪选派了这位杰出的学者出任北大校长。北大在蔡校长主持之下，开始一连串的重大改革。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领域一直是由文学独霸的，现在，北京大学却使科学与文学分庭抗礼了。历史、哲学，和四书五经也要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理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国的老哲人苏格拉底，同时，如果不是全国到处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苏格拉底同样的命运。在南方建有坚强根据地的国民党党员中，同情蔡先生的人尤其多。但是中国的和外国的保守人士却一直指责北京大学鼓吹"三无主义"——无宗教、无政府、无家庭——与苏格拉底被古希腊人指责戕害青年心灵的情形如出一辙。争辩不足以消除这些毫无根据的猜疑，只有历史才能证明它们的虚妄。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苏格拉底的清白无罪吗?
我已经提到蔡先生提倡美学以替代宗教，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北大文学院院长陈仲甫(独秀)则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认为那是使中国现代化的两种武器。自由研究导致思想自由；科学破坏了旧信仰，民主则确立了民权的主张。同时，哲学教授胡适之(适)那时正在进行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作表情达意的工具。白话比较接近中国的口语，因此比较易学，易懂。它是表达思想的比较良好也比较容易的工具。在过去知识原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品，推行白话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识。白话运动推行结果，全国各地产生了无数的青年作家。几年之后，教育部并下令全国小学校一律采用白话为教学工具。
北大是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知识革命的种籽在这块小小的绿洲上很快地就发育滋长。三年之中，知识革命的风气已经遍布整个北京大学。
这里让我们追述一些往事。一个运动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前因与后果。在知识活动的蓬勃气氛下，一种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迅即在学生之中发展开来。我曾经谈过学生如何因细故而闹学潮的情形，那主要是受了十八世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法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同时青年们认为中国的迟迟没有进步，并且因而招致外国侵略应由清廷负其咎，因此掀起学潮表示反抗。
第一次学潮于一九0二年发生于上海南洋公学，即所谓罢学风潮。我在前篇已经讲过。几年之后，这种学生反抗运动终至变质而流为对付学校厨子的"饭厅风潮"。最后学校当局想出"请君入瓮"的办法，把伙食交由学生自己办理。不过零星的风潮仍旧持续了十五六年之久。有一次"饭厅风潮"甚至导致惨剧。杭州的一所中学，学生与厨子发生纠纷，厨子愤而在饭里下了毒药，结果十多位学生中毒而死。我在惨案发生后去过这所中学，发现许多学生正在卧床呻吟，另有十多具棺木停放在操场上，等待死者家属前来认领葬殓。
表现于学潮的反抗情绪固然渐成过去，反抗力量却转移到革命思想上的发展，而且在学校之外获得广大的支持，终至发为政治革命而于一九一一年推翻满清。
第二度的学生反抗运动突然在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此即所谓五四运动。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消息从巴黎和会传到中国，说欧战中的战胜国已经决定把山东半岛上的青岛送给日本。青岛原是由中国租借给德国的海港，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青岛。中国已经对德宣战，战后这块租地自然毫无疑问地应该归还中国。消息传来，举国骚然。北京学生在一群北大学生领导下举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千学生举行群众大会，并在街头游行示威，反对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高喊"还我青岛!"、"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写着同样的标语的旗帜满街飘扬。
当时的北京政府仍旧在军人的掌握之下，仅有民主政体和议会政治的外表，在广州的中山先生的国民党以及其余各地的拥护者，虽然努力设法维护辛亥革命所艰辛缔造的民主政制，却未着实效。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三位敢犯众怒的亲日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尽人皆知的。这三位亲日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和另一位要员章宗祥——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对象，群众蜂拥到曹宅，因为传说那里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学生破门而入，满屋子搜索这三位"卖国贼"。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了；章宗祥则被群众抓到打伤。学生们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离去前把所有的东西砸得稀烂，并且在屋子里放了一把火。
这时武装警察和宪兵已经赶到，把屋子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逮捕了近六十位学生带往司令部，其余的一千多名学生跟在后面不肯散，各人自承应对这次事件负责，要求入狱。结果全体被关到北京大学第三院(法学院)，外面由宪警严密驻守。
有关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严密的检查与封锁。但是有几个学生终于蒙过政府的耳目，透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机构发出一通电报。这电报就是五号上海各报新闻的唯一来源。
五号早晨报纸到达我手里时，我正在吃早餐。各报的首页都用大字标题刊登这条新闻，内容大致如下：
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学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宪警监视下拘留于北京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被捕，下落不明。
除此简短新闻外，别无其他报导。
这消息震动了整个上海市。当天下午，公共团体如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把那三位大员撤职，同时释放被捕或被扣的学生。第二天一整天，全上海都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的答复，但是杳无消息。于是全市学生开始罢课，提出与各团体相同的要求，同时开始进行街头演说。
第二天早晨，各校男女学生成群结队沿着南京路挨户访问，劝告店家罢市。各商店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惧怕，就把店门关起来了。许多人则仿照左邻右舍的榜样，也纷纷关门歇市。不到一个钟头，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户都关上了大门了，警察干涉无效。
罢市风声迅即蔓延开来，到了中午时，全上海的店都关了。成千成万的人在街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阻塞。租界巡捕束手无策。男女童子军代替巡捕在街头维持秩序，指挥交通。由剪了短发的女童子军来维持人潮汹涌的大街的秩序，在上海公共租界倒真是一件新鲜的事。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觉得奇怪，为什么群众这么乐意接受这些小孩子的指挥，而对巡捕们却大发脾气。
几天之内，罢课成为全国性的风潮，上海附近各城市的商店和商业机构全都关了门。上海是长江流域下游的商业中心，这个大都市的心脏停止跳动以后，附近各城市也就随着瘫痪，停止活动，倒不一定对学生表同情。
租界当局听说自来水厂和电灯厂的雇员要参加罢工，大起惊慌。后来经过商会和学生代表的调停，这些人才算被劝住没有罢工。各方压力继续了一个多星期，北京政府终于屈服，亲日三官员辞职，全体学生释放。
各地学生既然得到全国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不免因这次胜利而骄矜自喜。各学府与政府也从此无有宁日。北京学生获得这次胜利以后，继续煽动群众，攻击政府的腐败以及他们认为束缚青年思想的旧传统。学生们因为得到全国舆情的支持，已经战胜了政府。参加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做的事。学生们因为有较好的组织，比较敢言，比较冲动，顾虑比较少，所以打了头阵，并且因此拨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弦。
亲日官员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风潮歇止以后，大家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如此。但是北京大学本身却成了问题。蔡校长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这时已经辞职而悄然离开北京。临行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引《白虎通》里的几句话说："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他先到天津，然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住处就在著名的西湖旁边，临湖依山，环境非常优美，他希望能像传统的文人雅士，就此息隐山林。虽然大家一再敦劝，他仍旧不肯回到北大。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
他最后同意由我前往北京大学代理他的职务。我因情势所迫，只好勉强同意担负起这副重担，我于是在七月间偕学生会代表张国焘乘了火车，前赴北京。到了北京大学，初次遇见了当时北大学生，以后任台大校长的傅孟真(斯年)，现在台湾任国史馆长的罗志希(家伦)。两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将，不但善于谋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笔，好比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他们约好了好多同学，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出版了一种杂志，叫做《新潮》，向旧思想进攻。我现在写《西潮》，实在自从"五四"以后，中国本土，已卷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潮，而影响了中国将来的命运。然而"五四"之起因，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帝国主义之崩溃，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所以毕竟还是与西潮有关。
我到校以后，学生团体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当时的演说中，有如下一段：
"……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几。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讲演，而作致国民书日：'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
暴风雨过去以后，乌云渐散，霁日重现，蔡先生也于九月间重回北大复职视事。
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原有处室也有所调整，使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教务长负责教务。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
此后七年中，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在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来校担任客座教授。
这两位西方的哲学家，对中国的文化运动各有贡献。杜威引导中国青年，根据个人和社会的需要，来研究教育和社会问题。无庸讳言的，以这样的方式来考虑问题，自然要引起许多其他的问题。在当时变化比较迟钝的中国实际社会中自然会产生许多纠纷。国民党的一位领袖胡汉民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各校风潮迭起，就是受了杜威学说的影响。此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士，对于杜威影响的估计。他的学说使学生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也是事实。这种情绪对后来的反军阀运动却有很大的贡献。
罗素则使青年人开始对社会进化的原理发生兴趣。研究这些进化的原理的结果，使青年人同时反对宗教和帝国主义。传教士和英国使馆都不欢迎罗素。他住在一个中国旅馆里，拒绝接见他本国使馆的官员。我曾经听到一位英国使馆的官员表示，他们很后悔让罗素先生来华访问。罗素教授曾在北京染患严重的肺炎，医生们一度认为已经无可救药。他病愈后，我听到一位女传教士说："他好了么?那是很可惜的。"我转告罗素先生，他听了哈哈大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思想界，自由风气非常浓厚，无论是研究社会问题或社会原理，总使惯于思索的人们难于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们趋向行动。战后欧洲的西洋思想就是在这种气氛下介绍进来的。各式各样的"主义"都在中国活跃一时。大体而论，知识分子大都循着西方民主途径前进，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鼓励而向往马克思主义。《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辞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职务，成为中国共产运动的领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促使知识分子普遍同情俄国革命。第三国际于一九二三年派越飞到北京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某晚，北京撷英饭店有一次欢迎越飞的宴会。蔡校长于席中致欢迎词说："俄国革命已经予中国的革命运动极大的鼓励。"
俄国曾经一再宣布，准备把北满的中东铁路归还中国，并且希望中国能够顺利扫除军阀，驱除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苏俄对中国的这番好意，受到所有知识分子以及一般老百姓的欢迎。这种表面上友好表示的后果之一，就是为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在中国铺了一条路。
在这同时，许多留学欧美大学的杰出科学家也纷纷回国领导学生，从事科学研究。教员与学生都出了许多刊物。音乐协会、艺术协会、体育协会、图书馆学会等等纷纷成立，多如雨后春笋。教授李守常(大钊)并领导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时北京报纸附栏，称这研究会为"马神庙某大学之牛克斯研究会"，不过作为嘲笑之对象而已。马神庙者北京大学所在地也。此时北大已经敲开大门招收女生。北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给男女学生同等待遇的高等学府。教员和学生在学术自由和自由研究的空气里，工作得非常和谐而愉快。
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北京古都静水中所投下的每一颗知识之石，余波都会到达全国的每一角落。甚至各地的中学也沿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开始招收女生。北大发起任何运动，进步的报纸、杂志，和政党无不纷起响应。国民革命的势力，就在这种氛围中日渐扩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这环境中渐具雏型。
军阀之间的冲突正在这古都的附近间歇进行着。在这些时断时续的战事中，北京各城门有一次关闭几达一星期之久。枪炮声通常在薄暮时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有一次，我们曾经跑到北京饭店的屋顶去眺望炮火，那真叫做隔岸观火，你可以欣赏夜空中交织的火网。但是绝无被火花灼伤的危险。炮弹拖着长长的火光，在空中飞驰，像是千万条彩虹互相交织。隆隆的炮声震得屋顶摇摇晃晃，像是遭到轻微的地震。从黄昏到清晨，炮火一直不停。我回家上床时，根本不能把耳朵贴着枕头睡，因为这样炮声显得特别响亮。因此我只能仰天躺着睡，让耳朵朝着天花板，同时注意到电灯罩子在微微摇晃。玻璃窗也嘎嘎作响。我有一只德国种的狼犬，名叫狼儿，它被炮声吵得无法再在地板上安睡，一直哼个不停。它的耳朵一贴到地板，它就惊跳起来，哼唧几声之后，它冲到房门旁。拼命在门上抓，它一定以为怪声是我卧房的地板下面发出来的。第二天早上，我骂了它一顿，说它前一晚不该那么捣乱。它似乎自知理屈，只用两只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早餐时我到处找不到狼儿，从此再不见它的踪影。大概它跑出去想找块安静地，夜里不会有恶作剧的魔鬼在地下大敲大擂，好让它安安稳稳的睡觉。不过，我想它大概是很失望的。
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在围城中沿着顺城门大街散步。老百姓还是照常操作，毫无紧张的样子。拉黄包车和坐黄包车的也与平常毫无异样。我们从西单牌楼转到西长安街，然后又转到中央公园。皇宫前半门谯楼上的黄色琉璃瓦，在夕阳下映着澄碧的秋空闪闪发亮。我们在一颗古柏的浓荫下选了一个地方坐下。这些古老的柏树是几百年前清朝的开国皇帝种植的。有的排成长列，有的围成方形。空气中充塞着柏树的芳香，微风带着这些醉人的香味吹拂着我们的面庞。我们围坐在桌子旁，静听着邻座酒客的议论。大家都在议论战事，猜测着谁会胜利，谁将入据北京。谁胜谁败，大家好像都不在乎。操心又怎么样?北京已经见过不少的战事，饱经沧桑之后，北京还不是依然故我?沉默的午门谯楼就是见证。
"城门都关了，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叫个鱼吃吃。"我的朋友说。
堂倌拿了一条活生生的鱼来问我们："先生们喜欢怎么个烧法?"
"一鱼两吃。一半醋溜，一半红烧。"
鱼烧好端上来了，有一碟似乎不大新鲜。
"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半是死鱼呀!"我的朋友质问堂倌，堂倌鞠了一躬，只是嘻嘻地笑。
"哦，我知道了!这条鱼一定是从城墙跳进来的。碰到地的一边碰死了，另一边却仍然活着。"我代为解释。堂倌再度跑过来时，我的朋友从桌上抓起一把空酒壶，翻过来给他看。"怎么!你给我们一把空酒壶呀!"
"对不起"，堂倌笑嘻嘻地说，"酒烫跑了!"他马上给我们重新拿了一壶。当然，两壶酒都记在我们账上。
我们在黄昏时回家。那天晚上，战斗停止了，我又想起狼儿。这一晚，它大概可以在城里找个地方，安静地睡一觉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政府已经易手。皇宫依然无恙。老百姓照常过活。各城门大开，成千成万的人从乡下挑着蔬菜、肉类、鸡蛋、鱼虾涌进北京城。小孩子们在战场上捡起废弹壳，以几块钱的代价在街头出售。许多人拿这些炮弹壳制花瓶。
城外有些人家破人亡，我亦失掉了我的狼儿。
一般而论，在这些漫长痛苦的日子里，因战事而丧失的生命财产并不严重。使中国陷于瘫痪而成为邻邦侵略之目标的，实为人心之动荡，交通之破坏，经济之崩溃，以及国民安定生活之遭破环。国家陷于四分五裂，全国性的建设计划几乎成为不可能。中国当务之急就是统一。
蔡校长赴欧旅行时，我又再度代理北大校长。这时我接到中山先生一封信，对北大的各种运动大加奖誉，最后并勉励我"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
孙先生可惜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他的希望实现，不过短短数年之后，他的继承人蒋总司令，率领革命军从广州北伐，所向披靡，先至长江流域，继至黄河流域，终至底定北京。开始于北京，随后遍及全国各阶层的革命运动，已先为这次国民革命军的新胜利奠定了心理的基础。
第十六章扰攘不安的岁月
蔡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长得根深蒂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这可威胁到他们的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校长赶到现场，告诉他们，必须服从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群众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的"规定的人算账。蔡校长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应由他单独负责。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那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进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群众渐渐散去，他也回到了办公室。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后来教务长顾孟余先生答应考虑延期收费，才算把事情解决。所谓延期，自然是无限延搁。这就是当时全国所知的北大讲义风潮。
闹得最凶的人往往躲在人们背后高声叫骂，我注意到这些捣乱分子之中有一位高个子青年，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无法逃出别人的视线。我不认识他，后来被学校开除的一批人之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若干年之后，我发现他已经成为神气十足的官儿，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的相貌决不会让人认错，他的叫骂声仍旧萦回在我的耳畔。他已经成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是位手辣心黑的贪员，抗战胜利后不久故世，留下一大堆造孽钱。
几年之后，发生了一次反对我自己的风潮，因为我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一群学生关起学校大门，把我关在办公室。胡适之先生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找警察来解围，但是我谢绝了。大门关闭了近两小时。那些下课后要回家的人在里面吵着要出去，在门外准备来上课的人则吵着要进来。群众领袖无法应付他们自己同学的抗议，最后只好打开大门。我走出办公室时，后面跟着一二十人，随跟随骂着。我回过头来时，发现有几个学生紧钉在我背后。北大评议会决定开除我所能记得的以及后来查出的闹事学生。
好几年以后，我偶然经过昆明中央航空学校的校园。航空学校原来在杭州，战时迁到昆明。忽然一位漂亮的青年军官走到我面前，他向我行过军礼告诉我，他就是被北京大学开除的一位学生。我马上认出他那诚实的面孔和健美的体格。闹学潮时紧迫在我背后所表现的那副丑恶的样子已经完全转变了，他的眼睛闪耀着快乐的光辉，唇边荡漾着笑意。这次邂逅使我们彼此都很高兴。航空学校的校长来告诉我，这位青年军官是他们最优秀的飞行员和教官之一。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
学生们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常常是政府无法解决或者未能圆满解决的国际问题。因此，他们常能获得国人的同情；他们的力量也就在此。中日之间的"事件"日渐增多以后，学生的示威游行常常被日本人解释为反日运动。纠纷的根源在于二十一条要求和凡尔赛和约所引起的山东问题。自从远东均势破坏以后，日本几乎享有控制中国的特权。门户开放政策已经取代瓜分中国的政策。但是门户开放政策必须以均势为基础，均势一旦破坏，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任由日本宰割，另一条路就是自我振作，随时随地与日本打个分明。
学生们决定奋起作战，起先是游行、示威、罢课，和抵制日货，接着就转而攻击北京政府，因为他们认为一切毛病都出在北京政府身上。他们发现没有重要的国际问题或国内问题足资攻击时，他们就与学校当局做对。原因在于青年心理上的不稳。一旦他们受到刺激而采取行动时，这种不稳的情绪就爆发了。想压制这种澎湃的情绪是很困难的。
若干学生团体，包括青年共产党员，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劳工运动以及工人的不稳情绪上。沿海商埠的工人正蠢蠢欲动。铁路工人和工厂工人已开始骚动，而且蔓延各地。他们不久就与学生携手，参加群众大会和游行。劳工运动是不可轻侮的武器。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曾以总罢工瘫痪香港，使这个英国殖民地在工商业上成为荒漠，历时十八月之久。
全国性的反英情绪是民国十四年的上海"五卅惨案"激起的。五月三十日那一天，一群同情劳工运动的人在上海大马路(南京路)游行示威，公共租界当局竟然下令向群众开枪，好几个人中弹身死，伤者更不计其数。工人、商人和学生在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之下，随即发动全面罢工、罢市、罢课，上海再度变为死城。六月二十三日，广州的学生、工人、商人和军人继起响应，发动反英示威游行。群众行近沙面租界时，驻防英军又向群众开枪。于是香港各界亦开始罢工、罢市、罢课，使香港也变为死城。北京英国使馆的华籍雇员，在学生煽动之下，也进行同情罢工，致使这批英国外交官员很久都没有厨子和听差侍候。
自从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彼此呼应以后，游行示威者人数动以万计，北京不时有各色人等参加的群众大会出现，街头游行行列常常长达数里，群众手摇旗帜，高呼口号，无不慷慨激昂。一位白俄看到这种情形时，不觉蹴然心惊。他曾经在俄国看到不少这样的集会，他说这是革命即将来临的征兆，因此他担心是否能继续在中国平安住下去。
学生们找不到游行示威的机会时，曾经拿学校当局作为斗争的对象，工人的情形亦复如此。他们找不到示威的对象时，就把一股怨气发泄在雇主的身上。不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对付罢工工人，可比对付学生简单多了。他们有时用武力来弹压罢工工人，有时就干脆拿机关枪来扫射。
段祺瑞执政的政府显然认为机关枪是对付一切群众行动的不二法门，因此，在一群学生包围执政府时，段执政就老实不客气下令用机关枪扫射。我在事前曾经得到消息，说政府已经下令，学生如果包围执政，军队就开枪。因此我警告学生不可冒险，并设法阻止他们参加；但是他们已经在校内列队集合，准备出发，结果不肯听我的劝告。他们一到了执政府，子弹就像雨点一样落到他们头上了。
我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得到发生惨剧的消息后马上赶到出事地点。段执政官邸门前的广场上，男女学生伤亡枕藉，连伤者与死亡都很难辨别。救护车来了以后，把所有留着一口气的全部运走，最后留下二十多具死尸，仍旧躺在地上。许多重伤的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更有许多人则在手术台上断了气。我们向各医院调查之后，发现死伤人数当在一百以上。这个数目还不包括经包扎后即行回家的人在内。
段祺瑞政府的这种行动，引起全国普遍的抗议，段政府后来终于垮台，此为原因之一。
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除了我前面所谈到的原因之外，另一原因是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付桀傲不驯的子女，尤其是这些子女的行为偏偏又受到邻居们的支持，工人们的情形可就不同了；他们的父母或亲戚，既不是政府大员，也不是社会闻人，因此他们命中注定要挨警察的皮鞭或军队的刺刀。只有在学生领导之下，或者与学生合作时，工人才能表现较大的力量。
学生运动在校内享有教师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支持，因此势力更见强大。此外还牵涉到其他的政治势力。故而情形愈来愈复杂，声势也愈来愈浩大。学生运动自从民国八年开始以来，背后一直有教员在支持。就是满清时代的首次学潮，也是教员支持的。
后来教员也发生罢教事件，要求北京政府发放欠薪，情势更趋复杂。北大以及其他七个国立大专学校的教员，一直不能按时领到薪水。他们常常两三个月才能领到半个月的薪俸。他们一罢课，通常可以从教育部挤出半个月至一个月的薪水。
有一次，好几百位教员在大群学生簇拥之下，占据了整个教育部的办公厅，要求发放欠薪。八个国立学校的校长也到了教育部，担任居间调停的工作。教员与学生联合起来，强迫马邻翼教育次长和八位校长一齐前往总统府，要求发薪水。这位次长走到教育部门口时，藉口天在下雨，不肯继续往外走。一位走在他旁边的学生汪翰，马上把自己的雨伞打开递给他，并且很直率地说："喏，这把雨伞你拿去!"于是这位次长只好无可奈何地继续前进，后面跟着八位心里同样不怎么乐意的校长。群众走近总统府时，宪兵、警察赶紧关起大门。教员与学生在门外吵着要进去。忽然大门打开了，大群武装宪警蜂拥而出，刺刀乱刺，枪把乱劈。上了年纪的教员和年轻的女学生纷纷跌到沟里，有的满身泥泞，有的一脸血迹，叫的叫，哭的哭，乱成一片。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侮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这位马教授后来被送到法国医院诊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长的要员前往慰问并致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马教授的老母说：
"这孩子是我的独子，政府几乎要他的命，请问这是什么道理?"
曾任省长的那位要员回答道："老伯母请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这位老弟的相貌，红光焕发，前途必有一步大运。老伯母福寿无疆，只管放心就是。至于这些无知士兵无法无天，政府至感抱歉。老伯母，小侄向您道歉。"
老太太居然被哄得安静下来，病房里其余的人却几乎笑出声来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其他教员，也都因为这位要员的风趣而面露笑容。
这件事情总算这样过去了。另有一次，教员们拥到财政部要求发放欠薪，部里的人一个个从后门溜走，结果留下一所空房子。有一次学生们因为不满政府应付某一强国的外交政策，冲进外交部打烂一面大镜和好些精致的坐椅。学生、教员和工人联合起来罢工罢课，反对北京政府和侵略中国权益的列强。多事的那几年里，差不多没有一个月不发生一两次风潮，不是罢课就是罢工。
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是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二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
我讲这些话，决不是开玩笑。我记下这些往事以后，又做了场恶梦，有时看到青年男女横尸北京街头，有时又看到宪兵包围北京大学要求交出群众领袖。梦中惊醒之后，辗转反侧无法安枕，一闭上眼睛，一幕幕的悲剧就重新出现。
有一天，我和一位老教授在北京中央公园的柏树下喝茶。这位老教授曾经说过一段话，颇足代表当时扰攘不安的情形。
"这里闹风潮，那里闹风潮，到处闹风潮——昨天罢课，今天罢工，明天罢市，天天罢、罢、罢。校长先生，你预备怎么办?这情形究竟到哪一天才结束。有人说，新的精神已经诞生，但是我说，旧日安宁的精神倒真是死了!"
第四部国家统一
第十七章宪政的试验
军阀时代的一天晚上，俄国驻北京大使加拉罕举行宴会，招待当地首要。出席宴会的约有六十人。上菜上到烤乳猪时，席上一些客人，一面斜眼看看在座的国会议长、副议长，一面望着热气蒸腾的烤乳猪，不觉掩嘴而笑。这种吃吃的笑声，迅即传染到全体宾客，只有那位议长和那位副议长，板起面孔装聋作哑。最后我看到有人向苏俄大使咬耳朵，弄得这位大使也忍俊不止。
这里头有个典故。从前印尼的橡园主人和矿场老板，常常以不法手段向中国招募工人。中国的劳工招募所，就把南洋说得天堂似的，花点钱把工人诱骗到南洋群岛，转卖给当地的开发公司。这些被当做货色出卖的可怜虫就叫"猪仔"。他们有的是自甘卖身，有的根本糊里糊涂就被当猪一样卖掉了。
民国初年，国会的议员受贿舞弊，弄得声名狼藉，普受鄙视，许多人就骂他们是"猪仔议员"，因为他们只看谁出价高，就把自己卖给谁。当然，绝大多数的议员是正直无私的，但是这些人毫无组织，因此也就无法制止其中的败类。于是"猪仔"之名就普遍加在国会议员的头上了，坏人营私结党时，好人也必须团结一致，要不然，好人蒙冤不白，那是自作自受。有一次他们在万牲园里的豳风堂宴会，有人把豳字解作"猪积如山"，一时全城传诵，此后议员们就不敢再在那里请客了。
中国成文宪法的观念是从美国介绍来的。美国的宪法是美国人民思想信仰的具体表现，而且是根据人民的生活发展而来的。中国的宪法只是抄袭外国的观念，起草宪法的人随意取舍，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或思想观念。
革命前的帝政时代末年，由绅士阶级组成的省咨议局倒是成绩斐然，因为他们的目标大致相同，而且绅士阶级里也不乏领袖人才。同时各省巡抚威望甚高，足以约束省咨议局。碰到重大问题时，咨议局里很少发生政治纠纷。通过的议案大致都是为省民谋福利的，贪污舞弊绝无仅有。
民国元年，中山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参政会颇有成为现代国会的迹象，因为参政员代表革命利益，而且有革命领袖在领导工作，孙先生担任总统，众望所归，威望一时无俩。后来袁世凯继任总统，国会里可就有了纠纷了。革命领袖憎恶专制反动的袁世凯，袁也憎恶革命领袖。但因他掌握军队，不惜以武力恐吓国会议员，为此后国会发展史上开了恶例。我不妨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藉以说明恐吓手段对议会风气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事情发生在选举袁世凯为总统的时候，选举时有摄影师在场拍照。当时室内照须用镁光粉，点燃镁光粉时会发出炫目的闪光和震耳的响声。镁光粉爆炸时，许多人以为是炸弹，纷纷夺路逃命。有一位议员躲到桌子底下，高喊："我选举的是袁世凯!"另外有些人则落掉鞋子，事情过去以后到处找鞋。这场戏终以弹劾国会秘书张公权为结束，说他不该让摄影师以"炸弹"惊扰国会。
在袁世凯担任总统期间，经常活动的五六个政党之间纠纷迭起，派系之争和意气之争非常激烈。这个被老百姓瞧不起的国会后来终于被袁世凯称帝运动以及张勋复辟运动的潮流所卷走。不过两次运动相继失败，国会亦告恢复。政治权力一部分操在各省督军手里，一部分操在有名无实的北京中央政府手里。这时的北京政府，已经威信扫地，无力控制国会。北方军阀曹锟贿选获任总统之后，国会威信一落千丈，此后情势演变，国会声望更是每况愈下。
国会议员之中，许多是贿选而来。享誉国际愤世嫉俗的学者辜鸿铭告诉我，有一次选举时，曾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陈博士，出八百大洋收买他的选票，他把钱收下了，跑到天津逛了一趟胡同，根本没有去投票。后来在北京饭店的一次国际性聚会上，辜鸿铭碰到这位贿选的人，他指着这人对大家操英语说："这家伙要拿八百块钱买我，各位先生，你们看我辜鸿铭真的这么贱吗?"
若干不良分子就是这样混进国会的，虽然这种人数目不多，但是已足以使国会显得有点像拍卖场，谁出钱最高，就把议席卖给谁。
北京学生现在开始把他们的攻击目标移到这个"腐败之家"头上了。有一天下午，好几千男女学生包围了国会，要求取消议程上若干有关教育的议案。结果学生与守卫警察发生冲突。若干学生气愤之余，竟在几天之后从天津偷运来三颗炸弹准备去炸议会。这事被我们劝阻了，总算没有见诸行动，炸弹也运出城外丢到河里。几个礼拜之后，一位渔夫捡到其中的一颗炸弹，他把炸弹提在手里摇来摇去，希望弄清楚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轰隆一声，炸弹爆炸，炸得这位好奇的渔人血肉横飞。警方认为这颗炸弹是革命时期投进河去的，因此根本未进行任何调查。
国会与学生之间的冲突仍然不断发生。国会议员最先想确立人民代表的权威，学生们却反唇以"猪仔"相讥。国会预备弹劾北大校长，学生就发动示威游行，高举画着猪猡的旗帜，并且扬言要捣毁国会。国会自知本身有弱点，最后只好高悬免战牌，不敢再捋学校与学生的虎须。愤世嫉俗的辜鸿铭既看不起学生，也看不起议员，他有一天对我说："你相信民主，这实在是民狂。"
如果一个机关只是被公众憎恨，它也许仍旧有存在的余地，如果这个机关成为公众冷讽热嘲的对象，即使那是为了其中少数人的行为，多数人也会因此遭殃，而整个机关也就像沉船一样难逃劫数了。中国宪政初期的国会，情形就是如此。后来有些军阀抓住机会，干脆把它一脚踢开。
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军阀时代的宪政。一方面是军阀以威胁利诱来破坏宪政，他们没有领导民主团体的威信、原则或政策。袁世凯垮台以后，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经名存实亡，实际权力操纵在互相残杀的各省督军手里。他们根本不理什么叫法律，他们只晓得自己持有封建军队的武力。中央政府既不能维持宪政原则，也不能确立治国政策，事实上这个政府已经无足轻重，不值得拥护也不值得反对。
在另一方面，国会里的议员，很少有人关心国家利益。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是他们本省的或本地的利益，甚至只是本身的利益。他们对国家利益的观念，本来就很模糊，因此对国家大事也就不可能有整套的指导原则或政策。除了地方事件或私人利益之外，既无组织，亦无领导。中国人爱好自由，但是对有组织的民主政治，也就是对宪政，却无经验，也不懂组织对民主的重要。中西国情不同，想使中国遵循西洋的宪政规模，无异赶东方之车，朝向西方的一颗星走着。宪政试验的失败，实在毫不足奇。
中山先生有鉴于此，所以在他的民主宪政计划中，设计了训政制度，作为过渡到宪政政府的跳板。依照他的计划，先有军政时期以达国家统一，接着是一个以党领政的训政时期，最后才过渡到正式的宪政时期。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在南京建立训政政府，锐意革除国会的腐败风气。此后十年间，国民党在蒋委员长领导下，铲除军阀，统一全国。日本军阀所导致的国难，使统一的局面更为加强。
国家统一是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孙中山先生已经制定建国的原则，只要政府与国会能有坚强的领导，人民与政府一致尊重法律，中国无疑地将在民主宪政的道路上大步迈进。
第十八章中山先生之逝世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此为杜甫咏诸武侯之句，宋宗泽元帅假以自挽者也。如果拿这两句诗来描写中山先生之死，真是再恰当没有了。这位伟大的领袖，致力国民革命达四十年之久，不幸在国家建设正需要他的时候，死神就把他攫走了。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春天，孙先生因为宵旰勤劳的结果，几个月来身体一直不怎么好。他在容许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以后，更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他鉴于中国仍旧陷于分裂，同时鉴于只有团结才能产生力量，乃毅然应北洋军阀之邀，离粤北上，到北京讨论统一国家的计划。北上途中，他曾绕道访问日本，希望说服日本朝野，使他们相信强大统一的中国是对日本有利的。到达天津时，他竟病倒了。我到天津谒见孙先生及夫人并报告北京政情后，不日返京。过了几天，大家把他从天津护送到北京，我赴车站往迎。猛地里从车上跳下来一位老友湖北刘麻哥，抓住了我的领口，喝道："你好，你们养成那么多的共产党员祸国殃民。"我说："麻哥，你胡说。"他笑道："小心，共产党都是坏东西啦。"先生到北京后病势仍是很重，无法讨论统一计划。且一直卧床不能起身。执政段祺瑞托称足疾亦未往谒。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师对先生的病均告束手，胡适之先生推荐了一位中医陆仲安。但是孙先生不愿服中药。他说，他本身是医生，他知道现代医药束手时，中医的确有时也能治好疑难的病症。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朋友仍旧一再劝他吃点中药，他不忍过于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后终于同意了。但是这只没装罗盘的船却始终没有到达彼岸。
孙先生自协和医院移住顾少州(维钧)寓。顾寓宽敞宏丽，建于十七世纪，原为著名美人陈圆圆的故居。陈为明将吴三桂之妻，据说吴三桂为了从闯王李自成手中抢救陈圆圆，不惜叛明降清，并引清兵入关。
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早晨，行辕顾问马素打电话来通知我，孙先生已入弥留状态。我连忙赶到他的临时寓所。我进他卧室时，孙先生已经不能说话。在我到达前不久，他曾经说过："和平、奋斗、救中国。……"这就是他的最后遗嘱了。大家退到客厅里，面面相觑。"先生还有复原的希望吗?"一个国民党元老轻轻地问。大家都摇摇头，欲言又止。
沉默愈来愈使人感到窒息，几乎彼此的呼吸都清晰可闻。时间一分一秒无声地过去，有些人倚在墙上，茫然望着天花板。有些人躺在沙发上，闭起眼睛沉思。也有几个人蹑手蹑脚跑进孙先生卧室，然后又一声不响地回到客厅。
忽然客厅里的人都尖起耳朵，谛听卧室内隐约传来的一阵啜泣声，隐约的哭声接着转为号啕痛哭——这位伟大的领袖已经撒手逝世了。我们进入卧室时，我发现孙先生的容颜澄澈宁静，像是在安睡。他的公子哲生先生坐在床旁的一张小凳上，呆呆地瞪着两只眼，像是一个石头人。孙夫人伏身床上，埋头在盖被里饮泣，哭声悽楚，使人心碎。汪精卫站在床头号啕痛哭，同时拿着一条手帕擦眼泪。吴稚晖老先生背着双手站在一边，含泪而立。
覆盖着国旗的中山先生的遗体舁出大厅时，鲍罗廷很感慨地对我说：如果孙先生能够多活几年，甚至几个月，中国的局势也许会完全改观的。
协和医院检验结果，发现中山先生系死于肝癌。
孙先生的灵柩停放在中央公园的社稷坛，任人瞻仰遗容。一星期里，每天至少有两三万人前来向他们的领袖致最后的敬意。出殡行列长达四五里，执绋在十万人以上，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生、教员、政府官员、商人、工人和农人。
灵柩暂停厝在离北京城约十五里的西山碧云寺石塔里。石塔建于数百年前，略带西藏风味，由白色大理石建成，塔尖是镀金的青铜打造的。石塔高踞碧云寺南方，四周古松围绕，春风中松涛低吟，芬芳扑鼻。碧空澄澈，绿茵遍地，潺潺的溪水和碧云寺的檐角的铃声相应和，交织成清轻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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