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炮怎样协同？人力怎样集中？怎样压制敌炮？怎样伴随步兵冲锋？要熟练掌握一支步枪，对于农民出身的士兵，也不是易事呀！
“捡洋落”起家的炮兵像个学步的孩子，在黑土地上的风雪中摸索著学足、投步，踉踉跄跄，却是坚韧执着，充满信心地前进。
夏季攻势後，基本走上正规。冬季攻势开始後，看见炮兵，步兵远远地就欢呼起来：咱们的炮兵来了！交通堵塞，无论自己任务怎麽紧，也都赶紧给炮兵让路。
密集的火网中，用血肉之躯翻滚著去送炸药包——全世界都难找到一支军队，能像土八路那样喜爱自己的炮兵了。
凡是比较大的战斗，主攻方向的观察所和炮阵地上，都能看到朱瑞壮实的身影。那身影就是像他的性格一样活跃。阵地选择，兵力配置，主要火力点，他都要亲自观察、落实。部队突破後，经常要到突破口去观察炸点情况，总结经验教训。
义县城垣突破後，纵深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他就要到突破口去看看城墙厚度，多少炮弹才能打透，以便决定这种城墙究竟怎样打法更好。
走到城门前，踏中一颗反坦克地雷。
他是唯一倒在黑土地上的共产党高级将领。
10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东北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兵学校”（即今“沈阳炮兵学院”前身）。
王振奎老人当时是炮校校务参谋。打义县时，他到阜新接引坦克部队去了。回来路上，听说朱瑞牺牲了，大家都不信。到义县证实了，大家都傻了，哭了。
老人一口一个“朱校长”。
讲“朱校长”性格开朗，活泼好动，没架子，有点像刘亚楼，讲“朱校长”有才气，有学问，有修养，讲话大家听不够，从来不骂人，是位学者型将军。讲学员毕业後，有的要到主力去，到前线去，有的嫌职务低了，闹情绪，“朱校长”一谈，都乐呵呵走了。讲“朱校长”一是一，二是二，实实在在，最讨厌大话、空话、假话。
（笔者看过朱瑞写於1944年的一篇《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这个“书香门第三代的地主家庭”的儿子，对自己人生旅途中比较大的事件，从对立三路线态度暖昧，“实有助于当时之立三取消农民游击队的错误路线”⑶，到在苏联学习时，“与教员之一的丽亚由师生进入到朋友，由朋友发展到恋爱”⑷，一概据实而书，可信可亲又可敬。不知当年是否都是这样写的——今天这样的文章实在是难以见到了。）。
又讲“朱校长”爱洗澡，每天都洗，行军路上在哪儿休息，也要用秫秸围个圈儿，弄两桶水从头上淋个痛快。冬天也是，冰天雪地洗冰水浴。大家都替他冷。除了这点“特殊化”，你就看不出他是“朱校长”。一家四口在牡丹江住一间房子。两个孩子的衣服，大都是大人旧衣服改的。南下临走前，有事去找他，两口子正在收拾行装，没一件像样衣服。
老人说，如今是上级参加下级的婚礼，那时正相反，都是参加首长的婚礼。有规定，新娘子可以和首长吃三天中灶或小灶，三天後，就和战士吃大灶。国民党是丈夫官多大，太太多大官，共产党可不，首长是首长，家属是家属，一家人两码事儿。那时那人那党呀……
“那时那人那党呀……”采访中，很多老人都爱说这句话，自豪中带著留恋和神往。
老人找出一张“朱校长”的全家福。照片上，朱瑞中等身材，很壮实，穿件列宁服，戴著眼镜，有点秃顶，抱著大女儿。夫人端庄、秀丽，两根尺把长辫子，怀抱小女儿。一家人笑著，笑得幸福、甜蜜。
老人流泪了。
雪 白 血 红
第２５章 历史的大手笔
9月21日上午，十几辆吉普、救护车和卡车，鱼贯驶出双城镇，开进车站。一阵紧张而井然的忙动，一列停靠在月台上的列车开动了。
北上，到哈尔滨後又转东南，驶向牡丹江。晚上10多点锺，突然掉头西北，经昂昂溪南下。
挂在车厢里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随著车身的颠簸震动著。林彪上车后，蓝丝绒窗廉就拉下了。电灯不大亮，作战科长尹健打著电筒。
金黄和火红的地平线，在湛蓝的苍穹下起伏。大地在昼夜轮回中，迅疾地後遁。
在南下大军念促的脚步声和车轮昂奋地转动中，历史向著黑土地3年战争的终点线，轰轰隆隆地冲刺。
10月2日情晨，“东总”专列到达彰武。一瞬间，历史在这里留下个“，”和那麽多文章。
两年半前，林彪曾在这一带“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现在，轮到毛泽东向林彪这麽说了。不过，毛泽东可用不著像林彪那样，把电报发走了还想追回来：
毛泽东看好关东
河北省平山县，紧靠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上，有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小山村，叫“西柏坡”。
西柏坡因柏坡岭上的古柏而得名，因毛泽东而名闻天下。
穿著一套肥大布衣服的毛泽东，在国共两党的决战时期，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战役。
黄金的黑土地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1948年，被蒋介石通缉的毛泽东站在西柏坡岭上，心头也一定激荡著这样的诗情画意。
东流的滹沱河水，唱著世世代代唱著的那支古老的歌。掩映在树丛中的电台天线，日日夜夜唱著共产党人的《胜利进行曲》。
4月22日，彭（德怀）张（宗逊）野战军夺回延安。
5月17日，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攻占临汾。
6月11日，许（世友）谭（震林）兵团收复曲阜。
6月22日，陈（毅）栗（裕）野战军攻克开封。
7月6日，陈栗野战军睢（县）祀（县）大捷，活捉国民党7兵团司令区寿年。
7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攻克襄阳，活捉国民党15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
经过两年浴血奋战，共产党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取得了全国战场上的主动权。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65万，能够用于前方作战的只有170万。作战方针，也由“全面防御”，“分区防御”，变为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五大战略据点为支柱的“重点防御”。共产党军队则由120万发展到280万，所占面积为全国的1／4，人口达到1／3以上。
比这些数字更令人振奋的，是难以用数字表达的人心与士气的对比。
黑土地的形势更好看。
到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国民党军队已被歼灭57万人。此时，尚有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加地方武装共55万人，但已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块互不相联的地区。人心浮动，供应困难，恨不能像冷兵器时代那样，挂出一块“免战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占共产党军队1／3还强的105万东北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占领地区为黑土地的97％，人口为86％。
一方孤城困军，把希望寄托在不知何时何日才能到来的援军，甚至是至今也未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一方大军踊跃，实力就像大地一样实在而又坚厚，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毛泽东说：林彪现在壮得很哪！
当初，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那“惧”，不仅是忧惧内战行将爆发，对内战前途也不能说没有忧惧。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大概是未把自己当成神的。战争毕竟是实力的对抗。胜者王侯败者贼。
可现在，实实在在，毛泽东是今非昔比，壮得很得意得很了。
但这一切只是胜利的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国民党还控制著相当强大的战略集团，还有很大的战争能力。真正解决胜负，还得通过最後的战略决战。
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西北、中原、华东、华北和东北五大战场，1948年秋天，“稻浪”金黄、丰收在望。而丰饶的黑土地，则是秋色浓，来得早，熟得快，应该开镰收割的第一块高产田。
“专顾锦榆唐”“领袖”一词，包括这样的含意：高瞻远瞩，能够超越现在透视未来，指导今天走向明天。
毛泽东天才地预见性，在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三大战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与伦比。
结果，蒋介石不得不再三改变他的战略方针，从内战初起的一年内“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变成到台湾後的“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毛泽东也不得不修改他的战略计划，把原定的5年打倒国民党，轻松愉快地缩短为3年。
辽沈战役的胜利，进攻方向的选择，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著。
1947年5月20日，毛泽东指出：
你们以八个师南追，希望能於夏秋雨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於冬春雨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十三军、九十二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地共有人口一千五百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必不可少之条件。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池；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⑸。
夏季攻势刚刚开始，毛泽东就提出“夺取两路、四城”的战略构想，打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主意了。
1948年2月7日，毛泽东说：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二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池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到华北彻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减为有利⑹。
关门打狗。
同年9用7日，又说：为了歼减这些敌人（指锦州、愉关、唐山诸点敌人——笔者），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於该线（指北宁线——笔者），而置长春、藩阳两敌於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藩援锦之敌。⑺。
此前的几十封电报中，毛泽东始终注目“锦榆唐”。此刻，则明白无误地指出：不如置长沈两敌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宜。⑻。
如列宁所说，战争是一种形式繁多、差别万千、错综复杂的事物。人类从事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那样广阔活动的天地。军事科学不能成为精确的科学，原因就在这里。
在毛泽东那里，这门科学够精确的了。
当国民党在全国还处于进攻状态时，毛泽东就从黑土地上最早开始的反攻中，窥见到战略决战的讯号，当蒋介石被战争的迷彩眩惑得六神无主时，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已经著手为明天的世界制造爆炸性的头条新闻了。而当这一切成为可能时，他就在早已看准的一个最敏感的地区，迅雷不及掩耳地投住最强大的力量。
范汉杰被俘後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⑼站在西柏坡农家小院里的毛泽东，神了！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林彪的踱步声中，可以听到黑土地历史的滚滚雷声。
毛泽东的脚步，翻覆中国、震动世界。
莎土比亚说：“有的人生来就是伟大的，有的人是经过奋斗达到伟大的，有的人的伟大是硬棒出来的。”
生来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是经过常人难以想像的磨难和坎坷，成为令人倾倒的伟大领袖的。
毛泽东的伟大，集中地表现在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把握和了解，特别是对于中国农民的透彻了解。他懂得农民在中国战争中的地位，非常清楚农民渴望甚麽，怨恨甚麽，并懂得怎样把这种渴望和怨恨转化为变革世界的行动，他的哲学像大地一样，深厚，实在，而且是绝对的中国特色，连没有文化的农民也一听就懂。这不仅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更在于他具有杰出的天赋。
如果，内战结果不是蒋介石跑到台湾，而是毛泽东避难苏联，人们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因为蒋介石是那麽强大，一个强大的人变得更强大，本是理所当然的，算不得大英雄和男子汉。令世界目噔口呆的，是这一切恰恰相反。
战败的日本不向他缴械投降。“老大哥”斯大林让他向蒋介石妥协退让。偌大个世界，毛泽东简直应该称孤道寡了。毛泽东不听邪。他同蒋介石交手，又在朝鲜半岛同杜鲁门对抗。斯大林怕美国，毛泽东不怕。毛泽东疏淡的眉毛下那双慧眼，看透了中国，看透了世界，当然也看透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杜鲁门无疑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物，但杜鲁门不能为所欲为，他毛泽东能够。
如果人类评选男子汉（不分性别，而以作为大小论），1949年世界第一号男子汉，非毛泽东莫属。
古今中外，常有伟人率领一个民族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世界就在震颤中，对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和民族刮目相看。
毛泽东“神”的地位，也就同时确立了。
据说，毛泽东在决定是否出兵朝鲜时，一星期没刮胡子，也不作声，作声时常常是发脾气。
西方的德林软件公司，对“美国出兵朝鲜，中国状态将会如何”进行研究。战争爆发前8天拿出了成果：中国将出兵韩国。七个字索价500万美元。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一笑了之。
美国以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军人的代价，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是因为它不了解毛泽东的性格，德林软件公司的成功，是他吃透了毛泽东这个男子汉性格中最本质的东西。
可毛泽东访苏时，却被斯大林晾在走廊里，等了几小时後才被接见。
（有志於为毛泽东立传者，千万不可忽略这个细节。）。
毛泽东在同蒋介石和蒋介石背後的美国交手时，已经同斯大林不动声色地较量过了。毛泽东大获全胜。大获全胜的毛泽东，此刻即便气炸肺，也只能像小学生渴见导师那样等著，忍著。他的国家亟需老大哥援助。倘若此刻可以拂袖而去，决定出兵朝鲜时，也就用不著一个星期不刮胡子了。
每个有志於民族腾飞的炎黄子孙，都不能不对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历史刻骨铭心。其中最痛苦不堪的，应该说是毛泽东了。几千年的大国，人口和国土的大国，只能任列强宰割，凌辱。毛泽东的天才赋予他一展宏图的伟力，却又为国力所束缚。天才与生俱来的并不都是成功和幸福，巨大的天才那痛苦也是巨大的。
毛泽东为一个民族立下了雄心壮志，并以他巨大的天才和魅力，唤聚起一个民族巨大的热情和献身精神。
在他做着看来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时，他成功了，在他做著看来似乎能够做到的事情时，他失败。在一场劫难结束不久，他又让全世界大吃一惊：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到功勋卓著的老帅，一个个竟那样轻易地从政治舞台消逝，直到从肉体消逝。在对应的另一端，林彪则像玩儿似的，由人而神而鬼。
这一切，都与毛泽东有甚麽关系？
在中国，在世界，毛泽东都不想接受“老二”的地位。可在一个民族的失声恸哭中，他给世界留下一个甚麽样的中国呢？
胜利和失败都是可怕的。巨大的胜利和失败尤其可怕。
绅士风度的英国人不讲良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烟刚息，就卸磨杀驴，把曾经拯救了一个民族的战时英雄丘吉尔哄出唐宁街，代之以写了本《幸运时刻的人》的艾德礼。
那位法国人引为自豪的战时民族英雄戴高乐将军，也是同样下场，任何人都属于特定的时间、地点、环境。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战时当个士兵可能完全不够格。领袖也是一样，各自属于各自的空间和时间，领袖和国家不能互换，和时代也不能互换。造就战时伟大领袖必具的才智和品格，在和平时期并不一定是人民所需要的。
无论中国人懂不懂得这个道理，礼义之邦的子民也决不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即便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人们也可能同样为曾经是巨人的毛泽东恸哭失声。
被割断了喉管的张志新那张千古悲愤的脸，在向历史诉说著甚麽？
再伟大的天才，也不能脱离其民族的历史而存在。
英国人信上帝，中国人信神。
神是历史的产物。
因而，神是悲剧人物。
林彪的“活思想”
丢了延安的毛泽东，在“流浪”途中，在临时首都西柏坡，和黑土地上的林彪电报往来，纵横辽沈大决战。
电报谈兵，也算中国共产党人一绝。
辽沈战役，用枪炮打了53天，用电报打了近半年。
林彪被魇住了
林彪在双城的青砖地上踱步，一颗心就像个钟摆，一会儿摆向长春，一会儿摆向锦州。
在“长春”和“锦州”上面，叠印看血红的“四平”。
如果锦州打成四平，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主力，就可能被国民党包了“饺子”。
1948年9月7日，“林罗刘谭”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实际上还在去年就开始了大军进入冀热辽地区作战的战场准备工作。去年七月，子莘同志来哈尔滨时，东北局就提出了准备战场的各样具体问题，随後高岗同志的亲自到热河和冀东，以及今年克诚同志去热河工作，都是为了同时加强这一准备工作，此外，在去年冬天就开始了恢复郑家屯至通辽的铁路，以及重新修筑通辽到彰武的铁路，只是由於今年东北是五十年来所未有的大雨，致使通辽到阜新的铁路直到最近才完成。
1947年12月4日，林彪说：
明年作战，将主要依托冀热辽根据地，因此，该处的一切工作，尤其是群众工作，将有重大意义。⑽。
在南下北宁线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毛泽东和林彪是英雄所见略同，凭林彪的才智，即便没看清这一点，或是没看透这一行动举足轻重的意义，毛泽东一点拨，他也不能不明白。
唯其如此，林彪才一反常态地举棋不定。
冬季攻势後期，卫立煌在沈阳集结20万重兵，眼睁睁看看辽阳、鞍山、营口、四平一个个丢掉，硬是咬牙横心，按兵不动。
形势在黑土地上明摆着：除长春、沈阳、锦州三坨敌人，无仗可打，要打，就是攻坚，就是大仗，就是恶仗，沈阳是重兵据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先从沈阳开刀，只能在长春和锦州进行选择。
林彪先要打长春没咬定牙，後来南下也没横下心。
这可有点不大像林彪了。
他被四平那场血战魇住了。
扩大来的新战士，於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是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信心。如果没有把握宁可不让他们打，这是决定他们部队一生的。⑾。
1938年林彪讲这话时是师长，如今“东北王”也当两年了。可在攻取坚固设防和重兵把守的大城市这门课题上，他还是个初学乍练的新兵，而且这个新兵第一仗就碰了个硬钉子。这一仗不可能“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但在打下锦州前，却像噩梦一样魇著他。四平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四平给曾经信誓旦旦打了保票的参战部队的印象大深了。在黑土地上打过仗的人，有谁会忘记1947年夏天的那座血城呢？
林彪大讲攻坚战，打大据点，“四快一慢”，“四组一队”，“攻城军”，“爆炸军”。他是下了狠心和真功夫的，那成果也是丰厚的，但在这一切还未实践前，他心中是缺少底数的。唯一的那次实践就像盏红灯，在他脑子里那个不停转动的车轱轳上，不停地闪著不祥的警号。
毛泽东批评林彪从双城动身晚了。大军作战，确实有个“四快一慢”中的“慢”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林彪还未最後下定决心。
黑土地上的3年内战中，林彪曾两次要避免在锦州打大仗。第一次对了，第二次错了。
古今中外，没有不讲“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将军，但叫起真章来，在“有把握”与“无把握”之间，就不那麽容易把握了。
“诸葛一生唯谨慎。”林彪也把谨慎做为信条之一。纵观他一生指挥的战斗，除非不得已，他是轻易不违背这个原则的。
林彪首先选择打长春，是符合他的一贯作风的，具体动作起来，也是严格遵循这一原则的。刻意选择打过四平的1纵和6纵，首先进行试打，探探虚实，以求稳妥。
南下北宁线与奇袭威远堡门有某些相似之处，都是向敌人意想不到的要害部位突然袭击。应该说，这是善于运用智谋打巧仗的林彪的拿手好戏。而打巧仗，就不可能四平八稳，就要带几分冒险。不敢冒险的将军是平庸的将军。而比之“有把握”与“无把握”，在“不打无把握之仗”与“冒险”之间，是更难权衡、抉择的。林彪的冒险，是在把各种可能和意外，都尽量在脑子里那个车轱轳上轱轳出来的，再反覆轱轳出“把握”之後，才决定的。
眼下，面对一场更加威武壮丽的史剧，他完全有理由反覆思考，踱步。因为这是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大决战，他是前线最高指挥官，但他是太谨慎了，把困难考虑得太多了，步子迈得沉重了。
他太专注了，太精细了。太专注了容易钻牛角尖儿，太精细了会变得婆婆妈妈，于是，对于黑土地上的最後一战，他就显得似乎有些小家子气了。
决战前的林彪也太痛苦了，为他的“活思想”烦躁、痛苦。
据说，林彪非常喜爱女儿林豆豆。平生唯一一次打女儿，就是在这个时候，把4岁的女儿踢了一脚。
有人说林彪“不打锦州打豆豆”。
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四平撤退後，他在舒兰掀了李作鹏等人的桌子。
军事学术大研讨
林彪为难下决心而痛苦，毛泽东为林彪而焦灼。
这段时期，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有的文章说是“几十份”，有的说是“七十多封”，有人说是“83”封。林彪给毛泽东的电报，数字大体相当。
焦点在於战役应该首先从哪儿打起？
毛泽东瞩目北宁线。
打长春便于集结兵力，便于根据地支援。敌人增缓和突围，在漫长的600里范围内，也便于运动中歼敌。而且，打下长春，可以免除後顾之忧，便于集中兵力南下作战。可从战争全局分析，情形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撤退东北，10万大军被困长春是个原因。打掉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为他打出退向关内的决心，从而保住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集团。这对共产党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
林彪则属意长春。
4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致电军委，在谈了攻城打援的决心和部署後，说：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我军和打铁岭或抚顺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追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比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辽，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其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沈锦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仗，又无小仗可打，陷於无用之池。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⒀。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瞧，一个“均”字，把我的意见否了。
4月22日，毛泽东在覆电中说：
“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八个纵队直接投入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域兵力与守域兵力对比，不到三与一之比，但即三与一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是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域中逐个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解决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有可能消耗到战斗末期，连队人数大少，无力续攻，使战斗出现僵持局面。届时敌增援，则可能与守敌会合。”
“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得实地侦察後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⒂。
署名“李梁曹杨”⒃的电报”，在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守城敌军的兵力、工事和战斗情况後，说：
经过我们仔细反复的考虑，认为目前作打长春除突破外要在纵深全歼长春守敌，占领该城的把握不大；如果打得不顺利，将付出很大的代价，其结果便我军有生力量遭受相当的消弱，仍难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全军中真能经受激烈巷战考验。战斗较强的尚不很多。但若有校长的时间付出较大的代价，亦有全歼长春敌之可能。
署名“黄赖黄”⒄的电报，全文如下：
据俘虏供称：长春敌军虽有十一万人，但持枪作战者不到七万人。今日各师首长会议初步研究，无论政治情况。敌之设防与敌我优缺点之比较，胜利把握，较大问题是打的方法问题。必须周到考虑并继续搜集材料再研究後详报。
试打一下，林彪和李天佑有点怯手。倒是黄永胜魄力不减，觉得“胜利把握较大”。而且，他谈到了“政治情况”。无形的士气对比，无疑是敌情我情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朱德也加入这场大讨论。
6月3日，朱德在给军委的电报中，挺详细地谈了打长春的九点意见⒅，认为“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
毛泽东在“基本同意”的同时，始终如一地注目著北宁线，再三提醒林彪在打长春的同时，必须做好南下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6月中旬，“东总”决定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方针。
7月20日，“林罗刘”致电军委说：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⒆毛泽东挺高兴：瞧，又一个“均”字。
但林彪的“活思想”，并未彻底解决。
你一封，我一封，你来我往，电报大战。
各持己见，各行己见。毛泽东旗帜鲜明，几乎每封电报都不离“南下”这个主题。林彪苦思冥想，一个“均”字，又一个“均”字。李天佑和黄永胜等人怎麽想就怎麽讲，谁也不迎合谁，朱德更是话如其人。人人平等，人人都是人。
毛泽东有指示，有批评，有告诫，但绝无强迫命令：“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⒇林彪有照办，有反驳，有否决。明知不对毛泽东心思，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也有妥协，毛泽东同意打长春，是火候未到前的一种妥协。林彪的第二个“均”字，也不无妥协的成份。
谁也不知道毛泽东在口述或起草这些电报时，脑幕上是否问现过当初的“最後一战”和“保卫马德里”。谁也不知道林彪敢于违背毛泽东意志，执意坚持打长春时，是否想过那几封得意之笔的4A电报。我们能够真真切切看到的，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实实往在的民主作风。
一场关于流血的政治的生动活泼的学术大研讨，百分之百的民主空气，绝对的“三不主义”。
辽沈战役枪炮未响，毛泽东已经打赢了。
毛泽东最终赢得中国，此为重要注释之一。
四寸4A电报
——4A电报之四
北宁线上，攻势凌厉。
辽沈大战，箭在弦上。
辽沈战役学术大研讨，旦以连珠般的4A电报进入高潮，并在高潮处画了个圆满的“。”。
林彪仍在犹豫
10月1日，“林罗刘谭”在给各兵团、独立师、各纵、师、各军区并报军委，东北局的电报中，在指出锦州敌军“战斗力不强”，“城内建筑物及工事均不甚强”，“但由于锦州是敌之重要战略基地”，“敌必拚命与我争夺锦州”後，说：
锦州之战有根大可能发展为敌我两军主力的大决战，我必须以最大决心拿下锦州并于攻击锦州遏程中准备打沈阳出援之敌和长春突围之敌，利用敌人脱离城市进至分散而无工事的乡村（每村能容兵力必不多我易打），我各部应按照前电所规定两条战术大量歼减敌人，使这一仗锦打援打突围战役，或为解放全东北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但这一战役必然是极其紧张、激烈与连续的作战，望各部抱定打大仗打恶仗的决心，准确执行命令，不怕伤亡，不怕疲劳，不因伤亡泄气，不因疲劳偷懒，要准备付出重大代价去争取这一战役的全部胜利。(21)
决定和气魄都够大的了。
第二天，“林罗刘”给军委的电报就变了味儿：
得到新五军及九十五师海运葫芦鸟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以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十四军、九十五师等五六个师的乓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住返拖延时间。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一万八千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五千馀。估计长春守敌现约八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的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的把握大为增加。
但须多迟延半月到二十天时间，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22)
这种变化，在“东总”司令部《阵中日记》中也有记载：
10月1日的“决心”为：
北宁线上第一步任务己胜利完成，第二步拟夺取锦州，歼灭锦州守敌，并准备打沈阳西援之敌与长春突围之敌。(23)。
10月2日为：
（一〕正考虑下一步行动问题，一攻锦州，一攻长春。原定攻锦，因新五军增葫芦岛，恐一时难下，长春经三个月围困后易攻，但部队往返不易，又加拖延时间。
（三〕请示中央对下一步之意见，(24)
林彪在讲“不要勉强和被动攻长春”时，对于南下也是有些勉强和被动的。一是长春不是一个猛攻可下，“久困长围”不知要长久到何时。二是毛泽东执意南下，北宁线无仗可打，要打，也只有南下一条路了。
而南下，最可怕的就是把锦州再打成了四平。
所以，一会儿是“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25)一会儿是粮食问题，道路问题，雨具问题。不是条件不需要，困难不存在，主要是“活思想”还活著。
这个“活思想”也确实不是死的。
又4A电报
电报是2日晚上发走的，罗荣桓第二天早晨知道的。
罗荣桓和刘亚搂来到林彪住处，林彪眼睛网满红丝，正在吃饭。煮盐豆好像不是在吃，而是一个个往嘴里数。
林彪让座，两人坐下。
罗荣桓：“101”给军委发报，要考虑回师打长春？
林彪：准备一桌菜，来了两桌客，怎麽办？
罗荣桓：我们也调整一下，把围困长春和监视沈阳的部队向南调整一下，怎麽样？
林彪：援兵不止西面这一头，更大的是东南的那个廖耀湘兵团。
如果锦州久攻不下，两头敌人上来，这个风险太大了。
罗荣桓：从战役本身看，风险确实挺大。从全局看，是战略上的需要，冒险是值得的，军委一贯的思想是打锦州。再说，几十万大军突然拉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