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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白血红》张正隆

_13 张正隆(当代)
  乘胜南下海城,迫使184师师直和一个团起义。接着攻占大石桥和营口,歼灭了184师另一个团。屁股被戳了一刀,杜聿明不得不把新1军南调,减弱了北满的攻势。
  接着,又在辽东新开岭全歼52军主力25师。
  这是在黑土地共产党人最困难时期,打的两个具有震撼力的胜仗。
  然后,和另一个主力纵队3纵,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建并坚持了南满根据地。
  “千里驹”的覆灭
  1946年10月,杜聿明调集八个师约10万余人,分三路向南满大举进攻,企图将共产党主力,压缩、围歼于安东、凤城、宽甸地区。
  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宏观上我是被动的,微观上我是主动的。一个个微观加起来,主动权就易手了。毛泽东的战法虽然不是战无不胜,失算的时候也不多。
  不过,这次对这个号称“千里驹”的25师(输入者注:此处原为“22师”,根据上下文改正),4纵开头倒没这么大胃口。因为微观上的主动性并不大。所以主动放弃安东。腾出手来和敌人兜圈子,掩护辽东军区机关撤退。
  路没少跑,仗没少打,谁也没占多大便宜,“千里驹”只是穷追不舍。4纵一咬牙,就把这个能征善战的“千里驹”,引到了辽东大山里一个叫“新开岭”的地方。
  新22师是在远征缅甸中打出中国军队的虎威,得名“虎师”的。25师为什么叫“千里驹师”,两年后在塔山被4纵打残废了的独立95师,为什么叫“赵子龙师”,笔者没有查到具体出处。①但和“虎师”一样,曾在古北口、台儿庄和远征史上,写下悲壮而又辉煌诗篇的25师,这个美名是在杭战中打出来的,当是无疑的。而且,做为最早闯进关东的一个军,52军在黑土地上也确曾有过上乘表演。
  “千里驹”气势汹汹朝口袋里钻。“师座”李正谊,只看见4纵11师在他翻飞的马蹄前连连后退。当他知道12师已在前面恭候我时,10师在也急如星火地赶到时,一切都晚了。不过,用少将军服换套油渍麻花的伙夫衣服,再用锅灰在脸上抹几把混进俘虏堆里,还是来得及的。只是那满脸麻子,岂是锅灰能抹平的?
  今天我们应切戒骄傲,对共军战力万不可再存轻视心理,这次二十五师疏忽冒进……以至全部被消灭。二十五师这样好的部队,如此下场真令人痛心至极。如果大家今后都像二十五师,就会亡党亡国。②杜聿明说的一点没错,从秀水河子到大洼到新开岭,都使人想起一部电影中一位国民党将军的一句话:我们以往的教训,就在于轻敌哟!
  笔者家乡老人是这样评述和感慨的:那兵过的呀,一会儿共产党,一会儿国民党,后来也弄不清谁是谁了,也不知道谁撵上谁了。看那架势呀,共产党是不大行了。没想到新开岭一家伙,可把国民党打“屁了”(东北话,“服了”,“完蛋了”的意思)!
  新开岭位于安东省赛马县(今丹东市凤城县)境内。蒋介石把这个“千里驹”送去的那个死地,是新开岭东面一条东西走向的袋形谷地。两边是高山,一条(云爱)阳河和宽(甸)赛(马)公路从谷底并行穿过。只要控制住周围制高点,任你“千里驹”、“万里驹”,都有来无去。
  八个团围打一个师,兵力二比一,装备完全不如敌人。这种战例在黑土地上是不多见的。但地形有利,大山助阵,土地爷的威力不止一两个团。
  战斗于10月31日10时打响。
  “千里驹”果然不同寻常,几个冲锋就突破11师部分阵地,攻占了老爷山和404高地。
  老爷山可以俯视、控制整个战区,为最有价值的制高点。抗战中也是一员勇将的“李大麻子”,集中炮火,拼力把它夺了下来。先以一个连守卫,后来增到一个营,11月1日又增到一个团。山顶有当年日军修筑的堑壕、工事和碉堡,碉堡内可容纳几十人。山很陡,70多度坡。林又密,都是刺槐和山里红,扎人挂衣服。先是雨纷纷,后来加雪。松软的腐叶上一层雪,腐叶下泥土泡得水叽叽的,一(足此)一滑。这种天候地理,能够爬上去已属不易,更不用说还有美械守军密集的弹雨了。
  土地爷叛变了,老天也成了敌人,时间也成了帮凶——几路援敌已经出动,那个“虎师”新22师距这里不到一天行程了。
  10师28团九次攻击都未奏效,伤亡500多人。算上炊事员,全团就剩300多人了。
  部队在山沟里待命。没有雨具,没有棉衣。有一件算一件,所有衣服都套在身上了,有的还披着毯子,一个个水淋淋,泥糊糊,没了模样。有的头枕膝盖打着瞌睡。班长一会儿变得捅捅摇摇。不能睡,睡着一个就减员一个,非病不可。老天爷让这个世界有昼有夜,本是让人们有劳有逸,到什么时候就干什么事的。10师从本溪县一昼夜强行军赶到这里,气儿没喘匀就开始攻击。攻上去,打下来,下来就在雨天雪地里这么蹲着。
  团指挥所有个小棚子,警卫员用刺刀砍下树枝搭的。两台日式电话机好像冻僵了,一声不吭。几支像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的没有把的水舀子似的大铁碗里,通红的高粱米饭结了冰碴儿。
  团长胡润生“卟卟”吐着流进嘴里的雨水和雪水,直骂“娘卖X的”。
  政委张继璜说:老胡,沉住气。
  其实,他心里也直骂。
  这仗算是打到节骨点儿上了。
  撤?快瘫的“千里驹”立刻会蹦起来。打下去?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主动权尚在手中,还有希望。但敌人肯定会拼死抵抗,再僵持下去,援军赶到,后果不堪设想。
  纵队几个领导一碰头(请注意,这是真正的“碰头”),咬牙横心:打!
  预备队全部拿上去,几个主要领导全下到师团去。11师和12师从侧后全力攻击,集中全部炮火掩护10师强攻。28团仍从正面攻击,团长政委带突击连,参谋长带尖刀班。
  一锤子买卖、豁出去了!
  敌人终于被冲垮了,垮了的敌人被压挤在老爷山下敌师部附近的黄家堡子。
  炮火转移射向,猛轰敌指挥所,汽车、装甲车和几百辆大车被击中起火。烈焰熊熊,浓烟滚滚,铺了层薄雪的谷地里,“千里驹师”官兵就像热锅里的蚂蚁。
  陈云的“文章”
  做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中国经济工作杰出的领导者,陈云在黑土地上的政治、军事(他自称不懂军事)、经济斗争中,都有不朽的贡献。在黑土地纷纭变幻的“万花筒”时期,他以鲜明的观点和立场推动着历史的进程。有些电报和文稿,已收进《陈云文选》。笔者还看到一些电报,那见解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这里叙述的是另一篇杰作。
  “千里驹”的覆灭,打乱了敌人的计划,保证了辽东军区机关安全转移,一些医院、工厂和仓库资材运去朝鲜,得以保全。但它并不能扭转共产党在南满的劣势。几路敌人踌躇一下,立刻又紧逼上来。
  风雪交加中,遍体鳞伤的4纵,开始疲惫不堪的撤退。
  战役期间曾“动员”一些民工抬运伤员,都跑光了。1千5百多伤员,全由俘虏抬着。没时间从容消化,有的问声“你是抓来的吗”,就补进连队。有的连队一半是俘虏兵。俘虏根本不明白那是问“你是被国民党抓来的吗”,觉得莫明其妙:这还用问吗?哪个不是叫你们抓来的?逃亡不断发生。赵斌老人说,他那个营,有的俘虏把班长和老兵打死了,带挺机枪跑回去了。
  老人都说,直到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后,俘虏都很难改造。特别是新6军和新1军的,一个连打剩几个人也不缴枪,抓住了也不服:你们就凭人多打我们,有本事一对一地干?
  漫天皆白中,崇山峻岭间行进着的像是一支国军。俘虏和“解放战士”不用说了,一些老八路也穿着国军服装。有的是从尸体上扒下来的。不像国军的都是单衣,有的大脚趾头还露在外面。就这样,在越来越深的雪地里,走了将近一个月。
  国民党在后边喊:共军弟兄们,你们没路可走了,趁早投降吧!不投降就把你们赶进长白山啃树皮,哄进鸭绿江喝凉水!
  任何幽默都不会无中生有。对于南满共产党人来说,确确实实,自然界和政治气温都降到了最低点。
  偌大个南满,共产党只剩下紧靠朝鲜的临江、蒙江、长白山和抚松四个巴掌大的小县,偏僻闭塞,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辽东军区,辽宁和安东省委机关,3纵和4纵主力,一下子挤到这里,装备不足,兵员无着,粮食供应顿显恐慌。而国民党四个齐装满员的主力师,正向这里扑来。
  历史在给“千里驹”准备了个新开岭后,似乎又要给共产党人找块什么地方了。
  老人都说,当时发了斧子、锯,规定每个班做两个爬犁(有人说一个)。
  还发了些辣椒、姜,每个班一斤酒。准备放弃南满,过长白山到北满去。快收拾停当了,勘查路线人员已经派出去了,就要开步走了,陈云和萧劲光从北满赶到了。
  随之而来的,是著名的七道江会议。
  中心议题是坚持还是放弃南满。
  12月11日开会,师以上干部参加,开了四天。
  在当年的黑土地上,特别是在大兵压境的当口,这个会开得是长了点。
  不得不长。
  会议由改组合并(辽东和辽宁)后的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主持。他讲了三点:南满必须坚持;南满能够坚持;立足战争,以战求存。
  三点意见两种回声。主张走的人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主张留的人说: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还有几万人,就是上山当“胡子”也能坚持几年。主张走的是多数,据说职务也较高。“走”、“留”天平一边倒。
  当时对我们来说,天寒地冻,衣食困难,根据地狭小,敌人嚣张……都不可怕,可虑的是我们自己形不成“武松的拳头”,没有“打虎”的坚强决心。③萧劲光这段话,可谓一语中的了。
  会场形势挺糟,战场形势不妙。敌人两个师逼近梅河口和辑安。会场重于战场。几个师长回部队准备打仗,这边继续争论走与留。据说,有的主留派也有些动摇了。
  就在这时,一辆火车头载着陈云,从临江连夜赶到了七道江。
  大衣上是雪,眉毛上是霜。
  陈云很喜欢用“做文章”,来比喻研究问题。这次,开门见山,还是这样:大家谈谈,南满是不是没有“文章”可做了?
  这是一栋日本房子,一个个小房间就像鸽子笼。窗外大雪飘飘,屋檐下吊着尺把长的冰椎,室内喘气就像吸烟人喷出的烟雾。比这更冷峻的,是从三面紧逼上来的强大敌人,和令人心急如焚的争执不休的走与留。陈云却全然不觉似的,和大家围着火盆烤火,要大家和他一道“做文章”。随着推门呼拥进来的冷气消逝后,气氛缓和了,也活跃了些。大家各抒己见,做起“文章”来。
  关于“文章”如何做得真,做得准,做得实事求是,陈云在延安时就有论述,就是“全面、比较、反复”:所谓全面,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仅听正面的意见,还要听反面的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二是前后的比较。所谓反复,就是事物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④由此,就不难理解他写在黑土地上的那些“文章”了。
  几位老人说,得知陈云要来,大家就认定他是来拍板的。这位东北局副书记、民主联军副政委,确实是来拍板的。而且,当他主动请缨来南满任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时,东北局明确指示是要坚持南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只管执行指示就是了,否则,他此前此那些“文章”就该是另一种样子了。在这举足投步都关系到黑土地战略全局的关头,他要把每个人的“文章”都听听看看。当他感到“文章”已经成型了,时间又不允许慢慢“推敲”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拍板了。
  “文章”大意是: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走。留下来打,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当年抗联力量那样小,还坚持了10年。我们条件比抗联好多了。
  敌人战略方针是“先南后北”。若放弃南满,就正中敌人下怀,免除后顾之忧,可以全力以赴对付北满。东北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冲着北满,一条尾巴留在南满。松开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会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抓住这条尾巴不放,那就了不得,这头牛就蹦跳不起来。
  去北满,过长白山要损失几千人。将来打回来,还要损失几千人。留下来会很苦,损失也不会小。但这两种损失,意义是不一样的。
  萧劲光是搞军事的,很有学问。大家都是搞军事的,学问都比我大。
  仗怎么打,你们大家研究。但是,南满有文章可做,南满应该坚持,而且能够坚持,这个板我敢拍——我就这么拍板了!
  前面写了,陈云曾充分肯定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地指挥四平撤退,说这两件事处理不当,东北就很难有后来的好形势。
  同样,陈云若不是在七道江会议上拍了这样一板,东北也难有后来的好形势。
  七道江说,新开岭说
  毛泽东说:“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做为战略上和战役中“再坚持一下”的典型范例,七道江会议和新开岭大捷,理所当然地被写进了那么多回忆录,还写了那么多专文。
  却理所不然地回避了关键时刻的很多情节。
  据说,新开岭战役打到节骨眼上时,有人要撤,有人坚决不同意,言辞很激烈。这难道不是关键时刻的关键情节吗?然而,正因其关键,才需要含糊其辞,或轻描淡写,或干脆省略不提。否则,都端出来多难为情?就像七道江会议的多数派一样,所有文章都见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大敌当前,时间也是敌人,与少数主留派唇枪舌剑尖锐对立着的,好像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只是这些影子罗列的一堆问题。于是,就你好我好大家好,你没错我没错大家都没错,和和气气吃了一顿大锅饭。
  谁也不想把谁“揪”出来,可这是历史呀。
  如果当年也是这样做文章,共产党就没有今天了。
  如果仅仅是一个新开岭和七道江,这一节就是“向钱看”了。
  撤也好,打也好,走也好,留也好,也就是个对事物的认识,说到家也不过是个“能力”、“水平”问题。而天才也有水平低的时候。可生活却不是这样。昨天可以让今天背上十字架,今天也可以让昨天背上十字架。一旦倒霉成了“黑帮”,“走资派”,或是“上了贼船”什么的,就“路线”呀,“立场”呀,“感情”呀,一顶顶帽子在头上叠座珠峰。再“七道江”,“八道江”,“新开岭”,“旧开岭”,祖宗三代翻个底朝天。顷刻间,“一贯正确”就变成了“一贯错误”,“一贯反动”。
  所以,你能责怪这种“大锅饭文章”吗?
  新开岭和七道江什么都知道,也什么都理解。
  但是,历史沉淀到今天,它们还应该沉默吗?
  而且,它们要说的并不止这些。
 
雪 白 血 红  
第17章 热雪
   杜聿明的战略,始终是“先南后北”。四平保卫战期间,他首先攻占本溪,然后分兵北上,一鼓而下四平。现在,他又故技重演,四犯临江,准备先击破南满共军,再向北满挺进。
  林彪则针锋相对。北满不支,南满出击,南满困难,北满出援。四保临江,三下江南,又拉又打,叫你首尾不能相顾。用黑土地上的话讲,叫作“劁猪耳朵战术”。
  一首快板诗《筛豆子》,把这段历史形象化了:国民党,兵力少,南北满,来回跑。
  北满打了它的头,南满打了它的腰。
  让它来回跑几趟,一筐豆子筛完了。
  筛豆子,大家干,咱把反动派筛几遍。
  南满消灭它几个师,北满消灭它几个团,机动兵力筛完了,可筐再打歼灭战!
  天气是朋友,也是敌人
  1946年12月27日,郑洞国坐镇通化,指挥五个师进攻临江。3纵和4纵10师、独立师正面阻击,4纵主力深入敌后。经大小10余次战斗,歼灭国民党7千余人。
  1947年1月5日,1纵、2纵、6纵和三个独立师,一下江南。围点打援,先在张麻子沟和焦家岭,将来援的新1军两个团主力歼灭,又将所围之点其塔木攻克。
  4纵主力在敌后做手脚,闹天宫,迫使郑洞国将进攻临江的两个师调回。
  北满再南下,杜聿明赶紧调集四个师北上迎战。
  同年1月30日,杜聿明调集三个师,分三路再犯临江。3纵和4纵10师,以优势兵力将一路击溃。4纵主力在敌后大打运动战,攻城夺地,使敌无力再进。2月16日,杜聿明又集结五个师三犯临江。3纵和4纵10师凭险据守,歼敌两个团,乘势反击,迂回包围,迫使敌人后退。4纵主力和独立师,在敌后如法炮制,所获甚丰。
  2月21日,1纵、2纵、6纵和独立师共十二个师,突然下江南,攻歼城子街新一军一个团,占领九台和农安。乘胜攻击德惠,久攻不下。杜聿明立即指挥四个师北上,并打开小丰满水库,使松花江水陡增,企图阻隔民主联军于江南进行决战。民主联军拼死涉过松花江,杜聿明紧追不舍,并以部份兵力突入江北。乘立足未稳,林彪突然杀个回马枪,三下江南,将87师和88师大部歼灭。
  3月29日,趁松花江解冻之机,杜聿明以十四个师的番号七个师的兵力,妄图一口吞掉南满主力,完成“先南后北”计划。4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3纵和4纵10师,以少数兵力将中路冒进的89师和54师一个团,诱至三源浦西红石砬子预设战场,突然发起攻击,歼敌7千8百余人。其它二路,不战自退。
  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遂告结束。
  国民党在黑土地上的主动权,遂告易主。
  “头九不算九,二九冻死狗,三九四九石头裂口,五九六九穷人伸手。”
  “冻死狗”和“石头裂口”的时候,正是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
  地是白的。山是白的。天是白的。连太阳都冻白了,像小孩子们玩耍滚上去的一个雪球,冷冰冰挂在天上。积雪冻得像冰一样坚实。大地冻裂了,张开一道道纵横的口子,极易蹩断马腿。老百姓称之为“鬼呲牙”,“鬼咬腿”。
  民主联军后勤部颇具战略目光,棉衣里子大都是白的。可一次行军下来,就油渍麻花,黄不了叽了。里子不是白的,雪地行军作战,就像样板戏中少剑波的小分队一样,披件白斗篷。舞台上的斗篷如银似雪,生活中的斗篷像孩子尿布。脸上则由老天爷帮着洗,眉毛胡子全是霜,两个鼻孔喷云吐雾。远远望去,天地一色中,队伍就像腾云驾雾。
  风助火势,也助寒威。无风零下30度不觉太苦,有风零下10度就苦不堪言。狂风吹透衣裤,拼命劫掠热量,脸像针扎刀割似的。“大烟泡”一刮,天昏地暗,睁不开眼,迈不动脚。掉队了,十有八九别想归队了。
  最易冻伤处为手脚、耳鼻和面部。撒尿没有用棍子敲的,但撒完尿裤门没系好冻坏生殖器的,却不鲜见。最初感觉疼痛,不久麻痹,抓摸无感觉,即已冻伤。初时皮肤呈红色,继为紫色,后变成白褐色。深紫色尚可治愈,白褐色即已无望。
  张麻子沟伏击战时,江拥辉是1师副师长。老人说,部队在没膝深雪地里趴了一夜,回来路上赶上大风,全师冻伤3千多人。主要是没经验,到宿营地就进屋了。应该把冻伤部位用雪搓红了再进屋。就像冻梨,得放到凉水里缓,放到热水里就烂了。
  长春军分区原司令员杨克明老人,当时是3师7团副团长。
  老人说:二下江南北撤时,国民党打开小丰满水库放下的洪水,把两里宽的江面都漫平了。雾气腾腾,几里外就能看见。江边柳丛和芦苇结满霜挂,江面蒙蒙,看不真切。顺江而下的冰块撞击着,嘁哩喀嚓的,像妖魔鬼怪磨牙。
  前面部队有的过去了,有的正在过。有的脱了裤子,有的没脱。浅处没膝,深处没腰。水下是原来的冰层。棉衣泡水像铅砣似的,滑倒自己很难爬起来。
  十几辆满载弹药粮食的大车陷在江心里,牲口冻僵了,淹死了。干部战士以班为单位,互相拉扯扶架着。冰块能躲就躲,躲不开就用刺刀挑,用枪托砸。炮弹不时在江中爆炸,溅起水柱,落下殷红。
  看着江水,有些发怵,可来不及犹豫。下到江里,水凉砭骨,也能忍着。
  好歹上岸了,就冻得不行了。棉裤硬梆梆,两条腿有水桶粗,只能一步一步挪。
  有的上岸就抽筋了,冻僵了。
  我是骑马过去的。上岸就组织部队,拖拉拽架那些不能动弹的,不马上弄起来就完了。
  咱们过来了,国民党就没这劲头。
  没有北满又打又拉,南满就够呛了。松花江若不封冻,北满部队也不能那么跑来跑去连打带拉。老天爷帮了大忙。
  最苦的是南满。
  南满根据地四个小县只有22万人。22万人养活近6万部队和地方干部,地方又穷,就更艰难。一保临江前,3纵、4纵近半数人还穿着单衣。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号召机关人员捐衣服。4纵挺进敌后时,一些人还是单衣单鞋。
  比较普遍的是有大衣就没被子,有被子就没大衣。当时有句话,叫作“两个纵队一套被装”。
  最苦的是3纵,3纵最苦的是8师。
  当年的8纵政委刘光涛老人说,那时3纵非常羡慕4纵。4纵在敌后打游击,到处跑,7师、9师多少都能活动活动身子骨,就8师守山头,不能动窝。
  有句顺口溜,叫“8师顶,7师拱(攻),9师转(迂回打援)”。师团还行,指挥所能找到房子,营以下就蹲山头。蹲了三个多月,直到四保临江结束。
  山头没法挖工事,泥土跟石头一样硬。也不用挖。把雪堆起来,浇上水,拍打拍打,一会儿就冻得钢筋水泥般坚固。人就在那里蹲着。班长隔10分8分钟就得喊上一阵:起来,都起来,跺跺脚,搓搓手。
  吕效荣老人说,他那个连有个新兵,站岗时睡着了,冻死了。
  睡眠不足,营养不良,是冻死冻伤的重要原因。吃的是窝头,送上山来变成了冰砣,得用枪托砸碎吃。菜是酸菜、咸菜,后来连酸菜缸和咸菜罐子里的水都喝光了。有的部队揭不开锅,就在雪地里翻老乡没来得及收获匠玉米棒子,煮玉米粒子吃。
  只盼着敌人来攻,盼着打出去。枪一响,不冷不饿也不困了。可大栓拉不动,冻住了,手碰上就粘下一块皮。大栓拉开了,枪又打不响。热胀冷缩,撞针变短了。赶紧撒泡尿,趁着热乎劲儿赶紧打,不然就更打不响了。可那“玩艺儿”也跟着冷缩了,就剩那么一点点,不好使了。后来就把枪栓卸下来揣怀里,打仗时再装上。一仗下来,看吧,什么穿戴都有,连美式雨衣都套巴上了。
  从敌尸上扒衣服,自己人也扒。没法子,顾活人要紧。
  若是受了伤,连伤带冻,就更糟了。
  老人都说,双方倒在战场的,大都是负伤后冻死的。伤员向后转移,路上也有冻死的。
  三保临江小荒沟战斗中,瞿文清右膝盖被子弹打穿。夜间,部队正往山上冲。他强撑着包扎好伤口就昏过去了。醒来后,全身冻僵一动不能动。月亮照在惨白的雪地上,周围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他觉得自己不行了。这时,听见有人喊:排长,1排长。迷迷糊糊中,他听出是连里文书,他当班长时的“巩固对象”于振海(离休前为山东泰安市体委主任)。
  在爬犁上躺了三天,到了长白山里的一个医院。一条麻袋絮满乌拉草,把两条腿装进去,上面再压条被子。两个民工换着位,他躺在上面迷迷糊糊似睡不睡。快到了,他觉得两条腿挺痛。一看,被子不知什么时候颠掉了。
  在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战斗中,在黑土地3年内战中,究竟冻死冻伤多少人,没有总统计(也可能有,笔者未见到)。零星见于各种资料的某个时间、某个纵队的数字是:1947年1月17日,“6师夜行军中冻伤700多,轻者手足冻肿,重者即发黑,有的冻掉手指甲,有的可能残废”。
  同一天,“寒流侵入,哈尔滨附近降至零下40多度,满洲里零下57度,为六十年间仅有现象,致一星期内火车开不动。前方部队作战伤亡二千余,两昼夜冻伤八千人,故被迫停止作战”。
  同年1月24日,“1纵冻伤,轻2034人,重644人,其中少数可能残废”。
  同年12月,“冬攻后不到半月,已冻伤八千余人,重伤约三分之一”。
  有些亲历者推测,冻死冻伤总数,当在10万以上。
  国民党应低于这个数字,因为他们的御寒装备好得多。
  脚是最宝贵的
  打阻击的3纵羡慕4纵,打游击的4纵也羡慕3纵。
  太苦了那两只脚了。
  从新开岭战斗前个把月就不停地走,一直走到四保临江结束。
  原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奇才,当时是4纵司令员。老人说,新开岭战斗前,12师已经两天没合眼,没坐下来吃顿饭了。参谋长李洪茂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歇个把小时弄点饭吃再走。我说:现在走1里胜过将来走10里,现在走1小时胜过将来走10小时。你把这个意思告诉部队,让大家再咬咬牙,就说我代表纵队党委谢谢大家了。
  赵斌老人说,四保临江期间,每天都走70里,80里,有时100多里。
  要在敌人背后捅刀子,拉回正面的敌人,就得多打仗,打胜仗,把敌人打痛。这就得攻其不备,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就得多走,快走,不停地走。只有两个师兵力,若在一个地方住上几天,叫敌人瞄上了,抓住了,就难脱身了。为了迷惑敌人,番号经常变,今天叫“江南部”,明天叫“黄河部”。还给自己升官晋级,团长叫“师长”,师长叫“司令”。这些都得走,靠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
  这段时间,4纵走路是最多的。但在黑土地3年内战中,要想说出哪个纵队走的路最多,那是困难的。
  所有老人一臻的见解是:脚是最宝贵的。
  某军政治部原副主任张耀东老人说:当班长的基本功,也是管理教育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得把全班同志的脚管好。
  到宿营地,正副班长三件事,一洗脚二喝水三吃饭。买柴找锅烧开水,什么不管先管脚,吃不上饭也要洗上脚。先温水,再加热,把走麻了的脚烫得觉出痛才算好。觉出痛了就是血液流通了,脚就是你的了。烫完了再挑泡。正副班长要一个个检查。有的睡得死死的,耳边打雷也不醒。你就得给洗,给弄。
  不然,第二天你就背枪,背背包,甚至背人吧。走好路才能打好仗,走路靠脚。
  那时候发服装,衣服长了短了肥了瘦了,无所谓。最要紧的是鞋,是鞋合不合脚。那时不像现在,司务长几个月前就拿本子来问你要多大号的。一堆穿戴发下来,大了小了先班里调,班里调不开连排调。再调不开,有人就和老百姓调,别的违犯纪律不行,为了脚,领导睁只眼,闭只眼,一般都能原谅。没有脚不能革命,脚是革命的宝。
  那时讲怕苦怕累,主要就是怕走路。不怕打仗怕走路不是个别现象。有些人开小差不干了,主要就是怕走路。那路也真有点走不起,特别是那些腿脚不好的,遭老罪啦。
  黄达宣老人说,在那个穿棉袄的夏天里,他那个连带枪开小差的副连长,就是个平板足。他打仗好,人缘好,就是走不得路,一瘸一拐的,大家都替他难受。当时一跑就是几个人。路上有敌人,有“胡子”,老百姓也打。他是一个人走的,大家说他带枪是防身自卫的。大家都希望他能平安到家。以后再没听到信儿。从吉林到苏北,那么远,很可能是路上被害了。
  黑土地上的行军纪录,先有1师三下江南一昼夜140里。接着,2师创一昼夜150里。秋季攻势中,23师一昼夜走185里。辽沈战役中,16师一昼两夜250里。
  当时的1师政委梁必业老人说,侦察报告,农安北郭家屯有敌人。饭不吃,觉不睡,连夜就往那儿赶。飘风扬雪的,边走边啃干粮,渴了就抓把雪。敌人也知道土八路铁脚板厉害,可它哪知道我们这么不要命呀!那时我30多岁,正是好时候。现在别说走,就是坐车,那路也把人颠散架子了。
  老人说,那时战前订立功计划,第一条大都是“行军不掉队”。凡是能打仗的部队,都能走路,都是铁脚板,飞毛腿。
  很多老人都有走路睡觉的经验,骑马也能睡觉。有的睡觉还不耽误行军。
  部队停止前进了,撞到前边人身上,有的拐个弯儿还走。有的睡着就栽倒了。若是夜间未被发现,冰天雪地中,就再也醒不了了。
  有行军累死的。
  走时一身汗,停下一身冰。连续地走,不停地走,吃不好,睡不好,体质差点,再生点病,这一切就难免了。人的承受能力本来是有限的。
  今天拿着遥控器坐在电视机前的人,能想像出穿件汗淋淋的空筒子棉袄,在冰天雪地的“大烟泡”中跋涉的情景吗?能领会到在没膝盖深的积雪中穿着露趾头的张嘴鞋,在7月的骄阳下穿着破烂的棉袄,全副武装行军的滋味吗?
  我采访过的老人,就是这样走遍了这片丰腴的黑土地。他们中的一些人,曾从江西走到陕北,又从陕北走向大江南北,再走到黑土地。又从白山黑水走到平津,走到两湖两广——一直走到天涯海角。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战争选择将军
                ——东野名将录之二、三
  战争需要勇敢的士兵,更需要杰出的将军。
  翻开黑土地3年内战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从自治军到民主联军到解放军,历史波澜起伏,将军升降浮沉。
  这是战争的选择。
  战争是一位严厉的考官,它无情地淘汰不称职的将军,而在能够驾驭它的将军胸前,毫不吝啬地挂满光芒四射的勋章。
  林罗“刘”——刘亚楼辽沈战役期间,来往于黑土地和西柏坡之间的电报,篇未和篇首大都是“林罗刘”,有时是“林罗刘谭”。
  据说,电文署名,开头曾把老资格的政治部主任,后来被授予大将军衔的谭政,写在前面。当时的参谋长,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刘亚楼,毫不“谦让”:什么“林罗谭刘”?“林罗刘谭”!
  换个人,可能就这么“林罗谭刘”下去了,直到“刘”以外的某个人,觉得不合适再更正过来。可那就不是刘亚楼了。
  一个才气横溢的,与中国传统风格不大协调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当年在刘亚楼身边工作过的老人说,“东总”几任参谋长中,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刘亚楼的。有的老人说,在全军的参谋长中,刘亚楼也是出类拔萃的。
  还有他不同凡响的性格和作风。
  对人严,对己严,说干就干,干就得干出个样儿。布置任务,一条一条,精细严谨,明明白白。讲完了,问你有什么困难,要求。合理的,能够解决的,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而且是马上就给,从不“研究研究”。点子又多,主意又快,放手让你去干。干得好,大会表扬,小会表扬,功劳全是你的。干砸了,大会批评,小会批评:你有困难找我呀?我这个参谋长是吃干饭的呀?不就是给你们解决困难的吗?你提出来解决不了算我的,现在哭爹叫娘算什么?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呀,这是打仗,要死人的,人死了就活不了!
  他批评你,还让你讲话,反驳。讲得有理,能驳倒他,他欣赏你,重视你,重用你。讲不出理,那就算是犯到他手里了,非撸你个茄子皮色不可。有时撸完了,再出点子拿主意,还让你去干。
  批评是轻的,动辄还拍桌子骂娘。
  连纵队领导也敢骂。打锦州时,让8纵封锁机场。锦州有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8纵来电报问封锁哪个。他火了:你们是“吃草的”呀!
  完不成任务就通报谁,不管你是谁。
  他就:有什么了不起的?顶多就不选我当中央委员呗。
  李作鹏因能喝酒得名“大烧锅”。刘亚楼因上述原因被称为“肝火王”。
  有的老人说他发火也能发到点子上。不管发火不发火,都是连讲带比划。同样一句话,从他嘴里讲出来,或是骂出来,味道就和别人不一样。
  他讨厌几棍子打不出屁的人,讨厌懒散、不学无术的人。谁睡得早了点,他也不说话,进屋把灯打着,再把抽屉拉得“唏哩哗啦”响,把你折腾醒。谁起来晚了,他进屋把窗打开,再拽一阵抽屉走人。而他,点灯熬油,就在双城翻译了《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在远东军区当过少校参谋,啃了5年黑面包,俄语非常好。
  能干会干,还能玩会玩,玩起来像干工作一样精力过人。被战争兴奋得连梦乡也硝烟迷漫的军人,也真该调节调节气氛。跳舞,打猎,“吹牛”(这是一些老人原话,相当于今天的“神聊”,“侃大山”)。双城那个小地方,有舞没处跳,到了哈尔滨有机会是必跳的。打猎可以,也只能忙里抽闲玩玩。“吹牛”最大众化,又方便。往那儿一坐,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一会儿就聚一堆人。
  一次,讲起他19年当营长时,林彪看见了他。瞅一阵子,摸着他的脑袋说:这个小营长不错。他说:“林总”说我是个小营长,他才多大呀,不就是个24岁的小军团长吗?
  有时,林彪也踱过来当听众。刘亚楼就站起来,叫声“林总”,或是“101”⑤。林彪就说:讲,讲下去。
  对于林彪和罗荣桓,刘亚楼一向都是很尊重而又恭敬的,当然也就谈不上发火了。没有人会对此产生什么不舒服的联想。刘亚楼对林彪和罗荣桓的敬重,就像大家对他和林彪、罗荣桓的敬重一样。有的老人讲,林彪有事找刘亚楼,刘亚楼经常是小跑着去的。同样,司令部的参谋和处长到他那儿,也常是小跑。
  一个典型的内向型性格,一个典型的外向型人物,配合、相处得默契、融洽,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不可思议处有时正是可思议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说:“一个理想的参谋本部军官应该具有下列各项美德:忠于自己的信仰,机智,有节制,有牺牲小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个人信念,并且有才能将各种信念告诉他的指挥官。”
  这些美德,应该说刘亚楼都具备。
  有的老人说,刘亚楼的建议,几乎没有不被林彪采纳的。
  从1947年夏季攻势开始后,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的每次胜利,都有他的智慧在闪光。
  除此之外,刘亚楼的贡献,是在司令部建设上。
  用“小米加步枪”形容共产党军队装备之落后,是再准确、形象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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