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张学良在与李克农会谈中提出，请中共在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博古4 人中选一位来肤施，与他谈判。肤施即后来的革命圣地延安。
4 月，周恩来应邀前往肤施，在城内一座天主教堂与张学良彻夜长谈。
2000 年5 月，香港凤凰卫视播映1993 年制作的张学良访谈录《 世纪行过》 ，张学良还能清晰地回忆57 年前的1936 年4 月9 日，在肤施天主教堂与周恩来的长谈。
“我最佩服周恩来”, 1993 年已经92 岁的张学良侃侃而谈。他说周恩来“反应快，几句话就明白，不用哆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能打下天下，“周恩来的作用很大”。
张学良最后还有一句：“他也佩服我。”“他”当然是指周恩来。张学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不但能够顺势而为，而且成为时代大势的推波助澜者，的确值得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其表示钦佩。1936 年5 月，中共中央经过两个月来的多次讨论，决定将统战工作重点放在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上，建立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三位一体”，争取首先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实现“西北抗日大联合”。
“三位一体”、“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大联合”这三个基本点，成为后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基础。
张学良特别看中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采取联合抗日行动，必须以强大的苏联作为后盾。对1929 年中东路事件中命令东北军向苏联红军发动进攻一事，他似乎是忘记了。或者说国难当头之际，他愿意忘记。
这个新的情况在红军东征时没有发生。所以中共中央作出西627
征的决策时，就有了一个重要补充：“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互助条约。”
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苏联的态度都极其重视。因此打通国际路线与苏联取得联络，不论是对推动张学良“抗日反蒋”建立西北大联合，还是对巩固红军与东北军的统战关系、提高红军的军事政治地位，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6 月29 日，毛泽东致函彭德怀：从总的战略上看，站在红军和其它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应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关于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两个，一是宁夏和绥远以西，这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形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这条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有妨碍，但能形成根据地。
毛泽东最后说，关于西渡黄河靠近苏联问题，日内将征求国际意见。
8 月9 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要求东北军以至少三个师好好地控制兰州，如此着成功，则可在今年秋天三个月内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必须坚信，打通苏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不说全国胜利）的基本点。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9 、10 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
信中对张学良的个人安全颇为担心：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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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来，给张学良通报的情况，对张学良安全的关照，几乎与对待自己的人一样。
8 月12 日，毛泽东又同张闻天等致电朱德、张国熹、任弼时，提出今后战略方针的建议：“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8 月13 日，毛泽东致函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承诺代杨虎城设计解决的“一切顾虑与困难”，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苏联。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当时并未认识到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设计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张学良忘记了他当初恶化与苏联的关系，斯大林却并没有忘记。
8 月15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根本放弃抗日反蒋的观点，放弃利用两广事变和其它内战削弱蒋介石统治的做法，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全国范围统一战线；尤其“不能把张学良看做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指两广事变）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显而易见，共产国际和苏联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继续实行带有“抗日反蒋”色彩的政策，更不同意中共中央把统战放在东北军方面，而要把统战重心北移到全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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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是不同意红军与张学良的联合。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对待抗日反蒋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出现重大分歧。
中共中央以为基本找到了克服艰难局面的好方法，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迎面泼过来的却是冷水。
1933 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占领长城各口之后，分兵侵人察东和冀东，华北形势异常危急。5 月26 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宣告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6 月20 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6 月22 日又委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以统率大军，收复察失地。
对冯玉祥1927 年背弃对苏联的承诺投向蒋介石，斯大林同样记忆犹新。苏联不但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毫无兴趣，《 真理报》 还发表文章说，冯玉祥和方振武的行动是“在为日本人服务”。不久，《 真理报》 再发表评论：“冯玉祥重新出来反对南京政府，这一行动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支持”, “冯玉祥虽为自己的行动披上了‘保卫祖国免受日本军队侵略夕的外衣，可事实上，他已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最积极的代理人”。
最终冯玉祥的抗日行动被形容为“勾引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察哈尔与绥远，以便帝国主义准备反苏战争的阴谋”。
1933 年9 月底，抗日同盟军失败。
1933 年11 月20 日，福建事变爆发。斯大林对蒋光鼎、蔡廷错也无兴趣。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文件指出；“? ? 一这个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 … 是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 “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诺言”，因而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所有派系630
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应当反对一切中间势力，在国际上应当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是“要兵不要官”。
国际和斯大林的态度对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产生很大影响。导致这一打破第五次“围剿”的珍贵机会最终丧失。
对待1936 年12 月12 日的西安事变更是如此。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12 月14 日，苏联《 真理报》 发表社论《 中国发生事变》 ：“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连，这也绝非偶然。”共产国际刊物《 国际新闻通讯》 也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
所有反蒋的抗日力量，皆被共产国际和苏联冠以日本走狗。斯大林非常现实。他始终感兴趣的，一直是拥兵数百万、控制全国政权的蒋介石。他的老朋友鲍罗庭回国后说过一句话：“如果再有一位中国将军跑到莫斯科叫喊‘世界革命万岁’，最好立刻把他送到国家政治保安局那里去。他们无非是想要几条枪。”
斯大林正是用这样的观点看待冯玉祥、蔡廷揩、张学良。
由于共产国际不同意，斯大林不同意，中共中央只得放弃建立在苏联支持基础上的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大联合计划，下决心转过来同南京政府谈判。
8 月25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提出，我们“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631
具体协定”。
但毛泽东最清楚不过，“联蒋抗日”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不谋求军事上的发展，只期望谈判解决问题，不但远水不解近渴，可能还会最终无水解渴。
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经十分紧迫。
在呼吁与国民党谈判的8 月25 日，中共中央电告共产国际：“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 “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 “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而“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
为此，部署大致定为：
以一方面军约1 . 5 万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12 月开始渡河；
以四方面军12 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约于（明年）夏季到达肃州附近；
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陕南苏区之联系。
电报还说，“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这一带布满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城市堡垒及围寨，希望苏联方面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技术问题。陕北、甘北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红军的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否则只好把三个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而这种做法对我们非常不利，将造成许多损失。”
这封电报的分量是很重的。毛泽东告诉了共产国际，内战与不632
内战，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意愿。国际和苏联不拿出具体行动和办法，中国的内战很可能无法避免。如果苏联方面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国红军，“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外蒙”；如不能提供帮助，红军西进攻取不克或与南京谈判不能达成协定，便只好决心实施黄河以东的计划以求生存。但这一方向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将无法避免和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思考，9 月n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征得苏联同意一一斯大林同意一一之后，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同意占领宁夏和甘西以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并明确表示在红军占领宁夏地区之后，将从外蒙给予红军以技术上和物资上的帮助。至此，经过前后一年多的多次酝酿变化，，一直探索实施道路的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终于正式确定予以实施。
9 月14 日，中共中央致电三军领导人：“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至于占领甘肃西部问题，等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夺取。电报特别要求三军领导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这个“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东北军）取得密切配合”。
这时打通国际战线、解决战略依托问题，不但是红军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成为陕北根据地周围凡愿意与红军保持关系的友军关注的焦点。
10 月26 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的问题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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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红军、即便友军也对这一战略行动寄以极大的希望。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行动，由东征战役到西征战役，由宁夏战役到最后的远征新疆，一步一步演化为一个庞大的计划，踏上了一条不归的路程。
为完成这一使命，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西路军。
西路军的命运与劫难，其担负使命之沉重和聚集矛盾之复杂，以及斗争之艰苦卓绝和历程之可歌可泣，毫无疑问将是一部巨制宏篇。写好它，有可能是中国革命史中最为动人的著作之一。东征，西征，皆为张浩带回来的斯大林不反对红军向北和西北发展、靠近苏蒙边境这句话。也皆因工农红军面临局面之严重和本身困难之严重。
斯大林这话不再是教条，是红军生存与发展的希望。在严重困难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真是一句顶万句。
三、个人决心中的历史，历史决心中的个人
张国燕的分裂，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面临因内部分裂而覆辙的危险。朱德曾经回忆说，从来没有像那次那样心情沉重。毛泽东甚至作了给敌人打散、最后到白区做工作的打算。
由张国熹掌握控制的实力有：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中央红军五军团改编的第五军、九军团改编的第三十二军；共计七个军，八万余人。
毛泽东率领北上的，只有原中央红军一、三军团七千余人。到陕北与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会合后，也只到一万三千余人。论实力，634
完全无法与张国熹相比。
这里面还有一个间题。十五军团主力徐海东的原红二十五军，也是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老部队，原来一直受张国煮指挥。张国熹在这支部队里面的影响到底怎样，这支部队对中共中央的态度如何，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徐海东真正了解以前，心里并没有太大把握。
现在不少人以为张国煮的分裂纯系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一开始就是孤家寡人。他们把历史作出的结论和当时面临的现实搞混了。
由于张国熹掌握强大的实力，再加上当时很多情况并不清楚，连一方面军留在四方面军的很多同志都对事情的发生感到突然和混乱，四方面军同志就更是情绪激动。态势是非常严重的。在阿坝一个喇嘛寺－一一格尔登大殿召开了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外挂着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张国煮先讲话，攻击中央率军北上是逃跑主义。然后他对朱德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朱德不紧不慢地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于是就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刘伯承站出来说话：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于是攻击的矛头又转到刘伯承身上。
张国熹办事历来不乏决心。这回他更是决心把事情做到底。10 月5 日，张国煮在四川松岗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并通过了“组织决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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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开除”、“通缉”、“查办”，张国熹的自信和气焰由此可见一斑一了。
张国煮要朱德表态。朱德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朱德这些话讲的是很有分量的。陈毅说过，朱德在南昌起义余部天心好整顿中讲的“革命须自愿”、“共产主义一定胜利”两条，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现在朱德在卓木碉讲“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 “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这两条，既是后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基础，又是后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感情基础。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对张国煮的做法不以为然。他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人都傻了眼”; “会后，张国煮找我谈话，我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我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毛泽东多次被蒋介石通缉，已经习以为常了。如今居然被党内自己人通缉，真是破天荒第一次。
即使被通缉，毛泽东也不忘对这支红军部队的争取。n 月12 日，毛泽东到达瓦窑堡后致电四方面军：“我一、三军团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会合”, “正与白区党及国际取得联系”；并指出，现在国民党、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何应钦都在污蔑我党中央是逃跑主义，托派分子也在这样攻击我们党中央，“请你636
们严重注意”。
同日，张国煮电毛泽东等人，称南下红军已“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 “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达到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并以命令的口吻说“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
双方都在让对方知道自己的优势。都要求对方改变做法。事情难以转圆。很显然，中共中央不取得绝对优势，张国熹不会回心转意。
12 月5 日，张国煮干脆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声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今后，“你们应以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并宣布“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分裂达到了顶点。
这一分裂的最终解决赖于三个因素。
第一是借用共产国际的威望和影响。
张国煮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时，张浩已经来到瓦窑堡。情况很明显，仅仅靠党中央的教育和劝导，难以解决问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帮助、教育张国熹；党中央同张国煮之间的组织关系也用变通的办法处理。
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安排张浩以“国际代表”这种第三者特别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现，表明毛泽东已经掌握了637
相当水平的斗争艺术。
12 月16 日，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从陕北开门见山地致电张国熹：“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
22 日张浩又电：“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 “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丘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 “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这就是毛泽东、张闻天、张浩商量好的变通办法。
张浩的电报对张国熹无疑是当头一棒。他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权威。思考一段时间后，他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说中共中央北上行动是“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 “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 “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
他依然照称自己是“中央”；毛、周、张、博是“假冒党中央”。中共中央只有作出《 关于张国煮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 ，指出“张国壳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同时在党内公布1935 年9 月12 日俄界会议作出的《 关于张国煮同志错误的决定》 。张闻天致电张国熹，望其停止分裂活动，否则“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实际情况是，在当时条件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无论是让步还是警告、哪怕借用共产国际的权威，都还不可能扭转张国熹。除去依靠强大实力，其分裂行动另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认为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四川，不在陕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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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还有张国煮南下政策的破产。
张国煮为南下所作的准备是精心的。口号也实惠诱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仍然是五四运动中跟那位牧师学到的技巧：从大众切身问题入手。
张国煮又实惠到庸俗的地步了。搞革命仅仅为了吃大米吗？但南下最初确实颇为顺利。
10 月7 日，张国煮以“军委主席”名义下达《 绥崇丹惫战役计划》 ，决定以主力迅速而秘密沿大金川夹河并进，夺取绥靖、崇化，然后分取丹巴、愁功。
8 日，部队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开始行动。
12 日，攻占绥靖，击溃守敌刘文辉部两个团。
15 日，占领崇化。16 日，攻克丹巴县城。19 日袭占达维。20 日，攻克愁功，守敌杨森部两个旅向夹金山以南逃窜。接着又连克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等地，大获全胜。绥崇丹愁战役胜利结束，共击溃川军第二十、第二十四军6 个旅，歼敌三千余人。
张国煮乘胜再下达《 天芦名雅邓大战役计划》 ，提出以主力乘胜向天全、芦山、名山出动，彻底消灭杨森、刘文辉，并迎击主要敌人刘湘、邓锡侯部。
四方面军越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后，随即发起猛攻，十几天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五家口等城镇，击溃杨森、刘湘、刘文辉、邓锡侯部共17 个旅近七万人，其中毙伤俘敌一万多人，控制了愁功以南、青龙江以北、大渡河以东、邓睐山以西的川康边扩大地区。南下计划几近成功。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许诺也基本兑现。南下成功，张国煮的另立中央就有可能成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张国熹也并不能例外。他几乎眼见着就要通过了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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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还是在节骨眼上碰到了挫折。
四Jll 军阀方面，刘湘等人最初确实被张国煮的突然南下打了个措手不及。
他们已经作出了红军主力将北上出川的判断。
张国蠢说：毛泽东改北上红军为陕甘支队，是为了让蒋介石以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仍在四川，吸引川敌主力。实际却是中共中央一直主张北上的企图和行军部署，使敌人相信红军必将出川，给张国煮南下的最初成功创造了条件。
四方面军突然由阿坝回师，击破杨森主力和刘文辉两个旅后分路南下，一路向芦山推进，一路指向天全。天全、芦山两处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倘若有失，将直接威胁川西平原。刘湘立即进行军事部署，令教导师长杨国祯率部驰赴芦山，模范师长郭勋棋率部驰赴天全，分路防堵。同时，任命潘文华为南路“剿匪”总指挥，设总指挥部于名山。
n 月初，红军攻势凌厉，川军的天全、芦山相继失守。刘湘再次后退，准备将部队转移到夹门关、莲花山、伍家埂口、蒙顶山、金鸡山一线占领阵地，拒止红军东进，保住川西平原。可是，教导师杨国祯部不遵令退向夹门关以南的新阵地，而是自行经飞仙关向名山退走，结果北面门户洞开，暴露了名山城，直接威胁着通向成都平原的工仔味要地。
川军的部署被打乱，前线两个师失控，情况急转直下，红军直逼名山，指向成都平原。紧急关头刘湘亲自出马，率同机枪、炮兵司令，赶到邓睐前线设“行营”，调集各路大军，准备与红军一拼。刘湘当初与川军将领商定的作战原则就是：红军只要不危及其政治生命，就虚与周旋，保住实力，绝不对消；如果真要深入四川腹地，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蒋介石的控制，与之硬拼到底，在同归于尽中" 0
去求生存。
现在面对张国熹的大举南下，刘湘不惜同归于尽了。顾了正面，又担心侧翼出现漏洞；尤其怕红军丢开正面，由北翼直插成都。刘湘特邀其心腹亲信、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到邓蛛，反复叮嘱说：军事情况紧急，守边部队已经用光，回成都立即组织警备部队、警察武装和民团，抢时间修葺城垣，以便凭恃环城碉堡，保卫成都。
不知道红军已经发生分裂的蒋介石，这时也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令中央军薛岳部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军迅速参战。川军与中央军的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兵力迅速增加到八十多个团二十余万人，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
张国熹南下计划最大的问题暴露出来了：四方面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
n 月16 日，关键的一场战斗在邓昧、名山之间的重镇百丈展开。川军以优势兵力围攻百丈，从北、东、南三面反攻，以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兵力轮番发起攻势。中央军薛岳部又从南面压将上来。四方面军在此血战七天七夜，毙伤敌军一万五千多人，自身也付出了近万人的伤亡，被迫退出百丈地带。
百丈战役的失利，成为南下红军由进攻被迫转人防御的转折点。双方重兵相持。就像最初是我方得胜不想停止一样，现在是敌方不想停止了。川军主力和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部从东北、东南和东面儿个方向步步压来。红军指战员虽然顽强抵抗，防线仍不断被突破，处境日趋艰难。严冬到来，部队棉衣无着，口粮不继，而激战却不停息。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八万人，锐减到四万余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挫折和失败在证明南下政策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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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说：“事情向好的方向转了。”
1935 年12 月30 日，朱德第一次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彭德怀并转张浩，“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同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这封电报令中共中央很难判断是朱德拍发的，还是张国熹以朱德名义拍发的。电报要求与一、三军团建立“密切联系”是“万分需要”，并不感到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是“万分需要”。
毛泽东对这封电报的处理是审慎的。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吃过大亏。
1935 年9 月29 日，周恩来用明码发报呼叫二、六军团，询问他们基本情况。当时二、六军团正在磨岗隘召开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任弼时随即用密码电复周恩来，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但与红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码被张国熹控制，中央无法译电，电报被张国煮截获后译出，以红军总政治委员名义致电任弼时，从此沟通了与二、六军团的联系，并对其实施指挥。若再借交换情报取得对一、三军团的直接联络，全部红军尽在张国熹手里了。
毛泽东对朱德回电说：本应互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以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毛泽东在电文中最后说，国际除派张浩来外，又有闺红彦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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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电很长，将各方面情况和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对朱德、也是对张国熹作了一个简要的通报。唯对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联系之事，毫不提及。
朱德在进行艰苦的转圆。
1936 年1 月23 日，朱德致电张闻天，“现处革命新的高涨，党急宜得统一，以争取胜利。”
24 日，张闻天电复朱德，“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熹均党内有数同志，北局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是从当时实际出发作出的最大妥协方案：党中央暂不垂直领导四方面军，而只发生平行关系。张闻天在电报中称中共中央为“北局”，也颇耐人寻味。
但软中同样有硬：“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1 月24 日，张浩电张国燕：“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的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兄处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对于长期偏于西南一隅、消息不灵的张国熹来说，张浩这封电报的影响是重大的。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权威、万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巩固的地位、自己主张的南下政策面临的困境，都使他从来不缺乏的自信发生雪崩般的崩塌。
1 月27 日，张国煮致电张浩、张闻天，同意“急谋党内统一”。条643
件是双方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中央领导机构“最好在白区”; 条件不允许则“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他说“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中央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路线上推夕，。
他现在的坚持不再是向中央进攻，而是思虑怎样安全地从原来立场撤退了。
张国蠢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强大和自信。从自立中央那一天起，他心里就在打鼓。所以虽然挂起了伪中央的招牌，却一直没有对外公开宣布；他后来在香港写回忆录时说：“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圆余地的意见”，所以不敢把事情做绝。
他还存有最后一点儿自信。他还没有被川军彻底挤出去。这点最后的自信也很快被蒋介石和刘湘拿走了。
蒋介石方面，1935 年n 月下旬，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及参谋长贺国光来到邓味，二人向刘湘提出一个在最短时间完全歼灭四方面军部队的“进剿方略”。
刘湘不采纳这个倾尽全力、一口将红军吞掉的“方略”。他仍然奉行自己的方针：摆开阵势，扎稳阵脚，既要用硬打把红军送走，又不作围歼打算，以避免过度对消。红军一日不走，则持久一日，但决不强求所谓“最短期间”的速战速决。
刘湘下令向红军发起总攻。虽然展开了主力，但未齐头并进。经过多次战斗，各部小有进展。时当岁暮天寒，高山积雪甚深，红军主力开始向西北山区转移。刘湘所部于12 月中旬逼进天台山、伍家娅口后，亦未继续再进。双方在对峙中形成冬眠状态。
1936 年2 月初战局重开，形势发生对四方面军更加不利的变化。刘湘还算客气，仍然只是一线平推，作驱赶式前进。这种情况644
下，张国熹不得不承认长期停留在川康地区是不利的。
至此，南下方针宣告失败。四方面军兵力也由八万多人减至四万余人。
恰在此时接中央来电，就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提出三个方案：一、北上陕甘；二、就地发展；三、南下，甚至转向云贵川。来电指出：第一方案为上策。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皆赞成第一方案。
张国熹第一次处于孤立状态。他见电报中有“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语句，也只得同意了北上方案。
这里特别应该一提的是陈昌浩。
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是张国煮在四方面军中的主要支柱，张国蠢对他的信任远远超过对徐向前。陈昌浩虽是知识分子出身，但对指挥作战却颇为热衷。虽然军事素养并非很强，指挥作战却果断勇猛，主动性、进取性皆佳。参与军事工作时间不久，即练就了不弱的领导能力。
陈昌浩也是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他脾气急躁，在张国煮与中共中央的对立分歧之中，是最为激动、也是说过头话最多的人之一。1935 年12 月28 日，在南下训令中他说：“我们占有广大的而便于发展的地区，使敌人无法四面封锁我们；人粮补充有法，使敌人无法围歼我们；地区依托甚好，使我们能集中大量兵力来进攻敌人”; “苏维埃的四川、苏维埃的中国为期不远，只在我们决死去争取！"
但苏维埃的四川越来越远。
在南下政策受挫的事实面前，他开始动摇。特别是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出现，一封接一封发电，在莫斯科学习过的陈昌浩开始表645
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
陈昌浩的态度发生动摇，最令张国煮不安。
3 月15 日，张国熹在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报告，“反对毛、周、张、博的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与主力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 “任何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受到铁锤的打击”。
死不认错的人，总是把别人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连陈昌浩都开始动摇了，张国熹想象中的铁锤还能成其为铁锤吗？
这时出现了推动张国蠢放弃伪中央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因素：二、六军团北上。
1935 年n 月4 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湖南桑植刘家坪召开会议，决定为保存有生力量，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到外线寻求建立新的根据地。
二、六军团一万七千余人，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下，开始长征。
他们并不知道最后一直要走到陕北。所以占领黔滇交界的贫孔山区后，就停留下来，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根据地。朱德与张国表联名致电二、六军团，要求他们于3 月底涨水前设法渡过金沙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
朱德后来回忆说：“他（指张国煮）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待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尚未弥合，二、六军团加人上来，态度将怎样、立场会如何，成为一个最大的疑问。646
对天平上这个举足轻重的祛码将放到哪一边，哪一边都没有太大把握。
张国熹想让二、六军团北上，但又怕二、六军团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
中共中央最初也不想让二、六军团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所以有党史中很少提到的张浩4 月1 日电：“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 “将二、六军团引人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
显而易见，这不仅仅是张浩的个人意见。如果二、六军团被张国熹拉过去，后果的确难以设想。
因为与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码掌握在张国煮手里，中共中央为得到这一密码，也费尽了力气。儿次要求张国熹将密码告知，均被拒绝。
1936 年1 月21 日，周恩来致电张国熹：“请将与二、六军团密码速告知，以便直接通报。”张国熹2 月9 日回电：“我们对二、六军团之各种情况甚为明了，可以完全帮助他，勿念。”“对二、六军大的行动方向上有何指示，请直发我处转去。”
5 月18 日，张浩、周恩来再次提出“请将其通电密码? ? 一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张国煮千脆不予理睬。
中央长期与二、六军团失去联系、这一联系又被张国熹独自把持，中央既不了解二、六军团现状，又不知道张国熹对二、六军团都说了些什么，所以曾担心两支部队会合后，会不会又增强了张国煮的力量。
情况再次变得复杂。就二、六军团先与四方面军会师这个问题来说，唯朱德显得比张国熹和毛泽东心里都更有底。
他后来对二方面军同志说：“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647
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这里阴错阳差，把团结搞起来了”; “我和刘伯承同志的意思，想把你们那方面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很孤立”; “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朱德确实言中了。
在这个问题上，总司令是十分自信的。他相信能够通过做工作，把二、六军团这股力量拉过来。
张浩那封“坚决不能同意”二、六军团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电报，最大之不足，便是没有考虑到、或没有充分考虑到朱德、刘伯承对二、六军团的影响。
因为的确要充分考虑到张国熹的煽动能量。
当初凯丰大段引用导师话语、以一篇《 列宁论联邦》 反驳张国熹时，张国壳一句“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夕，不想要我们”，就在土生土长的四方面军中，把几个莫斯科毕业的中央领导者划出去了。这方面，张国蠢确实是老手。与二、六军团会合后，他会不会也用同样的手段？会不会把他与中共中央的分歧简化和煽动为中国革命中“土”一与“洋”的分歧呢？
应该承认当时条件下，这是一发分量不轻的炮弹。
果然，两军前锋刚刚会合，张国熹就派出“工作团”，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单独北上是逃跑等舆论。当时一些具体情况，今天已经不可能知其详了；但从一些回忆中，仍能看出斗争的复杂与尖锐。
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回忆说，他在甲洼与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后，曾盲目相信了张国煮追随者制造的舆论，“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萧克参加过南昌起义、参加过湘南起义，是参与朱毛红军和井648
冈山根据地创建的老资格人物之一。这样的同志对张国熹追随者的宣传尚一时不能分清，可见那种宣传的煽动性还是相当强的。不仅萧克，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长期跟随毛泽东、支持毛泽东的林彪，听到旁边有人说张国熹路线不对时，也反驳说：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林彪说话时还拍了桌子，把桌．上的盘子也打翻了。
张国煮的影响能力与煽动能力，绝非我们今天想象得那么低能。所以更可见朱德苦口婆心工作的可贵。
为澄清事实真相，朱德又同六军团政委王震整整谈了一个晚上。王震回忆说：“在甘孜休息时，张（国蠢）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 “张认为我们是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与朱德谈完话后，王震明白了要同张国蠢斗争。
二军团上来后，朱德、刘伯承又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秉烛长谈，告之一年来党中央与张国斋斗争的经过。朱德回忆说：“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
假若没有在红军中有巨大影响力、并及时通报情况且．苦口婆心做工作的朱德，情况又会怎样呢？
若无留在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张浩的担心、中共中央的担心，就很有了几分道理。各路红军达成统一起码需要更多的时间、遭受更大的损失、走更长的弯路。
而在当时世界的东方各种矛盾趋于沸腾、新的战争形势和革命形式已迫在眉睫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手中还能掌握多少机动时间呢？幸亏历史不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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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并非对二、六军团不了解，尤其是对贺龙。
通过两把菜刀闹革命，毛泽东很早就知道大名鼎鼎的贺龙。1927 年9 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八千余人编为1 个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责民为副师长。但不足20 天，部队就垮了一大片，只剩下几百号人。
大量减员很大一部分是逃跑所致，尤其是领导干部领头逃跑。师长余洒度借口到省委汇报，首先离队。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在到达宁冈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残余部队的指挥官，约有一团人，后来他也叛变了。”编为一个师，师长跑掉了。编为一个团，团长又要逃。不仅仅团长，还有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都要逃。
余洒度后来竟然成为国民党复兴社重要成员。1934 年因贩卖吗啡，被蒋介石下令枪毙。
陈浩、徐恕、韩昌剑，则被工农革命军处决。
一支四面受敌的起义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领导干部又带头叛逃，拿什么来鼓舞士气呢？
毛泽东想起了贺龙。
9 月29 日三湾改编时，毛泽东说，我们不要怕失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失败的。古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中总结教训，从而逐渐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贺龙同志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还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马，几百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顶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一百个。我们有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呢？
毛泽东在最困难时刻的讲话中，为人们树立的榜样是贺龙。650
毛泽东知道贺龙，张国熹更知道。贺龙1961 年回忆说：“张国熹这个人，我还是有所了解的。南昌起义前两天，他作为中央代表来到南昌阻止起义，我还和张国煮发了脾气。后来，在瑞金我入了党，又和他编在一个党小组里，整天走在一起，直到潮汕失败才分手。”当年与贺龙吵过架的张国熹，担心与二、六军团搞不到一起，主要就是担心贺龙和任弼时。
张国煮是个实力派。看问题历来从实力出发。他看到中共中央掌握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掌握了与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关系，不论抗战问题还是统战间题，皆掌握了主动权；而他手中只掌握着与二、六军团的联系，正在向四方面军靠拢的任弼时、贺龙等人，态度到底怎样还很难说。里算外算优势太小，加上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施加的影响、四方面军南下作战失利、二、六军团北上后的压力，只有痛下决心，于6 月6 日取消第二“中央”。
作出这一决定前他颇不放心，于5 月30 日电张浩，机关枪一般设问：
“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国际代表团如何代表中央职权？有何指示？对白区党如何领导及发展情况如何？对军事和政权机关各种名义，军委、总司令部、总政由何人负责？如何行使职权？对二方面军如何领导？"
对取消第二“中央”之后的处境，张国熹满腹狐疑。
真实的情况是这个时候包括张浩在内，中共中央还未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第一次联系在6 月16 日方才沟通。
在宣布取消第二“中央”的会议上，张国熹瓣着指头计算：“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还651
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 “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形式也还是可以的”; “我们的军事上依旧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来划归军事上的统一。军委主席兼总司令是朱德同志，军委副主席兼总政委张国熹同志，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同志”。张国燕不得不挥师北上。但他的北上，并不想与中央会合，发展陕北根据地，而想单独夺取河西走廊。他说：“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用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
但此时他的意愿已经不能够左右一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