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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丹丹花开
1923 年11 月，托洛茨基对访问苏俄的蒋介石说，国民党应该“北上，因为北方有更便于共同行动的条件”。
当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北上万里长征之时，蒋介石是否还记得托洛茨基这句话？从这句话里他能得到什么启示？
1933 年3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军事问题致电中共中央：“我们肯定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转入四川是对的，认为在四川、陕南和尽可能在通往新疆的地区扩大苏区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当毛泽东与张国熹就北上还是南下问题发生原则分歧之时，他们之中有谁知道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
9 月12 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6 月26 日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川陕甘方针，被作出修正。会议还一致通过《 关于张国蠢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并成立了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五人团指挥军事；设立了编制委员会，主任李德，叶剑英、邓发、王稼样、蔡树藩、罗迈为委员。
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团结所有力量的班子。毛泽东已经作了最坏打算：“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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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17 日，红军陕甘支队攻占天险腊子口，打开北上门户。腊子口怎么攻克的？三十多米宽的山口，两边是悬崖陡壁，周围则全是崇山峻岭，无路可通。山口一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为一段深不见底的急流，一座木桥将两座山峰连在一起。过腊子口必过此桥，再无别路。
不打下腊子口，则北进的队伍只有回头。
红军没有回头。彭德怀第二天经过时，连声感叹：“不知昨天我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50 米一段的崖路上，手榴弹的弹片铺满一层，有的地方还厚厚地堆了起来。
能闯过这样天险的，必是真老虎。一军团主力二师四团主攻腊子口。战斗最激烈时，林彪亲到四团指挥，四团团长王开湘则亲率两个连从腊子口右侧攀登悬崖陡壁，摸向敌后。黑夜中正面拼杀正酣，一颗白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王开湘迂回成功！三颗信号弹又腾空而起，林彪命令总攻！
冲锋号声、重机枪声、迫击炮声和呐喊声随着历史远去了，唯王开湘在拂晓晨曦中洪钟一般的呼唤像洪钟一样回响：“同志们，天险腊子口被我们砸开了！"
此时离王开湘告别这个世界只剩下两个月。没有纪念碑的他披着硝烟立在那里，钢浇铁铸，像一尊永远竖立的战神。
是倒下的和未倒下的英雄在用鲜血和生命回答：为何道道雄关皆无法阻挡红军北进的意志。
开路先锋一军团，确实无坚不摧！
9 月18 日，红军陕甘支队攻占甘肃崛县哈达铺，缴获大批军粮和食盐。鉴于该地区敌军兵力薄弱、群众条件好、物资比较丰富，中579
共中央决定部队就地休整。
休整期间却获得一个重大发现。毛泽东召见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粮食”，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
侦察连从当地邮局搞到了这样的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 大公报》 。上面登载着阎锡山的讲话：“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报纸还进一步披露了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一些情况：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控制了大块陕北苏区根据地，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
阎锡山为共产党做了一回好的情报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读到后，那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兴奋心情，无法用言语形容。陕北不但有红军、有游击队，而且发展迅速，颇似1931 年的江西苏区。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作出的被敌人打散的最坏设想不但可以避免，而且中国革命有望依托这块新的根据地获得更大发展！
9 月27 日，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的方针，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与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1934 年10 月10 日长征开始，战略目标由最初的湘西、到黎平会议的川黔边、遵义会议的川西北、扎西会议的云贵边、两河口会议的川陕甘、俄界会议的“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罗镇会议，终于确定为陕北。一年来无数牺牲和奋斗，不尽实践与探索，战略目标的选择最终完成。
脱离根据地一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580
落脚点。
10 月，陕甘支队过了眠山，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 七律? 长征》 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遭逛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氓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935 年10 月19 日，中共中央随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又很快东进至瓦窑堡。
十五军团派人来联系，中共中央才刚刚知道，这个终于找到的落脚点，正在发生一场大规模肃反。
1935 年9 月16 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了陕北，与陕北红二十六军组成十五军团，聂鸿钧任军委主席，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丹没有担任军委主席，也没有当军团长，却表现得很坦然。高岗却对政治部主任一职不满，觉得职务给低了。
军委、省委的第一次联席会议讨论军事方针时，就出现分歧。高岗第一个发言，主张向北发展，向南取守势，首先打横山。理由有二：
一、井岳秀和高桂滋部队好打，一打就散；
二、向北发展如能打下陕北最富的绥德、米脂，能够与神府苏区打成一片；再向南，可以出三边打马鸿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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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就是横山人。半个月前，刘志丹、高岗刚刚打过一次横山，没有打下来。
第二个发言的是徐海东。他认为我军当前主要任务不是怎样发展苏区，而是怎样粉碎敌人“围剿”。既然“围剿”主力是东北军，要粉碎“围剿”，首先必须打东北军。理由也有两点：
一、打高桂滋部队不能粉碎敌人“围剿”。只有打败东北军，才能保卫陕北根据地。
二、二十五军的武器主要就是在鄂豫皖根据地缴获东北军的，打东北军有把握。
刘志丹同意高岗的意见。郭述申、程子华同意徐海东的意见。两方面都坚持各自意见，逼得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出来作结论。
朱理治年仅28 岁，并无军事斗争经验。他1927 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人共产党，任过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代理书记等职。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遣到陕北工作，1935 年7 月刚到陕北永坪镇，比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仅仅早来两个月。
虽无军事经验，但以前看过的毛泽东在江西反“围剿”的材料启发了他。他表示同意徐海东的意见，首先打东北军；建议佯攻甘泉，打敌增援队伍。
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刘志丹补充说，延安南30 里处有一片森林，可以隐蔽部队。
几天之后，十五军团在劳山设伏，消灭东北军一零一师三千余人，师长何立中也被击毙。
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被粉碎了，根据地内部的分歧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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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由军政两方面同时扩展。
军事方面的分歧，最初是两军会合后的人事安排和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
政治方面的分歧则有历史渊源。自中央苏区陷落后，党对西北工作的领导也陷入混乱。当时北方局还未成立，领导陕北地区斗争的有两个党组织：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前者归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后者由陕西省委领导。不同的领导体系、不同的工作重点在产生着分歧。陕甘边特委批评陕北特委执行了立三路线，是左的错误；陕北特委则认为陕甘边特委是右倾机会主义。
两个特委，一个有中央驻北方代表支持，一个有陕西省委支持。虽然1935 年2 月举行了联席会议，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工作委员会，但无法定出明确的领导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当然支持陕北特委的工作。派朱理治到陕北，就是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及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解决右派问题。主要针对陕甘特委。认为陕甘特委有右派混人，企图推翻陕北已经开始执行的中央路线。
朱理治到陕北永坪镇后，先是发现扩红推不动。派到地方去搞分地的同志被撤了职。高岗讲陕北地广人稀，文化落后，群众不要土地。继而有人报告，地主富农到处告状，还有人在大会上公开骂群众是土匪。报告说陕甘边特委没有做党、团、工会工作的干部；几万平方公里苏区内只有300 个党员；有6 个县的苏维埃内根本没有一个党员。非党员实际领导了南区十几个县的分区委，国民党的公安局长甚至做了苏维埃主席。陕甘特委所在地的保卫队内不知有党，是哥老会的把子团占据领导权。
这个报告对一直在白区工作、刚刚进入根据地的朱理治来说，影响十分重大。看过报告的其它党、政、团、工会的同志也极为震动。朱理治由此相信了来前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断言：陕甘边确583
有右派，不开展斗争，会犯大错误。他立即写了一篇《 打倒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中央路线而斗争》 ，同时派人前去陕甘边反右倾取消主义。
就在此时红二十五军到陕北。他们还带来另一个新情况。在陕南时，他们也听到陕西省委为右派把持。从俘虏的杨虎城警卫旅长张翰民口中得知，陕西省委派了许多人到红二十六军。这个张翰民本是地下党员，红二十五军不知道，把他错杀了。
二一＋－五军听到的消息使朱理治更加自信。徐海东他们过去和陕北完全没有联系，毫无利害冲突，现在也听说此讯，很可能二十六军真的混人了反革命，要立即搞清。
9 月17 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随二十五军来的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以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军委主席。
9 月21 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发出指示，决定建立政治保卫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实行肃反。
肃反由谁主持呢？站出来一个戴季英。
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曾是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审讯部长，还带有一些原保卫部门的干部。朱理治提议叫戴做保卫部长。徐海东反对，说戴意识不好。
徐海东如此说，因为有切身体会。
1932 年n 月，在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当师长的徐海东正准备找干部研究作战问题，师政委戴季英却下令将七十四师二二O 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 名干部抓起来了。徐海东大吃一惊，连忙去找政委，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犯了什么错误？
答：这还不知道？是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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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问：他们打仗都很勇敢呀！
答：那是伪装得巧妙。
问：都有口供吗？
答：你不懂肃反的事。真正的反革命，没有说实话的。不吐口供，更证明他们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愿供出他们的组织关系。问：这么多干部，不可能都是反革命吧？
答：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委，肃反是我的事，你不要多过问。49 名干部全部被杀掉了。
当时四方面军主力已经突围转移，但遗留下来的肃反扩大化，仍然搞得人人自危。当时鄂豫皖苏区流传一段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局找谈话。”被保卫局找去谈话的人，十有八九没有好下场，轻则被关，重则被杀。
虽然徐海东反对，戴季英还是做了保卫部副部长，代理部长职务。朱理治同时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因他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因他曾在赣东北搞过肃反。戴季英轻车熟路地干开了。
鄂豫皖的肃反经验就是用刑。刑讯之下，很快就招出了刘志丹、高岗等13 人。
再审，又招了。被审人用刑后都讲刘志丹、高岗等人是反革命。向上的报告却说被审人未经拷打。
省委有怀疑，问：为什么审讯不让负责后方肃反的郭洪涛参加？戴季英胸有成竹，答：按照鄂豫皖保卫局规定，审讯只能由军委主席一人参加，省委书记不能参加。
军委主席聂洪钧在前方，根本无法参加。
郭洪涛不信招出的口供。他很肯定地说：“刘、高不是右派。”“杀了我的头也不信。”他在陕北工作多年，说出的话自有权威。585
但戴季英在不停地审，口供在不停地供。看到口供越来越多，郭洪涛虽仍有怀疑，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此前未在根据地工作过的朱理治，根本不知道苏区肃反这一套。他听信了戴季英，觉得问题严重。
戴季英主张立即抓捕刘志丹、高岗。
朱理治犹豫不决，感到问题太大。刘志丹是创造苏区、创造红军之人，说他反革命，怎么解释？
戴季英振振有词。他以苏区中处理的纪振同、旷继勋、许继慎等为例，说这些人创造苏区、创造红军为的是消灭苏区、消灭红军。事情至此，朱理治便与郭洪涛商议，在刘志丹回来后把他软禁在省委机关。又叫戴季英起草一信，叫前方注意防备。戴将信写好后，未给省委看便直接送出。
那封信是保卫部签发的命令，抓捕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10 月6 日，陕甘晋省委保卫部以开会为名，将刘志丹骗回瓦窑堡逮捕“审查”。
前方开始按照保卫部的意见捕人。
面对着肃反运动一天一天扩大，红军．里军心浮动，谣言也乘机传播开来，说红二十五军是杨虎城化装进来的假红军，专为制造内部的混乱。
说二十五军是假红军，令徐海东相当恼火。他曾经被人说成是假党员，几乎掉了脑袋。
1933 年4 月，鄂豫皖苏区规定，凡是在白区入党的人，都要填一份入党登记表，说明何时何地人党，介绍人是谁，现在何处。说不清人党介绍人现在何处、又找不到其它人证明入党，就定为混入党内的假党员。轻则清洗出党，重则被抓被杀。
徐海东也收到了这份登记表。他是1925 年4 月在武昌打工时586
由地下党员吝积堂、李树珍介绍人党的。两位人党介绍人一个在广州暴动中牺牲，一个下落不明，再无人可以证明他人党的情况。他陷人了被怀疑的困境。后来只因他作战异常英勇，红军中极需要这样的军事干部，才勉强过关。他后来在《 生平自述》 中说，沈泽民、徐宝珊“两个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证”。现在他率领的整个队伍都被说成是假红军，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前方部队开始杀人。
这时朱理治在后方开始发现有问题。他连续几天亲审已有口供的7 个人，这些人完全看鞭子和脸色说话。于是他用省委名义拟了一个自首条例：诬陷了人要枪毙，隐瞒了人也要枪毙。
条例一出，开始讲老实话了。都说刘志丹、高岗不是右派，在口供上签了字。这才发现有可能搞错了，朱理治赶紧叫郭洪涛到前方，停止捕人杀人。
郭洪涛到前方找到了程子华，程当即找了保卫科长，命令不许再捕人。
前后方在刘、高不是右派这点．上，已基本统一了。
这里出现了败笔。本来觉察到肃反搞错了，就应该马上甄别，迅速放人。但没有这样做。
没有放人的理由有儿个。整肃方是戴季英态度蛮横，不同意放。被整方是高岗态度蛮横，怕放出来不好收拾。一拖再拖，错过了时机。
但主要领导人朱理治决心不坚，应是主因。
情况并不很明之时，肃反决心下得过快，情况已经很明显了，结束肃反则前忧后虑，踌躇不决，朱理治为此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不仅被说成是王明在陕北的代表，阴谋陷害高岗、刘志丹，还说他拒587
绝迎接北上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
后一个指责最要命。不愿让中央到陕北，比肃反扩大化不知要严重多少倍。
程子华在回忆录中详细回忆了这一段：
劳山战斗缴获了敌军一份文件，内容有：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到甘肃省武山县西南。前方负责同志们给朱理治同志写信，并附缴获的文件，建议红十五军团到关中苏区去欢迎中央红军。朱理治同志把前方来信和敌军文件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看后对朱理治同志说：“敌军文件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关中苏区的话，已经来了，用不着我军全部去；要是没有来关中，那就是到别处去了，十五军团去欢迎就会扑空。十五军团远去关中，来回要一个多月，敌军会乘虚占领永坪镇，苏区就困难了。不如十五军团继续向南打，调动西安敌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同时，十五军团在苏区边沿，敌军就不敢占永坪镇。”朱理治说：“我考虑一下答复你。”过了两天，朱对我说：“戴季英同意你的意见，我也同意。你去前方与同志们开个会，把后方同志们的意见转告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我同意了。但我的伤还未好，是睡在担架上抬到前方的。到前方后，与徐海东、刘志丹、聂洪钧、高岗、郭述申等同志开会，转达了后方同志们的意见，前方同志同意后方同志们的意见。1954 年，彭德怀、马明芳同志在北京饭店召开西北问题座谈会时，我在会＿L 把这个情况讲了，并说：“这是作战方针问题，不是不欢迎中央和毛主席。如果说作战方针错误，我负责。因为是我提出来的，前后方同志们同意的。”我的话在那次会上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程子华1954 年在西北问题座谈会上就这样讲，实在难得。我们就是因为少有程子华这样直露真情的人，使多少不应陷人迷雾的问588
题，最终陷入了迷雾。
朱理治无疑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作为陕甘晋省委书记，他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当时陕北肃反情况相当复杂。有老问题、老矛盾。如中央驻北方代表与陕北省委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引起的陕北特委和陕一甘特委的矛盾；也有新问题、新矛盾。一是陕北党的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土改问题，党组织的发展问题和地方政权的建设问题，等等；一是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的分歧。
两支红军的矛盾，最初表现为会合后的人事安排，继而是应采取的战略战术。红二十五军能打硬仗，战斗力强，干部军事素质高，但在新环境中人地生疏，红二十六军则基本还是游击队性质，不擅长正规作战，但人熟地熟。两军合编作战，必然在如何用兵、攻击何处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在各自都坚持扬长避短的时候，就容易使对方感到有些强人所难了。
再加上两支红军以前素未谋面，都长期处于敌人包围，在极端艰苦复杂条件下战斗，不能不对周围保持高度警惕。二十五军未到陕北，就听到二十六军混进了陕西省委的右派，二十六军则传说二十五军是杨虎城派来的假红军。这些因素加到军事方针的分歧上面，必然使原本不复杂的局面变得复杂起来。
再加上一个在鄂豫皖苏区就擅长肃反、擅长逼供的戴季英。我们说成功是一分一分累积的结果，挫折就不是一分一分累积的结果了吗？让一个刚到陕北两个多月的28 岁的省委书记承担全部责任，能完成对挫折的彻底借鉴了吗？
历史最无情，历史也最有情。
历史证明：刘志丹、徐海东，都是中国革命的大英雄。
刘志丹等人创立的陕北根据地，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前后589
整整一年二万五千里的寻找中，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刘志丹几次遭难。1932 年底，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曾指责谢子长、刘志丹“有反革命阴谋”，实行“土匪路线”，同时撤了刘志丹和谢子长二十六军正副总指挥职务。刘志丹在部队没有职务，行军时背黑锅，干炊事工作。后来叛变的倒是杜衡本人。
毛泽东、张闻天都要求快放刘志丹。
在肃反问题上，毛泽东也有深刻教训。主要是江西苏区打AB 团。
老将军萧克回忆说：
“一、三军团打AB 团是在1930 年n 月上旬从赣江西岸过到赣江以东之后开始的。首先是总政治部，接着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 … 我们师打AB 团也是这时候开始的。记得刚到宁都，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 团，并具体指出几人，其中有师政治宣传队队长和一个宣传员，这两个人是福建人，闽西苏区游击队编入红军的。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俩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俩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到n 月底12 月初，共抓了一二百人。”“总计四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当时四军总人数七千多人，所打的AB 团相当于全军人数的五分之一”。当时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他在《 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 中写道：“此次红军中破获AB 团四千四百人以上，AB 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 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若不严厉捕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
三万人的一方面军竟然“破获AB 团四千四百人以上”，肃反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1956 年9 月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对与会者590
讲“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指的就是1930 年打AB 团。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了起来”，这是毛泽东的肺腑之语。正是有了这个教训，所以到了陕北发现肃反有偏，便马上提出放刘志丹。
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在张闻天的领导下，迅速查清了问题，放出了刘志丹等同志。周恩来在直罗镇战役后回瓦窑堡接见被释放的同志，刘志丹一进门便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热情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并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回答：“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刘志丹见到毛泽东，说：“谢谢党中央救了我们，救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说：“你们也救了革命，给党创造和保住了这块长征的立脚点和革命的出发点。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1936 年4 月，刘志丹在东征军攻占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朱德在公祭大会上说，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看我们的刘志丹同志。毛泽东在刘志丹烈士陵园落成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任何事情都有两方面。刘志丹创立的陕北根据地，不开来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当时也很难保住。
红十五军团刚刚成立，蒋介石就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之责，指挥晋、陕、甘、绥、宁等省国民党军“从事清剿”。面对如此严重的敌情，若无战591
斗力坚强的红二十五军到来，若无徐海东坚持主张打敌人的主力东北军，并且在劳山战斗中歼灭东北军一零一师，击毙师长何立中，一举打破敌人“围剿”，仅凭红二十六军一股力量，或仅攻击较弱的井岳秀和高桂滋部，确实很难保住陕北根据地。红军更有可能被压向更北。
若无徐海东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未到，陕北根据地已失。
所以毛泽东在吴起镇见到红十五军团前来联系的代表，当即起草一信：
徐海东、程子华同志：
你们辛苦啦！感谢你们的帮助和支援。我们久已听到了二十六军同志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在鄂豫皖英勇斗争的历史，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了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先又听到你们会合，不断取得消灭白军、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使我们非常欢喜。现在中央红军、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这三支部队会合了。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此致
敬礼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是激动的。徐海东读到信，心情592
也相当激动。尽管他不明白“陕甘支队”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为千卜么没有朱德的签名，但红二十五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934 年n 月脱离根据地西征，用一年时间终于和中央又建立了联系！徐海东是红军中不可多得的一员猛将。从鄂豫皖西征一路打到陕北，打出了赫赫虎威。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和杨虎城担心中央军进攻，向周恩来点名，要徐海东和红十五军团帮助保卫西安。尽管当时彭德怀、林彪都在陕北，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只相信几经交战的徐海东，杨虎城还把自己的警卫旅交给徐海东指挥。这也是从前的对手对徐海东指挥作战能力的一种高度肯定。
安得猛士守四方。徐海东如此善战，足令毛泽东深深感动了。但更令毛泽东感动的是徐海东的党性。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 人，当时红十五军团也是7000 余人。和中央红军会合后，徐海东马上把全军团都交给毛泽东指挥；这一点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煮依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企图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形成鲜明对照。
后来毛泽东对徐海东念念不忘的一句话，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1955 年评定军衔时，被评为大将。在十位大将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粟裕。
文化大革命中徐海东也面临危机。秘书造了反，要“火烧老病号”。造反派冲进他的卧室，围着病床开床头批判会。1967 年武汉“七二O ”事件后，又说他是事件的“黑后台”。他是中央委员，却不能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想和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见一面也不行。毛泽东没有忘记他。
1969 年3 月31 日晚，毛泽东发现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中没有徐海东的名字，突然提议要他参加。
九大第二天就要开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连夜召集紧急会593
议，传达毛泽东的提议：徐海东出席九大，参加主席团。
4 月1 日中午，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事组派人到徐海东病床前传达最高指示。徐海东眼泪流了下来：“主席提我名，身体再不行，就是死，我也要去的。”
九大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党和国家又处于非常时期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连留存下来的大会主席台照片都独具一格：座无虚席的主席台两块座位区之间，铺着红地毯的过道上，加了一张轮椅，一个穿便服、围围巾、戴帽子的老者坐在那里。因为座位奇特，特别引人注目。新闻照片发表后引来百姓一次次猜测此人到底是谁。从长相判断，有人说是陈云，有人说像邓小平。
不是陈云，也不是邓小平。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徐海东。九大主席台上徐海东那张轮椅加座，成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奇景。
他仍然当选九大的中央委员，关键当然是毛泽东的首肯。后来专案组人员说，这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69 年10 月，徐海东被紧急疏散出京。1970 年3 月病逝于郑州。
临终前的昏迷中，医生讲他反复说“我想见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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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翼馨飞l ? LL 与声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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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个人
一、踌躇分水岭
1935 年8 月，相泽三郎中佐刺杀永田铁山少将的行动，在日本军界引起强烈震动。永田铁山作为“三羽乌”的头号人物，一夕会骨干、统制派中坚，其作用与影响远远超过他的军衔。
皇道派将领、永田铁山一夕会的同伴、陆军省同事、给相泽引路的山冈重厚称，杀死永田是为了反腐败。山冈称自己出任军务局长时，从来不参加派阀政客的聚餐会，就是有木户侯爵、近卫公爵那样高名望人物参加的邀请，也不去参加。他说：“有事的话到陆军省来好了。自己不是文官是军人，不到那里去。”他认为这种聚会是华族以及内务和大藏省官僚们的聚会，“现在政党的力量处于不得势之际，利用这个机会把军部的有势力者拉到一起引为同伙，利用军部力量，以图使年轻的官僚得到政治上的发迹。”
但永田铁山却去参加了。而且在他任军务局长以前就多次去过。对政治表现出过分的热心。所以山冈认为，永田铁山“身为军人竟加入了营私舞弊的政治团体，沽污了军誉”，导致他帮助相泽三郎将永田杀掉。
山冈重厚不愿说出来的原因，是皇道派将领与统制派将领互相595
清除的斗争，都为了夺取日本军部的决策权。
1934 年则是皇道派遭受重大打击的日子。这年1 月，荒木贞夫大将“因感冒引起肺炎”被迫辞去陆相；真崎甚三郎大将由参谋次长转教育总监；山冈重厚少将由军务局长调为整备局长。皇道派三员大将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
与此同时，统制派核心人物永田铁d _ J 少将出任陆军省最重要的军务局长。
1935 年8 月，皇道派也作出报复：用相泽之刀折断了统制派首脑永田铁山。
说到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这两位皇道派的大将，不得不提一段插曲。荒木和真崎两人都是1906 年毕业于士宫学校。在日本士官学校中，以步兵科最为重要。按照惯例，士官生毕业之时，该年步兵科毕业生成绩第一名者，能够获得天皇赐予的军刀。这是所有日本军人梦寐以求的荣誉。获此荣誉者，在日本军界毫无疑问是前途无量的。荒木和真崎所在的步兵科第九期有日本学生300 余名，中国留学生4 人，还有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没有想到宣布名单时，步兵科第九期第一名竟然是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天皇的赐刀被中国人拿走了！当时主持毕业仪式的皇亲国戚伏见宫亲王，也自感十分难受，十分尴尬，只好闷着头继续往下念名单。结果又出现第．二个没想到：第二名还是中国人，名叫蔡愕。这下全场开始骚动了，日本士官生们纷纷感到面子上实在难以忍受。于是公布名单的程序暂时中止，因为名单上第三名还是中国人张孝淮！惶恐之中的伏见宫亲王觉得，照这样下去难以向天皇作出交代，需要赶紧采取紧急措施。己经宣布的难以更改，只好在暂未宣布的名单上做文章：一是把名列第四的日本学生调为第三，但还不够，因为张孝淮退到第四日本人面子仍然不好看；于是再调：把第五名的日本学生调为第四，596
这样前四名中就有两名日本人，上对天皇下对旧本毕业生都可以交代了。
中国留学生张孝淮就这样，在暗箱操作中被从第三挤到了第五。名列第一的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后来民国陆军大学校长、著名军事家蒋百里。
名列第二的中国留学生蔡愕，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蔡愕首先从云南起兵反袁。
四名中国留学生中唯一没有获奖的是许崇智，虽然据说聪明过人、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但不愿努力，成绩一般，最后也成为了孙中山靡下的粤军名将。
从第四名挤进第三名的日本学生，就是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荒木贞夫。
从第五名挤进第四名的日本学生，则是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台湾总督、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
吸取了教训的日本士官学校从此改制：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各自记分，以保证天皇的赐刀不再被中国留学生拿走。不管到了什么位置，荒木和真崎都是不太愿意回忆士官学校毕业仪式上的荒诞剧的。
皇道派与统制派在日本国内矛盾尖锐化，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又在中国矛盾尖锐化。
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是日本陆军中的两个山头。
华北驻屯军资格很老。它是日本根据《 辛丑条约》 驻扎在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线上的部队，司令部设在天津。1901 年9 月，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荷、比、西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 辛丑条约》 ，其中第九款规定：中国应允诺诸国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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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在华北驻屯的外国军队有英、美、法、意、日五个国家，司令部都设在天津。约定人数为8200 人，每国不超过2000 人，日军应为400 人。驻扎在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12 处。
1911 年辛亥革命后，日本派出“清国驻屯军”，由军司令部、北清驻屯各部队、上海驻屯步兵大队编成。1913 年改称“中国驻屯军”。至1935 年5 月，北平驻屯步兵两个中队，天津驻屯步兵八个中队、山炮一个中队、工兵一个小队，分布在天津以北北宁铁路沿线及以东至塘沽军港。
相比较之下，关东军的资格就浅多了。
关东军是1905 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把俄国势力赶出中国东北、派驻“关东州”即旅大地区的部队。原来仅是关东州都督府的守备队，后发展为“满铁”守备队。“九一八”事变后飞黄腾达起来，兵力由原来的一万，发展到十万。
既然关东军是个暴发户，必然就具有暴发户的一切特点：骄横跋息，目中无人，看不起其它部队，包括老资格的华北驻屯军。它的手伸得很长。尤其是那个自称“满洲国”之父的板垣征四郎。
板垣马不停蹄地奔忙在东北大地，实实在在是中国的汉奸之父。相当一部分大汉奸的出台，均经过板垣之手。“九一八”事变后，他网罗了罗振玉、赵欣伯、谢介石等人，然后运动熙洽宣布吉林独立；推动张海鹏在挑南宣布独立；诱逼减式毅出任奉天伪省长；策动张景惠宣布黑龙江的独立。在这位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下，溥仪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
板垣征四郎以“功勋卓著”，受到天皇的垂青。1932 年1 月，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召板垣回东京汇报。裕仁天皇破格见了这位高级598
参谋。在此以前，天皇直接询问一位参谋人员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接连出现更加不可想象的事情旧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三大实力机构联合炮制的《 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 ，蓝本不过是板垣笔记本上那些字迹潦草的汇报提纲。板垣从此官运亨通，1932 年8 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34 年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36 年3 月升为关东军参谋长，军衔晋升为中将。直到1937 年9 月底林彪在平型关收拾了他的后勤和辐重部队，这个在日军中声名如日中天的板垣才在中国吃了第一次亏。
关东军纵有板垣征四郎，也仍然被华北驻屯军看不起。驻屯军自恃资格老。但资格老一不能当饭吃，二不能当兵力使用，所以它看不起关东军，又十分羡慕关东军的迅速发展。想在华北也制造一个“九一八”事变，又感到兵力不足。借用关东军的力量，又不甘心。怕关东军势力伸展进来，打破了驻屯军拍华北的一统天下。1936 年4 月17 日，日本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增兵华北。会议当场决定强化中国驻屯军。18 日发布陆甲第6 号军令，确定将中国驻屯军的编制升格为独立兵团，增加兵力6000 人，达到8400 人。司令官也由少将级升为中将级。日本学者记述此事时说：“阵营非常整齐。步炮兵三个团的混成旅，据估计可以压制中国军的六个师。于是在兵力上，可算是获得了安全感。”
但与中国军队相较，还是显得兵力过少。
驻守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地区的宋哲元二十九军有4 个步兵师、1 个骑兵师、5 个独立步兵旅以及保安团队，兵力达10 万余人。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虽然由2000 人增加至84D0 人，也只有1 个旅团、2 个联队和炮兵、骑兵等部队。而且分布在北平、丰台、通县、天津、塘沽、唐山、滦县、秦皇岛、山海关之北宁线上。
野心与兵力是一对矛盾。军队与军队也是一对矛盾。599
驻屯军嫌兵力少，想人关的关东军同样感到兵力不足。1933 年以后，也不得不决定改用政治手段谋取华北。关东军要介人华北，驻屯军心情矛盾。它视华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想一手独揽，不让关东军从中插手。所以当关东军决定派土肥原贤二到华北活动时，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不客气地表示拒绝。谁实力强谁就嗓门大。这条定律在日本军队里照样管用。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蛮横地坚持说：“由天津司令官负责建立新政权是妥当的，但其中应包括关东军的希望。”硬把土肥原作为关东军的希望“借给”了驻屯军。
土肥原不负关东军之望。如果说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那么土肥原贤二就是华北汉奸之父。他在天津建立了特务机关处，自任特务机关长；拼凑旧北洋军阀的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图打乱北方政局，为日本势力渗入创造条件。他先后拼凑段（棋瑞）、吴（佩孚）携手和段（棋瑞）、溥（仪）联合，后来被日本收买的石友三，抗战不力、暗中通敌的韩复渠等人，都和土肥原贤二交往甚密。他也不是一点钉子没碰。在天津先拉吴佩孚，不成，便拉孙传芳。孙传芳也对记者指斥日本阴谋，声明不做傀儡政权首领。孙传芳不做，吴佩孚不做，宋哲元却差一点儿做，后来汪精卫真的做了。
帝国主义真的来了，连北洋军阀都不做傀儡，整天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口号的汪精卫，却真正做起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中国历史上一直充满这种深奥莫测令人难解的哑谜。有意思的还是那个孙传芳。他大斥日本帝国主义，本想壮举报国，结果却被人义举报父。n 月13 日，这位前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在天津居士林被施从滨之女剑翘暗杀。剑翘之举是为父报600
仇。其父施从滨1925 年n 月被孙俘虏斩首。
施从滨之女要尽孝，孙传芳便不能为国尽忠了。
中国自古忠孝不可两全。
老北洋军阀难以拉动，土肥原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向了宋哲元。最初的收获，就是成功地鼓动了宋哲元抵制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
1935 年n 月3 日，国民党中央宣布实行币制改革，白银国有化。这一改革是由美国1934 年实行的购银法案引起的。该法案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为了避免白银外流，蒋介石决定白银国有，不许民间使用白银货币，而以法币代替白银，为全国统一货币。中国的币制改革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由于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中国的经济统一和政治统一，于是日本称这个改革为“暴举”。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甚至声称要对此采取断然措施。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对宋哲元威胁说：“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上海是陷华北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如贵方不能自动防止，则日本将以实力期其实现。”
撕破脸面的事向来不用土肥原出面。脸面撕破之后，他出来打圆场了。
史料记载：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宋哲元只得下令禁止白银南运上海。
其实史料就是史料。我们的很多史料之所以不那么“史”，就是修饰的成分太多，史实的成分过少。宋哲元抵制币制改革的计划本是史实，仅把其动机限定在‘旧本侵略者的逼迫”就委曲求全了？即便如此，他求的是谁人之全呢？
中国不知有多少令人遗憾的“逼迫下”的“只得”，不谈个人动机，回避动机中的一己私利，结果总找不到真正的症结所在。601
以币制改革为起端，几乎彻底葬送了一个本来已经在走钢丝的宋哲元。
被西方报纸称为“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在华北的活动，使关东军与驻屯军的矛盾斗争一度一f 一分激烈。土肥原活动越有成效，矛盾就越大。日军内部的这种山头派系碾轧，客观上牵制了关东军人侵华北的行动。
因为蒋介石全力南顾“围剿”红军，华北危机本该早就发生。但由于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互相牵制，更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再次严重，财政困难，无法支撑发动侵华战争所需的庞大军费，这一危机又被一再推迟。
关东军和驻屯军的矛盾已到必须调解的地步了。石原莞尔亲自出马。
石原此时已由关东军作战参谋调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他从对苏战略出发，坚决反对关东军插手华北。1936 年1 月13 日，石原炮制出《 华北处理纲要》 ，强调关东军不能再插手华北、华北完全交由驻屯军处理的必要性；规定权限为“华北之处理由中国驻屯军司令负责”, “关东军及华北各机关协助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