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肯豪森说“目前国军所有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这是十分客气的弯弯绕说法。他当然知道这些军队都在用于追剿长征中的红军，不说出而已。包括对蒋介石悄悄开始改善同苏联关系的做法，这位德国顾问也闭口不谈。
他告诉蒋介石：一旦日本对华发动军事攻击，华北地区首当其冲，同时长江流域各海日也将受到侵犯，因此，中国军队必须在战略上确立一个“集结兵力区域”，以“沧县一保定为绝对防御线”；长江陆防须推进至上海附近，南京作为首都“宜固守”，华中则以南昌、武昌作为战略支撑点，全国以四川为“最后防地”。法肯豪森最后写道：“综结言之，就民族、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上各种情况，具有前方应战之必要，万不可不战而放弃寸土。”
法肯豪森在报告中提出建立四川为抗战根据地的构想，事后证明确实颇具战略眼光。他认为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别具安全之省份”, “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向外国连络，有重要意义”, “川省若未设法工业化能自造必要用品，处此种情况，必无战胜希望，而不舍陷中国于灭亡。’，法肯豪森这时不仅指出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的前景，而且指出了开辟西南外运交通线以获得抗日外援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
法肯豪森的战略建议后来逐项被蒋介石所采纳。于是他以这份建议书为蓝图，逐步开展布署。他根据德国重建国防军的经验，助蒋以全副德式装备训练与装备8 万中国军队，另成立若干炮兵团527
与装甲旅，准备战事一旦发生，迅速驰援前线。其中第八十六、八十八师重点驻扎在宁沪国防要地，在后来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这一系列频繁活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极大不安，他们深恐中国抗日实力因此而加强，因此通过外交途径，坚决向欲与日本结盟的德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德国人不要支持南京政府的对日备战活动。当时希特勒上台不久，羽毛未丰，主观上虽然想与日方呼应，但由于在华顾问团属于德国国防军控制，尚未被纳粹集团完全掌握，所以对日方的要求暂时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予以满足。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像法肯豪森这样的德国顾问为何要作出此等表现？
表面看，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大国博弈在中国的土地上日趋激烈、日德两国对华政策发生利益冲突的表现，实际情况却还要更复杂一些。法肯豪森实际上并不代表德国政府，甚至在德国国防军内，他也属于另外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中的德军总参谋长贝克、国防部长布隆贝格等人，都具有反希特勒的倾向。该团体认为德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应该是通过加强中国的防御能力来阻止日本人侵，从而最终迫使日本在远东转向与苏联抗衡。他们认为中国资源丰富，难以被征服，因此德国最好能够长期与中国成为可依赖的反苏盟友。同时他们也担心，一旦德国参与和介人中国事务的能力减弱，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就会马上改善，变得更加密切，于德国不利。而目前日本对中国所施加的所有压力，都在压迫中国倒向苏联，这是德国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
所以法肯豪森的肺腑之言中，也掺杂了众多的大国利害。对什么是德国的利益，他的理解与德国国内执政的纳粹集团的理解并不528
完全一致。
所以1937 年11 月当他接到柏林方面的电报，要他运用对蒋介石的影响力，说服蒋放弃武力抗日的计划，与日本作“符合德国利益”的妥协，法肯豪森却没有照办。虽然他不得不奉命参加了德国政府的“托德曼调停”，企图迫使中国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但作为个人，在应付完德国政府交办的工作后，法肯豪森仍然像以往一样迅速调换姿态，参与到策划怎样组织对日有效的军事抵抗中去了。他毫不隐晦地说：“如在当全中国人民对日充满愤恨之际，余所提之谈和建议，将被彼视为背叛友人之不忠行为。”
他还有进一步的设想。
1937 年12 月5 日，法肯豪森在其备忘录《 简论形势》 中写道：“大体上可以说，我们完全可以成功地、长时间地加以抵抗。目前，到处都出现了可以给敌人以重创的机会。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即所有军官、士兵以及全国人民都必须奋起，全力抵抗… … ”他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当时德国国防部长布隆贝格说明，日本军队的军事效率并不高，他不相信日本会取得最终胜利。法肯豪森当时之所以提出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其用意也很明显，就是企图防止或拖延德国作出与日本结盟、召回在华德国顾间的最后决定。他认定他的做法，最符合德意志民族的利益。
这是毫无疑间的：法肯豪森的思维中，首要的考虑也不会是中华民族的利益。
问题是他的这些想法除了国防部长布隆贝格等少数人，在德国国内找不到几个呼应者。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37 年8 月3 日的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并不认为（中国）局势严重。中国在军事上不充足，日本打败它，这非常好，因为这可以使日本更灵活地对付莫斯科。（我们）不会再进一步支持中国了。”
529
1938 年4 月28 日，德国元帅戈林禁止向中国运送战争物资，5 月，原外长牛赖特被撤换，德国新任外长里宾特洛甫上台伊始，第一个指令就是全部召回驻华的德国顾问。
里宾特洛甫的指令是在1938 年4 月下旬下达的。德国外交部告知中国驻德大使：德国政府对中日战争采取完全中立的态度，认为德国军事顾问此时在华服务有偏袒一方的嫌疑，因此打算将他们全部撤离中国。
此时的法肯豪森已经深度卷入中国战场。
美国女作家巴巴拉? 塔奇曼在其《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一书中回忆到，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各国驻华武官纷纷前往战地参观，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见到法肯豪森，与他讨论了台儿庄作战：“德国首席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因中国军队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行动，气得狠命地揪自己的头发。他说：‘我告诉委员长要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要乘胜前进，可是，他们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日军很快就会把8 到10 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 巴巴拉? 塔奇曼怀着颇为钦佩的口吻写道：“这位了解日军个性颇深的德国顾问对史迪威预料，日军将会卷土重来进攻徐州。果然不出所料，徐州不久即陷于敌手，日军转而进攻河南。”
就是在这种时刻，里宾特洛甫的撤离命令到了。法肯豪森及顾问团全体成员获知德国政府这一决定后，起初都不愿离华。4 月30 日，法肯豪森向德政府呈送一份报告，指出他们都是以个人资格受聘于中国政府，聘用合同要到1939 年及1940 年才期满，现在离华在法律上、经济上都有困难。
德国驻华大使托德曼也支持法肯豪森代表顾问团提出的意见。但德国方面联日弃华的决心己定。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以希特勒的名义命令托德曼大使：立即就此问题与中方交涉。
530
一直交涉到6 月中旬，蒋介石看见拖不一下去了，只得同意大部分德国顾问离华，但要求核心人物法肯豪森作为德国驻华使馆武官留下，并留5 至6 人处理善后。
德国方面已经没有了丝毫的回旋余地，连蒋介石的这个退步要求也完全不同意。
6 月20 日，里宾特洛甫再次强行电令托德曼，以中断中德外交作为威胁，要求立即撤退包括法肯豪森在内的全体顾问：“本部长履待留华全体德国顾问凡职务未停者一律立即停止，并尽速离华，必要时虽违反中国政府意旨，亦在所勿恤”，如法肯豪森等人再不愿离华，“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该顾问等毋再犹豫为要。”
这已经是勒令回国了。
1938 年6 月24 日，德方下令召回驻华大使托德曼。
法肯豪森的使命彻底结束了：不管这个使命中有多少是德国政府赋予他的，有多少是他自己添上去的。他在中国工作了四年多时间，从构筑国防工事到完成军事部署、协助蒋介石在淞沪一带构筑“兴登堡防线”，确实出了不少力帮助中国抗战。直到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还参加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最后才被“勒令率团返国”。
回到德国后，法肯豪森也不赞同希特勒的亲日政策，而同情中国的抗日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由于他的威望声名而被希特勒委以军事要职，却一直同贝克将军的反希特勒组织联系。1944 年因有参与“七二O 事件”刺杀希特勒的嫌疑，被盖世太保拘捕，关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法肯豪森帮助过蒋介石“围剿”红军、帮助过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也帮助过德国反抗势力反对希特勒的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531
束后，又由于战争期间出任过德国占领区的军事指挥官，被比利时军事法庭宣判有罪，定为战犯。
刚刚走出德国集中营的法肯豪森，又走进了盟军的集中营。这也是个集种种矛盾于一身的人。
托德曼比法肯豪森要聪明多了。他在德国驻华大使任上对法肯豪森有过不小支持，而且也没有完成德国政府指令他“调停中日争端”的任务。但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调停失败时，托德曼巧妙地把责任都推给了别人。回国前在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密电中，托德曼说：“遵照训令，我于今日将日本和谈条件通知了蒋介石，在座的仅有财政部长孔祥熙。蒋介石要我向德国政府表达他对德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所作的努力的衷心感谢。他又机密地告诉我说，只让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 ? 一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策略，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是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蒋介石不仅仅是在用后果吓唬德国人。他告诉德国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一句，也算他没有白与共产党打了十几年交道。
二、残阳如血
就在德国总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为蒋介石精心准备那份《 应付时局对策》 之时，日本正在发生一个重大事件。
1935 年7 月16 日，驻守广岛和福山的日本陆军第四十一联队的相泽三郎中佐，到陆军省访问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谈话内容十分奇怪：劝永田局长辞职。
相泽中佐以吼叫的方式完成对永田少将的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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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中央部门中最重要的实权人物、巴登巴登“三羽乌”中的头号人物永田铁山，竟然被驻地偏远的一个中佐指手画脚？这是在代别人表达意志。永田立即就知道了。相泽是裕仁天皇的长辈东久迩宫中将的老部下。东久迩宫在一个中队当大尉时，相泽是该中队的一名少尉。
永田还知道相泽在士官学校教过剑道，精于剑术。
真是常言说的，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了。
相泽中佐在永田少将的办公室内大发雷霆，指责永田使皇道派将领真崎大将失去教育总监职务而下台。皇道派与统制派的矛盾就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爆发了。
1932 年以后，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核心组织一夕会发生分裂，分化为皇道派和统制派。
皇道派以“三羽乌”的二号人物小烟敏四郎少将为首，包括“三羽．乌”的三号人物冈村宁次少将，拥戴陆相荒木贞夫大将。所谓“皇道”，荒木贞夫解释为是维护、宣扬皇德，所以日本军队就是“皇军”。是荒木贞夫使“皇军”这个名称流行起来。最初这个词很难被记住，荒木问一个士兵：“皇道的使命是什么？”士兵以立正不动的姿势大声回答：“是、是行军累不垮！"
在日文中，皇道和行动、皇军和行军发音相同。所以以荒木为首的皇道派，被很多士兵理解为“行动派”了。这一派也确实以行动见长。它聚集了大量青年军官，主张采取激烈行动改变国内政治，实现军人专政。
如果说皇道派更多注重法西斯军人的理想，那么统制派则更多注重法西斯军人必须面对的现实。
统制派则以“三羽乌”的头号人物永田铁山少将为首，包括巴登巴登聚会时在外看门的东条英机。所谓“统制”，即主张军队在国家533
现有制度下行事，不主张对内采取过激行为。永田铁山觉得，日本还没有作好同西方国家对抗的准备。在工业化改革于1936 年底完成以前，日本进攻苏联的话连讲都不应该讲。相反，要首先争取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争取充分消化满洲。
两派的冲突不可避免。以荒木贞夫为首的皇道派主张北进。永田铁山等人对此却毫无兴趣。
1934 年1 月，荒木贞夫大将失去了陆相职务。
1935 年7 月，陆军省又决定皇道派的另一首脑真崎甚三郎大将退役。
矛盾由此爆发了。
就在相泽中佐闯进永田办公室的前一天，1935 年7 月15 日下午1 点，日本陆军三长官会议。参谋总长、陆相、教育总监出席。不愿下台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拿出了杀手铜：“在这次会议后面，我看见不纯的动机。”
他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这是永田铁山参与1931 年三月事件的铁证。永田遗失已久、寻找已久的文件。
1931 年3 月，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加上作战科长山胁、俄罗斯班长桥本、中国课长重藤等人，制订了一个包围议会、要求内阁总辞职而由陆相组阁的政变计划。最后时刻，陆相宇垣一成得知天皇有意让他组阁，才蓄意将政变计划向外透露，使其流产。
这就是所谓的“三月事件”。
永田铁山当时起草了一份代号“小说”的政变宣言。他把这份宣言放在他的正式文件内。事件流产后，却怎么也找不着那份文件了。他不知道是调查人员悄悄拿走了它，呈报在当时的陆相荒木贞534
夫大将的办公桌前。
永田的“小说”在荒木陆相的手中微微发抖。这个东西牵涉到天皇裕仁。荒木早就知道裕仁与永田10 年前在欧洲建立起来的那种亲密关系。
所以他再未往上呈报，也未将它归入陆军档案，而是悄悄将它放进了自己的保险柜。荒木从20 世纪20 年代初就开始搜集与天皇有关的各种秘密资料。直到他1967 年去世，这些档案都妥善地保存在他身边。他曾透露说，档案中的每一页都已经影印，影印件都已加封，由另一位可靠的朋友保存。如他遭遇不测而死，这些文件将被启封，其内容将予散布。所以直至最终他平安地死去，珍藏这些档案的保险柜仍保存在荒木家中，天皇也奈何不得。
现在他把这发炮弹给了真崎甚三郎大将。永田的宣言证明天皇本人与三月事件有牵连。真崎深知这份杀手铜的分量。他在会议上大叫：“现在的阴谋也是由三月事件的人制造的。统制派已经破坏了纪律和在陆军中引起混乱。我们向天神保证清除陆军中不良分子的誓言必须实现。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就是清除统制派！" 永田铁山4 年前写的“小说”变成了一发炮弹，由真崎甚三郎装进炮膛了。它将证明出卖天皇的，恰恰是那个自以为天皇亲信的永田铁山。
这真是一发重磅炮弹。“三羽乌”中的头号人物、被称为日本陆军中最具头脑的人物永田铁山被轰得粉碎。
三长官会议结束第二天，相泽中佐就出现在了永田铁山的办公室。
即使这时，他还不知道天皇已经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再委托他去办了。
永田忍耐着，不动声色。他本身就是“下克上”的好手，非常明535
白这些“下”的心劲和能量。他们的力量，都来源于他们背后那些人。永田对相泽说，他感谢相泽关心国家利益，但对罢免真崎之事不清楚。总之是为了维护陆军的纪律。最后他以那种不拘礼节的伙伴式态度亲自送相泽中佐出门。
反身回来的永田铁山立即调来相泽的档案。迅速看过之后，以陆军省军务局长的身份下令，调相泽三郎中佐赴驻台湾的日军服役。相泽三郎很快就接到了调令。但他没有返回部队，而是立刻启程前往四百多公里外的大阪，去见他的老上司东久迩宫中将。没有任何一个外人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
相泽与东久迩宫谈话后，便直趋东京。
这个方向与调令命令他前往的方向完全相反。
他先见真崎甚三郎大将。自称办事比天皇还公平的真崎手法十分隐讳。他对相泽说：“如果你想杀人，就对宇垣将军插上一刀。就是他在1931 年搞了三月阴谋，才开始把局面弄得这样糟。”相泽又见了东久迩宫的兄弟、另一个皇室贵族近卫师团长朝香宫中将。这位日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朝香宫与相泽又进行了一番无人知晓的秘密谈话。完后朝香宫去皇宫，称有急事，要私下渴见天皇。而且要求不能有外人在场，和天皇“绝对秘密地在一起待几分钟”。
连天皇的表弟北白川宫也不能在旁边。
永田铁山连自己也不知道以前搞过多少阴谋，现在阴谋却搞到他的头上来了。
8 月5 日，陆相林铣一郎奇怪地派人劝说永田铁山离职，出国旅行。
事情很明显，天平上这块祛码已失去作用，要被抛出去了。永田断然拒绝离职出国。14 年来在陆军内部他充当天皇裕仁536
的重要耳目，出谋划策搞垮长州藩，集合了一群忠于天皇的少壮军人，参与夺取满洲和镇压国内反叛者，他不相信自己会出事。8 月12 日早上，相泽三郎到达陆军省。在接待处，他提出要见山冈重厚陆军少将。山冈是永田组织一夕会的得力伙伴，但现在不再得力了。山冈现在是陆军省军备局局长，皇道派的重要分子，与军务局长永田的统制派势不两立。日＿l 冈本人还有，一个嗜好，祟拜附在古代武士刀剑上的鬼魂。他本人收集了一百多把古代刀剑，并且负责制定条令，规定日本军官都要备一把指挥刀，并在出席一切公开仪式时佩带。他先让神情紧张的相泽坐下，然后派一人去探听永田铁山是否在办公室。
听差回来报告，永田在他的办公室里。山冈立即送相泽出门，并告诉他该走的方向。
军务局是陆军省最大的一个局。相泽竟然顺利地穿过若干个办公室，没有通报姓名就突然出现在永田铁山的面前。
永田正在和东京的秘密警察头子新见大佐谈话，他只来得及大喝一声：“干什么？”相泽已经噢的一声抽出了指挥刀。
永田铁山只来得及跳起身来，躲过第一刀。没有等他冲到门口，相泽的第二刀已经砍在他的背上，鲜血涌流。乘新见大佐想阻止相泽的同时，他用力去开门，还想夺路而逃，无奈已经双膝瘫软，身不由己。相泽的第三刀从跪在地上的永田后背穿过，直透前胸。他胸口的鲜血就像那面旭日旗上的旭日，不同的是一把闪着寒光的钢刀从中穿过。曾是天皇亲信中亲信的永田铁山，像一个用旧了而被抛掉的弃物，几分钟内一命呜呼。
当侍从长本庄繁向天皇报告永田遇刺时，裕仁眼睛看着别处，首先表示非常遗憾，接着说：“我今天照常游泳，你说行吗？" 作为天皇，裕仁从来不在意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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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下半年，曾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侍从长向裕仁诉说，宫中没有建立一块纪念碑，以表彰在满洲的阵亡者；士兵们觉得陛下午后不理国事，乘船到相模湾采集海洋生物标本，是一种冷漠行为。裕仁心平气和地把本庄带到一艘旧游艇上解释：从爱国角度讲，没有钱建造毫无意义的纪念碑。倘若没有天皇本人日积月累的观测，海军水文局就不可能修正海图，将来某一天，日本的战舰就会弄错相模湾的深度。
1934 年n 月，裕仁去视察长野县两所学校。为皇家车队带路的保安警察不小心走错了路，将天皇带到了另一所学校。结果文部大臣没有在场。学校的教职员也没有作好准备。场面尴尬。几分钟后，那个带路的警察自杀了。明显不高兴的天皇说，他并不在意，不过倒是打扰了学校。
“多么宽宏大量呀！”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本庄在日记中写道。那个倒霉的警察，不过是一只蚂蚁。
相泽三郎不知道这些。知道了，也许就不做刺客了。他的刺杀行为受到天皇两个长辈的鼓动。朝香宫曾私下靴见天皇，弄清楚了行动完将会平安无事。所以胸有成竹的相泽杀完人以后，并不急于逃跑，而是首先到医务室包扎流血的手指。完后他说必须立刻返回驻福山的部队，以执行被他杀死的永田铁山的命令，收拾行装前往台湾。
使他大感意外的是，秘密警察迅速将他扣押。
“三羽乌”是弃物，刺客就不是了吗？
无怪天皇那个最善于玩弄阴谋的叔辈东久迩宫对相泽的评价是：这是一个思想简单的人。
所谓昭和维新，不过是让复杂的人做复杂的工具，简单的人做简单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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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田铁山被刺杀的表面原因是天皇及其小集团同三月事件有牵连的证据被泄漏。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永田铁山已经显露一些迹象，在对华战争问题上同天皇分道扬镰。他到底主张什么样的政策，却来不及说出了。
永田铁山先是天皇的敲门砖，后来便成为了绊脚石。
敲门砖敲开了门后，就是绊脚石。
在永田铁山的葬礼仪式中，皇族、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元帅送来悼文，称颂永田是一个具有超凡天才的人，堪称表率。
优质工具的表率。
14 年前在巴登巴登浴室给永田点烟的东条英机，从驻扎南方九州岛岛的第二十四旅团司令部特地请假前来东京吊唁。从此以后直到1948 年他被绞死为止，他每月给永田的遗墉小额津贴。陆相林铣十郎被迫辞职。天皇裕仁训戒新陆相的第一句话就是：“陆军必须是天皇的陆军。”然后是：“天皇本人意欲亲自监督一切外交事务及军事工作，因此，在作一切决定之前先要向他察奏。”只有人为日本战车加速、再也无人敢为它减速了。
三、开裂的坚冰
1935 年8 月是一个多事之月。华北危机爆发。法肯豪森为蒋介石草拟《 应付时局对策》 。永田铁山被刺身亡。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发表《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 八一宣言》 。
日本法西斯、德国法西斯在迫使世界发生改变。
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变。
蒋介石的国民党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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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在重新趋向联合，利益在重新开始交换。
外界发生的这一切，唯独仍然苦行于雪山草地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毫不知晓。准备开始长征的红二、六军团也不知晓。蒋介石要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红军17 勇士抢渡安顺场、22 勇士夺占沪定桥的时候，王明正在苏联基思洛沃德斯克疗养。除了看到少量的外电报道，知道那些红色火种依然在顽强燃烧之外，他根本不知道红军的准确位置在哪里。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七大上，中共代表团的“苏区代表”是一直待在莫斯科的周和生（即高自立）。周和生的发言由王明、康生领导炮制，说“今天苏区占有土地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有5600 万”, “现时的红军有50 万人，此外还有一百多万人加人了游击队。红军击退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国民党的六次‘围剿夕，挫败了法西斯将军冯? 塞克特领导下精心制订的计划，进军3000 公里，英勇地完成了捍卫苏维埃的任务”。除夸大其词外，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
这种不实事求是似乎已经成为王明的一种理念。他费力地要用这种虚假的东西去粉饰什么，去掩盖什么，去获取什么。有些时候变本加厉到令人作呕的地步。
1937 年底王明回国前，与王稼祥等人一起去见斯大林。王稼祥回忆说：“当我进人斯大林办公室时，我被介绍说，这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就问红军有多少人？我说，在陕北约3 万人。王明就插上来说是30 万。因为俄文中没有‘万’字，而是说30 千或300 千。斯大林就说，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
斯大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人们说他被捧得太高了。是否也被骗得太深了呢？周围有多少个王明，在拼命夸大每一分成绩，拼命掩盖每一个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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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说王明一件好事没办。
他办的最出名的好事，就是疗养回来后写的这份《 八一宣言》 。受两个因素促动，一是国际政策的转变，一是中国的华北危机。1934 年2 月27 日，以“国会纵火案”在莱比锡审判中获得巨大国际声誉的季米特洛夫，获释后抵苏联。季米特洛夫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残暴有切身体会。他从斗争实践中得出结论：迫切的任务是联合所有力量，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他成为共产国际新的主要领导人后，便立即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
新的领导很快带来了新的变化。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由反对社会民主党转变为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些当然对王明产生了很大影响。
再加上华北危机。吴玉章回忆，" 1935 年6 月在莫京（莫斯科）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 八一宣言》 。”
从疗养地回来的王明写了3 天。其妻孟庆树说，每天都工作到深夜3 点。
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又进行了认真讨论和集体修改。宣言的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 “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8 月1 日，中共代表团制定的《 八一宣言》 经共产国际审阅通过，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一宣言，是对季米特洛夫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具体配合。541
9 月中旬，中共代表团写信给在美国的中共党组织，寄去《 八一宣言》 。指示他们铅印3 万到5 万份，设法巧妙地寄给中国包括南京政府在内的各个政府、军队、机关、党派、报馆及社会团体等；还要他们寄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军政要人。
不久，《 ／又一宣言》 通过法国、美国和中国香港等多种途径传到中国国内。
两个关键人物都看到了这个宣言：蒋介石、张学良。
蒋介石是10 月份看到宣言的。他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共产党关系”。
把蒋介石这些举动都归于一纸《 八一宣言》 ，便太轻看了这个人物。《 八一宣言》 掌握了一个恰好的时机。蒋介石正在感受华北面临的重大危机。耳边正在回响日军华北驻军参谋长酒井隆叫他下台的吼叫。也在回响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劝他坚决抵抗的言辞。追击长征中的红军整整一年，也未能将红军消灭。这时候看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他不能不发生极大兴趣。
他开始考虑是否可借此达到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的目的。10 月18 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官邸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希望同苏联签订“真正能促成中苏间的真诚关系和能够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鲍格莫洛夫得出结论，蒋介石“指的是秘密军事协定而言”。
鲍格莫洛夫大使写信向莫斯科报告说：“他们一再暗示，最好订立一项互助条约。”
n 月，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据蒋介石的意旨向鲍格莫洛夫大使询问：如果中国政府被迫武装抗日，通过海路无法获得军需物资，能否经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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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前后毛泽东也提出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国共双方都将注意力移向了新疆，这个最可能从苏联获得援助的方向。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雅科夫于n 月19 日通知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用品”，请他就此通知中国政府。12 月2 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议决对日国策时蒋介石提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对日本的侵略“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求各友邦的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的原则，谋求各友邦之经济协作，否则国民党下最后之决心”。
蒋日矛盾尖锐了。
这股潜在的暗流中，又加入了一个张学良。
张学良11 月从杜重远那里了解到《 八一宣言》 。他当即表示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要杜重远帮助他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线索。一年之后西安事变的基础，已在悄悄建立。
此前张学良与蒋介石合作、与个人野心妥协，吃了大亏。1930 年，蒋、冯、阎大战。两派都争着拉张学良入伙。双方都把全部力量投上去了，东北军成为全国仅存的最大一支军事力量。这块菇码放到哪一边，天平就会向哪一边倾斜。
沈阳城说客如云。张学良见了哪一派人物、谈了多长时间，立即会产生种种猜测。4 月间，沈阳举行追悼东北边防军阵亡将士大会，蒋、冯、阎代表都参加致祭。6 月3 日张学良30 岁生日，蒋介石派50 岁的李石曾前往沈阳祝寿。6 月21 日，蒋介石又派张群带着委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到沈阳。张学良到葫芦岛，说客们跟到葫芦岛。张学良到北戴河，说客们追到北戴河。个个锲而不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那真是张学良一生中最为风光的时候。他静观风向达半年之543
久。最后，从东北军事集团的利益出发，他站到了蒋介石一边。1930 年9 月18 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通电。
静观了半年，就观出这么一个结果。一个将他自己、将整个东北拖入灾难深渊的结果。后人多只知道张学良1931 年那个悲伤的“九一八”，却不知道在此一年前，他还有一个更加悲伤、更加令他追J 海的“九一八”。
在某种程度上说，恰恰是前者导致了后者。
张学良发表出兵通电之后，从9 月21 日晨起，东北军每隔3 小时即发一列车运兵南下。9 月21 日占领天津。22 日进驻北平。仅用十多天时间就完成了对华北、平津的占领。
东北军占领华北的速度，与一年后关东军占领东北的速度一样。可惜这是内战。
张学良在内战中踌躇满志。出兵通电中他言辞恳切：“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催惨劫。”实际从张作霖开始，奉系就一直凯觑华北，后来干脆把华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把奉系赶出华北的就是蒋介石。现在，他从上海给张学良汇来500 万元，作为东北军的开拔经费，又拨1000 万元公债款资助东北军，不但把东北军又请了回来，还把河北、平津、青岛的行政管辖权都交给张学良。
这些实惠确确实实打动了野心勃勃的少帅。
10 月9 日，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京成立副总司令行营。虚岁30 的少帅将东北、华北尽握在手，地位仅次于蒋，好不风光。
应了中国那句老话：露多大脸，现多大眼。
他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带东北军主力人主华北，久居北平，还不断抽调部队入关，使东北防务日益空虚，造成危险局面而不544
自觉。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张学良正携妻带妾在广和剧场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戏未唱完，得讯事变爆发，沈阳危急。他急忙回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军将领会议。虽然8 月16 日有过蒋介石的密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J 喷，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但此电毕竟发在事变之前。事变进行中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召开的会议决定是：赞成抗战，但要依靠全国，东北军不能单独行动。为避免冲突扩大，不予抵抗，一切等待速报南京请示办法。
如此决议，能说不抵抗的仅仅是蒋介石一人吗？蒋介石在事变前提出的不抵抗政策有罪，张学良在事变进行中作出的不抵抗决议就无罪吗？军人在战争爆发关头连自己的防区都弃之不顾，突然间想起“依靠全国”、“不能单独行动”，全国老百姓勒紧裤带养如此多之兵又何苦来呢？
后来说蒋介石不准他抗日。少帅忘记了自己不准自己抗日的时候了？
前一个“九一八”占尽的所有便宜，后一个“九一八”不但丧失殆尽，还把老本都赔了进去：仅东北兵工厂即损失步枪95000 支，各种机枪2500 挺，大炮650 门，迫击炮2300 门，飞机260 架，沟帮子的铁甲车队全部被毁。东三省的银号、中国交通银行均遭洗劫，资金流失不计其数。其它物资的损失更加无从计算。
“不能单独行动”，就可“避免冲突扩大”、保平安了吗？将祖坟家业丧失殆尽后张学良方才明白：倾巢之下，安得完卵！蒋介石把他测惨了。个人野心也把他测惨了。所以他后来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
可以想象，当这位少帅发动西安事变时，内心那灼热的灵魂，怎545
不能一瞬间变成冲破地壳的岩浆？!
1935 年n 月，共产国际为了传达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让久已失去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了解和执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个新方针，同时恢复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这种任务就是风险。首先需要的就是勇气。国际七大．仁，中共代表团发言宣称：苏区占有土地200 多万平方公里，5600 万人口，50 万红军，100 万游击队。事到临头要派人去找这200 多万平方公里苏区和50 万红军了，代表团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红军和苏区到底在哪里。
王明、康生决不会承担这个任务。这不是在灯火辉煌的会议大厅大吹大擂那些激起一阵又一阵热烈掌声和纵情欢呼的随意炮制的数字，而是要回到阴冷的、黑暗的、白色恐怖的、到处悬挂着共产党人头的世界中去，寻找自己写在纸面上那些辉煌的数字和代表这些数字的仍在舍身奋斗者，派谁去为好呢？
“经过慎重考虑”，他们选定了张浩。
张浩又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1922 年2 月加入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来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之前，在东北坐了一年多日本人的监狱。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始终不屈，在党内有“钢人”之称。相较之下，王明在上海一次被捕，为赶紧找人营救自己，不惜暴露党内同志的地址，一出狱就挨了党内警告处分。与“钢人”相比，泥人而已。
如此任务，非“钢人”莫属。
张浩领受任务后，装扮成从蒙古回来的商人，跨越沙漠经由内蒙古，于n 月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地区― 定边。这时长征的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从定边开始，边区赤卫队一直把张浩送到了根据地546
瓦窑堡。
在瓦窑堡见到张闻天、邓发、李维汉，张浩才知道出了两个党中央：
一个是瓦窑堡的中共中央。
一个是张国煮在卓木碉成立的伪中央。
工农红军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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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兮祸所倚
一、“张国燕是个实力派”
1935 年6 月2 日，中革军委给夺占沪定桥的廖大珠等人授奖的同一天，张国熹、陈昌浩、徐向前来电：已派李先念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进占憋功，与中央联系。
从江西苏区出发以来，中央红军8 个月时间英勇奋战，先期望与二、六军团会合而不可得，遵义会议后将与四方面军会合作为战略目标，用了近5 个月的时间，终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中央红军上上下下心情之振奋是可以想见的。
6 月8 日，中革军委发出《 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开展新局面的战略任务的指示》 。提出今后的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的直接会合，开展新局面。
两个“一切”，将迫切之情溢于言表。6 月12 日，博古在《 前进报》 第一期发表《 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 ，连标题都能感觉到那颗兴奋搏动的心。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长期在各自根据地的战场作战，互相之间有电报联系，但主要指挥人员之间基本没有见过面。就是在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中名字也如雷贯耳的朱德总司令，见过他的四方面军548
干部也不多。像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这样在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中都任过高级职务的指挥员，实在是寥寥无几。
没见过面，不曾相识，并不妨碍红军阶级兄弟之间火热的感情。他们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来自远方的阶级兄弟表达他们千言万语的亲情。
两位开路先锋― 中央红军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王开湘和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用枪声和号声开始了他们的联络；两位总指挥－― 中央红军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和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用石块和箩筐完成了他们的相识。
6 月12 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翻越夹金山。快下到山脚，突然响起枪声。团长王开湘从望远镜中发现前面村庄周围有部队。试着用号音联络，对方回答了，但仍然听不出敌我，王开湘命令部队以战斗姿态向前推进。
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忽然，d 一l 风前来了一阵很微弱的呼声，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渐渐地，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正在半信半疑，一个侦察员飞奔回来，他边跑边喊：‘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呀！' ‘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来了呀！" , 8 个月征战，万余里行程，中央红军前面不是险峻的高山大河，就是重重堵击的敌人。这回终于在前面出现了自己人！两支部队发出山谷共鸣的欢呼，加上这些钢铁汉子夺眶而出的热泪，其中所含意之切，情之深，非我们今天所能想象。
那位当年飞奔报信的侦察员早已不在了，发自肺腑的真诚呼喊却被岁月像年轮一样铭刻下来。当你翻到1961 年版的《 星火燎原》 第三集第165 页之时，那声音仍是山谷间永不消逝的共鸣，一波一波在你心头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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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二师四团则是主力中的主力。三十军也是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八十八师也是主力中的主力。工农红军的两支头等主力部队热情相聚！四团团长王开湘与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王开湘34 岁，是中央红军中一员猛将。遵义会议前后接替耿瓤为四团团长，一路先锋一路烈火，以行动快速和决心果断为特点，使红四团威上加威。
熊厚发刚刚21 岁，也是四方面军中的一员猛将。他17 岁任营长，19 岁当团长，20 岁就是主力师的师长了。四方面军中的历次主要战斗无役不与，年纪轻轻就成为四方面军中的著名将领。晚上会师部队联欢，簧火映红了天空。战士们互相拉着对方的手就不想松开，四川民歌与兴国山歌响在一起。
这一夜环境的舒适对中央红军来说是长征以来从未有过的。躺在四方面军战友准备的床铺上，王开湘失眠了。他与政委杨成武谈了一夜。谈走过来的千难万险，谈将来的美好远景… … 王开湘没能看到将来。4 个月后1935 年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他突患伤寒。n 月上旬在罗汉川红军医院，因不堪忍受病痛，这位长征先锋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熊厚发也没能看到。1937 年3 月在西路军最后的战斗中，他负伤被俘，被马步芳用大炮轰死在青海西宁。
王开湘与熊厚发是两支红军部队的一线战将，彭德怀与徐向前则是这两支红军部队的主要指挥。7 月6 日，徐向前率十余个团沿黑水河岸蜿蜒前进。途中接到彭德怀的一份电报，说三军团已进抵黑水迎接四方面军。徐向前异常高兴，立即发报约彭德怀到维古河渡口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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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古河宽约二三十米，是眠江的支流之一，水深流急，水寒刺骨，虽7 月也难以徒涉。平素人来人往，就靠铁索桥。
徐向前走到渡口才知道，铁索桥已被破坏。要渡河比登天还难。1991 年n 月出版的《 徐向前传》 ，详细描写了两位红军指挥员难忘的会见：
这时河对岸出现了一支蜿蜒而来的小队伍。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体魄健壮，中等身材，穿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斗笠，走到岸边后直向徐向前等人挥手呼喊；徐向前也挥动八角帽答话，但因水声太大，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彭德怀的名字，徐向前早就听说过。徐向前的名字，彭德怀也不陌生，但两人从未见过面，所以谁也不敢断定对方就是自己要会见的人。过了一会儿，徐向前见对岸戴斗笠的人朝他打了打手势，接着扔过一块小石头来。石头上用小绳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 彭德怀。”徐向前高兴极了，马上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正正规规地写上：“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也拴在石头上甩过河去。彭德怀得知是徐向前在对岸，高兴地挥动大斗笠，频频向他亲切致意。
当天，通信部队在河面拉起一条电话线，徐向前和彭德怀第一次通了话，互相问候，约定次日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叫亦念的地点相见。次日，徐向前带人翻过两座大山，到达亦念时已近正午；彭德怀也同时到达，但令人失望的是，这里的铁索桥也遭破坏，双方仍然是隔河相望。徐向前的随从人员在一段河面上找到了另一种渡河工具― 溜索。一条绳索横贯河岸，上面悬着个用竹条编的筐子，里面坐着一个老乡，正向对岸滑来。徐向前因急于同彭德怀会面，等那老乡过河来，自己也像老乡那样坐进筐子，用脚向岩石上猛力一551
蹬，借劲向对岸滑去。等他到达终点跳出筐子，彭德怀快步迎上，两双手紧握在一起。彭德怀风趣地说：“徐总指挥，还不知道你有这种本领呢！”徐向前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 头一回呀！”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这两位威震敌胆的红军将领，用石块和箩筐完成了情真意切的首次会面。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这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师，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会见，还是毛泽东与张国熹的会见。
为两军会合，毛泽东亲自为一军团定了三条标语：
一、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二、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三、欢迎张主席！
毛主席欢迎张主席，张主席也给毛主席发来热情洋溢的电报：“慰功会合的捷电传来，全军欢跃。你们胜利地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尽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了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础的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到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毛泽东、张国蠢，都是著名的红军领导人，都在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要人名单里名列前列。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中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张国熹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两人都敢于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都是具有领袖才能的人物。
1935 年6 月25 日，张国壳从茂县经汉川、理番到达两河口。毛552
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儿十人赶到三里路外的欢迎会场远迎。张国熹回忆说：“在离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