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在电令中特别强调：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覆辙，希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红军再一次陷人危险局面。
红军过金沙江后曾将追敌甩掉一周之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但从来没有不包含时间因素的胜利。在时间的消耗中，胜利也会变为不利。
3 月31 日红军南渡乌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曾把蒋介石几十万追兵甩在身后。但在滇东，敌人又围了上来。
5 月9 日渡过金沙江又远远甩下了敌人，但在会理地区耽搁太久。从9 日到14 日夜，以整整6 天时间强攻会理城。待15 日决定放弃对会理的围攻挥师北进时，时间优势基本耗光。再不抓紧时间505
抢渡大渡河，就真的要成为石达开第二了。
说不清是第几次，红军又陷人了危机。
一次次脱离险区，又一次次面临险境。
大渡河是崛江的一大支流，上源名大金川，出青海南部，流人西康省（今四川省西部）后同小金川汇合，经过沪定桥至安顺场，折而向东流至乐山入崛江。河面宽200 米，流速每秒4 米，河水沿着十分险要的石壁向下奔泻，数十里路也不易找到一个渡口，大部队通过极为困难。蒋介石就想凭借大渡河天险，布置重兵南攻北堵，一举消灭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把希望放在了安顺场。
21 日，红军到达冕宁县沪沽地域后，即兵分两路。主力部队向安顺场进发，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向大树堡方向进击，以钳制和吸引富林（今汉源）一带敌人。
先遣司令刘伯承率红一师走在最前面。
在向安顺场进发的路上，刘伯承骑着马，喃喃自语了一路：“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
警卫员说昨夜梦里他翻来覆去也是这句话。
在金沙江就是凭手中掌握的6 只船，硬是化险为夷，把中央红军全部渡了过去。
如果安顺场没有船怎么办？
不光刘伯承，很多人想都不敢想。
5 月24 日夜，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占领安顺场渡口。还好，搞到一条船。
根据渡金沙江的经验，刘伯承寄希望于对岸。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组织的强渡开始了。以二连长熊尚林为首的17 名勇士登上了第一船。船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向对岸进发508
时，刘伯承、聂荣臻禁不住都走出了工事，紧紧盯住那条关系千军万马命运的小船。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亲自吹起了冲锋号。强渡成功了，但对岸再没有发现船。
渡金沙江总共搞到6 条船：皎平渡先控制了两条，首批部队过江后又找到4 条。刘伯承曾兴奋地向军委报告“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大渡河却仅有一条船。一船最多坐40 人。往返一次一个多小时。每日夜顶多也只能渡过五六百人。
靠这条船，一船一船摆渡。全军渡河要一个多月。
杨得志的红一团26 日上午10 点渡河完毕时，追敌薛岳纵队已经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己达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了。
焦虑万分的刘伯承发出了两个“千方百计”命令：工兵连要千方百计地架桥；各部队要千方百计地找船。
两个“千方百计”一个也没有实现。
工兵连用8 根二号铁丝缉缆，只系上3 个竹排，放人水中即被激流冲断。
沿河两岸也再没有发现一条船。
消息报来，刘伯承只对自己说了一句：“看来架桥不可能了… … ”便再也无语。
这位首先突破乌江、首先突破金沙江的军中之神，在大渡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夺取安顺场前，聂荣臻曾问主攻营营长：“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
孙继先回答：“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 刘伯承接着说：“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孙继先营以坚决的行动完成了任务。
507
但成为石达开的可能性依然还在。
渡金沙江时，红军本是分三路过江。刘伯承在船到手之后，方知道全军都要集中到皎平渡过江。这回却大不一样。行动之初，全军就预定要从安顺场渡过。先遣司令刘伯承深知责任重大。渡河成败关系全军的命运。红军会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现在军委就盯着他刘伯承了。
军情十万火急。蒋军的飞机在空中撒传单：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朱毛红军插翅难逃。
5 月26 日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来到安顺场。
刘伯承急着向军委领导汇报，毛泽东却一边喝着缴获来的米酒，一边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
他问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心里正为大渡河着急，回答说，主要是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答，确是如此，彝人最重义气，看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不容刘伯承插进别的话，再问：“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 ’这下刘伯承被问住了。
越是危险境地越要扯轻松事，是毛泽东一贯的风格。1929 年4 月，脱离了井冈山的红四军在赣南立足未稳，前途未卜，毛泽东一次在河边突然问陈毅、谭震林、江华：鱼在水中睡不睡觉啊？一下把众人问住了。
解放战争在陈南庄遭空袭，敌机都到头顶上了，江青钻了防空洞，其它领导同志也进去了，警卫员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他先想到的不是进洞，是抽一支烟。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即使面临生死存亡，也颇有一股拿得起508
来、抛得开去的气概。一股偏不信邪、偏不从命的气概。共产党人赞此为领袖气概，国民党人骂此为帝王气概。赞也好，骂也好，毛泽东就是如此。不如此，便也不是毛泽东了。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不是不知道泰山会崩于前。与刘伯承说笑归说笑，最坏的准备却在谈笑风生中做好了。
全军集中安顺场渡江已不可能，决定将一军团分为两半：一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编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二师和五军团编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路纵队沿大渡河夹岸突进，火速抢占沪定桥。大队红军随左纵队前进，从沪定桥过河。
谈话之间，红军的过河地点作出了迅速改变。
若沪定桥也不能过河呢？
毛泽东用并非轻松的口吻说道：“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在此严峻时刻，众人皆无异议。
刘伯承、聂荣臻二人，正是遵义会议建议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人。当时三万红军想从川南渡江尚不可得，现在以红一师单独“到四川去搞个局面”，谈何容易！大家又都明白这是完全无法之时的办法！
毛泽东后来写道：大渡桥横铁索寒。
5 月底的铁索寒到什么程度？恐怕今日即使你到已经列人国家文物保护重点的沪定铁桥上去亲手摸一摸，也体会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那么多文学作品、美术作品、戏剧、舞蹈、诗歌，都不厌其烦地再现那13 根冰凉铁索上发生的故事。为什么攀缘那13 根铁索前进的英勇战斗，成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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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这个数字在西方，是个要回避的不吉利数字。中国工农红军却无从回避，只有迎头而上。
13 根铁索上，寄托着红军将士多少希望！
刘伯承、聂荣臻率右纵队于5 月27 日出发，向320 里外的沪定城疾进。连打一带冲，一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平均每天行军一百余里，还要加上打掉了瓦坝驻防的刘文辉一个团，龙八布驻防的刘文辉的另一个团加旅部。这三天是怎么一路江风一路战火一路艰险一路曲折冲杀过来的，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与肉体消耗，刘伯承已经完全没有合适的语言表达了。
30 日凌晨2 点，刘、聂的右纵队赶到沪定城。
但左纵队已经在9 个小时前夺占了沪定桥。
《 星火燎原》 用一句令人震惊的语言描述左纵队的行军速度：昼夜兼程二百四。
28 日清晨，一军团二师四团接到军团通信员飞马送达的命令；
王（开湘）、杨（成武）: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沪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纪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林（彪）、聂（荣臻）
红一军团向来以运动神速著名。但是在大渡河面前，以过去一天一百六的速度已经不能完成任务了。现在需要“昼夜兼程二百5 10
四”。而且赶到后要立即发起战斗，夺取天险沪定桥。
世间除了中国工农红军，谁人能靠两只脚板使这种不可能成为可能？!
一军团二师四团，前身是北伐革命中的叶挺独立团，南昌暴动之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二十八团。在各个时期都是作战中的头等主力。
强行军开始了。口号是：“和红一团比赛，坚决拿下沪定桥！" “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 ' 一个口号内三个“光荣”，胸中燃烧着怎样的激情。
团政委杨成武回忆道：“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更多的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天黑了，下起倾盆大雨，部队一天未吃饭，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拄拐杖，嚼生米，喝凉水前进。羊肠小道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一层油，三步一滑，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
红军为什么没有成为石达开？!
应该反问为：石达开为什么不能和红军一样？!
5 月29 日清晨6 时，红四团赶到沪定桥。
刚刚接近大渡河，那轰轰隆隆的河水咆哮声便鼓荡人们的耳膜。到河边一看，桥下褐红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一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沪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杨成武回忆道。
王开湘向干部们交代了任务，指定二连任突击队，连长廖大珠511
任突击队长。参加突击队的共咒名，均为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战争中的巧合。
安顺场担任首船突击的，是红一军团师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任队长。
沪定桥担任敢死突击的，是红二军团师四团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任队长。
廖大珠这个连队，湘南起义时的连长是林彪。朱毛会师后连长为龚楷。第三任连长是萧克。这是红军中著名的英雄连队，主力中的主力，尖刀上的刀尖。
英雄连队在沪定桥头更加英雄。下午4 点总攻开始。在全团司号员集合吹响的冲锋号声中，廖大珠带领22 勇士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攀桥栏、踏铁索向对岸冲去。
历史在这里浓缩了，凝结了，令他们成为中国革命史中一尊尊永恒的青铜雕像。
一师一团出了安顺场17 勇士。
二师四团出了沪定桥22 勇士。
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没有活到胜利。更无一人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
我们更应该世世代代记住他们，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中国革命的开路先锋和沙场英雄。
安顺场17 勇士是：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二排长罗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亮、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沪定桥22 勇士只留下3 人姓名：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二连连5 12
长廖大珠，三连支部书记刘金山，红小鬼刘梓华。
文化大革命中流传过一则传说：毛泽东给18 勇士发了免死牌。不管今后犯多大错误，可免于一死。
这18 勇士，指冲过沪定桥后活下来的那18 个人。
这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运动太多了。前前后后被打倒的人太多了。善良的人们开始想象：大渡河18 勇士那样在关键时刻拼了死力的人，总该免死。
后来才一明白，免死牌的说法既古老又久远。
对安顺场17 勇士的奖励，是《 红星报》 和《 战士报》 报道了他们的姓名。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一个一个记下这些名字。
对沪定桥幸存的18 勇士的奖励，．是每人一套列宁装、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
虽然没有免死牌，也是红军战士能得到的最高奖赏。
刘伯承率领的右纵队午夜赶到沪定桥。这场他未见的夺桥战斗令他激动万分，虽然已经凌晨2 点，也不愿休息，非要去看桥。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提盏马灯，陪着刘伯承、聂荣臻踏上桥面。刘伯承从桥东走到桥西，又从桥西折向桥东。自1 912 年进重庆将校学堂起，他从军已经23 年。其间经无数胜败，见无数兴衰，还从未有一回像大渡河这样令他感情澎湃。1916 年参加护国军讨袁，丰都一战，他头部连中两弹。其中一弹从右太阳穴射入，透右眼穿出。德国医生实施手术，七十余刀，三个多小时时间，他端坐不动，被医生叹为“军神”。右眼已经是假眼了，视．力不好，他还是对沪定桥上每根铁索、每个铁环看了又看。如果沪定桥不能夺占，必然出现毛泽东说的那种局面：“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513
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中国革命由此将徒增多少牺牲，徒增多少艰难！
现在两路终于会合了！
刘伯承最后在桥中央停下了脚步。他扶着冰凉的铁索护栏，看脚下奔腾汹涌的河水，使劲在桥板上跺了三脚，感慨万千地说：“沪定桥！沪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
此时此刻，军神的左眼一定渗出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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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见多云
一、暗流
1937 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陈赓奉周恩来之命，看望西安国民党警备司令宋希镰。
对这个湖南湘乡同乡、黄埔一期同学，陈赓说：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兵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块来了，这该给日本鬼子记上一功！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动力是北伐，是消灭北洋军阀。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动力是抗日，是抵抗日寇侵略。
1935 年，虽然离第二次国共合作尚远，蒋介石还在忙于追击红军，兼并西南，但某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向已经显现。像天边轰隆隆传过来的雷声，山雨未来，风已满楼了。雷声来得比1935 年更早。
1934 年3 月1 日，蒋介石在江西指挥“围剿”大军向红都瑞金进逼之时，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参谋长杨杰率军官考察团抵达红都莫斯科。
3 月7 日结束访问。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告诉杨515
杰，苏对日作战有把握，击败日本后必将东北归还中国；中国对日态度应坚决，中苏应合作。红军总司令伏罗希洛夫也说，希望中国迅速组织自己的军队，排除侵略。盼中苏合作。
杨杰回国后，迅速将苏联的态度向蒋介石报告。
4 月23 日旧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东京发表谈话，阐明日本在东亚之特殊地位、责任及利益。同一天，蒋介石在江西临川扩大纪念周上讲：10 年后将日人逐出东北，收复朝鲜台湾。
他的态度突然有些硬了。杨杰向他报告的情况起了多大作用？国民党内部，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1934 年间，汪精卫宴请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席间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他一面说着，一面老泪纵横，泪水滴在汤盘里，和汤一道咽了下去。举座无不为之动容。
蒋介石还在“攘外必先安内”。当他在南方既“围剿”红军又收拾地方军阀的时候，北方已经乱了套。
尤其是华北。
1935 年2 月，长征中的红军开始在赤水河畔穿插作战之时，一个被西方报界称为“东方的劳伦斯”的神秘人物，用一个月时间，走遍大半个中国。
此人就是1948 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上绞刑架前高呼“天皇万岁”、“大本营万岁”的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1904 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和阎锡山为同学，交往甚密。从1913 年以后，他在中国整整活动了30 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是日本军部中最受器重的中国通。他先在关东军服役，担任坂西利八郎司令官的副官。坂西中将曾给许多中国北方军阀当过顾问，土516
肥原利用了这种职务之便，不仅学会了中国语言，熟悉了中国政治，更同中国北方军阀和政要建立了微妙的个人关系。
但张作霖觉得土肥原做事跋息，用本庄繁做顾问，不用土肥原。不用他，他照样帮张作霖的忙。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土肥原积极活动，全力支持奉军把直系赶过江南，使张作霖成为掌握北京政府的统治者。
1925 年n 月，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挥兵直指奉系军阀老巢沈阳。当时张作霖控制的军队主力在关内，沈阳形势危急。又是通过土肥原的积极活动，使日军驻朝鲜龙山的军队直插沈阳增援张氏。郭松龄兵败被杀，一场倾向革命的兵变被镇压下去。这是一个非常有心、也非常用心的人。尤其对扩张具有职业预见。
土肥原还是一名士官生的时候，就长于测图。因为与阎锡山有同学关系，20 世纪20 年代他几次去山西，阎锡山均待若上宾。他的要求阎锡山无不从命。利用这个关系，他在山西各地旅行，有计划地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详细侦测，尤其将雁门关一带作为侦测重点，对桑干河一线也非常注意，详记了重武器可通过的险要地点。
“七七”事变后，土肥原的用心立刻显示出来。国民党高级军官都认为雁门关是天险，尤其茹越口附近的铁甲岭更是险地，很难使用重武器，绝非日军攻击之目标，所以在这一带事先既未构筑工事，兵力配备也不足。至日军从空隙中突然钻进来，他们才大吃一惊，感到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日本人熟悉。
侵略者，不都是那些只会挥动屠刀的恶汉。有心计的、特别是有长远心计的侵略者，那种巨大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一个齐装满员的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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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还是在阎锡山的热情款待中完成山西的地形侦察的。阎锡山后来与日本人在平型关打，在雁门关打，在忻口打，一次比一次败得惨。“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日本人熟悉”把我们讽刺得更惨。要抗日又抗不住，只是个勇气问题或装备问题或训练问题？为什么不到大难临头、便不知道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1935 年用一个月时间走遍大半个中国的土肥原，目的是策动华北自治。冀东的殷汝耕和山西的阎锡山不必说，连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集、河北的商震，都是土肥原的争取对象。
重点攻宋哲元。
1935 年4 月26 日，蒋介石刚刚兼并完贵州、处理好王家烈，就收到其密友、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郑从北平发来的电报。电报是发给重庆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称张学良、于学忠正在靠拢日本。日方正谋利用张、于造成华北独立政权。于与宋哲元亦相结，宋已聘日顾问。
黄郡之言，除宋哲元确实聘请了日本顾问之事，多系捕风捉影。但他却第一个做了较准确的天气预报：山雨要从华北开始了。黄邪发电不到一个月，1935 年5 月，天津日租界发生两名亲日新闻记者被杀事件。日方立即抓住这个机会。5 月29 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参谋长酒井隆、武官高桥坦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驱逐东北系及中央势力出华北”的要求。
梅津美治郎是“三羽乌”在德国巴登巴登圈定的n 个骨干分子之一。当时他任驻柏林武官，是n 人中资历较深者。资深之人看不惯资浅之人，资深部队看不惯资浅部队，在日军中也一样。虽然同是“一夕会”成员，但梅津就看不惯关东军的石原。1931 年8 月梅津美治郎任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一个半月后关东军突然策动“九一八”5 18
事变，梅津对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发动事变的谋略不满，认为违背了军部《 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 中“约以一年时间作好准备，于明春以后实行”的侵略方针。
不满归不满，眼看新锐的关东军借“九一八”事变迅速膨胀起来，老资格的华北驻屯军也看得眼热。1934 年3 月梅津美治郎被任命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后，也想如法炮制，像他不大看得上的后进石原莞尔一样，弄出点事情来，扩大华北驻屯军的地位和影响。借天津事件，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代表梅津向何应钦提出的要求是：
一、撤换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省政府移保定；二、撤换天津市长张庭愕，公安局长李俊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三、撤退驻北平之宪兵第三团，军分会政治训练处长，蓝衣社及驻扎河北之中央军及于（学忠）部，河北各级党部。
否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
华北危机由此开始。
何应钦奉蒋之命按日方要求，步步后退。7 月6 日，何应钦被迫以打字函形式承认日方的要求，即后来所谓的“何梅协定”。但急于生事的日方已经失去耐性了。不待何应钦同意，6 月2 日，天津日军参谋长酒井隆宣称，蒋中正必须离职。
此时红军刚刚渡过大渡河。
蒋介石坐不住了。
其实他早感觉到了局面不妙。“九一八”事变后，国联除了派出个李顿调查团，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就再无动作。想通过国联干涉解决东北危机，“以夷治夷”, “以夷制夷”，但英、美大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发表完几篇表示遗了憾的声明，照样和日本做生意；没有哪一国愿5 19
帮中国出一分力流一滴血。
就像孙中山当初碰尽了钉子最后转向列宁的苏维埃俄国一样，蒋介石见日本人执意要他下台，也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靠拢斯大林的苏联。
但他早把和苏联的关系弄僵了。一是1927 年4 月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事变，一是1929 年7 月的中东路事件。
1929 年7 月，南京政府决定强行收回中东路，中东路事件爆发。7 月18 日，加拉罕大使代表苏联政府宣布召回全部在华人员，与南京政府绝交。10 月，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张学良的东北军八万多人向满洲里、绥芬河地区的苏军发动进攻。苏军猛烈反击，东北军伤亡J 渗重。
交恶至此，还怎么利用苏联帮助他抵抗日本侵略呢？中国共产党人不知道，就在他们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工农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的时候，1934 年10 月16 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廷髓到达莫斯科，开始寻求恢复与苏联中断的关系。蒋廷敝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举行会晤。他带去了蒋介石提出的两个问题：
一、中苏之间有一系列共同利益，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打击，也就是对中国利益和地位的打击，不知苏联政府是否抱有同感？
二、1927 年至1929 年间，中苏关系破裂时，蒋介石是中国领导，这个事实，是否会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
斯托莫尼亚科夫的回答是令蒋宽慰的。他说，苏联对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没有任何怀疑。苏联在同中国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的关系方面，“不是从回忆过去和感情出发，而是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和真诚地希望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出发”，苏联“也像尊敬其它对我520
们友好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的因素，任何成见都不能影响我们这个立场”。
得此讯，蒋颇受鼓舞。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加紧对江西突围红军的追堵。同时加紧做苏联的工作。
1935 年春，彭德怀奔袭浒湾时陪蒋介石找水上飞机着陆点的秘书邓文仪，被蒋任命为驻苏武官，到达莫斯科。很快，南京政府大使颜惠卿带着梅兰芳的京剧团一同到达莫斯科。
自中东路事件与苏联绝交以来，蒋介石首先伸出了橄榄枝。他真是一个策略专家。派去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大使竟然由一个京剧团陪同。他先让张学良开枪叫苏联人品尝中国子弹，然后又请梅兰芳唱戏叫苏联人领略中国艺术。
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在送行前宴会上主要谈现实政治：“颜惠卿大使到苏联将会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间的友好联系。”苏联驻华代办斯比利瓦涅克则主要谈文化艺术：“梅兰芳访问苏联必能促进两个伟大民族间文化联系的巩固和发展。”苏联仍在观察这个反复无常的蒋介石。苏联希望蒋介石能够抵抗日本。
在日本法西斯的压力下，“九一八”事变以来坚持不抗战的蒋介石开始改变了。
北方一位“九一八”事变以来坚持抗战的人，却真的在改变。他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宋哲元本来是力主抗战最早的国民党将领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他率领二十九军全体将士通电全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1933 年他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指挥喜峰口抗战，更赢得过抗日英雄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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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任何事物都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包括抗战与不抗战。宋哲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以前他是冯玉祥部下的五虎将之一，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是著名的反蒋人物。蒋介石早想借机收拾一下他。
1935 年5 月，日军挑起第二次“张北事件”，借4 名日本军人在察哈尔省由多伦经张北县沿途偷绘地图、到达张北时被中国军队扣留之事，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此时蒋介石正在布置大渡河会战，准备于金沙江、大渡河一线歼灭长征中的红军，于是全力推行对日妥协政策，使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土肥原签订了所谓《 秦土协定》 ：1 ．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2 ．停止国民党在察哈尔的一切活动；3 ．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4 ．取缔察哈尔省的排日机关及排日活动；5 ．撤换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借此机会向行政院长汪精卫提出撤换宋哲元，调二十九军去江西“剿共”。6 月29 日，宋哲元被免去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靠国民党的支持与保护不再可能，宋哲元感到要保住自己在华北的地盘，只有取得日军的谅解。他被免职后，一气之下跑去天津“养病”。
养的自然是心病。天津是日军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宋哲元在这里，通过其亲信萧振赢、陈觉生与日军联络。他们把宋的处境和苦衷转告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向他表示了合作的愿望并取得了酒井的信任。
就是这个酒井宣称蒋中正必须离职，他现在又出来保证宋哲元必须在位、日军华北驻屯军也不再提将宋部压到黄河以南了。这真是中国许多旧军人的深刻悲剧。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主义，皆不敌他们个人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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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军的默契不仅保住了宋哲元自己在华北的地盘，而且“丰台事件”后，他乘机把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调到北平，使自己的势力从察哈尔扩展到了平津。
宋哲元联络日军和扩张势力的活动，使蒋介石非常担心。为了防止宋哲元进一步倒向日本，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拉拢活动。1935 年7 月，蒋在庐山召见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表示“中央拟将主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以示对宋的信任。7 月27 日，国民政府向宋哲元、秦德纯及三位师长颁发最高国家荣誉勋章，表彰其抗战功绩；8 月28 日，宋哲元又被正式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北平政务委员会被撤销。
由此宋哲元实际开始操纵冀、察的军政大权。
宋哲元联络日军，动机原非降日，只是想借以保全自己的地盘，提高自己的地位。他说：“对日本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绝不投降；对中央不说反对中央的话，不做蒋介石个人工具的事，随机应变，效忠国家。”
以保个人利益的“随机应变”来效忠民族和国家，本身就十分荒唐可笑。后来的“曲线救国”论与“随机应变”论之所以异曲同工，就是它们都产生于同样的利益心理。国难当头之日，宋哲元想在民族大义与集团私利矛盾冲突的刀尖上，踞着脚尖走钢丝。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土肥原出场了。
土肥原是日军中“华北自治”的鼻祖。1933 年在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任上，土肥原就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当时华北山海关、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关东军也就是通过此，把手伸向了华北。在土肥原的策划下，沈阳特务机关先后对阎锡山、韩复渠、宋哲元等人开展拉拢工作，企图使他们脱离国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权，未收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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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机会又来了。
1935 年9 月，土肥原到北平，要求宋哲元出面组织“自治政府”, 日本提供军援和经援。宋还未糊涂到此等地步，所以拒绝。对中国军阀政客心理摸得十分深透的土肥原立刻变换花样，改联络华北五省地方实力派一起宣布自治，称为“首先建立察哈尔、河北两省自治政权，然后使山东、山西、绥远三省加人”的方针。谁也弄不清土肥原口袋里有多少条妙计。
在怎样才能有效割裂中国版图这一点上，土肥原的思虑比其它日军将领更为深远。
“九一八”事变后对在东北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关东军内部有不同争论。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主张直接并人日本版图；土肥原则建议放弃直接吞并的主张，搞一个表面由中国人统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以较小代价取得实质性效果。板垣、石原等人迫于形势，最终也只有同意土肥原。在拟定傀儡之事上，土肥原更加老辣。他要拉吴佩孚，有人告他吴虽反蒋，但素以爱国军人自居，恐怕难以利用。土肥原回答说：“只要他的行动对日本有利，就是打抗日的招牌也是可以的。”
他太J 懂得中国军阀的面子、中国政客的名实了。
当年吴佩孚没有拉过去，他现在又紧紧盯住了宋哲元。他要以宋哲元为突破口，实现其华北扩张的梦想。
在军事、政治的压力和一己私利的诱迫下，宣称“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宋哲元开始动摇。
1935 年10 月，土肥原亲自与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密商，要求殷汝耕“起事”。在土肥原的鼓动下，n 月25 日，殷汝耕在通县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发表亲日宣言。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再接再厉，鼓动冀察实524
力派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宋哲元打了点折扣，在征得蒋介石同意之后，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土肥原担任委员会顾问，委员中也充斥着亲日分子。
眼看土肥原的“华北五省地方自治”为期不远了，中国就这样变成了案板上一块好切的肥肉，谁都想上来切上一刀。
就在日本人在华北进展顺利、几乎就要得手的时候，另一股暗流也在潜行：日本未来的德国盟友似乎在做一件相反的事情。20 世纪30 年代中期，日德两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冲撞。日本人威胁要蒋介石妥协，德国人却鼓动要蒋介石抵抗。
鼓动蒋介石抵抗的德国人不是塞克特。塞克特告诉了蒋介石很多，但他从来没有告诉蒋介石，怎样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外敌和强势之敌。
似乎老天爷不让德国顾问留下空缺，塞克特的接替者法肯豪森把这个缺口补上了。
1935 年夏季是一个乱哄哄的夏季。北面日本人在有效地张罗“华北自治”，西南蒋介石在徒劳地围堵长征中的红军，南京的总顾问塞克特又将灯枯油尽、生病离华，由法肯豪森接手总顾问一职。法肯豪森是一个标准的德国职业军官，曾任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对日本军队有过较多研究。他1934 年7 月就抵达中国，最初作为塞克特的副手，但他不像塞克特那样，绝对优先照顾德国的经济利益而拒绝参与长江流域针对日本的防御计划。法肯豪森主要关心军事事务― 重新编组和训练蒋介石统辖的军队，同时起草防止日本入侵的计划。
此人一上任，很快就以其精到的职业军人眼光，得出了一个后来不曾改变的结论：中日必有一战。
1935 年7 月31 日，他以南京政府德国总顾问的身份，向蒋介石525
“面陈大略”。
法肯豪森总共讲了五点：
一、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切近者，当然是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延迟其实现。
二、目前战略情况，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最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己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
三、国际政局目前异常紧张，列强一时无联合或单独干涉之可能。华盛顿之九国公约，实际早成废纸。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保全国土，必倾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若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括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
四、目前国军所有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付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一郑州一武汉一南昌一南京区间。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为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二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次之为南昌、武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五、综结言之，就民族、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上各种情况，具有前方应战之必要，万不可不战而弃寸土。中国苟不起于首时，表示为生存而全力奋斗之决心，则列强断不起而干涉。
法肯豪森这些观点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两年之前提出来，不得不承认，这个德国军人对两年后爆发的抗日战争及大致战局526
走向，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使人不得不佩服其独到的军人眼光。
他这一席话，对专心于川西北“围剿”红军的蒋介石来说，振聋发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