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汉口听到了南昌“八一”事变消息。此时秋白已经从庐山回来了，他一个人回来，其余的要人都在叶贺军中。八月七日前一日或二日，罗亦农告诉我，中央要开一个重要会议，由我代表湖北省委参加。这就是有名的“八七会议”。
会场在汉口俄租界一个西式公寓里。西式店铺旁边有个扶梯，走上去，一个外国人坐在前楼看书，不理我们。这是屋主人，一个美国公民，曾写一本小册子关于中国革命的。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我们到后楼去，那里已经到了好多中国人。我们以后又有人来。人数到齐后，走进来一个身材魁伟的俄国人，皮肤如此白净是俄国人中少见的。秋白正要向我们介绍时，这位俄国同志就自己说：他名尼古拉。后来有些文件常拿N字代替他，他就是罗明那兹，七八年后为了“半托洛茨基主义”罪名被斯大林枪毙了的。
到会的，除我和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两人外，都是第五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当时在汉口的中央委员，除陈独秀外，都到会了，连我们二人在内，一共十八人。我不记得这十八个人是谁，因为时间如此短促，发言的人又不多，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秋白当翻译，自然参加；罗亦农参加，毛泽东参加，李震瀛参加，此外则记不起来。
这次会议惟一目的是为了通过一个很长的决议案。罗明那兹早起草好了，秋白早翻译好了，写得很清楚放在桌子上。罗明那兹说了一番话。瞿秋白读了决议案，然后让大家发言。毛泽东有发言，我忘记了他说的什么。罗亦农的发言，则我很清楚记得。他说：“国民党是不能维持他的政权的。”说完，他自己译成俄语。罗明那兹立即斥责他。罗明那兹说：“国民党有可能稳定它的统治。”
罗明那兹是第三国际派来接替鲁易的。他带来新的国际路线，叫中国同志接受，而且做成中国同志自己决议的形式。事实上，许多同志到会时才听国际代表说出这路线，才听到瞿秋白宣读的决议案。表决时，我也举手；我是因为国际代表提出的，才举手赞成，并非因为深思熟虑这个决议案，从衷心认为正确的。我想，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应当以真名称呼实物；是上级机关命令叫下级接受的，就应当做成命令或训令形式。“八七决议案”(或“告同志书”)后来印了很多，历史家总有幸运找得一份看看。我不记得其中所说新路线内容。没有主张退出国民党，是确定的。退出国民党的训令是九月间才收到的，我还记得九月中旬我同秋白到汉口俄国领事馆去，我在候见室中坐着，他走进里面去，出来后告诉我：“国际有电报来叫我们退出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和左派国民党已经都把我们开除了，“八七会议决议案”还在说我们并不放弃国民党旗帜。
“八七”时，陈独秀虽在汉口，虽是中央委员，却不参加。这个会议正是为了反对“他的”路线而开的。但自始至终，无论言语和文字，此次会议从未提起陈独秀的姓名。中央委员陈独秀不被邀请来参加中央会议，——这一点，未曾有人解释过，也未曾有人问过。我从私人谈话中早已知道国际为了陈独秀的“错误”停止他的工作。会议以后不久，陈独秀就回上海去’了，他的私人秘书黄文容同他一路去。
记得“八七”会议以前某一天，周恩来曾请我们三人：罗亦农，刘伯坚和我，在天隆里门口一家四川馆子(甲秀楼?)吃饭，以吞吞吐吐的话说起党内的斗争，批评过去的错误，结论主张对于“二老”不为已甚。“二老”指陈独秀和谭平山，因为这个新领袖也受国际打击了。刘伯坚刚到汉口不久，不知道党内情形，他人又天真，听了这些话愤慨起来，我则表示出会心的微笑。
“八七”会议后，非名义上，但事实上，秋白在党内占据了以前独秀的地位。平山和国焘都在军队中，蔡和森不知道哪里去了，汉口中央除他以外只有李维汉，后来罗亦农也加入常委，这二个人资格都不及他。他要在大混乱之后整理一下，于是我又从地方工作回到中央来了。
罗亦农告诉我，秋白要我回中央去恢复《向导》，他不肯放我走，秋白坚持，他无法只好提出条件，要中央拿乔年同我调换。这话不一定可靠。我想是罗亦农为了刘伯坚无能力做组织部工作，向中央讨乔年来，而秋白提出我为交换条件的。这交换实行了。刘伯坚不知道调到哪里去，李维汉手下人多，不难填补乔年空缺。我的省委宣传部长位置，是华林补去的。
《向导》早已停刊了。独秀倒后，张国焘包办一切，《向导》也在他包办之内。人家编好的稿子送给他审查，他拿来塞在皮包里面，一两星期没有工夫去看，渐渐就停止出版了。编辑的机构也解了体。中间曾有几次找人编辑，想恢复。一次去找沈雁冰。但沈雁冰有老婆，有几个小孩子，一家人需要生活。张国焘舍不得出这笔钱。他们早就想到了我，这个光身汉。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此次秋白来后，计划实现了。可是我一着手，就明白那时恢复《向导》决不可能。反动潮渐渐高涨了。我们的出版机构已经瘫痪。三个机关在我管理底下：长江书店，印刷厂和一家纸行。长江书店已经关了门，存书搬的搬，偷的偷，闹得一团糟，我只好不去管它。印刷厂和纸行都有麻烦问题难得解决。问题是旧日同志来敲竹杠，不答应时要去报告军队来查封“共产党机关”。我把纸行结束了，把印刷机器装箱，准备送回上海去，同时遣散了经理和工人，因为中央也有迁回上海的消息。我同秋白说：“《向导》没有办法恢复。”
秋白夫妇要我住到他们家里去。这是旧英租界新造的西式公寓房子，一套四大间，两大间做客厅和饭厅，两大间是寝室，每间寝室都有浴室和衣箱室。厨房有瓦斯，冬天还可烧水汀。这是二层楼。三层楼也有这样一套房间，那是湖南一个大地主住的。三层楼上去是平顶天台，铺子小石子，中间又有二间房子，三面都有玻璃窗，瓷砖铺地，做夏夜住宿用的。一间属于二层楼所有，一间属于三层楼所有。
我与潘家辰住在客厅里，小潘在毛子那里当翻译，是毛子和秋白中间一个交通员。住了几天，小潘带了一个女孩子来，庄东晓，刚从莫斯科回到汉口。同她一路来的还有好多女孩子，她们经过蒙古沙漠到甘肃，陕西，河南。此时冯玉祥已经反动了，但不加害她们，仍保护她们出境。她们来到汉口时，汉口也反动了。
寝室里，一间住着瞿秋白夫妇；一间住着杨之华的十五岁妹妹，还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孩子，之华说是她的亲戚，姓盛，家里很有钱，但跑出来参加革命。这两个孩子同住在一个房间，不久就私订了终身。之华准备给他们旧式结婚，以增加这个房子的保护色彩。男孩子是中央一个机密交通，一天慌慌张张跑回来，说： “不得了!”原来，他从毛子拿来五千元，包在一包报纸内，路上被人抢去了，不敢见秋白的面。他急忙收拾了衣物，头也不回地走了。秋白夫妇回家，知道了此事颇不相信。女孩子哭哭啼啼怕他去寻短见。杨之华的哥哥那时在农政部或劳工部做小官，出去找，结果在去上海的轮船上找到他。第二日回来报告。之华怪他哥哥为什么不把这孩子拉上岸来。女孩子替她的未婚夫辩白嫌疑。后来回到上海遇见他，发现他在邮政局有存款，这女孩子才相信五千元果真未被盗劫的。但男的已经忘记订婚的事情了。
罗亦农同我说：“秋白爱用那些亲亲戚戚!”次日毛子就补送五千元来。秋白说：“这钱要害了那孩子一生一世的。朵斯退也夫斯基小说里有类似的事情，那个犯罪的人一生受良心谴责……”
印刷厂和纸行事情结束后，我清闲无事。秋白家里常有好菜吃，罗亦农家里也常有好菜吃，每天同潘家辰在马路上，长江边，游玩。
炎夏过去，秋风渐渐起了，每晚长江边游人也渐渐稀少起来。随着秋风来到，武汉呈现一种荒凉。这荒凉不仅是由于季节的关系。做了一个时期热闹的首都之后，武汉恢复了它原来的地位——一个外省城市。一天下午，在凉爽天气中，我从秋白家里缓步到兰陵花园罗亦农家里来，因为这天中央在他家里开会，罗亦农备了好菜，约我去吃。转入兰陵花园时，我看见他的门口草地长凳子上坐着两个人，一时不很注意去看是谁在那里谈话。可是一个人喊了我的名字，原来是李鹤龄。同他谈话的，是军委同志欧阳钦。李鹤龄在痛哭，在流涕，在承认错误。他说，他一时动了感情，发了少爷脾气，登报脱离党，其他反动行为是没有做的。“前几天在我家里打了我一枪，可是我并不怨恨，党应当这样处置我。幸而我只受了轻伤，现在完全好了，请求恢复党籍，无论派我什么工作，都愿意去做。”他刚才在大街上遇着欧阳钦，邀了来在花园里谈话。我说：“你写一封信来，我可以转达你的意思。”他同意，而且约欧阳钦二日或三日后，黄昏，在长江边什么码头会面，取他的报告。我们正在说话时，李维汉从对面走来，看见有我，就不注意别的人，而走入罗亦农家里去。到我进去时，他们问我为什么久久不来。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可是他们吓了一跳，一致认定李鹤龄这个举动不是出于诚意。他刚刚看见李维汉走进来，一定知道了这里是个重要机关。(我自己是等李鹤龄走后，到他处绕了圈子才进来的。)于是抛弃了很好的饭菜，大家分头从后门溜走了。后门正对着“八七”会议的那个房子后门。美国人已经离开汉口了，现在做中央工人部或工农部机关，这机关的负责人是李震瀛。
欧阳钦如约会见了李鹤龄，取了他的报告，后面没有签字，但确是他亲笔写的，我本认识他的笔迹。中央决定派他到海陆丰去，那里容易监视。我到上海后几日，在中央处听说李鹤龄同他的爱人也到了上海，住在某某旅馆，不久就去广东。我没有去看他。以后很久，不记得什么时候，听说李鹤龄在海丰被彭湃枪毙了。是为了新的罪状呢，还是为了旧的事实?或者只是为了他根本不可靠而有反动能力?则我全不知道。
九月二十日前后，我和秋白二人同船回上海来。之华为了收拾行李和搬运那个西式公寓里的家具，须待几日后才能来。我们二人住在官舱里。秋白不出房门，三餐都在房里吃。我则到处乱走，但除了在统舱看见管理纸行的同志外，全船没有遇见熟人，满船是寻常旅客。同去时相反，这长江轮船也恢复故态了。
恋爱与革命
回到上海后二三个月，我个人生活起了大波动：恋爱而且结婚。
在这个政治的回忆录里，我未能遵守自己的格式，把私人的，与政治无关的生活也写了好多。我准备删去它们。在这章里，我不准备写我的罗曼史；以后有机会写另一种性质的回忆录时再去写它。但我要写别人的罗曼史，与政治有关的罗曼史。
“少年共产党”，从开始组织起到我离开法国为止，是那么缺乏诗意的，以致没一件罗曼史。原因很简单：没有女同志。蔡和森的妹妹蔡畅，那时尚在法国，她是否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不记得，总之两次大会都没有她，我常往巴黎也未曾见她。她的爱人欧阳泽是我的读哲学的朋友之一，在里昂大学运动中被驱逐回国的，她的母亲不喜欢欧阳泽，却看中了李富春，迫她在法国和李富春结了婚。我在莫斯科时，欧阳泽探听人说蔡畅也在莫斯科，就寄了一大本日记来给蔡畅看。我们收下了这本日记，那真是一字一泪。欧阳泽在患肺病，在吐血，但一心忘不了留在法国的爱人，又听到许许多多可忧虑的传说。他在日记里，从同居生活的回忆起，到生死观的问题止，都说到了。我怀疑字里行间沾染着血迹—从肺里吐出来的血。一九二六年春，我在上海第一次看见蔡畅，她刚从莫斯科回来，我向她提起这本日记，她只淡淡一笑。
在莫斯科也没有女同志，这话是说，当我在莫斯科时候，那里还没有中国女学生。从某些人的绰号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同学如何盼望国内送女学生来。任弼时的绰号就叫做“女学生”，王人达叫做“妇女代表”，同李慰农叫做“农民代表”相映成趣。王一飞介绍陈乔年（陈独秀之子）给外国同志，说这是 Kutauruka（中国女人）。东方大学有高丽女人、波斯女人、印度女人、高加索女人，等等，独没有中国女人。我们都觉得没有光彩。卜士奇回国，一到北京，便向何孟雄夫人缪伯英进攻，闹了很大风潮，连我们在莫斯科都听到了这风潮。他到上海又向沈玄庐的媳妇杨之华进攻，但没闹风潮。国内的同志觉得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如同饿鬼一般，幸而卜士奇后面回来的，即我们一批人，比较文明些。事实证明，我们并未比国内同志有更多的性饥渴。
我们这批人回来好久没有人闹恋爱问题。那时仿佛是对于五四初期恋爱神圣观念的一种反动。蒋光赤代表那种五四观念，我们都嘲笑他。他和河南一个女学生通信多年，两人关系好似恋爱小说里面的。他很得意向别人说起这件事情，但没有人欣赏他。我们都以为“恋爱是小资产阶级的”，与五四运动初期相反，从俄国回来的人大多不反对家庭代定的婚姻了。薛世纶请假回家去结婚，留在湖南工作。何今亮从海参崴来参加第四次大会，顺便回家结婚，而且洞房花烛。任作民回家，带了他的夫人出来，一位很贤惠的夫人，一九二六年病死于上海，我因为疏忽，见面时未曾向他表示吊唁之意，惹得他大不高兴。任弼时“女学生”，回去湖南结婚，带了他的“小老婆”出来上海—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老婆，而是一个既矮又小的女孩子，她在中央各机关之间传递文件，显得很能干。
我回国后，党内第一件恋爱大风潮是张太雷闹的。当事人都不是回国的莫斯科学生。江浙战争停止后，太雷把他的母亲、老婆、孩子送回常州去了，自己一个人住在慕尔鸣路房子里，夜里在民国日报馆当编辑，此时，中央宣传部连同《向导》报编辑部都搬走了，瞿秋白和杨之华恋爱成功，另租房子同居，慕尔鸣路空出许多房间。施存统一家便搬来居住。这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有太太，有孩子，客人来时很有礼貌招待，过新年还打麻将。存统聚精会神对着麻将牌，慕尔鸣路房子改变了过去布尔塞维克巢穴的作风。
可是，渐渐地张太雷和王一知（存统夫人，存统在《觉悟》上发表文章，常用她的名“一知”或“半解”）谈得投机了，二人常常去逛大世界或天韵楼。有一天夜里，在民国日报馆编辑室里，存统伏案号啕大哭，哭了很长久。叶楚伧、邵力子摸不着头脑，存统自己又不肯说。不久，一知就和太雷正式同居了。太雷此时是ＣＹ新任总书记，我知道有许多人攻击他，使他不能安于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哪一部分同志攻击他，也许是上海大学学生。有个时候，我听说，中央要派他去外蒙古，做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秋白说：这是充军了。由秋白说情，这位ＣＹ总书记派去广州替鲍罗廷当翻译。他携带一知同去，存统的孩子也去。存统跟发了疯一般。这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住进医院，上海大学女学生钟复光写信给他，表示同情和愤慨。慢慢地，这位施光亮先生就“复亮”起来了。
上面说过，这是我回国后第一次看见的恋爱风潮。后来，我在武汉同太雷一道工作时，我们曾解决湖北省委组织部一个姓魏的干事的恋爱问题。太雷提出一个原则，说：“恋爱只要不妨害政治，就是私人的事情，团体不来干涉。”我抬起头来向太雷看看。别人自然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他们也不知道太雷这话的一切含义，因为他们不知道太雷自己的恋爱史。
上面既然提到瞿秋白和杨之华，那就不妨说说他们二人的恋爱史。两人恋爱成功在太雷闹事以前，但确实没有“妨害政治”。那时，杨之华漂亮，温柔，聪明，能干，但已是沈玄庐的媳妇。在法国与我同属于“图书馆”的无名（吴明）于里大运动中被驱逐回国，在上海主持青年团中央的工作。一次，青年团召集什么会议，上海不方便，沈玄庐叫他们去萧山开。无名被杨之华的美色所迷，几乎发疯了，写了许多绝望的情书。可是杨之华不理他。沈玄庐大发脾气，说“共产党内有拆白党”。沈玄庐第一次退出共产党，与这件事不无关系。可是，他的儿子和媳妇并不相爱，沈剑龙爱了一个高丽姑娘，冷淡了杨之华，之华遂给她的女儿取名“独伊”，以表示她的悲哀，而且自己离家去上海大学读书。秋白此时新丧偶，他的爱人姓王，是丁玲（当时名蒋冰之）的朋友，害肺病死了的。他和之华怎样恋爱起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有一天，约在黄仁案发生，秋白和何世桢同时离开上海大学以后不久，我们晨起读报，忽然看见《民国日报》上有三个奇特的广告：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瞿秋白结合朋友关系”。那时，上海小报中最有名的《晶报》，由主笔张丹斧（丹翁）执笔评论此事，但把当事人的姓名都改换了。沈剑龙改为审刀虎，瞿秋白改为瞿春红，杨之华改为柳是叶，沈玄庐改为审黑店，上海大学改为一江大学，商务印书馆改为工业印书馆。我们以后好久都叫秋白做春红。有一天，我到秋白和之华的新家去，说话间来了一个人。他们介绍说：“这位是剑龙”。秋白同他亲密得如同老朋友。之华招待他，好像出嫁的妹妹招待嫡亲的哥哥。后来，之华有一次对我说，剑龙为人高贵，优雅，她自惭庸俗，配不上他。沈玄庐则没有儿子那种度量。玄庐背后骂秋白：“这个人面孔狭窄，可知中心奸狡。”不久之后，玄庐再度退出共产党了，不能说同这件事没关系。但即使没有这件事情，玄庐还是要退出共产党的。
那时北京有个轰动学生界的恋爱事件，女主角是卢隐女士的朋友，卢隐女士特为此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现在北京陶然亭附近还留下一块奇特的墓碑，时常有多情的人，读了《象牙戒指》之后，走去凭吊，这故事将与小说和墓碑同垂不朽。故事中的男主角是我们的同志：高尚德，字君宇。他是早期共产党员，《向导》的一个编辑。我初到上海时，他恰在上海，我在《向导》编辑部会见他几次。以后，他就回北京去了，不久，他就死了。
我们并不羡慕这种属于“五四”初期的恋爱形态。我们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女主角并不是同志，这个恋爱并不是建立在革命事业上，我们则很羡慕蔡和森和向警予的结合，称之为“模范夫妻”。向警予，矮小，始终作内地女学生装束，毫不沾染上海的浮华习气，她和杨之华成了对照。那时，她很活跃，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国民党运动，这一切方面，她都有份。《向导》上又常有她写的小文章，她恨死党内浪漫的男女同志。开会或闲谈时，独秀常爱拿男女关系事情当作笑料，但向警予如果在场，她就会提出抗议或者说几句话，使得独秀不能下台。别的同志更加不敢在她面前放肆了。我们的女同志都害怕她，杨之华尤其害怕她。由于她要规劝人或教训人，大家都称她“祖母”，或“革命祖母”。瞿秋白说：“我们党内有马克思主义的汉学家，就是李季，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宋学家，就是向警予。”
我一回国，就同这对“模范夫妻”住在一起。起初在慕尔鸣路，后来在民厚里，后来在福生路。在民厚里末期，和森去北京养病了，警予留在上海，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工作。中秋节前不久，我们没有等待和森回来，就迁居福生路。此时，彭述之也从医院出来。他二月间就生病，住进宝隆医院，五卅前的罢工运动，五卅时的轰轰烈烈群众运动，他都没有参加，此时运动已经退潮，他才病愈，从医院出来。中秋晚上，为了庆贺佳节，迁居加述之病愈，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晚饭后进行“晚会”。这是我们从俄国学来的办法：每个人做一种游戏。三个主人之外，还有张伯简、沈泽民和泽民夫人张琴秋。彭述之跳了高加索舞，张琴秋唱了《可怜的秋香》，别的人也做了游戏，向警予不肯唱歌，也不肯做别的游戏。大家都不依。最后，她念了一首李后主词“无言独上西楼……”。客人散了，我回到亭子间睡觉，警予还在述之房里不走。天气热，亭子间房门和前楼房门都开着。我一觉醒来，听到警予还在说话，而且说了出人意外的话，即表示她爱述之。不久，她就上三楼去了。述之到我房里来，说“怪事！怪事！”他告诉我刚才警予说的话。他说：“我做梦也未曾想到。”我警告他，说：“这件事做不得，做出会影响团体工作的。”他说：“当然，我自己毫无意思，她也明白这件事情做不得。她说，不过把心里的话告诉我罢了。”述之说这是实在话。
从这日起，向警予常常从三楼下来去述之房间谈话，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起初几日，述之还把谈话经过告诉我，同我商量“怎么办”？我看见他渐渐动摇了，便加紧警告他。以后，述之就不同我商量，他接受了向警予的爱。
蔡和森要从北京回来了。向警予先接到信或电报，说他将于某日某时左右到上海北站。这日，我问述之：“你们的事情，要不要告诉和森？”述之说“警予同志以为不必告诉他。”到了时间，有人敲门，我从亭子间下去开门，一看是和森，黄包车上还有行李和一篮天津雅梨。他急忙问我：“警予哪里去了？”我说：“在楼上。”他颇惊讶，因为到车站没有看见向警予来迎接，以为出了甚么事情？第二日或第三日，事情揭穿了。向警予“宋学家”做不来瞒骗的事情。和森问她有甚么心事？起初她还回答：“正在构思一篇文章。”以后就原原本本把事情说出来了。
当日或次日，中央主席团在楼下客堂间开会，独秀、和森、国焘、秋白、述之都到会，还有ＣＹ和上海区的人列席，我不记得他们是谁，也不记得讨论什么问题。我旁听，向警予也参加会议。讨论完毕，独秀刚宣布散会时，和森忽然站起来，说他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 当时，独秀、秋白、国焘，以及列席的人，他们的神气好像戈果理的《钦差大臣》剧中最后一幕的场面。他们好久说不出话来，因为这是如此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最后，独秀说：“这要看警予同志自己决定。”警予伏案大哭，一句话不肯说。独秀问警予：“你究竟是爱述之呢，还是爱和森呢？”警予总是不响。独秀又问： “你不爱和森了么？”警予又不响。在此种情形之下，中央主席团只好负起解决的责任了。中央，即独秀、秋白、国焘三人，只好决定派向警予同蔡和森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从北京南下，正是为了接受使命，去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的。向警予并不提出抗议，事情就是这样解决了。独秀嘱在场的人对于这件恋爱事情严守秘密，尤其嘱秋白切勿告诉杨之华，大家都允诺了。但没有用。不久，就有好多人知道这件事。我相信，杨之华决不会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
这件事情，中央处理得对不对，我很怀疑。向警予自己当然不肯决定。但她宁愿舍和森而就述之，是可以想得到的。即使当时是双方均等的，但发展下去，旧爱一定会渐渐减少，新爱一定会渐渐增多，倘若中央决定警予同述之结合，或任其自然发展，不加干涉，则往后可以减少许多纠纷，因为这件事情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散会后，向警予斥责和森“自私自利，分明晓得中央会站在你方面，你才提出问题来讨论。”和森无法自辩。晚饭后，他不上三楼去，在客堂间踱方步。我也在客堂间。他说：“超麟，我的心同刀割了一般。”我提议同他看电影去，他答应了。这是新奇的事情，因为他是从来不看电影或京戏的。我们到新开张不久的奥迪安电影院去，那天放映的是一部历史片，场面很华丽而热闹，但他视而不见。幕间休息时，我请他在酒吧间喝咖啡。电影再映，他不想去看了，我只好牺牲这部片子，陪他回家去。
以后几天，三楼床上躺着一个人，长吁短叹；二楼床上也躺着一个人，长吁短叹。向警予在两楼中间奔走不停。我看见这个生活过不下去了，于是去找陈独秀，请他设法解决。他想了一下，提起笔来写了一个字条，要和森和向警予立即搬到旅馆去，等待去海参崴的轮船。这字条，我带回来，和森接受了，警予和述之则恨我入骨。彭述之还同我闹了一场。
我说这个恋爱事件有重大后果，是指它牵连得多，而又影响于后来的党内斗争，和森和述之从此结下了冤仇。在第五次大会上，和森拼命打击述之。一九二七年秋天，和森主持北方局，位居顺直省委书记述之之上，报告中央，说王荷波一案是彭述之告密的，或述之指使他的小同乡段海去告密的，这话连当时主持中央而在政治上反对彭述之的瞿秋白也不相信。
这对有名的“模范夫妻”来到莫斯科后终于拆散了。李立三和李一纯夫妇是同这对“模范夫妻”一路去莫斯科的。立三为了减轻和森的痛苦，叫一纯一路上去安慰和森。在这安慰的过程中，和森和一纯恋爱了。有人说：立三是有意把一纯送走，为的便于同一纯的妹妹恋爱。但立三和和森仍从此结下了仇恨。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大会选出的新中央回国工作不久，就爆发了内部斗争，主要领导人蔡和森就被李立三轰下台去，由李立三取代他的位置，此事同我的工作有关，后面还会说它。向警予在莫斯科爱了一个蒙古人，一九二七年她孤身回国工作，在武汉曾同和森扭打，并骂李一纯对不起她。她在武汉做工作很努力，武汉反动后仍坚持工作，直到牺牲，没有再闹恋爱问题。
但牵连更多的，还是留在中国的一支。蔡和森尚未从北京回到上海以前，福生路宣传部房子里，有一天来了一个很活泼的女学生，问我：“述之同志在这里么？”原来是陈碧兰。她从北方携带她的爱人罗亦农的介绍信来见述之，信内亦农托述之照顾碧兰，因为她年纪轻，不懂事。我们久仰陈碧兰的大名，她是我们回国以后才去莫斯科的。黄日葵的爱人陈碧兰，刘仁静的爱人史静仪，以及从法国来的蔡畅、郭隆真，还有其他人，成为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女学生。从此，中国学生也可以向其他民族学生夸耀了。这几个人中，陈碧兰最漂亮，李鹤龄（即合林）、黄国佐（即黄平）、罗觉（即亦农），立即向她进攻。罗觉是领袖，是旅莫支部书记，得到了优先权。黄国佐知难而退，李鹤龄大哭一场。罗觉先回国，陈碧兰和黄日葵的关系若即若离，因为二人的结合本是勉强的。她回国后有意避开罗亦农，亦农在北京，她在河南，亦农赶到河南，她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亦农咬破指头写了血书给她，她心中不忍，才允许和他恢复关系。后来，何资深在狱中告诉我：“这血是假的，亦农在北京和我商量，我教他这个办法：拿牛奶调红墨水写在纸上，如同血写的一般。”何资深又说，他后来在上海遇见陈碧兰，告诉了她这件事，陈碧兰笑起来要打他。
以后，陈碧兰常来宣传部，向警予本来认识她，她以前在上海，也曾为了倾向浪漫受过向警予的规劝和教训。可是，此次，向警予有其他的理由不喜欢陈碧兰，陈碧兰每次来时，向警予都催她早走，因为福生路离她的曹家渡住处太远，迟则没有电车，回不去，又要在这里借住了。向警予夫妇去俄国后，彭述之抑郁，烦闷，喝酒，醉后头痛。秋白劝他勿饮中国酒，须喝外国的白兰地，因为虽醉而不头痛。述之果真买了瓶白兰地来，连瓶子装在大衣口袋里。国焘则邀他出去散步，安慰他，而且告诉他自己失恋的故事。原来国焘曾经追求刘清扬而未成功。可是，比白兰地，比国焘的安慰更有效的，是陈碧兰。此次则是述之向陈碧兰进攻了，他为的是填补向警予在他心中留下的空隙，这个恋爱成了功。
一九二五年底或一九二六年初，罗亦农来到上海，他是从北京调来上海做江浙区委书记的，推荐者是张国焘，彭述之没有反对。我们都担心会闹出什么事情，因为亦农至今还不知道此事。区委代理书记王一飞关照我，“亦农一到，你先带他去我家里，我先同他谈一谈。”那天，述之不在家，我也有事出门去，忽然亦农闯来了，他直上二楼去找述之，只有碧兰一人在家。他看见房内摆了两张床，又有女人用品，便问碧兰，“述之找到爱人了么？”碧兰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正在为难时候，王一飞来了，把亦农拉走。这是我回家以后陈碧兰告诉我的。
秋白倡议给这两个老朋友和解一下。一天晚上，在述之房间里，秋白、一飞和我都来了，亦农也来了，主人述之和碧兰先在那里，秋白先说了一番道理，中间夹杂着对于三个当事者的批评。我只记得他给碧兰的批语是一个法文字：Ligomisshlennaya（可以译为“不慎重的”，也可译为“水性杨花的”）；秋白之后，轮到亦农讲话，亦农把这件事说得很轻微，仿佛根本没有问题。述之不同意亦农的话，他说：“亦农同志刚才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话。”“冠冕堂皇”四个字以及刚才那个法文字，是我在此次调解会议中唯一记得清楚的。
以后，“没有问题”亦农常到宣传部来玩，述之夫妇也常去亦农家里，大家见面有说有笑的。在独秀“失踪”期中，亦农为上海区工作请示中央，曾有几次一早就到宣传部来找述之，两夫妇睡在床上，还没有起来，亦农就坐在床边商量事情。在第五次大会上，这两个人同受打击。武汉失败后，亦农渐渐抬起头来，起初做湖北省委书记，后来加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做了长江局书记，指挥湘鄂赣三省秋收暴动，最后做了中央组织局主任，地位相当俄国党内的斯大林。述之从北京来，向他作报告与请示，和森密告述之声中，他也投下一块大石头。
有一天，我同若飞、世炎，及其他的人都在亦农家里说笑话，自然大家说到亦农的恋爱问题。过后，亦农问我，“今天开活动会议时，有个女同志在台下呆呆地看我，你知道是谁？”接着，他说了一些面貌上的特征。几句话后，我就明白了。我说：“这是诸有伦，贺昌的爱人，你不要胡闹。”他说，他决不在同志的爱人中间找爱人。他说这话，也是间接表示他对于彭述之的不满意。此时贺昌在莫斯科。过了一个时候，诸有伦和罗亦农同居了。恰好诸有伦的母亲从四川带了小儿子来上海探望诸有伦，也就搬进罗亦农的公馆里做丈母娘，我们几个常去陪她打牌。
为这个恋爱事件提出抗议的，倒不是贺昌本人，而是上海大学的二位教授同志：施存统和李季。施存统提出抗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提出一条原则：女同志要另外爱一个男同志，必须先同原来的爱人正式脱离关系。李季的抗议则有些费解，他是站在党的利益上说话的，他说：“罗亦农某次演说时告诉我们：凡损害党的利益的人，我们都要恨他，像他挖掉我们祖宗坟墓那样去恨他。现在罗亦农做出这种事情，就是损害了党的利益。”眼看上海大学师生同志要闹起来了，还是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出面找他们谈话，才压下去的。
贺昌本人则一直隐忍着，隐忍到革命失败，罗亦农做了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时候。这时，贺昌才联合林育南、刘昌群等几个湖北同志去向中央控告罗亦农在湖北工作时的几条罪状，于是把罗亦农在中央的特殊地位推翻了，连带着组织局本身也撤销了。这其间也有其他中央委员帮助，如李维汉。
诸有伦在公馆住了一年多，就去莫斯科读书。她在那里爱上了邵力子的儿子邵至刚，一九二八年因为划船溺死在莫斯科河里。
诸有伦去莫斯科读书，我们都为亦农捏一把汗。从莫斯科回来的人说起诸有伦的故事，我们都不敢告诉罗亦农。罗亦农确知诸有伦爱上了别人的消息，是当他做了湖北省委书记以后，而且在加入中央政治局的时候。此时，武汉已经笼罩在反动气氛中了。以前出风头的漂亮女同志，有的离开了武汉，有的退出了党，尤其是当地的女同志。可是有一个例外，高潮时期湖北妇女协会的负责人李哲时，在党内仍旧积极进行地下工作。她是抱独身主义的女知识分子，年纪相当大了，几个月武汉大闹恋爱的时候，她都作壁上观。可是此次，经不起罗亦农的追求，她终于放弃独身主义了。我未离开武汉前已经知道此事，我回上海不久，罗亦农和他的新爱人也到了上海，半年多以后，李哲时去龙华收葬了罗亦农的遗体，她以后去了莫斯科读书。
一九二五年中秋节晚上向警予造出的因，引起一连串的果，至此才得结束。这中间闹了多少风潮，结了多少仇恨，而且引起了多少党内斗争！和森对述之，立三对和森，贺昌对亦农，亦农对述之！在上海，新惠中旅馆，我亲见贺昌如何请周恩来谈话，如何在周恩来面前恶毒攻击罗亦农！那时我就意识到恋爱和政治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于是想到其他几个党内斗争也是由恋爱引起的。我这话并非说：凡党内斗争都是由恋爱引起的。大概没有恋爱关系的党内斗争，双方比较冷静些，客观些，理论性多些，有节制些；凡是狂热的，过火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多半有恋爱纠纷线索可寻的。我曾半开玩笑，半正经地在若干朋友面前发挥这个见解。可是他们都不以为然，说这见解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并不专靠事实来辩护我的见解，因为事实可能是偶合的，我认为自己的爱人为同志或老朋友夺去了，即使你能诉诸理智，把这件私事同政治，同革命事业分开，但在下意识中，很难避免对于这个同志发生反感（atnipathie），遇有争论发生，自己本可中立的，到此也站在他的对方了；自己本站在他的对方的，到此也更进一层反对他了；自己本可以同他一致的，到此也慎重迟疑了。贺昌不一定是存心报复才如此激昂反对罗亦农的，但他既然对罗亦农有反感，恰逢有人反对罗亦农，他就乘机发泄了，恐怕为了湖北工作要少些，为了诸有伦要多些。
但也有例外，我至今还怀念一个朋友颜昌颐，他是如此大度，以至自己爱人被人夺去毫无怨心。他和夏之栩相爱多年，为了工作需要，一个留在北京，一个来到上海。有一天，世炎路过上海，记不得是谁在北四川路新雅请客，昌颐也在场，那时我没有见过夏之栩，不过知道她是昌颐的爱人而已。席间，我向昌颐打听：“夏之栩最近有信来么？”昌颐说：“夏之栩现在是世炎的爱人了。”颜昌颐这话说得很自然，倒是世炎涨得满面通红，我才明白自己失言了。昌颐决非矫情，我认识这个人。
乔年就没有世炎那样幸运，他和史静仪的恋爱，差不多和世炎和夏之栩恋爱同时，可是引起了很大的风潮。史静仪是刘仁静的发妻，刘仁静从家里带她出来，不喜欢她，送她去莫斯科读书。她的文化提高了，也不喜欢刘仁静，可是刘仁静渐渐喜欢了她，她回国后，留在北京工作，不肯到上海来同刘仁静过活。刘仁静当时编辑《中国青年》，我常到ＣＹ（共青团）中央去玩，因此也成了刘仁静的朋友，差不多每星期都给《中国青年》写文章。一九二六年秋季一个星期天，ＣＹ中央几个青年人发起去吴淞玩，我和刘仁静也去了，刘仁静总是郁郁不乐。回来在火车站候车时，我忽然发现刘仁静一个指头用布条包扎着，我问他“你怎么伤了指头？”刘仁静不响，别的人就把话题岔开了。我觉得很奇怪。以后有个人，可能是刘昌群，悄悄告诉我：“刘仁静把指头割破，写血书给史静仪，今天我们郊游就是带他出来散散心的。”原来如此！这个血书就不同牛奶调红墨水写的了。
不久之后，刘仁静就去莫斯科读书了。反对陈乔年的，不是刘仁静本人，而是在北京的湖北同乡，他们始终保持着对乔年的反感。后来湖北同志控告罗亦农时，罪状中有一条，就是陈乔年患伤寒病时（当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亦农（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为他支出的医药费多至几千元。第五次大会之前，延年去北京开会，知道湖北同乡的反对，他从北京回广东路过上海时，才向我吐露一些不满弟弟的话，我从来未曾听他说过这类的话。
延年没有一丝一毫的罗曼史，直到他的死。
同乔年一样，尹宽和王若飞也为恋爱闹了大风潮。尹宽去山东做省委书记。孔夫子礼仪之邦，男女界限分得很严。尹宽初到时，组织内只有几个女同志，每逢开会都低着头。尹宽很费了力气，提高女同志的自尊心。他的理论，他的工作方法，他的应付手段，在山东男女同志看来，都是新的。大家信仰他，崇拜他，我们在上海都听到他的口碑。他不闹恋爱问题，多好！他的爱人王辩是个才女，一位老先生的掌上明珠。老先生是山东的老同志，女儿也是同志。两人秘密相爱了。不久，尹宽就被中央调来上海做江浙区委书记了。当时，五卅运动之后，工作开展，庄文恭能力不够，中央想到山东的工作成绩，才调尹宽来。我去看他，只见他的房间内有一个女同志，矮矮的，胖胖的。尹宽介绍：“王辩同志。”这个女同志只是低着头笑，我已猜到几成了。
不久之后，我听到山东同志写信给中央控告尹宽，说他把王辩同志拐带去上海，大家都气愤，要求中央处罚尹宽。特别气愤的是王辩同志的父亲，那位老同志，他要携带利刀去上海同尹宽拼老命。为恋爱问题向中央控告一个同志，而且用这种语言来控告。我想这是仅有的一次，除了孔夫子家乡之外不会发生的。中央没有处理这件事情。以后，山东同志又写信来，说王辩的父亲提出一个条件，可以承认既成事实。这就是要党中央的陈独秀和团中央的恽代英出面做证婚人。中央也没有理会。恰好此时尹宽的老肺病复发了，吐血，不能工作，中央批准他休息，另派王一飞代理他做区委书记。当时，国际要中国派一批学生去莫斯科读书，中央也把王辩同志派去莫斯科了。王辩和尹宽分开，固然可平息山东同志的气愤，但他们仍旧保持恋爱关系，不断地通信。
当时，莫斯科盛行“倒戈”，意为女同志在国内已有爱人的，到了莫斯科后就在那里另找一个爱人。有爱人在莫斯科的男同志，人人自危，尹宽也是如此。去莫斯科开会的同志，回来后常常说起莫斯科的恋爱故事。一次，李立三从莫斯科回来，我代替尹宽问他王辩有什么故事。立三气愤说：“怎么可以怀疑王辩呢？王辩一心忠实于尹宽。”这对于尹宽是很大的安慰。
王辩在广州暴动前不久回国，中央派她和另一个女同志去广州工作，她知道尹宽作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她到广州时恰逢广州暴动。她和另一个女同志，在路上找到暴动的兵士，拿证件给他们看，说要找广东省委，兵士没有理会她们。其实此时尹宽已经来到上海，代表省委向中央接头。他住在旅馆。听说王辩已经回到上海，找不到中央，便在报上登载“寻人启事”。以后，中央派尹宽做安徽省委书记，王辩也由广州回上海，去芜湖，终于同尹宽相聚了。
可是二人久别相聚不久，王辩就被捕，判刑，入狱，尹宽逃来上海，等候另派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尹宽参加了左派反对派，被开除出党。王辩也刑期坐满，从安徽狱中放出，来到上海。中央告诉她尹宽已被开除，但她要求同尹宽见面，中央让她找到尹宽。她在尹宽家里住了两天或三天，我曾去见她一次，她已是一个胖妇人，而非娇羞少女了。
王辩在莫斯科读书时反托的，她在芜湖和尹宽相聚时，尹宽还未接触到托派文件，两人思想没有分歧；此次在上海相聚，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她终于回到中央去。
王若飞的恋爱也引起了风潮，不减于尹宽，但没有闹到以悲剧收场。李沛泽是保定的女学生，来到河南做工作。我未曾见她一面。人家告诉我，她有中国古典美女的丰韵。佘立亚王若飞二人追求她，结果王若飞成功了。佘立亚于是大闹，一些同志跟着佘立亚闹。问题提到中央。王若飞由豫陕区区委书记调到上海来做中央秘书长，自然为了工作需要，但也是为了这场恋爱纠纷的。同时，李沛泽也被派去莫斯科读书了，同王辩一样，拆开男女，分居两地，但仍保持恋爱的关系。是否能够保持恋爱的关系到底，那就全看本人了。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大会，王若飞以江苏省委代表团团长资格去莫斯科出席，大会后又暂留在莫斯科做代表，便同李沛泽相聚。
在莫斯科的恋爱一定比国内的更热闹得多，我听来的一些故事，现在都忘记了。总之，王辩，甚至李沛泽，在那里被人视为“落后的”，因为守住了国内的爱人。那里有男的抛弃了女的，也有女的抛弃了男的，只好让别人去写那里的故事了。
在国内，那几年除了一个例外，我未见男同志抛弃在莫斯科的女同志的。这个例外就是王一飞，王一飞初回国时是饿不择食，很快就找到一个爱人，名叫张亮，但也不久，就发现两人性格不合，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他于是把张亮送去莫斯科读书，自己很快找到性格相合的爱人。此次轮到张亮在莫斯科跳脚，痛骂王一飞了。张亮回国，成了有力的女干部。红军长征时，她留后方。以后，她同瞿秋白一伙人由旧苏区潜回上海，不幸在福建途中全体被捕，供出瞿秋白的真实姓名。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到报纸刊物，有人说她是梁柏台夫人，有人说她是项英夫人，不知孰是。
我在本章开始时说，我只要写别人的罗曼史，不写自己的罗曼史。但写到这里，发现完全不写自己，也是不行的。只好简单地写一些。
我从武汉回上海不久，曾同蒋光赤相约在北四川路创造社出版部楼上见面，说了别后各人情况以及其他问题之后，他从怀里取出一张新出版的小报给我看，其中记了一条新闻，大意说：郑超麟和蒋光赤二人在共产党内闹恋爱纠纷，蒋光赤的爱人被郑超麟夺去了，两人闹到党中央去，结果陈独秀判决这爱人归郑超麟所有，蒋光赤抱头大哭。我看了哈哈大笑，蒋光赤也笑。我已经忘记了这小报的报名。我当然知道了蒋光赤有个爱人，就是他常常夸耀的那个河南女学生。可怜，我连面也没有见过！而且那个女学生已因肺病死在庐山了。小报这个新闻虽然无稽，但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这几年间共产党高级干部之间恋爱纠纷的歪曲的反映。
回国后，不知何故，我总觉得自己已经超过恋爱的年龄，因之没有恋爱的兴趣和准备。那一对“模范夫妻”的破产，更使我视恋爱为畏途。恰在这个时候，蔡和森一面痛苦不堪，一面还能在楼下客堂间同杨馥兰说笑话。杨馥兰是上海大学女生，每日到宣传部来做二三个钟头的技术工作，如剪报，贴报，整理资料之类，这个工作是我领导的。一天，我参加沪东一个工人支部会议回来，身上的工人服装尚未脱下，蔡和森正在客堂间，便对我说：“超麟，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我问他甚么消息？他说：“等一会再说罢。”当时，杨馥兰正在低头工作。不久，她走了。和森说：“你快进攻罢，馥兰爱你哩。”他告诉我，“刚才同馥兰说话，知道她没有爱人，便同她开玩笑，把你介绍给她。看她的表情，是同意的。”我以为和森瞎说，但从此我注意了这个十九岁女孩子，渐渐觉得和森的话也许不是瞎说。
后来，我和杨馥兰成了朋友，常常一起出去玩。在那二个月中间，我有几次机会可以说出“必须说的话”，但终于没有说出。这个女孩子离开上海到广州去了。她本是林伯渠的干女儿。延年来上海时在宣传部认识她，就派她在南方区委做工作，因此同我的朋友黄国佐（黄平）认识，两人不久就结成伴侣了。她离开上海后，我对她的感情反而更加热烈起来，懊悔当初没有说出那几句“必须说的话”。我尝到了失恋的痛苦。到了世炎去广州开会回来，告诉我馥兰和黄平结婚的消息，我才渐渐忘记了她。
这段插话带有积极的作用，即让我明白，我的恋爱年龄尚未过去，我还能得到女孩子的爱，虽然尚未消除对于当时所见党内恋爱纠纷的反感。
与蒋光赤一起哈哈大笑之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王若飞到我家里，拉我去聚丰园吃晚饭，那是一对同志结婚。新郎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我第一次见面，新娘则是旧时认识的，她原来的爱人在中央秘书处工作，半年前被杨虎捉去枪毙了。但是陪伴新娘来的还有一个女同志，也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我也是第一次见面。她短袄，黑裙，胖胖的脸，白白的皮肤，红红的双颊，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王若飞介绍，刘静贞同志，云南人。不知怎样，吃饭时，我少注意新娘，而多注意这位同我一般来吃喜酒的女同志。饭后，我找着若飞多问一点关于这个女同志的情况。若飞说，他今天是有意让我和她见面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女同志对于恋爱的见解和议论和他的朋友郑超麟差不多。
我和这个女同志之间于是开始了斗争。她并不拒绝同你见面，同你说话，但装做完全不知道你为什么去看她，去同她说话，装着对待你和对待其他同志没有两样，话正说得投机时，她忽然告诉你准备回云南去。有几次我实在失望了，接着她说了几句或作了什么动作，重新唤起了我的希望。这一个月内，我是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中度过的。每次都是我去找她，她不肯到我家里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节，中央要请陈独秀讲话，派汽车接陈独秀来我家，即愚园路《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来住三天。这一天，我请了一桌酒，宴请他们。王若飞问刘静贞：“你要看‘老头子’么？今晚在一个地方吃饭，我带你去看他。”她自然高兴去，到那里才知道是我的家，只好留下来了。饭后，我送她回家，从愚园路底两人徒步走到静安寺，然后分坐人力车到福熙路金神父路口她的家中。在走路时，我们已经约好第二天两人到炮台湾去玩。
中央请陈独秀讲话没有我的事。第二天一早，我就向陈独秀道了歉，接她到北站，乘火车直到炮台湾，然后去长江沙滩上散步，谈话。从此，我的心就定了。
我们在一九二八年清明前后实行共同的生活。
这个恋爱是确确实实“没有妨害政治的”，因为没有发生一丝一毫的纠纷。
进潮或退潮？
我随着共产党中央机关从汉口迁往上海来。秋白嘱我租一幢小洋房居住，因为中央准备于叶贺军队攻下广东后再从上海迁往广州去而留我在上海做中央驻沪办事处主任，一个永久性的联络各埠机关。我租到了兆丰花园东边亨昌路(现名亨昌里)末弄第一家房子，一种弄堂式的洋房。黄文容和我同住，几日后有一个姓黄的女同志也来居住，她不久就同中央交通处张宝全结了婚。
中央迁广州事情既然是渺茫的，这屋子就做了党报编辑部兼宣传部。但除了编辑一个党报之外很少做什么宣传工作。
我主张另出一个刊物，不必恢复《向导周报》。秋白同意了。我们二人拟了几个报名，结果采取了我提出的：《布尔塞维克》。编辑方面也比较旧时的《向导》进步了些，不是单篇文章漫无系统杂凑成功的，而有一种统一性，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每期有不署名的社论；有署名的论文；有各地通信；有读者来信；有时有追悼死者的文字。二十四开本格式，同《语丝》一般，即一张大报纸，裁成二十四张。我们每星期开编辑会议，互相审查写好的文章，分配下期的文章。秋白代表编委参加中央常委，又代表常委向编委做报告。社论，除了一篇，都是他写的。编辑委员会，除他和我以外，还有湖南来的曹典琦，谢觉哉和广东来的罗绮园。
我以编辑委员会主编或宣传部秘书资格，还管理一个印刷厂和一个发行所。印刷厂是原在上海的，发行所即是长江书店从汉口搬来的。汉口搬来的印刷机器尚存在海关未曾取出，后来好久才由几个同志集资开办一个营业用的印刷厂。
中央初迁回上海期间是个混乱期间：理论上，组织上，人与人关系上都是混乱的。三个常务委员，瞿秋白同毛子接头，比别人先知道重要消息和国际文件，遂被人视为一种政治中心和理论中心，但他没有总书记名义，不能建立像独秀过去那般威权，他与其他的常务委员是平等的。罗亦农将湖北省委书记责任交付于陈乔年，汪泽楷也在湖北做组织部长，他自己则来上海做中央常务委员，他代表的不仅是湖北和上海两方面实力，而且被人视为“陈独秀派”的代表人物，渐渐地他扩大了权力，在中央内设立“长江局”，自己做主任，又设立“组织局”，自己做主任，形式上简直是苏联的斯大林。李维汉是第三个常务委员，他从湖南带了许多人来，安置在中央机关，这些人以前都是未曾在湖南外面做过工作的。
秋白和亦农有什么决议，必须经过这个中央机关去执行，换一句话说，即必须经过李维汉手下这些湖南人去执行，他们对秋白还好，对亦农则是怀有极深的成见。亦农无论设立什么长江局和组织局，结果都没有用处。
亦农只有一个方法能巩固他的地位，就是真正成为所谓“陈独秀派”领袖。但他不肯这样做。第五次大会以后，他动摇于两派之间。他从江西调来湖北做省委书记，一方面固然由于人家需要他，人家觉得张太雷的广东作风行不通，需要前任上海区委书记来接替他；但他方面，亦农一定向国焘和秋白有什么保证，决不会站在独秀方面反对他们的。亦农同我无所不谈，只有在这方面保持绝对沉默。
我们初到上海时，两派——陈独秀派和反陈独秀派——并不明显对立。过去，在武汉的阴谋组织，此时已经解体了。中心人物：秋白，国焘，平山，各走各的路。秋白留在汉口，占据中央，后二人则都在叶贺军中。平山做了“八一暴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国焘则躲在幕后挥鹅毛扇。叶贺若是如愿攻下广州，他们二人将在广州成立中央，而排斥一切不在军中的领袖。可是叶贺在潮汕溃灭了。平山和国焘辗转来到上海，他们二人负了这个失败的责任。平山干脆被开除出党，国焘留党察看不知多少时候。这一方面是国际要找替罪羔羊去负潮汕失败责任，正如将陈独秀当作武汉失败的替罪羔羊一般，他方面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中央要利用这个机会排除竞争者的。与平山接近的人也受了打击。太雷为了防止平山的朋友在广东捣乱，便把杨匏安和罗绮园振到上海来。这就是罗绮园来宣传部的原因。罗绮园是广东群众领袖，他文章也写得好，而且很幽默的。住在宣传部时，对邻居说他是我的“表兄”。不久，“表嫂”也来了，还有四五个“表侄”。他知道中央为什么派他在宣传部工作。有一次曾向我表示他并不是平山一党，他和匏安向来看不起平山。此时反陈独秀的空气淡下来了。过去其实并没有明白反对陈独秀的文件，只有空泛反对“机会主义”。八七会议的决议案未曾提起陈独秀姓名。下层同志也许莫名其妙，但与中央工作接近的人都明白：武汉失败责任不能归独秀一人担负；明白：独秀退出领导机关，完全出于国际命令。秋白到了上海后，自己也是这般相信，至少表面装做这般相信。他一到上海二三日内，即去访问独秀，态度又是很恭敬的，同以前在上海一般。他从独秀家接回黄文容，来做我的帮手。《布尔塞维克》出版时，他也请独秀写文章，但独秀每期只写些《寸铁》一类的东西交来，署名撒翁，此外还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三民主义，糊涂道地，……》歌，每期都登载补白里。他住在福生路，以前宣传部房子前面，不常出门，只有一次来亦农家里吃饭，又有一次来我住处住三天。初到上海半年内，我未曾听到人家有对他不敬的话，空泛的反对“机会主义”文章或通告也是很少见的。每有大事，他常写信给常委贡献他的意见，但都未被采纳。
虽然如此，但内部斗争往往与他有牵连。“陈独秀派”小组织并不存在。首先，老头子自己反对进行小组织。在武汉时代，他毫无意思团结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实行抵抗。他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在武汉，他执行的是新路线，是国际路线，是秋白代表的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他有很好的政治经验，有很敏锐的政治嗅觉，可是缺乏根本的系统的理论分析。
武汉失败，到了上海，他有新的认识，常常根据这种认识写信给常委。可惜这些信没有保留下来，我看过后也忘记了。我只记得里面是些琐碎的意见，没有理为系统，定成公式，可是同当时常委的意见是枘凿不相人的。那时他仍没有另外进行小组织的意思。他是希望秋白，亦农等人，同他一般客观，坦白，大公无私，可以渐渐接受他的意见，而恢复过去工作精神。
但“陈独秀派”，无形中仍是存在的。江苏省委，即以前的上海区委，几乎全体是拥护陈独秀的。邓中夏是省委书记，但大权操在王若飞手里，若飞继承过去亦农，世炎留下来的基础，干部同志服从他，如同当初服从世炎一般。邓中夏讽刺自己说：“我，邓中夏，不过是副书记罢了。”事实上连副书记也不是。他努力造成一部分干部，同若飞对抗，但不成功。湖北省委，陈乔年，汪泽楷，任旭，是陈独秀派。北京，彭述之是陈独秀派。常委中罗亦农被人视为陈独秀派。倘若亦农果真是如一般人所期望的，中国共产党就不难恢复武汉以前的作风了。王若飞就是为这个目标而活动，乔年来上海后，他们二人曾与亦农有几次谈话，把亦农向这目标拉去，亦农拒绝了，而且向秋白告密。新中央于是警戒起来，准备斗争。
各地失败，领袖们集中在上海，有的受了处罚，有的失去了工作，他们大部分住在重庆路附近一幢两楼两底房子，闲着打牌消遣，——其中不少坚决反对陈独秀的人物，如张国焘，李立三之类。他们表示拥护中央路线，愿意帮助中央来打击“陈独秀派”，首先打击罗亦农。周恩来来上海，立即加入常委，大家向他控告罗亦农。若飞和乔年领导的力量不肯做亦农后盾，亦农于是成了孤家寡人，“组织局”取消了，“长江局”，他和李维汉平分，总之他退为普通常委的地位，而且渐渐更低下去。
彭述之在北京受了攻击，带了妻女回上海来，也在赋闲。亦农和他是仇人，若飞、乔年鄙视他，他在这斗争中不能发生作用，只能抱住独秀一条大腿。如果说有一个“陈独秀派”，那么领袖是王若飞，老头子本人不参加，而且反对这种活动。
我对于这种组织斗争毫无兴趣。若飞常找我喝酒，酒醉发牢骚，把许多的话都对我说了。他知道我虽不愿积极帮助他活动，也决不会把他的计划泄露出去的。我认为这几方面人物，在政治主张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至少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来，他们的斗争只为了竞夺党内的位置。我一想起，立即头痛。老头子提出一些颇奇特的意见，但没有系统，因之我也不去重视他的意见。现在想起来，那时革命失败之后，惟有他一个人在思想，别人并不思想。秋白并不思想，他不过翻译第三国际训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或政治论文。蔡和森正在北京党校讲中国机会主义史，后来油印多本分发，但他不是思想革命问题，而是为了攻击陈独秀和彭述之。我翻了几页，就丢开不看了。秋白仔细看了一遍，同我说：“和森这本书也是反对我，和森一向反对我。”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地方反对了秋白。那时有许许多多可以思想的问题，但没有别人去思想。
思想是如此混乱，以致于我负编辑党报责任的人不晓得文章怎样写才好。《布尔塞维克》创刊号里，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大意是：《国民革命失败后我们应当怎样?》从题目可以知道文章内容。我是认为革命已经失败了，我们应当从头做起。出版之后，我们接到了中央通告，仿佛革命并非失败，而是更进一层发展的。我们离胜利是更加近的。我等待中央或其他同志写信来反对我那篇文章，但没有信来，也没有人提起，更没有人指出党机关报文章和中央通告之间的矛盾。大家是如此忙于组织斗争，以致轻视思想和理论，竟没有一个人看出这矛盾!
但我自己得了教训，对自己说：“以后写文章要慎重啊!”慎重至于以后几期不写文章了。这就是说：我只写些零碎的文章，或常识性质的文章，或决不会有问题的文章。并非我看了通造之后忽然改变意见，认为革命并未失败。恰好相反，我仍认为革命是失败了的，但国际和中央(因为中央没有意见，一切关于理论方面的意见都是从莫斯科来的，或上海毛子想出来的)说革命更接近于胜利，总有道理，也许是在我们的立场上不可以宣布革命失败。但以后看见中央布置确实是以革命更接近胜利为前提的，我心里又发生疑惑。他们果真是这般想么?何以我想的同他们想的如此不同?不仅中央方面说革命更向高涨，即使反对中央的人，江苏省委方面，若飞和乔年，也是认为革命更向高涨。有一天，若飞又带了酒来，我们一面喝着，一面闲谈内部种种事情。话题转到陈独秀致中央的信。我说这些信都是琐琐碎碎的，有些主张，我还明白，有些主张，我不明白。他说，他并不赞成独秀信中的意见。“不过他看得有时比别人深刻。譬如，前几天，我到他家里，他说革命是向下落的，我说革命是向上涨的，我们争起来。他问我：‘这几天上海的外国兵士大部分撤退回国，你以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于是我恍然大悟：革命是在低落的。”我只简单说：这个观察不错。我未曾向他提起我在《布尔塞维克》上写的文章。但我从此更注意独秀的信了。独秀自己并未曾把这意见写在信上，若飞也未曾将他的信念正式发表出来。江苏省委和中央的斗争，不知何时开始具有政治的和理论的性质。也许是在若飞有了这个信念以后罢?
我不写文章一连好多期，但无需要向人解释，因为从没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到了广州暴动消息传来，我不能不写了。一方面，秋白忙着开会，没有功夫写社论，非我写不可；他方面，我觉得，过去是我错，因为革命确实是在高涨的。我提起笔来写社论。过去的社论都是对于中国的或世界的时事分析。这种文章我写不来。我把自己心里想的问题写出来。不记得这社论的题目，但记得内容是援引此次广州暴动做证据，证明中国只有二个前途：一是张作霖准备建立的“大龙帝国”，二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没有交给秋白审查，我就付印了。下次开编委会时，秋白出席，没有说什么。再下次开会，秋白就报告：“某日，常委开会，罗迈同志(即李维汉)提出上期《布尔塞维克》上，超麟同志写的社论违反了国际路线。国际认为中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前途是工农民主专政，但超麟同志文章里则说是无产阶级专政。常委决议要我负责更正。本期社论，我就要写一篇更正上一期社论的文章。不过，超麟同志这篇社论给了我很好的启示。因为我每期写社论常常找不到适当题材，以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栏来讨论理论问题。”我提出了若干疑问。秋白解答：工农民主专政是列宁一九0五年提出来的，俄国那时尚且只能行工农民主专政哩，何况中国。秋白社论里说起：某期本报社论未经编辑委员会审查，其中大体不错，但有一点须加更正的，云云。次期，我想写一篇文章，放在讨论栏，反驳他。为此，我去翻书架上的俄文《列宁选集》，翻出了好几篇论工农民主专政的文章，仔细看了一遍，于是没有勇气写这篇反驳文章了，因为列宁是如此肯定俄国只能行“工农民主专政”的。从此我更加确定不敢写文章，直至脱离《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时候。①
① 我写的社论题为《苏维埃政权万岁!》登载于十一期，瞿秋白写的社论题为《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登载于十四期。我说的是大龙帝国和国民党政权，一边无产阶级专政，除此没有第三条道路。——作者新注
从过去发展以及此次广州暴动看来，中国革命政权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根据列宁在俄国革命前所写的文章推论出来，则中国革命政权只能是工农民主专政，难道列宁这个理论是错的么，或者我不该这般估量革命前途么?
这个问题时常萦绕着我，直至一九二九年读了托洛茨基文章以后，才解决了。
但《布尔塞维克》上这次笔战，两篇不署名文章间的笔战，丝毫未曾引人注意。没有人写信或文章来，也没有人向我问起此事。秋白已死；维汉即使尚在，也不会记得此事；我记得清楚，因为这个问题曾萦绕我好多时候。
此次中国革命爆发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屠杀，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失败就告结束了。结果，除了国民党政制代替北洋军阀政制统治中国，南京代替北京做首都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与革命前不同。自然，国民党政制是比北洋军阀政制更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此次中国革命在一般世界革命史上占据什么地位呢?我从上海去汉口途中遇见刚由俄国回来的潘家辰，他在轮船甲板上告诉我莫斯科的人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革命的见解。他说：“国际同志认为世界各国革命史上配得上称为‘大革命’的，只有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以及现在的中国革命。”我从这话第一次知道了这个革命，这个为我亲自经历的革命，竟如此受人重视。但对这见解，我存了怀疑，虽然未曾向潘家辰说出我的怀疑。四五个月以前，我才在上海区委办的党校里担任《世界革命史》一门功课，才温习了一遍革命史知识，法俄二次大革命的史迹和意义还很新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不敢拿此次亲自经历的革命去同那二次大革命相比。何况那时一般同志，至少在上海作风下工作的同志，心目中的革命乃是指此次北伐成功后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工人和农民如何斗争以促成北伐军的胜利，我们并不认为北伐就是革命，至多认为它是“国民革命”罢了，而国民革命乃是从反动到我们自己的革命，到秃头无字的革命之过程中一个中间阶段。将中间阶段称为“革命”已很勉强了，怎能称为“大革命”?到了武汉，看到许多引起牢骚的现象以后，我这个见解更形确定。随后，武汉失败了，最后，广州又失败了，中国革命能不能称“大”的问题对于我就不成其为问题。可是，其他的人仍旧称此次中国革命为“大革命”，不仅在广州失败以后，而且在现在失败了十几年的时候。惟一记载此次革命的中文著作，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华岗的著作：书名就叫做《中国大革命史》!我以为革命未失败前国际同志的见解是可以原谅的，失败多年后还称“大革命”则不啻表明对于革命史的无知，或者抱持一种错误的革命观。
此次中国革命，在其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上，虽然不占什么重要地位于世界革命史中，但在其反面的消极的意义上，即关于领导机关所犯的种种错误，倒是很重要的，则是大有关系于未来中国革命以及同中国一般地位的国家的革命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对立起初表现于三个争论问题，此次中国革命问题就是这三个问题中的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留待《左派反对派》一章中详说，此处先作一般的观察。
领导机关的错误对于此次革命失败应负很大责任，首先因为此次革命的爆发并非客观的自发的，而是革命党自觉准备下来的结果。革命党主观和革命客观之间的关系，此次比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爆发时，更加明显。巴黎攻陷巴士狄堡垒和彼得格拉一连五日的罢工，示威，暴动，比较上海五月三十日的租界讲演及继屠杀而起的大罢工，更多含有“自发的”性质。讲演和罢工都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准备和领导的，至于巴黎和彼得格拉那两次暴动则没有一个政党去准备和领导，虽然也可说是过去革命者努力的成果。中国革命这个“计划性”或“自觉性”，在爆发以后还保持着，而且保持得颇长久，直至革命转入第二阶段，即北伐引起的新浪潮时候。这个计划性或自觉性照理应当保障革命的胜利，可是反而促成革命失败了。这是为了什么缘故呢?
这里，每个人都会回答说：“因为领导机关犯了错误，”——虽然对于“错误在那里”和“领导机关指的是谁”，各人见解不同。
“宿罪”(根本的错误)乃在于没有正确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议决参加“国民革命”，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两大口号。这是划时期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本是十月革命的产物，国内外革命者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各方面感到没有出路时受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影响才走到共产主义来的。他们发起了或加入了共产党，本怀抱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可是现在这些理想收藏起来了，暂时不谈了，而回去为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而斗争。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新路线，虽然对于何时再拿出原来的理想，以及怎样从“国民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两大口号之中“打倒军阀”是隶属于“打倒帝国主义”的。人们仅仅把军阀看做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仅如此，凡一切灾害，一切可引起斗争的对象都是归结到帝国主义去的。买办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国民党右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农村破产是帝国主义侵略结果，等等，等等。总之，人们转移了工农群众对于本国压迫者的仇恨，去仇恨帝国主义，外国压迫者。中国一切灾害，归根结底，也许是出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但如此单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本国压迫者只当他们是帝国主义工具来反对，往往会造成错误的结论。试举一例来说。农民生活的困苦既是由于农村破产，而农村破产又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则农民斗争对象自然是帝国主义了，而不是切近的敌人，地主阶级。农民参加革命，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而不是要提出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直至湖南农民自发地没收地主土地拿来平分之后才提出土地问题，可见并非偶然的，可见是与一味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共产党落在农民群众之后提出土地问题，其说明的理由也不是为了土地革命自身，而是为了农民没收土地可以削弱地主阶级势力，而地主阶级乃是帝国主义在乡村的代理人，即结果也只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
民族资产阶级一般被认为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能相当反对帝国主义的，所以产生了一种希望，以为这个资产阶级能够同无产阶级携手完成国民革命。
一九二五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就是拿这个“国民革命”理论来准备，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工人，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一部分农民，果然应召而起了。他们轰轰烈烈反对帝国主义，上海和香港的罢工潮也确实惊吓了帝国主义。在这时期，群众一般是服从共产党领导的，很少走在共产党前面，我们绝对未曾听到“过火”论调。
可是这种一味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是没有前途的。上海和香港的罢工都没有得到什么实际效果。群众革命潮渐渐衰退而落人平时的轨道。到了一九二六年初春，运动已成强弩之末了。三月十八日北京屠杀消息传到上海时，秋白叹息说：“在这退潮时候，屠杀案是不能激起广大群众运动的!”果然，五月三十日上海屠杀案，只死了一二十人，能够激起那么大规模的运动；三月十八日北京屠杀案，死了更多的人，却只得到各地空泛的抗议罢了。
北伐划分革命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相当意义下，我们可以说：五卅爆发的革命已经结束了，北伐后才爆发新的革命。这个新革命则是自发的。我的意思是说：群众提出比共产党领导机关所提的更激烈的要求，甚至为这些领导者意想不到的要求，而且走到这些领导者前面去。严格说来，只有这个新革命才当得起“革命”之称，以前的革命不过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罢了。
新革命爆发于湖南农村。湖南本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源地之一。在长沙的核心，从五四运动走到社会主义，并不比《新青年》更迟些。中国共产党重要干部里，湖南人最多。在地理上说，安源煤矿是在江西境内，可是矿工大多数是湖南人，又有株萍铁路联系于湖南株洲，自始即成湖南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地盘。李立三是醴陵人，他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就在安源做工作，鼓动罢工，组织俱乐部和合作社，那里有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支部，工人同志朱锦棠且被第四次大会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李立三走后，工作是刘少奇负责；以后，与我同船回国的汪泽楷奉了中央命令到那里去做支部书记，他也是醴陵人。安源矿工几次斗争得了胜利，成了很大势力，可是五卅那一年或次年春天，终于失败了。矿主，盛宣怀的儿子，勾结了江西军阀，解散俱乐部，枪毙委员长某同志，好多矿工离开安源散回自己家乡去。他们都在安源受过宣传和训练，即使在矿山是无所表现的，回到乡村也能成为农民导师和领袖了，何况其中有许多活动分子。这便是湖南农民运动超过其他各省的原故。北伐军进湖南，毛泽东在广州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也跟了来，他们也有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湖南农民被鼓动起来欢迎和响应北伐军，参加战争，缴除溃败北军的枪械。可是出于鼓动者意料之外，被鼓动起来的农民竟不以这种军事行动为限，而提出自己要求了。他们的要求很迅速地升级，不久就提出土地和政权的要求，有几个县份甚至夺得了土地和政权。
革命失败后，许多研究家钻进故纸堆中，从《二十四史》，《九通》等线装书中发现出：中国古代农民曾有几次进行过土地革命。可是，以前，我们一般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农民暴动，都以为是像明末的“流寇”，并不知道农民要求土地。我们读了俄国革命运动史，看见俄国农民如此渴求土地，又看见民粹派各种组织都以土地问题为主要政纲，心中都很诧异：为什么中国农民不要求土地，中国革命者不讨论土地问题?中国革命者一般不知道土地问题，以致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湖南农民的土地斗争震动了全国，不仅震动了地主阶级，而且震动了共产党领袖。共产党在农民土地斗争中尽的是制动机作用。虽然如此，这运动还是向前发展的。共产党下级干部和党员，与农民接近的，也有许多赞助和领导农民自发的要求。湖南各地都组织了农民协会，都有武装队伍，有几个地方农民协会实际掌握了政权。北伐军向江西和湖北发展，这个土地斗争也跟着蔓延去了。同时，在彭湃领导底下，广东东江农民运动也更进一步发展，也到了土地斗争。
北伐军到了武汉，这个中国中部大城市，又触发了一个大群众运动。这里的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有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也是群众的自发运动，即也是违反共产党鼓动者本意的。武汉以外，湖北诸小城市也有这个运动。
反抗群众要求的地主和店主，或过去劣迹昭彰的人，都受了惩罚。最轻的是戴了纸帽子游街，重的枪毙。枪毙了不少的人，最著名的是叶德辉，一个渊博的古学者；中国另一个渊博的古学者王国维为了这件事情在北京投湖自杀。古学者间既有狐死兔悲之感，则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中国革命进到了“国内战争”规模。我说的不是国民党军队和北洋军阀军队之间的国内战争，而是工农群众和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上海这个反帝国主义的大城市，此时也爆发了一连串的“经济罢工”，即是说：工人罢工为了改善自己生活，不管这工厂是帝国主义开的，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开的。北伐以前，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工人就已走上这条道路了。这罢工，共产党还能够指挥着。
这新革命的特质就是阶级斗争，即中国工农反对中国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甚至国内战争；与此相较，前期的革命可说是民族斗争，即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后期的革命，除了收回汉口，九江等租界的运动以外没有什么反帝国主义斗争。决定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走到反动而屠杀工农的，绝不是那个民族斗争，而是这个阶级斗争。如果革命只限于“国民革命”，即只限于“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亦即只限于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那么蒋介石也许真会打下北京之后再同我们算账的。可是中国工农群众不肯如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所愿望的，自限于“国民革命”范围以内。
我知道，有些人要说：“工人反对资本家，农民反对地主，反对的正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因之正是反对帝国主义自身呀!”不错，不错。可是，我们这样说也是不错的，即是：“后期革命中，收回汉口，九江等租界的运动时，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正是为了帝国主义援助群众的仇敌中国资本家和地主的。群众在帝国主义身上反对的是中国资本家和地主。”非彻底进行阶级斗争，非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管理资本家工厂，中国便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因之也便不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换一句话说：非超出“国民革命”范围以外去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便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在此次革命中共产党领导机关所不明白的，但工人和农民，他们明白，他们以行动表示这个认识。
这里所说的共产党领导机关，并非仅指那些中国领袖，而兼指莫斯科的指导者，第三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总之指一切将中国革命限制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人。
上面说第二阶级的革命是北伐触发起来的，也许有人由此做出结论说：当初若是没有北伐，就不会发生这新的革命。这结论是不正确的。不错，倘若共产党领导机关保持着那种错误路线，也许需要北伐或其他军事行动来触发这新革命。可是，在正确路线底下，这新革命仍是可以准备，发动，而且领导的，同五卅爆发的革命一般。反之，在实际发生的形式之下，这个革命给人以恶劣的影响，给人以一种错误的革命观。
北伐以前，一般人，至少在上海作风下工作的干部，对于“革命”还有正确的认识，即认为革命主要是以群众暴动手段来实行的。党把主要力量，把优秀的干部，配备在下层群众运动上或党内工作上，次一等的人才派去做政府的和军队的工作，这是为了准备以群众力量实行起来的我们自己的革命的。当时并没有其他的革命观。可是北伐问题发生了。上海中央反对北伐。后来北伐居然胜利，而且由北伐引起了更进一步的工农群众运动，于是一般人，连上海中央在内，改变了原来的革命观。割据了一个地域，组织政府，编练军队，然后出发征伐，以夺取全国政权，——这个方式被视为主要的革命方式；而群众武装暴动退人于响应革命军的别动队地位。从此，党就把最好的干部派去做政府的和军队的工作，而留下次等的人做群众运动了。这个革命观甚至影响了国际同志。在莫斯科乡下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在布哈林指导之下，制造一种理论，援引中国特殊国情来做这个革命观的根据。这个理论是说：中国革命，与别国革命不同，有“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之可能。这一方面固然是受北伐影响，他方面也是模仿“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第六次大会以后大规模的“红军”运动正适合于这个革命观。中国共产党割据江西和他省一县或数县，成立苏维埃政府和编练红军，然后出征长沙，南昌，以至南京。至于大城市如上海的工人运动则不过尽响应红军的别动队作用罢了。这个“革命”后来自然没有成功，红军长征到陕北去。现在国共再合作之后，人们已不谈革命了，即使暗中还谈革命，那也是割据“边区”，组织“边区政府”，编练八路军和新四军，候机会出征西南，东南，或东北的。广大群众运动仍是被视为响应八路军或新四军的别动队。不幸这个革命观在中国也有历史的类比，除了北伐以外还有辛亥革命，那也不是群众的行动，而是军事的行动。这个错误的革命观何时能抛弃，中国革命就何时有胜利希望。
可是我紊乱先后了。以上关于革命过程和革命观所说的话，并非那时(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初)我能说出的。我这个见解成立于看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言论以后，而且好久以后。这是第二次入狱后在狱中思考革命的结果。至于那时，我虽思考着，虽怀疑着，但得不到明白的结论。
党内的斗争到了一九二八年春天形势改变而不利于“陈独秀派”。打击是从上海警备司令部来的。江苏省委机关被破获，许多重要的干部被捕，乔年亦在其内。若飞几乎被捕。一群人犯尚在巡捕房时，据说巡捕房索价二万元可以不引渡。中央不肯拿出这笔款，我相信是拿不出这笔款，或者毛子不同意，但若飞大发雷霆，说是中央有意牺牲这批同志，为了便于解决党内纠纷。结果，引渡了。三个人：陈乔年，许白昊，郑覆他，在龙华枪毙，其余的人判了徒刑。这件事情之后不久，罗亦农也被捕，解往龙华枪毙了。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开第六次大会。大会地点定在苏联。从春天起，各地代表陆续出发了。毛子请独秀去，独秀不去。秋白疏通若飞，希望若飞劝独秀去。若飞说：“我本赞成他去的，后来一想那边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秋白说：“不见得，不见得。”若飞的意思是说，若无苏联反对派问题夹杂其中，独秀的意见是有胜利可能的。任弼时也约我在兆丰花园谈话，叫我劝独秀去，我答应转达。彭述之也拒绝邀请。其余的重要领袖都去了，中央只留下李维汉，各地负责的都是些新提拔起来的分子，或无经验，或无能力，于是全党感觉到很大的空虚。我留在国内做老工作，常委开会有时叫我去出席。常委负责的，李维汉以外还有一个香港工人罗登贤，新从广东来。应当有第三个人，但我记不起是谁。讨论的都是些琐碎问题，只有济南五月三日惨案问题有政治意义，此次我也被叫去出席。
以党报编辑资格出席常委以外，我以宣传部秘书资格又得了一个新工作，即指导创造社的工作。
创造社本是文学的团体，过去只出一些文学的杂志和文学的书籍。这些出版物，我看得很少，偶然看看也不合我的胃口。连写实主义我都认为过时了，何况浪漫主义?我特别不喜欢郭沫若的诗，因为白话中夹杂着文言辞藻。此外，我回国以后完全被革命吸引了去，对于文学不感兴趣。北伐以前，创造社一派文学家与革命无缘，倒是他们的对头，文学研究会里面的人与我们接近，例如沈氏兄弟就是我们的同志。自然，他们不是以文学家资格同我们接近。有一次，雁冰和光赤两人在福生路宣传部房子谈文学。雁冰说了些不满意创造社的话，光赤则替创造社辩护。雁冰走后，光赤说：“他算什么文学家!不过介绍些外国文学罢了!”沈雁冰那时的确只是“外国文学介绍家”。但他是老同志，远在我回国以前，曾担任过上海地委书记。我回国以后，他做商务印书馆支部书记，又做上海国民党工作，很努力而忠实。我曾代表上海区委出席商务支部，有个时候他也在中央宣传部内担任一点工作，我们常常见面，可是从来没有谈过文学问题。武汉失败，他回到上海后，无形中脱离了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我从武汉回上海不久，在四马路一家绍兴酒馆遇着宋云彬，他就是雁冰一篇写牯岭文章中的“云郎”。我们谈到了雁冰，宋云彬就把他的地址告诉我。几日后，我带了《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到窦乐安路景星里或景云里去访他。这是三层楼的房子，他的书室设在第三楼上。他告诉我，回来后已有五十多天没有出大门一步了，因为上海认识的人多，怕麻烦。我问他在家里做什么事情，他说在写小说。他说：“最近出版的《小说月报》里有我的小说，你试猜看那一篇是我写的?”我没有功夫去买《小说月报》来看，因之没有去猜，直至以后好久才知道他用茅盾做笔名，发表他的处女作《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后来我是在单行本形式读了这三部曲。我曾将此次访问沈雁冰事情告知秋白。秋白说《小说月报》上有一个署名丁玲的人写了一篇小说，描写五四运动时候人的心境，写得很逼真，不知是谁?那时我对于文学如此无兴趣，竟懒得去读这篇小说。以后好久，我才知道丁玲就是曾经追求过秋白的蒋冰之。那日沈雁冰还是同我谈政治，他不满意于八七会议以后的路线，他反对各地农村进行暴动。他说一地暴动失败后，即使以后有革命形势农民也不肯参加暴动的。这是第一次，我听到一个同志明白反对中央新路线。他这反对暴动意见后来写在他的《从牯岭到东京》文章中。李立三当权时代，党所指导的文学刊物都攻击他，中央而且训令日本支部不认他做同志。一九二九年，我遇着杨贤江，他刚从日本回来，问起雁冰时，贤江竟视他同敌人一般。
但这是以后的事。现在回头再说创造社。北伐出师，郭沫若不知如何做了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是这些浪漫主义文学家，向来不过问政治的，也谈起革命来了。一九二七年底或一九二八年初，《创造》之外还出了一个新杂志，一种月刊，我不记得名称①。这是谈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写稿的都是些不见经传的人，创造社的人，如成仿吾，不过写了卷头语一类的东西。里面的文章，我不很看得懂，勉强看一二页就要头痛起来，因为句子长而复杂，文法和术语都很特别。宣传部其他的人看了，也与我有同感。我们的结论是：这些人都是初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日文也许很好，但中文尚未曾写通顺。我们当时决料不到这种佶屈聱牙的文体会在中国流行起来，成为此后五年间时髦文体，为青年人竭力模仿的，直至需要“大众语”运动来纠正它。
① 此杂志名《文化批判》。——编者
可是这新杂志里面有反对鲁迅和蒋光赤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得这反对很有理由。
鲁迅对于此次革命采取一种旁观的冷笑的态度。后来的人替他辩护，说他比谁都早公开讥刺广州国民政府的反动倾向。其实，他讥刺的不仅是国民党的反动倾向，而且是整个革命。蒋光赤则回国后抛弃严肃的党内工作，而挂着“革命文学家”招牌，引起一般同志的反感。那时他创立了“太阳社”，办了《太阳》杂志和书店，借了党的权威做护符，在他底下，杨邮人和钱杏村二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世界文学二方面，比他懂得更少。无疑创造社的人是比他们多懂得一点。
秋白临出国前二三星期，曾在编辑委员会开会时告诉我们，说创造社请求我们中央派人去指导。他说，郭沫若同我们有关系，在上海时常同恩来见面；那批日本留学生回国，沫若本劝他们同党合作，不必另办刊物；现在我们有两个同志在创造社里面：李民治和欧阳继修，前者本是郭沫若的秘书，后者则是上海大学学生，这两人另办一个小型刊物。会议结果推举我去指导。我拒绝了，而推举秋白自去。我是如此不习惯于同党外的人办交涉，尤其同文学家办交涉。秋白以即将出国为理由来推辞。我只好应承下来了。但我一直延宕着，没有去做，直至四月底或五月初，江苏省委催了几次，才同他们约定一个时间见面。
临去一天早晨，我接到一封短信，称我“同志”请我去创造社时先到他家，施高塔路十二号，谈谈。这信写得很随便，好像写给多年老友一般。我看信后署名： “独清”。王独清，我知道这个名字，虽然未曾见过面，也没有间接的关系。但我没有先到他家里去；是为了同李民治约好时间呢，还是为了别的缘故，我直接到永安里去，在那里会见了十几个人，都是第一次会面的，连李民治(即一氓)和欧阳继修(即华汉)也是第一次会面的。创造社的人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彭康，李初梨，朱镜我，冯乃超，李铁声。成仿吾仿佛是他们的代言人，说几句欢迎话，替全体的人做介绍。接着，他说，他们设立了一个研究会或讨论会，讨论种种问题，希望我去指导他们。我谦虚一番，结果不能不说几句。我根据第三国际几次通告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以及革命的性质和前途。这篇讲话是国际路线的，因之是斯大林主义的。我只能代表党的正式意见去同党外人说话。说完了，我请他们讨论。李初梨第一个站起来，说我今天的话，他以前未曾听人说过；他一向只懂得一点抽象理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如此明白的解释，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心里非常感激。这显然是客套话。其他的人则限于提出几个不相干的问题。
这个会开得如此有礼貌，是我几年来参加党内种种会议所未曾遇见的。一九二六年有一次，国民党在闸北开会，曾请我去演说，柳亚子做招待，也很客气，但演说完后台下未曾有人说话。我这日在创造社的感想是：我没有来，他们一定先分配了职务，成仿吾和李初梨的语是预先想好的，为了取悦于共产党。他们欢迎我，只为的欢迎党。这个感想，我一直保留着直至两年以前。两年以前，一个偶然机会，我遇着苏州高君，他曾在苏州反省院，与李初梨一处。有一天，反省院当局召集全体犯人开会，叫一些反省期将满的犯人登台演说，以决定去留。有的人说了些无耻的话，惟李初梨侃侃而谈。李初梨说，他从日本回来本是空泛研究社会科学的，在上海遇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派来创造社的一个人(他说，他忘记了这个人姓名)谈了一次话，才坚决走到马克思主义来。说到此时，反省院当局就叫人把他扶下台来了，因为他的感情十分激动。高君十分钦佩李初梨，可是他说的这个故事，感动了我。假如李初梨说的这个人是我，那么他那天在北四川路永安里说的几句话，就是从心坎里说出来的，并不是普通应酬话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党外人本来看不到国际通告，过去内部的理论争论，虽然印成小册子在汉口公开发行，他们也未必见到。以后，我才送秋白和述之两人著的书到创造社去。这两副纸版都是从汉口带来的，秋白的书在上海再版，述之的书在上海印的只能算初版，因为武汉时排好尚未印。我不主张印述之的书，但秋白看了纸版，发现其中有许多机会主义，极力主张印出，为了便于继续打击述之。
从永安里出来，我一个人到施高塔路去。入门，一个胖子从床上起来，拖着拖鞋，迎接我，向我投射疑问的眼光。我报了姓名，于是一阵热烈的握手，我们立即成了老朋友。这个创造社人物穿的是很随便的中装，其他的人物则是很整齐的西装，他高谈阔论没有拘束，他们则很矜持而有绅士气。不仅初见面如此，后来熟了也是有这个分别的。
王独清在他的家里等我，以致没有到永安里去；他听我说已经去过那边，颇有一点失望。他说：他有好多话要同我说。我们先闲谈法国的事情，谈蒙达尔，谈共同认识的朋友，谈他的爱人吴若膺，——吴虞的女儿。可是，成仿吾和张资平两人走了来，无疑是为了告诉独清以今天开会经过的。我稍坐一下就告别了。
以后，每隔两星期，我到永安里一次，没有人缺席，王独清也来了，每次讨论一个问题，大家发表意见，互相辩论，最后由我做结论，而这结论都成了确定不移的。我明白，这是一种仪式，为了表示创造社愿意受党领导罢了，并非真正的讨论会或研究会。我渐渐失了兴趣。会开至七月底，我奉常委命令去巡视福建工作时为止。我不在上海，这个研究会或讨论会就不举行，——这点也是证据，证明我猜想的不错。
有一次去访王独清，他请我到新雅喝咖啡，那时新雅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才开张不久。他把创造社内幕告诉我。他说：“创造社的人可以分做二部分：一部分是‘已成作家’，如沫若，仿吾，资平，伯奇和我；一部分是‘未成作家’，如彭康，李初梨，等等。这两部分人以外，还有一些‘小伙计’，如仿吾的侄子成绍宗，以及邱韵铎，龚冰庐等，他们有时也写文章。创造社中有的人有野心，要拿创造社这个组织，以对等资格，同共产党说话。资平是第三党人物，根本不可靠。伯奇是个小政客。那些未成作家方面，大多是新从学校出来的，都很纯洁，其中只有个别人颇有野心，我们须用力量去克服他。”
我去时，创造社已经停止攻击鲁迅了，我去后未曾讨论过鲁迅问题。也未曾讨论太阳社问题，但蒋光赤和钱杏邮二人仍向我控告创造社，指出刊物上批评太阳社文章的几点错误。例如，中国第一个提出“革命文学”的是蒋光赤，创造社刊物则说是郭沫若；又如《太阳》上有一篇文章说：“知识生于经验”，创造社刊物则指为“唯心论错误”之类。我不记得怎样回答他们。但调停创造社内部冲突，则比调停创造社和太阳社更费力些。仿吾出国了，资平无形脱离，剩下独清和伯奇二人极不相容，但那些未成作家又共同反对这二个已成作家。闹的都是个人琐细问题。李民治和欧阳继修两人不知何故认为有由我出头干涉的必要。以我的名义和宣传部的经费，李民治在他家里叫了一桌川菜请他们，席间说起他们内部的意见，请他们公开提出来互相解释一下。可是王独清不愿意，他说：“我们同夫妻吵架一般，上半夜吵，下半夜好，不值得讨论的。”别的人则一件件说出来了，大家解释了误会，尽欢而散。这个和解筵席，是否有真实效力，我不得而知。每次开会后，独清总是拉我到他家里去，或者上咖啡馆，有时还上酒馆或跳舞场，因此显得我同独清特别接近，伯奇大不高兴，其他的人则说我“受了包围”。由我的关系，独清遂和汪泽楷往来，他们二人本在法国认识；汪泽楷介绍他去见彭述之和李季，他在述之家中遇见独秀，由此结合了这方面的友谊，而促成这位创造社已成作家走到托洛茨基主义来，无论受如何打击和诱惑都坚定不移直至于死。
王独清那本有名的写广州暴动的长诗，就是在我认识他以后写的。他拿草稿给我看，问我用什么书名好，我给他题了“11Dec．”。
我一向是把这些作家看作同路人，并未计划拉他们入党。六次大会后，蔡和森当宣传部长时，创造社党团开会请他出席，他表示同我一般的意见。他称他们为 “德谟克拉西”。可是李立三继他后任和我脱离宣传部以后，不知何时，这些未成作家一个个入党了。一般说来，他们并不辜负他们的任务，上面已经说过李初梨在狱中的坚定。我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时，朱镜我恰巧关在我的隔壁囚室，我们二人日日见面，议论虽不合，亦无恶感。出狱后，他在新四军中；那年皖南事变，据说他为避免做俘虏命运拿起手枪自杀(一说从担架上滚下深谷自杀)。彭康为一件恐怖案入狱，起初关在西牢，我在南京狱内看到苏州反省院刊物中有他写的一篇研究《老子》的文章，其中说老子学说合于陈立夫的“唯生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重视同志在反省院写的文章，那么他出狱后仍可算为一个好同志的。
广州暴动失败后，“革命高涨”信念似乎有点动摇了。一九二八年二月间，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四人在莫斯科签名，发表一篇简短的宣言，其中已不很乐观。代表们出国以后，李震瀛回到上海来，他特别找我去谈话，送我一本法文《欧洲年鉴》。我问起他签署的那篇宣言，以及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意见。他说，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尚未回到高潮，但已过了最低潮，现在开始上升。说时，他伸开左手拇指和食指成一V字形，拿右手食指指给我看。他说：“斯大林同志说的，革命已不在这里了(说时，他指着V字形的尖端)，而是过了这里向上升(说时，他又指着左手食指上离V字形尖端半寸处)。”我不记得斯大林或国际其他同志曾于何时说过中国革命到了V字形尖端。我只记得过去所见通告都是说革命向上高涨的。难道说通告上不许说革命下降的话么?即使不得不承认过去革命下降的，也仍必须补充一句“现在已开始上升”的话么?我曾于广州暴动时唤起一点幻想，过后就不相信什么“高涨”鬼话，听到别人说“高涨”时，每次都要厌恶， ——但我并未能由此做出什么有系统的结论。代表们出国后，不仅对外的斗争沉寂无闻，连内部生活也是奄奄一息的。七月间，李维汉派我去福建整理工作，因为有一个省委委员反动，投降漳州小军阀张贞，以致党组织陷于混乱。
我从上海乘船到了厦门。记得九年前，我从厦门乘船出发，经过欧陆诸国，最后坐西比利亚火车到海参崴，由海参崴乘船到上海。环绕欧亚大陆一周，只差上海和厦门间一段路程未曾走过。如今填补这个缺陷了。闽西数县那时正在暴动，厦门报纸连日有暴动消息。但省委和暴动区域失去了联络，在厦门，漳州一带无事可做，福州更无工作。我到那里召集了全省代表大会(但暴动区没有代表来)，鼓励了若干消极的同志，选举了新的省委委员，巡视了外县农村工作。直至九月，我才回到上海。到上海第二日，报纸上即登载厦门破获共产党机关消息。住在接头处的几个华侨学生被捕，外县也破获一个机关。但敌人主要目的未曾达到：中央巡视员已离开厦门了。中央各机关不知道我回来的人，看见了报，都在为我恐慌。
此时中央热闹起来了。在苏联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已经选出新的中央，那些常务委员也已经回到上海了。
我在大风雨中回到愚园路房子来，上楼，静和我相抱，喜极而哭。新婚后，这是第一次离别，四十余日的离别。静告诉我，新的宣传部长蔡和森已经来过了。总书记是向忠发，李维汉落了选，连候补委员都得不着，正在办交代。秋白，国焘，若飞三人扣留在莫斯科，不放回来。李立三以候补委员资格回来，为了正式委员中有人出缺，递补上去。新中央开会已经决议仍任我做党报主编兼宣传部秘书。
我听到这个消息，颇不快活。此次，我没有兴趣又在蔡和森手下做工作。他的武汉作为和他的《机会主义史》引起我的鄙视。现在难道找不到别人做他的秘书么?我向向忠发报告了福建巡视工作以后，就提出辞去新任秘书之职。人家不许我辞职。
汪泽楷也回国了，他来找我，告诉我六次大会种种故事。“陈独秀派”团结于王若飞周围，成为大会反对派的核心，他们和其他反对中央的各派联合起来给中央以打击。秋白受了打击不得回国，李维汉受了打击不能当选，李立三受了打击几乎不能当选。李维汉完全是被何资深打下去的。
云南代表王懋廷来找我，他是静的同乡，以前我未曾见过他。他交给我一封药水写的秘密信，又告诉我写信用的药水和洗信用的药水。我到药房配了药水来，把信洗出，原来是若飞写给独秀的长信，报告他关于第六次大会经过。若飞此信本来写成公开的信，交给新中央送给独秀的。但因信内对于某些领袖有不恭敬的话或为了别的原故，中央收下来，不肯送递；若飞明白信转不到，才将这封信写成秘密形式，托王懋廷交给我转。王懋廷和我们这些“陈独秀派”本无渊源，他是从自己工作经验而成为当时中央反对派的。他在思想理论方面比较当时的所谓“陈独秀派”还更进步些，据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上，或第三国际大会中国代表团会议上，总之是那时莫斯科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曾公然要求讨论托洛茨基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许多代表，无论是中央派的，或反对派的，回国后私人谈话中都说起这件事情，拿来作为托洛茨基派在苏联活动的证据。“连中国代表也受影响哩!”但王懋廷为了同“陈独秀派”没有渊源原故，未被扣留在莫斯科，如王若飞，刘伯坚等，回国后也未曾受处罚，如汪泽楷，任旭，何资深等，——他仍回云南省委书记原任。也许他正为了同受压迫的“陈独秀派”没有渊源原故，才敢在莫斯科公开说话罢?王懋廷回去云南工作不到一年，就被龙云捕去枪毙了。
新中央不许我辞职，但实际上我没有做工作，党报和宣传部，自从我去福建后就在停顿中。我不知道这个僵局将如何打开。可是出人意外，我从福建回来没有多久，似乎不到一个月，蔡和森就倒了。北方同志在大会以后才向新中央控告他在大会以前种种罪状。我不记得这些罪状，因为在这党内斗争风潮中一个同志被控告的罪状并不引起我的兴趣。新中央根据这些罪状查办他，革除他的常委资格，因此他自然而然不能继续做宣传部长了。
新任宣传部长是李立三。推翻蔡和森时，他有重要作用。他是大会选出的候补委员，似乎是未了一个候补委员，但选出的中央委员有好多已经死了，或反动了，或消极了，或受处罚了，他一步步递补上去做了正式委员，现在又加入常委，而且担任宣传部长。第一次来宣传部开会时，他演说：“我们的党缺少一个理论中心和政治中心。”言下，大有自己将成为这个中心之意。我暗笑。但我笑错了的。从此开始一个时期内，李立三果然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心和政治中心”。罗绮园问他关于六次大会上内部斗争的事情。他报告了一点，结论是：一些反对派都不是在原则立场上结合起来的，没有原则结合的党派决不会长久存在。会开完时候，我又提出辞职，他哈哈大笑，就把别的话岔开了。在他催促之下，《布尔塞维克》又出了几期。
在莫斯科的党内斗争回到中国来继续发展。陈独秀本人仍旧站在这个斗争圈子之外。汪泽楷向他报告了第六次大会经过以后，请他积极行动起来。他说：“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立一个新党。”汪泽楷向我转述这话，摇摇头。我们当时认为在旧党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但另外创立一个新党则是大逆不道。陈独秀自从武汉退出领导机关以来，就未曾为了恢复他的地位而斗争，未曾团结一部分干部同志在他周围。他甚至反对若飞和乔年的活动。到上海后，他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除他以外没有一个同志对此问题有兴趣。有人去找他，说了几句话后，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为了研究江浙读音，他还请我带他到沈雁冰家里去。我们对于他这个文字工作有种种猜想。尹宽认为他这事情同《汉书》里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时，曹参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总之，当时没有人相信他认真重视这个文字工作的。但我知道，他在这方面确实用了许多工夫。一年多后，他写成了一本书，其中创立了三十多个中文字母，大多数是罗马字母，有几个是希腊字母，还有一个和二个是他新造的字母。拼音规则颇复杂。分成北京语，吴语，粤语，闽语四种方言。这稿子写好，交付于他的几位北大老友，语言学专家赵元任似乎见过这书。如果不毁于“一二八”炮火，这部稿子定是存在的。我们从他过去著的《字义类例》和入狱后写的关于文字学的文章，可知他对于文字学本有兴趣。这汉字拼音工作，本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进一步展开。
陈独秀的文字学即使不是曹参的酒，但他的站在党内斗争圈子外的态度仍是需要解释的。他的敌人说他为了骄傲，轻视他们，不屑与他们斗争。若飞从莫斯科写给他的长信中曾告诉他以敌人这个认识。彭述之说他保持“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斗争之用。我试来解释一下。我认为他自知反对他的是莫斯科，而不是中国那些领袖；他相信莫斯科是真诚革命的，虽然对于中国问题认识错误，将来在事实证明之下，仍能觉悟而接受他的主张。他并不把若飞等人看做“他的”群众，他认为一切党员都是他的群众，连秋白自己也是的。为此原故，他于研究文字学余暇，只限于为某一特定问题贡献一点意见，而不肯组织一种反对势力。
在他这种态度之下，所谓“陈独秀派”的活动必然是要失败的。若如李立三一般说的，若飞团结的一部分人仅是个人团结，而没有原则的基础，——那也是不对的。仔细研究起来，当时这一派与其他小派别不同，他们不是纯粹出于个人结合，而是有一种原则，从实际工作中感觉得来的，或从陈独秀谈话里启示出来的原则 (主要是认为革命在退潮中，不是在进潮中)，——模糊的原则，没有人明白提出来，也没有人敢彻底思想下去。这是一个有原则的派别，不仅从这些人后来差不多全体参加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可以证明，而且表现在有名的“江苏省委议决案”里面。这个“议决案”，是若飞未出国去参加大会以前起草的，但以项英为首的江苏省委另一派并未正式通过，不知何故莫斯科中山大学把它译成俄文当作中国问题材料发表了。托洛茨基看见了很高兴，特别为了它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它暗合于左派反对派的主张。可是这一派有个根本错误，即是把斗争限制在第三国际法律(Legalite（两个e都是二声丿）)许可的范围之内，以中国若干领袖为对象，而不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对象，反而思量借斯大林和布哈林力量去打击中国领袖。这打击也相当成功，秋白和维汉都倒了。但继他们起来的，是比他们更坏的敌人：李立三。
若飞没有回国，过去江苏省委反对中央的倾向遂为项英利用去。项英是李立三的竞争者，他的对头。一九二四年，我初回国时，上海微弱的工人运动就是他们二人分别领导的。一个负沪东责任，一个负沪西责任，二人比赛谁的成绩好，结果立三成绩更好些。现在立三做了全党“理论和政治中心”，项英首先不服。他不知担负一个什么职务，大约是负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但他的力量在江苏省委，大会以前他似乎是省委书记。新省委书记李富春，省委委员何孟雄拥护他，但蔡振德和马玉夫(即马禹敷)保存过去王若飞的传统。他们团结一致反对李立三中央。斗争结果，江苏省委宣布“独立”。江苏经费有独立的来源，无需依靠中央接济；江苏又能单独与外省通信，有希望某几省起来响应。声势非常浩大，但不多几日就烟消云散了。周恩来召集外省在上海的代表开会，保证了外省的忠实。向忠发，李立三等又威吓项英，指项英为唆使人，虽然项英自己并未露面。项英经不起威吓，屈服了。解铃还是系铃人，结果江苏省委恢复原状，除了蔡振德和马玉夫二人退出。正当风潮开始时，何孟雄日日问蔡振德：“超麟为什么还不来?”蔡振德不知怎样告诉他，我是与江苏省委一致的。李富春自己到我家里来找我，那时我已经辞去了中央宣传部工作，而且把愚园路房子顶掉，搬到李民治家里去住。富春要我去帮忙，允许给我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要我帮忙，并不令我惊讶，因为我的怠工和赌气是好多人知道的；但这“交换条件”则令我惊讶。富春这个手段也许是做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时候学来的。但我还是去“帮忙”。我在蔡振德家里，同彭述之，刘伯庄，汪泽楷三人帮助江苏省委写了几篇宣言和议决案，可是没有一篇采用，因为都是超过了项英，李富春，何孟雄等人的政治界限以外的。
这是一九二九年一月或二月间的事情。那时我早已离开宣传部了。起初，李立三上任后，我第一次辞职未准；第二次辞职，他说没有人接替，须待有适当的人时再来考虑；第三次辞职，他仍不准，但几日后他派了从莫斯科新回国的学生潘文育来宣传部，要我派给工作。我明白他已经找到“适当的人”了，于是坚决辞职，得到了允准。他们没有派我新的工作，但允许我们夫妇去莫斯科读书。我和静先搬在李民治家里住，从那里再搬到蔡振德家里去。蔡振德坚邀我们去，李民治和潘汉年则挽留我们。我住的本是潘汉年夫妇的房间，是暂时借住性质，因为这两夫妇回宜兴去。他们回来时，不要我搬家，而住在李民治楼下大房间去，我不自安，但主要是为了政治倾向原故，终于搬到施高塔路恒丰里延年被捕的屋子隔壁三层楼上。那里二层楼住着蔡振德夫妇，亭子间住着何资深的爱人张以森和他的女儿，此时刚出世不久，尚没有名字。
三月十八日，我们在这屋子里被捕。
第一次入狱
一九二二年夏天，在蒙达尔森林中，薛世纶征求我同意参加发起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时，我是迟疑了一下才表示同意的。这迟疑并无关于思想和认识。我的共产主义那时已经成熟了。但从思想走到行动这个关头，需要下决心，需要有不惜入狱，受刑，被枪毙的决心。
在中国，为共产主义运动人狱的，陈独秀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就任了总书记之后不久，就在上海法租界被巡捕房捕去，关了好几天才放出来，而且永远驱逐出法租界。在他自己，这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入狱了，不过为了共产主义入狱是第一次。
除此次以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二七”，是否有党员入狱或死难，我不知道。“二七”是轩然大波。除当场中枪死的党员和群众及被处死刑的林祥谦和施洋不算，中国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的，在汉口有刘芬，许白昊诸人；在长辛店有史文彬，吴雨铭诸人；在上海有李启汉，韩白骅诸人。汉口和长辛店被捕的，直接与铁路罢工有关；上海被捕的则是间接的关系：李启汉负工人运动责任，韩白骅是《向导周报》发行人。一九二四年春天，张国焘和杨志烈两夫妇在北京被捕。这个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我们更加痛切感到迫害，因为几个月前国焘曾在这里东方大学对我们演说。那时谣传这两夫妇受了严刑，且说国焘折断了一条臂膀。冯玉祥“倒戈”之后，两夫妇释放出来，次年春天来上海，我问国焘狱中受刑经过，他说并未受刑。
“倒戈”之后，共产党在全国各地似乎没有遇着迫害，直至五卅前后。顾正红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但为赴顾正红追悼会在戈登路被捕的韩步先，朱义权等四个上大学生则都是共产党员。四人定于五月三十日在会审公堂审判，这就是五卅演讲和继起的屠杀的一个原因。在讲演时被捕的学生，列为第一名被告受审的瞿景白，秋白的一个弟弟，是共产党员。在屠杀时当场死去的何秉彝是共产党员。二人都是上海大学学生。
五卅高潮中，与上海总工会同时也成立了“国际革命者救济会”(M．O．P．R．)的中国支部。为采取一个通俗的名称，陈独秀便定名为“济难会”。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经费很充裕，负责的同志都做绅士打扮，以便于向那些高等华人交际和募捐。事实上也是一个宣传机关。济难会初成立时，没有什么入狱的或死难的革命者待它救济的，因为中国政府和租界当局一般不敢动手，或不知道怎样去动手。复工后、退潮期间，流氓曾来捣毁总工会，常玉清诸徒弟曾将李立三绑到常玉清那里去，强迫承认什么条件，最后北京政府命令封闭总工会和通缉它的委员长李立三。但李立三逃脱了。济难会救济的第一个革命者，是刘华，一个四川人，很好的青年，在上海大学或附中读书，受李立三指导，在小沙渡做工人运动。五卅前后，小沙渡无数次罢工之中没有一次与他无关的。他成为公开的工人领袖。中外资本家恨他刺骨。孙传芳到上海后，他害了一场大病，一个多月没有活动，而且表现消极。病后有一天在公共租界电车上被捕房密探认出了，立即被捕，路过四马路，有几个工人看见他，而且同他说了几句话。不久，他解到龙华去。以后就听说他在狱中被孙传芳秘密枪毙了。据说孙传芳在总商会某次宴会中，有几个资本家向他诉说刘华如何“可恶”，请他枪毙的。我在《向导》上写了一篇文章追悼他。上海暴动成功后，总工会曾公开登报寻觅刘华遗体，似乎未曾寻到。第二个受救济的是周水平。周水平不是共产党员，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人在江阴鼓动农民反对地主，结果被当地豪绅勾结军阀把他捕去枪毙了。济难会为了表示不是共产党机关，也救济了这个死难的革命者。
说到江阴，已经走出上海了。从五卅屠杀直至暴动时期，共产党员除了刘华以外似乎没有别人受迫害的。但其他地方就不能这样说。差不多与五卅屠杀同时，青岛也发生了屠杀，可惜为上海大潮所淹没了，知道青岛屠杀的人比较少。这运动也是共产党领导的，负责的人是与我同在蒙达尔工厂做工的李慰农。七月间，李慰农终于被张宗昌捕去枪毙了。
为了抗议五卅屠杀，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同国内各地一般，也发起一个运动，他们用传统方法，包围公使馆，强迫陈篆签字在什么文件之上，结果法国警察来驱散了，领导者任卓宣，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书记，被捕，判决了一年徒刑，确实在有名的Sante（e上二声丿）狱中监禁了几个月。
“三一八”当场中枪死的人比“五卅”那天死的更多了。死者之中有许多共产党员，但没有我认识的人，乔年在纷乱中胸前挨了一刺刀。屠杀之后，段祺瑞还公布了一个通缉名单，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最重要的是李大钊。许多人离开北京到南方来了。
北京屠杀之后二日，广州也出了乱子。蒋介石派兵包围俄国顾问团，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逮捕或软禁黄埔学校里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此次虽然未曾杀死一个人，虽然除李之龙外其他中国的和俄国的革命者不久都恢复自由，李之龙最后也释放了，但是在迫害革命的意义上说，“三月二十日”是比“三一八”更加重要的。后来的白色恐怖并非出自段祺瑞，而是出自蒋介石。
五卅以后，北伐以前，湖南发生过二次屠杀：水口山和安源。水口山死者不知是否同志，安源工人俱乐部主席，被枪毙了的，确实是同志。
在此时期中，北方，保定组织被破获，被捕了许多同志，大多是男女学生。负责人高风，为了免除其他同志罪名，便把一切责任都认在自己身上了，结果牺牲了他一个人。
北伐军兴，阵亡的同志一定不少，但没有我认识的人。袁庆云随军出发，死于郴州，但他是害虎列拉死的。武昌，一个繁盛的丁字街头，竖立一个纪念碑，我到那里时碑还是新的。湖北省委机关中人告诉我说：这是纪念围城时被北军杀死的某个同志。
但从此以后共产党员牺牲的就渐渐加多了。我们回到上海来罢。当共产党准备上海暴动时候，罗亦农，赵世炎，何今亮三人有一次闲谈说：暴动成功，我们三人不会完全平安无事的，但不知哪个先牺牲?第一次暴动时，我们的同志死了奚佐尧，陶静轩若干人。报纸详细登载他们被捕，审判和枪毙的经过。他们都承认是国民党员。秋白看了报后，向我表示他的感慨。他说：“俄国同志当初受刑时还能慷慨承认自己是布尔塞维克，中国同志则连这个权利也没有!”秋白不知从这个感慨做出什么结论没有?能彻底思想的人，当时应当做出如下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必须脱离国民党而独立起来，必须以自己的面目对着群众。
第二次暴动时，上海司令李宝章派大刀队巡行街道，遇着发传单的或喊口号的人立即斩杀。死”了好多的人，我不知道其中有几个共产党员。除了大刀队以外，警察和包探还逮捕许多有嫌疑的人或示威运动时常露面的人，其中有好多是上海大学学生。这些被捕的人大多判决徒刑，监禁在漕河泾监狱，暴动成功后总工会纠察队派了一队人去迎接出来。
第三次暴动，在巷战中阵亡的同志，我都不认识。暴动成功，纠察队逮捕了几个特别出力的警官和包探，结果不知如何处置。可是此时，我们已经感到新的威胁了。占据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是蒋介石属下的第一军，但是蒋介石一路来的反动事迹，我们已有所闻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被他捕去枪毙，九江总工会被他买通流氓捣毁。难道我们的盟友蒋介石将代替我们的敌人孙传芳和张宗昌来迫害我们么?
四月十二日果然发生了事情。头一日晚上，何今亮又去访杜月笙。据说杜月笙曾在电话中叫何今亮不要去，但他还是去了。暴动前后，杜月笙一派青帮通过纽永建与我们合作。第二次暴动时，我们在法租界设了指挥暴动机关，就是依赖杜月笙保护的。何今亮是我们同志中与杜月笙接头者之一。他假名汪寿华，身份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四月十一日晚上他坐了汽车到杜月笙那里去，从此不再回来了。次日据汽车夫报告，他被扣留，而且被杀。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最近，友人谢澹如读了我这个回忆录，托人告诉我他所知道的汪寿华死难经过。据他说，汪寿华被扣留，而且解往新设的公安局去。公安局怕负责任，不敢拘押他。夜里，放他出来，故意把路灯熄灭，埋伏了人在后来的蓬莱市场近旁，俟他走近来时，开枪打他，他带了枪伤倒毙在谢澹如亲戚家的后门口。这故事是很可信的，因为当时别处也曾采取这种杀人手段。
在缴械时纠察队阵亡的，以及示威游行时群众被屠杀的，姑且不去说它。我们只说以后的白色恐怖。施行恐怖的机关是龙华司令部，施行的人是侦缉队长杨虎和政治部主任陈群。杨虎和陈群两个名字当时是联在一起说的，以致成了“养虎成群”，一句象征着恐怖的话。但主持缴械的是周凤岐属下的第二十六军，他们要的是枪械，不一定要杀人。所以缴械时我们的同志被捕去的，都没有死。王一飞指挥南市纠察队，缴了械后被捕了。一个军官问了他几句话，就放他走。他冒充上海大学学生。他若落在杨虎手里就没有命了。被龙华司令部捕去的起初是那些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不仅在上海做工作的，而且在别处做工作逃来上海的。死的人很多，但我认识的人则不多。上海大学学生何洛和他的爱人刘尊一被捕了。男的是民选上海市政府委员，而且兼什么局局长，女的则是上海妇女协会负责人之一。刘尊一，北京某大学学生，一个四川姑娘，与赵世炎的二个姊妹和其他的女学生结拜“十姊妹”，相约不嫁。此时其中已有过半数背约了，刘尊一是“十姊妹”中最漂亮的，也已有了爱人。现在，她和她的爱人在等待着死刑。可是，司令白崇禧的另一个政治部主任潘宜之爱上了她，杀了何洛而娶了她。“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她的同乡欧阳继修常念这二句旧诗，欧阳继修曾有一本长篇小说写这件事情，但我未曾读过。
这一批被杀的人，我认识的还有宣中华和安体诚，两人都是从杭州逃到上海被捕的。宣中华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安体诚是杭州法政专门学校教授，都是杭州有名的共产党员。在杭州被捕被杀的还有好多人，但我不知道。
与上海同时，南京也实行屠杀。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共产党员占绝对多数，全体被捕了，公安局不敢拘押他们，放他们出去，但埋伏了打手在街上，开枪杀死他们。其中我认识的有主任委员侯绍裘，他本是上海大学附中校长，在上海时与秋白同住在菜市路；有谢文锦，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有张应春，妇女部长，柳亚子的朋友，柳亚子有许多文章纪念她。一九二六年间，她在上海，为妇女运动常到中央宣传部来找陈碧兰，因此与我相当熟。
“四一二”恐怖，死的人很多，蒋介石军事系统下各地都有牺牲者。一九二八年我去巡视福建工作时，厦门的同志都向我称道一个同志，厦门大学学生，死难者之一。一九四0年我回上海途中路过宁波时，看见宁波中山公园进门一座石碑，上面刻着国民党“四一二”屠杀宁波共产党员的“功绩”。需要未来的历史家来详细记载此次恐怖，我所知的是很有限的!
在广州的恐怖称为“四一五”，即比上海迟三日。那里的事情我更加不知道。全国总工会内的李启汉被杀了。黄埔学校中死难的，我认识的有熊雄和萧楚女。但我特别怀念一个姓陈的青年，他是我的小同乡，当我去法国时，他在漳州师范一年级读书，当我在上海大学教书时他从家乡写信给我，讨论革命问题。以后，他去广州，我介绍他去找陈延年，结果进了黄埔军官学校。他也死在这次恐怖中。据说，他四一五被捕，拘押在集中营里，以后才被杀的。
此时前后，张作霖也在北京与国民党竞赛恐怖了。在苏联大使馆被捕的人中，我认识李大钊，范鸿劫，李季达，谢陈常。李秀达是我的莫斯科同学，回来在天津做了很久工作；谢陈常曾与我同在蒙达尔做工。他们的死是张国焘在第五次大会上宣布出来的，大会为他们静默几分钟志哀。关于他们的事情，报纸登载得很多。
我到汉口后，上海的恐怖又踏进了新的阶段。陈延年被捕了!上海报纸登载老狗吴稚晖致杨虎的贺电。老狗电中说：捕得小陈比捕得大陈更加有意义，因为在共产党内小陈比大陈更加重要。老狗仇恨陈延年，是有原因的。陈延年过去与他同属于无政府主义，可是“少年共产党”发起时，延年抛弃无政府主义走到共产主义来了。在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是吴老狗的死对头，他的假面具就是给我们揭下来的。延年被捕消息震动了全党。因为他是广东党内负责人，他初到广东时那里只有几十个同志，不到三年发展上万，工作的发展更不用说。全党对他有很大的希望，有人说国际要他代替他的父亲为全国领袖。又因为过去的恐怖只限于牺牲那些做国民党工作的人，或做其他公开工作的人，如今进一步要牺牲党内重要组织的负责同志了。我不知道延年死难经过。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罗亦农在上海公馆里请吃饭，席散后，苏兆征，王若飞和我三人尚在斗酒。苏兆征已经醉了，不知怎样提起延年，他大声哭起来。他说，他的眼泪只好流入肚里去。
不记得那一日，总之是国民党也在武汉宣布反共之后，罗亦农代替张太雷做湖北省委书记时候。亦农和我在浴堂洗澡，我们无意中谈起赵世炎的皮肤病。亦农忽然用俄语同我说：“радин арестоъан！”(辣丁被捕了!)我吓了一跳。辣丁是世炎的俄文名字。当时党内对世炎被捕消息保持秘密。同志间偶然知道这消息时，问负责人，负责人都否认，或者说：“不错，上海又有一批同志被捕了，其中有个工人同志自称是赵世炎，为了欺骗杨虎，以便世炎脱逃。”这秘密是表示我们在上海正设法用贿赂或其他手段营救世炎。延年死后，我们的党不能再有这个损失了。党内的人知道陈延年的多，除北京和上海同志以外很少知道赵世炎的，这两地同志也不很知道赵世炎的重要。延年和世炎各有所长，假使两人交换了工作，不知道成绩怎样?延年不是广大群众领袖人才，他所长在于运筹帷幄，指挥同志工作。世炎是群众领袖，运筹帷幄能力，我看，并不下于延年。这两个同志又是十分纯洁的，俭朴的，毫无个人野心，绝不似罗亦农和彭述之，又极能取得同志信仰。我未曾听见人对这两个同志有不满意的表示。他们死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党内斗争时期，这斗争结果至于分裂。延年和世炎如果不死，不知道怎样?这分裂自然是客观上不可避免的，可是斗争和分裂方式，我想，一定会同实际经过的不同。
我知道世炎死了，但尽量避免宣布。世炎的姊姊世兰同“十姊妹”之一李慧住在汉口兰陵花园亦农公馆，我们天天见面，大家都不敢提起世炎。有一天，我们将近离开汉口了，我到亦农家里去，看见世兰在流泪，她骂我们不该瞒骗她。她的哥哥从青岛或天津写信给她，她才知道世炎已经死了。
我离开汉口以前，武汉三镇已经捕人了。七月十五日所谓“和平分共”之后，起初唐生智还不多捕人，更未杀人。到了鄂南数县暴动以后，就渐渐施行恐怖了。周维桢在武昌军委机关被捕，这是反动以后最初被捕的重要同志，他本是湖北省委中负军事责任的委员。他从狱中有信出来请求营救。我们想不出办法。我不知他以后的命运。我未退出湖北省委以前，省委一个开会和接头机关被破获，幸而事情发生在黄昏时候，我们都不在那里办公了，只留下二个女同志，河南人，住宿在那里。后来听说是某区委书记过铁路线被兵士搜查出一张开会通知单而发现这个机关的；又听说两个女同志都判了十年徒刑。我在汉口时候，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中央和省委机关都未遇着什么灾祸。武汉的真正恐怖发生于我去上海以后。省委机关一连破获了好几次，死了好多的人，与我共同做过工作的马峻山，余忠迪，魏某，符向一，任开国，都死了。穆清被捕，因证据不足，又有同乡力保，幸得逃生，但只为得半年或一年之后去四川送命。罗亦农从上海去巡视长江工作，几乎被捕。从此武汉无法建立工作，刘少猷，刘伯庄等等，被任为省委书记。去那里不久都逃回上海来。向警予也在那里枪毙，中国官厅向法租界当局要求引渡时曾遇了一些麻烦。
我们在湖南基础比在湖北的好得多，但恐怖之下我们也无法在长沙做工作。我们的干部同志牺牲于长沙的比牺牲于武汉的更多些。“马日事变”中，我们的同志不知死了几人，但那都是做工会，农民协会或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党内负责的人则很少。薛世纶那时任省委宣传部长，正在长沙，这一夜听了枪声吓得魂不附体，次日就逃往外县去，从此脱离了党。夏曦下落如何，我不知道。“八七会议”参加人中与我同不是中央委员的彭公达，开会后就回去湖南做省委委员，不久就牺牲了。过去负湖南责任的人已经无法在长沙做工作了。中央派王一飞去，他是浙江人，未曾在湖南做过工作。他做了一个时间省委书记，终于被捕，枪毙。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他与王一飞一同被捕，一同枪毙，当夜或次晨，有一个农民在郊外刑场经过，发现一具死尸还没有死，便救活了他，送他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负责的同志送他进医院医治枪伤。差不多快医好了，不知如何被人发现，他又作了阶下囚。此次与前次不同了。任卓宣为了保存性命，不仅投降了敌人，而且帮助敌人捕捉自己的同志。他尽其力之所能为白色恐怖服务。不知有多少人牺牲在他手里!颜昌颐的爱人傅凤君也在牺牲者之中，她隐藏了“伍桐”(何资深)好久，而当时一切案件无不与伍桐有关的。以后省委组织部长袁笃实(大时)也被捕了，他把湖南全省组织的名单和地址和盘托出，让敌人按图索骥一网打尽。从此湖南组织完全消灭。新任省委书记贺昌只好在上海设立湖南省委机关!任卓宣和袁笃实及其他几个叛徒在长沙发表宣言劝其他同志投降。
这是我到上海以后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同恩来谈起叛党的同志。恩来叹息道：“谁想得到连袁笃实也做了叛徒哩!”袁笃实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学生之一，贫农家庭出身，少时曾替人牧牛。东大中国学生内部斗争中，他是要角之一。回国以后，他做下层工人运动工作，忠实而努力。一九二七年底做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与王若飞同住一处，那时我才识面，虽然久已闻名。以后他就调往湖南去了。我同他不熟，他的反动未曾像任卓宣的反动给我如此深刻印象。恩来与卓宣关系，比与笃实关系更深些，不知何故单提笃实?也许为了卓宣在国内工作表现不如笃实罢?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少年共产党” 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为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湖南作用完毕后，袁笃实在陕西去做了一任县长，任卓宣则回归四川继续研究和宣传他的“马克思主义”。一九三0年间，他来到上海，办辛垦书店，出版丛书和杂志，用“叶青”笔名写理论文章。斯大林派中国共产党无法奈何他，只好骂他“托派”。斯大林派有许许多多诬蔑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话，但我认为他们把任卓宣说做“托派”是最无耻的诬蔑之一呀!
我回上海后，全国各地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更加凶恶，更加扩大和深入。广州暴动失败，死了无量数的人，这个血债，中国无产阶级是要索取的。我认识的死者只有张太雷，他是这个暴动的总指挥，他参加了广州群众大会之后坐汽车回公安局来，不知这个暴动者司令部几分钟前已为国民党军队占据了。白军向汽车开枪，一弹射中太雷胸膛，登时死于车内。与他同车的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居然逃脱。
北京在张作霖治下也施行恐怖。有一批人牺牲了，其中一个是王荷波，福建最早的共产党员，第三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参加过几次国际大会。
但上海，很奇怪地，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恐怖。中央交通处张宝全和宣传部黄婉卿结婚时，在老半斋请了几桌酒，除罗亦农外，中央各部人员都到了，好像当初在武汉一般。彭述之夫妇刚从北京来，也赴这喜筵。他们颇惊讶。他们说：“在北京是没有这个自由的。”他处也没有这个自由。中央秘书处邓希贤和俄国新回来的张西沅结婚，席设聚丰园，也是这般铺张。为了张宝全夫妇喜筵，我们被会计处扣去几元生活费，说：那日原是大家集资给宝全夫妇贺喜的。但邓希贤夫妇喜筵，则我们生活费未曾被扣，据说是小邓家里寄钱来请客的。我自己也是那个时候结婚，但未曾请客，即是说未曾请党内工作同志吃喜酒。
那时杨虎已经去职了。他的恐怖如此之残酷，而且化为一种敲诈手段，连资产阶级自身也厌恶他。此时国民党在大城市的统治已经稳定，经济趋于复兴，上海工人运动已退至无能为害的地步。杨虎时代被捕的判决了徒刑的共产党员，向司法机关控诉，法院特为此设立一个法庭，重新审判，好多的人交保释放了。国民党政府在大城市放松恐怖，正如帝国主义撤退驻华军队一般，都是出于革命退潮的。但龙华看守所仍然有政治犯待审，他们多半是个人仇恨或偶然失机的牺牲品，不然则是各省逃来的亡命者受人告发的。中央属下外埠接头处被破获，负责者王荷波的弟弟王警东被捕，解往南京，那是外埠发生事情牵连到上海的。我们并不恐慌，此案也没有发展，中央还派人去南京活动，买王警东出来。可是不成功，王警东判决了无期徒刑，后来我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遇着他，化名王凯，番号是“一号”。我出狱时他还未曾放出。
一九二八年初乔年一批人被捕，这是我到上海后党组织第一次遇到的恐怖。陈乔年，许白昊，郑覆他三人枪毙后，其余的人判决了徒刑，我在苏州军人监狱中还遇着他们这一案的人。此案发生经过我不很清楚。
张宝全被捕，不记得是与陈乔年同时，还是与罗亦农同时，总之是在同一个发生恐怖的时候。张宝全奉命通知各机关以恐怖消息，他到宣传部来通知后，还要到其他几处去。他袋内装了许多信件。我劝他化化装，但一时没有办法，他穿西装，我穿的也是西装，我们只能交换一件大衣：我的较旧的材料较坏的换了他的较新的材料较好的。他从此一去不回了。原来，他被捕后，从他身上搜出许多信，人们知道他的重要，用了许多刑法拷问他，可是这个忠实的关西大汉什么机关都不肯说出，以至于死。我继续穿着他的大衣，纪念着他，经过第一次入狱，经过反对派活动，经过第二次入狱，从上海穿到杭州，从杭州穿到苏州，从苏州穿到南京，那年冬天借给一个苏州难友，一个青年政治犯，他不肯还我，我很惋惜没有带出狱来。
张宝全来也许是通知我罗亦农被捕的消息。罗亦农的阔绰公馆早已取消了。此次，他巡视了长江工作才回来，无家可住，暂时住在宣传部，我的家。白天则到戈登路爱文义路口一个机关办公。一天夜里，他没有回来睡觉，这虽是不平常的事情，我也不很着急。次日才知道他被捕了。江苏省委机关破获，中央机关都不恐慌，因为这是两个系统。此次大家恐慌起来。我和静二人搬到大世界近旁一个公寓去，留下娘姨看家，托词往杭州烧香。直至报纸登出了亦农枪毙消息和照片，我们才搬回来。周恩来曾来公寓看我们，我从他知道亦农是被霍家新夫妇出卖的。这一对四川人本住在被破获的机关楼下。贺子华原是朱德的爱人，曾跟朱德去德国读书，漂亮，聪明，能说几句德国话。朱德和她分手之后，她经过莫斯科回国，爱了从法国来的霍家新。亦农事情发生后，党内的情报机关立即从巡捕房打听到是这两夫妇告密的。恩来出去不久，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颇惊讶于他的诡秘神气，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邓希贤的诡秘神气，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
从此以后一年多，上海未曾有重要机关被破获，未曾有重要同志被捕。一九二八年七月间，我去巡视福建工作，几乎在那里被捕。敌人目标在我，可是我于一日前离开厦门了，几个同志被捕，新选的省委常委之一李连生也在内，他一人在漳州枪毙。未死以前，他在狱中遇见前省委书记陈少微。不久，陈少微挖了墙洞逃出来。
以上所记不能视为白色恐怖史，因为是不完全的。我只记下我所见闻的事情，记载详略并不是与事情的重要程度成比例的。凡我知道得多的，印象深刻的，就写得详细些。济难会曾出几本小册子记载死难同志的略历，有时还印出了照片。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家能否找到这些出版物?但愿有人记载一部完全的白色恐怖史!
我还可以接着写下去。可是我要先写我第一次入狱的经过了。
退出中央宣传部时，我们，我和静二人，本是准备去莫斯科读书的。据说越过中俄国境，须步行几十里路程。静不良于行，我迫她每日练习走路。愚园路房子未曾顶去以前，我们到静安寺电车站去或从那里回家，常常走路，不坐黄包车，也不坐当时新开的电车或公共汽车。住在李民治家时还练习走路，住在蔡振德家时就停止练习了。因为渐渐有人劝我们勿去莫斯科。陈碧兰告诉我，她曾听到老先生同述之说：“超麟走了，我们要办杂志更缺少写文章的人了。”我从这话知道了老头子准备办杂志。他方面，出国时日延了又延，最后竟无确定的消息。我们也不去催问。
不去莫斯科也好，但生活成了问题。我们是没有工作的同志，在等待出国期间，每人支领原薪一半，即二十只大洋，衣食住零用一概在内。这个维持费自然不够维持生活。彭述之，汪泽楷，刘伯庄，任旭等人已经不靠团体维持了，他们或翻译或写作，总之卖文为生。蔡振德退出江苏省委时，李富春和何孟雄待他还不错，送他一笔款足够维持二三个月生活。马玉夫仍做工人运动，有生活费可拿。我每日翻译几页《宗教·哲学·社会主义》，希望卖得稿费还债以及维持以后的生活。当时出版界渐渐要求马克思主义文献，这个要求后来更加迫切，以致小书店同雨后春笋般出现，竞争着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革命失败，但为革命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风行起来，这个离奇现象是颇难解释的。历史上没有先例。各国过去的革命，每次失败之后，革命理论总要消沉一个时候的。例如，西欧一八四八年以后的时期和俄国一九0五年以后的时期。中国此次革命失败为什么不然呢?我有一个不很圆满的解释。我认为中国太过于地广人众而又交通不便了，大城市的工人运动以及湖南的农民运动，骤然发挥威力，虽然将共产党推上去，与国民党平分政权，但来不及唤起全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就骤然被反革命所压例了。前锋队失败之后，后备军才慢慢动员起来，已来不及挽回革命的命运。正是这个特殊的状况，才使得斯大林主义的第三国际头脑糊涂，一直将退潮看作进潮；也正是这个特殊状况，中国才能发生“红军”形式的乡村武装斗争，使此斗争成为共产党的主要对象，以致现在这种“国共关系”；也正是这个特殊状况，一九二九年后四五年间中国出版界才能风行马克思主义书报的，——因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学生群众，被一九二七年无产阶级革命唤醒了，虽然来不及参加这个革命，但表示同情，并希望了解这个革命及其理论前提。
但这是我事后的解释，从托洛茨基对于中国“红军”的解释中启示得来的。一九二九年初，当我翻译恩格斯这本书时，我还未曾看出出版界有这个趋势哩。我翻译着，当作研究，当作消磨时间，完全没有把握能找到出版者。
蔡振德夫妇和小孩，张以森母女，以及我们二人，合伙吃饭。我们常常拿不出伙食费。起初蔡振德还有江苏省委给他一笔款子，后来也没有办法维持伙食了。三月十八日，我们一家人没有钱买米和小菜。张以森到夏之栩家打麻将去了，那里可以吃一顿晚饭。蔡振德夫妇到同乡或朋友家去揩油；我们二人身上尚有一只大洋，正在思量如何解决这顿晚饭。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正想出去，忽然后门冲进一群人来，都握着手枪，要捉亭子间的张以森。他们是公安局派来的包打听和警察。可是张以森不在家，我们是房客，她也是房客，她去哪里，何时回来，我们都不知道。包打听满意我的解释，便在楼下客堂坐等，直等至深夜。他们不到三层楼我们的房间来。我们自己恐慌，把文件捆成几包，送到晒台上屋瓦底下一个洞里。刚送完，马玉夫跑了来，他也许是准备来我们这里揩油吃一顿饭的。人家放他进来，却不许他出去，他说是我的客人。我们商量几句应答的话。天快黑时，一个包打听上来守住我们房门口监视我们，但说话很客气。他说：“刚才我们在后门守望的人看见有人藏了什么东西在晒台上。我们取下来看，原来都是共产党文件。我们又问了娘姨，她说你们是一家吃饭，张以森是你们的姑奶奶。”我们那时还用一个江北娘姨，这日她有旧饭可吃。
约九点钟，我们的房东回来了，包打听跟着这两夫妇进二楼房里一抄，文件柜里装满了文件。他们也立即受了监视。张以森抱着小女孩直至十一点钟才回来。在她房里抄出何资深的照片，书信和文件。所有文件装满了两个皮箱，连人一同带到狄思威路后面中国地界一个分局里去，那里问了姓名年籍等之后，就坐一辆大卡车到南市公安局来。江北娘姨也同我们一路。
我们在总局包探间坐候天亮，有二个强盗比我们先到包探间。强盗确是受罪犯待遇，我们则仿佛是客人，包打听很有礼貌，称我们做“同志”。一个烟容满面的书记传张以森到另外房间去，问了很久的话。她回来告诉我们，说是南京“湖南同乡会”写公文给上海公安局，请求公安局捕她的。书记拿公文给她看，其中说她是湖南著名共产党领袖伍桐之妻，伍桐现在山东被捕。我们早已知道何资深在山东被捕，但不知是谁向湖南同乡会报告以森在上海住处。后来，资深告诉我，这报告人是他的前妻的堂弟，资深与这人的老婆有暧昧关系，这人怀恨，用此恶毒手段报复。这人在吴淞什么大学读书，曾来看以森，到过我们的恒丰里房子。
公安局里的人听说我们是共产党案，都不高兴。他们说：“自己又打起来了。”他们告诉我们，说昨天蒋介石和李宗仁打仗了。南京派了许多兵去进攻汉口。侦缉队长，一个矮子，来办公，房里顿时热闹。他问两个强盗口供，强盗不说，就叫人拉到隔壁一个房间去，一会我们就听到悲惨的喊叫。我想跑过去看看，一个包打听阻止我，他说：“你们看不得!”完全是好意的阻止。强盗回来，都供认了。侦缉队长只问了以森几句话，就进他的办公室去。不久，一个书记从办公室出来，好像向我们贺喜的神气。他说：“你们是不要紧的，你们是‘为国家’。”以后公安局长黄某走了进来，侦缉队长陪他进来，说：“这个女的就是张以森，她住在一个 ‘机关’里，这些人都是在机关里面捕来的。”我们向局长说：“冤枉”。局长说：“你们放心，凡是冤枉的，都要释放。”公安局长去后，来了一个穿西装的人。这人，我认识。我想糟了。他一看见我，便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王绳祖。”他说：“面孔好熟。”他去后，蔡振德问我：“你认识他么?”我说： “他是双方做侦探的家伙，北伐军到上海前，住在上海大学近旁，认识李季，曾帮助李季出版《马克思传》，有一次托李季请我去他家里谈过一次话。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振德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说：“只知他姓鲍。”振德说：“莫非是的君甫，我也知道有这个人，很靠不住。”
我的一只大洋买了一百只小包子，当作早点心。黄公安局长吩咐人叫几客和菜请我们吃午饭。下午三点钟，侦缉队长办公室里一声声“发科”，“发科”，“发科”，立即就有几个包打听来请“诸位同志”跟随他们到那边去了。“那边”，就是看守所。男女分开，一个房间拥挤了好多人，既脏又臭，远没有包探间舒服。看守拿着竹鞭，真正把我们当作犯人了。我们颇留恋于包探间，可是同室难友告诉我们：在包探间是要“吃大菜”的，他们巴不得有“发科”二字。“发科”，就是侦缉队手续完毕，将犯人移交第三种(司法科)办理之意。我们在看守所里关了三四天，第三科“提堂”了两次。张以森侃侃而谈，毫不畏惧和隐瞒。是的，她就是湖南同乡会所要的人，，她的丈夫是共产党，现在山东“被捕”。她在包探间时向侦缉队长也是这般说。队长说：“‘被捕’?你这小姑娘懂得什么叫做‘被捕”?问她：“文件是哪里来的?”她说：“我的丈夫的一个朋友寄存的。”“这个朋友呢?”“在汉口枪毙了。”我们则否认文件从自己房间抄出。李季生(马玉夫)和娘姨居张氏更没有什么可问的。有一天，鲍君甫跑到看守所来，问我们各人住的房间，他气愤愤说：“他们如此糊涂，把所有文件通通混杂在一起了，分不出那一包是从那个房间抄出的!”如此，我们更加能否认自己房间有文件。第二次“提堂”，法官拿出几封“王绳祖先生启”的信件，那是我从福建写给静的，其中有许多难解的话。他指为一种秘密的信件，里面有共产党阴谋。“小猫猫，小狗狗，是什么意思?”我干脆否认这些信是属于我的。他大发了雷霆。他说：“我们待你们很客气。给你们一点刑罚尝尝，看你们说不说!不问了!”我同其余“提堂”的人都还押看守所，别人也不问了。第二日就解龙华司令部。临上汽车时，看守所所长，一个湖南平江人，大声喊：“东西要当心!有两瓶毒药水不要打破了!还有一尊马克思像!”于是我明白，他们又去恒丰里抄了一次，把我写字台上的铁铸的马克思像拿了来，那两瓶做通信用的隐显药水也拿了来。如此认真，此去龙华是凶多吉少的了。
在龙华司令部看守所里另是一番景象。那里房间更大得多，每房里关的人更少得多，弄堂铁门关好，十个“号子”(房间)的人可以互相往来，饭尽量吃，小菜不能下咽，但你可以请看守兵到外面买小菜来吃。看守所长或书记每日黄昏来点一次名，此外不来管你。你只要有钱，或能敷衍，看守兵可以同你做朋友，谈天，说笑话。一九二九年春间，龙华司令部里约有十几个共产党囚犯，其中只有王克全是比较重要的，他是浦东区委书记或委员，为了偶然原因被捕，其他的政治犯都是为了私人仇恨被告发的，有些是真实的共产党员，有些是冤枉。我们一到，立即受了欢迎。政治犯有团结，他们既欢迎我们，其他罪犯就不敢向我们索取陋规了。强盗之中有几个是真实的共产党员，都认识马玉夫。
四个女犯，张以森，王绍华，刘静贞，居张氏，关在女监，那时女监设在第三弄弄门对面，其中没有一个政治犯。我们三个男犯，王绳祖，刘士奇，李秀生，都关在第二弄，那里是政治犯的集中地。同弄有个绑匪，他的老婆也在女监，他的五岁儿子小毛则往来于两监之间。小毛的口袋成了我们的邮筒。以王克全为首的政治犯，以及其他的罪犯，都在唱歌，哗笑，下棋或赌钱，好像忘记了自己是犯人。在这种空气之下，我们不久也就克服忧虑和恐慌了。他们说，只要没有原告催迫，政治犯都可以运动出去的。有原告的，即使证据确凿也不过判决几个月徒刑。谈起死刑或长期徒刑的话，则其中羁押最久的政治犯也不过听前人说过，自己并未曾见过。他们说那都是有特别的原因。
济难会买通一个看守兵，传递消息，又常常派人送钱，送物，接济这些政治犯。我们一到，济难会负责人，上海大学学生吴瑜(后来在《时事新报》当记者，改名吴苏中)立即知道了，他设法接济我们，以致我们没有缺少什么。王克全提议在狱中组织党支部，按期开会，我认为不妥当，结果没有实行。王克全在外面本很熟悉蔡振德和马玉夫，但与我第一次见面。这是一个很能干的青年工人，曾与赵世炎一起被杨虎捕去，受了刑不肯屈服。世炎枪毙了，他在漕河泾监狱关了几个月，设法保出。此次他深怕翻出旧案，幸而无事，在我们以后出狱，渐渐升高了党内的地位，直做到江苏省委书记，为后来所谓“调和派”的一个重要干部。最后，反动了，积极逮捕共产党员。但那是我第二次入狱以后的事情。
我融化在这种空气里面，不久也就忘记了自己是犯人。被捕那天，我们的晚饭还没有着落哩，如今则一切都不愁了。房租不必付，电灯免费，饭是警备司令送吃的，小菜有济难会接济，肚子饿时，早晨和下午还可买大饼油条吃，虽然比在外面买的要贵一些。一天下午，看守兵来通知，说法官下来查监房了。老囚犯都很诧异，因为法官向来不查监房的。我们每人都回到自己房间。不久，弄堂铁门响，看守所长陪着法官进来，每个房间都进去一下，走进我们房间时，我吓了一跳，立即把脸转开对着窗外。这位法官是我的中学同班学友苏福畴，我曾与他共一自修室半年长久。足足十年不见了，但我看得清楚，决不会错的。他向我们房里囚犯说： “外面有人假借我们军法处名义向你们家属敲诈，下次你们写信时必须关照家属不可上当。军法处是秉公办案，决不徇私的。”一口福建龙岩县人说的官话，我在中学时代听惯了的官话。他出了铁门，我立刻走到铁门边看他向女监走去，为了说同样的话。一点不错是苏福畴。回来问一个老犯人，他的案子恰巧是苏法官办理的，他拿出苏法官的批示来看，上面盖着“苏印福畴”方形图章。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有利或有害。我虽叫做“王绳祖”，但年龄籍贯以及出身的学校都照实说。在公安分局时，我决想不到法官之中有一个也是“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而且是与我同班毕业的。至今，我仍不知道苏法官在我这案内起了什么作用。我不敢说他有助于我的释放，但他没有加害于我，则是确然无疑的。只消有人指出“王绳祖”实是“”，我就要大费周折了。后来鲍君甫告诉我，当我们还押在公安局时，吴开先曾去看黄局长，为了通缉谷正纲的事情。吴开先看见桌上文件中有“”信，便对局长说：“这件案子若是同有关，办起来是很有意义的。”局长问：“有人认得么?”吴开先答应去找人到看守所来认。后来不知怎样未曾实行。吴开先的一个秘书，黄正厂，本是共产党员，上海第二次暴动时曾在辣斐德路冠华里内和我共同工作，他认识我。黄正厂曾问梅电龙：“也捉去了?”电龙回答他：“瞎说!”这问答不知是后来的事情，还是当我在公安局时的事情。
办理我们这案的法官，不是苏福畴，而是一个江西人，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我也忘记第一次提堂是在苏法官查监以前或以后。江西法官任随我瞎说，毫不反驳我，口供记下，叫我签字之后，他才拿出那几封“王绳祖启”的信来，问我信内说的什么意思。我同在公安局一样干脆否认这些信是属于我的。他于是发起气来，骂我“放屁”!“难道是包探栽诬你?你只消说这些信说的都是戏话就完了。我本以为你没有嫌疑，现在我看你大有嫌疑。”于是他叫书记在口供后面再添入我否认这些信的话。
第二次提堂，是到军法处办公室。这次不是审案，而是的君甫来看我。他说，李先生托他来看我，问我需要什么东西。我谢谢他，就回来了。
第三次提堂，即是交保。此次提堂以前，一日或二日，李秀生和居张氏五条件释放了。马玉夫卷起衣包辞别了我们，江北娘姨受了我们连累遭这场无妄之灾，从此不再与我们见面。接着张以森判决了八个月徒刑。她提问了几堂，承认一切文件都是从她的房间搜出的。判决后，她写呈文请求纳金代替徒刑，未准。
我们交保后，写了信出去，好多天未见保人来。静的哥哥刚从云南来上海，从同乡处得知我们入狱，到龙华来看我们。我们告诉他已经交保了。他无法找到铺保。我比其余的人更着急，因为静在女监害病，看守所长告诉我，说是“肺炎”。特别允许我去女监探望一次。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我们终于出狱了。吴瑜来接我们，从龙华雇了汽车直达上海二马路新旅社。次日送静入红十字会医院，前后疗养了一个多月，病才好。若是铺保多延几日，静非死不可。
顾顺章当日来新旅社看我们，告诉我的君甫此次极力帮忙。中央为我们的案给的君甫五百元做活动费。顾顺章又给我三十元，要我请鲍君甫吃一餐饭，看一次电影。我照着做了。鲍君甫老实告诉我，他在公安局帮了一点忙，例如催促第三科解我们去龙华，因为经过两个机关办理，容易含混些；至于龙华方面，则不是他的力量，即使没有他去同法官说话，我们也能出来的，他不知法官为什么如此宽宏。
我没有把苏法官和我的关系告诉他。此外，我出来后，又知道了另一件为鲍君甫所不知道的事情。这里，我要回头叙述十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了。
一九一九年我乘邮船经过苏伊士运河停泊于博赛港时，一个中国人从岸上到船上来，请求船上诸位同胞设法帮助他到法国去。原来他是半个月以前同其他的勤工俭学生一路乘船经过此处的，他下船来，在旅馆住了一夜，大约是为了解决性的问题。次日走到海边时，船已经开了，举目无亲，又不懂得一种外国话，钱也不曾带在身边。幸而那里遇见几个广东水手，言语虽不通，究竟是中国人，他们带他去做种种苦工，勉强糊了口。这是一个纯粹的北方人，年纪已不小了。勤工俭学生带他到头等舱去见张继，张继认识他是陕西有名的革命党李仲三。于是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们把这件事当作笑谈。我们也到博赛街上去游玩，但有几位登徒子，经过其他商埠常要开旅馆过夜的，此次就不敢尝试了。以后我们忘记了这件事情。
全体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分发到圣日耳曼中学读书，入学那日我发现有个外省人搀入在福建学生中间。这就是博赛上船的北佬儿。教务长注意到他，问他多少岁，他回答：三十八。福建学生都窃笑。那么大的年纪，而且如此老实，不晓得隐瞒!福建学生是排外的，何况他是老实可欺的北佬儿。他们常常欺侮他。我至少是个 “省际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成见。我同他谈起长安，谈起华山，谈起汉唐古迹，他愈谈愈兴奋起来。他的行李中有一部《张惠言词选》，又有一部《愙斋集古录》（原文“愙”的客上没点）。几个月之后，他没有钱读书，只好到工厂做工去了；他把《惹斋集古录》寄存我处。这是吴大潋搜集的古董的拓片，一共几本，装在小木箱内，很值得一点钱。他是名副其实的老勤工俭学生，而且不作自我宣传，如徐特立一流人所做的。他力气大，技艺差，做的都是笨重的工作。一年以后，他把一部《愙斋集古录》讨回去，说有人买它。后来，我收到他准备回国的信。到西安后，他又有信给我，但我没有回他的信。
我已经忘记了这个人，直至冯玉祥“倒戈”以后，我才在国民军将领中发现了他的名字，后来报纸上常常有他的名字。他曾以国民第二军驻京代表资格，带两个马弁把当时现任的国务总理姚震逮捕去，经姚震向他下跪和旁人说情，才释放。上海英文报纸举出此事，作为中国“无政府”的证据。我想这就是当初福建学生所欺侮的北佬儿。
我在创造社第一次会见郑伯奇时，伯奇告诉我“仲三现在上海，他常常提起你。”我很奇怪，李仲三还记得我的姓名。后来看见蔡振德，振德也同我说这样的话。郑伯奇和蔡振德都是陕西人。
我们被捕之后，振德的同乡就去找李仲三，而且告诉他，我和振德一同被捕。李仲三到南京去，找他的朋友胡逸民，由胡逸民写信给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营救王绳祖和刘士奇两个犯人。我们住在法租界某公寓时，李仲三来看我们，携来熊式辉复胡逸民的信，说军法处就要释放这两个犯人了。
从此李仲三便和我们往来，而断绝了旧的关系。最后，他从军阀一变为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这是中国未曾经过斯大林主义学校的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
左派反对派
在狱中不过四十日，出来后仿佛换了一个世界。汽车在龙华路上行驶时，两旁已看不见桃花了，一片是草长莺飞的江南景色。回忆被捕以前，上海都市里还没有什么春意，马路两旁人行道树上也未长出叶子。我们在龙华狱中望不见树，院里的草可怜得很，清明时节曾见看守兵手拿一枝桃花从外面走进来，心里知道现在是春天，但想不到此时外面如此春深。到上海，热闹的市街和扰攘的人群也给我以向来没有的印象。
但另有一种变化，更在时序变化之上。尹宽来新旅社看我们。
三月十八日，他本约好来我们家里打牌；不知是为了忘记，还是为了有事，他没有来，侥幸逃脱马玉夫的命运。我们都在称赞他好运。寒喧之后，他拿出一卷油印的纸头来。那是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篇文章，后来收在《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内的。①这文章印得很坏，但比中央秘书处精印的，瞿秋白精译的第三国际通告之类，给我们更深刻的印象。仿佛有什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我昏乱了，一时间不能判断那篇文章里面的话说得对不对。后来看见彭述之和汪泽楷，知道他们已经见过这种油印的东西；从他们那里又知道陈独秀也见过这种东西。都是尹宽拿给他们看的，尹宽则是从山东同志王平一那里得来。王平一新从莫斯科回来，尹宽曾带我去见他，但没有说什么话。
① 此处时间，地点有误。尹宽不是在我们刚出狱时送反对派文件给我们，而是在我们搬了家之后才送给我们的。——作者校阅时新注
此后，我一连看了几篇油印的东西，还有一二期《我们的话》。
尹宽并未曾叮咛我守秘密，他拿东西来，我看，蔡振德也看，马玉夫也看。我新从狱中出来，根本不知道中国党内已经有反对派组织，更不知道中央对这组织的态度。我以为同志间传观托洛茨基文章乃是公开的秘密。有一次，黄文容来看我，我问他：“中央对于托洛茨基的意见有什么答辩没有?”他反问我：“你从何处知道托洛茨基的意见?”我说：“看过油印的文章。”他又问：“从那里看到这种文章?”我想了一下，就说：“尹宽给我看的。”过几天，尹宽走来同我吵，因为黄文容回去报告之后，中央就追问尹宽这些文章的来源。我道了歉，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情如此严重。”从此，中央知道我们这些人已经接触到左派反对派文件了。
我们并非一下就接受托洛茨基主张的。就我个人说，我经过了多次考虑，多次讨论，然后同意这个主张。问题牵涉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 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又一层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最后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只能行工农专政，而不能行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未曾发表。后来，当他完全接受左派反对派主张以后，刘仁静竟根据这篇文章来攻击他。刘仁静似乎自己未曾看见这篇文章，而是间接从尹宽方面知道有这篇文章存在以及其中的结论。
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究竟有什么主张呢?这里为回忆录性质所限制，我不能把这主张完全写出来，即使写个粗枝大叶也是很难能的，因为牵涉的范围太宽广。我们后来曾将托洛茨基那几年写的与此问题有关的文章汇印为两本书出版，名《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和第二集，好多年后又出一本第三集。他的主张都在这三本书里面。此外，三年前，我曾写一本“小册子”《不断革命论ABC》，其中有一章专论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应用，那里就写下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
可是这里完全不提这个主张也是不可能的。三十年代注意政治和革命的青年人，或多或少知道托洛茨基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是在四十年代，现在的青年人则没有他们前一辈人的幸运，他们甚至没有听过托洛茨基名字。我这回忆既是主要地为他们而写的，就必须多少说说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国革命观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革命观有什么不同。
有三个现实问题致使苏联共产党分袭：苏联问题，英苏工会委员会问题，中国革命问题。一九二三年左派反对派初形成时候，党内争论的是苏联问题；一九二七年新反对派形成时候，争论的兼有后二问题。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埃夫合组的新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问题并非完全一致的。季诺维埃夫一派不肯接受不断革命论，以致在这问题的根本理论上常不彻底，且有错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埃夫决裂之后，对于中国革命问题才提出彻底的系统的正确的主张来。下面所说是以托洛茨基流放以后的意见为基础的。
与过去共同遵奉的图式相反，托洛茨基认为中国革命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中国革命无需要先完成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再来开始无产阶级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如过去和现在斯大林主义者所说的。中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即所谓“国民革命”，须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方能完成；而为了建立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又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以外，去实现若干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任务。
托洛茨基这个见解是分析了中国阶级关系而得到的。中国的殖民地地位，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绝不会团结中国国内“一切”阶级，如当时斯大林主义者所说的。恰好相反，革命愈发展，资产阶级愈趋向于联合帝国主义来进攻下层劳动阶级，即愈无能力完成中国的解放。民族问题如此，土地问题亦然。中国本无独立的贵族地主阶级，中国的大地主和中地主，与城市资产阶级结不解缘，中国土地革命本身就含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不仅不会赞助，而且要反对这个革命。
但仅仅根据资产阶级不能完成民族独立和解决土地问题这一点，我们还不能断定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自从列宁以来，我们不是有一种说法，认为一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不受本国资产阶级领导，而且违反本国资产阶级意愿，去完成么?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列宁便是如此解释俄国革命。列宁提出“工农民主专政”为这个革命的政权。中国既有许多与俄国相同之点，难道我们不可以同列宁一般断定中国革命也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么?难道中国革命不可以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么?
首先，俄国革命并未曾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一回国，立即放弃了“工农民主专政”口号，而发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结果，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的。其次，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列宁所以坚持“工农民主专政”，只因为俄国本有小资产阶级的农民运动传统。俄国存在着贵族地主阶级，农奴制度才废除不久，城市资产阶级和土地关系不像中国那样密切，这一切使得俄国产生了中国所没有的“民粹派”运动，产生了一个有长久奋斗历史的革命党即“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以代表农民利益自命，而怀抱着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即能走到社会主义的幻想。革命以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虽明知俄国非经过资本主义不能走到社会主义，但对于这个小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力量是不敢轻视的，对于工农关系尚悬拟几种方式，“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不过是其中一种方式。这就是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的来源。一九一七年革命证明了：不管上面说的那一切，俄国农民仍是服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那个有革命传统的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在真正革命之前表现无力而趋于瓦解。所以当革命时列宁说道：“凡一味主张‘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人，都是落于时代之后，而且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这些人应当放入革命前布尔塞维克垃圾桶里去。”
俄国尚且如此，何况中国?中国农村经济比俄国更少封建残余，中国又无以代表农民利益自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党，而过去事实证明中国农民是能服从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在中国行不通，惟一可能的革命政权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但要建立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以外。
广州暴动便是事实的证据。广州苏维埃以法令公布：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大工业，交通和银行收归国有，没收大资产阶级一切住宅供给劳动者居住，等等。托洛茨基问道：这样的革命如果是资产阶级性革命，那么中国无产阶级性革命又是什么?
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见解，虽从分析了中国阶级关系得来，而且经过了广州暴动证验，但完全符合于他的独特的理论，即他的“不断革命论”。这里，我不能把这个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其各方面的意义写出来，我只说托洛茨基这个理论是在他领导一九0五年俄国革命时候形成的，他分析了俄国社会关系之后认为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过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像西欧诸先进国那样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和完成的。俄国革命，开始时，就其直接任务说，无论含有多少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但非继续发展下去，直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而且实现若干社会主义任务时候，不能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之有力的保证。俄国社会主义，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能否成功，及成功至什么程度，则一面由国内条件决定，他面也是由国外条件决定的。俄国革命只能看做世界革命的一个部分。托洛茨基根据他这个形成于一九0五年的理论坚决主张俄国革命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必预先经过“工农民主专政”阶段。一九一七年革命就证实他的理论和主张了。
托洛茨基始终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三年第三国际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个人坚决反对；一九二五年他又正式建议中国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但被人拒绝了。他明白看出国民党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党，中国革命要能成功，无产阶级不仅不应拥护资产阶级，而且应当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四一二”以前，托洛茨基就指出国民党领袖要背叛革命，不久蒋介石果然屠杀上海工人了。“四一二”以后，他又指出所谓国民党左派也是靠不住的，他们也是要屠杀工农的。他要求立即进行苏维埃组织，先深入革命，然后扩大之。人家不采纳他的意见，不久武汉果真反动了。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终结，而提出“两革命间”时期的策略问题，以准备第三次革命。可是此时，人家才采取他以前的主张，进行暴动和组织苏维埃。人家把退潮误认做进潮，在退潮中应用进潮的策略。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真理，即是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在有革命局势的时候和在无革命局势的时候，不能是一样的。”
托洛茨基在这“两革命间”时期提出了“国民会议”策略。他认为中国工农群众革命既然失败，统治阶级就有一种政治稳定，而这政治稳定又是经济复兴的前驱。在革命和内战中衰落了的工商业可以渐渐恢复，失业的劳动者人数可以相当减少，工人队伍可以相当增加，因之无产阶级在国内社会生活中的比重也可以相当增大起来，以恢复其革命的自信心。但此时，如果没有意外的因素来干涉，革命，暴动，苏维埃是谈不上的。共产党的任务首先在于如何重新领导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最好的方法是国民会议运动。因为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条件下，统治阶级自身也需要一种议会制度，为了相当抑制掌握大权的武人，减少非生产的耗费，并便于向帝国主义讨价还价。小资产阶级此时也会活跃起来，提出更民主的要求。他们为了这些要求，还会去联合城市和乡村民众中较上层的分子。在这运动前面，共产党是不能袖手旁观的，必须积极参加进去，为了排除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工农群众的影响，并引导群众重新走人政治生活。共产党必须走在各阶级前面，自动提出国民会议口号。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主张，是在革命失败以前提出的；他的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则提出于革命失败以后，而且在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即一九 -'／k年秋天以后。前者属于战略方面，后者则属于策略方面。可是这两方面的主张同时传到中国来，同时为我们所接受。这中间造成了不少的混乱。外面一知半解的人更多误会。有一次，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约了高语罕去谈话，问道：“你们托洛茨基派主张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提出国民会议口号；他们斯大林派主张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提出苏维埃口号。——两方面的人不都是自相矛盾么?”邓演达意思是说：中国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就应当组织苏维埃；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我不记得高语罕如何回答他。
我们当时虽都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但各人的了解和注意点不见得是完全一致的。一九四O年我重来上海时，彭述之第一次见面就同我说：“我们当初都是从右的观点去接受第四国际主张的。”这话不确。彭述之自己确是“从右的观点”，由斯大林主义者一变而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并非人人同他一般。彭述之接受 “国民会议”主张，而且把这主张的策略意义抬高为战略意义。他把国民会议当作无产阶级在未来第三次革命中夺取政权的路线。其实托洛茨基说得很清楚。他的 “国民会议”主张是在他的《第六次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一篇长文中第一次有系统提出的，那一段的小题目就叫做“两革命间时期及此时期中呈现出来的任务。” 此外，他在这篇长文后面又特别提出警告说：“党必须牢记而且说明：与党的主要目的即武装夺取政权比较起来，民主口号只有一种补助的暂时的插话的性质。民主口号的根本意义只在于能使我们走上革命道路”。彭述之也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性质”主张，但他特别攻击两个观念：“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含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将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在统一谈判中，他极力攻击这两个观念；在南京监狱中他著文攻击这两个观念；一九四一年争论时他又提出这两个观念来攻击。他不明白，托洛茨基的主张中除去这两个观念以后，就没有什么与斯大林主义不同了。斯大林主义者并不否认，中国第三次革命发展至后期能带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他们尤其主张必须先郑重地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以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彭述之“从右的观点” 去接受托洛茨基主张，是很明显的。
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主张，则是出于另一种观点。上面有一处，我说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遵奉一个图式，即认为中国必须经过“国民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对这图式有两种不同的了解。某些人认为中国既然能实行国民革命，那么我们就专心一致做国民革命工作好了，社会主义革命渺茫得很，等到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再去想它还不为迟。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既然非经过国民革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么我们就来实行国民革命罢，但这不是我们的革命，这不过是我们的革命的前提，我们正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才来实行国民革命的。实在说来，这两个倾向乃是斯大林主义的双生子，因为都是把中国革命分成两段：先完成国民革命，再进行社会革命。但仔细比较，二者之间究竟有这点不同，即后一倾向有可能抛弃两段革命论而走到不断革命论来，前一倾向则否。陈独秀属于后一倾向。他曾为了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注重工农群众运动，以至于公开反对北伐和秘密向第三国际提议退出国民党。可是北伐居然胜利了。编练常备军来革命，比广大群众罢工和暴动不是更有力量么?从此，他渐渐抛弃后一倾向而接受前一倾向。武汉失败以后他才觉悟：不以广大群众为主力，是不能革命的。雇佣军队，无论编练得如何好，毕竟靠不住。左派反对派的主张恰好迎合他这个倾向。他一接受这个主张，立即著文反对“红军”运动，反对党机关和同志纷纷抛弃城市群众工作，纷纷到乡村去，而且到乡村只为了编练“红军”。
关于红军的起源，我知道得很少。五次大会前中国共产党诸领袖中，我仅识面而不深知的，只有李大钊和毛泽东两人。李大钊始终在北京。毛泽东，当我初回国时，还在上海，似乎没有担任什么党内工作，因为中央开会没有看见他参加。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他在湖南并不长久，似乎也没有担任什么党内工作。后来，我从广东区委报告或来的人知道了毛泽东在广州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部长汪精卫很看重他；他又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七年四月，我在武昌大会场上看见他，向他传递了他的弟弟毛泽民托带的信。恰在那时，我看见了他著的一本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他是党内重要干部中第一个注意农民运动的。他亲自到湖南各县去实地调查农民运动状况。这本书出版未曾经过中央宣传部审查，但当时宣传部并未实行党内出版物审查权。五次大会以后，毛泽东奉命去湖南代替李维汉做省委书记，但至“马日事变”之后才接了事。那时湖南的党已走入地底下了。唐生智回长沙时，湖南省委布置党员们张贴“欢迎劳苦功高的唐总司令!”标语，贴标语的同志竟被唐生智部下兵士拖去痛打。何资深向毛泽东抗议这个标语，毛泽东才收回命令。当时人们还希望拉拢唐生智来抵制许克祥或何键哩!
五次大会前后，党内种种阴谋中，毛泽东演了什么角色，我不知道。他当然不满意陈独秀，但与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也是不融洽的。他是个独立的人，他有独立的见解和主张，与当时共产党其他领袖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枪杆上出政权”。这是一个轻视工人运动的共产党领袖；他不仅轻视工人运动，而且轻视一切与“枪杆”无关的运动。一个参加创立共产党的人，在革命高潮当中郁郁不得志，只担负一些不相干的工作，直至革命已落于退潮时候，才露出头角来，到了斗争改变了方式时候，才一跃而为全党领袖，直至今日，——这个貌似离奇现象，其实完全可以拿他本人的性格和思想来解释的。
七月十五日前后，张太雷临交卸湖北省委书记职务时候，曾向我们报告了几个领袖的动向，其中提起毛泽东，则说：“润之准备人川去做石达开。”八月七日会议，毛泽东也出席，他发了言，我不记得说的是什么，似乎不是提出人川计划。从这日以后，我就没有看见他了。何资深同他关系很密切，他们二人“马日事变”后在湖南共同工作了一个时期，颇投机，因为二人都是对前任省委书记有意见，这个共同点联系了他们。一九二七年末或一九二八年初，二人都在上海。毛泽东要回湖南去时，何资深已经知道他的意向，临行送他一部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标点本《水浒传》和几幅湖南各县邮路地图。毛泽东很重视这两件礼物，尤其后者，因为这是高潮时邮工同志送给党的，本非卖品，也很难得，其中所记村镇及相互距离当然是比他种地图可靠得多的。
毛泽东到湖南团结了过去各县农民协会残余的武力，使之脱离了农民群众，而自己保存起来。这就是后来“红军”的一种来源。
他方面，当八月一日叶挺和贺龙在南昌暴动时，听说参谋部方面关于这个暴动军的去向曾发生一场争论。刘伯承主张把军队开往湖南去，到那里“干土地革命”，其他的人则主张开往广东去，占领广州，组织政府，扩充军队，然后开始“第二次北伐”。后一种主张占优势了。叶、贺军队的命运大家知道，无需在这里说。但其中有一小部分军队，归朱德①带领的，未曾陷于溃灭命运。这小部分军队转徙于广东，江西，湖南边境，曾有一个时期依附范石生带领的国民党军队，后来不知怎样同毛泽东带领的农民军残余部队合流了。如此构成了“红军”核心，以后渐渐扩大起来，中间经过许多挫折，直至现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那是后话。
① 罗亦农任江西省委书记，与朱德认识。朱是滇军中一个将领，曾去德国留学，似乎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罗亦农调来湖北后，有一次曾约我去某旅馆会见一个军官同志。到那里，我才知是朱德。我们匆忙谈几句话就走了。除了觉得他是个瘦子以外，我别无印象。
“红军”不是中央或国际有意造成的。初起时，中央对于“红军”不感兴趣，因为认为没有前途。在李立三时代，共产党还没有决心完全放弃大城市工作。可是，那小小的军事核心居然能够发展起来，朱毛居然继叶贺为人所称道；他方面共产党在大城市也渐渐不能存身了，于是把力量移到“红军”去，把整个希望寄托在 “红军”身上，即使在城市工人中做工作，那也只是运动工人准备响应“红军”的，如同当初响应北伐军一般。我们接受托洛茨基主张时候，全党就是处于这个状态下。我们和其他的同志讨论政治问题时，往往谈到最后遇着一个论据，即说：无论中央和国际如何错误，但“红军”，力量一天比一天发展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既然只能依靠“红军”夺得政权，要国民会议做什么用呢?毛泽东主义于是支配全党了。有一次，向忠发和周恩来两人到陈独秀家里谈话，那时已离分裂不远。话题自然转到“红军”去。陈独秀问道：“照马克思主义说，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向忠发信口回答说：“当然是农村支配城市!”可是，周恩来修正说：“论理是城市支配农村，然而……。”
我们都感到了“红军”问题的危险性，害怕党会因此抛弃正当的革命工作，完全去做军事冒险，结果离开了无产阶级，而成为代表农民，甚至土匪的党。那时我们还未曾料想到这个党会堕落到今日的程度!
陈独秀写了一篇长文反对“红军”运动。这篇文章影响很大。不用说，斯大林主义的中央是大发雷霆的。当时，所谓“调和派”，项英和罗章龙领导下的人，也认为老头子“老糊涂”。我们以外的反对派同志向托洛茨基攻击“机会主义者”陈独秀这篇反对“红军”的文章，托洛茨基回信指出“红军”发生的意义及其积极的方面，不能完全反对。在各方面攻击之下，我们几个人，当初同意这篇文章的，也怀疑起来了。尹宽认为“措辞不好”。后来，蒋介石把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是否窜改，我不知道。我手头没有这篇文章，忘记了其中反对“红军”的论据，但是，革命应注重城市工人，革命应依靠广大群众势力，军事力量只有辅助意义，这几点无疑含在里面的。这是陈独秀从武汉失败取得的教训。他以此教训为基础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
对于我，托洛茨基的主张不啻是叫我退回到当初在法国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立场去，叫我与其把中国革命看做与其他国家革命相异的，宁可看做是相同的，叫我不要找出许许多多的“特殊国情”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当初我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后退到“国民革命”的，我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往往要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兼能适用于中国，一部分只能适用于西方。现在如此一来，过去所学都成为活泼有用的工具了。此外，我编辑《布尔塞维克》时萦绕我的两个问题：“进潮或退潮?”“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民主专政?”到此也得到了解决。
我们几个人讨论时，或同其他同志谈话时，我注重的是革命性质问题：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的。蔡振德和马玉夫也同我一样注重这个问题。但尹宽不谓然。他说：“托洛茨基并不注重这个问题，不过顺带提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罢了，你们如果在这问题上同别人辩论，就有将政治讨论化为玄学讨论的危险。”尹宽注重的是苏维埃或国民会议问题。那时文件还不很多，关于革命性质问题方面，托洛茨基意见先后也有出入。到了刘仁静回国后，我们才看到了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写的几篇系统的长文章，那里面，革命性质问题并非不占重要位置的。
刘仁静回国，住在法租界一个公寓，我和尹宽两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对派立场同我们说话，也同拥护中央的人说话。他告诉我们，昨日恽代英来看他，他向代英批评党的官僚化，代英否认，而且请他自由发表意见，保证中央必加以讨论。仁静问：“中央不肯发表我的意见呢?”代英说：“那么我就同你一起斗争。”仁静又告诉我们，他此次经过君土坦丁堡，见过“老托”。我同仁静约好时间，在我家里会见独秀。
狱中出来后，我和蔡振德就退还了恒丰里房子，搬出家具和行李。我们没有值钱的东西，只遗失一件皮袄，那是静从娘家带来的。我们起初在武昌路租一个后厢房，二个月后蔡振德又约我们住在他新租的一幢房子，在东有恒路余庆里。刘仁静就是到我们这个房子来的。这里成了我们这部分反对派的中心，起初非正式聚谈，后来就正式开会议。中央一定有所闻了。他们采取笼络手段。宣传部秘书潘文育来找我，很客气地请我回去宣传部工作；我拒绝回去做固定工作，但愿意替他们翻译文件，隔几日去一次，交稿或拿材料。他们给我每月四十元生活费。何孟雄也来找蔡振德，荐他去某通信社做工作，一天几个钟头，酬劳很好。我翻译文件余暇，继续翻译《宗教·哲学·社会主义》，被捕前已译成三分之二，译稿同文件一起经过公安局到龙华去，出狱那天，我请求军法官发还。
我托了许多人代卖这本译稿，都不成功。结果，杨贤江帮了忙，他替我把这本译稿卖给新成立的沪滨书店。书店经理是彭述之的同乡马任之，他不久也参加反对派了。当时杨贤江是我们的支部书记，汪泽楷和我都在这个支部里面，我们提出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同江苏省委派来的代表反复辩论。支部书记杨贤江动摇于双方中间，以致支部对于这个辩论始终未成立决议。不久，陈独秀，彭述之，汪泽楷诸人被中央直接开除了。我未曾看见通告，不知根据什么理由。有五六个同志向中央提出抗议，这抗议书署名者有我在内，但我自己不知道这回事，也不晓得是谁起草的。到中央宣传部去时，潘文育问我为什么提出抗议，我才知道有这抗议书存在，因此并不否认我的署名。我说：“我有权利提出抗议。”潘文育说：“你自然可以抗议中央开除那些人有什么不合手续之处，但你在抗议书中应先声明：政治方面，你是同意中央的。”由此我知道这抗议书只提出手续问题，而未表示政治意见。我说：“我在政治方面也是不同意中央的，我已经在自己的支部里提出来讨论了。”
汪泽楷和我在支部里提出的政治意见还没有结论。汪泽楷虽然开除，我仍在支部里面，上层机关仍须回答我。最后，省委书记王克全亲自出席，他带了李初梨来记录我的发言，我系统地叙说我的政治意见之后，又抗议中央开除几个同志手续上不合法。王克全只限于约定下星期开会时正式回答我，但支部书记杨贤江此次确定了态度；他站在中央意见方面，他又认为这几个同志是应当开除的。我很惊讶杨贤江态度的转变，但不久就明白人家开会前一定疏通了他，或恐吓了他。下星期，我和静二人去杨贤江家里开会时，别人都没有来，主人殷勤招待我们，说他们也许为了临时有什么事情不来开会。我们向他告别，而且约定了下次开会时间。可是几日以后，我听说我也开除了。我始终未曾接到正式通知，也未曾看见《红旗报》上发表的通告。听人说，我的罪名是煽动报馆支部和云南代表反对中央。
这是事实。在马玉夫和蔡振德影响之下，有几个支部和一些个人如罗世藩，薛农山等走到反对派来，报馆支部是其中一个。支部书记屠仰之，当时是《时事新报》馆排字工人，他以及其他几个工人领袖跟随马玉夫走。大家推举我代表反对派去出席支部会议。我们开了几次会，整个支部都站在反对派方面，没有一个人替中央说话。可是有人报告中央关于报馆支部和我的活动。结果支部解散，书记屠仰之也开除了。云南代表，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我曾在刘少猷家里同他谈一次话，不知是他自己或刘少猷的爱人陈季如向中央或江苏省委报告，我的活动也被人发现了。我们这些被开除的人，并不承认开除通告。我们仍自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另外进行一种组织，这组织不是第二党，而是党内一个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共产党之父——陈独秀，在我们一边。十月革命二大领袖之一——托洛茨基，也在我们一边。另一个大领袖列宁，如果不死，也一定是在我们一边的。他的寡妻克鲁普斯卡娅对人说：“列宁不死，一定会被斯大林关在监狱里的!”
这是国际性的斗争。当时第三国际各国支部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发生分裂。各国支部差不多都有“左派反对派”成立起来，选出领导机关，出版刊物，进行国际团结。国际左派反对派也成立了，这就是后来第四国际的先驱。
如果不是国际性的斗争，而是中国一党内部的斗争，则情形会完全不同的。我们几个人不会如此轻易抛弃国际和党，同时中国党中央也不敢如此简单开除我们。开除我们的，是第三国际的命令，并非简单是中央的决议。
在斗争期间，许多真诚的革命者很忧虑，害怕双方各趋极端。他们即使不赞成我们的主张，也是反对用开除一类手段来制裁我们的。可是在国际命令之下，他们没有办法了。他们连抗议也不敢。我只知道有三个同志，在特殊情形下对此问题发表了意见。一九二九年秋，彭湃，杨殷，颜昌颐三人被捕。前二人，我仅识面，颜昌颐则是我的好朋友。这是三个正直的同志，厌恶党内一切阴谋诡计。有一次，我去宣传部交稿或领材料，潘文育拿给我看他们三个人写的字条，从龙华狱中寄出来的。三人说，他们自己知道已经无望了，现在利用残余的时日在狱中做宣传工作；关于党的意见，他们希望现在内部的争论，中央能用和平手段来解决。这是三个重要同志的最后遗嘱，可是没有人听从他们。
此时，周恩来是党内最有实力的领袖，组织部长兼军委主任，开除我们，他应负组织上责任。
当时，“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早已有组织了，我们这些人尚沉溺在斯大林主义泥潭里时候就已有组织了。这个组织起源于莫斯科孙文大学，在莫斯科已有光荣的斗争史。这一切将有合格的人去写它。一九二八年底或一九二九年初，从莫斯科回国的反对派学生在中国正式成立组织，出版一个刊物《我们的话》。渐渐有未出国的同志加入这个组织。我们所见的文件就是这个组织散发的。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但对于这个组织本身并不满意。尹宽，彭述之及其他的人，也许有其他方面的不满意，例如嫌负责的人无经验，无能力，各不相下等等，但我只不满意一点，即《我们的话》分析当时中国状况是认为革命仍在高涨中的，或已从低潮恢复为高潮的。我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后回头读他们写的文章，觉得这些自命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竟如此不了解托洛茨基!
刘仁静经过西欧回国，途中去土耳其访问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约他做中国通信员，他于是以“老托代表”自命，不肯服从反对派组织指挥。他在正式的反对派组织以外团结了一部分反对派同志，又出版一个刊物叫做《十月》。但刘仁静并不能指挥“十月社”。陈独秀或尹宽曾告诉我：刘仁静不过是傀儡，“十月社”的灵魂是一个莫斯科回国学生王文元。我于是想起了马任之的话。沪滨书店出版一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从唯心论到唯物论》，我问他是谁译的，他说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一个“小孩子”译的，这个小孩子聪明能干。不久，刘仁静就被“十月社”赶走了，他仍以“老托代表”资格一个人活动，甚至一个人出刊物《明天》。
这两个反对派组织以外，还有几个游离分子，刘胤，赵济，王平一等，另外出版一个刊物。他们讨论刊物名称时，想起了当时美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寄来的机关报“The Militant”，遂定名为“战斗”(其实应作“战士”)。“战斗社”的人没有明白的一贯的足称为特性的主张。
以上三个组织之外，还有一些在正式党做工作而且得到信任的分子，他们在莫斯科与反对派没有组织关系。但此时回国后渐渐表明反对派立场，如吴季严，江常师，屠庆祺等。
我们这些被正式党斥为“机会主义者”的人，虽然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在莫斯科回来的反对派同志眼中，仍不能算是左派反对派。他们也跟着斥我们为“机会主义者”。他们也许欢迎我们所影响的群众，但反对我们的领袖，尤其陈独秀本人。刘仁静把一切情形都写信报告托洛茨基了。托洛茨基回信来纠正这个观念。他说，陈独秀过去执行的，不是自己的路线，而是第三国际的路线，陈独秀本人则是一个好的革命家，你们青年人应当向他学习的。托洛茨基提议四个反对派各派代表共同组织一个“协议委员会”，把组织统一起来。有他如此干涉，其余三派就不能不将我们看做左派反对派，同他们一样了。
此时，我们自己已经有了正式的组织。我们编了几个支部，选举了一个常务委员会，总书记自然是陈独秀，常务委员是彭述之，尹宽，马玉夫，罗世藩，秘书长先是吴季严，后是何资深。我们发了一个宣言，名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有八十多人签字，有些工人同志用假名签字，我们又出了一个刊物，讨论名称时，我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他们都接受了，但后来不知何故采取《无产者》。前二期是铅印的，以后则是油印的。
“协议”过程拖延得很长久。这是一个极错综复杂纷乱而无聊的过程。每个组织并不把其他的组织看做同志，而是看做敌人，大家都拿出外交手段来，互相斗争。这中间两个大组织“无产者社”和“我们的话社”内部又爆发了斗争①。吴季严当过“无产者社”代表，他告诉我：“这些手段，将来用在议会里面是很好的。”我对于这类斗争，丝毫不感兴趣，而且内心发生厌恶。我对于此时的原则争论也没有兴趣，因为此时这种争论都夹杂着组织斗争，而且是为了组织斗争而牵强附会的。在这长久的“协议”期间，我几乎不闻不问。我埋头翻译能赚钱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直至最后“无产者社”内部分裂，双方倾向都已明了之时，我才下决心出来干涉，从此自己也积极投身于这个斗争漩涡中了。
① 当时四派都自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不自称什么“社”是别人称的，
协议委员会中“无产者社”第一任代表是马玉夫和吴季严，他们回来报告，都说其他三派的人没有统一诚意，我信了他们的话。其他三派的人，我没有一个认识，他们以前既然不认我们为反对派，现在勉强奉托洛茨基命令进行协议，自然会反对统一的；至于我们方面的人，则我自己认为有统一必要，别人相差不远，也必认为有统一必要。何况，资深告诉我说，我们从旧党分出来的一点基础天天在涣散，如不统一，不久整个组织都会名存实亡了。独秀自己也很着急。我确知他在希望统一。托洛茨基来信后，“十月社”和“我们的话社”都曾派代表去见他。他向我说出他的感想。他说：“我看见这些青年人，如同五四时候和五卅时候看见的青年人一般，都是朝气蓬勃的。”他的话一方面也是表示他对于旧的干部的失望。这些经过了一次革命的人，此时都是暮气沉沉的了。我不满意他们，也不满意自己，而希望新的同志能使我振作起来。可是最后我发现没有统一诚意的，主要不是其他三派的代表，而是我们自己的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受彭述之指挥，统一的最大障碍乃是彭述之。
陈独秀一向鄙视内部组织上的阴谋诡计，我们看他从武汉时代到第六次大会时代在正式党内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彭述之则不然。他有领袖欲。上面我已经说过，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并非从群众斗争当中造成的，而是依靠一些组织上的手段。在莫斯科二三十个中国学生之中，他用那有名的“旅莫支部”训练法来造就和保持他的领袖地位。回国后，国内同志看他做国际派来的代表，他也以此资格加入主席团，而且取得陈独秀的信任。以后，他就紧紧抓住陈独秀，挟陈独秀以自重。“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有一个时期，即他一九二五年从医院出来以后和秋白一九二七年提出自己意见以前，他竟如此狂妄，认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就是他。那时蔡和森在莫斯科。主席团只有四个人，彭述之说：“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平心而论，陈独秀不用说，其他三人和森，秋白，国焘，能力都比他高。主席团五人中他是最无用的。到了武汉，他轻而易举地被人推翻了。若飞，乔年，在党内团结核心，进行抵抗，但对他都无好感。他下台后愈加抓紧陈独秀。尹宽得到反对派文件以后，要同独秀谈话时，必须通过他，而且每次都有他在旁，因为尹宽不能直接到独秀家里去。彭述之必须依靠陈独秀才能恢复他的领袖地位。
四组织统一问题发生后，我们注意的是：各人的政治意见在原则上能否一致。彭述之及他影响下的几个同志则注意另一个问题：怎样统一。“我们的话社”是反对派正统，托洛茨基提议协议的信未曾寄来以前，“我们的话社”只能容许这些“觉悟了的机会主义者”分别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有去取之权，此外没有什么“统一”问题可言。这种方式，彭述之听也不愿意听。托洛茨基来信以后，“我们的话社”降低身份同其他三派相等了，四个组织要统一为一个新的组织，无所谓正统和非正统。可是这个方式，彭述之也不愿意。他轻视和不信任其他的组织，事实上是他知道这些青年同志大多对他没有好感，在统一的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他不敢提出以“无产者社”为正统的主张，只好设法延宕和破坏这统一谈判。
这个情形，我们是经过好久才看出来的。尹宽虽不是代表，但认识其他三派中许多人，常同他们往来，他发现我们的代表的报告不合事实，他看出彭述之坚决反对团结。有一次，他瞒过彭述之，约了独秀去他家里谈话(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把种种情形告诉独秀，于是独秀彻底觉醒了。开常委会议时，他坚决主张召回马玉夫和吴季严，而自己同尹宽二人代替他们去代表“无产者社”出席协议委员会。从此统一谈判就一帆风顺了。
陈独秀一经觉醒，立即同彭述之决裂，连私人间的友谊也不存在了。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过分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去。现在他对于彭述之的厌恶恰好同过去的信任一般，流于过火。何资深议论彭述之，说他是个“纸老虎”，表面张牙舞爪，戳穿之后是空无所有的。独秀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纸老虎里面不过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从此以后，“无产者社”常委每次开会必定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陈独秀，尹宽，何资深是赞成统一的，彭述之，马玉夫是反对统一的，罗世藩态度如何，我不能说确定的话。如此情形一直继续到统一实现，“无产者社”组织自然消灭时候为止。
这两个老朋友决裂了。我第二次入狱后，彭述之又升为领袖，再与陈独秀合作，但已无友谊存在。两人被捕，入狱，以至释放，中间闹了许多无聊的私人的纠纷。陈独秀不愿意提起这些纠纷，我出狱以后看他，他始终不提起彭述之。王文元在汉口曾有一次向他提起彭述之。他说：“这个人，还提他做什么!”，反之，彭述之则津津乐道他在狱中和独秀的冲突。一九四0年，我在上海看见他，他就向我提起好多次。他不惜以丑恶不堪的话诋毁陈独秀，而且把这种无聊的私人纠纷说做他的正确路线和陈独秀的错误路线中间的冲突。陈独秀死讯传到上海后，彭述之写了一篇文章丑诋他，又写了一付联语骂他，其中有“晚节不终”一类的话。
“无产者社”在常委中赞成统一的人占多数了，但在各支部中反对统一的人仍占多数。各支部的人，一部分是蔡振德和马玉夫从正式党中上海的组织分出来的，一部分是过去的干部在上海或外省做工作的，他们拥护陈独秀，但大多必须经过彭述之去拥护陈独秀。此时，蔡振德消极了，马玉夫和彭述之都反对统一。旧干部里没有人信任尹宽。尹宽是个聪明人，无论在思想和行动方面都比彭述之敏捷，但他有一种犬儒主义，其实无害的犬儒主义，为了应付别人的少些，为了卖弄自己聪明的多些，可是人家因此不喜欢他。彭述之容易把统一和不统一问题说做他和尹宽之间的争执，于是为了反对尹宽原故，好多人就反对统一。
自从托洛茨基来信提议设立协议委员会起直至此时，这几个月中间，我都是站在一切纠纷以外的。此时常委派我代表“无产者社”上海地方组织去同“我们的话社”上海地方组织谈判合并。我在一个小学内遇着史唐，见面之后才知他本是中央一个印刷厂内的排字工人，这印刷厂属我管理，他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他。他于一九二七年去莫斯科读书，加入反对派，回国后负重要责任。现在他问我：“这几个月争论中，为什么没有听到人家提起你的名字?”我不记得拿什么话回答他。但从此以后争论中也有人提起我的名字了，因为我坚决赞成统一了。“无产者社”各支部赞成统一的人渐渐占了多数，他们选举统一大会代表，其中有陈独秀也有我。陈独秀当选是当然的；彭述之，马玉夫没有当选也是当然的；最坚决赞成统一的尹宽没有当选似乎有点奇怪，但这是证明人们虽然赞成统一，仍是反对尹宽，认为尹宽假借统一问题来排挤彭述之。没有人怀疑我有什么私人野心。
在这协议过程中，“我们的话社”也分裂了。梁于乔一派基础在广东，区芳一派基础在上海，有好多在上海加入的反对派。此时区芳监禁在漕河泾狱中，代表这派来参加统一大会的，就是在上海加入的宋敬修。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在大连湾路新租的一幢弄堂房子开会。
协议委员会将布置会场责任完全付托于“无产者社”，“无产者社”又把这个责任付托于何资深。李仲三拿出一件猞猁皮袍，我拿去当得二百多元，做大会经费。何资深调了工人同志王芝槐一家人做这幢房子的二房东。王芝槐本人也是“无产者社”一个代表。各派其他的代表三五人一群，分头集合，然后由人带领到会场去，一进门之后即不能出来了，直至三日或四日散会时。只有一个人可以出门：陈独秀。
代表人数已不记得，想得起来的，“无产者社”有陈独秀，江常师，蒋振东，王芝槐，我；①“我们的话社”有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四个香港工人；“十月社”有王文元，濮德志，宋逢春，罗汉；“战斗社”有来燕堂。其他三派代表，我都是第一次见面，无产者社代表蒋振东也是第一次见面。
① 协议委员会计算各派人数，最后决定“无产者社”和“我们的话社”各增加大会代表一人，“无产者社”决定派彭述之去，开会后二、三日，他才到会(或未到会)。——作者注
各种决议案都是协议委员会起草好了的，各派重要人物都已同意，这些人大多数在代表之列，因此几乎没有什么讨论。我只记得，讨论政治决议案时，我曾起立发言，而且同人辩论。问题是关于政治稳定和国民会议之间的关系的。从一九二九年到此时一九三一年，经过两年了。近几个月各派又有很激烈的辩论，口头的和文字的。大家都有进步了。《我们的话》已经不说：目前恢复了革命高潮。大家都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治上已相当稳定。但这稳定能持久么?我认为是能持久一个较长时期的，我而且把我们的国民会议主张建立在这个政治稳定之上。这个见解受人反驳，反驳的：我记得有梁干乔和宋逢春。他们的理由，则不记得。
最后一场会议是选举。有些人对于这场会议特别有兴趣，往往大会是为选举而开的。我不记得当时一共选举几个中央委员。陈独秀和王文元得票一般多，两人都得到全体代表投票。其他的人得票参差不齐。最末当选的有二人：彭述之和梁干乔，得票一般多。重新举行投票，结果彭述之当选了。梁干乔落选出人意外。后来陈亦谋说这中间有误会，因为香港四个工人不晓得梁干乔，只晓得梁大慈，因此没有投票。
协议委员会已经决议统一后，彭述之还在进行反对。他“代表下层反对上层勾结”。独秀说：“别人代表下层还可以说，彭述之代表下层就有点不像了。”虽然如此，大家还是觉得麻烦的。我说：“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只消保证他选举时定有中央委员位置，他就不会反对了。”尹宽和何资深都斥我胡说，都说我把政治问题和彭述之本人都看得太简单了。我说：“政治问题，我也许不懂，但彭述之，我是了解的。”五月一日开了会，独秀回去，资深交给他述之写来一封长信，其中述之斥此次统一为“虚伪的”，“无聊的”，及其他难听的话。他声明：“他誓死不承认。”可是他不知道居然能当选为中央委员了。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开会时，他来出席，独秀拿出他这封信给大家看，看完之后当面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么?”我清楚记得他坐在床边，满脸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结果我出来打圆场，免除了他这麻烦的答话。事后，何资深骂我，说我姑息养奸，说我政治上不坚决。他认为像彭述之这种人应当彻底打击下去，而这封信是打击的好机会。我说：“他已经够受了。”反之，资深承认开会以前是他错的，当时他认为我把彭述之看得太简单。但尹宽没有同我提起这个问题，不知道他有什么感想。
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开会，选举了五个人成立常务委员会：陈独秀，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我。分配职务：陈独秀书记，陈亦谋组织，我宣传，王文元党报，宋逢春秘书长。
这个领导机关成立不久，刚刚开始认真工作时候，就被破获了，除陈独秀以外，全体常务委员会被捕。相隔二年，我第二次入狱了。这次没有第一次那么惬意。二年前，我在狱中关了四十天，这次就关了六年零三个月，直至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炮火之下准备放弃首都南京时，才得出来。
作者补注
本书出版后，我仔细看了一遍，随手作几条补注，借以说明问题或订正误记。
补注一(162页，25行)——此文名《宪法与孔教》，作于1916年1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3号，所引二句应作“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补注二(179页，2行)——友人某君对蔡和森思想发展有研究，认为他在国内及初至法国时是墨翟主义者，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派学说来研究；到1920年法国社会党在都尔大会上宣布加入共产国际并改称法国共产党以后，他才确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补注三(189页，24行)——此处回忆有误。黄齐生比我先到木棚居住。
补注四(205页，19行)——事实是陈独秀在五四示威以前就解除了文科学长之职。
补注五(231页，14行)——这里，我把1922年的西湖中央会议和1923年的第三次大会混合起来说了。陈独秀反对加入国民党是在西湖会议上，到第三次大会时他已被说服不再反对加入国民党了。
补注六(265页，9行)——延年初次从广州来上海，似非在廖仲恺被刺以后，他从广州来上海有好几次，这里所记是综合几次而写的，在我的记忆中分不清楚。此外，他第一次来上海的时间可以从《民国日报》寻马道甫的广告栏内查得出来。
补注七(284页，17行)——罗明纳兹是自杀的。罗明纳兹起草的八七会议文件叫做《告同志书》。
补注八(325页，5行)——李季达不是与李大钊同时牺牲的，他在李大钊死了半年后才在天津被捕，牺牲。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