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应该为光绪这位反传统的勇士留有一席之地。他宣布，选拔任用官员不以诗才之高下、楷法之优劣为标准。对文人学士来说，这有些太过分了。他们不禁感到阵阵的凉气直透脊背。他们声称，果真如此下去，恐怕不久皇上就要让子民剪掉辫子，扔掉筷子了。——罗兹·维尔德曼《中国的开放》
光绪皇帝登基那年，一场灾难降临到北京城里：皇家最大的庙宇天坛因遭到雷击而倒塌了。中国的真龙天子登基、祈求丰年和拜谢天恩都在天坛。天子在此祈祷，代表的是他的臣民，是作为一国之君祈祷的。他是为国家祈祷，而不是为他个人祈祷。天坛不设供膜拜的神像。天子的祈祷直接传到上帝（中国人称“上天”）那里。上天指派君主统治国家，指派亲王主持正义。光绪登基那一年，上天没有降雨，却晴天来了一个霹雳，摧毁了供天子祈祷祭祀的天坛，对此百姓无不感到惊愕。
女人们个个脸色苍白，男人们见面打招呼时都心怀忧惧，教四书五经的老夫子们在提到此事时也压低了声音，所有这些都表明人们对这场灾难是多么的关注。一个女人把一个小男孩扶到了宝座上，这个小男孩就成了皇帝。小皇帝和刚刚宾天的同治帝同属一个辈分，他不能把同治帝作为先祖来拜祭。这一切对小皇帝及大清国都不是好兆头。但就是在这些凶兆中，光绪皇帝登基了。
在光绪皇帝做傀儡皇帝的九年当中，一连串可怕的天灾人祸降临到大清帝国的头上。久旱不雨，连年饥馑，洪水泛滥，甲午海战中败给日本，欧洲列强瓜分中国国土，英文报纸上每天登出的介绍中国港口的社论，更是吸引外国列强蜂拥而至，纷纷来瓜分中国的国土。不仅如此，光绪皇帝当时没有子嗣，而且他以后给大清帝国的皇位生一个继承人的希望也非常渺茫。
在中国，时辰、季节都有讲头。大年初一发生的不祥之事往往预示着灾难。我的一位姓陈的中国朋友，违背母亲的意愿信了基督教。他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大年初一出生。女孩出生后，他母亲连连摇头，面露不快之色，说必定有灾祸降临陈家。他的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孩子出生后，他母亲仍然摇头，连连叹息说，头一胎是大年初一出生的女孩，需要生好几个男孩才能扭转一家的霉运。后来，他一口气生了五个男孩，老太太才安心下来。
1898年大年初一的那一天，中国境内出现了一次日食，对光绪皇帝来说，这又是一个凶兆。那年夏天光绪开始维新变法。九月慈禧太后重新回宫训政，光绪被囚禁，不能再主持国事。上朝时他与慈禧并排坐在一起，俨然这个朝廷有两个皇帝。大臣们言事时，光绪坐在那儿一声不吭。有时候慈禧用胳膊暗示他讲话，光绪也不过是只言片语。光绪被囚禁的地方曾经是他的冬宫。一连几个月光绪被软禁在一个叫瀛台的湖中小岛上。那个金碧辉煌的宫殿对他来讲像是一个囚笼，慈禧太后派来的太监日夜轮番看守着他。慈禧太后命令手下的太监轮流值班，惟恐其中有人同情光绪的不幸，想办法帮助光绪逃跑。每天太监换岗时，连接瀛台与湖岸的板桥就被撤除，光绪只能在囚笼一样的宫殿里走动，偶尔还可以到莲花湖南面的平台上坐坐，等待着，盼望着。或许他在期望着他给康有为的密谕能够有个结果。在这份密谕上他写道：朕的心情之悲苦，非笔墨所能形容也。汝应即刻赴外国避难，日后设法救朕。
光绪的幽禁生活是否影响到他的身体，我们说不好。但在光绪被幽禁之初，慈禧就对外宣称皇上龙体欠安。当时北京的官报经常登载光绪健康每况愈下的消息。北京城里一时谣言四起，都传言光绪病重。刚开始传言是淋症，接着又说是腹泻症，后来又说光绪患有咳嗽症。有人问起光绪的病情，人人都说是从内务府太医院传出的消息，因此确凿有据。洋人们也开始担忧起来，认为慈禧准备废黜光绪。清政府迫于洋人的压力，只好让法国使馆的医生进宫为光绪皇帝检查身体。
医生说，皇上的病只需要新鲜空气及适量的运动便可医治，并请清政府放心，皇上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病，无需惊慌。此后，我们再没有听到所谓“龙体欠安”的消息。
这场宫廷政变发生后不久，宫中的一个太监一天跑到我家来，脸上被划得一道道的，流着血。他跑到我面前，一头叩地，求我救他一命。我问他到底出什么事了。
“让我入教吧！”他求我说。
“你为什么要入教？”
“我得活命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边说边拉他站了起来。
“您认识那个来买书的小太监吧？”他说。
我告诉他我认识那个小太监。
“他是我朋友。太后把他赶出宫，还让人放火烧了给皇上买的那些书。我也有灭顶之灾。让我入教吧，这样还可以保住性命。”
我只能告诉他，教会是不管这些事的。我们又谈了一会儿，他只好走了。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日复一日，光绪被幽禁在孤岛上，在北京的官报上，他看到自己所热心的变法维新被威严的姨母大笔一挥，就烟消云散了。不仅如此，那些宣布废除变法的上谕都是以他的名义颁布的。到了春节，慈禧太后放出了光绪，让他接见外国派往大清帝国的外交使节们。
到现在，光绪所颁布的变法诏书中只有一条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设立了京师大学堂以及各省和地方学堂。因此，也难怪他只有沉默寡言、沮丧失望的份儿了。至于慈禧太后给光绪这点儿自由，是否先要光绪答应她如何如何听话，我们就无需猜测了。
除了普鲁士亨利亲王外，慈禧这段时间从未接见其他外国使团。光绪接见过外国派往清廷的使臣后，慈禧决定会见这些外交使臣的夫人们。至于此举之动机，我们很难猜测。
可能她想了解一下这些国家如何看待她。外国公使们觐见过他们的“亲密朋友”光绪皇帝，而现在光绪皇帝又被慈禧易如反掌地赶下了台。或许她想通过这种外交方式，让外国人多少能承认她一国之君的地位，至少她可以了解一下外国人对她有什么看法。
毫不夸张地说，这次会见极为成功。慈禧会见的七位夫人都被她优雅的礼节所折服。慈禧端起茶杯，向客人一一敬茶，她让她们相信大清帝国的慈禧太后和公使夫人们是一家人。直到慈禧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这一想法。马丁博士曾说：“在发生宫廷政变之前，慈禧太后都是以思想进步而闻名国外的。”丹比上校说：“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在本书的第一卷里所提到的清朝的进步，主要得益于慈禧掌握这个国家的权力，而且她本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在宫廷政变发生之前，她的臣民都认为她很慈善；外国人都认为她很公正。”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被迫逃跑，后来战事平息，她又回到北京。从感情方面讲，人们希望对慈禧1898年到1900年的所作所为忽略不计。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历史不会忘记她在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记住，慈禧之所以这样做实在是迫不得已。一方面，她迫于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她认为义和团可以帮助她对付外国列强；另一方面，她又希望能够保住大清帝国。
慈禧囚禁光绪后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出重金悬赏捉拿康有为，死活都要。康有为没有捉到，却捉住了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其他五位志向高远的变法志士。九月二十八日康广仁被斩首时，他高喊：“断头何妨，自有千百万仁人志士继续我未竟之事业。”我的一位中国朋友看到“戊戌六君子”被押送法场的场面，告诉我：“那场面简直难以形容。”据史密斯先生说，六君子就义时，个个都痛骂慈禧太后及顽固势力。
我在前面提到光绪变法之时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致使礼部六堂官全部被革职。这一事件也间接地导致了光绪下台。就在王照给光绪上书前不久，他还到我家里来过，请我夫人去给其母看病。后来，他母亲病愈，王照就送母亲到上海休养。宫中政变时，王照未能及时逃离京城，便藏了起来。几天以后，一辆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马车赶到我家门口，王照从车上走了下来。看到他还没有离开京城，我们感到很吃惊，便问：“慈禧太后已经停止捉拿维新人士了？”
“还没有。”他说。
“那她现在在干什么？”我又问他。
“她派人杀了一些维新人士。有些人被驱逐出了京城，还有些人不得已跑到国外去了。”
“这些事皇上知道吗？”
“当然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他怎么会不知道？”
“皇上现在被软禁起来了，日子更不好过了吧？”
“对呀。”
“京城里人心惶惶。听说还要废帝。你怎么看这件事？”
“说不好。皇上在宫中除了珍妃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朋友。有人告诉我，说珍妃现在和皇上一样，被太后囚禁了起来，派人严加看管。当今皇后又是太后的亲侄女，自然站在她姑妈的一边了。太监们也都是为太后效劳的。太后召见的大臣也都是些顽固守旧派。有些顽固派根本没见过皇上，但是我想现在出入宫里的都是反对皇上的人。”
“你是说，皇上这些日子根本就没有见过以他的名义颁布的诏书？”
“对。这些诏书全都是慈禧太后和顽固派拟定的，皇上根本就不知道。”
“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只要情况允许，我要尽快离开京城去上海。”
还没到过年，慈禧就在某些大臣的鼓动下，又选了一个新皇上。我们认为，慈禧此举实非本意。这里有几个原因。首先，被选中的大阿哥是极端顽固守旧的端郡王载漪之子。慈禧此时实际已把自己交到顽固派手中，选中大阿哥当然是顽固派的主意，而不是慈禧的主意。慈禧本想通过把自己的外甥载湉推上皇位，为他们叶赫那拉家族光宗耀祖。没想到，因光绪和同治辈分相同，无法像祭祀先祖一样拜祭同治，因此也无法合法地继承皇位。其实，这种情况从历史上讲并非绝无仅有，但慈禧仍感到这是一种羞辱。
如果说慈禧感到了羞辱，那么被幽禁的光绪皇帝就更应该感到羞辱了。因为他眼睁睁地看着一道上谕以他的名义颁布了，上面写着由于没有子嗣，他请求皇太后选择合适的人选继承先帝同治的皇位。这样他本人将不复存在于大清帝国的帝王之列。此外，慈禧回宫训政，再次掌权后不久，就开始启用一些有进步思想的官员，不再重用顽固派。当然荣禄是个例外。慈禧后来还决定将端郡王之子撵出宫去。她临死前决定她妹妹家的孙子作为光绪帝的继承人。她降懿旨宣布如下：
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子嗣，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乘大行皇帝之祧。钦此。
所有这些都与慈禧的性格和一贯的做事方式相一致，当然她一生中最后两年的时间除外。1899年光绪皇帝被赶下皇位以后几周之内颁布了很多法令，预示着不久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会取代光绪成为大清帝国的皇帝。北京的外国公使们又坐卧不安起来。他们担心光绪将不久于人世。他们对自己的忧虑毫不隐晦。他们强烈要求春节时能觐见皇上。于是被幽禁的光绪再次被暂时放了出来，坐在龙椅上会见这些外国使节。这些人的夫人们又要求觐见皇太后，但被拒绝了，因为慈禧正忙于国事。她现在考虑的是能不能和义和团联合起来把洋人赶出去。
一位亲王的福晋告诉我夫人，慈禧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召集了所有世袭的皇室亲王进宫共同商议此事。她把他们叫到眼前，光绪和醇亲王载沣站立在慈禧的身边。慈禧向他们重申了洋人如何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如何如何瓜分大清的国土。接着她又说，我大清帝国有义和团这样的爱国勇士，自称刀枪不入。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否和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勇士联合起来，将洋人赶出大清的国土？
大阿哥溥俊的父亲端郡王没读过多少书，十分迷信，对洋务方面的事情一概不懂，这时他第一个开口讲话了。他说：“臣见过义和团拳民操练，也听过他们念咒语。臣以为他们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他们能打败洋人，把洋人赶出我大清国土，永不敢再来侵犯。这样我们就可以除掉洋人了。”
慈禧接着又问其他亲王如何看待此事。这些人中多数对洋务都一窍不通，因为未来的皇上溥俊的父亲端郡王以为义和团抵抗洋人的决心很大，他们也不好说出反对意见。惟有肃亲王极力反对载漪的意见。肃亲王性格刚直，深通洋务，遇事有自己的见解。他说：“那些义和团拳民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的头领又是何许人也？他们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怎能指望他们去打败洋人？”
端郡王说：“他们的咒语一念，天兵天将就会从天而降。”
肃亲王认为这些迷信的东西过于幼稚。他又和端郡王争论了一番。慈禧告诉他，她曾让义和团在宫中操演，亲眼见其英勇无比。肃亲王这才不敢做声了。
慈禧又问其他亲王有何见解。这些人看到端郡王刚才那个样子，有的默不作声了，有的则表示赞成端郡王的意见。最后，慈禧又转过身来问庆亲王。庆亲王比这些年轻的亲王都要圆滑一些。他说：“臣以为此事极为冒险，当不用此计为上。若太后决心已下，与义和团联合起来抗击洋人，臣必当尽心竭力效忠太后。”
这样，我们就不再纳闷，慈禧为什么竟会愚蠢到任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为什么做了二十五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头脑的庆亲王在如此重大的国事上竟然会被驳得默不作声了。
据我夫人认识的那位福晋讲，当时慈禧并没有让光绪发表意见，可后来光绪听到义和团得胜时却哭着离开了房间。
这以后，慈禧又接连在宫中召开了两次类似的会议。每次会议上光绪都恳求慈禧不要把矛头指向所有的国家。他说，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军事力量上，洋人都胜过我大清。
况且洋兵洋将一向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远胜过我们。倘若我们让义和团去对付洋人，我们注定会失败。而且一旦我们战败，就永远无法再和洋人去讲和，我们大清国土将会被瓜分殆尽。但是，慈禧对光绪的恳求置之不理。会议结束后，光绪只得回到瀛台。此后的两个月内，他只听见外面的枪声、炮声和爆竹声，那是义和团在演习。他们似乎是想通过这些声音将洋人消灭掉。光绪曾广览西书，此时的他有一种预感，那就是这一切最终只能给他的臣民带来灾难。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后，光绪从他被幽禁的瀛台放出来，在慈禧的强迫下，匆匆逃离了清宫。
光绪看到他那一向以威严闻名于世的姨妈此时已剪掉了长指甲，穿起了蓝布袍，钻进了一驾普通的马车。我们可以想象光绪此时心里在想什么：你那些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拳民到哪里去了？当初如听我一言相劝，又怎会有今日？当初如果不是你下令处死许景澄、袁昶，又怎么会有今日？你那些死抱祖宗之法不肯变通的大臣们都到哪里去了？你能指望他们做国家的栋梁之材吗？
慈禧挟光绪逃到西安后，仍然以光绪的名义公开降谕。
后来局势稳定下来，八国联军强烈要求惩治仇视洋人的端郡王载漪及其子，要求将载漪流放。我们本以为这时候光绪该重新坐上他的龙椅了。然而，让我们失望的是，清廷负责外交礼仪的官员竟然制定出这样一条规定：“同西方国家一样，允许皇上和外国使节进行例行的会晤。”到1902年当慈禧又挟持光绪皇帝回到北京时，光绪仍然是一个被幽禁的皇帝。
很多书都描述过慈禧会见洋人的场面，都提到“光绪坐在慈禧旁边，只是坐得稍低些”，至于其中的原因，大家都不清楚。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只是洋人当时都不知道光绪就是在宫中受囚禁。洋人只看到光绪坐在宝座旁边，却不能同他讲话。大臣们的话通过跪在地上的大臣传给慈禧，而慈禧问话时，答话的也往往是这些跪在地上的大臣传给其他大臣。
尽管光绪身体状况良好，但似乎没人理睬他。慈禧依然不让光绪参政议政，依然教他“如何处理国家大事”。
我夫人告诉我，她曾多次见过光绪皇帝，并在一起待过几小时。每次入宫，她都看到光绪陪同着慈禧，但并不是站在慈禧旁边，而是在慈禧身后几步。慈禧坐下的时候，光绪也总是站在慈禧身后几步远。除非慈禧示意让他坐下，否则他从不自作主张自己坐下来。光绪身体瘦削，但相貌堂堂，身穿朴素的青色长袍，一副落落寡欢的样子。他站在那些趋炎附势的太监、衣着华丽的宫女以及珠光宝气的慈禧中间，简直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光绪用沙哑的、颤抖的声音对底下的大臣说话时，这些大臣虽然跪在地上，头却并不着地。谄媚的太监见到光绪并不下跪。相反，我夫人曾经几次看到光绪让那些巴结慈禧的太监给挤到墙边。据宫中太监讲，幽禁光绪皇帝的瀛台三面环水。冬天，湖面结了厚厚的冰，有时光绪想踏着冰出来走走，往往被看门的太监拦住。光绪在幽禁瀛台期间常常到太监的屋里，有一次他在桌上看到一本《三国演义》，他拿起书看了几行，然后就把书扔往地上，长叹一声说：“朕连汉献帝也不如啊！”
有一次，我在宫里看见一个太监在光绪前面走。这个太监很自负，根本就不理睬光绪。光绪把手放在这个太监的肩上，轻轻地让他转过身来，这样他就能看见面前站的不是别人而是皇帝了。光绪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怒气。他看了看这个太监，很和善地笑了。那笑容很是凄惨。我本以为这个太监会给皇上跪下。没想到，他只是稍稍向左动了动身子，没有给光绪下跪。在宫中，除了洋人与光绪见面或道别时会给他下跪以外，我没见过其他人给光绪下跪。而宫中的太监、朝廷的大臣们每次见到慈禧，与慈禧讲话时，都要给慈禧下跪。这简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第一次见到光绪后，他那双悲凄又充满渴望的大眼睛在我脑海里萦绕了好几天。我无法忘记那双眼睛。于是我决定如果有机会我要对光绪说几句话，告诉他：洋人都盼着他能继续变法维新。但是，慈禧把他看管得很严，我根本找不到机会和他说话。我在宫里的时候，发现光绪从不和来访的客人说话，也不和慈禧、宫女以及其他侍从说话。
有个大臣告诉我，一次觐见结束后，慈禧和光绪从上面走下来的时候，慈禧和大臣们攀谈起来。由于光绪当时站在他们身边，就和一位大臣讲了几句话。谁知，慈禧竟立刻停止了和另外一位大臣的谈话，替光绪回答起来。
有一次，殿上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都安安稳稳地坐着，光绪还是站在慈禧的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慈禧谈起义和团的事来，不停地惋惜当时不得不剪短她的长指甲，她爱吃的糖葫芦也吃不到了。光绪站在她身后，无法插言，慢慢地有点儿不耐烦了，就悄悄溜到角门，从角门走到了戏园子里去了，恰好戏园子里正在演戏。过了好一会儿，慈禧才发现光绪不在了，脸上立刻露出焦虑的样子来。她转过身以命令的口吻问大太监李莲英：“皇上哪儿去了？”太监们立刻忙碌起来，东奔西走，四处打听皇上的去向。过了一会儿，有太监回来禀报说皇上在看戏。这时慈禧脸上的焦虑才像乌云见到太阳一样消失了。但戏园子里又多了几个慈禧的太监。
据说，慈禧有时也和光绪一同用膳。每到此时，慈禧总是让光绪跪在饭桌旁，赐给他什么，他吃什么。光绪并不想要这种“殊荣”，但是因为害怕得罪老佛爷而不敢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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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晚清政治舞台上的醇亲王
今天大清国摄政王载沣举行西式宴会宴请各国公使。公使们是到这里参加光绪皇帝的葬礼的。出席宴会的满清官员中有曾任外务总理大臣、现任海军衙门总监督的庆亲王，曾做过农工商部大臣的庆亲王之子载振，肃亲王以及其他一些清廷要员和皇室贵族。宴会结束后，各国公使一致表示，摄政王的风度气质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日快报》
鉴于新立的皇帝溥仪尚未成年，将其父载沣任命为摄政王在当时看来无疑是最为明智的选择。首先，载沣是先帝光绪之弟，对光绪于1898年发动的变法持同情态度。光绪自己没有子嗣。如果让光绪自己指定继位人选的话，他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让溥仪继位，不让载沣做摄政王。因为他对其他亲王都不可能像对载沣那样信任。在光绪皇帝看来，只有载沣才能将他的变法胜利进行到底，因为载沣同情他的变法，载沣比其他任何人都有可能将他的变法继续下去。
再者，我们部知道，不管圣谕上是怎么写的，这个摄政王实际上是由慈禧任命的，因此醇亲王也能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因此，如果有人认为慈禧身边的大臣全都是守旧派，那就大错特错了。满清政府中有各种各样的维新派，也有各种各样的守旧派。但是，尽管如此，慈禧身边的很多极其聪明的各类人物以及朝廷高官大员既不属于激进的维新派，也不属于极端的保守派。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慈禧拉拢的正是这些人士，其中有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庆亲王以及朝廷其他一些官员。正是这些人同慈禧在一起，用十年的时间，将光绪皇帝曾经试图在中国推行的变法措施付诸实施。他们靠的是政治家的手腕，而光绪皇帝和他手下年轻、激进的谋士们则试图用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改变中国。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摄政王载沣不仅能够取得维新派中那些明智人士的支持，而且那些成功帮助晚清度过最后十年艰难国运的人也会支持他。而在晚清这段历史中，极端顽固守旧的人很少，他们的势力也很弱，我们不需要考虑他们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因此，不管是慈禧的意愿也好，还是光绪的意愿也好，亦或他们两人的共同意愿也罢，考虑到各种因素，我们都认为，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立溥仪为嗣，立载沣为摄政王都是最好的选择。
醇亲王载沣是“七王爷”之子，而这个“七王爷”正是咸丰皇帝的七弟，道光皇帝之孙。他人长得端正，二目炯炯有神，常常紧闭着嘴巴，不多说话。他走路时身体挺直，个子虽然只
比一般人略高一点点，浑身上下却透露出一个亲王的气度。
他威严尊贵，聪明过人，话虽不多，但与人交谈时总能找到话题，不至于冷场。他不好闲聊，但与自己的平级在一起时，却也是妙语连珠，非常幽默诙谐。
关于醇亲王的这些特点，还是在已故美国驻中国外交大臣康格上校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体现得最为有意思。康格夫妇将西方的许多社交活动引入北京城，最重要的就是为清朝的王公贵族、朝廷大臣以及格格、福晋们举行宴会。1904年我应邀参加康格上校举行的宴会。同时接到邀请的还有一些朝廷高官王公贵族，其中包括醇亲王载沣、溥伦、庆亲王、胡总督、那桐等人。我坐在醇亲王与胡总督中间。我以前在其他场合见过他们两人，这次算是老相识了。而他们两人更是多年的交情。虽说一个是满清的亲王，一个是汉族官员，他们交谈起来倒也融洽。
当然，我们是用汉语交谈的。我们谈到了修建铁路给中国人带来的好处、进步，因为胡总督是朝廷中负责督办华北地区铁路的高官。
接着我们又谈到了坐火车、轮船旅行未必十分舒服，因为醇亲王曾因公游历过欧洲、美国等地。在晚会上，先是康格上校向中国的皇帝、王公贵族以及皇上的臣民们敬酒致辞。接着，庆亲王向美国年轻的总统、官员以及美国人民致辞，其言谈举止不乏尊贵之气，口才也非常好。敬酒致辞结束之后，客人们又开始互相攀谈起来，也许因为刚才康格少校和庆亲王在致辞中都谈到了年轻的中国皇帝和年轻的美国总统，而我身边的这位胡总督白胡子特别长，坐下来吃饭时几乎齐腰，我于是问他：“请问阁下贵庚？”他说：“老朽已经七十有余了。”
我转过身来对醇亲王说：“胡总督身体和在座的年轻人一样壮啊。”
醇亲王回答说：“正是。十年之内，胡总督还会和现在一样壮实，只是到了那个时候，他的胡子就可以当围裙了。”
正如英谚所云：“歪风也会吹得有人喜。”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是一个再有力不过的例子了。倘若没有此事，也就不会有派醇亲王赴德国向德国皇帝道歉一事，醇亲王也不会有机会去欧洲一趟。如果是这样，这位摄政王爷会和许多满清王公一样，永远不会走出京城以外方圆百公里的地方。
醇亲王欧洲之行所带随从人员之多，也只有中国政府才派得出。随从人员中有在西洋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和译员。同李鸿章一样，醇亲王也有一把大圆扇子，一面画的是东半球，一面画的是西半球。扇子上清晰地勾勒出他此行的路线。
他要经过哪些地方，在哪里稍作停留，都清楚地圈了下来。他十分聪明，沿途城市、港口中值得留意之事，他都一一记住。
听他讲一讲他的所见所闻，对欧洲人的看法，简直是一件乐事。
在那次宴会上，我问他：“醇亲王对德国人和法国人是怎么看的？”
他说：“柏林人一大早起床去上班，而巴黎人傍晚才起床，然后就去戏院。”
这或许有点儿夸张，但是说明醇亲王虽然头次出国，却不像很多第一次出国的人那样只管放开肚皮大吃，对应该留意的事物却视而不见。
从欧洲回来不久，醇亲王就购置了一辆西式四轮马车。
当时，也就是义和团运动后期，多数清朝高官和王公贵族都乘坐这种马车。从那时起到现在，醇亲王经常乘坐这辆马车，他一直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人物。一叶可以知秋，这些小事也应该可以说明醇亲王并不是什么顽固守旧派，会危及国家或阻碍中国的进步。
众所周知，慈禧除了料理国家大事以外，还喜欢为自己的小辈安排婚姻大事。慈禧所赏识的满族官员中有一位十分保守、几乎从不和洋人打交道的人，此人就是近年来十分走红的荣禄。醇亲王早先定了亲，但是他的这个未婚妻在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因害怕洋人而投井自杀了。慈禧就把荣禄第一位侧福晋生的女儿指婚给了醇亲王。而这位侧福晋在荣禄的福晋死后很快就扶正了。
我夫人告诉我：“荣禄的这位福晋大约四十岁左右，人长得很漂亮，很活泼，也很爱说话。有一次她很自豪地告诉我，她的儿子和庆亲王的六女儿订婚了。她接着又说起她的女儿是怎样嫁给了醇亲王，语气中也是带着同样的自豪。她的这一番话，让人不能不联想起晚清势力最大的两个家族。
“我见过醇亲王福晋好多次，一次是我到宫里觐见慈禧太后时，一次在康格夫妇举行的宴会上，一次是和固伦格格一起进餐时，还有一次是与载振的福晋喝茶时，我到很多王府里拜会时也曾看见过她。醇亲王的福晋身量不大，不太爱说话，眼睛又黑又大，当她凝神看别人时，就越发显得孩子气。她的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她出身那样的家庭，当然人也很聪明。
在这些抛头露面的公共场合里，她自然要表现得非常尊贵、稳重，因为只有她和皇后属于古老的皇室家族，即道光皇帝的后代。她们的家族和慈禧的朝廷的关系十分紧密。正如刚才我讲过的，她虽然身材不高，但是很漂亮。她生性好静，不太爱说话。她很喜欢自己的父亲，对慈禧太后自然也很尊敬。慈禧将她许配给自己喜爱的侄子载沣。慈禧在载沣成婚时对他许诺，让他做摄政王监国。荣禄死的时候，她被慈禧请进宫里，当时她尚在服孝期间。她脚穿青鞋，那是满清女子在服孝时穿的一种鞋。
慈禧问她：‘为什么穿着青鞋进宫呀？’
醇亲王的福晋答道：‘因为父亲刚刚过世。’
慈禧又问：‘难道哀悼过世的父亲比陪伴尚且在世的主子更加重要吗？’
“从此往后，醇亲王福晋即使尚在服孝期间，每次进宫，也必定换上红色鞋子。以慈禧的尊贵和地位，任何人都必须对她毕恭毕敬。慈禧本人对此也十分在意，不能容忍任何无礼或冒犯。”
我们可以推断，既然慈禧答应醇亲王为摄政王监国，她就会尽自己所能给醇亲王安排一个位置，而且这个位置不能让醇亲王有失脸面。同时慈禧也希望醇亲王能够继续实行自己过去十年一直奉行的政策。因此，在所有有外国人出席的场合，只要是让一位亲王代表清廷出面，慈禧必定要指派醇亲王前往。我在前面讲过，正是因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醇亲王才有机会出国见了一回世面。还有一点东西需要做点补充。
克林德公使被杀一事是由广东传开的。事发三天前，一家纽约的报纸就刊登了这则新闻。这说明，克林德被杀是事先由
朝中大员事先预谋的，可能是端郡王或其他亲王，也可能是义和团首领。因为，德国当时已占领了胶州湾，并强迫清政府允许德国人在山东省境内开采矿山、修筑铁路。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由清政府出资，在克林德被杀的地方建造了一个巨型石拱门来纪念克林德。北京的各国公使馆中的外交使节还有他们的夫人、孩子都参加了落成仪式。到场的还有很多代表中国官员，有的代表当地政府，有的来自清朝的中央政府和和外务部。慈禧太后派醇亲王参加落成典礼，并由他亲自洒酒祭奠。不管他是否喜欢这样做，醇亲王还是表现出了一个大清帝国亲王的非凡气度。醇亲王双手托着一个中国古代祭祀时用的三角酒杯，那桐把酒从一个造型独特精美的大酒杯中倒进了醇亲王手中的酒杯。醇亲王似乎是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是我所见到的惟一一次。我还听说了另外一件事：中国人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建造这个石拱门，不是为了纪念克林德，而是为了纪念杀死克林德的人。
我们都知道，义和团毁掉了所有跟西洋建筑风格沾边的建筑，不管是中国人建的，还是洋人建的，是基督教堂还是非基督教建筑，也不管是使馆，还是商人、传教士的住处。在北京重建各国使馆及教育机构时，自然有很多落成仪式。许多清朝官员都出席了这些落成仪式，但我记得只见过醇亲王一两次。我认为，这都是慈禧太后的主意。自从她决定封醇亲王为摄政王以后，就尽可能地给他提供机会去接触洋务。卫理公会多年来一直试图从美国得到一些资助，在中国建一所慈善医院，并与京师大学堂合作创办一所医科学校。然而，他们的想法却不能得以实现。最后，还是负责此项工作的马萨诸塞州的霍普金斯博士同他的兄弟、姐夫商量以后，由他们在美国募捐并最终建起了这一机构。他们这一义举和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精神不谋而合。医院及学校建好以后，很多清朝官员，包括醇亲王及贝勒溥伦都参加了落成典礼。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少校、莫尔主教、那桐、胡总督以及其他一些上了年纪的清政府代表都致了辞。在致辞中，他们对霍普金斯博士慷慨解囊表示高度的赞赏。他们称赞说，为了让中国青年人能接受教育，为了让中国的穷人们能看得起病，霍普金斯先生不仅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还捐献了个人财产。这里，我要说一下，霍普金斯当时是北京城里很多王公大臣的私人医生。
在这些建筑物的重新修造过程中，北方的几所学院合并成了一所联合大学。其中一部分是协和医学院，坐落在哈德门大街，离克林德纪念拱门不过一百码之遥。京城里的有钱的官员慷慨解囊，为学校的落成捐款。慈禧太后派人送去一万一千两白银，相当于九千美元，并指派醇亲王代表清政府参加落成典礼。在落成典礼上，罗伯特·哈特爵士代表洋人致辞，那桐代表清政府致辞。虽然醇亲王在这些场合没有任何公开表示，但他看到在京城建立了如此先进的医院和医科学校，私下里也表示非常满意。
前面我之所以讲述醇亲王种种生活琐事，主要是想说明，和所有清朝的皇帝或摄政王相比，他有更多的机会更好地了解世界。每当机会到来时，他总能抓住机会。他亲自参与了各国公使馆的外交活动，这也许是他在办理洋务的过程中获得的最为重要的知识，因为他必须通过各国外交大臣与外国政府打交道。他曾多次参加教会学校的落成典礼。通过私人接触，他可能也或多或少地了解了这些慈善活动以及从事这些慈善工作的洋人。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可以请贝勒溥伦做顾问。溥伦曾到过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地，与各国外交大臣、洋人的关系之密切胜过了醇亲王本人。
我和我夫人曾经与溥伦及其福晋在美国使馆、溥伦王府参加宴会时都见过面。我们回国时，溥伦夫妇二人还坐着四轮马车前来为我们饯行。这种事情几年前是断不可能发生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清政府的大门已经开放到了什么程度。
总的来说，比起晚清很多统治者来，醇亲王这个摄政王监国更加看好中国的洋务。而他自己在朝廷内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作为光绪的弟弟，他自己又思想进步，他应该得到维新派的支持。作为慈禧选定的摄政王，慈禧手下倾向于进步的官员们又会支持他，而正是这些官员们在过去二十五年，尤其是在光绪皇帝被废黜后的十年，在某一种程度上推行了光绪的变法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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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洋人眼里的紫禁城
最里面的城墙围成了紫禁城，内有皇宫以及其他建筑。紫禁城的城墙不如北京的城墙坚固，也没有那么高。
上面铺的是明亮的黄色琉璃瓦。城墙外面是又深又宽的护城河。从东、西两个城门进去，就可以来到皇上住的地方以及周围一些房屋。这些房屋里住的是守护皇帝的侍卫。——威尔斯·威廉姆士《中国》
自从光绪被慈禧废黜后，在过去十年中常有到北京来的欧洲人问我：“要是光绪皇帝死了，中国会怎样呢？”我总是告诉他们：“那就再把一个新皇帝推到宝座上。”他们又总会接着问下去：“要是慈禧太后也死了呢？”我总是不加思索地回答：“果真如此的话，自然还是皇帝坐宝座了。”在过去的十年中，我的朋友之中竟无一人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而我自己也未曾好好地思考一下：“假如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突然都死了，或者他们差不多同时死了，中国会怎么样呢？”
我承认，就算我以前好好想过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对于那些生活在这座神秘的紫禁城之外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可能从来就不是个问题。朝中的大臣们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上朝，他们犹如幽灵一般穿过一道道虚掩的大门。
对这些和紫禁城一样神秘的大臣来说，慈禧死后或者慈禧和光绪同时死后中国该怎么办也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朝中的大臣们，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派，每天都可能想到这个问题。
如果这些大臣们能够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感激不尽了。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几乎同时病死的消息传出以后，就有人说日本人怀疑光绪之死肯定幕后有鬼。然而，他们也只是怀疑而已。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日本人认真分析过这件事，更没有任何人能揭开谜团。毫无疑问，对这件事应该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但是答案必须得到紫禁城里去找。那里是世界上最神秘的皇室居住地，如果没有皇帝的邀请是从来不能擅自入内的。但是洋人不请自来的时候也是有的，那就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及其臣属弃都而逃，躲到了西安。这样，紫禁城的西半部就对外面开放了。但进入紫禁城需有一张证明，算是通行证，出入紫禁城的前门，也就是午门时，要给把守在那里的身穿蓝色军装的美国大兵出示一下。我运气不错，搞到了一张通行证。
我在进入紫禁城前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一位中国摄影师。我要找一个北京城里最好的摄影师，让他陪我一起进
去，把我想要拍的都拍下来，把他喜欢的也拍下来。
北京城的布局很有规则。南面是汉人居住的地方，方圆十五英里。北面是个四方城，每边各长四英里，总共占地十六平方英里。这个四方城中央就是紫禁城，占地不足一点五平方英里。紫禁城四周是二十五英尺高的城墙，顶部外侧砌漂亮的雉堞墙。城墙底部宽达三十英尺，顶部宽二十英尺。墙外又是一道一百英尺宽的城墙。这座紫禁城里只有一个男人，那就是皇帝，所以汉语中皇帝自称为“孤”。
紫禁城的四面城墙中间各有一个城门。南面是午门，也就是正门，只有皇帝才能从这里过。后门是专供太后、皇后以及宫女出入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后门由日本兵把守。而东西两侧的城门是为大臣、商贾或是到宫里办事的其他人员准备的。
从南到北贯穿紫禁城正中的是一条通道，宽约三百英尺。
在这条通道上，每隔二百码就有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如中和、保和、太和三大殿，这里是举行殿试的地方，还有皇帝和皇后的洞房坤宁宫，御书房、御膳房以及类似的一些宫殿，全都铺着黄色琉璃瓦。游人从满族人居住区的大墙方向望去，把这些建筑物称做宫殿。然而，清朝的皇室并不住在这里。这里是中国的皇帝和朝中大员们早朝的地方。过去五百年间，所有重大的外交决策都是在这里做出的，所有见不得人的交易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假如你半夜随我到前门，城门打开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吱呀呀门轴转动的声音。紧接着就是马车轱辘发出的声音，还有拉车的骡子走在石板路上所发出的声音。这是大臣们坐着
马车来早朝了。假如你和我在那儿多呆一会儿的话，到天刚蒙蒙亮，你就会看到这些大臣悄悄地像幽灵一样钻到车里，盘腿坐在没有弹簧的座位上，回家去了。假如你要问他们早朝干了些什么，那么你也是白问。“大臣们喜欢天还没亮时上朝，却不愿在天亮以后上朝”，或许并不是“因为他们干的都是些肮脏的勾当”，而是因为中国这个国家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就在这一排排的皇宫建筑北面，刚出北门不远，有一座名叫“煤山”的假山，是修建荷花湖时把土搬运到这里堆积而成的。据说，万一京城被围困，这座土山中藏的煤足够整个北京城用的。然而，修建这座假山时最初的设想并非如此，它具有一层神秘色彩。地上、天上、树上、井里、河里，神灵无处不在。
在中国，盖房子、建城市，乃至修坟墓都要选址，选址时要注意周围有东西能阻挡妖魔鬼怪。因此，修建“煤山”时，就要把它建在这些皇宫建筑的北面，以阻挡寒冷、荒凉的中国北方来的妖魔鬼怪。
刚进北门是一座漂亮的御花园，里面有假山凉亭、花草树木，小溪汩汩地流淌着，河底的鹅卵石清晰可见。虽然所有这一切都免不了斧凿刀琢之痕，却也有别样的风致，炎炎夏日有的是纳凉避暑的好地方。御花园的东面是一家小小的皇家祠堂，东西南北，每面都有一个门。每个门前都有一棵很高大的柏树。有些柏树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了。这些柏树从根部往上七八英尺的地方分成两半，这两半再经过一番加工，长成后便形成一道拱门，朝拜者进祠堂前必须先经过这道拱门。在御花园的北面和紫禁城后门的东面是一座漂亮的佛寺，只有
皇室成员才能进去朝拜。佛寺的门口也有一道刚才提到过的那种拱门。这种拱门在颐和园的皇家寺庙中也可见到。和我见到的中国所有寺庙相比，这种拱门可算得上是既独特又奇妙了。不管我怎么大惑不解，也无从知道这其中的由来。
如果你随我登上“煤山”山顶，我就会指给你看皇上、太后所住宫殿。在紫禁城的西北角，有六排彼此平行的房屋，均朝南。北面有景山上的舍利子塔阻挡着妖魔鬼怪。
或许，你愿意随我到皇族居住的房屋去看看。一般来说，女人住的房子比男人的更有意思，所以还是让我先带你去看看满族女人中最了不起的一位——已故慈禧太后的私室吧。
慈禧一人住着三排房屋。第一排是她的客厅及书房，第二排是她用膳和睡觉的地方，第三排是她的御膳房。
不知为什么，在这里你会被你所见到的一切所打动。这里没有华丽的东方色彩，却有一种独特的令人震撼的美，然而这又是一种让你感到十分亲切的美。
慈禧居所之美绝不是语言所能形容的。只有看到墙上的中国五百年前绘画大师的杰作，看到康熙、乾隆时代巧夺天工的宫廷瓷器，看到这些专门为皇室烧制的瓷器精心摆在精雕细琢的中式桌子上、托盘上，看到华丽的丝质绣花门帷，看到那些专为皇上、太后们织成的精美绝伦的挂毯，我们才可能体会到慈禧私室的富丽堂皇和优雅尊贵，才能体会到它的美。
我走进慈禧的卧房。还有人和我一样走进去，坐在慈禧睡过的床上，让朋友给他们拍照。我并没有和他们一样坐下来拍照，因为我不愿那样做。我们摘掉了帽子，静静地站着。
在那里，眼睛看着那张床，充满了好奇和敬佩。绣工精美的窗帘从天花板一直拖到地面，明黄色的缎子褥垫长达十英尺，上面摆放着一个又大又硬的枕头，精致的丝绸床单掀开着，仿佛时刻准备着慈禧太后重返京城。房间的另一面是一张砖砌的“炕”，也就是我们在中国北方寻常百姓家常见的那种床。那是慈禧的侍女睡觉的地方。有时，当这个统治着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女人休息时，她的侍女就像幽灵一样静静地坐在炕上侍候着。房中的家具均富丽堂皇，但又十分简单。没有花草盆景，也没有精巧复杂的雕刻，所以不会招尘惹土。房中摆设简洁，只有两张床，一张桌子，几件简单的墙上饰物，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还有一个大钟，嗒嗒地响着，这也许就是慈禧的催眠曲。
如果莎士比亚能用“带王冠的头是不能安于他的枕席的”来形容他心目中的英国君王，那么莎翁的这句名言更适用于慈禧。在慈禧训政的四十年间，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她总是午夜即起，然后就走进昏暗、阴郁或者是凄冷的宫殿。大殿里多数时候只靠油灯照亮，只有铜盆中的炭火取暖。她坐在珠帘后，谁也看不见她。她就这样坐在珠帘后，听着那些天没亮就来早朝的群臣念他们的奏章。她还得和他们一道商议，写好上谕，送到北京的官报，那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可怜的报纸。这种报纸用活字排版，然后再通过驿站发送到全国各地大小官员的手中，在清朝这样一种少数满人统治多数人的情况下，作为统治者慈禧必须时刻警惕百姓的不满，以及图谋叛乱的蛛丝马迹。而她本人又出身卑微，入宫后最初只是一个妃子，因此还必须警惕那些窥视皇位而且也有可能攫取王位的亲王。此外，她还必须警惕那些远在外省的总督以及掌管军权的军中要人，以防他们图谋不轨，危及皇位。
当年，她丈夫咸丰皇帝逃到远离京城二百里的热河。咸丰驾崩时，她必须确保自己三岁的儿子同治即位，她自己掌握大权。同治死后，她必须再立一个皇上，这样她就能再次训政。即使在光绪成年亲政后，她还以监护人的身份看管着他，以防光绪毁掉她苦心经营几十年的社稷江山。至于最后慈禧不得不废黜光绪皇帝，以光绪的名义重新训政，将光绪囚禁在宫中，把支持变法维新的人或流放或镇压，安抚守旧派，那实在是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但是，在这些难题面前，慈禧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我们可以想象，她那些为数众多的贫苦百姓，虽以砖头做枕头，但一觉从天黑睡到天明。慈禧太后可没有这些平头百姓睡得安稳。
慈禧要做的事数不胜数。她是皇族之母，管理着皇上、皇后、六十个嫔妃、两千个太监以及无数的宫女、侍女。这些人的开支庞大，她必须留意每一个细节。他们吃的东西和其他中国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一点，我是从慈禧太后的一个太监那儿了解到的。这个太监经常到我家里来，替光绪问些事情。他常常给我带来御膳房各种各样的肉食，有时还给我带来一些小吃。
我想让你去看看紫禁城中的三座皇家寺庙。头一座是一座三层的宏伟建筑，位于壮观的莲花湖畔。·大殿中立着一座佛像，千头千臂千手，几乎有一座房子那么高，而且其面颊其手臂皆洁白似雪。
除了这座慈眉善目的佛像之外，殿中别无他物。统治着中国亿万百姓的皇帝就在这里祭拜佛祖。在这座大殿旁边矗立着另一座更加富丽堂皇的建筑。这座寺庙的表面都镶有彩瓦。这些彩瓦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窑场专门为宫廷建筑而烧制的。这些彩瓦是如何天衣无缝地镶嵌在一起的？这些中国建筑很值得美国的建筑师们好好研究一下。第二座寺庙位于煤山西侧，在皇上、太后住的宫殿北面。有一次我从紫禁城穿过，刚好从这座寺庙的后面走过。这座寺庙的圆顶直径大约有十英尺，上面雕刻着游龙戏珠的镀金图案。每逢大旱不雨的年头，皇上都要到这里向上天神灵忏悔，认为干旱完全是由于自己行为不妥所致，祈求上天宽恕并赐雨浇灌干涸的土地。
紫禁城四个角楼的建筑风格和这座寺庙前面庭院中的小亭子的建筑风格如出一辙。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京城里的桑树吐出了新叶。你愿不愿意随慈禧太后或皇后娘娘到景山上的一个寺庙看看？景山位于煤山和莲花湖之间，她们在那儿祭祀蚕神，祈求来年蚕丝丰收。这个寺庙中有一个神祠，里面有一个铜制的裸体男神像，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神像。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洋人可以随便到此参观。他们对殿内的古董十分好奇，已顾不上什么体面，将这些彩瓦纷纷都打碎在地。最后他们关门走人的时候，没有一片彩瓦是完好无损的。
紫禁城里还有一处值得我们去看看。那就是紫禁城中的画廊。很多西方人都知道中国是东方艺术之父。他们知道一点日本艺术，但对中国艺术几乎一无所知。但日本的艺术家无论如何也不能和中国的艺术家相提并论。他们只能算是中国艺术家的弟子。这座画馆中收藏有中国十几个世纪以来一代代绘画大师的杰作，以及中国历史上那些擅长丹青的皇帝
们的作品。其中有两幅是慈禧太后的画像，一幅由美国女画家卡尔所作，另外一幅是美国赫赫有名的肖像画家沃斯先生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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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慈禧身边的女人们
我喜欢同我的朋友们谈论中国的皇帝、皇后、太后、格格和福晋等，把我的所见所闻讲给他们听。您的友谊我终生不忘。您的姐姐皇后陛下对我的深情厚意我铭记在心，而且将永志不忘。请代我向固伦格格等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向其他各位格格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康格夫人致顺王福晋的书信
晚清宫廷中的最重要的人物当数叶赫那拉氏，也就是已故光绪皇帝之妻。光绪在位时，人们都尊称她为皇后。如今光绪已乘鹤西去，她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皇太后。我们以前说过，慈禧被咸丰封为贵妃后，就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咸丰皇帝的弟弟七王爷。这位七王爷不是别人，就是光绪皇帝和目前在位的摄政王载沣的父亲。
为了保住叶赫那拉家族的显赫地位，登上皇位，慈禧太后在自己的儿子同治皇帝死后，将她妹妹家中刚满三岁的幼子抱进宫中立为皇帝，这就是光绪皇帝。到了光绪皇帝举行大婚的年龄，慈禧又安排光绪娶自己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为后。
这位皇后是慈禧太后最喜欢的弟弟桂祥之女。光绪起初并不愿意，因为他似乎喜欢另外一个秀女。而慈禧太后始终坚持光绪要娶她的亲侄女为后，光绪最后被迫立那拉氏为皇后。
为了不让光绪有怨气，或者说为了息事宁人，慈禧太后让光绪将原来他看中的那个秀女册封为妃。当时宫中传言说，每当皇后在皇帝面前出现时，皇上常常冲着皇后将自己的鞋子踢掉。光绪皇帝少年的时候就时常闹脾气，现在他这样闹脾气，和他年轻时并没有什么两样。这或许可以说明，在1898年到1900年这个多事之秋，尽管慈禧太后——皇后的亲姑母——废黜了光绪皇帝，重新垂帘听政，隆裕皇后仍然坚定地站在慈禧太后这一边。
我夫人告诉我：“隆裕皇后长得一点都不好看。她面容和善，常常一幅很悲伤的样子。她稍微有点驼背，瘦骨嶙峋。
脸很长，肤色灰黄，牙齿大多是蛀牙。她十分和善，毫无傲慢之举。我们觐见时向她问候致意，她总是以礼相待，却从不多说一句话。太后、皇上接见外国使节夫人时，皇后总是在场，但她坐的位置却与太后、皇上有一点距离。有时候她从外面走进太后、皇上所在的大殿，便站在后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侍女站在她左右。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她就会退出大殿或者到其他房中。每到夏天，我们有时候会看见皇后在侍女的陪伴下在宫中漫无目的地散步。她脸上常常带着和蔼安详的表情，她总是怕打扰别人，也从不插手任何事情。如今，慈禧死了，她就成了太后。对我们这些讲英语的人来说，这位和蔼可亲的隆裕太后和那位刚刚去世的慈禧太后称呼是一样的，这未免让人产生误解。
“几年前，我被请去给一个福晋看病。她忧虑过度，常常失眠，导致了精神衰弱。我询问了她的病情后才知道，她的两个女儿已被选入宫中，做了光绪皇帝的妃子。她的朋友们害怕她精神崩溃，恳求我尽力治好她的病。她握住我的手，拉我坐在炕上，坐在她身边，十分悲伤地告诉我她的两个女儿是如何如何从她身边被拉走的。我想劝慰她一下，说：‘她们可是被选进宫的呀！我听说皇上很喜欢您的大女儿，想立她为皇后呢！’
“她说：‘您说的一点都不错。可那又有什么用呢？她们现在在宫中不过是嫔妃罢了。她们入了宫，就跟死了没什么两样。不管她们在宫中是享福还是受罪，我是再也见不到她们了，再也说不上一句安慰的话了。我害怕宫里的勾心斗角。
她们还是孩子，不会明白宫中的险恶。我真替她们担心哪！’她一边说着，一边在炕上前呼后仰着。
“我给她开了一些药，又安慰了她半天，让她冷静下来。
时间是治愈创伤的良药，她很快康复了。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证实了她最初的担心还是不无道理的。”
1897年珍妃的哥哥在南方结识了康有为，遂成为康的追随者之一。回到北京城以后，他了解到皇上也跃跃欲试准备变法，而且皇上很喜欢自己的妹妹，便想方设法与自己的妹妹取得联系，让珍妃也了解了这位年轻的维新派康有为。
宫廷政变开始后，光绪被慈禧太后囚禁了起来，珍妃也因为向皇上引荐康有为、插手国家大事而被贬，同样被打入冷宫
监禁起来。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挟带光绪皇帝仓皇出逃，把珍妃一人留在宫中。慈禧太后命令一个姓崔的太监把珍妃推到井中溺死。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后，紫禁城由日本人把守，有人从井中把珍妃的尸体捞了出来，草草埋葬在京城西面的一个小村子里。1902年，慈禧却为“嘉奖珍妃守节自尽之壮举”，特赐给珍妃许多谥号。
1900年7月的那天早晨，慈禧挟持光绪出逃时，宫中那种一片混乱的样子，实在令人难忘。珍妃的姐姐瑾妃也无人顾及，随一太监步行逃出皇宫，追赶慈禧和光绪的车辆。途中，被乘轿从宫中回家去的一个亲王赶上。这个亲王刚才同庆王一起在宫中向太后、皇上通报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消息。太监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亲王，遂引见给瑾妃。亲王立刻下轿请安，瑾妃则请求亲王帮她找辆车，好赶上太后和皇上。
不一会儿，一辆破旧的马车就驶了过来，里面坐着一位长者。
亲王命令那位长者下车，将车让给了瑾妃，然后将瑾妃接到自己的王府，又给瑾妃准备了一套与她的身份相符的马车。瑾妃最后终于在南关口赶上了太后和皇上一行。
每当外国公使夫人到宫中觐见时，这位瑾妃总是站在隆裕太后的左侧。可惜她的相貌和才智均不及珍妃。珍妃自幼聪慧，曾拜文廷式为师，颇通文史。后来珍妃多次向光绪皇帝推荐文廷式，加上太监从中诽谤，说珍妃干预政事，慈禧太后素来不喜欢珍妃。慈禧曾命人杖击珍妃，并把她囚禁起来，每天只供给饮食。光绪皇帝变法失败后，珍妃又曾跪在地上哀求慈禧太后不要废黜皇帝，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将珍妃囚禁在御花园东北角的一个小屋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终于让手下的太监处死了珍妃。
晚清宫廷中常常陪伴在她左右的当属咸丰皇帝的六弟、已故恭亲王之女。慈禧太后、隆裕太后和恭亲王的关系都不错，于是就把恭亲王的这个女儿收为义女，将固伦格格应有的特权、封号都赐给她。朝中除了太后、皇上、皇后以外，她是惟一可以乘坐黄色轿子之人。在所有亲王之中，即使是地位最为显赫的庆王见了她也要下轿。就是这样一位格格，到了宫中，不管怎样不舒服，在太后面前也不敢坐下。
我夫人告诉我：“有一次，我们正在宫中，这位格格忽然腰痛得厉害，站都站不住了。我建议她退到后边，在柱子后面歇一会儿。她说：‘我不敢。朝中从来没有这个规矩。’”
她极能克制自己。她表情严肃，举止高贵，年纪大约在65岁左右，以善于调教宫女、培养她们行为端庄而出名。
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她所在的王府被惨遭破坏、洗劫一空。她穿着袜子就从角门逃了出来。
后来返回王府后，她举行了一次家宴款待各国公使的夫人们。
在宴会上，她说自家府第现在一片狼藉，应该向各国公使夫人表示歉意，并称王府是被义和团洗劫的。但我们都知道洗劫王府的是八国联军。后来，她又为各国公使夫人举行了几次家宴。虽然她竭力修复王府，想恢复它昔日的辉煌，但这座曾经遭受兵火之灾的王府，恐怕在将来的几年之内都无法重现昔日的富丽堂皇了。
晚清宫廷中地位显赫的，除了这位格格以外，还有隆裕皇后的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嫁给了镇国公载泽。慈禧后来曾任命载泽一行五人，出游各国，寻找最适合中国的政体。因为这位王爷娶的是慈禧的侄女，这桩美差才落到了他的头上。这位王爷出游回国后，向慈禧建议采取君主立宪制。隆裕皇后的另一个妹妹嫁给了顺承郡王。她和隆裕太后长得可算是大相径庭。她长得很结实，也很漂亮。她深受慈禧的宠爱，在所有的重大场合都抛头露面。外国公使夫人进宫觐见时，她常常带着一副沉着、安详的表情。然而，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她和皇室里的自家人在一起时，如果没有外人在场，她常常能把气氛搞得很活跃。她甚至还会站在慈禧太后的椅子后面做鬼脸，逗得在场的其他人都无法矜持严肃起来。她是隆裕太后姐妹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天生无忧无虑，人们都亲昵地称她“小姑娘”。隆裕太后姐妹三人都没有生养一男半女。
隆裕太后的这位小妹妹和载振的福晋很投脾气，在宫中她们两个人十分要好。载振福晋不仅人长得很漂亮，而且聪慧敏捷、机智过人、气质高雅。在宫中所有女人中，要论机敏，谁也无法和她相提并论。每当她和顺承郡王的福晋在一起时，又最擅长逗乐。这两个人使宫中的女人在各种宫中场合更加平易近人，更善于款待客人，因为她们热情洋溢，总是乐于帮忙。她们似乎是觉得自己的职责就是把宫中的社交活动都办得圆满、成功，不论是外国公使觐见太后、皇上，还是慈禧在宫中举行宴会。
晚清宫廷中日夜陪伴慈禧太后的有两个人，一位是袁夫人，另一个是庆王的四格格。袁夫人和慈禧的一个侄子定了婚，因此扯上了点亲戚关系。但是还未等结婚之前，她的未婚夫就撒手西天了。她的未婚夫举行葬礼的时候，她穿上了寡妇的衣服，坐着白布包裹的轿子来到夫家，以媳妇的身份行礼，那样子好像是他们已经结婚多年。在中国人的眼里，这一举一动十分值得称赞，这样终身为失守节的女人也是最受人尊敬的。
宫中另外一位日夜陪伴慈禧太后的女子是庆王的四格格。她嫁给了一位总督的儿子。婚后几个月，丈夫便去世了，于是她就进宫陪伴慈禧。因为是个寡妇，她从不穿艳丽的衣服，也从不化妆。她博学多才，对佛教十分虔诚，多数时间都用来研读佛教的经典。她是大家所公认的宫中最漂亮的女子。
慈禧太后经常过问自己亲戚的家事。亲戚中有哪位女子年轻守寡的，她便召进宫中陪伴她。她总是把自己一手扶起来的官员之女或自己娘家中的女子留在身边陪伴自己。朝中大事再忙，她也总是能抽出时间来解决家庭纠纷。
在宫中陪伴慈禧的女子当中有一人曾是一位王爷的福晋。她丈夫并没有去世，只是他们两人婚后脾气不合，便到宫中陪伴慈禧。慈禧把她当做义女一般对待，将她丈夫流放到蒙古。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了慈禧性格的另一面，她对待那些脾气不好的丈夫们很有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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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晚清宫廷里的西式学堂
在中国社会里，妇女的地位仅限于家庭生活中。同其他东方国家的妇女一样，中国妇女在社会中没有任何权利、自由，因此也就不可能取得和西方女子一样的辉煌成就。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妇女是世界上受虐待最严重的女子，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尽情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去描述她们的生活状况。这些人很少走进中国人的圈子，因此他们可以尽情地展开想象。事实是，问题的另一面也很值得一提。在中国，就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家庭是否幸福，简直就是一场赌博。父母总是为自己的子女包办婚姻。而有时候，这些父母犯下的错误和年轻人自己选择伴侣时所犯的错误同样严重。——哈洛德·哥斯特《中国》
以下摘自赫德兰夫人的笔记：
一天，我去给肃亲王的福晋看病，我们聊了起来。我们谈起了中国女子的教育问题。我对此话题十分感兴趣，我也知道肃亲王设立了一所学堂，专门供自己的女儿及王府中其他女子上学。因此，当肃亲王福晋问我是否乐意同她一道去学堂看看时，我自然是欣然应允。
我说：“再没有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去看看？”
她说：“明天早晨怎么样？”
我说：“当然可以。几点钟呢？”
她说：“我会派车去接你的。”
第二天早晨，肃王府的马车停在了我家门口。车子里面铺着软毛皮，座位上摆放着绸面软垫，软垫四周镶着红边，显示着主人的爵位。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太监在前面开路。戴着红色流苏帽子的赶车人毕恭毕敬地跟在车子一旁。这位统领宫中侍从的老太监扶我上车、下车。
王府中的这所学堂座落在一个大院子里。除此之外，院子里还有一座二层小楼，这座小楼的建筑风格深受西洋建筑的影响，肃亲王会客都在这里。肃亲王是晚清第一个拥有这种西式客厅的官员。后来，其他王公大臣以及慈禧太后也竞相效仿起来。
我们走进这座院落时，我对肃王福晋说：“这和我们洋人的院子也没什么两样。”
“是啊。肃王不想把这院子铺上砖。他想让院子里到处都是草地、鲜花、树木。”
很明显，学堂的房子在设计时也是为了达到肃亲王的这
个目的。教室里通风、采光都很好，窗子都开在南面，上面糊着一层薄薄的白窗纸，白窗纸挡住了刺眼的阳光，从窗纸中透过来的阳光柔和而宁静。教室的地面上铺着厚厚的垫子，墙上挂着动植物的图片以及其他图表。教室里设施齐备，应有尽有。除此之外，教室里还点着一个洋炉子，一个玻璃柜子里摆放着学生的刺绣、绘画用的材料。教室里还有一架很不错的美国风琴，是学生们唱歌、跳舞、做体操时伴奏用的。
我到的时候，刚好赶上课间休息。肃王福晋便把我领到教书先生的住处。这间书斋和教室只隔了一道雕刻精美的屏风。上茶后，肃王福晋给我介绍认识了这位日本女教师。她不会说英语，只能讲一点儿汉语。因为语言不通，我们无法很好地交流，大家正感到尴尬，恰好上课的铃声又响了。学生们按照顺序走进教室，坐在座位上。这些学生中有肃王的侧福晋、肃王家的格格、儿媳以及肃王已故兄长的福晋、格格等人。
肃王兄长过世后，他的福晋、格格们就搬到肃王家中来住了。
老师走进教室时，这些女学生们都起立站好，等老师在桌前坐好后才坐下。老师向学生微微鞠躬后，学生也一齐给老师鞠躬。这种做法在我到过的所有学堂里都是一样的。即使学堂总监是中国人，在每次背诵文章开始前、结束后，学生们也都照样要站着，像日本人那样鞠躬。我问肃王福晋，一个学期有多长时间。她告诉我，是三个半月。
“这些刺绣、绘画都是她们在这段时间中完成的吗？”
“是啊。除了这些之外，她们还学习西方知识。”
算术课上，老师先把例子写在黑板上，学生们便在自己手中的板上演算。然后，老师叫每个学生解释一下自己的运算
结果。老师讲课都用日语。这时，肃王走了进来，学生们仍然在背诵文章。肃王问我们是否愿意看看学生们的体操课。很显然，肃王认为我不太喜欢看算术课，体操课或许会好些。这些满族女子站在那里，伴着西洋风琴弹奏出的欢快的进行曲做起了体操，煞是好看。日本人一贯长于锻炼身体之道。我参观过不少学校，日本教师那种安静、威严、不苟言笑，却又和蔼可亲的举止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学生对老师惟命是从，从不表示任何异议，这些都使我感到既惊奇又高兴。这些学校样样都好，惟独学生们的歌唱得太糟糕了，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中国人天生嗓音清脆甜美，更接近于小调。如果训练得当的话，他们当中很多都能成为歌唱家。但眼前这位日本教师拖着长音，用鼻音唱着歌，学生们也模仿她的样子。很显然，她们认为这样才是西洋唱法。王爷的大女儿用风琴弹奏着一曲《我们到河边去》，那些年轻一点儿的学生们就和着这首熟悉的曲子跳起舞来，很是威严庄重。我在一旁看得出神。
“这些女子的发型并不是满族样式的。”我对肃亲王福晋说。
“她们没有梳成那种满族发型，因为我们认为那种发型不太好，很不方便。所以我们让她们把头发绾成一个髻，梳在头顶上，就像你所看到的那样。我们也不让她们在头发上戴花，不让她们涂脂抹粉。她们也不穿那种满族式样的厚底鞋，就是那种中间高出来的满族式样的鞋。我们尽量让她们感到既方便又舒适。”
这些满族女子对自己的编织、刺绣作品颇感自豪，每件作品上面都写着是谁做的以及完成日期。其中很多作品都是用精美的丝绒勾勒出复杂的图案，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她们的绘画作品。
我问肃王福晋：“她们都上哪几门课呢？”
肃王福晋走到墙边，从墙上摘下一个镀金玻璃框，里面装着学生们学习的课程表。她把大女儿叫来，帮我抄下来。学生们每天上五节课，每周六天上学，周日休息。每天，她们先上算术课，然后是日语、刺绣、音乐、体操，接下来是汉语、绘画、用满文编写的中国历史。最后这门课对她们来说是最困难的。
这些学生举止端庄，对老师恭恭敬敬，学习起来十分认真。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很高兴。她们在这座学堂里所学到的自律、自尊以及随之而来的学习知识的能力或许比她们在这里所学到的知识更为重要。当然，她们所学到的知识也会使她们终身受益的。
肃王爷的五妹嫁了一位蒙古族王爷。满族人有条规矩：王爷不准娶格格为福晋。同皇上一样，王爷必须从没有称号的满族姑娘中选妻。这些婚前没有称号的姑娘结婚后就具有了同她们的丈夫一样的爵位。格格们也是如此。她们必须在没有称号的满族男子中择夫。但和王爷不同的是，格格们的丈夫不能因此提高地位，其子女在皇室家族中也就不能占有一席之地。所以，许多格格宁愿嫁给蒙古族王爷，这样自己的地位以及子女的爵位也就可以守住了。
这样的婚姻自然也就给格格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变化。她们生在王府，长在王府，吃惯了汉族饭菜，没吃过任何苦，嫁给蒙古族王爷后，就随丈夫到了蒙古大草原，常常不得不住在蒙古包里，吃的主要是牛奶、黄油、奶酪、牛羊肉。这些食物对于生活在平原的满族人和汉人是很反胃的。他们尤其讨厌的是黄油和奶酪。他们常说洋人身上的气味和蒙古人一样。他们认为这种气味是因为常年吃黄油和奶酪造成的。
肃王的五妹算是幸运的。她嫁给了一个蒙古族王爷，但所幸这个王爷并不是牧民。这位王爷自己有个小庄园，庄园里最主要的建筑就是他的王府。在夏天以及冬天的部分时间，他都住在自己的府里。每隔三年，他还得进京给皇上进贡，因此必须在京城自己的王府里住上至少三个月。
有一次，这位格格派人来请我到她的王府里去。我是个医生，当然以为是这位格格生病了，所以就带上了医药箱。到了王府，格格头一句话就说：“我没有生病，家里也没有其他人生病。我请你来，只是想聊点外国的事。”
她早已准备了精美的点心，我们边吃边聊。说着说着，她把话题转到了矿产以及采矿：“王爷，也就是我丈夫，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他认为，在蒙古他的地盘里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是啊，这可真是有意思啊。”我说。
“当然，你知道，我们这儿有条规矩：除非是得到皇上的允许，否则任何王爷不得擅自离开京城。”
“还有这样的规矩，我还真不知道。”
她接着说，王爷很想去美国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想看看美国矿业的情况。但是由于这条规矩，王爷去不成。然后她又说：“对于贵国的教育体制，尤其是贵国的女子学校，我很感兴趣。”
后来，她去参观了我们的女子中学。在离京返回蒙古之前，她派人请来了一位日本女教师，并将这位日本女教师带回她在蒙古的王府。在那里，她为蒙古姑娘设立了一所学堂。
在这所学堂里，她定下了一套规矩，与蒙古人那种毫无纪律可言的管理方法截然不同。王爷早上常常需要巡视一圈，叫醒那些仍在熟睡的姑娘，好让她们九点钟去上学。听她讲这些事情真是很有意思。
后来，这位格格又来到北京。这回她带来了十七个聪明活泼的蒙古族姑娘，到京城来逛逛，参观一些学校，其中包括教会在京城办的学校。我领她们到我家做客，又领她们参观了我们的中学。这儿所有的一切对她们来说都是新奇的。听她们的七嘴八舌地谈自己的观感，我觉得真是一桩乐事。
这次，这位格格离京返回蒙古时带走了一位文学造诣颇深的年轻汉族女子，到她所办的学堂去讲授中国古代经典名著。这所学堂是我所知道的惟一一所由一位满族格格为蒙古女子创办、由中国以及日本教师授课的学堂。这位博学的中国女教师是礼部一位尚书之女。其父原是清末的一位状元，后来成为晚清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在去蒙古之前，这位女教师还是缠足小脚。到了草原不久，她就不再缠足了，穿起了草原上蒙古人的服装，清晨还和格格以及日本教师在草原上骑马。这种事情，汉族女子一般情况下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做的。这所学堂的规模在扩大，越来越多的学生从中受益。
肃王的三妹嫁了个平民。这些下嫁的格格们往往保留着自己婚前的称号，因此人们还是称呼她为“三格格”。
有一次，我问三格格：“您是怎么开始读书识字的？”
她说：“我小的时候，母亲反对女孩子读书识字。但有钱人家都请上年纪的读书人到王府来讲故事或读诗，算是一种娱乐活动。我们家也是如此。我常常跟着老人们出去，买回他们所念的故事书。然后给太监们几个小钱，哄他们教我识字。就这样，我慢慢地认识了很多汉字。”
这位三格格和她妹妹五格格一样，对女子新式教育都很感兴趣。她向往西式教育，于是就办起了一所学堂，招收了八十多个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女孩子。除了请老师、找教室之外，她和朋友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上。一位日本教师负责教学生体操以及西方数学的基础知识。
这位三格格思想激进，支持西化。任何事情只要有利于新学运动，有利于中国妇女解放，她都乐意做。有一次，京城里的汉人为赈灾募捐，组织了一次规模壮观的公众集会。这是北京城里举行的头一次公众集会，应邀到会的有男子，也有女子。
这种公众集会在义和团运动之前是不可能的。三格格答应赈灾募捐后，就带领学堂里的几个姑娘来到赈灾募捐现场的一个巨大的讲坛上。三格格让她的学生们在讲台上做体操以娱乐在场的观众。还有一次，她带着学堂里所有的姑娘去看一个中国马戏团的演出。男女杂技演员和马术师们在一个圈子里表演马戏，和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马戏差不多。这个马戏团里有小脚的马戏女演员，但她们骑术和我们美国的女马戏演员相比毫不逊色。在这个马戏团里，有一个小脚的中国女人仰面躺在地上，将一辆百十来斤重的手推车顶在脚上，找
好了平衡，飞速地将车旋转起来。渐渐地，车不转了，她继续用双脚支撑着车子，两个女人和一个小孩爬上车子顶部。
三格格一心想让学堂里的姑娘们见识见识城里的生活。
有一次，我在她开办的学堂里参加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悼念活动。一位杭州女子开设了一所学堂，但是按照常规的办法又无法为学堂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于是她就在自己的胳膊上狠狠地砍了一刀，立刻胳膊上满是鲜血。到了庙会那天，她坐在庙门口，旁边立了块板子，上面写着她为什么要将自己的胳膊砍伤。这样，她一下子凑足了三百两银子，学堂头一年的开销也就够了。
银子花完了，她开始策划着筹集资金了。她写信给省里的官员，再三申诉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恳请省里拨款，并声称她愿意为女子教育献出自己的生命。省里官员对她的请求置之不理。最后，她又写信给省里官员，重申她的请求。事后，她就自杀了。当地报纸后来登出了她给省里写的信。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悼念活动，并为女子学堂筹集资金，其中受益的不仅包括这位杭州女子设立的学堂，还包括在省里建的其他学堂。
举行悼念活动时，三格格的学堂装点一新。中国式的旗子在门上飘扬。教室里的墙上挂满了条幅，上面写着举行悼念活动的原因，颂扬了这位杭州女子的美德。这些条幅上面的字都写得非常漂亮。院子里放了一张桌子，一个书记员坐在那里，将来宾的名字、住址都记了下来，并给我们每人一张活动安排表。我们在这儿刚好遇上三格格，她把我们领到大厅。正对着大厅门口挂着这位杭州女子的画像，像框四周插
了一圈纸花。画像是一位中国画家画的。画像前面是一张桌子，桌上摆放着一盘香梨、蜡烛、燃香，俨然一幅供佛的样子。
屋子收拾得异常整洁漂亮，四周摆放着花盆。前来悼念的中国人进屋后先要对着画像三鞠躬。在我看来，这种仪式特别有意思。
学堂里的姑娘，大约六十人左右，身穿蓝色制服，招待着来宾。北京城里其他十六所女校也派了学生或教师代表来参加悼念活动。此外，一所男校的师生也全体出动。他们身穿军装，由乐队开路，教官的佩剑挂在腰上，来回晃动。悼念会上讲话的有男士，也有女士。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三格格以及《妇女日报》的一位女编辑。这份女报是当时世界上惟一的一份妇女日报。这两位女士重申了妇女教育的重要意义，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女子教育并为女校拨款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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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晚清宫廷里的贵妇们
根据中国的传统道德，如果丈夫富有，妇女不应存有
任何奢侈之心；如果丈夫贫穷，妇女应该和丈夫同患难，
应该勤勉节俭，不应该有任何的抱怨。——I.T.赫德兰转述自中国女学的初级读本
以下内容摘自赫德兰夫人的笔记：
满族女子理想的美是庄重高贵，因此她们的言谈举止与穿衣打扮同样重要。她们的头发一般用银簪或玉簪盘在头上，再以花朵装饰，因此头部往往感觉比较沉重。如果不是在很郑重的场合，她们的头发往往梳向一边倾斜。她们穿的长袍往往长得拖到地上，使她们原本就修长的身材显得更加修长。脚上穿的绣花鞋做工精美，鞋底中央往往多出一块四到六寸高的木底，使得她们站立时不得不挺直了身子，行走时不得不放慢速度，显出一种高贵的仪态。她们一般都不苟言笑，极少开玩笑，在任何场合总是一幅庄重严肃的样子。
汉族女子正好与满族女子相反。她们理想中的美是小巧玲珑、活泼可爱、笑容可掬、弱小无助。汉族女子喜欢笑，也喜欢开玩笑，她们和蔼可亲，爱说爱笑。一位汉族诗人是这样描述一位美貌绝伦的汉族女子的。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都曾经作诗赋词描述汉族女子的美。唐代诗人李白就曾经写过类似的诗。
汉族女子的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髻，她们头上很少戴花，却戴很多珠宝饰物。她们上身穿的大褂长及膝盖，下身穿着石榴裙半掩着脚面，裙摆呈风琴状的皱褶。走起路来，一双缠足小脚在裙下若隐若现，中国人因此常常打这样的比喻，说女人的小脚宛如金莲在风中摇摆。诗中常描写汉族女子的腰为“杨柳细腰”，她们的小脚被称为“金莲”。因为她们的脚不过两三寸长，所以走起路来常常需要一两个仆人搀扶。这些汉族女子往往做出一幅弱小无助的样子，让别人觉得她们需要仆人搀扶，其实她们可能并不需要这种帮助。
直到前不久，满族女子仍然不主动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她们并不鼓励女子读书识字。很多格格连最简单的书也看不懂，连给朋友写封信也不会。她们总是让识字的太监念书给她们听或替她们写信。与她们相反，汉族女子一般都能读书写信，而且相当自如。这些汉族女子中有些人受教育的水平与翰林的学问也不相上下。
满汉两族女子在社交场合总会互相避开对方。她们的丈夫可能地位、身份相差不多，甚至还是官场的老熟人，但是他们的夫人却互相躲避。
有一天，朝廷的一位汉族高官的孙女来拜访我。谈话间，仆人进来禀报说，庆亲王和肃亲王的妹妹们来访。这两位格格进屋后，我就给她们介绍了一下这位汉族高官的孙女。这两位格格立刻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当时我想，说不准一会儿我们的谈话会冷场。我向这两位格格介绍了我的这位汉族姑娘的来历，她们也很正式地还了礼，并说：“我们几家的王爷们都是熟人了，只是女眷们还不甚熟悉。”接下来，大家还是很尴尬的样子。我尽力找了个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想要让她们彼此不那么拘谨，但我发现汉族女人和满族女人简直就像水火不相容。就在我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我的这位朋友看到我的尴尬处境，看到我费了半天劲依然很为难的样子，自己主动和两个格格搭讪起来。她找到了彼此都感兴趣的话题。既然这个汉族姑娘如此有劲头，如此活泼，那两位格格也就放下架子，不再矜持了。过了一会儿，她们便热烈地谈了起来。
其中一位满族格格谈到自己头发掉得厉害，说不定哪天头就秃了，她感到很难过。这位汉族姑娘就说：“前不久，我生了一场大病，头发全掉光了。后来，朋友告诉我一个偏方，我用了以后，头发就又都长出来了。你们瞧瞧！”她来回晃动着脑袋，让大家看看她头上那乌黑发亮的大发髻。“我告诉你们这个偏方！”她说。最后，这两位满族格格起身告辞。临走时，她们对我的这位汉族姑娘十分热情友好，因为她很招大家的喜欢。这两位格格对我也十分友善，这让我十分感激。
两位格格走后，我问这位汉族朋友：“为什么满族女子和汉族女子在社交场合从来都互不往来？”她说：“这得从满族人刚进北京的时候说起。当时朝廷规定，汉族男子要留满人的那种长辫子。满族人对汉族女子的服饰却没有做任何规定，但是汉族女子不准入宫给皇上做嫔妃或宫女。所以我们汉人常常躲着满人，互不来往。汉族男子也尽力保护汉族女子，因此汉族女子从未有人进宫觐见过皇上、太后。当然，慈禧的画师是个例外。她进宫之前不得不放开她的小脚，穿起满族式样的衣服，还取了个满人的名字。”
“慈禧太后不是极力反对缠足吗？那她为什么不下令禁止呢？”
“她也曾经下旨让汉族女子放开缠足。可是，说真的，她禁止不了。果真那样做的话，就等于是干涉汉族女子的穿衣打扮了。”
“满族人是不是认为自己比汉人高人一等呢？”
“如果朝廷不会两面三刀，满族人就坐不稳江山了。皇上的圣旨里对满族人和汉人的称呼都不一样，这个您注意到了吧？”
我有一位中国朋友，她从小父亲就去世了，跟着祖父长大。祖父是个总督，她一直衣食不愁，过着奢华的生活，穿的是绫罗绸缎，戴得珠光宝气，成群的丫鬟婆子伺候着她，娇惯着她。有一天，我们谈到义和团运动时，她告诉了我这么一件事。
“几年前，我家一个仆人在街上看到有位父亲卖自己的亲生女儿，就买下了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又聪明又听话，没过多久我就很喜欢她了。有一天，她告诉我，她祖母是个基督教徒，她自己受过洗，还上过教会学校。可她父亲抽鸦片，已经
将家中之物变卖一空。最后，趁她祖母不在时，把她带出来，卖点儿钱去买鸦片。她求我派人给她祖母捎个信，告诉祖母，她卖给了个好人家。我当然很乐意去办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人肯定一直都很担心，生怕自己的孙女被卖到妓院或是卖给狠心的主家。可不幸的是，我派去的人没能找到她的祖母。
邻居们说，孩子失踪不久，老太太就撒手归西了。
“日月如梭，这个女孩很快出落成大姑娘。她既能干又善良，待人体贴入微。我很多事情都愿意交给她办。我从来都对她很放心。她对我也很忠诚，想方设法讨我欢心。她总是说自己是基督教徒，从不烧香拜佛。后来义和团运动开始了，我以为他们不敢骚扰总督这种达官贵人的府第，于是就带着家中仆人住到祖父家去了。可不久我就发现，他们才不管什么总督不总督哪。
“一天，义和团贴出一张告示，要求各家交出基督教徒，倘若藏匿，一经发现，全家问斩。我祖母来到我住的屋子，让我把这个女孩儿交给义和团。祖母和我谈了好一阵子，但我还是决定不把她交出去。义和团用这种办法搜罗够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后，又扬言他们要挨家挨户地搜查。谁家藏着基督徒，就砸烂谁的全家。”
“可义和团怎么会知道你家那个女仆是教徒呢？”我问到。
她说：“你难道没听说过，拳民们只要一念咒语，就能看到受过洗礼的人前额上有个十字架吗？”
“你相信他们说的那一套吗？”
“现在不信了，可那时候我相信呀。那时候大家都信他们那一套。祖母过来，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不许我把那女孩儿藏在家里。祖母走后，那女孩儿进来了，跪在我面前，求我救救她。她对我这么好，这么忠心耿耿，我怎么能忍心把她交出去，让她送死呢？最后，我终于想出个主意救她。我打算带她一起逃离京城，到离京城一百多里远我一位叔叔家去避一避。
我想那里义和团的活动可能不会像京城里这么凶猛。
“我的这位叔叔是那个省的总督，一直很疼爱我。我知道，只要到了他那儿，他肯定会同情我们，帮助我们的。可怎么到叔叔那里去呢？沿途所有行人都可能引起义和团的怀疑，受到盘问、搜查。在国家上上下下都乱成了一团，两个女子单独出行，只能引起别人的怀疑。要是我们受到搜查，那女孩儿额头上的十字架肯定能被别人发现，我们就会落到义和团的手里了。
“我想来想去，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我们两人化装成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你知道，路上常见到沿街乞讨的妇女，她们不会引起别人的半点怀疑。天热时，她们又常常用块布把头及前额包起来，好挡住毒辣辣的太阳。我想，即使我们碰到义和团的话，这个办法也可以让他们看不到那个十字架。我们把这个想法跟几个靠得住的女仆说了说，让她们帮我们去找些破衣服来。她们果真找来了。哎，那些衣服那么脏！仆人们给我脱下绸子衣服，叠起来，又给我换上那些乞丐穿的破脏衣服。她们一边给我换衣服，一边抹眼泪。”
“你皮肤那么白嫩，根本就不像长年风吹日晒的人。你的头发又黑又亮，女叫花子的头发又干枯又肮脏，你根本就不像讨饭的人。这些能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吗？”我又问她。
“这些都好办。我们把脸、脖子、手、胳膊全都涂黑弄脏了，把头发散下来，又让仆人从街上抓把土来洒在头发里。
哎！真脏啊！那种气味！要不是为了救我那忠心耿耿的仆人，我才不会这么做呢！我还得把鞋子拖掉，像乞丐那样用破脏布包着脚。我们身上只能带着几枚铜子。要是让人发现身上带着银子、金条，一下子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那时候钞票就没有半点用处了。
“一大清早，大家还都没起床，我们俩就从后门溜出去了。那是我头一次在大街上步行。我从来都是坐在轿子里，仆人前呼后拥的。我走在路上，避开别人的目光，认为别人只要看我们，就是怀疑我们。我的仆人比我还胆小，所以我得在前头开路。我从小就常常从轿子上的窗户看到沿街乞讨的人，所以我也知道该怎么做才有个乞丐的样子。可刚开始的时候还真难。没过多久，我们就学会了如何装做讨饭的了。
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跟一场噩梦没什么两样。我们就这样走啊走啊，走到城门，出了京城，走上了去叔叔家的大路。
“在路上刚开始遇到义和团的时候，我两腿发抖，生怕被认出来，可他们就那么走过去了，连看都没看我们一眼。后来，我们在路上又见过很多次义和团。还没等到叔叔家，我就已经开始怀疑义和团说的那一套了，他们真的能看到基督教徒额头上的十字架吗？
“我们吃饭就在路边的小摊上，睡觉就在露天的门洞或是墙边。多少天以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叔叔的府上，可我们不敢进去，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惟恐连累了他们。因为我们发现义和团势力在各地都很大，连官方也惧怕他们三分。为了不引起人家的怀疑，我们在叔叔的府门前来回乞讨。后来，一个在叔叔家干了多年的老仆人出来了。这个仆人我也很熟。
我就跟在他身后乞讨，到了没人的地方，我就用讨饭人常用的那种可怜的调子给他唱了个小曲，告诉他我是谁，为什么来到这里，并请他禀报叔叔。我告诉他，我们会在角门一带，如果傍晚能打开角门，我们就会趁着没人注意时溜进府去。
“刚开始他还不相信我说的话，因为我们从京城一路走到这里，倒也确确实实很像乞丐了。但最后他终于相信了，并答应告诉我叔叔。天黑以后，他打开角门，放我们进去，又带我们从后面的通道到了我婶娘的住处。婶娘和叔叔都在那里等着我。他们一见我这副惨相，不禁放声痛哭。在叔叔家干了多年的两个婆子帮我们换了衣服，又让我们洗了澡，给我们送上吃的东西。我的脚最惨，两只脚已经红肿化脓，沾满了尘土、烂布，不堪入目。后来又洗了很多次澡，身上才干净了。
几个星期后我的脚才好起来的。
“我们在叔叔家一直呆到义和团结束，才回到京城。那时祖父也随皇上、太后从西安回来了。”
“你的祖母要是知道你吃了那么多的苦，肯定会觉得于心不忍的。”我说。
“我们后来谈起来的时候，从没提过这件事。当时死神直盯着我们每个人，大家想的只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那个女孩儿现在在哪儿呢？我很想见见她。”
“义和团运动结束后，我把她嫁给了叔叔家的一个年轻人。我可以带她来见你。”
她果真把那个女孩儿带来了。我发现她以前学的教义大
多已忘记了。她只记得世上只有一个上帝，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她要拜耶稣。她还记得小时候曾经受过洗礼，教会学校里教过“你要爱人”。她所记住的《福音书》也只有这么多了。
但这句话却深深地打动了她那位漂亮女主人的心，因此不辞艰辛救了她的性命。
这些中国女子来我家拜访时，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我先生在大学里教天文，家里有一台小小的望远镜，他和学生常用这台望远镜来观测星座，他们对木星及其周围的卫星尤其感兴趣。一天晚上，我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国朋友来拜访我。她平时一般不在晚上造访。我丈夫的学生们观测完木星及卫星后，邀请我们也从望远镜里看看木星，因为那一晚木星及其周围的卫星格外地明亮。她看了一会儿。我丈夫正要收拾起望远镜时，她说道：“我祖父做总督时，洋人送他一件礼物，就是这种仪器，但比这个要大。”
我丈夫问：“你祖父用了吗？”
“没有。我们不知道怎么用。另外，我祖父忙于公务，也没有时间去搞清楚怎么用那东西。”
“它现在在哪儿？”我丈夫问。他以为总督会把这架望远镜捐给学校。
“我不知道。仆人们以为那是水泵，想用它压水，但不行。现在可能放在后院的垃圾堆里了。”
“不知还能不能找到，修一修。”我丈夫又说。
她说：“恐怕找不到了。我上次见到那个望远镜的时候，仆人们已经把镜头的玻璃取出来了，他们拿那块玻璃在床上找虫虫。”
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来拜访。我对她说：“好久不见了。你出远门了吗？”
“对。我到公公家住了几个月。我公公是广东总督，婆婆刚刚过世。这次我回京城是给公公找个妾的。”
“你公公多大年纪了？”
“七十二岁。”
“给这么大年纪的人找个妾，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说不准会花钱给他买个妾的。”
几个星期后，她又来拜访，还带来了一位年轻姑娘。这姑娘十七八岁，长得很好看，头发梳得很漂亮，脸上涂着脂粉，身上穿着绸缎衣服。我的这位朋友告诉我，这位姑娘就是她给她公公找的妾。她说，她花了三百五十两银子把这个姑娘从乡下一户穷苦人家买了过来。
我问她：“你不觉得父母这样卖掉自己的女儿太残酷吗？”
她说：“也许是有点残酷，但卖女儿的钱可以让他们买些地，养活一家人，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他们的女儿从此也可以吃着山珍海味，穿起绫罗绸缎，过上舒服日子。要是不把女儿卖给有钱的人，他们也只能把女儿嫁给穷人家，丈夫可能对她好，也可能对她不好，而且她还得卖命一样给夫家干活。如今她嫁给达官贵人做小妾，虽说规矩多，但却用不着做事，生活舒适。因此，她娘家过上了好日子，自己的日子也会过得不错。”
我们喝茶时，我的这位中国朋友想见见我丈夫赫德兰先生，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曾提出过这个要求。我叫他进来。
他进饭厅时，那个年轻姑娘就站起来到大厅里去了。
我朋友向我丈夫问过好后，朝着那个年轻姑娘的方向神秘地点了点头，说：“就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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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晚清妇女的社交生活
中国人的礼节、习俗以及中国社会的特点，曾引得无数文人墨客撰文立著，而且在将来的几百年中研究社会学、宗教、哲学、文明史的学生仍然会继续在此领域挖掘下去。然而，至少在目前看来，这些研究很少能触及“庐山真面目”。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个领域涉及范围如此之广、资料如此繁多，无法搜集完整，这使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士望而却步，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来。——A.R.高盖《变化中的中国》
在任何一个民族中，家庭生活都是不容侵犯的，除亲朋好友之外，人们无法了解他人的家庭生活。对陌生人，我们大门紧闭；对敌人，我们则大门紧锁。只有对那些属于同一种族，而且能与我们和谐相处、心灵相通之人，我们才敞开大门。倘若外族人来到我们的家门前想进去，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拿出一些能证明自己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是一封介绍信，也可以是某种我们不具备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在某些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排外的民族而言，这一点尤其明显。
因此，洋人中除了一两位女医生以及外交官的夫人之外，至今还没有人被邀请到中国上层社会妇女的房间里。
中国房屋的建筑式样与西方的大相径庭。他们的房屋都是一层的，外面有个大院子。院落与房屋相连，一排又一排，有些房屋占地好几英亩。在中国，男人和女人还分别有各自的房间。男人的房间是用来会见男宾的，女人的房间往往位于院落的后边，房间侧面开有小门，是用来招待女眷的。有钱人家的男人除了自己的妻子外，一般都有一个或几个妾。尽管妾所生的子女列在妻子的名下，但是妻妾及其子女都有自己单门独院的住宅。
我曾听罗伯特·哈特爵士讲过一个发生在北京的趣事。
朝廷派一位大臣去拜会一个外国国王。临行前，这位中国大臣先来拜访爵士。俩人谈了一会儿后，这位中国官员说：“如果能见到尊夫人，我将不胜荣幸。在拜见外国贵宾时，也要见一见贵宾的夫人。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爵士说：“对。如果我夫人能有幸见到您，我也十分高兴。但我夫人和我孩子现在都在英国，她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到中国来了。”
“噢，是这样。那或许我可以见见您的其他夫人吧？”
“如果我有的话，肯定会让您见见的。但我国的习俗只允许有一位夫人。如果不实行一夫一妻制，就要进监狱。”
“真是怪啊。”这位官员点点头，“原来你们那里的习俗和这儿不一样。”
在中国人看来，一夫多妻制的好处是很多的。对这一点我也不怀疑。但根据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一夫多妻制也并非没有弊端。我夫人曾给京城里一位地位显赫的王爷做家庭医生。有一天，王爷府里的大太监来请我夫人去给王府里生病的女眷或孩子看病。眼看春节就要到了，仆人们自然有谈论的话题。我问这位大太监：“王爷有很多孩子，对不对？”
“对，总共二十三个。”
“那王爷又有多少侧福晋呢？”
“三个。春节过后王爷还打算再娶两个。”
“一个男人有这么多女人，家里头不是很乱吗？我想这些女人肯定会争风吃醋。”
他一挥手，摇摇头。“这可不好说。当然，一个女人看到另一个女人受宠难免要吃醋。”
这些女人的确会“吃醋”，但她们的嫉妒或许也并不比只有一个丈夫的西洋女子多多少。因为中国人在处理自己家庭生活的方面很有一套，就像他们处理国家大事一样。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除了妻妾之外，家中的儿子结婚后仍然住在父母的家中。
这些媳妇们又使得本来就复杂的家庭变得更为复杂，因为每个儿媳结婚时都带来了自己的用人。
在中国，年轻人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做主，自己往往事先什么都不知道，父母也用不着征求子女的同意。对旧式家庭中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是很不愉快的。但是，在年轻人当中这种老办法已经不那么受欢迎了。一天，我的一位学生跟我谈起
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年轻人现在择偶的办法比老式的父母包办好，比你们洋人的那一套也好。”
“为什么呢？”我问。
“按照中国老一套的风俗，男子只有在妻子娶过门来才第一次见面。可现在，我们现在可以在外面的聚会时看到许多女孩子。我们的姐妹在女校读书，女孩子们也有兄弟在大学读书，放假回家的时候彼此的了解就更多了。”
“那你为什么说这种方法比我们洋人的要好呢？”
“你看，在西方，你看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要自己去追求她，而我们可以托媒人去办这件事。”
我坚持说通过我们这种办法，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他说：“是啊，这一点都不假。可是，如果你向一个女孩子求婚，但她拒绝你，你不感到很痛苦、很伤心吗？”
说老实话，如果谁也不让步，谁也不做出妥协的话，我们这番争执不会有个结论。
现在的女孩子可以退婚，父母包办的婚姻模式总算有了点改变。大约在结婚前的十天，未来的婆母先找两个妇女带着一种用黑檀木、玉石、红漆做的奇特饰物来到新娘家中。这种装饰叫做“据意”，也就是“根据我的意愿”的意思。如果姑娘把这个东西接到自己手里，就表示她愿意当这家的媳妇。
如果新娘拒绝接受，那就意味着解除婚约。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说过哪家的新娘拒绝接受“据意”。
以下内容摘自赫德兰夫人的笔记：
任何人如果不熟悉中国人的家庭生活，都会对达官贵人家中女眷的生活情况产生错误的印象，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女子比被隔离的奴隶强不了多少。她们往往在绣花架前消磨无聊的时光，她们用手中的绣花针织出精美绝伦的刺绣，而这种本领也让她们举世闻名。事实上，中国女子很少有时间做针线活。各种各样费神耗力的社交活动占据了她们的大部分时间，即使是生活在华盛顿或纽约的美国女子也没有这么多的社交活动，这么多的应酬。我在王府做客时，到了晚上，常常会有大太监到主事的女主人面前，拿出一个漆牌，上面用红笔写着家中女眷转天要参加的社交活动。在中国，处理家庭内部事务的是女子，而并非男人。女主人从中挑选出一些她和未婚的女儿能够去参加的活动，要知道在中国这些未婚的姑娘往往是和母亲一起出去，而不随自己的嫂嫂出门的。然后，女主人将其他活动分派给儿媳，由儿媳代替自己参加这些活动。
北京城里的中国贵妇人睡在用砖搭起来的炕上。炕占据了半间屋子，离地一尺半高，炕底下建有烟道。冬天时，炕底下生火，所以炕底下不只有一块砖是热的，所有的砖都发热。
她早上八点钟起床。她有几个贴身丫鬟，还有很多女佣。如果她生活在王府里，她手下还会有一些太监，这些太监在家中做粗活。每个用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如果你让他们做“本职”
以外的工作，他们还会怨恨你。每天早晨，女主人醒来后，就有用人给她端过来一杯热茶，以及一块米糕。吃完后，丫鬟拿过一个带着长杆的烟斗，她吸上几口。接着，两个用人端过一个亮光光的大铜盆，里面装着热水，让她洗澡，毛巾和肥皂都是热乎乎的，还有配制好的蜂蜜让她涂在脸上、手上。她洗过澡后，仆人们就把东西撤下去了。接着又进来两个女佣，托着一个盘子，里面装有梳子、毛刷、润发香脂以及梳头用的其他东西。然后就开始了漫长而复杂的梳头过程，可以持续两个小时之久。最后，头发梳好了，还要戴上饰物。另外一个女佣端着一个大盘子，上面放着珠宝饰物以及头花。贵妇人挑出自己喜欢的，亲手戴上。
有些头花做得非常精美。中国人一向长于制作工艺花，极其逼真。头花上面常常还落着个漂亮的蝴蝶，看上去十分自然，很容易让人以为那蝴蝶是真的。茉莉花盛开的季节，女人们用这种小花做出美丽的头饰来。她们用一根细柱，绑上硬线，用茉莉花堆出蝴蝶或其他造型来。这样的花丛戴在头上，不失为效果极佳的饰物。除了这种茉莉花之外，头花一律都是工艺品。当然，女人们头上也戴一些时令鲜花，如盛夏戴玫瑰，夏末戴兰花，秋季戴菊花。
在中国贵妇人的印象中，西洋女子是不梳头的。如我的某位朋友第一次给我引见中国的贵妇人，我听到她向这些中国贵妇人介绍说：“你们不要介意她的头发。她太忙，没时间梳头。她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慈善事业上了。”大概是为了让我给她们留下一个好印象吧。
外国公使夫人第一次觐见慈禧太后时，慈禧送给她们每人两匣子梳子，其中一个匣子是象牙做的，还镶有黄金。另外一个匣子是普通硬木做的。每个匣子中都装有一整套梳子。
不难想象，慈禧太后大概是听说过西洋女子不梳头的传闻，认为她们之所以不梳头是因为没有像样的梳子。
头发梳好、戴上饰物以后，仆人又端上腮红、粉底等化妆品来，让女主人在脸上、脖子上涂抹。满族女子化妆很浓，而汉族女子则化淡妆。在中国，除了寡妇或六十岁以上的老妇人之外，贵妇人出现在家人面前时从来都是施着脂粉的。有一天，一位贵妇人告诉我，她睁不开眼，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说：“那可能是因为你用的化妆品中含铅，导致眼皮部位肌肉瘫痪。把妆洗掉，看看眼皮部位的神经会不会恢复正常。”
她告诉我：“可我不敢在丈夫或家人面前不施脂粉，那是很不像话的。”
中国贵妇人化妆时，最后还要把下唇涂红。然后她们就开始穿衣服了。她们穿的长袍多么漂亮啊！夏天，她们穿着柔软的丝绸衣服，外面还常常套一件刺绣精美的薄纱。冬天，她们穿着昂贵的丝绸服装，里面往往套着贵重的裘皮。每个季节她们都有好几套式样不同的衣服。换好衣服后，她还要戴上珠宝饰物，如耳环、手镯、佛珠、戒指、护符、盛槟榔的绣花香袋，还有挂着流苏的镶边小镜子。这些饰物都挂在她衣服的扣子上。打扮整齐后，她从椅子上站起来，简直就是上天的杰作：梳得光滑的头发，每根发丝都十分柔顺伏贴，一双小脚上穿着绣花鞋。而这一切都是五六个用人花了三个小时的工夫完成的。
看惯了汉族女子或是满族女子穿衣打扮，就会觉得她们如此装束很漂亮。她们的绣花长袍，亮丽头饰，色彩纷呈，引人注目。每次这些王府或是王宫里的贵妇人站在游廊上迎接我或送我出门时，我常常为她们穿衣打扮之美所深深打动。
我们西洋人打扮时色彩之寡淡、服饰之单调，和中国女子相比简直相形见绌，因此也难怪中国贵妇人对我们的化妆多少带着鄙夷的态度。
此时已是上午十一点以后了，另一间屋子里已为中国贵妇人准备好了早餐。紧接着就有仆人禀报给其他房中的女眷：女主人就要出来了。这些女儿、媳妇以及孙女们便慌忙把妆上完，因为她们必须在外间屋给女主人叩头请安。这时女主人从里间屋走出来，如果她是一位满族皇室的贵妇人，她就由两位太监搀扶。如果是一位汉族贵妇，她就由两名身体强壮的女佣搀扶。
家中女眷根据各自的身份地位，逐个上前，左膝着地，给女主人请安。即使是孩子们也要如此这般。所有女眷都穿得花枝招展，都像女主人一样头上戴着装饰品，脸上施着脂粉。
女主人微微侧着头，这就是她所打理的一大家子，这就是她自己的小王国。在她婆婆还活着的时候，她自己也是要严格恪守这些规矩的。
中国家庭中女人太多，所以有必要找出个主事之人，这个人在家中说一不二，处理家务事采取的方式就是独断专行。
这个人就是婆婆。婆婆死后，家中的大儿媳取代其位置，成为家中主事之人。虽然如此，家中男主人喜欢的很可能是妾。
他会给自己的妾住最好的房子，让很多仆人去服侍她，让她享受荣华富贵。但他也只能做到这些。他的大房是真正的一家之主，男主人的爱妾或其他所有妾生的孩子名义上的母亲只能是大房。妾所生的所有孩子都称大房为母亲，那些地位较
低的妾则把她看成是自己的女主人。她带着女儿、儿媳们参加社交活动，招待朋友、客人。除非经她允许，否则，妾在这些活动中是没有份儿的。尽管她自己可能并未生有一男半女，到了儿子娶亲的时候，挑选儿媳还是她负责。新媳妇总是要带到她面前，给她行礼。如果幸运的话，妾所生之子继承王位或是爵位，这时妾就成了福晋。但这种情况毕竟不多，而且往往会遭人反对。妾即使扶正，也永远不会受到像人们对正房那样的尊敬。
有一天，我被请去给王府中的一位侧福晋看病。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先到福晋房中，然后由她领着到病人房中。我们进屋时，看到有个乳母正站在那儿，怀里抱着个孩子。福晋让我看了看孩子脸上的痣，问我：“能除掉吗？”我看了看，告诉她可以，只需一个小手术。我给病人看病时，乳母惟恐吓着孩子，就抱着孩子出去了。不一会儿，又进来一个乳母，怀里还是抱着个孩子。
看完病后，福晋对我说：“来，给这个孩子看看。”说着，便叫乳母抱孩子上前来。乳母说：“这不是刚才那个孩子。”福晋对我说：“你看，我连自己的孩子们都认不清了。”
前面我讲到中国人家中的女眷给女主人叩头请安。这些礼节过后，她就打发她们各自回房。在她们各自的房中，孩子们和自己的生母在一起，有仆人服侍着吃饭。如果家中尚有未出嫁的女儿，这些女孩就和正房一起用餐。如果女儿都结婚了，正房就独自用餐。
由于北京和费城处于同一纬度，那里的中国贵妇吃的水果和我们这里吃的水果是一样的：苹果、桃、梨、杏、葡萄、柿子等等。柿子有最大的番茄那么大。事实上，中国人把番茄叫做“西红柿”。她们吃的羊肉是从蒙古运来的羔羊，那是我所吃过的最好的羊肉。她们的餐桌上还有牛肉、猪肉、鸡肉、鸭肉、鹅肉、野兔肉、鹿肉，还有各种各样的鱼。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按照中式烹饪法烹调的。我们的孩子常常放着西餐不吃，专吃中餐，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厨艺实在太高超了。
用过早餐以后，中国贵妇还要歇一会儿，喝茶、抽烟斗。
与此同时，屋外的仆人们已经将车马或轿子准备好了。赶车人已经备好了马匹，侍候她的太监、婆子或丫鬟们也在换衣服，为她外出参加社交活动准备服装、用品。其中一人拿着烟斗、绣花烟袋，连银痰盂也不忘拿着，因为这些都用得着。她用餐时，仆人们将餐巾铺在她们的长袍上面。吃晚饭后，又有仆人端上一盆热水来，脸盆里放着一条毛巾。仆人将毛巾拧干，递给她，然后她轻轻地擦嘴、手。接着，又有仆人递上一杯水或是一碗茶，供她漱口。最后，她又拿出小镜子，打开胭脂盒补妆，重施脂粉，再上唇膏。
等贵妇人收拾好了准备出门时，她的车马或轿子早已在外面，在离女眷住的内室最近的地方等候。她上车或上轿的时候，会有太监将一块黑绸布支起，挡住他人的视线。这块绸布长约二十尺、宽六尺，两头分别系在两个木杆上。只有王爷的福晋、总督夫人以及其他地位相当的高官夫人才有资格坐轿子。无论是马车还是轿子，夏天里面都铺着红色的绸垫，冬天都有裘皮垫子。
上车时能表现出优雅的仪态，也能表现出人的教养。上车、下车这么多年，使得中国贵妇能够做到上车时姿态优美。
上车后，她们坐在座垫上，像菩萨一样。然后车帘就落了下来。随行的女佣盘腿坐在前面。几个男仆分别握住骡子笼头的两侧。一切准备就绪，婆子、丫鬟们挤进另外的车子里。骑马的侍从上了马，贵妇的马车或轿子在前面，一队人马就出发了。
这样一队人马在街上穿行而过，引得路上行人品头论足。
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报信人快马加鞭，向前飞奔而去，来到了主人家门口，向看门人禀报说福晋马上就到。消息立刻就传给内室里丫鬟，再由太监向女主人禀报来访的福晋。与此同时，福晋一行人已到达主人家。骡马都停在大门前。黑绸布又重新支起，随行的女佣从前面下车。福晋在两三个太监的搀扶下，经过一个长长的封闭通道，走到院子里。主人家的女眷们都站在游廊上迎接客人。客人走进大门时，女主人就开始缓缓登上台阶，其他人等紧跟在后面，主客在院子中间站住了，互相轻声问候，又问及对方的身体状况，主客先在院子中间稍作停留，施礼问好，然后客人才能登上台阶进屋，主人跟在后边。客人来到客厅落座，主人一直跟在她后面。外国人有时不知道自己的中国客人是在谦让，而让中国客人坐在较矮的座位上，这绝对是一种失礼。如果女主人是个外国人，中国客人也能原谅她，因为在中国人的眼里，外国人属于“外夷”，本来就是野蛮无礼的。
客人就座后，仆人先端上茶来，又端进来一碟一碟的蜜饯、水果、坚果、瓜子、糖果、小点心等等。其中一种叫做“薄皮核桃”的坚果。这种坚果外壳剥落后，皮儿自动裂开，向后翻，里面的核儿自然就露出来了。客人一边吃着这些小食品，一边讲明来访的目的。原来她的儿子最近就要结婚了，已经订好了良辰吉日。当然，这个消息正式宣布还需要些日子，但客人此时想知道的是女主人是否愿意代表她，拿着“据意”到女方家中去问一问女方是否同意这门亲事。接着，主客双方又谈了一会儿最近官场方面的消息，宫廷里的一些绯闻，近来大街上流行哪些装饰，国内外报纸上的消息。当时，北京城里有几家报纸，其中就有世界上第一份妇女日报。随后，女主人邀请客人到花园里走走。她们从一个大门进入一座院落，只见里面到处是大树、灌木丛、鱼池、石桥、游廊、假山，紫藤上面开满了一簇簇的花朵。还有各种各样的凉亭、小型假山、奇花异草等等。花园之美，令人神往。从花园出来后，主客又回到房中，仆人端上茶来，客人起身告辞。这时，客人的随行女仆拿进一包衣服。客人在主人面前将外衣脱掉，换上更正式一点儿的衣服。
原来，这位贵妇还要到京城里一位高官府上去给他母亲祝寿。她到的时候，我刚好也在场。她没有走正门，而是从偏门进去的，这个小门正好直通女主人的房间。男宾都站在院子里。院子上面搭着帐篷，是临时的戏园子。这样，这个院子就比旁边的屋子低好几尺。前面的窗子都卸掉了，用做女宾休息的地方。这个临时搭起来的戏园子墙上挂着红色丝绸做成的横幅，上面贴着用金纸或黑丝绒剪成的字，表达了人们对老夫人的美好祝福。皇上也想让这位官员更加体面，早就告诉他，在他母亲寿辰的时候要赐给他一件礼物，这简直比直接赏赐他本人更为荣耀。
院子里一片热闹的景象。随时都有客人到来，女眷不停地对新来的宾客作揖，姿态优雅高贵。男士们则双手合在一起，微微鞠躬。男士穿的衣服，颜色虽暗，但质地却比女子的服装好得多。如果哪位男士穿着厚厚的绸缎朝服，前胸用金线绣着龙的图样，那就说明他是皇室成员。其他男士穿的衣服质地也很好，每人衣服上都绣有表明身份地位的徽记，头上都戴着红色流苏装点成的顶戴，上面插着孔雀羽毛做成的花翎，顶戴上的扣子标明官员的爵位。客人在主人面前摘掉顶戴，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男士朝女子所坐的位置方向张望，也有失礼节。同样，女子也不能把目光停留在某个男子身上，虽然她们必须越过男士们的头顶才能看到台上的表演。可是，这些温文尔雅的小女子们却自有办法，总能在前面坐着的这么多身穿龙样图案朝服的国家栋梁之材中找出自己想找的人。有时，我看到一些长得漂亮或是看上去地位尊贵的男宾客，很想知道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就问身边的女客，她们总能一下子说出那些男宾的名字。
台上的戏演个不停。和我一直介绍的那位中国贵妇一样，舞台上演员的衣服换个不停，布景也不停地变换，完全是为台下的观众着想。大多数戏都是历史戏，女子的角色一律是男子扮演的，因为当时女子是不准登台演出的。曾经有个戏班子胆大，想模仿外国人演戏的方法，让女子饰演了其中一个角色。总督立即下了一道令，命戏班子歇业，并将戏班子老板打入监牢。
看戏时，宾客们不应只是静静地坐着看戏，而应该四处走动，相互问候，随意聊天。仆人们端上茶或是蜜饯来，最后是一个隆重的宴会。宴会快结束时，就听有人宣布：圣上的贺礼到了。于是，主人一家便撤离宴席。送贺礼的队伍进了这条街后，就可以很清楚地听到鼓乐的声音。随后，皇上用的黄轿，以及身着宫廷制服的三十六个抬轿夫，慢慢向府门前走来。府门大开，门口跪着家中的女眷，对着轿子叩头。
皇上的礼物抬进了一间事先早已准备好的屋子。宫里的主管太监将礼物放好，深深鞠了一躬后就出去了，他可以领到几百两银子的赏钱。随后，主人先邀男宾去看看皇上的恩典。
男宾们按照官职高低，依次进去，在皇上的贺礼面前跪下磕头。后来，女士们也进去磕头。那么，皇上到底送了些什么礼物呢？其实，不过是两张十八寸见方的红纸，纸上勾勒着龙的图案，上面有皇上御笔书写的“福”、“寿”二字。另外是一个黄色缎子盒，里面放着一尊不足一寸高的金佛像。人们之所以啧啧赞赏，倒不是因为这份礼物有多么值钱，而是因为皇上的一番苦心。
下面，我们是不是要随着这位忙碌的中国贵妇去参加另外一次喜庆活动呢？这次我们去的是朝中最可爱的格格的姐姐府上。这位格格的姐姐刚刚生了孩子，正在给孩子过“满月”。和以往的喜庆场合不同的是，这次没有看戏，也没有宴会。孩子的母亲在孩子出生几天后才脱离生命危险。这次请朋友来吃斋念佛，感谢上天给她活命。
虽然孩子已经一个月了，但母亲的身体极其虚弱，还不能下床。可她身穿节日盛装，不停地向客人表示歉意，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这种场合只有女眷参加。院子也是用篷布罩起来的，临时成了一座庙。人们想象着自己是置身于大殿之中。惟一不同的是，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整洁漂亮。佛龛中心，观音菩萨得意地看着底下的供果、坚果、蜜饯、点心。
四处高高的烛台上都点着蜡烛。在这位母亲面前放着一个烧香用的铜盆，里面燃着的香散发出奇异的香味。每个客人走过院子时，都拿起一根香，点燃后，祷告几句，然后放到盆里。
客人都到齐后，女主人的妹妹，也就是前面讲的那位格格，在两位主要客人的陪同下，走进铺砖的院子，在祭坛前站好。两个小男孩敲响了沉闷的钟声。他们剃着光头，身上穿着袈裟，这些都表明他们是在寺庙里长大的。格格两手拿着一大把香，一个随行人员用专门准备的火把将香点燃，浓烟在沉闷的钟声中直升云天。她站在那儿时，双手执着，高举过头顶，宛如仙女一般美。接着，她跪在菩萨面前，按照规矩，三拜九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