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法典陆续出现，十分注意公信力
周代封建制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法律地位，判然划分。礼与刑，既不是普遍的，也就不必成文公布于众。在编户齐民占全国大多数人口时，公布的成文法典，陆续出现。战国时代的法家，其讨论的中心是政府运作的技术。于是，法家不仅着眼于建立行政文官制度，也十分注意成文法典能取得公信力。商鞅、吴起……于此均注意到公布的法典，必须具备公平而又确定的两大条件。“徙柱立信”及“处罚王子”的传说，都是描述成文法的特色。
贵族特权的姓氏，一般百姓也可以采用
百姓从封建体制中脱身而出，不再归属于封邑庄园，即必须有一认同个人的标志。在两周封建制度下，姓与氏均是贵族拥有的家族名称。随着封建制度的崩解，有些旧贵族丧失了权力与地位，只剩下姓氏的标志。社会变动及小区离散，一方面出现了游离的个人；另一方面，编户齐民的体制内，个人必须要有其独有的识别标志，于是过去贵族特权的姓氏，一般百姓也可以采用了。战国时代，姓与氏已经不分，其意义已如今日的“姓”。不仅古姓古氏都可作为家族的“姓”，地望、职业、特征、别号……都可被用为“姓”。但是，战国时史料中，还有些人无姓，只用个人私名；甚至秦汉史料中，也不是人人有姓，并且改姓也相当普遍。是以用“姓”为必要的个人识别符号，至秦汉仍未十分普遍。
封建时代，百姓附着于土地，个人是地缘小区的成员。在编户齐民的时代，小区之内不再有大小封君领主，小区又未必有社会组织，于是小区内的长者，常成为地方上的领袖。战国以至秦汉，三老五更，及所谓父老长者，经常出现于记载。养老尊老，以及乡社集体活动，均与重组小区凝聚性，有相当关联。
总之，封建制度崩解后，重组国家秩序，百姓从封建束缚中离解为个人，但又以个人的身份，纳入国家组织。中国历史上编户齐民体制内的个人，不是古代希腊城邦的市民，也不是今日主权国家的公民。齐民，毋宁是许多地位相同的百姓，在统治阶层的统治下，有一定的身份，其权利为国家法律保护，同时也必须承担交税服役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