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说得对，我们吃的是酒席，不是家里的菜，鱼和肉都给做出了花样儿。盘子端上来，一层压着一层。我只能记住一道菜，是整个猪肘。我们离开饭馆的时候，菜还大半剩在桌上。
我看见母亲动作很小地从裤子侧面的口袋里往外拿钱，是一叠钱。在客人们喝得说话声越来越大的时候，她算了账。那一叠钱让217我吃了一惊。
后来，我才知道，和我们一起吃酒席的，有我插队那个公社主管知青的干事，大队民兵营长，还有公社的其他几个干事。吃好了饭，人很快都散了。吉普继续向东，几分钟就出了县城。跟我们走的，还是那个张叔叔。他喝多了，话有些颠倒。我要去插队的生产队离县城还有五十多里路。这一段路上，我父母都不大讲话，只听那张叔叔一个人说。他说的大意是，人不能太死性了，不能像我父母这样，清高的人要吃亏，不遇到事儿还行，真遇到了，就要「浑和」点儿。
现在还能记住的下一个场面，我站在一个很高的土墙豁口上，父母弟妹都不看我，一起朝着吉普走，我的心里乱七八糟的，眼睛里都是眼泪。后来，我自己走进集体户，男生女生全不认识，全都冷眼看我，我坐在炕沿上，一直坐到天黑都不敢动。
九十年代，我问起母亲那天请客的细节，问她花了多少钱，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吃酒席的任何细节，她都忘记了。反而她记忆最深的是，那天，她看见我站在土墙那儿可怜巴巴的。她小声对我父亲说：快走，别回头。
四 一九七四年秋天，在敬老院
在我插队的庆阳生产队向南走两里多地，穿过杨树的林带，有一座巨大馒头似的丘陵。丘陵上面有座孤零零的院套，是公社敬老院。割完了庄稼的季节，大地有点凄凉。每到农闲，大队都会组织兴修水利大会战，那年把临时广播站设在敬老院。我被派去管理广播站的机器，播放大队通知和各生产队的挑战书决心书，在敬老院住了半个月。
为了开广播，我必须在天亮之前到敬老院。队里的社员都提醒我，敬老院的狗凶，常年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它们能分辨人的高低贵贱和身份年龄，从来不咬老年人、有残疾的、要饭的。穿花衣裳的姑娘经过敬老院门口，就要加倍小心。
起早做豆腐的老人帮我赶走了狂咬不止的狗。我在豆腐房里，喝了一瓢滚热的豆浆。老人还到土墙缝里拿了纸包，给我揑了一点糖精。豆腐房里有一个热气腾腾的大黑铁锅。他话不多，他说，人活到老了，就该「撅巴撅巴」扔了。
广播站设在唯一一个女服务员的小屋里，一铺小火炕。每天三顿，服务员喊我去吃饭。站在大院子里，看见敬老院的三栋瓦房，不断有老人缓慢地挪出来，有人半蹲在门口，有人佝偻着，咳嗽气喘，往鞋底上擦着鼻濞。
在敬老院吃的第一餐饭是玉米渣粥。天还不太冷，锅就架在院子当心。食堂是一间大房子，几排木桌木凳。女服务员个高个子，二十几岁，浑身上下黑衣黑裤，围了一条大黑围裙，拿加长把儿的铁勺子，手脚麻利，往每个老人递过来的碗里添粥。我被安排在办公室里吃饭，同样的粥。他们只有咸菜，给我多加了两块豆腐。
那些老人们吃饭的速度异常地快，绝没有人讲话，每个人都紧看着手里的碗。一锅粥没一会儿就见底了。老人们推开碗，脸上才出现了松弛，一个一个挪回到屋子里，只剩个别几个老头蹲在太阳底下。
服务员洗刷完了，回到她的小火炕上，给老人做最后几件棉衣。敬老院有一个厨师，她的主要工作是拆洗被褥和棉衣。她是一个很勤快的人。我拿那种半透明的塑料唱片放歌的时候，经常看见她戴了一个很大的口罩，在院子里拿根木棍敲打老人用过的旧棉絮。她好像遇到了甚么情感挫折，才住到敬老院来。敬老院里的人都叫她大姑娘。
「大姑娘」对我说，一个人总待在这种地方，脾气就古怪。她说她父母家所在的生产队里也有集体户，那些学生多好，有时候唱歌能唱半宿。当时，我是第一次听见还有人羡慕我们的生活。
老人们在吃过饭以后，甚么也不做。一间大屋子，住二十几个人。我去过几次，每次都一样，整个屋子里一个说话的也没有。只219有发呆的，睡觉的，坐炕上抽菸的。所有的脸上，长时间维持同一种表情。
敬老院的房子不分男寝室和女寝室，人和人之间只挡一块胶合板。哪个挡板儿之间距离宽，放着两个人的行李卷儿，说明住的是一对夫妻。
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两个老太太，一个在炕上坐着，手上抖开一个装豆荚的小布口袋，一颗颗从干豆荚儿里剥出豆粒儿，我停下来看她，她马上用一只干老的手，挡住口袋不让我看。听女服务员说，有的老人能外出活动，在收割后，去大地里捡粮食，粮食积攒多了，去换豆腐，一个人躲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吃。还有一个老太太，坐在砖地上，用甚么硬器砸高粱壳里的米粒儿，砸了一些，用手捧起来，对着空中吹高粱壳儿。
除了做豆腐的老人，没有第二个老人问我：你是谁，你到这儿来干甚么。他们好像跟这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事儿都无关。有一个晚上，一个老头因为别人的毛巾搭过了界吵起来。他直挺挺站在院子里，气得大喘气。
老人们比种地的农民们更清楚哪一天是星期天，因为星期天改善伙食，也许吃猪肉炖粉条，也许有炒菜。炒菜的时候使用一种大铁铲，像工兵挖地雷用的那种工具。豆腐，在老人们看来是一种好东西，用卤水点的，满院子飘着香味。我看见过一个老人站在墙角，用钩子似的手捧着一块豆腐，直接吸进了嘴里。
星期天的时候，敬老院的领导，站在食堂门口大声吆喝着：慢点吃，别烫着。
敬老院有国家的拨款，和当时农民的一日三餐比，伙食不算差，数量也充足，有时候还有饭菜剩下来。但是他们一看见有肉的菜，就想着多吃，抢着吃，要把属于他的那份儿，全装到自己的肚子里。
女服务员盘腿坐在小炕上，用一颗铜顶针儿为老人做棉袄。顶针很好听地敲着针。她说，他们多可怜，都是有今儿没明儿的人了。
女服务员和我熟了以后告诉我，她曾经想过出家，又不知道哪儿有尼姑庙。她说现在不兴这个，没办法才到了敬老院，伺候这些老人，他们再怪再脏再有毛病，却没有坏别人的心思，多数是老绝户，都是可怜的人，需要人帮。她认为干这个，总比在大地里干农活轻闲。老人们对女服务员也都很好，哪个老人耍脾气，马上会有人说，快叫大姑娘去。「大姑娘」说话有时候比领导还好使。
有一天太阳非常好，女服务员和我坐在她的炕上。她打开窗户说，多像四月小阳春儿。墙角下面晒太阳的老头儿脱了空心棉袄，露着皮肤松弛的上身，翻过棉袄找虱子。女服务员说，这么几天就生虱子了，让他们在里面套一件贴身的布衫儿，他舍不得。老人们说，有人味就得生虱子，谁要不生虱子，就快挺尸了。
又有几个老头也坐下翻腾他们的棉袄。大师傅敲着锅沿儿喊开饭，他们很麻利地披上衣裳，又是各个房间都有人晃出来，我坐在炕上看见一片花白花白的头顶。
每天，到了下午四点钟，已经有人去关门了，敬老院的门是碗口粗的小树扎成的。几条狗卧在土里，守着门外那条大道。修水利的人们吵吵嚷嚷经过，狗都窜起来，叫成一片，它们看惯了的院子里几十个老人，对外面的人好像有刻骨的仇恨。
五 一九七六年冬天，她说被迫害了
七十年代的中期，越来越多的知青通过招工推荐上大学离开农村，而一直没机会走的知青心灰意冷，我们那个县就有绝望自杀的。我所在的集体户就有两个都是一九六八年下乡的女生。
刚进入一九七五年，我离开集体户，被临时调到县里办知青报。第二年的冬天，有一个早上，我提前去上班，天还没全亮，整个知青办的小走廊空荡荡的，只有一盏小灯。估计打更的老人先把每一面火墙都烧起来，自己去吃早饭了。我沿着走廊向里面走。我221们的办公室在最里侧。找钥匙的时候，突然脚下一绊，踩着了甚么东西，软软的，吓了我一跳，马上后退。
没想到，走廊地上躺着一个人，紧紧地缩成一团。
那个人抬起脸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脖子上围了一条又长又厚的绿围巾，一个女的。
估计她看我也不过是个知青，根本没理我，又缩回去，一动不动。我转回身叫人。在门口正遇上知青办一个干事。缩在地上的人看见又有人来了，哇哇地哭，自己站起来了。
她浑身的土，两手捂住脸，头发围巾揉得很乱。我马上想到我们集体户那两个一九六八年下来的老知青，当时，我看她，觉得她已经苍老得不行了。
上班的人多了。一个部门主管，是个胖妇女，嗓门很大，从外型上看就像个领导，她一进门就问：这是咋的了。女青年像看到了救星，哭声大了，边说边哭说她是知识青年，知青办得给她作主。
女主管扯女青年，问她是哪个公社的，还警告她在办公室哭嚎影响不好。
女青年的声音立刻变小了。她说：领导啊，我被迫害了。
「被迫害」，这话在当时是极严重的一句话。在知青下乡的七十年代，有非常的特指。女知青被迫害了，意思就是被强暴了。按政策，女知青被农民「迫害」的安抚政策是优先办理招工回城，而「迫害者」将被公判枪毙，开完公判大会还要五花大绑，站在卡车上游街，胸前挂块名字上打红叉的牌子，衣服后领子里插根很高的「标」。我在县里的几年，每年年底知青代表大会召开前，县里都安排这种公判游街，杀一儆百。「被迫害」这三个字份量太重，它涉及到有人能很快回城，有人能很快送命。
听到「被迫害」，马上有负责办案部门的人，把女知青叫到他们的办公室。这种事情在当时非常敏感。而像她这样公开找到县里，当众宣布自己被迫害的，我在知青办的三年里，只遇到过这一次。那个上午，专案组的门玻璃上，临时糊上一张报纸，神神秘秘的。
中午，有人安排女青年跟着我们去县委食堂吃饭。我们走在前面，她在后边跟着，故意和我们保持距离。离得远了，我站住等她一下，心里出现一种厌恶。
女青年吃饭相当快。吃完了，她自己又回知青办。晚上再带她吃饭。那一夜，听说她住在县委招待所。
第二天上班，一进门就看见她站在走廊里，手里抓着一个鼓鼓的旧书包，正对知青办的干事说没脸回集体户了，要买火车票回家。很快，她就消失了。
知青办派了人下乡去调查。调查回来那天，刮很大的北风，县城的小马路上卷着冒烟雪。进进出出的人把走廊门口都踩白了。调查回来的人在走廊里大声说，被女青年告发的农民一听说迫害女知青，马上吓傻了。一家人都跪在地上喊冤枉，说就是打死他们，也不敢欺负下乡的学生，谁都知道那是挨枪子儿的。
我估计，去调查的人在临走之前已经有了怀疑。当时，正是每年年底招工指标由县下达到公社的关键时候，一个女知青直接跑到县里来说自己被迫害，从她的不顾一切，知青办的干部都明白。
过了几天，那女青年又来了。还是那条绿色的围巾，紧紧包住了脸，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围巾上已经结了一圈白霜。这一次她正好碰上了我们知青办的主任，姓毛，是个又霸道又心软的人，最怕看见女知青哭。
女青年就在走廊里抓住了刚出门的毛主任，抓住他的大衣不放。说自己虚岁都二十八了，还连着喊，主任，我被迫害了，主任，我没脸回户了，主任。
每说一句就喊一句「主任」，这种场面，看见的人心里都不好受。毛主任的脖子总挂了一对带绳的皮手闷子，他还不知道情况，但是那么一哭，他就受不了。主任不断劝她慢慢说，慢慢说。
知青办的人都从各个办公室出来，在门口，探头探脑看这个胖脸上满是眼泪的知青。
她呜呜噜噜开始说。说着说着，被迫害的话题忘了，她说她们公社有门子的都在找人，都想走，连才下来两年的，都填表了。说到才下来两年的人，她放声哭，想用头去撞墙。
后来听说，县知青办照顾她的情况，让她直接参加了当年的招工。从蜷缩在走廊上，到听说她已经回城，她没和我们几个知青说过一句话，她尽量回避。
不知道那个被她告发的农民是不是被追究了。部门女主管说得比较直露，我记得她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样子。她说，真是啥人都有，多不知「磕碜」的人都有。
六 一九七八年春天，弟弟骑在毛驴上
我到大学报到的时间是一九七八年的三月。当时我弟弟还在乡下插队，他是一九七五年下去的。
上大学一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天，记得天灰蒙蒙的，空气中有一种春天味儿，新鲜。我带着父母的嘱咐，从坐火车出城一直向西，去几十公里外弟弟的集体户，提醒他赶紧开始复习功课，务必参加七八级的高考。随身带了几本复习资料，都用报纸包得很严密。当时我预感，凡是在心里暗自盘算离开农村的，都是「坏心思」，不能大张旗鼓。
弟弟晚我一年下乡，一直干农活，下去第一年，就学会了抽菸喝酒。父母一直为他担心。
下了火车，四周都是空旷平坦的田地，先经过了一个兵营，兵和老百姓不同，从大门口能看见里面井井有条，一尘不染。然后穿过一条林带。我是老知青了，不用问路，直接找到了那个独自立在略微高的岗地上的集体户。
一进屋，灶坑前有人仰脸问我找谁？屋里全是烟，听说找王惕，灶前的人指西屋。我弟弟生于一九五六年，父母所在的公安系统刚传达过裴多菲俱乐部甚么的，他们特别意识到，革命政权要时时提高警惕，所以给弟弟起名「惕」。
西屋，炕上靠着几个男生，全留着长头发，穿破大衣，身上随处棉絮暴露。在大衣的腰间扎一根麻绳，这是当时知青身上必不可少的冬季饰物，显示着骨子里的潇洒不羁。我闻到集体户男生宿舍专有的汗味。
弟弟没在。他们说，惕，磨谷子去了。
我能感觉到裹着破大衣的几个男生有点冷漠。我知道，在那个时候，除非你是传递回城的消息，世上再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们表现出热情。
弟弟出现在门口的时候，也裹着一件破大衣，也扎一根草绳。我看他比任何一个男生都颓丧，头发太长，脸又冻得通红。早晨，从家里动身的时候，我只是父母的一个使者。但是我看见弟弟出现在门口，突然在心里想：这是我的弟弟啊。
这种感觉一瞬间里特别强烈。我已经离开了这种生活，而他还深陷着。我一句也没提上大学的事，不想刺伤他。弟弟是和一匹黑灰的瘦毛驴并排挤进西屋门的，他的手通红地搭在驴屁股上。他从小就喜欢动物。他明明看见了我，却对炕上的人说话。他说谷子没磨上，人多，排号呢。
他故意站得离我远一点，可能为了证明他是男生我是女生。他长大了以后一贯是这样。他摘下帽子，把帽子扣在毛驴头上，他还是不太看我，站在原地搓两只耳朵，好像根本不准备和我打招呼。他的帽子和别人不一样，不是长毛狗皮那种，是硬的黑色亮皮，可以打油的，帽子里面是短毛。他就是戴这种不抗寒的帽过了三个乡下的冬天。
趁没人看见，我把书包里的包裹严密的复习材料给他，说了专门带给他的，里面还有妈妈的一封信。我说，你一定要看。他大咧咧地把它们塞到行李卷儿下面。
他说：给我带瓶酒就好了，咱家还有西凤酒，都给爸爸藏起来了，怕我偷着拿走是不是？
跟我说话的时候，他不断地拽那毛驴的尾巴，毛驴终于不想忍受，逃窜到外屋去了，他的黑皮帽子滚掉在地上。他们集体户好像用红砖铺的地面，但是早看不见砖了，坑坑洼洼的，都是泥。
我问：你还喝酒啊？
他说：喝，找个「由子」就喝，这么冷的房子不喝酒能挺过冬天？
有一个男生过来说，每年冬天，后墙都给冻得呜呜响。弟弟的两只手紫红肿胀，我问他有没有冻疮膏？他说：贼皮子，不用那个。他把手背到后面去说，没事儿，到伏天准好。
后来，有人进进出出地说，又要下雪了。满院子人撵得鷄狗猪鹅都在叫。女生们去高粱秸扎的围墙上捡衣裳。弟弟打了一声口哨，可能是叫那只毛驴。他说：你上女生屋里呆着吧，女生炕上干净，我还得磨谷子去。我马上说：要下雪了，我也走。
我们一起出了门。灶前有一两个人抬头打招呼：姐，再来。好像我是他们大伙的姐。集体户的院子里光秃秃的。整个冬天倒的泔水冻成一个将近一米高的冰坨，正堵在门口，正在溶化。弟弟让我看门口的一只破缸茬。他说，夏天，男生在炕上喝完酒就往外甩瓶子，看谁扔得准摔得碎。
出了门，我再把父母关于高考很重要的嘱咐告诉他。我特地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但是，他不大理我，抓着毛驴身上的毛皮骑上去，高高地晃，专心逗那毛驴。我告诉他，报纸包里是书，还有练习本。他高兴了，说正好这几天没卷菸纸。我觉得他这么说是故意的，故意逞「英雄」。
我们都不说话，默默地走。他骑着毛驴陪我走到一个岔路口，已经能看见两个多小时前我穿过的那片林带了。他说，另一条路通向屯子里的碾房。我说，我上你们碾房看看去。他马上制止我：都是男劳力，你去干甚么？
不知道几点钟有回城的火车，但是我准备去小火车站等。
很明确地记得，当时就在我的脚下有一墩马莲，向阳的一面有嫩芽正要钻出土。我对他说，好好复习，时间很紧，别再喝酒等等，全是废话。我还把母亲带来的钱给他，可能是二十块。他一直骑在那匹毛驴身上，无所谓地晃着，很耐心地捋着毛驴
透明的薄耳朵。最后，他问：你去报到了？我极短促地答应了一声，然后向着林带走。一下也没回头。我和弟弟都在长春市天津路小学上的学，学校由日本人出资建
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经叫大和通小学，一直是名校，我们在这个小学分别读到了三年级和四年级，那时候他成绩很好，从来不和坏孩子在一起。下乡的三年，他不仅学成了菸酒，还越来越内向，小时候甚幺都对我说，后来，他变得话很少，仅限于日常小事，他的性格改变直到今天。
那一年，他考上了大学，但是分数刚够本科线。
一九七六：初恋败絮
发布: 2009-3-13 08:13 | 作者: 唐晓渡
一九五四年一月生。多年来主要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的研究、评论和编纂，兼及诗歌创作和翻译。着有诗论集《不断重临的起点》、《唐晓渡诗歌评论自选集》、《中外现代诗名篇细读》、《唐晓渡诗学论集》等；散文随笔集《今天是每一天》；译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文论集《小说的艺术》等。主编「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多卷本、「当代诗歌潮流回顾丛书」多卷本等；另编选有十数种诗选。
要被「炒鱿鱼」的消息，是一九七六年元旦刚过由厂长兼总支书记老段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正式宣布的，根据是红头中央文件，甚么《关于在全国范围内清退国营企业合同工、临时工的通知》之类。这噩耗早有风闻，可真等到棺材抬上门，大伙儿还是全傻了眼。有多憋气就不必说了，更冤的是还没地方撒气，因为厂方和我们一样灰头土脸。
我们这个厂是从南京迁下来的，虽说当初也过来了些老工人，但一直心思浮动，四年下来，已回去了大半；作为补偿，新招收的数百青工已逐步成长为各工种的骨干力量，撑起了大半边天，问题是其中大多数恰恰就是文件所针对的合同工，如全部清退，这个厂就会立地垮掉。
全厂笼罩在一派凄惨麻木的氛围中，连周恩来去世这样的大事都没激起甚么反响。两天后公布了第一批清退名单，走人的多原本就家在农村；又过了一个星期，第二批名单也下来了，基本是当年从应届毕业生中招收的城镇青年。两批加起来近一百人，约占该清退合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剩下的维持厂子的运转，照那帮正式工的说法，相当于「死缓」。
那年春节过得特没劲，全家人都对我陪着小心，好像我是易碎的薄胎花瓶。更让我郁闷的是，年前和小S约好初三下午来家里一起做酒酿，结果糯米饭煮好了，药引子备下了，却苦等到天黑也不见人影。那年头小县城连公用电话都没有，只能干等，一边等一边胡思乱想：病了？有急事走不开？相隔没多远，怎么也不过来打个招呼？第二天又白等了一天。本来我也可以去找她，一怕冒失，二是该死的自尊心不答应。三年了，这在我们之间还是头一次，挨过初五，到了上班的日子。我和小S 上下班同道，平常默契，差不多总能碰上。那天下雨没骑车，我在路上忽快忽慢，迟迟不见人影，心里更加忐忑。到了班上，立刻去小S的金工车间，她却到了，正低头坐在工具柜前，似乎在想心事。我有点懵，想想还是自尊心占了上风，只在她左近晃了晃，确定她看到了马上走开。
我和小S同是县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她在丁班，我在乙班。她父亲曾是我们班数学老师，还代理过班主任。在校时我对她印象模糊，后来插队三年，相隔甚远，连面也没见过。彼此产生好感是进厂一年后的事。她因滚齿机一时未到货，被配属到我所在的机修组当「小工」。其时我年方十九，血气正旺，再加上脑子快，肯钻研，早早就在同辈中拔了尖。拔了尖意味着有更大的话语权，随之而来的是迅速膨胀的支配欲，于是干起活来不免无意识地效仿师傅，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用不了多久，「怎么这么笨」就成了我的口头禅。也许正是我的霸道吸引了她；；而她之所以让我属意，不是因为她在跟随我的一帮女工中最漂亮(当然足够漂亮)，而是因为她最清澈，最文静，从不叽叽喳喳；更重要的，是一说话就脸红。恋情的小火苗一旦从心底呼呼升起，甚么同学之谊啦，师生之缘啦，也都统统化作了助燃剂。几个月下来，谁都知道我俩「对上了」。但由于进厂时约法规定三年内不许谈恋爱，还由于性格中都不缺少在别人看来是「假模假式」的矜持，我俩竟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驼鸟政策」，以保守这公开的秘密。
说来可笑，三年来我们尽管一分开就彼此想得慌，却连手都没有拉过，很可点「相敬如宾」的意思。下了班倒是常在一起推车「轧马路」，但多由我胡侃——我自幼一直随父母住校园，守着图书馆，再加上常和几个「书虫」切磋，这方面的功夫自是了得——229她则安静地听着，有时也提个把简单的问题，与其说质疑，不如说是鼓励。在这种情形下自然也不会正面触及我俩的事，只有一次例外，那天我侃了一大通，她却毫无反应，只顾低头走神。我急问怎么了，她一怔，满脸羞得通红，却不答。最终实在被逼紧了，才没头没脑闷声甩出一句：「你真的没听说过吗？」「听说甚么？」「女大一，苦滴滴呗。」
下班后照老规矩，我先到一条属于我们的小马路，放慢脚步，仄起耳朵。没多久，身后传来比平时略显滞重的雨靴拖地声。她轻轻一咳，我没回头，仍保持原来的速度，两眼直视前方。她与我仅一肩之隔，步率几乎一致，但就是不赶上来，显然也不想先开口。
新铺的沥青路面散发着刺鼻的柏油味儿，由于做工粗劣，踩上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天宁寺巨大的阴影压下来。回家该往右拐了，我转身往回走，她也跟上来，但仍差那么一步。气氛越来越僵硬，我有点慌，不知该怎么打破这从未有过的局面。天黑下来，隐在法国梧桐中的路灯洒下惨白的水银光。又飘起了牛毛细雨，且淅淅沥沥越来越密。身后嗒地一声，一柄打开的黄油布伞递过来，伴随着一声轻轻的叹息。
我接过伞，放慢脚步。伞足够大，能罩得住两个人，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第一次这么近地傍着走。虽然隔着厚厚的冬衣，但间或两肩相碰，仍能感到一种陌生的温软。我有点晕眩，克制住突如其来的想搂过她的欲望。
她再次叹息：「这个春节，我外地的两个姐姐都回来了，是为了我们的事....」
「是吗？」我漫应一声，没接茬。
「三十晚上开了家庭会....南京的大姐听了我们的情况倒是没意见，说只要人好就行。但北京的二姐不这么看。她说....她说....」她停下来，似乎在积蓄勇气。我心跳加速，却故作轻松：「说吧，没关系。没甚么大不了的。」
「简单地说，她不同意。」她的语气变得流畅起来：「她说你们想啊，他们家弟兄五个，我们家姊妹六个，双方父母的工作单位都是清水衙门，身体又都不好，根本没有力量支持儿女；现在国家是这个样子，经济一团糟，眼看着两个合同工都要被清退回农村，将来怎么结婚成家？房子从哪里来？生了孩子谁来带？这日子，分明是没法过嘛....」
「甚么乱七八糟的！」我终于爆发了，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她二姐身上：「说一千道一万，不就嫌我穷吗？小市民！亏得还当过军人呢！」
不能不承认她二姐说的都是实情，问题是此前我从未认真地考虑过这实情，我的心高气傲甚至不允许我朝那方面想，因此一旦听到，本能的反应就是立即驳斥，但究竟应该怎么驳斥同样没想过，于是「小市民」就成了最先从我的道德词汇表中跳出来的判词。那一刻我甚至想到了保尔.柯察金挖苦冬尼娅的场景。
我的粗暴显然令小S非常吃惊，也有点生气：「我二姐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那还能是甚么意思？」我再次以激烈的反问打断她的话。自觉有点过份，又稍稍缓和道：「行啦，不说你二姐了。你父母是甚么看法？」
过了好一阵她才应声：「你知道我爸一直很欣赏你，赞成我跟你好。但现在情况变了....现在....现在他觉得二姐的意见值得慎重对待。至于我妈」，她的声音低了下去，「你也知道，她总是随着我爸的。」
「那么你的三个妹妹呢？」口气中怪怪的讥诮味儿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
她却老老实实答道：「小六子还小，家庭会没让她参加；其他两个妹妹都站在二姐一边。小四子还说，这下子看他还怎么骄傲，到家里来两眼朝天，除了爸爸，谁都看不见。」
我冷哼了一声。当初我俩刚要好，这两个妹妹曾不顾她的抢夺，在家里轮流朗读我写的第一封情书，赞不绝口，尤其是其中那些诗句。
「好，这些我都可以不管，我们的事，我们自己做主。现在我只问你，」我停下来，转身面对着她，「你怎么看你二姐的话？」
她低下头，两只手绞弄着胸前的辫梢，昏暗中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可以察知她的呼吸骤然变得急促。「我....我....，」嗫嚅了半天，她终于说：「我觉得爸爸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还要再想想。」
「那你就想吧，想好了再来找我！」我愤然把伞塞到她手里，扭头大步离去。
我没见过她二姐，可对她父亲却知晓多多：前解放军大尉、县中最出色的数学老师、多年所向披靡的全县围棋冠军，平素为人宽厚温和。他的反应让我困惑，当然最让我无法理解的还是小S。
当时我们家因子女多被分作三处，我单独拥有一间猪圈改成的小屋。是夜辗转难眠，快天亮时我不得不在小本子上尝试用简易问答法处理乱麻般的思绪。
问：你爱她吗？
答：爱。
问：她爱你吗？
答：当然。
问：那为甚么会出现当前的局面？
答：因为她太软弱，就像她母亲。
问：在这种情况下你准备怎么办？你会放弃吗？
答：争取她，和她一起与小市民价值观斗。决不放弃。
问：怎么争取？有胜利的信心吗？
答：暂时不知道，看着办。有信心，但不太足。
「不太足」似乎不妥，有点泄气，圈掉，随后改成：「前提是她要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并向我认错。」
合上小本子，面对墙上自书的毛泽东联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我做了个深呼吸。
随后的十多天我参加了县文化馆和省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一个诗歌学习班。在这十多天的时间里，我第一次刻意地与小S保持完全隔绝状态，再上班后也仍然如此。我的自信和自尊都需要这种状态。
这样大概又过了一周。那天下了一场春雪，快下班时车间里已空无一人，我也收拾好准备回家，忽然透过大玻璃窗看见小S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过来，心头不禁一阵狂喜，赶紧迎到门口。不想她见了面脸一红，眼睛看着地面，递过来一个折成燕尾的纸条，一言未发，转身就走。
甚么意思？有这种认错的方式吗？我攥着手里的纸条，像攥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坐定，这才慢慢打开，只第一眼就知道自己错了：平时她给我写信抬头都称甚么甚么的晓渡，而这次只有光秃秃的「唐晓渡」三个字。时至今日，我还能几乎一字不差地背出这封信：
「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树丫里长出来的，而是父母生，父母养的；现在既然我父母不同意我们的事，我也没有办法。请从今日起一刀两断，再也不要藕断丝连。」
第二天上班，我立即去找她，约好下班一起回家，她红着脸点点头，没有拒绝。那天我们没有走平时的熟路，而是绕道东郊，那里行人较少。但谈话毫无进展，任凭我怎么苦口婆心，她只用父母的话搪塞。天黑下来，我们在她家附近的土路上来回推磨。行人越来越少，以至完全绝迹。我又冷又饿，终于失去了耐心：「我看，跟你说得再多也没用，我也不想成为一块牛皮糖。还是直接跟你父亲谈吧。」
「好，好，」她如蒙大赦，「现在各自回家，我帮你另约时间。」
「不必了，就现在。我是说，我要马上见你的父亲。」
她楞住了，借路灯看了看表，用从未有过的语气责备道：「现在？你太任性了....都快夜里十二点了，我父亲早就睡下了；再说天这么冷，他毕竟是五十老几的人了....」
「不！只谈几句，我不会耽误他太长的时间。」我坚持着。
「太任性了....太任性了....你也不想想，这个时候你把他从床上拉起来谈会是甚么效果....」「我不管！今晚必须和他谈！」我开始低吼。又僵持了几分钟，她长叹了口气，说：「好，我可以帮你去
叫....不过咱们说好，是你坚持要这么做的，后果也只能由你自己负责。」她家在县中宿舍，四间平房并排，傍着条小河，左拐再左拐就到了。
客厅门咔地一响，老S似乎一步就跨到了我面前，高大肥胖的身躯带进一团砭骨的寒气。
「那么着急，改天谈不行吗？」他一身改制前的军官行头，显然是慌忙中临时披上的，皮帽子歪在头上，棉大衣没扣扣，手抄在袖子里笼于胸前，光脚趿着皮拖鞋。他像往常那样笑吟吟的，却没让我坐，和我面对面站着。
我用最快的速度说明了来意，除了道歉，主要是表明心迹——我爱他女儿。
在此过程中老S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两眼看着我，极其专注的样子。待我打住，又增大幅度笑了笑，这才慢条斯理地说：「你知道我一直欣赏你，从你在校时起就欣赏。对你和小三子的事，我从一开始就很赞成。本来基本就这样了，谁也没有想到情况会发生变化。现在你们都要被清退回去，但生活不存在清退不清退的问题。你可以想一想，我们两家....」
「对不起，这些小S都给我说了。」我不失礼貌地打断他，「再说，情况可能还会有变化，至少最近厂里没人再提清退的事。」
「也许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等一等，但实话实说，女孩子，还大你一岁，我们拖不起。我是父亲，不能不为女儿的幸福着想。万一你们被退回农村，别的不说，糖从哪儿来？煤从哪儿来？这些都要凭计划供应。你们不会总是两个人吧，有了孩子，你们怎么办？」
我尽量克制住怒气：「不至于吧？不管出现甚么情况，凭我的能力，大概都不至于混到需要为糖啊，煤啊，这些东西操劳的地步吧？真要到了这个地步，哼哼，」我冷笑一声，「那就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了，那这个国家就整个儿都完了！假如整个儿都完了，是不是被清退回农村又有甚么重要呢?!」
「你....」他笑容僵住，两颊抽搐了一下，随后一声叹息：「你还是太年轻啊。今天就这样吧，太晚了。」他完全恢复了镇定，「甚么时候你觉得有必要，我们还可以再谈。回吧。」
我没有打探那天深夜突访后老S的进一步反应，小S也没提起，这使我有理由认为那次我们是打了个平手，由此双方，更准确地说，三方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一如清退之事很久没人提起，似乎我们和厂方之间也达成了某种默契。
四月七日晚，结束了每周三天的「七二一工大」课程，我们正一起骑车回家，全城的高音大喇叭中突然传出中央台播音员那较之平日格外慷慨激越的声音，报道说前两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哪有那么多反革命！」我一边猛击自行车龙头，一边大吼了一声，把她吓得一哆嗦。分手时她一反常态提前下车，低声说了一句令我至今难忘的话：「以后说话注意点....万一出了事，叫我怎么办！」
那年初夏，我们家搬到了我父亲新调的单位。刚刚住定，唐山就震了个稀里哗啦，而据来自官方的消息说，我们这里短期内也将发生七点五级左右的大震，于是防震抗震成了生活中压倒一切的大事。可期待中的地震却恶意沉默着，躲在一个莫须有的地方躬身伏腰，就是不见动作。
临时防震棚要改建成半永久的。父母考虑到我们家五条虎，人手多，而她家清一色女孩，连声催我去帮忙。无奈，只好向父母说明真相。二老对视了一眼，一致以为桥归桥，路归路，既然还存在这层关系，那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即使被拒，也可求得个心安。「再说，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你挺身援手，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火烧眉毛，老S大概也是求之不得吧。」说给小S应了，隔天一早，我自带工具上门，那边的老两口果然满脸欣慰，一个充任下手，一个忙着端茶倒水，不时递上拧好的毛巾，四个「娘子军」也跟着团团转。黄昏时大功告成，我婉言谢绝了老S留饭的邀请，凯旋而归。
是不是七六年最后一场大雪？记不清了，总之是白天白地白睫毛，一离开大路，就陷入半膝深的雪窝里。我抄近道跌跌撞撞直扑我家「穹庐」。
十米龙门刨上马已有一段时间了。这在我们厂是项大工程，为此机修组升格为大组，直属生产科；我则被任命为大组组长，主持这一项目。按条例主持这样的项目得具有五级钳工的资历，而我不过是一个尚处在「清退」阴影下的合同工，自是特别体面光鲜。开工时举行了小小的仪式，总也黑着脸的厂长老段露出难得的笑容，讲完话还特地走到我跟前，狠狠拍了拍我肩膀。
「穹庐」是我们家防震棚的别称，以数十根粗竹竿结成拱形骨架，以缠上稻草的芦苇筑墙，再覆上油毛毡。里外两间，一家七口，吃住都在其中。因搬家后离厂近了，我中午也常回来「蹭饭」。
掀开棉门帘，一股红烧羊肉的浓香扑面而来。这是我今天回来的理由。可为甚么空气有点沉闷？为甚么以父亲为首，所有的人都绷着脸，全无平时饭桌上那种热闹气氛？更奇怪的是，为甚么自小就不甚待见我的外婆，居然前所未有地亲自到里间为我盛饭？
「不着急....你爸说吃了饭再说，」外婆一边盛一边对满腹狐疑跟进来的我叨叨，忍不住又加了一句：「....还是黄啦，人家来了信。」
「甚么黄了？谁来了信？」
「还能有谁？S家呗。」
我回到外间，两眼盯住父亲问：「听说老S有封信？」
「吃饭吃饭，天大的事也等吃了饭再说。」父亲敲了敲桌子，显得烦躁不安，这在他是极为罕见的。「不！」我没接外婆递过来的碗，仍然盯着父亲，「不先看信我就不吃饭。」父亲跟母亲对了对眼，从外衣口袋掏出一个纸条，也是折成了燕尾形。
信是老S写给父亲的，不长，大意是说您是本地教育界公认的忠厚长者，一直很敬重您，本来可以指望结成儿女亲家，以加深情谊，不想如何如何，以致如何如何。最后一句我永远也忘不了：小女已另有所许，特此奉告。
我把信撕得粉碎，掷在地上，转身冲出门外。
等我稍稍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坐在钳工台前发傻。
「小女已另有所许！小女已另有所许....」心里反复念叨的只有这句话。台子上有一根折断的钢锯条，我用尖角扎了扎掌心，锥心的疼。前两天送一批零件给小S加工，她不是还表现得很正常吗？怎么突然就变了，一点迹象都没有？
浑身躁热，我脱掉棉袄，拿起加工了一半的平面导轨部件，涂上红丹，到作为基准的大平板上磨了，再固定好，取来合金铲刀，吭哧吭哧铲起来。
身边有人影晃动。抬头一看，是笑眯眯的政工组长周成敏。我因常被他抓差，既是大批判组成员，又是宣传栏主力，和他熟得很，没心情理他，又埋头干活。
「怎么，小伙子，失恋了吧？」铲刀停顿了一下。「行啦，想说就说，想哭就哭。告诉你，我刚刚见到你母亲。
她怕你太受刺激出事，一直跟在你后面，眼见你进了车间，这才去找我。情况我都知道了。你放心，这件事组织上会出面，帮你们调解。」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我慢慢直起腰，声音听起来变形得厉害，又冷漠又尖厉：「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就不劳组织上费心了吧。」
「那不行！」想不到他居然抖起了政工组长的威风：「你俩都是团干部，传出去影响会很坏。都谈了三年多了嘛，厂里差不多人人都知道嘛，说断就断啊？这事你就别管了，等通知吧。」
下班恍恍惚惚回到「穹庐」，直接把自己扔到了里间床上。昏暗中母亲轻手轻脚走进来，先摸摸我的额头，这才开灯，坐到我身边。
「知道老S替小S找了个甚么人吗？」我嗯了一声。母亲慢慢俯下身，低低说出了一个名字。我猛地坐起来：「真的吗？」「错不了，是向老S的好友黄老师打听来的。」天哪！我忍不住在心里大笑，可涌出的却是止也止不住的眼
泪。我所笑者是自己，所哭者也是自己：唐晓渡啊唐晓渡，你竟然就被这样一个人轻易取代了！
两天后的下午，组织上真的出面了。我拗不过，来到厂总支办公室。小S已坐在正对大门的椅子上。我的视线漫过去，未能碰上她低垂的目光，只看到她脸涨得通红，连脖子都红了。几天没见，她从形到神似乎都发生了某种变化。
「怎么样，这就开始吧。「代表组织出面的，是分管工会和共青团的总支副书记周苏珍。她是早两年作为工人代表突击提拔上来的，绰号「能豆子」，而她的大脸盘上也确实缀满了大大小小的青春痘。由她出面说来名正言顺，但她真有这份心吗？看她那脸假笑，眯缝眼闪着幸灾乐祸的碎光。
「今天算是调解会，体现了组织上对你们两个团干部的关心。具体情况就不说了，先听听你们各自的看法。谁先来？」周副书记殷切地看向我。
当然是我先来。我在沙发椅上摆出尽可能放松的姿势。我说我只有三句话：第一，因个人的事麻烦组织，不安，感谢；第二，此事到此为止，各自回去，安心本职工作；第三，祝小S幸福。
「完啦？」周副书记显然不满意。「完了。」「那么你呢？」周副书记转向小S。直到这时，我才看到小S的黑眼圈和肿眼泡，心突然抽搐了一下。母亲英明，她是怎么说的？「知道老S替小S找了个甚么人吗？」对，「替」——这就是全部问题的核心！「我....我....」她「我」了好几次，终于说出一句，「反正我和他之间没有....那个。」周副书记咯咯地乐，我却完全懵了。我当然明白她说的「那个」指甚么，但干嘛在这样的场合说这个？
(直到两三个月后这疑问才有了解。那次我和金工车间书记老秦一起去马鞍山出差，他也当过我们的书记，关系不错。晚上在小旅馆关了灯难免胡扯，他突然问：「听说你和小S吹了？」我含糊应了一声。「你啊，真是笨！」他从床上欠起身子：「当初你要是先把她干了，就没这么多麻烦了。」黑暗中我惊得目瞪口呆，心口咚咚乱跳，那个「干」字似乎一下子蹦起来，孤零零、亮晃晃地悬在正前方。张惶之下我只能问：「为甚么呢？」「你啊，真是不懂女人！」他叹息道：「你把她干了，她就死心塌地跟你了。」)
又过了好一会儿，小S才憋出第二句：「反正....反正我一辈239子都不嫁人。」眼看她不会再说甚么，周副书记重新转向我：「对这两条你还有甚么要说的吗？」我摇摇头：「一辈子不嫁人就不必了吧。古人说『三步之内，必有芳草』嘛。」这是那天我说的最无聊的一句话。「那就是小S同志的个人自由喽。」周副书记笑着站起来：「如果没有别的要求，今天就先到这里。回去各自再多想想....」
「我有一个要求，」我仍然坐着，但举了举手，「我想请小S带个口信给她父亲，我要再和他当面谈一次。」说完紧紧盯住她的眼睛。
「行，我会带这个信」，想不到她的目光却迎上来，甚至神情也变得活跃，「父亲说，我们家的大门永远都对你开着。」周副书记一脸迷惘：「那你们自己决定吧。」
原本放在右侧靠沙发的长茶几被挪到了客厅正中，两边对放着两张椅子。而面南的那张沙发椅居正中，是主座；面北的那张木椅稍稍偏西，角度也略斜，当然是客座，并且是晚辈的客座。客座前茶碟上放着盖杯，茶显然已泡上，此外还有瓜子水果之类。看来老S对这场会面准备得不可谓不精心备至——他居然不顾天冷，象征性地敞着客厅大门。
我进来时他已坐在主座，站起来，满脸堆笑，隔着茶几向我伸出大手，连声表示欢迎。我注意到他还是去年那身行头，只不过披着大衣，皮帽没系带子，护耳向两边软软耷拉着。
我略显生硬地和他握了握手。引我进来的小S悄悄退去，顺手带上门，空荡荡的客厅只剩下我们俩。
宾主落座。他神色有点尴尬，语调却够诚恳：「小三子说你想见我，很好，很好。我让她带话说，你永远都是我们家最受欢迎的客人，想必已经带到了。」见我点头首肯，又接着说：「这....这事虽不得已发展到这一步，但感情这东西，该在它还是在。你和小三子不必说了，她一直很喜欢你；就说你我之间，也总有一份师生之情吧....」
「是。」见他略有滞涩，我立即接上茬：「您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师，将来以至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哪里哪里，」他双手齐摆：「你年轻有为，前程远大....」
「不过，」我话锋一转，「所谓老师，无非是说为人师表，学习上如此，生活中也当如此。可在我和小S这事上，照做学生的看，您恐怕还真不能为人师表呢。」他脸色猛地沉下来：「这个....我记得跟你说过，作为父亲，我不可能不为女儿的幸福着想。」
「是吗？」我的口气变得尖刻：「您真的是为你女儿的幸福着想吗？别的不说，就说您给我父亲写信这件事，您似乎忘了，是您的女儿而不是您在跟我谈恋爱；如果她真想跟我断，应该是她自己给我写，为甚么要由您来写，而且是写给我父亲呢？她委托您了吗？假如没有，您就连对女儿最起码的尊重都谈不上，还谈甚么为她的幸福着想？」
「你....」他身子往后一仰，似乎要发作，却又克制住，重新往前凑过来。他语速本来就慢，这时就更慢了，「看来，你今天不是来和我谈话，而是来抬杠的？」
「抬杠？您太客气了！」我在心里大叫一声，「说白了，我今天就是来讨还羞辱的！」那天在调解会上一见到小S，这想法就冒了出来；等到结束我提出要见她父亲时，则已下定了决心：您不是喜欢「替」女儿做主，或自己做主「替」掉女儿的意中人吗？您不是非但「替」女儿甩掉我，还绕开我，用我父亲来「替」那绕不开的难题吗？您不是擅长迂回突袭并自以为得计吗？那好，就让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动用一下您身上的「可替性」，请您「替」那些不懂得尊重儿女感情自主、婚姻自主权利的人，「替」那些只认得自己的意志，认不得他人(尤其是亲人)痛苦的人，并且同样经由被迂回突袭的方式，尝一尝被「替」的滋味吧。您已一再羞辱我，大违师道，那就请成全我一次「学」生之道吧。我料定面谈的请求不会被拒绝，一直在心里反复演练可能的局面和相应的对策，以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我看来，关键在于要引他发火，那样他将自取其辱。看来时机快到了，我决定再刺激他一下。
「听说老师以前很喜欢看戏，」我也故意把语速放慢，「那么，《马前泼水》想必是看过的喽。」
其实这齣戏我也没看过，只不过偶尔听父辈谈及，略知梗概而已。剧中主人公朱买臣做官前被妻子刘氏及其父刘二公认定碌碌无为，竟至强索休书；做官后刘氏父女却又拦住他马头，死乞白赖要重续前缘。朱无奈之下，命刘氏取来一盆水泼于马前，称再续前缘不妨，只要她能把地上的水再收回盆中。说来剧中情节与眼前的局面并不那么贴切，但对我来说已不重要；我报复心切：若他熟悉此戏，从刘二公的形象中认出自己，且被「覆水难收」的警喻所伤....
居然让我歪打正着！他呼地站起身来，一把扯下皮帽子摔在茶几上，声色俱厉地大吼：「唐晓渡，我知道你很聪明，但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话音未落，只听得隔壁一阵响动，夹着低声呼喝。想必是小S和三个妹妹(或许还有她母亲)躲在那边偷听，耳闻父亲怒吼，以为我们要动手打架吧。
我稳稳地坐着，直视他，声音足够平静也足够强硬：「我教训您甚么了，S老师？请您不要激动；要说激动，我比您更有权利激动！」
后半句提醒他身为师长太失态了。他一楞，意识到这一点，拣回帽子，掸了掸，扣回汗气蒸腾的头上，喃喃道：「好，好，我不激动....我不激动....」坐下，直喘粗气。
我盯着他那颤动的护耳看了几秒钟，自觉时机已经成熟，复仇的快意提前充满胸臆。
「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您也该休息了。」我刻意让口气变得更加平静，「只剩一件事：这几年我和小S之间通过不少信，也互赠过书本之类的礼品，这些我想就根据各自意愿处理吧，退来退去没多大意思。但，有一件东西我今天必须带回去。」
老S扬了扬眉毛：「甚么？」
「那盆水仙。」我一字一顿。
正如我所预期的，他的脸顿时胀成了猪肝色！那盆水仙是一个多月前他母亲，也就是小S的祖母去世时我送来的。水仙既能寄托哀思，又能表明自己的尊严，我想老S必能理会其中意味；索回这盆水仙，肯定会在情感上对他造成重大打击。
现在他只有一个选择：赶紧结束这场噩梦。他剜了我一眼，摇晃着再次站起来，对隔壁喊了一嗓子：「小三子，把那盆水仙拿过来。」
看到她端着花盆进来，满脸泪痕，两眼又红又肿，我百感交集，一时差点不能自己。我接过花盆，走到门口，又回过脸，像背台词一样，对她，对老S，同时也是对自己，说出蓄谋用来压轴的最后一句话：
「这样一个家，是只适合养牡丹，而不适合养水仙的。」
前后也就半个来小时，老S彷彿老了足足五岁。他不再出声，只举起右手，手背向外挥了挥，样子疲惫已极。
跨出门外，突然四周一黑：那年头经常停电，难得的是这么凑巧，像是压哨球。待眼睛适应过来，首先显影出来的是河对岸的皑皑白雪，由近及远，渐趋模糊，衬着几丛黑乎乎的树林和低矮的房屋剪影；极目处又反卷回来，成为泛着灰白反光的天空。
拐上大路，我停下脚步深呼吸，这才发现心里空落落的。忍不住回头，除了雪光下淡淡的路影和一只倏忽闪过的黑猫，我甚么都没看到。
一九七七年五月，拖了整整一年半的合同工清退问题终得解决：集体转正。这样的好消息，合同工们却反应平平，至于我，更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九七七年下半年恢复高考，年底，我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243取。报到前一天专门回了一趟厂，说是和几个哥们儿道别，其实只为站在金工车间门口，远远瞥一眼小S。据她母亲后来对人说，她知道我被录取的消息后在家大哭三天，痛责其父，又过了七天终于松口，同意与「替」下我的王某结婚。此人肄业于扬州驾校，算大半个中专生，辗转插过队，替下我时正在县人民医院当司机。其时司机是吃得开的行业，老S看重的是他可为小S提供「幸福」的保障。据我所知，小S婚后一直波澜不惊，至今仍和王某带着一对儿女相守在一起。
一九九○年厂里的铁哥们儿之一来京，一来二去说到小S。这位老兄六七届高中生，在当时我们这批合同工中年纪最大，也最有学识(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性格深、细、怪，尤不喜理人，是个真正两眼朝天的主儿(于是只好去图书馆独当一面)。据他说，我在厂时，小S跟他连一句话都没说过，我走后却成了他的常客，直至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你说怪也不怪？」我一时无语，然后问是否曾经谈到过我。「不，她从不谈你。我也不谈。」这哥们儿坏笑着说。
一九九一年秋应邀回母校参加五十周年校庆，在会场与老S窄道相逢。握手，装做甚么都没发生过。毕竟曾师生一场，而他十五年前给我上的最后一课让我受用终生 ——虽说最终打了个平手，但他还是暗中修理了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自命不凡的意识抬头，就有一根弦被嗡地敲响：狂甚么狂！别忘了，一个汽车司机就把能把你给「替」了！如今我早已成为公认的「好脾气」，很可能，如何保护好皮囊下仅存的几块傲骨，会成为我后半生最重要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