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中午，雨花台失守了，光华、中山、水西、安德、中华几个门先后为日军攻破，南京守不住了。在南京城拼战的关键时刻里，守军司令唐生智正卧病在床，由于失去了统御指挥中心，所以整个战场都是在各自为政的混乱之下进行的。12日晚间，唐生智在召集各部队长下达撤退令之后便先行离城了。这个时候的南京几乎倾城军民都涌向下关，可是码头上却没有船。
李文秀：“到了下关以后过不了江，江里没船啦，人又多。”
方振东：“没有船啦再撤啊，你再上船，他再上船，到了江中人多搞歪了船就翻了，这样子死好多人啊，又不是打死的，都自己在那儿翻船翻死的，都是在那儿乱的没有人指挥了。”
李文秀：“下关叫日本人炮击打死3万多，江里淹死2万8千多.”
方振东：“啊呀，无其数呀，搞不清了。”
李文秀：“那么后来弄杉排，把枕木、铁路拔掉以后下面的枕木编杉排过长江，过长江顺着水流下去，东北角就有一个八卦洲。”
蒋堂华：“我们团副说，88师的兄弟要想活就拆门板，就是这个大庙的那个大门板，拆了7个，用电线杆上的那个杉条，用绑腿绑起来，推到长江来，我们7个人趴在上头，在江里3夜2天才漂到扬州······”
李文秀：“八卦洲都是沙滩，沙滩以后北边还有江，北边不能走大船，小船啦，结果日本跑进来5个船剿这个八卦洲，八卦洲死3万多。”
易瑾：“日本人简直疯狂，所以我们的朋友、同学，你看长官阵亡都没拿下来，旅长、团长、营长都没把尸首拿下来。”
孙元良：“南京之后，88师牺牲很壮烈，这个88师有3个旅啊，3个旅就有3个旅长，3个旅长中间就是2个旅长就阵亡了，那么有6个团，一个旅是2个团，6个团就有3个团长阵亡了，那么这个营、连，营长、连长啊阵亡的，不是伤喔，阵亡的这个数字很高的，那么官长都是这样子，牺牲这样大，士兵的牺牲，弟兄的牺牲当然很大了。这个南京之役是最悲壮的一役了。”
孙将军所提的两个旅长，一为朱赤，黄埔二期，于中华门下殉国，年33岁；一为高致嵩，黄埔三期，战死于雨花台，年37岁。三位团长分别为韩宪元、李杰和华品章。在这一役中阵亡的将级军官还有87师的易安华，在敌军冲入光华门后肉搏而亡，年37岁；156师姚中英则于城破后战死于第二线太平门，年39岁；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为掩护友军突围而阵亡于挹江门，年45岁。
南京这一役在许多战史中大部分都只是一笔带过而已，有的甚至连提都不提，也许它根本就悬殊得不像一场阵战吧，但我们认为，在上海撤退以后那一片混乱的狂潮之中，这些人仍能不忘身为一个军人守土有责的使命，拼将头颅以为中流砥柱的气节是令人感动的，虽然他们失败了，但他们的鲜血将永留在那一片被省略了的历史空白之中。
一寸河山一寸血（12）
1937年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正式落幕了。从战略观点来看南京之役是毫无胜算的，因为在沪战期间，所有的兵力都投注在上海，这里几乎是一座空城，后来的守军大部分是在敌军的飞机大炮轰击之下从京沪线上一路狂逃而来的在这310公里的路途之中，假如日本军人不忙着奸淫掳掠，也许国军死伤人数更为可观，南京也更不堪一击了。如此以卵击石的局面当局并非不知道，那为什么还要白白牺牲这么多生命呢？说起来也挺为难的，因为当时的南京是国民政府所在地，中华民国的首都，一国之都连一枪都没放就拱手让人，怎么向世人、国人交代呢？为此，蒋中正才命令唐生智死守两个星期，至少撑个面子打点士气，可惜双方实力过于悬殊，只打了五天，唐生智就败下阵来。
再看日军这一方面，事实上打从九一八开始他们就没把中国军队看在眼里。七七事变之后，席卷平津西下太原，一路上越打越有信心，越有成就感，他们深信三个月亡华指日可期，但没想到在上海却踢到了铁板了，国军在淞沪战场上那种前赴后继不要命的死打烂缠，完全出乎他们的料想之外，沪战的结果虽然他们赢了，但他们仍然觉得有失大日本皇军的颜面，所以又动用了绝对优势的兵力攻打南京，南京虽然也拿下了，但是还不解恨，他们还要“严惩”，严惩是日本人服众的方式，但他们忽略了不同文化背景孕育出来的民族性的差异，而造成了人神共愤的大屠杀事件，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延续了45天之久。这一群看起来井然有序受过训练的日本军人在南京城所见犯下的罪行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文字以及智慧所及的一切工具所能描述的。1937南京的浩劫在人类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因为人，不可能做出比这一场屠杀更残酷、冷血的暴虐行为。
第十二集 南京屠城
南京屠城假如是一本书，你会难以置信，假如是一部电影，你会嫌它夸张，因为它离谱得超过了你所能想象的范围，但事实上你所看到的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您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其中没有一张照片、一寸胶卷是中国人留下的，因为当时我们逃命还来不及呢！现存的这些第一手证据多来自外籍记者和外国传教士之手，其中有的是日军在沾沾自喜之余摄影留念的“作品”，当他们把这些底片拿到南京一家照相馆去冲洗的时候，被老板偷偷地多洗了一份留了下来，后来成为军事法庭上的有力证据。
根据1946年东京军事法庭的确认，1937年日军在南京城屠杀的中国人应为三十四万人，其中被炸死或零散虐杀的约为十五万人，集体屠杀的军民同胞则高达十九万之多，屠杀场地遍布城内外共有十二处，从北到南分别为燕子矶、草鞋峡、宝塔桥、鱼雷营、煤炭港、龙江口、中山码头、下关、大方向、汉中门、上新河以及雨花台。在集体屠杀的场地中以燕子矶、草鞋峡和挹江门外的码头人数最多，但就这三个地方而言就已超过15万人了。燕子矶在南京城正北方，和长江中的八卦洲遥遥相对，从南往北，登燕子矶是一段缓缓的斜坡，到了江边地形呈90度下陷而形成了悬崖，在这里可以远眺八卦洲，一览长江景色，本来是个风景秀丽的风景区，但由于形势特殊，也成了年轻男女想不开跳崖自杀的地方，为了防止民众到此轻生，教育界闻人陶行知还立了一座“想一想死不得”的碑，没想到1937年，被押到燕子矶来的五万多中国难胞虽然并不想死，但却活不成。
草鞋峡因一片状似草鞋的峭壁而得名，它位于燕子矶的西南方，这里峭壁长约1公里，高达40多公尺，石壁尽处是一片狭长的江滩，再往外便是浩荡的江水了。江滩就是当年日本人残杀我国军民5万7千多人的屠场，由于此地地形特殊，一旦被日军送到这里来的人，逃亡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了，所以草鞋峡也是难胞生还人数最少的一个遇难地点。
挹江门外的中山码头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倾城军民都涌向这里，因为江上没有船，大家只好挤在码头上而形成了不幸的死亡聚集，日军堵住了码头两端，架起机枪猛烈射杀，持续了4、5个小时之久，一时间长江的水都被鲜血染红了，遇害人尸体滚落江中逐波而去的很难统计，光是岸上的经过事后清理掩埋者就多达5万一千余具。
集体屠杀多发生于日军进城初期，那个时候连所谓的“国际安全区”里面都难幸免，这个安全区面积约为3·68平方公里，以金陵大学校区为主，当时负责金陵女大校务的是美国人明妮·魏特琳女士，她是少数志愿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之一。金陵女大原准备收容3千6百个难民，但最后暴增到1万4千多。魏特琳冒险保护难民的勇气和基督教博爱精神比起波兰的辛德勒一点也不逊色，但今天知道魏特琳的人并不多，只有少数南京老市民还记得六十多年前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大家都叫她“活菩萨”。
“国际安全区”是由金陵大学董事长杭立武和十六位外籍人士在11月间发起筹组的，并由德商西门子公司的拉贝担任主席。拉贝是德国汉堡人，于1908年来到中国经商，常住中国达30年之久，在日军进城这段时间，安全区收容难民近25万人，连他的家都挤进了600多人。拉贝每天除了对付日本人、照顾难民而外，还将其所见所闻非常详尽地记录下来，于1942年在柏林装订成册，但这份手稿竟然尘封了近60年之久，直到1995年才出版面世。
《拉贝日记》中文版全书七百余页，记载1937年9月开始到1938年3月拉贝离华为止，正是南京最黑暗悲惨的时期，国际安全区里的真实状况令人不忍卒睹，这份重要的近代史料在同一时空之下呈现了人类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在今天留给我们深深的思考，然而在当时，南京人的苦难却才开始，刘秀英回忆当时“难民所”的情形说：“金陵大学他办了一个收容所，那又叫‘难民所’，那很多人都跑过去了，那我们也过去的时候也没地方啊，那就在那个楼梯啊，像个小阁楼一样的，在那个里面躲着。”
永富博道：“我和南京的特务官员一起去金陵大学，那里是中国人的难民区，里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军队，因为这些国民党的军队在里头会造成困扰，这些国民党的军人无法从蒋介石那里领到钱、补给，在前线也很辛苦，因此日本士官说大家到目前为止还没领到薪水，我们会付给你们，今后工作也由日本军来照顾，请你们到这边来，结果从排队人群的另一边就有人走出来，从那里出来了20个人左右，就让出来的这20个人坐上卡车······”
曾根一夫：“从卡车上下来让他们在广场上排成一列，对着他们用机关枪扫射，因为是广场没有可以躲的地方，而且是用机关枪扫射，所以2、3分钟全部一百多人都死掉了，每天大概有20次吧，那时杀了好多人。”
（南京城隍庙 庙祀）融通：“实际上他是诱骗去的，懂吗，他领良民证，就等于身份证一样的。现在打扫战场，仗打完了，死的人要埋了，这个嘛···4毛钱一天，那倒不错啊，这个人家都愿意啊是吧，我没有事我要去，就用这种诱骗的方法，那个地方停5辆卡车，一直就通到现在的虎踞路，下来就打，你站队才站好，还不知道干什么呢就打死了。”
（台籍日本兵）林岁德：“人的尸体堆得像山一样，不止这样而已，看那个死的烧也烧不完，都丢到扬子江，我们去扬子江岸看尸体很多，尸体象竹排一样整滩这样流啊。”
在南京大屠杀中，三十余万无辜无助的受难者他们临刑之前的恐惧心情是很难想象的，但仍有极为少数的人在日军的枪口和刀口之下奇迹地存活了下来，他们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潘开明被集体枪杀昏倒在死人堆中捡回一命。潘开明（当时年龄：20岁，受害地点：下关煤炭港，时间：1937·12·14）：“架着机枪在这个地方，架着机枪把两边都围起来了，人围在这个地方，把我们围在中间这个地方，听见响一声那高头的机枪卡卡卡扫下来了，扫下来的当时我不晓得，我就头趴下去了，这一下趴下去了我也不知道死活，昏过去了，人就昏倒了，昏倒不晓得了，不晓得之后呢，大概日本人啊，这个太君，太君就是当官的，手上拎着长刀看看这个戳戳那个，戳戳死没死，动的就补一枪，不动的就等于死掉的，他戳我一刀戳到这块（小臂），我不晓得我昏过去了，4、5天没吃饭，这一吓吓昏过去了，我要动一下子今天就不会在这儿讲话了。”
李高山，被机枪扫射，由于个子矮小逃过一劫。李高山（当时年龄：13岁，36师娃娃兵，受害地点：中山北路海军司令部对面空木屋，时间：1937·12·13）：“全部人都塞进去以后，就开始拿机关枪扫了，都从头部打，打了以后，我刚刚好还是比较矮的一个，在这个脊梁后面，弹一打的时候人就全倒下来了，倒下来就把我压到底下去了，压得我气喘不过来了，我就动动摇摇的，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绑也松了，也不知怎么松的，也没人替我解就松了，松了以后就游游游就游出来了，从死人堆里硬爬出来的。”
唐顺山，被抓去砍头，身中五刀，死里逃生。唐顺山（当时年龄：25岁。受害地点：小门口外三牌楼旁山坡上，受害时间：1937·12·13）：“他第二趟杀的时候从东往西杀，他就不要头了，杀死一个算一个，有的砍得半死半活的，正好我站在第三趟，他们杀第二趟，杀第二趟的前面就有一个人，他一杀那死尸倒在我身上，倒到我身上我就摔下去了，摔倒坑里去了，当时我想睡在坑里人家都没有头，我有头怎么办，我就用那死尸的衣服把头盖起来，还有一个人，就是杀我们这一趟的人，他来补刀，补刀补在我身上，我身上日本刺刀有五刀。”
刘永兴，被拖去枪杀，被后面的人推入江中，泅水逃命。刘永兴（当时年龄：24岁，受害地点：下关三号码头，江边，受害时间：1937·12·16）：“他20个人一捆，背着膀捆，走我们后头又拖到我们前头来，前边那个江边有个口子，就站口子那块，那机关枪就哒哒哒，我就拖着我弟弟的膀子朝江里跑，他一枪把他打倒了，然后就摔在那里，摔了我们就往江里跳，4点钟（下午）下去到3点钟（夜里）才上来，你说在这个江里泡几个小时，那是冬天啊，下雪天啊，唉呀，上来真是够惨的，那个上面一部分人没逃掉的，都用汽油把人烧得···把人烧得象个烂小猫一样。”
至于零散屠杀部分，分布的地区则更为广阔，延续的时间也更长，其方式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南京市民）伍正禧：“当时我们在难民区里头，那个难民区外头的烟火啊巴难民区这边带有一种热度，大家心里面就有一种共同的想法，难民去外面不知道烧了多少人家了。”
（军统局职员）高锦海：“那个时期谁还有去想到其它的问题呢，只有是跑啊、躲啊，一个刺刀一个，一个刺刀一个。”
（南京市民）彭玉珍：“那武定门是平房住宅，沿着那个平房住宅见一个杀一个，杀到我们门口，几家人家一家总要贴个1个到2个.”
（文学家）苏雪林：“那个杀人的方法多得很，各种各样的都有，有的叫他自己挖洞自己埋到底下去。”
（南京市民）郭荣华：“我小妈看见我父亲这样子，就跑到跟猪···冬天嘛，都穿黑衣服嘛，猪是黑色，我们大陆都是黑猪不是白猪啊，就拱在猪夹裆里，就没被杀死嘛，就躲了一关，躲了一关她又逃，逃出去3天就吓死了。”
（报人）胡秋原：“强奸妇女，有的3、4岁、7岁的女孩子他们都强奸到6、70岁的老太婆强奸，大家强奸，强奸死了还用刺刀再刺她······”
（《还俗记》作者）钮先铭：“当着她的···祖母啊奸淫她的孙女······”
在《拉贝日记》中记载了许多日军在安全区内的暴行，当时他们以书面向日军提出报告，所以每一事件都有编号。编号115号是记录日本兵企图强暴一个怀了6个半身孕的19岁少妇的经过“······日本士兵手执匕首向她袭击，该女子胸部、脸部有19处刀伤，下身有一处很深的刀伤，胎儿的心跳已听不见······该女子现在被安置在大学医院。”也许后人很难相信此一事实，但更难相信的是这名女子竟然还活了下来，她正确的名字叫李秀英，1995年我们在南京访问到了她。
李秀英：“他一来解我的扣子，我就把他的刺刀拔出来了，拔出来了随身扭我就反身站起来了，我能躺在这个地方吗？我把他拔出刺刀来，他也没想到我一个女子敢这么大胆子把他的刺刀拔出来，吓得两个手就把我这个手抱住，我这手就把他领子就拽上，拽上我就赶紧啃他，他也不敢松手，他一松手刀又在我手上，他就哇啦一叫，一叫呢，那两个鬼子就把那两个妇女甩掉了，咚咚咚跑了来，两个人就把我刺刀拔出来了，3个人，一边一个······我这个腿上很多疤，这里全是的，就是戳，这样戳的，后来他一看不行，他就朝脸上戳，那时候我不管，他戳到我脸上就像戳到木头人一样，不晓得疼，这个脑筋这个思想就是完全对付这个日本人。你看这个刀疤多长，不要命了，我玩命了力气就大，我肚里还有小孩哩。”
伍正禧，他的家连被抄了两次，抓走5个，目睹老祖父被刺。
伍正禧（当时年龄：14岁，受害地点：临海路华新巷6号，时间：1937·12·14、17）：“12月的14日中午，我家来了3个日本兵，两个扛着枪，一个挂着刀，我们也不知道干什么的，那个膀子上有个白布，白布上面有个中岛，中岛部队。当时进来的时候啊，他把我们所有人一起臠在一个房子里头，就在桌子上啊，在桌子上弄个笔，弄个手啊点点水卸了个字‘支那军’，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的哥哥跟3个老表、1个表叔，全部一起···到现在还没有音讯······“
更凄惨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年仅8岁的小女孩身上，她一家9口被杀死了7口，连自己也身中三刀，1937年那个冬天下午所发生的事是她终身的梦魇。
夏淑琴（当时年龄：8岁，受害地点：中华东门门东新路口5号，受害时间：1937·12·13）：“一开门一轰进来一大堆子哦，不是一个日本兵，一大堆了，差不多有20个日本兵，结果后来我父亲就吓得朝后头退，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得及退多远，还没走几步，当时日本兵，很多日本兵举起枪来这样对着你，当时就这样把他打死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姐妹几个都喊叫，我也喊叫，我那个妹妹呢，还有个4岁的妹妹呢就拱在被子里头了，当时我也喊，姐姐也喊，但是在喊叫当中呢，后来就把我戳了3刀，我后来血流满身，后来我就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了以后，还有一个4岁的妹妹，后来她要妈妈，但是我也是要妈妈，后来我们这个房间里头6个人当中就死掉4个了，后来摇他也不动，摇她也不动，我公公、婆婆（外公外婆）睡在地上也不动，后来我们就从他身上爬过去，慢慢地走，我身上还疼得很呢，这个血流得满身都是，所以非常疼，我妹妹又哭，后来我就慢慢爬慢慢走，走到外头去，看到我妈妈就睡在那个地方，衣服全部都解开了，扣子都已经扒开了，我一个妹妹就摔在院子里头，结果我找妈妈也找不着，我摇这个也不活，摇那个也不活，就在那一眨眼的功夫，我们这里头我一家子是9口人死了7口，我自己身上被戳了3刀，邻居家4口人全部死光了，就是共有13个人，只剩下我们两个。”
在日军从上海杀到南京这一段过程中，日本国内媒体同时也捧出了两个“英雄”人物，那便是参加“百人斩”竞赛的向井和野田两个少尉军官，这两个人一路杀到紫金山，一个杀了105个，一个杀了106个，都超过100。今天，在军史馆里还保存了一把名匠关孙六铸造的日本军刀，上面刻有“南京之役杀107人”几个字，显然这不是最后数字，但又如何呢？站在一个“人”的立场，我们很难描述面对着把军刀的内心感受，这是人间吗？
战后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2月，南京成立战争罪犯军事法庭，依法向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申请引渡南京大屠杀元凶谷寿夫以及紫金山下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人，并于又一年，1947年的2月公开提审谷寿夫，为时三天之久，呈堂文件以及审理过程纪录今天仍完好如初地保存在南京二档馆。
回想当初日军残杀中国同胞一刀一条命，一梭子弹一排活人，从未经过大脑思考过，而今我们仍然赋予一个十恶不赦的战犯以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依法审理。什么叫野蛮？什么叫文明？两者之间的区辨往往不是表面可以看得出来的。
时间又过了一年，1948年4月26日上午11时，谷寿夫在成千上万的南京人的簇拥之下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至于向井和野田，也活生生地尝到了面对死亡的恐惧，于同年1月28日伏法于南门外的雨花台刑场。
今天，中共当局在南京建造了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往者已矣！这大概是后人唯一能做的事吧。在淅沥沥的寒雨之下，在湿漉漉的石雕之前，我们心头的感受是沉甸甸、冷冰冰的。
南京，1937虽然远去了，但面对那已成定局的历史却难以无动于衷，这也许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可贵之处吧!
开馆以来，这里来过不少日本游客，他们对于这段陌生的故事多深表惊讶······
（采访日本参观者）：“您作为一个妇女，您看到这个事实，请您现在谈谈您的想法。”
翻译：“她已经心情非常不好，都不想看了。”
孩子们也为他们先人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本来嘛，古人说“知耻近乎勇”，勇而无耻，必将陷人类于无尽的苦难之中。遗憾的是时至20世纪终了，日本政府从未承认进军支那是一场侵略战争，同时告诉他们后代，所谓“南京大屠杀”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一寸河山一寸血（13）
日本侵华战争打从九一八开始，在他们国内步调就从来没有统一过，内阁、大本营、军方，几乎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连裕仁本身也一头雾水搞不清状况。
1938民国27年初，仗，已经打过了半年了，在内阁里脑筋比较冷静的大臣们至少可以看出“支那”的战事远不如预期的那么乐观，他们意味到面对的将是一场痛苦的长期作战。日军统帅部在评估双方的情势之后于元月30日决定在1938年8月之前不发动新的攻势，换句话说，他们也要喘一口气。裕仁的态度比较保守，他认为巩固占领区，储备机动兵力需要一年的时间，所以在2月16日大本营御前会议中决定于1939民国28年再发动另一波速战速决的攻势，西取武汉南下广州，一举结束战争。同一天，近卫文磨对华发表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这是冲着我国不甩日方透过陶德曼传达形同劝降的和谈条件而起的。
2月20日，我国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21日，日本跟进，川樾茂下旗回国，而蒋委员长则早于这一年的元月就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全神投入抗日的战争。虽然日本天皇诏示1938年不再发动新攻势，但在华的日军当攻陷南京之后骄狂的气炽却冲到了极点，他们就像被启动了的战争机器一般，无法解码没有止休，就这样，日军于1937年底又引发了继淞沪之后的一场大战。
第十三集 徐州会战（上）
徐州会战，在中日战史上是一场十分特殊而意义深远的战役。说它特殊是指这场仗虽然名为徐州会战，但整场仗却不是在徐州打的；说它意义深远呢，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中国军队自从七七事变以来每逢两军对垒几乎都只有撑的份，撑的久就算赢了，这种现象说好听一点是遵从“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政策，但实际上是真的打不过人家，所以无论撑多久最后还是难逃落败的命运，但这一役国军却是扎扎实实地打了一场胜仗，这场胜仗打碎了“皇军无敌”诳言，也打出了自己的信心，这对往后的战役起了相当大的鼓舞作用。第二，中华民国自从开国以来事实上一直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蒋中正执掌国民党军符迄今也不过十年左右，从1929到1930年的中原大战便可以看出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徐州这一役却出现了两派军队无我无私的空前大团结，这对苦难的中国人而言是值得振奋的，所谓“兄弟一条心，泥土变黄金”，因为往后我们还要面对20次大会战，1千多次象南口那样的火拼和3万8千多次象卢沟桥那样的小战斗，这场战争才正式结束。
也许您还记得一个多月前淞沪一战的总撤退吧，当时上海战场上退下来的国军部队其实大部分是越水向江北移动的，当时的局面十分的混乱，劳声寰回忆说：“我撤退的时候我带着12条船行我的辎重、装粮食、弹药，对待妇孺老幼我都要我的船你们照顾他们上船，我们的目标要到怀远，安徽怀远。”上海撤退乱，南京撤退更乱，日军看到了这一群有如无头苍蝇一样的军队，见猎心喜，想一股气赶尽杀绝，彻底歼灭，而不顾海军溯江西上直取汉口的建议。荻洲13师团的部队已经尾随着奔逃的国军陷江都、邵伯，推进到了安徽的天长，正好这个时候华北的日军第10师团由矶谷领军于12月23日在青城与济阳之间强度黄河向胶济铁路进逼，企图打通津浦线，达成和北上荻洲两军会师的战略目的，徐州会战的战火就是从这条战线上燃起的，于是，战事便由第三战区转到了第五战区。
第五战区北起黄河南岸，南迄长江北岸，东到海，涵盖山东省全部和安徽、江苏一部分，战区司令官为李宗仁，副司令官为李品仙和韩复榘，韩同时也是山东省的主席，他所辖的第3集团军防区正是津浦线的北段，当时迎面而来的则为矶谷师团。韩复榘与中央之间一直都很暧昧，加上军阀遇强则闪保存实力的锢弊未改，在这个紧要关头竟然罔顾军令弃守潜逃，不留一兵一卒，刹时间，五战区的北边等于开了一个大口，矶谷乘机过周村，27日下济南，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便轻取了泰安。
徐州之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说明，第一阶段一共有三条战线，第一条由荻洲率领的第13师团从南京北上，第二条矶谷的第10师团从河北往南压，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还有第三路，是从青岛登陆的板垣第5师团此时正沿着台潍公路向前进逼，他们的目标都指向徐州。
徐州地处于苏、鲁、豫、皖四个省的交界口，素有“五省通衢”之称，它是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的交汇点，也是和衔接黄河、长江两条水路和运河毗邻的古城，四千年来，在这里发生过两百多次战争，是兵家必争之地，有道是“九里山前古战场，儿童拾到旧刀枪”，九里山便是当年楚汉之争张良一曲吹散项羽3千子弟兵的地方。近代，守住徐州便可以阻断敌人沿陇海路西陷郑州在南下逐平汉路攻略武汉的企图，可惜的是当时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手上的兵力却十分的单薄。
1937年元月，蒋委员长派副参谋长白崇禧视察第五战区，李、白二人从北伐龙潭之役开始就是并肩作战的老战友，都属桂系军人。白崇禧替李宗仁向委员长要到了三战区廖磊的第7和47两个军，也是广西部队。
这个时候孙震的川军正流落晋豫一带，阎锡山不要，程潜也不要，因为他们嫌川军风纪不好。川军的军风纪怎么个不好呢？
（51师）张明声：“他原来在四川就军风气不好，他那时等于是军阀啦。”
（川军3师）黄健君：“四川的兵有两支枪，一支烟枪一支步枪。”
（川军102师）冉澄：“吃大烟都放在哪里呢？都放在被夹里头，那个烟或者烟枪，那个吃大烟很简单，我也吃过啊。”
黄健君：“我们那个时候普遍都有啊，懵着走都找得到，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都有啊。”
（问：打仗的时候烟瘾犯了怎么办？）冉澄：“没有，没有办法的，还是一样的打。”
张明声：“少数几个人抽鸦片烟了，硬不准硬把他绑着，帮他把烟戒掉，说你再抽我要枪毙你。”
由此可见当时在某些地方部队里抽大烟是普遍的现象，其实民国20年代在川云贵地区抽大烟仍属极为普遍的事，因此他们带烟枪上战场应是情有可原的。
川军虽然被人视为军风纪不好，但他们出川投入抗战的过程却有一段十分感人的故事。话说22集团军本来是四川成都的部队，原有6个师，这次由孙震带了41和45两个军4个师的人马出川支援华北作战，他们从9月1日穿单衣出发沿川陕大道徒步行军1400余公里，走了50多天，到山西已经是冰天雪地的寒冬了，还没领到棉衣，甚至连一张山西地图都没有就在阳泉和日军打了起来，这一仗打了10天，死伤惨重，后人可能很难想象当时悲壮的情境，也许这张照片可以提供一些联想，他脚上穿着草鞋，身上用草绳羁着两件单薄的外衣御寒，他阵亡了，虽然我们无从辨认他的番号，但可以肯定他是个年轻的士兵，如同当年来自成都的川娃儿一样。
川军在阳泉被打散了之后，补给不继、粮草缺乏，在万般无奈之下，沿途遇有晋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充，为此阎锡山十分恼火，要把他们赶出山西。川军往东走进了程潜的战区，申请给养又被拒绝，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问李宗仁“川军你要不要？”李宗仁说：“当年诸葛亮草船借箭，连草人都管用，他们总比草人强吧，给我吧。”22集团军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满怀感激地来到了山东，奉派进驻津浦路北段，矶谷师团的正面，和孙桐萱的部队并肩作战。
其实在当时地方部队军风纪差是普遍的现象，因为他们很可能昨天还是到处流窜的土匪，而今天却被招安成了国军了，在这种部队里，三个军官就有两个不识字，所以要他们在军风纪上有良好的表现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低级干部如此，而高级指挥官也没什么两样，象韩复榘便是个例子。为此，蒋委员长于1938年元月11日在开封以军事会议为名，召开了一次国军军风会报，与会人员有第一和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包括韩复榘在内。会后韩被收押递解武汉，于同月24日被判死刑枪决，年49岁。负责审理本案的军法总监为唐生智。韩复榘是抗战期间国军高级将领被军法判处极刑的第一人，这项处置对当时国军的风纪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抗战初期那种风雨飘摇的岁月中“军令如山”的重新认定与执行，更形成了一股稳定的力量。
在开封会议中，不仅宣布了作战惩罚办法，同时也颁布了论功行赏的奖励办法，此一奖惩制度一直被认真执行，直到抗战胜利。
韩复榘服刑后，第3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由孙桐萱代行，这个部队后来在津浦北段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可以视为国民政府整饬军纪后立竿见影的一个代表。
1928年2月，第五战区的兵力已经集结了29个师，约达28万8千余人。在这些部队里面，孙震、杨森是川军，韩德勤的部队是江苏保安队编成的，庞炳勋和张自忠是西北军，廖磊，桂军，于学忠带的则是东北军，孙桐萱为山东部队，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地方部队大集合，也是所谓“杂牌军”的总会师。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南路的战况：2月初，南路李宗仁调韦云淞的31军布防津浦线南段的明光和滁县一带，据险防堵日军北上，31军在这里和绝对优势的敌军拼缠了1个多月，日军无法推进，只好向南京要求增援，当南来的日军野炮坦克部队逼近的时候，韦云淞奉命西撤待命。
这个时候于学忠的51军已经在淮河以北完成部署严阵以待了。荻洲虽然直下明光、定远、蚌埠，直奔怀远，但后路已经被31军切成数段，而廖磊的第7军同时也赶到了合肥，大家合力紧紧缠住佃俊六。60多年后我们访问到了当时曾在这个地区作过战的弟兄，虽然这些老战士年事已高，但对抗战初期对日作战的过程仍历历在目，象57军的高应芝还记得当年的军歌：“57军哪坚持抗战，坚持抗战哪在鲁南，台儿庄啊参加哪会战，牺牲了战士好几千，共捅鬼子，共捅了好几万······”
（51军114师）范祖相：“那时候我们东北军跟西北军都是北方的，我们都是东北人多，因为我是湖南人，我是从甘肃参加于学忠的部队那时候过来的，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子啊，我当炮兵我当预手，说我们八个炮手都伤了，我当预手上去我也负了伤，那时候没有中央军，以后才来的。”
（51军）陈茂松：“那时候学生嘛在学校屋门口内讲得蛮好，刚到阵上去打仗还不知道东西南北哪是哪哩，光听到砰砰呼啦啦，日本人的飞机轰轰地响。”
范祖相：“打仗大多数都是用刀，攻击都是用刀的嘛，日本人战车呀，我们没办法，那一攻上来我们大多都死，八个团哪，我们八个团只编了一个团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北路：矶谷的部队过泰安之后兵分两路，东路下蒙阴、泗水，西边津浦路这一路连陷兖州、邹县和铁路西边的汶上，到了济宁。这个时候蒋委员长指示李宗仁改採“攻势防御”战术主动出击，于是孙震衔命北上向邹县进攻，庞炳勋直杀蒙阴、泗水，孙桐萱猛攻济宁。山东老乡将士用命一度攻占汶上冲进济宁，这一仗从2月12日打到25日，前后达半个月之久，12军英勇的表现一扫了韩复榘给山东部队留下的层层不名誉的阴霾。当时在战场上中国士兵打得几乎就是一股子“气”，许多当兵的十几天打下来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12军29师）傅席儒：“当兵的不知道的那个时候啊，稀里糊涂他就出发了，背着背包拿着自己的枪去了，到那儿打起来了，打完了台儿庄才知道是······。”
国军的一轮猛攻确确实实给一路顺顺畅畅南来的日军一大震撼，他们意味到2千多年前群雄争霸的恶战将要在这个古战场上重演，由是他们彻底的放下了从南京西上直取武汉的念头，而将主力投注徐州这一战。
再说孙震的川军在邹县以南这条战线上苦拼了30多天，伤亡累累，直到3月15日才退守到滕城，当时负责守滕城的是41军122师师长王铭章。这个师只有7个连的兵力，加上从界河退下来的45军零散部队总共也不过2千多人。这个时候成都的乡亲们组成了一个慰问团，千里迢迢赶来探望他们这一群背井离乡的孩子们，并留下一面旗子，上面写着“天府子弟抗日报国”八个大字。122师不负所寄，再后来的战斗中他们确确实实地做到了。
3月16日，矶谷师团以濑谷支队为主，在飞机、野炮掩护之下兵分三路向藤县发动攻势，17日城破，王铭章率部队与顽敌展开近身肉搏的巷战，当天下午，王师长不幸身中数弹举枪自杀。122师的将士们并没有因为指挥官阵亡而手软，他们在滕城还支撑了两天，直到19日的黄昏，全师自参谋长以下阵亡1800余人，伤300余人，这些天府子弟回想去年满怀壮志出川的豪情，太原战后“天地虽大竟无容身之地”的漂泊，今天可谓死得其所了，所以负伤官兵都不愿沦为俘虏，纷纷相拥引爆手榴弹壮烈殉国！
1997年，我们沿津浦铁路南下，来到了当年战况最为惨烈的鲁西战场，虽然事隔多年这些地方已经寻找不到什么战时遗迹，但单凭记忆中的战史记载，这些地名就够叫人怵目惊心的了。回想当年韩复榘阵前脱逃，留下群龙无首的山东部队，千里迢迢带着烟枪上阵的川军，他们都是在极其艰困与恶劣的状况之下和强敌在这块土地上拼缠的，他们默默地捐躯，悄悄地阵亡，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我们深信，在一条条柏油马路、一幢幢新建的大楼之下，他们的英灵常在！
在藤县，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当年王师长的殉国处，这里本来有块碑的，后来碑被移走了，据说他的遗体已经运回四川老家安葬，所以这座新碑记的下面什么都没有，不过我们仍希望后人来此一游时，能拨冗读一读碑文，好知道许多年前曾经有个人就在这附近完成了一件可歌可泣的事。
在藤县沦陷的同时，军事委员会又自第一战区调来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和汤恩伯的20军团增援五战区。汤部是中央的精锐部队，即速从商丘率领王仲廉的85军，走陇海路过徐州赶到临城，还没站稳阵脚就遇上了从藤县南下的日军，85军拼战了两天，峄县、枣庄双双失守，汤恩伯旋即向委员长请调还留在毫县的关麟征52军。52军一进战场就向枣庄杀去，52军这一战打得很猛，但伤亡也不轻，我们找到了参与这一役的52军老战士王嘉琳，他说：“我们一连剩我们10个人，我们一连人哪，就剩我们10个人（老人掏出毛巾擦拭眼中的热泪）······”
最后，再来看看从青岛登陆的板垣劲旅，其实，早在2月22日，板垣第5师团坂本支队的先头部队就已经沿着台潍公路陷莒县南下直扑临沂了。
板垣征四郎是日军中的一员悍将，原为激进派军人，关东“三羽鸟”之一，在南口一役中曾经和汤恩伯交过手。第5师团横行华北的时候不少国军吃过他的亏，临沂守将庞炳勋便属其一，这次他再一次看到骄狂的板垣虎虎生风的大军压境，更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本想借此报一箭之仇，可是庞炳勋虽然身为第3军团长，但这个军团只有一个40军，而40军又只有一个39师，合着3军团只有一个师的人。这个师的师长为马法五。台潍公路北端直到临沂这条战线便是靠这个师5个团的子弟兵在这里苦守一个多月的。
3月3日，日军发动猛攻，7日39师从临沂出击与日军在桃园附近激战，日军出动大批军机轰炸我军阵地，39师招架不住退守城内。
3月12日，张自忠的59军过沂河驰援临沂，从外围猛砍坂本的脊背，这一战从13日杀到18日，张自忠和临沂城外的敌军血战了6天6夜，其惨烈的状况无与伦比。参与这一役的59军弟兄杨守洁回忆说：“白天他打我们，我们就没办法躲了，他们的炮火，那个···轻机关枪、飞机，我们那时候抗战刚开始训练，我们没有经验，一见到飞机就赶快躲起来就没办法了，说着说着跟日本人拼刺···（哽咽）实在我们太惨了，中国人死得太惨了，好了···算了···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再讲这个···伤心哪······”
再说苦守城内的马法五，一见援军赶到士气大振，跟着就开城出击，两路西北军夹杀坂本，一是杀声四起日月无光，他们把坂本的两个大队几乎歼灭殆尽，余众只好仓皇逃窜，临沂保住了。这支“杂牌军”终于扳倒了日军的明星部队，为徐州会战揭开了漂亮的序幕！
一寸河山一寸血（14）
第十四集 徐州会战（下）
1938年元月，日本陆军不顾东京大本营休兵一年的既定政策，尾随先从京沪向北撤退的中国部队，一路杀进了地跨苏鲁豫三省的第五战区，在这里，他们企图打通津浦铁路，使华北和华中的两股日军会师于徐州，再伺机围攻武汉，逼使国民政府弃械投降。在当时以日本在华的军力来完成这一军事企图应该是游刃有余的，所以无论是华北的寺内寿一或华中的畑俊六都只是分出部分兵力来执行这一项任务，没想到从元月打到3月，南路畑俊六的荻洲师团先被韦云淞、于学忠的部队堵了一阵，后来廖磊赶到，死拖活拉，紧紧纠缠，硬是把他们困在淮河南岸无法脱身，更别提顺顺利利地沿着津浦路北上和矶谷会师夹击徐州了。
至于从东北方顺台潍公路过莒县南下的板垣师团在临沂又被庞炳勋和张自忠的西北军联手杀得灰头土脸，急急忙忙鸣锣收兵。这一仗不但粉碎了“皇军无敌”的狂言，更使不可一世的板垣老脸挂不住，连大本营都感到十分错愕，虽然第5师团势将重整旗鼓，卷土再来，但在分秒必争的战场上他事实上已经贻误了宝贵的军机了，因此临沂这一场胜仗对往后台儿庄的战局具相当程度的正面影响。
在分由三路进袭第五战区的日军部队中，以来自河北，过黄河沿津浦路南下的矶谷师团最为顺利，由于韩复榘的弃守潜逃，他们等于占周村之后没有伤到一兵一卒就进了山东首府济南直陷泰安了，下泰安，日军虽然受到了孙桐萱和孙震部队压迫性的固守，也吃了不少苦头，但毕竟当时国军的武器装备远不及他们，在日军陆空联合绝对优势的立体攻势之下，中国军队几乎只有靠意志筑成的一层层血肉防线来阻挡敌人的攻势，死光了一层退一步，就这样一层层一步步退下来，直到3月中，矶谷的濑谷支队才杀到峄县，这个时候孙连仲和汤恩伯的部队也赶到了。
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虽然有两个军，但在娘子关保卫战中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过来，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其实只有3个师，那便是田镇南30军的张金照30师、池峰城31师和冯安邦隶属42军黄樵松的27师。
西北军原属冯玉祥的部队，一向擅长防御战，一到五战区，李宗仁就把台儿庄的守城任务交给了孙连仲。3月19日，31师池峰城便奉命进驻台儿庄。
至于汤恩伯这边，他一共带了完完整整的4个师，分别是郑洞国的第2师、张耀明的第25师、陈大庆的第4师和张雪中的第89师。汤部一进战场就跟日军在台枣支线的北段地区硬碰硬地打了起来，可是李宗仁的想法却是这样的，他认为中央的精锐部队犯不着冒着重大牺牲跟矶谷打阵地战，不如让出一条路，让日军南逼台儿庄，到时候只要池峰城守住台儿庄，汤恩伯再绕着外围打运动战，也许更为有利。
在日军这方面，照讲濑谷是不应该孤军深入直奔台儿庄的，至少他要等畑俊六逼近徐州、板垣过了临沂，彼此才有个照应，但是在当时日本军官太过骄狂了，在他们眼中根本就没有中国军队，更没有兵家的什么忌讳，他们的脑子里只是一味抢功，急着一口气打下台儿庄，进据徐州，拔得打通津浦路的首功。这个时候汤恩伯将计就计，干脆命池峰城出城北上在峄县城南进行挑衅式的攻击，这一阵佯攻果然激怒了矶谷，于是日军聚众4万余人，挟着80余辆坦克车浩浩荡荡大举南下。从21日起，日军机群便临空猛炸，老百姓四处奔。23日，在台儿庄的庄寨内已经可以听到炮声了。
3月24日，蒋委员长飞抵前线视察防务并留下白崇禧相助李宗仁，共同迎接一场惊天动地浴血战斗的来临。
血战台儿庄
徐州会战的第二阶段也由此展开了序幕。
台儿庄的地理位置在山东的南端，紧邻江苏省的边缘上，是属于峄县的一个大寨子。由于鲁南历来战火频仍，许多村落都有庄墙围起来，如同城墙一样，有墙的村庄便叫寨子。
台儿庄东西长约1200公尺，南北向宽窄不一，象靠东边的就有1000公尺。庄内横竖有十来条街道，6个庄门，9个瞭望的碉楼，原本住了3千多户人家。马宗义（31师184团）回忆战前的台儿庄说：“街道上都好好的，有7道街，7道街有中间3条街很漂亮的，生意···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打嘛，我们进到里头看，唉呀，里头生意什么的都很好。”
（独立第44旅）傅学友：“以后都迁走了，迁到阜阳去，迁到省政府地，那城空的，老百姓房子都不要了，就挖一个大河在那儿挡着，老百姓根本就不能住了。”
（12师28团）赖洪恩：“简直不能住，那台儿庄全部都炸平了。”
南门外就是大运河，沿河往南走经扬州可以进长江，北走，过济宁就接上黄河了。在它西边4华里左右便是台枣支线的“北站”，上可以接津浦路，下通陇海路的赵墩，东北向还有一条台潍公路，接上胶济路上的潍县，所以台儿庄在平时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战时则为徐州北边的门户，也是南下敌军必经的一个关口。
这个时候负责镇守台儿庄内部的部队为31师184团，团长王震。池峰城把他的182团部署在北站，183和181两个团各守庄外的西边与南边，师指挥所则设在运河南岸的南站。
3月25日，濑谷向台儿庄发动猛烈攻势，北门城破，冲进了300余人，守军奋力围堵，把他们逼到城隍庙里去，然后放火，悉数烧死。
第二天日军又从北门的缺口冲了进来，但还是被我军赶到城隍庙去，可惜这次却烧不死他们，因为庙里能烧的东西昨天全部烧光了。日军后来便以城隍庙为基地，配合强势的火力不断扩张地盘，相继占领了寨子的东半部和西北角的文昌阁，并和184团展开了短兵相接惨烈的肉搏战，184团弟兄回忆说：
（31师184团）马宗义：“听到里头那个日本人攻击，一天最少要攻7次，靠着房子和挖这个交通沟，挖挺深，用门这个门板啊给它挡在高头，用这个土都给它盖厚厚的，盖薄不行啊，台儿庄连一间房间都没有啊，都打坏了，那个炮楼啊，老百姓不是盖有那个炮楼，统统都打坏啊！”
庄外另外3个团则在每天弹落6、7千发的战场上拼了命抵挡进犯的强敌，不容北门的缺口继续扩大，他们深深了解假如在庄外堵不住日军，则庄内的友军184团必遭歼灭，台儿庄就完了！
25日，白崇禧冒着浓烈的硝烟来到了台儿庄，他目睹眼前凄厉的战况，心头一阵凉，他想假如没有更强有力的火力制压，这一仗孙连仲是撑不下去的。于是他连忙征调了中央炮兵第8团，还向程潜借了几尊战防炮前来支援。
27日，及时赶到前线的战防炮发挥了作用。中午日军9辆坦克车一路向台儿庄外围破尘而来，当场被我炮兵击中了5辆，一时烟火熊熊地冒了起来，这个时候在战壕中的守军一阵如雷的采声，接着便纷纷跳了出来冲过去抢车子，这番景象把日军官兵给看呆了。根据记载，竟然有5分钟之久未发一弹。一位军校出身的国军干部回忆他第一次看到战车时的情形说：
（69军181师）李振武：“···他们上去以后我也上去了，我那时候才知道战车上的这个炮塔能转能动，我才知道这样的。”
3月29日，台儿庄内184团团长王震已经在激烈的巷战中负了伤，代理团长王冠五以效法辛亥年“329”先烈精神为名组成了一个72人的突击队，仰攻文昌阁，一鼓作气歼灭了全部日军，还捉了4名活口。西北角高地终于光复了。72位壮士中14人殉国，生还58人。
3月底，孙连仲的30师、27师以及吴鹏举的独立44旅先后集结台儿庄外围，连远从云南来的卢汉60军也赶到了五战区，划归第2军团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