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亲爱的路易莎，不幸的事够多的了……”埃斯特万叹了口气。
路易莎讲述起从观看星象上发现的事情。特鲁埃瓦是讲求实际的。为了说服他，路易莎·默拉先说明了一下她使用的科学方法。她说，近十个月来，她研究了政府和反对派中每一个重要人物的星牌，
其中也包括特鲁埃瓦。把星牌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将要发生不可避免的流血、痛苦和死亡事件。
“埃斯特万，我一点儿也不怀疑，”她最后说，“残酷的时刻正在逼近。死者会不计其数。您是在胜利者一边，只是胜利会给您带来更大的不幸和孤独。”
坐在这个非比寻常的女巫面前，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心里不大舒服。她扰乱了书房的宁静，她那些星象学的胡说八道闹得他心绪不宁。可他又不敢撵走她。这是为了克拉腊。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正用眼睛的余光观看死去的爱妻。
“埃斯特万，我这次来，不是想用这些消息打扰您，反正您也左右不了。我是来找您的外孙女儿阿尔芭说说话的，她姥姥让我给她带个口信儿。”
参议员把阿尔芭叫来。阿尔芭七岁以后没再见过路易莎·默拉，
但是她记得十分清楚。她小心翼翼地拥抱了默拉一下，免得把她那象牙般的纤细的骨架挤碎了。她贪婪地闻了闻默拉身上那股独一无二的香气。
“我来告诉你，你要小心点；孩子。”路易莎·默拉擦干了激动的泪花说，“死神步步紧跟在你后面。你姥姥克拉腊从彼岸保护你，但是她叫我告诉你，在大灾大难中幽灵想保护人也无能为力。最好你出趟远门儿，到大洋对岸去。到那儿就有救了。”
谈到这里，特鲁埃瓦参议员再也忍耐不住了。他认为眼前这个女人准是个疯老婆子。过了十个月又十一天，在宵禁中有人在夜间把阿尔芭带走了。到那时，特鲁埃瓦参议员准会回忆起路易莎·默拉的预言。
第十三章
恐怖
军事政变那天，一大清早阳光灿烂。在乍暖还寒的初春，这是很少见的。海梅几乎工作了一整夜，到早上七点钟仅仅睡了两个小时。一阵电话铃声把他惊醒了。听到女秘书略带慌乱的声音，他才睡意全消。电话是从总统府打来的，通知他尽快赶到总统同志的办公室。不，总统同志没有生病。不，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只是奉命通知总统的所有医生。海梅像梦游者似的穿好衣服，开动他那辆汽车。幸亏因为职业需要，他有权领到汽油，否则，只好骑自行车到市中心去了。八分钟后，海梅到了总统府。看到广场上空空荡荡，他感到十分惊讶。一队健壮的士兵守在政府所在地的门洞里，一个个身着戎装，头戴钢盔，荷枪实弹。海梅把汽车停在阒无一人的广场上，没注意到士兵打手势要他站住。他刚一下车，士兵立刻举起枪，把他包围起来。
“出了什么事啦，同志们? 跟中国人打仗啦? ”海梅笑着说。
“往前走，这儿不准停车! 禁止车辆往来! ”一位军官用命令的口吻说。
“很遗憾，是总统府这儿叫我来的，”海梅边解释边掏出身份证，“我是医生。”
他们陪着海梅走到总统府沉重的木门旁，一队军事警察在那儿站岗。站岗的把海梅放了进去。总统府里一片骚乱，仿佛轮船失事一样。职员们像昏了头的老鼠似的顺着楼梯跑上跑下。总统私人卫队把家具挪到窗口，把手枪分发给总统亲信。总统迎面走来。他头戴钢盔，和那件精致的运动衫、意大利鞋颇不相称。海梅这才恍然大悟，准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了。
“大夫，海军叛乱了，”总统只短短地说了这么一句，“战斗的时刻到了。”
海梅抄起电话，通知阿尔芭不要离开家，还求她转告阿曼黛。事情急转直下，此后他再也没能和阿尔芭通上话。九点钟以后，来了几位政府的部长和政治领导人。他们通过电话和叛乱分子谈判，以便看一看叛乱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能不能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但是，到了九点半，政变军人掌握了全国武装部队。在军营里开始清洗忠实于宪法的军人。那位负责统领军事警察的将军命令总统府卫队出来，因为警察也归附了政变集团。
“同志们，你们可以走。不过，把枪都留下。”总统说。
军事警察们心乱如麻，羞愧难当。但是，将军下了死命令。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看看国家元首的眼睛。他们把枪放在院子里，低着头，鱼贯走出总统府。走到门口，一个士兵转回身来。
“我和您留下来，总统同志。”他说。
到了上午十时左右，事态明朗了。通过对话无法收拾局面，几乎所有的人都纷纷撤退出去。只留下了总统的几位挚友和私人卫队。总统强令他的女儿们也离开这儿。大家连拉带拽地把她们拖了出去，从大街上传来她们呼唤爸爸的声音。留在总统府的大约有三十人。他们隐蔽在二楼的几个大厅里。其中就有海梅。海梅以为自己在做一场噩梦。他坐在一把红色丝绒椅上，手里拿着枪，木呆呆地望着手枪。他根本不会使用。他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看了看手表，这场噩梦刚刚过去了三个钟头。突然他听见总统通过广播向全国讲话的声音。这是他的告别词。
“现在，我向将要受到迫害的人们讲几句话，我要告诉你们，我不会辞职，我要用生命报答人民的忠诚。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我对祖国和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一定会有人闯过眼下这个时刻，壮丽的林荫大道会很快开通，让自由人通过，去建设美好的社会。人民万岁! 劳动者万岁! 这是我最后的几句话。我相信，我不会白白牺牲。”
天空出现了乌云。不时听到远处响起零星的枪声。总统通过电话和叛军头子通话。对方答应提供一架军用飞机，送他全家出国。但是，他不准备流亡国外，不想和其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弃国出走的被推翻的国家元首一起在遥远的地方度过残生。
“叛逆者们，你们认错人啦。人民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至死我不能离开。”他镇定自若地回答。
这当儿，只听得飞机的嗡嗡声。轰炸开始了。海梅和其他人一起卧倒在地上，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确乎难以置信。昨天，他还相信在他的国家里不会出什么事，即使军人也是尊重法律的。只有总统没有趴下。他端着火箭筒走近窗口，朝街上的坦克发射数弹。海梅爬到总统身边，抓住他的腿肚子，要他伏下身来。总统骂了句粗话，仍是站着不动。过了十五分钟，整个大楼起火了，炸弹和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海梅在破损的家具间爬来爬去，破碎的砖瓦骤雨般从屋顶露天处落在他的周围。他打算救护伤员，但只能讲上两句安慰话。在死者面前，只能闭上眼睛。突然枪声停了。总统把活着的人叫到一起，要他们赶快离开。他不希望有什么烈士和无谓的牺牲。况且人人都有家，还有重要的任务有待完成。他说：“我要求对方停火，好让你们离开。”可是，谁也没有撤离。有的人浑身发抖，但个个都表现出自尊自爱。轰炸一下子就过去了，总统府被炸成废墟。下午两点，大火吞噬了殖民时期以来一直使用的古老的大厅。总统身边只剩下几个人。军人闯进大楼，占据了底层烧剩下的部分。一个军官发狂似的大喊大叫，盖过了乱哄哄的嘈杂声。他命令楼上的人投降，举起两手，列队下来。总统和大家一一握手。他说：“我最后一个下去。”从此一别，竟成永诀。
海梅和其他人一起下楼。宽阔的石头楼梯的每一级上都有士兵把守。他们似乎发疯了，怀着一股新仇——几个小时内在他们身上刚刚进发出的仇恨——用脚猛踢下楼的人，用枪托打他们。有的士兵还在投降者的脑袋上方连连开枪。海梅的肚子挨了一击，疼得他弯下腰去。待到他能直起腰的时候，眼睛里噙满泪水，裤子里尽是温热的屎尿。士兵们一直把他们打到街上。命令他们趴在地下，然后用脚踩他们，辱骂他们，直到用尽了西班牙语里所有的脏字儿。这时候，他们朝坦克车打了个手势。俘虏们听见坦克车开了过来。所向披靡的沉重的车辆缓缓开过来，震得柏油路不住发颤。
“往前开! 让坦克车从这帮混蛋身上压过去! ”一位上校高声喊叫。
海梅从地上瞄了一眼，觉得这个人挺眼熟。他想起了年轻的时候一个曾经在三星庄园里和他一起玩耍的少年。坦克车在离开他们脑袋十厘米的地方轰隆隆地开了过去，引得士兵们哈哈大笑，消防车的报警器尖声狂叫。远处传来军用飞机的嗡嗡声。过了很长时间，士兵们按照俘虏的罪行大小，把他们分成几组。海梅被带到国防部。国防部已经变成军营。士兵们强迫他猫着腰往前走，仿佛在战壕里前进。他们押着他走过了一个大厅。大厅里尽是赤身裸体的男人。十个一排捆在一起。每个人都是倒剪双臂，被打得很厉害，有几个人站立不住了。鲜血在大理石地面上流成一条条小河。士兵们把海梅带到锅炉房。那儿有几个人冲墙站着。一个脸色铁青的士兵走来走去，把自动步枪对准他们。海梅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像梦游者似的站了很长时间。墙外传来阵阵号叫，听上去心里备受折磨，但他一直弄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觉得那个看守在打量他。突然把枪口垂下，朝他走来。
“坐下歇会儿吧，大夫。我一打招呼，您就赶快站起来。”看守低声说，还递给他一支点燃的香烟，“您给我妈妈动过手术，救过她的命。”
海梅不吸烟，只是慢慢地嗅了嗅烟卷儿的香味儿。手表碎了，从又饥又渴的情况来看，估摸着是晚上了。他累极了，穿着肮脏的裤子很不舒服，顾不上想一想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刚要打个盹儿，看守走过来了。
“站起来，大夫，”看守压低声音说，“他们找您来了。祝您走好运! ”
过了一会儿，进来两个人。给海梅戴上手铐，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在那儿，一个军官负责审问俘虏。海梅看见他陪过总统几次。
“大夫，我们知道，您和这件事没什么相干，”他说，“我们只想请您在电视上露个面儿，就说总统喝醉了，开枪自杀。然后，放您回家。”
“要说，您自个儿去说。甭指望我，王八蛋。”海梅回答说。
他们抓住他的胳臂。头一下打在胸间。然后，把他举起来，按在桌子上。海梅觉得他们剥掉了他的衣服。过了好半天，他才昏迷不醒地被拉出国防部。下雨了，清凉的空气和雨滴使海梅苏醒过来。醒来的时候，士兵们正把他推上一辆军用汽车，把他放在后排座位上。透过窗子，海梅看到夜色如墨。汽车开动了，只见街上空无一人，建筑物上挂满了旗子。他知道敌人已经得胜了，也许他还想到米格尔。汽车停在一个团部的院子里。士兵们把他拉下车。院子里，其他被捕的人也和他一样被打得遍体鳞伤。士兵们用带刺的铁丝捆上他们的手脚，把他们脸朝下扔在牲口棚里。海梅和其他人在那儿过了两天，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在自己的粪便、污血和恐怖的气氛中渐渐腐烂了。这以后，士兵把所有人用卡车运到飞机场附近。在一个空场子上，士兵把趴在地上的被捕者( 他们都站不起来了) 一个个地枪毙了，然后用炸药把尸体炸飞。爆炸引起的惊恐、尸体残骸的恶臭在空气中浮荡了好久好久。
在街角大宅院里，特鲁埃瓦参议员打开一瓶法国香槟酒，庆祝他拼死反对的政府终于倒台了。可他万没想到，在同一时刻，别人正用进口的香烟烤烫他儿子海梅的睾丸。老头子在大门进口处挂起旗子，只是没有上街去跳舞。一来他腿瘸，二来外面正在戒严。要说兴致嘛，他还是有的，正像他兴高采烈地告诉给女儿和外孙女儿那样。这时候，阿尔芭一直在打电话，希望得到她关心的那些人的消息。他们是米格尔、佩德罗第三、海梅舅舅、阿曼黛、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还有其他人。
“这回，他们该遭报应啦! ”特鲁埃瓦参议员高举着酒杯，大声喊道。
阿尔芭劈手夺过酒杯，朝墙上扔过去，摔了个粉碎。布兰卡历来不敢和父亲正面冲突，这次也不加掩饰地哭了起来。
“姥爷，总统丧命了，还有别人也丧命了，咱们不能庆祝这个! ”阿尔芭说。
在阿尔托区优雅的住宅里，人们打开放了三年的酒瓶，为新秩序干杯。在工人居住区的上空，直升飞机整整盘旋了一夜，嗡嗡嗡的，好似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苍蝇。
很晚很晚，几乎快到黎明时分，电话铃响了。阿尔芭一直没有躺下，她跑过去接电话。听到是米格尔的声音，她松了口气。
“时候到了，亲爱的。别找我，也别等我。我爱你。”米格尔说。
“米格尔! 我要跟你一块去! ”阿尔芭呜呜咽咽地说。
“别对别人提起我，阿尔芭。别去看朋友。把笔记本、纸，还有凡是能把你我连在一块儿的东西，全都毁掉。我永远爱你，千万要记住，亲爱的。”米格尔说罢，挂上了电话。
宵禁持续了两天。对阿尔芭来说，却是度日如年。收音机里不停地播送军歌，电视只播放全国的风景图片和动画片。有时候，组成军事委员会的四位将军白天出现在电视荧光屏上，坐在国徽和国旗之间，颁布各项法令。他们成了祖国的新起的英雄。上面有令，凡是有人离家外出，可以开枪射击。但是，特鲁埃瓦参议员还是穿过大街，到邻居家去庆贺。过节似的喧闹声并没有引起在街上游动的巡逻队的注意，他们估计在这个区里不会碰上反对派。布兰卡说，她的偏头疼从来没有像现在闹得这么厉害。她关上门，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夜间，阿尔芭听见她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她估计，大概布兰卡肚子饿比偏头疼来得更厉害。这两天，阿尔芭在家里绝望地来回走动。她检查了海梅在“书巷”里存放的书籍和他的写字台，销毁一切她认为会带来麻烦的东西。这好比是亵渎神灵，她知道，舅舅回来准会气得要命，不再信任她。她还把记着朋友们电话号码的小本子、最珍贵的情书以及米格尔的照片全部销毁。家里的女仆们倒也无所谓，宵禁的时候闲得难受，只好做馅饼消遣消遣。只有厨娘哭个不停，心急火燎的，只盼着早点儿见着丈夫。他们一直没联系上。
每天有几个小时解除戒严，让居民上街购买食品。布兰卡惊奇地发现，商店里摆满了三年来一直买不到的东西，仿佛变戏法似的，东西出现在玻璃橱窗里。她看到成堆成堆的宰好的鸡，想买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布兰卡仔细瞧了瞧，许多人用好奇的眼光盯着鸡，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只是买的人很少，大家都付不起钱。过了三天，市内各商店里便弥漫着一股臭肉味儿。
士兵们在大街上紧张地巡逻。许多盼着政府倒台的人冲着他们欢呼。几天来的暴力行动使一些士兵胆子大起来了。看见有的男人留长头发或络腮胡须，就把他们拘留起来，认定这是叛逆精神的标志。看见有的妇女身着长裤在街上行走，就要她们站住，用剪刀把裤腿剪掉。他们觉得秩序、道德、体面的生活得靠他们来维持。新当权的人说，士兵的行动和他们毫不相干，从来没人下过命令，要他们剪掉络腮胡须，或者剪裤子。八成是共产党人冒充士兵往武装部队脸上抹黑，让老百姓瞅见当兵的就觉得可恨。他们宣布：留胡子，穿长裤，一律不加禁止。当然啦，男人们上街前最好还是刮刮脸、剪短头发。女人们最好都穿上裙子。
据传，总统已经去世。官方说他是自杀的，可谁也不相信。
我期待着局势稍微正常一些。军事政变后第三天，我乘车从议会来到国防部。我心里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来找我，请我参加新政府。人人都知道，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敌人，是我第一个起来反对共产党专制的。我勇敢地当众宣称，只有军人才能使国家不致落在左派的魔掌之中。此外，我和高级军事指挥部保持着各种接触，我为他们和美国人牵线搭桥，我签字、掏钱才买来武器。总之，我卖的力气比谁都大。到了我这个岁数，对政权已经毫无兴趣。不过，像我这样能给他们当当参谋的人，委实不多。这么多年，我位居要津，怎么干对国家有好处，我比谁都清楚。要是没有几个老实又能干、忠心耿耿的参谋，那几个刚刚混上校官的人能干得了什么? 只会瞎干一气! 要么就会让那些趁机大捞一把的机灵鬼们给骗了。眼下就是这么回事。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事情会是那个样子。我们只是认为，军队介入是恢复健全的民主制的必不可少的步骤。因此，我把和当局合作看得至关紧要。到了国防部一看，我大吃一惊，大楼变成了垃圾堆。传令兵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了一地。四壁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军人们弯着腰到处跑来跑去，仿佛他们真的在战场上行动，或者等着敌人从天而降。我一连等了三个小时，才有一个军官接见我。起初，我以为局面这么乱，他们没认出我，才对我这么冷淡。后来，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接待我的那个军官把靴子伸到写字台上，嘴里嚼着油腻腻的三明治。胡子七长八短，军装上衣没扣扣子。他根本不容我问一问我的儿子海梅的下落，也不容我为士兵们勇敢地救祖国于水火之中向他表示祝贺。一上来就要我交出汽车的钥匙，理由是国会封闭了，因此国会议员的俸禄也中止了。我不由得打个冷战。这么说，事情很明显，他们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压根儿不想再打开国会的大门。他要求我，不，是命令我，第二天上午八点到大教堂去聆听感恩颂，借以表达祖国为战胜共产主义对上帝的谢忱。
“总统自杀了，有这回事吗? ”我问。
“他走了! ”军官回答说。
“走了! 去哪儿啦? ”
“让血冲走了! ”他哈哈大笑。
我惶恐不安地扶着司机的胳臂走到大街上。街上既没有出租汽车，又没有公共汽车。我这把年纪，已经走不动路了，我们根本没法回家。幸亏过来一辆军事警察的吉普车，车上的人认出我来了。阿尔芭外孙女儿说过，认出我可太容易啦。我的模样活脱脱地像一只发火的老乌鸦，常穿一身黑衣服，手持银手杖。
“上来吧，参议员。”一名中尉说。
他们扶着我爬上吉普车。军事警察们看样子都很累，一看就知道他们缺觉。他们告诉我，一连三天他们在市内巡逻，全靠着纯咖啡和药片撑着不睡。
“在居民区、工厂区遇到抵抗吗? ”我问。
“很少。人们都挺平静的。”中尉说，“我盼着局势赶快变得正常，参议员。这是个脏活儿，我们不愿意干。”
“别这么说，小伙子。要是你们不抢先一步，共产党就会发动政变。这会儿，你我，还有五万人早已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计划建立独裁专制? ”
“这些事，大伙儿都这么说。可在我住的那块儿，好多人被捕。左邻右舍都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们。车上的小伙子们也碰见同样的事。有命令，就得执行啊。祖国第一，是不是? ”
“说得对。中尉，我对现状也很遗憾。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原来的政权烂透了。要不是你们拿起武器，还不知道国家会怎么样呢? ”
然而，在内心深处，我也并非这么有把握。我预感到事情的发展不像我们预计的那样，局势正在摆脱我们的控制。只是当时我不愿意道出自己的担心。我的理由是，要想安排好一个国家，三天的时间实在太少了。那个在国防部接待我的粗俗的军官在武装部队里也许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像这个送我回家的认真负责的中尉。我琢磨着，过不了多久，秩序就会恢复。等到开头几天的紧张松弛一下，我一定去找个在军队里有地位的人。很遗憾我没去找乌尔塔多将军，我没去找他是出于尊重他，当然，我承认也是出于自尊。应该是他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他。
直到两个星期后，我才知道儿子海梅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眼瞧着大家都在点数死者和失踪者，胜利的那股高兴劲儿全过去了。一个星期天，我家里来了一个神秘的士兵。在厨房里，他告诉布兰卡他在国防部亲眼目睹的事实和他知道的用炸药毁尸的情况。
“瓦列大夫救过我妈的命，”当兵的手拿着钢盔，眼睛盯着地面说，“所以我才来告诉你们他是怎么遇害的。”
布兰卡叫我去听听当兵的说的话，可我不肯相信。我说，准是这家伙认错人了。他在锅炉房里看到的肯定不是海梅，而是另外的人。军事暴动那天，海梅没什么事需要到总统府去。我相信，即便海梅受到追捕，他一定早已通过某个关卡逃到国外，要么是躲在某个大使馆里。再说，官方要找的人的名单当中也没有海梅的名字；由此我想，海梅没什么可担惊害怕的。
过了很久，实际上是几个月吧，我才知道那个当兵的说的全是实话。孤独的生活弄得我昏头昏脑。我坐在书房的安乐椅上，两眼直瞪瞪地盯住门槛，盼着海梅归来，心里默默地念叨着他的名字，和我平时思念克拉腊一样。我一次又一次地召唤他，最后总算看到他了。只见他身穿破衣烂衫，衣服上满是干硬的血迹，在打过蜡的镶木地板上拖着蛇一样的带刺的铁丝。我这才知道，的确像当兵的说的那样，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只是从那时起，我才开始使用“暴政”这个字眼儿。可是，阿尔芭，我的外孙女儿，早就看出独裁者的原形了。她觉得，在军人当中，此人确乎非比寻常。她继承了克拉腊的直觉能力，一下子就能把他看透。独裁者是个粗人，外表质朴，说话不多，像个农民。看上去挺谦和。很少有人能想到，有朝一日他会披上衮服，高举双臂，让坐在卡车上向他欢呼的人群静下来。在为“四剑纪念碑”揭幕的时候，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两撇儿威严的小胡子一个劲儿颤抖。纪念碑的顶部原有一只永不熄灭的火炬，照耀着祖国的前程。但是，外国技术员没有弄好，火炬一直点不着，只有一股像从厨房里冒出来的浓烟在空中飘荡，好似一片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永不消散的乌云。
我开始想，我的行为是不是错了，也许这不是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办法。我越来越感到孤独，没有人需要我，我失去了儿子。克拉腊固执地沉默寡言，心不在焉，像个孤鬼游魂。就连阿尔芭也一天天地和我疏远了。我在家里几乎见不到她。她像阵风似的从我身边走过，身穿扎眼的棉布长裙子，皱皱巴巴的，像罗莎一样留着令人不可思议的碧绿的秀发。在外祖母的暗中帮忙下，干些神秘莫测的事。我敢说，她们俩背着我在干些秘密勾当。外孙女儿整天慌里慌张，就像当初伤寒流行那会儿克拉腊为别人担起痛苦的重负一样。
阿尔芭几乎没有时间为海梅舅舅的被害而哀伤。她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帮助受难者解决急迫问题上去了。只是把痛苦暂存起来，留待以后痛定思痛吧。直到军事政变两个月后，她才又见到米格尔，一度甚至认为他也离开人间了。但是，不是她去找米格尔的。米格尔讲得非常清楚，不让她去找。另外，她还听见官方在必须前去报到的人的名单中多次念到米格尔的名字。这给了她希望。她想：“只要官方找他，他就还活着。”她也担心他们会捉住米格尔。想到这儿，她心急如焚，一再祈求外祖母帮忙，不让这种事发生。她祷告说：“姥姥，我宁肯看见他死了，千万千万别让他被人活捉住。”她很清楚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日日夜夜觉得胸口发紧，两手发颤。每当得知某个被捕者的不幸下场的时候，她都像得了什么流行病一样，从头到脚长满肿块。但是，她没跟任何人谈起，包括外祖父在内，因为人们宁肯眼不见心不烦。
在那个可怕的星期二以后，对阿尔芭来说，世界猛地翻了个个儿。为了能活下去，她只好努力调整各种感觉。大约她已经习惯于不再见到海梅舅舅、米格尔以及其他许多她所爱戴的人。她把事情的变化归罪于外祖父。不过，后来看见老头子缩在安乐椅上，不停地嘟囔着克拉腊和海梅的名字，她又把全部的爱倾注到他身上，跑过去拥抱他，用手指抚摸他的白胡须，安慰他。阿尔芭觉得周围的东西仿佛是玻璃做的，脆弱得就像一声叹息。在那个难忘的星期二，自动步枪和炸弹把她熟悉的东西击毁了一大半，余下的东西也已裂成碎块，血迹斑斑。时间一天一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一些她本以为幸免于被破坏的厄运的东西，也渐渐显示出受到了损伤。她注意到亲朋好友都躲着她。有的人一看见她连忙穿过大街，免得和她打招呼；有的人看到她走过来，连忙扭过头去。她心里想，她帮助受迫害的人这件事准在他们当中传开了。
事实的确如此。从开头的几天起，最紧迫的事是把有被害危险的人隐藏起来。一开头，阿尔芭觉得这件事挺好玩的。她可以不去想米格尔，而去想点儿别的事。但她很快就意识到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公告上警告市民说，必须揭发马克思主义者，交出潜逃者；否则，以叛国罪论处。海梅那辆汽车没被炸弹炸毁，在广场的原处停放了一个礼拜。阿尔芭知道后，就去找汽车，结果奇迹般地把车子找回来了。她在车门上画了两棵深黄色的向日葵，以便和别的车区别开来，然后驾车去完成一项新任务。她努力记住各个大使馆的位置、在大使馆门口把门的军事警察的班次以及墙有多高，门有多宽。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大街上，一个陌生人( 她估计是米格尔派来的) 突然走近她，通知她有个人需要躲起来。在光天化日之下，她来到约定的地点。有人注意到涂在汽车上的黄花，冲她打个手势，她马上把车子停下来，让对方飞快地上车。一路上，两人一句话也不说，阿尔芭宁肯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有时候，她得和对方待上一天，甚至把他藏起一两夜。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让对方避开岗哨，跳墙进入可以接近的大使馆。这种做法比起找西方民主国家那些胆小的大使办手续来得更便当。此后，阿尔芭再也得不到躲藏者的音讯，但她永远记住对方用颤抖的声音向她表示感激。每办妥一件事，她都轻松地舒一口气，这次总算得救了。有时候，阿尔芭帮助一些女人躲起来。她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孩子。阿尔芭答应从正门把孩子送来，即使最胆怯的大使也不会不接受，可当妈妈的还是不肯抛下孩子。最后，只好把孩子从墙头扔过去，或是用绳子从铁栏杆上缒下去。过了不久，所有大使馆都加上铁丝网，安上机关枪。这样一来，没办法搞突然袭击了。不过，还有其他事情，阿尔芭还是忙得不可开交。
多亏阿曼黛帮忙，阿尔芭才和神父们联系上。阿尔芭和阿曼黛这两位朋友时常见面，一起低声谈论米格尔——她们俩都没有再见到米格尔——一起以眷恋的心情回忆海梅。她们没有流泪，一则没有正式证据表明海梅已经死去，再则她们强烈地希望再见到海梅，这种愿望压过了那个当兵的讲的话。阿曼黛又不顾一切地抽起烟来，两手抖得很厉害，眼睛时常迷离恍惚。有时候，她的瞳仁扩大了，行动起来很笨拙。不过，她依旧在医院里工作。她告诉阿尔芭，在她照料的病人当中，时常有人饿得昏迷过去。
“被捕的人、失踪的人、死人的家属没吃的，失业的人也没吃的。两天喝不上一碗玉米面糊糊。小孩儿营养不良，上着上着课就睡着了。”
她还说，过去小学生每天能喝上一杯牛奶，吃些饼干，现在都取消了。当妈妈的只能用茶水给孩子压压饥。
“只有神父能给他们帮点儿忙。”阿曼黛说，“人啊，就是不想知道真相。教堂里舍饭，每礼拜六次，七岁以下的孩子每天能领到一盘饭。当然啦，东西也不够。一个孩子每天吃一盘滨豆或是一盘土豆。一个孩子吃，五个孩子在外边看，东西不够啊。”
阿尔芭明白了，时代倒退了，倒退到外祖母克拉腊到密塞里科迪亚区以善心代替正义的年代。只是眼下发善心也要遭白眼。她跑遍朋友的家，求他们拿出一袋米或一听奶粉。她注意到，第一次大家不敢拒绝她，以后就避而不见了。一开头，布兰卡帮了她的忙。阿尔芭对妈妈说，现在能吃上波罗的海螃蟹和瑞士巧克力，何必再存普通面粉和穷人吃的菜豆呢? 妈妈立刻把储藏室的钥匙交给她。她把东西送到神父开的粥棚。就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无论如何她觉得太短了。有一天，阿尔芭领着妈妈去看粥棚。布兰卡看见一张白木楂长条桌，孩子们排成两队，眼睛里闪烁着乞求的目光，等着发给他们一份吃的。布兰卡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躺在床上一连两天闹偏头疼。阿尔芭强拉着她穿好衣服，要她忘掉自己，找人帮帮忙，哪怕是从外祖父那儿偷些家庭开支的钱也好。否则，布兰卡还会只顾自怜自叹。特鲁埃瓦参议员压根儿不愿意听人们谈起这些事，和他同一阶级的人都是这样。他顽固地否认有什么饥饿，同样也否认有人被捕，有人受刑。阿尔芭无法指望他帮忙。过了一阵子，连妈妈也指望不上了。她必须采取更激烈的办法。外祖父去的最远的地方是俱乐部。他不去市中心，更不去市郊或是贫民窟。所以，他一味认为外孙女儿说的贫困现象都是胡说八道。
“神父都是共产党! ”他吼叫着说，“我只差听到这种事啦! ”
不过，当有的妇女、儿童开始到富人家门口要饭的时候，他倒没像其他人那样吩咐关上铁栅栏和百叶窗，不去看他们，而是每月多给布兰卡一些钱，要她常准备些热饭，周济上门讨饭的人。
“这是暂时现象，”特鲁埃瓦参议员把握十足地说，“他们把国家搞得一团糟。等到军人冶好乱，问题就解决了。”
报纸上说，多年未见的街头乞丐是国际共产主义派进来的，他们要败坏军事委员会的名声，破坏秩序，阻挠进步。在贫民窟外面竖起了围墙，挡住旅游者的目光，满足那些不想看见贫民窟的人的要求。一夜之间，像变魔术似的，大街上出现了街心公园和花坛。都是雇用失业者种的，以便制造出梦境般的宁静的春天气氛。墙上刷满白色，涂掉鸽子宣传画，从人们的眼睛里永远抹掉政治标语。谁要是在公共场所书写政治标语，当场会受到机枪扫射。大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气氛安静。商店开门营业了。在很短的时间里，乞儿不见了。阿尔芭注意到街上没有野狗，也没有垃圾堆。在轰炸总统府的同一时刻，黑市也消失了，因为投机者会受到军法处置，会被枪毙。商店里开始出卖一些连名字也叫不上来的物品，以及过去只有阔人才能从走私贩子那儿买到的东西。大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他们可以买到大量的威士忌，可以用赊购的办法买到小汽车。
开头几天，人们沉浸在爱国主义的狂热之中，妇女们到兵营去赠送首饰，为了重建国家，甚至连结婚也只使用镶有国徽的铜戒指。布兰卡把克拉腊留下的首饰装在毛袜子里又藏了起来，唯恐特鲁埃瓦参议员把首饰交给当局。人们眼瞅着出现了一个新的趾高气昂的社会阶级。一些显赫的女士们身穿异国服装，洋里洋气，浑身珠光宝气，好似夜间的蝙蝠，和那些新起的颐指气使的经济界人士挎着胳臂，在娱乐场所招摇过市。一个军人阶层出现了，他们很快就位居要津。那些过去认为自己人当中出了军人是家门不幸的家庭，如今争先恐后地找大人物帮忙把儿子塞进军事学院，把女儿嫁给当兵的。全国到处是穿军服的人，到处是作战武器，到处是国旗、国歌和游行队伍。军人们知道老百姓需要有自己的象征物和礼仪活动。特鲁埃瓦参议员原则上讨厌这些东西。俱乐部的朋友们说，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找不到一点儿机会，原因是它没有考虑到事物的魔幻一面。听到这番话，特鲁埃瓦参议员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他自己做出如下结论：“面包、马戏团，再加上一点儿令人肃然起敬的玩意儿，人们需要的东西就算全了。”而在内心深处，他却为缺少面包而不无遗憾。
社会上掀起一场运动，目的是把前总统的好名声从地球上抹掉，好让老百姓不再为他掉眼泪。他们把前总统的私宅向公众开放，请大家看一看所谓的“独裁者的宫殿”。大家可以看到衣柜里挂着羚羊皮外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咋舌。参观者可以查看抽屉，翻腾储藏室，看一看古巴甘蔗酒和成袋的白糖。传看前总统身着酒神盛装、头戴葡萄花环的照片。照片上，前总统和体态丰满的女人、男性运动员尽情调笑、纵欲。但是，伪造的手法十分拙劣，没人相信照片是真的，连特鲁埃瓦参议员本人也不相信。他知道了这些事，咕哝着说：“太过分了，这些人真是废物。”
军人们大笔一挥，改变了世界史，凡属现政权不赞成的事件、思潮、人物一律从历史上去掉。地图也得重新安排。把北方放在上面根本没有道理嘛，离开功劳卓著的祖国那么远，完全可以放在下面嘛，于国家更为有利。顺便用普鲁土蓝把辽阔的领海一直画到亚洲和非洲，先在地理书上把遥远的领土据为己有，越过边界也可以不受惩罚，直闹得兄弟国家在联合国大吵大闹，威胁说要把坦克车和歼击机开进来。一开始，新闻检查只包括传播媒介，很快就扩展到学校课本、歌词、影片情节以及私人谈话。有些词儿军方明令禁止，比如“同志”；有些词儿尽管官方没有下令从字典中抽掉，出于慎重还是不用为好，例如“自由”、“正义”和“工会”。阿尔芭问自己：一夜之间，从哪儿蹦出这么多法西斯分子啊? 在祖国悠久的民主历史中，除了战争期间某些狂热分子外，还没见过有人装腔作势地穿上黑衬衫，高举着胳臂游行，惹得过往行人哈哈大笑，乱吹口哨。而且他们在国家生活中也起不了什么像样儿的作用。武装部队的态度也很难解释。军队的成员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历史上看，并不接近右翼极端派，而是靠近左派。她不懂什么是内战状态，也不知道战争是军人的艺术杰作，是军事训练的终结和军人职业的完美的实践。军人天生不能在和平环境中显露光彩。政变给了他们机会，可以把在军营里学会的东西付诸实践，可以表现出盲目服从，展示一下枪法，实践一下在良心泯灭的时候当兵的能够掌握的其他技巧。
阿尔芭退学了。因为哲学系和其他打开思维大门的系科一样被封闭了。她不再学习音乐。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拉大提琴似乎显得有些轻浮。许多教员根据军事警察掌握的黑名单被辞退、被逮捕或者失踪了。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被他自己的学生告发，在最早的搜查中被杀害了。大学里到处是特务。
协助政变的大资产阶级和经济界的右派感到兴高采烈。一开头，他们看到自己行动造成的结果，颇有些吃惊。他们从来没有在独裁统治下生活过，也不知道独裁统治是什么。他们认为，失去民主只是一时的事情。只要现政权尊重办企业的自由，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个人自由、没有集体自由也还过得去。他们不在乎国家在国际上是否声名狼藉，被人视为和其他地区的暴政一样的货色。他们认为，为了推翻马克思主义，这个代价还算是便宜的。外国资本进来了，投资于国内银行业。他们自然而然地将其归功于新政权的稳定。至于外国人每投进一个比索，可以拿走两个比索的利息，他们就视而不见了。外国消费品大量涌入，在其打击下，时间不长，几乎所有本国工厂纷纷倒闭，商人也开始破产。然而，他们却说，巴西的饮食、台湾的布匹、日本的摩托车比国内生产的东西要强过好多倍。国有化三年后，当局把矿山的租让权退还给美国公司。到了这时候，才有些人说，这不啻将祖国用玻璃纸包好，拱手送给别人。不过，待到把土改中分掉的土地归还原主的时候，他们又心平气和了，好光景又来了嘛。他们看到，为了保障他们的特权，只有独裁政权才能靠力量办事，而不必向任何人报告。从此，他们不再议政了，同意经济大权由他们来掌握，国家归军人去治理。右派需要干的事，无非是在制定新法令、新法律的过程中给军人充当参谋。只有几天的时间，工会被取消了，工人领袖被捕或是遇害了，政党活动被宣布无限期停止，所有劳动者组织、学生组织甚至职业公会统统被解散。聚会是不准许的。人们能够集会的地方只有教堂。不久，宗教时髦起来。牧师们、修女们只好把宗教事务放一放，先来满足那群迷途羔羊的世俗需要。政府和企业家们开始把牧师、修女视为潜在的敌人。鉴于罗马教皇不肯免去红衣主教的教职，不肯把他送进患精神病的教士收容所，有些人巴不得用暗杀红衣主教的办法解决问题。
中产阶级当中大部分人为军事政变感到高兴。政变一来，秩序恢复了，高雅的风尚恢复了，女人又穿上裙子，男人又留起短发。但是，物价飞涨，找不到工作，这些很快就使他们大吃苦头。靠工资根本无法糊口。每家每户都有个把人被捕、被杀或被流放。开头儿，家里人还说他罪有应得，后来又为他抱憾。谁也不能否认确实动用了酷刑。
豪华的商店、神奇的金融机构、外国餐馆和进口商号生意兴隆。与此同时，失业者在工厂门口排成“长龙”，希望找到一份哪怕是工资菲薄的工作。劳动者被降低到奴隶的水平，厂主几十年来第一次可以随便解雇工人，而且不付任何补偿。谁要稍加反抗，立即被关进监狱。
起初几个月，特鲁埃瓦参议员赞成他那个阶级的人坚持的机会主义主张。他相信，为使国家回到本来不该离开的正道，必须有一个独裁统治时期。第一批收回财产的地主当中就有特鲁埃瓦参议员。官方把塌了架的三星庄园归还给他，全部归还，直到最后一平方米土地。快两年了，他一直强压怒火，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他没有多加思索，带着六七名雇来的打手回到乡下。农民胆敢向他挑战，胆敢抢走他的东西，这一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他们施加报复。圣诞节前不久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早上，他们回到庄园，像海盗似的大嚷大叫着闯了进去。打手们闯进各家各户，高声呐喊，拳打脚踢，把雇工们赶出来，连人带牲口集合到院子里。然后，在砖瓦小屋( 这些房子曾是特鲁埃瓦的骄傲) 上洒上汽油，点上火，从里到外烧个精光。打手们冲着牲口连连开枪。烧毁了犁杖、鸡笼、自行车，甚至婴儿的摇篮。一个中午，群魔乱舞，差点儿把老特鲁埃瓦乐死。他把雇工一律辞退，而且警告说，要是再看见谁在庄园里转悠，就让他落得和牲口同样的下场。特鲁埃瓦看到他们比过去更穷了，排成一列凄凄惨惨的长长的队伍，扶老携幼离开庄园，只带着几条幸免于难的家犬和几只从地狱里救出来的鸡。道路上黄尘飞扬，一行人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在三星庄园门口，一伙穷苦百姓睁大焦灼的眼睛等待着。他们是从别的庄园被驱赶出来的失业农民。和几百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到这里来低声下气地恳求东家雇用他们收割下一茬庄稼。
东家住的老宅子，特鲁埃瓦好久没来了。当天晚上，他躺在父母双亲用过的铁床上，觉得十分疲倦。一股焦糊味儿直往鼻孔里钻。砖瓦小屋的断壁残垣还在燃烧。为了不让腐肉弄脏空气，牲口的尸体也火化了。四下里尽是破坏和死亡。不过，特鲁埃瓦心里有数，过去他曾使庄园振兴起来，如今还能办到。农田纹丝未动，力量还是有的嘛。大仇已报，心里固然痛快，可他难以入眠。他的感觉就像做父亲的过分严厉地惩罚了自己的孩子一样。整整一夜，许多农民的面孔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亲眼瞧着他们在庄园里出生，现在却沿着公路远走他乡。他咒骂自己脾气太坏。那个星期里，他一直睡不着觉。偶尔睡着了，就梦见罗莎。他打定主意不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任何人，同时立誓要使三星庄园和过去一样再度成为模范庄园。他发下话去，要是雇工想回来，他准备一一接纳，当然要有一定的条件。可是，谁也没有回来。雇工们在农村、山区、海边流散开来。有人徒步走到矿山，有人来到南部海岛，随便找个活干，也好养家糊口。东家厌倦了，返回首都，感到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衰老。他的心灵是那样的沉重。
那位诗人在靠近海边的家中苟延残喘。他病倒了，近日的事变彻底打消了他活下去的念头。军队搜查了他的家，把所有的东西——他搜集的海螺壳、蚌壳、蝴蝶、玻璃瓶、从各个海洋捞到的船头装饰物、书籍、笔记、未完成的诗稿——翻了个底朝天，寻找搞颠覆活动使用的武器和隐匿起来的共产党，直闹得诗人那颗衰老的心上下翻腾。军人把他带到首都。四天后，诗人去世了，这位歌唱生命的人临终的几句话是：“枪毙你们! 枪毙你们! ”他的朋友都或者处于非法状态，或逃亡，或出走，或丧命。诗人临终时，没有一个朋友待在身旁。他那座山阜上的蓝色房屋几成废墟，楼面烧毁了，玻璃打碎了。邻居说是军人干的；军人说是邻居干的。究竟是谁干的，没有人知道。守灵的人不多。他们是仗着胆子赶来奔丧的人和来自世界各地报道诗人葬礼的记者。从意识形态上说，特鲁埃瓦参议员是诗人的敌人，但他能背诵诗人的作品，曾多次在家中接待过诗人。他身穿黑色丧服，带着外孙女儿阿尔芭去为诗人守灵。两个人在简陋的木棺旁边站了片刻。在一个凄惨的上午，他们陪伴诗人直到墓地。阿尔芭手捧一束初春早开的石竹，红色的花朵好似鲜血。小小的送葬队伍缓缓地朝公墓走去，两排士兵封锁住沿途的大街。
人们默默无言地朝前走。突然有人用沙哑的声音喊着诗人的名字，其他人异口同声地回答：“到! 现在在这里! 永远在这里! ”喊声好似打开了阀门，几天来郁积的痛苦、恐惧和愤怒从胸中一涌而出，化做可怕的呐喊，直冲天空的乌云。另一个人高喊：“总统同志! ”大家用一个悲苦的声音回答：“到! 现在在这里! 永远在这里! ”这是男子汉的哭泣声。诗人的葬礼渐渐变成象征埋葬自由的典仪。
瑞典电视台的记者在离阿尔芭和她外祖父很近的地方拍下这组骇人听闻的镜头，把片子送往冰封雪冻的诺贝尔的祖国。镜头上出现了街道两侧架起的机关枪、人脸、覆盖着鲜花的棺材、一群拥挤在停尸所门口的沉默的妇女。停尸所离墓地有两个街区远，妇女们前来查看死者的名单。众人的呼声化做一曲悲歌，空中充满被禁止的口号声。面对枪口，大家高呼：团结起来，无往不胜。士兵持枪的手在瑟瑟发抖。送葬队伍路经一个建筑物，工人们丢下工具，摘下安全帽，低下头排成一行。一个人身穿袖口磨损的衬衣，没穿背心，足蹬一双破鞋。他边走边朗诵诗人创作的最富革命性的诗句，两行热泪顺着面颊直往下淌。他走在特鲁埃瓦参议员身边。参议员用惊呆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他。
“真可惜他是个共产党! ”参议员对外孙女儿说，“多好的诗人，多么混乱的思想! 倘若他死在军事暴动以前，我估计一定会为他举行国葬! ”
“他知道应该怎么死，正像他知道应该怎么活着，姥爷! ”阿尔芭反驳说。
阿尔芭认为，诗人死得其时。虽然只有几个男人和女人把他安葬在公墓里，最后一次高声朗读他歌颂正义和自由的诗句，这样一次简朴的送葬却比任何纪念仪式显得更加盛大。两天后，军事委员会在报上登了一份通知，规定为诗人举行国丧，凡是愿意挂半旗的私人住宅均可挂半旗。只是这项规定的有效时间是从诗人逝世之时起到发布通知那天止。
阿尔芭既不能坐下来痛悼海梅舅舅的去世，也不能失魂落魄地思念米格尔，或者为诗人叹息。她全力以赴地查找失踪者，为神父们办的粥棚找食物，安慰受过苦刑折磨的人。这些人回到家里的时候，背上露着鲜肉，两眼里布满惶惑不安的云翳。每当夜深人静，城市失去正常的功能和小声的喧闹的时候，阿尔芭觉得那些白天闭口不谈的恼人的想法逼得她无路可退。这种时候，只有满载尸体和被捕者的辎重车和警车在大街上呼啸而过，在宵禁的暗夜中好似失群的野狼在号叫。阿尔芭躺在床上，浑身不住地颤抖。她眼前出现那么多陌生的死者被撕裂的鬼魂，耳边听到大宅院的呼喊声，仿佛老太婆呼呼的喘气。她竖起耳朵，听到自己骨头里发出各种可怕的声响：远处的刹车声、关门声、枪声、皮靴的嚓嚓声、喑哑的呼声。一切旋即归于宁静，一直延续到凌晨，城市恢复了生命。太阳一出，驱走昏夜的各种各样骇人的怪物。在家中，彻夜难眠的不只是阿尔芭。她常看见外祖父穿着睡衣、拖鞋，显得比白天更加苍老、更加悲戚，给自己热一碗肉汤，咕哝几句不堪入耳的粗话。他觉得骨头痛，灵魂也痛。妈妈也在厨房里翻腾东西，或者像半夜出现的鬼魂似的彳亍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这样，几个月后，所有的人，包括特鲁埃瓦参议员在内，都看清楚了，军人夺取政权并非要把政府交给支持政变的右派政治家，而是要自己掌权。他们是一伙与众不同的人，互相间称兄道弟，使用的语言和普通人不一样，和他们交谈不啻是同聋子对话。按照他们僵硬的内部规定，些许不和也会被视做背叛。特鲁埃瓦看到，他们有自己的救世方案，其中并不包括政治家在内。有一天，他和布兰卡、阿尔芭议论时局。特鲁埃瓦抱怨说，军人的目标是防止马克思主义者专政的危险，他们的行动却使国家遭受到严厉得多的专制统治，而且看样子要专制一百年。特鲁埃瓦参议员平生第一次承认自己错了。他把身体深深地埋在安乐椅中，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无声地饮泣。他不是为失去权力而哭泣，他在为祖国落泪。
这当儿，布兰卡跪在他身边，拉住他的手，坦白说，她把佩德罗·加西亚第三藏在家里。克拉腊在“幽灵时代”叫人盖了几间房屋，现在无人居住。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就躲在其中的一间屋子里。政变后第二天，公布了一份必须到当局那儿报到的人员名单。有些人坚持认为在自己的国家里不会出什么事，于是自动到国防部报到，结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佩德罗·加西亚第三比别人更早地预感到新政权残暴肆虐，也许是三年来他认清了武装部队的面目，不相信他们和别处的武装力量有什么区别。那天晚上，宵禁以后，他匍匐着爬到街角大宅院，敲了敲布兰卡的窗子。布兰卡正闹偏头疼。她把头伸出窗户，觉得两眼昏花，看见佩德罗第三刮掉胡须，戴着眼镜，竟没认出他来。
“他们把总统杀了。”佩德罗第三说。
布兰卡把他藏在一间空屋子里。当时只想临时安排个藏身之地，万万没有料到一藏就是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士兵们用篦子把全国梳了一遍，到处搜捕他。
布兰卡心里想，在特鲁埃瓦参议员站在大教堂里毕恭毕敬地聆听感恩颂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会待在参议员家里。对布兰卡来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但是，对佩德罗第三来说，却像蹲监狱一样，觉得度日如年。白天，他圈在屋里，门上着锁，不让别人进来打扫，落下百叶窗，拉上窗帘。光线进不来，但从百叶窗空隙明暗的微弱变化中，他能猜得出是白天还是黑夜。入夜，他把窗户完全打开，让室内空气流通——屋里有一个带盖的水桶，供大小便用——他也可以大口大口地吸进自由的空气。他利用时间阅读布兰卡偷偷给他送来的海梅的藏书，谛听大街上的嘈杂声，把收音机调到最低音量，收听喇叭里传出的嗡嗡声。布兰卡给他找来一把吉他，在琴弦下面放了几块破呢子，不让别人听见。佩德罗第三用微弱的声音创作寡妇之歌、孤儿之歌、被捕者和失踪者之歌。他安排出一张刻板的时间表，以便填满一天的时间。做体操、看书、学英语、睡午觉、谱曲、再做体操。即使如此，空闲时间还是多得不得了。最后，听见门上钥匙开锁的声音，看见布兰卡走进来，给他带来报纸、饮食和洗浴用的清水。两个人拼命地做爱，设想出各种被禁止的新花样，又是恐惧，又是激动，仿佛到星际间遨游一番。布兰卡人到中年，本来甘心过守节的生活，忍受各种病痛。爱情的突然来临又使她年轻了。她的皮肤更加光润，脚步加快了，说话的节奏也加快了，她在内心中不住地微笑，整天如醉如痴。她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俊俏。这一点连父亲也看出来了。他认为，这是因为东西多了，布兰卡心情平静了。特鲁埃瓦参议员说：“自从布兰卡不用再去排队，她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了。”阿尔芭也注意到了。她仔细地观察妈妈。妈妈的梦游症颇为奇特，她觉得很可疑。妈妈还得了一种新毛病，爱把饭端回房间去吃，这也引起阿尔芭的怀疑。她不止一次想在夜间偷偷查看妈妈的行动，只是她整天安慰这个，安慰那个，累得支持不住。赶上失眠，又不敢冒险到那些鬼声吱吱的空房子里去。
佩德罗第三瘦了。他本是个性格温和、情绪良好的人，现在全变了。他心情烦乱。躲藏起来本来是自己情愿的，可他还是不住口地骂人。一听到朋友们的消息就大吼大叫。只有布兰卡来的时候，他才能平静一些。布兰卡一进屋，他就扑过去，像疯子一样紧紧搂住她，借此驱赶驱赶白天的恐怖和几个星期来的烦闷。他认为没有和那么多人共命运，说明自己是胆小鬼，是叛徒。最露脸的莫过于投案自首，和命运搏斗。这种想法开始缠住他。布兰卡试图用最有力的理由说服他，但是看来他听不进去。布兰卡又试图用重新恢复起来的爱情力量留住他，喂他饭吃，用潮湿的绒布为他搓澡，像对小孩儿似的给他扑粉，给他剪头发，剪指甲，刮脸。最后，她只好在饭里放上镇静剂，在水里掺进安眠药，让他睡上一个好觉，睡上一个苦恼的觉。醒来的时候，佩德罗第三只觉得口干舌燥，心里更加悲苦。过了几个月，布兰卡意识到不能无限期地把佩德罗第三关下去。于是，她放弃了消磨他的意志、把他变成自己终生的恋人的打算。她很清楚，目前，佩德罗第三虽生犹死，因为对他来说自由比爱情更加重要，世界上没有灵丹妙药能让他改变态度。
“帮帮我吧，爸爸! ”布兰卡恳求特鲁埃瓦参议员说，“我得把他送出国。”
老头儿心里一阵发慌，不由得僵在那儿了。火，火不起来；恨，恨不起来。他这才明白，自己已经衰弱不堪了。他想起那个和女儿偷偷相好半个世纪的农民，却找不到任何理由嫌恶他。他身上的“篷却”也好，那部社会党人的大胡子也好，那股坚韧不拔的劲头儿也好，那首狐狸追逐倒霉的母鸡的歌谣也好，都勾不起老头儿的怨恨。
“他妈的! 得把他隔离起来。要是在咱家里找到他，咱们都得玩儿完。”这就是他当时想到的几句话。
布兰卡伸出双臂，搂住特鲁埃瓦的脖子，不住气儿地吻着他，哭哭啼啼的像个孩子。自从遥远的童年时代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对父亲流露出自发的爱。
“我可以找个大使馆，把他送进去。”阿尔芭说，“不过，得找个合适的时候，跳墙进去。”
“不必啦，孩子，”特鲁埃瓦参议员说，“在国内我还认识几位有地位的朋友。”
四十八小时以后，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的房门打开了。但是，站在门槛上的不是布兰卡，而是特鲁埃瓦参议员。佩德罗第三心里说，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反而觉得高兴。
“我来带你离开这儿。”特鲁埃瓦说。
“为什么? ”佩德罗第三问。
“因为布兰卡求我带你走。”特鲁埃瓦回答说。
“见鬼去吧! ”佩德罗第三嘟嘟囔囔地说。
“是啊，咱们早晚都得见鬼去。请跟我来。”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笑。大宅院的院子里停放着一辆一位北欧国家大使的银灰色旅行车。他们把佩德罗第三塞进车后面的行李箱里。佩德罗第三像个包裹似的蜷起身子，在他身上堆了好几个装满蔬菜的大网袋。汽车上坐着布兰卡、阿尔芭、特鲁埃瓦参议员和他那位当大使的朋友。司机把车子开到罗马教皇使节的官邸。途中经过一道军事警察的卡子，没有受到阻拦。罗马教皇使节的官邸门口加了双岗。站岗的认识特鲁埃瓦参议员，又看到车上的外交牌照，敬完礼，就把他们放进去了。一进大门，就是梵蒂冈的地方。到了安全地带，他们从堆积如山的生菜叶子和破裂的西红柿下面把佩德罗第三拉了出来，引着他来到罗马教皇使节的办公室。使节身穿主教服正在等他，手里拿着一张崭新的通行证，打算把他和布兰卡一起送到国外。布兰卡已经决定要在流亡中享受自童年起一直姗姗来迟的幸福生活。罗马教皇使节对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表示欢迎。他是佩德罗第三的崇拜者，存有他的全部唱片。
罗马教皇使节和北欧国家大使在讨论国际形势。特鲁埃瓦一家人互相道别。布兰卡和阿尔芭抱头痛哭，她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埃斯特万‘特鲁埃瓦长时间拥抱住女儿。他没流眼泪，只是双唇紧闭，浑身颤抖，强忍着不哭出来。
“孩子，我不是个好爸爸，”他说，“你说，你能忘掉过去，原谅我吗? ”
“我多么爱你啊，爸爸! ”布兰卡哭着说。她用两臂搂住父亲的脖子，下死劲地抱住他，不住气地吻他。
随后，老头子转过身来，走向佩德罗第三，望着他的眼睛，向他伸出右手。但是，他没法握紧对方的手，因为佩德罗第三右手缺几根指头。于是，他张开两臂，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互相道别。多年来玷污他们生活的深仇大恨终于烟消云散了。
“我会照顾好您的女儿，尽量让她生活得幸福，先生。”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用嘶哑的声音说。
“这我相信，安心地去吧，孩子们。”老头儿唔唔哝哝地说。
他知道，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特鲁埃瓦参议员单独一个人和外孙女儿及几个用人留在家里。至少他是这样认为。但阿尔芭决定继承妈妈的做法，利用家里没人住的房子，让人躲上一两夜，直到找着更保险的地方，或者找到帮助他们出国的办法。她经常帮助那些四处逃避的人。这些人白天混迹于闹哄哄的市廛，在暗影中生活。夜幕降临的时候，就得躲藏起来，每天换个地方。宵禁是最危险的时刻。逃亡者上不得大街，警察却可以随意逮捕他们。阿尔芭心里想，外祖父家一时还不会有人来搜查。渐渐地她把空房子变成像迷魂阵似的隐身之地，把受保护者，甚至全家全家地藏在那里。特鲁埃瓦参议员只在书房、厕所和卧室间活动。周围只有桃花心木家具、维多利亚式玻璃柜和波斯地毯。即使对一个像他这样沉着的人来说，阴森森的大宅院也不大太平，似乎里面藏着魔鬼。特鲁埃瓦实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老是惴惴不安。他明知道，仆人们听到的奇怪的声音是克拉腊和她那些朋友们的幽灵在宅院里四处走动的声音。他时不时地看到妻子身穿白长袍、面带年轻姑娘的笑容，飘然走过客厅。他假装没看见，站住不动，甚至屏住呼吸，免得吓她一跳。有时，他合上眼睛，假装睡觉，就会觉得妻子用手指轻轻地抚摸他的前额，听到她的呼吸声，好似掠过一阵清风，手还可以触到她的长发。他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有什么不正常。但是，凡是家里使人陶醉的地方，他尽量不去涉足，那儿是妻子的天地。他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厨房这样的中间地带。原来的厨娘走了。她丈夫在乱枪中被人误杀。独生子在南方的一个村庄里搞征兵。他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老百姓采取了报复行动，把他吊在一根电线杆上，肠子拉出来，缠在脖子上。可怜的厨娘失去了理智。不久特鲁埃瓦也失去了耐心。他在饭里时常吃到厨娘的头发( 那是她不停地抱怨自己不幸，从头上揪下来的) ，实在受不住了。有一段时间，阿尔芭按照一本菜谱试着做饭。尽管她干得挺来劲，特鲁埃瓦最后还是不得不天天晚上到俱乐部吃晚餐，至少每天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吧。这样一来，阿尔芭更能自由地运送逃亡者，更有把握在宵禁前把人接进或送出家门，不会引起外祖父的猜疑。
有一天，米格尔来了。大中午的，阿尔芭正进家门，迎面看见了米格尔。他躲在花园的树丛中一直在等她。米格尔把头发染成淡黄色，身穿一件交织布的蓝衣服，样子好像银行的普通职员。阿尔芭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情不自禁地从心底发出一声高兴的惊呼。就在过往行人的眼皮底下，两个人在花园里紧紧抱在一起，谁爱看就看吧! 直到激动劲儿过去后，他们才觉出危险。阿尔芭把米格尔带进去，一直带到卧室。两个人倒在床上，用他们在地窖那会儿使用的秘密名字互相称呼对方。他俩没命地做爱，直到觉得生命脱壳而出，灵魂炸裂开来，才停下来。安静一会儿，只听见心脏怦怦乱跳。到这会儿，阿尔芭才第一次仔细看了看米格尔。她觉得自己在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嬉戏。不仅他的头发像个海盗，原来的胡子也没有了，那副家庭教师式的小小的圆眼镜也摘掉了，他显得瘦多了。阿尔芭俯在米格尔耳边小声说：你真吓人! 米格尔成为游击队的领导人，达到了从青年时代起立下的目标。为了找到他的下落，官方曾经审问过许多男人和女人。这件事像块磨盘似的沉重地压在阿尔芭的心头。但是，对米格尔来说，这不过是战争恐怖的一部分。一旦像别人一样被发现，他也准备承担同样的命运。眼下，他在从事地下斗争，仍然忠于他那套理论：对待富人的暴力，必须使用人民的暴力。阿尔芭曾经上千次地想到米格尔被捕了，或是敌人用残酷的办法将他处死。现在，她高兴得哭了，尽情地嗅着他身上的气味，听他的声音，抚摸他的身体，感受他身上的热气，听任他用那双使用武器、惯于爬行的长满老茧的手轻柔地抚摸自己。她祷告，她诅咒，她狂吻米格尔，抱怨米格尔让她受了那么多的罪。她希望死在他的眼前，免得再因为他不在身边而痛苦万分。
“你是对的，米格尔。你说过事情会怎么样怎么样，句句都言中了。”阿尔芭俯在米格尔的肩头上，边抽泣边说。
随后，她把从外祖父那儿偷武器的事儿告诉给米格尔。她说，她和海梅舅舅把武器藏了起来，还说愿意带他去找。本来她很想把他们未能偷出来的、留在家里地窖里的武器也给他。不过，军事政变过后几天，官方命令老百姓交出一切可以被认做是武器的家什儿，包括野营队用的刀子和小学生的铅笔刀。人们把这些玩意儿用报纸包成小包儿，丢在教堂门口儿，没人敢往兵营送。只有特鲁埃瓦参议员一点儿也不怕。他收藏武器是杀共产党用的，这件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给他的朋友乌尔塔多将军打了个电话，对方派了一辆军用卡车来取武器。特鲁埃瓦领着士兵到存放武器的屋子。到那儿一看，傻了眼了。有一半箱子里装的是石头和麦秸。他心里明白，要是承认武器丢失，家里势必有人会牵连进去，连他自己也少不了麻烦。他只好连声抱歉，其实谁也没让他道歉，士兵们压根儿不知道他买了多少武器。特鲁埃瓦怀疑是布兰卡和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干的。看见外孙女儿两颊通红，又怀疑是她干的。士兵们取走箱子，签完收条以后，特鲁埃瓦抓住阿尔芭的肩膀，使劲摇晃她——这种事他可从来没干过——要她坦白和丢失自动步枪、来复枪这件事有没有关系。阿尔芭盯住他的眼睛说：“您不想让我回答的事儿，就别问我，姥爷! ”从此以后，两个人再也没提起这件事。
“你姥爷是个缺德鬼，阿尔芭。会有人杀他，这叫罪有应得。”米格尔说。
“他会死在病榻上的。他已经老了。”阿尔芭说。
“积怨太多的人不得好死。也许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他宰了。”
“连上帝也不会同意的，米格尔，你这是逼着我跟你动刀子。”阿尔芭恶狠狠地说。
米格尔告诉她，他们可能很久很久不能见面，也许根本见不到面了。他极力想说清楚，纵然有外祖父的姓氏保护她，做一个游击队员的伴侣会有多么危险。阿尔芭失声痛哭，痛楚地抱住他不放，米格尔只好答应她，即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找机会和她见上几面。米格尔还同意跟她一起去寻找埋在山里的枪支弹药，因为这是他在奋不顾身的斗争中最需要的东西。
“但愿枪支没变成一堆废铁，”阿尔芭咕哝着，“但愿我能记住准确的地方，那还是一年多以前藏起来的呢。”
两个星期后，阿尔芭从教区神父那儿借来一辆小卡车，组织在粥棚里领食物的孩子们去远足。她带了几篮子食品、一口袋橘子、几只皮球和一把吉他。车开到半路，上来一个金黄头发的小伙子，孩子们都没有留意。阿尔芭驾驶着沉重的小卡车，带着孩子们，沿着以前她和海梅舅舅一起进山的路朝前走。一路上，有两支巡逻队拦住她，她只好打开食品篮子。士兵们看看孩子们那副颇富感染力的高兴劲儿，再看看篮子里没有犯禁的东西，也就不怀疑了。这样，他们平安抵达埋藏武器的地方。孩子们玩侦探捉贼和捉迷藏。米格尔组织孩子们赛足球。然后，围坐一圈，给他们讲故事。大家一起唱歌，唱得喉咙都哑了。随后，米格尔画了一张地形图，准备在夜幕的掩护下和同志们再到这儿来。那一天，他们在郊外过得很快活，在几个小时内暂时忘掉战争状态的紧张，享受一下山里温煦的阳光，听一听孩子们的喧闹。好多个月以来，孩子们第一次填饱肚子，在乱石间跑来跑去。
“米格尔，我害怕。”阿尔芭说，“难道说咱们永远不能过正常的生活吗? 为什么咱们不到国外去呢? 现在正是时候，咱们为什么还不快跑呢? ”
米格尔指了指孩子们，阿尔芭顿时恍然大悟。
“那就让我跟你一块去! ”过去她多次提出过这个要求。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们不能带着个没经过训练的人，更不用说一个正在恋爱的女人啦。”米格尔笑嘻嘻地说，“最好你还是干你的事。这些穷孩子需要人帮助，直到好日子到来。”
“至少你告诉我怎么找到你啊! ”
“要是你被警察抓住，还是啥也不知道的好! ”米格尔回答说。
她不禁浑身一抖。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阿尔芭开始变卖家里的家具。一开始，她只敢把没人住的房子和地窖里的东西往外拿。后来，东西卖光了，又一件一件地往外倒腾客厅里的古式椅子、巴罗克式靠墙桌、殖民时期的衣箱、雕花屏风，甚至饭厅里的餐巾桌布。特鲁埃瓦看到了，但是一句话也没说。他估摸着，外孙女儿拿这笔钱准是干什么犯禁的事儿。上次外孙女儿偷武器，大概也是这么回事。他宁肯不闻不问。只有这样，他才能对那个裂成碎块的世界保持十分可怜的稳定感。特鲁埃瓦感觉到，事变的进程摆脱了他的控制。他知道，对他来说，真正至关紧要的是不要丢掉外孙女儿。她是把他和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一根链条。因此，外孙女儿把墙上的画儿和古老的壁毯一件一件地拿出去，卖给那些新富翁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说话。他觉得自己已经是老态龙钟，衰弱不堪，没有力量去抗争了。他的思想已不像以前那样清晰，什么他觉得是好的，什么他认为是坏的，其间界限已然模糊不清。晚上，偶尔做梦，梦见的是熊熊燃烧的砖瓦小屋。他认为，要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决定把家产弃之如敝屣，他也毫无办法，离进坟墓的时间不多了，能带进坟墓的只有寿衣。阿尔芭想和他谈一谈，解释几句。但是，老头儿拒绝听那些话，什么饥饿的儿童因为有了他的欧比松双面挂毯才能吃上一盘剩饭，或是失业者因为有了他那只中国玉龙才能活上一个礼拜。他仍然认为，所有这些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弥天大谎。退一万步说，即使实有其事，也不该由阿尔芭担起这份责任，而应该由政府负责，至少应由教会负责。有一天，特鲁埃瓦回到家里，一看，挂在进门处的克拉腊的画像不见了。他认为，这太过分了，不能再容忍了。于是，找到了外孙女儿。
“你姥姥的画像跑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他大声吼叫。
“我把它卖给英国领事了，姥爷。领事说要把画像放在伦敦一家博物馆里。”
“我不许你再从家里往外拿东西! 从明天起，在银行里给你开个户头，算你的零花钱。”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很快就看出来了，阿尔芭是他生活中最珍贵的女人，满宫嫔妃也不如满头碧发的外孙女儿金贵。他没有指责她，因为交好运的日子又来了。钱花得越多，赚得也越多。自从政治活动遭到禁止，他有足够的时间做生意了。原来的预料都错了。他估计，去世的时候，他会是个大富翁。他把钱存在新的金融机构，这能使投资者一夜之间赚上几倍的钱。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他发现，财富使他异常烦恼。钱来得太容易，花钱也就缺乏足够的刺激力。纵然像外孙女儿那样大手大脚，挥金如土，也不会让他的钱袋瘪下去。他满腔热情地重建三星庄园，使庄园一天天好起来。但后来，再搞任何其他事业竟提不起兴趣了。他注意到，在新的经济制度下，无须努力，无须生产，钱自能生钱。不用亲自动手，银行里的存款就与日俱增。他算了算账，决定采取一项一生中从未想到要采取的措施，即每个月给同布兰卡一起隐居在加拿大的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寄去一张支票。在加拿大，他们两个人在宁静的环境中过着美满的爱情生活。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为劳动者、为学生，更为资产阶级上层谱写革命歌曲。资产阶级上层把他的歌曲译成完美的英语、法语，当成流行歌曲。当然母鸡和狐狸都是不发达的生物，不及北方这个冰天雪地的国家的山鹰和野狼具有动物的夺目光辉。布兰卡心情恬静、幸福，有生以来第一次身体壮得像头牛。她在家里安了一个大炉子，烧制耶稣诞生模型的陶俑。因为是印第安人的手工艺品，所以销路很好。二十五年前，让．德．萨蒂尼打算出口陶俑，曾经预言过销路一定错不了。有了这门生意，再加上父亲的支票和加拿大方面的帮助，他们的钱足够花了。布兰卡出于谨慎，把装着克拉腊那些珍贵首饰的毛袜子藏在最隐蔽的地方。她相信，永远用不着出卖这些首饰，可以留给阿尔芭。总有一天，女儿可以炫耀一下这些首饰。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不知道军事警察一直在监视他的家，直到他们抓走阿尔芭的那天晚上他才明白过来。那天，他们正在睡觉，恰巧在迷宫似的空屋子里没有藏着任何人。枪托的击门声把老头儿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清楚地预感到在劫难逃。阿尔芭比他醒得早。听到汽车刹车声、脚步声和低低的命令声，她就醒了，开始穿衣服。她毫不怀疑最后的时刻到了。
在那几个月里，参议员已经明白了，尽管他拥护政变，历史清白，但也不能保证他不受恐怖活动的袭击。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宵禁的时候，十几个身穿便服、武装到牙齿的家伙会闯进他的家门，毫不客气地把他从床上拽起来，抓住胳臂带到客厅，不许他穿上拖鞋，或披上披肩。他看见另外几个家伙一脚踹开阿尔芭的房门，端起自动步枪闯了进去。他看见外孙女儿穿得整整齐齐，面无血色，但是镇定自若地站在地上等着他们。他看到那些家伙推推搡搡地把阿尔芭拉出来，用枪口逼住她，把她带到客厅，要她跟老头儿站在一起，不许动一动。阿尔芭一语不发，听任他们摆布。外祖父暴跳如雷也好，那些人蛮不讲理也好，她都视若不见。那十几个家伙在特鲁埃瓦家里横冲直撞，弄破屋门，用枪托捣开柜橱，把里面的东西翻个底朝天。推倒家具，掏空褥垫，用脚踹墙，高声下令，要找到隐匿的游击队员、私藏的武器和其他证据。他们把女仆从床上拽起来，关在一间屋子里，由一个荷枪的人看守。把书房里的书架翻了个个儿，参议员的装饰品、艺术品乒乒乓乓地满地乱滚。海梅“书巷”里的书籍被扔到院子里，堆成堆儿，浇上汽油，一把恶火全部烧光。边烧边往火堆里扔马科斯舅姥爷收藏在那几只诱人的箱子里的讲鬼怪的书、尼古拉斯的珍本书、皮面精装的马克思著作，直到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写的歌剧的曲谱。这把恶火直烧得满区浓烟滚滚。在平时，消防队早就赶来了。
“把记事本、通讯录、支票簿、个人材料，统统交出来! ”那个像领头儿模样的人下命令说。
“我是特鲁埃瓦参议员! 喂，你不认识我啦，上帝啊! ”老头儿拼命嘶叫着，“这样对待我可不行! 简直是乱来! 我和乌尔塔多将军是朋友! ”
“住口! 老屎蛋! 没有我的话，你无权张嘴! ”为首的恶言恶语地回答。
他们强令他把写字台里的东西交出来。凡是他们感兴趣的材料全都装进几个口袋里。一拨儿人最后搜查房间，另一拨儿人把书从窗户扔出去。四个人留在客厅里，嬉皮笑脸，不时威胁几句。把脚踩在家具上，大喝瓶装的苏格兰威士忌，把特鲁埃瓦参议员收集的唱片一张一张弄碎。阿尔芭估计至少过去了两个小时。她浑身发抖，不是冻得，而是吓得。她曾经想过，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不过，她未加分析即把希望寄托在外祖父的影响上，希望能得到保护。现在，眼瞧着外祖父蜷缩在沙发里，又衰老，又卑琐，像一个病恹恹的老人，这才明白不能指望他帮什么忙了。
“在这儿签个字! ”为首的把一张纸塞到特鲁埃瓦鼻子底下，命令他说，“这是份证明，上面写着我们奉法院之命进入你的家，向你出示过身份证，一切都符合规定，我们的行动既有礼貌，又很文雅，你没有意见。签字吧! ”
“这路玩意儿，我决不签! ”老头儿怒冲冲地喊道。
为首的迅速地扭过身去，“啪”地给了阿尔芭一个嘴巴。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地。特鲁埃瓦参议员又惊又怕，不由得僵在那儿了。他终于明白，他自由自在地生活了几乎九十年后，真理的时刻来到了。
“你的外孙女儿是个游击队员的婊子，你知道吗? ”那个家伙说。
特鲁埃瓦参议员垂头丧气地在纸头上签了字。然后，他费劲地走到外孙女儿跟前，把她抱住，以从未有过的温柔抚摸着阿尔芭的头发。
“别着急，孩子。会好的，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这全是误会，放心吧。”他咕哝着说。
那个家伙凶恶地一把把他拉开，对其他人喊了声：“该走了。”两名打手抓住阿尔芭的胳膊，几乎脚不沾地地把她架走了。她最后扫了一眼，只见外祖父一副可怜相。他身穿睡衣，赤着脚，面如死灰，颤巍巍地发着抖。外祖父站在门槛上，对她说，明天一定把她救出来。他要直接找乌尔塔多将军谈谈，无论她在哪儿，他也要带着律师去找她，把她带回家来。
几个人把阿尔芭架上一辆小卡车，让她坐在打她的那个人和嘴里吹着曰哨的司机中间，在他们用黏胶纸蒙上她的眼睛之前，阿尔芭最后看了看静悄悄、空荡荡的大街。她很奇怪，闹得这么凶，烧了那么多书，左邻右舍居然没出来一个人瞧一瞧。她猜想，大家一定是从百叶窗或窗帘的缝隙处朝外窥视，或者用枕头蒙住脑袋，假装不知道。她这样做也不止一次了。汽车开动了。阿尔芭第一次看不见东西，时间、地点全模糊了。她觉得有一只湿乎乎的大手放在她的大腿上，揉她、掐她，顺着腿往上移，东摸摸，西摸摸。一个人重重地喘着气，朝她脸上吹，细声细气地说：“我给你暖和暖和，婊子，你瞧着吧。”其他人又说又笑。车子转了一个弯又一个弯，她觉得路似乎永远也走不完。她不知道要把她带到哪里去。后来，听到水声，觉出汽车轮子压过一段木头。她顿时猜到了自己命运将是如何。她呼唤外祖母摆弄三条腿的桌子和驱动盐瓶那个时代的幽灵，呼唤能改变事变方向的鬼魂，但是他们似乎都把她抛弃了。卡车还在继续前进。阿尔芭觉出车子猛地停下了，听到一扇沉重的大门吱嘎吱嘎地打开来。进去后，门又关上了。这时候，阿尔芭做起了噩梦。梦见她出生的时候外祖母拿出的星象图，梦见路易莎·默拉的预言。那几个家伙把她扶下车。还没走出两步，就觉得肋上挨了一下，扑腾跪在地上，喘不过气来。两个人架住她的两腋，把她拖出好长一段路。她觉得两脚拖在地上，又拖过一段粗糙的水泥路面。最后，他们停住了。
“这是特鲁埃瓦参议员的外孙女儿，上校。”阿尔芭听见有人说。
“知道啦。”另外一个声音回答说。
阿尔芭毫不迟疑地断定是埃斯特万·加西亚的声音。她顿时明白了，从她还是个孩子，埃斯特万·加西亚把她抱在膝上的时候起，他就一直在等着自己。
第十四章
真理的时刻
昏暗中，阿尔芭蜷缩着身体。他们猛地一下扯掉蒙在她眼睛上的黏胶纸，又用布带子紧紧蒙住她的两眼。她感到恐惧，想起了尼古拉斯舅舅教给她的防止对恐惧心理产生恐惧的办法。于是，她集中全副精力控制住身体的抖动，堵住耳朵不听从外面传进来的令人心悸的叫声。她努力追忆和米格尔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刻，借助美好的回忆消磨时光，找到力量应付即将来临的祸事。她暗自寻思着，一定要挺过几小时，千万别让神经垮下去，直到外祖父把那台权力和影响的沉重机器推动起来，把自己从这儿搭救出去。她回忆起那次和米格尔在海边散步，那是个秋天，远在事变的风暴把世界扰得乱糟糟以前。当时，人们用约定俗成的名字称呼相应的事物，每个词儿只有一个含义。
“人民”、“自由”、“同志”就是“人民”、“自由”、“同志”，而不是什么暗语。她试图重温一下那时候的生活。红土地潮乎乎的，松林和蓝桉林芬芳馥郁。经过漫长的炎夏，干树叶铺成的地毯变得松软了。黄铜色的朝晖从树冠间渗漏进来。她努力回忆那时的寒冷气候、静谧气氛和那种宝贵的感觉。他们只有二十岁，觉得自己是大地的主人，前途无可限量。两个人静悄悄地相爱，陶醉在爱情和森林的芳香之中。过去，不去管它；将来，不去想它；只有现在才是无限宝贵的。微风拂过树梢，发出淅淅簌簌的声响。海浪轻轻地拍击悬崖脚下的岘岩，激起香气四溢的浪花，在近处低语着。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你嗅嗅我，我嗅嗅你，互相亲吻，互相抚摸。他们搂抱着，像一对双胞胎似的套在一顶“篷却”里，边笑边发誓要一直相好下去。他们相信，世上只有他们发现了爱情。
阿尔芭的耳边响起了喊叫声、长长的呻吟声和调到最大音量的收音机声。森林、米格尔、爱情顿时消失在恐惧的深深的坑道里。她只好抛开幻想，正视自己的命运。
牢房大门第一次打开的时候，阿尔芭估摸着已经过了一整夜和第二天的大半天。两个男人把她拉出牢房。他们一边骂她，一边吓唬她，把她带到加西亚上校面前。在听到上校的声音以前，阿尔芭闭着眼也能把他认出来。他那套习惯太可恶了。阿尔芭觉出上校用手摸她的脸，用肥粗的手指摸她的脖子和耳朵。
“立刻告诉我，你的情人在哪儿，”上校说，“说出来，咱俩都能少点儿麻烦。”
阿尔芭松了口气。原来他们没有抓到米格尔!
“我要上厕所。”阿尔芭用尽可能坚定的口气说。
“看起来，你不愿意合作啊，阿尔芭。真可惜。”加西亚叹了口气，“小伙子们要尽尽义务啦，我可拦不住他们。”
四下里静了一会儿。阿尔芭极力回忆松林和米格尔的爱情。但是，思想乱糟糟的，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也不知道从哪儿飘来一股恶臭，又是汗味儿，又是粪臭，又是血腥味儿，又是尿臊气。她听到一位足球评论员在讲述和她毫不相干的芬兰队进球的情况。与此同时，近处分明响起几声吼叫。有人狠狠地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地。几只粗硬的手把她拽起来。凶残的手指伸到她怀里，死命揉搓她的乳房。恐惧完全战胜了阿尔芭。几个陌生的声音向她施加压力。她只听懂了“米格尔”这个名字，但是不明白他们问的是什么，只好一个劲儿地重复着一个词：“不知道。”他们打她，摸她，扒掉她的衬衣。她不能思索，只能重复说“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边说边估量着在他们打得精疲力竭之前，自己究竟能支持多久。她不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最后，阿尔芭昏厥过去，那几个家伙才让她稍稍安静一会儿。她躺在地上过了一段时间，觉得很短很短。
蓦地，又听见加西亚的声音。阿尔芭猜想是他扶着自己站起身来，把自己扶到一把椅子上，给自己理好衣服，穿上衬衫。
“哎，上帝呀!'‘加西亚说，”瞧他们把你折腾成什么样了! 我提醒过你，阿尔芭。现在，你先静一静，我去给你弄杯咖啡来。“
阿尔芭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温热的咖啡又使她兴奋起来。只是她把咖啡混着血一块喝下去，没尝出什么味道。加西亚端着杯子，像个护士似的小心翼翼地把杯子凑到阿尔芭嘴边。
“想抽烟吗? ”
“我要上厕所。”阿尔芭的嘴唇肿得说每一个字都很吃力。
“当然可以啦，阿尔芭。他们会带你去厕所的，然后你可以休息休息。咱们是朋友，我完全理解你的情况。你在谈恋爱嘛，所以才护着他。你和游击队毫不相干，这我知道。可我说了，小伙子们也不相信啊。你不说出米格尔在哪儿，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其实呢，他们也知道米格尔在哪儿，把他包围了，准能抓住他。我说你跟游击队没有关系，可他们得要心里有底才行，明白吗? 要是你护着米格尔，不肯说出来，他们还会猜疑你。他们想知道什么，你就告诉他们什么。到时候，我亲自送你回家。可以说了吧，是不是? ”
“我要上厕所。”阿尔芭又说了一遍。
“我看你跟你姥爷一样顽固得很。好吧，上厕所去吧。给你个机会，想一想。”加西亚说。
他们把她带到厕所。一个男人站在旁边，抓住她的胳臂，她也顾不得了。然后，把她送回牢房。在窄巴巴的单人牢房里，阿尔芭设法理一理思路。但是，她心烦意乱。被打得遍体生疼，口干舌燥，太阳穴上紧绷绷地勒着黑布条，收音机的声音震耳欲聋。脚步声逼近了，她心惊胆战；脚步声远去了，她松了口气。喊叫声、命令声吵得她心神不安。阿尔芭像个胎儿似的蜷卧在地上，听任各种各样痛苦的折磨。就这样待上几小时，也许是几天。在这段时间里，有个男人带她出去了两次，把她领到一间臭气冲天的茅房。茅房里没有水，洗洗手都不行。那个家伙只给她一分钟的时间，让她和一个同她一样默不出声、笨手笨脚的人一起坐在便桶上。阿尔芭猜不出对方是女人还是男人。一开始她哭了，抱怨尼古拉斯舅舅没有教给她忍受侮辱的特殊办法。她觉得受辱比痛苦更厉害。不过，最后她还是忍下了，脏就让它脏去吧，不再想什么非洗澡不可了。他们给她吃嫩玉米、一小块鸡肉和一点冰淇淋。阿尔芭是从味道、香气和凉热猜出是什么东西的。她急匆匆地用手抓起食物，吞了下去，但心里纳闷怎么能吃到这么丰盛的晚餐，在这种地方连想也不用想。后来她才知道关在这所刑房里的犯人吃的饭是由临时设在一幢楼房里的政府的新办公地点提供的。原来的总统府已化做一堆瓦砾。
阿尔芭想算一算自从她被捕以来究竟过去了几天。但是，孤独、恐惧，再加上暗无天日，时间乱套了，空间错乱了。阿尔芭觉得触目皆是妖魔鬼怪的洞穴。她想自己一定是被鬼妖吞进腹内，所以才觉得骨头酥软，思想狂乱。她本想不吃也不喝，可惜，饥饿和干渴比她的决心来得厉害。阿尔芭暗自思忖为什么外祖父还不来救她。头脑清醒的时候，她明白这不是一场噩梦；她被关在这儿不是出于误会。她巴不得连米格尔的名字也忘掉才好。
第三次带她去见埃斯特万．力口西亚的时候，阿尔芭已经有了准备。透过牢房的墙壁，可以听到隔壁在审问囚犯时发生的事情。她不再抱什么幻想，甚至不去追忆和米格尔谈情说爱的树林。
“你想了有一阵子啦，阿尔芭。现在，咱俩冷静地谈谈。告诉我，米格尔在哪儿，好快点儿了结这档子事。”加西亚说。
“我要上厕所。”阿尔芭回答说。
“看起来，你是拿我打哈哈，阿尔芭。”加西亚说，“很遗憾，没工夫跟你白费时间。”
阿尔芭没有回答。
“把衣服给她扒了! ”加西亚换成命令口气说。
阿尔芭乱踢乱踹，死不服从。他们还是硬把她的裤子脱下来，给脱得精光。这当儿，阿尔芭回想起少年时代加西亚在花园里吻她的那一幕，愤恨之情油然而生。她和他拼斗、叫喊、哭闹，冲他撒尿、呕吐，直闹到他们打累了，才容她喘口气。阿尔芭趁这工夫赶紧召唤那些和外祖母和睦相处的幽灵，求他们帮她赶快死去。但是，谁也没来帮忙。两只手把她抬起来，四只手把她撂在一张钢丝床上，冰凉、硬邦邦，弹簧硌得她背部生疼。他们用皮带把她的踝部和手腕绑牢。
“这是最后的机会，阿尔芭。米格尔在哪儿? ”加西亚问。
阿尔芭一声不吭，拒绝回答。他们用另一条皮带箍住她的脑袋。
“你要是想说话，就伸起一个指头。”他说。
阿尔芭听到另一个声音。
“我来开机器。”那个声音说。
阿尔芭只觉得一阵巨痛穿遍全身，周身上下没一处不疼痛。那股难受劲儿，她一辈子也忘不了。她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我说过你们要小心点儿，混蛋! ”阿尔芭听到从远处传来埃斯特万．力口西亚的声音。她觉出有人扒开她的眼皮，可她只能看到一片模模糊糊的光影。随后，觉得胳臂上挨了一针，于是再一次失去知觉。
过了一个世纪吧，阿尔芭才醒转过来。赤身裸体，浑身湿乎乎的，不知道是汗，是水，还是尿。她不能动弹，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难受，难受得像个残废人。她像在撒哈拉沙漠一样口渴得要命，喊着要水喝。
“挺住，同志，”她身边有人说，“挺到明天。喝了水，会痉挛，会要了你的命。”
阿尔芭睁开睛睛。眼睛没被蒙上。一张似乎是熟悉的面孔俯在她脸上，两只手给她盖上一条床单。
“还记得我吗? 我是安娜·迪亚斯，咱们是大学同学。认不出我了? ”
阿尔芭摇了摇头，合上眼睛，深深陷入甜蜜的死亡的幻觉之中。过了几个小时，她醒了。动一动，只觉得痛入骨髓。
“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一个女人说。她抚摸着阿尔芭的脸，替她把挡住眼睛的几绺湿头发拨拉开。“不要动，尽量放松。我在你身边儿呐，歇着吧。”
“出什么事啦? ”阿尔芭嘟哝着说。
“他们把你打得太厉害啦，同志。”那个女人酸楚地说。
“你是谁？”阿尔芭问。
“安娜．迪亚斯。我到这儿来了一个礼拜了。我的爱人也被他们抓来了，可他还活着。每天他们带男犯上一次厕所，从这儿过的时候，我能见着他。”
“安娜·迪亚斯? ”阿尔芭嘟囔着。
“就是我。在大学里咱们不太熟。现在认识也不算晚嘛。说实在的，我想过，我在这儿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准是你，伯爵夫人。”那个女人用甜甜的声音说，“别说话，尽量多睡觉。这样，时间会显得短些。甭担心，记忆力慢慢会恢复的。这是过电过的。”
狱门打开了，走进来一个人，阿尔芭睡不了觉了。
“把她眼睛蒙上! ”进来的那个人命令安娜·迪亚斯说。
“请您……您没看见她很虚弱? 让她歇会儿……”
“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安娜俯下身去，给阿尔芭蒙上眼睛。然后，掀去床单，打算给阿尔芭穿上衣服。狱卒把她推到一边，一伸胳臂抄起阿尔芭，让她坐起来。另一个狱卒进来帮忙。两个人把她抬走了。阿尔芭寸步难行。她心里想，如果自己还没有死去的话，也正在告别人世了。狱卒走在廊道上的脚步声和嘭嘭的回音在她耳边响着。她觉得一只手摸了摸她的脸，抬起了她的脑袋。
“可以给她喝些水。给她洗洗，再打上一针。看她能不能咽下点儿咖啡，然后送到我这儿来。”加西亚说。
“给她穿上衣服吗，上校? ”
“不用! ”
好长时间阿尔芭一直在加西亚的掌握之中。她被捕后没几天，加西亚就意识到阿尔芭认出他来了。可他还是一直提防着，即使他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也给她蒙上眼睛。每天都有新囚犯进进出出。阿尔芭听着汽车声、喊叫声、关门声，打算数一数究竟有多少人被捕，但是很难做到。据安娜·迪亚斯估计，有二百人左右。加西亚虽然很忙，每天还是要见上阿尔芭一次，或者对她滥施强暴，或者跟她套交情。有时候，他似乎真的动了感情，居然亲自喂她喝汤。可是，有一天又把阿尔芭的脑袋按进一只装满臭粪的大盆里，把她恶心得昏了过去。阿尔芭这才恍然大悟，加西亚根本不是想查清米格尔的下落，而是为他自出生以来受到的各种凌辱进行报复。无论供出什么，她还是加西亚上校私人的阶下囚，这个命运是改变不了的。明白了这一点，她渐渐走出了个人恐怖的小天地，恐惧感减少了，顾得上同情别人了，比如那些被吊起双臂的人、新来乍到的人，还有那个戴着脚镣被小卡车压断双腿的人。这又是上校在报私仇。那天，天刚蒙蒙亮，狱卒把全体犯人带到院子里，强迫他们看这幕惨剧。阿尔芭第一次在暗幽幽的牢房外面睁开眼睛。微弱的晨光和在石头间光芒闪烁的白霜——头天晚上下了场雨，雨水在石头间汇成水洼——剌得她眼睛受不了。狱卒们把那个人在地上拖着走，然后把他扔在院子中间。他没有反抗，但也站不起来。狱卒们一个个用手帕蒙上脸，万一情况有变，永远不会有人认出他们来。阿尔芭听到小卡车的马达响，当即闭上眼睛。可她闭不上耳朵，那声惨叫永远在她的记忆中回荡。
安娜·迪亚斯和阿尔芭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帮助她支撑下去。她是个坚不可摧的女人，经受住了种种粗暴的凌辱。狱卒们当着她爱人的面强奸她，用酷刑同时折磨他们两个人。可她没有失去微笑，没有失去希望。有一次，狱卒一棍子打得她流产了，开始大出血。他们把她送进军事警察的秘密医院。可她仍然没有失去希望。
“不要紧，早晚还会有孩子的。”安娜回到牢房里对阿尔芭说。
当天夜里，阿尔芭第一次听见安娜强忍悲痛用毯子捂住脸偷偷地啜泣。阿尔芭走上前去，搂住她，摇晃她，为她揩干泪水，把能想起的贴心话都说了。那天晚上，安娜·迪亚斯无论如何转不过弯来。阿尔芭只好抱住她摇啊摇的，像哄小孩儿一样哄她睡觉，但愿她自己能把可怕的痛苦置诸脑后，也能轻松一些。天亮的时候，两个人像两只小兽一样搂抱在一起睡着了。白天，她们焦急地等待着男犯排成长队上厕所。男犯们个个蒙上眼。在荷枪实弹的看守监视下，后面的人扶着前面的人的肩膀往前走，免得走乱了队。安德烈斯就在他们中间。从囚房带铁栏杆的小窗子望出去，她们可以看见男犯们，相距很近，似乎一伸手就能够着他们。每逢男犯打这儿过，安娜和阿尔芭都用尽全身力气拼命唱歌。其他囚房的女犯们也随着唱。这时候，男犯们个个挺直腰板，抬起双肩，把头转向她们。安德烈斯身穿一件血迹斑斑的撕破的衬衣，脸上露出了微笑。
一名看守被女犯的歌声感动了。一天晚上，他用水罐给她们送来三朵石竹花，放在窗前，作为点缀。还有一次，他特意通知安娜。迪亚斯，要一名女犯自愿给一名男犯洗衣服，打扫牢房。他把安娜带到安德烈斯那儿，让他们俩单独待上几分钟。回来的时候，安娜·迪亚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阿尔芭甚至不敢和她说话，生怕破坏了她的幸福感。
一天，加西亚上校突然像个恋人似的对阿尔芭倍加温存。他谈起在乡下度过的童年，说那时候他常看见阿尔芭拉着外祖父的手从远处走过去。穿上浆过的围裙，辫子周围围着一圈绿色的光环。而他呢，光着两只脚，踩在烂泥里。当时，他赌咒发誓地说，阿尔芭那么娇生惯养，早晚有一天要让她尝尝苦头。他还要为自己的私生子命运报仇雪耻。阿尔芭身上一丝不挂，心不在焉，僵挺挺地坐在那儿。没有听见加西亚的话，没有感觉到他在身边，只是觉得又冷又恶心，浑身不住战栗。加西亚上校一门心思要折磨阿尔芭。恻隐之心刚一萌发，立刻在他耳边响起了警钟。他下令把阿尔芭打入“狗窝”，怒冲冲地要彻底忘掉她。
“狗窝”是一种密封式的窄小牢房，黑魃魃，冷森森，好似坟墓一般。一共有六间，建在一个干涸的池塘里，作为惩罚罪犯的地方。关在那儿的人都待不长，谁也顶不了多长时间。至多三五天，就开始胡言乱语，认不清事物，听不懂语言，感觉不到时间的难熬，或者干脆开始死去。一开头，阿尔芭缩身在坟墓之中，虽然身材娇小，还是坐不起来，伸不直胳臂。阿尔芭尽力不让自己发疯。孤独中，她觉得多么需要安娜‘迪亚斯啊。她似乎听到从远处传来细微难辨的叩壁声，好像是从其他牢房送来的联络暗号。不过，很快就不再留意了，她明白任何一种通气的办法都是白费力气。阿尔芭拿定主意一死了之。她停止吃饭，实在撑不住才喝口水。不呼吸，不动弹，心急火燎地盼着死神的降临。这样待了好长时间。正当她快要达到目的的时候，突然外祖母克拉腊出现了。阿尔芭曾经多次呼唤过外祖母，要她帮助自己快些离开人世。其实，死算不得有本事，死是无论如何会到来的；有本事的要活下去，这才是奇迹。阿尔芭看见外祖母身穿雪白的亚麻布晨衣，戴着一副厚厚的手套，没牙的嘴巴上绽出甜丝丝的微笑，杏眼里闪烁着调皮的光芒，和她童年看到的外祖母一模一样。克拉腊告诉阿尔芭一个拯救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不用纸，不用笔，只用思想写东西。脑子有事可干，就会忘掉“狗窝”，继续活下去。克拉腊建议阿尔芭写一份记事材料，有朝一日可以把她亲身经历的可怕的秘密生活公之于世，让世人知道与秩序井然的宁静生活同时，还存在着骇人听闻的事情。有些人不想知道这些；有些人只是幻想着正常生活；有些人否认世上还有人乘坐木筏在悲哀的大海里漂荡。尽管证据确凿，仍然不承认在离他们的幸福天地几公里远的地方，还有人在暗无天日的地方苟延残喘或者径直死去。克拉腊对外孙女儿说：“你有好多事要做，不要只为自己悲恸，喝点儿水，动手写吧。”她翩然而来，又翩然而去。
阿尔芭试着照外祖母的话行事。可她刚一开始用思想记事，故事里的人物立刻纷至沓来，挤挤撞撞地拥进“狗窝”。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毛病，各有各的优良品德，把她团团围住。她想把材料弄得有根有据，他们却来干扰她，打搅她，催促她，苛求她，弄得她疲于奔命。阿尔芭急急忙忙地记下来，写了后面，忘了前面，她有些绝望了。这件事忙得她不可开交。开始的时候，线索很容易中断，想起些新事，随后又忘掉了。稍一走神，稍一感到害怕或者疼痛，整个故事就成了一团乱麻。后来，她想了一个办法，按事情的先后顺序来回忆。这才步步深入到自己的故事中去，忘掉了吃饭，忘掉了搔痒，顾不上埋怨，顾不上身上的气味，终于一一战胜数不清的痛苦。
人们都说阿尔芭已经奄奄一息。狱卒打开了“狗窝”的机关，毫不费力地把轻得像灯草似的阿尔芭拉了出来，又把她送到加西亚上校跟前。这两天，加西亚上校的恨劲儿又上来了。可是，阿尔芭认不出他来了。她已经身不由己了。
“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妓院的外表像座小学那件单调乏味。在我的记忆中，它就是这个样子。从我最后一次来这儿起到现在究竟过去多少年，我已经算不清了。我幻想着从前那个叫穆斯塔法的人会出来接待我。他长得黑黢黢的，两排钢牙，穿着打扮好似东方鬼怪，像伊斯兰国家的大臣那样彬彬有礼。特兰希托·索托一口咬定国内只有他是地道的黑人，其余的都是涂上颜色的。事实并非如此。看门儿的把我带进一间斗室，指了指一个座位，让我等一会儿。过了没多久，出来一个人，不过不是雄健的穆斯塔法，而是一位太太。只见她面带戚容，举止优雅，一副外省的卖笑人的模样。她身穿一身蓝制服，白领子上过浆。手里拿着一朵红玫瑰。看见我这么大岁数，腿脚又不灵便，不由得微微一惊。
“先生是一个人来的? ”她问。
“当然是一个人! ”我大声地说。
那个女人把玫瑰花递给我，问我要什么样的房间。
“都一样。”我感到有些意外。
‘马厩’、‘神殿’、‘一千零一夜’都空着呐。你要哪一间? “
“‘一千零一夜’吧。”我随口说。
她领着我穿过一条走廊。廊道上有绿灯和红箭头指路。我拄着手杖，拖着两腿，吃力地跟在后面。我们来到一个小庭院。院子里兀立着一座小小的寺庙，上面有几个用彩色玻璃搭成的奇形怪状的拱顶。
“就是这儿。想喝点儿什么，可以打电话要。”她说。
“我想找特兰希托·索托谈一谈。我就是为这个来的。”我说。
“对不起，一般人夫人不见。夫人只见供销员。”
“我一定要跟她谈谈! 你告诉她，我是特鲁埃瓦参议员。她认识我。”
“我说过了，她谁也不见。”那个女人抱着胳臂说。
我举起手杖，对她说：要是特兰希托·索托在十分钟之内不亲自出来，我就砸碎玻璃门窗和这个潘多拉盒子里的一切什物。穿制服的女人吓得倒退了几步。她打开这小院的大门，我走进一座二流的阿尔汗布拉宫。一道铺着仿波斯地毯的瓷砖短梯直通一间六角形的房间，屋顶呈尖形。屋里摆着锦缎大枕头、琉璃香炉、几口铜钟以及各种七零八碎的杂物。看起来，房间的布置者没到过阿拉伯地区，只是凭想象以为这些都是那里人的闺房必备之物。几面镜子安放得十分巧妙，屋里的柱子似乎多得不可胜数。从柱子间望过去，我看见一间比卧室更宽敞的蓝马赛克浴室。池子很大，估计能给一头母牛洗澡。一对恋人在里面玩耍嬉戏就更不用说了。这和我过去看到的“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妓院没有丝毫相像之处。我费了好大劲在圆形床上坐下来，突然感到十分疲乏。浑身的老骨头疼得要命。我抬头一看，天花板的镜子映出了我的形象：一个可怜的干瘪老头儿，一张宗教长老的悲怆面孔，布满憔悴的皱纹，一部稀稀拉拉的狮鬃似的白须。“时间过得多快呀! ”我叹了口气。
特兰希托·索托没有敲门就进来了。
“见到您很高兴，东家。”她和往常一样同我寒暄了一句。
她成了一位身材苗条的中年妇女。头发梳成一个整齐的发髻，身穿一件藏青色呢料衣服。熠熠发光的珍珠项链在脖子上盘成两圈，仪态庄严大方，根本不像妓院老板，更像位钢琴演奏家。我很难把她和当年那个在肚脐周围刺着蛇纹的女人联系在一起。我站起来向她问候，但不能像过去那样以“你”相称了。
“看来您很好，特兰希托。”我说。估计她的年龄一准超过六十五岁了。
“还不错，老板。咱们认识那天，您说过早晚我会发财，您还记得吗? ”她笑盈盈地说。
“您发财了，我很高兴。”
我坐在圆床的一端，她坐在另一端。特兰希托端来两杯白兰地。
她对我说，前十来年，妓女和相公合作社生意不错。可现在，时代变了，得要转转向。民俗讲究随便，恋爱讲究自由，再加上药物和其他发明，除了水手和老头儿，谁也不需要妓女了。她说：“连体面的姑娘也白白陪人睡觉，您看竞争得多厉害。”她还说，合作社开始破产，姑娘们只好另找收入更高的活儿干，连穆斯塔法也回国了。她忽然想到，现在需要的是一座供恋人幽会的旅馆，为露水夫妻提供一个可以欢会的令人愉快的场所。男人即使第一次带情人来，也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姑娘一个不要，全由客人自带。她凭借想象力，再考虑到顾客的口味，自己动手装饰旅馆。她具有商业眼光，把旅馆的每个角落都修成别具一格的地方。“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变成野鸳鸯和放荡者的天堂。特兰希托。索托布置了几间法式客厅，家具都带轱辘；布置了几个装鲜草料的马槽，用纤维灰浆做成的马瞪着一动不动的玻璃眼盯住一对对恋人；布置了几处带钟乳石的史前洞穴，还安了几部衬着美洲狮皮的电话。
“既然您不是来找乐子的，老板，咱们到办公室去谈谈吧。把房间留给客人。”特兰希托·索托说。
在去办公室的路上，索托告诉我，政变以后，军事警察到这儿来搜查过两三次。把成对成对的恋人从床上拉起来，用手枪逼着他们到大客厅里。可每次都在顾客当中发现一两位将军。这么一来，他们就不再来找麻烦了。她本人和新政府关系不错，她和历届政府的关系都不错。还说，“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生意兴隆。每年，根据社会上流行什么，她都要重新装饰一新。例如，把波利尼西亚岛发生海难的地点改为庄严的修女修道院，把巴罗克式的秋千换成刑椅。饭店的面积只能算中等，全靠镜子和光线的作用才塞进了那么多东西，使人觉得空间成倍扩大，时间凝滞不动，气候变幻无常，形成气象万千的景观。
我们来到特兰希托‘索托的办公室。办公室装饰得像间机舱。她在这里以银行家的效率操纵着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机构。她告诉我，为了保证这艘装载露水夫妻的巨大的航空母舰得以正常航行，每天需要洗多少条床单，使用多少卷卫生纸，消耗掉多少瓶烈性酒，制作多少枚鹌鹑蛋( 一种春药) ，需要多少人手，水电费、电话费上升到什么程度。
“好吧，东家，说说吧，我能为您做点儿什么事。”特兰希托·索托最后说。她舒服地坐在飞机驾驶员的倾斜自如的大椅子上，边说边摆弄项链上的珍珠。“据我猜想，您这次来是要我偿还五十年前欠下的那笔恩情债，对不对? ”
我一直焦急地等着她发问。这下子，打开了水闸，不住气地把事情原原本本、毫无保留地向她讲了一遍。我对她说，我只有阿尔芭这么一个外孙女儿，在人世间我越来越孤单，正像菲鲁拉诅咒的那样，我的身体干瘪了，灵魂萎缩了，所差的只有像条狗似的死去，头发碧绿的外孙女儿是我最后一个亲人，对我来说实际上是唯一一个至关紧要的人，可惜，她也染上了家传的坏毛病，是个理想主义者，老想管闲事，让亲人们跟着一块受罪，她突然想起要把逃亡者隐藏在大使馆里，我相信，她这么蛮干，连想都没想，不知道全国正在打仗，究竟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战争，还是反人民的战争，谁知道呢，反正打仗就是了，她干的那些事是违法的，可阿尔芭总是异想天开，不懂得危险，她这样干不是出于恶意，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心胸宽广，和她姥姥一样，直到今天她姥姥还背着我在家里的空房子里救济穷人，克拉腊，我的明姑娘，随便来个什么人，告诉阿尔芭说有人追捕他，阿尔芭准会冒着生命危险尽力帮助他，尽管对方完全是个陌生人，我跟她说过，提醒过多少次，别人可能会设下陷阱，说不定哪一天，她会发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原来是军事警察局的警察，可她不理睬我，这一生当中她从来不听我的话，比我还要固执，尽管如此，隐藏起个把可怜虫也算不上什么坏事，不至于严重到非把她抓起来不可，他们根本不考虑阿尔芭是我的外孙女儿，是保守党的杰出党员、共和国参议员的外孙女儿，他们不能在我的住宅里对我家里人下毒手啊，这么干，其他人还有什么鬼玩意儿可盼啊，要是连我这样的人都会被抓起来，那等于说谁也不能幸免于难了，那等于说二十多年的议会生涯、和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全都一文不值了，在咱们国家里我谁都认得，至少所有的大人物我都认得，包括乌尔塔多将军，他和我是私人朋友，可是这些全都没有用，就连枢机主教也不能帮我找到外孙女儿的下落，她不可能像变魔术似的一下子不见了，那天晚上他们把她带走后，我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一个月来我到处找她，都快找疯了，就是这种事让军事委员会在国外威信扫地，让联合国抓住把柄，搞他妈的什么人权，一开头我不想听人说什么有人死啦，有人受刑啦，有人失踪啦，可现在我不能再认为这是共产党说瞎话啦，就拿美国佬儿来说，是他们第一个援助军人，派飞行员轰炸总统府，可连他们也为大屠杀大动旰火，我不是反对镇压，我明白一开头非得手段坚决才能维持秩序，但是他们干得过火了，对局势太夸张了，借口保障国内安全，消灭思想敌人，对所有的人下毒手，谁也不会同意这种干法，连我也不同意，我第一个给士官生撑腰，我第一个支持政变，我第一个为政变鼓掌喝彩，那时候别人还没想到呐，大教堂里举行的感恩仪式我出席了，正因为如此，在我的祖国里竟然发生这种事情，还有人失踪，我接受不了，他们把我的外孙女儿从家里强行拉走，我拦也拦不住，我接受不了，咱们这儿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因此，正因为如此，我才来找您谈谈，特兰希托，五十年前您是“小红灯”妓馆的一个瘦筋巴骨的小姑娘，当时我万万没想到会有今天，我上门来跪在地上求您帮一把，帮我找到外孙女儿，我斗胆提出要求，因为我知道您和政府关系蛮好，有人跟我说起您，我相信谁也不如您更熟悉武装部队的要员，我知道您为他们组织晚会，我进不去的地方您进得去，所以我求您为我外孙女儿出把力，现在还不算晚，一连几个礼拜我睡不着觉，跑遍了各部，跑遍了各办公室，找遍了所有老朋友，可谁也帮不上忙，现在都不愿意见我了，让我在前厅里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这些人我可没少给他们帮忙，特兰希托，要什么您尽管说，我还算是个有钱人，尽管闹共产主义那阵子我的处境很难，土地让人没收了，不用说您都听说了，在电视上、报纸上一准看到了，真是件丑事，那些农民无知无识，把种牛吃了，让比赛用的骏马去拉犁杖，不到一年，三星庄园成了废墟，可现在我给庄园装备了拖拉机，让庄园兴旺起来，从前我年轻的时候，干过一次，现在我上岁数了，可身体还行，又在干同样的事，那帮手里攥着我的财产所有证的倒霉鬼们落到一文不值，正在饿死，到处找些不三不四的活儿干，糊口谋生，可怜的人啊，他们没有错，他们是上了该死的土改的当了，我从心底里原谅了他们，希望他们回到三星庄园，甚至在报上登通知，叫他们回来，早晚他们会回来的，没办法，我只好伸把手，他们全像孩子似的，好吧，我这次来不是跟您谈这个的，特兰希托，我不想耽搁您的时间，我的境遇不错，生意一帆风顺，这很重要，您要什么我可以给您什么，要什么都行，只要能找到我的外孙女儿阿尔芭，别再让那个疯子给我寄来砍下来的手指头，或者寄来耳朵什么的，最后弄得我发疯，或是得心肌梗塞，一命呜呼，我的手在发抖，神经很紧张，我这副样子，请您原谅，说不清出了什么事，上次我接到一个邮包，里面包着三根人的手指头，这是个恶作剧，让我回想起许多往事，可那些事和阿尔芭毫不相干，当时我的外孙女儿还没有出生，毫无疑问，我有不少敌人，所有政治家都有敌人，正当我为阿尔芭被捕急得要死要活的时候，有个疯子给我邮寄来手指头，故意跟我捣乱，让我脑海里产生些可怕的想法，这种事并不少见，要不是我已经用尽办法还是一筹莫展，我也不会来麻烦您啦，特兰希托，看在老明友的分上，可怜可怜我，帮我找找我的外孙女儿阿尔芭，还来得及，他们还没把她剁成碎块，给我寄来。我不由得呜咽起来。
特兰希托·索托能有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她懂得借债还钱。我估摸着，她是利用她了解当权者不可告人的一面，偿还我借给她的五十比索。两天后，她给我打来电话。
“我是特兰希托·索托，老板。您托付的事儿办妥了。”她说。
尾声
昨天夜里，外祖父去世了。他曾经担心会像条狗那样死去。但是没有。他安然死在我的手臂中，把我误认为是克拉腊，有时候又把我当成罗莎。他没有痛苦，没有烦恼，头脑清楚，情绪镇定、愉快，比任何时候都更清醒。现在，他平躺在那张宛如潺潺流水中的帆船一样的大床上，面带微笑，神态安详。我坐在外祖母的金黄色的木桌前写东西。我拉开蓝绸窗帘，晨光一泻而入，给室内增添了几分欢快的气氛。靠近窗户的旧鸟笼里，一只新买的金丝雀在啁啾鸣啭。巴拉巴斯卧在屋子中央，用那只玻璃球做成的眼睛瞧着我。外诅父告诉我说，有一天，为了让克拉腊高兴高兴，他把从巴拉巴斯身上剥下的那张狗皮做成地毯，铺在屋里，结果把克拉惜吓昏过去了。当时，我们笑得直淌眼泪，当即决定从地窖里把可怜的巴拉巴斯的那张皮找出来。尽管时光流逝，无人照料，那张皮还是原来那副模样，还是那么虎生生的。半个世纪前，外诅父为了纪念他平生最喜爱的女人曾把狗皮放在屋子中央。如今，我们还把狗皮放在那里。
“放在这儿吧，它永远应该待在这儿。”外祖父说。
冬日的一个明朗的早晨，我乘坐一匹瘦马拉的大车回到家里。沿街排列着两行百年以上的栗树和几座深宅大院。那辆蹩脚的马车和周围的环境似乎不大相称。然而，马车停在外祖父的家门口，格调倒还显得协调一致。街角大宅院颇有些古怪，建筑式样奇特，极力追求法兰西风格。正面墙上爬满散发臭气的常春藤。花园里杂草丛生。几乎每扇门都吊挂在合页上。总之，比我记忆中的还要凄凉，还要古旧。大门和往常一样没有关上。我按了按电铃。过了一会儿，只听得一阵草鞋的嚓嚓声朝门口传来。一个陌生的女仆打开屋门。她朝我望了一眼，不认得我。我嗅到一股我出生的这幢房子特有的木头味儿和囚室味儿，立时热泪盈眶。我朝书房跑去，预感到外祖父一定在他经常坐的地方等我。果然他在那里，身体蜷缩在安乐椅上。看到他那么衰老，那么猥琐，不住地哆里哆嗦，我不禁大吃一惊。能让人想起往日情景的只有他那部狮鬃似的雪白胡须和那柄沉重的银手杖。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长时间不忍松开，互相亲吻，嘴里叨念着：“姥爷”、“阿尔芭”、“阿尔芭”、“姥爷”。他一看到我的右手，顿时痛哭失声，破口大骂，和过去一样用手杖猛击家具。他还不像我开头感觉到的那样年迈体衰，我笑了。
当天晚上，外祖父提出我们一起出国。他在为我担心。我告诉他，我不能走。远离开这块土地，我会变得和圣诞树一样。可怜的无根松树只能苟活一时，很快就会枯死。
“我不傻，阿尔芭。”外祖父定定地望着我说，“你想留在这儿，真正的理由是为了米格尔。对不对? ”
我吃了一惊。我从来没和外祖父提起过米格尔。
“孩子，自打认识他那会儿起，我就知道没法儿让你离开这儿啦。”他忧伤地说。
“您认识他? 姥爷，他还活着? ”我抓住外祖父的衣服，使劲地摇晃。
“上星期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活着。”外祖父说。
他说，我被捕以后，一天夜里米格尔来到街角大宅院。当时，外祖父吓得差点儿得了中风。过了几分钟，他才明白原来他们俩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我营救出来。打那儿以后，米格尔时不时地看望他，陪伴他，和他一起设法找到我。最后，米格尔出了个主意，要外祖父去找特兰希托·索托。这一招儿，外祖父压根儿没想过。
“听我的吧，先生。我知道在咱们国家里谁有势力，我的人打进了各个地方。要说这会儿有谁能帮阿尔芭一把的话，那只有特兰希托·索托了。”米格尔满有把握地说。
“孩子，要是咱们能把她从军事警察的魔爪里救出来，她可得离开这儿。你们一块儿走。通行证，我可以弄到。钱，不会少你们的。”外祖父自告奋勇地说。
米格尔看了看外祖父，似乎在看一个犯疯病的老头儿。他解释说，他有项任务要完成，不能逃离。
“说来说去，我只好同意你留下了，”外祖父搂住我说，“现在，把事情的经过跟我讲讲吧。根根梢梢儿的，我都想知道。” ‘
于是，我把事情怎么来怎么去讲了一遍。我说，自从我的右手发炎以后，他们把我送进一个秘密诊疗所。在被捕的人当中，凡是他们不想让死的，全都往那儿送。在诊疗所里，一个眉清目秀的高个子大夫给我看病。看样子，他和加西亚上校一样恨我，不肯给我打镇静剂。每次给我治病，他都借机大谈其如何在国内——如果可能，也在全世界——消灭共产主义的独家理论。不过，除此之外，倒也不来打扰我。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睡上干净的床单，吃上足够的饭菜，看到自然光。照看我的是一个名叫罗哈斯的护士。他身材魁梧，圆圆的面孔，心肠特别善良。身穿一件天蓝色大褂，老是那么龌龊。他喂我饭吃，没完没了地给我讲早年间足球赛的故事。参赛的队，我从来没听说过。
他还为我弄到镇静剂，偷偷给我打针，直到我不再说胡话为止。在诊疗所里，罗哈斯护理过数不清的不幸的人。他亲眼看到，病人中大多数人不是杀人犯，也不是叛国者。因此，他对被捕者态度很好。经常是他刚给病人包扎好，他们又把人带走了。罗哈斯伤心地说：“我干的事好比是往大海里扬沙子。”据我所知，有些人求他帮他们赶快死去。我觉得，起码他干过一次。对进进出出的人，罗哈斯记得清清楚楚。他能毫不迟疑地说出这些人的名字、入院日期和病情。他对我发誓说，从来没听说过“米格尔”这个名字。这样，我就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不过，有时候我还是情绪沮丧，跌进暗无天日的深渊，嘴里不住念叨着：“我想死”，“我想死”。这时候，罗哈斯跟我讲起阿曼黛的事。他们把她送到这儿来的时候，罗哈斯已经无能为力了。阿曼黛死了，但是一直没有供出她弟弟，履行了多年前——也就是她领着弟弟第一次去上学的那天——许下的诺言。唯一令人安慰的是，她死得比他们希望的快得多。由于吸毒，再加上海梅之死给她留下的巨大伤痛，她的机体已经衰弱不堪了。多亏罗哈斯的照料，我的体温下降，手上的伤口开始愈合，理智也恢复了。他找不到什么借口再把我留下去。我担心他们又会把我送到埃斯特万．力口西亚手里。但是，他们没有来，我猜想，就在那时候，那个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的女人施加了影响，起了好作用。后来，我和外祖父曾一起去拜访她，感谢她救我一命。晚上，有四个家伙来找我。罗哈斯把我叫醒，帮我穿好衣服，祝我走好运。我心怀感激地吻了他一下。
“再见啦，小姑娘! 换换绷带，别弄湿了。要是再发烧，就是又发炎了! ”他站在门口，冲着我说。
他们把我带到一间窄小的牢房。我坐在椅子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把我送进一座女犯集中营。我永远忘不了给我解下眼罩的时候我看到的那副情景。我站在一个洒满阳光的方形院子里。周围的妇女们为我唱起《欢乐颂》。我的女友安娜·迪亚斯也在她们当中，她跑过来和我拥抱。她们很快给我安顿好铺位，告诉我这里的规矩和我的职责。
“痊愈之前，你不必洗衣服、缝衣服。可你得看孩子。”大家就这么定下来了。
在地狱里，我挺过来了，总算坚贞不屈吧。可是，有同伴儿在身边，我却垮了。一两句亲热话会引得我哭上一场。入夜，我躺在女犯人中间，瞪着两眼，望着黑洞洞的房间。她们轮流守着我，从不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睡不着觉。每当恶劣的回忆开始折磨我，或者看见加西亚上校出现在我面前，我吓得不知所措，或者想起米格尔，不禁低声啜泣时，她们都来帮助我。
“不要想米格尔，”她们一再说，“别想亲人，也别想大墙外面的另一个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
安娜·迪亚斯找到一个练习本。她把本子送给我。
“给你写字用吧。把沤在心里的事儿全掏出来，一下子就好了。跟我们一块唱歌，帮我们缝衣服。”
我摊开右手，摇了摇头。她把铅笔放在我另一只手里，要我用左手写。我慢慢学会用左手写字了。我打算从“狗窝”写起，把这段历史整理出来。拿铅笔的手时常发抖，我往往失去耐性。这时候，难友们都来帮助我。有时候，我把什么东西都扔得远远的，接着又后悔莫及，拾起练习本，满怀深情地把本子弄平展，谁知道哪年哪月能找到第二个本子呢。还有的时候，清晨醒来，预感到要出什么事，心里难过，面朝墙躺着，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可她们没有把我丢在一边，而是摇晃我，强使我干活儿，给孩子们讲故事。还小心翼翼地给我换绷带，把纸铺在我眼前。
“你要是想听，我把我的情况说给你，让你写下来。”她们说啊，笑啊，互相打哈哈。大家都说，人人的情况全一样。不如写爱情故事，大家都爱看。她们还强迫我吃饭。分发食物严格按照公平的原则，按需分配嘛。我呢，总能多分到一点儿。她们说，我精瘦精瘦的，连最馋嘴的男人也不会留意。听了这番话，我不禁浑身一震。安娜·迪亚斯提醒我说，遭强奸的女人绝不止我一个。这种事，还有其他许多事，忘掉它算了。白天，女犯人扯起嗓子唱歌。军事警察砰砰地直敲墙。
“住嘴，臭婊子! ”
“有本事，你们来封住我们的嘴巴，王八蛋! 看你们敢不敢! ”她们接着唱，唱得更响了。军事警察没有进来。他们也学乖了：不可避免的事就是无法避免嘛。
我把发生在女犯集中营的事件的细枝末节尽量都记下来。他们逮捕了总统的妹妹。抢走了我们的香烟。来了一些新近被抓起来的妇女。阿德里亚娜又犯病了。她扑到孩子们身上，要杀死他们。我们从她手里把孩子抢出来。我坐下去，一手抱着一个孩子，给他们讲马科斯老舅姥爷收藏在诱人的箱子里的讲鬼怪故事的书，直到哄着他们睡着了。我边哄他们，边思索着他们的命运。他们跟着疯疯癫癫的妈妈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照看他们的是那些还能唱得出摇篮曲、还能做得出爱抚表情的陌生的女人，别人的妈妈。我边写边问自己：阿德里亚娜的孩子们怎么样才能报答那些今天哄逗他们的女人，把歌声和爱传递给她们的儿子或孙子呢?
我在集中营里只待了几天。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几个挎卡宾枪的士兵来找我。一时间，我很害怕，心想他们又要带我去见埃斯特万·加西亚了。难友们说，这些家伙穿制服，不会是军事警察。我的心潮才算平静了些。我把毛背心留给她们，让她们拆了，给阿德里亚娜的孩子们织衣服。我被捕的时候身上带的钱也全都留下来。军人们把这些钱还给了我，他们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总是一丝不苟。我把练习本塞到裤子里，挨个儿拥抱过难友们。离开集中营的时候，我最后听到难友们齐声歌唱，为我鼓气。只要有被捕者来到集中营或离开集中营，她们照例都这么做。我边走边掉眼泪。在集中营里，我是幸福的。
我告诉外祖父，宵禁的时候，他们蒙上我的眼睛，用辎重车把我带走。车子颠簸得很厉害，我听见自己的牙齿咯咯直响。一个和我一起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卫兵往我手里放了一块糖，还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表示对我的安慰。
“放心吧，小姐。不会出事的。我们马上放你。再过几个钟头，你就能和家人团聚啦。”他悄悄地对我说。
他们把我丢在靠近密塞里科迪亚区的一个垃圾场上。
“现在是宵禁，你要当心，”他趴在耳边对我说，“天亮以前，千万别动窝儿。”
我听见马达声，心想他们准会用车压死我，然后在报上发条消息，说我死于车祸。可是，车子没有碰我就开走了。我等了一会儿，又冷又怕，浑身都僵了。最后，我拿定主意摘下眼罩，看看我究竟在什么地方。我朝四下望了望。那是块荒地，是个堆放垃圾的空场子。几只老鼠在垃圾间跑来跑去。月色微明，我看见远处有一个小小的村落，用草纸板、洋铁皮和木板搭起的房屋的轮廓隐约可见。我很清楚应该认真对待那个士兵的忠告，在那儿一直待到天亮。要不是来了个小孩儿，我真要在垃圾堆上过夜了。小家伙儿在暗影里躲躲闪闪，悄悄地冲我打手势。反正我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丢了，就磕磕绊绊地朝他走过去。走到跟前，我看到一张焦急的小脸儿。他把一条毯子披在我肩上，拉住我的手，一声没吭就朝村子走去。我们弓着腰往前走，避开大街，躲开那几盏路灯。几只狗狺狺狂吠，但是没有人探出头来看看出了什么事。我们穿过一个土院子。院子里的铁丝上像旗子似的挂着几件衣服。我们走进一间破旧的茅屋，周围的房子同样是破破烂烂的。屋里只点着一盏光线暗淡的小灯泡。那副极度贫困的景象确实叫我心酸。家具只有一张松木桌子、两把简陋的椅子和一张床。床上睡着几个孩子，一个压着一个。一个身材矮小、肤色黧黑的女人走出来迎接我。她两腿青筋暴露，两眼深陷，脸上的皱纹好似一张网。但是，她长得慈眉善目，不怎么显老。这个女人笑了笑，我看见她缺了几颗牙齿。她走过来，为我整了整肩上的毯子。她没敢拥抱我，而是代之以一种又粗鲁又胆怯的表情。
“我给你弄杯茶去。没有糖，喝点暖和的，对你有好处。”她说。
她告诉我说，他们听见车响，都知道宵禁的时候车子开到荒郊野外意味着什么。他们等了一会儿，直到确有把握车子开走了，才让孩子出来瞧瞧他们扔下了什么东西。他们本来以为会找到一具尸体。
“有时候，他们把被枪毙的人扔给我们，让大伙儿放老实点儿。”
我们谈啊谈的，整整谈了一夜。我们国家有些妇女十分克己，讲求实际。她就是她们中的一员。每一个在她们生活中出现过的男人都可以和她们生个儿子。她们家里收养别人遗弃的孤儿，收留穷得叮当响的亲戚，收留任何一个需要母亲、姐妹或婶母的人。她们是很多陌生人生活的中心支柱。这些妇女养儿育女，长大了就让他们远走高飞。看到自己的男人离家外出，她们也毫无怨言，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急事要干。我在普通餐馆里看到过这种妇女，在海梅舅舅的医院里看到过这种妇女。我看到过她们到教区办公室查问失踪者，到停尸所寻找死去的人。我觉得，我面前的这位妇女和她们是一样的。我对她说，她帮我的忙担了很大风险。她只是笑了笑。这当儿，我恍然大悟，加西亚上校之流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因为他们没能摧垮这些妇女的精神。
早上，她陪我来到一个用马车送货的老乡家里，求他送我回家。这就是我回家的前后经过。一路上，我看到同一个城市里存在着天壤之别。茅屋外面围着围墙，让人觉得茅屋似乎并不存在。市中心尽是灰溜溜的砖瓦房。而阿尔托区里有英国花园、公园和带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金黄头发的孩子们骑在自行车上四处游逛。看上去，就连狗也很幸福。一切都井然有序，干干净净，悄然无声。这就是那些记性不大、忘性不小的人所谓的“太平盛世”吧。阿尔托区仿佛是另一个国家。
外祖父听我讲完，十分伤心。那个他一直以为是美好的世界訇然坍塌了。
“既然咱们要留下来等米格尔，那就把房子收拾一下吧。”外祖父最后说。
于是，我们动手收拾房子。一开头，我们老是躲在书房里忐忑不安地过日子，心里总想他们还会来把我带到加西亚那儿去。后来，我们想，正如尼古拉斯舅舅说的那样，最糟糕的莫过于对恐惧心理心怀恐惧。我们应该把房子全都使用起来，开始过正常的生活。外祖父请来一家专业公司，用磨光机从天花板到地下室把房子打磨了一遍，擦干净玻璃窗，粉刷墙壁，进行消毒，直到可以住进入去。六七个花匠加一台拖拉机，把杂草全部清除干净。他们从外面弄来一块像挂毯似的卷起来的草坪。那是美国佬发明的怪玩意儿。不到一个礼拜，连白桦树都长起来了。喜欢唱歌的喷泉又在喷珠吐玉。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塑像再度各展英姿。它们身上的鸽子屎被清除干净，被遗忘的痕迹一扫而光。自从外祖母预感到死神将至，打开笼门以后，鸟笼一直空着。我和外祖父一起去买鸟。就像在“幽灵时代”那样，我在大花瓶里插上鲜花，在桌上的盘子里放上水果。空气里弥漫着花果的芬芳。然后，外祖父和我手牵着手在宅院里转了一圈，每到一处地方都停下来，追忆昔日的情景，问候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过去的鬼魂。虽然历尽沧桑，他们依旧各据其位。
外祖父出了个主意，建议我们把这段历史写下来。
“孩子，赶哪天你要离开这儿的时候，可以连根一起带走啦。”他说。
于是，我们从那些被人遗忘的隐蔽的角落里找出了旧相册。现在，在外祖母的桌子上摆着一大堆照片。有站在一架退色的秋千旁边的俏姑娘罗莎的照片；有我妈妈和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四岁时在三星庄园里用玉米粒喂鸡的照片；有外祖父年轻时的照片，那时候他身高一米八，可见菲鲁拉的诅咒应验了，外祖父的身体随着灵魂的萎缩而萎缩，这照片就是铁证；有海梅和尼古拉斯舅舅的照片，他们俩一个是神情郁闷，面色阴沉，人高马大，但是性格脆弱；另一个瘦小干枯，风流潇洒，满面春风，性格易变；还有老奶奶的照片，瓦列家太公、太婆死于车祸前的照片。唯独没有让·德·萨蒂尼的照片。此人没有留下任何科学佐证，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存在。
在外祖父的帮助下，我动手写作。他的记忆力直到九十高龄的最后一刻仍然和年轻时候一样强健。他亲自动手写了几页。当他认为话已经全部说完了，就躺在克拉腊的床上。我坐在他的身边，和他一起等待着。很快，死神就悄悄降临了，在外祖父的梦中降临了。大约他梦见妻子抚摸他的手，亲吻他的前额。近几天里，她一刻也没有离开外祖父。在宅院里外祖父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外祖父在书房里看书，她在一边冷眼旁观。入夜，她和外祖父同床共枕，把覆着鬈发的美丽的头部靠在他的肩上。一开始，她只是个神秘的光环。随着外祖父渐渐失去折磨了他一生的火暴脾气，她才现出了青春时期的绰约风姿，笑一笑露出满口牙齿，凌空飞舞，惹起幽灵们的骚动。她还帮助我们写作。多亏有了她，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才得以幸福地死去，嘴里不住地念叨着她的名字：克拉腊，明姑娘，眼明心亮的姑娘。
在集中营那个“狗窝”里，我一边写，一边想早晚有一天加西亚上校会一败涂地，我可以对一切罪有应得的人施加报复。然而，现在我怀疑这种仇恨是否值得。自从我回到家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仇恨似乎已涣然冰释，失去了清晰的轮廓。我在想，一切发生的事情均非偶然，全都符合生我之前已经画好的命运图。埃斯特万·加西亚不过是这幅图画的一部分。勾勒加西亚的线条是粗糙的、歪斜的，但没有一笔是自费的。那一天，外祖父把加西亚的祖母掀翻在河边的灌木丛中，这就为以后必然发生的事件的链条增加了一个环扣。后来，被强奸的女人的孙子对强奸者的外孙女儿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也许四十年后我的孙子又会把他的孙女儿按倒在河边的灌木丛里。如此下去，就会在今后几百年间不断重演这个痛苦、流血和爱情的故事。在集中营里，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我似乎在摆弄一副七巧板，每一块薄片都有其准确的位置。在把薄片放好以前，似乎都是不可理解的。但是，我相信，只要摆妥了，每一块薄片都有用处，而结果势必是和谐的。每块薄片都有存在的理由，包括加西亚上校在内。有时候，我觉得，那些事仿佛我亲身经历过，那些话都是我写下来的。但我知道，在笔记本上记载下这些事的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女人，我只是利用这些笔记而已。我写道——她也写道——记忆力是单薄的，而生命又极其短暂，一切来得那么匆促，我们来不及看一看事件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不可能测度一下行动的后果。我们相信时间的虚构，相信现在、过去和将来。然而也可能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默拉三姐妹就是这么说的，她们能在同一空间看到各个时代的幽灵。因此，外祖母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事件，既为了估量其实际价值，也为了嘲弄健忘者。现在，我在寻找仇恨情绪，但再也找不到了。我明白了加西亚上校等人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了解了外祖父的为人，通过阅读克拉腊的笔记、三星庄园的账册以及其他摆在我眼前桌上的文件，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的仇恨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对所有罪有应得的人施加报复，这实在太难了。报复只能延续这个难以挽回的循环过程。但愿我的任务是生活，我的使命不是延长仇恨。我要等待米格尔归来，我要埋葬在这个房间里躺在我旁边的外祖父，我要孕育腹中的胎儿( 她是那么多对我施加强暴的人的女儿，也许是米格尔的女儿，但主要是我的女儿) ，等待美好的时光的到来。与此同时，我要写完这些纸张。
外祖母写了五十年，在笔记本上记录下生活的历程。在那场恶火中，我们家族多少文书都被焚毁了。唯有这些笔记本，由于一些幽灵的暗中协助，才奇迹般地免遭火焚。如今我拿到了这些笔记本。它们就在我脚下，用彩带扎住。正像克拉腊离去前整理的那样，按事件，而不是按时间顺序分开置放。克拉腊写下这些笔记，使我今天能从中挖出对往昔的回忆，而且借此回想起我个人的劫后余生。第一本是二十页厚的小学生练习本，字体清秀、稚嫩。开头的一句是：“巴拉巴斯从海路来到家里……”
妙在有意无意之间
(译后记)
刘习良
今年7月26日，接到译林出版社施梓云先生的来信，得知译林出版社买下了伊莎贝尔·阿连德的成名作《幽灵之家》的中译本版权，并且希望使用笋季英和笔者的译文正式出版。7月的北京，闷热异常。得到这个消息，不啻饮下一杯沁人心脾的冰水。在我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终于有一家著名的专业出版社关注到这位在欧美早已闻名遐迩的智利女作家，并且按照国际惯例购买了版权。
7月底到8月初，阴雨连绵。虽说溽暑难挨，到底还有比较凉爽的时候。我花去四天时间通读了十六年前的译文，改动了一些错误，补译了两处当初故意略译的段落。
读着旧译，不禁浮想联翩，从事西语文学作品翻译和研究的苦乐经历不住地在眼前闪动。
一
1960年11月，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高级翻译班进修了两年半西班牙语后，奉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在当时的对外部西班牙语组专门做笔头翻译。三年困难时期，工作之余有些闲暇时间。那时候，年轻人谁也不愿意荒废大好时光。于是，突发奇想，打算试一试翻译西语文学作品。第一篇译文是智利作家劳塔罗·扬卡斯的短篇小说《朽木》。译完了，将译文偷偷地寄给了《世界文学》杂志社。为什么“偷偷地”寄出去? 因为当时普遍认为我们这些人翻译对外广播稿件是“正业”；翻译文学作品是“不务正业”。那可是不大不小的罪名! 幸好《世界文学》没有发表。不然的话，真不知道会引起一场什么样的风波。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更没有人胆敢“不务正业”了。我们又和外界处于隔绝状态。关于西班牙文学，我们能够说得上来的，只有在学校听说过的十九世纪以前的作家，像米格尔·德·塞万提斯、佩雷斯·加尔多斯，还有稍后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等人。关于拉丁美洲文学，仅仅知道拉美“三大进步诗人”：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古巴的尼古拉斯·纪廉和尼加拉瓜的鲁文·达里奥。至于西班牙和拉美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只好承认是一无所知。
“文革”过后，党中央领导全国各行各业进行拨乱反正，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开始复苏。1979年10月，几十名学习过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外国文学爱好者齐聚南京，一致决定建立全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1982年8 月，在天津举行了研究会的第一届年会。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本人有幸参加了这两次会议。老实说，当时我完全处在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参加会议，只有听讲的份儿。
在会上，一个又一个新名词撞击我的耳鼓，什么“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等等，听了也不明白。一个又一个作家的名字响彻大会会场，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卡洛斯·富恩特斯、阿莱霍·卡彭铁尔、巴尔加斯·略萨等等，对他们的生平和创作，我简直是闻所未闻。其中最令我吃惊的是一位外国文学前辈的发言。他告诉我们，在一次和美国作家的谈话中，他曾经问道：目前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最引人注目? 对方回答说：拉丁美洲文学! 听了这番话，我一方面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惭愧，另一方面又为当初学了西班牙语感到庆幸。
回到北京后，浑身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劲头。尽管从1979年10月起我开始转入行政管理岗位，还是尽量利用业余时间翻译拉美文学作品。
面对这么多知名作家，作为试笔，究竟从谁的作品开始呢? 选择的前提，自然是最著名的作家的主要作品，而且手头上还要有他们的书。那时，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几份拉美国家出版的报纸。报道最多的当属加西亚·马尔克斯。恰好我的书柜里收藏了他的几部作品。
1980年初，动手翻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三部短篇小说《咱们镇上没有小偷》、《礼拜二午睡时刻》和《纸做的玫瑰花》，合计三万五千字。初次涉足文学翻译，对自己的译文能否变成铅字，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忐忑不安地等了半年，上海《外国文艺》1980年第3 期终于发表了全部译文。四十多岁的人，手捧着新出版的杂志，翻来覆去地阅读，可喜耶，抑或可悲? 时至今日，我依然对杂志社的编辑怀有感激之情。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可能会就此放弃文学翻译事业。
译文发表后，信心大增。于是，和笋季英合作翻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恶时辰》和《枯枝败叶》。1982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译文全部被收录进去。此外，还翻译了《百年孤独》的片段。
嗣后，一发而不可收拾，陆续翻译了墨西哥作家胡安·何塞·阿莱奥拉和何塞·雷维尔塔斯、智利作家弗朗西斯科·科罗阿内、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等人的短篇小说，而且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回想那段时间，真是犯了“翻译饥渴症”。见着什么，翻译什么，根本无暇研究作者的创作特色和创作道路。对那段“饥不择食”的翻译经历，如今倒也不感到后悔，毕竟练了笔，积累了十分短缺的文学翻译经验和技巧，而且还进一步学习了汉语。
二
翻译危地马拉著名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是我们按照外国文学翻译规律办事的起始，也是一次艰难跋涉的翻译历程。
1980 年4 月下旬，在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老同学陈光孚建议我和笋季英翻译《玉米人》。6 月上旬，拿到原书，读了几页，竟然不知所云。硬着头皮读下去，书中出现了一些故事情节，能够读懂了。试译了两三面，实感力不胜任。犹豫了半年之久，到10月上旬方才勉强答应下来。不料，这颗“苦果”我们竟啃了四五个春秋。实算一下，至少有两年的业余时间，包括清晨、夜晚、节假日，全部搭了进去。
我们承诺翻译《玉米人》，只是出于难辞朋友的嘱托，并非因为对该书的文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有什么深刻认识。那时候，我只知道阿斯图里亚斯是危地马拉乃至拉丁美洲的著名进步作家，还知道我的同窗老友黄志良翻译的《总统先生》是一部政治小说，而《玉米人》则是一部社会小说。仅凭这点知识就贸然答应下来，真可谓“无知者无畏”了。
待到开始翻译的时候，才感到困难重重。坐定了冷静地思考一下，发现造成难题的原因有四个。
首先是不熟悉作品中描写的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和生活细节。其次是不了解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和写作技巧。第三是对阿斯图里亚斯的创作道路，特别是《玉米人》的创作意图，缺乏基本知识。最后是我们的汉语修养远远不足以传递这位具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的丰富多彩的语言。
知难而退，中途撂笔，还是好好补课，坚持到底? 在友人的鼓励下，我们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也可以说在无意中选择了一条符合外国文学翻译规律的路。
那几年里，我翻阅了一些有关危地马拉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和书籍，阅读了介绍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文章和小册子，还翻译了两篇研究阿斯图里亚斯小说创作道路和创作特色的评论。为了练笔，翻译了几部比较浅显易懂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此外，还大量阅读我国作家的小说，抄录了几本词汇和句型，算是“恶补汉语”吧。在阅读《玉米人》原文的过程中，查阅字典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如此，有些词汇和句子的含义还是弄不明白。幸好一些偶然的机遇帮了大忙。1984年，在中联部工作的笋季英接待了一位危地马拉来访者，借着访问的空闲时间向他提出了一百多个语言问题。对方热情地一一作答。有些问题甚至引得他哈哈大笑。据他说，除了像他那样土生土长的危地马拉人之外，其他拉美国家的人恐怕也弄不懂那些方言俚语。同年，笔者接待了一批墨西哥电视界的朋友。闲谈中，我们详谈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习俗、思想信仰、思维方式，例如他们主张“人是人，又是保持自身的动物”的纳华尔主义(Na hua]lismo)．巫师神汉在印第安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印第安人对今生来世的看法，等等。1985年，我随同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首次访问了墨西哥，在人类学博物馆看到了一幅表现“人与玉米血肉相关”的大型壁画( 一个死人躺在地下，尸体上长出一棵茁壮的玉米，含义是人靠着吃玉米维持生存，人死后变成养育玉米的肥料) ，以及印第安人使用的器物，还在著名的印第安人遗址奇琴伊察参观了完整的古代建筑和大量石雕，听取导游介绍印第安人对天神羽蛇的虔诚信仰以及殉葬习俗。
机会是偶然的，利用机会则是有意的。正是有意利用了偶然的机会，我们才渡过了几重翻译难关，于1984年1 1 月8 日交出译稿。然后，又几经周折，广西漓江出版社最终将《玉米人》收入“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第二辑，在1986年3 月出版。五年后，该书获得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中引用了尤·李比希关于化学家不断“脱毛”的说法。“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更轻快。”翻译《玉米人》就是我们在翻译事业上的一个“脱毛”的过程。我从比较熟悉的汉译西转入了西译汉；笋季英则从比较熟悉的政论文翻译转入了文学翻译。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有了基于实证的概括性认识。在《魔幻和现实的融合》( 《玉米人》译本前言) 中，我是这样说的：根据印第安人的思想意识，在叙事和描写中插入神奇而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借以反映拉丁美洲的现实，达到暴露、抨击、谴责社会黑暗的目的。
这个概括是否准确全面，暂且不去说它。好在有几位拉美文学研究人员已经出版了研究魔幻现实主义的专著。对我们来说，这点认识却是翻译《幽灵之家》的基础。
三
八十年代初，我们在交谈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儿是“拉美文学爆炸”，或者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拉美小说爆炸”。对“爆炸”(boom)的含义，大家的理解大体一致。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在拉丁美洲集中涌现出诸多文学流派、知名作家和影响巨大的作品。这些作家继承了拉美文学“贴近现实”、“见证时代”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借鉴了欧美现代派作家的写作技巧，在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这些作品的内容涉及广阔的生活领域，表达了倡导民主、抨击独裁的进步思想。
但是，对“拉美文学爆炸”的起止时问，就众说纷纭了。有人把起始时间定在五十年代，还有人把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名家统统算在“文学爆炸”的范围之内。意见分歧并不奇怪。究其原因，一是资料比较缺乏，研究不够深入；二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巴不得“文学爆炸”的时间越长越好。随着与拉美国家文学界接触和交流日益增多，研究逐步深化，看法慢慢趋向一致，把“拉美文学爆炸”的时限定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智利著名作家何塞·多诺索更明确表示，“文学爆炸”始于1962年的智利康塞普西翁世界知识分子大会，终于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这就是说，1982年，当我们津津乐道“拉美文学爆炸”的时候，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了。但是，在拉丁美洲这片神奇的大陆上，属于“文学爆炸”团队的作家并没有搁笔，与此同时，新一代作家又涌现出来，具有国际影响的新作品不断问世。有的专家先是把新一代作家称为“拉美文学爆炸的小字辈”，后来又把他们归入“爆炸后文学”团队。阿根廷的曼努埃尔·普伊格、墨西哥的费尔南多- 德尔·帕索、秘鲁的阿尔弗雷多·波里塞·埃切尼克等人都是在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年会或学术研讨会上经常听到的名字。其中有一位女作家特别引人注目，她就是智利的伊莎贝尔·阿连德。
1987年7 月，在北京的酷暑季节，我收到了国际台驻墨西哥记者站的记者托人带来的《幽灵之家》，真是如获至宝，当即翻阅起来。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阅读外国小说的目的之一是了解外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具体细节。也许因为如此，才偏爱这类涉及较长历史时期和广阔社会领域的作品。加之作者思想进步，小说情节丰富，可读性强，促使我们下决心翻译这本书。
当时，国内还没有互联网，查阅作者的资料只能靠进口报刊。经过多方查找，我大体弄清了作者的基本情况。
伊莎贝尔·阿连德于1 942 年出生在秘鲁首都利马。父亲是托马斯·阿连德，任智利驻利马的外交官。伊·阿连德三岁时，父母离异，母亲把她带回智利，在外祖父家中生活。童年时，进入一所英国人开办的学校读书，对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母亲和一个名叫拉蒙的外交官结婚后，全家借工作之便游历了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伊·阿连德十五岁回到智利。1958年，开始参加工作，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智利机构任秘书。1959年，进入新闻界，成为一名记者。凭借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正义感，她撰写了不少批评社会丑恶现象的文章。同时，足迹遍及拉美大陆，对各地瑰丽多姿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十分熟悉，为她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丰厚的生活基础。
她的伯父就是世界闻名的智利社会党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智利人民阵线的支持下当选为智利总统。就任后，提出要使智利成为“第一个按照民主的、多元化的和自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开始推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3年9 月11日，智利三军和警察部队发动震惊世界的武装叛乱。萨尔瓦多·阿连德奋勇抵抗，以身殉国。
这次军事政变成为伊莎贝尔·阿连德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l975年，她被迫逃亡到委内瑞拉，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些从黑市上兑换来的假美元。从三十一岁起，她过起了长达十年的“沉默年代”。流亡中，她生活艰难，精神上感到孤独寂寞，时时怀念祖国。1981年，她得知留在智利的年届百岁的外祖父将不久于人世，打定主意写一封长信，记载下外祖父留在人间的足迹。她用了一年时间写完长达三十多万字的信件，而奄奄一息的老人未来得及读到外孙女这封异乎寻常的家书。伊·阿连德决定把长信公诸于众。完稿后，在一些出版社门前碰了钉子。1982年，西班牙普拉萨～哈内斯出版社终于出版了《幽灵之家》。
小说出版后，很快引起文学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注意。小说一版再版，并被译成几种外语，在书市上十分走俏，成为读者争相传阅的畅销书。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认为它是“二次大战后世界文坛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幽灵之家》大获成功后，伊莎贝尔·阿连德并没有停歇下来。她陆续推出《爱情与阴影》(1984 年) 、《夏娃·鲁娜》(1987 年) 、《夏娃·鲁娜故事集》(1990年，短篇小说集) 、《无限的计划》(1987 年) 和《芭乌拉》(1994 年，长篇纪实文学) 。“从1 983 年到1994年，先后有智利、德国、法国、比利时、美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授予作者各种奖励。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五种文字。”作者也因此赢得了各种荣誉。“‘文学爆炸’中的唯一女性”，“‘爆炸后文学’的开创者”，“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跻身于用塞万提斯的语言从事创作的最优秀作家的行列”，一顶顶桂冠戴在了她的头上。
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写道：“在女作家中，最著名的当推智利的伊莎贝尔·阿连德。她才华横溢，擅长用流行于拉丁美洲的魔幻手法创作。……在阿连德的作品中还有一种女性的灵敏。她的成功在拉丁美洲之外引起了人们的惊讶，因为在一个以男子气概闻名于世的大陆，像伊莎贝尔这样的女艺术家居然能脱颖而出，似乎真的有点奇怪。”
四
《幽灵之家》是一部气度恢弘的全景式小说。它以三十余万字的篇幅展现了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虽然作者没有明说是哪个国家，读者可以看出小说是以智利为背景的——从二十世纪初到七十年代为止风云变幻的历史，以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一家的兴衰变化为中心线索讲述了三个家族四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在历史大变迁中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物的生活和思想状况。
谈到为什么要写《幽灵之家》这部小说的时候，伊莎贝尔·阿连德说：“这本书产生于激情。”又说，它是“思念过去的产物，是流亡的产物，是失去国家、家庭、朋友和工作的产物，是失去我的土地的产物”。在她成名以后，有人问起她的个人情况，她甚至回答说：“如果不重复《幽灵之家》中讲过的许多东西，我很难写出我的自传。”那么，这部小说真是作者的自传吗? 要么是作者的家史?
每位小说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总会融入个人的亲身经历。但是，如果仅仅限于个人亲历，那只能是实录，难以达到典型化的高度。伊·阿连德到过许多拉美国家，广泛深入地观察了拉美各国的社会情况。多年的观察、体验，特别是生活巨变给作者带来的深切感受，使她觉得“有许多话壅塞在我心里，使我感到窒息，我得用某种办法把它表达出来”。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通过两个叙述者表达出自己对过去的回忆、眷恋和思考。一个是阿尔芭。这是位出身名门望族的小姐，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最后选择了维护民主和正义的道路。另一个是本书的主人公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也就是阿尔芭的外祖父。两个叙述者都是以八十年代的视角回顾以往七十多年的历史。阿尔芭借助外祖母遗留下的记载了五十年家庭变迁的“记事本”，按照时间顺序告诉读者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她是如何看待、评价这些往事的。作为当事人，外祖父插入十几段内心独白，补充了过往的事实，而且不断剖白心迹，对自己的行为动机作了解释甚至辩解。据笔者看来，伊·阿连德创作《幽灵之家》意在站在八十年代的历史高度反观拉美社会七十余年的历史嬗变，在冷静而深沉的反思的基础上，探索拉美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
《幽灵之家》的故事情节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作者把近百年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早期、“幽灵时代”、“混乱时期”和“真理时刻”。在书中，读者可以看到拉美早期开发金矿，振兴农村，党派斗争，学生运动，直至社会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实行土地改革，右派制造社会经济混乱，最后军人发动军事政变，对进步力量进行血腥镇压等情景。书中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超过六十个。有总统、部长、议员、政党领袖、工会领导、将军、中级军官、士兵、地主、农民、雇工、教员、学生、医生、诗人、歌手、贫民乃至老鸨、妓女，等等。随着历史的变迁，每个人物不断做出反应，做出抉择，在有意和无意、直接和间接的竞争中经历了起伏升降的复杂变化。可贵的是伊·阿连德一方面对事件、人物保持着清晰的认识，爱憎分明；另一方面又没有囿于个人好恶，使对事件的评价流于简单化，对人物刻画流于脸谱化。举例来说，对以社会党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为原型的“总统”这个人物，作者无疑是怀有巨大的崇敬之情。通过细节描写，她塑造出一个平易近人、公而忘私、为事业孜孜不倦的国家元首的形象，以饱含感情的笔墨表现了他力图扭转乾坤、终于以身殉职的人生历程。同时，她也不加掩饰地描绘了他在强大的右派势力进攻面前力不从心、决策失误、连人带事业同遭毁灭的悲惨结局。
伊莎贝尔·阿连德曾经说过，过去和现在发生在智利的事情完全可以发生在拉美任何一个地方，“因此，在这两部小说( 指《幽灵之家》和《爱情与阴影》) 中，有些人物没有名字，他们似乎是象征，差不多是典型”。由此可知，塑造典型人物是她的明确的文学追求。
就塑造人物而言，最为成功的自然还是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这个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是拉丁美洲社会环境造就的性格极其复杂的典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脾气暴躁，意志坚强，一旦认准目标，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拉美国家早期经济开发时期，他为了能和心爱的有钱人家的小姐罗莎缔结良缘，同时也在无意中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畏艰难险阻，在荒无人烟的北方开采金矿，振兴中央谷地的愚昧落后的农村，获得极大成功。随着财富的积累，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专横，越来越暴戾。在日趋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中，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从不允许雇工反抗到反对一切社会进步，直至成为政治上的极端保守派。在家庭生活中，他刚愎自用，说一不二，扮演了一个专制家长的角色。但是，社会的前进毕竟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家庭成员的变化也是遏制不住的。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机关算尽，精力耗光，最后还是成了政治斗争的可悲的牺牲品。家里人有的惨遭杀害，有的流亡国外，有的身陷囹圄，他本人终于变成一个辗转病榻的孤苦伶仃的老头子。读者在他身上既能看到社会变化打下的深深烙印，又能看到自身思想演变合乎逻辑的结果。然而，特鲁埃瓦的性格不是平面单一的。他竭尽全力保护和他政治认识完全相悖的外孙女，舐犊之情跃然纸上，充分展现了这个主要人物有血有肉的多样化性格。其他人物，如温柔敦厚的民间歌手佩德罗·加西亚第三、慷慨激昂的革命青年米格尔、舍己助人的医生海梅……都是拉美社会真实可信的典型人物。
谈到塑造典型人物，不能不提到作者对妇女形象的刻画。书中出现了二十多个女性人物。三位主要人物——克拉腊、布兰卡、阿尔芭——是祖孙三代，经过作者的精雕细琢，大体上可以代表拉丁美洲三个不同时代的妇女形象。而菲鲁拉、潘恰·加西亚、阿曼黛、安娜．迪亚斯以至特兰希托·索托，和三位主人公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女性画廊。尽管她们有各自的缺点、各自的怪癖，但一个个都具有先人后己的善良品德。
任何一位成功的作家都不会在创作之前就把自己纳入某种文学流派，不会按照人们划定的条条框框从事创作。但是，作品一旦问世，文学评论家自会研究分析，归纳出作品的主要特点，将其划入某个文学流派。拉丁美洲文学评论家把《幽灵之家》归入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誉之为继《百年孤独》之后魔幻现实主义的又一部力作。伊．阿连德对此也表示认可。1988年12月，她回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并在巴勃罗·聂鲁达的故居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回答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哪些人的影响时，她说：“很难说影响来自何处。因为一个人写作是出于内而发干外。有些事情在写作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后来是批评家指出来的，而且不仅限于风格。”她进一步说，她可能受到巴勃罗·聂鲁达、法国科学幻想作家凡尔纳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
笔者认为，伊·阿连德的文学创作既有对小说传统写作技巧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现代派写作方法的借鉴，同时还有个人的创新。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兼收并蓄，各取所长，继承与创新结合，达到雅俗共赏的文学效果。
诚然，作者圆熟地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技巧，安排了不少“魔幻现实”的情节。这集中表现在塑造老佩德罗·加西亚，特别是克拉腊的人物形象上。克拉腊具有超感官能力，能以心灵感应与身处异地的亲人、朋友沟通；具有意念致动能力，能用意念的力量移动盐瓶等器皿，乃至三条腿的桌子；生，能和鬼魂对话；死，可与尘世交往；特别善于预卜未来的吉凶祸福。这类带有浓厚的魔幻色彩的情节，在老佩德罗．加西亚出现的场合也屡见不鲜。这类“魔幻情节”是作者的臆造，还是生活的真实? 评论界看法不一。不过，伊·阿连德认为，这些“奇迹”是客观存在的。还说，要深刻了解拉美大陆，绝不能无视这魔幻的一面。笔者对拉美大陆知之不多，不敢妄下断语。从艺术效果来说，这类描写的确为拉美这块神奇的土地增添了奇幻的氛围。
笔者看重的还是伊·阿连德讲故事的才能。在《夏娃·鲁娜》中，她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爱讲故事，这倒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礼物。”《幽灵之家》确实是以情节曲折、起伏跌宕取胜，很能引起普通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作者把一个个或荒诞离奇，或缠绵悱恻，或紧张惊险，或滑稽可笑，或惊心动魄的故事讲得娓娓动听，有声有色。一个外国评论家说：“她的故事好似一条没有尽头的大河，读者航行其间，从不问何时到达港口( 更准确地说，担心这一时刻的到来)。”
去年，在杂志上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众议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捭阖于前瞻与回眸之间》。文中对笔者赞誉之辞，实在愧不敢当。文章指出，《玉米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重要源头”；而《幽灵之家》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压阵之作”。陈先生认为，翻译《玉米人》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回眸，翻译《幽灵之家》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前瞻，而本人则是纵横捭闰于两者之间。这些精彩的论述是我从来想到的。
翻译《玉米人》是受朋友之托，情不可却，并非有意为之。在翻译过程中，倒是尽心尽力地探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价值和借鉴意义。翻译《幽灵之家》纯粹出于个人喜好。有意之处在于给读者提供一本可读性强的文学作品，但无意追求首尾相顾。谁知在有意无意之间完成了如陈先生所说的这件大事。
对陈先生的大作，我想回应一句：妙就妙在有意无意之间!
2006年8月30日于知还室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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