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东西布兰卡不大在意。她关心的是那些干尸。在过去的日子里，妈妈在三条腿的饭桌上呼唤亡灵，布兰卡也学会和死人保持密切接触，很熟悉他们。亡灵的透明影子在父母家的走廊上踱来踱去，在衣柜里吱吱作响，在梦中预言吉凶祸福或告知彩票中奖号码，对此她都习以为常了。而干尸则是另一回事。尸体缩成一团，包在碎成布条、沾满灰尘的破布里，手上尽是皱纹，干瘪的脑袋焦黄焦黄的，眼皮缝在一起，脑后的头发稀稀拉拉，嘴上没有嘴唇，龇出一个永不消逝的可怕的苦笑。干尸那股陈年的腐臭气和凄惨的可怜相儿搅得布兰卡心神不安。干尸很难碰上。印第安人难得带回一具两具。他们扛着贴有陶器标签的大罐子，面无表情，脚步迟缓地走回家来。房间里所有的门窗都关得紧紧的，免得一阵风把干尸化成灰土。让小心翼翼地打开盖子。罐子里的干尸露出来了，好似一个奇形怪状的果核。干尸包在破布里，收缩成胎儿的模样，随身带着可怜的殉葬品，像用牙齿串成的项链和布娃娃。干尸比从坟墓中找到的其他物品要金贵得多，私人收藏家和外国博物馆愿意出大价钱。布兰卡暗自问道：哪种人会收集死人呢? 放在哪儿呢? 她不能想象在客厅的摆设当中能放上一具干尸。可是，让·德·萨蒂尼说，对一个欧洲百万富翁来说，放在玻璃盒子里的干尸比什么艺术品都更贵重。干尸很难投放市场，很难运输和通过海关。有时候，要在家中的地窖里放上几个星期，等待机会运往国外。布兰卡时常梦见干尸，产生幻觉。她恍恍惚惚地看见干尸用脚尖在廊道里走动，好像偷偷摸摸的狡猾的小精灵。布兰卡关上屋门，用床单蒙住头，一连几个小时不敢动弹，浑身打颤，嘴里不停地祷告，脑海里不住气地叫“妈妈”、“妈妈”。她在信中把事情经过告诉给克拉腊。克拉腊回信说，令人害怕的不是死人，而是活人。尽管干尸名声不好，可从未听说干尸会伤害人。相反，他们生性怯弱。母亲这番话给布兰卡壮了胆，她打定主意窥探一下干尸的行动。她把屋门打开一半，闷声不响地等他们出来。很快，她觉得的的确确看到几具干尸在房间里的地毯上拖着婴儿般的小脚踱来踱去，像小学生似的嘁嘁喳喳地说话。天天晚上，三三两两地结成一伙，朝让·德·萨蒂尼的摄影“试验室”方向走去。有时，她仿佛听到几声呻吟，虚飘飘的，好似来自坟墓，吓得她不能自持。布兰卡一迭声地喊丈夫的名字，可是让没有过来。她心惊胆战，不敢穿过院落去找他。待到天色微明，布兰卡方才镇定下来，控制住万分激动的神经。意识到夜间的烦恼起因于母亲遗传给她的狂烈的想象力。但是，到了夜幕低垂，骇人的景象又重复出现。有一天，随着黑夜的降临，她的情绪越来越紧张，实在挨受不住，才跟让讲了干尸的事。当时，他们正在吃晚饭。布兰卡讲了干尸如何走动，如何悄悄低语，闷声呻吟。让·德·萨蒂尼手里拿着叉子，张开嘴，听得呆若木鸡。那个伺候主人吃饭的印第安人正端着托盘走进饭厅。一听这话，猛地绊了一下，烧鸡滚落到一把椅子底下。让立刻鼓动如簧之舌，振振有词，斩钉截铁地说，是布兰卡的神经出了毛病，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全是她受惊后胡思乱想所致。布兰卡假装同意这套说辞。可她觉得丈夫反应如此之强烈的确令人起疑。平时他对布兰卡提出的问题从不在意。用人那张脸一时间失去了平日那种泥塑木雕般的呆板表情，两眼朝眼眶外鼓了鼓。这副表情也很可疑。布兰卡心中盘算：是时候了，一定要彻底查清四处游动的干尸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天夜里，她告诉丈夫想服一片安眠药，好睡上一觉。说完，就早早告退了。实际上，她喝下一大杯咖啡，站在门旁边，打算监视几个小时。
约摸半夜时分，布兰卡听到轻轻的脚步声。她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探出脑袋。就在这工夫，只见一个小小的黑影弓着腰在走廊尽头一闪而过。这一次，布兰卡很清醒，知道不是在做梦。只是她身子重，用了近一分钟才走到廊道。夤夜，沙漠中寒风飒飒，古旧的嵌板式顶棚嘎嘎作响，窗帘被吹得鼓胀起来，好似大海中扬起的黑帆。布兰卡小时候常在厨房里听老奶奶讲妖怪的故事，从小儿起，就害怕黑暗，可又不敢点灯，怕把四处游动的小小干尸吓跑。
蓦地，一声强行压抑的沙哑的呼喊冲破了深夜的静谧，声音好似发自棺材底部，至少布兰卡的感觉是这样。坟墓深处的东西猛然涌现在她眼前，逼得她招架不住，难以动弹。心脏怦怦地跳动，仿佛要跳出嗓眼儿。耳边又响起一声呻吟，她才从昏沉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鼓起劲一直走到让·德- 萨蒂尼的“实验室”门前。推了推门，门上着锁。布兰卡把脸贴在门上，分明听见屋里有人窃窃私语，还夹杂着闷住气的喊叫声和嬉笑声。疑团解开了，原来干尸竟是这么回事。布兰卡回到自己的房间，心情坦然了，不是她的神经出了毛病，而是丈夫的密室里发生了非常丑恶的事情。
第二天，布兰卡等着让·德·萨蒂尼仔仔细细地梳洗打扮，慢慢腾腾地吃完早饭，逐版地翻阅报纸，直到最后一页，然后离开家，照例去散步。她呢，快要做妈妈了，显得又安详又淡漠，丝毫没有透露出要采取大胆行动的意思。让出去后，她把穿高跟鞋的印第安人叫来，第一次命令他去办件事。
“你到城里去，给我买点儿蜜饯番木瓜。”布兰卡干巴巴地命令说。
印第安人慢吞吞地走了，这个种族的人都是这么慢慢腾腾的。布兰卡和其他用人留在家中。对这些人她也心怀恐惧，但不像害怕那个像宫廷侍臣似的奇怪的家伙。她盘算着，在印第安人回来前还有两个小时，不必匆忙行事，可以从从容容地行动。她拿定主意一定要弄清游动干尸的秘密。布兰卡相信，在光天化日之下，“干尸”不敢瞎胡闹，于是走到“实验室”门前，本希望没有上锁。低头一看，门和平时一样还是锁住了。她把所有的钥匙试了一遍，没有一把合适的。她从厨房里拿来那把最大号的刀，把刀塞进门轴儿里，开始用力撬，直到把门框上的干木头撬碎。门扇松动了，屋门打开了。损坏的地方是无法掩饰的。布兰卡心里明白，要是丈夫看见了，她势必得讲出点理由来。作为家庭主妇，她有权了解家里发生的事情，布兰卡觉得有这条理由也就足够了。二十多年来，看见三条腿的桌子跳舞，听到母亲预言那些难以预见的事情，她都能不动声色，也算见过世面的人了。可是，一跨进门槛，布兰卡还是不由得浑身直打冷战。
布兰卡摸着黑儿找到开关，拉亮了电灯。屋子很宽敞，四壁涂着黑漆，窗户上挂着厚厚的黑窗帘，一丝光线也透不进来。地上铺着厚实的暗色地毯。举目四望，到处是聚光灯、电灯和灯罩。还是在老佩德罗·加西亚的葬礼上，布兰卡第一次看到让摆弄这些玩意儿的。当时，他兴冲冲地先给死人拍照，又给活人拍照，最后把大家惹火了，农民把胶片扔在地上，直用脚踩。布兰卡惴惴不安地朝四下里扫了一眼，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虚幻的世界之中。她绕过箱子朝前走了几步。箱子打开着，里面有各个时代装饰着翎毛的衣服、拳曲的假发和华丽的帽子。在一根从天花板上悬垂下来的金黄色吊杆前，布兰卡站住脚步。吊杆上挂着一个卸掉四肢的模特儿，大小和普通人一样。布兰卡还看到屋角有一只涂了防腐油的死羊驼，桌上散放着几瓶琥珀色的酒，地上还有几张奇异的兽皮。不过，最让她吃惊的还是那些照片。一见照片，布兰卡惊得目瞪口呆。在让·德·萨蒂尼工作室的墙壁上挂满让人看了难受的色情照片，暴露了丈夫的隐秘的本性。
布兰卡是个反应迟钝的人，看了好半天才弄明白摆在眼前的是些什么东西，她在这种事情上还缺乏经验。她和佩德罗第三一起走过一条漫长的路。乡村里，寂静无声，在一望无际的天空下，他们不慌不忙，心情舒畅地走过树林、麦田和小河。直到最后阶段，才水到渠成，体验到什么是男女爱情。她没来得及经历少女的烦躁。在学校里，女学生们偷偷地阅读违禁小说，成天想的是情意绵绵的美少年和春心萌动的处女，而她却坐在修女院的洋李树荫下，闭上眼睛，准确无误地温习着和佩德罗·加西亚第三一起度过的美妙时光。佩德罗第三把她拥在怀中，充满柔情蜜意，拨动了她深藏的心弦，就像拨动他那把吉他。本能刚刚觉醒，就得到了满足，因此从未想过热恋还会有其他形式。比起她期望看到的专爱惹是生非的干尸来，那些不堪入目的乱七八糟的场面更是令人干百倍惊愕。
布兰卡从照片上认出家里雇用的所有仆人的面孔。印第安奴仆一个不漏，全在上面。人人赤身露体，就像上帝把他们送到世上来那种样子，或者胡乱披着戏装。她看到有厨娘的相片，看到涂防腐油的大羊驼骑在跛足的女用人身上，看到那个伺候他们吃饭的面无表情的印第安人，像初生婴儿似的光着身子，汗毛稀少，两脚短小，石雕似的一张脸，一副呆板的表情。
一时间布兰卡简直不知所措，最后，一阵恐惧感攫住了她。她竭力冷静下来，好好思索思索。记得新婚之夜让·德·萨蒂尼说过，他对夫妻生活没什么兴趣。此时，布兰卡才明白这番话的含义。她也隐隐约约地悟出了为什么那个阴鸷的印第安人能有那么大的势力，为什么用人们背地里嘲笑她。她觉得自己成了被押解到地狱门口的俘虏。这当儿，胎儿在她腹中动弹了一下。布兰卡像听到警钟似的打了个冷战。
“孩子! 我要带你离开这儿! ”布兰卡捧住肚子，大声说道。
她跑出“实验室”，闪电般地穿过院落，直跑到街头。中午，天气酷热，阳光刺眼，布兰卡才恢复了现实感。她很清楚，肚子里怀着九个月的孩子，她不可能走出很远。于是，又折回房间，把能找到的钱全都带上，从给孩子准备的华丽的衣服里抽出几件，打成个小包袱，然后朝车站走去。
布兰卡坐在月台的一个粗陋的木凳上，怀里抱着包裹，张大惊恐的眼睛。需要等上几个小时，火车才能到站，她咕咕哝哝地祈祷着，但愿当伯爵回到家里看到“实验室”的门被拆了，不会出来拼命找她，强令她回到笼罩着一片妖气的印第安人王国，但愿火车加快速度，准点到站；但愿婴儿先不要在腹中‘躁动，弄得她五内如焚，容她赶在婴儿出生前回到父母家中；但愿自己有足够的力气顶住这两天不停歇的长途跋涉；但愿生的愿望能压倒突然袭来的可怕的忧伤。布兰卡咬紧牙关等待着。
第九章
小姑娘阿尔芭
阿尔芭是逆产。这可是个好兆头，一辈子福星高照。外祖母克拉腊在孩子后背上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一块星状黑痣。大凡到世间来享清福的人都有这样的黑痣。阿尔芭出生后第二天，克拉腊向大家宣布：“甭为这孩子操心。她准有福气，准能过好日子。皮肤错不了，一辈儿传一辈儿嘛。我都这么大岁数啦，还没有皱纹呐，从来没长过疙瘩。”大家一听这话也就不为她今后如何生活操心了，反正星辰相合，小姑娘造化大着呐。在黄道十二宫中，小姑娘处在狮子座。外祖母仔细看了天宫图，用白颜色在一本黑纸相册上记下了她未来的命运。把小姑娘的几绺绿色胎毛和落草后不久剪下的指甲也粘在相册上，还贴上几张能看出她当时模样儿的相片。小家伙个头儿特别小，脑袋光秃秃的，皮肤白皙，皱皱巴巴，只有那双黑漆漆、亮晶晶的眼睛从摇篮时期就有一种老成睿智的表情。孩子的生身之父就有这么一双眼睛。母亲的意思是管她叫“克拉腊”。可外祖母不同意家里人重名，认为那样会把她的生活记事本搅得乱七八糟。于是，大家到同义词词典里去找，发现在一系列表示“明亮”的同义词当中最后一个是“黎明”。好多年后，阿尔芭想，一旦自己有了女儿，再找到一个既表示同样含义又能当名字用的词儿就很难了，也曾为此焦急万分。布兰卡提出可以用外语嘛，这样一来，选择面就宽多了。
下午三点钟，窄轨火车行驶在沙漠腹地，阿尔芭差点儿生在火车上。真要是那样，照天宫图来看可就要了命了。幸好她在妈妈的肚子里又坚持了几个钟头，总算出生在姥姥家里。日期、生辰、地点和星位恰恰相宜。布兰卡事先没打招呼，突然回到街角大宅院。她浑身是土，披头散发，眼圈儿发黑。阿尔芭躁动着要出来，疼得她弯腰折背，脑袋几乎碰着地。她拼命敲门。门一打开，她像阵狂风似的冲了进去，一步不停直奔缝纫室。克拉腊正在里边给未来的外孙女儿缝制最后一件精致的小衣服，只剩下几针了。经过长途跋涉，布兰卡一进屋就摔倒在地上，连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只听汩汩汩一阵水响，她觉得肚子似乎炸裂开来，好像全世界的水都从她两腿间滚滚流出。克拉腊叫喊了几声，用人们和海梅闻声赶来。这几天，海梅正在家里追求阿曼黛。大家七手八脚把布兰卡挪到克拉腊的房间里，撂在床上，把她身上的衣服撕扯下来。这工夫儿，阿尔芭开始露出了小小的身体。海梅舅舅在医院里接过几次生。他用右手使劲抓住阿尔芭的屁股，左手手指伸进去，探寻婴儿的脖子，解开勒在脖子上的脐带，帮她出生。听到喧闹声，阿曼黛也急忙跑来，用全身力气挤压布兰卡的肚子。克拉腊俯下身体，盯住女儿痛楚的面庞，把蒙着纱布的茶叶过滤器凑近她的鼻子，滴入几滴乙醚。阿尔芭很快就落草了。海梅从她脖子上摘下脐带，把她头朝下举在空中。只听“啪啪”两巴掌，阿尔芭这才喘过气来，开始了痛苦的人生旅程。阿曼黛从书上读到过有关非洲部落习俗的内容，也主张返回大自然。她从海梅手里夺下初生婴儿，满怀爱怜地把她放在母亲温暖的腹部，为她排遣一下初到人间的悲苦。母女俩赤身露体，抱在一起，稍事休息。其他人忙着打扫产房，更换床单，给孩子铺上第一块尿布。当时，大家都很激动，谁也没有注意到大衣柜里藏着个小米格尔。他战战兢兢地不敢动弹，从半开半闭的柜门后面看到了接生的场面。只见从一个布满青筋、顶着根脐带的肉球里出来一个裹着淡青色眙膜的紫微微的小娃娃。这个场景深深印入他的脑海，一辈子也不能忘怀。
阿尔芭在户口簿和教区档案里登记的时候，用的是父亲的法国姓。但是她一直不用这个姓，因为母亲的姓拼读起来要容易得多。外祖父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不赞成这种坏习惯。一有机会就要说，孩子的爸爸尽人皆知，他的姓又受人尊敬，可偏偏要用妈妈的姓，好像孩子来路不正，生得不光彩似的，岂不是自找麻烦? 伯爵是阿尔芭的生身之父，埃斯特万不许任何人怀疑这一点。外孙女儿闷声不响地在家中蹒跚学步，显得笨手笨脚。埃斯特万却不顾常理，硬是希望早晚有一天能在外孙女儿身上看到法国伯爵的潇洒风度和温文尔雅的仪表。克拉腊闭口不谈这事。过了很久，有一次她见外孙女儿在花园里破损的雕像间玩耍，猛然觉出她和家里的人都不大像，更不像让·德·萨蒂尼。
“她那双老成持重的眼睛究竟像谁呀? ”外祖母问。
“像她爸爸那双眼睛。”布兰卡不经意地回答说。
“是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吧，我估摸着。”克拉腊说。
“嗯。”布兰卡承认了。
在家庭里谈及阿尔芭的父亲只有这么一次。正像克拉腊在笔记本上写的那样，此事完全无关紧要，反正让·德·萨蒂尼已经从生活中消逝了。谁也没再听到他的音信。当时，布兰卡既没有独身女子的自由，又要受到已婚女子的种种约束，可她又没有丈夫。按说为了摆脱尴尬处境也该打听打听让的下落，然而谁也没去费这份儿心思。阿尔芭从来没见过伯爵的照片。妈妈把犄角旮旯搜寻了一遍，伯爵的照片见一张撕一张，连两个人挎着胳臂的结婚照也没留下。她打定主意要把那个同她结过婚的男人彻底忘掉，自当世上没有过这个人。她不再提起伯爵，也绝口不谈为什么逃离夫家。克拉腊曾经当过九年的哑巴，深知沉默不语的好处。她不但不向女儿打听，还帮她把让·德·萨蒂尼从记忆中抹掉。她们告诉阿尔芭，父亲是位高贵的绅士，聪颖过人，不幸得了热病，死在北方的沙漠里。童年时代，阿尔芭整天接触的是平淡无奇的真实生活，子虚乌有的东西不多，这算是其中一件吧。比如，当时有人说孩子是从圆白菜里出来的，或是白鹤把他们从巴黎运来的。海梅舅舅告诉她，这些话全是瞎说八道。尼古拉斯舅舅也告诉她，所谓“东方博士”、仙女和大老妖都是神话中的人物。阿尔芭在噩梦里见到过死去的父亲。她梦见一个漂亮的青年，一身素装，足蹬白色漆皮鞋，头戴草帽，顶着毒日头在沙漠里赶路。她梦见行路人经不住酷热，浑身发烧，舌敝唇焦，步子越跨越小，踉踉跄跄地越走越慢。走着走着，打了个趔趄，摔倒在地上，爬起来，又跌倒了。他在滚热的沙子里爬了一段路，最后躺在一望无际的灰白的沙丘间，兀鹰在他失去生气的身体上方往返盘旋。这个梦她做过多次。好多年后，有人让阿尔芭到市立停尸所去认一具尸体，据说可能是她父亲，当时她着实吃了一惊。那时候，阿尔芭已经长成一个勇敢的姑娘，胆子挺大，对各种逆事早就习以为常。她独自一人来到停尸所。一个戴白围裙的实习医生出来接待她，领着她穿过那所古老建筑的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宽敞的大厅。大厅四壁涂着灰颜色，里面寒气逼人。戴白围裙的人打开巨大的冷库铁门，取出一只冰屉，上面躺着一个老人，肿胀的身体呈青紫色。阿尔芭仔细观看这具尸体，看不出和她多次梦见的形象有丝毫相似之处。她觉得这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样子像个邮差。盯住手看一看，根本不是什么温文尔雅、聪颖过人的高贵的绅士的手，而是不屑一谈的普通人的手。可是，此人身上带的证件却确凿不移地证明那具青紫色的可怜尸体就是让·德·萨蒂尼。他不是像阿尔芭童年在噩梦中看到的因患热病死在黄惨惨的沙丘，而是年岁大了，过大街的时候死于中风。这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克拉腊活着的时候，阿尔芭还是个小姑娘，街角大宅院是个封闭的世界，阿尔芭处处有人保护，连做噩梦也有人保护。
阿尔芭出生后不到两个星期，阿曼黛离开了街角大宅院。她的体力恢复了，没费什么劲就猜透了海梅的心思。她拉着小弟弟的手飘然远行，就像当初来的时候一样不露声色，悄然无声。大家见不到她，唯一能找到她的人也没去找，因为他不想得罪弟弟。好多年后，海梅又和阿曼黛不期而遇，然而为时已晚。阿曼黛走后，海梅大失所望，又埋头读书，工作，过起原来的隐士生活，几乎不在家里露面。他不再提起姑娘的名字，并且和弟弟一直保持着距离。
家里添了外孙女儿，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性情也变得温柔些了。变化虽然难以觉察，克拉腊还是从一些小事上看出来了。看见小姑娘的时候，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眼睛就闪闪发亮；给孩子买来贵重的礼品；一听孩子哭，就面露不悦之色。不过，他对布兰卡还是那么疏远。父女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融洽，自从倒霉的婚事以后更见恶化。只是因为克拉腊一定要大家保持和睦，父女俩才能在同一屋顶下过活。
那时候，埃斯特万家几乎所有的房间都住上了人。全家人天天和客人们一起进餐。餐桌上还留出空位子，以备不速之客光临。大门整天大敞四开，一任亲友、宾客进进出出。正当特鲁埃瓦参议员为改变国家命运尽心竭力的时候，他的妻子却灵巧地航行在社会生活的激流之中，同时也灵巧地航行在精神世界的惊涛骇浪之中。年岁大了，练的机会多了，克拉腊越来越善于猜透隐秘的事物，挪动远距离的东西。情绪一亢奋，她很容易进入惝恍状态，坐着椅子在屋里到处转悠，仿佛椅子座儿下面安了一部隐形发动机。那时候，家里人大发善心，收留了一个没饭吃的画匠。为了报答居亭的恩情，他为克拉腊画了一幅像，这是留传至今的唯一一幅画像。很久以后，穷苦的画匠成了大师。如今这幅画像收藏在伦敦一家博物馆里。有一段时间，为了让受迫害的人吃上饭，家里不得不变卖家具、摆设。这幅画像也和其他许多艺术品一样流到国外。在画上可以看到一位中年女子，一身白衣，满头银发，面露甜蜜的表情，像荡秋千时那样愉快。她正躺在一把摇椅上歇息。摇椅离开地面，悬在半空，飘浮在绣花帷幔之间。一个大瓶子口儿朝下在空中飞舞，一只胖乎乎的黑猫像位大老爷似的在那儿观赏周围的东西。博物馆的编目里说，这幅画受到夏加尔的影响。事实并非如此。这幅画百分之百地符合画家在克拉腊家中看到的真实情况。时代使然嘛! 当时，人类神秘莫测的力量和上天的善意可以无拘无束地发挥作用，超过物理学和逻辑学规律的限制，造成出人意料的情况，克拉腊通过心灵感应和做梦同游魂、同冥间息息相通。此外，她还在空中悬挂起一只摆锤，桌子上按顺序排开一个字母表。摆锤自动地摆来摆去，指着下面的字母，组成以西班牙语和世界语书写的信件。这说明，阴间人感兴趣的只是这两种语言，而不是英语。克拉腊把这个意思写进一封信里，交给讲英语国家的大使，但是一直没得到回答。她给先后几任教育部长也写过信，阐明她的理论，即在学校里不要教英语、法语这类水手、小商人和高利贷者的语言，而要强使孩子们学习世界语。不过，也没有收到回信。阿尔芭儿时吃的是素食，练的是日本武术，跳的是西藏舞，还向豪瑟先生学习瑜伽气功，练习精神放松和集中以及其他许多很有意思的技能。此外，两位舅舅和三位会魔法的默拉小姐都对她进行过教育。外祖母克拉腊根本不会理家，瞧不起四则运算，甚至连加法也忘得一千二净，可还得千方百计保持“大车”不住转动。这辆“大车”就是她的家，上面坐满异想天开的人。操持家务和管理账目理所当然地落在布兰卡身上。布兰卡分出一半时间完成这个微型王国的管事工作，分出另一半时间在陶器作坊里干活儿。作坊设在院子的最深处。无处消愁，就躲到那里给天生呆傻人和小姐们上课，制作稀奇古怪的陶土妖精，而且当做刚出炉的面包卖，真是要多荒唐有多荒唐!
阿尔芭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负责往大花瓶里插鲜花。她打开窗子，让阳光和新鲜空气涌入室内。但是，鲜花不到晚上就凋谢了。原因是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时常吼声如雷，把桌子拍得山响，厉害得能让大自然吓破胆。他所经之处，小猫小狗慌忙逃窜，树木花草低头打蔫。布兰卡弄到一棵从巴西引进的橡胶树。这棵树长得蔫蔫巴巴，无精打采，唯一的好处是价值昂贵，是按一片片叶子买下来的。一听见老头子过来了，离橡胶树最近的人便立刻把树挪到凉台上安全的地方。否则，老头子一出现，树叶子马上会耷拉下来，顺着树茎往外冒白不呲咧的浆汁，像是牛奶般的泪水。阿尔芭不去学校上学。外祖母说，像她这样福星高照的人认识俩字儿就行了，在家里完全能学会。她急如星火地让孩子识字。五岁那年，每到吃早饭的时候，阿尔芭都要跟外祖父读报，讨论新闻。六岁的时候，她发现了那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老舅姥爷马科斯收藏的诱人的箱子里的讲鬼怪的书，便一头扎进有去路无回路的幻想世界。家里没人操心她的身体健康。大家都不相信维生素的效力，还说疫苗是专给母鸡种的。另外，外祖母看过她手掌上的纹路，说她是钢筋铁骨，一定能长命百岁。家里人只是要她用“白露”水洗头，好把出生以后长起来的暗绿色头发冲淡冲淡。这种关心确实是可有可无。特鲁埃瓦参议员说过，就随她去吧，尽管是绿头发，到底只有她还从俏姑娘罗莎那儿继承下一点东西嘛。为了博得外祖父的欢心，阿尔芭长成少女后不再用“白露”水洗头了。她改用欧芹水冲冼，把头发弄得碧绿碧绿的。除此以外，阿尔芭和家里大多数妇女长得不一样。个头小，一点也不起眼儿，而其他人几乎个个都是风姿绰约。
布兰卡闲工夫儿不多。一空下来，想想自己，想想女儿，总不免要抱怨几句。女儿孤苦伶仃的，成天寡言少语，没有年岁差不多的孩子陪她玩。其实呢，阿尔芭并不觉得孤单。有时候能逃开外祖母的锐利目光和妈妈的直觉，躲开那些在街角大宅院里出出进进的怪人们的吵吵嚷嚷，反而会感到幸福。女儿不爱玩娃娃，布兰卡挺着急的。倒是克拉腊赞成外孙女儿的做法。她认为，那些小眼睛一张一闭、难看的嘴巴紧紧合上的瓷娃娃是些让人讨厌的小尸体。她亲自动手用为穷人织衣服剩下的毛线做了几个难看的小人儿。说是小人儿，其实没什么人形儿。放在摇篮里摇、洗澡都省事多了，玩完了就往垃圾箱里一扔。小姑娘最喜欢玩的地方还是地窖。地窖里有老鼠，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下令在门上加了闩。可是，阿尔芭把脑袋钻进气窗，一出溜就能无声无息地落进那座堆满废旧物品的天堂。地窖里长年累月昏昏暗暗，好似一座被封死的金字塔。里面堆放着破旧的家具、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工具、拆散的机器、“科瓦东加”( 就是那辆老掉牙的汽车) 的碎块。阿尔芭的两个舅舅把汽车拆开，改成跑车，最后又变成一堆废铁。阿尔芭把这些东西全都利用起来，在角落里搭房子。还有一些装旧衣服的衣箱和手提箱，阿尔芭穿上旧衣服，演出独角戏。最后，还有一张难看的带狗头的皮子，黑不溜秋，尽是虫蛀的斑痕，铺在地上好似一只张开爪子的可悲的野兽。这是忠实的巴拉巴斯的最后一件可怜的衣服。
在一个圣诞节的夜晚，克拉腊送给外孙女儿一件绝妙的礼物。有一阵子，这件礼物居然取代了令人着迷的地窖。那是一只装颜料罐和画笔的盒子和一架小梯子。克拉腊同意阿尔芭在她房间的宽大的粉墙上随意涂画。
有一次，克拉腊看见阿尔芭在小梯子上稳住身体，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画了一列装满动物的火车。她说：“画吧画吧，你能松快松快。”那些年，阿尔芭在卧室的四壁画出一大幅壁画。背景是奇花异草和她想象出来的各种野兽。她画的动物和罗莎绣在台布上的兽类以及布兰卡在窑里烧制出来的陶土兽类一样，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个背景上，她画出了儿时的愿望、回忆、痛苦和欢乐。
两个舅舅和她很亲近，而她更喜欢海梅。海梅长得人高马大，毛发浓密。他大约每天要刮两次胡子，即使如此还像是蓄着一部凶神般的络腮胡须。两道漆黑的眉毛粗粗拉拉的。海梅故意把眉毛朝上梳，让外甥女儿觉得他更像魔鬼。他的头发硬挺挺的，像把刷子，天天涂发蜡也没有用，而且老是那么潮乎乎的。出来进去总夹着几本书，拎着工具箱。他告诉阿尔芭，他是一个偷首饰的贼，那只吓人的箱子里装着撬锁器和活扳子。小姑娘假装很害怕，其实她知道舅舅是医生，小箱子里装的是医疗器械。赶上下午下雨，两个人想出些充满幻想的游戏，消闲解闷。
“把大象牵来! ”海梅舅舅下令说。
阿尔芭走出去，用一根无形的绳子牵回一只想象的大象。他们花上半个多小时喂它吃大象爱吃的青草，用土给它洗澡，保护皮肤不怕风吹日晒，把象牙擦得光润润的。同时，还热烈争论住在原始森林里有什么好处和不便。
“这个小丫头儿早晚要发疯! ”有一次，特鲁埃瓦参议员看见小阿尔芭坐在走廊上阅读海梅舅舅借给她的医学著作，曾经这样说过。
全家人当中只有阿尔芭有把钥匙可以进入舅舅的“书巷”，从那儿取书看。布兰卡认为，看书要有选择，有些东西对她那个年龄的孩子是不合适的。可是，海梅舅舅说，人不会读不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感兴趣，那就是成熟得能够读懂了。对洗澡，对吃饭，他也坚持同样的理论。他说，要是孩子不想洗澡，那是因为不需要洗；孩子饿了，再给她吃想吃的东西；机体比任何人都了解自身需要什么。在这两点上，布兰卡死不让步，她强使女儿保持严格的生活秩序和卫生习惯。结果，除了正常吃饭、洗澡外，阿尔芭还大口大口地吞食舅舅送给她的好吃的东西，一觉得热就用皮管子冲澡，而且一点儿也没有损害她的健康体质。阿尔芭希望海梅舅舅跟妈妈结婚，有这么个爸爸比起有这么个舅舅来，她觉得心里更踏实。别人告诉她，这种结合叫乱伦，生下来的孩子都是傻子。从那以后，她就认定星期四到妈妈的作坊来的学生都是他们的舅舅的儿子。
尼古拉斯也和小姑娘心贴心。只是他这个人没有常性，变化多端，慌里慌张，干什么事都是一带而过，一会儿一个主意，一会儿又一个主意。主意一多反而弄得阿尔芭无所适从。阿尔芭五岁那年，尼古拉斯舅舅从印度回到国内。他本来也在三条腿的桌子上和大麻的烟雾中祈祷上帝莅临，后来这套玩意儿搞烦了，才决定到一个不像故乡这么粗俗的地方去寻找上帝。一连两个月，他跟克拉腊没完没了地泡蘑菇。克拉腊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克拉腊睡觉了，他趴到耳朵边上小声求情，最后总算说动妈妈卖掉一枚钻石戒指，给他凑足路费去甘地的故土。这一回，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没有阻拦。他心里想，尼古拉斯可以在那个遥远的国度里看到母牛到处游走，很多人没有饭吃。到那儿转转对他也许大有好处。
“只要你没让眼镜蛇咬死，或者染上外国流行病病死，我盼着你回来的时候能变成个大人。你那套离奇古怪的行为，我真受够了。”在码头上和儿子告别的时候埃斯特万说。
尼古拉斯沿街乞讨过了一年。他步行走过瑜伽派教徒走过的道路，足迹踏遍喜马拉雅山、加德满都、恒河和瓦拉纳西。朝圣完毕后，他确信上帝是存在的。此外，还学会了用帽子上的别针穿透面颊和胸前的皮肤，学会了几乎不吃饭也能过活。忽然有一天他回到家里，事先也没打个招呼。只见他用块尿布挡住羞处，瘦得皮包骨。脸上像常年吃素的人一样带着一副迷迷离离的表情。两名满腹狐疑的军事警察把他押送回家，如果不能证明他的确是特鲁埃瓦参议员的儿子，就准备立刻把他投入监狱。后面还跟着一群孩子，往尼古拉斯身上扔垃圾，拿他取笑。到底是克拉腊，一下子就认出了他。特鲁埃瓦参议员告诉军事警察不必怀疑，同时命令尼古拉斯赶快冼个澡，换上正常人的衣服，否则就别想在家里待下去。尼古拉斯对父亲视若不见，也不搭腔。他弄成了吃素食的习惯，不吃肉，不吃蛋，也不喝牛奶。跟兔子吃一样的东西，渐渐地那张焦躁不安的脸也越来越像张兔脸。他吃的东西很少，每一口都要嚼上五十次。每次吃饭都成了长得没有尽头的仪式。阿尔芭趴在空盘子上睡着了，用人们在厨房里拿着大盘子直打瞌睡，尼古拉斯还在一本正经地嚼啊嚼的。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气得不再回家用饭，顿顿都在俱乐部里吃。尼古拉斯说，他能光着脚在烧红的火炭上行走。每当他要表演一下，克拉腊就犯哮喘病，赶紧躲到一边儿去。他常说些奇奇怪怪的亚洲语言，挺不好懂。他感兴趣的全部是精神领域里的东西。家庭生活中的物质主义惹他讨厌。姐姐和妈妈要他吃，要他穿，这种过分的关心也惹他讨厌。在家里，他走到哪儿，阿尔芭就像只小狗似的跟到哪儿，求他教她学倒立、用别针穿嘴巴，这样追着不放，纠缠不休也惹他讨厌。冬天到了，寒气逼人，他还是赤身裸体。他可以憋住气，坚持上三分来钟。谁求他，他都愿意露一手，求他表演的人还真不少。海梅说，可惜的是空气不要钱。算一算，尼古拉斯吸进去的空气只抵上常人的一半儿，而且看来对他毫无影响。整个一冬天，他光吃胡萝卜，从不喊冷。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用黑墨水写了一页又一页，全是蝇头字。春风乍起，他宣布书写好了。一共写了一千五百页，最后说服父亲和哥哥资助出版，答应卖书赚下钱再还给他们。经过修改、印刷，一千多页手稿变成一本六百页的厚书，讲的是上帝有九十九个名字以及通过气功锻炼达于涅槃。结果，成效不像预料的那样好，装书的箱子只好堆放在地窖里。阿尔芭用书箱当砖搭战壕玩。好多年后，一场烈火把这些书统统化为灰烬。
书一出版，尼古拉斯立刻亲切地捧起书本，脸上恢复了久已逝去的鬣狗般的笑容。他换上体面衣服，宣称该把“道”交到生活在愚昧无知的黑暗中的同代人手里了。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告诫他，不准在家里开设学校，还警告说，决不许他往阿尔芭脑袋里灌输异端思想，更不许他教给阿尔芭托钵僧那套把戏。尼古拉斯到大学的咖啡厅去传道，结果争取到一大批信徒跟他学精神功和气功。没事儿的时候，他骑着摩托车四处兜风，还教给外甥女如何战胜疼痛以及肉体的其他弱点。他的办法是：什么东西让你产生恐惧，你就专和什么东西打交道。小姑娘对死人的事儿有一定兴趣，就按照舅舅教给的办法凝神专注，居然身临其境般地看到了母亲的死亡。她看见妈妈躺在棺材里，面如土色，浑身冰凉，那双美丽的深色大眼睛闭得死死的。她听到家人的痛哭声，看见亲友们鱼贯进入灵堂，默默地把拜帖放在一只大盘子里，又低着头出去。她闻到鲜花的芳香，听到拉灵车的装饰着羽毛的骏马的嘶鸣。她觉得新做的孝鞋夹得两脚生疼。她想象着自己成了孤儿，无人照管，形单影只。舅舅帮她学会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挺住不哭，全身放松，不跟痛苦较劲儿，让痛苦穿身而过。还有几次，阿尔芭把手指头紧紧夹在门缝里，学着忍住灼痛，一声也不“哎哟”。如果阿尔芭能经得住尼古拉斯提出的各种考验，坚持一个礼拜不掉眼泪，就能得到一次奖赏，主要是坐在摩托车上风驰电掣般地在外面兜圈儿。这种经历是毕生难忘的。有一次，尼古拉斯为了奖赏外甥女，带着她在郊外骑摩托车。在一条路上，闯进了回圈的牛群里。阿尔芭永远忘不了母牛的沉重身体和笨拙的步伐；忘不了母牛如何晃动尾巴扫打她的脸，用犄角撞她身体；忘不了牛粪散发出的臊臭；忘不了肚子里发空的感觉、惬意的眩晕和难以想象的激动。又是强烈的好奇，又是恐惧。在她一生当中，只有偶然的机会才重新体味到这种情绪。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也需要别人的爱怜，但是他不善于表达这种需要。自从和妻子关系恶化以来，更是无缘接受别人的柔情蜜意。于是，他把最美好的感情全部倾注在阿尔芭身上。对他来说，小姑娘比亲生儿女更加重要。每天早晨，阿尔芭穿着睡衣来到外祖父的卧室，连门也不敲就走进屋里，爬到床上。外祖父假装被惊醒，其实他早在等着呐。他嚷嚷着要她别捣乱，回自己房间去，让他再睡一会儿。阿尔芭故意撒娇，直闹得外祖父假装没办法了，同意她去找藏好的巧克力糖。藏东西的地方阿尔芭全知道，外祖父也是按照固定的顺序轮流使用这些地方。为了让外祖父觉得好玩，阿尔芭故意花好大一会工夫找啊找的，一找到就高兴得大声喊叫。埃斯特万一直不知道外孙女儿特别讨厌巧克力糖，吃糖只是处于对他的爱戴。一大清早逗逗外孙女儿，参议员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增添了富有人情味的人际交往。每天其余的时间，他忙着去议会，去俱乐部，打高尔夫球，谈生意，参加政治集会。每年他带外孙女儿到三星庄园去两次，每次待上两三个星期。回来的时候，皮肤晒成古铜色，身体胖了，精神更愉快了。当地酿造一种土制烧酒，可以饮用，可以当做饭的燃料，可以给伤口杀菌消毒，还可以杀死蟑螂。他们夸它是“伏特加”。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到了九十岁的时候，成了一株弱不禁风、七扭八歪的老树。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一定会想起和外孙女儿一起度过的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阿尔芭也永远不会忘记和外祖父手拉着手到乡村去旅行，坐在马背上到处游逛；不会忘记在辽阔的牧马场度过的黄昏，在客厅炉边讲鬼故事、画图画度过漫漫长夜。
特鲁埃瓦参议员和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糟糕。每到星期六，全家人围坐在圣栎木大桌子周围共进晚餐。每周只有这么一次。大桌子一直没从家里搬走，还是瓦列夫妇传下来的，就是说属于老老辈儿的东西了。大桌子曾经用来为死人守灵，跳弗拉明科舞，还派过其他意想不到的用场。他们让阿尔芭坐在母亲和外祖母之间，椅子上放个大枕头，好让阿尔芭的鼻子够着碟子。小姑娘用着迷的眼光仔细打量大人们。外祖母吃饭的时候装上假牙，显得神采奕奕，通过儿女们或用人和丈夫搭话。海梅故意显得缺乏教养，吃一盘菜打一回嗝儿，用小指头剔牙缝儿，惹得父亲气呼呼的。尼古拉斯两眼半张半闭，一口东西嚼上五十次。布兰卡东拉西扯，把一顿普通的晚饭说得玄而又玄。相对来说，倒是特鲁埃瓦不言不语的。不过，忍到最后，还是大发脾气。要么和海梅大吵大闹，内容无外是穷人啦，投票啦，社会党啦，还有原则什么的。要么大骂尼古拉斯搞什么乘气球上天，往阿尔芭身上扎针。要么用粗言恶语责怪布兰卡，有时候不答理她，有时候警告说她毁了自己的生活，甭想从他那儿继承一分钱。
这些话说了也是白说。唯独对克拉腊，他从不正面冲突，几乎也不跟她说话。有几次，阿尔芭突然发现外祖父两眼盯在克拉腊身上，久久地望着她，脸色渐渐变得白润、温柔了，简直成了一个陌生的老人。但是，这种情况不多，通常是老夫妇俩谁也不理谁。有时候，特鲁埃瓦参议员实在憋不住了，就大声吼叫，满脸通红，只好用罐凉水冲冲脸，消消火气，恢复正常呼吸。
那个时期，布兰卡的美貌达于顶峰，她多愁善感，体质娇弱，吃东西不长肉，需要多多休息，需要体贴。布兰卡个头儿较高，长得体态丰盈，但性情孤僻，又好哭鼻子。男人看了，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保护弱女的古老情愫。父亲并不疼爱她。她和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的爱情得不到父亲的谅解。特鲁埃瓦千方百计地让布兰卡记住她得靠父亲的怜悯过日子。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倾心于布兰卡。他认为女人吸引人的地方是那种躁动不安的愉快活泼的性格，可布兰卡一概没有啊。另外，他还想哪个正常的男人也不愿意娶这么一个身体欠佳、婚姻状况不清不楚、还赘着个孩子的女人。布兰卡呢，她对男人的窥伺似乎并不感到意外。她很清楚自己是个美人儿。对那些登门拜访的男人，她采取了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眨巴着黑眼睛给他们鼓气，另一方面又和他们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旦看出有人认起真来，马上断然拒绝，和他斩断关系。有些人手头儿宽裕，打算用讨好阿尔芭的办法赢得布兰卡那颗心。他们给阿尔芭买了许多贵重的礼品。带机关的娃娃，会走路，会吃饭，会哭，还会模仿人的灵巧动作。他们送给她好多奶油点心，带她逛动物园。小姑娘看见关在笼子里的可怜的野兽难过得直掉眼泪。特别是那只海豹在她心灵上引起某些不祥的预感。这些挥金如土的胖胖的求婚者拉着阿尔芭的手参观动物园，使阿尔芭一生害怕大墙，害怕铁栅栏，害怕遭禁闭，害怕受孤凄。在所有向布兰卡求爱的人当中，进展最快的是那位“压力锅大王”。此人家资巨万，性情温柔，爱动脑筋。可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挺讨厌他，因为他受过割礼，长了一个塞法尔迪人的鼻子，满头鬈发。特鲁埃瓦揶揄他，敌视他，最后算把他吓住了。此人从集中营死里逃生，战胜了贫困和流放，最后在残酷的贸易战中大获全胜。在谱写浪漫曲那个阶段，“压力锅大王”常用车接布兰卡到供极少数人享乐的地方吃晚饭。那辆微型汽车只有两个座位，轮子是拖拉机式的，发动机有涡轮机的声音。全市仅此一辆。小车经过之处，引来好多好奇心胜的人，却招来特鲁埃瓦一家人的不满和蔑视。布兰卡根本不理会父亲的恼怒和街坊的窥探，像个总理似的大摇大摆地往车上一坐。身穿仅有的那件精工缝制的黑衣服和白绸衬衣。都是逢年过节才穿的服装。阿尔芭和妈妈接个吻，站在门口送妈妈出去。她的鼻尖上留着妈妈身上淡淡的茉莉花香，胸中郁结着焦虑不安之情。多亏尼古拉斯舅舅对她的训练，才使她没有因为妈妈出门而失声痛哭。她担心有朝一日那个按时上门的公子哥儿会劝得布兰卡跟他一块走掉，自己会永远失去妈妈。她早就认定不需要爸爸，更不需要继父。可真要是妈妈不在了，她会一头扎进水桶里，让自己憋死，就像大猫每四个月下窝儿小猫，厨娘把小猫淹死一样。
认识佩德罗第三以后，阿尔芭才不再担心妈妈会丢下她。她凭本能知道只要这个人活着，任凭是谁也赢得不了布兰卡的爱情。那是夏季的一个星期天。布兰卡用烧热的铁棍儿给她卷好头发，把耳朵都烫伤了。给她戴上雪白的手套，穿上黑漆皮鞋，戴上一顶草帽，上面还有几朵假樱花。外祖母克拉腊看见她，不禁哈哈大笑。妈妈往她脖子里滴了两滴香水才算把她哄住。
“我带你去认识一位名人。”出门的时候布兰卡神秘地说。
布兰卡带着小姑娘来到日本花园，给她买了几支用红糖做的棒糖和一小包玉米粒。她们手拉着手坐在树荫下的一条凳子上，周围的鸽子在啄食玉米。
妈妈还没来得及告诉她，她已经看见那个人走过来了。只见他穿着一条机械工的灯笼裤、一双方济各会修士的凉鞋，光着脚没穿袜子。一部又黑又浓的胡须直到半胸，脸上挂着一副舒心的笑容，满面红光，笑得十分好看。冲这副模样，就是位值得画入她房间巨大壁画中的人物。
来人和小姑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从眼睛上认出了对方是谁。
“这位是佩德罗第三，唱歌的。你在收音机里听过他唱歌。”妈妈说。
阿尔芭伸出手，来人用左手握了握阿尔芭的手。她这才注意到佩德罗第三的右手缺了几个指头。可是他说，尽管如此，他还可以弹吉他。只要你想干一件事，总会有办法。三个人在日本花园里一起散步。下午四点多钟，他们搭乘电车( 城里只剩下最后几辆电车了) 到市场的小饭铺去吃鱼。天黑了，佩德罗第三一直陪她们回到街角大宅院所在的那条街上。分手的时候，布兰卡和佩德罗第三接了个吻。这是阿尔芭一生中第一次看见人们接吻，因为在她周围根本没有恋人。
从那天起，布兰卡每到周末都要一个人出去。她说，要去看望远房的表姐妹。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十分气恼，吓唬说要把她赶出家门。布兰卡决心已下，寸步不让。她把孩子交给克拉腊，拎着个画着花儿的难看的小手提箱坐上公共汽车就走了。
“我担保不会结婚，明天晚上就回来。”告别的时候她对女儿说。
午睡的时候，阿尔芭喜欢和厨娘坐在一起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民歌，特别是她在日本花园里认识的那个人唱的民歌。有一天，特鲁埃瓦参议员走进贮藏室，一听见收音机的声音就猛扑过去，几拳头把收音机砸成一堆扭曲的电线和零散的旋钮儿。外孙女儿张大惊恐的眼睛，不知道外祖父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火儿。第二天，克拉腊又买了一架收音机，让阿尔芭什么时候想听佩德罗第三唱歌就能听。老特鲁埃瓦只好假装不知道。
那阵子正是“压力锅大王”求爱的时候。佩德罗第三得知有这么个人，竟吃起醋来。其实，拿他在布兰卡心目中的地位和那个犹太商人的进进退退的纠缠比一比，他再要吃醋可是毫无道理了。和从前一样，他要求布兰卡离开特鲁埃瓦家，摆脱掉父亲的残暴监护，脱离那个坐满痴呆人和有闲小姐们的寂寞的作坊。干脆跟他走，一起尽情享受从童年起就遮遮掩掩的爱情。但是，布兰卡拿不定主意。她知道，要是和佩德罗第三走，她会被甩出原来的社交圈子，丢掉原来的社会地位。她明白自己根本不可能和佩德罗第三的朋友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不可能适应工人住宅区的简朴生活。几年以后，阿尔芭长大了，在分析妈妈这一段生活的时候，她得出这样的结论：妈妈没有跟佩德罗第三一起走，仅仅是因为爱他还爱得不够。其实，她在特鲁埃瓦家里能得到的东西，佩德罗第三都能给她。布兰卡是个十分穷困的女人。只有当克拉腊伸把手，或者卖出些陶制怪物，她才能有几个钱。每月的月钱少得可怜，几乎全花在延医买药上了。她老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什么病。虽然现在天天干活儿，手头儿又挺紧张，可生病的想象力并没有减弱，反而逐年增强。她极力不求父亲帮忙，免得遭他辱骂。克拉腊和海梅不时给她买件衣服，或者给些零用钱。平时她连买双袜子的钱也没有。特鲁埃瓦参议员为外孙女儿购买绣花衣服，订做皮靴。阿尔芭衣着华丽和妈妈的贫困成了鲜明的对比。布兰卡生活得十分艰苦。无论冬夏，都是清晨六点钟起床。点上作坊的烧窑，穿上胶皮围裙、木底鞋，收拾工作台，和泥，准备上课。两只胳膊插入冰凉粗拉的泥里，一直没到胳臂肘儿。指甲经常开裂，皮肤上尽是口子。久而久之，手指头也变形了。一到那个钟点，她就坐在作坊里，为圣诞日制作奇奇怪怪的动物，谁也不来打扰她。这样开始了一天的生活。然后，忙家务，买东西，支使用人，一直忙到上课的时间。学生是好人家的女孩子。她们没事可干，赶时髦学点儿手工技术。比起她们的老奶奶给穷人织衣服来，这个活儿显得更雅致些。
为痴呆人开课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想出来的。有一天，克拉腊的一位老朋友到特鲁埃瓦参议员家里来，身边带着她的孙子。这个孩子胖乎乎的，样子挺温顺。圆圆的一张脸，好似满月。两只东方人的小眼睛，表情总是那么和蔼可亲。他十五岁，可阿尔芭觉得他像个婴儿。克拉腊要外孙女儿带他到花园去玩耍，要她注意别让他弄脏衣服，别掉进喷水池里淹死，别吃土，别揉搓裤子的襟门儿。阿尔芭很快就懒得看他了。这孩子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根本没法交谈，阿尔芭只好把他带到制陶作坊里。布兰卡想让他安静会儿，于是往他手里放了一团泥巴，并给他戴上一条围裙，免得溅上脏水和泥点子。小家伙高高兴兴地待了三个小时，没流口水，没尿裤子，也没拿脑袋撞墙。他捏出了几个粗劣的泥人，然后作为礼物送给祖母。老太太甚至已经忘记是带孩子出来的，这下子高兴极了。由此，人们才想到做陶器对痴呆儿有好处。布兰卡最后决定为一群孩子开课，每到星期四下午让他们到作坊来。孩子们乘坐一辆小卡车，陪他们来的是两位戴着浆过的“馄饨帽”的修女。她们坐在花园的凉亭里和克拉腊一起喝可可，讨论十字针法的优点和罪孽的等级。这时候，布兰卡和女儿教孩子们捏小虫子、泥球儿、滑稽可笑的小狗儿和不成样子的杯子。年末，修女们举办了一个展览会和露天舞会，把那些丑八怪似的工艺品拿到会上义卖。布兰卡和阿尔芭很快意识到，当孩子们觉得有人喜欢他们的时候，干起活儿来比平时要好得多，和他们沟通的唯一办法就是疼爱他们。母女俩学会了搂抱孩子，吻他们，逗他们，最后真的爱上了他们。每个礼拜，阿尔芭都盼着痴呆儿乘坐的小卡车快点儿来。孩子们跑上来拥抱她，她乐得直蹦高儿。可是，星期四也真是累人。阿尔芭筋疲力尽，躺在床上，作坊里的孩子一副副亚洲型的甜蜜面孔在她脑海里一个劲地打转。布兰卡免不了要闹偏头疼。眼瞅着修女们的雪白帽檐儿上下呼扇着，拉着那群痴呆儿走出大门，布兰卡拼命抱住女儿，吻了又吻，不住气地感谢上帝给了她一个发育正常的孩子。因此，阿尔芭从小时候起就有了这样一个概念：发育正常是上帝的恩赐。有一回，她和外祖母讨论起这个问题。
“几乎家家都有傻子或是疯子，孩子。”克拉腊一边专心致志地织衣服一边说。这么些年了，她一直没学会眼睛看着别处织毛衣。“有时候，外人看不见，那是家里人把他们藏起来了。家丑不可外扬嘛。把他们关在背静屋子里，不让客人看见。其实，也没有什么丑不丑的，他们也是上帝造出来的嘛。”
“可咱们家里就没有啊，姥姥。”阿尔芭反问了一句。
“哪里啊! 在咱们家人人都有疯病，也就显不出谁疯得最厉害了。”
这就是她和克拉腊的对话。在阿尔芭看来，家里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外祖母，她一生中记得最清楚的人物也是外祖母。外祖母好比是台发动机，使家里的魔幻世界——也就是街角大宅院的后半部分——得以启动，得以运转。阿尔芭在这个魔幻世界中自由自在地度过了七年。她对外祖母的怪言怪行已经习以为常。看见外祖母蜷曲着两条腿，坐在安乐椅上，迷迷瞪瞪的，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拖着满客厅转悠，并不觉得奇怪。每逢外祖母去医院、慈善院看望那群得到过她恩惠的穷人的时候，阿尔芭都要跟着去，甚至还学会了用四股毛线和粗针织背心。这些背心海梅舅舅穿一次就送人。阿尔芭直眉瞪眼盯着针织活儿，不外乎想逗得外祖母咧开没牙的嘴笑一笑。克拉腊常派阿尔芭给埃斯特万送信，因此，他们管她叫“信鸽”。小姑娘参加星期五的聚会，会上，大白天的，三条腿的桌子就蹦蹦跳跳，阿尔芭找不出任何机关，看不见任何大家熟知的动力或杠杆。阿尔芭也参加文学晚会。在会上，她既见到过成名的大师，也见到过克拉腊扶持的数量不等的怯生生的无名艺术家。当时，许多客人到街角大宅院吃吃喝喝。他们轮流住在那儿，或者至少参加精神聚会、文化座谈、社交茶话会。几乎全国的显要人物，包括那位诗人都来过。几年后，诗人被尊为本世纪最优秀的诗人，他的诗作被译为地球上大家知道的所有语言。阿尔芭曾在他的膝头上坐过好多次。当时，没有想到会有一天她在两排机关枪的枪口下捧着血染的石竹花走在诗人的灵柩后面。
克拉腊年岁还不算老。因为没有牙，外孙女儿觉得她很老了。她脸上没有皱纹。要是闭上嘴，脸上就现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人们会觉得她非常年轻。她身穿粗麻布长袍，好像疯子穿的束身衣。冬天，她穿长统毛袜子，戴无指手套。本来不可笑的事儿能逗得她挺开心。可她又不懂得开玩笑。别人笑过去了，她才想起来笑，总是笑得不是时候。看到别人出洋相，她会感到难过。有一阵子，她得了哮喘病。一犯病，就摇晃随身带的小银铃，把外孙女儿叫过来。阿尔芭抱住她，低声安慰她，帮她治病。凭经验两个人都知道治疗哮喘病的良方就是亲人长久地抱住病人。外祖母那双褐色的眼睛老是笑眯眯的。花白头发闪闪发亮，盘成一个蓬乱的发髻，几绺不听话的头发总是绾不住。双手白皙细嫩，手指细长，不戴戒指，指甲上涂着巴旦杏仁汁。手指只会做些轻柔的动作，像摆放算命用的扑克牌啦，吃饭的时候安上假牙啦，等等。阿尔芭成天跟在外祖母屁股后面，钻进她的裙子里，缠着她讲故事或者用意念的力量搬动坛子。每逢做过噩梦，或者受不住尼古拉斯舅舅的训练，阿尔芭就把外祖母当做可靠的藏身之所。克拉腊教她照料小鸟儿，学着用每个鸟儿的语言说话，认识自然界的先兆，用快针为穷人织围巾。
阿尔芭知道外祖母是街角大宅院的灵魂。其他人到后来才明白这一点，那已经是克拉腊去世以后，街角大宅院失去了鲜花、来来往往的朋友和调皮的幽灵，进入了混乱时期。
阿尔芭第一次见到埃斯特万．力口西亚是在她六岁那年。以前她可能在三星庄园里见到过他。就在她和外祖父夏天旅行的时候。外祖父带着她跑遍庄园，用豪迈的手势指给她看眼界以内的东西，从林荫路到火山，包括砖瓦小房，外祖父对她说，要学会爱土地，这些东西早晚都是她的。
“我的儿女都是些不成器的孩子。他们要是接管三星庄园，用不了一年这儿又得荒废了，跟我父亲那会儿一样。”埃斯特万对外孙女儿说。
“这儿都是你的吗，姥爷? ”
“都是我的。从泛美公路直到那边的山顶，看见了吗? ”
“为什么，姥爷? ”
“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是主人，当然是我的啦! ”
“嗯，为什么你是主人? ”
“因为这儿是我家的。”
“为什么? ”
“是我们从印第安人手里买下来的呀。”
“那些雇工一直住在这儿，为什么他们不是主人啊? ”
“你舅舅海梅净往你脑袋里灌些布尔什维克思想! ”特鲁埃瓦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嚷道，“这儿要是缺少一位东家，会出什么事，你知道吗? ”
“不知道。”
“早就完蛋了! 没人指挥，没人卖农产品，没人负责，你明白吗? 也没人照顾别人。比方说有人生病，或者死了，丢下孤儿寡母，都得饿死。每个人只能有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连家里人吃饭都供不上。需要有人为他们着想，替他们拿主意，帮助他们。在这周围我是数一数二的东家，阿尔芭。我的脾气不好，可我办事公道。我的雇工比很多城里人生活得还要好，他们什么也不缺。即使赶上水灾旱灾，或是闹地震，我会操持一切，不让一个人受穷。等你长大了，这些事都得由你来干。所以我常带你到三星庄园来，让你熟悉每一块石头，每一头牲口，特别是知道每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我的话你听懂了吗? ”事实上，阿尔芭和农民很少接触，远说不上知道每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所以，她没有认出那个笨手笨脚、肤色黝黑的小伙子。那天下午，小伙子来到首都，找到街角大宅院，轻轻叩了叩门。他那双小眼睛里露出老鼠般的残忍，身穿一件十分窄小、不合身量的黑衣服。衣服的膝盖上、胳臂肘儿上、屁股上磨得亮光光的。他说，他想找特鲁埃瓦参议员谈一谈，还介绍说他父亲是三星庄园的雇工。一般来说，像他这样地位的人只能进旁门，在贮藏室等着。那天正赶上家里请客，有人把他引进了书房。保守党的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厨房里足有一个排的厨师和帮手，都是特鲁埃瓦从俱乐部请来的。里里外外乱哄哄，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候来访只会添乱。那是个冬天的下午，书房里暗幽幽的，悄然无声。只有壁炉里噼啪作响的炉火发出些许亮光。书房里弥漫着一股地板蜡味和皮革味。
“在这儿等着，什么东西也别碰。参议员马上来。”女仆板着脸说，然后把埃斯特万·加西亚一个人丢在那儿。
小伙子扫视了一下书房，一动也不敢动。假如他是合法出生的，屋里的东西本来都可以归他所有。想到这儿，他恨得咬牙切齿。祖母潘恰- 力口西亚生前说过多少次这样的话。可惜她死于寒热病加抽风，丢下他完全成了孤儿。在一大群兄弟和堂兄弟当中，他什么也不是。只有祖母说他与众不同，不许他忘记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因为在他的血管里流动着东家的血液。他看了看书房，觉得很憋闷。沿着四壁摆满光溜溜的桃花心木书架。只有壁炉两侧放着两个玻璃柜，里面摆满东方的象牙和宝石。书房比其他房间高出一倍，这是建筑师唯一独出心裁之处，而且得到埃斯特万的同意。一道铁铸的螺旋式扶梯直通一座环绕全室的平台，上面算做书架的第二层。家中最精美的图画都挂在书房里，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要把这间屋子变成他的圣殿、办公室和藏身所，他喜欢把最珍爱的物件放在身边。从地板直到天花板，架子上放满藏书和艺术品。还有一张沉甸甸的西班牙式写字台，几把黑皮面大软椅背朝着窗户，四条波斯地毯盖住圣栎木镶花地板，几盏带羊皮纸灯罩的落地灯精心地布置在各处，只要坐下来都能有明亮的灯光可以看书。参议员喜欢在书房里召集秘密集会，策划阴谋，接洽生意。在他感到特别孤独的时候，就躲在书房里发泄怒气，消愁解闷，摆脱因计划失败而产生的沮丧情绪。但是，那个站在地毯上手足无措、吓得浑身冒汗的农家孩子对此茫然无知。这间笼罩着令人感到压抑、惶惑的气氛的豪华书房和他对东家的印象完全吻合。他又恨又怕，身体不住发抖。他从来没到过这样的地方。直到那时候，他一直认为世间最豪华的地方也就是圣卢卡斯电影院。有一次，学校老师带着全班同学在那儿看了一部讲泰山故事的影片。这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定主意，说服家里人让他一个人分文不带，长途跋涉来到首都找东家谈些事。他胸间壅塞着一大堆事，不能等到夏天再谈了。蓦地，他觉出有人在看他。他转过身来，正好看见一个穿绣花短袜、梳辫子的小女孩儿站在门口望着他。
“你叫什么? ”小女孩儿问道。
“埃斯特万·加西亚。”他说。
“我叫阿尔芭·特鲁埃瓦。请你记住我的名字。”
“我记住了。”
他们对视良久，小女孩儿疑虑消失了，大胆地走了过来。小姑娘告诉他还得等一会工夫，外祖父还没从议会大厦回来。又说，今天请客，厨房里乱得一塌糊涂，还答应过一会儿去给他找几块甜点心。埃斯特万·加西亚觉得舒坦多了。他在一把黑皮扶手椅上坐下去，慢慢把小女孩儿叫过来，让孩子坐在他膝盖上。阿尔芭身上散发出一股“白露”水味儿，甜滋滋的，清香扑鼻，香气中还混杂着少女的天然汗香。小伙子把鼻子凑近阿尔芭的脖颈，用力吸了吸这股清爽宜人的陌生的芬芳，不知为什么他两眼里噙满泪水。他恨这个女孩子，几乎不亚于对老特鲁埃瓦的仇恨。她有的东西，他永远不会有；她有的地位，他永远达不到。他想伤害她，毁了她，可还在嗅她，听她的燕语莺声，抚摸她滑润的皮肤。他摩娑着阿尔芭绣花短袜上裸露的膝盖，膝盖暖温温的，还有几个小坑儿。阿尔芭还在絮絮叨叨地说厨娘怎么把核桃仁塞进鸡屁股里，为大家准备晚餐。埃斯特万·加西亚闭上眼睛，浑身一个劲地打颤。他用一只手抓住小姑娘的脖子，觉得她的辫子刺得手腕发痒。他轻轻地攥紧了手，明知这么小的孩子，稍微一用力就能把她卡死。他想卡死她，看着她在自己的膝盖上蹬腿踢脚，挣扎着喘气。听她呻吟着死在自己的怀里。他要剥光她的衣服，心情极其激动。他把另一只手伸进小姑娘浆过的裙子里，抚摸她稚嫩的大腿，碰到细薄的棉布衬裙和带松紧带的衬裤的花边。在他脑海的一角里，还是清醒地意识到他站在深渊的边沿。小姑娘停止不说话了，静静地用大大的黑眼睛望着埃斯特万·加西亚。他抓起小姑娘的手，放在他挺起的阴茎上。
“这是什么玩意儿，知道吗? ”他哑着嗓子问。
“你的小便。”小姑娘回答说。她在海梅舅舅的医书插图看到过。尼古拉斯舅舅光着身子做亚洲操的时候，她也看到过。
埃斯特万·加西亚大吃一惊。他猛地站起身来，小姑娘跌坐在地毯上。他又惊讶又害怕，两手抖个不停，只觉得两耳发烧，膝盖软绵绵的。这当儿，走廊上响起了特鲁埃瓦参议员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他还没来得及调匀呼吸，老头儿已经走进书房。
“这儿怎么这么黑啊?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大声吼叫着，仿佛发生了一场地震。
特鲁埃瓦打开电灯。他不认得眼前这个用仓皇的目光望着他的年轻人。他向小姑娘伸开双臂，小姑娘像只挨了打的小狗似的躲在他的怀里，待了一会工夫。然后，挣脱出来，走出书房，顺手关上房门。
“你是谁，小伙子? ”他问他的孙子。
“埃斯特万·加西亚。您不记得我了吗? 东家? ”小伙子嗫嗫嚅嚅地说。
特鲁埃瓦这才认出他是几年前告发佩德罗第三的那个狡黠的小孩子。是他从地上捡起佩德罗第三被砍掉的手指头。虽然雇工的事情照例应该由三星庄园管事的去解决，他也明白不听听这个小伙子的申诉很难把他撵走。
“你来干什么?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问。
埃斯特万．力口西亚犹豫了一下。在他壮着胆子敲东家的大门以前仔仔细细准备了几个月的话，一下子全跑光了。
“快点儿说，我没有多少闲空儿。”特鲁埃瓦说。
加西亚结结巴巴地提出了他的请求：他已在圣卢卡斯读完中学，想请人推荐他上军事警察学校，还希望得到国家的助学金交学费。
“干吗不学学你爸爸、你爷爷那样留在农村呢? ”东家问。
“请您原谅，老爷，我想成为一名军事警察。”埃斯特万·加西亚用哀求的口吻说。
特鲁埃瓦猛然想起为小伙子告发佩德罗·加西亚第三，还欠着他一笔债呢。他想，现在正是还债的好机会，顺带还可以在警察局里安插一名亲信。“谁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得着他。”他想。特鲁埃瓦坐在沉重的写字台后面，拿起一张参议员的便笺，用常用的官话写了一封推荐信，把信交给站在旁边等候的年轻人。
“拿去，孩子。你选择这份职业，我很高兴。要是你想有杆枪，当罪犯呢还是当警察呢，最好还是当警察。我马上给乌尔塔多少校挂个电话。他是我的朋友，让他们给你弄份助学金。还要什么，再告诉我。”
“多谢您啦，东家。”
“甭谢啦，孩子。自己人嘛，我乐意帮忙。”
特鲁埃瓦在对方的肩膀上亲热地拍了几下，和他告别。
“为什么给你起名叫埃斯特万啊? ”走到门口，特鲁埃瓦问。
“因为您的关系，老爷。”小伙子红着脸回答说。
特鲁埃瓦对这件事没再多想。雇工们为了表示对东家的崇敬，厍东家的名字给孩子命名是常事。
阿尔芭满七岁那天，克拉腊去世了。最早感觉到克拉腊将不久于人世的，只有她自己。她开始悄悄地准备后事。先是认真仔细地把衣服分给用人和受她保护的人——这种人总是少不了的——只给自己留下必不可少的东西。接着，从隐秘的角落里找出生活记事本，整理文件，按照事件把笔记本分开，用彩带子扎起来。克拉腊没按时间先后顺序整理笔记本，因为她独独忘记标上日期。剩下的时间太紧迫了，她决定不再浪费时间查明日期。在寻找笔记本的过程中，从鞋盒子里、装袜子的包裹里和柜子底层找到了许多首饰。当初，丈夫送给她首饰，想以此赢得她的爱情。打那时候起，她把首饰一直丢在一边。克拉腊把首饰装进一只旧毛线长袜，用别针别好，交给布兰卡。
“孩子，把这些东西收好。早晚会用得上，除了打扮打扮，还能派别的用场。”
布兰卡把这件事告诉了海梅。海梅注意起母亲的行动。他发现母亲虽然表面上过的是正常生活，可她几乎不吃饭，只喝牛奶和几勺蜂蜜。觉睡得也不多，夜间只是写啊写的，要么就在家里四处游荡。她似乎渐渐脱离了人世，身体越来越轻飘，越来越透明，行动越来越快捷。
“不定哪天她会腾空飞走。”海梅忧心忡忡地说。
克拉腊突然感到憋气，觉得胸间奔驰着一匹疯狂的快马，一位焦急的骑士迎着风纵马狂奔。她说是哮喘病犯了，可阿尔芭没听到外祖母摇动小银铃，叫她过去用长久的拥抱为老人治病。一天早上，她看见外祖母打开鸟笼子，不知为什么显得那么高兴。
克拉腊有很多亲人，她给每个人写了张便条，悄悄地放进一个盒子里，藏在床底下。第二天早晨，克拉腊没有起床。女仆端着早饭进来，她不让女仆拉开帐子。她正在告别光明，一点点走进黑暗。
海梅闻讯赶来看母亲。磨了好半天，母亲才让他检查了一下。从脸上没看出什么不正常的样子，但海梅知道母亲快要死了，这一点毫无疑问。从卧室出来的时候，他假装笑得很开心。一到外面，看不见母亲了，只觉得两腿发软，不得不靠在墙上。家里人他对谁也没有讲，只请来一位专家，是他在医学院读书时的老师。当天，专家来到特鲁埃瓦家里。看过克拉腊后，专家证实了海梅的诊断。他们把全家人叫到客厅里，只说了几句闲话，就告诉大家克拉腊活不过两三个礼拜了，现在只能多陪伴她，让她高高兴兴地撒手而去。
“我看她是打定主意非死不可了。对这种病，科学毫无办法。”海梅说。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一把抓住儿子的脖子，差点儿把他掐死。接着，连推带搡地把专家撵了出去，抡起手杖打碎了客厅里的电灯和瓷器。最后，往地上一跪，像个孩子似的抽泣起来。这当儿，阿尔芭进来了。一看外祖父矮了半截儿，连忙走上前来，用惊恐的眼睛望着他。看到外祖父泪流满面，慌忙将他抱住。从老头儿的哭泣声中，阿尔芭知道了家中的不幸消息。她受过忍受痛苦的训练，外祖母又常对她讲死是什么，给她灌输对死的向往，所以全家人中只有她保持着冷静的头脑。
“死跟来到人间一样。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死是什么，所以心里害怕。可是，害怕只是人的内心情感，跟现实毫无关系。死和生一样，只是一种变化而已。”克拉腊曾经这样说过。
她还说，眼下她和阴间的灵魂交往没有任何困难，将来和阴间的灵魂交往也不会有什么困难，对此她有十足的把握。当死亡到来的时候，不要痛哭流涕。她希望阿尔芭保持冷静。外祖母死了，两个人不是分开了，而是挨得更近了。阿尔芭完全听懂了这番话。
过了不久，克拉腊似乎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从她费力地吸气上才能看出她还活着。不过，看样子，窒息并不使她感到痛苦，她没有挣扎着要多活几天。外孙女儿整。日整夜守在克拉腊身边。小姑娘不肯出去。家里人强拉她出去，她就胡蹬乱踹。只好在旁边临时给她铺一张床。阿尔芭一再说，外祖母什么都能知道，需要她留在身边。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克拉腊在临终前恢复了知觉，还心情平静地讲了几句话。她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她握着阿尔芭的小手。
“我要死了，是不是，孩子? ”她问。
“是的，姥姥。没关系，我跟您在一起。”小姑娘回答说。
“好吧。床底下有一盒便条儿，你拿去，分给大家。我来不及一一告别了。”
克拉腊合上眼睛，心满意足地舒了口气，头也没回就往阴间去了。全家人守在周围。海梅和布兰卡几夜没有睡觉，面容十分憔悴。尼古拉斯用梵语喃喃祷告。埃斯特万闭紧嘴巴，攥紧拳头，满腔怒火，悲痛万分。只有小阿尔芭还是那样镇定。仆人们、默拉姐妹也都在场。还有两名近几个月来一直寄居在特鲁埃瓦家的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厨娘请来一位牧师，站在一旁无事可干，因为特鲁埃瓦不许他用临终忏悔和洒圣水打搅垂危的克拉腊。
海梅俯在母亲身上，想听一听她的心脏是否还在微微跳动，什么也没听到。
“妈妈过去了。”海梅呜呜咽咽地说。
第十章
混乱时期
那件事我说不出口，可我打算把它写出来。二十年过去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很痛苦。本以为永远难得宽慰了。然而，到现在，我年届九十，总算悟出了克拉腊那番话的含义。她说过，和我们保持交往，她没有丝毫困难，这种事她试过多次了。从前，我四处乱撞，寻觅她的踪影。天天晚上，一躺下来就想着她跟我待在一起，好像当初她牙齿完好、对我满怀爱恋之情的时候一样。熄灯后，我合上眼睛。卧室里一片死寂，我盼着能看到她。醒着的时候，我不住气地呼唤她的名字。别人告诉我，睡着的时候我也在呼唤她。
克拉腊去世那天，我和她留在卧室里，关上门。多少年啊，我们俩一直不说话。她喜欢把悬挂着蓝绸帐子的大床叫做“漂浮在潺潺流水中的帆船”。我们躺在帆船上，共享那最后几个小时。趁此机会，我把以前没能说出口的话，把自从我动手打她的那个可怕的夜晚以来一直闷在心里的话，全都倾吐出来。我脱去她的睡衣，仔细端详一阵，寻找导致她死亡的疾病的症候。什么也没找到，我这才明白，原来是她了却了人间恩怨，飞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在彼岸，她的精神终于摆脱了物质的重压，或许会更加愉悦吧。人死了，可她丝毫没有变形，一点儿也不可怕。我久久地望着她，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机会这样随心所欲地观察她了。妻子变了，正像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大家都变了一样。我觉得她和往常一样漂亮。只是人瘦了，似乎长个儿了，比过去更高了。但我旋即明白，这只是幻觉，只是因为我本人萎缩了。从前，站在她身旁，我觉得自己是个大汉，可和她躺在床上，又觉得我们一般高矮。她那头拳曲的头发不大听话，结婚那会儿很招我喜欢。如今，几绺白发映衬着她那张睡熟的面庞，头发显得柔顺了。她面色苍白，眼睛周围蒙着两个黑圈儿。我第一次注意到她嘴角和前额上出现一些短短的碎纹。真像个孩子。她浑身冰凉，可还是过去那个温柔的女人。我可以平心静气地同她谈话，抚摸她，在睡魔战胜悲伤的时候和她睡上一会儿。她死了，这是无可挽回的事实，但是并没有妨碍我们相聚。我们终于和好如初了。
天色破晓，我为她梳洗打扮，好让大家看看她一副好模样。我给她穿上一件白色长袍。长袍放在衣柜里，里面只有几件衣服，我不由得吃了一惊。我本以为她是个讲究穿戴的女人。还找出几双毛袜子，给她穿好，免得把脚冻了，她这个人特别怕冷。接着，给她梳头，本想绾成她平时喜爱的发髻。可是，梳子一过，鬈发立即飘动起来，铺散在脸的四周。我觉得这样显得更加妩媚。接着，又去找首饰，打算给她戴上一两件，可是没有找到。只好摘下订婚以来我一直戴在手上的金戒指，给她套在手指上，代替那枚她和我破裂的时候一气之下扔掉的戒指。我把枕头放好，拉平床单，在她脖子上滴了几滴香水。然后打开窗子，让晨光泻入室内。一切安排停当，我打开屋门，让子女们和外孙女儿进来和她告别。他们看到克拉腊和平时一样美丽、洁净、面带笑容。一夜间我萎缩了十公分，脚在鞋里直晃荡，头发一下子全白了。不过，我没有哭泣。
“可以安葬了。”我说，“趁这个机会把我岳母的脑袋也一块儿埋了吧。就在地窖里，撂了不少时间啦。”我又加上这么一句。说罢，两脚拖着地走了出去，免得鞋子滑脱。 、
阿尔芭这才知道，原来那只猪皮帽盒里装的是她太婆妮维娅的脑袋，她用帽盒玩过祭鬼，在地窖的小屋里当过摆饰。那么长时间，妮维娅的头一直没有埋起来，起初是想避免惹起轩然大波，后来家里乱糟糟的，把它忘在一边了。这件事办得十分机密，唯恐给人留下话柄。杠房的伙计们把克拉腊安放在棺材里，把客厅布置成灵堂，挂起黑绸幔帐，点上大蜡烛，蜡烛滴着蜡泪。在钢琴上临时搭起祭坛。随后，海梅和尼占拉斯把外祖母的脑袋( 已经变成一个表情恐怖的蜡黄色的玩意儿) 放进棺材，让她和最疼爱的女儿一起长眠于地下。
克拉腊的葬礼成了一桩盛事。连我也说不清楚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为我妻子去世而悲痛万分。我不知道原来她什么人都认识。望不见尽头的吊唁队伍走过去，大家挨个儿和我握手。长长的车队堵塞了所有通往墓地的道路，前来送葬的代表团确实少见，有穷人、小学生、加入工会的工人、修女、痴呆儿、流浪汉、巫婆、神汉。三星庄园的雇工几乎全来了。他们分乘火车和卡车前来和她告别，有些人是生平第一次出远门。在人群中，我看见佩德罗- 加西亚第二。有好多年没再见着他了。我走上前去和他寒暄，他没有答理我。他低着头走近还没有封上的墓穴，把一束大约是从别人的花园里偷偷采下的半枯萎的野花投在克拉腊的棺材上。他哭了。
阿尔芭拉着我的手参加殡葬仪式。她两眼盯着灵柩被放入我们为克拉腊找到的临时安葬的墓穴，聆听冗长的颂辞，称赞外祖母未必具有的品德。回家以后，她跑到地窖里，关上门等着克拉腊的幽灵和她交谈，外祖母生前曾经答应过她。我在地窖里找到了阿尔芭，只见她躺在被虫子蛀得斑斑点点的巴拉巴斯那张皮上睡熟了，脸上露出微笑。
当天，我彻夜难眠。平生喜爱的两位女性在脑海里绞在一起，一个是碧发女郎罗莎，一个是明姑娘克拉腊。这对姊妹，我是多么爱她们啊。天亮时，我拿定了主意：既然生不能和她们在一起，死也要和她们做伴。我从写字台里抽出几张白纸，绘出一座豪华肃穆的陵墓。以意大利出产的鲑鱼肉色大理石为材料营造陵墓，再塑造两尊带天使翅膀的石像，一个代表罗莎，一个代表克拉腊。她们本来就是天使，今后永远是天使。总有一天，我将埋葬在她们两人中间。
我巴不得尽早离开人世。没有妻子，生活对我毫无意义。当时我不知道，我在世间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幸好克拉腊总算回来了，也许她压根儿没有完全离去。有时候，我想我是上年纪了，脑袋糊涂了。明明是二十年前埋葬她的，总不能不顾事实吧。我怀疑，我像个老疯子似的眼前尽是幻影。可是，现在我明明瞧见她从我身边走过，明明听见从小径传来她的笑声，疑虑也就烟消云散了。我知道，她在陪伴着我，宽恕我过去采取的种种粗暴行为，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和我靠得这么近。她还活着，和我在一起，明姑娘克拉腊……
克拉腊一死，街角大宅院的生活全乱套了。时代变了。那些幽灵、那些宾客、那股乐融融的气氛全都随她而去了。过去家里总是笼罩着一股欢乐的气氛，克拉腊不相信尘世是泪谷的说法，相反她认为这是上帝的戏言。连上帝都不当真，谁要是当真，岂不成了傻瓜? 阿尔芭从开头几天起就留意到家道败落的兆头。她看到这种情况虽然进展缓慢，却不可挽回。在全家人当中，她第一个发现花瓶里的鲜花枯萎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腻腻的令人作呕的气味。鲜花干枯了，叶子脱落了，花枝折弯了，最后只剩下几棵蔫蔫的花梗，又过了很久有人把它扔掉了。阿尔芭懒得再去剪鲜花装饰房间。接着，花草树木枯死了，因为没有人像克拉腊那样给它们浇水，跟它们说话。那几只猫悄悄地溜走了，正像当初它们悄悄地到来或是悄悄地出生在陡峭的屋脊上一样。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换上一身黑衣服，一夜之间他从身强力壮的中年人变成一个说话结结巴巴、弯腰驼背的老人。虽然进入老年，他仍然未能改掉暴烈的脾气。在有生之年，他一直身着丧服。即使服丧的习惯已经过时，除了穷人还在袖子上扎黑箍儿表示哀悼外谁也不再服丧的时候，他仍然如此。他在脖子上挂了一条金链子，下面悬着一个岩羚羊皮小包儿，放在衬衫里面，靠在胸间。包里装的是克拉腊的假牙，这可以为他赎罪，给他带来好运道。全家人都意识到，克拉腊不在了，大家也就没有理由再待在一起了。他们之间几乎无话可说。特鲁埃瓦觉得，唯一能使他留在家中的就是外孙女儿了。
在以后的几年里，街角大宅院化做一片废墟。谁也不去照管花园，像浇浇水啦，清扫清扫啦。花园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似乎被小鸟和野草吞噬了。那片呈几何图形的花圃本来是特鲁埃瓦派人按照法兰西宫廷花园的设计图建造起来的。还有一处地方是克拉腊的王国，那里本来乱七八糟地栽种了大量茂盛的鲜花和葳蕤的大树。如今这两处地方杂草丛生，花木干枯了，腐烂了。那些盲目的雕像和淙淙的泉水覆满了干树叶、鸟类和青苔。藤架折断，虫豸在那儿做窝，邻居往那儿倒垃圾，弄得污秽不堪。总之，花园变成无人过问的荆棘丛生的荒地，令人寸步难行，即使用砍刀开路也很难通过。过去修剪得千姿百态的大葡萄藤被蜗牛和植物病害折磨得七扭八歪，根本不成样子。客厅里的帷幔一点点地从铜环儿上脱落下来，像老妇人的衬裙似的耷拉在半空中，颜色消退，积满灰尘。阿尔芭搭小屋、搭战壕玩的时候踩来踩去的家具露出了弹簧，死人似的趴在一旁。客厅里那条绣着凡尔赛田园风光的大幅双面挂毯本来是纤尘不染，如今变得龌龊不堪，成了尼古拉斯和他外甥女掷投枪的靶子。厨房里遍地油污，满墙烟灰，到处是空罐头盒和成堆的报纸。昔日的大盘烤奶糕和香喷喷的菜肴再也吃不到了。家里人宁肯天天吃鹰嘴豆和牛奶泡饭，谁也不愿意去招惹那帮小气的厨娘。她们每天在烟熏火燎得黑乎乎的浅口锅边值班，一个个怒气冲冲，蛮不讲理。地震，再加上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用劲摔门，用手杖乱敲，把墙壁和屋门弄裂了几道缝，百叶窗脱离了合页，可谁也不去动手修理修理。龙头开始漏水，管道往外渗水，屋瓦裂成碎片，潮气使粉墙上出现暗绿的水印。只有克拉腊那间铺着蓝绸子的卧室还是原封未动。里面摆着金黄色的木器家具，挂着两件棉布白衣服，还有那只原来装金丝雀的空鸟笼子、盛着做了一半儿活计的竹篮、做法用的纸牌、三条腿的桌子和几摞笔记本。笔记本上记载着五十年间的生活历程。很多年后，我在空荡荡的宅院的孤寂气氛中，在死者和失踪者留下的静谧的环境中整理这些笔记，凝神专注地阅读这些笔记，才得以重现这段故事。
海梅和尼古拉斯对这个家本来就没什么兴趣，如今更是兴味索然。他们对父亲毫无怜悯之心。父亲孤身一人，总想和他们建立起友情，填补家庭不和睦留下的真空。但是，毫无用处。他们住在家里，只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可以吃饭睡觉。他们像影子似的，对家里的事漠不关心，从不注意看看这种混乱的局面。海梅以圣徒的虔诚精神行医，那种坚韧不拔的劲头儿和父亲挽救三星庄园、聚积财富的时候一模一样。他把全副精力用在医院的工作上，在业余时间还免费为穷人治病。
“你真是不可救药啊，孩子，”特鲁埃瓦叹了口气，“你缺乏现实感，还不明白世界是怎么回事。你把宝押在不存在的空想的价值上啦。”
“帮助他人是实际存在的价值，爸爸。”
“不对。发善心跟你的社会主义观念一样，都是弱者发明出来的玩意儿，目的是利用强者，让强者屈服。”
“我不相信您那套什么强者、弱者的理论。”海梅反驳说。
“自然界总是如此。我们就生活在热带莽林里。”
“是啊，那是因为立规矩的人是那些和您想法相同的人。但是，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
“只能是如此，我们是胜利者。我们懂得怎么样在世界上立足，掌权。听我一句，孩子，头脑冷静点儿，去开个私人诊所，我来帮你的忙。和那些什么主义的歪门邪道一刀两断吧!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絮絮叨叨地说，但是毫无结果。
阿曼黛从生活中消逝之后，尼古拉斯的情绪似乎稳定下来了。游历印度归来，他对精神领域的东西颇感兴趣。在步入青年时期的头几年里，他从事过充满幻想的商业冒险活动。如今把那套有损想象力的玩意儿丢在一边，也抛弃了把眼前经过的女人全部据为己有的念头，一心只想通过不寻常的途径找到上帝。从前，他以特有的魅力吸引女学生学跳吉『、赛舞，现在又以同样的魅力把越来越多的信徒吸引到周围。其中大多数是过厌了优裕生活的青年人，和他一样，他们也在寻找某种能摆脱尘世骚扰的哲学。他们成立了一个小组，请尼古拉斯传授从东方学到的几千年积累起来的知识。到时候，大家在无人过问的后院那几间房子里聚会，盘起腿来打坐，阿尔芭给他们分核桃，倒茶水。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得知这些“当代人”，这些要以自己的名字为时代命名的人，在他背后练什么用肚脐呼吸，只要有人请求便立刻脱光衣服，他再也忍不下去了。他用手杖和警察吓唬他们。尼古拉斯终于懂得了，没有钱就没法儿把“道”传下去，于是他叫大家多少交点儿学费。用这笔钱居然租下一幢房子，开设了自然神论者学院。为了符合法律手续，他得给学院起个合法名称，就叫“归无学院”，简称“伊东”。父亲还是叫他不得安宁。尼古拉斯的追随者的照片开始见报了，一个个剃着光头，挂着很不体面的遮羞布，而且露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这件事使特鲁埃瓦家族成了笑柄。一得知“伊东”的先知是特鲁埃瓦参议员的儿子，反对派立刻利用这件事把参议员着实挖苦一番，把儿子的精神探索变成反对老子的政治武器。特鲁埃瓦强压着怒火。有一天，他看见外孙女儿阿尔芭也把脑袋剃得像台球一样光溜溜的，不住嘴地“喳喳喳”地在念咒。这下子，他火了，直气得暴跳如雷。他率领两名打手闯进儿子开办的学院。打手们把仅有的几件家具砸得粉碎，差点儿把那些心平气和的年轻人砸扁了。老头子猛然醒悟过来，觉得又干过头了，才下令别再砸了，叫打手到外面去等他。老头子直气得浑身发抖。在和儿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总算控制住了情绪。对儿子这些古怪举止，他实在受够了，用闷哑的声音咬牙切齿地说：
“外孙女儿的头发不长出来，你就别来见我! ”说完，用力一摔门走了出去。
第二天，尼古拉斯做出了反应。他先把父亲雇来的打手们砸碎的东西扔出去，清扫了一下现场，同时，调匀呼吸，一下一下地吐出胸中郁积的怒气，使精神得以净化。然后，带领只挂着一块遮羞布的信徒们，高举要求信仰自由、尊重公民权利的标语，朝议会的铁栅栏进发。走到议会前，掏出临时凑来的木头哨子、铜铃铛和小钹子，吹吹打打地把行人拦住。待到聚集了相当多的人以后，尼古拉斯开始脱掉衣服，像婴儿似的脱得精光，然后往大街当中一躺，张开两臂做成十字状。大街上刹车声、喇叭声、尖叫声、口哨声闹得一塌糊涂，声音一直传进议会大厦里面。参议院正在讨论地主是否有权用铁丝网围邻近道路的问题。议员们听到闹声中断开会，走到阳台上欣赏特鲁埃瓦参议员的儿子光着屁股高唱亚洲式圣诗这种千载难逢的场面。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三步并做两步，跑下议会大厦的宽阔的楼梯，冲到街上，恨不得把儿子一刀宰了。没等他跑出铁栅门，只觉得心脏似乎在胸间炸开了，眼前出现一道鲜红的帷幕。他颓然跌倒在地上。
一辆军事警察的辎重车把尼古拉斯带走了，一辆红十字会的急救车拉走了特鲁埃瓦参议员。特鲁埃瓦一连三个星期昏迷不醒，差点儿一命呜呼。刚能起床，他就掐住儿子尼古拉斯的脖子，把他塞进一架飞机，买票送他出国，命令他下半生不得回来见父亲的面。不过，也给了他一大笔钱，足够他安个家，过上相当长的时间。据海梅说，这是为了不让他再瞎胡闹，在国外丢父亲的脸。
在以后的几年里，特鲁埃瓦从布兰卡和尼古拉斯的零零星星的通信中得知家中这只“黑羊”的情况。听说尼古拉斯在美国又开了一座“归无”的学院，而且成绩斐然，赚了一大笔钱。什么坐气球升天啊，什么做三明冶啊，都赚不了这么多钱。尼古拉斯修建'r一个玫瑰红瓷砖游泳池，和学生泡在里面，还得到公民们的敬重。无意中把寻找上帝和做买卖发财结合起来了。当然，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不相信这些鬼话。
参议员等到外孙女儿长出了一些头发，别人不会误以为她长癣的时候，才亲自把她送进一所供有钱人家小姐念书的英国学校。他仍然认为，进英国学校能受到最良好的教育，虽然两个儿子学的结果不大相同。布兰卡同意父亲的安排。她心里很清楚，单凭星谱上诸星相合，阿尔芭一生中也不一定准有大出息。在学校里，阿尔芭能学会吃用开火焯过的青菜和烤大米，忍受院子里的寒冷，唱赞美诗，改掉世上所有的虚荣心——只有体育方面的争强好胜除外。老师教她读《圣经》、打网球和练习打字。用外语学习了那么多年，只有打字才对她有些实际用处。在这之前，阿尔芭没听人谈起过什么是罪孽，什么是小姐风范，不懂入神之间有什么界线，可能与不可能之间有什么界线。她只见过一位舅舅赤身露体，比划着空手道，走过游廊；另一位舅舅把自己埋在堆积如山的书籍当中；外祖父抡起手杖打碎电话和花坛里的花盆架；妈妈提着滑稽可笑的小箱子偷偷溜走．外祖母驱动三条腿的桌子，不打开钢琴盖就能弹奏肖邦的乐曲。学校那套按部就班的生活，她受不了。一进教室，心里就发烦。课间休息的时候，她坐在校园里一个隐蔽的地方，远远地躲开大家，不让别人看见。既盼着别人来邀她玩耍，甚至急得浑身发抖，又不住祷告千万别让人家注意到她。母亲提醒她，别把从海梅舅舅的医书里看到的关于人体的玩意儿告诉给女同学，也别对老师说世界语比英语优越。尽管提防了又提防，校长从开头几天起没费什么力气就看出了这个新生有些离奇古怪的地方。她观察了两个星期，对自己的判断确有把握了，就把布兰卡．特鲁埃瓦叫到办公室，用尽可能客气的口吻对她说，阿尔芭接受不了英国教育的一般约束，劝她把女儿送到西班牙修女学校，也许可以控制住她的胡思乱想，纠正她的缺乏教养。可是，特鲁埃瓦参议员不愿意被随便一位圣约翰小姐吓住，极力施加影响不让学校把外孙女儿开除。无论如何，他也要阿尔芭学会英语。他相信英语比西班牙语优越。照他看，西班牙语是二流语言，只适于谈些家务事和装神弄鬼，只适于表达控制不住的感情和没用的事情，在科学技术领域里完全不适用，而他恰恰希望阿尔芭在科学领域里能有所成就。在新时代的潮流冲击下，他总算承认了有些女人并非完全是笨蛋。他认为，从吸引一位有地位的丈夫来说，阿尔芭太微不足道了，但她可以找到一份职业，像男人一样养活自己。在这点上，布兰卡支持父亲的想法，从切身感受中她深知缺乏正规教育在生活中会出现什么结果。
“我不想叫你跟我一样受穷，不想让你靠着男人过活。”每当女儿不想上学，又哭又闹的时候，布兰卡就这样劝她。
他们不肯给阿尔芭退学，阿尔芭只好忍受了接连不断的十年的学校生活。
克拉腊死后，街角大宅院变成了随波逐流的小船。对阿尔芭来说，小船上唯一稳定的人是她母亲。布兰卡像只凶猛的母狮似的极力阻止家中的混乱和衰落。然而，很明显，在这场阻止家道败落的搏斗中，她势必一败涂地。只有她一个人尽力使大宅院保持着家庭气氛。特鲁埃瓦参议员还住在那里，只是不再邀请朋友和政界人士到家里来。他关闭了客厅，一个人待在书房和卧室里，对家里的事儿不闻不问。政务和生意都很忙，他要经常出门儿，出钱支持新的选举运动；购买土地和拖拉机；饲养赛马用的良驹；利用黄金、白糖、纸张的价格牟利。他不知道家里的墙壁亟须粉刷，家具快要散架了，厨房变成了垃圾堆。他没有留意到外孙女儿的毛背心已然变硬，女儿的衣服早已过时，干家务活儿，团泥巴，两只手毁得不成样子。倒不是参议员生性吝啬，纯粹是他对家里的事漠不关心。有时候，兴致一来，也给外孙女儿带回一两件硕大无比的精美礼物。这只能让人更加觉得他在银行账号上的无形财产和家里的寒酸相很不协调。他交给布兰卡的钱多少不等，但总是不够维持大宅院的开销。大宅院暗幽幽，空荡荡，破败不堪，冷风几乎可以穿墙而过，失去了昔日的府第模样。布兰卡手头上的钱不够花，只好向海梅借钱过日子。尽管她紧着拆东墙补西墙，到了月底还是欠下一屁股债。最后，只好打定主意去犹太珠宝商居住区，卖掉一些首饰。这些首饰恰恰是二十五年前在那个地方买的，克拉腊装在一只毛袜子里留给了她。
布兰卡在家里戴着围裙，穿着草鞋，和留在家里的几个仆人没什么差别。出门儿的时候，穿上那件烫了又烫的黑衣服和白绸衬衣。老伴儿去世后，外祖父没有心思再照料阿尔芭。她只能穿从远房的表姐妹那儿拿来的衣服，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大衣穿起来好像军用大氅，里面的衣服又短又窄。海梅本想给她们帮帮忙，但是良知告诉他与其把个人收入供姐姐和外甥女打扮，还不如给饥肠辘辘的人买些吃的。
外祖母去世以后，阿尔芭开始做噩梦，常常惊叫着醒来，浑身滚烫。她梦见家里人全都死了，只有她一个人在大宅院里四处走动，陪伴她的只有在游廊上彳亍的黑乎乎、虚飘飘的鬼魂。海梅提议阿尔芭搬到布兰卡的房间去住，让她心情平静一些。自从和母亲同住在一问卧室里后，阿尔芭总是暗中焦急地盼着早点儿躺下。她缩在被窝里，两眼盯着母亲按部就班地结束一天的生活，然后上床睡觉。布兰卡先用哈莱姆香脂擦脸。这种带玫瑰香味的玫瑰红色的香脂，据说对保持妇女皮肤滋润具有神奇的效力。接着，把栗色长发梳上一百遍。她开始长白头发了，别人看不出来，可阿尔芭看得见。布兰卡爱得感冒，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总是穿着闲暇时候自己编织的毛线衬裙睡觉。赶上下雨天儿，还戴上手套，抵御寒气。由于常年摆弄湿泥，寒气深入骨髓，海梅的各种针剂也好，尼古拉斯的中国针疗也好，都不见效。阿尔芭望着母亲在卧室走来走去，结婚时穿的睡衣随身飘荡，发髻解开，长发披在肩上，周身笼罩着干净衣服和哈莱姆香脂的淡淡香气。母亲失神地自言自语，说些互不连贯的话语，诸如抱怨青菜涨价啦，述说身上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啦，埋怨家务沉重，累得要命啦。此外，还用诗的语言叙述她同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的会面，忽而想象他出现在黄昏的云际间，忽而追忆起他在三星庄园的金黄色的麦田里。天天都是这样。完事以后，布兰卡才躺在床上，熄了灯。两个人的床相隔不远，布兰卡拉住女儿的手，给她讲故事。故事是从舅姥爷马科斯收藏在那几只诱人的箱子里讲鬼怪的书上看来的，只是她的记性不好，讲出来的全是新故事。阿尔芭从母亲的嘴里听到一位王子睡上一百年，公主们和恶龙进行搏斗；一只在森林里迷途的恶狼让一个小姑娘无缘无故地开了膛。待到阿尔芭要求再听一听这些可怕的故事的时候，布兰卡就重复不上来了，全都忘记了。因此，小姑娘也养成了写故事的习惯。后来，也记下她认为重要的事情，就像外祖母克拉腊做的那样。
克拉腊死后不久，陵墓的营建工程开始了。工程拖了几乎两年之久。我不断要求增加耗资颇大的新项目：几块刻上哥特体金字的石碑、可以透过阳光的玻璃拱顶以及一套仿效罗马喷泉的精巧机关。这套机关可以用细细的水流连续不断地浇灌设在陵墓中的一个小小的花园。我让人在花园里栽上玫瑰花和山茶花，都是我心中不住思念的她们姐妹俩喜爱的花。塑像是个问题。我退回了几个设计方案，我要的不是小不点儿的天使像，而是和罗莎、克拉腊一样的塑像，脸庞、手、身量儿都一样。一位乌拉圭雕塑师的设计合了我的心意，最后塑像就像我要求的那样竖立起来了。一切安排就绪，又碰上一个事先没想到的障碍。由于瓦列家族的人反对，我无法把罗莎迁入新墓。我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试图说服他们，给他们送礼，施加压力，直到利用政权的力量，但都无济于事。舅爷们寸步不让。我认为，他们准是打听到关于妮维娅脑袋的事了，对把脑袋扔在地窖里，撂了这么多年，生我的气了。看到他们如此顽固，我把海梅叫来，要他准备好，跟我一起到坟地去，把罗莎的尸体偷出来。他一点儿也不惊讶。
“好说好道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了。”我对儿子说。
和一般干这种事的人一样，我们是晚上去的，塞给看门的一笔钱。好多年前，为了陪伴罗莎在那儿度过第一夜，我也贿赂过看门的。我们拿着家什儿，沿着一条两侧种着翠柏的大道走进去，找到瓦列家族的墓地，动手干起阴气森森的掘墓勾当。我们轻手轻脚地挪开那块守着长眠于地下的罗莎的石碑，从墓穴里把白棺材拉上来。棺材比我们预想的要沉得多，只好求看门的帮个忙。墓穴狭小，干起活儿来很不得劲儿，手里的家什儿碰来碰去，那盏电石灯光线又很暗淡。随后，我们把石碑放回原处，免得有人猜疑墓穴是空的。完了事，弄得满身大汗。海梅想得周到，带来一壶烧酒，我们喝了点儿酒，提提神儿。虽然我们俩都不迷信，那块到处是十字架、拱顶和石碑的墓地还是怪疹人的。我在墓地口儿上坐下来喘口气，心里想，挪口棺材就累得我心律失常，眼前发黑，金星乱冒，可见我已经不年轻了。我闭上眼睛，想起罗莎，想起她那副姣美的面容、牛奶般的皮肤、美人鱼式的长发、撩人的甜蜜的眼睛、拿着珍珠母做的念珠、交叉在一起的双手和新娘戴的花冠。回想起这位俊俏的贞女，我不由得叹了口气。她从我手中跑掉了，这么多年一直躺在那里等我来找她，把她迁到合适的地方。
“孩子，咱们把这个打开。我想看看罗莎。”我对海梅说。
他没有试图说服我，因为每逢我拿定主意，那种说一不二的口气他是很熟悉的。我们把电石灯重新放了放。海梅耐着性子把青铜螺丝钉起下来，这么多年，螺丝钉都发乌了。我们抬起棺材盖，盖子沉得像是用铅打造的。在电石灯的白光下，我看见了俏姑娘罗莎，她身边撒着新婚用的橙花，满头碧绿的秀发。真美啊! 就像很多年前我看见她平躺在我岳父母饭厅的桌子上的白棺材里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出神地盯住她，时间没有使她变样儿，我并不奇怪，我在梦中看到的就是这副模样。我俯下身去，隔着盖住她脸庞的玻璃在我毕生喜爱的女人的苍白嘴唇上印了一个吻。这当儿，一阵轻风吹过翠柏，透过一些缝隙狡狯地吹进一直密封着的棺材。霎时间，容颜未改的新娘一下子解体了，化做一堆灰色的轻尘。当我抬起头来，张开眼睛，唇边还留着冷冷的亲吻感觉的时候，俏姑娘罗莎不见了。躺在棺材里的是有几个黑窟窿的骷髅头，颧骨上粘着几条象牙色的皮肤，脑后只有几绺发霉的乱发。
海梅和看门的连忙盖上棺材盖，把罗莎放在一辆小车上，推到在鲑鱼肉色的陵墓中靠克拉腊身边给她留出的地方。我在翠柏大道旁边的一座坟头上坐下来，两眼望着月亮。
“菲鲁拉言之有理，”我在想，“我只剩下孤身一人，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在萎缩，只差像条狗似的死去了。”
特鲁埃瓦参议员和在夺取政权中日益发展起来的政敌展开了斗争。其他保守党领导人身体发胖了，年岁越来越大了，在没完没了的无谓争论中浪费时间，唯有他一人专心致志地工作、研究、从北跑到南，靠个人的力量掀起一场永不停止的运动，根本顾不上年事已高和骨头咔咔作响。在每次议会选举中，他都重新当选为参议员。不过，他的兴趣不在权力、金钱或威望上，满脑子想的是摧毁一点一点渗入人民当中的、他称之为“癌症”的东西。
“哼! 掀起块石头就能找到个共产党! ”他说。
他说的话没人相信，就连共产党人也不相信。共产党人挖苦他动不动就暴跳如雷，模样像只戴孝的乌鸦。还说，挥舞手杖早已过时，他的预言晦涩难懂。特鲁埃瓦参议员把统计数字和近期投票的实际结果举到同党的鼻子跟前，大家却担心他越老越糊涂。
“早晚有一天咱们没法儿赶在统计票数以前把票箱偷出来。到那时候，咱们全他妈的得完蛋! ”特鲁埃瓦说。
“靠群众投票，在哪儿也没取胜过。至少也得闹场革命，咱们国家不会出这种事。”大家反驳他说。
“迟早会出的。”特鲁埃瓦激动地说。
“静一静，伙计。咱们不会允许发生这种事的。”大家安慰他说，
“他们在拉丁美洲找不到一丁点儿机会。他们没考虑到事务的魔幻的一面，您没看见吗? 这种学说是无神论，讲实际，讲实用。在这儿，成不了事! ”
就连乌尔塔多上校也没把共产党人看成是什么危险，虽然在他眼里全国到处是敌人。他不止一次告诉特鲁埃瓦参议员，组成共产党的不过是四个无足轻重的人。从统计学上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照莫斯科的指令办事。论那副虔诚劲儿，倒可以干些更有用的事业。
“莫斯科在地球的另一端，埃斯特万。咱们国家发生了什么事，那些人并不了解。”乌尔塔多上校对特鲁埃瓦参议员说，“他们根本不考虑咱们的国情。他们比‘红帽党’还要糊涂，这就是证明。前些日子，他们发布了一项宣言，号召农民、海员和印第安人参加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滑稽可笑的。农民知道什么? 海员天天在大海里，他们感兴趣的是下一个港口的妓院，而不是政治。印第安人! 总共才有二百来人。照我看，经过上个世纪的大屠杀，剩不下多少人了。想在他们的保留地里建立什么苏维埃，那就请他们试试吧。”上校用揶揄的口吻说。
“话是这么说。除了共产党，还有社会党、激进党和其他小党小派呐!'，特鲁埃瓦回答说。
在特鲁埃瓦参议员眼里，除了他那个党以外，所有政党都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他分不清这个党和那个党在意识形态上有什么不同。一有机会，他就当众表白自己的立场，因此，除了同党以外，大家都把特鲁埃瓦参议员看做是非常古怪的反动的狂人和寡头。保守党只好出来帮他刹车，别老是一说话就走嘴，让大家跟着出丑。特鲁埃瓦参议员是愤怒的斗士，随时准备在座谈会上、记者招待会上、大学里与别人开仗。其他人不敢露面的地方，他却身穿黑衣服，手持银手杖，摆着那部狮鬃，岿然不动。他是漫画家讽刺的对象。讽刺挖苦一多，他倒成了人人熟知的人物。在历次选举中，总为保守党的投票大杀风景。他是个狂热分子，性情激烈，不合时宜，但他是家庭、传统、财产和秩序的价值的最好代表。走在大街上，大家都能认出他，编造各种以他为题的笑话，人们当中流传着一些据说是有关他的逸闻趣事。据说，就在他儿子在议会大厦门前脱得精光那次，他的心脏病发作了，共和国总统把他叫到办公室，要派他到驻瑞士大使馆工作。在那儿，他可以从事和他年龄相称的工作，有助于恢复健康。特鲁埃瓦参议员的回答是用拳头猛砸国家元首的办公桌，把国旗和国父的半身像都震倒了。
“到死我也不离开这儿，阁下! ”他大声吼叫着，“我一不留神，马克思主义者就会把您坐的椅子抢走! ”
是他第一个把左派称做“民主的敌人”。不料，过了几年，这句话还真的成了独裁政权的口实。由此也可见特鲁埃瓦参议员的机敏。他几乎把全部时间和大部分财产用于政治斗争。他注意到，尽管不断打开新的生意门路，自从克拉腊去世以后，他的财产似乎仍在日益减少。不过，他并不着慌。据他想，事情的发展应该顺其自然。克拉腊活着的时候，给他带来了好运气，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克拉腊死后，自然不能再帮他发财。再说，他估摸着，凭现有的钱，在有生之年他仍然是个富翁。他觉出自己老了，想一想，三个儿女谁也不配继承他的产业。虽说眼下的农村不如过去那么兴旺了，他还是把三星庄园保存下来，留给外孙女儿。过去，从首都到三星庄园，得坐火车，好似一次远征打猎。如今，新修了公路，通了汽车，六个钟头就能到达。可他总是忙得没空去一趟。他隔三差五地把庄园的管家叫来，听他汇报情况。管家每来一趟，都要气得他连发几天脾气。管家老像打了败仗似的那么悲观。报告的总是一连串倒霉的事情，什么草莓受冻了，母鸡传染上鸡舌疮了，葡萄烂了，等等，等等。乡村本来是特鲁埃瓦参议员的财源，眼下却成了包袱，他还得时不时地从别的生意里抽出钱来贴补这块填不饱的土地。这块土地似乎很愿意回到特鲁埃瓦把它从贫困中挽救出来以前的那个无人照管的时代。
“我得去收拾一下局面。那儿需要主人亲自过问。”他唔唔哝哝地说。
“乡下都乱了套了，东家，”管家对他说过多次，“农民造反了。天天提出新要求，甚至有人说要和东家生活得一样。最好把庄园卖出去。”
特鲁埃瓦根本不愿意听人提起“卖地”二字。“什么都有用完的一天，只有土地能留得住。”他常爱重复这句话。二十五岁那年，妈妈和姐姐用和管家同样的理由强要他卖地，他说的就是这句话。不过，随着步入老年，再加上政治工作负担沉重，他对三星庄园失去了兴趣，正如对其他许多过去他认为是基本的东西失去兴趣一样。对他来说，三星庄园仅仅具有象征意义。
管家说得对，那几年农村全乱套了。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用天鹅绒般甜润的声音就是这样宣传的。无线电广播这一奇迹把他的歌声传到全国的穷乡僻壤。他三十多岁了，还是那副乡巴佬的模样。他喜欢这副派头，其实对生活的认识和事业上的成就早已磨去了他的粗鲁性格，使他的思想更加精细。他凭记忆用爸爸的剃刀蓄起一部山野人的胡须和先知的披散的头发，比其他抗议歌手争先恐后地蓄须留发早了几年。他穿着粗布裤子、手工编的草鞋，冬天披上一条粗毛线的“篷却”。这是他的“军服”。他以这副打扮出现在舞台上，照片印在唱片的封皮上。政治组织使他大失所望，他只用三言两语，用最简单的思想表达出他的哲学。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从母鸡和狐狸的歌谣发展到歌唱生活，歌唱友谊，歌唱爱情，也歌唱革命。他的歌曲尽人皆知，只有像特鲁埃瓦参议员那样顽固不化的人才无视他的存在。老头子不许家里放收音机，不让外孙女儿收听喜剧和小说连播，那些玩意儿净讲母亲失去子女，几年后又破镜重圆一类的故事。同时，也不让他的敌人用叛逆的歌曲闹得他消化不良。在他卧室里有一台现代化收音机，不过他只听新闻。他没想到，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和他儿子海梅是最知己的朋友，更没想到每次布兰卡提着那只滑稽可笑的箱子托辞外出，都是和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见面。他也不知道，有几个阳光灿烂的星期日，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带着阿尔芭去爬山。他们坐在山顶上一起观赏全城的景色，吃面包夹奶酪。他和阿尔芭谈穷人、受压迫者、失踪者以及特鲁埃瓦不愿意让外孙女儿知道的事情。然后，两个人像两只快乐的小狗儿似的顺着山坡滚下来，开心得哈哈大笑。
佩德罗第三眼瞅着阿尔芭长大，总想和她更加亲近。只是他没有真正把她当做亲生女儿。在这一点上，布兰卡坚决不让步。她说，阿尔芭经受了那么多惊吓，可还是个比较正常的孩子，这也算是个奇迹了。确实没有必要再在出身问题上给她制造混乱。最好还是让她相信目前的正式说法。另外，还有个危险，要是她把这件事告诉给外祖父，那就要捅大娄子了。不管怎么说，小姑娘的无拘无束的反叛精神还是很让佩德罗第三喜欢的。
“她即使不是我的女儿，也很像我的女儿。”他自豪地说。
在那些年里，佩德罗第三用如泣如诉的吉他声燃起了女人，特别是妙龄少女的爱情之火，得到她们的青睐。他一直过不惯独身生活。有些女人热辣辣地闯进他的生活。他需要的是爱情的新鲜感。他竭力使她们得到短暂的幸福。然而，从欢会的第一刻起，他就开始准备和她们道别，最后客客气气地把她们抛在一旁。常有这样的事：一个女人和他同床共枕，躺在他的身边呼呼睡熟，而他闭上眼睛，心里想的还是布兰卡，思念她那发育良好的丰腴的身体、温暖而丰满的胸部、唇边细细的皱纹、围在阿拉伯式眼睛周围的暗影，只觉得胸间压抑着一声呼喊。他走过很多的路，远远离开布兰卡，接触过许多肉体，试图同其他女人过下去。可是，在私下里，当他一人独处，预测着何时死亡时，想到的只有布兰卡。翌日清晨，他又开始轻巧地摆脱新恋人，一旦脱身，立即回到布兰卡身边，显得更加内疚，更加消瘦，两眼周围布上更浓的黑圈儿。他弹着吉他，唱出一首新歌，对布兰卡更增添了无限眷恋。
相反，布兰卡倒是习惯了独自生活。整天忙于大宅院里的家务，在陶器作坊里制作耶稣诞生模型和她想象出来的怪物，内心反而平静下来。模型中，唯一符合生物学规律的是那群在怪物环绕之中的神圣家族的群像。生活中，唯一的人即是佩德罗第三。爱情专一是她的天性，这种毫不动摇的感情力量帮她摆脱了平庸而凄凉的命运。即使看到佩德罗第三在那些头发平直、骨骼粗大的姑娘身后消逝，她对他仍是忠贞不二，没有因此稍减对他的爱恋。起初，佩德罗第三一离开她，布兰卡就认为他已不在人世。不久，她发现这仅仅是一刹那的事情。他每次走了，一定还会回来，会对她更加疼爱、更加温柔。布兰卡宁愿在供男女幽会的旅馆里和情人偷偷见面。她不喜欢两个人一起过着刻板的生活，讨厌夫妻生活的劳累，不愿意共度凄凉的晚景。每到月末一起为生活拮据发愁，星期天闲得难受，每天醒来嘴里一股臭味儿，年岁大了还要犯病，何苦来呢? 布兰卡是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有时候，她也想过拎起滑稽可笑的箱子和毛袜子里剩下的首饰，带着女儿去和佩德罗第三一起生活，最后还是胆怯了。也许她害怕经历过百般折磨的伟大爱情经受不住共同生活的考验——这是一切考验中最可怕的考验。阿尔芭长得很快。布兰卡心里明白，以照料女儿为借口一再拖延答复情人的要求，是无法长此下去的，但她仍想留待以后吧。其实，刻板的生活固然使她担心，佩德罗第三的生活方式同样让她害怕。他住在工人区的一间用木板和洋铁皮搭成的简陋的屋子里，周围有几百间类似的破房子。里面是夯实的地面，没有自来水，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小灯泡。为了布兰卡，佩德罗第三搬出了工人区，搬进市中心的一幢公寓楼，不知不觉间加入了中产阶级，这是他从来没想过的。不过，对布兰卡来说，这还不够。她觉得，公寓楼既肮脏又阴暗狭窄，住家又太杂。她说，不能让阿尔芭在那种环境里长大成人，在大街上、楼梯上和别的孩子一块儿玩耍，在公立学校里受教育。拖来拖去，青年时代拖过去了，步入了中年。仅有的欢乐时刻就是她悄悄地出去和佩德罗第三幽会，对此她也认了。每次出去，总要换上最漂亮的衣服，洒上香水，还要穿上时髦女郎爱穿的那种衬裙。佩德罗第三非常喜欢这种衬裙，而布兰卡却满面含羞地把衬裙藏在衣柜最隐蔽的角落里，还想出各种理由准备应付有人发现这件衬裙。布兰卡在各种生活问题上都是个讲究实际、脚踏实地的妇女。她克服了幼稚的激情，忍痛将情感埋在心底。她以幻想充实情感，使情感理想化，拼命地保护情感，剔除一切平庸的道理，最后把它化做小说式的爱情。
阿尔芭呢，她懂得不要在人前提到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的名字，她知道这个名字会在家里引起什么后果。她凭直觉意识到在外祖父和这个被人割断手指、亲吻母亲嘴唇的男人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严重的事情。但是，所有的人，包括佩德罗第三在内总是闪烁其词，不肯正面回答她的提问。有时候，卧室里只有她们母女二人，布兰卡给她讲佩德罗第三的一些故事，教她唱佩德罗第三编的歌曲，只是一直告诫她不要在家里哼这些歌。布兰卡从未说过，佩德罗第三是阿尔芭的生身之父，似乎连她自己也把这件事忘掉了。在她的记忆中，过去似乎是一连串的暴力行动、屡次被人抛弃和一件又一件的伤心事。事情是否真如她想的那样，她也没有把握。干尸的事、照片的事、足蹬路易十五式鞋子的没有胡须的印第安人的事——正是由于这些事她才逃离了夫家——如今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说伯爵因患病死于沙漠之中，最后竟然也信以为真了。又过了几年，有一天女儿告诉她让·德·萨蒂尼的尸体躺在停尸所的冰屉里。她听了，没有感到高兴，因为她早已觉得自己守寡多年了。她也不打算为自己的谎言作辩解。她从衣柜里拿出那件裁缝做的黑色旧衣服，用卡子别好发髻，陪同阿尔芭把那个法国人安葬在专门埋穷人的市立公墓。特鲁埃瓦参议员不同意从鲑鱼肉色的陵墓里给他匀出一块地方。母女俩孤零零地跟在黑棺材后面。多亏海梅慷慨解囊，她们才买下这口棺材。她们头顶着正午燠热的太阳，手拿着蔫巴巴的花束，觉得自己很滑稽，面对行将入土的孤苦伶仃的尸体，流不出一滴眼泪。
“我看爸爸连个朋友也没有。”阿尔芭说。
即使在那个场合，布兰卡也没向女儿吐露真情。
把克拉腊和罗莎安放在我的陵墓以后，我觉得心绪平静了一些。我知道，迟早我们三个人会在那里相聚，还有其他亲人，像我的母亲、老奶奶，还有菲鲁拉，但愿她已经谅解我了。我不希望后半生像前半生那样长，免得她们等我等得太久。
克拉腊的房间用锁锁住了。我不想让任何人进去，什么东西都不要挪动，每当我想起她，就能在那儿找到她的幽灵。我开始失眠了，这是老年人的通病。夜间，我睡不着觉，在宅院里四处走动。脚下拖着显着大了不少的拖鞋，披着那件发旧的主教穿的睡衣( 出于感情的原因，这件睡衣我一直保存着) ，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嘴里不住地抱怨命运不公。太阳一出来，我又产生了生的愿望。吃早饭的时候，我穿上浆过的衬衣和丧服，刮完胡子，安安静静地和外孙女儿一起看报。处理完生意上的事情和来往信件，剩下的时间都在外面度过。我不在家里吃饭，星期六、星期日也不在家吃饭。没有克拉腊做黏合剂，我干吗非得忍受儿女们的争吵不可呢?
我只有两位朋友，他们总想从灵魂上为我脱掉丧服。他们和我共进午餐。我们一起玩高尔夫球，赌骨牌。我和他们讨论生意上的问题，谈论政治，有时候也谈谈家庭。一天下午，他们看见我心绪颇佳，邀我去“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妓院，希望找个讨人喜欢的女人帮我振作振作精神。我们三个人都不是干这种风流事的年龄了，可还是喝了两杯酒，一起去了。 ‘
几年前，我曾去过“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妓院，不过几乎忘得光光的。近来，这家妓院在旅游方面很叫得响。外省人到首都来就是要到那儿开开眼，然后回去和朋友们摆龙门阵。我们来到的那幢古色古香的大院子，很久很久以来外表一直保持这个模样。看大门的迎接我们，把我们引到正厅。记得在那个法国胖女人( 或者说讲话带法国口音的胖女人) 主事的时候，我到过那儿。一个打扮得像个中学生似的女孩子给我们每人端上一杯葡萄酒，这杯酒由妓院出钱。一位朋友想搂搂她的腰，可她正色说她是服务员，让我们等候专门接客的姑娘。过了不一会儿，有人拉开帷幔，眼前出现了一幅古代阿拉伯宫廷的景致。一个高大的黑人出现了，他浑身黑得发青，肌肉涂得油光光的，身穿一条胡萝『、色的绸灯笼裤和一件坎肩，脖子上围着一条深紫色带金银线的围巾，脚下穿一双土耳其的系带鞋，鼻子上穿着一枚金环儿。笑一笑，露出满口钢牙。他自我介绍说是穆斯塔发，递给我们一本相册，让我们随意挑选。这些年来我第一次开心地笑了。想到世上还有妓女目录，觉得怪有意思的。翻开相册，照片上的女人有胖有瘦，头发有长有短，有的打扮得像水妖，有的像女侠，有的像新娘，有的像朝臣。看来看去，我一个也没选中，她们每个人都像盛宴后的鲜花，有一副饱受蹂躏的表情。相册最后三页贴的是男孩子的照片。他们身穿希腊式衣服，头顶花冠，在工人搭成的古希腊废墟上玩耍。个个屁股滚圆，睫毛长长的，真叫人恶心。除了“小红灯”妓馆那个打扮成日本娘儿们模样的卡梅洛以外，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公开的男妓。使我吃惊的是，同来的一位朋友居然从照片中选中了一个大屁股男孩子。他可是一家之主，又是商业交易所的经纪人。那个被选中的男孩像变戏法似的从帷幔后面出来，牵着我那位朋友的手，像个女人似的摆动着腰肢，笑嘻嘻地把他带走了。另一位朋友选中了一个五大三粗的胖女人。我怀疑，他年岁不小了，又是骨瘦如柴，能和这个女人搞出什么名堂。不管怎么样，他和那个妓女也走了，仿佛被帷幔吞食下去了。
“看来，先生您不大好拿主意，”穆斯塔发用亲切口吻说，“我把这儿的上等货色给您。我来介绍一下阿佛洛狄特。”
阿佛洛狄特走进正厅。只见她头上梳着三层发卷，围着几条灯芯草，几乎遮不住身体，从肩头上挂下几串玻璃葡萄，一直垂到膝盖。原来是特兰希托·索托。尽管葡萄做工很粗糙，灯芯草围裙好像马戏团的装束，可她完全像个神话中的人物。
“见到您很高兴，东家。”她寒暄了一句。
她带着我绕过帷幔，进入一个小小的内院。那里是这座迷宫似的建筑物的核心部分。“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妓院共有两三幢老房子，用庭院、游廊和小桥相连，安排得十分得体。特兰希托·索托把我带进一间普普通通但很干净的房间。室内唯一出奇之处是那几幅画工拙劣的庞培的色情壁画复制品，是一位平庸的画家画在墙壁上的。还有一只古旧的大浴缸。浴缸里盛着热水，水锈斑斑。我不禁惊奇得嘘了一声。
“房间重新布置了一下，变了个花样儿。”她说。
特兰希托摘掉葡萄串珠，脱下灯芯草编的衣服。啊，还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女人，只是更加楚楚动人，更加无可挑剔。只有那双眼睛依然流露出雄心勃勃的表情。我和她初次相识的时候，正是这副目光把我迷住了。她对我说，妓女们和面首们组成了合作社，成效十分显著。在过去那位冒牌的法国太太手里，“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妓院倒闭了，多亏大家努力才把妓院扶植起来，使之成为社会的壮举、历史的丰碑，连远在天边的水手们也赞不绝口。化装是成功的最大窍门儿，这一手能煽起嫖客们的情欲。开列妓女目录又是一个窍门儿。目录可以复制，在外省散发，让人怀着一识名妓的愿望慕名而来。
“东家，穿这身衣服，戴假葡萄珠子，真叫人讨厌。可爷儿们喜欢这个。有人四处讲，别人就找上门儿来啦。我们干得不错，买卖兴隆。在这儿干，谁也觉不出受人剥削。大家合伙儿经营。有地地道道的黑人的，全国只此一家。您在别处看见的黑人是涂的颜色。穆斯塔发可不一样，您就是用砂纸打，他还是那么黑。这儿的东西样样干净。厕所里的水，您自管喝。连您想不到的地方，我们都撒了漂白粉。卫生局常给我们挨个儿检查身体，保证没有性病。”
特兰希托甩掉最后一块遮羞布，裸露出窈窕的玉体。我看得目瞪口呆，突然觉得疲乏得要命。悲哀已经使我的心破碎了，性欲好似一枝凋谢的花朵，毫无兴奋的感觉。
“唉，特兰希托! 我太老了，干不成这种事啦。”我嗫嗫嚅嚅地说。
可是，特兰希托·索托开始让那条刺在肚脐周围的蛇纹蠕动起来，用肚皮轻轻地在我身上蹭来蹭去，催我入眠，同时，还用沙哑的嗓音谈什么合作社的收益和花名册的好处，想把我弄得昏昏欲睡。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笑了笑，慢慢地我觉得我的笑容不过是放松一下而已。我试着用手指随着蛇纹移动，可蛇纹曲曲弯弯地从我手指间滑脱了。我惊讶地看到，这个已经过了第一青春期、也不在第二青春期的女人，皮肤依然那么紧绷绷的，肌肉还是那么结实，足以让那条蛇活动起来，仿佛它本身就是个活物。我俯下身来亲吻蛇纹，高兴地嗅到蛇纹上没有洒香水。从她腹部溢出的一股独一无二的暖烘烘的香气钻进我的鼻孔，浸润我的全身，在我的血液中唤起我自以为已经冷却的欲火。特兰希托边说话，边劈开双腿，似乎只是想躺得舒服一些。我开始用嘴唇在她身上四处亲吻，气喘嘘嘘地撩拨她，舔她，以至于忘掉我身着丧服，忘掉高龄的重负。欲火让我恢复了往昔的力量，一边抚摸她，亲吻她，一边拼命扯掉自己的衣服。心满意足地观看她那结实的肌肉，深深陷入这个献身于我的温暖的、慈善的女人身上。她那沙哑的嗓音催得我昏昏沉沉，她那双女神的臂膀紧紧搂住我，她用臀部的力气弄得我东摇西晃，直到我丧失知觉，兴奋不已。
我们俩随即泡在浴池的温水中，直至灵魂回到我的躯体，我觉得几乎要醉倒了。一时间，我幻想着特兰希托就是我长年需要的那个女人，在她身边我可以回到过去的年代——那时候，我能够高高举起一名健壮的农妇，把她放在马背上，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我都能把她带到草木丛中。
“克拉腊……”我不禁脱口而出。只觉得一滴泪水0 顷着面颊流下去，又一滴，又一滴，直到泪如泉涌，不住气地抽噎。对亲人的思念和悲伤闷得我透不过气来。特兰希托·索托对男人的伤心事见得多了，一下子就看透了我的心思。她听凭我尽情地哭泣，把近几年来的不幸和孤寂全都哭出来。然后，她像妈妈那样小心翼翼地把我从浴池里拉出来，为我擦干身体，为我按摩，弄得我浑身软绵绵的，好似沾了水的面包。我躺在床上合上眼睛，她为我盖好被子。她吻了吻我的前额，踮着脚走了出去。
“克拉腊是谁? ”她出去的时候，我听见她唔唔哝哝地说。
第十一章
觉醒
大约在十八岁那年，阿尔芭最终告别了童年时代。在觉出自己是个女人的时候，她回到那间老屋，关上房门。屋里还保留着那幅多年前开始画的壁画。阿尔芭在旧颜料桶里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一点儿红颜料和白颜料，都还没干。她仔细地把两种颜料兑在一起，在墙壁的空地方画上一个硕大的玫瑰色太阳。她正在恋爱。随后，她把颜料桶和画笔丢进垃圾箱，坐在那儿长时间地欣赏壁画，边欣赏边回顾自己的悲欢史。算了算账，还算是幸福的。阿尔芭舒了口气，告别了童年时代。
那一年，她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中学毕业后，按个人爱好，她决定学哲学；为了和外祖父作对，同时还学音乐。外祖父认为搞艺术是浪费时间，他不倦地宣扬自由职业和科学事业的优点。还叫她不要谈恋爱，不要结婚。可对像海梅这样的老光棍儿，他又力主找个体面的姑娘，赶快结婚，态度同样是那么顽固。据他说，男人顶好有个妻子，可像阿尔芭这样的女人，结婚只会带来苦恼。一个难忘的下午，淫雨霏霏，寒气袭人。阿尔芭在大学的咖啡厅里第一次见到了米格尔，外祖父宣扬的那套玩意儿一下子坍塌了。
米格尔是法律系毕业班的学生。面色苍白，两眼饱含热情，穿一条退色的裤子、一双矿工长靴。他是左派领袖，热衷于寻求正义，激奋起来不能自已。尽管如此，米格尔还是觉察出阿尔芭在打量他。他抬起头，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对视了一下，只觉得眼花缭乱。从此，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在公园的林荫道见面。两个人夹着书本，拖着阿尔芭那把笨重的大提琴一起散步。从第一次见面起，阿尔芭就注意到米格尔的袖子上有个小小的符号：一个高举着的紧握的拳头。她打定主意不告诉米格尔自己是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外孙女儿，生平第一次使用身份证上的姓氏：萨蒂尼。很快她又意识到顶好还是不要把自己的姓氏告诉其他同学。她可以大谈特谈她是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的朋友，因为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在学生中很受欢迎；她可以大谈特谈她是那位诗人的朋友，小时候曾经坐在诗人的膝盖上，眼下他的诗作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青年人的口中流传，还被刻在墙壁上。
米格尔爱谈革命。他说，对付制度的暴力，必须使用革命的暴力。但是，阿尔芭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想谈谈爱情。外祖父的演说，她听厌了；懒得参与外祖父和海梅舅舅之间的争吵；讨厌选举运动。她一生中参加的政治活动只是和中学生一块儿朝美国大使馆扔石头，目的也不怎么明确。为此，她被停了一个礼拜的课，外祖父差点儿又犯一次心肌梗塞。到了大学，政治是无法回避的。和那年进入大学的所有年轻人一样，她也发现在咖啡厅里度过的不眠之夜很有吸引力，大家一起谈论世界需要哪些变化，用慷慨激昂的思想互相感染。晚上，她回家很迟，嘴里发苦，衣服上沾满劣质香烟的气味，脑袋发热，装满英雄主义思想。她相信，时机一到她会为正义事业献出生命。一次，学生们抢占教学大楼，支持工人罢工。阿尔芭出于对米格尔的爱情——而不是出于思想信念——和同学们一起在大学里构筑战壕。他们过了几天野战生活，发表激烈的演说，从窗户里大骂警察，直骂到失音为止。他们用沙土口袋和从大院子里拆下来的路面石搭起街垒，堵住大门和窗子，要把教学楼变成碉堡。结果却把大楼变成了牢房，警察进去固然不容易，学生想出来更要难得多。阿尔芭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夜。她躺在米格尔的怀里，周围是成堆的报纸和空啤酒瓶子。同学们住在一起，情绪热烈。这些年轻人热汗淋淋，觉睡得很少，加上烟熏，眼睛通红通红的。他们有些饿，但是一点儿也不害怕。眼前的事不大像战争，更像一场游戏。第一天，大家都很忙，搭街垒的搭街垒，刷标语的刷标语，打电话的打电话，还要发动大家进行正当防卫，根本无暇担心警察断水断电。
米格尔从一开始就成为占领大楼行动的灵魂。紧随其后的是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老师。尽管他两腿瘫痪，还是愿意奉陪到底。当天晚上，学生们放声高唱，互相鼓气。待到讲演讲累了，唱歌唱累了，争论也争论够了，大家分成几个小组，尽可能好好睡上一觉。最后一个休息的是米格尔。看来只有他才知道应该如何行动。他负责分配水。把水存在容器里，连厕所的水池子里也存上水。还临时弄了个厨房，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搞来了速溶咖啡、饼干和几罐啤酒。第二天，厕所里没水，臭气熏天。米格尔组织大家来个大扫除，下令不准使用厕所。在院子里大学创建者的石头雕像旁边挖了个坑，大小便都到那儿去。米格尔把年轻人分成几个小组，叫他们一天忙到晚。他很善于指挥，好像从不发号施令。干什么事似乎都是由各组自发决定的。
“看样子，咱们得在这儿待上几个月啦! ”阿尔芭说。想到他们被包围，心里反而美滋滋的。
警察局的坦克车在大街上摆开阵势，包围住大学的古老建筑。一场将持续几天的紧张的等待开始了。
“全国学生、工会、职业公会都会行动起来。说不定政府会倒台。”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说。
“我看不会，”米格尔反驳说，“关键是要掀起抗议浪潮，他们不在工人提出的条件书上签字，咱们就不离开大楼。”
天上下起毛毛雨。大楼里没有灯，天色不早，楼里已经黑咕隆咚。他们用汽油临时点燃几盏灯，铁罐上的灯捻突突地冒着黑烟。阿尔芭以为警察把电话也掐断了，拿起话筒一听，线还通。米格尔说，警察很想知道他们谈些什么，他提醒大家说话要小心。尽管如此，阿尔芭还是给家里挂了个电话，告诉家里人说，她要和同志们待在一起，直到最后胜利或者死亡。这句话一出口，她又觉得有些做作。外祖父从布兰卡手中夺过听筒，用外孙女儿非常熟悉的怒冲冲的口吻对她说，一个小时内她必须回家，好好说一说为什么一夜不回来。阿尔芭回答说，她出不去；即使可以出去，也不想回家。
“跟那帮共产党在那儿有什么可干的!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高声喊道。但是，旋即放缓了声调，恳求阿尔芭在警察冲进大楼前赶快离开。他已经获悉政府不会无限期地容忍下去。“你们要是不老老实实地出来，突击队会冲进去，用棍子把你们撵出来。”参议员最后说。
阿尔芭透过用木板和沙土口袋挡住的窗户上的铁栅栏朝外看了看，只见街上排着几辆小坦克，还有两排严阵以待的士兵，个个头戴钢盔、面罩，手持木棍。她总算明白了，外祖父的确没有夸大其词。其他同学也看到了。有几个人吓得直发抖。有人说，有一种新式炸弹，比催泪弹还厉害。谁闻了毒气，就大便不止，弄得臭气熏天，哭笑不得，连胆子最大的人也能治住。阿尔芭听了这番话，十分害怕。她费了好大劲才没哭出来，只觉得肚子里一阵阵刺痛，她揣想大概是吓出来的毛病。米格尔抱住她，也不能让她感到宽慰。两个人都很累，夜间过得不好，骨头难受，灵魂也难受。
“我认为他们不敢进来。”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说，“政府面临的问题够多的了，不会跟咱们闹起来。”
“他们对学生开枪可不是第一次啦。”有人说。
“公众舆论不会听任他们胡来，”戈麦斯反驳说，“到底咱们这儿是民主国家嘛。不是独裁专制，永远也不会是。”
“这儿没出事儿之前，”米格尔说，“人们总是认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别处。”
后半晌没出什么意外情况。晚上，虽然还是很不方便，没有东西吃，但大家平静多了。小坦克还停在原处。在长长的走廊上和教室里，年轻人哄猫玩，打扑克，躺在地板上歇息，准备棍棒、石块作为防身武器。每张脸上都露出疲惫的神色。阿尔芭觉得肚子疼得越发厉害了。她想，要是事情得不到解决，明天只好使用院子里的粪坑了。大街上，雨还在下，城市里一切如故。学生又罢课了，没人当回事。走过坦克跟前，谁也没停下脚步，瞧一瞧贴在大学院墙上的标语。居民们对手持卡宾枪的士兵出现在学校周围很快就习惯了。雨刚一停，孩子们就跑出来，在学校大楼和警察部队之间的空地上玩球。有时候，阿尔芭觉得自己仿佛坐在一艘帆船上，大海风平浪静，纹丝不动。她一言不发，一连几个小时望着地平线，无休止地等待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越来越不方便，头一天那种同志间的欢愉情绪变成了发脾气和不住的争吵。米格尔搜查了整个大楼，把咖啡厅里的食品全部充公。
“等事情过去以后，咱们得好好酬谢酬谢管理员。他和别人一样，也是个劳动者。”
天气寒冷。唯一不发怨言，甚至不嚷嚷口渴的是塞瓦斯蒂安·戈麦斯。他比米格尔岁数大一倍，一副痨病鬼的模样，可和米格尔一样似乎不知疲倦。学生占领大楼的时候，只有他一个教员留了下来。据说，他那双腿是在玻利维亚被榴霰弹打伤的。他是个思想家。在学生中点燃起火焰，可惜学生离开大学，进入社会——他们年轻的时候都认为社会是可以改造的——以后，多数人身上的火焰熄灭了。戈麦斯老师五短身材，又干又瘦，头发稀疏，长了一个鹰钩鼻子。他内心深处燃烧着一团火，因此劲头十足，永不歇手。他给阿尔芭起了个绰号，叫“女伯爵”。第一天上大学的时候，外祖父出了个馊主意，让司机开车送阿尔芭去上课，恰好让戈麦斯老师瞅见。这件事可以算是歪打正着吧。戈麦斯不会料到，只要哪一天阿尔芭高兴，她就能翻腾出让．德．萨蒂尼的贵族称号，安在自己头上。当然一般来说，她是不会这样做的。关于这位法国贵族的传言，真事的确不多，但是贵族称号倒是其中之一。阿尔芭没有为这个挖苦人的绰号对戈麦斯老师心怀不满。相反，有几次她倒乱琢磨着要引逗引逗这位精力充沛的老师。像阿尔芭这样的姑娘，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见得多了。他那副拐杖，那副支撑着破布一样的可怜的双腿的拐杖颇能引起姑娘们的怜悯和好奇。戈麦斯很善于分辨这种混杂的感情。
整整一天过去了。突击队没有开动坦克，政府也没有在工人的要求面前让步。阿尔芭肚子疼得无法忍受，一门心思地光想到有自来水的盥洗室里冼个澡。她暗问自己，这个地方出了什么鬼啦? 她每次朝街上张望，看见军事警察，嘴里总是充满口水。这时候，她才意识到尼古拉斯舅舅教给她的办法只在对付想象中的痛苦的时候才有效，真正遇上事就不那么有效了。过了两个小时，阿尔芭觉得两腿间流出一股黏糊糊的东西，低头一看，裤子染红了。她心里感到一阵恐惧。几天来，她一直担心会出这种事。这种担心几乎和饥饿一样折磨着她。鲜血染红的长裤好似一面旗子。她不想掩饰，只是蜷缩在一个角落里，觉得毫无办法。小时候，外祖母曾经告诉她，人类机体产生的东西都是正常的，谈月经跟谈诗歌没有什么两样。后来，上中学的时候，她懂得了人体的分泌物除了眼泪之外都是不体面的东西。米格尔注意到阿尔芭又羞愧又焦急。他去了临时设立的门诊所，找来一包棉花和几条手绢。很快他就明白了光这样还不行。黄昏的时候，阿尔芭哭了起来。她觉得丢脸，五脏像被钳子夹住一样那么疼，鲜血汩汩地流个不停，和其他月份大不相同。她觉得肚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炸裂开来。安娜·迪亚斯也是个大学生，和米格尔一样袖子上也有高举拳头的符号。她说，只有有钱人家的女人才闹月经疼，无产阶级家的妇女连生孩子也不“哎哟”。后来，她看见阿尔芭的裤子湿得像个水洼，脸色死灰，像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这才去找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谈了谈。戈麦斯表示他对解决这个问题无能为力。
“让女人往男人的事里瞎掺和，就会出这种事。”戈麦斯开了句玩笑。
“不对! 让资产阶级往人民的事里瞎掺和才会出这种事! ”姑娘气呼呼地反驳说。
塞瓦斯蒂安·戈麦斯凑近到米格尔安顿阿尔芭的那个角落。他拄着拐杖，凑上去挺费劲的。
“女伯爵，你得回家啊。在这儿，你干不了什么事，反而成了累赘。”戈麦斯对阿尔芭说。
阿尔芭觉得一阵轻松。她真的吓坏了。这倒是条光彩的出路，既可回家，又不显得胆怯。为了保住面子，她和塞瓦斯蒂安·戈麦斯争执了几句。旋即同意米格尔手举白旗去和军事警察谈判。大家从小窗口看着米格尔穿过对峙双方之间的空白地区。军事警察收紧了队伍，用高音喇叭命令米格尔站住，把旗子放在地下，两手捂住后脑勺往前走。
“真像是打仗啊! ”戈麦斯说。
过了一会儿，米格尔回来了。他扶着阿尔芭站起来，安娜·迪亚斯刚才还批评阿尔芭叫唤疼，这会儿又上来扶着她一只胳臂。三个人借着警察的探照灯的强烈光线离开大楼，绕过街垒和沙土口袋。阿尔芭几乎走不动路。她感到害羞，脑袋一阵阵发昏。走在中途，迎面来了一支巡逻队。离阿尔芭几公分的地方站着一个身穿草绿色军装的人。她看见一支手枪指着自己的鼻子。阿尔芭抬起头，看见一张黧黑的面孔和两只鼠目。她一下子就认出对方是谁，原来是埃斯特万·加西亚。
“我看您是特鲁埃瓦参议员的外孙女儿吧! ”加西亚用揶揄的口吻大声说。
米格尔这才知道阿尔芭没把实话全说出来。他觉得自己受骗了，把阿尔芭交到对方手里，扭转身，在地上拖着白旗子回去了。离别前，连看也没看阿尔芭一眼。安娜·迪亚斯陪着他，和他一样又惊讶又生气。
“这是怎么啦? ”加西亚用手枪指着阿尔芭的裤子问，“像是流产了! ”
阿尔芭挺直脖子，瞪了他一眼。
“这跟你没关系。送我回家! ”她模仿外祖父的盛气凌人的口吻命令说。外祖父对那些他认为不是自己同一阶级的人常用这种口吻说话。
加西亚犹疑了。他很久没从一个老百姓的口里听到命令了。他本想把阿尔芭送到预备队去，把她丢在牢房里，让她泡在自己的鲜血里发烂，直到她跪下来求情。可他在行伍中有了教训，知道有的人比自己势力大得多。他不能既随意行动，又可以逍遥法外。另外，他想起了当初阿尔芭在三星庄园的晒台上身穿浆过的衣服，啜饮柠檬水，而他却赤着双脚在养鸡场踱来踱去，一下一下地吸鼻涕。他对老特鲁埃瓦还是心怀恐惧。记忆和恐惧超过了他想欺侮阿尔芭的念头。他经受不住阿尔芭的目光，令人难以觉察地低了低头。他转过身去，吼了一句。两名军事警察抓住了阿尔芭的胳臂，朝一辆警车走去。就这样，阿尔芭回到家中。一看见她，布兰卡立即想到父亲的预言应验了，警察用棍棒殴打了学生。她尖叫一声，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海梅给阿尔芭做了检查。然后对布兰卡说，她没有受伤，打两针，休息休息，什么毛病全会好的。
阿尔芭在床上躺了两天。这两天当中，学生罢课和平地结束了。教育部长被解职，转任农业部长。
“他连中学都没毕业就当上了教育部长，一生没见过一头完整的母牛，当然也可以当农业部长啦。”特鲁埃瓦参议员说。
卧床期间，阿尔芭有充裕的时间回顾一下她结识埃斯特万．力口西亚的经过。她极力回忆遥远的童年时代的画面，想起了一个肤色黝黑的小伙子，家里的书房，点燃着长条灌木的壁炉，下午或晚上空气里飘着木材的芳香，她坐在他蜷起的两条腿上。她记忆中的这幅图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阿尔芭甚至怀疑是不是在做梦。她对加西亚的清晰的记忆是后来发生的事。她能记起准确的日期，正是她过十四岁生日那天。妈妈把这个日子记在她出生那天外祖母开始使用的一个黑皮笔记本上。那天，她烫起鬈发，穿着大衣，坐在晒台上等海梅舅舅回来带她去买礼物。天气严寒，可她喜欢冬日里的花园。她在手上哈了哈气，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护住耳朵。从阳台前可以看到书房的窗子。外祖父正在书房里和一个人谈话。玻璃窗脏兮兮的，但是可以看出那个人穿着一身军事警察的制服。阿尔芭暗问自己：外祖父在书房里和一个军事警察会有什么事干? 那个人背朝着窗户，直挺挺地坐在椅子角上，腰背僵直，一副丘八的可怜相。阿尔芭盯住他们看了一会儿。估摸着舅舅快到了，她才穿过花园，来到一座半坍塌的亭子里，不住地拍手，好暖和暖和。然后，把掉在石凳上的湿叶子挪开，坐下来等着。工夫不大，埃斯特万．力口西亚从屋里出来，穿过花园，朝铁栅栏走去。刚好在那里碰上了阿尔芭。一见阿尔芭，他猛地停住脚步。朝四下里看了看，犹豫了一下，然后朝阿尔芭走过来。
“记得我吗? ”加西亚问。
“不……”阿尔芭迟迟疑疑地说。
“我是埃斯特万．力口西亚。咱们在三星庄园里见过面。”
阿尔芭机械地笑了笑。这句话引起了她不愉快的回忆。她在加西亚的眼睛里看到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可又说不清是什么。加西亚用手抹去树叶子，挨着阿尔芭坐在亭子里的石凳上。和她靠得那么近，两人的腿都碰到一块了。
“这座花园好像一片森林。”加西亚靠近阿尔芭喘吁吁地说。
他摘下军帽。阿尔芭看见他的头发又短又硬，还涂着发蜡。突然，加西亚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这个亲切的动作弄得姑娘不知所措，一时愣住了。随即，她朝后退了退，打算逃走。加西亚用手紧紧抓住她的肩头，手指抓透了厚实的大衣。阿尔芭觉得心脏像头小鹿似的跳得很厉害，直羞得面颊通红。
“你长大了，阿尔芭，几乎成了大姑娘了。”加西亚趴在她耳朵边上低声地说。
“我十四岁啦，今天是我的生日。”阿尔芭唔唔哝哝地说。
“那我得送你一份礼物。”埃斯特万·加西亚咧着嘴笑嘻嘻地说。
阿尔芭想要推开他的脸，可他牢牢地抓住阿尔芭，硬要她的脸冲着他。这是她第一次接吻。阿尔芭突然感到心里热烘烘的。胡子拉碴的粗糙的皮肤扎得她脸上发疼，她闻到一股劣质香烟和葱头的气味，感到对方举止粗鲁。加西亚打算用舌头拱开阿尔芭的嘴唇，一只手掐住她的两颊，强迫她张开嘴巴。阿尔芭看到加西亚的舌头，好似一只湿乎乎、热烘烘的软体动物。她觉得恶心，胃部一阵痉挛。但是，她没有闭上眼。她看见粗布制服，感觉到那双残忍的手掐住她的脖子。加西亚边吻她，边攥紧手指。阿尔芭觉得自己快要憋死了，于是下死劲猛一推加西亚，把他推到一边去。加西亚离开石凳，露出嘲弄人的微笑。他的两颊通红，呼哧呼哧地喘粗气。
“我的礼物你喜欢吗? ”他笑着说。
阿尔芭看着他大步流星地走过花园，坐下来大哭了一场。她觉得自己受到侮辱，遭到玷污。接着，跑回房间，用肥皂冼嘴巴，大刷一通牙齿，似乎这样可以从记忆中抹去污点。海梅舅舅来找她，阿尔芭两手搂住舅舅的脖子，把脑袋埋在他的衬衫里，对他说，她不要什么礼物，她要去当尼姑。海梅哈哈大笑，笑声发自肺腑，又响亮又深沉。阿尔芭很少听到舅舅这么笑，因为他是个性情郁闷的人。
“我发誓这是真的! 我马上去当尼姑！”阿尔芭抽抽搭搭地说。
“除非你重生一次，”海梅回答说，“另外，还得从我的尸体上迈过去。”
后来，阿尔芭没再见到埃斯特万．力口西亚，直到这次在大学的停车场上他又站在自己身旁。可她一直没有忘记他。那次恶心的接吻和后来几次做噩梦，阿尔芭没对任何人讲。她梦见加西亚像一只青虚虚的野兽，要用爪子掐死她，往她嘴里伸进一只湿乎乎的触角，要憋死她。
想起这些，阿尔芭发现这些年来，这场噩梦一直蛰伏在她内心深处。而加西亚还是那只在暗影中窥伺着的野兽。生活中出现波折的时候，它就会猛扑上来，她不懂得，这就是预感。
米格尔得知阿尔芭是特鲁埃瓦参议员的外孙女儿，又是失望，又是愤怒。但是，当他再次看到阿尔芭在他们相识的那个咖啡厅附近的长廊上失魂落魄似的踽踽独行时，这种情绪烟消云散了。他认定，因为外祖父有某种观点而责备外孙女儿，那是不公平的。于是，两个人又搂搂抱抱地一块散步了。过了不久，不住气地接吻已经不够了，他们开始在米格尔的住处幽会。那是一间供穷学生用的不起眼的膳食宿舍。管宿舍的是一对善搞特务活动的中年夫妇。每当阿尔芭拉着米格尔的手进入房间的时候，这对夫妇总是用不加掩饰的仇恨目光盯着阿尔芭。克服胆怯和迎接这种挑剔的目光，就像受苦刑似的，弄得阿尔芭对幽会兴味索然。为了避开他们，她宁肯另觅他途，但又不愿意和米格尔一起去旅馆，理由还是不想像在米格尔宿舍里那样让人看见。
“你是我碰见过的最糟糕的资产阶级小姐! ”米格尔笑着说。
有时候，他借来一辆摩托车，两个人骑在车上，风驰电掣般地逃开几小时，耳朵冻得冰凉，心里热得发烫。冬天，他们喜欢去阒无一人的海滩，在被海水浸湿的沙滩上行走，留下行行足迹，吓得海鸥展翅高飞。他们大口大口地吸着海风。夏天，他们愿意去树木繁茂的森林。只要躲开探险的孩子们和郊游者，就能自由自在地嬉闹。不久，阿尔芭发现最保险的地方还是她的家。后院里那些迷宫似的房子久无人居，没人进去，他们可以尽情欢会，不会受到干扰。
“就是女仆听见有声音，也会以为是鬼魂又回来了。”阿尔芭说。她把街角大宅院的光荣历史，什么幽灵造访啊，什么桌子腾空啊，都一一告诉给米格尔。
阿尔芭带着米格尔从花园后门进入大宅院。他们穿过杂草丛生的院落，绕过布满青苔和鸟粪的塑像。米格尔第一次看见这所满目凄凉的大宅院，心中不由一惊。“我以前到过这儿。”他唔唔哝哝地说。但是，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噩梦似的杂树和阴森森的宅邸，同他从童年时代起一直保留在记忆中的光彩夺目的花园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这对恋人试着使用一间又一间空屋子，最后在地窖尽头处搭起一个安乐窝，供他们幽会使用。近几年来，阿尔芭一直没进过地窖，甚至忘记了还有这么个地方。不过，当她打开地窖的门，闻到那股别处没有的气味，立刻又感受到昔日那种吸引人的魔力。他们用箱子、尼古拉斯舅舅的藏书、家具、早年的帘幔和其他杂物安置出一间少见的洞房。洞房中央用几床褥子搭成一个床，铺上几块被虫子蛀过的丝绒。他们从衣箱里找到数不清的宝物。把黄玉色锦缎旧窗帘做成床单，拆开镶有尚蒂伊花边的考究的衣服( 巴拉巴斯死去那天，克拉腊穿过这件衣服) ，做成一顶时兴颜色的帐子，防止蜘蛛从悬挂在天花板的蛛网上掉下来。照明用蜡烛。小老鼠四处走动，凉气袭人，还有那股坟墓的气息，这全都不在话下了。地下室里整天昏昏暗暗，他们二人赤身裸体，顾不得潮乎乎，冷飕飕。他们喝白酒，玻璃杯是阿尔芭从饭厅里偷来的。两个人仔仔细细地观看着对方，想出千百种办法寻欢取乐，像孩子似的尽情嬉戏。米格尔不住气地喝酒，笑啊，玩啊，完全像个温情脉脉的年轻恋人。阿尔芭很难从他身上认出那个偷偷地学习使用火器和革命战略的渴望正义的革命者。阿尔芭设想出各种难以抗拒的逗引人的办法，米格尔也设想出各种精彩的做爱的新花样。激情似乎具有一种魔力，使他们产生难以满足的渴望，使他们忘乎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语言让他们道出最隐蔽的思想和最遥远的回忆。两个人都极度渴望互相占有对方的最后一寸地方。阿尔芭不再精心学练大提琴，只是坐在黄玉色的软床上光着身子弹奏几支曲子，到大学上课时也是神情恍惚。米格尔推迟写毕业论文和召开政治会议的时间。他们需要时时刻刻待在一起，趁着家里人稍不注意就溜进地窖。阿尔芭学会了说谎话，打掩护。自从外祖母去世以后，她一直和妈妈共住一个房间。现在，借口晚上要学习，搬到一间朝花园的屋子里去住了。她可以打开窗子，放米格尔进来，然后带他踮着脚尖穿过沉睡的宅院，到他们的安乐窝去。他们不光是夜间会面。爱情的煎熬有时是无法忍受的，米格尔大白天就进入阿尔芭家，小偷似的在杂草乱树间匍匐前进，一直爬到地下室的门口。阿尔芭在等他，心悬在了嗓子眼里。两个人仿佛生离死别似的紧紧拥抱在一起，钻进他们的藏身之地。
阿尔芭生平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必须是个漂亮的人儿。全家这么多俊俏的女人，却没有一个人把姣容遗传给她，真叫人遗憾。只有俏姑娘罗莎留给她满头水草般的碧发。可是光有满头碧发，没有其他东西，只会让人觉得是理发师用错了染发剂。米格尔猜透了阿尔芭的心思，拉着她的手，把她领到装饰着幽室一角的威尼斯大镜子前，拂去盖在破碎的镜子上的浮土，点燃起所有的蜡烛，一根根地放在阿尔芭的周围。阿尔芭朝裂成无数碎块的镜子里照了照，只见在烛光的映照下，她的皮肤像蜡人似的虚无缥缈。在万花筒般的大镜子里看见自己的面容变了，她承认自己是世上最俏丽的女人，因为她可以用米格尔的眼睛观看自己了。
无节制的纵情做爱持续了一年多。最后，米格尔完成了论文，毕业后开始找工作。初恋时的急切需要过去了，两个人恢复了往日的镇静，过起正常的生活。阿尔芭尽力恢复对学习的兴趣，米格尔重新投身于政治活动。形势急剧发展，全国展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米格尔在工作地点附近租了一套小单元房，两个人就在那里幽会。前一年，他们不穿衣服在地下室里蹦蹦跳跳，结果两个人都得了慢性气管炎，对地下天堂的兴致减去了一大半。阿尔芭帮助他布置房间，把自制的靠垫和政治性传单摆得到处都是。甚至提出可以和他生活在一起。对此，米格尔坚决表示不同意。
“亲爱的，形势越来越险恶，”他解释说，“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必要的时候，我得去打游击。”
“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阿尔芭许下诺言。
“干这种事不能凭爱情，得凭政治信念。政治信念你还没有。”米格尔回答说，“我们不能随便接纳业余爱好者。”
阿尔芭觉得这个回答太粗暴了。只是过了好几年，她才弄明白这番话的全部含义。
特鲁埃瓦参议员已届退休年龄，但他的脑海里从来没出现过退休的念头。他天天看报，牙齿咬得咯咯响。这些年，变化太大了，他觉得跟不上事变的发展，没想到自己能活到这么大岁数还要对付这些事变。在他出生那会儿，城里连电灯也没有，可他居然还赶上从电视里看到人在月球上行走。在漫长的一生中，他遇到许多意外变故。但是，面对正在他鼻子底下酝酿的、牵动所有人心的国内革命，他没有丝毫准备。
家里闭口不谈时局的只有海梅。为避免和父亲争吵，他养成了沉默寡言的习惯，而且发现不言不语反而能更舒服一些。只有阿尔芭到“书巷”来瞧他的时候，海梅才打破特拉普派僧侣式的缄默。这种机会也为数不多。外甥女淋浴后，头发湿漉漉的，身穿睡衣，来到“书巷”。她坐在舅舅的床脚下，给他讲开心事。如她所说，海梅是块“磁石”，专门吸引旁人的问题和无法解救的贫困现象，因此需要有人给他讲一讲春天和爱情。但是，阿尔芭一见到舅舅，就急着和他争论她关心的各种问题，这番好意也就无从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从来没有一致过。他们阅读同样的书籍，可一到分析起书籍的内容来，意见就大相径庭了。海梅讥笑阿尔芭的政治思想，讥笑她那些大胡子朋友，埋怨她爱上了一个小咖啡馆的恐怖主义者。在这个家里，只有他知道米格尔常来常往。
“你去告诉那个流鼻涕的小子，叫他不管哪天到医院来一趟，跟我一块干干，看他还有没有兴趣把时间浪费在出小册子、发表演说上。”海梅对阿尔芭说。
“他是律师，舅舅，不是医生。”阿尔芭回答说。
“没关系，我们那儿什么人都需要，连铅匠都能派上用场。”
海梅确信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社会党人会取得最后胜利。他认为这是因为人民已经意识到自身的需要和力量。阿尔芭学着米格尔的话说，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海梅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都心怀恐惧。他认为，只有在暴政下，游击队员才有存在的理由。在一个可以用人民投票实行变革的国家里，组织游击队是愚蠢的行为。
“你说的那种事从来没有过，舅舅，别太天真了。”阿尔芭反驳说，“他们不会让你那些社会党人取胜的! ”
她尽力说明米格尔的这样一些观点：历史的步伐是缓慢的，教育人民、组织人民是个十分费力的过程，我们不能坐等。世界在跳跃式前进，他们落后了。根本性的变化靠好言好语无法实现，必须采取暴力行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争论正在无限期地拖下去，争论双方都沉湎于乱哄哄的演说，互相指摘对方比骡子还要顽固不化，个个弄得精疲力竭。可争到最后，双方又互相亲吻，互道晚安，都觉得对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海梅告诉大家社会党人准会取胜。正如二十年前他做出同样的预言的时候一样．谁也不信他的话。
“你妈妈要是还活着，准得说：过去谁常赢，这回还是谁赢。”特鲁埃瓦参议员不屑一顾地说。
海梅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说。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已经对他说过了。多少年来，海梅和这位总统候选人一直是好朋友，晚上海梅常去找他下棋。十八年来，他参加了历届共和国总统的竞选。海梅第一次背着父亲看见这位候选人，还是在他少年时期。在那次大选中，他看见候选人乘坐凯旋火车在烟雾弥漫中通过车站。当时，候选人还是位健壮的年轻人，两颊瘦削，好似猎犬。他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东家们发出一片嘘声和口哨声，而农民们则强压怒火一语不发。那时候正赶上桑切斯兄弟把社会党领袖悬吊在十字路口，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当着佩德罗·加西亚第二的面鞭打他儿子，只是因为他儿子在雇工当中重复了何塞·杜尔塞·马利亚神父引用《圣经》里的一些足以搅乱人们情绪的话。海梅和候选人相识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星期天夜里，医院派他紧急出诊。他乘坐急救车来到指定的地点，按了按门铃，总统候选人亲自出来给他开门。海梅没费什么劲就认出他来了，因为他多次见到过他的形象。而且自从那次他乘坐火车经过乡下以来，也没有什么变化。
“请进，大夫，我们一直在等您。”候选人对海梅表示欢迎。
他把海梅领到下房。候选人的女儿正在屋里抢救一个好像是窒息了的女人。她面色青紫，眼球外努，舌头肿得吓人，耷拉到嘴外面。
“她吃鱼了。”家里人解释说。
“把急救车上的氧气袋拿来。”海梅边说边准备注射器。
他和候选人留在屋内。两个人坐在床边，直到病人呼吸正常，把舌头缩进嘴里。他们谈到社会主义，还一块下棋。这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友谊。海梅用母亲的姓介绍了自己，他一直用这个姓。没想到，第二天社会党的保安部门就向候选人通报海梅是特鲁埃瓦参议吊——他的最大的政敌——的儿子。但是，候选人从未提及此事。直到最后的时刻，两个人在熊熊烈火与枪林弹雨中握手诀别的时候，海梅还问过自己是否有胆量向老友说出实情。
根据长期失败的经验和对人民的认识，总统候选人比所有人都更早地意识到这一次会取得胜利。他把这个意思对海梅说了，还叮嘱他千万不要传出去，好让右派参加竞选的时候相信自己稳操胜券，从而不可一世，四分五裂。海梅说，即便告诉大家，也不会有人相信，包括社会党人在内。为了试试此话是否当真，他把候选人的意思对父亲说了。
海梅依然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连星期日也搭进去了，从不参加政治搏斗。这场斗争来势凶猛，他被吓住了。斗争使社会势力两极分化，各走极端，中间只留下那群举棋不定、反复无常的人们。他们等着看一看谁能取胜，再决定投谁的票。父亲利用一切他们在一起的机会提醒他要注意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还说，如果左派取胜(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祖国就会陷入一团混乱。海梅对父亲的挑衅一直不动声色。只有一次，他忍不下去了。一天早上，他看见墙上贴着几幅恐怖的宣传画。画上有一位满面愁容、肚子大大的母亲，徒劳无功地想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士兵手里夺回自己的儿子，不让他们把他带到莫斯科去。这是特鲁埃瓦参议员及其同伙掀起的恐怖运动，并且得到为此目的特意从国外赶来的外国专家的帮助。海梅认为这太过分了。他决定不再和父亲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于是，关闭了“书巷”，带上衣服，搬到医院去睡觉。
大选前的几个月，事态急剧发展。所有的墙上都挂满了几位候选人的画像。用飞机从空中撒传单，印刷品的雪片像垃圾似的铺满大街，广播电台号叫着政治口号，各派的拥护者下了荒唐的赌注。夜间，青年人成群结伙上街，袭击思想敌人。还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看一看哪个党得到人民拥护。每次集会，城市里人山人海，交通堵塞。阿尔芭非常兴奋。但是，米格尔对她说，大选是一出丑剧，谁上台都一样，反正是换汤不换药。革命靠的是人民流血，而不是票箱。要在民主和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一场和平革命，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合逻辑。
“可怜的小伙子，简直是发疯啦! ”听到阿尔芭转述这番话，海梅大声说道，“我们是赢定了。他等着收回自己的话吧。”
直到那会儿，海梅一直躲着米格尔，不想认识米格尔。某种难以出口的隐秘的忌妒心折磨着他。阿尔芭出世的时候，是海梅接生的。他无数次地让阿尔芭坐在自己的膝头上，教她认字，为她付学费，给她过一个又一个生日，觉得自己似乎就是她的父亲。当海梅看到阿尔芭长大了，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油然而生。他注意到了近几年的变化。他看护过那么多人，凭经验就能看出，只有初恋才会使一个女人如此光彩照人。但他还是用一些虚假的理由欺骗自己。一夜之间，他发现阿尔芭成熟了。少女的不定型的体态消失了，阿尔芭出落得更加丰满，成了一位性情温柔、心满意足的妇人。海梅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荒唐念头，巴不得外甥女的春心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情感。从心底里说，他不能同意阿尔芭除了他以外还需要另外一个男性。但是，他不能再不理会米格尔了。这几天，阿尔芭告诉他米格尔的姐姐生病了。
“我要你和米格尔谈一谈，舅舅。他会把他姐姐的事告诉给你。为了我，你愿意吗? ”阿尔芭请求说。
在区里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海梅见到了米格尔。尽管他满腹狐疑，还是对米格尔产生了好感，对立情绪被忘在了脑后。眼前的这个紧张地搅拌咖啡的小伙子不是他想象中的傲慢无礼、杀气腾腾的极端分子，而是一个激动得发抖的年轻人。他一边述说姐姐的症状，一边强忍住眼眶中的泪水。
“带我去看看她。”海梅说。
米格尔和阿尔芭把海梅带到吉卜赛人居住区。就在城市中心，离开用钢铁和玻璃建造的现代化大楼几米远的地方，在一面山坡上出现了几条直立的大街，那里住着画工、陶工、雕塑匠。他们在那儿安了窝儿，把老房子分成几间小小的工作室。手艺匠的作坊屋顶上镶着玻璃，朝天空打开。在昏暗的小房间里，艺术家生活在伟大而又贫困的天堂之中。陋巷里，孩子们尽情玩耍。身穿长袍的美貌妇人背上背着婴儿，或者把婴儿绑在腰间。胡子拉碴的男人坐在街角或门槛上，昏昏欲睡，态度冷漠地挨日子。他们在一间法兰西式的房屋前停住脚步。房子的雕带上装饰着几个粗劣的天使像，活像一块奶油蛋糕。他们顺着一道狭窄的楼梯走上去。这道楼梯好似为失火时预留的紧急出口。房屋分得乱七八糟，楼梯成了唯一进口。他们继续往上走，楼梯拐了个弯。一股剌鼻的大蒜、印度大麻和松节油味儿包围住他们。米格尔在最高一层的一扇涂着枯黄颜色的窄门前站住了，掏出钥匙，打开门。海梅和阿尔芭以为进入了一个大鸟笼。房间是圆形的，顶部是一个奇怪的拜占庭式的尖顶，四周都是玻璃窗。从这里望出去，城市的屋顶可以一览无遗，云彩似乎就在近处。鸽子在窗口上筑窝。鸽粪和羽毛给玻璃窗涂上几道斑纹。屋里只有一张桌子。桌旁的椅子上坐着一个身穿晨衣的女人，胸部有一条用丝线绣成的可怜巴巴的龙。海梅看了几秒钟，才认出她来。
“阿曼黛……阿曼黛……”他期期艾艾地说。
二十多年前，他们二人对尼古拉斯的爱战胜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从那以后，海梅一直没再见到过阿曼黛。当时，海梅是个健壮的青年，肤色黝黑，头上涂着发蜡，头发老是那么潮乎乎的，边走路边高声朗读他的医学论文。如今，由于长期俯身在病榻上为患者瞧病，他的后背已然微驼，头发花白，宽宽的脸上表情严肃，戴着一副金属架眼镜。不过，基本上还是那个人。阿曼黛就不同了，只有深深地爱过她的人才能认出她来。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要大，其瘦无比，几乎形销骨立，皮肤干黄，显得十分憔悴，两手污秽不堪，指头被尼古丁熏得焦黄。两眼肿胀，双目无光，眼神涣散，眼底布满红丝。整个一副孤苦无助、惊恐万分的模样。她不看海梅，也不看阿尔芭，只把两眼盯着米格尔。她挣扎着想站起来，晃了晃，摇摇欲倒。米格尔连忙走上前去，扶住她，把她紧紧抱在怀里。
“你们认识? ”米格尔诧异地问道。
“是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海梅说。
他想，过去的事，再谈也没什么用处。况且米格尔和阿尔芭太年轻，还理解不了当时他那种无法弥补的失落感。这些年来，他心里一直铭记着孤独命运中的唯一恋人，也就是这个吉卜赛女郎的形象。然而，现在那个形象一下子消逝得干干净净。海梅帮助米格尔把阿曼黛放倒在权做床铺的长沙发上，为她掖好枕头。阿曼黛两手抓住晨衣，无力地进行自卫，嘴里唔唔哝哝的，说些前后不连贯的话语。她不停地抽搐、战栗，左右窥伺，像只疲惫的狗。阿尔芭张大惊恐的眼睛望着她。当阿曼黛平静地躺下来，合上眼睛，阿尔芭才认出来她就是米格尔常在皮夹里带着的小照片上的那个笑吟吟的女人。海梅用一种大家感到陌生的语气同她讲话，渐渐使她镇定下来，然后像慈父似的轻轻地抚摸着她，就像有时候他抚摸小猫小狗一样。病人终于放松下来，让海梅把那件破旧的中国晨衣的袖子卷上去。露出来的是一双枯瘦如柴的手臂。阿尔芭看到阿曼黛的胳臂上到处是瘢痕、紫癍和针眼儿，有几处正在发炎，直往外流脓。再看看她的腿，大腿上也是伤痕累累，海梅忧伤地端详着她，这才知道她走过了一条可怕的路，遭人遗弃、穷困、失恋，终于落到眼前这步绝望的田地。海梅回想起她年轻时候的模样，蓬松的头发、颈上的玻璃珠串、银铃般的笑声，以及那副喜欢幻想、听信各种荒诞不经的言论的天真无邪的样子——这些都曾让他失魂落魄。为什么让她走掉? 两个人白白丢掉一段大好时光，他不由得暗骂了自己一句。
“得把她送进医院。只有进行戒毒治疗，才能救她一命。”海梅说。说完，又加上了一句：“她太苦了。”
第十二章
阴谋
果然不出那位总统候选人所料，社会党和其他左派党联合起来，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九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开始投票，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故。那些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就惯于执政的人们，虽然近年来势力大为削弱，仍然提前几个礼拜开始准备庆祝胜利。店里的烧酒销售一空，市场上新鲜海货卖得干干净净，糕点厂一天干两班，为顾客赶制各式糕点。省里选票部分统计的结果于左派有利。消息传到阿尔托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惊恐，因为大家都知道，首都的投票才起决定性作用。特鲁埃瓦参议员在党部里注视着投票的进程。只见他神色安详，心绪颇佳。反对派候选人取得明显进展，有人未免心情紧张，而他只是傲慢地一笑。胜利还没有到手。他已经打破了严格的服丧规定，在上衣的扣眼儿里别上一朵鲜艳的玫瑰花。电视台记者采访了他，全国人民都能听到他的声音：“赢得胜利的还会是我们。”他用狂妄的口吻这样说，然后请大家为“民主的卫士”干杯。
街角大宅院里，布兰卡、阿尔芭和底下人在电视机前边喝茶，吃点心，边记下投票结果，密切注视着决战的进展。突然看见老爷子出现在荧光屏上，显得从来没有过的苍老、固执。
“这回他该碰壁啦，”阿尔芭说，“别人是赢定了。”
大家很快都看清楚了，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不可能改变一天来逐渐明朗化的结果。在阿尔托区，那些乳白色、海蓝色、鹅黄色的豪华住宅开始关上百叶窗，拴好大门，急急忙忙把提前放在阳台上的旗子和得到他们拥护的候选人的画像撤下来。与此同时，贫民区和工人区的居民们合家走上大街。爷爷、父亲、小孩子身穿节日服装，兴高采烈地朝市中心走去，随身带着便携式收音机，好听一听最后结果。在阿尔托区，一些满脑子理想主义的大学生冲着聚集在电视机周围阴沉着脸的亲友们做鬼脸，然后也涌上街头。劳动者排成整齐的队形，从工厂区赶来。他们高举着拳头，唱起为此次大选编写的歌词。在市中心汇合后，大家像一个人似的高呼：“团结起来，无往不胜。”他们掏出白色手帕，等待着大选的结果。半夜，消息传开，左派获胜。眨眼之间，分散的人群集合起来，队伍骤然扩大，向四处扩充开来。大街上挤满欢乐的人群，跳啊，笑啊，喊叫啊，拥抱啊。人们燃起火炬，嘈杂的喊叫声、街头狂舞停了下来。一支欢乐的守纪律的游行队伍向资产阶级居住的幽雅的大街走去。此时，人民大众演出了一场罕见的活剧。男人穿上工厂发的大靴子，女人怀里抱着孩子，学生身穿衬衣，神态安详地漫步在富丽堂皇的街区。那里是陌生的禁区，往日他们很少涉足。他们的歌声和脚步声，以及火炬的光芒透进紧闭着大门的静悄悄的宅院里。宅院的主人想到恐怖活动最终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不由得浑身打颤。他们认为，老百姓一定会把他们撕成碎片；最好的结果也是剥夺他们的财产，把他们送往西伯利亚。然而，吼声震天的人群没有砸破一户的大门，也没有践踏一座精美的花园。他们高高兴兴地从停放在街头的豪华轿车旁边走过，连碰也没碰一下。在广场上和他们从未进去过的公园里兜了个圈子，然后满脸惊讶地停在商店的玻璃橱窗前，橱窗明晃晃的，好像在欢庆圣诞节，里面摆的东西他们甚至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游行队伍继续平静地朝前走去。队伍经过特鲁埃瓦家门前的时候，阿尔芭跑了出来，加进游行队伍，引吭高歌。欢乐的人群整整游行了一夜。在豪华的宅院里，香槟酒瓶没有打开，龙虾无精打采地躺在银托盘里，糕饼上落满了苍蝇。
天亮的时候，群众开始散去，阿尔芭一眼瞥见了米格尔的清晰能身影。只见他手举大旗，高声呼喊。阿尔芭分开人群，朝他走过去。口L 了几声，他没有回头。在喧闹的人声中，根本听不见有人叫他。阿尔芭走到跟前，米格尔才看见她。他把旗子交给身旁的人，拥抱住阿尔芭，把她举了起来。两个人使劲拥抱着，一边亲吻，一边高兴地流下泪水。
“米格尔，我说过，用正当的手段我们也能取胜! ”
“我们是赢了，可现在还得要保卫胜利的果实。”米格尔回答说。
第二天，那些在家里吓得一夜未睡的人们发狂似的涌上街头，冲进银行，要求抽出存款。有点儿值钱的东西的人宁可把贵重物品藏在枕头底下，或者寄往国外。二十四小时内，财产的价值减少了大半，飞机票被订购一空。人们像疯子似的要赶在苏联人在边境安上铁丝网之前飞往国外。刚刚举行过胜利游行的老百姓又出来观看资产阶级在银行门前排成长队，你争我夺，不由得放声大笑。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全国分成两个不可调和的派别，所有的家庭也分成了两派。
特鲁埃瓦参议员在党部里过了一夜。他的追随者生拉硬拽地把他留了下来。他们知道，只要特鲁埃瓦走上街头，人群会毫不困难地认出他来，会把他吊在电线杆上。特鲁埃瓦气得要命，更觉得出乎意料之外。虽然多年来他一直不断地喊叫国内到处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还是不能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然而，他并不觉得沮丧。作为斗士，在他衰老的心田里正激荡着一股自青年时代以来未曾感受过的昂扬情绪。
“赢得大选是一回事，当上总统完全是另一回事。”他用神秘的口吻对哭哭啼啼的下属们说。
但是，当时还没有人想到要消灭新总统。敌对的人相信，当选总统通过合法途径取胜，也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被击败。这就是特鲁埃瓦的想法。翌日，特鲁埃瓦清楚地看到欢乐的人群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他走出藏身的地方，直奔郊区一座别墅，举行了一次秘密午餐会。在那儿，和他见面的有政治家、几位军人和中央情报局派来的美国人。他们一起策划了推翻新政府的计划：制造经济不稳定，或如常人所说的，进行破坏。
那是一幢具有殖民时期建筑风格的大房子，带一个方石铺路的院落。特鲁埃瓦参议员到达的时候，已经有几辆汽车停在那里。大家热情地迎接他，因为他是无可争议的右派领袖，还因为他早已预料到要发生的事情，提前几个月进行了必要的接触。午饭是加鳄梨汁的冷石首鱼、白兰地烤乳猪、巧克力奶油冻。吃完饭，他们吩咐侍者退出去，把客厅门锁了。大体上谋划出战略目标，然后站起来，一起为祖国干杯。除了外国人以外，所有在场的人都表示，为了事业的成功，宁肯拿出个人的一半财产来冒风险。只有老特鲁埃瓦准备连老命都搭上。
“不能让他们有一分钟安宁。他必须辞职。”特鲁埃瓦斩钉截铁地说。
“要是办不成，参议员，我们还有这个。”乌尔塔多将军把手抢放在台布上。
“对政变我们不感兴趣，将军，”使馆里的情报人员用地道的西班牙语说，“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彻底失败，自动垮台，好从大陆其他国家人们的脑海里去掉这种思想。明白吗? 这件事，我们会用金钱去处理的。我们还可以收买一些议员，让他们不认可他是总统。贵国的宪法规定：不足绝对多数，议会可以决定。”
“少转这个念头吧，先生! ”特鲁埃瓦参议员大声说道，“在这儿，你谁也收买不了! 议会、军队都是廉正自守的。最好还是拿这笔钱去收买所有的传播工具吧。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掌握住舆论，那才真正有用呐。”
“别说疯话啦! 那些当政者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自由!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请相信我，先生们! ”特鲁埃瓦参议员反驳说，“我了解咱们国家，新闻自由是取消不了的。再说，执政纲领上有这一条，他发誓要尊重民主自由权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嘛! ”
特鲁埃瓦参议员的话是对的。他们未能收买议员们，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左派平平安安地上台执政。这时候，右派开始燃起仇恨之火。
大选以后，每个人的生活都改变了。那些想照往常一样生活的人，很快就看到这不过是幻想。对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来说，这次变化来得太突然了。在这以前，日常生活中的陷阱，他一个个都绕过去了。作为流浪艺人，他过着穷困潦倒而又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没穿过皮鞋，没戴过领带、手表，然而可以尽情表达温柔和真挚的情感，可以随便偷偷懒，睡睡午觉，因为他无需向任何人报告工作。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内心深处感到十分平静。年轻的时候，还有股子叛逆劲儿；如今知足常乐，变得温顺了。创作新歌曲，必须有不安和痛苦，他越来越觉得难以找到这种情绪。他像方济各会修士一样，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不想发财，也不想当官。他心绪宁静，唯一挂念的是布兰卡。对年轻姑娘们那种不计后果的爱情，他已毫无兴趣，只是想着布兰卡是他独一无二的伴侣。他算了算和布兰卡偷偷幽会了多少年，的确想不出生活中哪时哪刻布兰卡不在眼前。总统选举结束后，必须立刻和政府合作，这就打破了他生活的平衡。对此他无法拒绝。正如大家说的，左派党需要承担起那么多职责，力能胜任的人确实不足。
“我是个农民，没有任何准备。”佩德罗·加西亚第三打算推辞掉任命。
“没关系，同志。至少大家都熟悉您。就是捅了娄子，大家也会原谅的。”别人回答说。
就这样，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坐在写字台后面，背后挂着一幅在某次光荣的战役中为国捐躯的先烈的大画像，还有了一位私人女秘书。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从豪华的办公室带铁栏杆的窗子望出去，只能看到一小方块灰暗的天空。他担负的不是闲职。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深夜。最后，精疲力竭，连弹一曲吉他的力气也没有了，更不用说像往常一样和布兰卡缱绻一番了。有时候，克服了布兰卡时常碰到的那些障碍以及工作加给他的重重障碍后，两个人会上一面，躺在被窝里也是烦恼多于欲望。做爱的时候，身体疲劳不堪，时间总是急急促促，还不时被电话铃声打断。布兰卡不再穿内衣，因为她认为这种挑逗是无益的，还会使他们陷于可笑的境地。完事以后，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像一对老人似的休息一会儿，亲亲热热地谈起家常和震动全国的严重事件。有一天，佩德罗第三算了算，几乎有一个月两人没幽会了。他认为尤其糟糕的是谁也没有这种欲望。想到这儿，不禁大吃一惊。他想，在他们这个岁数，性欲不该消失啊。这是因为眼下这种生活和光棍儿的怪僻造成的。他估计，如果他和布兰卡过上正常的生活，布兰卡天天可以在安谧的家里等他，情况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于是他索性催促布兰卡和他结婚。对这种偷偷摸摸的爱情，他已经厌倦了，而且年龄也不允许他这样生活下去。布兰卡的回答还是和以前多次的一样：
“我得想一想，亲爱的。”
她坐在佩德罗第三的窄小的床上。佩德罗第三放肆地盯着她，岁月已经开始在她身体上发挥起破坏作用。她更加肥胖，更加萎谢了。关节炎使她两手变了形；原来让他彻夜难眠的好看的乳峰正在变得和成年妇女的胸部一样圆滚滚的。但是，在佩德罗第三看来，布兰卡和年轻的时候一样漂亮，和他们在三星庄园小河边的芦苇丛中相爱的时候一样漂亮。正因为如此，他才抱怨说，疲劳比激情更厉害。
“你想了快半个世纪了。行啦。要么现在结婚，要么就拉倒。”
布兰卡没有动摇，因为佩德罗第三不是第一次用这种办法催促她拿主意了。每当他和一位野姑娘破裂后回到她的身边时，总是要求和她结婚，拼命地要和她好下去，还求她原谅。那次他同意离开工人区( 在那儿他过了几年幸福的日子) ，搬到一套中产阶级的住宅，也是说的这番话。
“要么你现在嫁给我，要么咱们别再见面了。”
布兰卡不知道，这一次佩德罗第三说出的话是不打算收回的。
两个人悻悻地分了手。她匆匆忙忙捡起扔在地上的衣服，穿好了；从乱七八糟的床上找到几根卡子，把头发拢起来，别在脑后。佩德罗第三点上一支香烟，目不转晴地盯住布兰卡穿衣服。布兰卡穿上鞋子，拿起皮包，在门口向他挥手再见。她心里有数，第二天他会叫她来，再次表示和好的。佩德罗第三扭过身子，面冲着墙。他紧闭着嘴唇，露出个苦笑。此后两年当中，两个人再也没见过面。
以后的几天，布兰卡一直像过去那样，等着佩德罗第三叫她。他从不爽约，即使像上次她结了婚，两个人分手达一年之久，他也没有爽约。那一次，还是他找上门来的。但是，到了第三天，布兰卡开始着慌了。她躺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就是睡不着；多服了一倍的安眠药，又犯了偏头痛、神经痛。在作坊里，她把为圣诞节制作的几百个鬼怪塑像放进炉子里，又拿出来，尽量找事干，不去想他。然而，还是压不住烦躁情绪。最后，她给部里挂了个电话。一位女士说，加西亚同志正参加一个会议，不便打扰他。第二天，她又打电话，一直打了一个星期。最后她明白了，用这个办法是找不到他的。她竭力克制住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那股唯我独尊的傲气，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系上吊袜带，离开家，到佩德罗第三的住处去看他。她那把钥匙插不进锁眼，只好按了按门铃。开门的是个高个汉子，留着小胡子，目光柔和得像个女学生。
“加西亚同志不在家。”他没有请布兰卡进去。
这时候，布兰卡才明白过来，她失去了佩德罗第三。未来生活的情景一下子闪现出来。她看到自己待在一片辽阔的沙漠上，干些毫无意义的营生，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再也见不到那个一生中爱着她的唯一的男人。从她童年时代那些记不清的日子起，她一直睡在他的怀抱里，如今再也不能和他在一起了。她坐在楼梯上，放声大哭。留小胡子的男人悄悄地关上了门。
事情发生后，她没对任何人讲。阿尔芭向她问起佩德罗第三，她闪烁其词地回答说，他在政府里担任了新职务，工作很忙。她仍然给没事干的小姐们和智障孩子们讲课，另外还在贫民区教人制作陶器。那儿的妇女们组织起来，要学点新手艺。同时，破天荒地第一次参与国家的政治、社会活动。组织起来很有必要，因为“通往社会主义之路”迅速变成了战场。一方面，老百姓在庆祝胜利，蓄起长发和胡须，见面互称“同志”，抢救被遗忘的民歌和民间手工艺，召开没完没了的毫无用处的劳动者集会，会上七嘴八舌，永远也达不成一致意见，只是表明新政权在活动而已。另一方面，右派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要把经济搞得一团糟，使政府威信扫地。他们手里把持着最强大的传播工具，掌握着几乎无限的经济手段，美国人暗地里出钱，帮他们实行破坏计划。没过几个月，后果就看出来了。老百姓第一次有了点富裕钱，可以满足一下基本需要，购买些一直盼着买到的东西。可是，他们什么也买不到，商店里空空如也。供应开始中断，老百姓做起一场噩梦。天刚一亮，妇女们就纷纷起床，在能买到一只干巴鸡、几块尿布或卫生纸的地方排起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鞋油、钢针、咖啡成了奢侈品，逢上过生日，用彩纸包好，作为礼品互相馈赠。物资匮乏把老百姓弄得六神无主。互相矛盾的谣言像浪潮似的一再冲击全国。忽而说这样东西快没了，忽而说那样东西快没了，大家只好不加节制地有什么买什么，以防万一。一见“长龙”，立刻排进去，也不知道在卖什么东西，无非担心丢掉买东西的机会，需不需要倒在其次。社会上出现了专吃排队饭的人，他们为别人占住位子，收取合理的费用；卖假货的人趁机浑水摸鱼，坑害顾客；还有人向夜间排队的人出租毛毯；黑市活动猖獗。警察试图禁止，但黑市活动像瘟疫一样无孔不入。尽管警察搜查车辆，拘留背包裹的可疑的人，但仍禁而不止。就连孩子们也在学校里买卖东西。为了急于存些东西，出现了许多混乱现象。从来不抽烟的人愿出高价买下一盒香烟。没有孩子的人争先恐后地抢购奶瓶。炊具、机器、汽车的零配件买不到了。汽油定量供应，汽车排起长队，一排就是两天零一夜，在太阳的烤炙下像条不动的巨蟒把城市团团围住。公务员没有那么多时间排队，只好步行或骑自行车。满街上都是气喘吁吁的骑自行车的人，好像荷兰人在说胡话。就在这种情况下，卡车司机宣布罢工。到了第二个星期，事情变得明显了，罢工根本不是什么劳资纠纷，而是政治事件，司机根本不想复工。军队打算替他们开车，因为蔬菜正烂在地里，而市场上又没有东西供给家庭主妇们。但是，他们发现司机把发动机拆走了，几千辆卡车像兽骨化石一样停在公路上一动也不能动。总统在电视上要求大家要有耐心。他提醒全国人民说，帝国主义收买了卡车司机，他们要无限期地罢工下去。大家最好在自家的庭院里、阳台上种些蔬菜，至少可以等到找着解决问题的办法。老百姓惯于过穷日子，只有在国庆日和圣诞节才能吃到鸡，因此没有失去起初那种昂奋情绪，相反还组织起来，准备打一仗，决心不让胜利因为经济破坏而沾上苦涩的味道。他们继续用欢乐的精神庆祝胜利。在大街上高唱“团结起来，无往不胜”。只是歌声越来越不协调，因为分裂和仇恨正在无可挽回地扩散开来。
特鲁埃瓦参议员和所有人一样，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对已经开始的这场斗争，他热情很高，又恢复了当年那股劲头儿，浑身老骨头也痛得不那么厉害了。干起事来，不逊当年。他多次出国，搞阴谋活动。在国内，坐飞机、汽车、火车( 搭乘头等车厢的特权已经取消) 从北到南，不知疲倦地跑遍全国各省。每到一市、一镇、一村，同党们总要设宴款待，他硬着头皮吃下多得吓人的晚餐，强装着似乎胃口好得和囚犯一样，其实他那副老年人的肠胃已经经不起这么折腾了。他成天参加秘密集会。起初，由于多年来实行民主制度，还不大能和政府耍阴谋。可是，很快他就放弃了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整垮政府的念头。他承认，能够战胜政府的唯一办法是使用违禁的手段。事实确实如此。他第一个大胆地公开说出，为了阻止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能奏效的只有发动军事政变。因为人民不会因为没有鸡吃就抛弃他们半个世纪以来日夜思念的政权。
“别那么婆婆妈妈的啦，拿起武器吧! ”听到别人谈起搞经济破坏，他这样说。
这些想法他四处宣扬，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他觉得这还不够，隔三差五地还向军事学校的士官生扔老玉米粒，大声说他们全是母鸡。这些做法有些过火，他就找了两个保镖。可有时候，他忘记了保镖是他自己花钱雇来的。一觉出背后有人，就火冒三丈，把保镖臭骂一顿，还用手杖威胁他们。闹到最后，心跳过速，几乎喘不上气来。他心里明白，假如有人打算暗杀他，这两个蠢汉子是救不了他的老命的。不过，他认为，有他们在，至少能吓唬住那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小流氓。他还特别着意看护自己的外孙女儿。他想，阿尔芭周围全是共产党。由于他们是祖孙关系，别人随时会对阿尔芭采取无礼行动。可是，阿尔芭根本不听他那一套。她说：“花钱买打手，这本身就是不打自招。我没什么可怕的。”特鲁埃瓦不敢固执己见，因为他和全家所有的成员都吵翻了，实在太烦人了。再说，只有外孙女儿还和他感情相投，还能博他一笑。
与此同时，布兰卡通过黑市以及她和工人区( 她常去那儿教妇女们制作陶器)的各种联系，建立起一条供应线。为了买到一口袋白糖或是一箱肥皂，吃尽了干辛万苦。她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存放在家中的一间空屋子里。说实在的，有些东西毫无用处，比如她从中国人手里买下了两桶酱油。她学得越来越狡猾，谁也没想到她会这么干。她在窗户上钉上木板，门上加了把锁，钥匙系在裤带上，连洗澡也不摘下。她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海梅和她的亲生女儿。这种态度的确也不无道理。阿尔芭说：“妈妈，你真像个看监狱的。”她对妈妈这种为了将来不惜现在吃苦的做法大为吃惊。阿尔芭主张没有肉就吃土豆；没有鞋就穿草鞋。布兰卡听到女儿这番简单化的意见也大吃一惊。她主张，生活水平不能降低，因此必须花时间变着法儿地倒腾东西。实际上，自从克拉腊去世以来，一家人从来没像现在生活得这么好过。家里第一次有人操持家务，准备好下锅的东西。从三星庄园定期运来成箱的食品，布兰卡把食品收藏起来。第一次食品几乎全都腐烂了，臭味从关得严严实实的屋子里散发出来，溢满整个宅院，把全区弄得臭气烘烘的。海梅建议姐姐把容易腐烂的东西捐献出去，要么卖出去，要么拿去换别的东西。布兰卡不同意别人分享她的宝贝。阿尔芭这才明白，全家人当中本来只有妈妈好像是个健全的人，可她也有她的怪癖。阿尔芭在储藏室的墙上打了个洞。布兰卡一边往里存放东西，她一边往外倒腾。她干得十分谨慎小心，让妈妈觉察不出来。她一碗一碗地往外偷糖、大米、面粉，把奶酪弄碎，把干果撒在地上，摆放得就像老鼠偷吃东西一样。过了四个月，布兰卡才起了疑心。她把仓库里的东西登记造册，给家里人拿一次东西就画一个叉儿。她相信，这样做一定能找出小偷。阿尔芭趁妈妈稍不留心就在登记单上画几个叉儿。弄到最后，连布兰卡也糊涂了，搞不清楚是不是统计错了，怎么家里人吃的东西会超过她估计的三倍，要么是在这座阴森森的大宅院里还有游魂在到处游荡。
阿尔芭把偷出来的东西交给米格尔。米格尔把东西连同号召以武装斗争推翻寡头集团的革命小册子在居民区和工厂里分发给大家。但是，谁也不答理他。他们相信，他们通过合法的民主途径掌握了政权，谁也不可能夺走政权，至少可以维持到下届总统选举。
“全是些笨蛋，他们根本不知道右派正在武装起来! ”米格尔对阿尔芭说。
阿尔芭相信米格尔的话。她看见半夜有人在他们家的院子里卸下一些大木箱子，按照特鲁埃瓦的命令，把木箱子藏在另外一间空屋子里。外祖父和妈妈一样也在门上加了锁，钥匙放在收藏克拉腊牙齿的羊皮口袋里，挂在脖子上。阿尔芭把这件事告诉给海梅舅舅。海梅和父亲暂时和好以后，已经搬回家来住。阿尔芭说：“我敢肯定，里面是武器。”海梅不相信。当时他糊里糊涂的，直到被人杀害那天他也没有明白过来。阿尔芭坚持自己的看法，海梅答应吃饭的时候和父亲谈一谈。老爷子回答得很干脆，他也就不再怀疑了。
“在家里，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运进多少箱子就运进多少箱子! 我的事，你们别往里瞎掺和! ”特鲁埃瓦参议员大声吼叫着，一拳头砸得桌子上的玻璃器皿劈啪乱跳。就这样，干巴巴地打断了这次谈话。
那天晚上，阿尔芭到“书巷”里去找舅舅，建议用偷妈妈食品的办法偷姥爷的武器。两个人一起动手，当天晚上在存放武器的房间隔壁那间屋子的墙上打了个洞。一面用柜子挡住，另一面就用装违禁品的木箱挡住。他们带着锤子、钳子可以从墙洞钻进老爷子锁住的屋子。阿尔芭干这种活儿已经有了经验，她指了指最下面那几只箱子，意思是把它们打开。打开一看，箱子里装的是武器，两个人直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精良的杀人工具。一连几天，他们能偷多少就偷多少，把底层的箱子全掏空了。然后，又装上石头，有人抬箱子也发现不了。他们偷出来的武器有手枪、自动步枪、来复枪和手榴弹。先把武器藏在海梅的“书巷”里，然后阿尔芭用大提琴盒送往可靠的地方。特鲁埃瓦参议员看见外孙女儿拖着沉甸甸的大提琴盒出门，万万没有想到用呢绒衬里儿的盒子里装的竟是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运过国界、藏匿在家里的武器。阿尔芭本想把偷来的武器交给米格尔。可是，海梅舅舅说，米格尔和她外祖父一样也是恐怖分子，顶好把武器收藏好，不让任何人受害。他们商量了几个办法，比如，把武器扔到大河里去或者架个火堆把武器烧掉。最后，他们决定，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把武器装进塑料袋里，埋在某个秘密可靠的地方，也许将来可以用来为正义事业服务。海梅和阿尔芭筹划到山区去远足。特鲁埃瓦参议员知道了，好生奇怪。自从儿子、外孙女儿离开英国学校以后，压根儿没再参加过体育活动，也从来没对艰苦的登山运动表现出什么爱好。星期六上午，他们乘坐一辆借来的吉普车出发了。随身携带一顶帐篷、一篮子食品和一只神秘的箱子。箱子沉得像个死人，两个人才能抬起来。里面装的就是他们从老爷子那儿偷来的武器。他们兴致勃勃地朝山区走去，沿着山路尽可能往上攀登，然后穿过一片旷野，在被狂风和严寒毁灭的一片树林中找到一块安静的空地。他们放下行装，马马虎虎地支起小帐篷。挖了几个坑，把塑料袋放进去，在每个埋东西的地方垒起一小堆石头。周末的其余时间，他们到河边钓鳟鱼，拾些灌木，架起篝火烤鱼吃，像喜欢探险的孩子似的在山峦间跑来跑去，互相谈起过去的事情。入夜，他们在红葡萄酒里加上桂皮和糖，喝下去暖暖身子，围上大披肩，还提议为了老爷子知道他们偷武器气得脸色发青而干杯。两个人笑得直流眼泪。
“你要不是我舅舅，我就嫁给你！”阿尔芭开玩笑说。
“那米格尔呢? ”
“当我的情人呗! ”
海梅并不觉得这些话可笑。这以后，他们之间笼罩起一片沉闷的气氛。当天晚上，两个人各自钻进自己的睡袋。吹熄石蜡灯后，静静地无话可说了。阿尔芭很快就入睡了。海梅在黑暗中睁着两眼，直到东方泛白。平时，他喜欢说，阿尔芭像是他的女儿。但是，那天晚上，他突然巴不得自己不是阿尔芭的父亲，也不是她的舅舅，干脆就是米格尔。这时候，他想起了阿曼黛，遗憾的是阿曼黛已经不能让他动情了。他曾经对阿曼黛有过炽热的恋情。他在记忆中竭力寻找感情的余波，结果一无所获。他变成了一个孤独者。起初，他为阿曼黛治病，几乎天天看到她，和她十分接近。阿曼黛挣扎了几个星期，总算不用服药了，她不再吸烟、喝酒，开始过上健康的、有秩序的生活。体重也有所增加。她把头发剪短，又在乌黑的大眼睛周围描起黑色的眼影，还戴上项链和叮当作响的手镯，用心良苦地企图恢复逝去的姿容。她在恋爱呢。她从意志消沉一下子转成兴奋不已，海梅恰恰是她情绪变化的中心。她以强大的意志力戒掉种种嗜好，以此向海梅表白爱慕之情。海梅没有助长她的情绪，但也没有勇气将她拒之门外。他认为，对恋爱的幻想有助于她身体复原。不过，他也知道，对他们两人来说，爱情来得太迟了。他极力设法和她保持距离，借口是自己是个老光棍儿，对爱情已一无所求。他只求和医院里讨人喜欢的护士们偷偷情，或是怀着伤感情绪逛逛妓院，在十分有限的工作之余满足一下最急迫的性欲要求。然而，他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和阿曼黛的私情之中。年轻的时候，他对阿曼黛爱得要命，如今阿曼黛已经不能使他动情，他自己也觉得难以动情了。对阿曼黛他只有怜悯，而怜悯心又是他最炽烈的一种感情。贫困和痛苦伴随了他一生，然而他的心没有变硬，相反却越来越爱悲天悯人。有一天，阿曼黛伸开双臂，搂住他的脖子，说了声“我爱你”。海梅像个机器人似的拥抱了她一下，假装热情地吻了吻她，让她感觉出他并不爱她。就这样，海梅一方面自认为在他这个年龄已经经受不住狂热的爱情生活，另一方面又陷入了耗费精力的私情之中。为了博得海梅的欢心，阿曼黛使尽浑身解数，两个人搞得精疲力竭。每经过一次疲惫不堪的欢会以后，海梅都在想：“这种事儿我干不了啦。”
由于和阿曼黛的这层关系，再加上阿尔芭一再坚持，海梅时常和米格尔接触。在很多场合下，避免不了和米格尔见面。他尽量保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但是米格尔最终还是把他吸引住了。米格尔成熟了，不再是一个好激动的青年了。然而，丝毫没有改变政治路线。他仍然认为，不经过一场暴力革命，是无法战胜右派的。海梅不同意米格尔的观点。但是他器重米格尔，佩服他的勇敢性格。只是他把米格尔视为无可救药的人物，满脑子危险的理想主义，只想保持亳不妥协的纯洁性。什么东西和这种人沾上边，都会染上一层不幸的色彩，特别是那些不幸爱上他们的女人。米格尔的思想立场，他也不喜欢。他认为，像米格尔这样的左派极端分子只会比右派极端分子给总统带来更大的祸害。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情米格尔。米格尔的信念的力量，不加矫饰的柔情，为了理想而慷慨献出生命的精神，都使海梅折服。海梅赞同米格尔的理想。不过，他没有勇气使这种理想彻底实现。
那天夜里，海梅躺在睡袋里心绪不宁，十分难过。听见近处外甥女的呼吸声，心里很不舒服。醒来的时候，阿尔芭已经起床，正在热咖啡，准备早点。凉风吹过，太阳的光辉把山顶染成一片金黄。阿尔芭伸出双臂，抱住舅舅的脖子，亲吻了他一下。海梅两手插在口袋儿里，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他心乱如麻。
三星庄园是南方土改运动中最后几个被没收的庄园之一。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和劳作的农民们组织起合作社，成为土地的主人。一连三年零五个月，他们没见到东家，忘记了他那副凶暴的脾气。事情发展得很快，在学校的集会上雇工们言辞激烈，把管家吓坏了。他连忙收拾好行装，没向任何人告别就溜之大吉了。他也没把这件事通知给特鲁埃瓦参议员。他不想看见东家发脾气。再说，他提醒过好几次，也算守职尽责了。他这一走，三星庄园就没人管了。没人派活儿，也没人干活儿。农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自由的滋味，第一次尝到自己当家做主的滋味。他们平均分配了土地，爱种什么就种什么。后来，政府派来了一名农业技术员。技术员借给农民种子，帮助他们了解市场的需求，农产品在运输上的困难以及肥料和杀虫剂的用途。农民不大理会技术员。他那副样子好像城里的“秧子”，很明显，从来没掌过犁杖。不过，他们还是欢迎技术员的到来。为欢迎他，打开了老东家的神圣的酒窖，偷出陈年老酒，宰杀种牛，吃洋葱、芫荽炒腰子。技术员走了以后，他们又开始吃进口的母牛和下蛋的母鸡。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接到通知说，政府将用三十年还本付息的公债抵偿他的庄园，价格按他申报纳税的金额计算。他这才知道土地不再属于他了。这下子，他失去了自制。从武器库里抄起一支他不会摆弄的自动步枪，命令司机开车一直把他送到三星庄园。临走前，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保镖也没通知。路上走了几个小时，他简直气疯了，根本没想好究竟该怎么办。
到了庄园，大门上插着一根粗大的门栓，挡住去路，他们只好来个急刹车。一个农民手持梭镖和一支没有子弹的猎枪，在门口站岗。特鲁埃瓦下了车。一看东家来了，那个可怜的“卫兵”疯了似的摇动起学校的铜铃。铃是别人放在他身边，专门用来报警的。紧接着，他趴在地上。一阵弹雨从他头上扫过，子弹打进附近的树上。特鲁埃瓦脚步未停，没顾得上看看站岗的人死了没有。他也没朝四下打量一下，便蹿上庄园的土路，以他的年龄来说，那股灵巧劲儿真是出人意料。正往前走，没提防后脑勺上挨了一棒子。还没来得及想想发生了什么事，就被人打倒在地上。醒来的时候，他躺在东家住宅的饭厅的桌子上，两手被人绑住，脑袋底下塞了个枕头。一个女人正往他前额上敷湿布，几乎全体雇工都站在周围，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
“觉得怎么样，同志? ”大家问道。
“婊子养的! 我谁的同志也不是! ”老头子大声吼叫着，竭力想站起来。
他挣扎、喊叫。大家给他松了绑，扶着他站起来。特鲁埃瓦想冲出去，一看窗子外面钉着木板，门也上了锁。雇工们想告诉他，世道变了，他不再是主人了。特鲁埃瓦根本不想听。他口吐白沫，心脏跳得几乎要炸裂开来。疯子似的破口大骂，威胁说要惩罚他们，要报仇雪恨。农民听了，一阵哈哈大笑。闹到最后，雇工们厌烦了，把他一个人关在饭厅里。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花了那么大的力气，累得筋疲力尽，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过了几个小时，他才知道自己成了人质，农民们想给他拍个片子，送到电视台去。两名保镖和几个加入了特鲁埃瓦那个党的狂热的年轻人得到司机通知，急忙赶到三星庄园。手拿着棍棒、指节铜环、镣铐，打算营救特鲁埃瓦。到那儿一看，大门口加了双岗。站岗的端起特鲁埃瓦参议员送上门来的那支自动步枪。
“谁也甭想把人质同志带走。”农民们说，为了加重口气，朝来人连开数枪。
这当儿，来了一辆电视台的车，打算拍下这个事件。雇工们压根儿没见过电视这个玩意儿，就把电视台的人放进庄园，然后围着被俘的参议员，往摄像机前一站，开怀大笑起来。当天晚上，全国人民在荧光屏上看到了这位反对派的最高代表人物。只见他双手被绑住，气得口吐白沫，满嘴脏话，真得给他来个“言论检查”了。总统看了电视，对这件事颇不以为然。他想，这个事件好比是个雷管，可能会引爆处境不稳的政府脚下的火药库。于是，他派出军事警察去搭救参议员。士兵来到庄园的时候，农民不放他们进去。农民得到新闻界的支持，越发胆大了。他们要看看法院的命令。省法官担心卷入一场麻烦，自己也会在电视上被左派记者大骂一顿，急急忙忙钓鱼去了。军事警察只好守候在三星庄园的大门外边，等着从首都传下命令。
布兰卡和阿尔芭跟大家一样从新闻节目里得知此事。布兰卡一语不发，直等到第二天。她看到连军事警察也救不出老爷子．心想现在到了再去找找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的时候了。
“把你那条窝窝囊囊的裤子脱下来，换上件体面的衣服。”她命令阿尔芭说。
她们事先没有申请，径直来到部里。在前厅里，秘书打算挡驾。布兰卡一把推开他，拉着女儿嗵嗵嗵地大步走过前厅。来到佩德罗第三的办公室，没有敲门就闯了进去。她已经两年没看见佩德罗第三了。此次一见，她还以为走错了门，差一点退了出来。在短短的两年里，她一生中的恋人变得又瘦削又苍老，显得十分疲倦，心情沉重。头发还是黑的，只是比过去短了，也更稀疏了。他剪掉了漂亮的大胡子，身穿一件灰色的官服，皱皱巴巴的领带也是灰色的。布兰卡只是从佩德罗第三那双没有变样的黑眼睛的眼神儿里才认出了他。
“耶稣啊!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她唔唔哝哝地说。
然而，在佩德罗第三看来，布兰卡比他记忆中的形象还要美丽，两年没见，她似乎变得更年轻了。这两年当中，他顾不上为自己的抉择感到后悔，也没有注意到自从布兰卡不来了，他对过去使他动情的女孩子也失去了兴趣。另外，他坐在写字台后面，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吉他丢在一边，也远离了人民给予他的灵感，感到幸福的时候的确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思念布兰卡给予他的温柔和稳重的爱。一看见布兰卡铁青着脸走进来，还有阿尔芭陪着，就知道她不是来重叙旧情的，而且猜到准是为特鲁埃瓦参议员的丑闻而来。
“我来求你陪我们走一趟，”布兰卡开门见山地说，“你的女儿和我要去三星庄园，去看看他老人家。”
这下子，阿尔芭才知道了原来她的亲生父亲是佩德罗- 加西亚第三。
“好吧，咱们先去我家，拿上吉他。”佩德罗第三边站起来边说。
他们坐上一辆挂政府牌子、像灵车一样的黑色汽车离开部机关。佩德罗第三回到自己的公寓，布兰卡和阿尔芭在大街上等他。他出来的时候，恢复了一些昔日的风采。脱掉灰制服，换上过去穿的灯笼裤和“篷却”，足蹬草鞋，背着吉他。布兰卡第一次露出笑容。他俯下身子，在她嘴唇上迅速地亲吻了一下。在开头的一百公里路上，大家沉默不语。阿尔芭终于从吃惊状态中清醒过来。她用颤抖的声音低声问，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她佩德罗第三是她的父亲? 这样可以少做多少噩梦啊! 她不时梦见一位因患热病葬身沙漠腹地的白衣伯爵。
“有个死去的爸爸比有个不在的爸爸强得多。”布兰卡的话像谜语似的，往下就不再谈这件事了。
傍晚，他们来到三星庄园。在庄园门口，看到一群人围坐在火堆周围亲切交谈，火堆上烤着一只猪。那群人包括军事警察、记者和农民。他们把参议员藏在酒窖里的最后几瓶酒拿出来，准备一次喝光。在火光的映照下，几条狗和几个小孩子边嬉戏边等着玫瑰色的、光亮亮的猪肉烤熟。记者们时常采访佩德罗·加西亚第三，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军事警察从他那副地道的民间歌手的外表上也认出了他。农民们眼瞧着他在这块土地上出生的，所以也认出了他。大家都亲热地对他表示欢迎。
“是哪阵风把您吹来的，同志? ”农民们问他。
“我来看看老头子。”佩德罗第三笑了笑。
“您可以进去，同志，不过只能您一个人进去。布兰卡太太和阿尔芭姑娘跟我们一块儿喝杯酒吧。”农民们说。
布兰卡和阿尔芭两个人和其他人一起坐在火堆周围。闻到烤肉的香味，她们才想起来从早上起一直还没吃饭呢。在座的雇工，布兰卡都认识，她在三星庄园的小学校里教给他们当中许多人认字。他们一起回忆过去的日子，想起桑切斯兄弟在当地自立法律，想起老佩德罗．力口西亚消灭蚁灾，想起总统曾多次当过候选人，几次停在车站上，从载满失败的列车上向农民们发表演说。
“谁能想到他会当上总统啊! ．‘一个人说。
“谁会想到能有今天啊，在三星庄园里，东家说话不如俺们! ”其他人笑着说。
佩德罗·加西亚第三被领到东家家里，直接来到厨房。饭厅里关着老东家，看守饭厅门儿的是年纪最大的雇工。他们有些年没看见佩德罗第三了，可都还记着他。他们围坐在桌子周围喝酒，一起回忆遥远的过去。那时候，佩德罗第三在乡下人的心目中还不是个神话人物，而只是一个爱上东家女儿的不守规矩的小伙子。佩德罗第三拿起吉他，放在腿上，闭上眼睛，用天鹅绒般的歌喉唱起母鸡和狐狸的故事，在座的老人都随着他一起唱起来。
“我这次来，是想把东家带走，同志们。”歌声一停，佩德罗第三轻声地说。
“别做梦啦，孩子。”大家一起回答道。
“军事警察明天就要带着法院的命令来，把他像英雄似的接走。不如我带走他，让他夹着尾巴离开。”佩德罗第三说。
大家讨论了好大一会工夫，最后把佩德罗第三带进饭厅，让他单独和人质待在一起。自从特鲁埃瓦为了保护女儿的贞操砍了佩德罗第三一斧头那个倒霉的日子起，两个人这是第一次面对面地待在一起。在佩德罗第三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怒气冲冲的大高个儿，手里拿着蛇皮鞭和银手杖，雇工从他跟前走过个个都瑟瑟发抖，听到他那闷雷般的怒吼，看到他那副大老爷的不可一世的样子，连大自然也要变颜变色。可是，此刻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弯腰曲背、猥琐不堪的老人，用惊恐的目光望着他。他很奇怪，积聚多年的仇恨一下子化为乌有。特鲁埃瓦参议员火气发光了。两手被捆绑着，在椅子上坐了一夜，直觉得浑身骨头酸疼，千年的劳累压在背上。一开始，他没有认出佩德罗第三，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没再见到佩德罗第三了。当他注意到对方的右手缺了三个手指的时候，立刻想到噩梦做到头了。两个人默默地对视了一会儿，都在想对方是世上一切可恨事物的化身，然而在他们的心中燃不起往日仇恨的火苗。
“我来带你离开这儿。”佩德罗第三说。
“为什么? ”老头儿问道。
“因为阿尔芭求我带你走。”佩德罗第三回答说。
“见鬼去吧! ”特鲁埃瓦不大相信，咕咕哝哝地说。
“是啊，咱们早晚都得见鬼去。请跟我来。”
佩德罗第三动手解开绳索。那是雇工们给老头儿绑在手腕上的，免得他去砸门。特鲁埃瓦把眼睛扭过一旁，不想看对方伤残的右手。
“带我离开这儿，别让别人瞧见。我不想让记者知道。”特鲁埃瓦参议员说。
“您从哪儿进来的，我还带您从哪儿出去，从正门走。”佩德罗第三说。说罢，朝外面走去。
特鲁埃瓦耷拉着脑袋跟在后面。两眼布满红丝，从他能记事起，这是第一次感到自己被击败了。他们走过厨房，老头儿一直没有抬头。穿过房间，从东家的住宅走到大门口。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簇拥在他们周围，后面是一伙儿不言不语的农民。布兰卡和阿尔芭坐在记者和士兵中间，用手抓起烤肉往嘴里送，就着酒瓶口儿大口大口地喝红葡萄酒。酒瓶在大家手中传递。阿尔芭一看到外祖父，立刻激动起来。自从克拉腊去世以后，她还从来没看见过外祖父如此颓丧。她连忙咽下嘴里的东西，跑过去迎接外祖父。祖孙俩紧紧拥抱在一起，阿尔芭趴在外祖父耳朵上悄悄地说了几句话。这时候，特鲁埃瓦参议员才又神气起来。他昂起头，对着照相机的闪光灯像过去一样露出傲慢的笑容。记者拍摄下他登上一辆带官方牌照的黑汽车的场面。一连几个星期，舆论界都在琢磨：他干吗要出这份洋相呢? 后来，出现了严重得多的事件，这件事才从人们的记忆中被抹掉。
总统夜间经常失眠。为了消磨时间，常和海梅一起下棋。那天晚上，在两局棋之间，他谈起这件事。一边谈，一边透过带黑框架的厚厚的镜片用狡猾的眼光偷偷打量着对方。他发现海梅有些不自在。海梅一言不发，还是不停地在棋盘上摆棋子。
“老特鲁埃瓦的确有两下子，”总统说，“应该把他争取过来。”
“该您走了，总统。”海梅指着棋盘说。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形势大大恶化，全国似乎处于战争状态。人们的情绪非常激动，尤其是反对派的妇女们。她们敲着锅上街游行，抗议买不到东西。居民中一半人要推翻政府，另一半人要保护政府，谁也顾不上干活儿。一天晚上，阿尔芭看到中心大街黑魃魃的，空无一人，不由得大吃一惊。整整一个星期没人收垃圾，野狗在堆积如山的垃圾里刨东西吃。电线杆上糊满印刷的传单，冬雨把传单上的字迹冲刷得模糊不清。所能利用的空间都刷上了两派提出的口号。有一半街灯被石头砸坏了，楼房没有一个窗口有灯光。只有用报纸、木板点燃的火堆放射出微弱的光芒。那是在部机关、银行、办公楼前站岗的人取暖用的。他们轮流值班，防止极右团伙乘夜色袭击公共场所。阿尔芭看见一辆厢式货车停在一幢公用建筑前。从车上下来几个戴白头盔的年轻人。他们手拿油漆桶和油漆刷。用浅颜色在墙上打好底子，然后画上几只彩色的大鸽子、蝴蝶、红艳艳的花朵、诗人的诗句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的口号。他们是青年纵队队员。他们认为用表现爱国主义的壁画和鸽子宣传画可以挽救革命。阿尔芭凑上去，向他们指了指大街对面的一幅壁画。壁画上涂了红油漆，是用大个字母写的一个字：Djakarta。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同志？”她问。
“不知道。”大家回答说。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反对派要在墙上写下这个亚洲词儿。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在那个遥远城市的大街上尸积如山。阿尔芭跨上自行车，朝家里骑去。自从汽油定量供应，公共汽车工人罢工以后，她从地下室把童年时代的旧玩具找了出来，用以代步。阿尔芭边骑边想着米格尔，一种不祥的预感憋得她喉头发紧。
有好长一段时间她没去上学了，时间充裕得很。教员宣布无限期罢工，学生占领了各系的大楼。在家里学大提琴学得厌烦了。只要不和米格尔一起玩耍、散步或者争论，她就去区里的慈善医院，给海梅舅舅和其他几位医生帮忙。他们不顾医学院下达的停止工作、和政府捣乱的命令，还在继续行医。这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走廊里挤满病人，像一群咩咩哀鸣的羊羔，一连几天等着治疗。护士人手不够。海梅拿着手术刀就睡着了，时常忙得忘记吃饭。他瘦了，显得十分憔悴。他每天值班十八个小时。躺在破床上也难以入眠，还在想着排队等候的病人。医院里没有麻药，没有注射器，没有药棉。纵然他变成一千个人，也不够用，这好比是打算用手阻挡住一列奔驰的火车。阿曼黛作为志愿人员也在医院里工作，一来可以接近海梅，二来可以找点儿事干。护理素昧平生的病人累得她精疲力竭，但是青年时代曾经照亮她内心的光辉又重新照亮了她，一时间甚至幻想着自己是幸福的。她围着一条蓝色的围裙，穿着一双胶鞋。可是，海梅总觉得她走过自己身边的时候，昔日戴的玻璃串珠还在叮当作响。海梅喜欢她陪在左右，甚至希望他还爱她。几乎每天晚上总统都要在电视上露面，揭露反对派正在进行一场殊死的战争。他很劳累，时常声如裂帛。反对派说，总统喝得醉醺醺的，从热带地方用飞机运来不少穆拉托女人，晚上和她们纵欲取乐，为的是暖暖骨头。总统提醒大家，罢工的卡车司机每天从外国人手里领取五十美元，使全国陷于瘫痪。反对派回答说，有人利用外交邮袋给他送来椰子冰淇淋和苏式武器。总统说，敌人和军人勾结，阴谋发动政变，他们宁肯让民主制度死亡也不愿意由他来领导民主政府。反对派指控他患了偏执狂，满嘴瞎话，从国家博物馆里偷出名作，放在他情妇的屋子里。总统预言，右派已经武装起来，并且打定主意把祖国卖给帝国主义。反对派回答说，总统的储藏室里堆满鸡胸脯，可是老百姓排着长队，只能买到鸡脖子和鸡翅膀。
那天，特鲁埃瓦参议员正在书房里算账，路易莎·默拉按响了街角大宅院的门铃。在默拉姐妹当中，只有她还活在人世。她的身材萎缩了，好似一位流浪的天使，但仍然光彩熠熠，仍然具有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自从克拉腊去世以后，特鲁埃瓦一直没再看见过她。但是，从声音和气味上还是认出了她。默拉的声音还像悦耳的银笛。她身上那股野香堇菜的芳香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淡薄了，不过从远处仍然可以闻到。她走进书房，肋生两翅的克拉腊的形象也随着进来。特鲁
埃瓦有好几天没见到克拉腊了，如今他那双恋人的眼睛又看见克拉腊在空中翱翔。
“埃斯特万，我这次来，是想告诉您一些不幸的事。”路易莎·默拉在安乐椅上坐下来。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