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然知道布隆维斯特在打某种怪主意，却想不通会是什么。将一只手机放进上了锁的清洁工具室的通风口内，开了机却没连上线，这实在太疯狂，吉第怎么也想不出这有什么用。如果布隆维斯特想和病人取得联系，还不如买通某个护士偷偷将手机带进去给她。
但话说回来，他并不排斥帮布隆维斯特这个忙——这个忙可是一星期价值一千克朗呢。所以最好别多问。
约纳森回到贺加路住处时，看见一个男人拎着公文包，靠在他那栋公寓外的铁门上，不由得放慢脚步。那人看起来有点面熟。
“约纳森医师吗？”他问道。
“是的。”
“很抱歉在你住家外面的大马路上叨扰你。实在是因为我不想追到你工作的地方，但又得和你谈一谈。”
“有什么事，还有请问你是？”
“我叫布隆维斯特，麦可·布隆维斯特，是《千禧年》杂志社的记者。这事有关莉丝·莎兰德。”
“喔，我认出你来了。是你打的紧急求救电话。她伤口上的绝缘胶带是你缠的吗？”
“是的。”
“做得很好。不过我不和记者讨论我的病人，你得和其他人一样，去找索格恩斯卡医院的公关部。”
“你误会了。我不是来探消息的，而且完全是以私人身份来找你。你什么都不必说，也不必告诉我任何信息。反而是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
约纳森皱皱眉头。
“请听我把话说完。”布隆维斯特说：“我不是随便在路上找外科医生搭讪，而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能不能请你喝杯咖啡？”
“先告诉我是关于什么事。”
“关于莉丝的未来与幸福。我是她的朋友。”
约纳森心想，来者若不是布隆维斯特他是不会答应的。但此人备受瞩目，不太可能玩什么无聊的把戏。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接受访问，也不会讨论病人的事。”
“我完全了解。”布隆维斯特说。
约纳森于是陪着布隆维斯特到附近一家咖啡馆。
“首先，我不会在任何一篇文章中引述你的话，甚至不会提及你。至于对我而言，这番对话从未发生过。我来是想请你帮个忙，但我得解释原因，你才能决定帮或不帮。”
“听起来不是什么好事。”
“我只请你听我把话说完。你的职责是照顾莉丝的身心健康，而身为她的朋友，我也有同样责任。我没法直捣她的脑袋取出子弹，但我有另一项技能对她的幸福也一样重要。”
“那是？”
“我是个调查记者，我发现了她真正经历的事实。”
“好。”
“我可以大略地告诉你，而你可以自己下结论。”
“好的。”
“我还应该声明一下，莉丝的律师安妮卡——你应该已经见过——是我妹妹，也是我付钱请她为莉丝辩护。”
“我知道了。”
“我显然无法请安妮卡帮这个忙，她不跟我谈论莉丝的事，她必须为她们俩的对话保密。我猜你已经在报上看过有关莉丝的报道。”
约纳森点点头。
“她被描写成精神病患者，还是个不正常的同性恋杀人狂。这全是胡说八道。莉丝不是精神病患者，她也许跟你我一样正常。至于她的性偏好与他人无关。”
“如果我了解得没有错，这件案子已经改变了侦查方向。现在被追捕的杀人嫌犯是那个德国人。”
“据我所知，尼德曼是个毫无道德良知的杀人犯。不过莉丝有敌人，有力又卑鄙的敌人。其中有些是秘密警察。”
约纳森愕然地看着布隆维斯特。
“莉丝十二岁那年，被送进乌普萨拉的儿童精神病院。为什么呢？因为秘密警察不计代价想要守住的一个秘密，被她揭开了。她的父亲札拉千科——也就是在你们医院被杀的波汀——是苏俄的叛逃者，是间谍，是冷战的遗物。他还年复一年地殴打莉丝的母亲。莉丝满十二岁时出手还击，趁父亲坐在车内，朝他丢掷了一颗汽油弹。她就是为此被关。”
“我不懂。如果她企图杀死父亲，让她接受精神治疗当然是名正言顺。”
“我的故事，我要发表的故事是秘密警察知道札拉千科会打妻子，他们知道莉丝受到什么刺激才做这种事，却仍选择保护札拉千科，只因为他能提供珍贵情报。于是他们伪造了诊断书，让莉丝非住院不可。”
约纳森满脸狐疑，布隆维斯特看了忍不住笑起来。
“一切细节我都可以提出证明，我还要赶在莉丝开庭的同时写出完整的叙述。相信我，这将会引起轩然大波。请你记得一件事，激怒莉丝的那番殴打让她母亲下半辈子都得住院。”
“好，请说下去。”
“我要揭发为秘密警察作恶，帮着将莉丝埋葬在精神病院的两个医生，要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其中一个还是德高望重的人。但我说过，我掌握了所有的证据。”
“如果有医生卷入这种事，那真是整个医界之耻。”
“我不认为有必要归罪于群体，这只和直接涉入的人有关。秘密警察也是一样。我绝对相信在秘密警察界也有优秀的人才，这只是一小部分的阴谋者。莉丝十八岁时，他们又再度想把她关进医院，这次没有成功，她反而有了监护人。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开庭，他们就会再一次极尽所能地污蔑她。我或者应该说我妹妹安妮卡将会尽力让她获释，也让法院撤销她目前还存在的失能宣告。”
“我明白。”
“不过她需要弹药，这就是这项策略的背景。也许我应该再提一点，警局里有几个人其实是站在莉丝这边，但对她提起控诉的检察官却不然。总之，莉丝在出庭前需要帮助。”
“可我不是律师。”
“对，但你是莉丝的医生，你能见到她。”
约纳森瞇起眼睛。
“我想请你帮忙的事不但违反医德，说不定也是违法。”
“是吗？”
“但是就道德面而言，这么做是对的。她的宪法权利被那些理应保护她的人给剥夺了。我给你举个例子。莉丝不能会客、不能看报或与外界沟通。检察官还强制她的律师不得对外泄密，安妮卡遵守了规定。然而，检察官自己却是记者的主要消息来源，媒体才会不断写那些乱七八糟的报道。”
“真是这样吗？”
“比方说这则新闻吧。”布隆维斯特拿起一星期前的一份晚报。“调查小组内部的消息来源声称莉丝精神失常，导致这份晚报臆测她的精神状态。”
“我读过这篇报道，全是胡说。”
“这么说你不认为她是疯子。”
“这点我不予置评。但我确实知道她没有作过精神状态评估。所以这篇文章是胡说。”
“我可以确切地向你证明泄漏这项消息的人是一个名叫法斯特的警员，他在埃克斯壮检察官手下做事。”
“喔。”
“埃克斯壮会想方设法让审讯时禁止旁听，那么外人便无从得知也无法衡量对莉丝不利的证据。但更糟的是……因为莉丝遭检察官隔离，将无法作充分的准备为自己辩护。”
“这不是应该由她的律师来做吗？”
“如今你想必也推测到了，莉丝是个很奇特的人。我在无意中发现她的一些秘密，却不能告诉我妹妹。但莉丝应该可以选择开庭时要不要加以利用。”
“我明白。”
“为了让她能这么做，她需要这个。”
布隆维斯特将莎兰德的奔迈T3掌上电脑和一个充电器放在两人之间的桌上。
“这是莉丝的火药库中最重要的武器，非给她不可。”
约纳森难以置信地看着电脑。
“为什么不交给她的律师？”
“因为只有莉丝知道如何取得证据。”
约纳森坐了好一会儿，还是没碰电脑。
“我来跟你说一两件有关泰勒波利安医师的事吧。”布隆维斯特说着从公文包抽出一个活页夹。星期六晚上八点刚过，阿曼斯基离开办公室，徒步走到位于圣保罗街的索德区犹太会堂。他敲开门后自我介绍，开门的拉比本人请他入内。
“我和一个认识的人约在这里碰面。”阿曼斯基说。
“在楼上，我带你去。”
拉比给了他一顶小圆帽，阿曼斯基略一迟疑才戴上。他是在伊斯兰教家庭长大，戴着这个感觉很蠢。
包柏蓝斯基也戴着小圆帽。
“你好，阿曼斯基。谢谢你来。我向拉比借用一个房间，我们可以安静地谈谈。”
阿曼斯基坐到包柏蓝斯基对面。
“你这么神秘兮兮的，应该有特殊原因吧？”
“我就不兜圈子了。我知道你是莎兰德的朋友。”
阿曼斯基点头承认。
“我需要知道你和布隆维斯特打算捏造什么来帮她。”
“我们为什么要捏造什么呢？”
“因为埃克斯壮检察官问了我十几次，你们米尔顿安保到底对莎兰德的案情调查知道多少。他不是随口问问，而是担心你们会爆出什么震撼弹……震撼媒体。”
“原来如此。”
“既然埃克斯壮这么担心，就表示他知道或是怀疑你们在酝酿什么计划，否则至少是和某个心存怀疑的人谈过。”
“某人？”
“阿曼斯基，别耍把戏了。你知道莎兰德在九十年代初曾遭受司法不公的对待，我只怕一旦开庭又要旧事重演。”
“你是民主国家的警察，如果你有这样的情报，就应该采取行动。”
包柏蓝斯基点点头。“我也正打算这么做。但问题是：怎么做？”
“你说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你和布隆维斯特在打什么算盘。我猜你们不会只是坐在那里无所事事。”
“事情很复杂。我怎么知道能不能信任你。”
“布隆维斯特发现一份一九九一年的报告……”
“我知道。”
“我已经拿不到那份报告了。”
“我也是。原本在布隆维斯特和他妹妹——也就是莎兰德现在的律师——手中的两份报告都不见了。”
“不见了？”
“有人闯入布隆维斯特住处偷走他那份，而安妮卡则是在哥德堡被人偷袭击倒在地，报告也被抢了。两件事都发生在札拉千科遇害那天。”
包柏蓝斯基沉默良久。
“为什么我们还没听到消息？”
“布隆维斯特是这么说的：出版的好时机只有一个，坏时机却数不胜数。”
“可是你们两个……他打算出版？”
阿曼斯基轻轻地点了点头。
“在哥德堡被偷袭，在斯德哥尔摩被闯空门。同一天。”包柏蓝斯基说道：“这表示我们的对手很有组织。”
“我恐怕还得再提一下，我们知道安妮卡的电话遭到窃听。”
“一大串的罪行。”
“问题是：谁干的？”
“我也很好奇。最可能还是秘密警察，他们有理由不让毕约克的报告曝光。可是阿曼斯基……我们现在说的是瑞典秘密警察，一个政府单位。我不敢相信他们会允许这种事发生，我甚至不相信他们有做这种事的技能。”
“我自己都觉得难以消化，更别提还有人晃进索格恩斯卡医院，轰掉札拉千科的脑袋。在此同时，报告的作者毕约克也上吊了。”
“所以你认为这一切背后有一只黑手？我认识哥德堡负责调查的警官埃兰德。他说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这起命案完全是一个生病的人一时冲动之举。我们彻底查过毕约克的住处，一切线索也都指向自杀。”
“古尔博，七十八岁，罹患癌症，最近在接受忧郁症的治疗。我们的行动组长约翰·弗雷克伦查过他的背景。”
“结果呢？”
“他四十年代在卡尔斯克鲁纳当兵，后来研读法律，成了税务顾问。在斯德哥尔摩开了三十年的事务所，很低调，秘密客户……如果真有客户的话。一九九一年退休。一九九四年搬回老家拉赫尔姆。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有一两个令人惊讶的细节。弗雷克伦到处都找不到古尔博的资历。任何报纸或专业期刊都没有提过他，也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他有哪些客户。就好像律师界从来没有这个人存在。”
“你的意思是？”
“秘密警察是很明显的关联。札拉千科是苏俄叛徒，除了秘密警察之外还有谁会照顾他？接下来是将莎兰德关进疗养院的共谋问题。现在又出现闯空门、偷袭和电话窃听。我个人并不认为秘密警察是幕后黑手。布隆维斯特称他们为‘札拉千科俱乐部’，也就是一小群脱离蛰伏期、躲藏在国安局某个阴暗角落的冷战分子。”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包柏蓝斯基问。
第十二章
五月十五日星期日至五月十六日星期一
国安局宪法保障组负责人托斯登·艾柯林特警司缓缓转动着手上那杯红酒，一面仔细聆听米尔顿安保总裁说话。阿曼斯基毫无预兆地来电，并坚持邀请他星期六到他利丁粤的住处用晚餐。他妻子蕾娃准备了美味的炖菜，他们吃得很开心，也彼此客客气气地闲聊天。艾柯林特猜不出阿曼斯基有何用意。餐后，蕾娃坐到沙发上看电视，留下他们俩在餐桌旁说话。阿曼斯基这才开始说起莎兰德的事。
艾柯林特和阿曼斯基是在十二年前，因某位国会女议员受到死亡恐吓而结识的。当时女议员向党召集人反应此事，国会保安队立刻接获通知，不久也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在当时，贴身护卫组是所有秘密警察单位中预算最低的单位，但国会议员只要公开出现便会全程受到保护。至于下班后则只能自求多福，而这却也是她最可能遭受攻击的时间。于是女议员开始怀疑秘密警察的保护能力。
某天晚上当她回到家，发现有人闯入她家在客厅涂写淫言秽语，还有在她床上手淫的痕迹。她随即聘用米尔顿安保负责她的人身安全，却并未将自己的决定通知秘密警察。第二天早上，她按照预定行程要前往泰比某间学校时，政府的保安人员与她的米尔顿保镖起了冲突。
那时艾柯林特正是贴身护卫组的代理副组长。他不喜欢看到私人恶霸保镖做政府部门该做的事，却又不得不承认议员有充分的理由抱怨。不过他没有让问题恶化，反而请米尔顿安保总裁吃饭。他们一致认为情况可能比秘密警察所预料的还严重，艾柯林特也了解到阿曼斯基手下的人不仅有做这份工作的技能，而且受到精良的训练，甚至还有更好的装备。最后他们协议让阿曼斯基的人担任保镖，秘密警察则负责犯罪调查与支付酬劳，解决了眼前的问题。
这两人发现自己都十分欣赏对方，后续几年当中双方也合作愉快。艾柯林特很尊重阿曼斯基，当他急于请他来吃饭想私下谈谈，他也愿意听。
但他没想到阿曼斯基会把一枚点燃的炸弹丢到他腿上。
“你是说秘密警察涉入重大犯罪行为？”
“不，”阿曼斯基说：“你误会了。我是说秘密警察当中有一些人涉入这种行为。我不认为国安局局长允许他们这样的行为，也不认为有政府的认可。”
艾柯林特端详着克里斯特拍的照片，照片上有名男子坐上一辆车牌号码以KAB开头的车。
“阿曼斯基……这不是恶作剧吧？”
“我倒希望它是。”
翌日上午，艾柯林特进入总局的办公室后，仔细地将眼镜擦拭干净。他头发斑白，有一双大耳朵和一张刚毅的脸，只是此时的表情却是困惑多于刚毅。昨天他忧虑了一整夜，不知该如何处理阿曼斯基给他的信息。
全是令人不快的想法。在瑞典，（几乎）所有党派都认为秘密警察是不可或缺的组织，但也同时存有戒心，进而无中生有地编造关于他们的阴谋论。丑闻确实不少，尤其是左派激进分子当道、出了一些宪法错误的七十年代。但备受批评的秘密警察在经过五次公开调查后，新的一批公职人员诞生了。他们代表较年轻一派的积极分子，来自国家警察队伍的经济、武器与反诈欺等小组，原本就是调查真正犯罪而非追逐政治幻影的警员。秘密警察已经现代化，特别是宪法保障组也担负起显著的新角色，依政府规定，其任务在于揭发与防范国家的内部安全威胁，即利用暴力、威胁或强迫以图改变我们的政体、影响具有决策力的政治实体或有关单位的决策方向，或是阻止公民行使个人受宪法保障的权利与自由等等的非法活动。
总之，就是捍卫瑞典民主不受真正的或推断的反民主威胁。他们主要担心的是无政府主义与新纳粹主义分子，原因是前者坚持以非暴力方式反抗，而后者既然名为纳粹，就定义而言便是民主的敌人。
取得法律学位后，艾柯林特成为检察官，后来在二十一年前加入秘密警察行列。他起初在贴身护卫小组，后来进入宪法保障组担任分析师兼主管，最后当上了负责人，总管捍卫瑞典民主的警力。他自认为是民主人士。宪法由国会制定，他有责任保护宪法完好无瑕。
瑞典的民主只奠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自由言论的权利。这赋予人民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对任何事都可以表达、可以有想法也可以相信。这项权利涵盖所有瑞典公民，从住在森林里的新纳粹疯子到丢石头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所有人。
其他每项基本权利，如组织政府的权利、自由结社的权利等，都只是自由言论权利的实际延伸。民主能否持续就全看这条律法了。
所有的民主都有其限制，而自由言论权的限制由媒体自由法规来规范，其中定义了民主的四点约束：无论创作者认为多么具有艺术性，皆不得发行儿童色情作品与描绘某些暴力性行为的作品；不得煽动或劝诱他人犯罪；不得中伤或诽谤他人；不得激起族群仇恨。
国会也同样规范了媒体自由，其基准在于就社会面与民主面都可接受的社会限制，也就是构成文明社会框架的社会契约。立法的精髓主张的是没有人有权利骚扰或羞辱其他任何人。
既然自由言论权与媒体自由都是法律，就需要某种机关来确保人民守法。在瑞典，这项功能分属于两个机构。
第一个是检察总长办公室，负责起诉违反媒体自由法的罪行。艾柯林特对此并不满意。依他之见，检察总长对于那些他认为是直接违反瑞典宪法的罪行，处理态度太过宽松。检察总长则总是回答说民主的原则太重要了，若不是非常紧急，他就不应该插手警告。然而近几年来，他这样的态度也愈来愈受到质疑，尤其在瑞典的赫尔辛基委员会瑞典赫尔辛基委员会（Swedish Helsinki Committee），成立于一九八二年，唯一没有政治与宗教立场的非政府组织，主要宗旨是监督人权是否依照一九七五年的“赫尔辛基协议”受到保护，以及支持促进民主与公民社会的计划。秘书长罗伯·霍德提出报告后更是如此。这份报告检视检察总长数年间缺乏机动性的表现，并声称几乎不可能将任何人以违反族群仇恨法起诉并判刑。
第二个机构便是秘密警察局的宪法保障组，艾柯林特警司非常兢兢业业地负起这个责任。他认为这是瑞典警察所能担任的最重要职位，在整个瑞典司法界与警界，无论用什么职位跟他交换他都不愿意。全瑞典可是只有他这个警察可以当政治警察，这任务很棘手，需要莫大的智慧与司法自制力，因为有太多国家的经验显示政治警察部门很轻易就会变成民主的最大威胁。
媒体与民众多半都以为宪法保障组的主要功能是追踪纳粹分子与激进的纯素食主义者。这类团体确实会引起宪法保障组的注意，但还有许多组织与现象也属于该单位的管辖范围。举例来说，假如国王或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心里认为议会制度已经过时，应该由独裁体制取代，这位国王或指挥官马上就会被宪法保障组列入观察。再举个例子，假如有一群警察决定扩张法律，以至于侵害到个人受宪法保障的权利，那么宪法保障组就有责任作出反应。若有如此重大案例，检察总长应该也会指挥调查。
当然，宪法保障组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只有分析与调查的功能，并无行动作业的权力，因此通常要逮捕纳粹分子，出手的若非正规警员就是秘密警察局内其他部门的人员。
艾柯林特对于这样的事态深感不满。几乎每个民主国家都会有某种形式的独立宪法法庭，负责监督权力机关不得任意践踏民主程序。在瑞典，这是检察总长与监督公务员是否渎职的国会监察专员的任务，然而他们也只能实行其他部门转达的建议。如果瑞典有宪法法庭，那么莎兰德的律师便可立即控告瑞典政府剥夺她的宪法权利。接着法庭可以下令调集所有数据，也可以传唤包括首相在内的任何人来作证，直到事情解决为止。而以如今的情况，她的律师顶多只能向国会监察专员申诉，但国会监察专员却无权向秘密警察要求提出资料或其他证据。
多年来，艾柯林特一直热烈提倡设立宪法法庭。若有这样的法庭，他便能更轻易地对阿曼斯基提供的信息采取行动：只须拟订一份警察报告，将数据呈交法庭，不容阻挡的程序就能随即启动。
以目前的情况，艾柯林特并无合法的权力启动初步调查。
他塞了一撮无烟香烟到嘴里。
如果阿曼斯基的信息正确，就代表当某个瑞典女人遭受一连串重大伤害之际，资深的秘密警察竟视而不见。接下来她的女儿因为一份伪造的诊断报告，被关进精神病院。最后他们还纵容一名前苏联情报员犯下涉及武器、毒品与性交易的罪行。艾柯林特一脸痛苦的表情，他甚至不想去估计这其中发生了多少不法行为，更别提布隆维斯特住处的窃案、莎兰德律师遭袭案，也许还涉及札拉千科命案，对此艾柯林特实在无法相信。
事情一团乱，艾柯林特并不希望自己非卷入不可。只不过从阿曼斯基请他吃饭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卷入了。
现在该如何处理呢？就事论事的话，答案很简单。假如阿曼斯基所说属实，莎兰德最起码被剥夺了行使受宪法保障的权利与自由的机会。从宪法的观点，这恐怕会一发不可收拾：政治决策团体的决策方向受到诱导。这也触及了宪法保障组被授予的责任核心。艾柯林特身为警察又得知某犯罪行为，便有义务向检察官报告。但实际上，答案却不这么简单，甚至可以说一点都不简单。
莫妮卡·费格劳拉巡官尽管姓氏相当特别，却是在瑞典中部的达拉纳土生土长，她的家族至少从十六世纪古斯塔夫一世时期就住在瑞典。她是个很容易引人注目的女人，有几个原因：她现年三十六岁，蓝眼，身高一百八十四厘米，留着短短的、淡金色自然鬈发，不仅吸引人还懂得将自己打扮得更迷人，而且身材健美。
青少年时期，她曾是杰出的体操选手，十七岁那年还差一点被选入奥运代表队。后来虽然放弃正统体操运动，却仍持之以恒地每星期上健身房五天。由于太常运动，她体内分泌的脑内啡就像毒品一样，让她一停止运动便痛苦难耐。她会跑步、举重、打网球、练空手道，还曾经十分沉迷于健美，但在几年前已经减缓了这种美化身体的极端手法，当时她可是每天都要举重两小时。不过她依然非常勤于锻炼，身上肌肉极其发达，一些毒舌同事至今仍叫她费格劳拉先生。每当她穿上无袖T恤或夏天洋装，没有人会不去注意她的二头肌与厚实的肩膀。
另外她的聪明也令许多男同事胆怯。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二十岁进入警官学校，之后在乌普萨拉警局服务九年，闲暇时候还研读法律。她也修了政治学学位，据说是为了好玩。
她离开巡逻勤务成为刑警，可说是乌普萨拉街头治安维护上的一大损失。她首先在暴力犯罪组，后来加入专门打击经济犯罪的单位，二年申请进入乌普萨拉的秘密警察局，二一年调到斯德哥尔摩。起初从事反间工作，但几乎立刻就被艾柯林特钦点进入宪法保障组。他刚好与费格劳拉的父亲熟识，这几年来一直在留意她的发展。
当最后决定必须对阿曼斯基的信息有所行动时，艾柯林特把费格劳拉叫进办公室。她进这个小组还不到三年，也就是说还只是个地道的警员，称不上经验丰富的内勤战士。
那天她穿着蓝色紧身牛仔裤，青绿色低跟凉鞋和海蓝色夹克。
“费格劳拉，你现在在忙什么？”
“我们正在追苏纳那起杂货店抢案。”
秘密警察通常不会浪费时间侦查杂货店抢案，而费格劳拉和手下的五名警员是负责政治犯罪案件的，他们最倚重的工具就是和一般警察局报案系统联机的电脑。呈报到瑞典任一警局辖区的报告，几乎都会送到费格劳拉部门的电脑。软件会扫描每份报告，并对三百一十组关键词有所反应，例如黑鬼、平头族、卍字、移民、无政府主义、希特勒举手礼、纳粹、国家民主主义、卖国贼、亲犹太或亲黑鬼等等。只要一出现这样的关键词，报告便会打印出来受到审查。
宪法保障组会公布一份年度报告，名为“国家安全的威胁”，根据地方警局接获的报案，提供唯一可靠的政治犯罪数据。在苏纳商店抢案中，电脑对三组关键词起了反应：移民、臂章和黑鬼。有两名头戴面罩的男人持枪抢劫一间移民开的商店，取走了两千七百八十克朗和一条香烟。其中一名抢匪身穿中长外套，戴着一枚瑞典国旗臂章，另一人对着店主数次高喊“去你妈的黑鬼”，并强迫他躺在地上。
这样便足以促使费格劳拉的团队展开初步调查，查询抢匪是否与韦姆兰的新纳粹帮派有关系，抢案又是否能定义为种族歧视罪行。假如是的话，该起事件很可能要列入年度的统计数据，同时也要纳入维也纳联合国中心汇整的欧洲统计数据之中。
“我要给你一个艰难的任务。”艾柯林特说：“这件事可能会让你惹上大麻烦，也可能毁了你的前途。”
“我洗耳恭听。”
“但如果顺利，你就能向灿烂的前途迈进一大步。我想把你调到宪法保障组的行动队去。”
“请恕我直言，可是宪法保障组并没有行动队。”
“有的。”艾柯林特说：“今天早上成立了。目前的队员就是你。”
“明白了，”费格劳拉显得迟疑。
“宪法保障组的任务是捍卫宪法不受所谓的‘国内威胁’所害，这多半都是那些极左或极右派。但万一对宪法的威胁来自我们自己的组织，那该怎么办？”
接下来半小时，他将阿曼斯基前一晚说的话告诉了她。
“这些话的来源是？”费格劳拉听完后问道。
“重点在信息内容，不在来源。”
“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消息来源可靠吗？”
“消息来源绝对可靠。我和此人已经相识多年。”
“这一切听起来有一点……怎么说呢？难以置信吧。”
“可不是吗？很像是间谍小说的内容。”
“你要我怎么做？”
“从现在开始，放下其他任务，你的工作，唯一的工作，就是调查这件事的真相。这些说辞你必须一一加以证明或否决，然后直接向我一人报告。”
“我现在明白你说我会陷入困境的意思了。”
“但万一是真的……即使只有一部分，我们就等于面临宪法危机。”
“你要我从哪里着手？”
“先从简单的开始。先读毕约克的报告，然后确认那些据说在跟踪布隆维斯特的人的身份。根据我的消息来源指出，那辆车登记在莫天森名下，一个住在威灵比维坦吉路的警员。布隆维斯特的摄影师拍下的照片中还有另一个年纪较轻的金发男子，身份也要确认。”
费格劳拉边听边记下来。
“接着查一查古尔博的背景。我从未听过这个名字，但我的消息来源认为他和秘密警察有关联。”
“也就是说国安局内部有人找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去做掉一个老早以前的间谍。这我实在不相信。”
“不管怎么样还是去查。你的整个调查工作，除了我之外谁都不能知道一丁点。在你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要先向我报备。我不要看到水面出现任何涟漪，也不要听到任何风吹草动。”
“好巨大的任务，我一个人怎么做得来？”
“不会只有一个人，你只是先做查证的动作。如果你说查过以后什么也没发现，那就没事。如果发现有任何一点和我的消息来源描述的相符，我们再决定下一步。”
费格劳拉利用午餐时间到警局健身房举重。然后将包括黑咖啡、肉丸三明治配甜菜根色拉的午餐带回办公室吃。她关上门、清理桌子后，开始边吃三明治边读毕约克的报告。
她也看了附录中毕约克和泰勒波利安医师的来往信函，并记下报告中每个需要查证的姓名与事件。两小时后，她起身到咖啡机旁再倒一杯咖啡。离开办公室时顺手将门锁上，这是国安局内的惯例。
她第一个查的是档案文号。她打电话到档案室，对方回答找不到这个文号的报告。接下来是查询媒体档案，结果好一点。一九九一年关键的那一天，有几份晚报和一份早报报道有一人在伦达路的车辆起火案中受重伤。该起意外的受害者是一名中年男子，但未提姓名。有一份晚报写道，根据目击证人指称，那是一个年轻女孩蓄意纵火引发的事故。
撰写报告的毕约克真有其人，是移民组的资深官员，最近请病假，前不久才过世，是自杀身亡。
人事部并不知道一九九一年毕约克在做些什么，档案盖上“极机密”章，即使对国安局其他同仁也不例外。这也是惯例。
此外倒是很轻易便证实，一九九一年时莎兰德和母亲与孪生妹妹同住在伦达路，接下来两年则住进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至少在这些部分，档案与报告的内容吻合。
如今已是知名精神科医生并经常上电视的泰勒波利安，一九九一年在圣史蒂芬工作，目前是院内的资深医生。
费格劳拉随后打电话给人事部副主任。
“我们宪法保障组正在做一项分析，需要评估某个人的可信度和一般精神状况。我想征询某个可以处理机密信息的精神科医生或其他专家，有人向我提到彼得·泰勒波利安医师，我想知道能不能雇用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