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能一出现，道德观念也形成了。
我不知道我的灵魂的命运，可我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这命运的反面。痛苦只是要避免的东西，不去寻找它自会出现，可什么是真正好的行为？行善就是好行为的表现；可有那么多不同的道路！
什么是惩罚？惩罚就是复仇，因为痛苦怎样才能减轻呢？用威胁来自卫是为了社会。总之，道德与惩罚的教义毫无关系。别复仇，请对作恶者说：“我让你难以幸福。”
当恶进入道德领域时，它就失去了其可耻、不光彩的特征，意识只感到一种几乎难以察觉的、对此它已习惯的苦恼；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少数人能够合理地对道德进行研究的原因。放荡者露出宽容的样子，这对他们来说很容易，因为宽容或慷慨在道德上高放荡比高美德更近。
避开只有诱惑力的东西。
人越感到自由便越渴望更多的自由。
我身上的某些东西要我睡觉，我睡了，我就这样用一种无可抗拒的秘密行动为了自己而进入类似死亡的状态。可怜的自由！你用怎样的屈从忍受这种奴役，你用怎样的力量拒绝专制的命令！你把你的一个暴君叫做“本质”，把另一个叫做“第伯尔”① ，以此安慰自己。你做得对，“本质”拥有你和“第伯尔”；你一边忍受着“本质”，一边向智慧让步，因为智慧是由本质决定的。是的，我们身上有种对权威人士的迷信，权威人士出于道德意识或本能需要专横地发布的命令只能使我们得到幸福；我们感到这一点，我们的意志屈服了，我们成了同谋而不是奴隶。
不论我如何赞成进步，我还是承认我一点不把圣西门② 的无限可完善性当做一条法则。事实上，这条法则不纯粹是道德的、永恒的，可当它在时间中得到实行时，应该承认它是必然的。因此，人类将必然沿着这条路而不是别的路前进；然而，让特殊的意志达到一个目标而不对它施加某种压力是不可能的。假如人能够自我完善，那就用不着求助法则。我将加上一句，整个人类并非每个成员都有此长处，这荣誉归功于某些奔向善良的伟大人物。
道德败坏已经波及到语言。当一个暴君说”我要你干什么什么事”时，他本应该说“我希望你干什么什么事”，因为人的行动不能由别人的意志来决定，行动无能为力时，愿望就出现了。当意志不能实现或意志将遇到障碍时，人们就开始希望了。命令只不过是愿望的表露；接到命令的人抓着一条链环，这链环把主人的意志传递给自己的意志；他可以砸断链条，所以主人只能希望，希望是暴君无能为力的表现。同样，有力的词语是不适合让王子使用的，强权实际上和遇到障碍的可能性是水火不容的。假如你对这座桥是否坚固不肯定，你不会说“我可以过这条河”，或者你这样说了，意思是“我过这座桥不是不可能的事”。因此，由于人民有意志，暴君没有强权，而只有行使权利的机会。哲学家最终把愿望这个权利叫做自由（这个权利是暴君们无法侵犯的），并等待机会把它与另一种自由即行动权利结合起来。
有的人手脚灵活，有的人大脑敏捷；这是同一优点在两种不同东西上的体现；然而我们往往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灵魂似乎在本质上崇敬它所拥有的品质并给这些品质以物质无法给予的优点。这说到底是不公平的；可这优点处子自由的包围之中，灵魂是自由的，这美德影响着它所有的品质，如同伟大名字的光芒影响其家庭一样。整个灵魂由于意志而显得高贵，正像整个家庭由于家长而显得高贵一样。
①第伯尔：1世纪罗马国君。
②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假如人们一直相信人是不自由的，那么他们会把自由看做是最美好的发现。
最博学的人不是那些知道真理最多的人，而是那些知道真理最清楚的人。
怀疑论是行不通的，因为怀疑至少得有一种观点，一种什么都不肯定的观点，所有的观点都建立在他认为真实的基础上。
寻找真理是证明，使用真理却是创造。哲学使我们更接近道德而不是上帝，道理就在这里。
深刻的思想是一种让人猜测其原则的结论；人们很少能懂得它，只因为人们很少知道真理的原则。
在哲学中，应该经常长时间地思考以得出看起来天真的结论。
大自然证明世界上有个上帝，却又似乎与他水火不容。
上帝就是我不能理解的人或物。
因为心事无法解释，所以敏感的人在哲理性的讨论中总处于劣势。
基督教的仁慈是最有诗意的道德，是完全无私的爱。那么上天呢？
我们以为活着，可事实上我们只是为了不死而工作着。哲学著作读得越多，越觉得人们日常行为的荒谬。
在一个超验的问题上作出支持或反对的决策，常常会依赖于一个大哲学家的权威；对傻瓜们来说这是很令人快慰的。
同样一段时间对某些入来说很漫长，对另一些人来说很短暂，它到底有多长呢？
帕思卡尔和别的许多人，死于他们天才的力量！大自然多么轻蔑他们的作品啊！必然的法则傲慢地吞噬了自由活动最美好的果实；我指的是天才人物的意志所得到的知识。
哲学讨论有三要点：说，商讨，协调（达成协议）。其中有三条准则常常被违反: 1. 清楚地知道别人所说的话；2. 互相倾听，作出判断；3. 消除自尊心。
对我们来说，所有幻想破灭以后，追寻真理只需紧紧依附生活。
在文学中，花比果实丰富；科学则恰恰相反。至于哲学，由于缺乏基础，收获十分可悲；它无耻地伪造篡改、以此来维持它的世界。真正的哲学不上任何意见的当，甚至不上怀疑主义的当。
为什么笛卡尔不愿人们从各自身上得到无穷这个概念呢？其实，正因为有界限，才能想象出没有界限的东西。能够从自己的本性中得到无限这个概念，其证明之一是他事实上只设想无限的存在，而不懂无限的范围。关于无限的这种不完美的智慧足以证明他从自己本身得到了这个概念。
哲学家们似乎把精神当做是一个盛着某种才能的容器。根据公认的原则，容器应该比所盛之物大，这就是说人们有限的知性不能掌握无限。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思想，可这种假设显然不再能够有力地进行推理。然而，无限超越于我们，这又是真的；我们不可能在头脑中形成这种概念。我相信，我们能用取消有限的界限这个办法来得到无限这个概念。
当使用无限这个词毫无作用时，哲学家们常用这个词来形容上帝。所以，永远正确只不过是正确而已；因为你能给永远正确的东西以什么法宝使得它超过正确的东西呢？既然是在同样的条件下，那它们也必然应该是同样的，那里而没有任何级别，秤或者准或者不准，可我不认为它永远是准的或不准的。
我把感觉当做是我们哲学方面的错误的首要根源，哲学指的是我们的起源和命运。哪个哲学家当初没有试图用自然之光去追求真理、只在明确无疑的情况下才屈服于信仰？但是，不可能什么都不爱，什么都不欣赏，不可能摆脱眼睛和耳朵的所有成见，迟早得倾向一边，由于兴趣而不是由于理智。作出选择而不让心灵介人是多么困难！我们对自己的假设是多么满意，我们给这假设以多少事例，尽管矛盾显而易见！可以说我们是强迫人内。我们由此而麻木不仁地任通往真理的唯一细线错过，毫无目的地游荡、迷途。
宗教人士说他们没有信仰而相信；怀疑论者说他们不怀疑而怀疑。他们同样都否认显而易见的东西，即精神的必然现象。
怀疑论一被驳倒，人们能够认识真理的某些方面、能够认识公理的观点就无可置疑了。假如人们只把论证公理的能力叫做理智，谁都将承认这可靠的观点。但是，我们还应该把推理的行为叫做理智，还应该承认成功的归纳和演绎也通向真理。所以，理智，即用公理认识真理和用推理追求真理的能力，基本上是不会错的。人的神明就在这儿。可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是争论无休无止的原因），如此审视自身的理智，即由灵魂的其他因素构成的抽象概念，被当做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它只隶属于自己，不受任何影响。然而，这又错了。感觉对知性产生影响，正是它造成了匆促以及为了假设而歪曲真理的必然倾向，造成了无数搅乱和歪曲理智、使理智迷途的激情。因此，假如你把我所确定的、符合最后这些犯错条件的因素叫做理智的话，别再说理智是不会错的了，而要承认人们没有好好地使用一件完美的工具。
人的观念是有限制的，然而人又知道无限是存在的；人的工作充满错误，但他又认为理智本身是不会错的。多么悲惨！
我们应该把促使我们行动的一切东西叫做本性的冲动。其实，我们行为的动机是责任．是权力，是需要，是利益，是激情。理智会认真思考，可动机势所必然地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地投身于争论。我没有自我创造需要、兴趣、优点和缺点。我掌握本性的一切，可我能与它的影响作斗争。是本性促使我去报仇而又不让我报仇。它没对我说我应该一直跟着它。所以说，按照本性生活是不可能的。
寻找人们在所有谈话中都使用的“偶然”这个词的准确含义并非无用。当一件事的动力因不在意志当中时，我们就说它是偶然的结果，虽然意志必然是其首要原因，因为任何事情都是由聪明的决定驱使的。两个人自由地从家里走出来，他们不愿意碰到但是碰到了；这相遇可能造成了使世界颤抖的灾难；人们说是机会或偶然造成的，这是真的，但同时也很使人不安，因为我们在那儿看到了一种奇异的惨状。人是自由的，然而发生了许多只能责怪自己的事情。通常人们由于偶然因素而产生的意见中错误的东西，是人们给了它一种现实的存在，因为人们甚至把它当成了神灵。偶然必须先有自由的活动才能存在。取消了智者的活动偶然也不复存在了。这个对比至少得有两个先决条件，它因此也不可能是神。这种论据与无神论是完全对立的。
假如人们对斯宾诺莎说他的体系就像三角形三只角的总和必然等于两只直角一样，势所必然地出自他的大脑，那他会怎么想？他不会推说头疼吧？
如果上帝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好，人们就不应该有一刹那可能会不幸的时刻；由上天来补偿痛苦的体系是荒谬的，因为假设善良是无穷尽的，上天任何时候都需要，那痛苦的时刻还有待于解释。
灵魂是巨大的，神奇的，它在想像力、记忆力、智力和意志活动以及感觉方面是了不起的；习惯与我不知是怎样的成见使我们对这笔财产无动于衷，不去掂量它，享受它。
哲学不在于相信而在于相信而不受骗。可谁知道是不是相信而不受骗上当呢？因为信仰本身使我们看不见犯错误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怀疑论者胜利了；他们既不上自己的当也不上别人的当。我在真诚的怀疑主义者身上发现了真正的伟大之处；我从中看到了尊严对虚荣的高尚抗议；某些高于理智本身的东西（它是那么高）抵抗着理智的命令，似乎对它说：“你可能犯错，我不会跟你走的。”这抵抗着一种粗鲁、无常的确信心的某些东西是人的本性，是人自身，这种否定肯定了它，并把它放在胜似所有理智的现实当中。我觉得这种第一流的才能就是心灵。
世界像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旋转的回圈；不知道哪是转动开始的起点；一种完美的联系使所有的活动都互为主次；一切都发号施令，一切都退让服从；可审视整个体系，人们又极肯定它是在运动，只有一件事是未知的，那就是发动机的位置，它在这儿，在那儿，在任何地方，可这有什么要紧？有个发动机，有个自由的物体，这才是主要的。这个物体是完整的还是部分的又有什么关系？那只是个大小问题，而不是本质间题。
有两件事令人泄气：一是因为感到（也许对也许错）自己实在无力完成这个任务而放弃它；二是因为没有得到报酬而放弃这个任务。我觉得生命不值得人们去生活。可假如幸福终止了我还是会勇敢地生活下去。有什么用？这差不多是我实用哲学的概述。我有着大海的苦涩，把我扔到水中去吧！
内疚难道不是为罪恶而牺牲的自由之悔恨吗？
似乎被偶然地抛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我们心自同来世上做什么。我出生时，有个社会，有个祖国把我拥进怀抱，好歹维持我的生存，只要我将来为它工作或给它钱。没有人问我：“你愿意加人我们的行列吗？”他们强迫我服从他们的法则，我根本没有被邀请而是被追的。所有这些义务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否走了一条正常的道路？如果不是的话我又应该走哪条路？这就是我准备考虑的重大问题。当然，我的命运取决于我的造物主本性的好坏，首先必须研究的正是这种本性。我承认它给人们揭开了某些准则、公理；这是件好事。
除了永恒，没有什么东西是伟大的，当我们衡量人和其他东西时，我们只在小东西之间作比较。然而，水远区别于死亡的任何东西都是伟大的。
我在无限的空间面前所产生的恐惧是客观的，非常客观，其中有些可怕的东西。那些可怕的东西是荒唐的。怀疑它还是相信它？
人类的不幸是热爱真理而又被迫等待真理。
假如人们想到书的每一页都至少有一种思想，那么他会更重视哲学著作。
当心灵得到满足时，灵魂安静宁和。所以，任何信仰都是有利的，不管是真是假，至少得有一种信仰。
为什么物质不是永恒的？为什么人们会因此而害怕把物质与上帝作比较，好像一种可以说是被动、迟钝、世俗的东西显示出某些道德优势一样？
在我们身上，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远远没有真假之间的区别那样理想。
最拥护共和政体的诗人徒劳地歌颂正义和自由，他只有创作出比君主主义者的诗更美的诗才有助于共和政体；最爱国的诗人徒劳地谴责战胜者的罪恶，徒劳地颂扬战败者的美好感情，他只有用自己的语言创作出比异邦语言的诗更美的诗才能提高国家的威望。每个人只有努力在自己的行业中出类拔萃才能对祖国有用。假如共和主义者努力了解公众的权利如同诗人努力提高诗艺以扬名四海，诗人就不会去操劳政治，共和主义者也不会给诗人灌输某种思想或观点；每个人都会在自己应该成功的岗位上取得成功，在那儿感到自己的力量和能力。
作为一个人，我只渴望充当倾斜的芦苇，被风暴吹得飒飒作响的芦苇，但这棵芦苇的弯腰必须是自愿的，对橡树的钦佩多于羡慕。我自愿地向共和主义者承认，假如法国只有像我这种性格的人，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答应他们我将偿还我所消费的一切，请求他们宽恕我．不要用我的行为去玷污他们的集体。
假如真理只有一个，假如理智永远不欺骗我们，那人们的意见就没有任何理由五花八门，除非感情影响他们观察问题的方式。所以，让我们努力清除意识中的私利和偏见，使它能够接受真理。
生活必需品是人类的存在方式，生活附属品是人类的行为方式。
人们根据自己的观点正确地推理，结果弄错了，这很有可能。因为人不是什么都能看得到的。事实上，由于人们不了解可能修改了原则的种种因素，在原则错了的情况下，结论可以合理地推断出来。人们可能在推理正确的情况下犯错。
我们的不幸之一是设想不了空间以外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们不知道把思想安放在什么地方。空间出现的任何实体都有其范围。
人不可能知道一切，也不明白他能知道的东西的范围。有人说过，人是由身体各器官维持的智慧。难道不能说人是被躯体连累的灵魂吗？
痛苦有一些使人重视它的方式，这些方式让所有的哲学都束手无策。
人们凭思想活着，可人们盲目地思想。
“心”、“灵魂”，“上帝”这些词已经成为主要的诗歌语言。
没有爱的过分享乐比哲学更能使人蔑视生活。
有两个“我”，其中一个常常比另一个更好或更坏。
意识犹如出现在我们身上的另一个人。是谁如此反对私利？不让任何两重性在“我”身上产生，意识也就不再存在了。
你将这样死去：曾把你造得如此美丽的那个人肯定能再把你造得那么美吗？
不幸的是人们觉得有必要向上帝祈祷；幸运的是人们从未感到有必要向上帝致谢。
假如人们把祈祷理解成请求上帝为我们的利益而改变世界的秩序，那没有比这更荒谬了；可假如祈祷只是一种高雅的举动，局限于用思想和心灵寻找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秩序应如何实现，那它是值得称赞的；那它就是智慧与法则自愿的结合。
在整个宇宙中，分离似乎是活动的条件。分离越接近于停止，活动便越激烈，可一旦没有分离，休息、满足、厌烦、迟钝就出现了，活动也随之停止。这是呆板、物理力、化学力、爱情和一切人类活动的真谛。
两种或数种元素互为需要找和需求才使它们活跃，而后互相寻找，只有这种不安的寻它们相遇、碰撞、不再活动。
由于感情同感觉一样，在打动内心世界的同时，可能会带来某些真理，所以应该永远把手放在胸口上思索。
只凭我们拥有的知识把假设建立在上帝本质上的人，就像是用公园里的沙子建造小教堂的儿童；教堂倒塌了，他总是又重新开始兴建。
空想是个既带思辨色彩又带情感色彩的东西。
能够把耶稣基督的“模仿说”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协调起来的人将掌握宗教的真谛。
大自然把人放在一个恶贯满盈、门扉敞开的监狱里。他可以随意自杀。可它想出了这样一个残酷的办法：让他胆怯得不敢从里面出来。
在任何科学中，方法都是指成功地抓住线头，理清陌生的线索。没有掌握方法的人在整条线上寻找、摸索，却只能抓住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智者在他们的探索过程中是不会互相矛盾的，哪怕他们在思考时没有掌握方法，因为真理只有一个，但他们永远不会相遇。人们承认，当一门学问能够被后代继承时，这门学问就达到了科学状态；人们不断地把这条线传递下去。
人只能认识带有人类性的东西。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个人的本质内部包含所有先人的本质，他只能认识他们。
问自己“我活着吗”的人将被当做疯子；问自己“我存在吗”的人叫做哲学家。这是因为第一个问题违反常理，第二个问题甚至没有触及常理。常理是很卑贱的；幻想一过，常理就来了。幻想有点滥用常理。
在哲学中如同在所有不纯粹推论或不纯粹实验的科学中一样，人们总害怕仅仅由于不知道怀疑的原因而作出肯定。
人一只脚睬着大地，另一只脚摸索着寻找无限中的高级阶梯，这就是所谓的“渴望”。
人类所有的思想方法都只是为了发现联系。才能就是预感到遥远的联系。
哲学家之间一点不能互相理解，可他们比他们所以为的更难互相沟通。由于语言的贫乏，同样的词有各种不同的含义；然而，他们以为用同样的词已经互相交换了同样的思想，所以人们既不能取消哲学，也不能使哲学前进，因为人们希望适应这些原则，而原则在表面一致的表达方式下又总是五花八门。
语言中有许多词能指明某些本质仍深不为人知的事物，这难道不奇怪吗？人们说：这很好，这很美；他们知道他们所说的东西，而哲学家却不知道。“善”、“美”这些词可以创造出来，它们是约定的符号，但它们所表示的东西却不是。那什么科学拥有众人呢？众人根本没有这种科学，他们只有这种感觉；取消了感觉，他们眼前就再没有“善”也没有“美”了。
感觉和服从，这是普通人的全部生活；推理是他的智慧的必然活动，他不知道推理，也不去寻找推理的法则。“这是，” 他说，“所以… … ”对他来说，尽管没有思考过，但“所以”这个词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要解释这个众口皆说的词得有亚里斯多德的才能。别把“专心”和“思考”混淆了，普通人能够专心，但不能思考；数学家和学者会十分认真有效地推理，但普通人不会思考过，不会被看做爱说理的人，因为思考的真正含义是思想回到其本身的作用上去。这样理解的思考不是生活的条件，也不是科学、工业和艺术的进步；思考是一种激烈的状态，一种非凡的、几乎是永远无结果的努力。科学的任务是观察隐秘的现象并把这种现象揭示出来而不是进行分析，思考超过了这个任务；当人们把用在外在世界的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本质时，他是在思考，可他在进行一项他的条件不要求他这样做的研究，因为这样的研究无济于改善地球上如此好斗、如此积极的生活。因此，可以相信（经验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种提法）自然给人以某些才能，这些才能的正常使用毫不取决于他能从构造和法则中得到的知识，人不全是他所以为的那样。给这个植物原理以它发展的意识和快乐，并用一种本能的运动使它们合作，你将得到动物；给这动物以包含语言才能的社会本能和一些满足它们须有更多选择的需要，你将得到人。
{附录}
授奖词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
C.D.威尔逊
陛下、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当阿尔弗莱德·诺贝尔决定捐赠巨款（这理所当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时，他毕生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本身使他首先优待自然研究，奖励某些科学领域内的发明创造。同样，他国际性的愿望使他成了爱好和平与博爱的人民的朋友。但是，在遗嘱规定中，他也给了文学一个位里，虽然他把文学安排在他感到最诱人的科学之后。文学感谢他，因为那些在文学领域耕耘的人也成了他关心的对象，如果说文学最后才进入瑞典颁奖小组，难道不是由于这如此正确的想法：文明这朵崇高的鲜花，也许是最美的，尽管也是最娇嫩的，只能开放在现实这块从此以后坚实的土地上？
无论如何，在这现代的百花诗赛中，获奖者将得到在物质价值上超过古代黄金桂冠的奖赏。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遇到了一些性质十分特殊的困难。
“文学”这个概念的范围很广，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正确地规定，参赛不仅应包括纯文学，还应包括那些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可这样一来，范围扩大了，困难不断增加。如果说决定该奖是否——假设被提名的作者旗鼓相当——应颁发给抒情诗人、史诗诗人或戏剧诗人已显得困难重重的话，要是这种比较在杰出的历史学家、大哲学家或天才诗人之间进行，那么工作会更加复杂。量值是无公度的，正如数学家所说。然而，想到这个奖是每年颁发一次，不止一个该获奖而又不得不让给另一个同样伟大的同行的作家下一年可以获得他应得到的奖赏，人们心中又略觉安慰。
瑞典文学院收到了许多有关文学奖的优秀建议，并对这些建议进行了最为认真的研究，在具有国际声誉、文学价值几乎相当的各个名字的选择中，它停在了一个从各方面来看它都觉得这回该被选中的名字上。它把首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法兰西学士院的诗人和思想家——苏利· 普吕多姆。
苏利· 普吕多姆生于1839年3月16日。1865年，在《诗歌集》 中他一下子就显露出自己非凡的才华；继这本集子之后，他又写了许多别的诗篇、哲学或美学著作。如果说其他诗人的想象主要在外界打转，反映我们周围的生活和世界，苏利·普吕多姆则具有一种更倾向于内心的特点，它既敏感又微妙。他的诗很少出于自身的考虑去追求外在的形象和情景，而是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些外在因素如何能够作为诗沉思的镜子这一点上。他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消灭的精神之爱、怀疑和不安就是他形式完美、用词简洁、富有雕塑美的作品常见的主题。他的诗没有斑斓的色彩，如果说它旋律优美，那只是个例外；它的造型美在形式适合于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创作中表现得更充分。他高贵、深思、偏于忧愁的灵魂在这温柔但又不陷入多愁善感的诗中忏悔，这痛苦的分析吹起了读者一种忧郁的同情。由于他迷人优美的诗句和娴熟的技巧，苏利·普吕多姆成了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这样的诗是价值永恒的瑰宝。特别引起瑞典文学院注意的，并不是他的训谕诗和抽象诗，而是他那些极少铺陈、感情丰富、思想深刻的抒情作品，这些作品凭它们的高贵和神圣，以其精细的思考和丰富的心灵极为罕见的结合而发散出迷人的魅力。
最后，还应该再强调一点。苏利·普吕多姆的作品反映了一个追寻者和观察者的灵魂，他在已逝的岁月里没有停止寻求，他觉得要认识另一个世界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精神领域，在意识的声音中，在责任崇高而不可否认的要求中，证明了人类归宿的非凡。在这一点上，苏利·普吕多姆比大多数人更好地体现了立嘱人曾称之为文学中的理想主义的东西；因此，文学院相信，当它第一次必须须发这个奖时，在众多著名的文学家的名字当中选择了苏利·普吕多姆，是符合遗嘱的精神的。
由于得奖者已宣布接受这份荣誉，而今天又因病不能来到我们当中，我荣幸地请法国的公使先生接受这份奖金，并以瑞典文学院的名义转交给他。
鄒靖製作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