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部的一个非普韦布洛部落摩雅维人把这种态度推到了极端。他们说：“以此种方式杀人是巫医的本性，就象鹰为生存吃小鸟一样。”巫师杀害的所有人来世也在他的掌握之中。他们结成他的帮伙。当然，拥有一个庞大、富裕的集团正是巫师的兴趣所在。一个巫医常常在公开场合宣称：“我还不想死。我还未组成极其庞大的帮团”。不久，他就会统领一个他能感到自豪的集团。他会给某人一根棍子作为标记，然后说：“你知道我杀了你的父亲吗？”或者他将对一个病人讲：“正是我在杀你”。他的意思不是说他用毒药或用刀子杀了年轻人的父亲。这是超自然的杀力，一种公开而明确的非难与恐怖情境。
在祖尼，这种事态不可想象。他们的祭司并不是掩盖着的仇恨和怀疑的目标。他们并不亲自体现典型的酒神式超自然力的双重面目，即他们必须同时是死神的使者，又是驱除疾病的救命人。在今天的普韦布洛人中无所不在的巫技观念，虽然充满了欧洲式的细节，但仍未构成真正的巫法情境。祖尼的巫技并不是胆大妄为者对超自然力的欲望的实施。我怀疑他们是否都具有那种能利用的专门巫技。所有有关巫技行为的描述都是传说性的，如巫师把自己的眼睛放在墙上的壁龛上，然后把猫头鹰的眼睛换在自己头上。其他地区巫技的特点是实际实行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意细节，但普韦布洛的巫技则不是这样。如其他大量情境一样，普韦布洛人的巫技是一种焦虑情结（anxiety
complex）。他们不明确地互相猜疑；假如某人极其令人讨厌，巫技就必定会施用在他身上。一般的死亡与巫技断言毫无关系。仅在流行病时期，他们才起用巫婆，此时，普遍的焦虑心理便采用这种自我表现形式。他们不会制造一种超出他们圣人力量之外的阴森恐怖情境。
所以，在普韦布洛人中，不存在对任何形式的过度放纵的追求，他们对暴力决不宽容，也无对行使权力的贪欲沉溺，或个人突出的喜悦情状。酒神式文化极重视的一切情形在此都无迹可寻。但是，他们仍有关于丰产的宗教，而且按定义，我们把丰产崇拜划为酒神式的。酒神是丰产之神，而且在世界上多数地区，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两种特质割裂；在地球的多数偏远地区，对放纵的追求和对生殖力的崇拜已屡屡融合为一体了。所以，日神式的普韦布洛人用以追求同样的丰产崇拜的这种方式，使他们生活的基本原则倍加生动而有活力。
他们的绝大多数丰产仪式，都不用性的象征。人们单调重复地跳着舞蹈，迫使天空积满雨云，从而使大雨倾盆。人们只要把那些曾放置祭坛之上或为超自然物扮演者使用过的从而具有威力的圣物理在地里，庄稼丰产便可保证。性的象征在祖尼近邻的霍皮普韦布洛人中，比在祖尼人中表现得更明显。霍皮人在极普通的仪式上使用联结有苇圈或轮圈的黑色小圆筒。小圆筒象征男性，小圈则是女性的象征。它们被绑在一起，扔入圣泉之中。
在长笛会团的仪式上，一个男孩和两个姑娘出任求雨之职，事先，男孩得到一小圆筒，两个女孩则各得到一个苇圈。在仪式的最后一天，孩子们由一些祭司陪同，把这些东西带到圣泉，用从泉底挖出的肥泥涂抹。然后，这群人便回普韦布洛。在归途沿路，设有4张作祭坛用的地面图画，孩子在前领头，其余随后，男女孩依次把他的小圆筒和她们的苇圈扔在每幅画上。最后，把它们供放在广场里的舞蹈圣殿里。这是一种有礼有节制的表演，极为正常和理智。
这种礼仪上的性象征一直为霍皮人所用。在妇女各会团的舞蹈中——但祖尼人却没有妇女会团——这尤为流行。在一种仪式中，当手拿玉米梗的姑娘围成圆圈跳舞时，4个女扮男装的少女出场了。两个代表射手，两个代表枪手，射手每人有束葡萄藤、一张弓、一支箭；边走边把箭射进藤中。枪手每人有一长棍，和一个圆环，边走边把枪刺入滚动的圆环里。当她们走到舞场时，便把长棍和圆环从跳舞人头上抛入舞圈中间。接着，又从跳舞的姑娘们中心，把玉米面小球扔向观众，后者争先恐后，哄抢小球，占为己有。这种象征是性，而目的则是丰产，但这种行为同酒神崇拜却差之万里。
在祖尼，这种象征没有繁荣起来。和各地普韦布洛人相同，他们也有为丰产而进行的仪式，即赛跑。其中一种就是在男女间进行。男人站在跑道的一端，手拿踢棍；女人在另一头，拿着圆环，男女皆用脚趾踢自己的棍子或圆环。有时，妇女和面具小丑一起赛跑。无论如何，妇女必胜，否则，这种比赛就失去了意义。在秘鲁，举行相似目的的赛跑时，男人跑时赤身裸体，对他追上的每一妇女进行蹂躏。这种相同的祈求在祖尼和秘鲁都被象征化了，但祖尼人的祈求方式则是对秘鲁酒神式象征的一种日神式的改造。
但是，与丰产仪式有关的放纵，即使在祖尼，也不是完全没有的。在仪式性的猎兔和头皮舞这两种场合，放纵松驰被鼓励到这样的程度：据说，这些夜晚受孕的孩子精力格外旺盛。通常严肃的姑娘们的陪伴也放松了紧张感，持“男孩就应是男孩”的态度。但没有乱交和任何喧嚣放浪的意味。再者，控制雪和寒冷天气的药束崇拜，据说，以前有过某些仪式，即在一天晚上，药束的女祭司们接待情人，并从她们的陪伴那儿，收集一颗姆指大小的绿松石，去装饰药束。以后，这种风俗不再得到遵守，而且这本身也不能说明放纵被允许的程度。
普韦布洛人对性的理解相当幼稚。至少在祖尼，人们对性很少给予现实的关注，并且有一种以不相称的替代物来解释性象征的倾向，这与我们在自己文化背景下所为极其近似。霍皮人会告诉你，他们在经常和特殊的性象征中使用的圆圈和圆筒，代表雨水冲击形成的小泥卷。以箭射玉米梗，表示闪电触及庄稼地。在最为诚实的提供资料的人的解释中，甚至还有更极端的替代物。这是一种被他们推向荒唐程度的无意识辩解。
一种类似的辩解似乎抹煞了万物起源于性行为的宇宙论传说的一切痕迹。甚至近在50年前，库辛在祖尼还记下了人们对这种传说的敬服，这个故事反映了西南部非普韦布洛部落玉满人基本的宇宙观，它在邻近许多地区也相当有名。太阳与地球同居，地球的子宫孕育出了生命实体——既人类可利用的无生命物体、人类和动物。在祖尼，自库辛时代以来，人们已从不同的会团、祭司和俗人那里记下了一些关于起源的神话，而且生命仍被说成是始于地下世界的第4层，但他们不承认它就是地球的子宫，即生命为天父唤醒的所在，他们的想象力没有转向这一方向。
祖尼对性的态度与我们所知的自己文明中的某些清教徒式的标准并行不悖，但两者的差别则与两者的共同之处一样明显。清教徒对性持这种态度，乃是因为他们认为性与罪恶同一，而祖尼人则无罪恶感。罪恶对他们极为陌生，不仅在性方面，在其他经验方面亦是如此。他们没有犯罪情绪的痛苦，并且他们也不认为性是要以意志的痛苦努力来抵制的一系列的诱惑。贞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受到极大冷遇，在他们的传说里，没人比青春时抗婚的高傲姑娘会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了。她们呆在家里干活，根本就不关心那些她们应合法地受到年轻男子爱慕的机会。不过，诸神们却并未采取他们应当在清教徒式道德中所采取的那些措施。众神下界，虽阻碍千重，仍试图与她们同床共枕，教给她们欢愉与谦恭。通过这些“可爱的惩戒手段”，他们指出姑娘们将在婚姻中接受合适的人类幸福。
愉快的两性关系只是人类各种愉快关系的一种。这里，我们作一个根本的区分，用他们的赞美词说，就是：“每人都喜欢他。他总是与女人偷情”，或“无人喜欢他。他从未给女人带来过烦恼。”性是幸福生活的附属物。
他们的宇宙观是他们用以表现高度一致精神的另一形式。他们没有紧张、冲突和危险，并已使这点在这个世界上得以制度化了，同样，他们也把这点施于另一个世界之上。如班泽尔博士所说，超自然物“没有与人类为敌的意向，因为人类可扣压他们的供品，它们的支撑必须由祭品、祈祷、巫术习俗给予保证。”但它不是对邪恶势力的抚慰。这种观点对他们是陌生的。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超自然物喜人之所喜，人喜欢跳舞，它亦喜欢跳舞。因此，在祖尼，人们用戴面具的方式把超自然物引入舞蹈，然后取出药束，使它们“起舞”。这会给它们以愉悦。甚至还必须使仓里的玉米跳舞。“冬至期间，所有仪式团体举行它们的仪式时，户主拿出6支完美的玉米穗，放于篮中，对着它们引吭高歌。这就是所谓的‘让玉米跳舞’，之所以这样表演是让玉米感到在仪式时节未被遗忘”。他们与玉米穗共享欢乐，使仪式达到娱乐的极致。现在如此盛大隆重的玉米舞已不再举行。
他们不象我们，把宇宙万物描绘成一幅善恶的冲突画面。他们不是二元论者。在普韦布洛人中扎根的欧洲式巫技概念，必定要经历不可思议的改造。在他们中间，巫技并不产生于与仁慈上帝相抗的魔鬼（Satanic majesty）。他们使巫技与自己的体系吻合起来，而且巫婆力量受到怀疑，并不是因为它源于邪恶，而是因为它“支配”（rides）着它的所有者，并且一旦承受，就不再可能摆脱。只要唤起它就可得到任何其他超自然力。一个人是用埋置祷杖和遵守种种禁忌来表明他控制着圣物的。这种仪式结束之时，他便去姑母处洗头，重新恢复他的世俗身份。或一祭司，可将他的超自然力移给另一祭司，这样，在再次召唤它之前，它便可歇息。对于他们而言，转移圣物的观念和方式，尤如中世纪转移符咒的观念和方式一样熟悉。在普韦布洛的巫技中，没有提供摆脱超自然力的技巧。无人能摆脱令人恐怖的神秘之物，因此，巫技是不吉利的，是具有威胁的。
对我们来说，实在难以把宇宙乃善恶之争的画面置之一边，并很难象普韦布洛人那样看待它。他们不把时节与人的生命当作生与死的赛跑。生总是存在的，死也总是存在的。死不是否定生。时节交替自动展现在我们面前，人的生命亦然。他们的态度是“没有断念，没有屈服强暴势力的愿望，有的只有人类与宇宙一样的感觉”。在祈祷时，他们对神明诉说：我们将成为一体。他们与神明亲切友好地交流：拥有你们的国土，拥有你们的民众，静静地，你们将为我们安坐，如同孩子们相互那样，我们将永远这样。我的孩子，我的母亲但愿按照我们的诗词，一切都将如此。他们与众神谈及交流生命的呼吸：即使在遥远的天涯海角，我有象父亲一般，给我生命的祭司我祈祷，他们创造生命的呼吸，他们那古老的呼吸，他们水的呼吸，他们种子的呼吸，他们富裕的呼吸，他们生殖力的呼吸，他们强大精神的呼吸，他们力量的呼吸，他们一切好运的呼吸，——只要他们具有的一切，我祈求他们的呼吸，进入我们温暖的身体，靠你们的呼吸得以维持的躯体。不要瞧不起你们父辈的呼吸，要把它吸入你们的躯体……。我们会一道走完我们脚下的路，愿我的父亲给你们以生命的祝福，愿你们走完脚下的路。
神明的呼吸就是他们的呼吸，而且通过共享呼吸，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同他们对人类相互关系的看法一样，他们对人类与宇宙关系的见解并没为英雄主义和人类克服障碍的意志留下地盘。它没有给这种人以圣徒身份：
战斗，战斗，战斗，
无异于被驱碰壁而死。
它有自己的美德，而且这些美德是非常一致的。对于不合宜的德行，他们剥夺了它们存在的权利。在北美一个小小的但确立已久的文化岛屿上，他们创造了一种文明，这一文明的形式是根据典型的日神式选择所指导的，其所有欢乐都会正常礼仪、其生活方式是一种既适度又具有节制的方式。
《文化模式》
露丝.本尼迪著
第五章
多布人
多布岛位于登特勒长斯塔岛群之中，与东新几内亚南岸遥遥相望。多布人是西北部美拉尼西亚民族中最南边的一个民族，因马凌诺夫斯基有关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论著的出版，美拉尼西亚地区已名扬海外。这两个岛群相距甚近，多布人可扬帆渡海到特罗布里恩德进行贸易买卖。但这两个民族却具有着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气质。特罗布里恩德是一个富饶的低岛区，土地肥沃，宁静的咸水湖鱼产丰富，提供了舒适充裕的生活环境。相反，多布岛群则是由多岩火山喷发物构成，土地贫瘠，无渔可猎。资源紧缺，对人口发展造成了困难，虽说在他们最繁荣的时期，小而分散的村子的人口也仅有二十五人左右，现在又减到一半了；而特罗布里恩德则人口稠密，他们居住在大而密的村庄之中，过着舒适的日子。所有白人征募者都知道，在那一地区，多布人是征募者极易捕捉的对象。既然呆在家中要冒挨饿风险，他们便欣然签约去当劳工，即使提供的是难以果腹的粗食，甚至按童工标准供给口粮，他们也不会表示反对。
但是，多布人在邻近诸岛的名声并不在于他们贫穷，倒是因为他们的危险性而引起注意。据说，他们是具有恶魔力量的魔法师和不断反叛的士兵。在白人入侵他们的60－70年以前，他们是吃人的生番，而这一地区的多数民族并不吃食人肉。对于他们周围诸岛的民族来讲，他们是可怕而又不可信的野蛮人。
多布人完全符合邻人对他们的性格描述。他们无法无天，背信弃义，反复无常。每人的手都是反抗他人的工具。他们不具有特罗布里恩德那种由德高望重的首领领导，保持安宁，相互不断交换物产和特权的稳定的劳动组织。多布没有首领。当然也就无政治组织。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也无法可依。这不是由于多布人生活在卢梭所说的尚未被社会契约破坏的“自然人”的无政府状态之中，而是因为在多布具有着纵恿敌意、背叛的社会形式，并使它们成为社会公认的美德。
但是，就这个事实而言，多布中的无政府状态可以说是无与伦比了。他们以同心圆形式构成社会组织，每一组织内部，允许存在特殊的传统敌意形式。除开在相应的特殊团体之内贯彻这些文化上认可的敌意外，任何人都不操握法律。多布最大的功能团体，是大约由4到20个村子组成的指定地区。它是一个战争单位，与所有其他各个相似地区都处于永久的区际敌对状态。白人控制之前，除杀人或偷袭，无人敢冒险闯入对立地区。然而，在一个问题上各地区都必须相互提供服务。在遇到死人和有人得重病的情形下，有必要以占卜找出责任者时，就可从敌对地区找来占卜人。这样，本地区的占卜人就不会面临因占卜罪犯所引起的危险，而远处召来的占卜人却享有某种豁免权。
事实上，危险在地区内部自身中处于顶点。共同占用同一海岸线、一道经历相同日常生活的人，互相施加超自然和实际的伤害。他们肆意破坏别人的收获，给别人造成经济交换的混乱，制造疾病和死亡。正如我们会在下面看到的那样，每人都拥有用于这些目的的巫术，而且在一切场合予以使用。在本地区内，巫术是人们同本地区人进行交往所不可缺少的手段，但它的力量只能保持在人们已知和熟悉的那些村庄的圈子之内。人们与之日常打交道的人都是威胁他人事务的巫婆和巫师。
但是，在地区团体的中心是一个要求有不同行为的团体，人们可以终生向它寻求支持。它不是家庭，因为它不包括父亲，兄弟姐妹，也不包括男人自己的孩子。它是坚固的、牢不可破的母亲血统群体。生前，他们在共同的村庄里拥有自己的田园和住宅；死后，就埋在祖先留下的共有地上。每个村子的中心都有一块墓地，长满了枝叶繁茂的巴豆树。这里，埋葬着母亲家系中的人，这些活着的时候是该村主人的男女现在皆埋在它的中心。墓地周围，簇拥着母系中尚活着的那些主人的平房。在这个团体内部，存在着世袭权，也存在着合作。这就是所谓的“母乳”和苏苏，它是由世代母系的子孙和这些女性每一代的兄弟组成的。这些兄弟的孩子不包括在内，他们属于他们各自母亲的村子，对这些群体，通常有一种主要的敌意。
苏苏常与关系亲密的苏苏一起生活在自己的村庄中，严格遵守独处的规定。在多布，人们不可随意来往。每个村外环绕着一条小径，享有特权者紧靠小径造房安家。我们将看到，父亲死后，村里男人的孩子不仅不能享受这种特权，甚至连接近都不允许。如父亲健在，或假定这是他们配偶的村落，他们在邀请下也可进入。其他人只好绕小径而过。他们不得停留。甚至宗教仪式、丰收盛宴、部落入会礼，都不能把人杂乱地召集在一起，因为多布并不特别注重这种场合。多布的村子中心是墓地，特罗布里恩德在相应地方则是公开的社区舞场。多布对陌生地的危险过分敏感，因而他们不去野外举行社会或宗教仪式。他们太重视嫉妒巫法的危害，所以不能容忍其居住点内的陌生人。
当然，婚姻还得与这个值得信赖的圈子以外的某人结成。它保持在该地区之内，因而婚姻使两个极度敌对的村庄得到了联系。但婚姻不会改善敌对。从婚姻开始之日起，有关婚姻的种种制度就趋于在两个团体之间导致冲突和冷酷的感情。婚事始于岳母的敌对行为。她与自己一方的人堵住她的房门，而房里，小伙子与她女儿正交卧而眠，于是这个小伙子便掉入了公开订婚仪式的陷井。在此之前，打青春期始，这个小伙子每晚便到未婚姑娘们的房中睡觉。根据风俗，他是不能回自己家睡觉的。数年之间，他通过扩大他的宠爱者和在天亮前就悄然离去来避免各种纠缠。当他最终落入陷井之时，通常是因为他已厌倦自己的漂泊生活，而决心选定一个更为持久的伴侣。他再也用不着为黎明即起而小心谨慎了。然而，他仍未被认为乐意承受婚姻的侮辱，因此，他未来的岳母，即那个堵在门口的老巫婆，便对他干出又一件侮辱性的事件。这时，村民们亦即这个姑娘的母系亲属，看到门口纹丝不动的老妇人后，便聚在一起，让这两个年轻男女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床上下来，坐在地上的席上。村民们盯着他俩达半小时之久，然后渐渐离去，别无其它形式，俩人就算正式订婚了。
从此，小伙子必须认真对待他妻子的村庄。对他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有关劳动的。接着，岳母给他一根掘棍，下达了“现在干活吧”的指示。他必须在岳父岳母的监视下，开拓一个田园。当他们煮饭吃饭之际，他也得继续工作，因为他们在场时，他是不能吃饭的。他承担着双重的任务，干完了岳父家山药地的活计后，还要耕种自己家地上他自己那一份田地。他的岳父在权力欲方面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对女婿行使权力乃他一大乐事。这种情形要持续一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而且，卷进此事还不仅是小伙子一人，他的亲属也要承担许多义务。他的兄弟们在为这场婚姻礼物提供的田园必须的材料和贵重物品中的负担十分沉重；所以，今天的小伙子们在其兄弟订婚时，通过和白人征募人签定劳工契约来逃避这种负担。
结婚礼品最终由新郎的苏苏筹办齐备时，他们便正式带着礼品到新娘的村子去。仪仗队由新郎兄弟姐妹、母亲及舅父、姨妈们组成。他的父亲被排除在外，而且仪仗队组成人员的丈夫们和妻子们以及所有男人的小孩统统都被排除。他们把聘礼送给新娘的苏苏。不过，双方气氛很不友好。新娘的一方在祖传村落的边上等候新郎的一方。新郎的一方则停在靠自己村子的一端。双方小心翼翼地表现出互不知道对方存在的姿态。一片宽阔的空间把他们分开。如果一方注视另一方，那一定是带着敌意的眼神。
婚礼活动的每一步，都严格按相似的礼仪规程进行。新娘的苏苏必须去新郎的村子，正规地把彻底打扫一遍，同时，还要带上相当数量的生食礼品。次日，新郎亲属带着山药再次到新娘的村子去还礼。婚礼仪式本身还包括：新郎在岳母村里，从岳母处获得一口她炊煮的食物；而新娘则在丈夫村里接受公婆的相应食品。在把共同进食作为制度上的亲密行为之一的社会里，此仪式是完全合适的。
为了婚姻，建立了一个亲善和共同利益能受到尊重的新集体。多布人并不是用忽视联姻方式解决它的婚姻问题。这种联姻方式在与多布一样具有强大民族传统的荷届新几内亚许多部落中都非常盛行。在那些部落中，母系家族一起生活，共同收获，同担经济事业。女人的丈夫在晚上或在丛林中偷偷地与她们幽会。他们是“访问丈夫”，因而根本不会扰乱母系氏族的自给自足的生活。
但多布给夫妻提供共居住所，并小心地保护他们在房中的私情。夫妻共同种植田园，为自己和孩子提供食物。但在实行这两种似乎对西方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是极为基本的要求时多布却必须面临极大的难题。一切最坚固的忠诚都面向苏苏。如果为已婚夫妇提供了一间不可侵犯的私房和一块园地，那么他们是住在自家还是充满敌意的一方——换言之，是住妻子的苏苏、还是丈夫的苏苏那儿？这一问题得到了完全合乎逻辑的解决，但是，是以一种可以理解的非普遍方式解决的。从结婚到死，夫妻双方轮流在各自的村子里住上几年。
在每次轮换的年月里，配偶一方有自己团体的支撑，占有支配的地位。同一期间，另一配偶是忍从的外来人，必须在配偶村民面前，自惭形秽，忘却自我。由于这种裂痕，多布村民们被分成两个总是对立的集团：一方是母系中人，称为村主；另一方则是婚后进入的人和所有男人的孩子。前者总有支配权，可把因婚后生活的困境而暂住于此的人置于不利地位。主人常摆出冷漠生硬的面孔，与外来人群体几乎没什么联系。多布教义和习惯都反对通过联姻把两村联为一体。在不同部落里，联姻铺开的愈为广泛，这种格局就愈会得到热诚地承认。因此，配偶双方都无共同苏苏联结的束缚。那里也有一种超越“地区”限制的图腾分类，不过在多布它是空洞的区分，没什么功能和重要性，不值考虑，因为它不能有效地把婚后进入村中的不平等的个人结成联盟。
按照可供使用的传统方式，多布社会要求，配偶一方在配偶另一方的村子期间，该处于陌生地的配偶扮演耻辱的角色。所有村主皆可直呼其名，而他却不能呼叫他们任何人的大名。个人姓名为什么在多布不得呼叫和我们文明一样，有好些理由，一旦个人名子被人使用，意味着重要特权可能为呼叫者夺走。这与那个被呼姓名的人的威望有关。无论村里制作年复一年不断翻新的礼品或是出葬的时候，婚后入村暂住的配偶都要回避。他永远是一个局外人。
然而，这些只是他的地位的最微小的侮辱。还有一种较为重要形式的紧张关系。在夫妇当时居住的村子里，人们对外来的配偶的行为很少是能够满意的。由于夫妻在两村之间交换居住地，这种形式从婚礼到配偶一方死去，都以十分相同的礼仪保持，所以，婚姻就成了苏苏的重要投资。母族中的男子有经济权去发挥积极作用。这对于住在本家一方的配偶，在经常发生的夫妻争吵时向自己的苏苏、尤其是舅舅寻求支持就很容易。舅父通常只是乐意支持，但不能公开地教训局外人或以恶言秽语打发他或她开路。
还存在有一种甚至更亲密的紧张形式。夫妇双方并不期望忠诚，除了性目的外，多布人不认为一个男人和女人要总在一起，即使是极短暂的一刻。住于此地的局外人配偶会迅速怀疑对方不忠。通常他是有理由的。在多布充满怀疑的氛围里，最完全的是与一个村“哥”或村“妹”私通。当一方处于自己村里的年月时，情况便对他有利，超自然的危险也最小。舆论强烈反对此类“兄弟”“姐妹”间的婚姻结合。村落居民点之间进行义务婚姻交换会使村子土崩瓦解。但在团体内通奸则是一种中意的消遣。这在神话里也常常得到认可，各村发生的类似事件，每个人从孩提时便知晓了。此事与虐待配偶有着极深的关系。他（也可能是她）收买孩于，自己的或村里的任何孩子去获取情报。如是丈夫受害，他便砸碎妻予的饭锅；如是妻子受害，便虐待丈夫的狗。双方激烈争吵，一切都为多布树叶屋顶下的紧邻听去。他愤怒地自动离开此村。最后的手段是虚张声势，企图以某种传统方法自杀，其实，没哪一种可以致命。通常都可被救下，而且以此手段，他可得到妻子苏苏的同情和支持；由于担心遭虐待者自杀成功后其亲属会采取的行动，他们便进行安抚。他们甚至会拒绝为此事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婚姻双方可能仍一起生活，但继续保持悲伤与愤怒。第二年，妻子可能在她自己的村里，以类似行为进行报复。
因此，多布人夫妻持有共同住宅的要求绝非象我们文明那样简单。环境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很大困难的制度，从而使婚姻不断遭到威胁、通常还使婚姻遭到毁灭。婚姻破裂犹如家常便饭，其频繁度是福尔顿博士描述的另一支大洋洲文化的马努人的五倍之多。多布对于婚姻双方的第二个要求是强迫配偶双方为自己和孩子的生计共同种植，然而由于文化制度的影响，这一要求也同样碰到难题。这种要求与基本特权和巫术权力常常发生冲突。
多布所有权具有着强烈的排他性，他们对世袭山药所有方面表现出来的信念，其程度简直无地可比。山药在苏苏内部的传袭界限，犹如血液在其成员血管中流淌一样明确，即使在已婚夫妻的田园中，山药种也不得混合使用。每人耕种自己的田园，种植各自承袭下来的山药种，口念自己苏苏内的个人秘密拥有的咒文，促使山药生长。其普遍的社会教义认为，只有自己血缘的山药和伴随种子一道传下来的巫术咒文，才会在自己的园中生长结果。其风俗实际上所允许的例外，我们拟在后面讨论。就婚姻关联的田园而言，还没有允许出现例外。夫妇各自从上年收获中留下种子，种植世袭的山药，而且双方都为各自最后的收益承担责任。多市食品从不充足，因此为了留下必要的山药作种子，每个人在下种前几个月都要忍饥挨饿。在多布，最大的过失莫过于吃掉山药种。这种损失无法弥补。由于不是自己母系中的种子就不能在自己的田园中种植，所以丈夫或妻子对此都无能为力。甚至自己的苏苏也无力补偿这种臭名昭著的吃种子引起的破产。吃种子者，地位从此一落千丈，因为耕种是一种连自己的亲族都不会支持的倒霉的赌注。他一生将成为多布的流浪汉。
所以，夫妇的园地就必须分开。种子永远各自分开保存，它们的生长，也是依赖分别传袭下来的巫术咒文，而不是合作耕耘。任何一方园子无收，都会导致深刻的怨恨，从而成为夫妻争吵和离婚的理由。不过，园中活计由俩人共同分担；园子和房子一样不可侵犯地分属丈夫、妻子、孩子私人所有，园里收获的食物也共同享用。
只要因死亡而解体的婚姻，或父亲无论何时死去，即使父母已分居多年，那么，所有来自父亲村里的食物，各种鸟、鱼、水果，对他的孩子来讲，就都成了严格的禁忌。只有他活着时他们吃了才会无害，在多布，作出这种让步是颇为困难的，因为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孩子由双亲抚养。同样，父亲死了，他的孩子就不能再进入其父亲的村子。也就是说，只要联姻需要不在值得考虑，母亲村子就会要求孩子断绝与不为法律承认的亲属进行任何接触。当孩子成人或老了以后，在一种仪式交换中，他们必须把食物送到父亲的村子去，低着头，一动不动站立村头，由别人把东西送进村中。他们在外恭候，直到人们返回，然后，领着这队人回到母亲村庄。父亲的村子被称为“低头之地“。某人要接近其已亡配偶的村子，则是一种更为严格的禁忌。必须远远停步，或绕道而过。对联姻的让步是那样的不稳定，所以，在双重限制之下被彻底废除了。
嫉妒、怀疑、所有权的强烈排他性等都是多布的特色，这在多布婚姻中占有突出地位，但在我们未从其他方面考察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前，要对这些特点作出充分估量是不可能的。贯穿整个多布生存方式的动机受到了严格限制。由于这些动机与使之具体化并使它们贯彻到一定深度的文化制度具有着一致性，所以，这些动机很值得重视。它们自身有单纯的狂热。一切生存方式都是你死我活的竞争，每一优势的获取皆以对手失败为代价。但这种竞争与我们将要描述的西北海岸的那种竞争不同，在那儿，竞争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冲突既傲慢自负又光明磊落。在多布，它却是诡秘的，而且反复无常，背信弃义。好人，成功者，是骗取另一人的地位者。这种文化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大量技巧和精巧的理由。多布的整个生存方式最终都被这些目的所控制。
多布人注重所有权的狂热性，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牺牲别人、相互猜忌、恶意的程度，大体上在他们的宗教中都得到了反映。邻接多布的整个大洋洲的地区，是世界巫术习俗的堡垒之一。那些把巫术和宗教定义为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宗教学者必定会认为多布人是没有宗教的。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巫术和宗教是掌握超自然现象的互补方式，宗教依赖于在个人与宗教世界间建立起一种合乎理想的关系，巫术则利用那些能在无意识间控制这个世界的技巧。在多布，没有对超自然物的赎罪，也无贡品或祭品敬献来加强神与祈求者之间的合作。在多布，人所共知的超自然物是几个神秘的巫术名称，如同在民间传说中发现的“兰姆波尔斯台尔彻”（Rumpelstilzchen）一样，掌握了这种知识就能给人以支配的力量。所以，大多数的多布人都不知道超自然物的名字。除了花钱买来的名字或由上辈留传下来的名字以外，其他的则无人知道。重要的名字从不大声讲出，而是屏住呼吸，在嘴里叽哩咕噜，以防他人听到。与这些名字相关的所有信念，与其说与超自然的宗教赎罪有关，不如说与巫术的名字有关。
每种活动都有其相应的咒文。所有多布信仰中最为重要的是，任何生存领域，没有巫术，就不可能有任何结果。我们知道，祖尼生活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被他们的宗教占有的。在那儿，一切宗教习俗据说都是为求雨而生，即使考虑到传统教义的夸张，也仍有许多生存领域不是由宗教技巧提供的。在西北海岸，恰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宗教习俗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活动——巩固地位——冲击甚小。多布却恰恰相反。任何人的任何结果，皆取决于其掌握的巫术。没有他们的咒文，山药不长；没有爱的巫术，性欲不会勃发；经济交易中的珍贵物交换亦靠巫术实现；没有恶毒符咒附在树体之上，树木便会遭窃；没有巫术召唤，大地无风；没有巫法、巫技的密谋策划，人便会无病而死。
因此，巫术咒文具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垂涎成功的狂热，在为巫术公式的剧烈竞争之中得到了忠实的反映。这些咒文从来不会共同占有。任何秘密结社都不具备享有这些咒文的特权。任何兄弟群体中也不可能每个人都继承这些咒文。即便是苏苏内部的协作，也从未能使其成员在咒文神力方面得到共同的好处。苏苏沟通严格的个人巫术继承的渠道。一个人可向他的舅父申请巫术公式，但每种咒文只能教给该氏族的一个人。这种公式绝不能传给占有人姐妹的两个儿子，而且，在谁来作继承人的问题上，是由公式所有人自己选择。通常他选择长子，不过，假如另一个儿子与他更亲，对他更有帮助，那么这个儿子便越过长子，从而长子再无资格继承，也无法补救。这样，他就可能一辈子失去了诸如山药种植和经济交换的那些重要的咒文公式。任何人谈及这种不利条件，都会觉得是一种侮辱，而且，这种不利条件通常是无法改正的。但是。每个男女都拥有某种咒文。致病咒文和爱情巫术为人们普遍拥有，今天，离家工作的小伙子甚至仍在出卖一种无涉继承的咒文；他们往往为一条咒文，就花掉四个月的契约劳动的工资，尽管参与劳务交易的当事人是白人的雇工并在某种程度与土著文化格格不入。其付酬的数量只是它们价值的轻微表示。
福尔顿博士曾住过的特瓦拉小岛上的多布人，绝对否认多布岛上的白人或土著波利尼西亚传教士有耕作田园的能力。他们说，没有巫术，耕作田园是不可能的。他们并未利用那条普遍的古老辩解，即本地的规则只适用本地人。在多布，依靠巫术，而且只依靠巫术的程度已登峰造极，以致他们不允许白人或波利尼西亚人从巫术的必然性中解脱出来。
占有巫术咒文的最为剧烈的冲突发生在姐妹的儿子之间，因为他们都有权向舅舅申请巫术；而舅舅自己的儿子，由于与父亲同住一家，关系密切，以及与父亲共同种植等缘由，能够使反要求的强烈程度达到保证在多布习俗中得到承认。多布人的教义始终坚持认为，只有在氏族中与种子一起传下来的山药巫术才能使种子生长。我们已经看到，种子与氏族永不分离。因此种植咒文也教给所有者的儿子。这是对产生于婚姻的团体力量的又一次悄悄让步，当然，它也严重违反了多布的教义，即确保个人所有权的排他性。
咒文“如同医生的业务或营业所的信誉、贵族的爵位和封地。一个通过出售或遗赠将完全相同的业务转让给两个不是同伴而是业务对手的医生，将很难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商业信誉同样如此。在封建时代，授与两人以同样爵位和土地的君主，就有可能引起宫廷政变。然而在多布，（两个继承人）既非同伴，也不是密友或共同财富的分享人，而是更易对抗的敌手。同样的习俗却充分合法。完全同样的信誉可给予两个人。”可是，如果儿子在父亲死时所得巫术比姑表兄弟多，那么，根据多布的正统原则，原来应当是合法所有人的姑表兄弟，可以从其舅表兄弟处要求他的权利，且要免费传授。假如姑表兄弟所得巫术比儿子多，这个儿子就无相应的要求。
多布巫术咒文必须逐字熟记方才有效，而且常常使用特定树叶或树木并伴以象征性的动作。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是交感巫术，依赖陈述生长葱茂的水生植物的技巧，用于可仿效它们枝叶繁盛的刚破土发芽的山药上，或者描述犀鸟对破裂树桩的悲伤，来保证免受灾害。巫术咒文以其恶意和使多布信仰——一人之所得乃另一人之所失——具体实现到相当程度而著称。
当业已准备好种植山药的土地时，田园仪式就开始了，一直要持续到收获之际。种植咒文描述以形形色色的方式种下的和已长起来的山药。山药生长早期所要求的咒文，在大蜘蛛卡帕里的结网幻象之下，描绘孪生的藤蔓：
卡帕里，卡帕里
四周盘绕，
狂欢大笑。
我有绿叶成荫的田园，
我有我的枝叶。
卡帕里，卡帕里，
四周盘绕，
狂欢大笑。
在山药生长的时期，不用对山药设置巫术的看守，也不进行巫术的偷窃。但是，在它们刚刚长出以后，就有必要使它们牢牢扎根在自己的土地上。因为山药被想象为人，并被认为它们在夜里会一个园子一个园子地游荡。虽然藤蔓仍在，块茎却悄悄溜跑。到了半上午之时，一般来讲山药又会归来。所以，清晨一般不挖山药，按理这是正常干活的时候，否则，就是白费心思。只有耐心顺从等待山药回返。山药正生长时，如果人们过早剥夺山药的自由，它们也会感到不满；因此，只有这种植物生长到一定阶段时，栽培咒文才开始使用。咒文诱使漫游的山药留在人们花很大代价种下它们的园子中。在多布，种植和继承斗争相同，竞争很激烈。没有人会认为别的园主能比自己多种或多收。只要邻人收获超过自己，他就认为该邻人用巫术偷了他的或另一园主的果实。所以，从此时到收获，自然便由男人在园里放哨守护，并使用各种已知的咒文诱惑邻人的山药，还以反咒文对抗邻人的咒文。这些反咒使山药块茎牢牢植根于种下的土地之中，并为主人的收成，担任安全保卫的重任。
卡西亚拉棕榈在哪？
挺立在
我田园的腹心，
房前平台的底基。
毫不动摇，永不低头，
巍然而立。
树木枝碎干毁，
石头遍地纷飞，
它们仍岿然屹立。
大地震碎，
它们也岿然不动。
保持，保持
毫不动摇，决不低头。
山荡，库里亚
纹丝不动，决不低头，
永远坚持，
坚挺屹立在我的田园腹心。
田园中的秘密受着极高的尊重，乃至根据风俗男人和妻子可在里面性交。丰收是偷盗的自白。人们认为，这是以危险的巫法，离异别人甚至是自己苏苏园子山药的结果。收获的成果被小心掩藏，涉及此便是一种耻辱。在所有大洋洲周围的岛屿上，收获是盛大的山药仪式性展览的时候，是年度仪式顶点的炫耀夸饰。但在多布，它却如同偷盗秘而不宣。男人和妻子一点一点地把它搬到贮藏室。假如收成好，他们有理由害怕他人窥视，因为一旦生病或死亡，占卜人常把不幸归咎于好的收成，认为这是有人对丰收极为不满，所以他将巫法施于成功的园主身上。
疾病咒文具有它们自己的恶毒用意。在特瓦拉村，每个男女都拥有一至五种咒文不等。每一种咒文皆针对一种特殊疾病，拥有咒文之人也占有驱逐同种苦痛的咒文。有些人垄断了某些疾病的咒文，他们就成了制造这些疾病并能治愈它们的唯一力量的特有者。所以，在其他地区内，患有象皮病、淋巴结核等疾病的人，都知道到谁的门下请求解脱。咒文使拥有人神力无边，也就常引起别人的极大垂涎。
咒文为占有人明确施展其文化所允许的恶意提供了机会。一般而言，这种表现形式是禁忌。当多布人希望伤害某人时，他们并不冒险公开挑衅。他谄媚奉承，表示出加倍的友好。他相信亲密会使巫法强大有力；并等待着背信弃义的时机。但在把自己的疾病咒文置于敌手身上和将咒文传给外甥时，他就充分放纵恶意。这是敌手眼耳不可企及的时机，于是他撕下伪装。他把咒文注入牺牲者的排泄物或注进位于对手路径的某种爬行藤蔓物内，并藏守附近，观看牺牲者是否真正碰触了它。在传递咒文之先，巫师模仿处于处罚中的某种疾病最后阶段的痛苦，在地上痛苦翻滚扭转，痉挛式的尖叫。唯有如此这般虔诚于咒文的效力，咒文才会达到预定效果。施术人才会心满意足。当受害人碰上了爬行藤蔓，他把一段藤蔓带回家中，放在房中，使其枯萎。当他为敌手之死作好一切准备后，就将藤蔓烧掉。
咒文本身与伴随咒文的行动几乎一样明白清楚。每行咒文，念得慷慨激昂，并恶毒地将姜计吐在咒文的载体上。接着是造成甘果沙的咒文，甘果沙（gangosa）是一种象犀鸟吞食兽肉的可怕病疾，其名来于动物守护神，它以巨大无朋的裂开的嘴，啃吃树干。
嘶嗄嘶嗄的犀鸟，
立于洛瓦纳的树巅，
它啃啊，啃啊，
撕开鼻子、鬓角，
喉头、臀肌，
舌根、后颈、脐眼、腰背
双肾和五腑六脏。
它撕开一切，
它挺立而撕。
图库库的犀鸟，
住在洛瓦纳的树尖，
他弯腰低头，
脊背蜷缩
双臂在身前剧痛颤抖，
两手压住痉挛的腰眼，
臂膊紧紧抱住刺痛而垂下的头，
蹲下起伏，加倍疼痛，
放声哀哭，喊叫连天，
它飞向这里，迅速急捷。
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成了某种疾病的受害者时，便去找加病于己者。舍此之外，别无他法可驱走死神。这疾病只能由同一巫师拥有的相应的驱魔术予以治疗或予以改变。假如巫师被请驱除病邪，通常他不亲自看视受苦者。他把驱邪术注入一桶病人亲属带来的水中，尔后把桶加封，受害人以此水在自己房中沐浴。驱邪术常被视为可延缓死亡，放任残疾——这实质上反映了当地常见病致残而不致死的事实。因为传入的如肺结核、麻疹、流感、痢疾等病，虽然至今在多布已为人知且致人死命已达五十多年，但却没有咒文可以驱除它们。
多布人自由使用疾病咒文，也为某些独特目的而使用。他们在物品或树上打上简单的财产标记的方式，就是把独有的疾病巫术施于其上。当地人说，“那是阿罗的树”或“那是纳达的树，”意思是，“那是阿罗施上第三期梅毒的山药树”，或“那是纳达施上瘫痪咒文的树。”当然，每人都知道这些疾病咒文的主人，无论谁占有它们，都把它们作为财产标志而使用。人们能从自己树上收获果实的唯一途径，首先必须驱除疾病。既然驱邪术所有权与致病咒文占有不可分离，要驱除施于树上的病源这一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困难在于已施咒文的树有被偷的可能性，所以必须加以警戒。窃贼会对这棵树施以另一疾病咒文。他会冒不以自己的疾病咒文驱除原先疾病的风险，它不会成为专门对付原有符咒的克星。他吟诵世袭的驱邪术，并在其中插入打算驱除树上疾病的陈述，然后把自己的致病咒文施于该树。因而，当主人从该树收获成果时，另一疾病可能已沾附在果实上了。驱邪术固安全目的，常常隐含在重复之中。套式如下：
它们飞走了，
它们消失了。
怀疑，在多布达到偏执狂的地步，因此反咒文总受怀疑。实际上，对强施性疾病的恐惧大得无以复加，以致出现少许此类情况也不容许，除了饥荒的时刻是例外，因为在饥荒时，窃贼会孤注一掷，与其饿死，不如冒险。对把疾病咒语施于财物之上的恐惧压倒一切。咒文限于村外之树；村内树上置入咒语会置全村于死地。如果发现暗示施放咒语的干枯的椰子树叶绑在村里某树周围，每人都会搬家。在福尔顿博士未学甘果沙咒文之前，他假装把咒语施入物品里，并希望将这些物品不加保护地留在一个陌生的村子里，此时，他房东的小子们突然跑入黑夜之中。不久，他又发现，住在离此五十或一百码远近的住户，已抛下他们的房子去山里住家了。
使人承受疾病之苦的力量，并不因这些普遍拥有的会导致特殊疾病的咒文而受妨碍。强大有力的巫师——既然每个男人皆是巫师，不如说强大有力的男人——尚有一种更为极端的手段，即称之为瓦达的咒文。这是巫师能亲自面对受害人的咒文；对巫师咒文的恐怖是如此之强，乃致使他在地上痛苦翻滚扭转，他不再恢复理智，渐渐精力耗尽，注定死去。为了施以此咒文，巫师待机而动，行动准备就绪后，他咀嚼大量生姜，让身体充分发热，以此使咒文的法力提高到相当程度。他避免房事。饮下大量海水，使喉咙干渴，这样他就不会随唾液咽下自己的恶毒咒文。然后他把一位可信的亲属当作密探，爬到毫无戒心的正独自干活的受害者园子附近的树上。他俩一道用巫术咒语把自己隐蔽起来，看守人在树上占据着有利位置，若看到有人接近，就及时发出警告。巫师悄无声息，匍匐而行，直到受害人前。他发出巫师式的嘶哑尖叫，受害人便倒在地上。巫师用施了咒语的石灰刮刀，割下受害者身上各种器官，这样，又把伤口缝合起来，不留疤痕，据他们说是这样的。巫师要检验受害者三次：“叫我名字。”这是证明他是否成功地使受害人根本认不出他，也叫不出别人名字的方式。受害人只能毫无意义地咕哝几声，便如狂人一般地倒在路上。他再不能吃东西了。他小便失禁，内脏受伤。他失去了体力，渐渐死去。
上述情形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和极为熟识的土著人说的。土著人的信仰证据可以通过观察经巫师折腾，慢慢受到死神折磨的那些人的情形而得到。瓦达以极端形式强调了多布习俗中的恶意和使其最大效力成为可能的恐怖。
至此，我们尚未提及多布人的经济交换。紧紧抓住与美拉尼西亚人相互之间进行不断的商业交易的激情也存在于多布之中。深藏在每个人心中的对成功的强烈渴望和不满，主要表现在两大领域——物质占有和性关系。巫法虽是另一领域，但在这些关系中，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是主要活动中获得成功并维护成功的方式。
在多布这种充斥背信弃义与怀疑的社区里，物质成功必定提供许多与我们文明认可的经济目标相对立的目的。财产积累一开始就遭到排斥。即使一次被他人发现但园主不予承认的丰收，也足以构成实施致命巫法的理由。轻浮的炫耀一样受到阻止。理想的商业技术就是把钱经每个人之手而不能永远占有的系统。这就是在多布通行的那种系统。在这些岛内，生活的高潮是在大约方圆一百五十英里范围内的十来个岛屿之间进行岛际性的交易。这些岛屿组成了马凌诺夫斯基所描述的与多布北边毗邻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库拉交易圈
（kula ring）。
库拉交易圈在范围上远远超过了多布的文化结构，参与其中的其他文化无疑会给其过程赋予其他动机和满足的方式。与多布文化模式其他部分密合无隙的特殊库拉风俗，并不必然源于这些模式，也不一定源于那些在今天与多布文化模式相联接的种种动机。我们将讨论的只是多布的交易。除特罗布里恩德外，我们对其他岛屿的库拉风俗并不了解。
库拉交易圈是周围岛屿按两种不同方向进行贵重物品推销的一种圈子，每半年交易一次。每个岛上的男人长途航行，横穿公海，按顺时针方向，输运红贝项链；另一些人则按逆时针方向输运白贝手镯。在所去方向的交易岛上，每人都有他的交易人，并在自己控制范围内千方百计地讨价还价，争取优惠。这样，珍物便转了整整一圈，当然新的珍贵物品也会不断增加进去。红贝项链与白贝手镯以个人名字命名，另外，某些物品由于其所有人的名望而具有一种很高的传统价值。
事情不全象我们所说的常规进程模式那样离奇古怪。美拉尼西亚和巴布亚的大部地区有着许多地方性专门工业。在库拉交易圈里，有人磨光绿玉，有人制造独立舟，有的制陶，有的雕木，还有人则调制颜料。所有这些物品的交易，都在为主要珍物礼仪性讨价还价的掩饰下进行。在一个对相互交换具有很高热情的地区，被库拉制度化的仪式性交换体系，对于来自缺乏同等基础文化的观察者来说，似乎还不是那样极端。就是白贝手镯和红贝项链所移转的方向的那种表面任意性，也有势之所迫的基础。制造白贝手镯的原料贝壳只在库拉交易圈北部地区生长；而制造红贝项链的贝壳原料是由南方输入该交易圈最南部岛屿的。因此，圈内东西岛屿上的贸易失去了平衡，珍品呈南北双向流动。目前，珍品主要是古老和传统产品，也进口一些不甚重要的新产品。但原有模式依然存在。
每年在种下山药后，和山药必由巫术守护不致外逃以前的这段耕作活动的间隙时间中，多布的独木舟便踏上向南向北进行库拉交易的征程。每人都有产于南方的库拉珍物以保证他与产于北方的库拉珍品进行的交换。
库拉交易的独特性，以这样的事实为基础：每个岛都去接受其合伙者岛上的珍品。航行中的岛方以恳求心情带去礼品并接收对方的馈赠，约定主人回访之时，完壁归赵。所以，库拉交易从不是市场贸易，每人摆出自己的珍物，进行可接受的交换。他们每个人都是基于对礼品的恳求和一种接受他的价格的约定——即他已拥有一种珍贵物品，但还留在家中，在适当时候准备送出的约定。
库拉不是团体交换。每个人都是同某个合作人进行交易，具有各种求婚形式。在库拉，渴望成功的咒语是爱情咒语。他们以巫术使对手迷上恳求人的要求。他们使恳求人的形体美的不可抗拒，皮肤平滑，癣疤痕荡然无存，徐口红，酒香水、擦滑油。在多布无节制的观念形态中，唯有肉体激情的等价性才能使和平和有利交易的景况变得可信可靠。
每只载重独木舟上的男人一起把他们用于恳求的食物和手工制造的礼品集中起来。唯有舟主及其妻子施用各种航行前的巫术咒语。其他巫术要保留到库拉交易真正开始进行之时才能用。舟主黎明起床，把咒文施到在回程时用来遮盖珍品并依此巫术保证掩盖大堆财物的席上。他妻子也有一种褒奖丈夫远征的咒文，丈夫的归来犹如大海上的雷鸣，他在伙伴、妻子、孩子们的肉体之中，激起一种颤栗的渴望，他们梦中充满巨人形象，即她的丈夫。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以后，尽管是顺风，也要在那天余下的时间中遵守停锚的仪式，不能启航。仪式在荒凉无人的海岛上举行，远离妇女、儿童、狗，以防受到干扰和亵渎，还须避免任何日常琐事的纠缠。但向南而行的独木舟无这种岛子可利用时，停航仪式就在海滩举行，每个男人夜里回村，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顺风的利用已不可能，仍要如此。这种仪式性怀疑的形式，决不容许出错。次日凌晨，舟主收拾妥当独木舟，使用第二道也是具有某种普遍适用的咒文。即使在这种咒文中，如他妻子先前的咒语一样，他也极力突出自己的名字。他把咒文施于他所携带的用于恳求礼的食物，期望把它们变成库拉珍品，他描述他们将前去会见的伙伴们，似乎他们象在盼望新月升起一样，等待他们的到来，他们正在房前平台之上翘首以望，恭侯独木舟的主人。
作为水手，多布人非常糟糕，他们降低船帆，靠岸而行，每晚上岸。前去库拉交易的季节正是风平浪静的季节。他们利用风咒，呼唤渴盼的西北风与他们那上等的露兜树叶帆婚配；呼唤西北风紧紧抓住它，亦即她那个不规矩的孩子；呼唤西北风快快来以防止别人从她那儿把她的丈夫偷走。他们对风的信念和他们对其他生活中的事情的信念一样，即一切都源于巫术。
独木舟最终达到予定的岛屿时，他们选择一座荒芜空旷的珊瑚礁，上岸为盛大库拉准备仪式，每个人以巫术和自己的饰物，尽可能把自己搞的美丽漂亮。按照真正的多布方式，咒文属于私人财富，每个人都只是为自己的利益使用他的巫术。那些没有掌握咒文的人处境最为不利。他们必须为自己设法应付这种状况，利用那些他们所想到的替代物。事实上，虽然咒义占有是不可侵犯的秘密，独木舟上的人也不知道他们中谁拥有它们，但在下述情形下，人们就会发现，那些知道咒文的人正是控制最大库拉交易品的人。他们的自信使他们能够完全超过他们的同伴。不论懂或不懂咒文，同样要为库拉来临、费神打扮形体；他们用求婚时用的香叶擦身使之充满香气，戴上新鲜的公众皆知的树叶，将脸和牙齿涂上颜色，还用椰子油搽抹身子。只有这样打扮之后，他们才会去见他们的交易伙伴。
每人的交易都是当作私事来干的。狡黠的交易既重要又特受看重，它与多布教义——正是关系密切的人才是你生活中危险的威胁者——完全相符，对成功的库拉交易人的报复出自同一独木舟上的失败了的同伴之手，或至少出自同一地区的某人之手，这是一个不同地区交易人之间无法解决的问题。荷马式吟诗中谈及过库拉珍品，据说是“许多人为它们而死。”但这种死亡不是在交易中受到虐待的对手的愤怒所致，正如不是多布人与特罗布里恩德人之争，图比图比人与多布人的争斗；它总是失败的多布人与成功的多布人之间的恶斗所致。
最能产生恶意的源泉是不择手段的所谓瓦布瓦布（WabnWabn）的习俗。
它的意思是，在去南方的途中，从各地索取许多红贝项链，而只用一只留在北方家中的白贝手镯作保证；反过来也是这样，索取许多产于北方的白贝手镯，却以一种不能使它们兑现的保证作保，即把一件某人拥有的珍品作为他们那些被其所恳求的赠品的回报许诺给许多不同的人。这是不择手段的习俗，但还不是完全无耻的骗术。
“假设我，特瓦拉的基西安，去特罗布里恩德，并弄到一只名为莫尼托里查德的白贝手镯。然后我去沙纳罗亚，在四个不同村里，弄到四种不同的红贝项链，并许诺每给我一串红贝项链者，在下次回访时都可得到莫尼托里查德这种白贝手镯。我，基西安，在许诺时不必说得非常肯定明确。以后，这四个人来到我特瓦拉家中时，每人都期望得到莫尼托里查德白贝手镯，当然只有一人能得到。不过，其他三人不会永远受骗。的确，他们狂怒了，而且他们这年的交易也遭到妨碍。第二年，当我基西安再去特罗布里恩德时，我将表示，我家里有四串项链，正期待那些给我四副白贝手镯的人。这样，我得到比前次更多的白贝手镯，一年后，我付清了债务。”
“那三个没有得到莫尼托里查德的男人在我这里吃了亏。当他们回到家后，因住得太远，也就不会对我构成危险。他们可能会使用巫法去杀害得到莫尼托里查德白贝手镯的那个成功的伙伴。完全有这可能。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以妨碍他们一年交易的方式扩大了我的交易而成了伟人。我不能把他们的交易妨碍太久，否则，我的交易永远不会再被别人相信了。就最终结局而言，我是诚实正派的。”
成功地进行瓦布瓦布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在多布，也是最受嫉妒的一种成就。伟大的库拉神话英雄就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和多布所有习俗相同，它强调损人利己。
它允许在一种其他人深受其害的情境里获得个人利益。库拉并不是可冒瓦布瓦布风险的唯一场合。这个术语还涉及了婚姻交易中牺牲他人的情形。订婚期间，两村之间设立的一系列偿付就包括了相当可观的财富。一个敢冒险的人可以订下婚约以此获取经济利益。当交易已利于自己时，他就撕毁婚约。这种损失无从补偿。一个用它夺走财富的人，这样就证明了他的巫术较他所凌辱的村子的巫术更强大，当然，后者也想要他的命。他是一个令人嫉妒的人。
上述情形中的瓦布瓦布与库拉中的瓦布瓦布有所不同，因为这种交易本身发生于本地区内部。团体内部关系中难以分割的那种敌意对于这种交易就构成相互敌对的两个集团，而不是象库位中那样，在同一独木舟旅行时所发生的使商业伙伴互相争斗。两种情形中的瓦布瓦布所共同拥有的事实，都是夺取本地区内另一人的利益。
我们已讨论过的那些包括在婚姻、巫术、种植、经济交易中的态度，在死亡时的行为方面都有最强烈的表现。用博尔顿博士的话说，多布“畏缩死亡如同畏缩鞭打，”因而立即四下寻找替死鬼。这与多布人教义相合，替死鬼是最接近死者的人，即配偶。他们相信，同床共扰的一方是导致另一方身患致命疾病的人。丈夫使用他的致病咒文，妻子使用巫技。虽然妇女也可能懂得疾病咒语，但咒语所具有的特殊魔力形式总是来自男人，因此按照一般的惯例，死亡和孤寂通常都归咎于男人。当占卜人被请来判断杀人凶手时，他不受这种惯例约束，并使死亡归咎男人的情形与归咎女人的情形一样多。这种惯例反映了性的对抗，这或许比反映谋杀更真实。总之，男人把一种特殊的邪恶归罪于妇女，奇怪的是，这种邪恶与欧洲传说中巫婆扫帚把上的邪恶极其相似。多布女巫身体在丈夫身边睡觉，心却飞向天空制造事端——使某男人从树上摔下或让独木舟漂离停泊地，这一切皆是飞翔的女巫所致——或引走敌手的灵魂，使他衰弱并死去。男人处于他们女人诡计的恐怖之中，以致可以相信，特罗布里恩德妇女不实施巫技，她们在特罗布里恩德人中，装出一种在家里没有的自信举止。在多布，丈夫害怕妻子至少与妻子害怕丈夫程度相等。
已婚夫妇任何一方生了重病，俩人必须马上搬到病人村里，假如他们这年住在另一方村中。如果可能，死亡必须发生在活着的配偶处于丧亲的苏苏权力之下的地方。他是住地内部的敌人，是造成对立阵营不和的女巫或男巫。苏苏围住死者尸体装出不怕的样子。只有她们才能接触尸体，履行葬礼的一切职责。只有她们才可放声哀哭。在这些过程里，配偶严禁出现。尸体停在房子平台上，如他富有，尸体就饰以珍贵物品；如他是杰出的种植手，尸体周围就摆上大山药。母方亲属在传统的哀歌中提高嗓门。当晚或次日，死者的尸体由姐姐的孩子们抬走下葬。
死者房子从此空着不再住人。在高起的房屋地面下，人们用褶席建起围墙，村主们把活着的配偶领进去。他们用烧过的木炭涂黑他的身子，脖子四周挂上黑色的绳圈作为举哀标记。头一、两个月，他坐在黑暗围墙中的地上消磨时光。以后，在岳父母的园里劳动，和订婚时一样受到他们的监视。他还要在亡妻及其兄弟姐妹的园里干活。他没有报酬；他自己的田园则由他的兄弟姐妹替他耕种。他失去了笑的权利，任何食物交换都不得参加。当死者头骨从坟中取出并当死者姐妹的孩子们伴它跳舞时，他也不能现着跳舞者。死者头骨由其姐姐的儿子保存，而灵魂则按礼仪被送上死者应去的天堂之路。
哀悼期间，他自己的亲属不仅必须为他耕种田园，而且还有更沉重的负担。葬礼以后，他们必须为此向死者村子交纳费用，他们向死者姐妹的儿子们送上煮好的山药和大量的生山药，因为他们履行了实际的服务。这些山药置放在死者村里，分给该村的死者亲属，苏苏成员则分享其大部分。
寡妇也同样受亡夫亲属的支配。她的孩子必须承担为其规定的特定义务，在整整一年中，他们必须煮熬香蕉和芋头汁，并把计送给死者的苏苏，“为父还债”。“他没抱过我们吗？”他们是以外人身份向父亲的近亲团体还债。他们并不属于这一团体，因为他们当中的一个成员受到了他们的良好照料。他们是在履行义务，因此没有任何报酬。
举哀人唯有通过自己亲族向死者亲族进一步偿还债务才能解除支配。同前一样，他们带去生山药礼，由死者男亲割断他的绳圈标记，冲洗身上的炭黑。然后跳舞，接着由其亲属领他回村。他的苦行的一年结束了。他再也不会去配偶的村子了。如果解脱举哀苦行的是鳏夫，孩子就当然留在他们真正亲属的村内，即他们的父亲不再返回的村子。在哀悼结束仪式上唱的歌，所庆贺的是他们之间一种义务性告别。它献给最终摆脱苦行的父亲：
躺着吧，别睡着，
子夜时分来密谈。
先躺下，别睡着，
睁眼躺着来交谈。
麦沃图，
你炭黑的形体，
乃姆瓦尼瓦拉使然。
黎明冲破了黑暗，
先躺下，别睡着，密密谈。
麦沃图是苦行即将结束的鳏夫，这是他能同孩子们交谈的最后一个晚上。明天，身上的斑斑炭黑将被冲洗。随着“黎明冲破黑暗”，他将恢复其本来面目。他和他的孩子们再也不会一起谈话了。
在丧礼时期，配偶各自的亲属并不是唯一卷入相互争斗的人。依据传统规则，活着的配偶不仅是应对死者之死负责的敌对村子的代表，他还是因婚配而去死者村子居住的所有人的代表。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人都是从其他许许多多的村子来的，因为在同一村子进行联姻被视为是很不好的。村民中的这些配偶，如其婚姻继续有效，最终结局将与目前正在尽责的配偶一样。哀悼初始，他们有权利把某一禁令置于村人的果树上，甚至可明显发泄愤怒，砍掉一些果树。为了取消禁令，几星期后，他们手执长矛，突袭这个村庄，就象在战时要征服一个村子一样。他们抬着一头大猪，把它粗暴地扔在死者最亲近的家属的房前。然后，他们成群结队，蜂涌爬上村子的蒟酱棕榈树，打光果子，几乎在人们还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之前，便又冲走了。这两次进攻皆是对在哀悼中强迫他人服苦行的团体之愤怒的仪式性表现。按照传统，肥猪是一种人的牺牲品。总之，在入侵者消失了以后，村民们便扑向这头肥猪，激动近乎疯狂。他们煮好猪肉，用以作为招待配偶村人的系列宴会的主食——以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方式供献的熟食馈礼。主人还把液体猪油泼到对方村中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身上。他们用油在老人身上涂抹。接着，老人摆出最有威胁的姿式，跳向前去，舞动想象的长矛，以传统的侮辱方法，当众冒犯主人。象早先在树上宣布禁令一样，他可以有表达配偶们对能强迫他们服苦行的死者亲族不满的特权。死者苏苏中的一人也摆出令人畏惧的姿态和老人相抗，但不讲任何极端侮辱的话，最后，老人冲洗干净，开心地吃着食物。如果死者村子不是以猪而是以薯泥状食物招待配偶村人，也同样把食物泼在受者身上，并以公开舞蹈对之泄愤。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紧张状态，由一个多布式的最大盛宴结束，宴会在死者村子举行，侮辱他把食物分献给来自有婚姻关系的村子的客人。“塔娃，你吃吧！死者家里猪很多。你的母猪不下崽。”“托果，你吃吧！死者捕鱼为能手！由此你才会捉鱼。”“考普，你吃吧！死者生前是个好园丁，干到黄昏才回家。你到中午便不行，疲惫不堪爬回家。”正如福尔顿博士所说，“无论死亡何时加到这个地区的头上，这种快乐的方式都能使该地区重新聚集起其力量。”
生者与死者两村之间的惯例性怀疑，并不意味着活着的配偶是当然的凶手。他可能是，但占卜人会迅速抓住死者任一方面的显著成功，并把死因归于成功引起的嫉妒。所以，“通常”，哀悼仪式不仅是仪式形式，而且是“一方面表现出阴沉的猜疑，另一方则表现对猜忌的不满。”一言以蔽之，它们都是多布放浪不羁感情的富有特征的投影。
搞谋杀，既可用巫术，也可不用巫术。毒药同巫法或巫技一样，普遍受到怀疑。为防他人趁机接近炊具，妇女们一刻都不能松懈警惕，失于防护。人们拥有他们试验出的种种毒药，就象他们拥有巫术咒文一样。一经证实这些毒药能杀人，它们在重要冲突中便是管用的。
“我父亲曾对我谈起过这种毒药，它的名字叫布多布多。此药大量生长在海边。我也想试一下这种药是否灵。我们从此药中挤出汁液。我采下一个椰子果，吸出果汁，然后把药汁压进椰果，再封上口。第二天，我把它给了一个女孩，并说：‘我已喝过了，你可以喝了。’正午时候，她病倒了，晚上便死去。她是我父亲同村姐妹的女儿。我父亲用布多布多毒死了她的母亲。尔后我又毒死了这个孤女。”
“‘为什么呢？’”
“她蛊惑我父亲，父亲便感到虚弱。于是他杀了她，他的身体才又重新健壮。”
与我们接受礼物后说谢谢你相似的套话是，“如你现在毒害了我，我如何回报呢？”即，他们抓住这个时机，用套话向施毒者表示，使用万能武器对付一个对他担有义务的人并不有利。
多布习俗禁止笑声，并使严厉冷酷成了一种美德。他们用一种稍有恶意的口吻轻蔑地说其邻人，“他们，哼，笑的根源。”在诸如田园种植、库拉等重要仪式中，一种首要的义务是禁绝愉悦活动或表现欢乐。“在田园里，我们不娱乐，不唱歌，不哼岳得尔，也不讲传奇。否则，山药种会说：‘这是什么咒语？以前的咒语有益，而这是什么玩意？’它误解了我们的言语，也就不再长了。”同样的禁忌在库拉期间一样有效。如果一个男人蹲在正跳舞的阿姆费尔特村边上，他应愤慨拒绝让他加入跳舞行列的提议：“我的妻子会说我曾有过欢乐了。”这是至上的禁忌。
严厉冷酷被视为是一种颇有价值的美德，在多布，这种美德与嫉妒和猜忌一样，也得到相当程度的贯彻。我们知道，非法侵入邻人房间或田园是受到禁止的。每人只能呆在自己房间或园地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任何约会都被视为违禁。事实上，依照习俗惯例，男人可勾引不躲避他的任何女人。人们认为，女人孤独的事实就足以使放纵成为当然之事。通常，妇女总带一个陪伴，常常是一个小孩，陪伴既可使她避开流言蜚语，又可躲避超自然的危险。所以，丈夫在妇女工作的季节，便站在园内守护，并同小孩谈话以此自娱，或者确使他妻子不同任何人交谈。他记下妻子在灌木丛中解手的时间，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一反多布可怕的假正经，陪妻子去方便方便。重要的是，多布的假正经和我们的清教徒祖宗一样极端。无人在别人前暴露真实面目，即使在独木舟航行的男性伙伴中，就是小便，也要去船尾边上无人看见之地。性生活也是不准暴露的；除某人耽迷于放纵的淫乱时，人们一般不提及性生活问题。因此，尽管使性生活戏剧化的舞蹈歌曲充满明显的情欲和这方面的情况都是每个成人过去所经验过的，但仍有一种把婚前求爱视为高雅纯洁的套语。
多布所具有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假正经，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熟悉的。有关多布性格中的严厉冷酷与清教徒的假正经几乎如出一辙。但还是有些区别的。我们习惯于把这种变态心理同对激情的否定和对性生活的忽视联系在一起。但此种联系并非必然。在多布，严厉冷酷和假正经伴随着婚前性生活和对性欲及技巧的高度评价。男女一样看重性的满足，并使达到这个目的成为一件重大的事。在一个支持男人怀疑妻子背叛的男性世界里，既没有毫不在乎的习俗，也没有情感专一的习俗。其情感随私利需要而转变，而在祖尼则是通过部落的制度加以调节的。妇女结婚时，接受的是这种性教育，即控制丈夫的方法，就是尽可能使之精疲力竭。那里不存在对性的自然方面的忽视。
因此，多布人严厉冷酷、一本正经、感情冲动、并把精力耗费在嫉妒、猜疑、仇视上面。他认为，他从一个恶毒的社会中榨取的每一成功，都是通过他击败了对手的冲突而实现的。好人是一个有过许多能使其增光的冲突的人，正如任何人都能从这一事实中看到这一点，即从冲突中幸存下来的人，都有许多成功。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是靠巫法进行偷盗、杀死孩子和至亲的，而且只要在他敢的时候，他就进行欺骗来获得成功。我们已经看到，偷窃和通奸是该社会有身份男人的宝贵咒文的目的。该岛一位极受尊重的男人给了福尔顿博士一道使施巫术者隐形的咒文，他介绍说：“现在，你能进入悉尼的商店，偷你喜欢的一切，并能够不被人发现就带走它们。我曾多次偷走别人煮熟的猪肉。我能够混入他们而不被发现，人不知鬼不觉地拿走大块猪肉。”巫法、巫技决不是犯罪。一个高贵的人离开它们便无法生存。相反，坏人就是在财产或身体方面因冲突而受到损伤的人，在冲突中，别人夺走了他们无上的权力。残废者总是坏人。他身体上标志失败的残毁，人人可见。
在多布，根本就没有通常的合法形式，这就为这种你死我活的残杀战进一步和不寻常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当然，那里也有使合法性在不同的文化中得到实现的许多种证实。我们将看到在美洲西北海岸，准确记忆仪式的知识或对与行为相伴的琐细经验知识，并不能构成法定所有权，只有杀害所有人，才能即刻得到所有权，否则就永远得不到。人们不能以窃听偷走仪式，但那时在法律上认可的行为，在我们文明里就会被宣判为根本不合法。关健是有一种法律确认的行为。这在多布是没有的。窃听常引起恐惧，因为用这种手段达到对咒文的通晓与用其他手段对它取得了解完全一样。人们能侥幸做成的一切事情都受到敬重。瓦布瓦布是制度化的习俗，但即便习惯未予认可的那些不择手段的习俗，在多布，社会也不加过问。少数不知羞耻之徒并不甘愿为配偶举哀。如果一个男子欣然希望一个女人和他私奔，她只能出逃；在这种情形下，她已故丈夫的村人来到她逃跑到的村子，乱扔树叶树枝。假如是男人出走，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他的巫术甚好，所以，他配偶的村子对他无能为力，这就是他的直接了当的声言。
缺乏领导威望或任何个人欲接受的公认权威，也是由于缺乏社会合法性所致。在一个村里，种种情况的某种结合给予了阿罗以一定程度的公认权威。“阿罗拥有大量权力，不仅因为他人格的力量和因长子继承权而得到的巫术继承，也因为他母亲及外祖母多产的事实。他是长房长子，而且他的血统的兄弟姐妹组成了村子的主体。这种罕见的由强大人格、突出家族巫术掌握的巫术继承和于孙众多相结合的情形，正是多布依靠的最赤裸裸的合法表现。”
构成多布伦理理想的背信弃义的冲突，并没有因为就什么构成合法性的问题达成社会约定而得到减少。同样，也不能通过仁慈或善良的理想来改变。他们用于斗争的武器不是圆头剑，因此，他们不徒费口舌，也不依靠醉心于挑衅和侮辱来冒与他们的计划相冲突的危险。只有在我们讲过的仪式宴上，才能依传统放纵侮辱。在一般的交谈中，多布人表面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若我们想杀某人，我们接近他，一起吃喝睡觉、工作和休息，这或许要好几个日日夜夜。我们等待机会。我们称他朋友。”所以，占卜人在判断凶手，估量证据时，怀疑就落到曾和死者交友之人的头上。如果他们无故经常呆在一起，此事就可视为证据。正如福尔顿博士说的：“多布人喜欢恶魔般的卑鄙险恶，要不然就完全没有险恶用心。”
在生活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友好表现的背后，在合作迹象的背后，多布人相信，背信弃义是唯一的期望。根据他们的制度，任何人的种种努力，都是旨在使他人的计划混乱和破灭。所以，当他踏上库拉之路时，他施用咒文“闭住呆在家里的人的嘴。”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留在家里的那些人正与自己对抗。仇视通常被称作能使一切事情都告终的动机。在许多场合，他们的巫术技巧遵循着一种模式，根据这种模式，一种咒语据说只施于先种的山药上或置入库拉独木舟中的第一批食物和令人切望的礼品之中。福尔顿博士为此问过一个巫师，他这样解释说，“山药和人一样。”“它们明理晓事。一个说，‘那是人施了咒文的山药。而我怎么办？’哦，它很气愤，于是坚强地破土而出了。”对付人所依靠的也是对付超自然物所依赖的。
然而，易怒的人有一种多布人认为超自然物并不具有的手段。他可企图自杀或砍掉果子已被偷窃的果树。这是挽回受辱者面子的最后手段，也是要重新激起自己苏苏支持的终极方式。我们已看到，自杀企图一般产生在婚事的争端中，并真正激励其家族支持这个企图自杀的愤怒的配偶。砍倒果子被偷的果树的制度并不突出。那些没有致病咒文可置于他们树上的人，就以某一近亲的致命事故或重病给它们命名，这样，偷果子的人就将陷于这种不幸。如果有人蔑视这种咒语，果树主人便袭击他的果树并把它砍倒。这与企图自杀结束生命的行为是相似的，但它清楚表明，在这两种情形下的手段并不祈求怜悯，甚至也不是寻求亲属的支持。相反，在极端的羞辱中，多布人在他自己和他的所有物上，施以其所有制度所要求的毁灭的恶意和意志。虽然他可在这些情形中利用它反对自己，但只限于上述技巧和方式。
大多数社会通过制度已经弱化的仇恨和敌意的极端形式，在多布生活中则得到了培养。另一方面，多布人的制度还将这些形式捧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多布人丝毫不具压抑地过着人间最为可怕的恶梦般的生活，按照他们的生活观，美德在于选择一个牺牲者，使他能够发泄那种他也同样施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神力的敌对恶意。一切生存方式在他看来，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相互对抗、安设陷井，在为生活里的每一件东西的竞争中，置人死地。猜忌与残酷乃是他在斗争中的可靠武器；他从不施仁慈，就如他不要仁慈一样。
《文化模式》
露丝.本尼迪著
第六章
美洲西北海岸印第安人
住在从阿拉斯加到普盖特（Puget
Sounod）海峡这一狭长的太平洋沿岸的印第安人，是一个精力旺盛而又傲慢自负的民族。他们有一种没有共同秩序的文化。该民族与周围部落截然不同，它有一种其它民族难以匹敌的热情。它的价值观不是一般所公认的那些价值观，而且它的动力也不是常常称颂的那些动力。
以一般原始民族标准而言，他们极为富有。充足源源不绝的财富乃他们文明的基础，且无需付出艰巨的劳动就可获得。鱼是他们生存所依靠的主食，可用大网在海中捕捞。他们把娃鱼、鳕鱼、大比目鱼、海豹、烛鱼（Candlefish）等晒干并贮存起来或提炼为油。冲到海滩上的鲸鱼也往往得到利用，较为南边的部落也从事捕鲸。离开大海，他们便无法生活。群山与海岸相接，耸立在海滨之上。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他们要求的地方。深深的犬牙交错的海岸侧面是无数的岛屿，这些岛屿不仅使海岸线增加了三倍，而且提供了大量安全水域，保护了在太平洋未驯服领域的安全航行。出没于这个地区的海洋生物天下闻名。它还是世界上鱼类大量产卵的地带。西北海岸部落了解鱼类活动周期如同其他民族通晓熊的习性或播种季节一样。只是在罕有的情况下，他们也利用某种土地产品。如砍下大树劈木板造房，或以火和锛子挖空树干制作独木舟，他们占踞着紧靠海陆的通道。除了水运，他们不懂别的运输，而被砍的树木都紧靠河流或海湾，以便漂到村里。
他们保持通常相互交往的工具是适于海面航行的独木舟。他们富于冒险，经常远航南北。名人要与其他部落的名人通婚，盛大宴会即赠财宴的邀请，要被送到数百里之外的海边，再由远方部落的载重独木舟予以答礼。这些民族的语言属于几种不同语系，因此，对于大多数人讲就有必要操几种互不相关的语言。当然，语言的差异并没构成对仪式细枝末节传播的障碍，也未对他们共享的基本要素民间传说的整体性流传造成妨害。
他们并不需要进行农业耕种来增加食物供应。虽然他们也在小块土地上种植二叶草或洋莓属植物，但仅此而已。除了狩猎、捕鱼，人们从事的主要职业是木工。他们用木板造房，雕刻巨大的图腾柱，以单板做箱子的四周并雕花和装饰，造独木舟和木头面具。以及家具和各种器具。他们不用斧铭等金属工具，就可放倒大杉，劈成木板；他们不使用任何滑轮工具，仅通过水路，就可把它们运回村里，建起许多宽大的家庭住房。他们的设计精巧；计算巧妙。他们能准确地将圆木劈成木板，立起巨大的树干作为房柱和屋梁，懂得如何通过斜面打眼连接木板，所以表面不留接缝痕迹，用单棵杉树制成的独木舟能航行于广漠的大海之上，且可载50到60人。他们的艺术狂放雄浑而又具异域情调，完全可与任何一个原始民族所取得的成就媲美。
上世纪后半叶，西北海岸的文化业已毁灭。因此，作为一种功能文明，我们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只限于一代人以前被人描述过的那些部落，我们了解甚详的，只有温哥华岛的夸库特耳文化。所以，有关这一文化的描述，大部分是对夸库特耳文化的描述，并由从其他部落获悉的构成相对的细节，和曾经参与现已消失了的那种文明的老人回忆来给予补充。
除西南普韦布洛人外，西北海岸的部落和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一样，皆属酒神型。他们的宗教仪式，所欲求的最终目的乃是迷狂。领舞人，至少在表演的高潮，要失去自我的正常控制，进入心醉神迷的另一生存状态。他将口吐白沫，全身剧烈而变态地颤抖，做出种种正常情况下令人恐惧的举动。有些跳舞人让陪伴以四根绳子捆上，以防他们在疯狂中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们在舞蹈歌曲中，把这种疯狂颂扬为超自然的奇物：
哦，真正的超自然的朋友
泯灭人类理性的精灵礼物，
正使人们害怕发抖。
哦，真正的超自然的朋友。
毁灭人类理智的神明之礼。
使人们四处奔逃，抛居别屋。
同时，跳舞人手抓通红的煤块狂呼乱舞。毫不在乎地表演种种动作。他把一些放入嘴里，另一些则扔向周围聚集的人群，烧伤他们，并点着他们的杉树皮外套。熊舞人开始舞蹈时，人们便同声合唱：
这个伟大的超自然物愤怒透项。
他将以双臂挟持人们使之痛苦铭心。
吞食他们的皮肤，骨头，用牙齿，
咬碎骨头和肉，让人胆战心惊。
所有在表演中出了差错的跳舞人，必须象死去一样一直躺在地上，熊扮演者就扑到他们身上，将其撕成碎片。有时，这是假的，但根据传统教义，对于某些错误，处罚决不减轻。在盛大的仪式上，熊扮演者身着黑色熊皮；即使在不重要的时候，也在胳膊上套着带爪前腿熊皮表演。他们绕着火堆而舞，以爪抓地，模仿熊的愤怒之情，与此同时，人们唱着熊舞人之歌：
我们如何才可摆脱
那在世界各地周游的熊？
让我们悄悄地，
在地下匍匐。
用肮脏的秽物，
把我们的背部盖住，
那来自世界北部，
令人恐怖的大熊，
也许不会发现我们。
西北海岸这些舞蹈是宗教会团的表演，而个人是通过超自然的保护人而加入这些团体的。领会超自然神明的经验与幻象经验紧密相关，幻象经验在北美许多地区，往往是给予祈祷人以隔离斋戒、自我折磨、终生有益于他的守护神的经验。在西北海岸，个人领会神明已成家常便饭，它仅仅是一种表达加入某个令人神往的秘密会团的权利的方法。但与幻象成为空洞形式相对应，人们把重点放在神赐的迷狂上——这种迷狂对于拥有超自然力权利的人来讲是义不容辞的。据说，夸库特耳青年将要成为某一宗教会团成员时，会被神灵掠走，搁置于森林之中隔离而居，受着超自然物的控制。他开始禁食，以使自己形容憔悴，自我预备归回时必须作出的疯狂表演。整个冬季仪式，即那盛大的夸库特耳系列的宗教仪式，被用以“驯服”那个浑身带着“毁灭人类理性之力”而归的新成员，这对把他带回到世俗生活水平中是必要的。
食人舞者的入会礼，尤其适于表达西北海岸文化的酒神要旨。在夸库特耳中，食人会团的地位超越了其他任何社团。在冬季舞会上，其成员被授与最高荣誉的地位。他们未开始动嘴吃饭时，所有他人不得抢先入席。使食人者与所有其他宗教会团成员相区别的是他渴望人肉的热情。他扑向旁观者，从他们胳膊上咬下一口肉来。他的舞蹈就是疯狂地一心迷恋“食物”——一具备好的由一妇女双手捧在他前面的尸体。在重大场合，食人者便吃掉为此目的而杀死的奴隶尸体。
夸库特耳的食人俗与大洋洲许多部落以食人为乐或非洲许多部落以人肉为主食的风俗相比，相距太远。夸库特耳人吃食人肉觉得有一种难以缓解的矛盾心理。当食人者在他将吃的人肉面前摇摇晃晃起舞时，合唱队唱起了他的歌：
我将马上进入吃食人肉的时刻，
我的脸色如同死鬼一般的苍白，
我将吃下的一切，来自世界北极
给我人肉的食人者。
食人者从旁观者胳膊上咬下的皮肉，每口都记数于心，尔后他服下催吐剂，直到排空为止。他常常根本就没有吞下人肉。
从活人胳膊上咬下的肉，被视为污秽之物，而比此更为严重的污秽物是备好的死尸和为食人礼而杀死的奴隶肉体。在这污秽之事以后的四个月，食人者是一种禁忌。食人者单独呆在自己的小小的卧室里，一个熊舞演员在门口看守。进食用特有的餐具，禁忌期满，餐具就被毁掉。他饮酒总是拘泥礼仪，不喝则已，喝则每次四口，而嘴唇从不碰到杯子。他必须使用汲管和头状物工具。在一个较短时间内，严禁他食用热食。隔离结束后，他再回到人群之中，还要佯装忘记了一切日常生活方式。必须接受走路、讲话、吃东西的训练。因为他被认为与这种生活已隔绝，因此这种生活方式对他也已陌生了。即使他的四个月隔离结束之后，他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年中他可以不接近妻子、不赌博，不干任何事情。根据传统，他保持四年的孤独。夸库特耳对吃人肉的矛盾心理，为他们把基于可怕和禁忌之中的酒神式美德用一种适当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当新的食人者在森林被隔离的期间，他从树上取下设放妥当的尸体。在曝晒下，皮肤干枯了，他特地把它准备成他在舞蹈中的“食物”。在隔离行将结束之际，其部落便着手筹办为他加入食人会团最主要的入会礼，即冬季舞礼。依照他们仪式的特权，部落中的人们使自己神圣起来。他们在人群中呼唤冬季舞礼的精灵；那些有权利这样呼唤的人则表演各自超自然的迷狂舞。竭尽全力和小心翼翼，对仪式很有必要，因为他们的神力必须大到足以召回与传授神力的超自然物住在一起的食人者，但在最初，所有的努力都是狂费心机的。
最后，整个食人会团用他们混和起的疯狂激起新入礼者的心灵，人们突然听到他在屋顶上的呼唤。他得意忘形，推开房顶木板，纵身跳入人群之中。人们试图围住他，但徒劳无功。他绕着火堆奔跑，然而通过一道秘门，再次消失，仅留下他佩戴过的神圣的拇树枝条。所有会团成员紧跟其后，冲向森林，不久，他又出现了。他要如此这般消失3次，到第4次，一位老人走到前面，也就是所谓的“诱饵”。食人者冲向诱饵，抓住他的胳膊就咬。这时人们当场将他抓住，带回到将举行仪式的房子。他失去了理智，撕咬他抓住的人。他们来到仪式房时，他拒绝进门。最后，与他一道入会的、履行搬运备好的尸体的妇女，带着尸体，裸露赤身出现在他面前。她面对食人者，边退边舞诱他进屋。但他仍无动于衷，最终，他再次爬到屋顶，从已掀开的屋顶上，跳下房里。他疯狂地跳舞，无法自持，而且在夸库特耳人把它与疯狂联系在一起的特有的战栗中，所有的肌肉皆痉挛抖动。
在食人者心醉神迷的期间，伴尸舞反复出现。或许，冬季仪式最明显的酒神式技术是在他4个月的禁忌中最终驯服食人者和看门人。根据他们文化中所流行的观念，它以最极端的方式表现了存在于恐惧和禁忌中的超自然力。
仪式由四个承继了驯服食人者的超自然力的祭司主持。新会员完全得意发狂。当陪伴人试图抓住他的时候，他疯狂地四下乱跑。他因狂乱过度而不能跳舞。经过不同的驱邪仪式，他们力图“接近”这个处于迷乱的新会员。起初，他们试图用火驱邪术，把燃着的杉树皮在他头上晃动，直到他倒地。然后他们又用水驱邪术，按仪式方式，将烧热的石头放在水箱里使水加热，再把水仪式性地置于新会员头上。接着，他们利用杉树皮做成人体，代表疯狂中的食人者，放到火中焚烧。
但是，最终的驱邪术是使用经血。在西北海岸，人们认为经血污秽的程度，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月经期，妇女被隔离，她们的出现会使任何萨满习俗失灵。她们不能横跨溪流，接近大海，以防惹怒鲑鱼。尽管有萨满的治疗，但死亡的发生经常毫无怀疑地认定是由于杉树皮房上经血的作崇。因此为食人者而进行的最后驱邪术，是祭司拿起沾有4位地位最高妇女经血的杉树皮，熏烤食人者的面孔。在驱邪术的作用下，食人者舞姿渐变得清醒，跳完第4次舞蹈后，他被驯服并安静下来，疯狂也从他身上消失尽净。
西北海岸部落的酒神式倾向，如同入会礼与仪式舞一样，也强烈地表现在他们的经济生活、战争、哀悼等方面。他们与日神式普韦布洛人相对，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北美大多数其他土著倒十分接近。另一方面，他们特有的文化模式，是由他们的特殊的财富观念和财富支配观念所错综交织而成。
西北海岸的部落拥有巨大的财物，而且这些财物严格地被人们所占有。在相传动产的意义上，它们是财产；但对他们说来，相传动产又是社会的坚实基础。那里有两类财产。陆地和海洋由亲属团体共同所有并传给所有成员。那里没有耕作的土地，但亲属团体拥有着狩猎地域甚至是野生浆果和野草的地域，而且任何人不得非法侵占家庭财产。捕鱼区域也严格地属于家庭所有。一个地方性团体常常须千里迢迢，到那些狭长的海岸地带掘蛤，而他们村子附近的海岸则可能为另一血缘占有。作为财富，这些地方被占时间太长，以致于村址已经改换，但蛤床的所有权却无变化。不仅海岸，而且即使是深海区域也是严格的财产。属于某一家族捕捞大比目鱼的水域，由可视的双重陆标界定。河流也被分成各自所占的部份，以便在春汛捕捞烛鱼时，不同家族从远道而来在自己河面上打鱼。
但是，还有一种价值更大的不同方式占有的财富。无论夸库特耳主要所有权自我表现被贯彻的多么深远，它都不是对生活手段的占有权。那些最被珍重的东西是对物质财富和超越物质财富的种种特权。其中许多特权属于物质方面，如名为房基的东西和掌礼官头上的匙状羽饰，但更多的是非物质的财产，名号、神话、歌曲和富人极力夸耀自己的特权。虽然这些特权保持在血缘家族之内，但它们并不被共同支配，而由那个单独地排他性地行使它们转让的权利的个人暂时所有。
最大的，也是其它所有特权基础的特权是贵族头衔。每个家族，各种宗教会团，都有一系列根据个人继承权利和经济能力而承受的种种名誉称号。这些头衔赋予他们在该部落中的高贵地位。它们被当作个人名号而使用，它们是那些根据传统自创世之初就不加增减的名姓，当一人承受了这样一个称号，他也亲自承受了他那一生所享有这个名号的祖宗的伟大和崇高；如果他把称号传给子孙，那么自己也就必然放弃他使用这个名号的一切权利。
接受称号不单靠血统。第一，这些头衔是长子的权利，较年幼的儿子则无此资格。他们是受蔑视的平民。第二，获取头衔的权利必须以巨大的财富分配为标记。妇女热心的职业不是家务琐事，而是编织大量的席子、篮子和杉树皮毯，并将它们装入由男人为同一目的而制作的贵重的箱子里以供备用。男人则聚积独木舟，以及他们作为货币使用的贝壳或齿状物。高贵的男人拥有或在利息上占优势的大量财物，这些财物如同银行票据一样代代相传，使特权的承受合法化。
这些财物是以高利率的收集而经营的复杂货币系统。借贷年息高达百分之百已属常态。财富依个人在利息上一争高下的财物总额来计算。没有海洋食物的丰富并容易获取的客观基础；没有不断从大海捞出增加储量的货币贝壳，而且，“铜器”，那种具有巨大价值的虚构单位未被人们使用，那么，高利贷就不可能。这些蚀刻了的土产铜板价值与万条或更多的杉树毛毯相等。当然，它们本来的价值很小，之所以被看重，乃取决于最后易手时为它们所支付的价格总额。此外，在任何重大交易中，回付的总数从不是个人的事情。发起人是整个地方团体的挂名首脑，在部落间的交易中，他们也是全部落的挂名首脑，临时支配着他们的团体内所有个人的财产。
每一个具有潜在重要性的个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象小孩一样进入这一经济竞争。在婴儿时，他就被授予了仅代表他出生地的称号。当他到了可承受更为重要的称号时，本族长者们便给他一批毯子进行分配；在接受该称号以后，他就把这批财产分配到他亲属中。那些收到这个孩子礼物的人必须立即回付且伴以高额利息。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接受了孩子财物的首领，在即将举行的公开交易中分配财物时，他要分配给这个孩子3倍于已收到的财物。那年终了，这孩子又不得不以百分之百的利息偿还早先给他提供资金的人，剩余部分则留在自己名下，这些资产与最初的毯子本钱等价。他用两三年的时间分配它们，并收利息，直到他能够支付他的第一次传统赠财宴称号为止。一切停当时，他所有的亲属聚汇一处，部落的所有长者也尽皆到场。所有人到齐后，在首领和部落老人们面前，他的父亲赋予他一个标志他在部落中地位的称号。
从此，孩于在部落有头衔的男人中占有了一个传统的位置。打那以后，他在自己设置或参加的赠财宴上，他可以获得越来越高贵的种种称号。任何要人改变称号犹如蛇蜕皮。称号表示他的家族关系、他的财富、他在部落组织中的身份地位。无论赠财宴是一次婚礼，或孙子的成年礼，还是部落间对敌对首领挑战，主人都要利用这些机会宣布新称号和特权，既可以是自己接受，也可以是继承人接受。
在夸库特耳人中，婚姻在取得这种身份资格方面具有着重要作用。位于夸库特耳北边的西北海岸的其他部落是母系氏族制度，虽然男性是实际生活的凭靠，但地位继承仍限于女性。相反，夸库特耳人最初就限于在本地生活，男人在父亲村里安家立业。他们没有完全放弃他们这一古老的社会基础，即使对它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造。但他们也做出了妥协。多数特权渐由婚姻转让，也就是把自己的特权转让给女婿。但特权仅由女婿掌管，并不成为他的私人财富。他实际上是为他的亲属尤其是为封赠人女儿的孩子们代管这些特权而已。这样，母系继承有了保证，虽说母系团体已不复存在。
孩子出生或成年时，授给女婿特权和财产，回付女婿家庭作为男方付给新娘的费用而支出的财物。换言之，妻子严格说来是以铜板方式买下的。和一切经济交易完全相同，支付现款才能保证这场交易生效。男方在婚姻上付给新娘费用越多，新郎家族能要求的荣耀就越大；而且这种费用通常在第一个孩子诞生时举行的回报赠财宴上还要以高利收回。一旦赎金了结，据说妻子就算由她的家庭收回，她的婚姻被称为“白白呆在（她丈夫的）房里”。因此，要想留住妻子，文夫必须再次付酬，岳父又把财富转让给他作为回赠。这种方式贯穿一生，在儿子出生或成年之际，岳父把他的特权和财富转让于女婿，目的是为婚姻的结晶——孩子们。
在夸库特耳，宗教组织与世俗组织完全相同。部落按占有高贵头衔的血统组织起来，所以它也同样以占有超自然力的种种会团加以组织，譬如食人、熊舞、愚人以及其他等会团。家庭也如法炮制，排列着头衔的等级次序，如果某人在宗教组织和世俗组织中没有位置，他也就不可能占有高贵的地位。每年分为两个阶段。夏天，部落世俗组织发生作用，各人依据他拥有的高贵头衔的等级，体现其地位。冬天，这一切都放置一旁。自冬季仪式的超自然力哨音吹响始，用他的世俗称号指称一个人便成为禁忌。建立在这些世俗头衔之上的整个社会结构遭到排斥，而且在冬日的岁月里，部落成员是按照引导他们进入超自然会团的神灵组成不同团体的。在冬日仪式期间，一个人则按照作为食人、熊舞、愚人或某些其他会团成员所具有的称号的高贵性排列次序。
然而，宗教组织与世俗组织之间的差异不象我们想象那样大。就象世俗的高贵头衔在血统内继承那样，宗教会团的崇高头衔也完全如此。它们是婚姻约定嫁妆的主要项目。进入食人或愚人会团是人们靠出生或婚姻而有权要求得到的特权，它们和其他通过分配财务获得的特权一样，可以得到合法确认。因此，部落根据加入宗教会团而组织起来的期间，并不是高贵家族放弃他们世袭地位的时节，而只是他们显示第二套特权的时节，这些特权与他们在部落世俗组织中拥有的特权相类似。
正是这种确认和行使各种特权、头衔的把戏，使得从祖先处获取或以送礼、联姻获取特权、头衔成为可能，它们是西北海岸印第安人主要热心的事务。各人依其地位参与这种事务，如果被拒之门外，那便是奴隶般的基本耻辱。在这种文化中，财富的巧妙操纵远远超过对任何现实经济需求的反映和对这些需求的满足。它融汇了资本、利息和明显挥霍等观念。财富早就不仅仅是经济商品，亦即是说财富不只是为赠财宴准备下放在盒中的物品和只用于交换的财物；其重要特征是财富之中含有更多的是没有经济功能的种种特权。歌曲、神话、首领屋基的名称以及他们的狗和独木舟的名字都是财富。如把跳舞人捆到柱上或用兽类油脂擦到跳舞人脸上以及用撕碎的杉树皮再清除油脂之类的珍贵特权，都是财富并在家族内世代相传。在相邻的贝拉科拉人中，家族神话是最珍贵也极受珍视的财富，以致它成为上等人在家族内部通婚风俗的基础，因为这样做能使这种财富不致于落入那些天生不能拥有此财富的人的手中。
非常明显，西北海岸对财富的巧妙操纵，在许多方面都是对我们这种经济安排的拙劣模仿。这些部落并不用财富为它们自己去获得经济商品中的相等价值，而只是作为在他们要取胜的竞赛中的固定价值的筹码。他们认为，生活好似一部楼梯，梯级便是授给他们以享有特权的称号资格。每向上爬一级，就要求分配大最财富，但这要以高利归还，这就可以使登攀者立志获得下次高升的可能性。
然而，财富与高贵头衔确认的基本联系，不过是整个文化的一部分。财产分配并不象这样简单。西北海岸的人关心高贵头衔，财富、冠饰和特权的根本原因，充分揭示了他们文化的主流：他们在同敌手的竞争中利用它们，试图羞辱敌手。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方式经常与其他人竞争，试图在财富的分配中战胜对手。刚刚接受了第一次财产赠礼的小伙子会选择另一年青人接受自己的礼赠。他选择的年青人，起初如不认输就不能拒绝，他不得不以等价财物覆盖在礼物之上。当偿付时间来临，假如他没有以倍于原礼的利息回付，就受到羞辱并降低等级，其对手则相应地会名声大振。以这种形式开始的竞争要持续一生。如果他成功了，他就会继续用更多的财产来竞争，但可怕的对手也会愈来愈多。这是一场战斗。他们说，“我们的战斗不用武器，只用财富”。一个靠分配一件铜器而征服其敌手的人就如同在战场上打败他的敌人一样。夸库特耳人把二者等量齐观。他们有一种舞蹈，称为“带血入室”，而且男人佩戴的拇树花冠，据说代表在战争中夺取的头颅。他们把这些扔进火里，呼叫它们所代表的敌人的名字，对着熊熊烈火，高喊烧毁它们，可是，花冠象征他们分配的铜器，而他们所呼叫的名字则是他们以分配财富而击败的敌手的名字。
夸库特耳人所有事业的宗旨在于向敌手显示自我的优越。他们以极放肆的方式展现这种优越的意志。这在肆无忌惮的自我炫耀和对一切来人的嘲笑中得到了表现。用其他文化标准判断，他们首领在赠财宴的演讲就是恬不知耻的夸大妄想狂。
我是使人羞愧的伟大酋长，
我是使人羞辱的伟大酋长。
我们的首领使他人无地自容，
我们的头人引起嫉妒的面孔。
他用自己在这世界上不断干下的一切，
使他人羞愧难当，
这就是我们的首领，
举办招待所有部落的盛宴，
三番四复。
我是唯一的参天大树，我是首领！
我是仅有的参天大树，我是头人！
你们皆是我的臣仆部落。
你们坐在房尾的中部。
是我，第一次给了你们财富，
我是你们中展翅蓝天的雄鹰，
我的部落们！
部落们，带来你们财富的筹码，要想估算伟大的铜器制造者——首领——将要抛撒的财富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继续，举起难得的赠财宴旗杆，
这是唯一的繁茂之树，是各部落的唯一的根。
此刻，我们的首领在房里变得愤怒，
他将跳起愤怒之舞。
我们的首领，将要表演愤怒之舞。
我是雅基特伦里斯（ragatlenlis），我是克劳德（cloudy），我也是斯威特（sewid）；我是伟大的唯一（only
one），我是烟的主人（Smoke Owner），我是高贵的办宴人（Great
Invi－ten）。当我去各地和各部落首领的女儿结婚时，我获得了作为婚姻赠礼的上述称号。所以我不禁为那些低级首领所说的感到可笑，因为他们企图以抹煞我的称号来贬低我，但不过只是徒劳。谁比得上我祖先首领们干下的一切？因之，我在世界各部落中才遐迩闻名。只有我的祖先首领在一盛宴上分配财物，而其他一切不过是亦步亦趋，依我样画葫芦。他们企图模仿这个首领，他是我的祖父，我家族的根基。
我是各部落中的第一，
我是所有部落中的唯一。
部落的首领不过占有区区一隅，
而我，则是各部落中的至尊唯一。
我在应邀而来的首脑中寻找我这样的尊贵，
但所有的客人都不可能和我齐名。
孤儿、穷人和各部落的首领们，
他们从不举办答谢盛宴！
他们丢尽脸面，
而正是我，给做客的首领以海龙，
给各部落的首领以独木舟。
这些自我炫耀的颂歌由首领的家臣在一切重要时刻吟唱，典型而富有特征地表现了他们的文化。他们所承认的一切动机都以获取至尊的意志为中心。他们的社会组织、经济制度、宗教，生与死，都是表现此种意志的渠道。他们理解的胜利，就是把嘲讽，侮辱公开集于敌手一身；按其风俗，敌手也是他们邀请的客人。在赠财宴上，主人一方刻下将接收铜器的首领的真人大小的模拟形象。他的贫穷由凸出的肋骨表示出来，并用一些下流的姿态表示他的微贱。作为主人的首领以轻蔑的姿态对客人唱道：喂，别挡道。转过你们的脸来，让我将用打击你们——我的首领伙计，发泄我的愤怒。他们只会装聋卖傻，把一个铜器反复兜售，分派给各部落的小头目。呵，别求仁慈，呵，不要枉求仁慈，举起你们的双手，搭拉着你们的舌头。我只有嘲笑他，我鄙弃他囊无一文、室内空空之徒，在他举为赠财宴的房里，让我们呆在那儿，饥肠辘辘。这是我嘲笑的理由。我笑穷途末路之人的理由，还有认为自己的祖先为首领的人。他们弱小的人，祖宗中没有首领，他们弱小的人，没有来于祖父的称号，他们不断劳作，艰难劳作，他们常犯过失，他们生长在世界的卑贱的不毛之地。这就是我唯一嘲笑的理由。我是无往不胜的伟大首领，我是无往不胜的伟大头人，哦，继续你做的一切吧！我仅仅嘲笑旋转于世界的人们，我鄙视拼死劳作却不留痕迹（象鲑鱼），我嘲笑，居于伟大首领卵翼之下的头领。哈！可怜他们吧！把油抹在他们干枯而脆弱的头上吧；那不梳头发的头。我嘲笑拜倒在真正高贵头人脚下的首领，我是令人自惭形秽羞辱不堪的伟大头人。
西北海岸整个经济系统都热衷于为此种固执观念服务。一个首领能获得他寻求的胜利主要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向对手提供大量财物以致对手不能按要求的利息回赠以达到羞辱对手的目的；另一种就是毁灭财富，两种情形，都要求回赠，虽然第一种情形使授者财富得到增加，而第二种情形则使他剥夺了自己的财产。两种方法的结局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对立的两极。而对夸库特耳人来说，它们不过是征服敌手的互补手段，生活的最高荣耀莫过于彻底破坏的行为。完全和出售铜器一样，它是一种常常对敌手发出的挑战，敌手为挽回面子，就不得不毁灭相等数量的珍贵财物。
毁灭财产的形式无穷。在盛大的赠财宴上，大量消耗烛鱼油就被当作破坏性的竞争。慷慨的主人，让客人尽情食用烛鱼油，而且还把油泼到火上。既然客人靠火而坐，燃烧的油的热浪使他们强烈不安，这也被视为竞争的一个部分。为了避免丢丑，他们必须保持原状，即使烈火熊熊，直燎屋椽，也不得动弹。面对房屋将毁的威胁，主人也必须表现出一种根本不在乎的神态。一些最为高贵的首领在屋顶上置一男人的雕像。也就是所谓的呕吐者，嘴上接有水槽，以让贵重的烛鱼油象水流一样不断通过雕象开着的大口倾泻到房下的火堆上。如果油宴超过了客方首领早先举办的宴会，客人就必须离开，开始准备回礼宴，以此超过敌手举办的宴会。如果他认为主人的宴会不能和自己举办过的宴会相匹敌，便极力羞辱主人，后者则采取某些进一步的措施来确立他的高贵性。
为此目的，主人可能派出使令者去砸碎四只独木舟，并把碎片堆放到火上烧掉。或者就杀一个奴隶。或毁掉一尊铜器。在赠财宴上打碎的所有铜器，绝不是对铜器所有人造成的财富损失。毁坏铜器有许多层次。首领觉得没有更充足的理由毁他的贵重的铜器礼物时，可能只切下一块，这样，敌手也必须从一等价铜器上切下一块。这种回赠财物的过程仍然相同，就象已经给予了整个铜器一般。在与不同敌手的竞争中，一件铜器可能沿着海岸，被分撒在几百英里的地带。最后当一个高贵的首领得到了全部散失的碎铜后，就把它们重铸成器，该铜器的价值也大大提高。
按照夸库特耳人的哲学，铜器的实际毁坏仅是这种习俗的一种变体，高贵的首领会召集他的部落成员宣布举办赠财宴。“我将在火上毁掉那正在我房里呻吟的丹达拉王铜器，这就是我的自豪。你们清楚我为它付出了多大代价。它花掉了我4000床毯子。为了战胜我的敌手，我现在将把它打碎。我要为你们即我的部落使我的住宅变成战场。欢乐吧，首领们。举办如此盛大的赠财宴还不曾有过呢。”这位头领把铜器放到火上让它融化，或从巨大的海中岬角把它扔进大海。这样，他剥夺了自己的财富，但却得到了空前的声誉，他取得了对敌手的最终的优势，敌手只好毁掉一件等价铜器，否则就承认失败退出竞争。
对首领要求的行为要达到非常的狂妄自大和专横暴虐的程度。但对极度过分地解释首领作用，也存在着必要的文化限制。他不得随心所欲毁灭他人民的财产，使他们完全穷困潦倒，或进行毁灭他们的竞争。使他的活动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的重要社会限制，被他们称为道德禁忌即对过度作法的禁忌。过度作法总是危险的，而且一个首领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行事。我们将看到，这些为风俗所需要的限制允许许多极端的情况，但首领的要求如果太高而得不到部落的支持，这方面的限制就总会发生作用。他们相信，好运与要求太高的人无缘，而且他不再会得到追随者的支持。社会确立了种种限制，虽然这些限制，在我们看来是那般稀奇古怪。
在西北海岸，允许人们具有的这种程度的至尊意志，在他们的赠购交易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盛大赠财宴，要提前一年或更早便发出邀请，满载要人的船只从远方各部落应邀而至。主人用自我炫耀的讲话和要求，公开出售铜器，让人知道他的称号和铜器的高贵性，他向客人挑战，逼使他们拿出已准备好作为回礼的财物。客人开始谦恭有礼，提供的纯然是适量价值的零星品，慢慢达到高峰。卖主一方接受每一逐步增大价值的物品时，蔑视地说：“你认为你已结束了吗？你决定买这珍贵铜器时，就缺乏先见之明。你还没有了结，你还会给出更多。这铜器的价格将与我的高贵性相一致。我还要400多。”买主回答道：“是的，首领，你没有同情，”说完，立即派人取来对方向他要求的毯子。他的毯子计数人大声点着毯子数目，并向聚会的各部落人演说，“喂，部落们。你们看见我们买毯子的方式了吧？当用毯子买铜器时，证明了我部落的强大。他们不象你们。我带来的毯子有1600条。夸库特耳的首领们，这就是我对不知如何买铜器的人所讲的话。”他一说完，他的首领站了起来对人们又大讲一通：“现在你们已看到我的称号。这就是我的称号。这就是我的称号的份量。如山似的毯子，直堆到了我们的天堂。我的称号与夸库特耳同名，部落们，你们不可能做到我们这样。当心吧，以后我会让你们去我那儿购买。不过，部落们，我并不期待你们去我那儿购买东西的时刻。”
但铜器的售卖还只不过是刚刚开始。一位卖方首领站起来重述他的高贵和特权。他讲述了他神话般的祖先，并说道：“我懂得怎样买铜器。首领，你总讲你很富有。难道你从不想得到这铜器？只要再加1000条毯子，首领。”如此这般，这铜器的价格一直增到要用3200条毯子支付为止。接着，又要求买主以贵重箱子安放毯子。箱子带来了。然后，买主还必须以更多的礼物“装饰该铜器的所有人。”买主答应以后便提供出它们，“听着，首领们。用这价值50条毯子的独木舟装饰你们自己吧，用这价值50条毯子的独木舟，用这价值50条毯子的独木舟，用这价值200条毯子的独木舟去装饰吧。现在有了4000条毯子。完了。“铜器所有人回道：“我接受这个价格。”但这并没做成。买主立刻对铜器的主人讲：”首领，为什么你接受这个价钱？你接受的太快了。你一定把我低估了。首领，我是一个夸库特耳人，我是全世界最有声望的部落中的一员。在结束与你的交易之前，你就败北了。你永远不配和我们站在一起。”他遣人叫来他的姐姐，他的公主，再给敌手200条毯子，“他的公主的衣服。”这就有了第五个千数中的200条毯子。
这或多或少还是常现购买铜器的方式。在高贵首顶之间的竞争中，作为这一文化核心的激烈竞争找到了自由的领地。夸库特耳首领中的飞毛腿（Fast
Runner）和投掷者（Throw Away）冲突的故事，表明这些竞争成了公开敌对的方式。这两个首领本是朋友。投掷者邀请他的朋友的家族参加鲑鱼子宴，在独木舟中，满不在乎地端上不那么干净的奶油和鱼子。飞毛腿认定这是一种公开粗暴的侮辱。他拒绝了食物，躺在地上，用他的黑熊皮毯遮住自己的面孔，他所有的亲属看见他不高兴了，也照此而行。主人催请他们进食，但飞毛腿让他的发言人对主人讲，抱怨这种有失尊严的侮辱：“我们的首领不会吃你招待的肮脏东西，哦！你这脏鬼。”投掷者轻蔑地回答：“就算你说的对。听你的口气，你似乎是极富之翁。”飞毛腿接着开始回击：“的确如此，我是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他马上命人取来他的铜器“海怪”。他们把它递给他，他接过来便推到火中，以此“扑灭敌手的火”。投掷者也派人拿来铜器，仆从捧上铜器“横眉冷对”，他也把它扔进宴会上的火堆，“使火继续燃烧。”但飞毛腿还有另一铜器“鹤”，又派人取来丢到火上“闷熄大火。”投掷者没有铜器了，所以他无法再加燃料使火旺盛起来，在第一个回合中他被打败了。
第二天，飞毛腿举办答宴，派随从请来投掷者。与此同时，投掷者也以足够的财产作抵押借来另一铜器。因此，当山楂子和奶油送到他面前时，他用飞毛腿头天所说的话予以回绝，并要随从取出铜器“白日面孔”。他拿起它扑灭了敌手的火。飞毛腿站了起来说：“我的火现在被扑灭了。但等一下，再坐一会，看我要做的事。”他跳起了亢奋的愚人舞——因为他也是愚人会员，并毁掉了四只他岳父的独木舟。他的随从把它们置于火上以此驱逐由投掷者用铜器熄灭了火而带来的耻辱。客人无论如何必须留在原处，否则只好认输。投掷者的黑熊皮毯烧焦，毯下双腿皮肤也起了泡，但他仍稳坐不动。只有火焰开始减弱，他才若无其事站了起来，吃着佳肴，以此显示对放肆的敌手的不屑一顾。
飞毛腿与投掷者此时已处于公开的敌对状态。与其使用他们的世俗特权不如利用他们的宗教特权。因此，他们选定拿出加入秘密会团的对抗性的入会礼。投掷者秘密策划冬日仪式，飞毛腿闻讯之后决心超过他。投掷者让一子一女入会，飞毛腿则让二子二女入会。飞毛腿此时又战胜了对手，当他四个孩子从隔离地被带回时，舞会的激昂达到顶点，他让愚人、灰熊两会舞蹈人剥掉一个奴隶的头皮并杀掉，然后让食人者把他的肉吃了。他把头皮送给了投掷者，后者显然不能与他的神力行为分庭抗礼。
飞毛腿还获得了另一个胜利。他的两个女儿被吸收为战争舞演员，她们请求把自己置于火上。一堵巨大的柴墙立于火的四周，她们被绑在木板上，随时准备葬身火海。不过，捆着的是两个穿着象真正战争舞着服装的奴隶，做为替身被扔到了火里。四天内，飞毛腿的女儿藏而不露，然后，从留下的奴隶的骨灰中，她们装模作样地复活了。投掷者根本没有本事与这种显示特权的方式相抗衡，于是他和他的人就去与努特卡人战斗。只有一人生还讲述了队伍的失败和死亡。
据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那里还存在着敌对首领在展示他们的高贵中只在行动上有所变化的其他竞争的目击记载。在至今活着的一些男人的生活中，就有这样一件事：一次，首领意欲用7只独木舟和400条毯子“扑灭”敌手的大火，而主人却在火上加油。房顶着火了，整个房子几乎完全烧毁，但此时那些与此相关的人们则一本正经，毫无异样呆在原地，并派人把更多的财物堆到火上。“接着，200条毯子弄来了，他们把毯子扔到主人的火上。现在他们把它扑灭了。”然后，主人又拿出更多的沙罗果和山楂子，和他女儿跳舞时拿着的铜器，他把铜器塞到宴火下。4个年轻的男人将满勺满勺的油泼到火上，油和毯子一起燃烧。主人还将油泼到周围敌手身上。”
这类竞争是野心的顶点，他们理想人格的肖象是根据这些竞争勾划的。一切适合于竞争的动机就是美德．一位老年首领在一次赠财宴上对她的儿子这样告诫说：“我的部落，我要特地对我儿子讲上几句。朋友们，你们都知道我的名字，也熟悉我的父亲，也知道他用他的财产做了些什么。他行事轻率，对他的所作所为毫不在乎。他抛弃或在宴会的火中烧掉他的独木舟。他扔掉海龙皮，把它们赠给自己部落的敌手或其他部落的首领，或把它们撕成碎片。你们知道我并没说假话。我的儿子。这就是你的祖先为你铺开的道路，你必须以此而行。你的祖先不是普通人。他是科斯基摩人中的真正首领。照他那样干吧。撕碎你的圆毯，或把它们送给我们的敌对部落。我讲完了。”她的儿子答道：“我不会中断我的祖先为我设计的道路。我不会破坏我的首领为我制定的条律。我把这些毯子送给我的敌手。我们正进行着的战斗是甜蜜而又猛烈的。”于是他分配了毯子。
利用这种形式分配财产的事情在西北海岸不计其数。许多这些事情似乎都是与经济交换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夸库特耳人在婚姻、死亡或不幸事故中的特定行为本身，如果我们不了解它们所蕴含的特殊心理，就会觉得莫名其妙。两性关系，宗教关系，甚至灾遇关系，在这一文化中，都是依他们用分配或毁掉财产来表示至尊而提供的场合的程度而精心设计的。其主要的场合有授与继承权、婚姻的认可、宗教权力的获取与显现、哀悼，战争和不测事件等等。
继承人的授与礼是显著的毫无顾忌的申请高贵头衔的时刻。每种称号，每种特权都必须授给某人的继承人，这种赠授必须通过财产有特征的分配和毁灭，才能得到合法的确认。“财富的铠甲”一定要穿在新任者的身上。这类赠财宴是非常重要而复杂的事情，但其过程的本质特征却又相当简单。下面“为他的王子获得名为特拉梭提瓦里斯的高贵称号”而举办的赠财宴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例。这是为其血缘的全体部落举办的宴会，当他们聚齐后，首领，即特拉梭提瓦里斯的父亲，对他以家族神话而被授予的特权做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陈述，并宣布了他儿子的称号的改变。继承人此刻就承受了一个传统王子的名称，并准备好了以他的名义进行分配的财富。在舞蹈达到高潮时，合唱队唱起了以他父亲名义为他谱下的歌曲：
击我的敌方的头目。
部落们，别哀求怜悯，伸出你们的舌头，缩回你们的双手。
年青的王子从内室走了出来，手上捧着丹塔拉玉铜器。他父亲以激励的口吻谆谆告诫道：“啊，你是伟大的首领特拉梭提瓦里斯！你真的希望这样吗？你的高贵愿意让它死于火边，让这拥有丹塔拉玉称号的铜器在火边死去？别辜负你的特权！因为你是真正的肆无忌惮的首领的后代，你的父辈正是以有称号的铜器作出了光辉的业绩（意为破坏铜器）。”他的儿子在随之而来的仪式上打碎铜器，分配给他的各个敌手，并对客人说道；“我正沿着父亲——我的首领为我开辟的道路前进，肆无忌惮，继续向前，我是毫无怜悯心的首领，我是无所畏惧的首领。我说到做到，首领们，我为你们已把丹塔拉玉砸成了碎片，部落们！”他分配了所有剩余财物，承受了他父亲的首领资格。
有一种此种赠财宴的变体，是为一首领家族地位最高的妇人青春期到来而举办的，她或许是首领的妹妹，或许是他的女儿。高贵称号必须象继承人授与礼一样得到确认，尽管没有那样铺张扬厉。除了毯子和铜器外，还要将大量的财产集中起来用于分配。这些东西有妇女的衣物、挖蛤独木舟、金银手镯和耳环，以及蓝帽，鲍鱼饰品等。这种分配给首领提供了一种权利，他可申请爬到另一等级的羽翼丰满的首领地位，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经历了一切的首领”。
西北海岸为继承人办的赠财宴尽管提供了自我祝贺、自我夸耀的机会，但还不是与敌手的直接对抗，因而，它从没达到象围绕婚姻的赠财宴那样，成为其民族文化的完全的同质表现。象买一件铜器一样，婚姻成了被戏剧化的战争。将要结婚的要人，把亲属与同伴象组成战斗部队那样召集起来，并向他们宣布：“现在我们将对其他部落开战。大家帮我把妻子弄到我的房中。”准备工作立刻进行，但用于战斗的武器是作为他们财富的毯子和铜器。战争的本质就在于财物的交换。
新郎为新娘支付的新娘费和买一件铜器的情形一样，价格不断被抬高。新郎和随从组成队伍前往新娘父亲家里。每个贵人都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以“抬高新娘身份”和“给新娘安排一个位置。”越来越多的毯子被清点出示，用以战胜丈人的家族，显示新郎的高贵。双方的冲突斗争还以其他表现形式呈现出来。新郎一方可能武装起来冲击新娘村子，新娘村人则对侵袭者展开反击。交战可能失去控制，有人会在冲突中被杀。或者丈人也许会把他的人马分成两列，以燃烧的木头为武器向内而立，女婿一方不得不接受夹击之刑。其他一些家族把在宴室烧起大火，而新郎一方必须毫无畏惧端坐火边，直到被烧着为止视为特权。同时，作为新娘家族另一种掌礼官的特权，是让7个头盖骨从木雕海怪嘴里吐出，这时，新娘父亲嘲笑挖苦新郎一方：“注意，高瓦特森诺西！这些都是想来与我的女儿结婚的求爱者的骨头，他们从我的火堆边狼狈而逃了。”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在这种时刻所买的东西，严格意义上不是新娘，而是新娘拥有的传给她孩子的特权。与一切西北海岸的交易一样，新郎付给新娘的费用，对丈人而言，是必须加倍偿还的义务。偿还的时间是孩子诞生或成年时。在这种时候，丈人不仅要付给女婿数倍于自己所收的物质财富，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自己有权传给外孙们的称号和特权交给女婿。这些都成了女婿的财富，但限于把它们传给他可以选择的继承者的范围，而这个继承者有时并非就是通过她传递其继承权的妻子的孩子。从他能在自己赠财宴业绩中使用的称号和特权的意义上来讲，它们都不是他的财富。在最高贵的家族中，新娘费的偿还被推迟到婚后多年，直到最大的儿子或女儿到了可入闻名已久的食人者会团的年纪。在这些时刻，将马上接受丈人的巨大回礼的女婿，允诺举办隆重的冬季仪式，承担仪式中涉及的分配大量财物的义务，丈人的回礼为他的开销提供了经济保证。当仪式转入女婿之子加入食人者会团的入会礼时，年青男人或女人在此刻承受的称号和特权，就是回付给父母婚姻的资财，即被卷入婚姻交易中的最有价值的财物。
偿还的数量与高于其原物的倍数由家族的重要性、子孙数目、以及每一婚姻各有不同的许多其他考虑而定。然而仪式既固定又有戏剧性。岳父提前多年便开始准备。偿还时间到来之时，他收回所有债务，积聚丰富的食物、毯子、箱子、盘子、勺子、壶、手镯和铜器。手镯绑在木棍上面，每根棍上绑10只，勺、盘用长绳串在一起——“独木舟上的锚绳”。岳父的亲属聚在一起以支持他，并为这次显富做出贡献，而女婿的亲属，则穿着节日盛装，会集在他那房子的平台上眺望着海滩。丈人方面在海滩上造了“独木舟”。这是一个铺在沙滩上的各边大约100英尺长的广场，并排列着家传礼箱，箱盖上绘有动物头象，镶着海龙齿。他们把丈人收集的所有财物搬到舟中。从舟的前部，他们把系有雕花木盘和山羊角制成的珍贵勺子的锚绳系在女婿房子的平台上。丈人的所有亲属进入舟中，和女婿方面的人轮流唱着他们的珍贵的歌曲。女婿的妻子，即这天她的新娘费要被偿还的女子，与她的双亲同处一舟，舟里载有她将转让给丈夫的各种饰物。此刻，高贵的舞蹈主角非她莫属，她展示她的珠宝，即一种鲍鱼贝壳鼻环，它太大了，她只好把它捆到自己耳朵上面以求固定，耳环是那样沉重，不得不把它们捆在她的一给绺头发上。一俟她舞蹈结束，岳父站起身来，把该舟中财物的清单交给女婿。主要的财物装在一个小匣之中，里面包含着他正要移交给女婿的供其外孙们使用的称号和宗教会团成员种种特权的标记。
一旦财物清单移交给女婚之后，女婿的朋友便双手执斧，冲向独木舟，劈开构成独木舟的箱盖中的一个，狂呼乱叫：“现在，我们载货的独木舟破碎了，”女婿则应和高喊：“让我们高兴吧。”这就是所谓的“沉舟”，它说明，女婿立刻就要在部落中分配舟中的所有财物了。也就是说，他将以高利进一步增加他的财富。这是所有男人事业的顶峰，此刻，属于女婿的歌表现了一个首领的权力达到顶盛的胜利：
我将去撕裂史蒂文斯山峰，
我要用它的石头筑起我的火炉。
我将去打破卡兹台斯山峰，
我要用这山石建造我的火炉。
野心勃勃的男人往往通过四次婚姻，追求积聚越来越多的高贵特权的名目，收集新娘费的回付。如果这样一种联姻被认为是合乎需要的，而且又无适于成婚的女儿，那么这种转让仍可发生。他们这样说，女婿是与丈人的“左脚”或他的“右臂”以及其他的身体部分结了婚，这是一次仍以同样仪式进行的假戏真唱的婚姻，并以这种方式，特权得到了转让。如果说，西北海岸在这种情形下，婚姻已明显成为转让特权的正式手段的话，那么，这在造成嫉妒争端的部落间婚姻的理由中就更加明显了。一个贵人的女儿嫁到一个没有她部落的舞蹈人和特权的团体的婚姻，他们是很不愿意通过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丈人最初获得其舞蹈的部落会对一桩其舞蹈会传给一敌对酋长的婚姻十分愤怒。他们假装举行宴会，招待丈人和他的部落。当所有人员到齐后，他们就袭击他们，杀死丈人和他的许多朋友。以这种方式，防止把其舞蹈的称号传给已缔结了这桩婚姻并将在偿付新娘费时得到它的敌方首领。但是，由于丈人之死，已失去他垂涎的那舞蹈权的首领，也不会轻易罢手。他与杀害他丈人，从而自己要求那种舞蹈的男人的女儿缔结了另一桩婚约，这样，他在第一次婚姻中着手猪取的舞蹈便终于到手。
无论在什么方面，西北海岸的婚姻都是一场生意交易，并遵循着那同样的特殊规则。一个生了小孩，以至其新娘费已被用充足的财物偿还了的女人，被当作是已由其血亲赎回了的女人。允许她“白白呆在家里”当然有损丈夫的尊严。所以，他重新为妻子向丈人付酬，使自己不至成为白受恩惠的接受者。
如果婚姻交易双方都不满意，那么翁婿之间就有可能展开公开冲突。一种情形是丈人为最小外孙的入会而把毯子和一种称号付给女婿，女婿则把毯子分配到自己亲属之中，而不是在敌对的地方团体间分配。这是一种要命的侮辱，因为它暗示这礼物微不足道，与他的称号的高贵伟大极不相称。丈人以牙还牙，并由于受到了这种侮辱，他把女儿及她的两个孩于带回自己的村里。他以为这是决定性的打击，但女婿不屑一顾，转守为攻，抛弃了妻室儿女。“这下，他的丈人受到了羞辱，因为女婿不会花钱见他的孩子了。”女婿另娶新欢，继续他的事业。
另一情形是，该首领由于其丈人过分推迟回偿礼物而变得极不耐烦。他雕刻一个木头形象代表妻子，邀请整个部落的人赴宴。当众用石头套在雕像的脖子上，把它扔入大海。为消除这种侮辱，丈人就必须分配和毁灭远远超过自己所有的财物，女婿也如法炮制，毁灭了妻子的高贵地位，并通过此来毁灭丈人的高贵地位。当然，这场婚姻也解体了。
一个没亲自继承高贵头衔的人，可以希望与一个地位较高的女人结婚而站稳脚跟。他通常是因长子继承习俗而丧失继承高级身分的年小儿子。如果婚姻成功，并通过巧妙操纵自己的债务取得财富，他有时是能够自立于部落高贵人物之中的。但此路维艰。对女方家族来说，让她和平民通婚简直是奇耻大辱，而且婚礼贯常的财物交易是不可能的，因为新郎无力收集必需的财物。据说，未经赠财宴承认的婚姻“犹如狗一样的苟合”，生下的孩子也被嘲笑为私生子。如果他的妻子把她的财产——高贵头衔赠给他，也被认为是“白白搞到手的东西”罢了，而且这也成为该家族的耻辱。“他们的称号代表耻辱，成为具名，因为她有一个平民丈夫。”即使他积累财富，使他获取称号的权力合法化，但部落对他的耻辱仍会耿耿于怀，首领们会联合起来反对他，通过赠财宴去战胜他，并粉碎他的虚名假号。如果贵妇人的平民丈夫以自己从白人处挣来的钱而获得较高地位，首领们就集中他们的铜器来征服他。根据他们使他的羞辱永存的故事，他们打碎三件铜器，折成毯子其价值分别为12000、9000、18000条毯子，而这个沽名钓誉者不可能聚集39000条毯子购买足够的铜器与打碎的铜器相匹敌。他失败了，他的孩子也过户给拥有一定高贵（half－noble）地位的其他家族，从而他们也就不再和他一道蒙受侮辱。
婚姻并不是可能取得特权的唯一途径。最受尊敬的手段是谋杀特权所有人。杀掉另一个人的人，可承受死者的称号，舞蹈和冠饰。由于与所有者的对抗，而不能得到妄想之极的舞蹈称号和面具的部落，仍可且常常偷袭著名的仪式占有人正在航行的独木舟。于是杀人者占据了舞蹈权，他让那个引导他的侄子或自己的儿子入会的首领或兄长随意处置这种权力，并把死者的称号和舞蹈转交给他。当然，这种转让手段表明，伴有歌词，舞步和圣物使用的整个仪式，在他杀死占有之前，他就知道了。杀人者要求的不是对仪式的知识，而是它作为财富的头衔。通过战斗，杀人者可要求死者特权的事实，不容置疑地反映了早期的历史条件，那时，西北海岸典型的名望争夺主要由战事来进行，有关财富的冲突则并不那么重要。
在西北海岸，杀害占有人，不仅可获得人的特权，而且也是获取诸神力量的最佳手段。一个遭遇并杀害超自然物的人可得到他的仪式和面具。所有民族都有可能利用在人世关系中他们极依赖的行为来对待超自然物，通常忠敬是那样地不受注意，根本就不害怕它们，对超自然物应取的态度，极受鼓励的行为是杀害或羞辱它们。这就是西北海岸所采用的惯例习俗．
还可以用一种既非继承又非购买的方法，便能获得某些特权。这就是去当宗教的巫医。在成为一个萨满的过程中，一个人是被超自然物所引导的，而不是由父亲或叔叔加以引导；而且一个人是从神明的仙临中获得认可的称号和特权的。因此，萨满“根据神的旨意，”拥有并行使特权，而且他们拥有的特权与继承的特权被同等看待，以同种方式使用。
人们成为萨满的传统方式是在重病时接受治疗。并非所有被治愈者此后都为萨满，只有在森林的小房中把自己隔离起来请求神明治疗的那些人才可任此。如果超自然物降临那里，并授他一种称号如各种旨意，那么他就遵循任何继承特权的新手所遵循的相同过程。即以神明的力量归来并显示他新获的特权。他宣布自己的称号，并用治愈病人表现自己的力量。接着，他分配财物使他的新称号得到确认，然后开始他作为萨满的生涯。
萨满使用特权的方式和首领、贵人在名望竞争中所用特权的方式完全相同。萨满用嘲笑敌手的超自然的虚假来抬高自己。并与他们竞争以呈现自己的优势力量。每个萨满都有稍稍区别于其敌手幻术的幻术，他的支持者以牺牲其他萨满幻术为代价吹捧他的行为步骤。有的萨满吸出病毒，有的擦身，有的恢复失去的灵魂。其中最受宠的方法是用小小的“蠕虫”拔出病人体内的疾病。为了准备好这种表演，萨满在牙齿和上唇之间押一团鸟绒，当被请出治病时，他先用水漱口。当他以此证实嘴里什么都没有后，就跳起舞来，并吸病毒，最后咬破内双颊，使嘴里充满血沫。他把带血的绒毛吐在碗中，并想象已吸出了病源。当他涮搏“蠕虫”时，他把它作为驱除了病痛之根的证据。通常，几个萨满在同一治疗中。试验他们的力量，失败者丢尽脸面，如同铜器竞争中被打败的首领一样。被征服者或者含羞而死，或者结成一帮杀死成功的竞争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功的萨满要被失败的敌手所杀害。萨满之死不会遭到复仇，因为他的力量被认为既可用于治病，也可用来伤害，而且，作为巫师他也不能请求保护。
另一方面，夸库特耳人的萨满信仰逐渐与以冠饰和名誉称号的承认为中心的世俗竞争并行不悖。正如加入食人会团是届时进行的临时性戏剧化表演一样，在其它地区视为个人与起自然接触的经验幻象，也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形式教义，所以在萨满信仰里，个人灵魂的赎罪也就消失在幻术追求以及为巫医申请戏剧性认可的同人培训之中。每个萨满有一助手，恰当地说应是他的密探。他的职责是与人们搞好关系，混在一起，把病人感觉痛苦的部位报告主人。如萨满那时被请治病，他用集中注视病痛部位来表现自己的超自然力量。即便有人抱怨全身疲软无力，密探也同样汇报。所以，任何一般性治疗，萨满通过占卜说那些人的灵魂需要恢复来显示自己的超自然力量。密探驾着独木舟去遥远的地方，带来被解释为来自神明的启示的旨意。
萨满和密探的欺骗伎俩，对萨满本人或他的人民而言，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许多民族把超自然力视作是通过人为操纵幻术的自然的自我表现。夸库特耳则不然，只有被逼到走投无路的萨满，象超越世俗的好人（Good－over－all－the－Earth）一样，才承认他用幻术使自己漆黑的响尾蛇咬自己的手。然后人们知道“他是个凡人，”因为他补偿了在萨满信仰中做下的一切。他羞愧地引退，一年内便发了疯，一个其骗术败露的萨满也会遭到同样的失败。有一个巫师曾从衣领中拿出一只吃饱的松鼠，让它爬上他的手臂。在他与它一起跳舞，并表演他能让它活跃起来后，他的秘密助手在屋顶上移开木板，吊下绳子，巫师放开鼠，让它顺绳窜上屋顶。然后，再次把它召唤下来，观众注意到他老是站在房中某一位置呼叫松鼠，有人就爬上屋顶，发现了一块薄薄的屋板被移动了。萨满中止了骗术表演，再也不出门了，象超越世俗的好人（Good－over－all－the－Earth）一样，也死于羞愧之中。因此，夸库特耳人中的萨满惯于利用秘密手段来有效进行他们的表演，如果马脚败露，其失败与赠财宴竞争的失败相同。
象世俗首领一样，萨满必须用分配财物确使自己特权合法。当地进行治疗时，象在任何财产分配中一样，其所得的酬金视病人家族的地位和财富而定。夸库特耳人说：萨满信仰是“使获得财富容易起来”的方法。它是一种无需继承或购买便能获取提高人们地位的珍贵特权的方式。
在夸库特耳习俗里，正象它们是取得所有其他特权的方式一样，继承和购买甚至也可成为取得萨满特权的手段。很明显，萨满骗术必须传教，把萨满骗术教给徒弟的萨满，肯定会得到徒弟的报酬。很难说清超自然力量如何普遍地得到了继承。有时，当儿子经历了象食人舞者那样在森林的隐居时期后，父亲常让他加入萨满行业。高贵的萨满福尔吐出体内的石英晶体，放于儿子的体内，儿子因此一跃而成为最高等级的萨满，当然，父亲也因之失去了操弄萨满技术的权利。
在西北海岸的行为，在各个方面都受显示个人高贵和对手低劣的欲望的支配。它由毫不顾忌的自我夸耀，嘲弄、羞辱对手来贯彻实现。这幅图画还有另一侧面，夸库特耳人还同样强调对嘲笑的恐惧，也害怕以羞辱对经验的解释。他们只承认一种情感区间，即胜利与羞辱之间摇摆的情感。正是凭靠给出并接受侮辱，经济交易、婚姻、政治生活和宗教习俗才得以进行。但即使这样也仅是部分描绘了支配他们行为的对羞辱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在与外部世界和自然力的关系中，西北海岸采取了同样的行为模式。一切偶然的不幸事故都是令人羞辱的时刻。一个因斧子滑下而伤了脚的人，必须立即消除这加在他身上的耻辱。独木舟翻沉的人同样不得不“抹去身上的”耻辱。人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在偶然事故中受人嘲笑。他们采取的普遍方式，当然是分配财物。它可驱逐耻辱，也就是说，它重新建立了他们的文化把它与举办赠财宴相联系的那种优越感，一切细小的偶然事件都以这种方式处理。较大的事件则可能导致举办一次冬季仪式，或割去敌手的头，或自杀。假如食人会团一个面具破碎了，要清除顾虑就要举办一次冬日仪式，让儿子成为该会成员。假如某人与某友赌博失利，倾家荡产，他只好自杀。
用这些方式来处理的重大事件是死亡。除了通过了解这一文化制度化的特殊的行为弧外，否则就无法理解西北海岸的哀悼。死，是他们公认的最大的侮辱；他们通过分配和毁灭财物，割取人头，自杀等手段去对待死亡，就如同对待任何主要事件一样。他们采用得到承认的手段，即消除羞辱。当首领近亲死时，他们抛弃自己的房屋，从框架上拆掉墙和屋顶上的木板，让付得起钱的人搬走。在一般意义上，这也是赠财宴的形式，因此每块木板都必须付出正当的利息。这叫作“因心爱人之死而开始的疯狂。”借助这种手段，夸库特耳人按照他们在婚礼、获得超自然力、或在一场争吵中所采用的相同程序，处理哀悼。
还有一种对待死亡羞辱的更极端的方式。它就是割取人头。这决不是对杀害死者团体的复仇。死者的亲戚凤样可能死在疾病的床上或死于一个敌人之手。割取人头被认为是“以杀戮擦去眼泪”，它完全是用造成另一家的悲哀代替自己悲哀，达到平衡的手段。当一个首领的儿子死了，首领乘独木舟出发了，他受到相邻首领家的接待，先对主人寒喧客套一番，就直言不讳，道出目的：“今天，我的王子死了，你去陪他吧。”接着就杀了他。按他们的解释，就这而言他行为高尚，因为他没被击倒，反而代之以回击。没有根本的对丧亲的偏执狂的理解，整个过程就毫无意义。与其他生存的不幸事故一样，死亡损害了人的自尊，只能以羞辱的方式来解决。
那里有许多有关此类对待死亡行为的故事。一位首领的姐姐及其女儿去了维多利亚；要么是喝了劣质威士忌，要么是他们的船沉没了。她们再没回来。这位首领集中了他的武士，说道：“现在，我问你们，谁将哀哭？是我还是他人？”发言人当然这样回答：“不是你，首领，让其他部落去哀泣吧。”他们马上竖起战旗，以宣告他们消除这次伤害的意图，并集合起一支战斗队伍。然后，他们出发去寻找正在睡觉的7个男人和两个小孩，并把他们杀死。“当他们在夜里到达色巴时，心里感到好受些了。”
一位现仍活着的男人讲述了他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次经历。当时他为得到鱼齿去钧鱼。他和那部落两个首领中的一位叫特拉比德的首领呆在一起。那天晚上，他正睡在沙滩上一座窝棚底下，这时两个男人把他弄醒，说道：“因为我们首领高加赫米的公主死了，我们奉命来杀特拉比德首领。我们来这里的有3只大独木舟和60人。没特拉比德的头，我们就不能回家。”在早餐时，来人告诉了特拉比德，特拉比德说：“为什么要我的头？亲爱的，老高加赫米是我的舅舅，他和我母亲系同母所生；因此，他不能对我有任何伤害。”他们吃完早餐后，特拉比德作好准备，说他要去村外一小岛上捞贻贝。他的整个部落都阻止他们的首领去采集贻贝，但特拉比德对部落的阻拦置之一笑，他戴好披肩，拿着船桨，走出了自己家门。他满脸怒容，所以所有的人都默默不言。他把独木舟推到水中，当舟飘起来时，他的小儿登上舟子与父亲一起坐在船头。特拉比德驶向贻贝丰富的小岛。到了中途。迎面出现了3只大独木舟，坐满了人。特拉比德见到他们就迎面驶去。他此时已不用桨，对方两只独木舟靠岸向他驶来，另一只则头朝海上，3只独木舟的船头呈一字队形。他们没有停舟。接着，就发现了特拉比德无头站立着的死尸。那些武士的船离去了，当他们消失在视野之外后，特拉比德部落划出一只小舟，拖回躺着特拉比德的舟子。孩子一点都没哭叫，“因为他父亲的死，使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到达海滨，他们便埋掉了高贵的首领。
因一人死亡而决定消灭另一个人的选择，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他的地位与死者相等。平民之死以平民相抵，公主之死则可以王子相抵。因此，丧亲者杀害了一个地位相当的人，虽然他曾遭受打击，但毕竟保持了自己的地位。
夸库特耳人对受挫的典型反应是惯怒和采取绝望之举。如果一个男孩挨了父亲的揍，或者某人孩子死了，他就躺在小床上，不吃也不讲话。一旦他决定了可换回他那受到威吓的尊严的方式，便从床上起来分配财物，或去杀人割头，或者自杀。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夸库特耳神话，讲的是一个年轻人在被父母责骂以后，躺在床上，一丝不动。四天后，他来到森林，意图自杀。他跳进瀑布，跌下悬崖，或意欲在湖中淹死，但他却被一个召唤他并给他力量的超自然物从死神边上救出。于是他回到家中，用自己的高贵羞辱双亲。
实际上，自杀是比较普遍的。一个女人因不忠而被丈夫打发回家，她母亲会感到羞辱难堪便自勒而死。一个儿子在成年礼舞中绊倒在地，他的父亲如无力举办另一次冬季仪式，就算一败涂地，只好射杀自己。
在实际的自杀中，即使死亡并不起于羞辱，但也常常被看成是由耻辱造成。在治疗舞上骗术天机泄露的萨满，在打碎铜器中败于对手的首领，在竞赛中输给敌手的小伙子，据说都将因羞辱而死。但是，非正常婚姻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这些情形中，最易受害的是新郎的父亲，因为通过婚姻转让财富和特权，主要抬高的是新郎的声望，所以，父亲在非正式婚姻中损失就极为惨重。
夸库特耳有一传闻，说的是他们一个村子里一位老首领死于羞辱的事。他的小儿子几年前与一位受尊敬的奴隶的女儿私奔到一个遥远的海湾。这本不值议论，因为年纪小的儿子本来就不会受到重视，且社会地位很低。他俩生下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当女儿到了结婚年龄时，她父亲的长兄看见了她，在不了解她血统的情况下娶她为妻了。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位长兄把自己高贵的称号授给了孩子，他带着全家及其妻子的父母去见他父亲，当老首领认出了他的小儿子时，便含羞而死；因为他高贵的大儿子已把他的称号授给了“他小儿子平民女儿的儿子。”可这位小儿子倒很高兴，因为他欺骗了高贵的长兄与他女儿结婚，并为他的外孙弄到了一个名誉称号。
尽管这老首领在这桩婚姻中被羞辱，但却无法对近亲结婚进行抗议。在弟弟并不完全不是贵族的条件下，与弟弟女儿结婚，传统上完全允许，而且在某些家族内甚为流行。在西北海岸，贵族与长子继承权是那样彻底地联结在一起，所以我们把它与贵族相联系的那种“骄傲的血统”并不受到承认。
在西北海岸，愠怒和自杀是对他们的主要偏见的自然补充。他们所承认的情感区域，从胜利到羞辱，都被夸大到极端程度。胜利是肆无忌惮地耽溺于崇高的幻想，而羞辱则是死亡的根由。他们只承认一种情感区域，并把它用于任何场合，即使极不可能的场合。
他们社会的一切奖赏鼓励，都是给予那些按照上述观念处理生活的人。每一件事，不论是同伴的行为还是物质环境导致的偶然事故，首先威胁的是人的自我安全，因此，在个人受挫以后，这种社会提供了明确而专门的技巧使之恢复元气。如果自我不能利用这些技巧，除死别无它路。在他的人生观中，一切赌注都下在自我崇高的美景之上；当自尊的野心受到刺激，就失去了可依赖的保证；膨胀的自我一旦坍塌，留下的只有屈服于地了。
与同伴的关系同样受这种心理支配。为保持自己的地位，他对他的邻人要施展各种侮辱和嘲笑。他致力的目标是以自己的势力“打倒”邻人的自命不凡，“摧毁”邻人的声誉，夸库特耳人甚至以此种行为来对待神灵。他们对一个人所能使用的最大侮辱便是把别人称为奴隶；因而，当他们为好天气而祈祷但风向未加改变时，他们对超自然物也施以相同的侮辱。一位老探险家描述了特西姆仙（Tsim
Shian）：“当灾难被延长或加重时，他们对上帝极其愤恨，向上帝发泄胸中的愤怒，在对上天的狂烈愤恨时，抬眼望天，双手直指天空，诅咒漫骂，两脚狠跺大地，反复大叫：你这最大的奴隶。这就是他们咒骂的最厉害的术语”。
他们并不认为超自然物都是仁慈的。他们知道飓风和雪崩是不仁慈的，而且，他们还把这种自然界的特征也赋给他们的神祗。这些神祗之一雷德河北端的一个食人者，雇用了一个车奴为他提供死尸。他的守护神，渡鸟吃了死尸的双眼，而另一只传说中的鸟——他的奴隶，用嘴啄碎死尸头盖，吸食了人脑。所以，超自然物并不象想象的具有仁慈的意向。独木舟的建造者，在铸出独木舟后，首先必做的事是在舟的每边绘上人的面孔，以吓退死去的造丹人，因为他们一定会把舟弄碎，假如不对他们加以提防的话。这与祖尼的祭司们依靠那些先前已尽其职的人们的友好而有助的关系相比较，差之又何止十万八千里。在西北海岸，这些都是用双手严厉打击他们活着的同事的团体。我们已经看到，从神明处获得祝福的公认方式，便是杀掉他们。如果人胜利了，便可得到超自然力的这种奖赏。
西北海岸文化所设定的并在其文化中加以制度化的人类行为的环节，在我们文明中则被视为一种变态，然而它与我们自己的文化态度是那般接近，因此，对我们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我们有了可用以讨论它的确定词汇。在我们社会中，夸大妄想狂倾向就是一种明确的危险。它使我们就种种态度作出选择。一种是把它当作变态和应加申斥的行为，而这已是我们的文明作出的态度选择。另一个极端是把它当成理想人的根本特征，而这正是西北海岸文化作出的解答。
《文化模式》
露丝.本尼迪著
第七章
社会的本质
祖尼、多布、夸库特耳三种文化不仅仅是行为和信仰的异质分类。它们各自都有一些其行为指向的目标以及它们的制度深入发展的目标。它们的相互差异不只是因为一种特质此有彼无，而是由于另一种特质在两个地区以不同形式出现。它们更大的差异在于整体定位的不同方向。它们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追求着不同的目的，而且，在一种社会中的这些目的和手段不能以另一社会的目的和手段来判断，因为从本质上讲，它们是不可比的。
诚然，所有文化并未将它们成千上万的行为种类铸成一个平衡对称、匀整和谐的模式。就象某些个人一样，某些社会制度也未使各种活动都服从于一个主导动机。它们是分散的。如果某一时候，它们似乎追求着确定的目的，那么，在另一时刻，它们却又明显越出常轨，与原来行进路线大相径庭，以前的活动并没给日后的活动提供线索和暗示。
这种整合的缺乏似乎是某些文化的特点，就象极端整合是另一些文化的特征一样。它并不是处处都由于相同的环境所致。象不列颠哥伦比亚境内那些部落，就是从周围各种文明中吸收营养而组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质。它们文化模式中的成分不一，操纵财富的模式来自一文化区域，部分宗教习俗吸收的是另一文化区域的成分，而对立的制约物则又取自其他文化区域。它们的神话，是其周围区域中三个不同神话因所代表的有关不同文化英雄的奇特传说的混合物。尽管它们对其他文化制度极端殷勤，但它们的文化仍极端贫乏。没有什么东西是深刻到足以给这个文化提供主体性的东西。它们的社会组织不是精心建构而成，它们的礼仪比世界上任何地区都贫乏，编篮细工和珠饰技艺仅为造型艺术的活动提供了有限的范围。就象某些不加区别地接受了许多不同方向的影响的个人一样，他们的部落行为模式是杂乱众存和随意偶然的。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这些部落里，文化整合的缺乏，看来不仅是由于同时存在着从周围不同民族中采集来的那些特质所致。它似乎比此要更深刻一些。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有它自己的组织，但它却不波及其他方面。在青春期，人们极大关注的是为孩子们进行的职业性的巫术教育和使他们获得保护神。在西部草原，这种幻想习俗渗透在整个成人生活的复合体中，狩猎和战争职业皆由相关信仰支配。但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幻想追求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战争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同样，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宴会与舞蹈是严格社会性的。它们是表演者模仿动物愉悦的喜庆时刻。但严格禁忌模仿可能被视为保护神的动物。他们的宴会没有宗教意义，也不是作为经济交易的机会，每种活动可以说毫不相干。它构成了一种自己的复合体、它的动机和目标适于其自身有限的领域，并不扩展到该民族的整体生活。似乎没有任何特有心理反应突出到可以支配整个文化。
把这种文化整合的缺乏与由于更为直接受到对立影响的现象加以区分，常常是不可能的。后一类型整合的缺乏，常常发生在界限分明的文化区域的临界处。这些边缘地区从它们文化中最有特点的部落中被排除出来，并极易受到外部文化的强烈影响。结果，它们时常将最为对立的程序纳入它们的社会组织或艺术技巧中。有时，它们把不和谐的事物重新改造为一种新的和谐，获得一种在本质上与他们具有大量共同行为方式的任何牢固确立的文化的合谐所不同的结果。如果我们知道这些文化过去的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只要给出充分的岁月，可能就会出现不和谐的外来物走向和谐的趋向。在许多情形下肯定都是这样的。但在我们确信能理解的当代原始文化的交叉情形中，许多边缘地区呈现的明显不和谐是显然的。
在另一些情形下，某些文化缺乏整合性，乃是由于某些其他历史条件所致。这不仅指那种文化可能是杂乱无章的边缘部落，而且也指与伙伴部落断绝了关系而在另一不同文明区域占据其位置的部落。在这些情形下，极为明显的冲突是那些对该部落人民的新影响与我们可称为他们固有行为之间的冲突。当一个拥有巨大声望或具有众多成员的部落能使他们新来的地区发生重大变化时，同样的情形也会在呆在故乡的民族中发生。
对一个真正迷向的文化进行认真而理解性的研究将具有很重大的意义。也许，具体抵制或轻易青睐新的影响的本质要比那种“缺乏整合”的总括性特征重要，但这种特征是什么，我们则无法猜测。甚至在最为迷向的文化中，考虑那些有助于排斥不和谐因素的调节，而且较为有把握地确立选择过的因素，也很可能是必要的。这个过程对于要素的变化具有作用，就这点而言，这种过程可能更为明显。
不和谐因素冲突的一些最有用的例证，取自于已取得整合的部落的过去历史。夸库特耳人并不老是夸耀我们已在上文描述过的它那一致的文明。在定居海岸和温哥华岛以前，总的来说，他们是与南部萨利希人共享一种文化。他们仍保持着与这些人相关的神话、村社组织和关系术语。但萨利希的部落信奉个人主义。世袭特权极少。根据个人能力，每个人实际上同任何他人一样都有同样的机会。个人的重要性取决于自己狩猎的技艺、赌博中的运气，或作为医生、占卜人巧妙操纵超自然要求的成功。这与西北海岸的社会秩序相比，差别甚大。
然而，即使这种巨大的差别，也没妨碍夸库特耳人接受外来模式。他们甚至逐渐把称号、神话、房基、守护神以及加入某些会团的权利当作私人财富。但在他们的制度中，必要的调节仍很明显，它仍突出表现在两种社会秩序相冲突的那些方面，即社会组织机制方面。虽然夸库特耳入接受了整个西北海岸的特权和赠财宴体制，但他们并没有以相似方式接受具有固定的特权承袭结构的北方部落那严密的母系氏族制。在北方部落里，个人可自动地承袭他生而有之的高贵头衔。我们已经看到，夸库特耳中的个人一生都在为头衔讨价还价，而且个人可以在各自家族任何分支所拥有的头衔中要求任何一种。夸库特耳人采纳了整个特权体制，但保留了个体在名望角逐中的自由，这与北方部落种性体制形成对比。夸库特耳人还保留了他们从南方带来此海岸的旧有风俗。
夸库特耳某些非常明显的文化特质是新旧文化形貌之间具体冲突的反映。随着其对财产的新的强调，继承规则就有了新的价值。萨利希部落松散地组织在家族、村社之中，多数财产在人死时就被毁坏。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夸库特耳并未来纳北方部落严密的母系氏族制度，但他们也作出了让步，因为他们强调女婿向岳父要求特权的权利，实际上，这些特权是为他孩子代管的。所以，继承是根据母系传递的，只是越过了一代人。在每一间隔的这代人中，特权实际上只是代占而不能使用。如我们所见，所有这些特权都根据约定的赠财宴技巧而得到巧妙控制。这是一种不寻常的调节方式，而这种方式则明显地是两种对立社会秩序之间的一种妥协。在前面章节中，我们描述了他们如何彻底解决使两个对立社会秩序达到和谐的问题。
因而，纵然存在基本冲突，也可以产生整合。当今，文化迷向的情形可能要比过去多。但与其说是文化自身的迷向，不如说是文化描述的迷向，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另外，整合的本质仅仅在我们的经验之外，且难以领悟其要义。当这些困难被克服时，对前者进行更准确的分析，对后者进行文化的实地考察，文化整合的重要性就可能比现在更为明显。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象我们描述过的祖尼、夸库特耳那样具有同质结构。以普络克路斯忒斯床似的某种时髦语言强行对每一文化给予切割描述，实在是荒诞无稽。砍去不能证明主要命题的重要事实的危险，在最好的时候也是沉重的。试图把主题搞得支离破碎，为我们最终理解它设置起其他障碍的作法，是不可原谅的。
在实地考察中，极其危险的是对文化整合作出轻率的概括。当人们正在掌握一种神秘文化的语言和所有行为的特有表现方法时，对其形貌的先入为主很可能是真正理解的一种障碍。实地考察工作者必须忠于客观。他必须记录所有有关行为，注意不要根据有争议的假设选择适于某一论题的事实。我们在本书中讨论过的民族，没有哪个是按照那种文化所证明的一致行为类型的假设加以研究的。民族学应当实事求是，不应当具有使它自身前后一贯的企图。因而整个画面对于学者来讲，就会更具有说服力。在文化的理论研究中也一样，按照教条和普遍化的程度，对文化整合进行概括，只会空洞无物。我们需要有关在某一社会而不是在另一社会成为原动力的行为与动机的对立界限的详细信息。我们不需要一种被写入民族学讲义中的文化形貌的纲领。另一方面，不同文化追求的不同的财产，以及基于它们制度上的不同意向，才是理解不同社会秩序和个体心理的根本点。
文化整合与西方文明的研究以及社会学理论的关系极易发生误解。我们自己的社会就常被描绘为是一个缺乏整合的特例。它巨大的复杂性和年复一年的急剧变化，使它不可避免地缺乏在那种较为简单的社会里不会产生的那些要素之间的和谐。然而，多数的研究由于一个简单的技术错误，便夸大和误解了整合缺乏的问题。原始社会在地理单元上就是整合的。但是，西方文明层次复杂，在同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社会团体依完全不同的标准生活，受不同动机的驱动。
试图在现代社会学中运用人类学上的文化区域的努力，只能在极有限的程度上有所收获，因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今天主要不是空间分布的问题。在社会学家中，现在有一种把时间浪费在“文化区域概念”上的倾向。确切地就，这种“概念”是没有的。当特质按地理自我组合时，它们就必须从地理角度给予处理。当它们不是按地理自我组合时，制定一种至多不过是从松散的经验范畴中抽出来的原则也没有意义。在我们的文明里，从人类学观点看，有一种遍布地球的一致的世界主义文化，但在劳动阶级和名流阶层之间。在以教堂生活为中心的团体与以人生竞赛为中心的团体之间，同样有着空前的区别。现代社会选择的相对自由，使那些重要而自发的团体的出现成为可能，它们所主张的原则与“扶轮社”和格林威治村社的原则相反。文化进程的本质并没有随这些现代条件而改变，但能在其中对文化进行研究的单位不再是地方性的团体了。
文化整合有着重要的社会学上的结果，并冲击着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几个未决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关于社会是否是有机体的论争。多数现代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煞费苦心地主张，社会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凌驾于组成社会的个体意志之上的东西。正象他们的部分论点那样，他们猛烈地攻击了“团体迷妄”（group－fallacg），他们认为，这种解释会使思维与行为成为某种神话实体——团体——的一种功能。另一方面，那些研究互异文化——在那里，有关资料十分清楚地表明，各种个体心理定律都不足以解释那些事实——的学者常以不可理喻的神话或措词来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象涂尔干那样喊道：“个体并不存在。”或象卡洛伯（kroebre）一样，他们用他称为超有机体（Superorganic）的力量来说明文化进程。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这是一场言词之争。没有一个所谓的有机论者会真正相信，在文化中，除了个人意志之外还会有其他的意志体系；而另一方面，即使象阿尔波特（Allport）这样有力批判“团体迷妄”的人，也承认对群体进行科学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这是“社会学的特殊科学领域。”在那些认为有必要把群体设想为不只是个体之和的人与那些否定这种观点的人之间的论争，已在研究不同资料的学者中广泛开展。涂尔干从对文化差异尤其是对澳大利亚文化的早期了解出发，常用比较含混的措词，反复重申文化研究的必要性。而另一方面，更多地是与我们自己的准标化文化打交道的社会学家，却企图把那种在他们研究实际上并不需要的方法论推翻。
显而易见，祖尼的所有个体之和构成了一种超越那些个人所希望所创造的一切之上的文化。这个团体在传统哺育下成长；这是“时间的凝结”（time－binding）。把它称为有机整体完全合理。我们把这样一个群体说成是一个选择它的目标并且有特殊目的的团体，这是深深根植于我们语言中的那种泛灵论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它是不应当被作为一种神秘哲学的证据来反对学者的。如果我们要理解人类行为的历史，就必须研究这些团体现象，因为个体心理学本身不能对我们所面临的事实作出解释。
在社会风俗的种种研究中，问题的症结在于，考虑中的行为必须穿过社会承认的针眼（needle’s
eye），只有广泛意义上的历史，才能对社会为什么接纳或拒绝的原因作出解释。这不仅是讨论中的心理学，而且也是历史，而历史绝不是由内省所能发现的一联串的事实。因此那些从人类竞争心中推出经济体系和从人类好斗性中推出现代战争的习惯解释，以及其他我们在各种杂志和现代书卷中所见的现成解释答案，对人类学家来说，不过是一空洞的圆环。里弗斯（Rivers）是最先尖锐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他指出，不应试图从复仇去理解血缘争端，必要的是从血缘争端的制度去理解复仇。同样，也必须从当地两性生活规则和财产制度所设定的条件作用去研究嫉妒。
根据个体行为而对文化所作的天真的解释的困难，并不在于这些解释是心理学的，而在于它们对特质接受或拒绝的历史及其进程的忽视。对文化所作的任何结构性解释，也是按照个体心理作出的解释，但它既依据心理学，也依赖历史。有人认为，酒神式行为在某些文化制度中受到重视是因为它在个体心理中有永恒的可能性；但是这种行为在一些文化中得到强调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则受到冷遇，却是因为某些历史事件在一地促进了它的发展而在另一地对它排斥的缘由。在对文化形式予以解释的不同观点中，历史和心理学都是必要的；任何人都不能以历史代替心理学，反之亦然。
让我们再来讨论一个与上述问题有关的问题，即对结构人类学形成冲击的各种争论中的一个最为剧烈的论争。这是一场有关社会现象生物基础的冲突。我曾讲过，人类气质似乎在世界上是相当恒定的，似乎在每一社会中，一种大致相似的分布都是潜在有效的，而且，文化似乎都是根据它的传统模式从这些气质中选择出来的，并把广大的个体铸为一体。例如，根据这种解释，迷狂经验在任何人口总体中，都是一定数量个体中的一种潜能。当它受到尊重和鼓励时，很大一部分个体就会去索获或仿效这种经验，但在我们这个把迷狂经验视为家族声望污点的文明中，追求这种经验的个人数量就会缩减，而且这些个体将被视为变态者。
但人们还可能作出另外一种解释。有人曾激烈地论争说，文化特质不是文化的选择而是生物的遗传。依照这种解释，其差别是一种种族差别，而且，草原印第安人追求幻象是因为这个必然性是在这个种族的染色体中遗传的。与此相似。普韦布洛文化追求节制衷和也是因为这种行为是他们种族遗传所决定的。如果生物学的解释是真实的，那么，我们需要深入理解的团体行为，就不是理解历史而是理解生物学。
但是，这种生物学解释从不具有一个坚实的科学基础。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持此种观点的人有必要出示一些能说明即使是少部分有必要理解的社会现象的生理事实。基本的细胞新陈代谢或内分泌腺功能在不同的人类团体中或许有较大的差异，这些事实有可能使我们洞察出文化行为的差异。这不是一个人类学问题，但当生理学家和发生学家提出材料后，这对于研究文化历史的学者便会具有价值。
然而，生物学家在未来所可能提供的生理的相互关系，就它们有关特质的世袭遗传而言，即使达到最佳程度，也不能象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包罗所有事实。从生物学上看，北美印第安人是一个种族，但在文化行为上并非全是酒神形的。祖尼是一个在动机上完全相反的特例，这种日神文化为其他普韦布洛人共同具有，其中有一个团体就是霍皮人，它是首首尼人的亚群。这是一个在酒神形部落中有广泛代表性的群体。据说，它与阿兹蒂克人还有语言上的关系。另一个普韦布洛团体是特瓦人，在生物学和语言学上与南部草原的非普韦布洛的基奥瓦（Kiowa）人关系密切。所以文化结构是地方的，并与不同团体发生已知的联系。同样，在西部草原也不存在把那些寻求幻象的民族与其他团体分离开来的生物学上的统一体。定居在这个地区的部落来自分布广泛的阿耳冈昆人、阿萨巴斯卡人、苏人等种族，而且每个部落仍保留着它们特殊语系的语言。所有这些语系包括了按草原模式追求幻象和不追求幻象的部落。只有那些住在草原地域之内的部落，才把幻象当作每个正常健全男人之特征的本质构成部分来追求。
当我们不考虑空间分布，而转向考虑时间分布时，环境性的解释就有些专断了。心理行为的最剧烈的变化已发生在那些生物组织并没明显改变的团体之中。这一点可以从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中得到充分的说明。在中世纪，欧洲文明倾向于神秘行为和灵魂现象的流行，而在十九世纪，却趋于极端实际的物质主义。在团体人种机构没发生相应变化的情况下，文化则变化了它的倾向。
对行为所作的文化性解释从不需要否认，其中也包含有一种生理因素。对这一事实的否认，定是由于误解科学性解释所致。生物学不否定化学，虽然化学不足以解释生物现象。生物学没有按化学公式进行研究的义务，因为它认识到构成化学所分析的事实基础的是化学定律。在每一科学领域，强调能最恰当地解释所考察的情形的定律和结果是必要的，但仍必须坚持其他因素存在的客观性，尽管在最后的结果中，人们能够表明它们不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此，指出人类文化行为的生物基础绝大部分是无关紧要的，并不是否认生物基础的存在。它只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的因素才是强有力的因素。
甚幸在有关我们自己文化的研究中，实验心理学已被迫作出了一种类似的强调。近期有关人格特征的重要实验已经表明，既使在诚实和领导地位的特质里，社会意志也是决定性的。一种实验情境里的诚实几乎无法表明，孩子在另一实验情景中是否会欺骗。它所表明的不是诚实不诚实的人，而是诚实不诚实的情境。同样，在对领导人的研究中，证明了即便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也无可视为标准的一致的特质。角色发展了领导人，他的品质就是情境所强调的那些东西。在上述“情境”的结果里，愈来愈明显地表明，即使在一个经过选择的社会中，社会行为“不是预先规定的一种特殊行为方式的固定机制的简单表现，而是由我们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以多样方式所激发出的一系列倾向。”
甚至当时某一社会的人类行为具有巨大作用的那些情境，被扩大到在目标、动机互相对立达到象祖尼、夸库特耳之间那种程度的文化之间的对比时，那种结论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对人类行为感兴趣，首先，我们必须理解任何社会所提供的制度。因为人类行为会采用这些制度所提出的那些形式，甚至对这些极端的形式而言，当观察者受到他所属文化的深染时，可能没有暗示。
这种观察者只有在相异文化而不是自己的文化里，才会领悟到行为的奇特发展。但很明显，这仍是一种地方的和暂时的偏见。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任何一种文化都已抓住了一种永恒的健全精神，并会被作为人类问题的唯一结论而载于史册。甚至下一代人就会认识得更好。我们唯一的科学方式是尽我们所能，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作为无数人类文化中的多样结构中的一例加以思索。
任何文明的文化模式都利用了一种潜在的人类目的和动机大弧上的一定的断面，正如我们在前章中所见的那样，任何文化都利用了某些选择过的物质技术或文化特质。一切人类行为分布的这个大弧，是如此巨大，又如此充满着矛盾，因而任何文化都只能利用其中重要的部分。选择是第一要求，没有选择，任何文化都不能取得让人理解的明晰度，而且，它所选择的和构成其自身的意向，要比它以相同方式选择的特殊的技术细目或婚姻形式重要得多。
这些被不同民族选择的并用于他们传统制度中的潜在行为的不同弧，只得到了我们描述过的三种文化的说明。但极其不可能的是，这三种文化所选择的目标和动机是最有世界特征的。之所以选择这些特殊的例证，是因为它们作为活文化，我们对它们有所了解，故我们能避免在那些不再可能通过考察而进行查证的文化讨论中总是会出现的种种怀疑。例如草原印第安人文化就是一种我们占有大量材料而又有着惊人一致性的文化。在它们本地的典籍、旅行家的报告以及民族学家搜集的回忆录和风俗的残存中，其心理模式清晰可见。但这一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并未一直起着作用，因而产生怀疑是合理的。人们不能轻而易举地讲出习俗与教义原则是怎样一致的，以及在使一个适应另一个时，什么样的方策是普遍的。
这些文化结构也不是我们讨论过的“类型”，所谓类型，是说它们代表一种固定的特质丛。每一种都是经验性的特性，而且也许不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全盘复现。努力把所有文化都看成是有限的那么几个固定和精选的类型的代表，是最大的不幸。当范畴被视为是所有文明和所有事件所必须的和所应适用的时候，它们就成了一种义务。多布和西北海岸那种侵略性和妄想狂倾向，同这两种文化中的完全不同的特质联系起来了。那里不存在固定丛。祖尼和希腊对日神形的强调，有着本质不同的发展。在祖尼，节制和中和的美德把一切异质文明都排除在外。然而，如果对同样制度化的酒神形的补偿加以认识，就难以理解希腊文明。不存在什么“定律”，唯有几种不同的由一个主导态度所可能采取的特质方向。
彼此密切相似的文化模式，也许不会根据他们的主导目的去选择相同的情境。在现代文明中，一个在生意竞争中冷酷无情的人，常也会是能体贴妻子的丈夫和对孩子宽大的父亲。西方文明中那种对追求成功的迷恋的程度，在商业生活中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却没有扩大到家庭生活的一切方面。围绕这两种活动的制度所表现出的鲜明对立，在多布则不存在。在多布，夫妇生活与库拉交易相同，都由同一动机驱使。甚至那儿的种植也是对其他园主的山药蛋的一种盗用。但种植通常是一种日常活动，无论其文化模式如何，这种活动都很少会受其影响。这是一种主导动机没有扩展到或主导动机被忽略的情形。
有关行为受文化模式染色程度的不平衡，在夸库特耳人的生活中相当明显。我们已经看到，夸库特耳人对高贵成人死亡的特有反应是执行某种可达到平衡的计划，来回击使他们羞耻的命运。但年青父母为婴幼儿哀悼时也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行动。母亲的哀泣充满悲伤。所有妇女都来放声恸哭，孩子的母亲抱着死孩俯首而泣，她让雕匠和玩偶制作者制作各种玩具，并四下分撒。妇女们哭着，母亲则对她死去的孩子喃喃泣诉；
呐，啊，啊。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你选择我作你的母亲，我则努力为你做一切。看看你的玩具和我为你做的所有东西。孩子，你为何弃我而去？难道我做错了什么？我的孩子，当你回到我的身边，我会努力把一切做得更好。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在你去的地方快快醒转，一旦强健就回到我的身边。请别长久呆在那儿，千万千万。孩子，把怜悯和仁慈带给我吧，这就是你母亲的心愿。
她为死孩的归来和第二次从她体内再生而祈祷。
夸库特耳恋人分手的歌也充满了悲伤：
呵，他将远去。他将被带向名为纽约的美丽地方，我的爱人。
呵，我愿象一只可怜的小渡鸟飞翔在他的身边，我可爱的人。
呵，我愿飞翔在我亲爱的人身边，我的爱人。
呵，我愿躺在我爱人的身旁，我的心肝。
让我对爱人的爱吞噬我的肉体，我的主。
他使我永生的美语夺去了我的身体，我的爱人。他说他两年内不再回来，我的爱人。
哦，我愿当一张柔软的羽床，让你躺在上面，我的爱人。
哦，我愿做一只让你的头枕下休息的枕头，亲爱的入。
再见吧！我沮丧无神，我为我心爱的人儿挥泪。
但是，甚至在夸库特耳人的这些歌曲里，哀伤也渗入了使痛苦者承受的羞辱感，然后感伤就转向刻薄的嘲笑和渴望再次把法码平衡。被弃的少男少女的歌，与我们熟悉的自己文化的此类表达差别并不太大：
哦，亲爱的女郎，怎样才会让你知道我的思量，我是多么
想你的言行，我爱人般的女郎？
它是嘲笑的目标，我的女郎，它是讥讽的对象——你的行为，我心爱的女郎。
你是耻辱之的，心爱的女郎，你的行为成了羞辱的对象，
我年轻的心爱女郎。
永别了，心爱的女郎，再见吧，情人，由于你的行为，亲爱的女郎。
或者这一首：
她装出冷漠平淡，一到若无其事的容样，没有爱我的心肠，我真心的爱人啊，亲爱的女郎。
我亲爱的女郎，你走得太远，美名将一落千丈，心爱的女郎。
朋友，让我们不再听那弃我远去的人儿的情歌。
朋友，如我另寻到了爱人，一个心爱的人儿，我会又过上美好的时光。
当我放开歌喉对新的心上人歌唱时，我希望往日的她能
听到我的情歌，我往日的爱人。
很明显，哀伤很容易转为羞辱，但在某种限定的情境中，悲伤的表现才得到允许。在夸库特耳家庭生活的亲密之中，也有表达热烈感情的时机，以及令人愉快的授——受人际关系。在夸库特耳人的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情境都同样要求最能代表他们生活特点的动机。
如同在夸库特耳人的生活中那样，西方文明中也不是各个生活面都同等地屈从于现代生活中极其突出的权力意志。但是在多布和祖尼，要明白哪些生活面受到了其文化结构的轻微影响，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可能是由文化模式的本质所致，或是由某种追求一致性的倾向使然。目前，尚不能作出定论。
在对文化整合进行理解时，有一个社会事实必须予以考虑。这就是传播的意义，人类学巨大的主体研究已致力于了解人类模仿的事实，原始地区特质传播的范围就是极其惊人的人类学事实之一。服饰、技艺、仪式、神话、婚姻上的经济交易等特质，在所有的大陆上都得到了广泛传播。一个大陆上的每个部落都常常以某种形式拥有这种特质。在这广大区域中的某些地区，已在这种原料上打上了特殊的目的和动机的烙印。普韦布洛利用了农作方法、巫技手段和广为流传的属于北美广大区域的神话。另一大陆上的日神文化必然会同其他原料一起起作用。两种文化会共同具有它们早已改变了的那种可从自己大陆得到的原料的方向，但它们可得到的特质则是不同的。因而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可比结构将不可避免地拥有不同的内容。通过将普韦布洛与其他北美文化——这些文化具有相同成份但使用方式不尽相同——进行比较，我们就能理解普韦布洛文化运动的方向。同理，通过研究希腊文明在东地中海各种文化中的地方结构，就能极好地理解希腊文明中对日神形的强调。要清楚理解文化整合的进程，就必须辨析它与了解传播事实相背的方面。
另一方面，对整合进程的认识，描绘了一幅有关普遍物质之本质的颇为不同的画面。对婚姻、入会式或宗教的那种通常的命题式研究，都假定每一特质都是产生自身动机的特殊行为领域。韦斯特马尔克（Westermarck）把婚姻解释为一种性选择的情境，而且还把入会式程序常常释为是青春期骚动的结果。因此，它们所有的数以千计的变更就是一串单一系列的事实，而且，他们只是把在一般情境里所包含的某种冲动或需求翻来复去地说说而已。
很少有哪种文化是以这样简单的方式处理他们重大的时刻的。无论是婚姻、死亡或是对超自然物的祈祷，这些时刻都是每一社会用以表现其特有目的的情境。支配它的诸动机并不产生于特殊选择的情况中，而是人们用其文化的一般特征刻在它上面的。婚礼可以与婚配选择无关，因为婚配选择是用其他方式加以规定的，但妻子的积聚则可能是财富积累的一般翻版。经济习惯可能与提供必要衣食的基本作用相去甚远，以致一切农作技术被引到这样一种方向：积累起数倍于人们必要食物供应的数量，为了慷慨显示和自豪的炫耀，任其腐烂。
就这种场合的本质而言，甚至是对比较简单的文化反应的理解而存在的困难，在我们对选择的三种文化的描述中，已再三清楚地得到了反映。在哀悼场合，哀悼是对一种失落情境的悲伤、或解脱的反应。巧的是这三种文化没有哪一种把对哀悼的这类反应变为制度。普韦布洛人较为接近，因为他们的仪式把亲属的死亡视为是社会集合各种力量驱逐不愉快的重大时刻之一。悲伤在他们的程序中几乎难以制度化，但他们却把失落情境视为有必要降到最小程度的非常时刻。在夸库特耳人中，无论是否有真正的悲哀存在，哀悼制度，都是一种文化偏执狂的特例。因为根据这种偏执狂，他们认为亲属死亡给他们带来了耻辱并力图达到心灵平衡。在多布，哀悼制度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它们主要是由血缘亲族对造成自己成员死亡的那个配偶处以的惩罚。也就是说，哀悼制度是被多布人视为背叛的无数的情况之一，而且是可以通过选择一个可惩罚的牺牲者来进行的一种形式。
对传统而言，利用一切由环境或生命周期所提供的时机，并用它沟通一般无关的目的，是最为简单的事情。这种事件的特征表现得如此之少，以至一个患腮腺炎的孩子的死亡也会发展成对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人的杀害。或者，一个女孩的初潮会发展成几乎是一个部落全部财产的再分配。哀悼、婚姻、青春期仪式、或经济，并不是人类行为的特殊项目（因为每一种形式都带有自己的普遍的内驱力和动机，这些内驱力和动机决定着它们过去的历史和未来），而是任何社会都可利用来表现各自重要的文化意向的特定时机。
因此，基于这种观点，重要的社会学单位不是制度而是文化结构。对家庭、原始经济活动、道德观念的研究，需要被分成那些强调在无数例证中已支配这些特质的不同结构的研究。如果单独抽出夸库特耳人的家庭进行讨论或把夸库特耳人婚姻行为从婚姻情境中分离出来进行讨论，就永远说不清楚夸库特耳人生活的特殊本质。同样，如果把我们自己文明中的婚姻只当成婚配和家庭生活的变体，那么我们也就水难弄明白这种情境。在我们文明中，一般人的主要目的是积聚私有财富和增加炫耀的机会，那么不抓住这一线索，我们也无法理解现代妻子的地位和现代嫉妒情感。我们对孩子的态度也同样证明了这种相同的文化目的。与某些原始社团中的孩子不同，我们孩子的权利和爱好并不是从幼时起就受到非正式尊重的；他们不过是一些责任，象我们的财产一样，我们可依情况使之屈服，或沾沾自喜。孩子基本上是我们自我的延伸，并提供了一种展示权威的特殊机会。这种模式，在我们时常设想的父母——孩于情境中并不是固有的。它是我们文化主要内驱力刻于情境之上的东西，它只是我们能在其中遵循我们的传统思想的情境之一。
随着我们日益变得有文化意识，我们将有能力分离出一种情境中普遍而微小的内核，和分辨出那些地方性的、文化的以及人为的巨大结合体。这些结合体并不是情境本身的必然结果，这个事实并未使它们在我们的行为中更为易变或重要性更小。实际上，它们很可能比我们已意识到的更难改变。譬如，当一个神经质的孩子陷于一种不相容情境，而这种情境又为他的各种联系加强并越过他的母亲而扩大到他的学校及他的交易或他的妻子时，母亲教育行为的细节变化很可能不足以挽救他。展现在他面前的整个生活道路所强调的是竞争和所有权。孩子的出路很可能在于机运或独立。无论如何，问题的解决最好是少强调父母——孩子情境中固有的困难，而多强调那些在西方行为中由自我扩展和对人际关系的利用而采取的形式。
社会价值问题也被深深地卷入了文化的不同模式化的事实之中。有关社会价值的讨论，通常满足于把某些人类特质视为是合乎理想的，满足于指出一个包括这些美德的社会目标。当然有人会说，在人际关系中利用他人和傲慢的自我要求是糟糕透顶的，而热衷于团体活动才是好样的；既不以性虐狂也不以被性虐狂来求得满足的性情是好的，而且乐于生存并让人生存的性情也是好的。然而，象祖尼一样把这种“好”标准化的社会秩序，绝不是空想的乌托邦。它同样表明了美中不足。例如，我们习惯于高度重视的诸如意志力、个人创造力的气质或以武力对付大量麻烦的气质，在那里就没有地盘。它是不可矫正的温和。在祖尼，充斥在生活方式中的团体活动与人类生活中的出生、爱情、死亡、成功、失败和名望没有关系。仪式的宏伟壮观满足了他们的目的，都弱化了更多的人的兴趣。从社会利用或社会虐待的形式中所产生的自由，表现了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就象无止尽的不是旨在为人类生存的重要目的服务的繁文缛节的仪礼形式。这是一个古老的必然的事实：有其上就有其下，有其左就有其右。
社会价值问题的复杂性异常清楚地反映在夸库特耳文化中。夸库特耳人的制度所依靠的和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社会共同拥有的主要动机是对抗的动机。对抗是一种并不集中在现实活动的目标上，而是集中在战胜对手上面的斗争。注意力并不指向为家庭提供充分的食物或占有可资利用或享受的财物，而是指向远远超过邻人并占有比他人更多的东西。除了胜利这个大目标以外，一切都不在眼下。象竞争一样，对抗也不注目于原始活动；不论是编篮或卖鞋，它总是创造一种人为情境：显示某人能战胜别人的游戏。
对抗是一种臭名昭著的浪费。按人的价值予以衡量，它位置低下。它是一种暴虐政治，在任何文化中一旦受到鼓励，无人可以自脱。对至尊的渴念如此巨大，永远不会得到满足。对抗竞争永无尽头。社区积累的财富越多，人们玩弄的筹码就越大，但是，这种游戏不是以小小的赌注来获取胜利。在夸库特耳制度里，这种对抗达到荒唐的极地：把大规模毁灭财物与投资相提并论。积聚财物完全为了竞争优势，但在打碎最高价值单位（指铜器）和烧毁房板、毯子、独木舟时，常常也没有一种比较的意识。其社会性浪费是明显的。在米德尔东（Middletown），迷恋性对抗也同样明显，在那里，每个家庭都可以通过建造房屋、购买衣物、参加娱乐等来证明，它尚未退出这种游戏。
这是一幅不美的图画。在夸库特耳人的生活里，对抗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一切成功必须建立在对手的毁灭之上；在米德尔东则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个人的选择和直接的满足被降到最小限度，而追求一致却远远超过了所有其他的人类的喜悦。在上述两种情形中，追求财富，看重财富显然不是为了直接满足人类需要，而是作为同对手竞赛的一系列筹码。如果获胜的意愿从经济生活中被排除，如同在祖尼那样，那么，财富的分配和消费就会遵循完全不同的“定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