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绰的六条诏书，
一、先治心，【“治民之本，莫若宰守。治民之礼，先当治心。其要在清心，次在治身，躬行仁义、孝弟、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继之以无倦。”】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
悬为当时行政官吏的新经典。
文长数千言，周主常置座右。又令百司诵习。绰又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账户籍之法。【此如汉初张苍为计相事，隋室之盛即本此。】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
官吏在政治上的责任，现在又明白的重新提出。
而当时官吏的任用，尤能打破历来氏族门第的拘絯。
六条之四曰“擢贤良”，其言曰“自昔州郡大吏，但取门资，不择贤良。夫门资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今之选举，不限资荫，惟在得人。”
于是以前的官吏，为门资所应得；而此后的官吏，则将为民众负责任。此种意识，不可不说是当时一个极大的转变。
北史卢恺传：“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氏流。”又北史陆彦师传：“转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盖北周僻在关西，洛阳鲜卑贵族，去者无几，故苏绰得教宇文泰打破门第，拔才任用。如此，则鲜卑族自见湮沉，汉人自见腾驤，实为北周汉化一更要关键。【隋文非有大功盛业，而北周大臣如韦孝宽、杨惠、李德林、高炯、杨穆，皆翕然归奉，此恐亦有种姓之见存。】至隋时，政治转换，已上轨道，故卢恺、薛道衡等重提士庶之别，此并非反对北周之制，实为依照苏绰用意，作更进一步之甄别也。
周礼是他们政治理论的根据，一时君臣皆悉心讨究。
此书在魏孝文时已见重。西魏因推行周礼，故公卿多习其业。北齐熊安生精治此经，名闻于周。周武帝灭齐，安生遽令扫门，曰：“周帝必来见我”，已而果至。
僚吏俊彦，旦理公务，晚就讲习。
北周文帝于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而后子、史。又于诸生中简德行淳懿者侍读书，河东薛慎等十二人应其选。
从学术影响到政治，回头再走上一条合理的路，努力造出一个合理的政府来。【此指能切实贡献于民众，而非专为保门第、固权荣而言。】
从此漫漫长夜，开始有一线曙光在北方透露。到隋、唐更见朝旭耀天。
第十八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魏晋南北朝之门第】
贵族世袭的封建制度，早在战国、秦、汉年间彻底打破。然而东汉以来的士族门第，他们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位，几乎已成为变相的封建了。
一、九品中正制与门阀
东汉士族地位的获得，本由当时的察举制度。三国丧乱之际，“士人流移，考详无地。”【卫瓘语。】用兵既久，人材自行伍杂进。“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李重语。】两汉文治精神所托命的州、郡察举制，一时逆转，而倒退为秦、汉初年之军功得官。要对此种情况加以救挽，于是有魏尚书陈群之“九品官人”法。【事起延康元年，始议则自何夔。】
朝廷用人委之尚书，然尚书“不能审核天下人才士庶，【刘毅所谓“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鑑人物，何异以管窥天？”但又不愿漫无标准，一切委之军队或私人关西。】于是委中正铨第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级。】凭之授受。”【通典语。】
州置“大中正”，郡置“小中正”。【自汉末舍之州牧，于是州在郡上，自成一级。】大中正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通典语。】故“中正”乃中央官之兼职。【故晋书职官志别无“中正”之官。】
中正何以必须本处人任之？因非此无以熟知各本处之人才。中正何以必须中央官兼职？因乱离之际，人才集中中央，就近访察为便。
各地郡中正可以各就所知，汇报各本州大中正。大中正得根据乡评，定其品级与进退。
通典云：“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
此虽为军政状态下一时之权宜，然其初“犹有乡论余风”。【卫瓘语。】故其后有“正始胜流”之目。【李重语。】今按：此制与州、郡察举有相异者两点：
一、州、郡察举之权在地方官，而州大中正则为中央官之兼职。故士庶求出身者，于察举制度下必须归于地方，而在中正制度下则须奔集中央。
此制本因人才不在乡里而立。但既立此制，则有使人才永不反归乡里之势。
二、州、郡察举只为士人进身之初步，至于以后在官职位之升降与转移，则与察举无关。
九品中正于各本州人士，无论已仕、未仕，皆以入品。
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谓：“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卫瓘谓：“其始乡邑清议，不拘爵位”，故居官者因清议而进退。【谅陈群初意，盖欲藉此澄清当日浊乱之官场也。】陈寿父死有疾，使婢丸药，乡党贬议，遂致沉滞。后又因遵遗嘱葬母洛阳，坐不以母归葬，再致废辱。东晋温嶠为丹阳尹，平苏峻有大功，司徒长史以嶠母亡遭丧不葬，下其品。
如是则官位之升降，乃不系于居官服务之成绩，而操于中正之“品状”。
“品”者履行，“状”者才能、绩效。中正可得定“品”，不能知“状”。应于入仕之后，别有考课之法。今品、状均付于中正。如王嘉叙吉茂虽在上第而状甚下，云其“德优能少”是也。此制初意，本欲使官人之权不操于在下，而结果转使在下者持官人进退之柄。【故刘毅谓：“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实名，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又按：州、郡察举，每岁不过数人，故易识别；中正品状，同时网罗合境人才，势难周悉。于是只凭门第，兼采虚誉，虽欲中正，亦不能得。此又为察举制与中正制相异之一点。
关于第二点，魏夏侯玄已求矫正。
谓：“中正但当考行伦辈，铨衡专于台阁，不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众职各有官长，但使官长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
但当魏、晋之际，司马氏正结欢强族，自谋篡窃，夏侯玄不免杀身之祸，集权中央之政见，难见实施。
关于第一点。西晋统一以后，刘毅、卫瓘、李重诸人均有论列。九品中正本系三国军政时代之权宜办法，今天下复归一统，自当仍将察举权付之地方长官，不必再要一个中正。
此亦所谓“土断”。卫瓘云：“臣等以为宜拟古制，以土断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为正，无复悬客，远属异土。如此则同乡邻伍，皆为邑里，郡县之宰，即以居长。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如此则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也。”
然而当时世族门第之势力已成，九品中正制正为他们安立一个制度上之护符。中正“计资定品，惟以居位为贵。”【亦卫瓘语。】“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段灼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刘毅语。】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此为当时尽人皆知之事实。在此形势下，故家大族，虽无世袭之名，而有世袭之实，因此这一个制度终于不能废弃。【陆机荐贺循、郭纳表，谓：“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观此知西晋北方士族擅朝政之概。宜乎元帝渡江，有“寄人国土，心常惭愧”之语也。】
二、学校与考试制度之颓废
两汉官人，与察举制相辅并行者，尚有学校与考试。东汉的累世经学，即为造成门阀之一因，但到门阀势力一旦长成，学校与考试制度即不重要，难以存在。
汉末丧乱，天下分崩，学校自无存立之地。魏黄初、【文帝。】太和、青龙【明帝。】中，屡次想振兴学校，然而“高门子弟，耻非其伦”。【齐王芳时刘馥语。】博士既无高选，来者只为避役而已。
两汉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魏高柔疏：“博士迁除，限不过长。”【最低级之地方官。】其升迁既有限，宜遴选不得其人矣。
中央的尊严已倒，王政转移而为家教，自然高门子弟不愿进国立的太学。
国立太学的传统教育为六经与礼乐，而当时名门世族的家庭风尚，是庄老与清谈。六经礼乐本求致用，【此两汉之学风。】庄老清谈则务于自娱。【中央政府无权驾驭世族，世族亦不愿为中央所用。】
直到东晋成帝时，【咸康三年。】还有人【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以为江左寖安，请兴学校。遂重立太学，征求生徒。然当时士大夫多讲庄老，看不起儒家，终于没有人来理会。
宋文帝立玄、史、文、儒四学，乃以玄为首，国立太学改讲庄老玄谈。然庄老根本理论便不承认国家有教育人民之必要。宜乎南朝立学，皆旋立旋废，亦仅为具文而已。
中央既无登用人才之权，如何再能鼓舞人心来受中央的教育？
三、南渡后之侨姓与吴姓
九品中正制已为门第势力安置一重政治上外在的护符。晋室东迁，中原衣冠，追随南渡者，依借勤王之美名，又在政治上自占地步。故当时有侨姓、吴姓之别。
过江者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吴姓不如侨姓。
东南本为胜国，自不敢比望中原。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齐孝武帝欲以张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绪少有清望，诚美选，然南士由来少居此职。”乃止。褚彦回曰：“江右【指东晋。】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为则。”
而侨姓中又分早、晚渡江之不同。
杜骥兄坦告宋文帝：“臣本中华高族，亡髙袓因晋氏丧乱，播迁凉土。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
中央政府本属虚置，只得对之优借。
故“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梁书高帝纪。】宋、齐以来，甲族“起家即为秘书郎”。【南史张赞传。】帝王偶尔破格用人，便足自傲。
梁武帝以张率为秘书丞，谓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望冑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为卿定名誉。”
这都是当时政治上的不成文法，为故家世族拥护权益。
四、当时之婚姻制度与身分观念
故家世族为要保守他们的特权，亦复处处留神，一步不放松。最紧要的自属婚姻制度，这是保守门阀一道最重要的防线。齐代王源嫁女富阳满氏，沈约至特上弹章。【沈文云：“自宋氏失御，礼教凋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可见当时门第势力已日就隳弛。又云：“源见告穷尽，因与满为婚，聘礼五万。源先丧妇，以所骋余直纳妾。”是门第之混淆，大率由于贫富之颠倒也。】侯景请娶于王、谢，梁武帝谓：“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
不仅他们对于婚姻制度如此谨严，即日常私人交接，亦复故意的装身分，摆架子，好像他们果然舆别人有一种不可踰越的界线。
中书舍人王弘为宋太祖所爱遇，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纪僧真幸于宋孝武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愿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斅、谢蕍，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纪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命左右移吾床让客。纪丧气而还，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官爵以外，别有其身分与地位，此事从东汉以来已有之。【除却道德、学问等问题不论。】惟东汉尚为名士，而至此遂成贵族。【名士及身而止，贵族世袭罔替。】然而士大夫特意装身分的故事，至宋、齐以下而转盛，【永明中，王俭与贾渊撰百家谱，谱学亦自此乃盛也。】这便是告诉我们，当时士族门第的界线，实已将次破坏了。还有一事可以见出当时士族门第势力消长之朕兆者，便是朝廷御史官之轻重。御史本为朝廷振肃纪纲之官，当时士族既目无中央，自不乐于有此职。此在宋、齐时极显见。
宋延颜之为御史中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奏。王球甚矜曹地，从弟僧朗除中丞，谓曰：“汝为此官，不复成膏粱矣。”齐甲族多不居宪职，王氏分枝居乌衣者为官微减，王僧虔为中丞，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试为耳。”故齐明帝谓“宋世以来无严明中丞”。
但梁、陈以下，御史官遂多称职，此亦世族渐失地位之一征。
江淹弹中书令谢朏等，齐明帝称为“近世独步”。张缅居宪司，号劲直，梁武帝至遣工图其像于台省。其它如张绾、到洽、孔休源、臧盾、江革、【皆在梁。】孔奂、袁宪、徐陵、宗元饶等，【皆在陈。】皆以任御史举职称。
五、北方的门第
士族门第同时亦在北方留存，但北方的士族其境遇与南方不同。
一、南渡者皆胜流名族，在当时早有较高之地位，其留滞北方不能南避者，门望皆较次。【故思想上南渡者皆能言清玄，而留北者，皆较笃实。（时称“鄙俗”。）】
二、南渡衣冠，藉拥戴王室之名义，而朘削新土，视南疆如殖民地。北方士族则处胡族压逼之下，不得不厚结民众，藉以增强自己之地位，而博得异族统治者之重视。故南士借上以凌下，北族则附下以抗上。情势既异，其对各方态度亦全不同。
三、南方士族处于顺境，心理上无所忌惮，其家族组织之演进，趋于分裂而为小家庭制。
宋孝建时，【孝武帝。】周朗【魏书刘骏传以为周殷。】上书献谠言，谓：“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隋卢思道聘陈，嘲南人诗曰：“共甑分炊饭，同鐺各煮鱼。”【日知录卷十三有“分居”一条论及此。】
北方士族处于艰苦境况下，心理上时有戒防，时抱存恤之同情，其家族组织之演进，趋于团结而为大家庭制。
宋书王仲德传：“北上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南人则有邻而各自为族者。】河北有薛、马两姓，各二千余家。【北史薛允传。】薛安都，河东汾阴人，世为疆族，族众有三千余家。【宋书。】杨播、杨椿兄弟，“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其家仕魏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魏书节义传：“博陵李氏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其它六世、五世、四世同居者甚多。又颜氏家训谓：“北土风俗，率能恭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南北奢俭之风，亦因处境积虑而异。【家训又云：“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滕终家事。河北鄙于侧出，是以必须重娶。”此亦因家庭制度之大小而异也。】
故南方士族直是政治权利上之各自分占，而北方士族则几成民族意识上之团结一致。当时异族视之，亦俨如一敌国，比之刘渊、石勒，不敢轻侮。
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谓：“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南齐书：“刘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孝武大惊。”以为南方所少有也。又按：北史毕义云传：“毕家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为州里患。其家私藏工匠，有十余机织锦，自造金银器物。”又北齐书循吏宋世良传：“清河东南曲堤，为成公一姓蟠居。群盗多萃此。谚云：‘宁度东吴、会稽，不历成公曲堤。’”北方豪姓亦多仗暴力为奸利者。要之其自身具有一锺力量，与南方贵族仰赖于政治势力者不同。】
四、南方士族早有地位。故不頋再经心世务，【高门大族门户已盛，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故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乃相尚为庄老玄虚。北方士族处异族统治之下，既不能澄清驱攘，只有隐忍合作，勉立功业以图存全，故相尚为经术政务。【处异族统治下，惟经术可以进退自全，如刑名、纵横，皆危道也。】
故南方士族不期而与王室立于对抗之地位，其对国事政务之心理，多半为消极的。北方士族乃转与异族统治者立于协调之地位，其对国事政务之心理，大体上为积极的。
因此南方东晋以至南朝，历代王室对士族不断加以轻蔑与裁抑，而南方士族终于消沉。北方自五胡迄元魏、齐、周，历代王室对士族逐步加以重视与援用，而北方士族终于握到北方政治之中心势力，而开隋、唐之复盛。【唐代士大夫多沿北朝氏族。】
六、郡姓与国姓
北方门第至元魏时亦有郡姓、国姓之目。“郡姓”为汉族。
山东以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以韦、裴、柳、薛、杨、杜首之。
“国姓”即鲜卑。
亦称“虏姓”，代北以元、【拓拔。】长孙、【拔拔。】宇文、于、【勿忸于。】陆、【步六孤。】源、【秃发贺，太武赐姓。】窦【纥豆陵。】为首。
魏孝文迁都，诏以门第选举。
诏曰：“代人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无异寒贱，故宦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范阳卢、清河崔、荥阳郑、太原王。】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其旧为部落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在给事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在尚书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亦为姓。其大人之后，而官不显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官显者亦为族。凡此姓族，皆应审覆，勿容冒伪。”
在孝文之意，一面因为忻慕汉化，重枧汉士族之门第；一面则实欲援借汉族门第制度来保护鲜卑族的政治地位。当时北方门第有“膏粱”、【三世有三公。】“华腴”、【三世有令、仆。】“甲姓”、【三世有尚书、领、护。】“乙姓”、【三世有九卿、方伯。】“丙姓”、【三世有散骑常事、太中大夫。】“丁姓”【三世有吏部正员郎。】之目，【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亦几乎是一个变相的世袭。【孝明时，清河王怿上表，谓：“孝文制出身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无有亏没。”魏帝用意，皎然可见。】
当时君臣讨论，诸臣皆请惟拔才用，不论门品，而孝文不以为是。
北史韩显宗传，李冲曰：“未审上古以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粱儿地，为欲益政赞时？”帝曰：“俱欲为人。”冲曰“若欲为人，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冲曰：“傅严、吕望，岂可以门见举？”帝曰：“如此者希，旷代有一、两耳。”李彪曰：“陛下若专以地望，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犹如向解。”韩显宗曰：“陛下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帝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盖若惟才是用，则鲜卑自不如汉人；论门品，则鲜卑以王室亲贵，尚可保其优势，所以较之南朝君臣的意态，恰相反对。【北朝学校制度，亦较南朝像样。】
但是魏孝文只能在门第的观念与制度上，设法使鲜卑汉化，【故既改其姓氏，又奖励与汉族高门通婚姻。】而与中原故家士族同操政柄；并不能排除汉族，让鲜卑独巩其治权。
当时在上者既力主门品，则门第在政治上的地位自然稳固。
他们已然经历长时期的惊风骇浪，现在居然能苦撑稳渡，慢慢见岸。中国文化，赖藉这些门第的扶护保养而重得回生。北方士族所遭境遇，视南方士族远为艰苦；而他们所尽的责任，亦较南方士族远为伟大。
然平情而论，南方门第对于当时传统文化之保存与绵延，亦有其贡献。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诗文艺术，皆有卓越之造诣；经史著述，亦灿然可观；品高德洁，堪称中国史上第一、第二流人物者，亦复多有。而大江以南新境之开辟，文物之蔚起，士族南渡之功，尤不可没。
要之，门第之在当时，无论南北，不啻如乱流中岛屿散列，黑夜中灯炬闪耀。北方之同化胡族，南方之宏扩斯文，斯皆当时门第之功。固不当仅以变相之封建势力，虚无之庄老清谈，作为褊狭之抨击。
第十九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上）【在西晋及南朝】
一、汉末之荒残
灵【黄巾之乱。】献【董卓之乱。】以来，海内荒残，人户所存，十无一、二。分别言之，如：
洛阳 董卓西迁，悉躯余民数百万口至长安。尽烧宗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后献帝还洛，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百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吴志一注引江表传：“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庚峻谒苏林，林曰：“鄢陵旧五、六万户，闻今裁有数百。”】
长安 董卓初死，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李、郭相斗，放兵劫略，加以饥馑，献帝脱逃，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徐州 徐方百姓殷盛，流民多归之。曹操父嵩避难琅琊，为陶谦别将所杀。初平四年，操攻谦，凡杀男女数十万人，泗水为之不流，五县、【彭城、博阳、取虑（下邳）、睢陵、夏邱（沛）。】无行迹。三辅遭李傕乱，流依谦者皆歼。曹操亦自谓：“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建安七年军谯令。】
荆州 刘表在荆州，关西、兗、豫学士归者千数；表没，亦遭残破。
寿春 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
其他如山东，【为黄巾所残。】河北，【为黑山贼所残。又有刘虞、公孙瓒、袁绍父于相继屠戮。孟达荐王雄曰：“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魏志崔林传注）】甘陇，【为马腾、韩遂所残，苏则云：“金城郡为韩遂屠剥，户不满五百，到官抚鸠，见户千余。”（魏志苏则传注）】靡不凋残。
以赤壁之战言，三方大较不到三十万人。
曹操合中国【即北方人，共十五、六万。】及刘表众【七、八万。】共二十余万。【号称水步八十万。】孙权遣周瑜，谓“五万众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诸葛亮自称有“关羽水军万人，刘琦江夏战士亦万人”。【以战国、楚汉之际，及王莽末年，及至黄巾初乱时几次战争相比。】可见当时壮丁之缺乏。
陈群谓：“丧乱后人民比汉文、景时不过一大郡”，殆非虚语。【杜恕亦谓：“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
附：三国季年户口数
蜀――亡时 户： 280，000； 口： 940，000 内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占1/9。
吴――亡时 户： 530，000； 口：2，300，000 内兵二十三万，占全数1/10，吏三万两千，后宫五千。
魏――平蜀时 户： 663，000； 口：4，432，881
三国合计约得 户：1，473，423；口：7，672，881
就全史而言，户口莫少于是时。【大体当盛汉南阳、汝南两郡之数。既备载后宫、将士、吏诸项，其数大约可靠。】
三国晚季如此，其大乱方炽时可想。
二、农民身分之转变
农民在大动乱中，地方政权随着中央政权而解体，他们无所托命，不得不依存于当地或附近的强宗豪族。强宗豪族把他们武装起来，成为一种自卫的集团，他们便成为强宗豪族的“部曲”。
如李典居乘氏，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万三千余口。袁、曹相拒官渡，李典输谷帛供曹军，后遂全部徙居邺。李典之众自有武装，故称“部曲”。亦有避地较僻，不需武装，而以政令约束相安者，如田畴率宗族避难无终山，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袁氏亡，畴将其家族宗人三百余家居邺。 亦有相聚而为寇盗者，如李通拜汝南太守时，贼张赤等五千余家聚桃山，通攻破之。【此等例不胜举。】
如是则农民由国家的公民，【编户籍，纳租税。】一变而为豪族的私属。【纳质任，称部曲。“质任”即抵押，凡为部曲，必纳其亲属子女为抵押品，以表诚信。】实在是农民身分之降低。
局势逐渐澄清，各地的强宗豪族，逐渐消并其势力于几个大势力之下，再建政府，这便是三国。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只有兵队而无农民。【吴、蜀临亡时，兵籍均占全人口十分乃至九分之一。妇女去其半，老弱去其半，大体仍是有夫皆兵也。曹操得冀州，按籍自喜得兵三十万，亦指全冀丁壮言。】
兵队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农民非加入军队，无以自全。其后则兵队非仍转为农民，亦不能存活。袁绍在河比，军人仰食椹枣。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
暂时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便是屯田制度。尤著者如曹操之屯田许下。
献帝建安元年，曹操用枣祗、韩浩议建屯田，募民屯田许下。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
邓艾之屯田淮南、北。
齐王芳正始四年，建议屯田淮南、北：“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即五万兵队中常有四万兵轮番田种，以十分之二即一万兵专任防御也。】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阡陌相属。【其他如刘馥之在扬州，贾逵之在豫州，均兴屯田水利。吴、蜀亦然。】
兵队代替农民做了国家的基本公民，管督屯田的典农中郎将，暂时便等于地方行政长官。
魏末咸熙元年，始正式罢屯田官，以典农为太守，都尉为令长。至晋初泰始二年，又诏罢农官为郡县。但以后复有农官。当时要把军政的变态，转移到民政的常态，颇非易易。
这是一个“复兵于农”的伟大运动。在中央首都【许。】的附近，乃至的腹地，【淮南、北。】都施行起屯田来。从整个政治问题而论，不得不说是一个绝路逢生的好办法。但专从农民身分而论，却又是一个大低落。
两汉以来的农民，以公民资格自耕其地，而向政府纳租。【田地为农民所有，故农民得自由买卖。其出卖田地而变为私家佃户者，此暂不论。】现在是政府将无主荒田指派兵队耕种，无形中，农田的所有权，又从农民手里转移到政府去。这一个转变最显著的影响，便是农民的租税加重。
汉代租额，通常是十五税一，乃至三十税一。魏、晋的租额是“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此据傅玄奏疏，及封裕谏慕容皝语。】这便是王莽所谓“豪民劫假，收什五之税”。现在是政府自做豪民。【邓艾疏：“四万人且田且守，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是屯田全入于官，而一人责百二十斛矣。其中岁课六十斛，就邓之初计则正是什五之税。咸宁三年杜预上疏：“乞分种牛付兖、豫二州将吏士庶，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其额重如此。】
经过长期的大骚乱，农民本已失去耕地，现在他们是以国家兵队的身分把屯田来代替吃饷。直到西晋统一，军事状态告终，这个情形实现到制度上来，便成西晋初年之“户调”。同时商业亦彻底破坏。
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此是汉武以来社会通行的标准币。】命百姓以谷、帛为市。【曹操时户赋已只纳绢绵，不纳钱币。】可证明当时商业之不振。
商业不振之主因，在于长期兵争之过分破坏。
楚、汉之际，商人乘机渔利，可证其时社会经济动摇不如三国、五胡诸纷乱为甚。
而因商人阶级之消失，更显明的形成农民与贵族世家之对立。【此后南方商业较盛，北朝殆至魏孝文迁洛阳后始有起色。史称梁初“扬、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钱；交、广用金银；余州杂以谷帛交易”。魏初民间皆不用线，髙袓太和十九年，始铸太和五铢线。】
三、西晋之户调制与官品占田制
晋武帝平吴后，置“户调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疋，绵三斤；【按：此亦如魏制，输绢绵，不纳钱币。】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男子一人占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
这是户调式的条文。
“调”本是调发之义，故户调仍沿三国以来兵士屯田之旧规。
“户调”二字始见于魏志赵俨传。对怀附者收其绵绢，此为袁绍在河北所行之制度。此与“部曲”之纳“质任”，乃同样为中央政府解体下一种乱世之临时办法也。曹操得河北，令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则“户调”与“田租”尚分两项。晋制于户调下兼田租，则时渐平康，由兵屯变为农民，故户必带田矣。
男子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合一百亩，即古者一夫百亩之制。云“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者，并非占地百亩之外别给七十亩，乃是在其占地百亩之内以七十亩为课田。【“课”是课其租收。云“其外”，乃承上文输绢、输绵而来，谓输绢、输绵之外，再课田租。】换辞言之，即是课其十分之七的田租。
泰始四年，傅玄上疏：“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者与官中分。”可见晋室当时本有十七收租之制，傅玄虽有建议，晋室未能听受。户调制仍依私牛及无牛例收租，故百亩课七十亩也。
与户调制相附并行者，尚有“官品占田”制。令官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依次减五顷，至九品十顷而止。】又各以品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此。】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与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笫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
按：“荫”者皆私属，无公家课役。即是国家允许将此一部分民众田地划归私有；同时国家对百官亦不更班禄，其制甚似古代之封建。史称：“自晋至梁、陈，都畿民皆为王公贵人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佃谷与大家量分。”既役其力，又食其租。可见此等皆不属政府。是虽有官品占田制明令相限，未必切实有效。直至南渡后情况犹然也。
这一个制度的用意，并不是授与强宗豪族以私占的特权，乃是要把当时强宗豪族先已私占的户口及田亩括归公有，而许他们一个最高限度的私占额。
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此事难能办到。惟自农民言之，则大体上一样是二八收租、三七收租，在公在私，无所别择。
晋武帝泰始元年诏复百姓繇役，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质任”乃部曲对其私主所呈之抵押信物，大抵以子女为之。】咸宁三年大赦，除部曲督以下质任。此均在颁行户调制以前，用意均不外要将强宗豪族的私民众夺归公家。然晋武以开国之君，对民众绝无丝亳善意与德政，户调税收，依然与屯田兵一律，只想凭王室威严，向其下强夺豪取，岂能有成？晋室不永，只此等处可见。
四、南渡之士族
东晋南渡，一辈士族，又大批的结集着宗亲、部曲流徙南来。
祖逖传：“逖，范阳人，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推逖为行主。达泗口，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又以为豫州。逖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又如林、黄、陈、郑四姓之入闽，见陈振书录解题。明何乔远闽书，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八族。】
他们在南方未经垦辟的园地上，着手做他们殖民侵略的工作。“擅割林池，专利山海。”【任昉语。】“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宋书羊玄保传。】“贵势之流，亭池第宅，竞趋高华。至于山泽之人，不敢采饮其水草。”【南齐书顾欢传。】活是一幅古代封建贵族的摹本画
尤著者如宋书孔季恭传：“其弟灵符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为有司所纠，诏原之。”
虽王室颇思裁抑，然力量不够，颓势难挽。
晋壬辰【成帝时。】诏书：“占山护泽，以强盗律论”，然并不能禁。占山封水，渐染复滋。【羊玄保传。】百姓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宋武帝又禁断之，【见南史本纪。】然仍不绝。【梁高帝、齐废帝郁林王、梁武帝，又屡诏及之。】
相应于此种情势下之赋税制度，则自度田收税转成口税。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率亩税米三升。至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税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惟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此盖豪右田多，特为优饶。税田则富多贫少，税口则富少贫多也。【马端临云：“晋制，丁男一人，授田七十亩，以亩收三升计，当口税一斛一斗；今除度田收租之令，而口税二斛增至五石，则赋颇重矣。岂所谓‘王公以下’云者，又非泛泛受田之百姓欤？待考。”今按：晋初户调，一家丁男丁妇田租六十斛，马氏亦以亩收三升说之，误也。口税五石，并有无田者，此制自不为轻。然较之两晋户调，亦未见特重。马氏疑口税只及王公贵人，则更误矣。】
如此则贵族盛占田地，而无赋税之负担。【梁武帝天监四年，大举伐魏，令“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此租谷归私家之证。惟按陈宣帝太建三年、六年诏，似其时又行田租。】宋孝武为特设“官品占山”之制。
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笫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
其用意与西晋官品占田令一样，但效果依然很少。【见上引齐顾欢、任昉语。】占山封水的士族们，不仅自己借着侨寓名义，不肯受当地地方政府的政令；其附随而来的民众，亦依仗他们逃避课役。所以自咸康以下，晋室屡唱“土断”之论。
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实编户，王公以下皆正土断白籍。”又哀帝隆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断
“土断”是要侨寓的人，亦编入所在地的籍贯，一样受所在地方政府的政令。然咸康土断黄、白分籍，【侨户土断者白籍，土著实户黄籍。玉海引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石虎诏：“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是也。】依然有土断之名，而无土断之实。
孝武时范宁为豫章太守，上疏极论其非。谓：“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圣王制作，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按：范疏不主分黄、白籍，谓“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即指服从地方政府一切政令言。谓“小人怀下役之虑”，即要其一致应课役也。据范疏可知侨寓小人，亦不应役，盖皆为白籍阴庇耳。
此后桓温、刘裕又屡主其事。
安帝羲熙九年刘裕上表：“大司马桓温庚戌土断，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渐用颓弛。离居流寓，闾伍不修。请依庚戌土断之科。”于是依界土断，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然一弊方弥，他弊又起。宋、齐以后，侨寓的特待，似算取消，而因士庶不公平的影响，又引起更纷扰的冒伪问题。只要伪注籍贯，窜入士流，便可规避课役。这一种情形，越来越甚。
齐高帝建元二年诏：“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黄籍即担当国课之民籍也。】自顷氓俗巧伪，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同时虞玩之上黄籍革弊表，亦谓：“孝建以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无一。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今反役人。”梁武帝时沈约上疏，亦有“落除卑注，更书新籍，以新换故，不过一万许钱。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之说。【按：虞表又云：“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沈约则谓“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奸伪互起”，又曰“自元嘉以来，籍多假伪”。盖宋制一面抑豪强，一面则伸寒微，武帝永初元年已有“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之诏，晋代士庶藉贯之改动，必自此始。此可为南朝与东晋截分界线之一事也。惟苟不能确立一种制度，而仅以宽假为讨好，宜乎不久流弊即滋矣。】
担当国家课役的，依然尽是些赤贫下户。
南齐书陆慧晓传：“山阴一县，课户二万，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
大规模的伪窜冒改，使黄籍理无可理，究无可究。却告诉我们：那时一般的民众，已不让文酒清谈的贵族们独自安享其特益了。
沈约诸人不能根本设法消冺士、庶界线，【北朝政制即向此路走。】乃欲究据晋籍，用来重新厘定，这真可算是代表了南朝士大夫的眼光与见识。
五、兵士的身分及待遇
军人从三国以来，即已与农民截然分途。
此事魏、蜀、吴皆然。
刘颂奏‘“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需，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末改。”魏嘉平六年诏，有刘整、郑像赐爵关中侯，各除士名。又钟毓传：“为廷尉，创制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又卢毓传：“重士亡法，罪及妻子。”高柔传亦有士逃法。曹植奏：“臣初受封，得兵百五十人。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尚有小儿，七、八岁以上，十六、七以还，三十余人。”是魏制士、民异籍，并各家世相袭也。吴、蜀亡后纳籍，皆士、民异贯。
大抵“强者为兵，羸者补户”。【此语见陆逊传，可据以推魏、蜀，大抵不甚相远。】
尤强者隶中央，其次则配私家，更羸瘁者则留南亩。
华阳国志：“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置五部都尉。分其嬴弱，配大姓为部曲。”吴志陈武传：“武庶子表，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简视皆堪好兵，上疏陈让，乞以还官。谓：‘枉此劲锐，以为憧仆，非表志。’吴主权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补其处。”
其先入士籍者得优廪，又可免役，其时则兵胜于民。渐次军旅之事，不为时重，则士伍惟以供役，又廪给日薄，其时则农胜于兵。
陆凯传：“先帝【孙权。】战士，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以死效。今【亮、皓以后。】之战士，供给众役，廪赐不赡。”
晋武帝平吴，诏悉去州，郡兵，此乃复兵归农之意，惜不久天下即乱。
咸宁五年伐吴，诏：“调诸士家，二丁、三丁取一，四丁取二。”是其时依旧士、民异籍。去州、郡兵，即是去士籍也。晋政之病，在田租照屯田额征收，不复两汉什伍税一之制，又无两汉都尉肄民战阵之制，使农不知兵，则武备一切废弛。
东晋民归豪强，政府对兵役需要，殊感缺乏。
吴志：陈武庶子表，受赐复人得二百家，乞还官，孙权嘉之。他如朱桓部曲万口，潘璋妻赐复客五十家。邓艾传云：“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违命。”此等部曲、僮客，皆是私户，为国家课役所不及。
于是有所谓“发奴为兵”。
发奴为兵之议，起于刁协、戴渊。习、戴皆南人，晋元帝依仗以谋抑王氏者也。自后每有征讨，往往发奴。庾翼发所统六州奴北伐，庾翼亦晋室外戚，颇欲为强干弱枝之谋者。可见发奴为兵，正是中央与豪族争夺民众之一事。宋武时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此正以僮奴为豪族私产，故见发而还其直。
又有所谓“料隐为兵”。
庾冰传：“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毛琚传：“讨得海陵县界亡户近万，皆以补兵。”此等隐匿之户，其背后亦多有豪强阴庇。
复有“罪谪为兵”
范宁疏：“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义云：“旧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旁支，罹其祸毒，户口减耗，亦由于此。”【又宋制劫同籍期亲补兵，见何承天传。又以罪谪兵，亦见王弘传、何承天传。】
并及其家口。【罪人家口补兵，见刘秀之传。】
又强逼世袭兵役。【见前引范宁疏。】
宋武帝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輙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按：兵役世袭亦见于三国时，魏志引魏略，“陈思王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者无几，而复被取”云云是也。】
因此有所谓“兵家”【梁王琳本兵家。】与“营户”、【沈庆之前后所护诸山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军户”【董回以有功免军户。】诸称。
那时的衣冠士族，既不受国家课役，自然谈不到从军。
此乃魏晋以下贵族与春秋先秦绝异之点。他们在政治上占有特权，而他们并无武装兵力以自保卫，不仅自己不能武装，即其所属部曲家兵等，亦已解散武装，与三国时士大夫不同。
另有一部分则受衣冠族士族阴庇而为其佃客、衣食客等，他们亦对国家逃避课役及从军之义务。
而且因有衣冠士族的特权阶级压在上面，从军作战的武装兵卒，亦没有他们的出身。【要为军人谋出身，势必与贵族特权势力相冲突，如战国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之事。】
因此兵卒在当时的社会上变成一种特殊卑下的身分，固与贵族封建时代兵队即是贵族者【此北朝部族兵略近之。】有异，亦与西汉定制，凡国家公民皆需服兵役者【此北齐兵制亦然；北周府兵则略为变通。】不同。军人的地位，只与奴隶、罪犯相等，从军只是当苦役。国家的军队，实质上亦如私门的部曲与僮客，他们没有公民的地位，【此正如西晋户调，只从部曲屯田兵变成州县民户，而实际上的待遇，还是屯田兵，不是农民。】政府亦常常将他们赐给私家。
当时大臣有赐千兵百骑者，如卫瓘、【此据北堂书钞、御览引晋起居注。】汝南王亮、荀组、陆晔等，至于赐亲兵数百人乃至班剑数十人，亦不胜指数。
私家亦公然占公家兵户为己有。
范宁奏：“方镇去官，皆割方镇精兵器仗为送故。送兵多者至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宋书刘敬宣传：“宣城多山县，郡旧立屯以供府郡费用，前人多调发工巧，造作器物”，此即官兵亦供私用也。】
军人的地位如此，如何可以为国宣劳，担负光复中原的重任？
只有荆、襄上流，因粮食较充，镇兵稍稍可用。
元帝时“使军各自佃，即以名廪”。至武帝咸宁初，诏“以奚官奴代甲兵种稻”当时国家并未为军队特定饷糈，江南农事尚未发达，故襄、汉上流遂得独有重兵。
而每为权臣内乱之利柄。
直待谢玄镇广陵，创为招募，号“北府兵”，兵人地位始见提高，遂建淝水奇绩。东晋王位拱手而让于此系军人之手。
王、谢虽同称东晋盛族，但两家情形稍有不同。王以拥立为业，谢以攘却为功。一则惟守门第，一则尚建勋绩。江北、河南之众，纪瞻尝用以拒石勒，祖逖用以向汝洛，而王导弗能任，以专倚王敦于上流，不欲权势之分也。王敦、桓温以外重内轻之资，常挟荆湘以起内乱。谢安任桓冲于荆江而别使谢玄监江北军事，北府兵强，权重始归朝廷。中原南徙之众，本多磊落英多之士，谢玄择将简兵，六年而有淝水之捷，实非幸事。【苻坚军队，则亦系签兵杂凑，宜乎虽多而不能与晋为敌。】
惜乎刘宋以后，社会依然在士、庶阶级的对立面，军人依然找不到他们应有的地位。【真要到侯景之乱，梁室覆亡，南人皆以兵戎纷起。然既失士族之领导，南方新政权亦不久即灭。】
第二十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下）【在五胡及北朝】
北方初起的情形，和南方差不多，又加上一个种族的复杂问题。
一、五胡时代的情况
五胡时代，田租的收纳，依然是八二乃至六四。
慕容皝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记室参军封裕谏，以为宜罢诸苑以业流人，持官牛者，官六私四；私牛官田，与官中分。皝依之。此虽一例，然当时北方田租，大体正可以此类推。魏孝文太和十二年，李彪请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一为屯民，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魏书释老志：“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北史魏收传：“收在并作一篇诗，云：‘打从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此皆北人以六十斛、六百斛为一单位之证。宋元嘉中，徐豁亦言：“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武吏”亦指屯田言。以亩收一石计，六十斛正是六四收租也。
至于军队，主要是胡人的部族兵，汉人更处不重要的地位，只遇需要时用抽丁的办法。
石虎讨慕容皝，令五丁取三，四丁取一。征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腰斩。慕容儁欲经营秦、晋，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欲使满一百五十万。【刘贵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苻坚平代，亦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王猛用秦，始主十丁一兵，使有羡夫，最号宽仁。
到元魏时，政治渐上轨道，在南朝无可奈何的情形，在北朝却一一有了办法。
二、北魏均田制
最重要的是北魏的“均田”制度。其议起于李安世。【太祖天兴元年、太宗永兴五年，皆有“计口授田”之诏。高祖太和元年，诏：“敕在所督课农田，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此皆北魏均田先声。】
史称：“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上疏云：‘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盖欲使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群证虽多，莫可取据。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帝深纳之。”（《魏书》卷五三《李安世传》载）之议起于此。今按，李疏云“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则应在十年立三长后，而均田诏尚在九年。据魏书，立三长同时定“调”法，“调”法正须与均田相附而行，则九年有均田韶，信矣。盖均田非一年可成，李安世亦恐不止一疏，【通典、通考、玉海皆以李安世上疏在太和元年，亦因有诏均田也。然恐非此疏。】上引则似确在立三长后也。【刘道元曰：“刘、石、苻、姚丧乱之后，土田无主，悉为公田。除兼并大族外，贫民往往无田可耕，故孝文分官田以给之。”令按：李疏正为豪右冒认此项田亩而发，则明在推行均田以后。】
均田诏在孝文太和九年十月。【诏首即云：“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是时孝文尚未亲政。可知北朝政冶走上汉化之路，并不自孝文始。】
大意谓：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
要行均田，必先审正户籍。十年二月，遂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此议本于李冲。
未立三长前，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韩卓疏谓：“巨姓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是也。
五家一邻长，复一夫。五邻一里长，复二夫。五里一党长，复三夫。
时群臣多不赞同。太后曰：“立三长则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
翌年京都大饥，韩麒鳞表陈时务，又乞“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可证均田制推行尚有在后。】均田制的大概如次：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犊及老牛不得援例。】受田三十亩，限止四牛。【一本作四年。】
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谓桑天有盈，即充分在倍田内。】诸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奴各依良。【亦得给桑田。】
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
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此制用意并不在求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准。
丁牛有限，而奴婢无限；又授田率一倍、再倍。若以一夫一妇十奴四牛计，其田已在千亩外。【若丁牛限四年，则并牛亦无限矣。】又北齐河清三年诏：“奴婢受田，亲王限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一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据北齐以推元魏，可见奴婢受田之多。【北齐尚有限，元魏并限无之。】又魏书源贺传有云：“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绐百姓。”北史常爽传谓：“三长皆豪门多丁为之。”然此等皆不足为此制深病，治史者当就大体着眼也。
尤要者则在绳其荫冒，使租收尽归公上。
还受之田，旧说以不栽树故曰“露”。恐露是“荫冒”之反义，以其属诸公上，故曰“露”。以其为露田，故须还受。以其须选受，故不得树桑榆；并不以其不准树桑榆，始称“露田”。【时有“露户役民”，正对复荫之家而言。】均田制之最高意义，还是要将豪强荫冒一切出豁，还是与西晋“户调”用意略似，依然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争夺民众之继演表演。
而且在北朝的三长与均田制，更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
北魏宗室封郡为王公，部落大人降附者封县为列侯。宗室封者先后共九十余人，部落大人封者则达一百八十余人。此等世襄封爵，为封建意味之割裂。至三长、均田制行，则渐次形成中央一统之郡县制。魏立三长之年，即议定民官依户给俸；【高阁云：“惧蒸民之奸宄，置邻以牧之。究庶官之勤剧，班俸爵以优之。”盖民田租收既归公上，则百官自应给俸。当时对百官给俸制甚多反对，此与反对立三长制用意正同，亦赖文明太后力持而定。又按：北史太和八年诏：“朕顾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可见其前商人皆隶属官府，如崔宽传：“其治弘农，往来贩卖漆蜡竹木致富。”今百官班俸，则隶官商人可罢，而民间自由商业亦因此再兴。北方社会重行使用货币，亦在此后也。（又孝明帝时张普惠上疏：“州郡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及三长。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亦可见立三长舆班禄制两者间之关系。）】是年又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盖河北尚多部落势力也。】是其证。自是中国士族逐渐得势。【因其多为中央统一政府下之官吏。】而诸胡部落大人逐渐失其地位。【因其均为封建小主。】此后魏孝文命鲜卑氏族全改汉姓，正以氏族之优越地位早已在政治上消灭也。
南方屡唱土断侨寓及厘正谱籍，然他们始终要在保全士族的特权下剥下益上，不如北方政治理论之公平。因此北方的均田制可以做成一规模，而南方的黄籍积弊，终难清理。这可为北胜于南之显例。
其次再论均田制下之租额。
据魏书食货志，李冲上言立三长，并定“调”法。
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
此所谓“调”，即包举田租在内。一夫一妇六十亩，【倍田不计。】纳粟二石；以亩收一石计，六十石收二石，便是汉代三十税一之制。若以当时税收惯例，百亩收六十斛比论，相差已到十八倍。（1石=10斗＝100升，30亩征100升。100亩征60斛，1斛＝10斗＝100升，则100亩征6000升。〔唐朝之前，1斛（hú） = 10斗。宋朝开始，改为1斛 = 5斗，而1石 = 2斛。〕）
旧调，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供调外费。较现行调法亦大重。然三十、五十家方为一户，其荫冒者皆归私门。
此层在农民实为甚大惠泽，因此易见推行。
李冲求立三长，与新制调法同时推行，谓：“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亊，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事施行后，计省皆十有余倍，海内安之。此与南朝因检定黄籍至激起民间变乱者迥不侔矣。
在豪强方面，亦仍有优假。
奴婢受田与良民等，而所调甚少，八奴婢始当一夫一妇之调。此乃魏廷故意优假豪族，已夺其荫冒，不可不稍与寛纵也。
惟在国库则课调骤减，一时颇感其窘。
太和十一年韩麒麟即表陈“税赋轻少，不可长久。”【韩表：“往昔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此谓“校比户贯”，即指立三长，出荫附而言。此谓“税赋轻少”，即指新定调法而言。】十二年因大旱，用李彪议，仍取州郡户十分一为屯田，一夫岁责六十斛。惟蠲其正课、征戌及杂役。孝昌二年，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亩五升，以一夫一妇受田六十亩计，则为三石，较孝文定制增一石。亩一斗，则六十亩须六石，然亦不过什一之税。
然豪强荫附，一切归公，政府到底并不吃亏。所以此制直到北齐、北周，依然沿袭。比齐制，人一床【一夫一妇。】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准半，牛租一斗，义米五升。】于正租外又加“义租”。正租入中央国库，义租纳郡县，备水旱灾。【设仓名富人仓。】于政府收入外，再注意到平民灾歉救济之准备，这一个制度亦为将来隋、唐所取法。
隋文帝开皇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请“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十六年，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唐太宗时，诏，“亩税二升粟、麦、秔、稻，随土地所宜。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为差。”天宝中，天下诸色米积九千六百余万石，而义仓得六千三百余万石。义租、义仓，与汉代“常平”不同者，常平由官籴，义租由民输，其为留意民食之良政则一。又按，其制亦先起于魏之李彪。魏书释老志有“僧祇户”、“僧祇粟”，于俭岁赈给饥民，意亦略同。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