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 年寿 在位年 即位年岁 子嗣
光武 62 33 初起年28，30为帝 10
明 48 18 30 9
章 33 13 19按：此差1年，或即位年20，或寿32 8
和 27 17 10 2（长子胜有痼疾，次子即殇帝）
殇 2 1 诞育百余日 0
安 32 19 13 1（即顺帝）
少 立凡7月
顺 30 19 11 1（即冲帝）
冲 3 1 2 0
质 9 1 8 0
桓 36 21 15 0
灵 34 22 12按：此差1年，非即位年11，即年寿33。 2（长子弘农王，次子即献帝）
献 54自逊位至卒又14年。 31 9
一个贵族特殊的家庭，和大自然隔离，总不免要走上堕落衰败的命运，此乃以下中国历代王室共有之趋势，而东汉最可示例。
三、东汉之外戚与宦官
因东汉诸帝多童年即位、夭折，及绝嗣，【绝嗣外立，多择童年。】遂多母后临朝，【外立者四帝：安、质、桓、灵，临朝者六后：窦、邓、阎、梁、窦、何。】而外戚、宦官藉之用事。
东汉外戚宦官更迭用事略表：
帝 后 外戚 宦官
和帝 窦太后
帝为太后养子 窦宪
窦太后兄 和帝永和四年，与宦官众谋诛宪
殇帝 邓太后
帝母 邓骘
邓太后兄 安帝建光元年，邓太后薨。安帝乳母王圣、宦者李闰、江京谮诸邓自杀。
安帝 阎后
帝妻 阎显
阎后兄 安帝崩，阎后与兄显矫诏立章帝孙懿，是为少帝，不一年薨，宦者孙程等十九人诛阎，立顺帝。
顺帝 梁后
帝妻
帝崩临朝 梁商
后父
梁冀
后兄 质帝为冀所弒，桓帝延熹二年，与宦者唐衡、单超、左悺、徐璜、具瑗诛梁氏
桓帝 窦后
帝妻 窦武
后父 为宦者曹节、王甫所杀。
灵帝 何后
帝妻 何进
后兄 为宦者张让、段珪所杀。
其先则因母后临朝而外戚得以专政，君主与外朝不相亲接，乃谋诸宦官。自郑众后宦者始用事。自梁冀诛而权势专归宦者。
东汉外戚权势，以邓、梁二氏为尤盛。邓家累世宠贵，封侯者二十九人，位至三公者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计其数。然犹以渐致。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冀秉政二十余年，跋扈无比。与桓帝谋杀梁冀五宦者，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皆封侯，当时称“五侯”，又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自后，宦者气焰遂张，则实外戚有以助成之也。
此后则外朝名士与外戚相结以图谋宦官。及何氏败，袁绍【名士领袖。】尽诛宦官，而汉亦亡。
外戚与宦官，其实都还是代表了王室的一部分，其来历则原自西汉。
四、外戚参加王室之由来
西汉初年，宗室、功臣、外戚，为朝廷之三大系。
当西周时，外则封建，内则世唧，王室之与贵族，相去祇一间耳。秦则天下尽为郡县，举国统于一王。天子世袭，而丞相、御史大夫以下不世袭，然后天子乃高高在上，其势孤危易倒。汉鉴于秦亡之速，变更秦法，稍稍复古，故以以宗室、外戚、功臣三系与王室相夹持而为治。
外既大封同姓为王国，与郡县相杂，内则丞相、御史大夫诸要职，虽不世袭，而大例非列侯莫得当，则为一阶级所专有，体势近于世袭。
历史进化以渐不以骤，古代贵族封建政体一变而为平民的统一政府，广土众民，孤危之势不足以持久，故外有封王，内有列侯，粗为等次，以相扶护。犹嫌王室单微，则援用外戚以为之辅。【高祖虽爱戚夫人、赵王，而终不废吕后、惠帝者，以吕后氏族大势盛，吕后又久在兵间，身后缓急可倚仗也。】吕后之卒，宗室、功臣内外相结，锄去诸吕，而迎立代王，【即文帝。】则利其外家势弱，出中央功臣一系之意。其时则外戚一系势最衰。文帝既立，潜移默运，外抚驯诸王，内调狎功臣，卒使王室渐尊渐安。汉室之终臻稳固，盖非易也。
吴、楚七国乱后，宗室地位日削，【宗室只宜封建，不宜辅政，以其地近而势逼。封建政制既不能复活，则宗室地位自难再兴。】功臣传世渐久，亦不保其位，【世臣与封建相扶翼，封建即不可复，世袭之制，亦不可持久。】于是王室依仗乃惟有外戚。【如景帝平吴、楚兼用周勃（功臣）、窦婴（外戚）。武帝初立，窦婴、田蚡继相，皆外戚又渐得势之征。】
武帝以后，中朝【王室。】、外朝【政府。】始分，于是宰相为外朝领袖，【代表政府。】而大司马大将军为内朝辅政，【王室代表。】其职【大司马大将军。】则胥由外戚为之。
宰相其先本为天子私臣。【“宰”者，古代封建社会宗庙祭祀事前主宰牲之任，此非亲贵莫当。既主祭祀，故掌礼书，左传：“命宰人出礼书”，此即汉卿太常掌礼之祖也。然宰职虽高，实兼治膳。故周礼，天官太宰，为五官长，而其所属，犹多宫中治膳之职。若膳夫、庖入、内饔、外饔、烹人、兽入、渔入、鳖人、腊人、酒正、酒人、浆人、边人、醢人、醯人、盐人，皆治庖宰之事。春秋时列国宰夫犹是庖人。左传：“宰人胹熊蹯不熟”，国语：“膳宰不致饩”，是也。
“宰”从本职则为疱人，为祭司，或从差遣则为执政。孟子与吕氏春秋：“伊尹以割烹要汤”，即庖人也。元人亦以宰膳为亲贵要职，可以证古制。临祭主宰牲，平时则总理家务，是为家宰。及化家为国，则家宰成国宰矣。
“相”则封建贵族祭祀相礼之人，亦亲贵为之。临祭为相，朝聘、宴享、盟会之礼亦为相。化家为国，则以家相为国相矣。故“宰相”原系宗法社会中天子之宗属私人也。】
汉初宰相皆列侯为之，此皆相互戮力以争天下者，在当时亦为皇帝之私人也。故御史人夫为副丞相，而御史有中丞，得治王宫之政令。此犹周礼天官冢宰，其属官得统及皇帝内廷。此非古人立法之善，乃系当时“王室”与“政府”公私性质不分明也。【此皆所谓“朕即国家”，遗迹其去封建时代未远也。】及武帝以下，宰相始由士人特起，渐有其尊严之地位，【此由宰相一职之意义言之。】而与王室亦渐分离。【此由贾谊敬礼大臣之论，及于公孙弘起徒步以经术为相，大开东阁，延宾客贤士以与天子内廷侍从诸臣议论政事相往复，实为宰相地位在意义上之一种变迁也。又按：汉制，丞相谒见，天子御坐为起，乘舆为下；有疾，天子往问；（均见翟方进传注。）薨则车驾往吊。其制不知起何时，似汉初并不尔。】
而王室不得不仍有其私臣，【武帝初，严助、朱买臣等皆以侍中贵幸用事，得与闻朝政。凡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恃等加官（即兼差），汉代所谓“中朝官”者，皆是武帝以之与外朝大臣辩论政事，盖此辈犹为皇帝之私人秘书也】
于是遂有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之制，【此制始武帝末年，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盖由新帝年幼，（昭帝。武帝又杀昭帝生母，恐其居中用事。）宰相地位渐隆，与王室阕系断疏，而宰相之威望则转不如前，（以多平地特起而非贵胄世袭，武帝用相亦率取其易制、天下务初不关决。）以外戚辅政，正以弥补此缺陷也。】
于是“中朝”、“外朝”判而为二。【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见刘辅传孟康注。）】霍光谓车千秋曰：“光治内，君侯治外”；时光为大将军，千秋为丞相也。霍光废昌邑王而丞相杨敞事前不预知，光谓：“此内朝事，【即王室自身事。】无关外朝也。”内朝诸臣之领袖以“大司马大将军”为号者，正见军人本为王室私属，今已由军人政府转变为士人政府，故军职不为外朝之丞相而为内朝之辅政。以外戚为之者，外戚有客观之尊严，而无世袭，以随新天子为转移，其事最少弊。又内、外朝既分，内朝用私臣，非宗室则必属外戚矣。
封王、【封建。】列侯【世卿。】渐次在政治上消失其地位，汉武以后的文治政府渐次形成，“王室”与“政府”渐次分开，【此亦中国政制史上一大进步。】而外戚却由此到他政治上地位。只要政治情态一时不变更，则外戚地位继续有其存在，故外戚擅政，已起西汉，而尤以武帝以后为甚。【崔骃疏：“汉兴以至哀、平，外加三十余，保全者四家而已。”东汉亦惟光武郭后、阴后，明帝马后无祸。所以不能惩前毖后，而覆辙相寻者，亦时代情态使然。】
西汉外戚略表：
吕后 吕产 吕禄（吕后诸子。）
武帝 窦婴
（祖母窦太后诸子。） 田蚡
（母王太后同母弟。） 卫青
（卫后弟。） 霍去病
（卫后姊子。） 霍光
（去病弟。）
宣帝 史高（祖母史良娣弟。） 许延寿（许后诸父。）
元帝 许嘉（许延寿子。）
成帝 许嘉
（许后父。） 王凤
（母王太后弟。） 王音
（凤从弟。） 王根
（音弟。） 王莽
（根兄子。）
哀帝 傅喜（祖母傅太后从弟。） 丁明（母丁太后弟。）
平帝 王莽（遂受汉禅。）
光武中兴，又减削外朝政府之权力，一移之内朝王室，于是外戚势任愈大。
西汉虽以外戚辅政，而外朝丞相体尊，犹为对峙之局。【汉初以丞相主文，太尉主武，御史大夫为丞相之副。武帝宠太尉为大司马，主内朝，则丞相于外朝为独尊也。王莽之篡，则以王氏久盛，王莽又自为外朝所归向故。】光武躬亲庶务，内朝尚书位微而权重，外廷三公并峙，【以丞相为司徒，太尉为司马，（后又称太尉。）御史大夫为司空，称三公并列；而太尉公序在司徒公之上。（此元帝时三公位已然。）】仅有虚位，无实权。【东汉事无巨细，皆由尚书行下三公，或径下九卿，故东汉九卿权亦重。】故外戚用权于内，外朝即无以相抗。
政府渐渐脱离王室而独立，为当时统一政府文治上之进步。王室削夺政府权任，而以私关系的外戚代之，则显然为统一政府之堕落。
然外戚与宦官较，则外戚犹为稍愈。
五、宦官参加王室之由来
西汉初年，王室、政府界限不清，而当时官吏组织中亦无宦者之特殊集团。
朝廷自皇帝以下，官吏最要者有三公、九卿。
丞相 辅助天子，总理庶政。
御史大夫 副丞相。
太尉 丞相为文官长，太尉为武官长。
以上为三公。
太常 掌宗庙礼仪，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主宰牲牢。】太史、太卜、太医等，此为天子宗庙之守官。太常始名“奉常”，盖即“奉尝”借字。【“宰”本百官之首，此乃以“奉常”为九卿之长官，犹其遗意也。】
光禄勋 掌宫殿掖门户，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等。大夫掌论议；郎宁守门户，出充车骑；谒者掌宾赞受事。“光禄”即古言“大麓”，“勋”则“阍”也。古天子居山邱，则守门者居麓，故曰大麓，即犹后世之阍人。然则光禄勋为天子守宫殿之官。
卫尉 掌宫门屯卫兵，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等。旅贲，虎士成群而奔也。卫尉与光禄勋同掌宫卫，惟卫尉乃武职。然则光禄勋犹大门房，而卫尉则为卫队长。九卿先庙祝而后门房、卫队，此古人敬祖尊先之义。
太仆 掌舆马。皇帝居则需光禄勋、卫尉之侍卫，出则需太仆之车马，故以太仆次此三卿，皆主皇帝之生活。
廷尉 掌刑辟。
大鸿胪 掌诸归化蛮夷。
宗正 掌宗属。对皇帝有犯逆则归廷尉，宾服则归大鸿舻。先中国而后四夷，故廷尉在大鸿脯前。其同宗外戚则属宗正，先公后私，故在廷尉、大鸿胪后。此三卿皆主皇帝之交际。
大司农 掌谷货，主田租之入，以给国家之公费。
少府 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天子之私供养。大司农为大账房，少府为小账房；此二卿皆主皇帝之财务。
以上为九卿。论其性质，均近于为王室之家务官，乃皇帝之私臣，【乃私的仆隶。】而非国家之政务官，非政府正式之官吏。【非公的僚属。】推而上之，可知宰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其初实亦帝王私臣。【宰相、太尉已论如前；御史者，国策谓：“献书于大王御史”，又曰：“御史在后，执法在前”，其先亦宫职，非府职，是家巨。非朝臣也。故昔人以丞相拟周礼中之太宰，以御史大夫拟小宰，以御史中丞、少府、尚书拟宰夫。少府之下有大长秋，则犹内宰也。】汉政本袭秦旧，【汉臣来自田间，未能创建。】秦廷有些处脱不了古代贵族家庭的遗习，故秦汉初年政府，有几处亦只是一个家庭规模之扩大。
整个朝廷，初从家庭状态中蜕化而出，【尤其如九卿中之光禄勋与郎官。】那时自不需另要内廷私臣乃至于宦官。
宦官在当时，与普通士人，亦并不歧视。如赵髙为秦二世师，又为郎中令。司马迁受腐刑后乃为中书令。盖古者贵族阶级之旁，常有刑人服事执役。此等刑人，或由俘虏，或因罪罚，而多半亦出贵族阶级，有聪明技艺，故刑而用之，其地位较之工、贾、农、牧一般平民为高。称曰“宦”者，宦本宦学、仕宦，非恶称也。
武帝以雄才大略独揽事权，于是重用内朝尚书，【秦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谓之“尚书”。尚，犹主也。汉初有六尚，属少府。曰尚衣、尚冠、尚食、尚浴、尚席、尚书，可见其职位之卑，然皆由士人为之；后世（除尚书外）则全变为宦官之职矣。】夺宰相权。【其时则赵禹、张汤等为九卿，直接奏事，宰相束手。】
汉御史大夫有两丞，【即两副官。】一曰御史丞，一曰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亦谓御史中执法，居殿中，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天子事下中丞而至大夫以及丞相。中丞属于大夫，大夫职副丞相，故宫中事丞相无不可制。
文、景时丞相欲诛邓通、晁错，其权拟天子矣。武帝用尚书，中丞不得居中制事，侍御史、部刺史皆废。末年霍光为大司马领尚书事，号“内府”。
宣帝中兴，复旧制，魏相为御史大夫，外遣丞相掾吏按事郡国，不遣中使，内则奏封事不经尚书，去副，又加给事中，得宴见，而霍氏以败。
然元帝时，宦者石显用事，丞相权复尽归尚书。成帝时，何武建言设三公官，御史大夫改大司空，中丞遂为御史台长官，出居外台。东汉中丞遂为台率，始专纠察之任，为后世御史之职所仿。汉初御史大夫副丞相而得统治宫中事，后世御史为天子纠察百寮。盖因政府与王室既分，则二者间权任自有移转也。
晚年又用中书。
武帝晚年常宴游内廷，不复多与士大夫接，遂用宦者主中书，【司马迁曾为之长。】典尚书章奏。
元帝时遂有弘恭，石显，而宦者逐渐用事。【自御史至尚书，又自尚书至宦官，其间凡三折。】光武中兴，宫中悉用阉人，不复参以士流，于是正式遂有一个宦官的集团。
东汉郎官已全为郡国察举“孝廉”到京待转之一阶，则自不能仍以为皇帝内侍。王室与政府之性质既渐分判明晰，则光武之制实不为非。光武又尽并天下财赋于大司农，而少府遂专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此亦在王室、政府逐渐分离下应有之调整。故自御史中丞出居外台，光禄勋移至外朝变为闲职，三署郎更不值事内廷，【魏以后即无三署郎，而光禄勋为散官。自唐以后，三署郎全为武职，而光禄寺掌膳食。皆与两汉异。】少府不预闻天下赋税财政，皆两汉间政府组织与体统上之绝大改革也。【光武之病，在轻三公权任而移之尚书。】
宦官亦在当时“王室”与“政府”之判分下得到其地位。
一面是文治政府之演进，一般官吏渐渐脱离王室私人的资格，而正式变成为国家民众服务的职位；一面则是王室与政府【士人。】逐渐隔离而易趋腐化与堕落。
第十章 士族之新地位【东汉门第之兴起】
在东汉政治上占有地位的，一面是代表“王室”的外戚和宦官；另一面则是代表“政府”的新兴与士族，便是当时之所谓“名士”。
一、士族政治势力之逐步膨胀
士人在政治上占有地位，自西汉武、宣以来，已逐步显著，而到东汉益甚，这里有几层因缘。
一、朝廷帝王之极端提倡。
光武天凤中至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其自身本为王莽时代之太学生，故在军中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樊准语。】其一朝功臣，亦多属儒生。邓禹为光武同学，寇恂、冯异、马援、贾复、祭遵、耿弇诸人，大半皆通儒。光武子明帝及其同母弟东平王苍皆深受儒学之陶冶。明帝为太子时，师桓荣，【荣亦习尚书。】止宿宫中五年，荐门人胡宪侍讲，始得出入。永平二年临辟雍，引师桓荣及其弟子升堂，明帝自讲说，诸儒执经问难，园挢门听讲者万数。章帝师张酺，【酺亦习尚书，其祖先充，光武同学也。酺又师事桓荣。光武、明、章一家三代尚书之学，盖深受王莽时代之影响。】元和二年东巡，张酺为东郡太守进谒，先备弟子礼，使张酺讲尚书一篇，然后再修君臣礼。当时王室外戚、功臣子弟，下及期门、羽林之士，莫不受学。【匈奴亦进子入学。】朝廷对儒术之极端提倡，较之西汉远过。
二、民间儒业之普遍发展。
陈留刘昆治易，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南阳洼丹传易，王莽时，避世教授，徒众数百人。乐安欧阳歙，八世为博士，传尚书，光武时为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数百人，征为大司徒。发觉在汝南赃罪千余万，下狱。诸生为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自系求代死。书奏，歙已死狱中。【赃罪至千余万，而为之求哀者尚多至千余人，可见当时儒生在社会地位之崇高。】济阴曹操曾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乐安牟长，少习欧阳尚书，诸生讲学者常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山阳丁恭习公羊严氏舂秋，教授常数百人，建武时为少府，诸生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北海甄宇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沛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王莽篡位乃归。会朱普卒，荣奔丧九江，因留教授，徒众数百人，后复客授江、淮间。【以上桓荣见本传、余见后汉书儒林传。晋阳刘茂习礼经，教授常数百人，哀帝时察孝廉。东郡索卢放以尚书教授千余人，更始时、以敢言显名。（见独行传。）赵翼陔余业考有“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谓：“及东汉中业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今以刘茂、刘昆、洼丹、索卢放之事观之，可知民间学风，自西汉哀、平下迄王莽时已大盛，光武、明、章亦自受此等风气之熏染也。其它又如范升、郑兴、（从刘歆让讲正左氏大义。）陈元、（父钦为王莽左氏师。）贾逵、（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郑、贾学行数百年，为诸儒宗。）杜林、（从张竦受学。）卫宏，（从谢曼卿受毛诗。）此等皆东汉初年大儒，皆成学在王莽世。】
三、博士弟子额之日益增添。
博士弟子武帝初设仅五十人；昭帝时百人；宣帝末二百人；元帝好儒，增至千人；成帝末至三千人，岁余复如故。王莽秉政，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五经博士领弟子员三百六十人，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一万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讲各二十四人。学士同舍，行无远近皆随檐，雨不涂足，暑不暴首。
而尤要者则在当时之地方察举以及公府征辟制。
二、东汉之察举与征辟制度
地方察举与公府征辟，为东汉士人入仕之两途。此两制皆起于西汉。
两汉的察举制，大体可分为在先的“贤良”与后起的“孝廉”两大项。
汉廷每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 ，简称则曰“贤良”。其制初意，似仿战国招贤，于世胄赀选外别开一格。【高帝十一年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即此诏最先之滥觞也。文帝十五年始亲策试。】此制无一定之斯限，所举大抵为现任官，汉士颇慕应其选，一时号得人，如晁错、董仲舒、严助、公孙弘，皆贤良也。汉诏又有举“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武元光五年。】“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元封五年。】“文学高第”、【昭始元五年。】“明阴阳灾异者”、【元初元三年。】“可充博士位者”、【成阳朔二年。】“勇猛知兵法者”【元延元年。】等，皆可与“贤良”归入一类，皆为朝廷特意延访此类人才也。“孝廉”为孝子廉吏之简称，【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是为汉室令举孝廉之始。元朔元年诏：“朕深诏执事，举孝，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其议不举者罪。”可见举孝、兴廉，系属两事。】乃由朝廷设意奖进此项风气，与延访人才咨询政事之意各别。【宣帝地节三年诏：“朕既并举贤良方正，而俗化阙焉，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者各一人”，亦可证此议。】其先文帝十二年，已诏：“孝悌、力田、廉吏，朕甚嘉此。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于“孝廉”外复有“力田”一项。是年【文十二年。】并诏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盖“孝廉”出于乡官小吏，非有才学，恐不足以应天子之诏，故郡县率不乐举，而求应 此选者亦少。【宣帝黄龙元年诏：“举廉吏，诚欲得其真，吏六百石，位大夫，毋得举。”可见汉廷意在奖进小吏，而郡国乃以大吏充数。而当时举廉吏若已成例事，亦可于此诏中体味得之。】
至东汉初，则“茂材”、“孝廉”定为岁举。
光武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材四行【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草覆问，才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各一人。【按：诏中无孝，惟明帝时樊鲦上疏，已有“郡国举孝帘，率取年少能报恩者”之语，则似孝、廉并举，成为例事，明帝时已然。】
循至岁以百数。
章帝建初元年诏：“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材孝廉，岁以百数。”二年：“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则知其时郡国察举，颇已多弊。
嗣后“孝廉”遂为察举惟一项目，遂至勒为定额。
和帝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小均，丁鸿、刘方上言，“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本为孝子、廉吏，此则“孝廉”特为贡举之一目矣。】四十万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
又继之以限年，并别标行能，加以考试。
顺帝阳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不拘年齿。”【按：至是则儒生、文吏、茂材、异行全与孝廉混并不分矣。又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则变荐举为课试，与举孝兴廉原意全远矣。】盖其先以茂材异能访入才，以孝子廉吏奖风俗。及孝廉渐成例举，郎官虽无员，亦自有限，郡国各举孝廉一人，岁已二百许人。自是孝廉独行，诸科渐废。又社会文风日开，郡县吏亦多彬彬儒雅，虽孝廉之选，其实无异于茂材，人竞趋之，惟求出路耳，不问其为孝廉、茂材也。遂至有请托舞弊，而朝廷亦以种种条件限之，亦惟求人才耳，不限于得孝廉也。限年之议始自尚书左雄，虽与举孝兴廉原意不合，亦整顿选法之不获已也。
逐步渐近于后世之科举。
当时反对者有黄琼、胡广、崔瑗等。然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号为得人。其后黄琼为尚书令，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至是则前汉贤良、孝廉两项目，已同归入岁举中，而不过统以“孝廉”目之而已。
此项制度之演进，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奖拔人才，鼓舞风气；一面使全国各郡县常得平均参加中央政局，对大一统政府之维系，尤为有效。而更要的，则在朝廷用人，渐渐走上一个客观的标准，使政府性质确然超出乎王室私关系之上而独立。
与察举制相辅并行的尚有征辟制。
两汉二千石长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东汉公卿尤以辟士为高。
选举多循资格，辟召则每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故当时尤以辟召为荣。崔实政论【北堂书钞六十八引。】谓：“三府掾属，位卑职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崔语止此。】于是名士养望，有被命不遽出，至五府俱辟如黄琼，四府并命如陈纪者。【以外戚秉权者曰大将军，以老臣录尚书者为太傅，并外朝三公称四府、五府。】
亦有朝廷闻高名，直接辟召。
如樊英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待若神明。”【李固语。】陈寔【少从樊英游。】官仅太邱长，家居后，朝廷每三公缺，议者多归之。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先之自愧。郑康成公交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董卓征荀爽，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禄勋；视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
此等制度，使在野的声名，隐然有以凌驾于在朝的爵位之上，而政府亦得挟此自重，以与王室相颉顽。
在太乎冶安之世，而有此等情形者，惟东汉及两宋为然。战国列强纷争，事当别论。秦汉创建大一统政府以下，王室高高在上，民众远隔在野，封建世臣之势力取消，民间起布衣为公卿，朝进暮退；所由得与数百年递襌之王室为抗衡者，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为门第，东汉、两宋为士风，元、明、清三代，皆汲宋儒遗脉，而所得浅深不同。
自有此项制度之存在，而士人在政治上遂能占有其地位。
三、太学淸议
士人在政治、社会上势力之表现，最先则为一种“清议”。
此种清议之力量，影响及于郡国之察举与中央之征辟，隐隐操握到士人进退之标准。
东汉自光武、明、章，虽云崇奖儒业，然光武勤治，明帝好吏事，风声相劝，俗颇苛刻。明帝永平七年，以东海相宗均为尚书令，均谓人曰：“国家喜文法廉吏，以为足以止奸，然文吏习为欺谩，廉吏清在一己，无益百姓流亡，盗贼为害也。均欲叩头争之，时未可改也。久将自苦之，乃可言耳。”章帝时，陈宠上疏，【建初元年。】主改前世苛俗。第五伦上疏，【建初二年。】亦谓光武“承王莽后，加严猛为政，因以成俗，是以郡国所举，多办职俗吏，不应宽博之选”。王充论衡亦极辨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之非。【程材篇。】稍后郡国察举，淅移趋向。言事者谓郡国贡举不以功次，【功次即朝廷法令标准也。】养虚名者【名即社会清议之所归许也。】累进，故守职者益懈，而吏事陵迟。韦彪议曰：“国以贤为本，贤以孝为行。【按：彪传谓其“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建武末，举孝廉”。彼谓“贤以孝为行”，直将西汉求贤一路并入奖孝之中，东汉“孝廉”独盛，“贤良”浙废，亦此等议论有以助成之也。】 忠孝之人，治心近厚；锻炼之吏，治心近薄。故士虽不磨吏职，有行美材高者，不可纯以阀阅取。”【史记：“明其等曰阀，积日曰阅。”阀阅即吏治成绩也。韦彪此事在建初七年。】自是以往，东汉士风，竞以名行相高，而郡国之察举，中央之征辟，亦随一时清议为转移，直至东汉末叶，此风弗衰。
而清议势力之成熟，尤其由于太学生之群聚京师。
东汉自明帝虽宏奖儒教，然至安帝而儒风寖衰。其时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玩，学舍颓敝。
顺帝更修黉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至桓帝时太学生三万人。然汉武立五经博士，本为通经致用。至宣帝时，博士之学已渐流于“章句”。【汉初治经，有“训诂”，而无“章句”，学者常兼通，务求大义。“章句”之兴，始于小夏侯（建）尚书。自有章句，乃有分经专治之“家法”。家法之起已晚，若早各恪守家法，则欧阳尚书之传统下何来有大、小夏侯？】至东汉而益甚，此即所谓今文学“家法”也。【西汉所谓“古文”，如史记言“诗书古文”之类，盖通指五经，以别于后起之“百家言”，故谓之“古文”，其意犹云“旧书”也。刘饮争立古文尚书、毛诗、左传、逸礼诸经，移书让太常博士，曰：“其为古文旧书，皆有征验。”此亦争其同，非故翘其异。正以非古文旧书，（即为后起“百家言”。）即不得在朝廷立博土。故刘歆言此诸书亦皆古文可征验也。迨王莽败，光武兴，刘歆所争立诸经仍罢博士不立，于是乃指遵朝廷功令守博士家法者（即当时所立十四博士）为“今学”，而以自相传习、兼治未立博士诸经者（即刘歆所争诸种）为“古学”。故今学皆有“家法”，守朝廷博士章句，古学则多云“不守章句”也。此两汉“今、古学”真分别，清儒张皇其说而多误。】章句繁琐比传，殊不足以餍贤俊之望，故博士至于倚席不讲，学者或自遍谒名师，会通群经，治求大义，如马融、郑玄辈，则所谓“古文家”也。【“古文家”之为学，大体上欲复反宣帝以前旧门路，即务兼通、求大义是也。马、郑则再从此工夫下创为新章句，以简当易旧章句之繁琐比传。】然大多数居京师，目系世事之黑暗污浊，转移其兴趣于政治、社会实际问题，放言高论，则为清议。
此辈太学生与朝廷大臣声气相通。
桓帝时，太学诸生三万余人，而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揩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无不俊秀王叔茂。【畅。】”【按：东汉行察举、征辟之制，故重人伦品鉴，如“天下楷模”、“不畏强御”等语，皆袭当时品藻人物之格套也。】
其言论意气，往往足以转移实际政治之推移。
苻融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简，得通谒者称为“登龙门”。】膺每见融，辄绝他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郭林宗始入京师，时人莫识，融介于李膺，由是知名。【按：史亦称林宗：“善谈论，美音制。”既尚人物品藻，又学者群集，不亊编简，则必因而尚谈论。既尚谈论，必牵连及于考究谈吐之音节，又牵连而及于体貌之修饰 。如李固，已见识为“胡粉饰貌，搔头弄姿，盘旋俯仰，从容冶步”为后来曹植、何晏辈之先耸。如是则讥评政俗之清议失败后，极易转而为玄虚之清谈。盖一为积极，一为消极，其它全相似也。如孔融父孔公绪，即以“清谈高论，嘘枯吹生”见称。（郑太传。）而青州剌史焦和，亦见称为“能清谈”。（臧洪传。）其它如马融、崔瑷之徒，亦开魏晋王衍一流之奢风。大抵三国以下人物风流，全已于东汉启之。】其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才智，卧詑养疾，洛中士大夫，承声坐门，犹不得见。三公辟召，辄以询访，随其臧否以为予夺。融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今按：苻融、郭泰之与晋、黄两人，虽智愚、贤不肖有别，其以名士倾动天下，上足以与朝廷之禄位相抗衡，则一也。大抵东汉至桓、灵之际，朝廷禄位已不如处七虚声，社舍重心在下不在上，此亦自秦统一以来世运一大转变也。】
朝廷有大议，例亦得预。
桓帝时，【永寿三年。】或言改铸大钱，事下四府郡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刘陶议云云。是其时太学生得与议朝政，乃与前汉博士同。
因此清议在当时政治下有其不可侮之势力，从此促成党锢之狱。
四、党锢之狱
党锢由于朝士与宦官之冲突，而在党锢狱以前，朝士与外戚冲突早已循环发生过好几次。
外戚依附于王室，外朝士人地位不亲接，正议徒招祸殃。往往一帝即位，必袒外戚诛锄朝士。逮朝士丧气，外戚益横，而旧帝崩，新帝立，与旧帝之外戚关系转疏，乃自谋之宦官。此几为东汉前半段政治上一种循环状态。如和帝时有郅寿、乐恢、【皆以疏弹窦宪致死。】袁安、任隗、韩棱、丁鸿、何敞、张酺。【皆以劾窦氏得罪。惟班固、傅毅党窦氏。】安帝时有杜根、【以上书请邓太后还政，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载出城外得苏，逃为宜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后邓氏废，杜根始起用。】杨震、翟酺、陈忠。【皆谏杨氏擅权，不纳，杨震为之自杀。】顺帝时有张纲、朱穆、皇甫规、【皆谏梁氏擅权。】陈蕃、延笃。【以杀梁冀宾客迁免。惟马融为冀作表，崔瑗亦党冀。】此等皆不畏强御，耿耿忠直，以正气大义与黑喑势力相斗争，虽屡受摧挫，然士人势力之逐步成长，实胥赖之，当时士大夫自有一段不可磨灭之精神，亦不可纯由外面事态说之也。
及宦官势盛，朝士争弹对象，乃始转向。
顺帝时， 孙程等徙远县，司徒掾周举谓司徒朱伥：“朝廷非程等岂立？如道路夭折，使上有杀功臣议”，伥遂谏止之。时称“五经纵横周宣光”，周亦名儒。自此以前，朝士尚有袒宦官者。及梁冀败，宦官势盛，朝士锋芒，乃转向宦官。
惟东汉宦官势力，不仅盘踞内廷，其子弟亲党布散州郡，亦得夤缘察举，进身仕宦。【李固顺帝阳嘉初对：“诏书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
从此递相擎引，根枝缠结，日益繁滋。故士族清流与宦人冲突，不限于中央而遍及州郡。
如济北相滕延，捕杀侯览、段珪宾客，征诣廷尉免。左悺兄滕为河东太守，皮氏长赵岐即弃官归。唐衡兄珪为京兆尹，将岐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岐逃难四方。【此均在桓帝延熹三年。】
而中朝、外朝之别，又使宦官与外戚同样得荫附王室，为外朝权法所不及。
太尉杨秉奏诛侯参，【览兄。】并奏免览官。书奏，尚书召对秉掾属，诘之曰：“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三公统外，御史察内；今越奏近官，经典、汉制，何所依据？”【秉以“申屠嘉召诘邓通”为对，桓帝不得已，为免览官。然此乃西汉文帝时故事，东汉自光武改制，公府外职，固不得问内廷事，帝自为优容也。又按：杨秉此次劾奏宦官仕人及子弟为外官贪淫者，刺史、郡守以下凡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可见当时宦官之恶遍天下矣。】
因此宦官之势，乃非外朝士人之力所能摧陷廓清，名士不得不内结外戚，【如陈蕃之与窦武，袁绍之与何进。】而外戚到底亦为一种腐败的因袭体，名士遂终与之两败。
窦武传谓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此特见窦武之与名士相结纳耳。】而陈蕃传则记王甫让蕃语，谓，“先帝【桓。】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公为栋梁，枉挠阿党。”【此可见窦家仍不脱外戚腐败气味。】恐所言非尽无据。陈荐处士徐稚、姜弘、李昙、魏桓，皆不至。韦之言曰：“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权豪，其可去乎？”是其时王室腐败已极，固非朝士所能弥缝。至何进不可依恃，更属一时共知。
且名士对付宦官，态度亦自有过激处。
桓帝延熹八年，李膺复拜司隶校尉。中常侍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畏罪，逃匿让家合柱中。膺率吏破柱取朔杀之。桓帝诘以不先请便加诛之意，此下遂有第一次之党锢狱。【事在延熹九年，张成以方技交通宦官，推占有赦令，教其子杀人，果遇赦，李膺竟杀之。成弟子牢脩诬告膺养太学游士，交结生徒，诽讪朝廷。此两事一则未请先诛、一则遇赦仍杀，于膺皆不为无失之过激也。】此为宦官与名±直接冲突之头锐化。盖至此名士已成团体，与以前零零碎碎出头反对外戚者不同。而宦官亦借部党之名，【部党始于甘陵南、北部。桓帝师甘陵周福为尚书，而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郷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各树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而党人之议自此始。】牵连逮捕至二百余人。翌年，以窦武等表请赦归，犹禁锢终身。灵帝即位，窦武、陈蕃谋杀宦官不成，【此为外戚与名士同谋宦官之第一次。】转为曹节、王甫所杀。【事在建宁元年，去第一次党锢狱三年。】翌年，【建宁二年。】遂有第二次党锢之狱。【事始山阳东部督邮张俭，举劾中常侍侯览，上书，为览遮截，卒不得上。俭行部逢览母，呵不避路，竞使吏卒收杀之，追擒览家属、宾客，死者百余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园宅，鸡犬无狳。张俭此事更为非理。灵帝以俭郡吏，不先请擅杀无辜，诏收俭。俭亡命，逃窜，所经历皆伏诛。】遂并捕前党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附从者锢及五族。建宁四年，又捕太学诸生千余人，并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直至黄巾贼起，始得赦。【在中平元年。】又五年，【中平六年。】何进与袁绍等谋尽诛宦官，而董卓人京。【此为外戚与名士同谋宦官之第二次，而汉亦亡矣。】
而汉代上下用法，本亦有过酷之弊。
汉袭秦旧，用法太严，以殊死为轻典，狱吏以深竟党与为能事。西汉时，义纵为定襄太守，狱中重罪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者，亦二百余人，纵一切捕鞫，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此虽极端之例，可见汉代刑法之一斑矣。故成瑨为南阳太守，宛富贾张汎倚恃后宫中官之势，功曹岑晊等劝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后乃奏闻。此较之张俭之诛侯览一家，同为惨酷非人道。【在当时不自知也。】在名士正义一面者如此，在宦官恶势力一面者可想。故张俭亡命所经历，伏重诛者数十家，至于宗亲歼殄，郡县残破。【西汉亦每轻用族诛，如晁错、主父偃、郭解诸人皆是。】双方相激相荡，皆受用法不平之祸也。【又按：东汉刑讯之酷，亦可骇人。独行传载楚王英坐反诛，其所疏天下名士，有会稽太守尹兴，乃征诣廷尉狱。其门下掾陆续、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吏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拷。诸吏不堪楚痛，死者大半。惟续、宏、勋拷掠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又，戴就仕郡仓曹掾，刺史欧阳参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遗部从事按之，收就于钱塘县狱，幽囚拷掠，五毒惨至。又烧斧使就挟于肘腋。每上彭考，肉焦毁堕地，掇而食之。又令卧覆船下，以马矢薰之，一夜二日不死。又复烧地，以大针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堕落。迄明公浮之诬，乃舍之。崔寔政论犹病汉治之宽，岂为知病者？其后曹操父子颇欲以法治革汉弊，竟不永祚。及东晋以下，刑典始宽。就唐、宋言，则唐重而宋轻，大体视士权之消长为进退。】
积此数因，造成惨毒的党锢之祸，“人之云亡，邦国殄瘁”，黑暗腐败的汉王室，终于倾覆，依附于王室的外戚与宦官，亦同归于尽。而名士势力到底还可存在，便成此后之门第。大一统政府不能再建，【因无共戴之王室。】遂成士族多头之局面。
五、门第之造成
士人在政治社会上势力之表现，“清议”之外，更要的则为“门第”。
门第在东汉时已渐形成。
第一是因学术环境之不普遍，学术授受有限，往往限于少数私家，而有所谓“累世经学”。
其最著者莫如孔子一家之后，自伯鱼、子思以下，再五世孔顺为魏相。顺子鲋，为陈涉博士。鲋弟子襄，汉惠时博士，为长沙太傅。襄孙武及安国。武子延年。安国、延年皆武帝时博士；安国至临淮太守。延年子霸，昭帝时博士，宣帝时为大中大夫。霸子光，历成、哀、平三帝，官至御史大夬、丞相。自霸至七世孙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安国后亦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有名。其次西汉大儒伏生，世传经学，历两汉四百年。【详东汉伏湛传。】又次如东汉桓氏，自桓荣以下，一家三代为五帝师。【荣授明帝，郁授章、和，焉授安、顺，又焉兄孙彬，亦有名。】
经学既为入仕之条件，于是又有所谓“累世公卿”。
累世公卿亦始西汉。如韦、平再世宰相，【韦贤、玄成，父子相宣、元。平当、平宴，亦父子相继。】于氏为两世三公，【父定国为丞相，其子永为御史大夫。】时为仅事。东汉则有四世三公者为杨氏，【杨震为太尉，子秉、子赐（司徒）、子彪凡四世皆为三公。】又四世五公者为袁氏，【袁安为司空，又为司徒，子敞及京，京子汤，汤子逢，逢弟隗，四世五公，比杨氏更多一公。】氏族之盛，西汉较之蔑如矣。
“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传袭的势力，积久遂成门第。
门第造成之另一原因，则由于察举制度之舞弊。
地方察举权任太守，无客观的标准，因此亦于营私。一面是权门请托，一面是故旧报恩。两者递为因果，使天下仕途，渐渐走入一个特殊阶级的手里去。
明帝中元二年诏，已云：“选举不实，权门请托。”樊鯈上言，则谓：“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弃废。”顺帝时，河南尹田歆谓：“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遂举种暠（hào）。风俗通记南阳五世公为广汉太守，与司徒长史段辽叔同岁。辽叔大子名旧，小子髡，到谓郡吏曰：“太守与辽叔同岁，幸来临郡，当举其子。如得至后岁，贯鱼之次，敬不有违。”主簿柳对曰：“旧不如髡。”世公厉声曰：“丈夫相临，儿女尚欲举之，何谓高下之间”竟举旧。世公转南阳，与东莱太守蔡伯起同岁，欲举其子，伯起自乞子瓒尚弱，第琰幸已成人。是岁举琰，明年复举瓒。瓒十四未可见众，常称病，到十八始出治剧平春长，上书：“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卫。”尚书劾奏：“增年受选，减年避剧，请免瓒官。”此一事尤可见当时察举情况也。
及门第势力已成，遂变成变相的贵族。自东汉统一政府倾覆，遂变成变相之封建。长期的分崩离析，而中国史开始走上衰运。
六、东汉士族之风尙
东汉士大夫风习，为后世所推美。他们实有尽多优点。但细为分析，似乎东士大夫常见的几许美德高行，不外如下列，其间都和当时的察举制度有关系。
一久丧。【此为孝行。西汉重孝，尚少行三年丧者。东汉则“谓他人父”，对举主、故将亦多行孝三年，而父母之丧有加倍服孝者。】
三年之丧，自西汉中叶始渐推行。【公孙弘后母卒，服丧三年。哀帝时，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原渉父死，行丧冢庐三年，由是显名京师。薛宣后母死，弟修为临淄令，去官持服。宣为丞相，谓弟：“三年服少能行者。”兄弟相驳，修遂竟服。绥和二年，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平帝时，王莽令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见此制始重，已在西汉末年。】东汉则行丧三年为常事，甚有加倍服丧者。【光武子东海王臻，丧母服阕，又追念丧父时幼小，哀礼有阙，乃重行丧制。袁绍母死去官，三年礼毕，追感幼孤，又行父丧。】甚至有行服二十余年者。【青州民赵宣，葬亲不闭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郷里称孝；然五子皆服中生，陈蕃致其罪。孔融杀父死墓哭不哀者。其变乃有阮藉临丧食肉，上与戴良同风。（见范书逸民溥。）】
二让爵。【父有髙爵，长子应袭，逃避不受，以让其弟。】
此亦始始西汉，【韦贤卒，子玄成让爵于庶兄弘。宣帝高其节，许之。】东汉更多见。【如邓彪、刘恺、桓郁、丁鸿、郭贺、徐衡，皆是。】盖时重孝廉，让爵、推财，则孝与廉兼尽矣，故人争慕为之。然让者固髙，受者斯卑。临深为峻，以人之污，形己之洁，实非平道。【范蔚宗丁鸿传逾已识之。】
三、推财。【兄弟异财析居，推多取少。让爵、推财，同为推孝以及弟也。】
其人如薛包、【建光（安）中，征拜侍中，称疾，赐告归，盖恬退人也。】李充。【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妻曰：“有私财，愿思分异。”充伪酬曰：“如欲别居，当酝酒具会。”妇信充，置酒宴客。充乃跪白母，遗斥其妻。延平（殇）时，诏举隐士大懦，务取高行，以劝后进，特征为博士。充以异析为不义，何不开譬其妻？妻设不淑，亦小当伪许，借斥妻而博高名，似非中和之道。】而故相反者有许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末显，欲令成名，于是分财三分，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白其事，所理产增三倍，悉以推二弟。今按：许武之为弟谋，贤矣；然当时自为谋而推财让产者当亦不乏也。】
四、避聘。【避聘不就，以让亲属，则与让爵、推财，迹异心同。】
如刘矩、【以叔父叔辽未得仕进，遂绝州郡之命。太尉朱宠、太傅桓焉嘉其志义，叔辽以此为诸公所辞，拜议郎；矩乃举孝廉。】鲁恭，【亦怜弟丕小，欲先就其名，讬疾不仕，郡数以礼请，谢不肯应。】皆与让爵、推财，迹异心同也。至其他却聘为高者，不胜具举。
五、报仇。【家庭有仇怨，奋身图报，此亦孝弟之激发也。】
其事如崔瑗、【兄为人害，手刃报仇，亡去。】魏朗、【兄为人害，朗白日操刀，杀其人于县中。】苏不韦【父谦为司隶校尉李暠按罪死狱中。不韦与宾客掘地道至暠寝室，值暠如厕，杀其妾与子；又疾驰至暠父墓，掘得其父头以祭父。】等。古者刑不上大夫，故贵族阶级相互有隙，不得直于法庭，则以私斗决之。墨家非礼亦非斗，儒家重礼故不非斗，【故荀子谓：“狗、彘尚有斗。”】然至秦汉以下，自可诉于官，不理于官而辄自仇杀，此为慕古而失其意矣。
六、借交报仇。【朋友有仇怨，亦许身代报，此推已孝弟以及人也。】
其事如何容、【友有父仇未报，将死，泣诉于容，容即为复仇，以头祭其父墓。】郅恽【恽友父仇未报，病将死，对恽欷歔。恽将宾客杀其人。以头示友；友见而气绝。】等。礼有之：“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则父母而亡，固可以死许友。以死许友，即指借交报仇也。
七、报恩。【此皆故吏对举主，弟子对业师，移孝作忠，亦家庭道德之推扩也。】此又分两类。
（一）急难【举主、业师有患难，挺身护救。】
其事如李固弟子郭亮、【固被戮，亮负斧锧上书，请收固尸。】杜乔故掾杨匡、【乔被戮、匡守护其尸不去。】第五种门下掾孙斌、【种劾宦官单超兄子匡，坐徒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孙。斌知种往必遇害，格杀送吏，与种俱逃。】刘瓆郡吏王充，【瓆考杀小黄门赵津，下狱死。充为瓆郡吏，送丧运，终毕三年乃归。】刘君吏公孙瓒；【详下。】而廉范之于邓融，尤为壮烈。【陇西太守邓融，在职不称，廉范为功曹，知其必获罪，乃谢去；融甚望之。范改姓名，求为廷尉卒。无何，融果征下狱，范卫侍异常，融曰：“卿何类我功曹？”范曰：“君误耳，非也。”融系出困病，范随养视；及死，终不自言，身将车送丧至南阳，莽毕而去。今按：廉范尚在东汉早年。又前如沛人赵孝、彭城人刘平、北海淳于人淳于恭，此等皆在王莽时，信古而陷于愚，励诚而几于伪，正与王莽上下相应。此等立节敦行之风，盖自王莽世已然，并不为受光武提俱。光武实亦自受当时风气之影响也。自此演而愈烈，如廉范事仅难能，然终似非正办。】
（二）服丧【举主、故将死，为之服丧。】
如李恂、乐恢为郡将，荀爽为举主，【袁逢举爽，不应。逢卒，为服丧三年。】侯苞、冯胄为业师等。并有弃官行丧者。如吴匡、【风俗通：“弘农太守吴匡，为黄琼所举。班诏劝耕，道闻琼薨，即发丧制服，上病，还府。论之曰：‘剖符守境，劝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仇怨，国之大亊；而猥顾私恩，若宫车晏驾，何以过兹？论者不察，而归之厚。’”若此类者非一。】傅燮、桓典等。【又崔寔以期丧去官。荀攸祖父昙卒，故吏求守墓，推问乃杀人亡命。】
八、清节。【一介不取，准财与人。东汉重廉吏，社会亦尚廉节。】
如廉范、【父客死于蜀，范年十五，人蜀迎丧。其父故吏太守张目资送，不受；船触石破没几死，穆追送前资，竟不受。范家入蜀，以良田百余顷属故吏毛仲：范归，仲子奉仲遗命以田归范。范以物无常主，在人即有，悉推田与之。今按：范自守甚高，然推田与毛，似属矫情，并非爱人以德也。肃宗崩，范奔赴。庐江郡掾严麟奉章吊国，乘小车，涂深马死，不能自进。范命从骑下马与之，不告而去。麟事毕，不知马所归，乃缘踪访之。或曰：“当是廉叔度。” 麟即牵马造门，谢而归之。此见当时风尚已成，故人尽勉为而不自觉。】种暠、【父早亡，有财三千万，暠以赈乡里贫者，遂知名。】范冉。【受业于樊英、马融。史称：“好违时绝俗，为激诡之行。”看姊病，妹设食，冉留钱二百。此等良可诧笑。袁奉高不修异操而致名当时，为可贵矣。】
其它高节异行不胜举。大体论之，则东汉士风，亦自有其缺点：
一则在于过分看重道德。
道德自为人生不可缺少之要素，然亦只是人生中一端。过分看重，不免流弊。譬如健康，亦人生一要端，若其人惟一看重健康，即不免种种流弊也。过分看重道德之流弊，又可分两端言之：
一则道德乃人人普遍所应有，并非可以争高斗胜。【道德乃起码条件，非终极标准，人不应不道德，（此乃消极的严重性。）却不能定要比人更道德。（积极的便成不自然性。）】若专以道德来分别人高下，便造成社会上种种过高非常不近人情的行为，而其弊且导人入于虚伪。【宋苏轼谓：“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是也。】
二则道德乃事事各具的一种可循之轨辙。若做事太看重道德。便流于重形式虚名而忽略了内容与实际。【将军死绥，亦是一种道德。若过重道德，或只重道德，即往往可以军队尚未彻底败北，而早图从容自杀，忘了最后的反斗。汉士人名列党锢，束手就缚，自觉心安理得，亦是同样心理。】
二则东汉士人的道德似嫌褊狭。
他们似乎只注重个人、家庭和朋友，而忽略了社会和国家。【西汉儒生颂莽功德，要求汉室让位，从君臣私人的友谊论为不道德，从对社会、国家全体论，未见其为不道德。即如王莽、刘歆，后人皆以不道德目之，皆受东汉人影响也。】“孝”与“廉”为东汉士人道德之大节目，然此二者全属个人和家庭的，非国家和社会的。【廉只是消极的。为吏不可不廉，不能仅廉而止。】不孝、不廉固然不够做人和从政的标准，然只是孝、廉，亦不够得做人和从政的条件。
因东汉士人只看重形式的道德，不看重事实的效果，所以名士势力日大，而终不能铲除宦官的恶势力。【及袁绍尽诛宦官，而事已溃烂，不可收拾。】
因东汉只看重私人和家庭的道德，故王室倾覆后，再不能重建一共戴的中央，而走入魏晋以下之衰运。
然东汉士人正还有一种共遵的道德，有一种足令后世敬仰的精神，所以王室虽倾，天下虽乱，而他们到底做了中流砥柱，个别的保存了他们门第的势力和地位。
第十一章 统一政府之对外【秦汉国力与对外形势】
中国自秦汉统一，大体上版图确定，民族抟成，中国史遂开始有其对外问题。【以前只是中国内地华、夷杂处，部族相争，不成为对外。】
中国以民族之优秀，疆土之超越，使中国国力常卓然高出于四围外族之上。因此中国史上对外之胜负、强弱，几乎完全视国内政治为转移。【外患只是内政动乱所招致之一种事态。严格言之，只要国内政治有办法，国外绝不足患。】
讲述中国史上历来之外患，毋宁应该多注意于国内之自身。
一 两汉国力之比较
两汉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因统一而臻国力全盛之时期，但因种种关系，东汉国力已不如西汉。
先就建都而论。
中国古史活动场面，大体上主要的在黄河流域。其西部上游武力较优，东部下游则文化、经济较胜。此种形势，自虞、夏、殷、周直到秦并六国皆然。
西汉承秦而都关中，长安为全国之头目，东方的文化、经济不断向西输送，使与西方武力相凝合，而接着再从长安向西北伸展。【驱逐匈奴，开通西域。】西汉的立国姿态，常是协调的、动的、进取的。
光武中兴，关中残破，【因王莽末年乃至更始、赤眉的大骚扰。】改都洛阳，从此东方的经济、文化不免停滞，不再向西移动。【中国国力以政治推动，则常向西北发展；由外寇强敌所在也；此如西汉与唐皆是。若社会自由进展，则常向东南，以气候较佳，土壤较肥，又无强敌临前；如东汉、宋、明皆是。】而西方无力失其营卫，亦不免于转弱。【因而虽小小的西羌，竟成东汉西边之大患。】东、西两方人口密度不调节，社会经济易生动摇，正如在一端极热、一端极冷的不调和空气下激起了大旋风，东汉国运遂于东方的饥荒【黄巾。】与西方的变畔【凉州的兵与董卓。】两种势力冲荡下断送。东汉的立国姿态，可以说常是偏枯的、静的、退守的。
此乃两汉国力盛衰一总关键。
自秦以及西汉，都有大规模的向西移民。
秦徙东方大族十二万户于咸阳。汉高祖又徙楚昭、屈、景，齐田旧及燕、赵、韩、魏诸强族于关中。文帝听晁错谋移民实边。武帝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一次凡七十余万。
汉诸帝并有陵寝徙民的制度。
景帝五年作阳陵，募民徙陵，户赐钱二十万。武帝初置茂陵，赐徙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昭帝为母起云陵，募徙者赐钱、田、宅。此仅徙民，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辅富人平陵，始专徙富人矣。宣帝募吏民赀百万以上徙于昭帝平陵，以水衡钱为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丞相下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赀百万以上者，则为高官矣。元帝筑寿陵，乃勿徙，曰：“今所为陵，勿置县邑。”成帝为昌陵，又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者。哀帝作义陵，又诏勿徙。帝王厚葬固非美事，然汉都长安，屡移东方户口实之，主父揠谓：“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奸猾”，此与秦徙东方大族用意正同。惟长安充实而后西北武功得继纩发展，不如东汉一存边警，即议弃并、凉，弃三辅。故前汉夺朔方，开西河，而匈奴、西域皆服；东汉视关陕如塞外，而羌祸遂日蔓延，东方食少而有黄巾，西边多事而有董卓。此诚两汉兴亡一大关键也。
至东汉便不然。
东汉诸儒，对边防空虚，亦屡有论奏。虞翊请三郡疏谓：“禹贡雍州之域，厥田上下，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羣羊塞道。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余年，三郡未复，园陵单外，公卿选懦，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
时在顺帝永建四年。前因羌寇徙陇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此言“后三郡”，当以陇西尚远，故未及之。书奏，汉廷始复三郡。
又崔寔政论谓：“古有移人通财，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皆不垦发。人情安土重迁，宁就饥馁，犹群羊聚畜，须主者牧养处置。置之茂草，则肥泽繁息；置之硗卤，则零丁耗减。”
又仲长统昌言损益篇：“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世俗安土，有死无去，君长不使，谁能自往？”蔡邕上封事陈政要谓：“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四方有事，未尝不取办于二州。顷连年荒馑，榖价一斛至六、七百，故护乌桓校尉夏育出征鲜卑，无功而还 士马死伤，弓兵散亡殆尽。”据蔡文，东汉末叶幽、冀二州均见荒残；崔氏政论则幽已荒旷，而冀尚稠实。东汉边区凋荒，盖自西北逐步侵向东北矣。【与移民运动相应者，尚有筑路、开渠、垦殖诸端，亦西汉盛而后汉衰。史、汉皆志沟洫、河渠，而范书无之。】
兹略举两汉西北边区户口变动显著的数字如下：
（一）关中三辅
三辅名 西汉户口及辖县数（地理志平帝元始二年） 东汉户口及辖县数（郡国志顺帝永和五年）
京兆 户 195，702 辖县：12 户 53，299 辖县：10
口 682，468 口 285，574
冯翊 户 235，101 24 户 37，090 13
口 917，822 口 145，195
扶风 户 216，377 21 户 17，352 15
口 836，070 口 93，091
合计 户 647，180 57 户 107，741 38
口 2，436，360 口 523，860
蔡邕京兆尹樊陵颂碑：“长陵前汉户五万，口十七万，王莽后十不存一，至光和【灵帝。】领户不盈四千。
（二）西北沿边诸郡
郡名 西汉户口及辖县数 东汉户口及辖县数
辽东 户 55，972 辖县：18 户 64，158 辖县：2
口 272，539 口 81，714
辽西 户 72，654 14 户 14，150 5
口 352，325 口 81，714
右北平 户 66，689 16 户 9，170 4
口 320，780 口 53，475
渔阳 户 68，802 12 户 68，456 9
口 264，116 口 435，740
上谷 户 36，008 15 户 10，352 8
口 117，762 口 51，204
代 户 56，771 18 户 20，123 11
口 278，754 口 126，188
雁门 户 73，138 14 户 31，862 14
口 293，454 口 249，000
定襄 户 38，559 12 户 3，153 5
口 163，144 口 13，571
云中 户 38，303 11 户 5，351 11
口 173，270 口 26，430
五原 户 39，322 16 户 4，667 10
口 231，328 口 22，957
朔方 户 34，338 10 户 1，987 6
口 136，628 口 7，843
西河 户 136，390 36 户 5，698 13
口 698，836 口 20，836
上郡 户 103，683 23 户 5，169 10
口 606，658 口 28，599
北地 户 64，461 19 户 3，122 6
口 210，688 口 18，637
金城 户 38，470 13 户 3，856 10
口 149，648 口 18，947
武威 户 17，581 10 户 10，043 14
口 76，419 口 34，226
张掖 户 24，352 10 户 6，552 8
口 88，731 口 26，040
酒泉 户 18，137 9 户 12，706 9
口 76，726 口 未详
敦煌 户 11，200 6 户 784 6
口 38，335 口 29，170
右表惟渔阳略增，余均锐减。敦煌一郡六城，仅有七百余户，尤觉荒凉。
东汉边郡荒残至此，此又东汉国力不如西汉一大原因。【东汉人口较西汉特见激增者，一为今湖南、江西两省；一为今河南南部南阳一带；其次为江苏三吴平野；又则岭南及云南地带。郡国辖县亦三辅、边郡皆激减，而长江流域县数有增。】
再就人才言之。
西汉适当古代贵族阶级破坏之后，各色人物平流竞进，并无阶资，亦无流品。【即以汉武一朝言，儒生如公孙弘、儿宽、大将军如卫青、霍去病、李广，理财如桑弘羊，司法如张汤，出使如张骞、苏武。】大抵是一个杂色的局面。东汉则渐渐从杂色的转变成清一色，【即以光武一朝论，其“云台二十八将”已大半是书生出身。此种转变，己起西汉末叶。两汉儒、吏未分，贤能儒生不嫌以吏进，东汉吏职渐轻而尊辟举。两汉文、武一道，大臣韩安国之徒亦出守边；东汉流品始分，故刘巴轻张飞。】人才走归一路，为东汉国力向衰之又一原因。【其他次要者不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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