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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世纪的陆军”是沙利文的倾心之作。从上任之初到离任以后，他对此事始终保持着不减的热忱。尽管美军内部和其他国家军队的许多人，把“21世纪的陆军”等同于“数字化部队”，可沙利文并不这样看。他认为，与其把“21世纪的陆军”看成是一种“最终方案”，不如当做“一种心态和方向”，美国陆军应不断地进行“一体化”的改革。“21世纪部队的一体化包括：作战理论、组织体制、训练、指挥官培养、物资装备与士兵问题，以及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美国《军事评论》1995年5－6月号）根据目前美国陆军的普遍看法，“21世纪部队是陆军现有部队进行信息时代的野战实验、理论研究和装备采购计划，将使地面作战部队作好准备执行从现在到2010年的任务。”（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参谋长助理罗伯特·基利布尔上校，《武装力量》杂志1996年10月号）
沙利文的继任者赖默将军也深谙此道，他在前任勾画的蓝图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2]。谁都知道，数字化部队的建立花费甚巨，而这正是沙利文和赖默的精明之处：多花钱正是为了多要钱。从《21世纪陆军》到《2010年后陆军》，再到《后天的陆军》，两步三个台阶，用颇为令人信服的发展目标做钓饵，把国会山的支持和更多的军费吸引到了陆军的建设上来。至于那些对军事问题一窍不通的政客们，面对着将军们从一场胜仗中得出的未必就能导致新的胜利的结论与做法，大都害怕出乖露丑，无人敢对极可能是披着新装的皇帝说三道四。其实，不管对“数字化部队”的炒作如何沸沸扬扬，现在都还远不到对这一设想的正确性给出定论的时候。别的不说，光是按美国陆军的标准做法，一种新武器装备从军方提出要求、工业部门研制再到军方验收的采购周期长达十年，而计算机自身发展的“18个月定律”和网络技术的“60天定理”这两种无法协调的节奏，就让“数字化部队”很难在技术上定型和编制上成军，从而使它成为被不断变化的新技术之鞭抽打的陀螺，在疲于应付的旋转中，既无所适从又无所作为[3]。仅此一点，把一个军种的命运，系于某种技术的普及之上，这一颇具超前性的大胆设想，也就难以真正成为指导未来陆军发展的唯一路标。何况，谁又敢现在就断言，在未来战争中，这不是一条耗费靡巨却因其过于依赖单一技术反而变得脆弱异常的电子马其诺防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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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丹尼斯“J.赖默上将说，“《2010年陆军构想》也是连接《21世纪部队》和《后天的陆军》的理论的关键。《21世纪部队》是陆军正在实施的计划……《后天的陆军》是陆军正在酝酿中的远景规划……三者相互配合，确定了一整套连续而有序的变革，以确保陆军能沿着井然有序的方向发展。”（见《2010年陆军构想》报告，1997年）
[3]技术更新速度远远快于武器装备速度的现象背后，隐藏着更深的矛盾：“先行者反而容易落后”（这一点从电讯业的发展和电脑的更叠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也许是按大工业模式建立起来的职业军队与信息技术间难以协调的矛盾之一。正因此，美国人才对各种军事高新技术甚至是民用新技术的扩散有种病态的敏感。
[4]这一点在美军内部，也有不少人提出疑问。艾伦·坎彭上校认为，“仓促采用一种人们不甚了解的、未经检验的新战法是有风险的”，“很可能会把一场有益的军事革命变成对国家安全的赌博”。（美《信号》杂志1995年7月号）
对空军来说，决人快语的杜根将军被解职，以及在整个“沙漠风暴”行动中参战的空军部队都被一位陆军上将所指挥，并没有妨碍它成为海湾战争的大赢家[5]。“全球到达，全球力量”的建军方针首次经受了战争的考验，空军作为一支可以在任何战场单独遂行战略和战役打击任务的力量，其地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煊赫[6]。这使得踌躇满志的麦克皮克将军和他的后任下决心走得更远一些。他们以为一次胜利就足以让自己在今后的三军排位中扮演主角，50年前从陆军身上抽出一根肋骨捏成的空军，此时已非吴下阿蒙，因为他们在海湾摸到了大象身上赫然长出的翅膀。即使空军参谋长弗格尔曼和陆军参谋长赖默一致认为，通过海湾战争，“两个军种对21世纪的军事作战行动都有了深入的了解”，但“当双方试图将从海湾战争中获得的教训具体化并加以利用时，陆军和空军的关系就变得紧张了”[7]。原因很简单，翅膀越长越硬的空军和老子天下第一的陆军，谁也不愿把作战指挥控制权拱手相让于对方。这种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貌似有理而超越其上便会发现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军种之争，使得每次研究联合作战行动的军种领导人会议，都变成了不解决问题的例行公事，也使得从海湾战争中获得的鲜活经验，无法在军兵种间得到充分有效的共享。这一点，只须看看战争结束后空军和陆军陆续颁布的作战纲要和条令，便会一日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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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尔斯·霍纳空军上将指挥的联合部队空中部队司令部，尽管也要听命于施瓦茨科普夫，但毕竟在海湾战争中出尽风头。
[6]“全球到达，全球力量”作为冷战后美国空军战略构想，在1990年6月以白皮书的形式发表。半年后，海湾战争验证了这一构想的基本原则。
[7]见美《陆军》杂志1996年12月号，《陆空联合作战》一文。
需要指出的是，空军在战后所做的当然不止是与其它军种争权夺利。作为对“沙漠风暴”的主体——空中打击战役的成功经验的回应，他们把所有的作战飞行联队，都按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模式改编成了混合联队；接下来又用减七加四的办法彻底改组了整个空军的指挥机构；眼下他们正在试行组建能够在48小时内到达全球任何战区、并在危机和冲突的全过程都能保持作战能力的空军远征部队。一向都对电子战乃至信息战表现出极大热忱的空军，还在沙利文建立数字化部队之前，已率先建立了空军信息战中心。这些举措的出台显然与海湾战争的收获直接相关。可惜的是如此有益的尝试并没能超逸出军种的边界，结果鸹噪已久的“军种间联合作战行动”，到头来依旧还是一句口号。只是这一切并不妨碍美国空军的将军们仿效他们的陆军同僚，把军种内积极变革与军种外积极争夺，当成推进本军种利益的两只轮子。一支死气沉沉没有任何新鲜打算的军种，是不可能从掌管军费拨款的议员们口袋里掏出一个美分的。这方面，空军自有它的小九九[8]。在军兵种间愈演愈烈的预算争夺战中，航天武器系统就是空军手中的一张有力的王牌。尽管里根总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一开始就带有虚张声势的味道，并且直到把总统权杖往下交了两任之后也没能真正形成作战能力，但美国人对于建立太空打击力量的热情却始终不曾冷却[9]。凭借这股热情，数任空军参谋长都为自己的军种争到了尽可能多的军费。至于美国的航天力量是否如航天司令部司令埃斯蒂斯将军所说，“航天部队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证明其具备了独立使用的潜力”，恐怕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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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97年美国空军又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全球参与——21世纪美国空军构想》。“我们的战略构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美国空军将建设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航空与航天力量……它将是一支全球力量，并将使美国的身影无处不在。’”（见《全球参与——21世纪美国空军构想》）
[9]尽管克林顿总统宣布取消“星球大战”计划，但实际上美国军方一直未放缓太空军事化的步伐。《全球参与——21世纪美国空军构想》特别指出，“这场革命性变革的第一步是将美国空军变成一支航空与航天力量，进而将其改造成为一支航天与航空力量。”其间顺序的变化，显然体现了重心的调整。至于航天司令部则更是强调航天部队的作用（具体见（美军航天部队与联合航天理论》）。1998年4月，美国航天司令部发市长远规划《2020年设想》，提出军事航天的4种作战概念，即控制空间、全球交战、全面力量集成、全球合作。到2020年控制空间要达到下列5个目标：确保进入空间；监视空间；保护美国及其盟国航天系统；防止敌方使用美国及盟国航天系统；阻止敌方使用航天系统。（见《现代军事》1998年10期，P10－11）
如果真的把海湾战争看成一头大象的话，可以说美国海军的前鳍几乎没擦着这头大象的皮毛，摸象之说也就无从谈起。也许恰恰是由于这一点，从“沙漠风暴”的冷板凳上滑下来的心高气傲的水兵们，还在返航的途中，就开始了美国海军史上最痛苦的战略思想转变。这痛苦整整把那些长着鳃的军人们折磨了一年半时间。然后，一份由几个中校和上校提出的名为《由海向陆》的白皮书，摆在了海军部长的案头。该文明显背离了美国海军精神教父马汉的教义，一改旧章，不再把洋上决战夺取制海权当做海军永远不变的神圣使命，头一回将支援近岸和陆上作战列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不啻于让游弋在深海的长尾鲨变成在泥沼里打滚的短吻鳄。更令人惊讶的是，如此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居然得到了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和陆战队司令的联合签署，成了自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之后最重要的海军文献。大胆的战略突变，给了这支在世界格局大变动的背景下寻找再生之路的军队一次重要的转机。虽然看上去海军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不如陆军的更激进，也不及空军更有抱负，但它的转变显然更具根本性，且更带整体性。在拨动军种的算盘珠子时丝毫不比陆、空军逊色的海军，当然也希望在变革自身和争取军费两方面一箭双雕。但对于一个没能在一场大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军种，要想在战后新一轮利益的切割中保住既定的份额并且还野心勃勃地企图获得更大的一块蛋糕，就必须拿出最漂亮的方案，进行最彻底的改革。于是，在提出《由海向陆》两年之后，海军又发表了新的白皮书《前沿……由海向陆》[10]，把更为积极的“前沿存在”、“前沿部署”、“前沿作战”等新的激素注入了海军战略；又过了两年，海军作战部长布达尔上将提出了《2020年海军构想》；在他为挽回被自己败坏了的军人荣誉而自杀后，接任的约翰逊上将萧规曹随，继续推动由历届前任开始的改革。他把“和平时期参与、威慑和防止冲突、作战并赢得胜利”列为美国海军在21世纪的三大任务。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他也和他的每位前任一样，但凡提出任何一项方案，无不是以海军为轴心。这一回他的理由是，在美军所担负的频繁的海外作战任务中，陆军需要借助多方运力展开部署，空军则过分依赖别国基地，唯有海军具备在任何海域自由巡弋、以多种手段投入作战的能力，结论当然是，海军应该成为联合作战部队的核心。这位海军上将的心里非常清楚，只要他的这一论点得到三军统帅和国防部的认同，接下来顺理成章的就该是，为他的军种拿到顶算拨款的优先权。据美国1998财年国防预算透露，近十年来，在一直呈削减趋势的美军经费坐标图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是诸军兵种中军费削减最少的两家。海军上将们总算如愿以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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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92年颁布的海军与海军陆战队白皮书（由海向陆》，标志着战略中心与重点的转变……强调海军部队进行前沿部署，这正是《前沿……由海向陆》较之《由海向陆》所体现出的最本质的不同。”（J·M·博达海军上将，《海军陆战队杂志》1995年3月号）这位海军上将也直截了当地要求海军“在预算方面的优先权”。
[11]见美国国防部1998财年《国防报告》。
以上分析勾勒的，是海湾战争后美国三军的大体走向和军兵种间裂隙犹在的现状。你或许会被美国军人为总结这场战争所做的种种努力而打动，你可能会被美国军人为捍卫军兵种利益而采取的每样做法所感染，但与此同时，你也会有深深的惋惜，这么多出众的军人和出色的头脑，竟然被阻隔在军种的藩篱之内，彼此牵制，彼此抵消，以致使每个看上去都十分强大的军种，最终组成的仍然是一支被几把音调不定的号角吹乱了整体步伐的美军。
奢华症与零伤亡
大量使用昂贵武器，为实现目标和减小伤亡而不计花费，这种只有富翁才打得起的战争，是美军的拿手好戏。“沙漠风暴”再一次显露出美国人在作战中的奢华无度，已经到了成瘾成癖的地步。出动平均2500万美元一架的飞机在42天时间里进行11万架次的狂轰滥炸，用每一枚单价130万美元的战斧导弹去摧毁复兴社会党总部，拿价值几万美元的精确制导炸弹去瞄准散兵坑……即使美国的将军们一开始就知道，这顿开销610亿美元的战争豪宴，无需由自己来“买单”，如此阔绰的“金弹子打鸟”式的阵仗，仍未免让他们感到过分的奢侈。一架美制轰炸机就像一座会飞的金山，比许多被它攻击的目标都要昂贵，把成吨的美元砸在一个很可能微不足道的目标上，这么做是否值得的确教人生疑。此外，在长达161天的时间里，昼夜不停地把多达52万的人员，重达800余万吨的物资，从美国本土和欧洲各地运到前线，其中包括不知在何处压了几十年仓底早已报废的数千顶太阳帽和成集装箱的烂在利雅德码头上的美国水果。负责后勤支援的指挥官帕戈尼斯少将，把如此大规模的混乱加奢侈的保障行动，称作“或许是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的”海空运输。而按美国国防部的形象说法，这相当于把密西西比州首府杰斐逊市的全部生活设施搬到了沙特阿拉伯。全世界的军人中，恐怕只有美国人才会认为这是为赢得一场战争所必要的奢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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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见《海湾战争——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及《附录6》。
让人奇怪的正是这一点。被麦克纳马拉用商业精神彻底改造过的五角大楼，却一向只会打不计成本的豪华式战争[13]。连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这个经常为钱与四星上将们打嘴仗的机构，也对这场战争的骇人花费不置一词。在他们分别做出的关于海湾战争的调查报告中，几乎如出一辙地对高技术武器的关键性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国防部长切尼说“我们在武器技术方面领先整整一代”，议员阿斯平则回应“高技术武器表现之好超过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如果你听不出这些自我称许的弦外之音，仅仅以为他们是得意于美军在高技术武器帮助下，圆满实现了打败伊拉克的战争目标，那么你会以为这不过是两个典型的技术致胜论者的口吐狂言，也就还没有悟透美国式战争的全部含义。要知道，这是一个从来不肯不惜一切生命代价，却永远不惜一切物质成本去争取胜利的民族。高技术武器的出现正好可以满足美国人的这一奢望。海湾战争中，美方50万大军仅148人阵亡，458人负伤，几乎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零伤亡”。自越战后，不论是军方还是美国社会，都对军事行动中的人员伤亡敏感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减少伤亡与实现作战目标成了美国军方天平上并重的两只砝码。本该作为战士走上战场的美国大兵，现在成了战争中最昂贵的抵押品，珍贵得如同怕人打碎的瓷瓶。所有与美军交过锋的对手大概都已掌握了一个诀窍：如果你无法打败这支军队。那么你就去杀死它的士兵[14]。这一点，从美国国会强调“减少伤亡是制定计划的最高目标”的报告中，可以得到明白无误的印证。“追求零伤亡”这一充满悲悯色彩的朴素口号，竟变成了造就美国式奢华战争的主要动因。如是，无节制地使用隐形飞机、精确弹药、新型坦克和直升机，再加上超视距攻击和地毯式轰炸，所有这一切，武器也好，手段也罢，便无不同时担负起近乎悖论的双重目标：要胜利，但不要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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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从福特汽车公司总裁改任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把私营公司的核算制和“费效比”概念引入美国军队。使军队学会了如何少花钱去采购武器，但在如何打仗上他们有另外的标准。“国防部所需实现的目标：以最小的风险，最小的支出，并且，在一旦卷入战争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人员伤亡，来换取我们的祖国的安全”。（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27－29）
[14]小查尔斯·邓拉普上校指出，“伤亡是消弱美国实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敌人可能会奋不顾身的损失或能取得战术胜利而一味地造成我们的伤亡。”（“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分析《2010年联合构想》”，《联合部队季刊》1997－1998秋／冬季号）
被这样的前提框定的战争只能是杀鸡用牛刀，其高技术、高投入、高消耗、高回报的特征，使它对军事谋略和作战艺术的要求远不如对武器技术性能的要求为高。以至在这场规模形同一场战役的成功战争中，竟无一个出色的战斗可圈可点。与其所拥有的先进技术相比，美军在战术上明显滞后，并且也不擅长捕捉新技术为新战术提供的机遇。除了对先进技术兵器的有效使用，我们看不出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展示的军事思想与其它国家有多大差距，起码不会比他们之间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更大。也许正因为如此，这场战争才没能成为军事艺术的杰作，倒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武器的豪华博览会，并由此开始了在世界范围内传布美国式的战争奢华症。大把大把的美元在砸垮伊拉克的同时，也一度砸懵了全世界的军人。作为世界头号军火商的美国人对此自然乐不可支。面对这场典型的技术先进、战法单调、花费巨大的战争，一如面对情节简单、特技复杂、模式雷同的好莱坞大片，人们在战后很长时间理不清头绪，以为现代战争就是这么一种打法，并为自己打不起如此昂贵的战争而自惭形秽。这就是为什么海湾战争之后，世界各国的军事论坛上，充斥着一派对高技术武器的向往和呼吁打高技术战争的原因。
诗人杰佛斯在谈到产生过天才爱迪生的美利坚民族时，这样写道：“我们……精于机械，且迷恋奢侈品。”美国人天生对这两者存有浓烈的偏好，并有一种在技术上追求极致和完美，甚至把机械包括武器也变成奢侈品的倾向。喜欢佩带象牙柄手枪的巴顿将军就是一个典型。这种倾向使他们执著地迷恋进而迷信技术、迷信武器，总是想在技术和武器的层面上寻找战争的制胜之道；这种倾向还使他们随时担心自己在武器领域的领先地位被动摇，便不断地以制造更多更新更复杂的武器去消弥这种担心。在这种心态的导引下，当日趋繁复的武器系统与实战所要求的简洁原则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站在武器一边。他们宁可把战争当成与对手在军事技术上的马拉松赛跑，而不愿更多地把它看做是士气和勇敢、智慧和谋略的较量。他们相信只要当代爱迪生们没有沉睡，胜利的大门就会一直向美国人敞开。如此自信使他们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与其说战争是沿着技术和武器这一固定赛道上的角逐，不如说它是一场不断改变方向、具有多重不确定因素的球赛。穿上阿迪达斯的队服和耐克鞋，并不能保证你总是成为赢家。
但美国人似乎并不打算理会这一点，在海湾战争中尝到了高技术致胜甜头的老山姆，显然已决心不惜重金也要保持住高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经费方面的捉襟见肘，虽说使他们面临难以为继的困窘，却并未能改变其对新技术和新武器近乎偏执的热衷。看来，被美国军方不断开列出来并被美国国会不断认可的奢侈的武器清单，肯定还会越拉越长[15]，而美军士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伤亡名单，则未必会一厢情愿地定格在“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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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据美1997财年《国防报告》，获得国会同意的先进概念技术项目有20种，“1、快速力量投送系统；2、精确打击多管火箭的发射系统；3、高空远航无人驾驶飞行器；4、中空远航无人驾驶飞行器；5、精确信号目标捕捉系统；6、巡航导弹防御；7、模拟战场；8、联合反地（水）雷；9、用动能武器拦截弹道导弹；10、制定高级联合计划使用的先进技术；11、战场了解和数据传输；12、反大规模毁伤武器扩散；13、航空基地（港口）对生物武器防御；14、先进导航系统；15、战斗识别；16、联合后勤；17、战斗车辆生存能力；18、寿命周期费用低的中型运输直升机；19、半自动图象处理；20、小型空射假目标。”
群远征军 一体化部队
“21世纪美国陆军需要何种师？”这是—个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使美国陆军备感困惑的问题[16]。海湾战争中，陆军差强人意的表现和高技术兵器对作战节奏的影响形成了鲜明对比。一向都比海空军更保守的美国陆军，终于意识到了对编制体制进行改革的必要。有趣的是，这一回扮演阻力角色的不是陆军的上层，倒是那些刚刚从师级指挥官爬上更高位置和接替他们的新任师长们。向他们开火的，则是受到陆军参谋长嘉许的一群上校和中校。由来已久的“师派”和“旅派”之争战端重开，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肩上大多扛着两颗或者三颗将星的“师派”认为，现行师的编制刚经过战火考验，可以小改但无须大动。而佩戴鹰徽和槭叶标志的“旅派”们看法截然相反。认为正是陆军师未能通过战争考试，才必须要动大手术。于是，“精锐师”、“模块师”、“旅基师”三种方案同时交到了沙利文将军的手上。这位陆军参谋长尽管倾心于体现了“未来作战新思维”的第二方案，却未能说服大多数将军们接受它。结果是在他卸任后，作为介乎于保守和改革之间的一种折衷，美陆军于1996年1月以第四机械化步兵师为基础，组建了有1.58万人的新实验师[17]。“师派”的主张明显占了上风。“旅派”们却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坚持认为“师的编制过于庞大和笨重，难以适应21世纪的战场需求”，从短射程来复枪时期就开始实行的师编制必须全部撤销，应代之以5－6千人的新型作战旅为基本作战编成的新型陆军。为了缓解将军们的反感情绪，他们表现出人情练达的一面，在新方案中保留了与老式陆军同样多的将官职位[18]。正值“师”、“旅”两派争论不已的当口，美国陆军战斗指挥实验室主任、陆军中校麦格雷戈另发新声，他在所著《打破方阵》一书中，主张同时废弃师、旅体制，代之以5000人左右的12种战斗群。它的新鲜之处在于跳出了编制大与小、人数多与少的窠臼，可根据战时需要，采取搭积木的办法，实行任务式编组。他的看法在陆军中引起的震动有些出人意料，以至赖默上将要求所有陆军将官都必须读读这本书[19]。也许这位现任陆军参谋长独具只眼，认定中校的点子虽未必是解决难题的灵丹，却不失为蜕去那些裹在将军服里的老兵们思维茧壳的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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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世纪美国陆军需要何种师？”肖恩·内勒在1995年10月16日《陆军时报》撰文，详细评说此事。
[17]据美国《陆军时报》披露，“经过5年的分析、研究和军内讨论，陆军当局最后终于为装甲师和机步师制定出了新编制。新的重型师编制定名为‘21世纪师编制’。……由师直分队、1个装甲旅、2个机步旅、师炮兵部队（旅级）、1个航空旅和1个管后勤的支援司令部编成。全师15719人（含预备役人员417人）。”编制制定人员解释说，“这次制定的新编制算不上是什么革命性的编制……实际上，它只能被看成是一种比较保守的编制”。（见1998年6月22日《陆军时报》吉姆·泰斯文）
[18]见约翰·R·布林克霍夫“旅基新型陆军”一文，《参数》杂志1997年冬季号。
[19]《打破方阵》一书的详细观点，可见1997年6月9日美国《陆军时报》肖恩·D·内勒的文章。
本来，“群”的概念对美国陆军并不新鲜，50－60年代的“五群制原子师”[20]的改革，被普遍认为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甚至被指责为导致美军在越战中表现不佳的间接原因。而在麦格雷戈看来，一个早产儿未必就不能长大成人。如果说“群”诞生在三十年前是生不逢时，那么今天对它来说则可谓恭逢其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已足以使任何一支较小规模的部队，在火力、机动力方面部不逊于以往规模比之大得多的军队，特别是C4I的出现，使优势互补的军兵种联合作战成了新的战斗力生长点，如果这种时候还抱着十八般武器齐备的师体制或旅体制不放，那才真叫不合时宜。但军事技术的发展即或是高新技术的出现，也只是一种契机，并不会自动带来先进的军事思想和体制编制。一俊遮百丑，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方面的领先地位，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军在编制体制上如同在军事思想上一样，明显比其所拥有的先进军事技术要滞后。从这个意义上看，用“群”打破由师、旅构成的方阵，这是海湾战后美陆军在体制编制上最有创意的构想，代表了美军体制编制改革的新思潮。与陆军不同，空军和海军没有根深蒂固的“方阵”传统，他们的调整步伐相对要显得轻灵些。特别是空军，它巧借沙漠风暴的势头，把师级编制一风吹，全部取消；顺势又将所有的作战飞行联队改为合成联队，率先完成了第一轮体制编制的改革。在把“全球到达，全球力量”确定为新的空军战略目标后，它又继续煽动改革的翅膀，开始试验由约翰·江珀空军中将提出的建立“空军远征部队”的方案。根据这位将军的设想，所谓空军远征部队，是由一支1175人和34架旨在夺取空中优势、实施空中打击、压制敌空防力量及空中加油等飞机组成的、能在命令下达后48小时内到达战区、并在冲突全过程保持空中作战能力的精悍部队。在这方面，美空军的行动可谓是超音速，目前已组建了三支“空军远征部队”并完成了实兵部署。当第四、第五支这样的部队开始组建时，它的前三支“空军远征部队”已经在“南方瞭望”、“沙漠惊雷”等军事行动中崭露峥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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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为适应核战争的需要，设法使部队在核战场上既能进行战斗，又能得以生存，1957年美国陆军进行原子师或五群制师改编。全师11000－14600人，分为机动性较强的5个战斗群，并都配有战术核武器，但该种师在非核战场上攻击能力就相对比较低。
[21]美国空军远征部队构想，详见威廉·卢尼空军准将在《空中力量》杂志1996年冬季号上的文章。
对海军而言，既然已经有了《前沿……由海向陆》的新战略，组建由海军舰队和陆战队混编的远征部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与举步维艰的陆军、狂飘突进的空军不同，海军更乐意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演习和实战来打磨“海军远征部队”的构想。从1992年5月大西洋总部的“海洋冒险”、欧洲总部的“双重突击”、太平洋总部的“无声杀手”、陆战队的“海龙”演习，到建立伊拉克南部禁飞区的“警惕南方”、威慑伊拉克的“警惕勇士”，以及在索马里的“恢复希望”、波黑的“精干卫兵”、海地的“维持民主”，每一次行动，海军都在孜孜以求地试验着自己的新编组[22]。他们给这支出一个航母战斗群、一个两栖戒备大队和海军陆战特设部队组成的“海军远征军”规定的任务是，迅速控制海洋并在沿海地区作战。最令海军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这支远征部队所需的两栖登陆装备，竟然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国会批准的预算资金[23]。美国政治家们对海军近乎某种情结式的偏爱，使海军特别是海军陆战队走出了海湾战争时遭受冷遇的阴影，并在建立新的海军体制编制后，对占据美军中第一军种的地位充满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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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正像海军作战部长凯尔索和陆战队司令芒迪所说的，在军费不断削减，海外基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美国需要一支规模较小，但能快速部署，易于合理编配和训练有素的联合作战部队”（1993年5月，《海军学会会刊》）。关于“海军远征部队”见《海军陆战队》杂志，1995年3月号。
[23]见1995年11月号《海上力量》，L·埃德加·普赖纳《从超越地平线到超越滩头》：“出乎预料的预算资金——美国国会最近同意在1996财年拨款建造第7艘多用途两栖攻击舰，此事令海军不胜惊喜。由于预算限制，美海军本打算到2001年才为该舰提出拨款申请……海军原决定把建造第一艘LPD－17两栖船坞运输舰的拨款请求推迟至1998财年，而不是1996年。但出乎预料的是，国会投票同意今年为该舰拨款9.74亿美元。”
海湾战后开始的体制编制改革，不仅调整了美军内部结构，而且也推进了武器的研制和战法的变化，甚至对美国国家战略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小型、灵活、迅捷，既可用于军事打击，又能执行非战争军事任务的“远征军”，成了各军兵种竞相采用的新编制模式，也成了美国政府手中方便又有效的工具。我们发现，由于有了这几支得心应手的“杀手锏”，甚至促成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危险倾向：美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物时，已经变得越来越喜欢动武，出手也越来越快，并且是睚眦必报。这种军队与政府、军事与政治的互动，正在使美军从体制编制进而到战略思想都开始经历一次深刻的但也很难说不是灾难性的变化。目前，美国国防部试图着手把地面、空中和海上的远征军组成一体化的“联合特遣部队”，就是这一变化的最新步骤[24]。只是这种充分一体化后的部队，在灵便迅捷地完成美国政府赋予的全球使命时，是否会以同样的特点把美军乃至美国拖进某个令其伤透脑筋的泥沼，现在还难以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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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993年美国《防务全面审查报告》提出，“下列部队‘组件’足以应付一场大规模地区冲突：4－5个陆军师；4－5个陆战队远征旅；10个空军战斗机联队；100架空军重型轰炸机；4－5个海军航母作战大队；特种作战部队……此外，我们还提出了一个海外存在部队的新概念，即‘自适应特编联合部队’。它根据战区司令的要求，由特定的空军部队、地面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和海军部队编成。”
从联合战役到全维作战——距彻悟一步之遥
我们说美国军事理论滞后，仅仅是相对其先进的军事技术而言。比之其它国家的军人，美国人充满技术色彩的军事思想，在假定未来战争就是高技术战争这一尺度下，当然处于无人可及的领先地位。也许率先提出“新军事革命”的苏联奥尔加科夫学派，是唯一出现过的一次例外。
经过海湾战争的铁砧锻打，“军事革命”呼之欲出。不独在美军，甚至在全世界的军人那里，这四个字都成了东施效颦的时髦口号。因为对他人技术的向往和对某种口号的追随，并不是什么费力的事情。费力的只有美国人。要想在一场业已开始并将马上全面到来的军事革命中，确保自己的领先地位，首先要解决的，是消除美军在军事思想与军事技术之间存在的落差。其实，战尘甫定，美军还没有完成从波斯湾的撤军，就已经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思想换血”，意在对军事技术革命启动后未能同步跟进的军事思想革命进行补课。尽管归根结蒂也未能完全摆脱对技术的口味式偏好，美国人还是在此番非同寻常的“突围”中，获得了某些不光是对美军，亦对全世界的军人同样有益的成果：先是“联合战役”概念的成型，然后是“全维作战”思想的出炉。
“联合战役”的提法，最早出自1991年11月美军参联会颁布的第1号联合出版物《美国武装力量的联合作战》条令。这一明显洋溢着海湾战争气息的新鲜概念，大大突破了流行已久的“协同作战”、“合同作战”的局限，甚至也超越了一度被美国人视为法宝的“空地一体战”理论，该条令把“联合战役”的四要素——统一指挥、军种平等、全面联合与全纵深同时作战凸显出来，首次明确了战区联合司令部司令的指挥控制权；规定任一军种都可能根据不同情况担任作战主角；把“空地一体战”扩展为陆、海、空、天一体战；强调在整个作战空间里进行全纵深同时攻击作战。在美军参联会的强力推进下，各军种相继着手制定与联合条令相匹配的军种条令，以示公开对这一代表未来战争走向的新战法的认同。尽管私下里他们仍念念不忘突出本军种的核心作用，尤其希望实行一种界限清晰的联合——即明确各自领域和权利，由条令、法律和军种荣誉感区分彼此的联合。参联会主席沙利卡什维利看来这一次不打算对各军种参谋长表示妥协，他通过颁布被称为“引导美军共同行动的‘样板’”的《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25]，决心扮演它一回现代摩西，在满天令人狐疑的暮色中，带领美军拆除军种间藩篱。迈上为真正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艰辛跋涉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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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996年美军参联会推出《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作为美军未来作战理论，详见《联合部队季刊》1996年夏季号。在《联合部队季刊》1996年冬季号上，海军作战部长约翰逊和空军参谋长福格尔曼均表示支持《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陆军参谋长赖默也随即推出了《2010年陆军构想》，以响应《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
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很容易传播相接受新鲜事物的国家，事情也远不像沙利卡什维利以为得那么简单，随着他的退役，美军中对“联合构想”的批评渐渐多了起来，怀疑论重新抬头。海军陆战队认为，“不要将‘联合’奉若神明，而去压制有关未来军队编成的讨论”，“联合的一致性将导致军种独特性的丧失”，而这是与“强调竞争、多元化”的美国精神相违背的。空军则委婉地表达了“2010年联合构想必须在实践中发展，并鼓励军种间相互学习”、“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实验的时代，我们的思想要灵活，不能僵化”的意见[26]，海军、陆军在这方面的看法也相去不远，大有将沙利卡什维利的心血毁于一旦之势。可见，并不是只有发生在东方的改革才会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境况。我们作为旁观者，当然会对为了狭隘的集团利益牺牲一种可贵的思想扼腕而叹。因为“联合战役”、“联合构想”的实质根本就不在于对军种利益的肯定或剥夺，而是意图使各军种能在统一的战场空间内实现联合作战，最大限度地降低各军种自行其是的负面效应。显然这是在尚未找到真正一体化军队的办法之前，人们能够想出的上乘战法。只是这一可贵思想的局限性在于：它的起点和终点都落在了武力战的层面，而没能将“联合”的视野，扩及到人类可能产生对抗行为的所有领域。这种思想上的缺陷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广义战争的端倪已然露头的时刻，显得如此醒目，以至于如果没有美国陆军在1993年版《作战纲要》中提出“全维作战”的概念，我们简直就会对美国军事思想界的“贫血”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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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详见美《海军学会会刊》，1998年1月号，霍夫曼中校题为《改革不会一帆风顺》的文章。
这份被第13次修改后的纲领性文件，极富远见地洞察到了美军在今后若干年间可能面临的种种挑战，首次提出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崭新概念。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概念，才使人们认识到进行全方位战争的可能性，也就便美国陆军得以为自己的作战理论找到了一个非常大气的新名字——“全维作战”。有意思的是。主持修订美国陆军1993年版《作战纲要》并表现出强烈创新精神的，正是在海湾指挥第七军时被人们指责为作战保守的弗兰克斯将军。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美国人的思维走向，这位战后初任的陆军训练和条令司令部司令差点就让美国军事思想史产生一次历史性突破。虽然在此版《作战纲要》中，弗兰克斯将军和他的条令编写组的军官们，没能理清“在整个战区实施太空作战支援下的统一的空中、地面、海上和特种作战”与“在战争和非战争行动的各种可能行动中运用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以最小的代价去果断地完成受领的任何任务”这两句话之间的巨大差异，更没能发现在作为军事行动的战争之外，还存在着远为广阔的非军事战争行动的可能性，但它起码指出了“全维作战”应具有“全纵深、全高度、全正面、全时间、全频谱、多手段”的特点，而这正是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作战方式最具革命性的特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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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997世界军事年鉴》对“全维作战”有详尽介绍。（P291－294）
很可惜，美国人，准确地说是美国陆军，过早地中止了这次革命。在一片反对声中，曾在弗兰克斯将军麾下任团长、后担任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联合兵种司令的雷尔德，对其老上司的创意诘难最甚。此时的霍尔德中将己不是战场上那个冲劲十足的霍尔德上校，这一回他扮演的是陆军中保守传统的代言人。他的看法是，“那种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有一套自己的原则的想法，在作战部队中并不受欢迎，很多指挥官都反对把非战争行动与本义上的军事行动区分开来”。在霍尔德的身后，“陆军中已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把非战争行动区分出来单独对待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他们认为，如果把“非战争军事行动”写入基本条令，将会冲淡军队的尚武特征，还可能导致军队行动的混乱。事情走到这一步，弗兰克斯将军的革命归于流产就不可避免了。在后一任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司令哈佐格将军授意下，霍尔德将军和98年版《作战纲要》的修订小组，以“一组单一的原则涵盖陆军所有类型的军事行动”为基调，终于对新纲要做出了重大修正。他们的做法是不再区分非战争行动与一般军事行动，只是将作战行动划分为：进攻、防御、稳定、支援四种类型，把原本已归到非战争行动里的救援、维和等任务，重又装回作战行动的老套，以使其能纳入统一的作战原则之下，而对“全维作战”的概念则干脆放弃[28]。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正本清源、删繁就简的举动。而实际上，这是一次美国版的买椟还珠。因为修订后的新纲要，在消除尚未成熟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所带来的理论混乱的同时，也顺手遗弃了他们不经意间采摘的颇有价值的思想果实。看来在跳进一步退两步的舞蹈时，所有的民族都无师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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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据美《陆军时报》1997年8月18日肖恩·内勒的文章《新版〈作战纲要〉草案的变化》。
不过，指出美国陆军的短视，并不等于说“全维作战”理论已无可指摘。刚好相反，这一理论从其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两方面都存有显而易见的缺陷。诚然，“全维作战”已比此前任何军事理论对作战领域与方式的认识都宽泛了许多，但就其本质来看，依旧没有脱逸出“军事”的范畴，比如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非军事战争行动”这一比军事性战争行动含义更广泛、起码可以与其并驾齐驱的作战领域和方式，就被排除在了美国军人的视野之外——可恰恰正是这一大片领域才是未来军人们和政治家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因而也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维”。更何况“全维”一词在美国陆军那里，还没理清究竟是指几何学上的空间维度，还是与战争相关的各种要素，亦或是二者兼指。就是说，它还处在语焉不详、混沌不清的状态。而如果理不清全维是指什么，各维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当然便无法充分展开这一原本极富潜力的概念。事实上，没有人能在360度立体空间加时间再加其它非物理要素的全维度上展开一场战争，任何具体的战争总会有所侧重，总是在有限的维度中展开，又总是在有限的维度中结束。唯一不同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军事行动将不再是战争的全部，而只是全维中的一维，甚至加上弗兰克斯将军提出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也还其不上是全维。只有再加上除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非军事战争行动”，才可能实现完整意义上的全维作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思想在海湾战争结束后的所有美军军事理论研究中，都不曾出现过[29]。尽管“非战争军事行动”、“全维作战”这些充满创见的概念，已经相当逼近从军事技术革命开始的军事思想革命，可以说，它已经来到了崎岖山路的最后一块悬岩之下，距离大彻大悟的峰巅还有一步之遥。但就在这里，美国人停了下来，一向在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两方面都领先于世界各国的美国兔子，开始在这里发出沉重的喘息。无论海湾战后沙利文或弗兰克斯们在多少篇军事论文中发出“兔子跑吧”的呼唤，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乌龟都甩在它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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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大概只有安图利奥·埃切维里亚的文章“一场军事理论上的革命：战争各维的互动性”，指出了战争中的“各维”不应是几何学及空间理论中所指的长、宽、高等，而是指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政治、社会、技术、作战、后勤等因素。但可惜他还是围绕军事轴心来观察战争，并没有对战争的外延形成突破。
现在，或许该是伦奈·亨利中校[30]这些对别国的军事革命能力提出质疑的美国人扪心自问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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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996年4月，在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召开的战略研讨会上，陆军中校伦奈·亨利作了题为《21世纪的中国：战略伙伴……或对手》的报告，结论是：“中国至少在下个世纪头25年里不可能进行一场军事革命。”（见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外军资料》，1997年第6期）
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
序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
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孙子
战争的指导，就像医生给病人
看病一样，是一门艺术。
——富勒
“军事革命”的说法，对于今日各国军事界，就像乔丹之于NBA球迷一样时髦。除了每一项新鲜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因素之外，恐怕更主要的是与美国人善于制造时髦有关。一向喜欢在各种问题上执世界牛耳的美国人，非常擅长对每一项有前景的事物进行美式包装，然后再向全世界倾销。尽管不少国家对美国文化的入侵忧心忡忡并加以抵制，但对他们在军事革命问题上的见解却大都依葫芦画瓢，全套照搬。其结果不难料定，自然是美国人患感冒，全世界打喷嚏。因看重隐形技术而被誉为“隐身之父”的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在回答中国访问学者有关“美国军事革命的重要成果和理论突破是什么”的问题时，不假思索地脱口答道：“当然是隐身技术和信息技术”。佩里的回答代表了美国军界的主流看法——军事革命就是军事技术革命。在佩里们看来，只要从技术上解决了让士兵们在山前就知道“山后面有什么”的难题，便等于完成了这一轮军事革命[1]。从技术角度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正是典型的美国式思维。其长处和短处都像美国人的性格一样一目了然。这种把技术革命等同于军事革命的观念，通过海湾战争的形象演示，对全世界的军队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几乎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还会保持足够的冷静和清醒，当然也就更不会有人发现由美国人开始的误解正在引起整个世界对一场遍及全球的革命的误解。“高技术建军”的口号像太平洋飓风一样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登陆[2]，就连大洋西岸的中国也几乎在同一时间里溅起了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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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伯江大校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采访了一批美国军界要员。陈伯江问佩里：“美国军事革命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成果和理论上的突破是什么？”佩里回答：“最重要的突破当然是隐形技术。它是一种巨大的突破。但是我要说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同样重要的是信息技术的发明。信息技术解决了士兵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要求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在下一座山的后面有什么？几个世纪以来，解决这一问题进展甚慢。最近10年，技术的进展非常之快，使解决这一问题有了革命性的办法。”（《国防大学学报》1998年第11期，P44）作为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教授的佩里，显然更愿意从技术角度去观察和理解军事革命。他无疑是一个军事革命的唯技术论者。
[2]《1997年世界军事年鉴》在“军事形势综述”中指出：“1995－1996年军事形势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些主要国家开始在质量建军的框架中，突出‘高技术建军’。”美国以实现战场数字化为目标，确立了高技术建军方针；日本拟定了新自卫队整备大纲，要求建立“精干的高技术化的军事力量”；德国提出“德尔斐报告”，谋求在8项尖端技术上实现突破；法国为提高军队“技术素质”，推出改革新方案；英国和俄罗斯亦有所动作；一些中小国家也竞相采购先进武器，力图使军队的高技术水平“一步到位”。（《1997年世界军事年鉴》，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P2）
不可否认，军事技术革命是军事革命的基石，但它无论如何不能被看做是军事革命的全部，充其量只是这一狂飙突进历程的第一步。军事革命的最高体现和最终完成只能归结于军事思想的革命，而不可能仅只停留在军事技术、编制体制变革这些形而下的层面上。军事思想革命，说到底是作战样式和方法的革命。军事技术革命也好，编制体制改革也罢，其最后的结果都将落脚于作战样式和方法的改变。只有这一改变的完成，才意味着军事革命的成熟[3]。如果把军事技术革命称作军事革命第一阶段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次革命至关重要的第二阶段。军事技术革命的接近完成在多大程度上为新阶段的开始做了充分的铺垫，也就在多大程度上给这一阶段进行思想作业的人出了难题：军事技术革命使你可以在更大范围选择手段的同时，必将使你在同样范围内受到这些手段的威胁（因为垄断一种技术在今天远比发明一种技术要困难得多）。这些威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由于手段的多样化而变得无边无际，真正让人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任何方向，任何手段，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而你除了能清楚地感受到威胁的存在以外，却很难一下子弄清楚——威胁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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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了那种把军事技术革命等同于军事革命的看法之外，许多人更愿意把军事革命看成是新技术、军队新编制和新军事思想结合的产物。如，美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的斯迪文·麦兹和詹姆斯·凯维特在他们的研究报告《战略与军事革命：从理论到政策》中谈到，“所谓军事革命，就是在军事技术、武器系统、作战方法和军队组织体制诸方面同时而相互促进的变化，使军队的作战效能发生一次飞跃（或突变）”。（美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研究报告《战略与军事革命：从理论到政策》）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关于军事革命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军事革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托夫勒把军事革命与文明的更替等量齐观，就显得有些大而无当。
长期以来，无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已经习惯于用一种定式进行思考，即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是敌国或潜在敌国的军事力量。而20世纪最后十年发生的战争和重大事件，则在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出示相反的证明：军事威胁已经经常不再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尽管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领土争端、民族纷争、宗教冲突以及势力范围的划分，仍是人们干戈相向的几大动因，但这些传统因素已越来越多地与攫取资源、争夺市场、资本控制、贸易制裁等经济性因素交织在一起，甚至让位于这些因素，形成威胁某个或某些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新形态。这类形态从外观上看可能毫无军事色彩，因而被某些观察家们称为“亚战争”或“类战争”[4]，但其在所攻击的领域里造成的损毁，却绝不亚于一场纯军事战争。在这方面，我们只须举出乔治·索罗斯、本·拉丹、埃斯科瓦尔、麻原彰晃、凯文·米特尼克[5]这些疯狂的名字就足够了。人们或许已经无法准确地指出，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起战争的主体不再仅仅是那些主权国家，日本奥姆真理教、意大利黑手党、极端穆斯林恐怖组织，哥伦比亚或“金新月”贩毒集团、心怀叵测的黑客和掌握大量对冲基金的金融家，随便哪个目标坚定、意志顽强、性格偏执的心态失衡者，都有可能成为一场军事的或非军事战争的制造者。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可以是飞机、大炮、毒气、炸弹、生化制剂，也可以是电脑病毒、网络浏览器、金融衍生工具。一句话，所有新技术能够提供的战争新方式、侵略新手段，都会被这些狂热分子用来进行形形色色的金融攻击、网络攻击、媒体攻击或是恐怖袭击。这些攻击大都不是军事行动，但却完全可以被视作抑或等于是强迫它国满足自己利益诉求的战争行为。这些与军事战争一样甚至破坏性更大的力量，显然已经对我们所理解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多重方向的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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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赵英《新国家安全观》。
[5]乔治·索罗斯，金融投机家；本·拉丹，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埃斯科瓦尔，恶名远扬的毒枭；麻原彰晃，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教主；凯文·米特尼克，著名电脑黑客。
在这种情形下，只要稍微撕开一点视野，我们便会看到，基于地缘概念的国家安全观已经明显过时。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已远不止是敌对势力对本国自然空间的武力侵犯。在数月之内货币贬值百分之几十、经济濒临破产的泰国和印尼，与被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双重遏制的伊拉克相比，在国家安全指数的低落程度上，恐怕已没有多少差别。就连冷战后唯一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也意识到了最强大的国家往往是敌人最多、所受威胁也最多的国家，在连续几个财年的美国《国防报告》中，除了把“敌视美国利益的地区强国”列在十种主要威胁的首位外，还将“恐怖主义；危及盟国政府稳定的颠覆活动和无政府状态；对美国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威胁；非法毒品贸易；国际犯罪”，都指认为是对美国的威胁，因此扩大了对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多重空间的搜索范围[6]。其实不止是美国，所有崇奉现代主权观的国家都已经自觉地把安全边界扩展到了政治、经济、资源、民族、宗教、文化、网络、地缘、环境及外太空等多重疆域[7]。这种“泛疆域观”，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生存、发展和在世界上争取影响力的前提。相形之下，以国防为国家主要安全目标的观念就显得有些陈旧，至少是很不充分。与“泛疆域观”相对应的，应该是一种全方位包容国家利益的新的安全观念。它所关注的绝不止于国防安全问题，而是毫不犹豫地将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安全需要统统纳入自己的目标区。这是一种把传统的领土疆域概念提升为国家的利益疆域概念的“大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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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国国防部长在1996、1997、1998财年的每一份《国防报告》中都提到美国面临的多种威胁。但这种广角视野，并不是美国人能自觉保持的观察水准。1997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表《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在其第一部分“全球安全环境”中指出，美国的安全将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是来自伊拉克、伊朗、中东、朝鲜半岛的地区威胁；第二是敏感技术的扩散，如核、生、化武器及投射技术、信息战技术、隐形技术等；第三，恐怖活动、非法毒品交易、国际有组织犯罪及移民失控；第四，大规模杀伤武器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在2015年以前，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国家不大可能出现，但在2015年以后，有可能出现一个地区强国或势均力敌的全球敌手。有人认为，尽管俄罗斯和中国前景未卜，但有可能成为这样的敌手。”这份由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参联会通力合作的报告，显然仍沉溺于半是真实半是虚幻的所谓军事威胁之中。根据这份报告形成的1997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在对威胁的分析中，专以一节提到“不可知因素”，表现了美国人对未来威胁的悄悄不安。
[7]澳大利亚的小莫汉·马利克指出，影响21世纪国家安全的7个趋势：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扩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极化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性质的变化；安全概念的变化；冲突焦点的变化。这些趋势的综合作用，形成了威胁亚太地区安全的两类冲突根源。第一类为传统的冲突根源：大国的霸权斗争；成功国家民族主义的膨胀；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经济竞争；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第二类为未来冲突的新根源：衰败国家中的民族（种族）主义；文化和宗教信仰冲突；致命的轻武器扩散；石油、渔业和水资源的争议；难民潮和人口流动；生态灾难；恐怖主义。所有这一切都对21世纪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多重威胁。这位澳大利亚人对国家安全的见解，比美国官方要略高一筹。（详见美国《比较战略》1997年第16期）
这种大安全观由于其载荷的增大，带来了目标的复杂化和实现目标的手段、方式的复杂化。因此，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目标得以实现的国家战略即通常所说的大战略，也就需要做出超越于军事战略甚至政治战略之上的调整，对涉及整个国家利益安全指数的所有方面进行通盘考量，把政治（国家意志、价值观和凝聚力）、军事因素与经济、文化、外交、技术、环境、资源、民族等参数叠加在一起，才能绘制出一幅完整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重合的“泛疆域”——大战略态势图。
任何人站在这幅态势图前，都会顿生望洋兴叹之慨：如此众多并且跨度巨大的领域，如此复杂以至自相冲突的利益，如此错综甚至彼此排斥的目标，怎么可能用一种统一的、单一的手段和方式去实现？比如说，用克劳塞维茨称之为“流血的政治”的军事手段，如何解决东南亚金融危机？抑或用同样的方式，如何对付在互联网上神出鬼没的黑客？结论不言自明，作为对大安全观层面上的国家安全的保障，仅有剑是不够的。独木难支。一个现代国家大厦的安全拱顶，已远不是军队这一根支柱可以独力支撑的。它的屹立不倒，关键在于涉及国家利益的所有领域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合力。而有了这种合力，还需要有把这种合力变成可以实际操作的方式方法。这应是一种把军事和非军事两大领域间所有维度、所有手段组合起来进行战争的“大战法”。与以往战争造就战法的程式相反，这种大战法一经诞生，势必将造就出一种既包容又超越所有影响国家安全之维的全新战争型态。而它的原理拆开来看并不复杂，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组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论二或是三还是万物，都是组合的结果。组合才有丰富，组合才有千变万化，组合才有多样性。组合使现代战争的手段增至近乎无限，从根本上改变了既往人们赋予现代战争的定义：用现代武器和作战方式进行的战争。这就是说，手段的增多在使武器的作用缩小的同时，也使现代战争的概念获得了放大。在一场从手段选择到战场范围都极大延展了的战争面前，那种仅凭军事手段就想迎取胜利旭日的愿望，恐怕大半会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痴迷下落空。眼下，所有怀有胜利野心的军人和政治家们，要做的就是扩张视野，审时度势，凭借大战法之杖，拨开传统战争观的迷雾——
去山那边迎接日出。
第五章 战争博弈的新着法
21世纪的战争艺术大师将是那
些以革新的方式重新组合各种能力
以达到战术、战役和战略目标的人。
——伊尔·提尔福德
一切都在改变。技术的爆炸，武器的更新，安全观念的拓展，战略目标的调整，战场界限的模糊，非军事手段和非军事人员卷入战争的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当所有这些变化都聚焦于一点时，我们相信，战法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一革命不是为每一种变化寻求与之相匹配的战法，而是为所有的变化，找到一种共同的战法。换言之，为未来战争千变万化的棋局，找到一种以一应万的新着法[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