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找到良好的契合点，也就是找到最恰当适宜的战法，新旧不同代次的武器搭配使用，不仅能消解武器单一性的脆弱，还可能成为武器效能的“倍增器”。曾多次被人预言早该寿终正寝的B－52轰炸机在与巡航导弹及其它精确制导武器的结合后又重放异彩，至今仍未歇下它的翅膀；A－10飞机利用外挂的红外导弹，使自己具备了原本没有的夜间攻击能力，而其与阿帕奇直升机的配合相得益彰，更使这种70年代中期出现的武器平台雄风大振。可见，“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并不是消极无为。如今日益开放的武器市场，多元的武器供应渠道，为武器的选择提供了极大的余地，多代次武器的大量并存，为武器间的跨代次组合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广阔也更可为的基础，只要破除把武器代次、用途、联结方式固定化的思维惯性，就可能化腐朽为神奇；如果以为打现代战争就一定要靠先进武器，一味迷信这类武器的神奇作用，反倒会化神奇为腐朽。我们正处于以火药为标志的武器系统向以信息为标志的武器系统跃进的武器革命阶段，这期间会有一个相对漫长的武器更迭期。眼下我们无法预言这一时期有多长，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这一更迭没有结束，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就是任何国家包括美国这样拥有先进武器最多的国家处理武器与作战间关系的最基本的办法。需要指出的是，最基本的不一定就是最有前途的。在消极的前提下积极进取只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做法，而并非永恒的法则。科技进步在人类手中早已从被动发现变成主动发明，美国人提出“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的设想，引发了武器与战法关系自有战争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变革。先确定作战方式然后再来研制武器，在这方面，美国人吃到的第一只螃蟹就是“空地一体作战”，时下沸沸扬扬正当红的“数字化战场”和“数字化部队”[10]则是它的最新尝试。这种做法标志着武器总是领先于军事革命的地位已经动摇，战法先行而武器随进或是两者相互砥硕、推挽前行构成了它们之间的新关系。同时武器自身也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演变，它的发展不再只是看单件武器性能的改进，而更要看武器是否具备与其它武器之间联结和匹配的良好性能。像当年高蹈独行的F－111因其太先进无法与其它武器匹配而只能束之高阁的教训已被汲取，那种企图依靠一两件高新技术武器充当“杀手钢”就能制敌于死命的思想显然已经过时。“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实验室特征的做法，既可以被视为一种主动选择，也可以被当成以不变应万变之策，它在酝酿战争史的重大突破的同时也隐含着现代战争的潜在危机：为一种尚在探讨研究中的战法度身定做一套武器系统，就如同为不知谁来赴约的盛宴准备菜肴，差之毫厘就可能谬之千里，从美军在索马里遇上艾迪德军队后一筹莫展的表现看，最现代化的军队也不具备调节众口的能力，应付不了不按常规行事的敌手。在未来战场上，数字化部队很可能会像擅长烹饪奶油浇龙虾的大厨师一样，面对坚持啃玉米棒的游击队员徒呼奈何。武器和军队的“代差”[11]也许是需要格外重视的问题，代差越近，代位高的一方战果越显著，而代差拉得越开，彼此间相互对付的办法就越少，甚至可能谁也吃不掉谁，从已有的战例来看，高技术军队难以应付非正规战争和低技术战争，这其中或许有某种规律存在，起码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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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从“空地一体战”开始，美军武器装备的研制大体上都分为5个阶段：提出需求、拟定方案、方案论证、工程研制和生产、装备部队。对数字化部队的装备也是按此路子进行研制。（美国《陆军》杂志1995年10月号）1997年3月，美国陆军举行旅规模的高级作战实验，共检验了58种数字化装备。（美《陆军时报》1997年3月31日，4月7日、28日）根据美陆军器材司令部司令约翰·E·威尔逊上将的介绍，他的任务就是和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合作，为他们的大胆而新颖的设想，开发合乎需要的先进技术装备。（美《陆军》杂志1997年10月号）
[11]俄罗斯总参军事学院科研部主任斯利普琴科认为，战争和武器已经经历了五代，现在正走向第六代。（朱小莉赵小卓《美俄新军事革命》，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P6）
[12]1998年第11期《国防大学学报》，刊登了陈伯江对美国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奥迪恩的访问记。菲利普·奥迪恩多次提到“非对称作战”，认为这是对美国的新威胁。安图利亚·埃切维利亚在《参数》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在后工业时代最难对付的仍是‘人民战争’”。
新概念武器和武器新概念
与新概念武器相对，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武器几乎都可统称为旧概念武器。所以称其为旧，是这类武器的基本性能就是机动力加杀伤力。即或像精确制导炸弹等高新技术武器，也不外乎添加进了智力和结构力这两种因素而已。从实用角度来说，不论如何改头换面也无法改变其传统武器的性质，即它始终被职业化战士所掌握并在一定战场上所使用。所有这些沿传统思路制造出来的武器和武器平台，在适应现代战争和未来战争的努力中，无一例外都已走进了死胡同。那些想用高技术的魔法使传统武器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愿望。最终落入无休止消耗有限经费和军备竞赛的高技术陷阱。这就是传统武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悖论：
为保持武器的领先，只能在研制经费上层层加码；层层加码的结果，则无人有足够的经费保持领先。其最终的结果是，保卫国家的利器，反倒成了导致国家破产的诱因。
最近的例证也许最有说服力。前苏军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元帅敏锐地洞悉了“核后时代”武器发展的走向，相机提出“军事技术革命”这一崭新概念时，他的思想显然领先于他的同时代人。但思想的超前并没有给他的国家带来福祉，反倒带来了灾难性后果[13]。这个在冷战背景下被他的同僚们视为独步一时的设想一经提出，便大大加剧了美苏间存在已久的军备竞赛，只是当时还没有人会预料到，其结果竟是苏联解体及其在超级大国的角逐中彻底出局。一个强大的帝国在一枪未放的情况下就土崩瓦解，活生生印证了吉卜林的一句名诗：帝国的灭亡，不是轰隆一响，而是扑哧一声。不独前苏联如此，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也在步其老对手的后尘，为我们提出的武器发展悖论提供新的证明。随着技术综合时代的轮廓日渐清晰，他们投入新武器研制的费用越来越多，武器的价格也越来越昂贵，60－70年代研制F－14、F－15的花费是10亿美元，80年代研制B－2飞机就突破了100亿美元，而90年代F－22飞机的研制费超过了130亿美元，若以重量计，单价在13－15亿美元的B－2飞机[14]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3倍[15]。像这样昂贵的武器在美军武库中比比皆是，如F－117A轰炸机、F－22主战飞机、“科曼奇”武装直升机，这些武器的价格几乎件件超过或接近上亿美元，大量费效比如此不合理的武器，给美国军队披上了越来越沉重的甲胄，把他们一步步拖向在经费上层层加码的高技术武器陷阱之中。财大气粗的美国人尚且如此，其他每每囊中羞涩的国家在这条路上又能走多远？显而易见，谁都很难走下去。步出困境的办法当然是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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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国防务专家认为，奥尔加科夫已经看到电子技术将使常规武器发生革命，并使之在效果上取代核武器。但奥尔加科夫在军事革命问题上的远见卓识因体制问题而搁浅，“如果一个国家跟踪技术革命的代价极其高昂，超出了它的体制和物质条件所能承受的限度，而它仍然坚持与其对手进行军事实力的竞赛，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在可以使用的军事力量方面更加落后。俄罗斯在沙皇和苏联时期都是这个命运：苏联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军事负担，军方又不愿意接受收缩战略的要求。”（见美国《战略评论）杂志1996年春季号，斯蒂芬·布兰克《为下一场战争作准备：对军事革命的一些看法》）
[14]1981年，美空军预计投入220亿美元就可生产132架B－2。但8年后，这笔钱只造出一架B－2飞机。若以单位重量价值计算，一架B－2是同等重量黄金价值的3倍。（见《现代军事》1998年第8期，P33，朱志浩文《美国隐身技术政策之剖析》）
[15]美国国防部对1993年1月13日空袭伊拉克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高技术武器存在许多局限性，综合效应炸弹有时比精确炸弹效果更好。（美《航空与航天技术周刊》1993年1月25日）
于是，新概念武器应运而生。只不过让人感到有点不平的是，在这方面领先于潮流的又是美国人。早在越战时期，投放在“胡志明小道”上空造成倾盆暴雨的碘化银粉末和撤播在亚热带丛林中的脱叶剂，即已使“美国鬼子”在新概念武器和手段残忍两方面都独领风骚。此后30年，他们更在财力和技术的双重优势下，令人无力在此领域望其项背。
不过美国人也并非事事占尽风头，在新概念武器之后提出范围更其广泛的武器新概念，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美国人没能在这方面理清头绪。因为提出武器新概念无须凭借新技术做跳板，只需要一种明快而犀利的思想。而这并不是思想附丽于技术的美国人之所长。美国人总是在技术未曾到达的界域停顿思想的呼吸。不容否认，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地震、海啸、灾害性天气或是次声波、新生化武器等都属于新概念武器[16]，并且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武器已有很大区别，但它们都还是与军事、军人、军火商有关的以直接杀伤和损毁为目标的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只不过是改变了武器的机理和在杀伤力、损毁力方面成倍放大了的非传统武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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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新概念武器主要包括动能武器、定向能武器、次声武器、地球物理武器、气象武器、太阳能武器、基因武器等。（《跨世纪的军事新观点》，军事科学出版社，P3）
武器新概念则不同。它和人们所说的新概念武器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说，新概念武器是超出传统武器范畴的、可以在技术层面上掌握和操作的、能够对敌方造成物质或精神杀伤的武器的话，那么，这种武器在武器新概念面前，仍旧是狭义的武器。因为武器新概念就是广义武器观，它把所有超出了军事领域，但仍能运用于战争行动的手段都看做是武器。在它眼里，一切能造福于人类的，皆可加害于人类。也就是说，今天世上的一切没有什么不能成为武器，这就要求我们对武器的认识要有打破一切界限的自觉。当技术的发展正在努力增加武器的品种之际，思想的突破则一举拓开了武器王国的疆域。在我们看来，一次人为的股灾、一次电脑病毒的侵入、一次使敌国汇率的异动，或是一次在互联网上抖落敌国首脑的绯闻、丑闻统统都可被纳入新概念武器之列。武器新概念为新概念武器提供指向，新概念武器则使武器新概念固定成型。对于大量出现的新概念武器，技术已经不是主要因素，关于武器的新概念才是真正的深层原因。
必须明确的是，武器新概念正在打造与平民生活紧密相连的武器。假如我们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新概念武器的出现，肯定会将未来战争提升到普通人甚至是军人都难以想象的水平；我们要说的第二句话就该是：武器新概念则将使普通人和军人一起对自己身边习以为常的事物也会成为进行战争的武器而大感骇异。相信人们会在某一个早上醒来时吃惊地发现，许多温良和平的事物都开始具有了攻击性和杀伤性。
武器的“慈化”倾向
原子弹出现以前，战争一直处在杀伤力的“短缺时代”。改进武器的努力主要是为了增加杀伤力，由冷兵器和单发火器构成的“轻杀武器”，再到由各种自动火器构成的“重杀武器”，武器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不断增加武器杀伤力的过程。漫长的短缺，造成了军人们对拥有更大杀伤力武器的难以满足的渴求。随着美国新墨西哥州荒原上腾起的一朵红云，军人们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不仅能将敌人全部杀死，而且还够再杀死他们一百次一千次。它使人类拥有了超过需要的杀伤力，战争的杀伤力第一次有了富余。
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一切事物达到极致都会转向它的反面。发明像核武器这样的、能够毁灭全人类的“超杀武器”[17]，使人类掉进了自己设置的生存陷阱。核武器成了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它迫使人们思索：我们真的需要“超杀武器”吗？把敌人杀死一百次和杀死一次有什么不同？打败敌人却要冒毁灭地球的风险又有什么意义？怎样避免同归于尽的战争？“确保互相摧毁”的“恐怖的平衡”是这些思索的直接产物，而它的副产品则是为不断增速的提高武器杀伤性能的疯狂快车提供了刹车装置，使武器的发展不再是沿着轻杀武器——重杀武器——超杀武器的高速通道向前猛冲，人们试图寻求武器发展的新路径，既要有效，又能对武器的杀伤力实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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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用“超杀武器”的概念取代“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概念，意在强调这类武器的杀伤力超过了战争的需要，是人类极端思维的产物。
任何重大的技术发明，都会有深刻的人文背景。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后与此有关的50多个公约，为世界规定了一套人权国际准则，其中认定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特别是核武器严重侵犯了“生命权”，是“对人类的犯罪”。在人权等新政治概念的影响下，再加上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主张犬牙交错，对生态环境特别是人的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概念的提出，导致对杀伤和破坏的顾忌，形成了新的战争价值观和新的战争伦理。武器的“慈化”[18]正是对人类文化背景的这种大变迁在武器生产和发展方面的反应。同时，技术的进步也具备了直接打击敌方中枢而不殃及其他的手段，为夺取胜利提供了许多新的选择，这一切使人们相信最好的取胜办法是控制而不是杀伤。战争观念、武器观念都发生了变化，那种通过无节制杀戮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的想法，已成为旧时代的陈迹。战争已经告别了凡尔登战役式的绞肉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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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慈化”武器的“慈”，主要指它减少了杀戮和附带杀伤。
精杀（精确）武器和非杀（非致命）武器的出现，是武器发展的转折点，它标志武器第一次不是向“强化”方向发展，而是呈现出“慈化”倾向。精杀武器可以精确地打击目标，减少附带杀伤，像能切除肿瘤却几乎不必流血的伽马刀，它导致了“外科手术式”打击等新战法的出现，使不起眼的战斗行动亦能收到十分显著的战略效果。如俄国人仅用一枚导弹追踪移动电话信号，就使令人头痛的杜达耶夫永远闭上了强硬的嘴巴，顺带着也就缓解了小小车臣惹出的巨大麻烦。非杀武器能够有效地使人员和装备失去战斗力，但不会致人死命[19]。这些武器所体现的趋向标志着人类正在克服自己的极端思维，开始学习控制已经拥有却日显多余的杀伤力。在海湾战争长达一个多月的大轰炸中，伊拉克平民的死亡人数仅以千数计[20]，远远低于二战期间的德累斯敦大轰炸。慈化武器是人类在武器领域进行多种选择中最新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它在给武器注入了新技术的因素之后，又加入了人性成份，从而破天荒地使战争涂上了温情色彩。但慈化的武器仍然是武器，并不会因慈化的需要便降低武器的战场效能。剥夺一辆坦克的作战能力，可以用炮弹、导弹去摧毁它，也可以用激光束去毁坏它的光学设备或是使乘员致盲。在战场上，一个伤员比一名阵亡者需要更多的照料，无人武器平台可以省去越来越昂贵的防护设施，发展慈化武器的人肯定已经对此经过了冷冰冰的费效比计算。杀伤人员可以剥夺敌人的战斗力，让敌人恐慌且丧失战斗意志，可谓非常上算的取胜之道。今天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技术，可以创造许多更有效的造成恐惧的办法。像在天幕上用激光束投射一个受难圣徒的影像，就足以震慑那些虔信宗教的士兵。制造这样的武器在技术上已没有什么障碍，只是需要往技术成份中添加更多一些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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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据英国《国际防务评论》杂志1993年4月号披露，美军大力研究包括光学武器、高能微波弹、声束武器和脉冲化学激光在内的多种非杀伤性武器。《简氏防务周刊》1996年3月6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非杀伤性武器高级指导委员会制定了一项政策，对此类武器的研制、采购和使用做了规定。
此外，据《1997世界军事年鉴》（P521－522）介绍，美国国防部成立“非致命武器研究领导小组”，目标是使非致命武器尽早出现在武器清单上。
[20]见军事科学院《外军资料》，1993年3月26日，27期P3。
慈化武器是武器新概念的派生物，而信息武器则是慈化武器的突出代表。不论是进行硬摧毁的电磁能武器，还是实行软打击的电脑逻辑炸弹、网络病毒、媒体武器，都是着眼于瘫痪和破坏而不是人员杀伤。慈化武器这种只可能诞生在技术综合时代的武器，极可能正是最有前途的武器发展趋势，同时也就会带来我们今天还无法想象和预知的战争状态或是军事革命，它是人类战争史迄今为止最具深刻内涵的改变，是新旧战争状态的分水岭。因为它的出现，已足以把冷热兵器时代的战争统统划进“旧”的时代。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沉湎于技术浪漫主义的幻想，以为战争从此就会成为电子游戏般的对抗，即便在计算机房内完成的虚拟战争也同样需要以国家的整体实力为前提，一个泥足巨人拿出十套虚拟战争的方案，也不足以威慑任何在实力上强于它的敌人。战争乃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容不得丝毫的天真。哪怕有一天所有的武器都被充分慈化了，一场或许可以避免流血的慈化战争却依旧是战争，它可以改变战争的残酷过程，却无法改变战争强制性的本质，因而也就无法改变残酷的结局。
第二章 战神的面孔模糊了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战争总是
在改变的。
——博弗尔
从先民们把对动物的狩猎变成对同类的杀戮之后，战争这头巨兽便始终被披甲执锐、为不同目的所驱使的军人们锁定于血腥的战场。战争是军人们的事，俨然已成天经地义。几千年间，军人——武器——战场，一直是任何战争不可或缺的三项硬件，贯穿其中的则是它的软件：战争的目的性。这一切构成了战争的基本要素，从没有人对此提出什么疑问。问题是有一天，人们发现所有那些似乎一成不变的要素统统变得让人把握不定时，战神的面孔还会是清晰的么？
为什么而战和为谁而战？
对古希腊人来说，特洛伊战争的目的既显明又简单，美女海伦是值得用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争去争夺的，如果荷马史诗的记载真实可信的话。视野的有限，活动范围的狭小，生存需求程度低下，武器杀伤力严重不足，这一切使我们的先人们所进行的战争，在目标上大多比较单纯，几乎谈不上什么复杂性。只要是用正常手段无法得到的东西，他们一般都会毫不犹豫地用非常手段去获得。克劳塞维茨正是据此写下了他那句被几代军人和政治家们奉为信条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们可能会为一支宗教派别的正宗地位而战，或为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而战，甚至为香料、为烈酒、为国王和王后的风流韵事也不惜大动干戈，在史书上留下了诸如香料战争、情人战争、朗姆酒叛乱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的词条。此外还有英国人为鸦片贸易对大清帝国发动的战争，这大概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贩毒行动。由此不难看出，近代以前的战争在动机和行动上的单一性。及至后来希特勒提出“为德意志民族争取生存空间”和日本人所谓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尽管从字面上看要比此前所有战争的目标都复杂了些，但其实质不过是新列强企图重新划分老列强的势力范围和攫夺其殖民地利益而已。
然而在今天，要判断人们为什么而战就不那么容易了。特别是冷战终结后，横亘于两大营垒之间的铁幕陡然崩毁，不论是“输出革命”的理想还是“遏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口号，都失去了昔日登高一呼应者如云的号召力。壁垒分明的时代结束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曾经对革命和反革命都是首要问题的问题，突然间变得扑朔迷离，难于把握。昨日的放手正在成为今天的伙伴，从前的盟友则可能在下一场战事中兵戎相见。头一年还在两伊战争中为美国人猛击伊朗的伊拉克，第二年又成了美军猛击的对象[1]；由中央情报局一手训练的阿富汗游击队，一夜间变成了美国巡航导弹最新的打击目标；同是北约成员的希腊和土耳其，为塞浦路斯问题争得几近动武，而缔有盟约关系的日本和韩国，则为一座小小的岛屿差点撕破脸皮。所有这些都一再印证了那句老话：没有不变的朋友，只有不变的利益。战争的万花筒被利益之手摇动着，呈现出变幻不定的镜像。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更加剧了这种利益分化与利益组合的不确定性。从领土资源、宗教信仰、部族仇恨、意识形态，到市场份额、权力分配、贸易制裁、金融动荡，一切都可以成为开战的理由，不同的利益诉求，模糊了战争的目的，使人们越来越难以说清他们在为什么而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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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伊拉克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可参见《沙漠勇士——联合部队司令对海湾战争的己见》（军事谊文出版社，P212），“伊拉克曾与美国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它曾经从美国接受了武器、关于伊朗动向的珍贵的情报以及打击伊朗海军的美国武装支持”。
[2]1993年美国《军官》杂志2月号，发表了国防部长阿斯平的文章《谈安全环境的巨变》。
不必追问，每一个参加过海湾战争的小伙子都会告诉你，他们是为在弱小的科威特恢复正义而战。但战争的真实目的却可能与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相去甚远，它们就隐藏在这一理由的大伞下而不必担心直接面对阳光。事实上每个参战国都是在精心掂量过了自己的动机和目标之后，才决定投身于“沙漠风暴”的。整个战争中，西方都在为他们的石油生命线而战，在这个主要目标之上，美国人附加了建立以USA为标记的世界新秩序的追求，或许还有几分传教士式的维护正义的热忱；沙特人为了消除近在肘腋的威胁，甘愿打破穆斯林禁忌而“与狼共舞”；英国人为回报山姆大叔在马岛战争中的鼎力相助，自始至终都热情响应布什总统的每一项举动；而法国人则为了他们对中东的传统影响力不致消失殆尽，终在最后一刻出兵海湾。这种情形下进行的战争，当然不可能是对单一目标的角逐，众多参战国构成的利益集合体，使一场“沙漠风暴”这样的当代战争，变成了一个在共同利益的旗帜下不同利益的追逐赛。于是，所谓共同利益，便成了在战争算式中能被参战各方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要共同进行战争就必须兼顾各方的利益，因为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场战争中肯定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即使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的利益阶层对战争也各有诉求。复杂的利益关系使我们无法把海湾战争归结为是为石油而战，还是为新秩序而战，抑或是为驱逐侵略者而战。只有极少数军人会领悟到政治家们人人都懂得的原理：现代战争与过往战争最大区别就是，公开的目标和隐蔽的目标常常是两回事。
在什么地方作战？
“上战场去！”背着行囊的小伙子向家人告别，姑娘和亲人们含泪相送。这是战争影片的典型场景。至于小伙子是骑马离去，还是格火车、乘轮船、坐飞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地永远不变——烽火连天的战场。
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战场很小，也很紧凑，一块平地、一处隘口或是一座城池就可以展开两支大军捉对厮杀。在现代军人眼里，那令人神往的古战场不过是军用地图上不起眼的点状目标，根本容不下近现代战争波澜壮阔的场面。是火器的出现导致了军队阵形的疏开，点状的战场被逐步拉成了散兵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绵延千里的壕堑战，把点线式战场扩展到极致的同时又把它变成了几十公里纵深的面式战场。对当时的参战者来说，新战场意味着壕沟、碉堡、铁丝网、机关枪和炮弹坑，他们把在这种战场上展开的伤亡惨重的战争称作“屠宰场”和“绞肉机”。军事技术的爆炸性演变，不断酝酿着战场空间的爆炸性扩展。战场由点式走向线式，又从平面走向立体不像一般人以为的那么久，可以说几乎是接踵而至。当坦克轰鸣着碾过战壕的时候，“齐柏林”飞艇早就学会了扔炸弹，而螺旋桨飞机也装上了机枪。只是武器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地带来战场的改变，战争史上任何重大的进展都有赖于军事家的主动创新。富勒的《1914－1918年大战中的坦克》和杜黑的《制空权》，再加上图哈切夫斯基提出并指挥操演的大纵深作战，把驻留地表几千年的战场一下子托举到了立体空间。另一个试图彻底改变战场的人是鲁登道夫，他提出“总体战”的理论，想把战场与非战场连为一体，尽管没有成功，却使他成为了此后大半个世纪中所有那些相似的军事思想的先驱。鲁登道夫的战场注定只能在马祖里湖和凡尔登。这是一个军人和他的时代的宿命。那时战神的翼展所及不可能比克鲁伯大炮的射程更远，当然也就不可能射出一发抛物线纵贯前后方的炮弹。20年后，比鲁登道夫幸运的希特勒掌握了远程武器，他用梅塞德斯轰炸机和V－1、V－2导弹，打破了英伦三岛从未有入侵者染指的记录。既不是战略家也不是战术家的希特勒凭着直觉搅混了战争的前后方界限，却并没有真正理解打通战场与非战场隔墙的革命性意义。也许，对一个十足的战争狂人和半吊子军事家来说这是无法完成的思考。
但这一革命迟早都要到来。这一回，技术又一次走在了思想的前面。还没有一个军事思想家提出广泛已极的战场概念时，技术已尽其所能，把现代战场扩延到了几乎无边无际的程度。太空有卫星，海底有潜艇，弹道导弹能打到地球任何地方，看不见的电磁空间里正进行着电子对抗，连人类最后的避难所内心世界也躲不过心理战的打击，天罗地网，令人无处逃遁。作战地域的宽度、纵深和高度这些概念都已显得陈旧过时，战场空间随着人类的想像力和掌握技术的程度直逼极限。
即或如此，被技术牵引的思想也还不肯停下它的脚步。因为前者已经向后者展示了更加诱人的前景：仅止在中观的常理空间中扩大战场的幅员是远远不够的。未来战场的改变已经不可能是对以往战场的机械式放大。那种以为在海洋更深处或是天空更高处进行的战争，就是未来战场扩展趋势的看法，不过是一种停留在普通物理学程度上的肤浅观察和结论。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战场改变来自对非自然空间的拓展，你无法把电磁空间视作原来意义上的战场空间，它是由技术创造又依赖于技术的另类空间，在这种“人造空间”或曰“技术空间”[3]里，长、宽、高或是陆、海、空、天的概念都失去了意义，因为电磁信号是不占据任何常理空间同时又能充盈并控制这一空间的特殊存在。可以预料，今后战场空间的每一次重大改观或延伸，都取决于某种技术发明或是多项技术结合是否能创造出崭新的技术空间。正在广泛引起当代军人们关注的“网络空间”，就是由电子和信息技术再加上专门设计的独特联结方式而形成的技术空间，如果说在这一空间进行的战争还是由人来操控完成的话，紧随其后出现的“纳米空间”，则有望使人类真正实现无人化战争的梦想。一些充满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军人们，正企图把发生在明天的战争，导入这些新技术构成的空间。战场——战争的场所即将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用不了多久，发生在我们身边却谁也不曾察觉的网络战争或纳米战争就可能成为现实。它会非常激烈，却几乎不流血，但依然会决出战胜方和战败方。更多的情况下，这种战争将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并辔同行。两种战场空间——常理空间和技术空间，既重合又交错，既各行其是又互为表里，使战争同时在宏观、中观、微观和其它不同物理特性的领域间展开，最终构成人类战争史上亘古未有的战场奇观。与此同时，随着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职业军人和非职业化战士愈来愈不分彼此，战场空间将越来越多地与非战场空间重叠，两者之间的界限也愈见模糊不清。原本相互隔绝的领域统统被打通，任何空间都被人类赋予了战场意义。只要你有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手段向任何目标发动攻击的能力，战场就无所不在。试想，如果在电脑工作室或是股票交易所也可以发起致敌国于死命的战争，那么哪里还有非战场空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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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空间”，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以区别物理空间。co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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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安全环境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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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安全环境 │ 新安全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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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两极（刻板） │多极（复杂） ┃
┃缘│可预见 │不确定 ┃
┃政│共产主义 │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治│美国是头号西方强国│美国只是头号军事强国 ┃
┃环│固定联盟 │临时联盟 ┃
┃境│联合国瘫痪 │联合国活跃 ┃
┠─┼─────────┼───────────┨
┃ │旧安全环境 │新安全环境 ┃
┃美│单一（苏联） │多极化 ┃
┃国│危及美国生存 │危及美国利益 ┃
┃面│明确 │不明确 ┃
┃临│可慑止 │不可慑止 ┃
┃的│欧洲 │其它地区 ┃
┃威│升级危险大 │升级危险小 ┃
┃胁│使用战略核武器 │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 ┃
┃ │公开 │隐蔽 ┃
┠─┼─────────┼───────────┨
┃军│消耗战 │对关键目标的决定性打击┃
┃事│代理人战争 │直接增援 ┃
┃力│主要依靠高技术 │综合运用高、中、低技术┃
┃量│前沿部署 │力量投送 ┃
┃的│前沿驻军 │本土驻军 ┃
┃使│东道国支援 │自力更生 ┃
┃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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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美国人对其安全环境变化的敏感，亦可看出冷战结束后多种力量、多种因素对生成世界新格局的制约和影响。
倘若那个衔命出发的小伙子这时候问：哪里是我的战场？
回答是：任何地方。
什么人在作战？
以中国军队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为前奏，十几年里，世界各主要国家相继对军队进行了一轮接一轮的削减。在许多军事评论家们看来，冷战结束，往日彼此对立的国家急于分享和平红利，是此番全球范围普遍裁军的重要动因。殊不知这只是露出海面的一角冰山。导致军队精简的原因远不止这一点，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在大工业流水线上铸造成型、按机械化战争需要组建起来的大规模职业军队，在日益高涨的信息化战争浪潮面前，已明显地过于庞大且力不从心。正因如此，有远见的国家在这次军队的精简中，主要不是着眼于人数的压缩，而是更注重军队成员素质、武器装备中高技术含量的提升乃至军事思想、作战理论的更新[4]。“赳赳武夫国之干城”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在一个连核战争都可能成为陈旧军语的世界上，一位戴着深度近视镜的白面书生，会比一个前额低浅、肱二头肌隆起的壮汉，更适合做一名现代军人。流传于西方军界的关于一名中尉军官凭借一部调制解调器使一支分舰队缴械的故事，或许就是最好的佐证[5]。经过20世纪整整一百年不间断的技术爆炸的洗礼，或许还要加上摇滚乐、迪斯科、世界杯、NBA和好莱坞这些世界流行文化的熏陶，今天的军人和他们的前辈之间的代差，就如同我们在前面指出的武器的代差那样一目了然。这种代差无论在体能上还是在智能上都显现出鲜明的不同，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军人，即使是用西点军校的兽营式训练，也难以蜕去他们根植于当代社会的文弱习性。现代武器系统更为他们提供了远离开通常战场，从视距以外的地方去打击敌人，而不必直面血淋淋厮杀的可能性，使军人一个个都成了远庖厨的谦谦君子。数字化战士开始取代铁血武士在战争中几千年未曾动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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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据美国防部1998财年《国防报告》，自1989年来，美军人数减少了32％，并淘汰了大量老旧装备，使美军在大量削减人员的情况下，战斗力有所提高。1997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表《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强调“着眼未来，改革美军”，主张按新军事理论建军，继续裁员、但相对增加装备采购费用。
[5]这则故事始见于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据该报称，美国军方为试验国防电子系统的安全性，于1995年9月18日－25日，举行了名为“联合勇士”的演习。演习中，那名空军军官成功地入侵了海军指挥系统（胡泳范海燕《网络为王》，海南出版社，P258－259）。类似的故事很多，但也有一些军事专家认为这是故弄玄虚。
在信息技术登场亮相，打破大工业社会传统分工的壁垒之后，战争也不再是职业军人独自往还的禁苑，开始呈现出“平民化”[6]倾向。这一倾向并非是受毛泽东“全民皆兵”理论的影响，因为它不需要广泛的民众动员，甚至恰恰相反，只是平民中技术精英分子不请自来的破门而入，使职业军人和职业化战争不得不面对多少有些尴尬的挑战：谁更有可能成为下一场未知战争的主角？最先出现也最为著名的挑战者就是电脑“黑客”。这些大多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又从未从事过军事职业的家伙，仅仅凭借个人的技术专长，就能轻易给军队或是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危害。美国《FM100－6信息作战》条令中列举了一件典型事例：1994年，一个计算机黑客从英国攻击了位于纽约的美军空中发展中心，危及到30个系统的安全，并侵入了100多个其它系统，受害者包括韩国的原子研究所、美国航空航天局。让人惊讶的不光是这次攻击的波及面之广，危害之巨，还有这名黑客竟然只是个16岁的少年。一个少年黑客以游戏为目的的入侵，当然不能视作战争行为。问题是你如何去认定什么是游戏的破坏，什么是战争的破坏？什么是平民的个人行为，什么是非职业化战士的敌对行动甚至是有组织的国家黑客战争？1994年，美国国防部受到23万起涉及安全的网络入侵。这里有多少非职业化战士有组织的破坏行动？你也许永远无法知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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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托夫勒夫妇在其所著《战争与反战争》中写道，“若战争的工具已经不是坦克和火炮，而是计算机病毒和超微机器人，那就不能说武装集团只系国家和军人所专有。”日本自卫队上校高间庄一在其《军事革命带来了什么——2020年的战争样式》文章中指出，战争的平民化是21世纪战争的重要特点。
[7]许多黑客采取的是一种可以称为“网络游击战”的新战法。
与社会上存在的各色人等相对应，黑客族中人也同样形形色色。在网络的青纱帐里隐藏着不同身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各种黑客，好奇的中学生、网上淘金者、心怀怨愤的公司职员、不折不扣的网络恐怖分子或者是网络雇佣军。这些人从理念到行为都截然不同，却麇集在同一个网络世界里，他们根据自己独特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判断行事，有的干脆就是个茫无目标者，因此他们无论是行善还是作恶，都不受现实社会中游戏规则的约束。他们可以通过电脑手段在别人的帐户上巧取豪夺，可以恶作剧式地删去他人辛辛苦苦获得的宝贵数据，也可以像传说中的独行侠一样以自己高超的网上技能向恶势力挑战。被苏哈托政府严密封锁消息的对印尼华人有组织的侵害行动，就是被有正义感的目击者首先在互联网上披露的，其结果是令全世界备感震惊的同时，也把印尼政府和军队推上了道义的审判席。而在此前，另一群自称“MilwOrm”的黑客，也在互联网上上演过一场好戏。为抗议印度核试验，他们穿过印度原子研究中心网络的防火墙，改变了它的Web主页，并下载了5MB的数据。这回黑客们还算客气，只是点到为止，没有给对手捣太大的乱。这类举动除了它本身的效果外，还很有象征意味：在信息时代，一枚核弹的作用，或许不敌一名黑客。
比黑客们更杀气腾腾也更对现实世界构成威胁的，是那些一提起名字就让西方世界心惊肉跳的非国家组织。这些或多或少都带有某种军事色彩的组织，像伊斯兰圣战组织、美国的白人民兵、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直到最近炸毁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本·拉丹式的恐怖团体，大多都被一些极端信念和动机所驱使。他们种种怪异的迹近疯狂的破坏行动，无疑比单枪匹马的黑客行为更有可能成为当代战争新的策源地。而遵循一定规则且只动用有限力量去达到有限目标的国家和军队，在与那些从不遵守任何规则、敢于用无限手段打无限战争的组织对抗时，往往很难占上风。
进入90年代以来，与非职业化战士和非国家组织所展开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同步，由另一类非职业化战士进行的非军事性战争，也开始显露端倪。这些人既非一般意义上的黑客，也非那些准军事组织的成员，他可能是一名系统分析员、软件工程师，也可能是一个股票操盘手或是拥有大量游资的金融家，甚至还可能是控制多家媒体的传媒大王、著名专栏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与某些盲目残酷的恐怖分子不同，他们通常都有坚定的人生理念，其信仰的狂热决不亚于拉丹，并且不乏随时投入一场战斗的勇气和动机。以这样的标准衡量，谁能说索罗斯不是一名金融恐怖分子？
现代技术就是这样在改变了武器、改变了战场的同时，也模糊了参战者的概念。战争从此不再是军人的专利。
技术融合带来的全球化趋势的副产品之一，是全球性的恐怖活动，非职业化战士和非国家组织正在对主权国家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这使得他们成了一切职业军队分量越来越重的对手。与他们相比，职业军队就像硕大无朋但在新时代面前缺乏适应力的恐龙，而这些人则是生存力极强的啮齿类，能用他们尖利的牙齿啃掉大半个世界。
用什么手段和什么方式作战？
说到未来战争的作战手段和方式，美国人的看法是绕不过去的。不仅仅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后一只霸王龙，更因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与其它国家的军人相比，确有过人之处。不说别的，单是把未来战争归结为信息战、精确战[8]、联合作战[9]和非战争军事行动[10]这四种主要作战样式，即可看出既富想像力又很现实的美国人，对他们眼中的未来战争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四种作战样式，除了联合作战是从传统的合同作战、协同作战乃至空地一体战演进过来的以外，其它三种均算得上军事新思维的产物。信息战被美陆军前参谋长戈登·沙利文上将认定为未来战争的基本作战样式。为此他组建了美军也是世界上第一支数字化部队。并基于“未来战争将全面转向以信息处理和隐形远程打击为主要基础”这一认识，提出了精确战的概念。在美国人看来，精确制导武器、全球定位系统、C4I系统和隐形飞机等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出现，有可能使军人摆脱消耗战的梦露。被美国人称作“非接触打击”而被俄罗斯人称作“远战”[11]的精确战，具有隐蔽、迅捷、准确、高效、附带杀伤小的特点，在初战即可能是决战的未来战争中，这种在海湾战争时已初显锋芒的战法，大概是美国将军们最乐意接受的首选方式。但真正有创见的提法却既不是信息战也不是精确战，而是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一概念显然建立在美国人一向宣称的全球利益基础上，带有典型的美国式“以天下为己任”的僭妄。不过，如此评价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称许，因为它毕竟破题头一遭把维和、缉毒、平暴、军援、军控、救灾、撤侨、打击恐怖活动这些20至21世纪人类需要全面应付的问题，统统装进了“非战争军事行动”这只篮子里，使军人不至于在战场以外的天地间茫然无所措手足。从而也使他们的思维触角差一点碰到了广义战争的边沿。只可惜篮子小了些，最终没能把“非军事战争行动”这一崭新的概念也装进去，而这才是人类对战争的认识上，真正有革命性意义的见解。“非军事战争行动”与“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比字面上所显示的要大得多，绝非某些词汇前后顺序颠倒的文字游戏。可以认为，后者只是对军队在非战争态下的任务和行动进行了明确的命名，而前者则把对战争态的理解，扩展到了远远超出军事行动所能包容的一切人类活动领域。这种扩展是人类为达目的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的当然结果。尽管几乎在各种军事理论领域中都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人，并没能率先提出这一新的战争概念，但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在全球的泛滥和高新技术提供的无限可能性，仍是这一概念产生的深层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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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精确战是一种新的作战样式，它的产生是基于武器精度提高和战场透明度增大的综合的结果。（〔美〕理查德·邓恩《从葛底斯堡到海湾战争之后》，转引《1997年世界军事年鉴》P294－295）
[9]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参谋部文件《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见于《联合部队季刊》1996年夏季号。
[10]见美陆军1993年版《作战纲要》。参阅美《陆军》杂志1993年6月号。
[11]俄罗斯战术专家沃罗比约夫，在研究海湾战争后指出，远距离战斗是大有前途的作战方法。（俄《军事思想》1992年第11期）
那么，哪些看似与战争毫不相干的手段，最后竟成了“非军事战争行动”——这一正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频繁展开的另外一种战争的宠儿呢？
★贸易战
如果说“贸易战”在十几年前还只是一个形容词，今天的它却实实在在成了许多国家手中的非军事性战争工具。尤其在美国人那里被玩得得心应手、炉火纯青：国内贸易法的国际化运用，关税壁垒的任意建立与打破，信手拈来的贸易制裁，关键性技术的封锁，特别301条款，最惠国待遇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任何一种手段产生的破坏性效果都不亚于一次军事行动。由美国发起的对伊拉克长达8年的全面禁运，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战例”。
★金融战
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没有人会比亚洲人对“金融战”有更深刻的印象。不，岂止是印象，简直是锥心刺骨：一场由国际游资拥有者们处心积虑发起的金融偷袭战，竟把一个接一个不久前还被世人誉为“小龙”、“小虎”的国家掀翻在地，曾令整个西方艳羡不已的经济繁荣，一夜间秋风落叶般地萧条了。仅一个回合下来，便不止一个国家的经济向后倒退了10年。经济战线的失守，更使社会政治秩序几近崩溃。此起彼伏的骚乱造成的伤亡简直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而对社会机体的伤害程度甚至比局部战争还要严重。这是那些非国家组织用非军事手段向主权国家打响的第一场非武力战争。由此，金融战作为虽不流血但同样具有巨大破坏力的非军事战争形态，正式登上了曾被军人和武器、流血和死亡一统天下数千年的战争舞台。相信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成为正式的军语理所当然地进入各类军事词典，并且在下个世纪初叶人们编修的20世纪战争史中，成为极为醒目的一节[12]。在这一节里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而是乔治·索罗斯。当然，把金融武器用于作战并不是索罗斯的独家专利。在他之前，科尔用马克攻破了用炮弹未能轰塌的柏林墙[13]；在他之后，李登辉趁东南亚金融危机自贬台币借以打击港币、港股特别是红筹股。这还不算在此番金融饕餮大聚餐中一拥而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炒家”，包括以发表信用评估报告为名，给金融大鳄们提示打击目标的摩根·斯坦利公司和穆迪公司[14]这类间接参与并获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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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国《洛杉矶时报》1998年8月23日题为“和平最大的威胁是市场”。文章指出，“眼下对世界和平构成的最大威胁是金融市场而不是恐怖分子训练营地。”（《参考消息》1998年9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