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１１月２６日，在上海氯碱总厂投资的华南宾馆内，召开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会员大会，说是大会，实际会员并不多，全部会员也只有25家。会员大会的一项议程是选举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理事，我和管金生、汤仁荣都轻松当选。接着召开理事会，按规定要选一个理事长和一个副理事长，理事长市里已指定由交通银行总行行长，上海市政府咨询小组成员李祥瑞担任，因此真正要选的是一个副理事长。因为是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的第一任副理事长，大家都跃跃欲试。事前，有人告诉我，万国证券为了争取这个职位，已做了不少游说工作，摆出了志在必得的姿态。我没太在意此事，更没刻意去做工作，公司内部因此有了怨言，认为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公司行业地位的大事。
副理事长人选的第一轮选举，我和管金生得票相同，都是6票，第二轮选举中，我得票超过管金生，当选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理事长。事后听说老管很是失望了一阵，埋怨是理事会中政府代表搞的鬼。那时，申银证券的广告词是“证券之星，中国申银”，没有万国证券的“万国证券，证券王国”来得响亮和霸气。就我的看法，同行们选我，实际上是对申银证券以及它的前身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在中国证券市场实实在在的开创性工作的认可。
《：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9）
尉文渊在这次理事会上被聘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首任总经理。
事后，新华社发出措辞极为谨慎的消息：
响应深化改革的呼声，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成立。这一绝迹４０多年的证券买卖专业场所于１２月１９日在上海外滩开业后，将有３０种国库券、债券和股票在那里上市成交。据介绍，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法人，实行法人会员制，不吸收个人会员入场，第一批会员中包括上海、山东、沈阳、江西、安徽、浙江、海南、北京等地的证券公司、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信用社等地方和全国性金融机构。
实际上，最初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不能吸纳异地会员的。上海用变通的方法，把在上海已设有机构并有一定影响力的证券金融机构吸收为会员。尉文渊感到会员数量还是太少，又把代理证券业务的城市信用合作社接纳进来，才凑出了25家会员。
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架构
会员名单：
1上海申银证券公司
2上海万国证券公司
3上海海通证券公司
4上海市投资公司
5上海爱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
6上海财政证券公司
7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
8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9中国工商银行山东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0中国工商银行沈阳沈河票据股份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1江西省国际信托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2中国银行上海信托咨询公司
13中国农业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
14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5国家农业投资公司农信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6浙江省证券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7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8上海上工证券业务部
19上海保北证券业务部
20上海文厢证券业务部
21上海江浦证券业务部
22上海环龙证券业务部
23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集团）中信公司上海分公司
24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25中国农村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办公地点最后定在上海浦江饭店，也就是前文谈到过的，我们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办公借住的饭店。浦江饭店是一家具有100多年历史的欧洲风格的涉外宾馆，不过档次没有上海大厦、国际饭店以及和平饭店高。1989年6月份以后，外国游客锐减，饭店的客房入住率上不去，底层的大宴会厅基本派不上用场。因而，上海证券交易所选址那里后，双方一拍即合。待装修几个月和安上电脑后再一看，已是像模像样的证券交易所了。
开业大吉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９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仪式在黄浦路１９号浦江饭店二楼餐厅举行。上海市市长*、副市长*、各界来宾以及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香港地区的政要与金融家出席了开业仪式，我们这些当选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总经理被一一在台前介绍。*市长发表了讲话，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接着，尉文渊手拿棒槌，拖着一只伤势严重的脚，强忍着疼痛从二楼走廊走到交易大厅，对着挂在大厅北端的铜锣奋力一敲，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的第一声锣。我们这边拼命鼓掌，只见那边一阵忙乱——事后有人告诉我，尉文渊由于右脚严重发炎，随着那声锣声，休克倒地，被送往医院急救了。不过，在场来宾没有发现这个小意外，大部分人都喜气洋洋地来到交易大厅的贵宾厅，透过玻璃墙等待交易大厅第一笔交易成交的消息。
《：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0）
我也没有看见尉文渊的晕倒，因为当时我最关心的是当天第一笔买卖是不是由申银证券公司抢到。前一天晚上，我把申银证券第一批进场的红马甲代表郭纯等人叫到办公室，密授他们利用“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争抢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后的首笔业务。我再三强调，这是历史性的一笔业务，要不惜代价抢到。
“成交了！”场内一阵轰动。工作人员宣布上海申银证券公司以每股３５６７０元的价格买进海通证券抛出的真空电子股票５０股，那时电真空股票的面值仅为１００元。不少记者涌向６号红马甲郭纯，让郭纯实实在在地风光了一阵。晚上，我把郭纯他们请到公司，破例开了一瓶洋酒以示庆贺。
2008年12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追述了当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时的情景：
阳光穿过半透明的穹顶,投射在汉白玉的罗马立柱上。两根立柱中间,摆着一面铜锣。尉文渊被一格一格的阳光笼罩着,他站在有80多年历史的弹簧地板上,他站在铜锣面前,奋力一敲——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了!时间是1990年12月19日。
中国股市第一锣由35岁的尉文渊敲响,其时是上海证交所的第一任总经理。敲锣的时候,他身边站着刘鸿儒、阚治东、管金生……
上交所开业，我与管金生（右二）、汤仁荣(左二)
文章转述了尉文渊的话，尉文渊认为当年成立上交所的条件还不成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左的思潮、计划经济的桎梏、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包括传统的意识形态——上交所成立没一项条件成熟”。但上交所必须成立，因为1990年初，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变，国家提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在上海制定的浦东开放一揽子计划当中，就包含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计划。
文章写到了尉文渊对上交所选址、装修等工作的回忆。刚开始的内部装修等花费居然是尉文渊借来的，“我向人民银行借了500万来筹建上交所，后来上交所收了会员费才还清了这笔钱”。中央财政和上海地方财政在当时都顾不到上交所，因为谁也没想到这是个划时代的东西。“交易所就像个野孩子,一开始冒出来自己闯,弄到后来才越弄越大。”
事实确如尉文渊所说，当时很多人没想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长速度，也没想到与国际证券市场接轨的问题，他们的思想停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证券交易所上。记得当年我随同李祥瑞理事长接待来宾，很多境外来宾对上交所的英文名称存有疑问——国际上证券交易所名称中都用“stock”一词，为什么你们用泛指有价证券的“securities”？李理事长回答，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证券交易所，是以国债交易为主的证券交易所。不过私底下，李理事长对我说，这主要是怕用“stock”（股票）一词在上报审批时会引来麻烦……
上海证券交易所初期交易量最大的是国债，股票占的比例很小。但随着放开价格，加快新股上市速度等措施，股票交易很快火暴起来。当年证券交易的电子化程度不高，委托买卖都必须到证券营业部填写委托单子，由营业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报到驻交易所的红马甲，再由他们输入交易所委托系统。一时间，各证券营业部门前出现为领取一张委托单子排长队的现象。
《：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1）
为解决交易网点不足的问题，尉文渊在上海文化广场开辟了证券交易大市场，各证券经营机构都到那里设摊接受客户的委托，文化广场一时间人潮汹涌，景象蔚为壮观。我们乘机催促人民银行加快营业部审批速度，申银证券在上海各区县的营业部数量由3家增加到近30家，每家证券营业部都在交易所设有席位，并派驻红马甲。最初每个席位为60万元人民币，后来增加的席位降到30万元一个。尽管每个席位价格不菲，但为了委托通道畅通，不少营业部不惜重金在上交所设了好几个席位。上交所也为此新设第二、第三交易大厅，仍难以满足需要。尉文渊于是跟我们商量，让我们上海几家证券公司自费设立交易大厅，每个席位的费用给我们优惠。以申银证券为例，申银证券在南京东路99号公司本部大楼内设了一个交易大厅，拥有百多个席位，公司交易大厅从此也成为一景。每当外地客户来公司希望参观证券交易所，公司就把他们领到交易大厅，告诉他我们自己的交易大厅与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完全一样。
一两千红马甲在上交所工作，场面壮观。而这带动了周边很多服务业，浦江饭店那一带也因此被称为“东方的华尔街”。
推广与宣传
那几年社会各个方面对普及证券知识的要求很强烈，到处也可见证券知识培训班、讲座班的通知或广告，那几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收到讲授证券知识的邀请，由此到过各地的大学、各种协会组织、一些大的企业集团，甚至还到部队机关讲过课。但是，给我影响最深的是那年到中南海给中顾委一批老前辈讲股票，以及受邀给越南财政部、司法部官员讲证券市场建设的事。
*市长向境外贵宾赠送股票
前文谈到*同志向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凡尔霖赠送股票，这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上海担任市长期间也向一批境外贵宾赠送过我们提供的真空电子股票。那是一件有着非常历史意义的事，它发生在１９９０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前夕。
*担任上海市长后，聘请了国际上一批著名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担任上海市政府的咨询顾问，并定期召开市长咨询会议。１９９０年７月，上海市市长咨询会议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召开，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香港的方黄吉雯等一大批贵宾到会，并有17位代表将在会议上发表讲话。
由于这次会议主题是建立上海金融中心的问题，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和上海市外资委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他们在筹备过程中最犯愁的事，是给演讲嘉宾赠送什么礼物。想来想去，想不出拿什么有意义的东西送给这批非富即贵的境外嘉宾。我向负责这项工作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朱小华出主意，能不能请*市长学学*，给每位演讲嘉宾赠送一张上海的股票。我的目的很清楚，想借此机会提高申银证券公司的社会影响。朱小华一听大声叫好，花钱不多又极有意义。但是，我们都担心朱市长能否采纳这个建议，因为当初我们感觉朱市长对股票持谨慎态度，让朱市长赠送股票，他会同意吗？
１９９０年，上海已着手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但*市长对股票极为谨慎，提出光干不说。上海宣传部门通知上海媒体少报道股票，这个规定让一批跑金融的记者非常为难，证券市场的新闻怎么可能不提及股票？讲市场行情怎么能避开具体股票？因此有段时间，跑金融的记者都尽可能避开股票这个词，不得不提时，也都用某证券来替代股票这个词，好在当时也就是七八只股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指哪一只股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有部分人认为朱市长对股票有看法。
《：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2）
让朱市长给境外贵宾赠送股票，有没有可能？当年上海的外资委主任叶龙裴，被公认为是对朱市长了解较多的干部，用大家的话来说，是朱市长身边的红人。朱小华和我去征求他的意见，叶龙裴肯定地说：“行，股票作为礼品，这个建议朱市长会接受。”叶龙裴建议我们把股票准备好，在会议结束时的答谢宴会上听他安排，见机行事。叶龙裴在朱市长身边的时间多，对朱市长的脾气摸得比我们准。当年*为了对外招商引资，听说上海批一块地要盖100多个公章，大为光火，为此成立了上海市外资委，人称“一个公章委员会”，以此解决100多个公章的问题，他点名担任第一任外资委主任的，就是叶龙裴。
朱小华和我商量，以申银证券公司名义通过朱市长向17位演讲嘉宾每人赠送一股电真空股票，当时每股电真空股票市值300多元，总计也就是５０００多元。我们约定，事前把股票按演讲嘉宾名单完成过户手续，在答谢晚宴上由我递给朱市长，由他一一赠送。后来，我听说工商银行毛应梁行长也参加会议，就建议由毛行长上台递给朱市长，因为那时工商银行是上海申银证券的全资股东。我把这个安排告诉毛行长，毛行长很高兴，但也产生了和我们一样的担心：朱市长会不会这样做？
那年的上海市市长咨询会议，上海所有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第一天的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与会代表纷纷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朱市长也作了精彩演讲。按会议安排，晚上有一场专题演讲会，演讲人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那场演讲会出现了较为尴尬的场面——那年世界政治格局出现重大变化，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出问题，西方国家对此甚为得意，温伯格一个小时的演讲处处流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情。他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变化大谈社会主义的种种不是，得出的结论似乎是资本主义必然战胜社会主义，尽管他的原话没有直接这样说，但通过翻译，与会的代表都能听出这层意思。那天是个小会场，*市长坐在第一排，我坐在侧后方，距朱市长不远，可以看到他神色凝重。
温伯格演讲完毕，*市长上台致辞，他致谢后，转而回应了温伯格的演讲，他谈到这个世界不能只有一个声音，也不能只有一种颜色，如果是那样，这个世界就过于单调枯燥了。随即，朱市长针对温伯格的观点温和地作了驳斥。朱市长的口才是公认的，回答不失东道主风度，沉闷的会场上爆发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会议继续，上午休息时，上海一批跑金融新闻的记者找我谈起晚上的答谢宴会上朱市长赠送礼品的事，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是我们申银证券提供的股票。因为都是熟人，我告诉他们有这样的打算，但最后送不送取决于朱市长。当时在场的有《解放日报》的时赛珠，上海广播电台的左安龙、肖美瑾，《新民晚报》的孙卫星以及《文汇报》、《新闻报》、《金融时报》等一大批记者。这些记者彼此相熟，同行们都知道《新民晚报》抢新闻厉害，因为它是晚报，如果当天的新闻抓不住，就要比其他媒体晚一天，大家都怕孙卫星当天把这条消息捅出去。如果这消息发出去，但朱市长最后不送股票，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这些记者都反复关照孙卫星不能抢发这条消息，孙也是满口应允，让大家放心。下午会议结束后，我陪毛应梁行长先去参加日本一家证券公司在上海举行的活动，再参加7点半举行的市政府答谢宴会。一出会场门，有人递给我一份当天出版的《新民晚报》，一看，头版中间，赫然写着——16张电真空赠送给外国代表，电真空有了“洋老板”……
《：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3）
【本报讯】（记者孙卫星）16张上海电真空公司的股票，将作为上海市的“特殊礼物”，在今晚的金融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赠送给为研讨会献计献策的外国代表。
今天，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无偿转让了这些股票，并在16张股票上写上了新股东的姓名。这些新股东分别是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格林伯格、美国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前国防部长温伯格、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副总裁菲力浦?沙委朗等。
这16张股票每张面值为100元，股票期限为“不限期”。按照国际惯例，这些洋股东可以按期来沪领取每年分得的股息和红利。
此时离闭幕酒会还有两个小时。我心想要坏事，果然，与毛应梁行长一说，他当即就火了，连声说：“怎么会这样！这报道如果给朱市长看到，那还了得！他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只能安慰毛行长，说现在急也没有用了，何况消息也不是我们捅出去的，现在只能祈望朱市长在宴会之前没有看到这则消息。那天，我和毛行长去赴日本一家证券公司的宴会，毛行长的情绪非常低落，我知道他在衡量这件事可能引发的后果。偏偏我们去的那家日本证券公司在排席位时出现了严重的差错，把堂堂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的位子安排在了偏桌上，却把上海市其他银行的行长，甚至副行长都安排在主桌上——谁不知道，拥有15000名员工，拥有上海４０％金融资产的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在上海商业银行行长排名中始终是第一位的？毛行长沉着脸，坐在那里吸了支烟，可能是越想越火，突然起身对我说：“小阚，我们走！”主人发现我们刚进来就要走，感到很奇怪，也可能意识到席位搞错了，忙来拦着，但已来不及了。毛应梁说了声：“我们要参加朱市长的宴会去！”说罢头也不回，带着我拂袖而去。
答谢宴会如时举行，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参加，上海市方方面面的官员随同参加，加上与会人员，总共摆下了二三十桌。毛应梁行长的席位在主桌边上一桌，我和尉文渊等人的桌位靠后。我们和叶龙裴约定，上到第四道主菜时，由他去和朱市长悄悄咬耳朵，如果朱市长同意，就由毛行长上去，把我们准备好的股票递给朱市长。
整个过程我似乎比毛行长还焦虑，怕朱市长不同意赠送这样的礼品，回去再发现《新民晚报》那条消息，那可真闯祸了！此时门外的孙卫星也有点后怕了，其他媒体同行都谴责他，不该这样抢消息，大家吓唬他，万一今天朱市长股票没送，你们的总编的位子还想坐下去？
一道菜、两道菜、三道菜，我在心中点着数，此时我看毛行长似乎和我一样，也没有心思用餐。第四道菜上完了，还没动静，我着急了，拖着朱小华把叶龙裴拉到边上，告诉他别忘了这件事。叶龙裴是个性格开朗的海派人物，他告诉我们没有问题，他会相机行事。第五道菜上完后，叶龙裴走到朱市长旁边，对他咬了番耳朵，只见*市长欣然起身，走到话筒边，大声说：“为了感谢这次与会嘉宾的精彩演讲，我要送你们一份礼物，至于什么礼物？我先不说，请你们猜一猜。”“朱市长送礼物！什么礼物？”场内气氛顿时欢快起来。
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的太太硬把老头推到前面，让他去猜是什么礼物。格林伯格也会来事，他问朱市长，是不是他申请在上海开办友邦保险机构的批准文书下来了。几番猜测，没有一个人猜中。此时，朱市长大声说：“下面请工商银行行长毛应梁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毛行长喜气洋洋地走到台前，用他特有的浙江义乌口音的普通话大声说：“朱市长给大家准备的礼物，是我行全资附属的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提供的上海真空电子公司的股票。”
《：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4）
“股票？！”场内气氛更热烈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持有不少国家的股票，但是没有人拥有中国的股票。而股票在当时是象征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产物，没有什么礼品比它更具纪念意义。朱市长和毛行长把我们精心包装过的真空电子的股票，按照名单一一送到每位演讲嘉宾的手里，拿到礼品的演讲嘉宾个个兴高采烈，握着朱市长和毛行长的手连声称谢，并表示要把这份礼品好好珍藏。没有拿到礼品的境外与会代表满脸羡慕，有几个当即找到毛应梁、朱小华等，说我也发言了，怎么没有我的份？我们准备的17份礼品是按大会事前约定的演讲代表的名单准备的，在会议自由发言时，确实有些代表也作了简短的发言，但老外搞不明白主讲和自由发言的区别，心想我也为你们咨询了，怎么这么有纪念价值的礼物没有我的份？后来朱小华和市有关部门找我商量，再补几份给那些在大会上讲过话的代表，因此，最后实际上我们送出了23张股票。
场内热烈的气氛也感染了*市长，接下来是朱市长向与会代表敬酒，按事前计划，朱市长只给前面四桌贵宾敬酒，但是那天朱市长一高兴，就一桌一桌轮着来，也乐呵呵地拿着酒杯来到我和尉文渊坐的那桌，媒体记者不失时机地为我们抢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
时隔几年，*已担任总理，成为国家主要领导人，上海的股市已经面向全国发展，同时，股票发行和交易也实现了无纸化。有一次，我遇到香港的方黄吉雯女士，她当年也曾从*手中拿到这份礼物。我故意对她说，我们公司打算搞一个展示中国股市发展历程的陈列室，想收集一些有纪念价值的东西，问她是否愿意把当年朱市长赠送给她的那份股票以１０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我们？方黄吉雯一听急了，连说：“那不行，１００万元也不行，那可是朱总理给我的礼物！”
与原上海市市长*合影
去中南海给老前辈汇报股票
90年代初，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股票发行的试点面扩大，中国证券市场呈现大发展的态势，但还是有很多人搞不明白股票、证券市场是怎么回事。当时不少人心目中的股票市场还是著名作家茅盾在小说《子夜》中描写的那样。在《子夜》中，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是一批投机分子聚在一起的一个乌烟瘴气的场所，尔虞我诈，不时会爆出过度投机导致血本无归跳楼丧命等社会新闻。而很多老上海都知道，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关闭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故事。因此，不少人疑惑，怎么我们国家也要搞股票？还要恢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因此，那几年社会各个方面对普及证券知识的要求很强烈，到处可见证券知识培训班、讲座班的通知或广告。那几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收到讲授证券知识的邀请，由此到过各地的大学、各种协会组织、一些大的企业集团，甚至还到部队机关讲过课。但是，给我影响最深的是那年到中南海给中顾委一批老前辈讲股票的事。
中顾委的全称是*中央顾问委员会，是在*同志的倡议下建立的。１９８２年９月６日，*十二大通过*章，对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体制作了重大改变，决定设立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顾问委员会。进入中顾委的条件很严格，必须具有４０年以上的党龄，任过省部级、大军区主要领导职务，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第一届选出了１７２名委员，*任主任，日常工作由薄一波副主任主持。*十四大后，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
《：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5）
那年，上海《萌芽》杂志社编辑了一套丛书，书名为《献给下一代的报告》，内容是一批老前辈的故事。上海申银证券作为赞助商之一，资助了这套书的出版，由此也结识了不少中顾委的老同志。那年，中顾委常委伍修权同志在中顾委秘书长李立安同志和副秘书长黎虹等的陪同下，到上海考察工作。我把他们请到位于南京东路９９号的申银证券公司本部，汇报了我们证券公司的情况，介绍了上海证券行业的发展现状，讲解了证券行业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几位前辈参观了我们的交易大厅和主要业务部门，对证券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伍老曾担任国家和军队高级职务，是我们这一代崇仰的老前辈。当时，伍老年岁已高，行动不便，坐着轮椅，碰巧大楼电梯发生点问题不能使用，吓得上海保卫人员连问我们怎么安排的。事先，我知道了电梯不能使用，但考虑我们办公所在的楼层不高，因此没向上海有关方面汇报此事，结果没想到伍老是坐轮椅来的。伍老宽容地连说没关系，让工作人员抬着轮椅上下各个楼层，边看边问。伍老思维敏捷不减当年，给予我们很多鼓励。一位中顾委常委到企业视察，坐在轮椅上被抬上抬下，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事。
李立安秘书长事后邀请我抽时间给中顾委的老同志们讲上一课，让他们也了解一下金融改革方面的情况。李立安秘书长1973年担任过黑龙江省省委书记，我当时在黑龙江省北大荒下乡，也可以说他是我第二故乡的老领导。我问他，给老前辈讲股票妥当吗？听说一批老同志对开办证券市场持反对态度，万一我到那里讲错话怎么办？李立安同志让我不要担心，说大部分老同志是宽容的，思想也是解放的，大胆去讲，讲错了也不要紧。
此前，我去过中南海几次，但去讲课还是第一次，何况听课的都是在我国早年政治、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
那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中南海，似乎不是去讲课而是去应考。我本来准备提前到中顾委会议室，到那里再做些准备工作。不料，我一进会议室，就发现一批熟悉的老前辈已经等候在那里，当中有张劲夫、吕东、安子文、刘英、杨易辰、李立安、焦如愚等等，还有不少老同志我并不太认识。上海市老领导夏征农已年过九十，也在夫人的陪同下专程从上海赶来听课。李立安秘书长领着我，一一拜见了各位前辈。中间有个插曲，当时中办主任*匆匆赶来，老同志们问：“小曾，干什么来了？”*以非常尊敬的口吻答道：“我来向你们汇报工作来了。”“什么工作啊？今天我们请你们上海的同志给我们讲课来了。”说着，李立安秘书长把我介绍给了上海市老领导*，曾主任接过我递上的名片，笑着和我握握手后说：“那你们先讲课吧，我改日再汇报。”说完匆匆而去。
中顾委的会议室不大，中间是一张长桌，立安同志让我坐在最里面那端，我想那大概是日常中顾委主持会议的主任的位子吧，当着这么些老前辈，我不敢坐这个位置，但是立安秘书长硬把我按在那个位子上。张劲夫等几个中顾委常委坐在我的两边，其他老同志围桌而坐，首长们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则在两边的椅子上就座。在老同志们鼓励的目光下，我先简单介绍了上海股票市场的发展情况，进而强调发展直接金融的重要性，强调在发展传统银行间接金融作用的同时，应该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让城乡居民的钱直接投入到企业中去，这是众多企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百姓个人理财的需要，同时还是进一步引进外资的需要。而发展证券融资也可以避免资金需求过于依赖银行，造成金融风险的异常汇集。另外，从长远角度看，建立股票市场也是建设我国金融中心城市的需要，因为从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看，无一例外的是，金融中心的核心是股票交易所，我国需要建设强大的金融中心，才能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6）
那时讲课很少有用投影或电脑多媒体演示工具的，完全靠嘴讲，多少有点枯燥，但老同志们听得很认真。这中间不断有老同志插话，其中张劲夫张老的问题最多，而且很内行，张老担任过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我国老一辈的经济问题专家，也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当我谈到股票的筹资功能时，他关心是哪些人在买股票；在谈到金融中心时，他很关心金融中心各项功能的问题。由于股票对大部分老同志而言还是一个新事物，因此不少老同志的问题属于基础性问题，对此我都一一作了解答。通过一问一答，会场气氛更加融洽。不少老同志对股票的筹资功能有了初步认识，但对股票的交易感到不解，疑虑此举是否会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对此，我解释说，为了有效地发挥股票的筹资作用，必须建设一个活跃的股票流通市场，指出不流通的股票很难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股票只有通过流通，才能使其价值得到真正体现。接着，我又从投资和投机的关系谈起，认为投机并不是可怕的事，在股票市场上，投机只是时间和机会的选择。当然，我也向老同志坦承，股票市场的建立，对社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股票市场的建立，对我国而言，是利大于弊。
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不少老同志还有不少问题。李立安秘书长不得不打断大家，对这次股票报告会进行了最后总结，代表中顾委的老同志向我们表态：第一，我们不当你们的反对派；第二，必要时，我们还可以给你们敲敲边鼓，我们这些老同志尽管已经退了，但是讲话还是算数的。
老前辈们全体鼓掌，表示赞同李立安秘书长的表态。会后，老同志们又聚在中顾委小楼前和我等合影，给我的中南海之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与中顾委部分老同志在中南海合影
去越南讲股票
远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对中国股市的发展予以了高度重视。苏联没有解体之前，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就不断介绍其国内的官员参观我们静安证券业务部，东欧其他国家也有客人前来参观我们当时那个小小的股市。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来参观的人更多了，当然主要是奔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去的，有时也到我们这些证券公司转转。
１９９４年，越南财政部一批官员来申银证券公司参观，听了我对中国股市发展情况的介绍，非常感兴趣，当即表示，越南的情况与中国相似，越南发展证券市场应该向中国学习，而不是向日本、美国学习，中国发展证券市场的经验很值得越南借鉴。他们当场邀请去越南给他们讲一课。
不久，越南财政部向我发出了正式邀请函，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华夏证券公司的总裁邵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吴雅伦。
越南是我们的邻国，两国关系时好时坏，此前还在边境上打了几年仗，战火刚平息。因此，越南对我们这些从未去过的人而言，有一层神秘感。那天我们到达河内机场上空，飞机没落地我就通过舷窗往下瞧，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机场内没有几架飞机，几头水牛在机场边的草地上悠闲地啃着青草，几个牧童在草地上戏耍。河内机场的建筑和设备都很陈旧，海关、边防的服务有点像我去日本研修时国内机场的状况，服务质量不高，效率很低。
《：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7）
我们被安排在一家部队招待所，简陋但很干净，窗外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军人在操练。屋内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越南当年最流行的是中国电视剧《渴望》，反映了和我们改革开放前一样，那种渴望摆脱贫困的普遍心态。我和公司国际部的蒋登富到那里不久，吴雅伦、邵淳他们也到了。当天晚上，我们被告知，越南财政部一位副部长将宴请我们，为此我们作了认真的赴宴准备。令我们吃惊的是，这位副部长的宴请竟是在河内市的一家小饭店，没有什么VIP包间，我们与其他客人之间只是用屏风隔了一下，菜肴竟也非常简单，一盘冷盘，一个汤，三四个炒菜。我记得冷盘是由黄瓜和肉片拼成，炒菜更是家常菜，喝的酒是中国产的香槟酒，尽管这种酒我们在国内从来不喝，但在主人的热情劝导下，我们还是喝了几口。当我们想拿酒回敬主人时，发现供应的香槟酒就限于一瓶。这并不是越南官员不好客，这一方面反映了越南政府财政上不宽裕，另一方面也反映越南政府这方面的制度约束非常严格。第二天，越南财政部的另一位部长宴请我们，其标准也与第一天的差不多。
讲课地点是越南财政部大院一排矮平房中的一间会议室，有点像我们过去乡村政府的会议室。在讲课之前，主人把我们安排在会议室隔壁的小会议室休息，小会议室的一边有一张红布铺着的桌子，桌子上是一尊越南领袖胡志明主席的塑像，顶端有一幅红底金字的横幅，我们不识越南文，但估计是“沿着伟大领袖胡志明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在越南，胡志明主席就像中国的毛泽东主席一样，是受人尊重的领袖人物。主人曾带着我们参观了胡志明当年的办公场所和居所，环境非常好，以竹子搭建的一个凉楼据说是胡志明主席的旧居，非常朴素。在竹楼旁边不远处有一个防空洞，在越南战争期间，胡志明主席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指挥越南人民取得了越战的最后胜利。
前来听我们讲课的有越南财政部和司法部的部长，以及一大批司局级干部，会议室坐得满满的，他们穿着都非常随便，样式也都差不多，与我们*结束后的穿着相似。那次吴雅伦主要介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情况，邵淳讲了什么，我记不太清楚。我讲的内容主要是中国股市的发展历史，介绍中国的股市发展是先建立股票一级市场，再建立股票柜台交易市场，然后再建立证券交易所；介绍股票市场的发展先从上海、深圳两地试点，然后再向全国推广；中国的股票分为A股和B股以及这样分的原因。我也介绍了我们发展股市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最后，我们对越南发展股市提出了建议。我们每讲一段，由越南财政部的老张用越南语翻译一段。老张，我们在上海已经相识，汉语不错，但带有较浓的山东味。
每个人讲完后都有一段提问时间，越南的官员提问还是很活跃的。我记得给我提出的问题不少，有些问题很有水平，有些问题较为肤浅。有位部长问我：“阚先生，你认为发展股市是先发展证券公司，还是先发展证券交易所，或者两者同时发展？”我告诉他们，中国的股市是先发展证券公司，让股票先在证券公司柜台上交易，在取得了一些经验后，再成立了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越南的路怎么走，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但不可能先成立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只是证券交易的一个场所，它设立的形式有会员制和股份制，一般情况下，它的会员应该是证券经营机构。如果只有证券交易所，没有证券经营机构，那么这个交易场所将变成没有机构参与的场所，可能只是自然人进入交易，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证券交易所都不允许自然人直接进入买卖，所有买卖都必须经过中介机构，而这个中介机构就是证券公司。”我还告诉他们：“上市的股票首先有一个股票发行工作，而股票的发行工作是证券经营机构承担的，因此从这一点上看，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先走一步是必须的。”此后，我没研究过越南证券市场发展问题。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也有不少人搞不明白证券公司与证券交易所的区别，不少人把我们证券公司的营业部称为交易所。
《：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8）
有些越南官员关心B股市场问题，详细询问B股的发行方式，以及相关法律。有些官员关心中国证券公司的组建方式、业务范围等等。当然，也有个别自以为对证券市场有所了解的官员，有意拿些概念问题来考我，其中有一个坐在后排的官员站起来问：“阚先生，请你谈谈股票和债券的区别。”这明显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概念题。当我简单地从两者之间的所有权和债权、无期限性和有期限性、收益不确定性和收益确定性三个方面的区别加以回答后，我见有人朝那位提问者奇怪地笑了笑，我明白其中的意思：“你小子，想考人家啊？”当有人问我：“如果越南发展证券市场，你认为第一步应该怎么走？”我说我个人的建议是，先成立若干证券经营机构，选择若干企业改制成股份制，然后面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随后再开办股票交易业务，条件成熟后，也就是具备一定上市公司数量后，建立证券交易所。我的建议颇受越南官员的重视。尽管在我们每个人讲完后都有提问时间，但向我提出的问题最多，可能是因为我讲的内容更接近越南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们讲完后，越南的一位部长作了总结，一是感谢我们一行人的到访，二是我们所讲的内容对他们很有实际意义等等。我们在越南待了没几天，能感觉到越南也在学习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做法，力图改变经济落后的局面。我们在河内商业街走走，没见到什么大商场，那些商店和我们过去的完全一样，不大的商店里，由玻璃柜台围成若干个方块，买卖不同的商品，商品品种不是很多，但标价吓人，当时越南盾的最大票面为5万元，相当于人民币５０元，一般电器用品都是标价百万元以上，少有人问津。
我们在书摊上看到，其中有些书已翻译成中文，内容都是宣传越南招商引资政策的。因而大家说，如果越南真要像我国那样实行改革开放，若干年后面貌肯定大变。
10万人抢购新股
那是不多见的壮观场面，只见一排雪亮的灯光直冲而来，一辆辆的士在体育场大门前戛然停下，每辆车里冲下四五个人，直问：“哪里排队？”问到后直奔而去。随后又是一排灯光直扑过来，“突、突、突”，每辆摩托上都挤了两三个人。再后面是响着急促铃声的自行车队，最后是黑压压的喘粗气、冒大汗的长跑队伍。不一会儿，近万人已进入体育场，安安静静地坐下。
抢购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上海股票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当时，新的股票一时推不出来，只能先通过对已上市公司增资扩股的方法增加股票的流量。1990年，首批获得增资发行资格的公司有飞乐音响、爱使电子、申华等公司，申银证券公司获得飞乐音响和爱使电子两家公司增资配股主承销商的资格。为确保新股发行公平、公开、公正，经人民银行批准，增发的股票通过抽签认购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
早期发行的股票
当时上海股市热得发疯，对这次新股发行，人们翘首以待，发行工作稍有不慎，可能引发很大的问题。市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这次发行工作，强调发行工作质量问题。
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在上海静安区体育馆、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和虹口区体育场设立三个发行场所，这三个场所可以容纳两三万人。为了做好安全工作，我们请求大股东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支持，分行副行长兼申银证券公司董事长金运立即答应，将会亲自率领工商银行经警大队数十人前来支援。我们又去虹口和静安区公安分局请求警方支持，警方答应抽调警力维持好发行现场的治安工作，静安公安分局分管副局长更是痛快地答应届时亲自坐镇指挥，并对我说：“阚总放心，有我在就不会出什么事，静安分局什么场面没碰到过？！”我听他这样一说，立刻放下心来，静安区位于上海市中心，重要的机关多，大型的公众场所也特别多，日常大型的活动不断，警方这方面力量强大，经验丰富，处理我们这次承销工作中可能遇到的社会治安问题还不是小菜一碟？金运董事长是一个对工作非常认真仔细的人，又带着我找了市公安局分管这方面工作的一位副局长，把这次承销工作中可能出现的社会治安问题向他作了专题汇报。市公安局答应会指示有关分局全力支持我们。走了工商银行经警大队，静安、虹口公安分局和市公安局这一圈，我们对这次股票承销工作中的治安问题，心中总算有了底。
《：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9）
对发行时间，我们也作了精心安排，定于周六上午，一旦出现人群拥挤，交通堵塞，由于是休假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小得多，另外也方便上班族参加本次新股认购。为新股发行，我们还成立了指挥部，指挥部设在位于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旁边的申银证券公司总部。指挥部人员除了我之外，还有金运和静安公安分局的分管局长等人，考虑到可能会有一部分投资者提前排队，我们决定一部分指挥部的人员周四开始集中。
对发行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尽管事先作了充分的估计和准备，可是出现的情况还是令我们措手不及。
周三晚上就有人报告，说在三个认购点已经有人开始排队。我们立即驱车赶往几个发行场所，发现现场情况不算太严重，在场所大门外聚集了一些人，模样大部分像是附近的居民，大概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吧。
周四下午，三个发售点传来消息说，各发售点排队的人越来越多，相关路面出现混乱局面，如不采取措施，将会影响附近的交通。我们前去一看，立刻傻眼了，三个发售点外均已是人头攒动、吼声震天。
经研究，指挥部决定打开体育场馆的大门，把人安排到场馆里面去。静安体育馆由于那天晚上还有活动，因此要到晚上10点之后才能开放。当时我在位于威海路的公司办公室，打开窗子可以清楚地看到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内的情况。
开始，人群进入场地后的秩序还算可以，不少人带着干粮和饮用水进入场地，准备“打持久战”，算算也是，当时距原定的发行时间还有40多小时呢。工商银行派出几十名经警在体育场内尽责地维持秩序，高音喇叭传来阵阵指挥声，要求队伍一排排坐好，不要乱，本次发放的认购号是不限量的，只要排队，人人都有份。
这时，三个场馆都向指挥部报告，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但局面尚能控制。不过，越发令人不安的是，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涌向三个认购点的人还在不断增加，好多人是下班后吃完晚饭从各个区县陆续赶来的。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有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平时感觉很空旷，但在那天似乎一下子变小了，因为人来得太多了。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晚间照明不是很好，在楼上，很难看清楚昏暗的灯光下人群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能听到场内人群常常为点点小事引*动，和维持秩序的经警用车载高音喇叭制止骚动的训斥声。
长时间的等待加上饥渴和疲劳，不少购股者渐渐失去耐心，变得烦躁起来。
晚上八点多钟，静安体育馆告急，那里的局面严重混乱，已难以控制，希望我们派员增援。于是，我和金运董事长商议，由他带些人去静安体育馆，我仍坐镇指挥部。
到了晚上十点左右，静安体育馆准备开门纳人。而让人犯愁的是，馆内只能容纳3300人，贸然开门让馆外的上万人涌入馆内，很可能会发生事故。指挥部经紧急磋商，作出决定，借隔壁五四中学的操场再开一个发行点，使静安体育馆外的人群分流，同时进入两个场地。
特警大队出马
就在指挥部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静安体育馆的大铁门“轰隆”一声，一头朝里倒下。原来，几个年轻人看到大铁门是插销式的，就抬起大门、退出插销，推倒了大门。好在里面准备打开大门的那帮经警小伙子们灵活闪退，才没有被那迎面倒下来的大铁门砸伤，可是负责指挥的金运董事长的手臂还是被铁门的边角划开了深深的一道血口。
《：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0）
在大门倒下后的一瞬间，外面的人不明情况，一阵欢呼，你拥我挤往前涌，门口已有一堆人倒在混乱之中，情景非常危急。负责安全工作的工商银行经警小伙子们一边大呼“有人倒下了”，一边奋不顾身冲上去挡住潮水般的人群，硬从人们脚底下抢出那些被踩踏的人。经初步检查，有的可能锁骨断了，有的可能肋骨断了，有的可能腿骨伤了，更有些人伤势不轻，需要立即送往医院急救。有几个伤势较轻的不愿去医院，稍作包扎后又回到了排队的行列。幸亏此时几位经警组成的分流小组已经按指挥部命令，翻越围墙，及时打开了毗邻静安体育馆的五四中学的大门，缓解了静安体育馆的压力，险情没有进一步加剧。
与此同时，威海路旁的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又冒出险情。由于体育场内的人越来越多，已超出场地容量极限，再放人进去，势必造成各种问题。此时警方的建议是，不能再放人进入，他们立即关闭了大门，并请门外陆续前来的人改道其他发售点。静安体育馆和虹口体育场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关闭了大门，并劝告人们到位于申银证券公司本部的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
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大门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占据了整个路面，所有车辆只能绕道而行。人们为我们不守“无限量发行”的承诺发出诘问，为不能进入场内而愤怒，一群年轻人则喊着“一、二、三”的号子试图撞开大门，大铁门尽管被警方用绳索加固，但仍有可能被撞倒。有些手脚灵活的年轻人爬上体育场附近的建筑物，翻墙进入体育场，不长的时间，维持秩序的经警就抓住好几个。有几个人从二三楼的高度跳下去，脚都摔断了，须送医院救治。场内人群也不平静，在缺少食品、饮用水供应的场地里，要求人们长时间有秩序地排队是相当困难的。不断有人要求提前发放抽签号，众人跟着起哄。单靠工商银行的经警大队，场内秩序已难以维持。
望着体育场内外黑压压的人群，我对人似乎有了新的认识，感觉欲望难以满足的人群有时候真如狼群一般。此前，我曾请行家估算这三个场馆需要投入多少警力，我们也是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了安排，可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看来投入再多的警力也难以见效。
到了深夜两点多钟，威海路上的人群不但没有散去，反而越聚越多，骚动随时可能演变成骚乱。
面对这严峻的局面，指挥部平时很有主见的治安专家此时也束手无策了。就在这时，窗外传来一阵警方指挥车的高音喇叭声，有人告诉我，静安分局局领导带着他们的特警大队来了。我如释重负，心想有救了，这种局面他们见得多，办法也肯定多。不一会儿，静安分局主要领导带着几个人神色凝重地走进来，大声发问：“这怎么办？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会出大事的！”
“怎么办？”我们刚想向他讨教，他们倒问起我们了。看他们焦虑不安的神色，全然没有了几天前的那种自信。
怎么办？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前发放抽签号”，这个想法我思忖已久，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样做必然失信于民，对一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件非常难堪的事。可不这样做，延误到明天早上，三个认购场地周围的路面势必严重堵塞，影响市民出行，或者引发其他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其后果我们根本无力承担。
《：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1）
经历１９８９年的事件后，地方政府最担心群起事件发生。以当时的情况，再撑20多个小时根本不可能，中间不知会出现多少难以预料的大乱子。权衡利弊后，我决定提前发放抽签号。我把想法通过电话与金运董事长沟通了一下，金运表示完全同意，但要求我向人民银行请示一下。我一方面要求工作人员作好提前发放抽签号的准备，一方面把这里出现的严峻情况向人行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希望他们批准我们提前发放抽签号，同时也转告了警方的意见。
人行的意见很快来了，批准我们的意见，但要求我们确保承销工作的安全。大家都明白，安全比诚信更为重要，一旦出现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谁都承担不起责任。体育场内的人群听到我们正在研究提前发放抽签号的消息，并被告知在场内的人都可以得到一张抽签号，不服从指挥的人将会被驱逐出场等等，一下子安静下来，需求得到满足的“狼群”一下子又变成了“羊群”，驯服得很，随着指挥的命令起立、立正，很快排成一支支整齐的队伍。
风波平息
此时我们面对的还有一个问题，那些还在马路上的人潮怎么办？场内安静了，场外的喧闹声显得更响了，甚至有人在领头高呼：“阚治东，出来！”场外人群不疏散，提前发放抽签号的工作根本无法执行，因为他们把体育场的门都堵死了。我提出，唯一的办法只有再开辟一个发放抽签号的大型场地，把场外人潮引向那里。我的提议得到大家一致同意。有人提出，离这里约两公里多的地方有静安区工人体育场，容纳万把人没有问题。我们立刻通知警方，由他们与静安区体委领导联系，让他们通知体育场工作人员打开体育场大门和照明系统。另外，紧急安排一批工作人员，在人群到达之前先在静安区工人体育场作好准备。一支由申银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和银行经警组成的小分队迅速集中，带队的是发行部负责人全志杰、司机顾汉耀。因为大门出不去，一行人只好带着发行抽签号和必需用品悄悄翻墙而出，直奔静安区工人体育场。
24日凌晨两点多，我们这里通过警方高音喇叭宣布新增设发放抽签号的消息，要求聚集在马路上并希望得到抽签号的人群立即前往新的场地。通知发出后，聚集在威海路的人群便很快奔向静安工人体育场。静安工人体育场那里刚打电话问怎么不见人过来，就听电话里有人惊呼：“来了，来了。”事后有人告诉我，那是不多见的壮观场面，只见一排雪亮的灯光直冲而来，一辆辆的士在体育场大门前戛然停下，每辆车里冲下四五个人，直问：“哪里排队？”问到后直奔而去。随后又是一排灯光直扑过来，“突、突、突”，每辆摩托上都挤了两三个人，再后面是响着急促铃声的自行车队，最后是黑压压的喘粗气、冒大汗的长跑队伍。不一会儿，近万人已进入体育场，安安静静地坐下。我们曾担心，派去的人太少，压不住阵。全志杰报告没问题，进入场地的人听话得很。
凌晨4点钟，五个场地同时开始发放抽签号，所谓抽签号，要比此后的认购表简单得多，就是在银行的对号单上加盖申银证券公司的专用印章，领取抽签号不用付钱，也不用验明身份证，事后在公证处的见证下，由工商银行储蓄处摇奖队摇号，根据抽签号发放数量和增发股票的股数确定中签号码，以及每张中签号码认购的股数。中签的人凭中签号再到指定的场所缴钱认购股票。因此，实际发放抽签号的业务流程很简单，把着大门发一张送一个人出去，速度很快，早上六点前，五个场地抽签号发放工作全部宣告结束。各发售点门外基本没有拥挤的人群，马路畅通无阻。
《：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2）
事后，我们在每个场馆都贴上了通知，说明本次增资配股认购踊跃，很多群众提前数天前来排队领取抽签号，为了照顾认购群众的身体健康和保证认购场馆周围正常的交通秩序，经请示有关部门，本次认购股票抽签号发放工作已提前进行并已结束，云云。不少人对此非常不满，在申银证券公司总部门前又嚷又叫，还有的跑到一些职能部门去宣泄不满，我们只能耐心解释，实在劝不听的，也只能任其自然，因为这些抽签号毕竟是发给了已经排了十多小时甚至二三十小时队的投资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发行工作存在舞弊行为。
第二天，我心里还惦记那些受伤进医院的人，让证券业务部的经理买些水果之类的礼品，去医院探望一下。事后，他们都报告没有什么大问题，不少伤者家属对我们积极救助并及时送往医院救治表示感谢，大部分伤者或家属不要求我们承担医疗费，他们认为我们不是过错一方。但是他们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给他们一张抽签号，因为他们很早就去排队了，如不是发生这样的意外，理应能拿到抽签号。这些伤者及其家属的谅解态度感动了我，在和公司其他领导商量之后，公司特别批准给几个伤势严重的每人五份中签号，其余伤势较轻的也获得一两张中签号。
抽签号发完后，我们经过计算，发现可以做到十个号码中签一个，每个中签号可以认购飞乐或爱使公司股票五股。当时，飞乐和爱使公司的股票都是５０元面值的，折成今天的股票就是每个中签号可以买到２５０股股票，当年增配股认购价格也就是在面值的基础上略微溢价３０％左右。因为此时的飞乐、爱使股票价格又涨了，所以每份中签号可以稳赚1000元以上。那年头，1000元等于一个人大半年的工资，如果他们把这些股票再放上几个月，赚得的数目就远远不止上面那个数字了。
上海新股提前发行，并差点儿引起大祸。由于有关方面打过招呼，上海媒体没有报道增发股票出现的混乱等情况，平静得像是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但还是有好事者把上海增发股票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向北京有关方面报告了，被告发的除了申银证券公司还有万国证券公司。万国证券公司在申华股票增配股工作中也出现了同样的险情。告状材料内容不仅仅针对我们两家证券公司，还针对上海有关部门。有关材料指控我们发放抽签号时秩序混乱不堪，出现堵塞交通、人员受伤和治安方面的问题，列举了多少人在拥挤中受伤，多少人在混乱中被偷被抢等等。
报告引起北京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为此派出调查小组前来上海。调查组到我们公司调查时，我的回答很干脆，在我们指定的场馆内没有任何被抢被偷的报案，在这些场馆内更没有出现拥挤踩伤的问题。至于场馆外的问题，不属于我们负责的范围，请调查组去向警方了解。
调查组让我带他们到现场看看，一看的确是很大的体育场馆，即使静安体育馆也能坐上3000多人。那时北京来的调查人员对股票没什么了解，更难体会人们对股票的疯狂，心想这么空旷的场馆内卖股票能出什么事！随后，他们又到警方那里了解，警方称没有这方面的报案。他们想找受伤的当事人调查，当事人不承认是为买股票受的伤。最后调查组只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结束了在上海的调查。
《：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3）
上海股票认购证
１９９２年以前上海的新股发行试过各种方法，初期只要排队付款就能直接买到股票。在对股票普遍认知不高的年代，还曾搞过有奖发行，鼓励大家买股票。后来股票热了，用过排队领抽签号，然后摇号，凭中签号付款买股票。１９９１年１２月，上海还尝试三家证券公司联合租用上海20多个体育场馆，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时发放各种股票的认购证，然后摇号，中签者再凭中签号分别到各家股票承销商那里付款买股票，那次动用的工作人员、物力之多，在上海股票发行史上是空前的。为了确保发行安全，几乎调动了上海所有警力，但还是出现江湾体育场和徐汇游泳池等场馆大门被疯狂的人流冲破，造成多人被踩伤的混乱局面。为此，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让申银、万国、海通三家证券公司设计更好的股票发行方式。我们几家证券公司都组织专人绞尽脑汁，拿出了很多方案，最后人民银行让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兼申银证券董事长金运牵头，在集很多方案长处的基础上，形成了１９９２年30元一本认购证的发行方式。
认购证面向上海市民无限量发行，实行一次发行，全年有效，多次摇号抽签，凭中签号码认购股票，一本认购证可以反复中签。认购证由申银、万国、海通证券公司联合发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受我们委托担任认购证发行的财务总代理。认购证所得收入，扣除工本费、承销费和广告宣传等杂费，其余全部捐赠给上海社会儿童福利事业。
金运副行长为了商讨确定认购证的设计、发行价格、发行方法，一次次召集三个证券公司的老总开会。三家公司坐在一起就争，争得最厉害的问题是三家证券公司在认购证上的排名问题。本来这事简单，整个认购证的设计制作、发行网点安排和组织摇号等大量工作，都是工商银行和申银证券公司承担的，申银证券公司理当排名前面。海通证券公司汤仁荣对排名持无所谓的态度。但是，万国证券公司管金生派出的代表不依不饶，坚持要有个公道的说法。我提出三家抽签决定排名，万国证券又认为这办法太俗，提出圆形排名。但是又引起新的争执，圆形也有个上下，那么谁上谁下呢？当时，上海这三家证券公司为获得１９９２年上海几十家公司股票的主承销资格，斗争早已白热化，因此在各种场合、各个问题上都是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后来人民银行代表发言，主张按三家证券公司设立先后排名，查查人行批准设立三家证券公司的文号，顺序是申银、万国、海通证券公司，总算解决了排名的问题。
对于认购证发行的问题，不少人认为一定非常火暴，在确保发行安全方面动了很多脑筋。有人提出每个发行网点的营业面积要大，周围场地要开阔，便于人流的疏散。有人认为维护发行秩序光靠各金融机构自己的经警队伍还不行，还得请警方提供警力支持。万国证券提出每份认购证的收费再提高几倍，避免散户盲目进入。还有人提出认购证发售时间不宜太长，避免发售过多，中签率过低，让人骂我们骗钱。为了认购证发售过程中的治安问题和发行纪律问题，我们没少开会，但就是没人提出认购证卖不出去怎么办？卖得过少怎么办？
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９日起，30元一张的认购证通过上海全市的证券公司、银行和信托公司的４５０个营业网点同时向市民发售。第一天，我们怕可能发生的问题出在自己下属的发售点，派了不少机关工作人员到各发售点协助工作，同时掌握第一手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也带几个人到处转转，算深入一线指挥发售工作。据说，各发售点开门前还有些人排队，但排着排着，看没有多少人跟上，排的人积极性就不高了。一天下来，一算发售出去的认购证，远远低于原先的预计，第二天的情况还不如第一天。
《：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4）
30元一张的认购证受到冷遇是大家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深想一下，人家不愿买这认购证也有道理。那个年头，30元钱不是今天无所谓的小数目，是大部分工薪阶层月工资的1/3，买多了买不起，买少了能中签吗？不少人听说这些认购证款最后是捐给社会福利事业，认定这是变着法子骗钱，对我们发售认购证的宣传根本懒得听，有些人即使买也只是一份两份的。
原定的认购证发售时间已经快结束了，一统计，离预计发售目标差得太远，只有５０多万份，金运找我们商量说就这样结束看来不行，决定把认购证发售延长几天，推迟到２月１日结束。最后这几天，我和金运等人都有些焦急，要求各网点加强推销工作，下面纷纷反映工作非常难做，认为每份认购证的价格定得太高了。申银证券公司当时在上海已有二三十个证券营业部，还有不少代理点，我的要求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申银证券公司发售的认购证数量不能少于万国证券公司。由此，我们各营业部下工夫做了不少推销工作，不少客户被我们烦得不好意思，才掏钱买几份。在认购证发售的最后一天，掀起了一个认购高潮，最后统计共发售了２０７７６６５份，尽管比原先预计的５００万份还差得很远，但总算也能向方方面面交待了。
“后悔死了，我怎么这么没财运，那时你们那么动员，我还是没买。”事后不少人都是这样对我们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事实上，大部分上海人都因为错失１９９２年那么大的一次发财机会而后悔了。
１９９２年，在上海市政府的推动下，上海的国有企业掀起空前的股份制高潮，这些公司通过申银、万国、海通三家证券公司策划、组织，分四批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于当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全年共有５３家公司发行面值１０元的股票共计５４７９7万股，全年认购证平均中签率高达８６９％。发行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中签率之高，是大部分人没有料到的，特别当时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股票发行价格依据的市盈倍数比较低，新股一上市都能获利不少。尤其是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１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全面放开上海的股价，上证指数在５月２０日的６１６点的基础上翻了一倍多，到２１日收盘时已达１２６５点，每股面值１００元的豫园商城股票突破１００００元。面值一元的新股一上市赚二三十元则是平常的事。有人说，一张认购证如果中签的股票好，另外卖的价格也好的话，能赚一万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花上三千元买上一百张认购证，当年就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对这种算法是否科学，我没有往深里研究过，但是如果把当年新发行的新股全部拆成一元面值股票，就是５４７９７万股，２０７７万份认购证平均每份中签２６４７股，那年平均每股新股上市后赚个２０多元则是很平常的事，也就是说再怎么算，当年一张认购证获利都在５０００元以上。看到人家那样赚钱，那些没买认购证的人怎能不后悔得心痛如绞？１９９２年股票认购证仅限向上海市民发售，而当时股票交易已通过上海交易所面向全国的投资者，因此可以说２０７万份认购证所带来的１００亿以上收益，是全国人民给上海人的一笔财富，但最终是落在为数不多的精明的上海人钱袋里了。
《：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5）
事后知道，在大部分上海人对认购证心存疑虑时，有些精明的上海人却成百上千份地往家里搬认购证。他们很清楚，认购证发售越多，中签率越低，因此买时都是悄悄地买，其中有的人嘴上还跟着嚷嚷认购证是骗钱之类的话，可是耳朵却密切注意我们认购证的发行情况，在确认认购证发售情况不是很理想的前提下，在最后一天搬回去了一箱箱的认购证。我认识一个地产商老板就毫不隐讳，他的原始资本积累就是靠买了１０００份１９９２年的股票认购证完成的。我还有一个朋友在机关工作，却很早就开上了私家车，他说这车钱就是买了１００份股票认购证赚的。
还有些上海人此后通过黑市购到二手认购证，也赚了不少钱。当很多人还在为错失认购证的发财机会后悔时，一部分同样没有买认购证的人却想到了认购证的黑市市场。
１９９２年３月２日，上海举行首次认购证摇号仪式，通过电视台向公众直播摇号实况。由工商银行储蓄处的摇奖队负责摇号，上海公证处负责公证，我作为证券公司的代表还讲了话。那天摇号发行的是７家公司的股票，１０元面值的股票总发行量是７０５万股。摇号结果是：中签的认购证买众城实业和异型钢管的股票５０股，买其他股票３０股，中签率为１０3％。中签３０股，也就是折成每股一元面值的股票３００股。有些人买了不少认购证，但没想到中签率这么高，缺少进一步认购新股的资金。有些人一见摇号后买认购证钱已赚回来了，见有人要就愿意出让手中的认购证。而有的人见第一次摇号中签率就这么高，又见我们反复宣传，年内还有多次摇号，认为买进二手认购证也是机会，从而在上海不少地方形成了股票认购证私下交易市场。最初每份认购证成交价格并不是很高，随着上海股市的进一步升温，认购证的价格也不断攀升，当每百份连号的没有注明持证人情况的“白板”认购证价格达到一万元时，不少人怀疑买进的人是否傻了，当每百份认购证的价格涨到２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元时，很多人深感不可思议。
事后回过头重新思索此事，从黑市花高价买进认购证的人并非头脑发热。可以算这样一笔账，就算第一次摇号后，花３万元从黑市中购入１００本认购证，按前面的算法，每百份认购证当年获利平均为５０万元，扣除最初持有人第一次摇号后获利的６万元，还有４４万元，扣除３万元买进认购证成本，还赚４０多万元，实际收益是认购证成本的十多倍。
有些人当年买进认购证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１日上海某报刊登一篇题为《悲欢离合认购证》的文章，文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个老太太，把子女给她的３０００元钱去存银行，老太太讲不清，银行错认为是买认购证，老太太捧了１００份认购证回去。当子女发现搞错后为时已晚，尽管很生气，但也没有什么办法。想不到这些错买的认购证给老太太带来了意外的５０万元以上的收益。此事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相信上海之大，无奇不有。记得当年我们证券公司员工按规定是不能买股票的，因而也不能买认购证。但有个员工有亲戚的小孩过周岁生日，想想也没什么礼可送，就以对方的名义买了5份认购证作为特色礼品送了过去，想不到竟给他们送了一份大礼。
有文章认为改革开放后，上海人的社会价值观经历了三次冲击，第一次是个体户的冲击，第二次是出国潮的冲击，第三次就是股票热尤其是认购证的冲击。作者担心通过认购证致富这种带有很大投机成分的做法，会影响人们劳动致富的价值观。今天看来，这种担心显得有些多余。但这篇文章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当年的认购证对上海人经济生活的影响。上海证券市场从成立之初便为上海人提供了不少发财机会，但被大部分上海人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
《：我的股市人生》 第四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四章（1）
南征北战
全国性证券市场的形成
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全国9家特大型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时间排名第一的是青岛啤酒。青岛啤酒股票的发行标志着中国股票发行市场走向全国性市场。同年，中国证监会成立，几度春秋的中国股票市场终于摆脱了小打小闹的局面，拉开了全国大发展的大幕。
申银改制
1992年12月22日，上海申银证券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正式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这也是经人民银行正式批准的全国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
申银证券公司从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走出来，成为工商银行全资附属的证券公司。初期注册资本仅有3000万元，后经一再申请，资本金增加到6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含500万美元。但仍难以满足申银证券公司发展的需要，当时建一个证券营业部需要投入500万元营运资金，我们那点资本难以满足上海网点的建设需要，更不要说让申银证券走向全国了。另外，由于申银证券公司直属工商银行，财税上套用央企标准，利润中只有69%的部分可以用于公司自身发展，其余都要上缴，这更加限制了公司的发展。当时，继续要求工商银行追加资本的可能性很小，于是我想把上海财政作为股东吸纳进申银证券，一方面可以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把申银证券转为地方金融企业，这样既可以给地方财税作点贡献，又可以得到地方政府更多的支持。
我把这一想法透露给上海当时的财政局副局长周杏英，没想到她反应很快，没几天就告诉我，上海市领导对参股申银证券公司非常感兴趣，立即约我到他们局里与她以及周友道局长、董鼎荣副局长等详谈此事。随后，又派企财处副处长赵叶龙和预算处副处长刘红微等来公司与我们详谈细则。
第四章南征北战
1991年6月7日的那次双方洽谈，申银证券的参加人有胡瑞荃、财务部王秉森和陆文清等。当时我们还没考虑到股份制问题，只是谈申银证券由工商银行的全资子公司转为与上海市财政局合资经营的地方金融企业的事宜。初期，上海方面坚持在持股比例上要占大头，我坚持要考虑申银证券公司的历史延革，应由工商银行控股，最后双方各让一步，达成双方以50%对50%的比例入股，原申银证券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变，仍属工商银行管理。并商定合资后的申银证券公司实现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长由工商银行派人担任，副董事长和监事长由财政局派人担任。并达成共识：为申银证券的长远发展，在公司每年的利润分配中，税前利润的20%充入申银证券的资本金。
这件事断断续续谈了一段时间。等我听说万国证券已在考虑改制为股份制后，心想证券业发展这么快，为何不乘机多吸纳些股东，改制成股份制的证券公司？这一建议得到工商银行、上海市财政局领导的全力支持，也得到众多大型企业的响应。公司为此成立改制领导小组，我任组长，副总经理姜国芳任副组长。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申银证券公司于1992年正式提出了《关于设立股份制证券公司的申请报告》，我们在申请理由中作了如下阐述：
（一）改制后，股份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在税收、留利使用等方面更有利于企业发展。同时，通过股权关系规范产权及各种利益关系，有利于企业自主经营、自我发展。
《：我的股市人生》 第四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四章（2）
（二）转换机制，有效支持地方建设。改制前，公司税利均上缴中央财政，地方收益甚微。改制后，作为地方企业的申银证券公司，两年内上缴地方财政税金即可达到34亿元，可支持地方经济建设。
（三）相互参股，有利于利益共同体的建立。地方财政、金融机构以及上海市大型企业与申银相互参股，不仅有利于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而且有利于金融、财政与工业的融合，形成三位一体的新型经济实体，为上海发展经济探索新的体制。
（四）职工参股，增强企业凝聚力。改为股份公司以后，职工参股，在经济上得到更多的实惠，有利于进一步调动职工积极性，加强企业利益共同体的建设。
改制方案得到了工商银行的支持，随后，工商银行和上海市财政局以股份公司发起人的身份向上海市政府、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提出请示报告。再由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人民银行总行提出“关于组建上海申银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请示报告。
我为此专门赶到北京，得知我们的改制报告报上去后，万国证券和海通证券的改制、增资报告也到了北京。当时证监会还没成立，证券公司仍归人民银行管理。人民银行金管司司长金建东告诉我们，申银证券改制和增资的事“有点够呛，人民银行正忙着筹备华夏、南方、国泰三大证券公司，哪有工夫考虑你们的事”。
改制和增资对申银证券的下一步发展关系重大，我让姜国芳在北京盯着这事。当时，姜国芳刚从分行组织处调到申银证券公司，他善于与人打交道，没多久就把人民银行的内部关系搞得很熟。为了稳妥起见，人民银行金管司并没有把我们的报告直接递给行长，而是写了一份简报，说明成立股份制证券公司的种种好处，在简报中附带了申银证券公司申请改制、增资的内容。人民银行的行长们传阅了这份简报，都画了个圈，没有具体意见。大家都说有希望。
等姜国芳再一次到北京，金管司的路畔生、宋会等就告诉他，行长有原则性意见了，这事可以办了。果然第二天，金管司几位处长就把批复给了我们，正式批文随后几天也到了上海。
中国人民银行证管办（1992）第101号
《关于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改建为股份制公司的批复》
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你行沪金管（92）5278号文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同意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按有限责任公司的组建原则改建为股份公司。原则上同意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财政局上报的改建方案。
二、请你行通知公司改建的发起单位按有关规定抓紧进行公司的改建工作，及时将改建情况上报总行。
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办公室
1992年12月3日
随后，公司召开改制招股新闻发布会，会上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处长王华庆宣布了人民银行总行的批文。我在会上表示，申银证券改建为股份公司以后，将一如既往，不断进取，在支持上海的经济建设，促进浦东的开发、开放，推进金融中心地位的恢复和形成，全方位地参与上海证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促使上海金融国际化和申银证券自身等发展等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会上，全国一批大型企业当场表达了参股申银证券的愿望。
申银证券公司的招股工作进展顺利，仅花了20天时间，增资改制工作全部完成。申银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提高到6亿元人民币，其中，工商银行222亿元，占37%的股份，它没有另外掏钱，只是把积存的利润转为股本，沈若雷行长兼任董事长；上海市财政局出资21亿元，占35%，周杏英副局长兼任副董事长，董鼎荣副局长兼任监事长；包括金山石化总厂、中国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氯碱化工总厂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50家国内大型企业成为申银证券新股东，出资168亿元，占28%。
《：我的股市人生》 第四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四章（3）
在新的股东会和董事会上，我仍担任副董事长兼总裁。
